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和成本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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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和成本范文

关 键 词：对外直接投资；FDI留置利润；对外资产负债结构

中图分类号： 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3）05-0022-03

一、引言

2012年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的数据显示，对外净资产为17 364亿美元， 在主要国家中位居第二。尽管如此，中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与收益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对外资产以外汇储备资产为主，对外负债以股权型负债（FDI、股本证券）为主 [1] 。并且，外汇储备主要用于海外的债券型投资。由于债券型投资的收益率要远低于股权型投资的收益率，因此，中国对外投资收益严重逆差，数据显示，2012年投资收益项下逆差高达574亿美元， 尽管与2011年相比有所下降，但还是超过了2005～2010年逆差的累计总额。

现有研究表明，中国对外资产负债表正处于潜在风险威胁之下。如：张茉楠分析指出，“负财富收益”风险、人民币币值波动性风险、货币政策和货币调控的管理风险是当前中国式对外资产负债表面临的三大风险 [2] 。徐以升的研究 [3] 表明，持续攀高的存量FDI所产生的利润正在系统改变中国的国际收支格局，中国已经进入了“流量净债务国”阶段。这意味着，中国未来对外净资产规模将持续缩小。目前，主流的看法是开放资本项目、调整对外投资结构，增加对外直接投资比重。那么，能因此减少甚至消除对外资产负债结构与收益的不对称性吗？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的比较

改革开放以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一直是中国利用外资政策的重心之一。 引进的这些资金在中国获取利润，每年会有小部分汇出（反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经常账户项下投资收益的借方），剩余大部分留置在国内， 形成可观的FDI留置利润。2010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参照国际标准，对2005年以后的国际收支平衡表进行了统计口径上的调整。根据新的统计口径， 外商投资企业归属外方的未分配利润和已分配未汇出利润（即FDI留置利润），被记入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金融账户项下直接投资的贷方。由于在其中还夹杂统计了每年FDI实际流入量，因此将这项下数据剔除每年FDI实际流入量，并加总IMF统计的每年FDI利润汇出量， 然后除以两年内FDI的平均存量， 即可大致得出FDI在华投资收益率，如图1所示。

图1还显示了美国在华直接投资收益率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比较可以发现，美国在华直接投资收益率大多年份高于FDI在华直接投资收益率，并且均比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率要高出一倍多。2012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规模是FDI存量规模的23.28%。显然，如果不提高投资收益率， 即便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规模扩张至与FDI同等的存量规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收益仍会存在巨大的逆差。

二、 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或改变储备资产的来源结构

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分别从流量和存量两个角度核算了一国对外经济交易活动。其中，国际投资寸头主要是指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存量，国际收支可以与之对应的只是其金融账户和储备资产部分。从流量上看，储备资产的资本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 一是通过经常账户项下的盈余来积累，即通过货物与服务贸易、收益以及经常转移项下的盈余来积累；二是通过FDI、 证券资产和其他投资等金融交易资金的流入。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挣”得，后者是“借”入，是负债。 [4] 显然，储备资产的来源结构与对外资产负债结构之间存在引致关系。如果减少“借”入的规模和比重，同时提高“挣”得的规模和比重，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少或消除对外资产负债结构与收益的不对称性。

1. 从“借”入的角度来分析。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规模和年均增长率均超过了FDI。前者由2005年的137亿美元增至2012年的62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4.18%； 后者由2005年603.25亿美元增至2012年的1117.1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9.2%。二者差额在不断扩大，这意味着如果其他条件不变，那么储备资产的“借”入比重会因此下降。但是，表1中的数据（倒数第四列）并没有反映出这种变化，主要原因在于上述的FDI留置利润被计入其中。

2. 从“挣”得角度来分析。表1的数据（不考虑2012年数据的异常变动）显示，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储备资产的来源中“挣”得比重并没有因此提高， 反而由2008年的87.72%下降为2011年的35.1%。其中，投资收益逆差所占的比重由2008年的5.96%扩大为2011年的-18.3%， 侵蚀了中国储备资产的规模。除此之外，源于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的比重也出现下降。也就是说，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对货物和服务出口的带动效应并不足以带来顺差的扩大。实际上，随着200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的升值， 对外货物贸易的顺差主要是来源于加工贸易， 一般贸易项下数额在2009年后反而出现了逆差，如图2所示。

三、加剧中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与收益不对称的主要因素

与FDI/美国在华投资收益率相比较而言，中国存在较大的差距。 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或提高了“借”入的比重，降低了“挣”得的比重，因此并不能因此减少中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与收益的不对称性。那么，又是哪些因素导致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的悬殊差距，进而加剧这种不对称性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人民币汇率的过度升值。余永定指出 [5] ，中国的国外资产几乎全部是以美元计价，而其国外债务则大多以人民币结算。实际上，此次外汇管理局所统计的FDI留置利润也是以人民币为计价， 需要换算成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美元。这意味着，对FDI而言，美元出现贬值或者人民币升值都会带来汇率暴利，膨胀其在华投资收益。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外汇占款余额为23.67万亿人民币， 而外汇储备为3.31万亿美元，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2855（全年升值了0.25%）[6] 。如果按照此均衡汇率计算， 那么23.67万亿外汇占款余额对应的外汇储备为3.76万亿美元，二者相差4537.4亿美元。只有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7.1467，外汇储备才能和外汇占款余额平衡。 由此推算，FDI留置利润大约膨胀了13.7%。如果按照累计升值幅度来看，FDI留置利润更是大幅膨胀。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计算，2013年5月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为116.29，对比2005年7月升值幅度超过了36%。 显然，FDI留置利润膨胀幅度也超过了36%。

2. FDI在华享有超优惠的待遇。FDI在华投资收益丰厚，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地方政府在税收、土地等方面所给予的优待。例如，在土地使用方面，各地区政府为吸引FDI流入，竞相压低土地价格，甚至出现“零地价”、“倒贴三通一平”。此外，许多地区甚至通过放松的环境规制或降低劳工标准等措施吸引FDI入驻。[7] 但是中国对FDI的开放并没有换来东道国“对我开放”的承诺，也就说双方是一种不对等的状态。以美日的情况为例，在美国，华尔街一位从事并购业务的美国律师坦言，中国企业取得美国银行10%的股权是极其困难的， 企图取得20%以上的股权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取得实际控制权了 [8] 。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是一种单向结构。数据显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要远高于FDI的存量，2012年底前者约为后者5倍。 尽管在2005～2010年，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率并没有比中国好多少， 在2006～2008年以及2009年甚至还低于中国的表现。但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单向结构保证了其收益要远大于FDI在日本的收益。

3. 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内部约束不足。 目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约有3/4来源于中央企业， 它们代表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 由于面对的资金约束较为宽松， 成本和效率往往不是他们要考虑的目标函数，同时由于缺乏科学决策，海外投资行为往往具有随意性。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容易出现企业重复投资、 恶性竞争哄抬并购价格、 石油和天然气等战略资源价格越涨越买等乱象[7] 。尤其是中央企业在全球能源、 矿产等领域群起并购之后，最终又只能大规模放弃。

此外，受“中国”等政治因素的牵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经常处于被动， 影响了整体海外投资收益。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共同中国全行业对外投资的统计数据显示， 央企在海外设立的近2000家企业中，72.7%盈利或持平，27.3%亏损。[9] 而其中， 亏损的金额都颇为惊人。例如2011年7月初，中铝宣布澳大利亚昆士兰奥鲁昆铝土矿资源开发项目最终失败，项目损失高达3.4亿元；2011年6月， 中国铁建投资沙特轻轨项目亏损达41.48亿元；2010年6月，中钢集团在澳大利亚Weld Range铁矿石项目暂停， 具体损失暂无统计。2009年9月， 中国中铁在波兰A2高速公路项目亏损，合同总额4.47亿美元等等。 [10]

四、总结与对策建议

债券型投资和股权型投资收益率的差异，还只是引发中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与收益不对称的一个方面。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的悬殊差异，才是问题的关键。人民币汇率过度升值、FDI在华享有超优惠待遇以及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缺乏有效的内部约束，都拉大了中外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的差异，加剧了这种不对称性。对策建议如下：

1. 加强内部约束，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如果企业拥有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那么他们在对外直接投资时获益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以此作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约束， 如果企业只拥有所有权和内部化优势，那么这家企业就应该只选择出口方式；如果企业只拥有所有权优势， 那么这家企业就只应该选择技术转让方式。 对于内部约束， 需要建立国家层面的协调机制。例如，在纺织行业、电子行业、化工等产业领域的许多中国企业，其技术不是最先进的，但是与落后国家相比又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实用性，国家对这些领域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严格审核其投资区域是否限定在技术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同时严格限制投资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企业数量，避免在海外形成过度竞争的格局。

2. 人民币汇率要适度的贬值。一方面，人民币汇率适度贬值， 能给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预留足够的时间，有利于出口的稳定增长，也有利于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带动效应。实际上，这在储备资产的来源上也提高了“挣”得比重。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适度贬值， 能有效剔除FDI投资收益的汇率暴利，缩小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的差距。 根据最基本的市场规则，人民币汇率在FDI流入与其投资收益汇出时保持一致，中国才会不赔也不赚。即便不遵循这样的市场规则， 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幅度也要控制在均衡范围内，以保证外汇储备资产的大部分不被侵蚀。从这个角度来看，加强资本项目管制，防止国际资本的大进大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然非常必要。

3. 从制度上消除给予FDI的大量优惠。 经济增长的背后需要良好的制度设计予以保障。 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不成熟， 资金闲置和资金短缺的结构性矛盾同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和企业的融资需求只能诉诸于FDI的流入。 显然， 这种类型的FDI流入并没有带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地方和企业也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惠。并且，这种类型的FDI大量流入会造成外汇占款的增加以及货币供给的扩张。为了防止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只有采取冲销政策进行干预， 结果货币的收缩又使那些没有FDI来源的国内企业被迫降低其投资水平，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地方和企业的融资需求又不得不更依赖于FDI的流入了。另外，以政绩和GDP为导向的地区竞争制度， 使各地方政府都有动力去争取FDI的流入，FDI在华的超国民待遇也随之产生。所以，要从制度上消除给予FDI的大量优惠，就需要培育金融市场，使其有效运行。同时，规范地方政府的引资政策，避免其对FDI的盲目重复引进乃至过度引进。

参考文献：

[1]康子冉. 对外资产结构失衡FDI撤资风险、资产收益率过低并存[N]. 第一财经日报，2013-05-08.

[2]张茉楠. 中国对外资产负债的三大风险[J]. 中国经济周刊，2012（32）.

[3]徐以升. 中国进入“流量净债务国”之列[N]. 第一财经日报，2013-04-26（A07）.

[4]王永中. 中国外汇储备的经济成本[J]. 金融评论，2012（6）.

[5]余永定. 中国国际收支风险不可忽视[N]. 中国证券报，2013-06-14（4）.

[6]苏曼丽.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全年升值0. 25%[N]. 新京报，2013-01-02（A18）.

[7]杨晓丽，姜向荣，丁华. 跨国公司在华FDI与我国的引资政策思考[J]. 科学与管理，2012（5）.

[8]余云辉. 中国对美开放 为何美国对中不开放[EB/OL]. 新华网，2008-04-08. http：//news. xinhuanet. com/comments/2008-04/08/content_7932685. htm.

[9]杨烨，张彬，高伟. 国资委筑境外经营风险“防火墙” [N]. 经济参考报，2012-11-07（1）.

第2篇：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和成本范文

一、中美双边直接投资的主要特征

（一）规模差距悬殊，危机后走势不一

中美相互直接投资在规模上有显著差距。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经历两轮增长，第一次扩张期为1993—2001年，从5.56亿美元增至19.12亿美元；2003—2007年进入第二轮增长阶段，2007年达到52.43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发展缓慢，2003年仅为0.65亿美元，2007年为1.96亿美元。

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和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走势不同，美国对华投资波动较大，出现资本净流回，中国对美国投资则增长较快。美国经济分析署的数据显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2008年增至历史最高值，2009年降至负值，出现净资本流回，且2011年再次出现16.63亿美元的资本净流回，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数据，没有出现负值，但呈现下降趋势。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则增长较快，2010年和2011年的增速分别为43.9%和38.5%，2011年达到18.01亿美元。

（二）双边直接投资都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投资趋于增加

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集中于制造业领域，对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投资趋于增长，但仍然较小。2000年美国对华制造业直接投资存量为70.76亿美元，占美国对华投资总额的比重为63.5%，2011年达到267.1亿美元， 所占比重为49.2%；其中，以满足当地市场需求的食品业和化工、冶金和交通设备等重工业为主，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的投资规模也较大。对服务业的投资增加，2000年美国对华服务业的直接投资存量8.09亿美元，占美国对华投资总额的比重为7.3%，2011年为146.37亿美元，所占比重为27%；其中，对金融业的投资整体呈增长趋势，所占比重为4.6%，但总体上仍然较少。

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金融业投资增加较快。2010年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存量占比27%，为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国际金融危机后，对美国金融业的直接投资增加，2007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总金额为1.96亿美元，2008年大幅增至4.62亿美元，其中，对金融业投资增幅最大，2010年对金融业投资所占比重为10.8%。

（三）双边直接投资在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联系中相对较弱

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加拿大和欧洲地区，对华直接投资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2008年之前不足2%（2005年除外），国际金融危机后出现波动，2010年对华直接投资占比为2.33%。中国引进美国投资占中国引进外资的比重也较低，并且下降趋势较为显著，2004年为6.5%，2010年降至2.0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亚洲和非洲地区，2011年对美国直接投资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比重为2.43%；从美国引进外资的角度看，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所占比重更是很低，2009年之前都低于0.2%，2011年为0.25%。

二、形成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基本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已形成一定规模，而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起步较晚，虽然国际金融危机后发展较快，但仍处于起步阶段。截止到2011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存量为542.34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仅为38.15亿美元。

（一）比较优势决定双边投资的基本格局

从美国的角度看，美国的企业由于具有技术创新、先进的企业管理和营销与品牌等优势，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居世界首位。从中国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更多地拥有“国内资源部门的准入权优势”和“生产阶段的分工”，而只有少数企业在某些领域拥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所有权优势”。

如果将美国和中国的优势放在一个框架中分析，则美国更多地拥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所有权优势”，中国更多地拥有“国内资源部门的准入权优势”和“生产阶段的分工”优势，这决定了中美双边直接投资的基本格局。

（二）区位因素和历史文化联系

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看，经济发展的历史联系和地理因素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截止到2011年，美国对加拿大、欧洲和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头寸所占比重，分别为8%、55%和20%，对亚太地区的直接投资占比仅15%。

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较深地参与到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逐渐成为世界主要的制成品出口国。受地理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主要是来自亚洲地区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的直接投资发挥了主导作用，来自美国的直接投资并不是促成中国参与当前国际分工的主要因素。

三、中美双边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

（一）美国“再工业化”对双边投资带来不确定性

为应对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和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等问题，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有层次、有步骤地推出一系列系列举措。美国“再工业化”对双边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

1、部分美国在华制造业企业回归，但宏观影响并未显现

随着机器人、人工智能生产和页岩气技术的突破，美国的制造成本降低。2012年3月份波士顿咨询公司推出《美国制造回归：制造业或临拐点》的报告，认为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正在不断削弱，制造业从中国向美国回归拐点将有可能在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家电和电气设备、机械设备、家具、金属制品、塑料和橡胶及运输工具七大产业率先启动。目前确实也出现了部分制造业企业回归美国生产的现象。

在宏观层面上美国对华制造业直接投资未受到显著冲击，但趋势不稳。美国对外制造业直接投资，2008年降到最低，2011年还没有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但已温和复苏。美国对华制造业直接投资在2009年下降幅度较大，2010年和2011年先增长后下降，趋势不稳。从制造业的内部结构看，计算机和电子信息产品、电子设备和零部件以及交通设备领域的直接投资波动较大。

2、中国对美跨国并购受政治干扰趋多

从中国企业近几年对美国的直接投资看，华为、中兴、三一和万向等中国企业在美直接投资接踵遇挫。“政治”、“国家安全”、“威胁”等成为阻碍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主要障碍。具体看，中国对美跨国并购的企业主要是中国在高技术产业领域有过激竞争力的企业，美国存在对其技术外溢的担忧。根据《埃克森-佛罗里奥修正案》规定，总统有权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对任何外国兼并、收购和接管美国的商业公司的行为采取行动。对外国并购等的审查具体由外国投资委员会来负责。这种“审查权”就赋予了美国总统在经济领域的“政治干预权”。

因此，从经济要素的稀缺性来看，有限的资本根据要素成本的差异，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进行区位选择，意味着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面临不确定性，但目前尚未带来明显冲击。另外，从先进技术的垄断性看，出于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增强的防范，针对中国对美高技术企业的并购，美国通常会以威胁到国家安全的理由进行干涉，从而给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增加风险和不确定性。

（二）影响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发展趋势的基本因素尚没有变化

1、中国的市场需求巨大，且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收益增长快

从亚太地区看，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市场需求巨大的优势较为显著，成为吸引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即前面提到的，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市场拓展型投资”，目前已取得较好的发展。

一是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已形成较大规模。中国已经为美国对亚太地区制造业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在2004年之后经历了快速增长，2007年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头寸，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亚洲地区最大的国家，2011年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的投资头寸为267.1亿美元，高于日本的233.12和新加坡的214.47亿美元。

二是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收益持续稳定增长，并且前景不错。美国商务部公布的美国—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显示，经常账户项目下的直接投资为净收益，并且稳步增长。2000年直接投资项下美国对中国实现的投资收益为12.2亿美元，之后快速增长，2007年为57.7亿美元，2008—2011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收益仍保持较快增长，达到96.8亿美元，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的比重也提高至2%。

另外，美国对中国金融业的投资增长空间较大。截止到2011年美国对日本的金融业直接投资总额为545亿美元，相当于制造业投资总额的2倍多，而对中国金融业的投资总额25亿美元，不足制造业领域投资的十分之一。美国对新加坡、韩国和印度的金融业直接投资分别为137、57和37亿美元，也高于中国。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和开放水平的提高，美国对中国金融业的直接投资将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因此，美国对华制造业投资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金融业领域的直接投资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并且投资收益稳定增长，这都成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增长的有力支撑。基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市场潜力的逐渐显现，预计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增长的基本趋势不会受到影响。

2、中国扩大对美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凸显，且具备客观基础

中美之间的直接投资联系较弱，货物贸易和中国持有美国的国债是目前中美两国主要的经济联系。从资本流动的方式看，中国资本流入美国的主要方式是中国增持的美国国债和美国银行增加的负债，直接投资方式所占比重非常小；美国资本流向中国的主要方式是美国银行投资权益的增加，直接投资占比也较小。通过增加对美国直接投资已成为改善中美经济贸易联系的主要方式之一。

从直接投资的动机看， 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的动机日益强烈。确保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规避贸易摩擦等占主导地位，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而随着我国高技术产业领域部分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为加快提升我国高技术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水平，进行专利与信息收集、商品筹划与开发研究，也成为推动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之一。

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我国部分企业具备了跨国并购的基础，中国已到了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阶段，“走出去”战略实施后，一系列支持海外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的政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三）政策环境整体有利，且长期看尚存机遇

从长期看，美国“再工业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市场需求，以及产业分工深化为促进两国直接投资带来机遇。

1、中美双边直接投资面临的政策环境整体有利

一是“选择美国”计划的实施有利于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2011年6月奥巴马签署行政命令，创建“选择美国”项目办公室，旨在推动全世界各地和美国本土企业扩大在美国的投资，为美国创造增长良好的就业环境。

二是中国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修订）》扩大了开放度。目录取消了部分领域对外资的股比限制，通过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以促进制造业改造提升、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促进服务业发展；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加快实施，也为国内企业加强对美直接投资提供有利的政策支撑。

三是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正在推进。2008 年6月，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双方同意启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旨在加强双边投资保护的同时，促进双边投资健康发展。2012年5月重启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两国政府并为此展开了相关研究。

2、辩证看长期双边直接投资尚存机遇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推进，从发展的角度看，一是必然意味着对潜在市场投资的增加，以更准确灵活地捕捉市场需求信息，二是“再工业化”带来的新一轮产业的发展，必然带来国际分工的深入发展。首先，长期看，市场需求是企业技术和产品创新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当前产品生命周期加快，产品的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再创新阶段，间隔时间较短，必然意味着为了抓住市场规模而带来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中国具有潜力巨大的市场。美国可能通过对华直接投资，来捕捉更多的市场信息。其次，“再工业化”将带来新一轮产业兴起和发展，必然带来国际分工格局的调整，这无疑是中国参与新一轮全球经济分工的重要机遇，通过培养我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的新优势，提升技术水平，与美国更多地展开科研合作，与美国形成不可替代的产业分工关系，将有利于双边直接投资发展。

四、政策建议

加强中美双边直接投资的目标并不是确保其规模，或者确保其增速，重点是促进中美直接投资结构性加强，立足于利用好中国潜力巨大的市场优势、较低成本的熟练劳动力优势和一定基础的科研优势，并抓住“美国再工业”及新一轮产业革命带来的国际分工的机遇，为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创造争取更多的有利条件。为此建议：

一是分类利用好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针对以利用我国低劳动力成本为导向的美国直接投资，政策侧重于理顺要素市场价格，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无需政策方面压低劳动力成本以应对“美国制造业回归”；针对以我国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直接投资，政策侧重于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但也要防范美资企业在我国市场上的垄断，造成国民福利的损失；最重要的是，为扩大美国高技术领域或者研发机构在我国的投资提供政策支持。

二是加大对战略性产业的监管。在扩大产业开放的同时，要更加注重监管，保障我国的经济和产业安全。

第3篇：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和成本范文

关键词 跨国银行 对外直接投资 理论分析

关于银行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及其理论渊源的研究，西方学者大都借鉴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分析。由于跨国银行是以提供金融服务为经营对象的特殊的金融服务性企业，所以对跨国银行发展动因的理论分析，又不同于一般的跨国企业。

1 比较利益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的延伸

对跨国银行理论的研究是在跨国公司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1960年，史蒂文·海默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开创性地将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应用于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产业组织理论是以同一商品市场的企业关系为研究对象，以产业内的最佳资源分配为目标，研究产业内企业规模以及企业之间竞争与垄断关系的应用经济理论。

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罗伯特·阿利伯教授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研究跨国银行对外发展的比较优势。阿利伯得出的结论是：在给定的市场上，银行的效率和银行的数量是反向关系的，即银行在集中率高﹙数量少﹚的国家比集中率低﹙数量多﹚的国家有更高的收益，也就是说在银行集中率越高的国家，银行的存贷利息差越大，其银行体系的效率越高，未来的成长潜力越大。在银行高度集中的国家，银行的规模往往很大，相对较小的国内市场限制了这些银行的发展，只有走向国际市场，才能实现其规模经济效益。

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格鲁贝尔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跨国银行功能的三分类理论，这个理论回答了跨国银行在与东道国的竞争中如何获取比较优势。格鲁贝尔将跨国银行分为跨国零售型、跨国服务型和跨国批发型三种类型，每种类型都有相应的比较优势。跨国银行会根据自身的优势实行不同的发展战略，以便发挥优势，避免趋同，寻找自己的利润增长点。格鲁贝尔的三分类理论为跨国银行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2 内部化理论———交易费用理论的延伸

1937年科斯在其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首次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内部化理论是科斯交易费用理论在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战略中的一种应用，最初由巴克莱和卡森提出。卡森在《跨国银行演变的理论透视》一书中，用“内部化理论”来解释跨国银行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他认为，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及处于国际财务保密等一些特殊金融服务的需要，有些金融业务很难与别国银行合作展开，而跨国银行通过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的灵活性，可以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和风险。

内部化理论的两个假设前提是企业利润最大化和不完全市场，强调市场的不完全性如何使企业将垄断优势保留在企业内部,并通过企业内部使用而取得优势的过程。当这一过程超越国界便会形成跨国企业。内部化理论认为,中间产品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 是导致企业内部化的根本原因。这些中间产品,不只是半成品、原材料, 更为重要的是专利、专有技术、商标、商誉、管理技能和市场信息等知识产品。由于中间产品市场的不完全, 企业在进行知识产品的外部交易时, 存在着泄密的危险和定价的困难, 企业为了克服这些障碍需要付出高昂的交易费用, 所以外部市场对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既是昂贵的, 又是低效的。企业不得不以内部交易机制来取代外部市场, 将知识产品的配置和使用置于统一的所有权之下, 并在对外直投资中加以利用, 从而降低交易费用, 使企业的技术投资获得充分的报偿。

跨国银行不仅向客户提供最终产品, 而且还进行研究开发、培训员工、形成独具特色的服务技术和管理技能等, 并利用转移价格通过跨国银行网络销售这些中间产品。由于信息不对称, 这些中间产品很难定价, 因而存在不完全外部市场, 因此传统自由贸易的赫克塞尔———俄林模型(以下简称H-O 模型) 不再适用。为了克服外部市场不完全性, 跨国银行通过组织内部市场以降低交易费用, 此时H-O 模型中的国家特有优势变为企业特有优势, 正是这种优势激发了银行服务的跨国界延伸, 因而内部化的前提条件是不完全市场。由于市场不完全, 银行在让渡其中间产品时难以保障自身的权益,也不能通过市场来配置其资源, 保证银行效益最大化。通过形成中间产品的内部市场,银行可保留对中间产品的控制权, 防止中间产品的扩散以免失去这种优势,所以中间产品的内部市场化尤为重要。中间产品优势是银行的公共产品, 通过离岸扩张这种优势可被充分利用。20世纪60年代美国银行向欧洲市场发展可以很好地说明内部化理论，60年代初期，欧洲美元市场形成，欧洲市场宽松的监管环境及较高的获利水平吸引了大量美国银行向欧洲市场投资，1963年，美国政府实行利息平衡税、自愿对外贷款计划等条例限制美国银行对国外客户贷款以防资本外留。美国银行为了逃避这些管制，纷纷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特别是在伦敦从事欧洲市场业务。跨国银行从事欧洲业务的机理有:由于跨国银行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地位, 它们能内部化对某种货币的优势；由于跨国银行仅与大客户打交道, 它们提供的产品具有优势, 因而跨国经营可以在比较低的固定成本下内部化这种比较优势；跨国银行通过跨国界经营以逃避国内监管趋严引起不断增加的经营成本并将其内部化。

银行实行市场内部化的目的是消除市场缺陷,目标是获得内部化本身的收益,但市场的内部化也会增加其它成本, 银行此时必须承担分配和定价成本, 所以市场内部化也并不是没有成本的。银行市场内部化的进程取决于其对内部化收益与成本比较的结果, 内部化最好的结果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

3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各种理论的折衷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邓宁提出的。1977 年, 英国里丁大学教授约翰·邓宁发表著名论文《贸易, 经济活动的区位和跨国企业: 折衷理论探索》, 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认为：早期理论都只是对跨国公司行为作了部分的解释, 不能成为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他强调, 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以及向国外生产者发放许可证往往是同一企业面临的不同选择, 不应将三者割裂开来。应该建立一种综合性的理论, 以系统说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因和条件。他把自己的理论称为折衷理论,其意图是要集百家之长, 熔众说于一炉, 建立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

邓宁认为，一国企业﹙包括跨国银行﹚之所以能跨国经营，关键在于拥有：所有权优势。主要表现为企业所拥有的某些无形资产，特别是专利、专用技术和其他知识产权；内部化优势。这是指拥有无形资产所有权优势的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和经营活动，将这些优势的使用内部化的能力；区位优势。这是指特定国家或地区存在阻碍出口的因素而不得不选择直接投资，或者使直接投资比出口更有利的各种因素。区位优势是造成对外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当一个企业同时具备前两种优势，并能确认获得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区位优势时，对外投资常常是企业不可避免的选择。邓宁对这三种优势的分析见表1。

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分析框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各种因素对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见表2。

4 总结

以上各种理论各有侧重，但总体上遵循这样的机理：当银行境外业务比境内业务存在超额利润，即收入更高或成本更低时，银行境外投资就更有利可图，实现净收益的最大化，从而产生国际化经营的动机。可以用一个模型来分析此结论。

模型假定：①银行和厂商一样，是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②金融市场由境内市场和境外市场两部分组成。③银行占有有限的生产要素。④金融市场为非完全竞争市场，包含以下几点： a. 要素流动限制，要素报酬国家间差别化； b. 金融产业流动限制，金融产品价格国家间差别化。c.各国税负、技术水平、风险系数不一致，且不同市场均存在信息成本。d.有些国家存在金融管制，产品价格（如利率）并非市场出清。

银行在国内、国外要素投入的过程为：

MRi＝αIim﹢bi ； MRj＝βIjn﹢bj ；

s.t. m﹤0,n﹤0,TR＝Ri﹢Rj , I＝Ii﹢Ij

其中，MR为边际收益，I为投资量，TR为总收益，R为收益，i为境内，j为境外，则:

maxTR＝dTR∕dIi＝0,推出MRi＝MRj

由于是非自由竞争市场，m≠n, bi≠bj , α≠β,则:

MRi＝MRj推出αIim﹢bi＝βIjn﹢bj

当βIjn﹤αIim﹢bi－bj时，Ij＞Ii

即此时银行在境外业务的收益比境内业务的收益大（收入更高或成本更低），这时银行境外投资的收益最大，产生跨国经营的动机。无论是用哪一种理论来说明跨国银行的国际投资，最终都是在当境外投资存在超额利润即境外收益比境内收益大进行国际投资的。

参考文献

1 薛求知,杨飞. 跨国银行管理「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 马之騆．国际银行学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 卢现祥.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3

4 吴先明.现代跨国公司理论的发展「J．经济评论，2000（1）

第4篇：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和成本范文

关键词：汇率水平 汇率波动 对外直接投资

一、前言

面对世界经济艰难复苏，全球范围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持续下降的形势，我国政府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鼓励我国境内企业“走出去”，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步伐明显加快。据《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对全球155个国家/地区的6532家境外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累计实现对外直接投资1412.19亿美元（含金融类企业直接投资），同比增长14.7%，主要涉及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合作和高端制造业等领域。从2005年7月21日开始，人民币汇率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的浮动汇率制度，受美元持续走强、欧洲央行宽松政策的影响，2015年人民币汇率波动性明显加大，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进行，本文将从理论研究和数据分析两个角度，探究汇率变动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

二、汇率变动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传导机制

目前国内外学者分别从汇率水平、汇率波动性和汇率预期研究汇率变动对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影响。

（一）汇率水平的影响

母国货币汇率水平变动会从财富效应、生产成本效应和资本化率效应来影响母国对海外的直接投资活动。财富效应是指母国的货币升值后，以外国货币衡量的财产相对于母国企业更为便宜，为了获得财富均衡最大化需要增加海外资产的持有量，鼓励企业通过兼并收购等形式对外直接投资获得被投资国的优质资产；生产成本效应是指母国的货币升值后，被投资国生产所需的资本成本相对降低，刺激投资者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更高的资本回报率；资本化率效应是指母国的货币坚挺并且贷款利率较低，母国企业相对较高的通货溢价将获得高资本化率，在对资产并购中更具有优势，增加直接对外投资的概率。

但有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却得到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母国货币贬值导致汇率降低时，导致资本外流并促进对外直接投资。

（二）汇率波动性的影响

母国货币的波动水平等价于投资者面对的汇率风险，随着汇率波动性的增大，风险厌恶型投资者会减少在被投资国的生产投入，并会放弃收益率较低的项目以降低风险水平。另一方面，剧烈的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产生的影响要大于对直接对外投资的影响，为规避汇率风险母国投资者考虑增加对外直接投资以替代国际贸易，即汇率波动性与外直接投资可能存在正相关性，波动率越大，越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

（三）汇率预期的影响

汇率预期服从随机漫步理论，未来的即期汇率对当前的即期汇率缺乏弹性，汇率预期对直接投资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与对外直接投资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对于未来变动方向和幅度基本确定的汇率预期，投资者在综合考虑风险与报酬的前提下，决定是否转回利润或增加投资。

三、汇率变动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分析

为验证人民币汇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影响，本文分析2003―2015年度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变动趋势如图1所示，发现自2005年央行进行第二次人民币汇率改革后，人民币持续升值27.58%，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从122.60亿美元增加到1412.19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27.68%。人民币升值使得国内投资者参与竞争购买海外资产时更有竞争力，并且被投资国的生产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资本收益率提高，即我国企业在国外的生产成本会下降，产生财富效应和相对生产成本效应，促使我国投资者对外直接投资。

人民币汇率波动性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变化对比情况如图2所示，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后，短期时间内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变化幅度与汇率波动幅度成正相关性。其中，2011年美国经济恢复疲软，2015年欧洲央行扩大宽松政策，与此同时我国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人民币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兑换，导致相关年度美元兑人民币大幅双向波动。人民币汇率波动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是显著的，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需要关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水平值的同时，也应进一步关注其波动性，避免使得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产生大幅度波动，影响净出口贸易和企业经营发展。

在当前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降低、未来市场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在研究汇率变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时，也应该考虑汇率预期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分化效应。考虑到美元近期升值的压力，对于发行以美元计价债券的企业，为降低资金成本和未来汇兑损失，直接截留对外投资收益并偿还未到期债务，并减少海外资产的持有量。目前国内资本市场出现“资产荒”，对于拥有大量富余资金的企业，如保险机构正利用“走出去”政策的便利性，积极购买境外优质资产，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范围和规模。

四、结论与建议

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为成本导向性，汇率变动对企业的境外投资决策有重要影响。人民币汇率水平和汇率波动率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汇率预期对不同类型的企业产生不同作用。在保持国内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同时，短期内需要稳定人民币汇率，降低汇率波动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邱立成，刘文军.人民币汇率水平的高低与波动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J].经济科学，2006（10）：74―84

[2]陈恩，王方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2007―2009年国际面板数据的考察[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1（8）：43―50

[3]张新乐，王文明，王聪.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 2007，293（5）：91―95

[4]王凤丽.人民币汇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ECM模型的检验[J].经济问题探索，2008（3）：134―137

[5]胡兵，涂春丽.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12（11）：77―82

第5篇：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和成本范文

一、两种理论的研究溯源与现状

（一）传统理论上的不相容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规模报酬不变。国际贸易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国生产同种商品的价格差异，而价格差异则是由成本差异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因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同所致，生产要素的价格则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决定的。正是由于各国生产要素丰裕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或价格优势。所以，一国将出口较密集地使用其丰裕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进口较密集地使用稀缺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国际贸易的格局也就由各国的资源优势所决定。由此可见，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中，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生长的空间。

现代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和发展，恰好否定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完全的自由竞争导致完全的市场结构。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市场的不完全性，尤其是技术和知识市场的不完美，才是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市场的非完美性，跨国企业才有可能运用组织的效率，发挥它在获得资本、劳动、技术和知识等要素方面的有利条件，在世界市场上与当地企业竞争。跨国企业在市场、生产、规模经济以及诸多方面的垄断优势是确保跨国生产有利可图的必要条件，也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可见，这一分析框架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是完全不相容的。

（二）两种理论融合的尝试

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的是美国学者弗农(R.Vernon1966)。他用“产品周期理论”来系统解释企业在出口、许可证形式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选择，并将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与企业生产的区位选择联系起来。弗农把产品的生命周期分成新产品期、产品成熟期和产品标准化期，他认为，在新产品期，企业选择在国内生产，对国外市场的需求主要采取出口贸易的形式；在产品成熟期，企业想保持最佳经济效益必须考虑对外直接投资；当产品进入标准化期后，价格竞争的结果是使产品的生产或装配业务逐渐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原来发明产品的国家则转为从国外进口该产品。

澳大利亚学者科登(W.Corden,1974)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放弃了瑞典学者赫克歇尔(E.F.Hecksher,1919)和俄林(B.Ohlin,1933)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H-0理论）中的要素在两国之间不可流动的假定，同时引进了第三个要素——知识，并允许资本、劳动和知识三要素进行国际流动，这使得扩展后的国际贸易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现象。

英国跨国公司专家邓宁(J.H.Dunning,1976)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又称为国际生产综合理论），也是至今为止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邓宁提出了用折衷主义方法来解释国际生产活动，该理论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对外直接投资”。这就是说，如果三者都具备，国际直接投资是最佳的选择；如果具有所有权优势，同时取得内部化优势，则可以选择对外贸易；如果仅仅具有所有权优势，他国区位优势又不明显，那么许可证贸易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正是这些理论对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与企业发展之间紧密关系的描述，使得将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成为可能。

（三）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现状

日本学者小岛清(K.Kojima,1978)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同时置于国际分工框架下进行研究的方法，为我们对两种理论进行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启示。小岛清理论的基本思路是：从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理论出发，在H-0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内，先确定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再根据国际分工原则选择合适的投资产业。

以克鲁格曼(P.R.Krugman,1980)和赫尔普曼(A.Helpman,1983)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提出的基本观点是：各国并不一定因为本国的资源禀赋而参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不完全是比较优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规模报酬递增驱动的。他们试图用要素禀赋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的格局和跨国公司的产生：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间贸易；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内贸易；如果当要素禀赋差异太大且公平的市场交易无法使要素价格均等化时，国际直接投资则是最佳选择，这样就产生了跨国公司。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波特(M.E.Porter,1985)提出了全新的“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这一微观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现象。波特研究的逻辑线索是：国家竞争优势取决于产业竞争优势，而产业竞争优势又决定了企业竞争战略。他是站在产业（中观）层次，从下而上，即从企业（微观）层面向上扩展到国家（宏观）层面上。这是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方法的一种拓展。

我国学者在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方面以往只停留在总结述评他人的研究成果上（王福军、吴先明，1999），最近有人提出在比较优势下融合两种理论的观点（黄河，2002），并对两者相互融合的趋势和统一的途径阐述了看法。但是，至今为止我国学者还没有就这两种理论如何融合进行深入的论述和研究，也没有出现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构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

（一）现有理论研究成果的不足

1.理论研究的重心发生偏移。从李嘉图(D.Ricardo,1817)开始，古典经济学关于比较优势的产生问题开始偏离斯密(A.Smith,1776)以早期国际分工为理论出发点的内生决定论。斯密认为，比较优势产生于分工和专业化，是内生的；而李嘉图则认为比较优势是产生于资源配置过程，是外生的。另外，由于数学工具的局限，导致以马歇尔(A.Marshall,1920)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放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内核（分工和专业化），研究重点完全转向了资源配置问题。

2.假设条件与现实状况不符。例如，完全竞争市场、同质要素、信息对称、零交易费用等等，这些假设条件符合了经济学理论研究者的科学理想，可以用来构建清晰而精致的数学模型和推理严谨的分析框架，但是，用这些作为理论的前提是根本无法得出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成果。

3.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分离，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例如，国际贸易理论是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以企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是以行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杨小凯等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以个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

4.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例如，弗农是用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来作为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判断标准；小岛清是把比较成本原则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克鲁格曼是用各国的要素禀赋差异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波特是用竞争优势的原则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

（二）为何重拾国际分工思想

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注：［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5页。）200多年前的这一论述，至今仍为当代经济理论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有关分工的研究，经济学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分工的基础和职能的分工。“由于机器和蒸汽的作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的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页。）国际分工就是指生产的国际专业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带来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随之而产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分工和专业化理论的两个侧面，同时也是微观经济学在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领域中的延伸。随着国际市场交易成本的增加，企业之间借助国际市场实现的国际分工可能并不经济，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加以替代，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发展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代国际分工的内容、性质和形式。

在当代国际分工的理论研究中，已形成三种研究对象不同的理论体系：一是研究由市场机制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另一是研究由跨国公司为载体予以组织和协调的企业内部国际分工的理论；第三种则是由杨小凯(X.Yang,1993)等人为代表的研究由个人的专业化、生产的迂回程度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杨小凯等人用非线性规则（超边际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分工和专业化等经济思想形式化，创立了以分工思想为基础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重新将分工和专业化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其中许多命题的证明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启示性的典范并缩小了最优化范围。同时在此分析框架内，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融合在一起，不仅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将许多原来相互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分工和专业化）统一起来。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是通过引入交易费用和交易效率的概念来解释企业的产生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因为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形式，企业的出现是企业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的交易费用的结果，所以交易费用的差别是企业出现的原因。同理，降低交易成本、改进交易效率也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沿用他们的思路，我们不难推出这样的结论：当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高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生产费用时，人们将会选择国际直接投资，跨国企业会从国际分工中出现；当用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比向东道国市场输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进行国际贸易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更有效率时，人们选择前者。

三、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解析

本文采用的理论分析框架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类似，只是用“行为主体”（个人、企业、行业、国家）来代替原来的“个体”的概念。第一层是行为主体在作出国际贸易或国际直接投资决策前，从竞争优势的角度对当时所处的经济环境和自身条件进行分析；第二层次是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行为主体的利益最大化；第三层次是用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国际市场结构、国际企业制度和行为主体的自利行为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各种结果；第四层次则是与行为主体价值观有关联的所谓社会福利分析。

（一）从竞争优势的角度作出决策

我们把竞争优势定义为“组织结构优势”和“社会资源优势”的整合。所谓组织结构优势，即行为主体协调其组织活动的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包括人力结构和资本结构、技术和知识产权、管理水平和对国际一般惯例熟悉程度等优势。所谓社会资源优势，即影响组织收益分配的社会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它包括市场、客户、社会网络融资能力、收集信息的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和增强竞争优势既是行为主体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又是其目标，它涉及内生函数和外生函数所包含的诸多因素。所以，我们可以从行为主体具有的竞争优势的角度来解释其国际贸易、技术许可转让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见表1）

表1竞争优势整合

组织结构优势社会资源优势

国际贸易必需具备无需具备

技术许可转让必需具备有无均可

国际直接投资必需具备必需具备

（二）从收益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国家、行业、企业、个人）需要作出决策的问题是：在当前自身所拥有的总额为I的投资能力中，是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对于行为主体而言，目标之一就是使总预期利润最大化。用公式表示为：

附图

式(1)中，NPV[,F]为在东道国进行折现数额为I[,F]的直接投资所获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T]是向东道国出口折现数额为I[,T]的贸易所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D]是将剩余投资能力(I-I[,F]-I[,T])投资母国市场所得到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其等价形式是与净现值相等价的净现值流（每年等量的净收入）形式：

附图

式(2)中，r[,F]为从直接投资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T]为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D]为从母国市场中所获得的内部收益率。行为主体从目标函数出发作出决策：

1.如果r[,F]＜r[,T]且r[,D]＜r[,T]，即当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且国内市场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

2.如果r[,T]＜r[,D]且r[,F]＜r[,D]，行为主体选择在国内生产和销售；

3.如果r[,T]＜r[,F]且r[,D]＜r[,F]，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

4.如果r[,D]＜r[,T]或r[,D]＜r[,F]，行为主体选择的决策公式可表示为：

附图

根据公式(4)即可从收益的角度做出相应的决策。

（三）从均衡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附图

其中，β与消费偏好有关，k是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t为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

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的决策问题在于，确定每一种产品的自给量、市场购买量、市场销售量以及如何组织生产这两种产品。以下讨论四种可能出现的结构形态（如图1所示），解出其角点均衡，然后从这些角点均衡中识别出完全均衡。

1.结构A由组态(XY)组成。在这个组态中，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对无论是中间产品X还是最终产品Y都采取自给自足的方式。设在组态(XY)中。（注：详细的推导过程可参考：WenliCheng,JeffreySachs,andXiaokaiYang(2000),AnInframarginalAnalysisoftheRicardianModel,ReviewofInternationalEconomics,8(2):PP.209-213.）此结构的角点均衡是：

附图

附图

图1国际市场结构和国际企业制度

附图

其中U[,1](D)和U[,2](D)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业主体在结构D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3.结构FY由组态(L[,X]/Y)和(Y/L[,X])组成。在组态(L[,X]/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它的劳动力而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中间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中进口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X])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这些中间产品返回本国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出口到国家1。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只从事国际贸易，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结构FY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v是结构FY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U[,1](FY)和U[,2](FY)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Y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4.结构FX由组态(L[,Y]/Y)和(Y/L[,Y])组成。在组态(L[,Y]/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他的劳动力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最终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的跨国公司中购买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Y])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中间产品出口到国家1，并且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在国家1的市场上销售，同时又把最终产品返销回本国。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既没有从事国际贸易也没有进行国际直接投资，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了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了国际直接投资。此结构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U[,1](FX)和U[,2](FX)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X中的人均真实收入，r是结构FX中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

因为人均真实收入最大的角点均衡就是完全均衡，所以我们用微分的方法可以求得以上各式的最大值点，并得出以下推论：

1.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和劳动的交易效率足够小，则结构A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此时，行为主体选择自给自足的方式。

2.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的交易效率(k,t)足够高，则结构D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都分别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

3.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k足够高，且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t以及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Y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作出只从事国际贸易的决策；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4.若专业化经济程度足够高，且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与产品的交易效率(k,t)以及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X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不从事国际贸易，又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四）从福利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在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时，通常要对母国和东道国的不同政策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判断的标准通常是一国的国民福利或社会福利。他们一般会选择干预成本最小或使国民福利最大的政策，称之为最优政策选择。例如：(1)自由贸易政策，即零干预或不干预政策。无论是从一国的国民福利还是从所有贸易参与国的国民福利的角度看，自由贸易政策都被认为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政策。此时，行为主体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2)高关税政策，这种政策阻碍和限制了商品（及生产要素）的国际流通，减少了人们通过自愿的国际贸易可能获得的好处。此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以此来规避高关税壁垒。

四、小结

以往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是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对国家与企业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进行解释，本文则将它们放在同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以往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分离的，对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本文则将这些基本分析单位统一在“行为主体”的概念之下；以往理论研究中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本文则以竞争优势的原则、收益最大化原则、市场结构均衡原则和社会福利最优原则来作为行为主体决策的共同判断标准。因此，本文的结论是，虽然世界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WTO后会趋向于逐渐公正和平等，但对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而言，究竟是选择国际贸易还是对外直接投资，其决策主要取决于它们对自身竞争优势的整合和提升、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市场结构均衡的评估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考虑。

上述分析方法和结论对我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和参与国际竞争，对各管理层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应当是会有所启发。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和消费者对产品差异化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近10年来，世界主要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安排已经把我国纳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之中，这将大大促进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发展和在专业化基础上的大规模生产投资的扩大，这些都要求我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政策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贸易—投资—生产—贸易一体化的方式将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利用跨国公司来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分工和拓展贸易与投资规模，形成“贸易—投资”双向联动、互相促进的良好态势，将是经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越来越普遍的战略选择；我们只有提前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策略，才能实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均衡、配套发展的良性循环，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作为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会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理论研究的假定条件也会发生变化，两种理论的最后发展趋向势必是在统一的理论基础上融为一体。

收稿日期：2001年11月15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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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yoshiKojima,Tokyo:BunshindoPublishing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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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福军：《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国际生产的一般理论述评》，《国际经贸探索》1999年第1期。

第6篇：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和成本范文

一、地区经济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国际分工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国际贸易又进一步加深国际分工，解释贸易的理论都是以阐释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比较利益理论。李嘉图认为，各国应致力于生产其相对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其相对具有较低劳动生产率的产品；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则表明，商品价格差异是贸易的基础，要素价格差异是产品价格差异的根源，各国应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密集地使用本国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二是新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人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之一，但该理论仅解释了要素禀赋具有差异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而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贸易是发生在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着眼于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以边际成本递减作为生产分工与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竞争及其市场细分策略来解释这类贸易与国际分工，说明规模收益只要超过运输成本，生产应有集中化的趋势，并且市场规模越大、“学习曲线”效应越明显的行业，成本就会越低，以此为基础的生产分工与选址，不再决定于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而是历史因素与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以上理论出发，分析经济一体化在贸易流向与产业组织结构两方面对分工的影响，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方面明显的效应：第一，市场规模效应。一体化以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因而无论从市场范围还是消费者效应来说，都有效地扩大了市场的规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国都趋向于出口在本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产品的原理（克鲁格曼、赫尔普曼，1985），一体化区域将具有增加对区外出口的倾向。第二，市场竞争效应。贸易壁垒降低将导致区内市场竞争激化，减少寡头垄断，降低区内市场细分的程度，可以强制地带来经济效率的调整。第三，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分工的效应。市场规模扩大以后，企业可以通过做大规模降低成本，一些厂商能够从事更多的工厂专业化分工，减少每个工厂生产的产品种类，降低服务成本，增强出口与区域内进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将增加一体化区域的区位优势，增加一体化区域内部分国家的竞争优势，引起区内投资格局的调整与区外对区内投资的增加。

从贸易对分工的影响来看，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有三个共同点：一是产品都是由一国国内的企业生产的；二是贸易保护的对象都是一国的产业、产品及其生产的企业；三是要素在地区间不流动。但如果以跨国公司的跨国一体化经营为分析背景，以上三点结论就需要重新推敲，国内有学者将跨国公司内中间产品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的融合概括为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张二震、马野青，2002），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我们认为，分析贸易投资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可以以要素的跨国流动与各国同类要素的异质性为基础，当跨国公司实行跨国一体化经营时，跨国公司的管理、技术以及品牌都可以成为投入的要素，地区经济一体化降低了贸易壁垒，有利于要素与中间产品的国际流动，从而推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依据各国的要素差异进行不同的价值增值环节的选点布局，一国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质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价值增值环节大的生产投资与研发机构的建立，低素质低技术的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产环节的建立。贸易投资一体化使产品乃至产业失去了国家的界限，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不能再说是由中国制造的，但国际分工仍存在，不过分工不以产品、产业为标志，而以国家之间的要素差异为标志，以要素创造的价值增幅为标志。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结果不是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扩大，如跨国公司专门将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心、价值增幅大的生产环节放在本国，而把生产的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国，或仅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的技术应用中心，中国将专门成为成熟技术的生产加工基地，长期下去中国的知识型管理型人才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造成人才培养的困难与人才的流失，进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长的贸易陷阱。

对一体化国家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了区域内的市场，降低了区域内同类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增加了同类生产要素尤其是知识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这都将增加区内的区位优势，提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层次。但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将非常重要，使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落址于本国，通过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来实现本国有竞争力要素的持续增长，将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新目的。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要有量，而且还要有质。

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国际经济学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分析总是以一体化对新贸易格局的影响作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创立，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的理论被植入国际贸易的分析，因而投资效应的分析就以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作为基础，贸易投资一体化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行为主要还是以寡占反映战略为主，在方法上仍属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下面我们以这两个阶段为界分而述之。

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跨地区跨集团的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策略，从根本上来说将成为打破地区封锁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当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从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要素寻找型向市场开拓型转变后，国际贸易的作用将是长期的基础性的。从贸易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投资的影响，出发点是一体化对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与福利的影响，理论基础基于比较利益之上的专业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部门间或产业间的区域内部贸易的增长，市场规模以及规模经济都成为一体化收益的主要来源，经济特征相似的国家都可以在专业化分工中收益，从与一体化之外的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变中获益。分析一体化对贸易的影响，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虑关税、配额和其他贸易障碍降低后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以及价格对贸易商行为的影响。由于影响相对价格的行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联系具体产业与产品是很难下具体结论的，但总体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与思路。

美国经济学家J·瓦伊纳于1950年提出了“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这两个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贸易对一体化的反应，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转移”与“投资创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区域一体化贸易流向的反应，由此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尔伯格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表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流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流量产生影响，形成投资创造效应与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创造是由贸易转移引起的，一般而言，关税水平越高的国家，一体化后贸易转移效应越大，该国将从成员国进口成本更高的产品，消费者获得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但国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关税收入。如中日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中国可能以从日本进口汽车来代替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但别国厂商自不会坐以待毙，中国厂商也不能面对新格局而束手无策，由此形成的区外非成员国对一体化区域内的直接投资和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即为投资创造，区外的跨国公司在一体化内部建立“避税工厂”(Tariff-exemptfactory)，并向一体化市场供货，以维护其原来以出口方式占领的市场份额，同时，由于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使市场扩大与需求增加，为厂商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一体化内外的跨国公司互相竞争以追求潜在的规模经济效益，也会增加在区域内的直接投资。

投资转移是由贸易创造引起的扩大了的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创造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成员国的数量，数量越大，表明市场越大；平均关税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关税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趋向贸易创造；成员国经济的竞争程度，受保护的同类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差异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大。贸易创造的产生来源于规模经济与专业分工，为从一体化经济中获取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的收益，需要进行生产的重组，由此引起区域内直接投资布局的调整与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区外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产生投资转移。

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根源于一体化的规模效应与市场统一效应，相对于区外国家而言，一体化内部的总收益无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工业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长期意义，但对一体化内不同的国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对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Robson,1998)，一体化区域内产业在国与国之间转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产业全部向一国偏转的可能，因而认真研究一体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优势及产业分工趋向，制定适当的补偿机制就成为一体化的重要制度内容。

三、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由于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为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进行的跨国投资战略调整，建立在地理意义上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概念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起来，因而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金德尔伯格的二分法就难以反映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全部复杂问题，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占领市场为导向的寡占反映战略就成为解释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这种方法着眼于一体化从哪些方面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其分析一般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依据，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的组合：第一，所有权优势。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具有某种垄断优势，以抵消在陌生环境中经营所需增加的额外成本，一般业主的无形资产与规模经济都可能体现特定的所有权优势，其内容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能力、管理能力、获取信息能力、营销技巧、特殊的组织结构以及进入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市场的便利条件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制度学派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科层组织，与外部市场相比具有减少交易成本的优越性，根据邓宁的分析，国际市场的失效主要有两类，一是结构性失效，如贸易壁垒的存在与无形资产的溢出效应影响外部市场的形成和发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畅及国际市场经营风险过高都将提高交易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第三，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来自东道国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如自然资源的禀赋、社会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以及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优越条件等，这些因素不是跨国公司特有的，但跨国公司可以不断适应它，利用它。

将以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释国际生产的组织形式，所有权优势决定了“谁”来生产，内部化优势决定了“怎样”生产，区位优势决定了“在哪里”生产。而一体化从规模性、结构性与交易性三个方面增强了区域内国家在以上三个方面的优势。贸易壁垒的降低尤其是专用性资产、中间产品及要素流动壁垒的降低，提高了跨国公司内部化的能力，一体化后的区域市场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家的市场，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为区域内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国际经营的学习机会与条件，使一部分区位优势转化为所有权优势(MiraWilkins,1991)，一体化最为突出的还在于它凸显了区域市场的区位优势，拓宽了市场的范围，加大了经济的总体规模，提高了经济的抗震性，能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减少，周期拉长，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对于一体化的小国来说，生产的种类可以减少，规模可以加大，生产的某种地理分工变得更自然，一体化产生的规模经济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厂中应用的重要生产要素，如某些类型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这也成为跨国公司对区内投资的重要原因。

将直接投资的增长与企业的战略对策结合的分析认为主要有四种形式的战略投资对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进口替资，也叫“桥头堡投资”或“跳越关税”的投资，是外部企业对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的一种对策，反映了一个企业为维持在一体化经济中的市场份额从以贸易为基础的战略向以投资为基础的战略的转变；(2)进攻性进口替资，亦称出口导向投资，它以一体化对竞争效率、收入水平、增长和创新的影响为依据，投资的动机在于利用地区一体化所造成的市场扩大和需求增大的势头，是企业抢占市场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的一种战略投资；(3)重组投资，又叫合理化投资，即生产经营的布局按一体化后更自然的区位优势重新组织所进行的投资，因为贸易壁垒消除以后，各成员国的比较优势成为资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据，生产活动将向成本较低的地区集中；(4)寡占反映投资，指当地企业面对外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该地区，为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也必须通过做大规模进行回应，从而刺激其通过直接投资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直接投资的效应，最主要在于强调它对工业效率的影响，这可能是比资源配置效应更为重要的一种收益来源，因为从贸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内展开的，而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强调的是以不完全竞争为框架，分析一体化对厂商竞争行为的影响。鉴于一体化后兼并与收购将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式，因而如何规范本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垄断行为，就成为新的更重要的课题。

四、启示与结论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参与经济一体化必将有得有失，但一般总是得大于失，这是双赢、多赢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体化分工的格局趋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导向，一国要从一体化中获得有益的分工，就要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竞争性要素的持续增长等几个方面来引导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向，从以上贸易与产业组织两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参与经济一体化主要应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1.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依照传统贸易理论，中国是简单劳动力要素的供给极其丰富的国家，几乎可以说具有无限供给弹性，因而一体化后，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将有向中国集中的趋向，依照新贸易理论，生产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国家集中的趋向。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向别国开放市场也具有诱人的利益，当中国与东盟拟建立自由贸易区时，日本不无妒忌地宣称，为了享受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零关税，日本企业可能进一步向中国投资，为了同样的理由，日本可能将已或拟向东盟的投资转向中国（冯昭奎，2002），其实，中国与东盟都大可不必为此而担心，制造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制造业的产品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只要一体化内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价格就有均等化的趋向（赫尔普曼、克鲁格曼，1985），如果其生产全向一国集中，则比较优势的天平将向另一面倾倒，况且生产同样的商品对要素的组合方式仍有差异，可以起到平衡各国生产要素供给的作用，东盟即使生产的种类减少了，但贸易壁垒的降低使中国辽阔无边的市场向他们优惠开放，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运转来看，自由贸易的协定尤其有利于小国，因为他们的增长与繁荣有了更多的空间(ShyamalenduSarkar,2001)。对东盟而言，中国是竞争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间将主要在制造业、电子、通讯等产业内部的分工与贸易，由于这些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最初的生产与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实证分析这些产业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分工布局将对资源的配置起导向作用。

第7篇：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和成本范文

摘要：促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在于以储备资产为主的对外金融资产快速增长，深层原因在于国内外各种总量和结构因素。金融债权国地位带来了国民财富流失、内外失衡加剧等负效应。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方式和对外投资模式转型，抑制对外金融资产过快增长，摆脱债权国困境。

一、中国金融债权大国的崛起历程与特点

这里通过分析1981－2009年的国际投资头寸来揭示中国金融债权大国的崛起历程与特点。①为便于行文，特做以下符号设定：对外资产－FA，对外负债－FL，对外直接投资－ODI，外国来华直接投资－FDI，对外金融资产－FFA，对外金融负债－FFL。于是有：国际投资净头寸NOI=FA-FL，国际直接投资净头寸NODI=ODI-FDI，国际金融投资净头寸NOFI=FFA-FFL=NOI-NODI。分析显示，我国债权债务地位演进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于1995年首先在金融投资方面实现了债权债务转变。将国际投资分解为直接和金融两部分来看，我国两种净头寸总体上呈反向对称变化态势。如图1所示，NOFI在1995年前呈负值减少趋势年对外金融净负债年均降幅年由负转正年对外金融净资产年均增幅57·46%。而NODI则一直呈现负值增大趋势，1982－2009年年均负增长27·2%。

图1：中国国际投资净头寸演进态势

第二，于2000年实现了总体债权债务转变。如图1所示，NOI于2000年由负转正，之后以年均65·55%的速度快速增长。按照IMF对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外净资产的统计和排名，我国于2006年成为世界第三大债权国，2008年超过德国，位居第二。从图1中三线对比来看，NOFI与NOI走势基本一致，但快于NOI，NODI与NOI则完全相反。这说明，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债权债务地位快速转变时期，推动力主要来自金融资本流动，其净流出抵消和超出了直接投资净流入，从而使我国拥居金融债权国和直接投资债务国双重身份。

图2：中国私人对净头寸与官方储备资产对比（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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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集官方债权国和私人债务国于一身。如果将NOI扣除储备资产视为私人对外净头寸，可以看出（见图2），1982－2009年我国这一指标总体上一直呈负值增大态势，净负债年均增长9·78%；储备资产则持续快速正增长（1985、1986、1989及1992四年微幅下降），年均增幅高达32·37%。这意味着，推动我国债权债务身份转变的动力主要来自官方，从性质上看，我国目前只是一个官方债权大国，私人投资方面始终处于债务国地位。

第四，金融和官方债权国的形成动力主要来自以储备资产为主的对外金融资产快速增长。图3显示，虽然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总体上都呈上升态势，但前者增速明显快于后者，1982－2009年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7·48%和6·99%。这意味着促成金融债权国地位的主动力来自对外金融资产快速增长。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储备资产占对外金融资产的比率呈不断上升态势，1981年只有13·71%，2009年上升到75·88%。这说明储备资产是推动我国对外金融资产快速增长、从而成为金融和官方债权国的根本动力。

图3：中国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及储备资产占比演进态势（单位：亿美元）

[@图头@]图3：中国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及储备资产占比演进态势（单位：亿美元）

我国国际投资头寸演变特点集中于对外金融资产、特别是储备资产的快速增长，那么，推动其增长的力量来自何方?带来了何种效应?应采取何种对策?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展开分析。

二、中国金融债权大国崛起动因分析

（一）理论推断

基于理论和逻辑推演，对我国对外金融资产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作以下判断（“+”、“-”分别表示其对对外金融资产的正向或负向影响）：

1·经济全球化（+）。从经济循环角度看，我国对外金融资产是历年贸易顺差动态累积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以后，在由跨国公司推动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逐渐形成了如Dooley等（2004）所述的以三大区域之间特殊的经济循环为特征的国际格局，处于贸易账户区的我国，依靠丰富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被定位于制造业基地。面对广阔的国际市场，我国借助改革开放焕发出的巨大生产力和创造力，抓住全球化带来的历史机遇，大力推动出口，从而使贸易顺差、进而对外金融资产持续快速增长。由此可以推断，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对外金融资产构成正向影响。

2·美国货币供给（+）。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作为国际主导货币的美元形成了贸易渠道流出、金融渠道回流的循环模式，美国依赖货币扩张政策支撑以双赤字和高负债为特征的国内经济循环，由此塑造出一个巨大的商品和金融市场，吸引贸易国家商品源源流入，美元资产快速增长（张纯威，2008）。基于美国1985年后一直是我国主要贸易顺差来源地和对外资产投放地的现实，可以推断，作为美国货币政策主要指标的货币供给会对我国对外金融资产构成正向影响。

3·经济规模（+）。从长远的角度看，作为国民财富存在形式的对外金融资产增长是国内实体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的结果，但会呈现阶段性特征：起飞准备阶段因国内物资和资金缺乏而存在“外汇缺口”和“储蓄缺口”，对外金融资产增速慢于经济增速；起飞阶段前者则会快于后者。

4·产能过剩（+）。观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我国经济运行，可以得到这样一种直观感觉：出口增长与产能扩大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出口增长会拉动产能扩大，当产能超出国内市场容量时，企业必将尽力拓展国际市场来消化过剩产能，从而推动对外金融资产增加。于是，产能过剩度越高，对外金融资产增长就会越快。

5·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成本低廉是推动我国出口和对外金融资产增长的重要力量，因此，从逻辑上讲，对外金融资产会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下降（上升）而增加（减少）。

6·工业化（+）。我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也是工业化的过程，工业化意味着生产能力、技术水平及国际竞争力提高，从而有利于推动对外金融资产增长。

7·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为我国廉价商品输出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也吸引了外资的不断流入，在对外直接投资较少、且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必然推动对外金融资产增大。

8·城市化（+）。二元经济转型必然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在推动产业结构演进和经济增速加快的同时，也增大了就业压力，从而使政府和企业在扩大产能和开拓国际市场方面形成合力，由此推动出口和对外金融资产增加。

（二）计量分析

以下基于1981－2009年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将对外金融资产、经济规模、产能过剩、劳动力成本和工业化视为内生变量，将经济全球化、美国货币量、对外开放及城市化视为外生变量。①为统一量纲，所有国内绝对量指标都经过汇率折算，以美元计值，因此将汇率也视为一个外生变量。

1·变量符号及数据来源说明

表1：对外金融资产FFA与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1）对外金融资产FFA如前文所述（2）经济全球化符号表示为GLOB，以“全球贸易总额/全球GDP”来简要计量，数据源于世界银行在线数据库。（3）美国货币量符号表示为USM，数据源于美联储网站的M2。（4）我国经济规模以真实GDP计量，符号为RGDP，2007年前数据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9》（按1978年不变价计算），2008年后数据根据实际增长率计算。（5）产能过剩符号表示为RSOT，以历年“实际生产性固定资产存量/实际商品零售额”相对于29年均值的离差来简要计量。

2·相关性分析

对各解释变量与对外金融资产进行相关性考察发现（表1所示），其间关系完全符合理论预期，其中RGDP、RSOT及USM与对外金融资产高度相关。

3·回归分析

为便于数据分析，对绝对量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符号前加ln，由此将构建一个半对数模型。为了选择适当的计量方法，首先对各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都为一阶单整序列（见表2），适宜在VAR模型框架下进行回归分析。

表2：对外金融资产相关变量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在VAR模型下进行Johansen检验，显示协整关系成立（见表3）。于是，基于VE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①2阶滞后情况下得到长期协整方程（1）式。回归效果良好，符合理论预期。相比较来看，RGDP的影响力度最强，每变动1%将导致FFA同向变动2·12%；其后依次为ULC、SNA和RSOT，各自变动1个百分点将分别导致FFA变动0·602%（反向）、0·145%和0·00014%。②

表3：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lnFFA=-19·397+2·1203lnRGDP+0·0143RSOT-60·18ULC+14·5SNA（1）

（0·031，68·39）（0·0077，1·866）（0·7159，-84·07）（0·1708，84·9）

R2=0·9491，-R2=0·8587，F=10·498，LOG=55·12

在VEC模型下，考虑到外生变量的影响，进行内生变量间的因果检验，结果显示（见表4），各解释变量值都是FFA变动的单向原因。由此证明前述有关我国对外金融资产变动原因的理论推断及回归分析成立。

累积脉冲响应分析显示（见图4），短期看，lnRGDP和SNA对lnFFA构成正向冲击，RSOT和ULC对lnFFA构成负向冲击。这就是说，除产能过剩外，其他因素的短期影响与长期影响完全一致。

图4：lnFFA脉冲响应图

为避免Cholesky方差分解存在的变量排序问题，这里综合了4个解释变量的24种排序结果得到表5所示的方差分解状况，如果将解释变量的总体方差贡献视为100%，那么，各自贡献率由大到小依次为劳动力成本、非农产业比率、经济规模和产能过剩，分别为34·68%、29·05%、24·75%和11·52%。

由上述定量分析可以看出，ULC最值得关注，它不仅从长短期视角看都对FFA构成负向冲击，而且短期影响最大，长期影响仅次于GDP。1982-2009年间ULC呈不断下降态势，有21年为同比负增长。这就是说，劳动力成本低且不断下降是推动我国对外金融资产快速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三、中国金融债权国经济效应分析

对外金融资产快速增长具有一定的积极效应，例如提高国际收支危机防范能力、增大国际博弈筹码、为我国产品占领国际市场创造有利条件等，但这些效应多是战略性的，且并未充分显现。现实中观察到的多为消极效应，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1·负国民财富效应

债权国本可坐享投资收益，加快国民财富积累，而我国目前的债权国地位带来的却是国民财富不断流失，主要表现在投资净收益差损、汇率差损和通胀差损等方面。

从绝对金额来看，对外金融资产的快速增长似乎给我国带来了不断增加的投资收益，但如果与对外负债联系起来，就会发现一种极为荒谬的现象。将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投资收益的贷方和借方金额分别与国际投资头寸表中的资产和负债相比，计算出对外资产收益率和对外负债成本率，结果显示：1985－1994年二者年均分别为3%和1·56%，国际投资正利差率1·44%；1995－2009年，随着对外金融净头寸由负转正并不断扩大，对外资产收益率却下降到年均2·42%、而对外负债成本率上升到年均4·80%，国际投资负利差率2·38%，也就是说，均衡状态下的国际投资年均净损失率为2·38%，对外净头寸越多，损失越大。

表5：lnFFA的方差分解

由于对外资产多种多样，总体汇率差损和通胀差损难以准确界定，但仅就我国持有的美国证券资产进行粗略计算，就足以看出这类损失的严重程度。基于美国财政部统计的中国持有美国证券规模，按照美元名义有效汇率、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及国际黄金价格，计算出2002－2009年因美元相对于他国货币、实物商品及黄金贬值而使我国年均损失率分别为2·13%、3·95%和14·6%，①累计损失额的美元值分别为622·63亿、2312·29亿和8416·48亿。考虑到期间我国持有美国证券年均余额为6994亿美元，将同期年均对外资产17505亿美元及其所带来的累计收益3829亿美元与之相比，可以推断：我国对外投资收益还不足以抵补汇率和通胀差损。

如果这种局面不能得以有效扭转，那么，中国人民在实体经济中通过辛勤劳动所积累的财富就会通过国际金融渠道不断流失，对外金融资产越多，国民财富流失就越严重。

2·加剧内外失衡效应

国内外结构性因素造成我国外贸出超，外资流入，从而使人民币具有了来自市场的巨大升值动能，为避免过快升值对实体经济造成剧烈冲击，央行不得不持续进行汇市干预，由此对内导致基础货币过度投放，对外导致储备资产快速增长，这使央行持续承压于本币升值和货币冲销。因顾忌冲击经济增长和引发投机性资本流入，央行难以采用提高利率、抑制需求的方式，而只能主要求助于发行票据和提高存款准备率等规模型调控手段来遏制货币供给增长。

冲销性干预在缓解经济总量失衡的同时却加剧了结构性失衡，因汇市干预而投放的资金直接流入了贸易品部门和外向型地区，而冲销带来的流动性相对紧缩却面对整个社会，这使非贸易品部门和内向型地区资金流入相对更少，成为冲销性干预冲击的主要承受者，从而加剧了产业及地区失衡，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和敏感性提高，潜在风险增大。

四、中国金融债权国地位的改进

基于前述分析，为减弱官方和金融债权国地位的负效应，就必须抑制以储备资产为主的对外金融资产增长。具体的政策措施可归类为：对内，调节国内各影响因素；对外，促使对外直接投资更快增长。

在影响对外金融资产的各因素中，国际因素是一种客观存在，我国可采取的政策措施有限；国内城市化、工业化、对外开放及经济增长均属正向影响因素，但它们既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不能舍本逐末地抑制它们的增长；只有压缩过剩产能和提高劳动力成本两种措施可资利用。

压缩过剩产能可以适度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和扩大国内消费双向着力。为实现前者，严控重复建设、盲目投资、关停一批“两高”企业都有必要，但是，为保持经济稳定协调运行，这类措施不可过激。扩大国内消费的前提和根本在于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普通劳动者及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这与提高劳动力成本水平、扭转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持续下降局面、缩小收入差距的要求是一致的。由此看来，对内措施的重点在于提高劳动者收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在对外总资产一定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金融资产互为消长，因此，转变对外投资模式、提高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就成为抑制对外金融资产增长的有效手段。

依据Dunning（1986）的IDP（投资发展路径）理论，①沿用Narula（1996）的二次函数模型和Buckley和Castro（1998）的五次函数模型，②基于1981-2009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见表6），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路径符合二次函数模型。根据模型测算，扭转NODI负值增大趋势的人均GDP拐点值为2554亿美元，而我国现实的人均GDP2007年达到2566亿美元，这意味着NODI由此进入负值减少阶段，经济发展已赋予对外直接投资以强大的增长动力。借此有利时机，假以政策推动，必将得以迅速增长。

表6：对外投资发展路径模型的估计结果

针对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要采取以下措施：（1）提高认识水平。切实把鼓励和支持企业“走出去”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来实施，促进各类企业扩大海外投资，拓宽投资领域。（2）

理顺管理体制。建立《对外投资法》，以统一指导和规范对外投资管理；建立专门管理机构，以消除政出多门、相互扯皮推诿等现象。（3）改进服务效率。放宽用汇额度，减少审批程序，压缩审批时间，增大投资自由度。

第8篇：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和成本范文

美国财政部5月27日公布了针对主要贸易对象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报告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并未操纵货币汇率以获取不公平贸易优势。

这份半年度报告指出，中国从去年6月开始重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近一年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升值，中国不符合汇率操纵国的定义。

报告强调，中国表示将继续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并且最近还通过二十国集团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解决外部失衡方面做出了政策承诺。鉴于上述情况，并考虑到人民币对美元自去年6月以来持续升值的状况，报告认为中国不符合汇率操纵国的定义。

美国财政部每半年要向国会提交一次有关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涉及美国的十个主要贸易伙伴。

>>白俄罗斯卢布一日贬值36%

白俄罗斯中央银行网站5月24日的最新汇率显示，从即日起，该国货币白俄罗斯卢布对美元汇率将从3155：1调整为4930：1。白俄罗斯央行希望，这样的措施能够稳定该国外汇市场并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但市场人士仍对白俄罗斯汇市前景深感担忧。

从数值上看，白俄罗斯央行对本币对美元汇率的调整幅度高达56%；而购买力上则相当于将白俄罗斯卢布强行贬值36%。目前，黑市上白俄罗斯卢布对美元汇率约为5500：1，该国央行实行的新汇率将缩小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之间的落差。

但西方媒体指出，白俄罗斯央行调整汇率的做法“治标不治本”，该国汇市很难在短时间内实质性地恢复稳定。由于白俄罗斯连年出现巨额贸易赤字，加之该国政府在经济危机及去年大选期间增加借贷、提高工资水平，导致本币贬值预期高企，白俄罗斯外汇储备规模也持续下滑,甚至造成白俄罗斯实体经济领域的60万名工人因企业无力购买生产原料而停止工作。

>>樊纲建议亚洲国家互相持有货币 以减少美元依赖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任委员樊纲日前提出，为应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出现的各种危机，亚洲各国应当展开货币互持以促进储备货币多元化。他表示，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在金融危机之后逐渐显现出各种弊端，而在各种改革措施中，建立全球统一的“超货币”遥遥无期，而特别提款权（SDR）的充分利用目前也进展缓慢，相较而言，推动各国外汇储备多元化成为更加合理的选择。

为实现这一目标，樊纲建议，亚洲各国可以从目前的货币互换为基础，逐步建立常态化的货币互持机制。各国可以根据彼此的贸易总量比例持有对方的债券来实现。

樊纲认为，亚洲国家进行货币互持，一方面可以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互持债券也会使得亚洲国家对彼此的宏观政策更加关切，从而形成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他透露，目前已有多个东亚国家表示了愿意持有人民币债券的意愿。

>>我国对外金融负债的成本，远高于对外金融资产的收益率

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10年末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2010年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41260亿美元，较上年末增长19%；对外金融负债23354亿美元，较上年末增长20%；对外金融净资产17907亿美元，较上年末增长19%。

国际投资头寸表是反映特定时点上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资产和负债存量的统计报表，它与反映交易流量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一起，构成该国家或地区完整的国际账户体系。值得注意的是，41260亿美元对外金融资产中，有29142亿是储备资产，占比70.6%；储备资产中主要是外汇储备，2010年末规模为28473亿美元，在对外金融资产中占比为69%。相比之下，23354亿美元的对外金融负债中，外国来华直接投资为14764亿美元，占比63.2%。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斌指出：“我国对外负债成本，远高于对外资产的收益率，这是最突出的问题。有调查发现，外商在华投资年平均收益率在20%左右。但2002～2009 年间中国外储投资的平均名义收益率5.72%，如果考虑到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外汇储备投资的收益率将进一步大幅缩水。”张斌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加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直接投资虽然风险更大，但长期而言收益率远高于固定收益证券投资；另一方面要对外商在华投资实行国民化待遇，对原来一些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要取消，促进外资企业和中资企业的公平竞争。”

第9篇：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和成本范文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汇率经济发展

1.对资产的价格影响

当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或货币持续升值的情况下,在升值前如把外币换成人民币,一旦人民币升值,投资者便能获得与升值幅度相应的收益(把本币兑成外币即可兑现该收益),这促使投资者追逐我国资产,最有吸引力的是股票和房地产,投资者不但获得升值收益还能获得股票房地产本身增值收益。巨额资金进入股市和房市,促使股价房价上涨进一步吸引资金,促使股价房价进一步上涨,从而出现泡沫经济。

海外投资者考虑的因素除了物业的价格、收益率以外,还要考虑汇率的因素。例如日本人若想在香港投资物业,首先把手中的日元兑换为港元,而当他出售物业后,又需将所得的资金转回为日元。因此,海外投资者还要担负汇率变动的风险。随着房地产投资行为的日益国际化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同币种的兑换即汇率问题已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我国,随着人民币的不断升值,我国房地产的价格也经历了一个快速上涨的过程。近几年,大量外汇投机资本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了房地产市场,他们主要进入的是高档住宅物业和商业物业,随着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外汇的投机者已经形成了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预期,热钱也大幅度向房地产市场流动。而对以国内需求为主的中、低档住宅市场来说,人民币升值不会直接引起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但考虑到不同层次的房地产价格的联动效应,房地产整体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十分巨大,而在大型城市这种效应更加明显。

2.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进口的影响也有直接和间接两方面。直接的影响是,汇率升值后,进口商品的价格由以外币计价转化成以人民币计价后,将会发生相同幅度的下降。间接的影响是,人民币汇率变化也会通过进口商品价格的变化引起进。进口量的调整。当进口价格发生变化时,根据需求价格规律,进口商品在我国市场上的需求量也必然随之调整。当需求弹性不同时,进口量增加的幅度也是不一样的。根据需求弹性理论,需求弹性越高的商品,进口价格变化引起进口量的调整就越大。一个国家的货币升值,外国商品进入该国,要收回同样的外国货币,其价格相对便宜,商品就具有竞争力,有利于外国商品进入。所以,我国货币升值后,进口将增加。但是,具体到各个行业,影响不一样。对于生产要素进口行业,升值将会使这些行业进口成本下降,进而改善其盈利状况。如航空业,其燃用油依靠进口,人民币升值降低了其进口成本,对行业产生有利影响,同时国内航空公司债务多以外汇浮息贷款为主,人民币升值后债务由以外币计价折算成以人民币计价后将有所下降,为航空公司带来直接会计账面的汇兑收益,外币债务还本付息时则让企业节省了人民币计价的财务成本与费用。其他原料大量依赖进口的行业也可能会从人民币升值中受惠,如造纸、钢铁、石化、电力设备等行业。

人民币升值后,一个单位人民币可以兑换更多的美元,同样在国际市场上也可以购买更多的产品。我国的石油高度依赖进口,人民币升值后,同样的花费可以储备更多的能源,这样有利于构建国家战略能源储备,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除此之外,我国虽是钢材生产大国,每年却大量地从印度等国大量进口优质钢材,利率调整有利于降低进口钢材价格。对于进口替代性行业,人民币升值将会降低进口产品的价格,从而对国内的同类产品带来冲击,尤其是那些在技术含量、品牌以及质量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距离的产品,必将影响其价格和市场份额,从而导致盈利状况恶化。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等。总的来看,由于我国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进口商品在国内都出现了可替代的产品,而且工艺、质量等方面的差距不断缩小,同时,很多国外厂商开始把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内,这也增加了国内产品与进口商品之间的竞争。这些都有利于降低进口商品在我国市场上的需求价格弹性。所以,汇率升值后我国进口商品价格的下跌不会引起进口量的大幅增加,对我国的进口影响不大。企业增加进口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抑制进出口顺差过大,通过进口国内稀缺的原材料和先进技术装备支持国内产业发展和技术升级,对平衡国际收支,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和均衡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对具有上述作用的企业进口不但不应限制,而且应给予大力支持。所以,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我国进口以及原材料进口依赖型厂商成本下降。

3.利用外资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各种不同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相互抵消的作用。

(1)人民币升值提高外商在我国的投资成本。人民币升值会提高我国原材料、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对国际市场的价格,增加外商在我国投资办厂的成本。例如,相对于人民币升值前,外商投资办厂所需的土地价格、工人的工资、建设厂房的材料价格、生产设备、当地采购的原材料的成本都提高了。随着外商投资成本升高,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预期收益率降低。另外,在合资企业中,人民币升值使中外合资企业中中方的资产价格升高,外资的股权比例下降。投资成本的增加会降低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导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减少。

(2)人民币升值使我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下降。相对于人民币升值前,我国出口到国外的商品价格升高,价格的升高削弱了我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由于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大部分集中在制造业,所生产的产品一多半是面向国际市场的,随着人民币的升值,我国利用出口导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将会减少。

(3)人民币升值降低了进口商品的价格水平。由于人民币的升值,以外币表示的国际原材料的价格降低。由于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我国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日趋紧张,各种原材料的价格飞速上涨,大大挤压了我国加工制造企业利润。人民币升值后,随着进口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降低,使资源耗费型外商投资企业的成本降低。同时,进口机械设备的价格水平的下降也会促进外商在我国的投资。

参考文献:

[1]张娜冬,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有关人民币升值的争论.经济学动态.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