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虚假诉讼处罚的方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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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虚假诉讼处罚的方法范文

一、诉讼欺诈刑法规制的现状及困境

“诉讼欺诈”并非立法用语，在我国现有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并没有关于“诉讼欺诈”的概念表述。理论界对“诉讼欺诈”的称谓和范围一直认识不一，常常将“诉讼欺诈”与“诉讼诈骗”“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滥用诉权”等近似概念相混淆。本文所论述的“诉讼欺诈”包括所有在诉讼活动中弄虚作假，以使法院作出错误的裁决或执行的行为。即，为了骗取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在提起或进行诉讼过程中，恶意串通，作虚假陈述或意思表示，或向人民法院虚构事实、提供虚假证据的行为。包括专门以侵财为目的的“诉讼诈骗”，《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以捏造事实提起诉讼的“虚假诉讼”，也包括在诉讼中“作假证”等诉讼作假行为，但不包括具有真实诉讼内容的“恶意诉讼”“滥用诉权”行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2、113条的规定，在诉讼过程中有伪造证据、恶意串通、作伪证等欺诈行为，构成犯罪的，可以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实践中，行为人因诉讼欺诈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并不多，且存在很多司法困境。

(一)因诉讼欺诈被追求刑事责任的比例

普遍较低从近年来新闻媒体的报道和各地数据统计就可以看出，诉讼欺诈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但最终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却较为少见。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统计报道，2001年至2009年，广东省识别出存在虚假诉讼的案件有940件，并逐年增加，最终作为刑事案件处理的比例较少，以致有政协委员要求将虚假诉讼独立成罪入刑。［1］据浙江方面统计，仅2008年上半年，浙江省法院已确认受理的民事案件中存在“诉讼欺诈”的就有107件。［2］但这些案件中被移送公安机关作为犯罪处理的不多。据统计，2006年至2010年，浙江省全省虚假诉讼犯罪案件只有86件104人。［3］江苏省全省2006年至2010年共识别发现虚假诉讼案件1839件，2011年至2013年共监督识别525件，但能移送追究刑事责任的比例极少。［4］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对2008年审理的100件二审改判案件进行抽样，发现超过20%的案件存在诉讼欺诈。［5］但本文通过北京法院网的裁判文书数据库统计发现，2003年至2013年，北京市法院审理涉嫌诉讼欺诈的刑事案件只有18件。

(二)诉讼欺诈犯罪不易被立即识别、案发时间过长

广东省2009年发现的940件虚假诉讼案件，80%都是2005年后才识别。这可以看出，实践中很多诉讼欺诈不易被识别案发，或识别历时很长。北京市审理的18件涉及诉讼欺诈的刑事案件中有近2/3是在法院已经作出裁决后才案发的，只有1/3是在未作裁决前案发。案发历时一年以上的占72%，三年以上的有4件，最长的达五六年之久。在从案发原因上看，11件是被害人或利害关系人报案案发，5件是因涉及其他刑事案件案发，2件是法院审理发现案发。很多被害人报案经历了较长的时间，且在克服较多困难下才报案成功。

(三)对诉讼欺诈犯罪行为适用的罪名不统一

实践中对诉讼欺诈处罚适用的罪名不尽相同。以江苏省苏州市为例，2000至2013年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27件诉讼欺诈刑事案件，适用的罪名包括妨害作证罪、受贿罪、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罪、诈骗罪、滥用职权罪、贪污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6］北京市审结的18件诉讼欺诈刑事案件，以诈骗罪判决的有10件，以妨害作证罪判处的有3件，以帮助伪造证据罪判的有2件，以贪污罪判的1件，以职务侵占罪判的1件，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的有1件。对不同类型的诉讼欺诈适用不同的罪名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对于同种类型的诉讼欺诈，不同的地方，甚至同一地方不同法院或法官有时会适用不同罪名。有的以诈骗罪论处，有的会以妨害作证罪，或是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论处，或是因行为人的职务身份而以职务侵占或贪污罪论处，甚至以审判人员的共犯论处。［7］如，湖北省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诉讼欺诈案件，公安机关对与法官勾结制造假案的李某以伪证罪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认定李某构成徇私枉法罪共犯［8］。虽然有可能是基于具体案情不同方面的原因，但实务部门之间对此类案件在法律适用上存在认识分歧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二、诉讼欺诈的刑事规制机制乏力之原因

对诉讼欺诈进行刑法规制乏力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一)适用罪名的理论认知存在分歧是重要障碍(有法可依与无罪可用)

对于构成犯罪的诉讼欺诈行为，应以何种罪名判处?学界一直存在争论。有学者认为审查证据真伪是法院应尽义务，刑法上没有将诉讼欺诈规定为犯罪，不宜将之作为犯罪处理［9］。最高人民检察院2002年10月《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的答复》也基本持此观点。还有“三角诈骗”论观点认为，诉讼欺诈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三角诈骗”，应当以诈骗罪论处［10］。但也有学者提出，诈骗罪的被害人交付财物不是基于自己的错误认识，而是在迫于司法的强制力，这与传统的诈骗构成理论确实不太相符，其实质是借助法院的强制力迫使他人交付财物，更符合敲诈勒索罪特征［11］。还有的认为，诉讼欺诈应按妨害作证罪处理。最高人民法院第194期法院公报中刊登的一则刑事案例主张把诉讼双方合谋串通的虚假诉讼中指使对方当事人作假证逃避债务的行为，扩大解释为“指使他人作伪证”行为，从而以“妨害作证罪”对该行为作出判处［12］。这实际上是试图通过具体案例的合理扩大解释来弥补立法上的不足。上述观点、《答复》、案例虽都不具有普遍法律约束力，但这些认识分歧在一定程度上也催生了实务适用混乱，也反映出针对诉讼欺诈的立法不足。特别是201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实施的《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更是加剧了上述认识分歧。该解释第二条第(四)项规定“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属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解释中规定的“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应当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处罚。这就使得一些通过诉讼欺诈手段拖延、拒绝法院执行的行为，在罪名上会出现诈骗罪、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适用混乱问题。为此，很多学者主张对诉讼欺诈犯罪应在刑法上单独设立一个罪名。《刑法修正案(九)》采纳了这种意见，在刑法中专门增添了第三百零七条之一条规定，增加了“虚假诉讼罪”。新增一个独立的罪名，对于统一立法标准，加强和提升打击诉讼欺诈力度而言，确实很有意义。但笔者认为，即使新增了“虚假诉讼罪”的独立罪名，也未必能完全消除上述分歧。原因如下:

1．从“虚假诉讼罪”罪状表述上看，仅针对“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

从文义上看，其规制范围就仅限于“提起诉讼”的行为。对于在诉讼、仲裁、公证、保全、执行程序中做假证，提供虚假证据、作虚假或和解等行为，则难以此罪名论处。此外，“捏造的事实”一般是指完全虚假的事实。而“诉讼欺诈”的作假程度可分为“完全虚假”和“部分虚假”两类情况。那么，对于客观上存在一定诉争关系，但在诉讼中虚构或隐瞒部分事实，或制造、提供部分虚假证据，以使法院作出错误裁决，即人们常说的“作假证”的行为。如伪造部分证据、篡改证据、隐匿证据等虚构部分事实，或虚增部分损失、债务，或向法院作出虚假调解表示，或对部分权属、权益作出虚假确认或处分等。是否都属于“捏造事实”，如何界定虚假诉讼和伪造部分证据的诉讼欺诈行为，还将是司法适用不可回避的问题。

2．对于既存在侵财目的又存在其他非法目的的诉讼欺诈行为，以及行为目的不明确等复杂情形，其所侵害的客体

属于复杂客体如何进行全面有效的评价，并非“虚假诉讼”独立成罪可以解决的，也不是诈骗罪或其他任何一个个罪名可以独立解决的。实际上，主张单独设立罪名观点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认为可以将犯罪行为侵害的财产法益和司法秩序法益全部包括进去。但是，司法实践惩处带有竞合性质的犯罪最终适用的罪名未必具有囊括全部法益的性质。《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虚假诉讼罪”罪名也不可能将这些法益全部囊括。即，不能适用于全部的诉讼欺诈行为。对于其中的竞合性犯罪，仍然需要借助刑法上竞合犯理论和原则进行处罚。在实践中，很多“诉讼欺诈”并非只有单一目的，也不限于侵财目的。如:为了规避北京车辆摇号、房屋限购政策;或是为了获得获得北京户籍等特殊社会身份、资质;是毁坏竞争对手品牌声誉;或是为了影响其他关联案件、其他诉讼活动的进程或结果。

3．新增的“虚假诉讼罪”如何与现有的其他妨害司法类罪名的衔接与协调的问题

特别是存在共同犯罪或其他妨害司法的行为情况下，对于帮助伪造证据、指使他人作伪证，或是采用欺诈、串通等手段拒不履行法院裁定、判决等行为如何适用相关罪名。以及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通过恶意串通、虚假诉讼、伪造证据等作假手段，转移、隐匿财产，导致法院无法执行等，应以“虚假诉讼罪”还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处理，难免还会存在分歧。

(二)入罪标准不明确、民刑衔接不顺畅是机制性因素

刑事立法的标准不明，导致司法实践操作过于宽泛，入罪难。表现在:因缺乏明确的立案标准，民事审判部门即使在审判中发现有诉讼欺诈嫌疑，也不好判断是否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因缺乏明确的标准，公安机关立案处理缺少硬性规定，公安机关也会担心越权干涉法院审判而不敢贸然立案;因缺乏明确立案标准，利害关系人不好判断是否应向公安机关报案，面对司法机关不作为时，也不能找出明确法律规定予以维权抗辩。

(三)信息沟通有障碍、诉审发现不及时是源头性因素

从司法实践中看，诉讼欺诈案件不易被及时识别发现，案发历时长，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被害人等利害关系人信息掌握不足。一是利害关系人没有参与诉讼，或是没有掌握有效证据，不能及时发现;

二是利害关系人虽参加诉讼，但因对信息不对称，不能及时察觉其中的欺诈行为;或因掌握的证据不足或法律知识欠缺，不能及时报案。

三是法院对诉讼各方及关联主体、关联信息掌握不足。如，对诉讼各方的真实身份信息掌握不全面，对诉讼参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不易查实，特别是对于合谋串通的欺诈，很难对双方真实意思进行核查，对关联案件、纠纷信息掌握不足等。很多行为人在其他法院或仲裁机构存在关联案件，因全国法院内部信息不畅通，相互不了解，不易发觉其中的欺诈行径。四是利害关系主体与司法机关之间的信息沟通不够及时、顺畅。表现在，部分利害关系人因基于畏惧、不信任等心理，不愿意将实情全部告知法院，或因自身知识水平等原因，不能准确或及时地向法院表达自己的意见或愿意，部分司法人员缺乏与当事人沟通的必要耐心或警觉性，相互推诿等。

三、健全和完善诉讼欺诈刑事应对机制之建议

通过上述问题分析，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健全和完善诉讼欺诈的刑法规制机制。

(一)立法上统一明确的“入罪”标准对于诉讼欺诈的“罪与非罪”的界限必须明确。具体而言，包括:

1．应明确诉讼欺诈的范围，将之与滥用诉权、恶意诉讼或诉讼技巧、诉讼策略等相近行为严格区分开，防止打击面过大。

2．应对诉讼欺诈犯罪进行系统分类，并根据不同类型的诉讼欺诈，设定不同的入罪标准。建议作“侵财类诉讼欺诈”与“非侵财类诉讼欺诈”两大类型区分。

3．对不同类型的诉讼欺诈的程度要件进一步细化。如，对侵财类诉讼欺诈的入罪“数额标准”，建议参照诈骗类犯罪标准。对于非侵财类诉讼欺诈的入罪“情节标准”，建议以司法程序进度、是否采取司法措施及裁决、欺诈次数、手段恶劣程度、欺诈次数、涉案人数、涉案面、社会危害后果等方面作为评判标准。《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虚假诉讼罪的罪状对非侵财类诉讼欺诈，仅以“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作为入罪的罪量要件，仍不够全面。因为有些非侵财类诉讼欺诈不仅妨害了司法秩序和当事人权益，而且还可能谋取其他非法目的，侵害其他社会权益或公共利益，或是破坏行政法令的实施、执行，甚至有时侵害性更大。如果仅以“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作为入罪要件，则难以对这些诉讼欺诈进行刑法规制。建议使用“情节严重”，或增加“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作为入罪要件，并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具体标准予以明确。

4．解决牵连行为的“入罪”问题，即对诉讼欺诈中的伪造公章、公文、文件，伪造金融票证等牵连行为，即使这种欺诈不成立诈骗类犯罪或妨害司法类犯罪，也可对这些牵连行为进行刑法评价。如，可以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伪造金融凭证罪，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等罪名论处。

(二)司法上对诉讼欺诈分类别适用相关“罪名”

《刑法修正案(九)》正式施行后，如何准确适用好“虚假诉讼罪”，解决处理好与之相近、相似或相关罪名的关系，同样成为司法实务界需要面对的新问题。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再对诉讼欺诈行为增设独立的新罪名。实际上，只要对刑法上现有的个别罪名的适用范围稍作修改和调整，依据现有刑法理论和解释方法，同样可以有效应对和处罚。

1．应根据不同的欺诈类别、行为方式及对象客体，选择适用不同罪名，不搞“一刀切”

建议侵财类诉讼欺诈，根据其侵犯的财产权属、性质及特征，选择相对应的罪名。如侵犯诉讼对方或第三方财产的，可定诈骗罪;如果有利用职务便利诉讼欺诈，侵占本单位财物或公共财物的，则以职务侵占或贪污罪论处等。同时给司法秩序造成破坏了，可作为一种从重情节，在量刑时予以评价。对于非侵财类的诉讼欺诈，主要考虑妨害司法类罪名，以其对司法秩序的破坏程度作为定罪量刑的基本依据，对其他社会秩序或利益的侵害作为补充情节予以考量。

2．罪名的解释适用应全面，能囊括所有的诉讼欺诈行为

特别是对于“非侵财类”的诉讼欺诈，在罪名适用选择规定上，必须考虑不同的行为人身份、手段、方式及诉讼完成程度等。例如，当事人虽未伪造证据，但相互串通，合谋虚假调解、撤诉的;或只是伪造部分证据，没有捏造完全虚假的事实。如果仅从“伪证罪”、“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虚假诉讼罪”的罪名字面解释上，不能完全契合的。那么，建议尝试进行合乎法意的扩大解释。如，可将“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中的“指使他人作伪证”，扩大解释包括指使对方当事人作伪证，与对方当事人合谋作伪证，指使他人提交虚假证据，让他人制作伪证后提交给法庭等情形，则对于在诉讼中伪造部分证据，谋取其他非财产性利益的诉讼欺诈，或未骗到钱款的诉讼欺诈就可以这一罪名进行规制了。又如，可将“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的事实”扩大解释包括捏造完全不存在的事实，也包括通过欺诈手段虚构部分事实的情形;将“提起诉讼”扩大解释包括在诉讼中提起诉请的情形，那么，“虚假诉讼罪”就不仅限于以捏造事实提起诉讼一方或一种情形，也可以包括在诉讼过程中通过捏造事实或伪造证据提出诉请的任何一方或情形。当然，如果确实无法扩大解释的，可以由立法机关对个别条文进行必要修正。如此，“伪证罪”就可以适用于民事诉讼中伪造证据、捏造事实的诉讼欺诈行为。笔者比较赞同有的学者提出的一种大胆想法，即可以将“伪证罪”“妨害作证罪”“帮助伪造证据罪”等几种相近且容易混淆的妨害司法秩序罪名进行统一修正、组合，甚至可以合并为一个统一罪名，适用于所有妨害司法诉讼程序的犯罪行为［13］。

3．处理好相关的“竞合”“牵连”问题

特别是同时侵犯财产性利益和司法秩序或其他社会秩序、利益的复杂的诉讼欺诈行为。可以运用刑法竞合犯或牵连犯的理论，从多种客体和行为性质对比角度予以评价。如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与外人合谋，通过诉讼欺诈获取本单位财物的，可以考虑职务侵占与妨害司法行为的竞合，规定择一重罪处罚。对于通过诉讼欺诈影响其他案件执行，或其他诉讼，或实现其他违法犯罪目的的，可以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选择适用罪名。但这种适用规则必须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明确。只有将这些特殊情况的适用规则在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确，才能保证司法认知和法律适用协调统一。在侵财类诉讼欺诈中，有可能出现侵财未遂与妨害司法秩序既遂的竞合情况，可以根据想象竞合犯的处理原则，择一重罪从重处罚，即，在适用侵财类犯罪罪名认定犯罪未遂时的法定刑，与认定妨害司法秩序罪名犯罪既遂时的法定刑，两者进行比较，选择重者适用。例如，采用欺诈、串通等手段指使他人作假证从而拒不履行赔偿10万元的法院判决，后被法院及时发现而强制执行的情况，同时符合诈骗罪、妨害作证罪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构成，属于想象竞合犯，因为诈骗罪未遂以数额巨大为追诉起点，本案情形适用的法定刑应在三年以下，且主要侵害的还是司法执行秩序，故应以处刑较重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论处。

(三)在司法工作机制上，健全司法信息公开和资源共享平台，构建民刑立案衔接的常态机制

1．健全司法信息公开

平台充分利用现有信息系统、网络平台及新闻媒体、网络微博力量，为社会公众搜索、查询、了解相关案件进度信息提供便利。特别是对于权利人缺席诉讼、涉众型、涉案面广等诉讼纠纷，应尽拓展信息告知渠道和途径，将有关案件信息及时通知到相关利害关系人。尽量防止利害关系人因信息掌握不全而不能及时维权报案。

2．健全司法行政机关内部的信息资源共享平台

首先，应健全全国法院内部案件信息共享系统，保证各地法院随时能搜索、查询到全国关联案件;其次，应健全法院与公安、工商、税务等行政执法部门的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保证相关案件信息互查畅通。再次，应健全司法行政案件诚信登记系统，将执法、仲裁、审判、执行公证中不诚信人员、行为进行登记备案，并进行相关诚信等级分类，提高司法机关对不诚信记录的人员的警惕性。

3．构建和完善民刑衔接常态机制

首先，应加强法院民事审判部门与公安立案部门之间衔接沟通，建立互信互访的常态交流机制;其次，应加强法院内部刑民部门的沟通交流机制，进行业务交流机会，增强民事审判人员的刑事警惕性和敏锐性;再次，构建民事审判与刑事立案的案件移送、交接常态机制，健全专门渠道，提高司法人员责任心及证据审查的积极性，有效完善和增强诉讼欺诈刑事应对机制的发现和启动机制。

四、结论

第2篇：对虚假诉讼处罚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和资金的多寡产生密切的联系，由于国家对金融机构的紧松政策规定和引导，资金的短缺有时不可避免，法人和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自然日渐增多。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法制建设也快速发展，公民法律意识逐渐增强，经济生活中的很多民间借贷纠纷，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加以妥善解决成为一种合法有效的途径。

近年来，沛县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逐年增多，提请市院抗诉或者向沛县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的案件，2009年2件，2010年4件，2011年5件，2012工作年度刚开始受理的第一件申诉案就是民间借贷纠纷。

我院受理审查的民间借贷纠纷申诉案件的诉讼标的各案不等，从案外人赵娟申诉的赵侠和陈梅的几万元，到案外人陈侠申诉的马玉芹和朱红法的几十万元，甚至案外人王福顺申诉的张继义和王高河的几百万元均有体现，反映出案件的重大性和复杂性。

一、 民间借贷纠纷申诉案件的类型分为两类。

一类是针对法院的判决，另一类是针对法院的调解。申诉案件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针对法院的调解案件占了民间借贷纠纷申诉案件的三分之二，而且我院2011年和2012年受理审查的民间借贷纠纷申诉案件均为调解结案；二是案件的来源除了当事人申诉外，第三人及案外人到检察机关申诉的比重也大幅上升，2011年和2012年我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00%均为案外人认为法院的判决或者调解侵犯了第三人的合法权利而申诉。

民间借贷纠纷申诉案件的激增，引起了我们检察机关的高度关注和重视，通过依法审查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针对案件出现的原因和现象，积极探索解决的办法，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 民间借贷纠纷申诉案件出现的原因。

第一、法院的工作考核机制。近年来，法院系统对审判人员的考核业绩的主要的指标是案件的调解结案率，这就导致法官在工作中片面追求调解而结案。第二、案多人少导致法官的审查不完整和不完善。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民事诉讼案件特别是民间借贷案件日渐增多，但法院的审判人员面临着案多人少的实际情况，而法律对审理期限又有明确的规定，于是审判活动中法官对证据的审查不完整而出现瑕疵。第三、当事人之间的恶意串通逃避债务。很多调解结案的民间借贷纠纷，当事人之间多具有亲密的亲戚朋友和同学战友关系，采用虚假调解的方式予以结案，使自己的财产逃避被真正的债权人执行而恶意调解结案。因为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均无异议，法院为了案件的快速办结，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也忽略了严格审查导致申诉案件发生。第四、法官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判决类的民间借贷案件，当事人特别是第三人（案外人）申诉的理由多是法官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事实上我们经过审查最后提起抗诉的理由也是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第五、法律对虚假诉讼规定的滞后。虽然民事、行政和刑事诉讼对妨碍诉讼行为如何进行处罚均有规定，但对于故意虚假诉讼却没有相应明确的规定。2002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根据该答复，虚假诉讼不属于诈骗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这类法律规定的滞后，给虚假诉讼者以可乘之机。

三、民间借贷纠纷调解结案案件的共性。

1、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具有利益共同性。2、诉讼过程具有合谋性和非对抗性。民间借贷纠纷诉讼过程一般不具有对抗性，被告通常主动到庭，自动放弃答辩期等诉讼权利，对原告诉请的事实与证据也没有任何异议。为迷惑法院和法官，当事人也会有“虚假”的对抗，但从不否定基本事实与证据的真实性，往往选择还款期限、利息、违约金等非关键细节进行辩解。3、诉讼的内容具有财产性。诉讼的内容均体现债务的确认，以达到相对第三人的虚构债务、转移财产之目的。4、诉讼双方当事人多数自愿以调解方式结案。争议的最终解决通常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因此民事调解很容易被虚假诉讼者利用。虚假诉讼的双方当事人为尽快达到其诉讼目的，规避法官对详情的审查，往往选择调解结案，通过诉讼调解的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

四、解决虚假民间借贷纠纷的方法。

第一、加大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查力度。检察机关是宪法赋予法律监督职责的司法机关。对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依法进行监督也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职责，对法院违法的审判活动，案外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诉到检察机关的，检察机关要审查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对当事人的诉讼主张和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审慎审查，是否是违法调解，涉嫌虚假诉讼的，要坚决予以抗诉或者发出检察建议予以纠正。

第二、运用科学的鉴定方法明辨是非。在沛县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几乎全部都是对借条进行司法鉴定辨别真伪后，再通过询问双方当事人突破案件。在疑是虚假的民间借贷纠纷诉讼中，对存疑的有可能损害国家、集体及第三人利益的伪造的证据，要及时委托中介的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使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还事物以本来面目。当然司法鉴定机构的执业水准也决定着鉴定结论的权威，要规范和提高鉴定结论的准确性才能给司法机关以识别虚假诉讼的第三只“火眼金睛”。

第三、加大对虚假诉讼的惩处力度。从立法的角度对虚假诉讼的行为予以禁止，并对虚假诉讼的行为予以严惩直至追究刑事责任，使虚假诉讼者望而却步，不敢以身试法。

第3篇：对虚假诉讼处罚的方法范文

会计信息失真的法律原因

会计信息差错和会计信息虚假是会计信息失真的主要表现，但却是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概念。所谓会计信息差错是指会计人员在遵循会计规范、提供会计信息的过程中，由于主观判断失误，经验不足和事项本身的不确定性，造成会计信息与经济活动事实之间的出入。会计信息虚假是指在会计活动中，当事人出于种种目的或虚构盈利，或隐瞒亏损，或避免股东多分红利的要求，或逃避纳税等等，事前经过周密安排而故意造成的信息虚假。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当事人主观动机的不同。比较而言，法律应该更侧重于约束会计信息虚假。但由于技术上的难题，法律很难准确区分会计信息差错和会计信息虚假。一旦因会计信息问题引起法律冲突，在认定某项会计信息是否虚假而在法律上又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往往只能以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来判定会计信息是否虚假，即以事实作为标准。因而，也就无法正确区分是会计信息差错还是会计信息虚假。会计信息差错与会计信息虚假的社会危害及惩治力度并不应当相同，现行法律未区分两者的差异，导致两者在法律适用上存在混同，直接影响了法律的公信力。1我国《会计法》第4条、第21条明确了单位负责人对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但在《会计法》第六章的法律责任规定中，仅有“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进行行政处罚的规定。《公司法》和《证券法》在自然人承担会计行政责任问题上，也表述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有学者对此提出疑问“《证券法》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否包含《会计法》中的‘单位负责人’，如果包含，《会计法》中专门规定‘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就没有实际意义；如果不包括，则与《会计法》立法宗旨背道而驰”，这暴露出我国会计行政责任认定上的混乱与尴尬。目前，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的法律责任构成，以行政责任为主，刑事责任作为补充，相关会计法律法规对民事责任很少涉及或基本忽略。比如，1999年新修订的《会计法》主要规定了会计行政责任，并有少量刑事责任的规定，但未提及会计民事责任。[2]在诉讼实务中，虽然《公司法》第一百五十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确立了代表人诉讼制度，但是原告资格要求过高，人数难以确定，诉讼利益归属不公平，股东利益很难得到法律保护。尤其赔偿数额没有相关规定难以确定，使得投资者和股东的损失得不到相应补偿。[4]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高额的民事赔偿金额，会加大会计信息失真的违法成本，是阻止会计信息违法行为的有效手段。除了民事法律责任缺失，客观上导致会计信息违法成本很低。同国外相比，我国会计信息违法的刑事责任也偏低。《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和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二款对虚假会计信息披露的处罚最高可判处5年有期徒刑，罚金最高20万元。[5]相比美国《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案》规定涉嫌财务报告的犯罪行为最高可处20年监禁，涉嫌欺诈的犯罪行为最高可处25年监禁。我国法律对虚假会计信息披露的刑事惩处不力，打击力度不够，法律规定与虚假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不相匹配。此外，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的行政责任，相关约束也偏软。《会计法》第六章规定了三种形式的行政责任：①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对责任单位和个人的罚款；②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③对其中的会计人员，由县级以上民政府财政部门吊销会计资格证书。前两种行政处罚的警戒作用非常有限。按照现行《会计法》的规定，对责任单位最高罚款不超过10万元，对个人最高罚款不超过5万元，同会计信息违法所得相比，罚款金额偏少；部分国有企业，相关罚款由国家买单，责任单位和个人几乎没有实际利益损失。所在单位对责任者的行政处分，仅限于国家工作人员，对非国家工作人员，没有约束力。1比如，对同一事项的认定，不同的法律有不同的规定，如对责任人员罚款的规定：《刑法》为2~20万元、《公司法》为1~10万元、《证券法》为3~30万元，而《会计法》为0.3~5万元，相关法律之间的不一致势必造成多头执法。此外，《会计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财政、审计、税务、人民银行、证券监管监督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职责，对有关单位的会计资料实施监督检查。这个规定说明了我国对会计领域实行多头监督制度。多头执法，如果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必然导致各执法部门都有权管事，出了问题都不愿担责。权责不对等，从而导致执法权力的滥用。诚然，即使从法律层面考察，“会计信息失真”形成的条件也不限于上述几端，但上述几端为其中的基本。社会公序良俗的形成，一方面依赖于人们道德文化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依赖于外在的社会环境约束。社会环境对人们的约束，主要包括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就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的关系而言，两者目的相同，功能上相辅相成，这方面不需赘言。值得研究的是两者的差异。具体到会计信息失真治理，道德与法律发挥不同的作用。总体而言，道德规范是软约束，法律制度是硬约束。会计信息失真，包含利益驱动机制。面临高额的利益诱惑，道德约束通常软弱无力，此时，法律作为约束人们行为的硬约束，显得不可替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个人自觉及道德规范起不到作用时，法律是阻止会计信息失真的最后一道防线。

会计信息失真治理的法律思考

完善《会计法》《会计法》是调整会计行为的基本法，其主旨是指导会计工作，防止会计秩序混乱，遏制会计信息失真。《会计法》的完善，应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应明确界定虚假会计信息含义、内容、划分标准，明确规定区分故意和过失的判断标准。其次，应明确会计信息失真的责任主体，加强会计人员自身的监督责任。最后，改革会计信息失真的法律责任构成，将民事赔偿责任写入法律。我国法律规范过于依赖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对民事诉讼手段重视不够，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主要体现了惩罚，而民事责任主要体现了补偿，更重要的是，民事责任可形成一种利益机制以鼓励广大投资者参与监控，既转移了政府的监管成本又提高了投资者自觉参与监督的积极性，不同的法律责任体现了不同的法律意图，对会计信息失真行为也会产生不同的威慑效果，民事责任的空缺使会计信息失真责任主体的违法成本大大降低，不利于会计信息失真的治理，这种局面必须改变。完善《注册会计师法》，强化对注册会计师的监督和问责机制《注册会计师法》是规范注册会计师执业行为的基本法，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工作是最佳的外部监督措施，完善该法能有效防范会计信息失真。完善的核心，是阻止注册会计师参与会计信息失真的串通舞弊。为此，要确定注册会计师不当行为的处罚范围和法律责任。现行《注册会计师法》在行政处罚和刑事惩处方面的规定不但范围较小，力度也不够，在惩治会计信息造假的违法犯罪行为时明显力不从心。该法的明显不足，是法律责任以行政责任为主，仅在第三十九条规定了注册会计师两种情形下“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民事赔偿责任只在第四十二条规定会计师事务所“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所以，有必要增加与《刑法》和《民法》相衔接的内容，理清法律责任，加大处罚力度，形成完整的追究机制，提高注册会计师风险意识和执业质量。加强法律间的相互衔接，避免多头执法多头执法，有立法上的原因，也有政府体制、机制上的原因。首先，针对立法导致的多头执法，应加强法律间的相互衔接。通过法律的修订，保持《会计法》、《刑法》、《注册会计师法》、《公司法》、《证券法》等多项法律的法律责任适用科学统一，避免不同法律就同一事项出现不同处罚标准。其次，针对政府体制、机制上的原因导致的多头执法，主要解决途径有：①精简数量，从根本上减少执法主体规模；②明确各执法主体的职能重点，减少摩擦；③以公共服务的视角实施行政执法行为，建立全国统一的公共服务网络，从源头上对多头执法问题产生遏制。

本文作者：李玉丰王爱群工作单位：长春建筑学院

第4篇：对虚假诉讼处罚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包庇罪；司法困境；立法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3-0163-02

《刑法》第31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做假证明包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该条规定，包庇罪是指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做假证明包庇的行为。与同为妨害司法罪的伪证罪、帮助伪造证据罪相比，包庇罪具有三个显著特征，第一为行为方式的模糊性；第二为犯罪目的的单一性；第三为刑罚的严厉性。包庇罪的上述三个特性，使得司法工作人员在司法适用中难以妥善处理包庇罪与伪证罪、包庇罪与帮助伪造证据罪的关系，在某些具体案件的定性时往往左右为难，存在以下困境。

一、包庇罪和帮助伪造证据罪司法适用中的二选一困境

该困境的存在与包庇罪行为方式的模糊性及刑罚的严厉性有关。

包庇罪行为方式的模糊性，是指该罪的行为方式内涵外延模糊不清，刑法第310条将包庇罪的行为方式限定为做假证明，但对于什么是做假证明，哪些行为属于做假证明，刑法条文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加以明确，存在法律规定上的模糊性。从字面上理解，证人做虚假的证人证言、被害人做虚假的陈述、被告人做虚假的供述是做假证明，伪造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也是做假证明。

帮助伪造证据罪规定在《刑法》的第307条，该条规定，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在刑法将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的行为专门规定为帮助伪造证据罪的情况下，包庇罪中的做假证明是否还包括伪造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的行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认识并不一致。有人主张不包括，有人主张包括。一般认为是包括的，因为伪造证据也是做假证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将伪造证据的行为排除在包庇罪的做假证明方式之外。

在主张做假证明包括伪造证据的情况下，包庇罪和帮助伪造证据罪发生部分竞合。应当说，两罪竞合时，包庇罪的做假证明行为和帮助伪造证据的行为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包庇罪是一般规定，帮助伪造证据罪是特殊规定，根据基本的刑法原理，伪造证据包庇他人的行为应该按照特殊规定定帮助伪造证据罪，而不应该按一般规定定包庇罪。但由于包庇罪刑罚的严厉性，其法定最高刑为十年有期徒刑，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法定最高刑仅仅只有三年有期徒刑，两罪的法定刑相差悬殊。而两罪在社会危害性上应当说是不分上下的，因此，将伪造证据包庇他人的行为按照特殊法条帮助伪造证据罪定罪，有轻纵犯罪分子之嫌。于是有些司法工作人员从公平合理的角度出发，摒弃法条竞合，将伪造证据包庇他人的行为，转而按照想象竞合从一重罪的处理原则，以重罪包庇罪论处。

这就是司法实务中包庇罪和帮助伪造证据罪竞合时定罪上的二选一困境，法条竞合和想象竞合，究竟哪种处理方式更为合理合法，司法实务中让人困惑。

二、包庇罪和伪证罪司法适用中的二选一困境

该困境的存在与包庇罪犯罪目的单一性及刑罚的严厉性有关。

包庇罪犯罪目的单一性，是指构成该罪行为人必须基于做假证明包庇他人的犯罪目的，而不能是基于陷害他人的犯罪目的，否则不构成包庇罪。

伪证罪规定在《刑法》第305条，该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做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伪证罪和包庇罪同属妨害司法罪，但伪证罪行为人做假证明的犯罪目的是复合的，可以是帮助有罪的人逃避处罚，也可以是陷害无罪的人使其受到不应有的处罚。

比较包庇罪和伪证罪的法律规定，两罪的行为方式都有做假证明，存在竞合可能。两罪竞合时，存在如何选择罪名定罪的问题。一般认为，包庇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伪证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在刑事诉讼中做假证明帮助他人逃避处罚的情况下，如果犯罪主体是证人，按照特殊法条优于一般法条的定罪原则，毫无疑问应该以伪证罪定罪处罚。而且，作为伪证罪犯罪主体的证人，司法实践中一般做狭义理解，仅仅指刑事诉讼中知道案件情况的证人，不包括冒充证人做证的人，也不包括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对于冒充证人做证包庇犯罪人的行为，对于被害人做虚假陈述包庇犯罪人的行为，司法实践中一般是按照包庇罪处理的，因为包庇罪的处罚更为严厉，包庇罪的法定最高刑为十年有期徒刑，而伪证罪的法定最高刑只有七年有期徒刑。

应当说，将冒充证人做证包庇犯罪人的行为，将被害人做虚假陈述包庇犯罪人的行为，按照包庇罪处理，单纯就事论事，并无不当。问题是，冒充证人做证的行为，除了可以是包庇有罪的人，也可以是陷害无罪的人；被害人做虚假陈述的犯罪目的同样既可以是包庇有罪人，也可以是陷害无罪的人。由于包庇罪犯罪目的的单一性，冒充证人做伪证包庇他人，可以根据包庇罪得到妥善处理，但对于冒充证人做伪证陷害他人的行为，是无法按照包庇罪处理的，而该行为毫无疑问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做无罪处理显然是不妥当的，应该给予刑事处罚。这个时候，困境就出来了，为了惩处这种行为，司法工作人员往往又悄悄地对伪证罪的犯罪主体证人做了扩大解释，将冒充证人做伪证陷害他人的人，解释为伪证罪的犯罪主体证人，以伪证罪进行定罪打击。从刑法解释学的角度，刑法中的某个术语，其解释标准应该是一致的，对于冒充证人做伪证的人，不管其做伪证的犯罪目的是什么，要么将其解释为伪证罪的犯罪主体证人，要么不是，而不能包庇的时候不是，而陷害的时候又是，否则就违背了解释标准的一致性。

对于被害人虚假陈述陷害他人的行为，各地司法机关定罪时的做法不统一，有的地方将其作为诬告陷害罪处理，有些地方将其作为伪证罪处理。按照伪证罪处理的做法，同样存在解释标准不统一的问题，等于陷害的时候将被害人扩张解释为伪证罪的犯罪主体证人，而包庇的时候被害人却不是证人。

这就是司法实务中包庇罪和伪证罪在面对冒充的证人、被害人时定罪上的二选一困境，对于这两种人提供虚假言辞证据的行为，不管陷害还是包庇，统一定性为伪证罪，合理却有轻纵犯罪分子之嫌，陷害时定性为伪证罪包庇时定性为包庇罪，有力地打击了基于包庇目的的犯罪分子，却在合理性上难以自圆其说，究竟哪种处理方式更为合理合法，司法实务中让人困惑。

三、困境的解决途径及包庇罪的立法完善

上述困境的解决途径，有司法途径和立法途径两条。

司法途径，就是出台司法解释，对上述二选一困境做出明确的二选一规定，司法困境即可解决。比如出台司法解释，明确包庇罪行为方式“做假证明”的内涵外延，将伪造证据的行为明确排除在包庇罪的行为方式之外，即可解决包庇罪和帮助伪造证据罪司法适用中的二选一困境。又比如，出台司法解释，将伪证罪的犯罪主体证人做扩张解释，明确解释为包括刑事被害人和冒充的证人，即可解决包庇罪和伪证罪司法适用中的二选一困境。这种解决方式，虽然简单，但并不合理，因为包庇罪、伪证罪、帮助伪造证据罪三罪的社会危害性相当，上述司法处理途径是为了解决矛盾而采取的舍重就轻的做法，虽然解决了司法困境，却不利于惩处相应的犯罪人。试问，冒充证人做伪证包庇犯罪人都可以以伪证罪得到较轻的处罚，什么人做假证明包庇他人应当按照包庇罪得到较重处罚？又试问，都是做假证明，凭什么通过伪造证据包庇他人只以帮助伪造证据罪最高判三年有期徒刑，而采用其他方式做伪证包庇他人却要以包庇罪论处最高可能判到十年有期徒刑？

因此，司法途径能合法解决上述困境却难以做到合理，从立法上对相关犯罪做出调整，是恰当的做法。笔者主张通过完善包庇罪的立法规定来解决上述问题，在具体的完善方式上，笔者主张取消窝藏罪、伪证罪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将这三罪纳入包庇罪的规定之中，同时增加陷害罪的相关规定。具体理由及完善后的条文设计阐述如下。

首先，取消窝藏罪、伪证罪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具有可能性。

《刑法》条文第310条仅仅只规定了包庇的方式是“做假证明”，没有给“包庇”二字下具体的定义。根据《辞海》的解释，“包庇”指袒护或掩护（坏人、坏事）。具体到刑法中，袒护或掩护的就是犯罪人和犯罪事实，目的是帮助犯罪人逃避刑事处罚的行为。因此，“包庇”的含义理论上可解释为帮助犯罪人逃避刑事处罚的行为。

以上是包庇的内涵，下面我们从外延的角度进一步解释“包庇”。帮助犯罪人逃避刑事处罚的方式，概括地说，无非两种，或者隐匿犯罪人或者隐匿犯罪事实。隐匿犯罪人，就是帮助犯罪人逃匿，即窝藏行为，所以，“窝藏”行为可以被“包庇”行为所涵盖。隐匿犯罪事实可以采用做伪证的方法，也可以采用毁灭、伪造证据的方法，所以，“伪证”行为，“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也可以被“包庇”行为所涵盖。综上，窝藏、伪证、帮助毁灭、伪造证据只是“包庇”的行为方式，窝藏罪、伪证罪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完全可以被广义的包庇犯罪所涵盖，具有取消的可能性。

其次，取消窝藏罪、伪证罪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具有可行性。

用包庇罪取代窝藏罪、伪证罪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在《刑法》中具有可行的先例。《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七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罪中，规定了包庇犯罪分子罪，但没有规定窝藏犯罪分子罪，也没有规定帮助犯罪分子毁灭、伪造证据罪，对于证人做伪证包庇犯罪分子的行为、对于窝藏犯罪分子的行为、对于帮助犯罪分子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都是按照包庇犯罪分子罪来定罪的。用“包庇”取代窝藏、伪证、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犯罪可行，其他犯罪同样可行。

第三，取消窝藏罪、伪证罪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后，伪证罪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包庇成分纳入包庇罪，这两罪中的陷害成分需要增加新的罪名来代替，因此，必须在《刑法》第310条中增加“陷害罪”的相关规定。完善后的刑法第310条的罪名可取名为“包庇、陷害罪”，其具体刑法条文可做如下设计：《刑法》第310条，明知是犯罪的人而帮助其逃避刑事处罚的或者明知是无罪或罪轻的人而做假证明加以陷害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参考文献：

[1]郭静.论包庇罪的立法完善[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第5篇：对虚假诉讼处罚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虚假广告 规制 法经济学

虚假广告不仅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也诱发了广告的信任危机，严重阻碍广告业的健康发展，更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从而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虚假广告危害性较大，加强规制势在必行。

一、以法经济学角度对虚假广告的分析

法经济学是运用有关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研究法学理论和分析各种法律现象的学说。我国虚假广告泛滥的成因中，首要的便是广告法制建设的滞后和法律环境的不完善，法律市场同经济市场一样，存在着效率价值目标的取向、供求的均衡矛盾，存在着交易成本、“经济人”的理性，也存在着与经济市场类似的法律资源稀缺。利用法经济学来对我国的立法实践进行分析并获得治理的路径是法经学分析的基本目的与意义。

（一）治理虚假广告立法的法律供求均衡分析

1、法律供求均衡的含义

法律供求均衡的基本含义是法律的价值可以通过立法和实施过程顺利的实现，法律需求得到满足，法律供给适应法律需求。法律供给作为一种被严格限制的法律行为，是指在法律市场上，国家机关作为供给主体，以国家机关强制和意愿供给为基本特征的立法、执法、司法活动的总称。法律供给能力的大小，取决于法律生产要素的状况和生产要素的配置即资源配置状况两个方面。从理论上讲，法律需求决定法律供给，当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对法律这种社会调整手段产生需要并积极谋求法律对其利益的维护时，就必然要求有相应的法律供给。

2、我国虚假广告规制立法的供求分析

目前我国虚假广告立法存在许多不足，这与虚假广告立法处于一种法律供求非均衡状态有着直接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它的供给数量与结构同我国广告业的发展对广告规制的客观需求不平衡；二是在立法的供给内容上，立法、司法等与社会资源需要不平衡。广告立法上对虚假广告的治理需要多个法律部门的相互协调与配合，但是现实中这样对虚假广告的治理并没有良好的效果。我国对虚假广告规制的立法内容上，主要都是原则性的规定，但对具体的实施细节等都不是很明确。而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对广告有许多行业自律组织和单行法规来补充，法律环境和法律供给都有，所以广告业才井井有条。这也表明现有治理虚假广告的法律制度与社会真正需求的法律制度还有较大的差距。

（二）虚假广告规制的成本收益分析

1、立法成本与收益

立法自身的成本是指在立法活动中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等立法资源的总和。边际成本指的是每一单位新增生产的产品（或者购买的产品）带来的总成本的增量。可以将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应用在我国立法治理虚假广告中。

广告法律制定和实施量增加，法律成本与收益的相对变化情况遵循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广告法律供给达到饱和前，每增加制定新的法律时，边际成本递减，效率递增。相反，若超过了饱和状态，则边际成本递增，效益递减，出现法律体系完整但效益不高。所以并非立法越多越好，如果起不到预期的作用，反而使得有法难依。因此，在完善我国对虚假广告治理的立法上，应注重立法的边际成本收益分析，对立法数量和速度适度控制，提高立法的质量和收益更为重要。

2、司法成本与收益

立法是基础，执法是重点，在追求收益最大化时更应当注重立法后司法的收益问题。虚假广告泛滥的一个原因是部门监管不力，这就是执法收益不高的表现。法律生效后，国家便需要借助一定的组织和人员来保障其能得以切实执行，这便产生了法律的运行成本，即执行成本，如何将成本降低收益最大化便需要对监管部门进行整合。比如我国目前司法活动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诉讼成本高而收益偏低。因为诉讼程序繁琐、结案周期长，使得大量人力物力耗费，越来越多的人不愿通过法律诉讼解决问题。同样的，只有降低法律实施的成本，整合各监管机构，构建有效的监管机制，以配合法律的实施，使得法律实施的收益最大化，才能切实的解决虚假广告问题。

在广告市场中，正是因为进行广告欺诈的企业违法成本低，所获得的不法利益巨大，才有众多违法者敢于以身试法。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各项法律的成本降低，收益增加也意味着违法者的违法成本增高，这样便可以降低违法者的违法率。

（三）治理虚假广告的法律效率分析

法律效率问题实际上是法律成本与收益的深入，是指法律收益与成本之比，因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在特定时期是相对稳定的，对它的效率进行分析非常困难，此处仅从监督管理方式的角度对虚假广告的法律效率进行分析。

我国目前对虚假广告监管的基本模式是各工商局事后审查为主，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协助为辅，忽略了行业自律组织的约束力量和广大消费者、舆论监督的力量。从长期的治理效果来看，这种方式是低效率的。对治理虚假广告的事先预防，加强对虚假广告源头的控制才是治本的路径，才能提高法律的效率。而在具体的查处时，多是由执法部门承担证明广告虚假的责任，这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并且投入了巨大的执法成本，造成了更大的社会资源的浪费。

所以，我们一方面应当完善审查的机制，形成事前预防审查的模式，以行业自律组织为主，广大消费者和舆论媒体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广告行政管理机关和国家审判、检察机关作坚强后盾，更要对举证责任机制进行完善，由广告行为人证明其广告的真实性，这样更具有可行性，也降低了执法成本，充分提高法律的效率。

二、完善我国虚假广告规制的几点建议

（一）完善虚假广告规制的法律体系

法律认定的不明确一方面不利于广告经营者依法制定行为规范，为不法分子钻法律漏洞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执法和司法部门的工作难度，使其在具体工作中难以对虚假广告作出准确权威的认定。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必须符合现实社会的需要。

在对广告法的修订上，应该将广告法的适用范围扩大，细化虚假广告认定标准，详细制定处罚和消费者赔偿条文，加大对虚假广告的处罚力度，增加虚假广告的违法成本，并对各法律关系主体的责任以及广告准入机制进行明确。此外，还应该增加虚假广告责任主体，将广告媒体、质检机构、荣誉授予结构、监管部门等列入归责主体，才能加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

（二）完善执法体制机制

整治虚假广告必须整合工商、卫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安等部门的力量进行综合治理，必须要健全监管制度，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虚假违法广告事前审查机制、联合公告制度、广告信用监管制度、广告活动主体退出广告市场机制、违法广告领导责任追究制度等广告监管制度，强化各项监管措施；在内部建立责任追究制度，提高广告审查人员的责任感；聘请监督员对自身播放的广告进行监督，加大公益科普广告的播放力度。

（三）完善广告业自律组织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设立了专门的电话热线和网上站点，让消费者上网去寻找并揭穿各种虚假药品和医疗广告，以此来对付网络时代的造假新趋势。我们也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改革广告业管理模式，组成专门的行业自律组织，并建立公众对违法广告的举报制度，扩展公众对广告的投诉和权，设置完备的售后补偿机制，只有各部门各组织协调工作，共同努力才可以遏制虚假广告。

我们还需要不断完善对虚假广告的规制，简单通过法律法规的增减解决不了问题，必须针对法律供求关系、成本收益关系、法律效率等制定完善的法律，并建构完备的部门管理机构和行业自律机构，才可以真正治理好虚假广告，真正的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朱牧.虚假广告立法法理之法经济学分析[J].法制博览，2012（10）

[2]朱钰. 虚假广告法律规制体系缺漏及完善建议探析[J]. 法制与社会，2011（20）

[3]周粒粒. 虚假广告界定的法律经济学分析[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7（05）

第6篇：对虚假诉讼处罚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伪证罪；民事诉讼；行政诉讼

我国《刑法》第305条规定的伪证罪将作为犯罪处理的伪证行为严格地限制在刑事诉讼中。但由于功利主义的影响，民事、行政诉讼中当事人举证的负面效应也逐渐暴露，大量伪证行为存在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为此，笔者认为应将刑法中的伪证罪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民事、行政诉讼中，以便更好地打击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

一、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规定为犯罪的理论基础——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一）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

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关于社会危害性的基本含义观点不一，但是概括起来，代表性的对立意见主要有社会关系侵犯说和合法权益侵犯说两种。前者认为所谓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关系造成的实际危害和现实威胁；后者认为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危害，既包括已经造成的实际危害，也包括可能造成的危害。这两种观点虽然在表达上不尽一致，但是，在内容阐述上，并没有太大区别。[1]

因此，认定某行为是否具有刑法上的社会危害性，首先应当看该行为是否对我国的社会关系或国家、人民的利益造成实际的危害和现实的威胁。诉讼证据是人民法院用来查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依据，也是作出正确裁判的基础。如果证据虚假，则会带来一系列的危害后果：

1．妨害人民法院的正常审判活动，影响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依据《民事诉讼法》第66条的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在审判中，如果一方当事人举出伪证，对方当事人在质证过程中肯定会提出异议并举出相应的证据予以抗辩；有时，即使一方当事人提出的是真实的证据，对方当事人为了某些利益可能故意提出伪证以达到非法目的。当一方针对对方的伪证申请延期举证时，法院为了查清事实，在规定的时间内一般予以准许；有时也会依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职权进行相应的调查取证，再次开庭审理。如果法官未发现伪证，还会导致错误判决；即使在案件审理中发现了伪证而未导致错误判决，作伪者最终受到了制裁，但法院毕竟付出了沉重的诉讼代价。

2．损害了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名誉和身心健康。伪证在诉讼中尤其是庭审中出现，往往出乎对方当时人的预料，为了抗辩出现的伪证，对方当事人就要重新收集一些证据，有时由于证据的灭失或其他原因，对方当时人面对伪证无可奈何，心理往往处于气愤、受冤的状态。而伪证一旦被法院采信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无疑就会使对方当时人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受到损害。如果伪证或案件内容牵涉个人隐私，也必然会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名誉。 在行政诉讼中，如果作为诉讼一方的国家行政机关在诉讼中利用伪证胜诉，会使政府威信丧失，影响社会的稳定。如果行政机关是伪证受害者，会使国家利益受损。

3．激化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助长了违法诉讼行为。民事、行政诉讼的任务是确认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行政违法行为，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民事、行政伪证行为可能导致伪证行为的不利方的合法权益不能通过民事、行政诉讼途径得到救济或救济不足，而伪证行为的有利方则免除或减轻了本来依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伪证行为的不利方承担了本来依法无须承担或超出了本来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而伪证方则得到了非法的利益。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会使矛盾激化、程度加深，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二）民事诉讼中的伪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具有严重性

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都具有社会危害性，但俩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犯罪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俩者在社会危害性的量上的区别导致了在质上的区别。当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量上发生了变化而达到严重的程度时，我们就应当将其规定为犯罪，由刑法进行调整。

伪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严重的最突出表现是严重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司法行为是国家行为，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法律的正义性和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司法公正体现在每一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和审理结果之中。如果伪证被采信而造成了错误裁判，对于法院、法官来说，可能是百分之一、甚至是千分之一的遗憾，而对于当事人来说，却是百分之百的不公正。同时，伪证的被采用会使对方当事人难以接受法院裁决，从而影响到裁判的执行，进而使执行中的司法权威也遭到破坏。这样，必然造成当事人和人民法院对法律正义性和司法权威性产生怀疑，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这也是伪证行为人向司法权威挑战的最严重的社会后果。

刑法具有保护权益的后盾性，“当某项法律本身规定的制裁手段不足以保护该项法律规定的权益时，需要借助刑法的强制手段来保护。”[2] 《民事诉讼法》第102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二)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104条规定：“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1000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1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拘留的期限，为十五日以下。……”《行政诉讼法》第49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或者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十五日以下的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伪造、隐藏、毁灭证据的；（三）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或威胁、阻止证人作证的。……”很显然，上述规定的强制措施不足以对伪证行为进行约束，因为：1、法律规范疏漏，约束不力。现行的法律只是对有限的作伪证的表现形式作了简单的列举，并未针对伪证的具体情形作出相关规定，致使很多伪证行为排除在追究责任之外，如对当事人故意作虚假陈述、证人故意作伪证问题没有涉及。2、如果说上述缺陷可以通过完善《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方法来弥补的话，那么，《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给伪证人带来的违法成本低于守法成本的缺陷是不能通过这俩部法律自身的完善得以解决的。按法律经济学观点，强有力的法律实施机制将使违法的成本极高，从而使任何违法行为变得不划算。当某人从事违法行为的预期效用超过将时间及其他资源用于其他活动(守法和执法)所带来的效用时，他就有可能选择违法。[3]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事案件的标的数额越来越大，1996年是全国法院审结的经济纠纷案件最多，比1991年增加100万件，上升1 .53倍，诉讼标的金额达2699亿，是1991年的12倍。同样的五年里，海事法院共审结案件是12702件，年均递增 32.9%，解决争议标的金额93亿元，平均每件案件诉讼标的金额为73万元。随着人民法律意识的增强，行政案件的数量也在增加。[4]面对强大的利益诱惑，即使《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最严重的强制措施（拘留15日）对于伪证者而言真是“相形见细”。 伪证者提供伪证的目的无非是为了降低诉讼成本，取得依正当诉讼手段无法取得的非法诉讼利益，如果通过立法将伪证责任者的风险提高，大大超过其因伪证而可能获得的预期利益，则伪证行为会大大减少。因此，有必要把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纳入刑事犯罪的范围。

（三）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与刑事伪证行为性质相同

伪证罪的本质特征是对国家司法权的妨害及对司法权威的损害，而国家司法权包括民事、刑事、行政审判权以及非讼处理权。无论是刑事审判，还是民事或者行政审判，都是作为整体司法权的平等的组成部分。蔑视国家审判权任何组成部分，都会损害国家审判活动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同时其行为本身也不会因发生在不同性质的诉讼中而导致本质的变化。因此，伪证行为本身并不会因为发生在不同性质的诉讼中而性质不同，只是在不同性质的诉讼中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不同，进而所引起的在刑法规定中的应受刑罚惩罚的轻重不同。伪证行为对刑事审判权侵害的后果比其他后果要重，但在性质上没有根本差别，对同样性质的行为给予不同的法律处罚，有悖于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所以，各种诉讼中的伪证行为都是对国家司法权的侵犯，法律应当对其提供平等的保护。

二、将民事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规定为犯罪的现实基础

（一）法律协调与统一的需要

首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2条和《行政诉讼法》第49条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然而《刑法》第305条及第306条规定的对于伪造证据的行为的处罚都局限于刑事诉讼。这样，除对于涉及伪造相关证件、滥用职权等犯罪的伪证行为可以处以刑罚之外，其他伪证的行为即使再严重也不得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由此，《民事诉讼法》第102条的规定和《行政诉讼法》第49条的规定由于没有《刑法》的配合而在某些情况下变成虚设。

其次，刑法第307条规定“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对于该条款规定的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刑法未将其限定在刑事诉讼中，因此，对于民事、行政诉讼中的帮助毁灭、伪造证据行为，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刑法仅规定地位较低的指示者、帮助制造伪证者有罪，而对“主角”伪证行为人没有规定有罪。很明显，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显然没有直接作伪证的行为危害性大，如果对前者追究刑事责任而对后者不予追究的话，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再次，《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也是限于刑事诉讼中。我们知道，刑事诉讼中的诉讼人是指接受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人的委托，以被人的名义参加诉讼，进行诉讼活动的人。其存在于公诉、自诉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三类诉讼中，其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的民事部分是属于民事诉讼性质的。它在实体法上，受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在程序上，除刑事诉讼法有特殊规定的以外，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诉讼原则、强制措施等原则和制度，都要遵循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进行。按照《刑法》第306条的规定，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可能产生伪证罪，而在纯粹的民事诉讼中不可能产生或存在伪证罪。这岂不自相矛盾?其实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没有把民事伪证行为规定为犯罪。如果把民事伪证行为规定为犯罪，《刑法》第306条的辩护人、诉讼人妨害证据罪就可发生在民事诉讼中，前述问题也就不存在了，而且还可以平衡、协调相关规定。

（二）对国外成功立法的借鉴

运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论证某一问题时，我们可以从实证的角度考察其合理性。对于伪证罪，国外的立法也大多不局限于刑事诉讼中。如瑞士刑法第307条(伪证鉴定及虚伪翻译)规定：“证人、鉴定人、翻译人或通译，于法院审理中，对事实为虚伪之证言、检举或鉴定报告或翻译者，处五年以下重惩役或惩役。证言、检验报告、鉴定报告和翻译，系经具结或经举手宣誓加以保证者，处五年以下重惩役或六月以上轻惩役。”[5]《马来西亚刑事法典》第193条规定：“任何人蓄意在一项司法审讯之任何阶段作虚假证据、或捏造虚假证据，以在该项司法审讯之任何阶段应用者，必须判处以最高可达七年之监禁，并可另加罚款。又任何人蓄意在任何其他案件作或捏造虚假证据，必须判处以最高可达三年之监禁，并可另加罚款。”[6]其后对使用明知是虚假的证据等行为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一项司法审讯”和 “在任何其他案件”均可说明其范围是不仅限于刑事诉讼中的。

由此可见，《刑法》将“伪证罪”限于刑事诉讼中，显然是既不符合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更不符合国际惯例，因此有扩大的必要。

(三)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规定为伪证罪不会带来负面影响

有学者认为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确定为犯罪，这就是，以提起、参与民事、行政诉讼为缘由，结果却以触犯刑律、构成犯罪受到刑罚处罚为结果，行为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过重，会造成公民因害怕触犯刑律而影响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民事、行政纠纷的情况出现。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作为犯罪处罚，是否会造成犯罪扩大化?对此，不论从法律规定看，还是从司法实践看，这种顾虑都没有必要。

首先，以提起、参与民事、行政诉讼为缘由进入诉讼，最终却触犯刑律，是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的正常现象，《刑法》第307条、第308条、第313条、第314条的规定都说明了这一点。法律保护公民正当、合法的权益，制裁公民违法行使权利义务。行为人的伪证行为是对诉讼权利的滥用，妨害了正常的司法活动并侵犯了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其进行制裁正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在此，制裁违法行为和维护合法权益是对立统一的。

第二，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规定为犯罪不会造成公民因害怕受到刑罚处罚而影响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争议的情况。相反，会加强对伪证行为的打击和对当事人合法行使诉讼权利的保护，从另一个角度讲，是对依法作证行为的鼓励，因此，不但不会影响当事人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纷争，反而会对公民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三，不会造成犯罪扩大化。有人认为，将伪证罪的范围扩大到民事、行政诉讼中，有悖于刑法的谦抑性。笔者认为，刑法的谦抑性要求不得已才可以动刑，即确有规定刑罚的必要性。当某行为在客观上达到了处以刑罚的必要性的时候，该动刑的还是要动刑，民事、行政伪证行为已经愈演愈烈，而且产生严重的危害后果，刑法就应及时作出反应，来规制这种行为。我们不能狭隘的理解刑法的谦抑性，刑法的谦抑性与将某些行为的犯罪化的必要性是不矛盾的。

参考文献

[1] 黎宏.罪刑法定原则下犯罪的概念及特征[J].刑事法学2002(2).

[2] 马克昌主编.刑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4.

[3] 谢素英.关于设立民事伪证罪的法律思考[J].人民法院报2002-8- 5.

[4] 杨斐.浅析伪证罪[J].法律科学1999（3）.125.

第7篇：对虚假诉讼处罚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注册会计师　法律责任　解决对策

一、我国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存在的问题

(一)法制建设滞后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领域将会出现许多新的问题、新的现象，然而柑应的法规却迟迟不能出台。1993年修订的《会计法》和制定的《注册会计师法》也已经远远落后于形势至于具体的条例建设滞后现象比比皆足。比如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问题，按现行有效法规．即1998年的《现金管理暂行条倒》、1996年的《贷款通则》等规定，企业之间不得互相拆借资金，如因互相拆借引起的诉讼．法院势必判其为无效合同然而，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企业之间的借贷已十分普遍，难以禁止。

(二)法律条文不明晰、弹性大

1法律用语模糊：有关法律法规中均提及“情节严重”，但什么足“情节严重”，却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那么，执法者如何来把握“情节严重”这个度呢?

2．法律责任主体不明确。如何明确改制前后民事责任的承担主体是一个难题。而我国现存的法律法规仅规定由会计师事务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未涉及注册会计师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

3．处罚尺度不一，缺乏可操作的刚性标准。各个法律条文的规定不统一，相关法规对同一问题的规定存在矛盾。例如《注册会计师法》第39条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法第二十条、二十一条规定，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由省级以上的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暂停其经营业务或者予以撤销”；而在《公司法》中规定：“承担资产评估、验资或者验证的机构因过失提供有重大遗漏的报告的，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以所得收入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在《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管理条例》中的处罚为3万元以上3O万元以下。这就造成一个问题，执法依据是本着“从严”的原则，还是一法为主兼顾其他呢?这使得执法工作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是，由于缺少相当的尺度，势必造成不同执法者对同一违法行为的处罚不同。

(三)注册会计师承担法律责任的前提条件不够清晰

从法律的角度上讲，注册会计师承担法律责任是以其有违法行为为前提条件的。注册会计师承担法律责任须同时具备四个构成要件：第一，违法行为的主体为注册会计师及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第二，注册会计师在主观上有故意或过失的心态；第三，注册会计师在客观上违反《注册会计师法》等法律法规，结果侵害了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实质性的侵害；第四，损害事实与违法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审计报告作为注册会计师行为的一种结果，评价其真实性、探究其偏颇的原因，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问题，绝不能简单地以出具“虚假的审计报告”这样的标准来判别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因此，目前一些执法部门仅凭审计报告真伪对注册会计师进行判决，是不公正的。只有同时具备以上四个条件时，注册会计师承担法律责任才成为现实。

(四)法律界和会计界的诸多认识不一致

1．何谓虚假报告。无论是验资报告还是审计报告，以什么标准来评判其虚假与否，法律界和社会公众认为只要报告的结论与实际不符，就应定性为虚假报告。在司法实践中常以此来判断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而会计职业界则认为，只要报告的出具遵循了独立审计准则，就不应将其定性为虚假报告。只有在注册会计师行为有过错的情况下，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目前社会公众很难理解注册会计师职业的特殊性，无法区别会计责任与法律责任，混淆了经营失败与审计失败。

2．法律界所要求的“真实性”与会计界所主张的“真实性”有偏差。法律界所要求的“真实性”是指“内容的真实”与“结果的真实”，而会计界所强调的“真实性”是指“程序的真实”与“过程的真实”。

3．独立审计准则的作用。法律界认为，独立审计准则是一种行业规范，不能将其作为注册会计师规避法律责任的依据，判断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能仅仅依据审计准则。而会计界普遍认为，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界定的依据应当是《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依据审计准则和注册会计师职业规范做出的报告，尽管其可能同实际情况有不相符合之处，但它也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在法律诉讼中，法律界认为应以当事人在执业中是否有过错来判断其应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而会计界往往认为应以会计师事务所或注册会计师在执业中是否遵循独立审计准则作为解脱其法律责任的依据，这使得双方在诉讼过程当中容易各执一词，产生矛盾。

二、我国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存在问题之解决对策

(一)完善有关注册会计师方面的法律

笔者认为，应当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有关条款。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第42条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法规定，给委托人、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目前，许多涉及注册会计师的案件绝大多数也是按此判决的。笔者认为这不是很合理，因为注册会计师在执行业务时绝大多数采用审计抽样的审计手段，这种审计方法决定了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结论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即注册会计师在报告中反映被审计单位的会计报表或审验资料“在重大方面”是否“公允地反映了被审计单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资金变动情况”。注册会计师在执行业务时，对委托人的委托目的，也就是报告的使用目的有所侧重，查错纠弊并非注册会计师的主要责任(专项审计例外)。根据注册会计师职业的特殊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及相关法律中有关注册会计师法律赔偿责任的条款应当明确规定，而不应笼统规定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建立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鉴定机构

第8篇：对虚假诉讼处罚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药品广告；法律规制；监管

药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是用来治疗、预防和诊断人的疾病的产品，关系到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药品广告是消费者获取药品信息的主要途径之一，但其具有信息不对称的特性，消费者处于信息弱势地位，因此世界各国政府都对其予以规制。我国也不例外，对药品广告进行规制的法律主要有《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药品管理法》、《药品广告管理办法》、《药品广告审查办法》、《药品广告审查标准》等，其中规定处方药只能在专业期刊上广告，非处方药可以在大众媒体上广告；药品广告必须事先获得审批，获得药品广告批准文号等等。尽管法律对药品广告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但是违法的药品广告依然屡禁不止。

1违法广告的表现形式

1.1从违反药品广告监管方面看违法广告主要有未经审批擅自广告、擅自篡改审批内容、违反禁令广告。据统计，2005年9月至10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通报批评并移送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违法药品广告11198次，在这些违法药品广告中，未经审批擅自的为10345次，占违法广告总数的92.4%；擅自篡改审批内容的有790次，占总数的7.1%；禁止广告的63次，占总数的0.5%［1］。

1.2从违法广告的内容及形式看违法广告主要有如下表现：自我吹嘘高治愈率、高有效率、安全无毒副作用；片面利用名人或患者形象做广告；凭空杜撰获得所谓国内外大奖，谎称攻克国家或者国际医学难题；法律禁止的治疗肿瘤等7个方面的药品广告依然不断；一些医疗机构打着专家坐诊、专科门诊、特色医疗等招牌，夸大宣传，推销所谓“特效”药品；滥用广播咨询节目，以新闻报道、健康栏目、健康热线等形式出现，内容却涉及医疗机构名称、药品名称、医疗器械及产销商名称，误导病患者。

2违法药品广告屡禁不止的原因分析

2.1法律规范不完善虽然关于药品广告的法律规范种类繁多，但是药品广告法律规范的内容仍然不完善。如《广告法》中有关虚假广告的规定过于简单，既没有明确的概念，又没有具体的认定标准，实际操作难度大。对明显虚假的广告判定起来比较容易，而对那些打球和边缘性广告判定却有一定的难度。例如有的广告大部分内容是真实的，只是在某一个方面表述是虚假的，能否把整个广告认定为虚假广告，即达到何种程度才算虚假广告，广告法没有在这方面做出规定，致使查处案件时难以定性，若定为部分虚假则难以计算广告费用，最后以未到工商部门办理手续擅自此类广告作为一般违法广告案件了结此案，影响了查处力度。

2.2监管主体不统一我国目前的药品广告监督体制中，药品广告的管理机关是工商部门，省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药品广告批准文号的审批。《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其批准的药品广告进行检查，对于违反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广告，应当向广告监督管理机关通报并提出处理建议，广告监督管理机关应当依法做出处理。”根据这条规定，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有责任对药品广告进行监督检查，但却无权直接处理，需由工商部门依法进行处理。因此医药广告的审批和管理分属两个不同部门，部门之间缺乏协调监督机制，合力难以形成，也是导致违法药品广告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

2.3经济利益的驱使目前医药广告主，无论是药品的生产销售商，还是药品的使用单位——医疗机构，都是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面对激烈的竞争，那些小型医药企业和小型医疗机构在资金、人员和技术设备上自然处于劣势，一方面他们研发能力低，轻研发重营销，因此缺少高质量的产品和技术；另一方面他们为了抢占消费市场并获取经济利益，频频虚假医药广告。

虚假医药广告在媒体的泛滥，并非中国特有现象。经济利益的驱使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老百姓对于药品知识掌握甚少，不能够凭借掌握的日常知识去判断所有的药品，因此，在广告主，广告者和受众之间，其资源和权力结构显然是一种不对称的关系。如果缺少完善的管理和制约机制，这种不对称性势必影响大众传媒保持其理论层面上应有的社会公共性。广告者——大众传媒需要经济上对其进行输氧输血，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如果没有广告的支持，电视网和广播网的节目不会成为免费的产品，而报纸也会相应贵上几倍。但如果媒体过度依赖广告收入，势必会影响到传媒的独立性，甚至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媒介并不是不能判断“可根治癌症”、“一个月内增高5公分”等广告的荒谬与虚假，只不过是为经济利益的驱使，它们放弃了“把关者”应有的责任而为其大开绿灯，乃至于推波助澜［2］。

2.4对违法药品广告不同主体的处罚不合理，处罚力度不够《广告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未经广告审查机关审查批准，广告的，由广告监管机关责令负有责任的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停止，没收广告费用，并处广告费用l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笔者认为擅自药品广告主要是违背了行政管理秩序，对违法广告人主要以行政责任处罚是适当的，但是，不能对各违法主体处以相同的处罚。行政处罚尽管不适用补偿原则，但应当遵循过罚相当的原则，违法广告主体不能因违法广告获得利益。擅自药品广告的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从擅自广告中的获利是不同的，因此过错程度也不同。广告费是广告经营者、广告者的违法收入，是他们进行违法广告行为的原动力，以此为标准对他们进行处罚是可以的。但对于广告主，擅自的药品广告内容大多是虚假的或引人误解的，因广告给广告主带来的收入一般远远超过广告费用，而与广告费用也没有直接的关系［3］。另外，根据《药品管理法》，药监部门对其也仅能处以“撤销广告批准文号”和“一年内不受理该品种的广告审批申请”的处罚。这些处罚对于大部分违法广告主来说“无关痛痒”，不能产生震慑作用。

3发达国家药品广告法律规制经验借鉴

3.1美国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广告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它的广告投入几乎占世界广告总投入的2/5。为了有效管理庞大的广告业，美国首先完善全国性和地方各州的广告立法。

3.1.1按药品的种类来划分行政管理机构对药品广告的监管职能非处方药的广告由FTC进行审批和监管，处方药的广告由FDA进行审批和监管，这样既有利于FDA从专业角度对处方药进行有效的监控，也可以避免同一药品广告由不同部门进行监管所带来的弊端。19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FDCA《联邦食品、药品、化妆品法案》的修正案，将处方药广告管理权从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移交给了FDA，要求处方药广告主在广告首次后，将广告促销材料作为促销药品上市后监督的一部分提交给FDA，并在FDCA中作了一些简要的规定，特别强调处方药广告应包括关于有效性、副作用、禁忌证等的简要说明。

3.1.2对违法药品广告的打击力度大虚假广告是美国广告监管的重点。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规定，凡是“广告的表述或由于未能透露相关信息而对理智的消费者造成错误印象的，同时这种错误印象又关系到其所宣传的产品、服务的实质性特点，这类广告均属欺骗性广告”。因此，无论是直接表述，还是暗示信息，广告者都要负责。

另外，美国人的诉讼意识很强，如果有观众发现违规广告，就会告知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讯委员会则会出面调查此事。该委员会有权对违规严重的任何电视台吊销执照。联邦贸易委员会也设立了专门的电话热线和网站，接受消费者有关虚假药品和医疗广告等的投诉。一旦联邦贸易委员会判定某一广告为欺骗性广告，可以要求广告者马上停播，并责令其更正的广告。如果广告者继续播出违法广告，将被处以高额罚款。同时，联邦贸易委员会可以向联邦地方法院提讼，法院有权冻结广告者的全部资产，以备将来对消费者进行赔偿。如果罪名成立，广告者将面临经济赔偿，甚至牢狱之灾［4］。因此，对违法药品广告的打击力度大，其违法成本高于违法利益，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有效性。

3.2德国德国媒体发达，医疗水平先进，其社会医疗保险体制非常完善，因此，药品广告的效果并不明显，这样就从营销渠道遏止了药品的虚假广告；德国通过立法对医药广告加以严格规定，又从根源上摧毁了虚假药品广告的温床。德国1994年修订颁布的《医疗广告法》对包括医药及医疗设备等在内的所有医疗范畴内的广告进行了严格规定，其中药品方面规定：处方药只允许在专业药店中出售，也只允许在医生、药店销售员及医学研究人员等相关的专业性杂志上做广告。非处方药的广告投放稍微宽松一点，但是对其广告描述有苛刻的限制。

法律还规定，所有医药广告必须清楚注明药品副作用及服用介绍等相关要素，并单独注明“为预防用药风险及副作用，请您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并向专业医生询问”。

如此严格的规定对于制药商来说广告不能直接获取利益回报，还不如投资于新药研发。这样一来，虚假药品广告也就不会出现了。

3.3法国法国国家卫生制品安全局在药品广告管理方面对专业广告和大众广告都有一系列的具体要求，甚至从字体到字迹都有明显的要求和标准。如在对专业广告的要求中，该局特别提到对组成某种药物名称的所有单词必须采取统一标准处理，无论是字迹、字体，还是颜色都应该完全一样，以避免为突出广告效应而弱化药物的其他特点。为防止公众利益受到侵害，该局规定，尚未获得上市批准的药品不得先期进行广告宣传；为避免夸大药效，不允许在药品广告中使用“特别安全”、“绝对可靠”、“效果最令人满意”、“绝对广泛使用”等吹嘘药品安全和疗效的过激字样；为避免出现不公平竞争，不能在广告中出现“第一”、“最好”等绝对字样。此外，任何药品在投放市场1年后，不能再继续标榜为“新药”。由此可以看出，对专业广告的形式进行规范，也是很有必要的［5］。

4建议

借鉴国外药品广告法律规制的相关经验，结合目前我国药品广告中存在的问题，笔者从法律规制的角度提出以下建议供参考：

4.1坚持药品广告强制审查制度药品具有特殊属性。一方面，药品可以预防疾病，健康身体，但另一方面，如果药品使用不当，也会危害使用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他们没有能力评价药品的质量与疗效，也无法识别药品的真伪。而药品广告作为一种传播药品信息的重要媒介，由于药品的特殊性和消费者对药品的无知性，目前我国的市场竞争机制仍不成熟，消费者运用法律保护自身利益的意识仍有待提高，这就要求政府对药品广告实施强制审查制度，通过专业技术人员运用专业知识对药品广告进行审核，防止虚假广告进入市场，危害消费者健康。

4.2广告监督主体多元化和有机化借鉴美国的相关经验，从药品的安全性角度出发，将处方药广告和非处方药广告划归不同监管主体进行监管，使同一类药品广告的审查、日常监管、处罚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广告的监管所需要的药品专业知识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从我国的情况出发，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汇聚了大量药品监管的专业人才，对于需要药品专业知识程度高的处方药品广告监管来说，将处方药的监管职能交由药品监管管理部门是合适的。而将非处方药的审查交由工商部门，使其审查、日常监管、处罚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可以提高广告监管工作的效率，也可以加大对于违法药品广告的处罚力度。

4.3从内容和形式上规范药品广告应将药品广告与普通的商品广告区别对待，单独立法对药品广告进行特别规制，从内容和形式上对药品广告做出具体规定。例如借鉴法国的经验，对药品广告的用语进行限制，如药品广告中是否有绝对言词，是否有误导受众的可能等，避免为突出广告效应而弱化药物的其他特点；对专家、名人、医生、医院做广告及对儿童做广告做出具体规定。

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出发，应借鉴德国的经验，所有药品广告必须清楚注明药品副作用及服用介绍等相关要素，并单独注明“为预防用药风险及副作用，请您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并向专业医生询问”。

4.4引入信用体系，建立企业信用档案虚假广告的是诚信缺失的表现，因此，治理虚假广告，引入信用体系，值得探索。2004年9月30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了《药品安全信用分类管理暂行规定》，为药品安全信用体系的完善奠定了法律依据。建立药品企业信用档案，进行信用等级评价，根据信用等级进行监管，激励守信和惩戒失信，定期和不定期地向社会公布，创造鼓励诚信，打击失信的氛围。同时向广大消费者宣传如何防范虚假广告，鼓励大众积极参与到信用监管与评价中来，共同打击虚假广告的广告主和者。

4.5建立更为严格的惩罚制度和实施更严厉的惩罚措施，明确各广告主体的责任乱世必苛以严法。在欧美，许多国家将虚假的广告列为违法犯罪行为，轻则罚款，重则判刑。即使是一次罚款，也能让众多作假者破产，也能使他们身败名裂，也能使虚假广告的制作商被清除出广告行业。在目前虚假药品广告泛滥的严峻形势下，我国应该借鉴国际上许多有效的做法，针对违法虚假药品广告制作企业和单位，建立更为严格的惩罚制度和实施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使它们的“违法成本”远远大于所获得的非法收益。

发生药品广告违法行为要追究相关行为者的责任，特别是要加大对广告者（媒体）的责任，将停业整顿、吊销营业的行政责任也适用于广告者。除行政处罚以外，还应明确违法药品广告行为的民事责任，由广告主承担患者由于服用该药品而造成的损失，从实体和程序上加大对消费者的保护力度，严惩广告主，从而维护法律的有效性和尊严。在惩罚主体上，除了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外，还应该将广告表演者列入广告行为主体范围。

【参考文献】

［1］关于印发2005年第五期违法药品广告公告汇总的通知［Z］.国食药监市［2005］627号.

［2］公文卿.虚假医药广告及法律规制［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4,28:486.

［3］王静波.药品广告审查合理性与法律保证的探讨［J］.中国药师,2005,9(6):564.

第9篇：对虚假诉讼处罚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商业广告骗术治理

商业广告骗术是指利用广告故意使公众对其商品或服务产生错误认识从而获取非法利润的宣传手段和方法。商业广告骗术就是广告与骗术结合，是以广告形式对受众（消费者）进行欺骗的不正当手段和方法，可以说是“阳光下”的欺诈。

一、商业广告骗术的特征

（一）商业广告骗术利用媒体多样化

通过媒体传播是商业广告骗术最本质的特征。当今，媒介资源的丰富和传媒技术手段的进步在方便、快捷地满足人们信息需求的同时，也为商业广告骗术提供了可乘之机，使其借以利用的媒体也呈多样化特点：一是通过电视、报纸、广播、杂志等大众媒体；二是在户外到处张贴或刷制；三是通过印刷劣质地小传单、小册子、小卡片等随处散发；四是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五是通过手机短信发送虚假信息。

（二）商业广告骗术的受害者人数众多且分布范围分散

商业广告骗术的这一特征是紧承商业广告骗术的传播形式而来的。通过上面可知，商业广告骗术作为骗术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跳出了一对一的传播模式，通过媒体（特别是大众传播媒体）传播是其最本质的特征，而媒体自身的受众人数多、传播范围广的特点，决定了商业广告骗术的受害者就具有人数众多且分布范围分散的特点。

（三）商业广告骗术的受害者身份具双重性

商业广告骗术的可能受害者包括消费者、广告经营者、者和广告监管部门：商业广告骗术的肆虐会严重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破坏广告行业市场秩序、降低监管部门的威信，进而损害以上各主体的利益。而另一方面，以上各主体面对商业广告骗术时的不作为姿态又会使他们的身份发生对立性转移，即从受害者成为商业广告骗术帮凶，致使更多人的权益受到损害。商业广告骗术受害者身份的这种双重性，极大的纵容了商业广告骗术实施者，因为受害者主体的不作为极大地降低了商业广告骗术的违法成本：骗了也白骗！

（四）商业广告骗术的表现形式纷呈

商业广告骗术五花八门，令人防不胜防。一是广告主不具备合法主体资格而广告，即广告主没有取得《营业执照》或相关许可证；二是广告中的商品是国家禁止的、严格控制的，不能作为商品（如大熊猫）或一般商品（如品）而做广告；三是未经事前审查而广告；四是利用不合法的广告形式，如以新闻报道形式广告；五是以虚假广告形式广告，即广告中对商品或服务的介绍与客观事实不符；六是以误导消费者达到欺骗目的的广告，如玩弄文字游戏、利用消费者知识和经验的不足故意使用一些专业数据或术语；七是保健食品、药品、医疗广告中使用消费者、患者、专家的名义和形象作证明，尤其是使用社会公众人物以消费者、患者、专家的身份，向受众介绍、推荐商品服务或者商品服务的优点、特点、性能、效果等；八是通过医疗广告宣传对癌症、乙肝、艾滋病等各种疑难疾病保证治愈。

（五）商业广告骗术侵入领域多

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商业广告骗术几乎无孔不入，广泛渗透在各种类型的广告中。可以说只要是存在广告的社会领域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商业广告骗术的影子。另一方面，从我国的广告市场情形来看，医药、医疗辅助用品、保健食品、化妆品等行业是广告肆虐的重灾区：北京市广告监测中心2005年1月份对北京地区23套电视节目、7套广播节目、5家网站、13家报纸进行了监测，其间广告总量为135093条，监控到1656条涉嫌违法广告，其中医药和医疗用品类与医疗服务类是违规广告的主角。

二、商业广告骗术的治理

“治病救人”要“对症下药”，商业广告骗术就是广告市场这个有机体上的疾病，要想治理商业广告骗术，使广告市场实现良性运作，需要以商业广告骗术产生的原因为切入点，从广告监管、广告者、行业自律以及消费者等几个方面入手。

其治理模式见图5.1：

图5.1对商业广告骗术的多维治理

（一）从广告主入手

广告主是商业广告骗术的始作俑者，也是商业广告骗术施“骗”过程的总导演。因此，广告主遵纪守法、诚信经营才是治理商业广告骗术的标本兼治之举。广告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自身建设：

（1）树立正确的竞争观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平等竞争的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广告主是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他们在同其他同类产品的生产者进行竞争的过程中要遵守自由、平等和正当的竞争原则，要坚决摒弃那些不正的竞争手段，并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坚决同那些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的竞争者进行斗争。

（2）树立良好的守法意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治规范性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属性，这种属性要求参与市场竞争的各个经济主体要遵守国家规范经济秩序和调整竞争关系的的法律、法规。这既是对各广告主市场行为的约束，使他们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合法经营；同时更是对各广告益的保障：通过对违法广告主的制裁为合法经营者提供一个良好、有序的竞争环境。

（3）加强行业自律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良好的企业形象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正越来越大。那些以广告骗术为不正当竞争手段的广告主或许能够获得一时之利，但从长远来看，这样的广告主将势必遭到消费者的唾弃和市场的淘汰。因此，在行业内部掀起加强行业自律，鄙视失信和欺诈的风尚，使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规范自己，将成为广告主获得长远发展和杜绝广告骗术的不二之举。

（二）从消费者入手

（1）加强对消费者的广告法制教育

对消费者要进行《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知识的宣传普及，提高消费者的识别能力和法律意识，能够对广告介绍的商品和服务做出较准确的判断，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另一方面，增强消费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使消费者学会用、敢于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对商业广告骗术绝不姑息，避免受害者增多。

（2）提高消费者的维权意识

要提高消费者的维权意识，特别是改变消费者面对侵权诉讼的冷漠态度，可以考虑引进在欧美盛行的“集团诉讼”制度。在美国受商业广告骗术欺骗了的消费者不需要每个人都，只要一人赢了官司，这个判决就适用于所有的该商业广告骗术欺骗的消费者，可以获得同样数额的赔偿。

（3）建设消费者知悉广告监管信息的渠道

建立消费信息强制披露制度。即政府要以法律手段干预市场经济主体的日常经济活动，促使信息优势方向信息弱势方强制披露有关必要信息，以便使社会上的公共信息得到满足，从而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消费选择。信息的传播有利于人们在掌握信息之后，通过理性选择，做出正确的决定。

（三）从传播媒体入手

媒体是广告信息的“把关人”，负责对广告信息的过滤和把关。对媒体中介的利用是商业广告骗术不同于一般骗术的本质特征，因此，如果媒体能够很好肩负起“把关人”责任，像抓新闻一样抓广告，就可以切断商业广告骗术作用于消费者的路径。

（1）加强媒体从业者的职业素质教育

市场经济形势下，新闻媒体追求广告经济效益无可厚非，但是新闻媒体的广告宣传并非单纯意义上的经济行为。借助大众媒体的广告，除了具有引导消费、介绍产品、传递信息等功能外，还应具有导向性、思想性和审美性等特征。因为广告宣传能够对人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产生一定的影响，发挥一定的教化作用。尤其是医药广告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切身利益，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大众传播载体，在讲求其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应该讲求其社会效益，对违法医药广告和虚假广告的宣传一定要强调“守土有责”，要“象抓新闻一样抓广告”。新闻媒介“像抓新闻一样抓广告”最终一定要落实到媒体从业者身上，因此加强媒体从业者的职业素质教育至关重要。（2）严厉追究媒体的连带责任

过去由于工商部门的行政处罚对象是单位，许多媒体根本不在乎。现在有些地方对媒体违法广告的处罚已经由以前单纯的处罚单位，改为对媒体和单位实行“双罚制”，既对媒体处以罚款，同时也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如广东省就规定先由单位对相关媒体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对拒不改正的则由其上级主管部门（如新闻出版局）追究其领导责任；对仍旧不改的，将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对给消费者造成损失或人身伤害的，将按法律法规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这就使得媒体单位的相应责任人看到了虚假违法广告的后果，因此都非常谨慎并认真审查每一条广告。

（四）从监管部门入手

加强广告法制建设是有效治理商业广告骗术的主要途径。完善的广告立法是打击商业广告骗术行为的前提，它使企图实施商业广告骗术的违法犯罪分子无机可乘、无漏洞可钻，严厉的制裁措施使其望而却步，同时也使广告执法机关有法可依，有据可循。执法机关的执法人员业务素质强，执法中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执法，不枉不纵是防治商业广告骗术的关键。增强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的法律意识和守法观念，真正树立起法律在其心目中至高无上的权威，是防治商业广告骗术的根本。

对症下药方能药到病除。根据商业广告骗术的特征，从广告主、消费者、传播媒体、监管部门等方面入手，完善广告法律法规、健全广告执法体系，增大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者的违法成本，挤压其非法获利空间，甚至使其获利为负值，将大大消除商业广告骗术的发生。

参考文献

[1]杜伟，防治虚假广告的几个法律问题，兰州大学学报．2005，1

[2]苏显龙，治理虚假广告出路在于完善监管模式．人民日报，2004，8，30

[3]黄文馨，建立监控机制，打击虚假广告．莆田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3

[4]陈季修，规范市场秩序，完善广告监管体系．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1，5

[5]雷燕，我国特殊商品虚假广告及其治理对策．兰州商学院学报，2002，10

[6]钟帅，储敏．虚假广告屡禁不绝的原因和对策．行政与法，2004，9

[7]向英，综合遏制虚假广告之管见．湖南商学院学报，2002，1

[8]潘巍松，任良飞.虚假广告案中的媒介责任研究．市场周刊（研究版），2005，9

[9]闫浩，治理虚假广告法律对策之我见.工商行政管理，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