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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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范文

关键词：循环经济；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发展

循环经济视角的产生，源于人们对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思考转变，属于新兴经济发展视角之一。循环经济想要更好更快的发展，必须要依靠可持续发展，所以可以将绿色发展与发展过程中的环保程度作为基本指标。从循环经济的视角下思考宏观经济政策所能起到的作用入手，让经济发展政策与可持续发展、环保观念相互结合，保证社会更好更快的发展。

一、循环经济基本原则

循环经济理念的提出，是为了保证经济发展给环境带来的影响最小化，所以循环经济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遵守“减量化原则”、“再利用原则”以及“资源化原则”。

1.减量化原则

减量化原则是最为重要的环节，为了减少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冲突，工作人员必须在生产的源头上考虑如何节省资源，提升资源的整体使用效率。可以通过改造生产技术、实施生产清洁的方式来减少污染物排放。

2.再利用原则

再利用原则属于控制性原则，理念是让生产工作者可以多次使用相同物品，或者让同一物品在多种环境下使用。也可以将再利用原则视为延长产品寿命的一种原则，通过这一模式来减少资源整体使用量以及废弃物品的排放数量。

3.资源化原则

资源化原则属于输出端控制原则，让废弃物变废为宝，转换为可以二次生产的原材料，投入到生产过程中产出新的产品，将新产品再次投入到生产或者是市场中，通过资源二次利用的方式来减少废物的排放量[1]。

二、循环经济视角下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

1.促进经济发展

从循环经济视角的角度入手思考宏观政策可以起到的作用。循环经济模式属于我国经济发展基本模式中的基础性思考模式与追求模式，不仅可以提升经济发展速度，同时也可以减少经济发展给环境带来的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对经济整体发展态势进行调整与掌控，将二者相互结合，通过循环经济的模式制定宏观发展的经济政策，让经济社会实际情况与经济发展相结合，实现经济高速发展[2]。

2.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从循环经济的角度思考宏观经济的作用。循环经济可以改善社会经济发展的质量，这一要求不仅符合我国当前基本国情，同时也符合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在保证经济增长速度的前提下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将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质量相互协调，提升宏观经济政策所需的可持续性，保证社会发展质量[3]。

3.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统一

循环经济可以将宏观经济政策和环境保护相互融合。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下，国家对经济发展的认同程度较高，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却很少关注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随着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提出，相关从业人员更多的关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经济的保护以及节约资源的重要性，减少经济发展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4.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式

宏观经济政策在国家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只有保证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才能保证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指标不会偏离国际整体发展趋势。让循环经济与环保发展理念相互融合，从二者的交集中寻找宏观经济发展目标的制定方向，提升经济发展的整体质量与速度[4]。在 2010 年以后，国家出台了一些政策扶持经济发展，如表 1 所示。

三、结束语

从目前我国的基本情况入手进行分析可发现，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比较片面，不能对循环经济的未来发展起到指导性作用。宏观经济虽然可以带动经济增长，但是对环境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对循环经济的发展没有太大的推动作用。循环经济的整体目标不够明确，所以采用的政策与手段也与循环经济的基本需求相差甚远，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循环经济这一辅质的政策不能完全融入到宏观经济政策中。根据这一实际情况，可以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首先可以推展循环经济的政策目标，比如在财政政策上，可以将激励政策与惩罚政策相互协调。比如在产业政策方面，可以纵向的拓展目标，优化产业结构，将其调整为市场行为。对资源和环境等方面的政策来说，需要转变我国政策偏移力度，多关注环境与资源，形成长久的发展机制。为了保证循环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环境及资源政策和金融支持政策等方面入手，制定政策清单。采取多方相互协调的模式对循环经济的发展进行宏观调控，促进循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林纯萍.循环经济视角下的绿色技术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D].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14-16.

[2]赵君.循环经济视角下我国公司环境责任的法制化[D].新疆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05-07.

第2篇：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范文

关键词：市场经济 宏观调控 宏观政策

引言

为了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动问题，维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通过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是一个有效的手段。而宏观调控的作用又受到政策因素的影响，因此，分析影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政策性因素，并提出对应的策略，对于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具有积极意义。

一、影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政策性因素

（一）政策透明度

政策透明度是影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与经济相关的正常信息资料一旦不透明，将导致公众获取相关资料的难度增加，使得公众估计经济发展趋势的难度加大，反应延迟。同时，宏观调控主体通过公开其所采用的经济调控模型来向公众传递所采取的调控机制，使得公众对经济发展趋势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加快了公众对经济政策的反应速度。再者，通过提高国家政策的透明度，及时的公布宏观经济调控、运行判断的相关政策与策略等，使得公众能够更好的预知调控主体的相关政策行动，降低了市场剧烈波动的可能性。一旦调控政策与工作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别时，通过强化两者之间的交流可以有效的缓解这种认识方面的差距，而不断的增加政策的透明度显然是不能完全的消除公众认识与调控主体之间的不一致，但是却有效的降低了两者之间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从这个方面来看，提高政策的透明度能够更好的发挥政策方面的作用，便于向公众传递相关的政策信息，使得经济调控的宏观政策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可，引导公众形成一个合理的经济政策预期。

（二）政策时滞

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状况及运行的整体态势发生变化及至整个调控主体完成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同时直到所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相应的控制目标产生对应的效应时，一般存在着对应的时间间隔，这就是所谓的时滞，也称作宏观调控过程中的时间滞后。而这个时滞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效果以及调控目标的实现程度具有直接的影响。当调控时滞越长时，所产生的调控效应将会越慢，效果也会越差，达到的最终调控目标也将越低；反之，当调控时滞越短时，所达到的整体调控效果将会更好，最终实现的调控目标的实现程度也就更高。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调控时滞，导致任何的调控行为以及调控理论政策都将可以与所获得的最终调控效应合并起来实现最终的调控目标。但是，在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这种调控时滞经常会导致一些调控政策出现失效的问题，有时甚至会加大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矛盾。

（三）多项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与配合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的一个主要方式，尤其是对流通与资源分配领域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是两种常用的宏观调控政策手段，也是现代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核心。两者之间在作用方面虽然有效的克服了流通与分配范畴当中的各种矛盾，在保持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过程中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两者所作用的社会生产环节与领域是不同的，导致单独的利用某一项政策手段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过程中都会出现相关的缺陷，存在着对应的局限性。

基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个方面的特点与政策存在的差异，因此在会死机的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所采取的调控与操作策略往往只是针对某一个环节的具体情况以及政府具体的宏观调控目标来进行的。而两者之间的合理搭配与相互协调是保证我国宏观经济体制与结构完整的一个有效方式，通过两者的协调来保证供求关系与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

二、提高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的对策

（一）尽量缩短宏观调控的时滞

这首先要求建立一个完善的宏观主体调控信息系统，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以及宏观经济政策所产生的作用进行实时监测，提高宏观经济政策实施主体对经济整体运行态势的判断和预测能力；对当前的宏观调控决策体系加以完善、增加调控中主体的决策能力以及调控主体决策的效率，确保调控主体的调控决策果断高效，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正确的宏观经济决策；同时，应该尽量的减少由于宏观调控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冗余程序，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执行机构的整体工作效率。

（二）有效增加政策透明度

合理通过说明手段来提高沟通的整体有效性。对于调控主体，应该对调控政策出台的背景以及预期达到的目标进行说明。尤其是在公布相关的预测调控指标过程中，政府应该对产生的可能结果、所应用的理论依据与模型等制定一个详细的公布细则内容。对与实际执行效果与目标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找出其中存在的原因和可能产生的影响。应该对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矛盾现象，调控主体应该分析产生这些矛盾的主要原因，并调控好这些目标之间的偏向。

（三）强化对预期目标的引导

在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市场主体必然存在着一个对宏观调控政策以及经济变量适度变化的预期，完全消除这种客观存在的预期行为是不科学的。而需要通过一个合理的途径来对这种预期进行有效引导，使得市场主体所产生的预期与调控主体最终实现的目标尽量相一致。因此，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过程中，就应该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主。虽然任意的调控政策实施对市场主体所产生的影响，诸如利益得失等问题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只要以社会绝大部分的利益为利益取向进行调控，所实施的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得到广泛的支持。这也就使得宏观调控政策所发挥的作用更加有效。

参考文献：

第3篇：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范文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社会经济矛盾；宏观经济政策；政府运作行为

［中图分类号］F12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24-0065-01

1引言

在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的同时,近年来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一个关键的挑战就是如何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并消除分配不公。随着中国经济开始进入相对温和的增长阶段,这意味着要采取新的战略来应对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研究表明,就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解决国际上已经有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而言很好地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并剖析中国产生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对于消除产生中等收入陷阱的隐患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从新的角度剖析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有关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我们从新的角度剖析这一现象。其重要观点是,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完整的收入分配政策,只有收入分配原则,因此没有可操作的有效措施去调节收入分配。目前中国的收入的调节只是在零散的、数量有限的个人所得税中体现；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性增大的原因之一是不协调的宏观经济政策所致。一般来讲,收入分配政策主要体现在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中。而迄今为止我们所讲的收入分配政策实际上是确立收入分配政策的原则。显然,政策原则与具体政策的实施有很大的不同。

21财税政策

早在2005年5月24日《福布斯》就了“全球2005税务负担指数”,在世界52个国家及地区雇主与雇员的综合税务负担中,中国内地的税负名列全球第二位,仅次于法国。这一年800元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已经25年没变。我国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经历过几次改革。自1980年开始实行个人所得税开始,当时免征额设为800元。经过近30年的发展,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收入的增加,2006年,免征额由800元提高到1600元。2008年财政部和国税总局有关文件要求个人所得税2000元免征额从当年3月1日起执行。2011年9月1日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由之前的2000元提高到3500元。除了起征点上调到3500元以外,个税法修正案内容还包括将工资薪金所得的九级税率减少至七级,取消了15%和40%两档税率,将第一级税率由5%下调到3%。级距也被进一步扩大,第一级税率对应的月应纳税所得额由现行的不超过500元扩大到1500元，10%税率的对应范围由现行的500~2000元扩大为1500~4500元,45%税率对应的范围则由原来的10万元以上调整为8万元以上。调整后个税全年减收1600亿元左右,其中提高起征点和调整工薪所得税率级次级距带来的减税大约是1440亿元,占2010年工薪所得个人所得税的46%。经过调整以后,工资阶层纳税比例由之前的约28%下降到约77%,纳税人数由约8400万人减至约2400万人。

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尽管中国的GDP已超过日本排名世界第二,但是个人收入的增长仍然大大落后于GDP的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的人均GDP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在金砖五国中也仅高于印度,处于倒数第二的位置,甚至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创造的高额GDP与大多数人群的相对低收入状况不相符合,政府没有把GDP装进百姓的腰包,而且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情况也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十分有利于政府部门,政府官员作为受益者不愿意向有利于自己的税收制度开刀所致。

22货币政策

中国长期实行负利率与扩张性货币政策,一方面在投资选择余地不大的情况下剥削了在乎储蓄收益的中低收入者的血汗钱,另一方面过于扩张量化宽松政策使有限的个人财富大量蒸发。2011年5月,中国的广义货币达到了7634万亿元。2000年年底只有1325万亿元。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中国代表社会购买力的广义货币总量增长了6倍多。货币的超发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财政的透支,在目前这样一种全球债务危机的环境下,中国应当对自身目前的货币环境和货币运行机制以及财政运行机制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与货币政策相关的经济的高增长与股票投资者财富的高蒸发,以及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与最差的股票市场令人印象深刻。再加上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诸多缺憾,居民“没钱花”和“有钱不敢花”的情况正是当前收入分配格局引发的内需相对不足的症结所在。在收入分配政策中货币政策失效性已经强力显现。

另外,经济的现实对货币文化带来的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改革和发展把社会分化成价格敏感阶层与不敏感阶层两个群体。价格不敏感阶层很多,不仅包括它的主体――国有大型企业,还包括所有列入3000亿元公车消费中群体的人,对于油价上涨均不敏感；所有能够公款吃喝或者能够通过证券与房地产市场成为亿万富翁的人,能够动辄开名车的人,对于食品价格上涨都不敏感；拥有数套房的人,对加息更不敏感。价格敏感阶层是那些承受压力的是举步维艰的民营企业和弱势群体。目前中小企业正在承受成本上升、拉闸限电、人民币升值这三大压力,而弱势群体不用说买房,就是日常的柴米油盐酱醋肉蛋等可能也成问题。现实中的比较严重的两极分化情况,是管理层在出台相关政策时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3结论

长期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过多地把注意力主要放在经济增长上,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有些问题已经演变成难以根治的顽症,开始危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把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经济运行的质量上来,是改变宏观经济政策倾向性的必然要求。特别是要改变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政府、企业、少数个人的财富积累持续增长与大部分居民财富份额的相对下降的情况，进行有效的政策调整,首先要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内核――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更多地考虑调节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这已经是大势所趋。

参考文献:

［1］望杂志编辑部30年收入分配政策流变［J］.望，2009(20)

［2］李迅雷中国贫富差距何时才能缩小［N］.第一财经日报，2010-05-12

［3］王小鲁不应回避的灰色收入［N］.第一财经日报，2010-07-26

［4］郑秉文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警示［N］.浙江日报，2011-05-27

［5］王永利中国货币超发14万亿是通胀罪魁祸首［R］.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1-07-13

第4篇：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范文

关键词: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9-0055-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09.12

2008年末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上公认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监管机构在强化微观审慎监管要求的同时,忽略了宏观审慎监管的建设。危机后,如何防范、应对和处置系统性风险成为各国加强金融监管面临的主要研究课题,也是宏观审慎监管所强调的内容。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宏观审慎监管,从金融体系整体而非单一机构角度实施的监管,并力图通过对风险相关性的分析、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监管来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而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是指以制度和措施防控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即如何识别和度量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如何防止风险在不同市场和机构之间传递,如何实现各类宏观审慎监管当局之间的协调与信息共享。再从宏观审慎监管的目的来看,其旨在防范系统性风险。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部门,负有金融稳定之责,其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属法理之中,但“三会”作为微观监管部门,也要提加强宏观审慎监管。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目前“一行三会”的架构之间的宏观审慎监管是否能做到互通信息。从银行业监管角度来看,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是否会偏废促进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的监管目标,以及加强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是否会与中国人民银行及其他监管机构发生职责重叠,如果加强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着实必要,那么它是对付金融危机的应时之需,还是长期之策,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的工具又是什么,以及它监管的重点有哪些?本文将围绕以上问题展开研究。

二、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性与特征分析

由于我国金融业在综合经营不深、对国际金融市场参与不深的情况下,银行业损失较小。虽然避过了金融危机,但并非说明我国的银行业监管能力超强。受国际金融危机启发,当前,我国银行业监管实行宏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有其必要性,但同时在监管实践中也面临着重重障碍。

(一)传统系统风险理论与现实金融危机比较

传统的系统风险认识理论认为系统风险的爆发主要由银行而非其他金融机构引发的,银行作为存贷方的中介,其资产结构具有存短贷长的特征。因此,它的倒闭能够引发系统风险,而其他金融机构因自有资金和客户资金相分离,不具有银行这样的地位和作用,它的倒闭不会引发系统风险。但此次金融危机实况表明,正是投资银行等券商的先行倒闭继而殃及银行,在金融危机爆发伊始,与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相比,商业银行系统遭受的损失的确较小,但伴随着危机的发展和影响的深入,以花旗为代表的国际大型银行也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因此,银行之外的金融机构也会引发系统风险。

(二)宏观经济平稳与银行业有效监管比较

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有利于促进金融稳定与金融业的发展。为此,金融业的机体健康和安全稳健取决于其所置身的宏观经济环境。如果宏观经济环境不良,宏观经济政策缺失,那么金融审慎经营与审慎规制和监管免不了会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的“绑架”而无法有效贯彻,最终贻害金融和实体经济自身。反之,银行业的稳健对金融稳定和宏观经济平衡起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我国金融市场一直是银行主导型市场,银行业资产占全部金融资产在90%以上,因此,我国金融风险主要来自银行系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银行体系的安全性,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银行业的稳健运行。

作为稳健经济环境的关键组成部分,有效的银行监管与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一起构成了金融稳定的关键因素。从2008年末至2010年一季度末,为确保中央提出的“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目标的完成,央行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人民币各项贷款2009年新增9.59万亿元,2010年一季度新增2.6万亿元。巨额信贷背后,贷款集中度问题突出,不仅客户结构,而且期限也高度雷同。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的针对个体的微观审慎监管已经不能完成对风险的全覆盖,宏观审慎监管提上日程,即更需关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整体系统性风险。

(三)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比较分析

宏观审慎的诞生填补了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和微观审慎监管之间的鸿沟。加强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有助于降低银行业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作为一种新型的监管模式,其区别于微观审慎监管主要显现在不同的监管目标以及由此而采取的不同监管措施上。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在于防范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防止经济增长受影响;在监管内容上,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侧重在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整体行为以及金融机构之间相互影响力的监管上,同时关注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因素;从具体监管对象上看,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更关注银行和以银行为主的金融集团的行为,以及金融市场整体趋势及其与宏观经济的相互影响。而基于金融创新使得风险转移的形式多样化和金融一体化背景下使商业银行面临着无法规避的系统风险,仅仅通过微观层面的审慎监管还不够,尚需要宏观层面的审慎监管。

(四)宏微观审慎监管与现有体制比较

坚持宏微观审慎监管有机结合,有助于实现两者相互促进,增强彼此的监管效果。如对于银行的信用风险敞口监管,微观审慎监管措施会关注该银行信贷资产的集中度和相关放贷政策,而宏观审慎监管措施则会关注银行业整体的信贷规模及其与有关资产价格的关系,并据以判断银行体系是否正在积累信用风险。而现有体制之困在于:一是多头监管风险。在传统的分业经营模式之下,不同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被严格限定在特定的领域之内,金融监管采取机构监管的多头监管模式,单家监管机构容易犯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其一,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当形式上不同业务种类的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在经济功能上有相互替代的可能时,机构监管模式就很容易受到金融机构的规避与操纵,无法对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的监管。其二,可能使得不同监管部门对同一宏观经济政策态度不同,进而影响金融监管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结果,不利于协调机制发挥实效[1]。其三,基于多头监管产生的三家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协调与信息共享、监管当局、中央银行和其他宏观审慎部门之间的协调与信息共享,仍然限于表面化和形式主义,缺乏实际效果。“三会”曾在央行和财政部缺席情况下召开过两次监管联席会议,并以备忘录的形式表示对金融机构综合经营应实行“主监管”制度。但这一制度实际未获央行认可,实际也未真正实行[2]。“三会”之间的联席会议在召开两次后也未能持续。二是政策体制风险。我国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当前主要表现在快速膨胀的资产泡沫,包括高昂的房地产价格,其根源是政策风险。政府作为金融与非金融资产的主要持有者和金融市场的监管者,金融机构仍然是政府所有或受政府控制,监管部门可以直截了当地干预这些机构的内部事务,包括向其派遣管理人员。此外,一些超大规模的金融集团、数量众多的担保公司、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机构也游离于审慎监管之外,存在一定的系统性风险隐患。

三、加强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的思路与对策

加强宏观审慎监管赋予了银行业监管部门新的职能,对银行业监管部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一问题上宏观审慎监管更多应体现为监管理念,而从政策实施操作上,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应包括几方面:建立与宏观经济部门的合作关系;调整银行业监管机构内部职责;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完善系统性风险分析工具方法和培育宏观视野的监管人才。

(一)建立与宏观经济部门及其他监管机构间的良好合作关系

强调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理念认为,仅凭微观层面的努力难以实现金融体系稳定,监管当局有必要从经济活动、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行为之间相互关联的角度,加强宏观经济管理部门、金融监管各部门之间的协调,这是当前强化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方式之一。从前述可知,金融危机扩散的原因之一是监管机构之间、监管部门与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称。因为分割式的监管体制和缺乏宏观协调外部关系容易导致重复监管、“监管真空”和政策相左。然而防范系统性风险,应对处理危机往往又超出了监管部门的能力范围。就单个的金融监管当局,主要的任务是维护具体的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其本质属于微观审慎的范畴。这些机构虽也涉及一部分宏观审慎职能,例如逆周期资本金监管制度,以及对金融机构同类组的某些监管政策等,但终究不会有整体图景。

银行业监管部门的持续监管也仅是金融安全网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最后贷款人、公共财政部门在处理应对危机中的功能是不可替代的。着眼于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必须从完善金融安全网的角度,建立与上述宏观经济部门的良好合作关系,以及加强监管部门沟通合作和明确问责制度,对防范系统性风险十分重要。具体而言,一方面银行业监管部门应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部门建立良好的沟通与协调机制,统一各部门的判断和认识,降低部门判断的差异,避免可能导致实行的不同政策在目标上的冲突,如增进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与配合[3]。在同一金融市场环境条件下,货币政策、监管规则的基础是银行的稳健经营与银行业的稳定,决策的着力点在于“市场约束”下的资产价格。因此,需要共同加强对资产价格、金融风险的研判,增进信息沟通和共享,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最终实现整个金融体系稳定的目标。另一方面,不同监管部门在明确各自职责分工基础上的定期信息交流制度、经常联系机制及联席会议机制应继续贯彻和有效执行,并应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力求发挥合力,使监管更加及时有效。

此外,银行业监管部门应具有适当的权力和工具以制约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行为,以保证协调能够发挥防范系统风险的实效,建议赋与银行业监管部门参与宏观经济政策决策的适当权限。

(二)调整银行业监管机构内部职责分工与结构

金融危机表明,无论是“双线多头”监管,还是“单一主体”监管,都不能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阻止金融危机的传播,“最优的监管制度”并不存在。在我国现行的银行监管体制下,明确银行监管体系内部的审慎监管与业务监管职责分工。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层面应集中专注于宏观审慎监管,省级派出机构则应加强业务合规监管,实现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内部协同,分局及监管办事处专注于微观审慎监管,应通过调整职责分工以控制银行体系的整体风险水平,使之与监管资本最低要求相适应。同时,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银行监管论坛等机构,完善监管政策目标的传导机制,改善银行监管的微观基础。

(三)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建立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并不意味着原有的微观监管框架,而是在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仍然需要继续推行的前提下,宏观审慎性监管的推进应考虑到整个银行业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由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顺周期性,其重要表现是经济繁荣时期,银行增加贷款,促进经济进一步繁荣;经济衰退时期,银行收缩信贷,导致经济陷入更严重的衰退。因此,建立宏观审慎机制的目的就是要解决目前市场中的顺经济周期的机制,采取适当的逆周期政策、建立适当的逆周期机制,这也将成为未来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应消除这种顺周期性以及引入逆周期性的资本缓冲制度框架。资本缓冲制度的设计理念在于通过要求金融机构在经济条件良好时增加资本,在经济条件恶化时减少资本,从而以一种逆周期的方式执行资本充足规则。笔者以为,消除顺周期性和巩固银行资本的建议正是沿着有助于维护金融稳定的正确方向前进。但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必须避免因强化监管规则而损害经济的稳定性。正因为如此,确保监管规则的灵活性非常重要,如应参照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具体条件,灵活把握执行资本充足规则的程序和时机。

同时,监管体制安排的宏观审慎取向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扩充。对单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严格监管自然不能松动,但监管者还应投入更多资源用于对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之间关系以及机构与整个金融环境关系的研究上,包括研究银行的主营业务线是如何连接到更广泛的信贷媒介过程中、金融系统风险是在哪些领域逐渐聚集而高度集中的等问题。银行业监管机构应力争找到用有限的资源“反制”银行业系统风险积聚的办法,而在确定阶段性监管目标的时候必须现实一些[4]。根据竞争性市场原则,宏观审慎监管不应追求零失败目标,应允许无效的金融机构在竞争中退出市场。事实上,在一个动态变化的市场中,不可能期望通过监管完全消除所有的不稳定。

(四)选择宏观审慎监管策略、工具及重点

银行业是一个高负债、高杠杆、高风险的行业,对整个经济而言,银行及其提供的金融服务具有公共性质,有较强的外部性。因此,强化宏观审慎监管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方略,而不是当前危机期间的短期选择。宏观审慎监管应包括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和宏观审慎监测,“工具”主要指监管者采取的行动,是一部分或全部微观审慎监管工具之和,如银监会新要求商业银行以备不时之需的及时调整商业发展计划、资本补充计划、利润分配和薪酬计划。实际上,宏观审慎监管的核心内容就是丰富和完善金融监管工具。“监测”主要侧重于市场分析,包括数据搜集和分析、预警系统及压力测试等,采用先进的系统性风险方法,这种分析要覆盖居民、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的信贷及杠杆化情况。考虑到系统性风险中经常出现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及时掌握体系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之间相互的头寸比例,特别是大型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头寸监管将成为一种宏观审慎监管的工具。加强宏观审慎监管,运用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完善银行业风险预警机制,改进银行业风险监测和压力测试。

在当前形势下,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重点应在于防范金融跨市场、跨领域发展可能潜藏的系统性风险。即关注那些能够产生系统性风险的集团内部不受监管的实体和不经营业务的控股公司;关注金融体系的结构,包括金融市场本身的结构、融资结构、投资者结构、金融工具结构、市场参与各方的资产负债结构等的脆弱性;关注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有效防范跨市场风险的传递和蔓延,尤其是对于创新金融产品,如理财产品等,要按照“风险可控、成本可算、信息充分披露”要求强化管理,以及要把与地方政府有关的业务全部纳入监控范围内。要进一步加强对大型银行的并表监管,提高商业银行的并表管理能力。通过这些措施,实现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对接和有机配合,确保银行业稳健发展。

(五)培育具有宏观视野的监管人才

在现有的监管制度中引入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将会带来一些挑战。实施全面系统性风险监管要求监管者更专业,具备丰富的金融市场与机构专业知识,具备对市场和机构足够的认知、精确的分析、处理大量信息的能力,并能对市场上不关联的信息进行收集与处理。为此,银行业监管者要树立宏观监管意识,不断提高宏观政策水平,同时还要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

综上所述,建立宏观审慎监管体制是大势所趋。我国需要顺应这种调整趋势,建立和完善系统性风险应对和防范体系。当然,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除了需要在上述方面进行充分论证准备,现阶段我国的宏观审慎监管还涉及宏观经济金融运行、政策和文化因素。我国既不能过度监管,也要避免监管不足;既不能盲目推进、徒增成本,也要避免放松和迟缓改革。银行业监管机构以某种形式参与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是不可或缺的,也必将在宏观审慎监管中扮演重要角色。但这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挑战。

参考文献:

[1]包勇恩,韩龙.论金融监管中的宏观审慎原则[J].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9(1):14.

[2]夏洪涛.强化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监管权限的思考[J].武汉金融,2009(10):40.

[3]成家军.宏观审慎监管:概念、特点与政策框架[J].内蒙古金融研究,2009(7):12.

[4]努特・韦林克.金融监管安排:危机中的教训[J].中国金融,2009(5):19.

The research on implementing macro prudential regulation of our banking

HUANGHan-xing

(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 fujian office,Fuzhou 350004,China)

第5篇：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范文

在各国强有力刺激政策的作用下，2009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出现了复苏态势。但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和汇率战等标志性事件的爆发，又使得人们对于经济复苏的复杂性有了更加充分和深入的认识。反思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和危机以来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要引导世界经济实现全面稳定的复苏，必须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

金融危机是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在长期经济增长趋势已经降低的情况下，过度刺激国内需求而造成的。从需求端看，美国在次级贷款危机爆发之前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房地产过剩问题，说明其国内需求已经无法支撑经济像过去那样高增长了。从供给面来看，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高增长，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对经济的拉动。进入新世纪之后，信息技术革命及其普及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可以说，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现在都不足以支撑发达国家实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样的经济高增长了。

危机发生后，各国都实行了强力刺激经济政策，使世界经济较快走上了复苏之路，避免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那样的大萧条，但发达经济体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负面效应已经开始显现。目前，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债务负担沉重，债务风险明显加剧，欧洲债务危机有可能从希腊、爱尔兰向其他国家蔓延，债务风险大大压缩了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

发达经济体财政政策的扩展将在2011年面临很大的局限，鉴于其经济复苏对刺激政策的过度依赖，财政政策弱化之后，将普遍出现经济减速的情况。2010年与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相比，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经济将实现正增长，美国仅仅是大体持平，而德国、法国等国家都接近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意大利、日本、英国等国家都难以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并且存在明显差距。而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印度、巴西、印尼等国家GDP较2007年大幅度增长，俄罗斯仅仅恢复到2007年水平，差异也非常明显。预计2011年发达经济体增长仍将明显慢于发展中经济体，国际经济格局多极化趋势将继续强化。

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样加大了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和通胀压力，增强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两次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将从增加全球货币供应量和推高大宗产品价格两个方面，加大全球性通货膨胀压力。这些情况说明，宽松货币政策已经使得货币信用受到伤害，如果继续实施，可能会使全球货币体系更加紊乱，通货膨胀压力进一步加大，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效应反而可能会减弱。

由此看来，要实现世界经济的全面稳定复苏，仅仅依靠各国实行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已经难以为继，必须在此基础上，调整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全球经济复苏应该在各自刺激内需的基础上，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强化刺激政策的效果。

危机以来经济增长的态势告诉我们，全球经济增长主要的拉动力量应该从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中挖掘。原因在于，从人口结构的变化来看，现阶段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缓慢并处于人口老龄化过程，欧洲和日本都已经受到了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而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都在加快，其内部需求的增加具有坚实的基础。

从供给方面来看，发达国家的经济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增长空间较小，长期内发展速度相对缓慢是正常现象;由于信息技术革命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在发达国家已经减弱，短期内新能源、生物工程等领域还不能接过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任。

第6篇：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范文

 

一、我国经济法与宏观调控

 

中国经济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具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其自产生确立以来，概念的界定与理论的构建始终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体进程保持着密切的联动性。那么，在当前中国的总体进程中，经济法被赋予当代的与时俱进性，是指国家为了预防或克服市场自身调节缺陷造成的失灵而制定的，对具有全局性和公共性的经济关系所进行的国家干预的相关法律规范总称，也就是调整需要宏观调节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

 

宏观调控最早由经济学家凯恩斯所提出，是国家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对国民经济总体活动进行的一种调节与控制，是保证社会再生产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重要职能。宏观调控是以国家为行为主体，运用一定的手段和方式对宏观经济或宏观经济运行进行的，以预防和克服由市场失灵所带来的、在宏观经济总量和结构等宏观方面所存在的失衡、失调、失序状况，并促使经济宏观平衡、协调、有序发展为目的的合法行为。宏观调控的目的并不是消除波动，而是努力避免大起大落，防止经济过度扩张或衰退，增强经济稳定性，即在社会本位的价值利益取向基础上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具体目标又体现为：总量均衡、结构优化、就业充分、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都是为了实现对资源的配置以达到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因此，宏观调控更应该尊重市场规律，并以尊重市场规律作为宏观调控的原则，让市场配置资源起到决定性作用。宏观调控涉及经济的众多领域，其是个全方位的调控系统，对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均衡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经济法在国家宏观调控中的价值

 

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不能毫无节制、毫无根据，经济法就是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使其合法化的规范，可以说，国家运用宏观调控体系进行的宏观调控行为要符合经济法的相关规定，经济法同样要契合宏观调控的实际需要。

 

首先，经济法是对宏观调控适时性的精神贯彻。现代的市场经济除了传统市场经济的特点外，还具有更现代化的特征：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机制的并存;国际与国内市场的关联;经济运行与活动的法制化(即“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以萨缪尔森为首的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传统的自由放任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是同一理论体系的相辅相成的两种手段。不断建立完善的法制经济体系，经济法律规范的一个鲜明特点即贯彻国家干预的精神，突破了传统民法所奉行的“私法自治”和“契约自由”的原则，使调整经济关系的私法开始公法化。当今的经济法正是在市场经济对宏观调控的需求下应运而生，是宏观调控、国家干预的精神贯彻。

 

其次，经济法是国家宏观调控行为的重要准则和重要内容。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内容上可以分为调控手段和调控方式两个方面。在调控手段方面，法律也属于一种调控，经济法律在宏观调控中，同计划、经济政策的作用性质一样，应归于宏观调控方式的一种，法律调控方式中的目标和任务是国家通过制定经济运行的行为规范，制约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各种行为关系(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和市场规制经济关系)，维护经济秩序，使社会经济运行中的活动行为以及相互关系都纳入与法律意志相统一的轨道，使其有法可依。法律调控的原则可以高度概括为强制性原则，并具体表现为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无论是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还是必要的行政手段，都必须符合经济法的规范，在经济发展需求的条件下按照经济法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合法合规的国家干预行为。在调控方式方面，除了要针对市场经济的形式选择合适的方式进行直接调控、间接调控等外，其还要通过经济法的规制来克服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来进行适度干预。宏观调控体系中是相互联系的宏观经济政策、法律等，其中包括的法律主要是经济法，如计划法、产业法、投资法、中央银行法、预算法等等，这些都是经济法中国家宏观调控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不同种类的部门经济法律制度，反映了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不仅使政府宏观调控行为以及具体措施更具权威性、法定性、普遍性，同时又通过法律具体条文规范的形式保障了这些目标的实现，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行为的法律依据。

 

再者，经济法基本原则体系是宏观调控体系的灵魂。经济法是以维护和实现社会利益为基本立场，坚持“社会中心”的利益价值取向，注重整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这就决定了国家的宏观调控对经济的调控程度要符合整体发展。经济法适度干预原则要求国家干预的范围、方法、手段、程度适度，要求国家宏观调控的均衡，决定了国家宏观调控行为的适度性。经济法坚持的经济民主原则为经济法的创制和实施提供了法律归宿，经济民主原则体现了社会、国家、个人之间的利益均衡，能够提供国家干预的效率，确保宏观调控目标的顺利实现，是宏观调控体系实体内容方面的具体要求。经济法坚持经济公平原则，是经济法实质正义理念的价值体现和原则确认，注重竞争公平、分配公平、代际公平，这也是国家宏观调控时对社会资源的处理的具体要求和准则。

 

三、结语

 

经济法是市场经济发展至今随时代需求产生的经济规范，是伴随国家干预，宏观调控需求产生的法律法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无论是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保障政府计划的实现，还是纠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其运用的手段方式等各个方面，都离不开经济法的宗旨和要求，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价值不单体现为是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部分，更体现在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体系中地位的不可替代性。

第7篇：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范文

    我国出口企业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外贸出口不仅早已摆脱了对“换汇贸易”的依赖，而且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过程中，形成了强大的加工制造业竞争优势，导致我国对外面临着连年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压力，对内产生了资源能源消耗过多，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问题，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国家从统筹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关系，建立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出发，实施了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贸易向依靠消费、投资、外贸协调发展转变的宏观经济政策，使外贸出口企业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

    人民币升值的汇率政策调整，减少了外贸出口收益。伴随着我国以人民币升值为标志的汇率政策的不断调整，我国境内的外贸企业商品出口收入正在相应减少。2007年以来，受人民币升值因素的影响，导致我国以美元结算商品出口收入相应减少了5．6％，以日元结算的商品出口收入相应减少了2．3％，以欧元结算的商品出口收入相应减少了1．2％。考虑到今后一个时期人民币继续升值的影响，外贸出口收入还会相应减少。

    税收政策的调整，减少了外贸出口净收益。在出口商品的税收政策调整方面，2007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对资源类和耗能类产品出口不仅取消了出口退税优惠，而且征收了出口关税，对一般出口商品大幅度调低了出口退税率，受税收政策调整因素影响，外贸出口企业的出口商品利润率平均下降了3．2％，考虑到这一影响因素的持续性和影响力度的不断增强，今后外贸企业出口净收益还会相应减少。

    国内原材料和动力价格上涨，增加了外贸出口成本。2007年以来，我国境内原材料和动力价格持续上涨，而出口商品价格却不能因此同幅度上涨，导致外贸企业商品出口平均利润率因此下降了4．3％。2008年以来外贸企业商品出口的平均利润率存在继续下降的风险。

    转变外贸企业贸易发展方式

    对当前和今后的我国宏观经济环境，贸易出口企业必须认清经济发展形势，理解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导向，不能寄希望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转向贸易出口保护的逆向调整，只能顺应宏观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通过转变贸易发展方式，求得生存发展。

    实现一般加工贸易向深加工贸易转变，促进出口贸易发展。在出口商品的税收政策调整方面，我国针对不同类别的出口产品采取了区别对待的税收政策，外贸出口企业只有延伸产业链条，将初级加工产品延伸到深加工产品，才可以继续享受到税收政策优惠，避免税收政策调整给出口企业造成的利润损失。

    实现由消耗资源型贸易向节约资源型贸易转变，促进出口贸易发展。无论是国家调整的税收政策因素，还是原材料和动力价格上涨因素，受冲击最大的无疑是那些消耗资源型的加工贸易，实现由消耗资源型贸易向节约资源型贸易方式转变，既可以避免税收政策调整给出口企业造成的利润损失，又能适当减轻原材料和动力价格上涨给出口企业造成的利润损失。

    实现外包加工型贸易向自主技术型贸易转变，促进出口贸易发展。许多贸易出口企业由于实行外包加工型贸易，缺乏自主核心技术，导致其每年在实现贸易收入过程中，需要支付大量的专利权使用费，降低了自身的净收益。有鉴于此，搞好自主技术研发，推进自主技术型贸易发展，可以适当提高贸易出口企业自身的净收益，增强其应对利益损失的抗风险能力，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实现由贴牌贸易向自主品牌贸易转变，促进出口贸易发展。一些贸易出口企业由于缺乏自主品牌，实行了贴牌加工型贸易，导致其每年在实现贸易收入过程中，需要支付一定的商标使用费，同样降低了自身的净收益。因此，扩大自主品牌产品的国际宣传，大力发展自主品牌贸易，能够提高贸易出口企业自身的净收益，增强其应对利益损失的抗风险能力，提高出口企业的竞争力。

    实现加工贸易向服务贸易转变，加快服务贸易发展。与传统的一般商品贸易相比较，服务贸易的发展前景更为广阔。实现加工贸易向服务贸易转变，加快服务贸易发展，不仅可以优化外贸结构，由于属于国家政策提倡和扶植的贸易类别，而且不会受到原材料和动力价格上涨因素的影响。

    加快转变贸易发展方式需要做好的工作

    加快转变贸易发展方式，既需要发挥政府的积极引导和促进作用，更有赖于外贸企业产生转变贸易发展方式的内在动力，还必须使外贸企业具备转变贸易发展方式的基础条件。

    引导和促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政府需要做好主要工作。一是组织力量向企业介绍当前和发展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国家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使企业认清宏观经济形势及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可逆转性。二是必须对本区域的外贸企业出口产品类别、结构、出口范围、外币结算类别等基础数据进行详细分析，结合人民币对外币汇率的变化趋势、区别对待的税收政策、原材料和动力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研究本区域外贸企业不同产品出口受到的影响。

    三是必须结合不同类别的外贸企业的自身具体情况，对本区域不同类别的外贸企业转变发展方式提供具体的分类指导意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四是按照“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处理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原则，对企业在转变贸易发展方式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发挥政府提供信息帮助的联姻作用，促进企业发展贸易方式的转变。

第8篇：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范文

中国房地产上一阶段的发展基本与美国同步，同样是住房价格的持续上涨与住房抵押贷款的迅速扩张，高增长的表象下，中国房地产市场同样孕育着不小的风险，次贷危机的爆发，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重视房地产及其抵押贷款市场中存在的风险。

(1)我国房地产企业对银行资金依赖度过高中国房地产企业的自有资金非常薄弱，房地产开发主要依赖银行贷款。以全国银行发放房贷总额为例，1998年全国银行房贷总额仅为426亿元，到了2005年房贷总额为近5万亿元。房贷总额在7年间飙升115倍。根据央行公布的《2006年中国房地产金融报告》，中国房地产开发商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银行资金占其资产的比率在70%以上。另外，房地产还牵涉着数十种上游产业，这些相关行业为满足房地产膨胀所带来的硬性需求，扩大产能而进行了数目庞大的基础投资。而这些基础投资很大程度也是来自银行的信贷。这意味着，除了目前银行已知的5万亿元房贷外，银行还向更多和房地产相关的行业投入资金。因此，可以说，房地产业的周期将直接影响到金融资产的质量，在当前房地产价格回调的情况下，尤其构成中国银行系统安全的隐患。

(2)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资产风险可能比预期的要高次贷危机爆发之前，住房抵押贷款被公认为安全性较高的信贷业务，但次贷危机的爆发显然打破了这个神话。2000年我国住房抵押贷款期末余额仅为3316亿元，而2007年底则高达2.7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32.42%，高于同期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增长率。尤其是在中国当前并未实现完善的个人信用管理制度情况下，申请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门槛较低，国内居民及住房投资者在办理住房按揭贷款时，很多人不能满足个人每月按揭贷款还款额不得超过个人家庭月可支配收人的50%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假收入证明、假工资证明现象屡见不鲜。业绩压力也使得国内部分银行在房贷时放松了贷前审查。因此，在中国住房抵押贷款质量良莠不齐这种情况下，中国实际信用风险很可能要比预期的要高很多，中国同样需要对信用风险保持足够的警惕。因此，对于未来中国房地产发展来说，有几个问题需要尽快解决。首先，必须要重视高度房地产周期波动导致的风险在银行系统的高度集中问题，不仅加强对银行的房地产贷款质量的监管，更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单一问题，同时通过审慎推进优质房地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化解当前房地产金融风险。其次，必须加强住房抵押贷款申请审查，制定更加严格的住房贷款审批程序，优化房地产抵押贷款质量。再次，必须尽快完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实现对个人信用的科学评估，从源头上降低信用风险。

二、合理运用反经济周期调节政策

次贷危机的爆发，与美国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密不可分。上世纪网络经济泡沫破裂以后，美国经济陷入低迷，为对抗经济周期，美联储采用不断降低利率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9•11以后，美国经济增长进一步低迷，降息更加受到推崇，美联储连续13次降低利率，货币政策的放松带来了货币供应量的急剧上升，流动性泛滥和资产泡沫开始发生。这带给我们一个思考:反经济周期政策应该如何使用?现代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强调宏观经济调控应该反经济周期，熨平经济波动，以保证经济体稳定增长。但这一理论特别是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在理论上遭到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反对。弗里德曼坚决反对以利率作为实施货币政策的媒介。他认为，当国家运用利率作为中介指标时，会给市场参与者发出一种不利于货币政策实施的信号，有悖于政策制定的初衷。例如，当经济过热，出现通货膨胀时，货币当局想采取提高利率的方法来减少市场上的流动性，这时可能会给市场参与者发出经济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的信号。在此情况下，市场参与者认为通货膨胀即将发生，考虑到把货币持在手中或存入银行只会使货币相对于物价的上涨而贬值，而不如尽快将持有的货币甚至包括活期存款都花费出去。这样，流通中的货币就会变得更多，物价会继续上涨，利率的提高本来是为了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抑制通货膨胀，但却使得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通货膨胀更甚了，使得调控的结果与初衷相悖。同时，宏观调控成功的前提是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必须能够分清宏观经济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并且能够采取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事实上，由于宏观经济的复杂性，这两个前提都很难满足。前者依赖于政策制定者的经验和判断，而后者历来是各种经济理论争论的焦点难以形成定论。而更重要的是无论哪种宏观经济政策都有弊端，都将对市场主体利益产生影响，而利益主体的行为选择很有可能扭曲整个市场，进而导致宏观经济更大的波动。因此，反经济周期的调控政策必须要慎用，政策调控不仅要考虑到当下的经济状况以及政策之间的搭配，还必须考虑到调控政策的累积效应，考虑调控政策出台的时机，才有可能熨平经济周期，否则就会适得其反，可能只是将经济危机延后，带来未来经济更大的动荡。尽管是由金融创新工具引发，但金融创新却并非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有其弊的一面，但作为一种金融工具，只有创新不当和监管不力才会引起市场风险，合理运用不但能够规避分散市场风险，而且能够增强一国的金融市场竞争力。事实上，金融创新也并非现代独有，翻开金融发展史，无论是从金币或过渡到纸币还是从单一的商业银行过渡到商业银行、保险业、证券业并重，每一次进步都可以看作是金融创新，而每一次金融创新，都极大的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与历史上的金融创新相比，现代金融创新只是更加人为化，技术上更加先进，但在其本质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美国金融市场的竞争力根源就在于其强大金融创新能力。因此，不能因为次贷危机就对金融创新退避三舍。金融创新应以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协调为最基本的标准。与美国市场不同，中国金融创新不是创新过度，而是创新不足的问题。2007年末中国的居民储蓄率高达69.14%，而由于金融市场的纵深度和多样性不足，中国储蓄转化投资的比率并不高，导致中国这样一个储蓄大国，实体经济巨大的资金需求却难以得到满足，国内投资仍然相当程度的依靠政府投资与国际资本。因此，为了解决投资需求与储蓄资本的转化问题，提高中国金融市场的投资转化能力，提高金融企业的竞争能力，必须加快推进金融创新。次贷危机带给我们的教训之一是金融监管机构对于金融创新的监管不足，使得系统风险不断累积，最后导致危机一发而不可收拾。因此，在推进中国金融创新的同时必须对其加强监管。首先，必须吸取次贷危机教训，对金融创新的基础资产质量进行严格监管，防止金融创新产品先天不良，将风险转嫁到整个金融市场。其次，提高金融创新的透明度，合理利用金融创新技术，使金融创新在阳光下运行，降低信息的不对称风险，使投资者能够充分认识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再次，加快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设。中国当前的金融监管体系目前还不完善，如多部门管理可能导致市场分割，不利于建立统一的金融市场;各部门监管标准存在差异，各部门间的监管权力之争可能诱致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套利，产生道德风险，不利于金融稳定等。尽管美国监管体系在次贷危机中暴露出不少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监管体系依然比中国先进，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借鉴其合理之处，吸取其教训，防止出现监管重叠、监管遗漏或空缺的现象，次贷危机为中国提供了绝佳的案例学习机会。最后，监管手段要紧跟金融产品创新的步伐，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创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同时还要保护创新主体的热情，鼓励与支持进一步创新。

三、结语

第9篇：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范文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内容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当代各国政府调节宏观经济最主要的两种手段，两大政策各有特点，了解它们的作用机制，深入研究它们的协调机制有着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如何摆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协调配合使用两大政策，达到宏观调控目标，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本文的结构是第一部分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差异，第二部分具体分析两大政策的协调问题，第三部分指出本文分析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第四部分总结全文。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差异

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动所采取的措施，尤其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

两大政策调节的领域不同。财政政策调节的对象是财政收支，主要通过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来实现对国民经济的调节。货币政策主要从流通领域出发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

两大政策对收入分配，利率，产出的影响不同。财政政策通过转移支付和税收等各种政策可以直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货币政策直接调节货币供应量。

表1：两大政策对收入和利率的影响

两大政策的效应时滞不同。从扰动出现到经济政策产生作用的每个阶段都存在时滞。这些时滞可以分为两种时间层次：外部时滞，即政策行为对经济影响的时间;内部时滞，即着手制定政策所花费的时间。

表2：两大政策的时滞效应

两大政策调节的主体不同。财政政策由政府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控制。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表明，只有将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双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其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消极效应是往往产生财政赤字并诱发通货膨胀。

双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此种组合方式的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抑制总需求，控制通货膨胀; 其消极效应是容易造成经济萎缩。

松的财政政策与紧的货币政策。这种组合方式可以在不提高产出的前提下，提高利率，抑制通货膨胀。

紧的财政政策与松的货币政策可以在不降低产出的前提下，降低利率。

表3：两大政策的组合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的分析的一个隐含假设就是不存在流动性陷阱，货币需求曲线既不是垂直的，也不是水平的，而是向右上方倾斜。

三、进一步分析

上文主要分析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及其差异，探讨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和配合模式，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短期分析假定价格不变，内生变量是利率和收入(决定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同时均衡时的收入和利率)，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作为外生变量，影响总需求。只有在短期内，产出和利率在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才表现为固定的关系。从长期来看，这种关系不存在或者说不稳定。

第二，忽略了总供给对经济的影响。在考虑总供给的情况下，从短期来看，总供给曲线是水平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能提高总需求，导致产出增加。但从长期来看，供给曲线是垂直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能使价格水平上升，对产出没有影响。

第三，本文没有考虑开放经济的情况。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三元悖论原则是国际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论断。根据蒙代尔的三元悖论，一国的经济目标有三种：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这三者，一国只能三选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

表4：开放经济条件下两在政策的效果(资本自由流动下)

四、结论

从短期来看，扩张的财政政策提高计划产出，导致产出和利率的提高，而扩张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导致产出提高，利率下降。

从政策时滞来看，财政政策内部时滞较长，而外部时滞较短。反之，货币政策内部时滞较短，外部时滞较长。因此，货币政策适合于对经济进行微调，财政政策在经济危机下往往比货币政策更有效。

在考虑总供给的情况下，两大政策都能扩大总需求，引起产出增长，价格上升。因此，当产出低于潜在产出时，两大政策都合适;如果经济已经处于充分就业，应当尽量少用两大政策。

在开放经济条件和固定汇率制度下，根据三元悖论，如果资本自由流动，财政政策完全有效，货币政策完全无效。

中国经济现在通货膨胀高，对外贸易失衡，根据本文的讨论，适合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和从紧的财政政策，或者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前者会引起经济衰退，后者不会引起经济衰退。

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协调研究

1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联系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基本政策手段。在一般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使用，并对宏观经济产生作用和影响，达到政府既定的目标。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属于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常态，财政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防范经济波动，保持经济稳定。经济衰退与经济繁荣状态总会交替发生，引发诸如就业压力大、通货膨胀、投资波动、外贸失衡等严重的经济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求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间接作用于经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正是政府经常使用的两大经济政策。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具有一致性。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有四个：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这四个目标的本质都是要保持一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3)在一般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起作用。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用以对付大的与拖长的经济衰退，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的使用。货币政策则是通过货币供应量和信贷量进行调节和控制，具有直接、迅速和灵活的特点。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搭配，因而两者可形成合力，对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发挥调控作用。

2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2.1 财政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财政政策所使用的工具一般与政府收支活动相关，主要有税收、财政支出、政府投资、财政补贴和公债等。

(1)税收。税收是形成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是国家调控经济的政策工具。其法律特征是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因而具有广泛强烈的调节作用。税率的确定是财政政策实行调节目标的基本政策度量选择之一。税率的高低决定着一国财力的大小和聚集分散程度。税负的分配是国家对于税收结构的调整，其可以起到调节产业结构的作用。

(2)国债。国家发行国债主要目的是弥补财政赤字和发展社会公共建设。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国债的发行渐渐成为了财政政策的重要T具，具有调节货币供给、私人消费和投资的作用。国债的调节作用主要表现在：货币效应;挤出效应;收入效应。

(3)财政支出。财政支出是国家为了满足一定的社会公共需要，对以税收和发行国债等形式筹集来的资金的运用。一般性的财政支出包括日常政务支出、政府投资支出，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和转移支付。政府的投资力度和投资方向对一国产业结构优化以及调整具有重要的作用。

2.2 货币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1)法定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是银行存放在中央银行或金库中的准备金占全部存款的法定比率。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扩大或收缩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加强央行的基础货币吞吐实力，从而通过影响货币存量而对整个经济产生作用。由于它直接影响到各商业银行利润，因而效果非常猛烈，一般情况下不常使用。

(2)再贴现率。再贴现率是商业银行将其贴现的未到期票据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时的预扣利率。再贴现意味着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贷款，从而增加了货币投放，直接增加货币供应量。再贴现率的高低不仅直接决定再贴现额的高低，而且会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再贴现需求，从而整体影响再贴现规模。

(3)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发达国家将公开市场操作当作中央银行调节基础货币量的主要货币政策T具，通过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与指定交易商进行有价证券，调控货币供应量，以达到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公开市场操作业务具有市场化程度高、灵活性和微调性的特征。

3 当前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的实践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历经了30多年的实践，实践表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对于加快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还有很多要素制约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从而使得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保持稳定出口的同时，出台了更加有力的措施以扩大国内需求，并取得了较好的政策效果。进入后危机时期，我国宏观调控在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方面的任务越来越繁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仅要在各自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还要加强协调配合，发挥调控互补的联动效果，避免政策运用的相互掣肘。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风险最小化)的投资者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经过2009年的经济刺激政策，使得我国国民经济在2010年实现了高位稳定增长，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重心也由刺激经济转变为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扩大内需和防止通货膨胀。政策组合继续保持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方面由极度宽松转变为适度宽松，而年末则调整为稳健偏紧，在产能过剩和房地产等领域紧缩性政策的调控力度明显加大，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使用的实践进行总结，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已逐渐向市场化调控方向转变。在发展公共财政的总体结构下，从财政政策影响经济的方式以政府投资性支出为主，逐渐转变到通过公债、税收、转移性支付等多种工具的综合运用。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信贷控制方面，而是逐步具有了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特征。

第二，在财政货币政策作用效果方面，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强至弱，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弱至强。改革开放最初，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是以财政政策为主导，而货币政策几乎没有作用，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货币政策的核心模式转变为通过对信贷规模的控制从而影响货币的供给。

第三，目前的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更多的关注总需求管理，主要以经济的稳定为目标。我国面临着经济发展与体制转轨的双重任务，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长期来看，还必须关注金融制度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优化，以及以结构性调整为目的的供给管理等层面，这也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4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4.1加强政策制订的预见性与时效性

从过去来看，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搭配的变化比较频繁，财政货币政策的实行存在时滞问题，需要做的就是提高预测能力，为政策调控及协调打下余量。

4.2财政货币政策在配合中要有针对性

财政政策应更多地利用区别对待的方式，利用财政收支来控制资金流向，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同时通过税制和社会保障措施，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有效调节整个社会收入构成。货币政策应当着重考虑未来经济的走势，避免出现通货膨胀，通过各种手段抑制经济过热，在调整结构方面，货币政策应当通过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方式，推动经济均衡发展。所以，在实施财政货币政策配合时，一定要注意两者具有针对性的搭配使用。

4.3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灵活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工具

要全面发挥货币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就要健全金融市场，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大力发展短期融资工具，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成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加强金融机构间的资金融通，实现金融机构间资金的良性循环。

4.4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