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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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

,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

(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

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总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美〕坎贝尔等著,朱平芳,刘宏等译.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林毅夫.现代增长理论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第2篇：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　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　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第3篇：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范文

「 正 文1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问题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政府连续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核心内容是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支出。1998年国债发行额为3891.0亿元，1999年为4015.0亿元，2000年为4180.1亿元，2001年为5004.05亿元。连续几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抵御国际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抑制我国经济的继续下滑、推动我国经济增长起了有效的作用。来自权威部门的统计预测资料，国债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为1.5%，1999年为2%，2000年为1.7%，2001年为1%-2%.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人们对日益膨胀的财政赤字和迅速扩大的国债规模万分忧心。我国财政总赤字1998年为1681.89亿元，1999年为2425.21亿元，2000年为2598.21亿元，2001年为2598.10亿元；国债余额1998年为7765.7亿元，1999年为10542.0亿元，2000年为13674.0亿元，2001年为16672.1亿元。使人不安是，我国经济发展对迅速扩大的国债规模能否有足够的承受能力？我国民间投资增长缓慢（1998年集体投资增长8.9%，个体投资增长9.2%，2000年分别为9.2%和9.5%，2001年为4.7%和0.1%），是否由于政府国债投资存在“挤出效应”所导致？继续发行国债会不会使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更加缺乏后劲？财政赤字的日益膨胀在日后拉动经济逐步回升的同时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甚至有人提出积极财政政策应当退出。

2　我国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2.1　扩大内需仍需加强随着国际经济增长的继续放缓，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经济“传导”作用的加强，我国外贸出口面临的形势及外需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容乐观。根据有关资料，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7年为3.6%，1998年为2.3%，1999年为0.8%，2000年为0.015%，2001年为—0.7%（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资料是—1.8%）。所以，短期内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促进我国经济回升的动力仍是内需的扩大。国内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为5.5%，1999年为6.3%，2000年为8.0%，2001上为8.0%.虽然近几年在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下，我国投资增长总体上比较明显，2000年投资增长率为9.3%，2001年为12.9%，但自2001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减速运行，投资增速明显回落，2001年1-11月份投资增长16.3%，1-12月份为12.9%，比1-11月份下降3.4%，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不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后劲不足，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预算内投资依存度为34.6%，1999年上升到101.29%；居民消费水平稳步增长，但是自2001年下半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明显回落，1999-2000年我国消费品零售价格总额增长11.4%，2000-2001年为10.1%（其中，9、11、12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下降0.1%、0.3%和0.3%），居民消费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难度不小。近几年内进一步扩大内需一定程度上仍将依赖于积极财政政策的继续实施。

2.2　增发国债仍有一定余地从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看，我国远低于多数欧美国家和国际警界线。1998年我国国债负担率为9.9%，1999年为12.8%，2000年为15.3%，2001年为17.5%；多数欧美国家为40%-65%；国际警界线为60%.而且，根据国际经验，当国债负担率达到一定高度时便趋于回落。以英、美两国为例。英国国债负担率1945年达到216%，70年代回落到44%，目前维持在50%左右；美国1946年达到122%，70年代末回落到37%，目前维持在54%.所以，在我国增发国债仍有一定余地，积极财政政策仍可保持其可持续性。

2.3　国债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

“挤出效应”是政府增加支出引起国民收入增加的同时因导致利率上升所引起的民间投资减少，从而国民收入下降的经济现象。由于连续几年我国政府在国债支出项目的安排上重点是那些直接回报率低，市场难以调节的基础设施项目（农、林、水利、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农村电网），高新技术及生态环保等，因而国债投资对民间投资未出现明显的“挤出效应”。今后，继续发行国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要注意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避开对容易发生“挤出效应”的项目或部门（即竞争性的行业或产品）进行国债投资，则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不但能够完全避免，而且会有效地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

2.4　赤字财政与通货膨胀

提到财政赤字，人们总是想起通货膨胀。的确，通货膨胀是国债政策的重要的约束条件，当增发国债已经或即将引发通货膨胀时，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就必须十分慎重。然而，根据实践经验，只有当政府财政赤字采取了货币化的融资方式时，央行才会超量增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1998年以来，由于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采取了债务化的融资方式即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而且只对商行发行，再加上央行主要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来变动实际货币供给量，故连续几年来的国债发行并未诱发通货膨胀（近几年来，央行基础货币供给偏少，居民储蓄增加较多，商行资金偏松，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我国通货紧缩的阴影至今存在。2000年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上涨0.4%，2001年为0.7%（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把达不到1%的价格水平的上升看作为通货紧缩）；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零售价格处于下降态势，1999年商品零售价格上涨—3.0%，2000年为—1.5%，2001年为—0.8%.再考虑到我国货币政府面临的问题，在今后几年继续增发国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不会形成通货膨胀压力。

2.5　积极配合货币政策，为货币政策作用有效发挥和积极财政政策逐渐退出创造必要条件

国债发行一方面能增加财政收入，影响财政收支，属于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又对包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的扩张和紧缩起着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为了使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有效的作用，货币政策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今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虽然短期内积极财政政策问题不会太大，但根据国际上的经验，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规模的不断扩大，它的缺陷将会因为政策时滞、政治因素、财政赤字等问题而日趋明显。为了预防积极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当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稳固地走出低点、民间投资得以启动、消费需求渐趋正常、外贸出口恢复到一定高度时，积极财政政策应该逐渐地退出。近期内，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积极配合货币政策，为货币政策作用有效发挥和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渐退出创造必要条件，包括合理运用财政资金，进一步营造能够对货币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利用财政支持政策保证货币政策及其衍生工具的运用；利用税收政策调节商行信贷行为和信贷资金的流向；健全完善信贷担保体系，为改进金融服务提供必要的辅助设施等等。

3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

由于种种原因，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近几年内有必要继续实施。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任务繁重，其重要功能仍是拉动内需，促进我国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3.1　积极财政政策的长期化与我国长期经济增长

首先，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在于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就是西方“需求管理”在我国的实践。“需求管理”是一种短期行为，从长期来说，我国经济增长的正本之策并不是“需求管理”而是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因为我国经济的现实情况并不是真正的供过于求，而是供不应求。要实现我国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根本在于根据市场需求，增加社会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实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

其次，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是积极财政政策有效作用的重要条件。在我国持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使其长期化。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功能不仅在于扩大政府支出的直接效应，更重要的是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拉动民间投资增长的后续效应。政府国债投资的后续效应越大，积极财政政策乘数作用就越大，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就越大。长期化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后续效应的大小依赖于合理的经济结构。所以，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使经济结构合理化和长期化是积极财政政策功能有效发挥的重要条件。

3.2　长期化积极财政政策有效作用的条件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第4篇：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范文

然而，公债融资与经济运行特别是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是如何实现的？如果站在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政府该不该发行公债？在何时发行公债合适？是发行长期公债还是发行中短期公债？发行多少公债为宜？如何确定公债利率水平？诸如此类的，无不涉及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要素和经济稳定的影响。如果不搞清这些问题，政策就不可能正确地制订公债管理政策，也就无法有效地利用公债管理政策实现财政政策目标。

遗憾的是，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我国界一直把财政范畴置于上层建筑领域里，没有把它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一种手段来；再加之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匆忙发行公债，理论界又转而讨论公债发行、管理中的具体操作问题，没有顾及公债理论的深层次问题，特别是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理论研究。尚属处女地。因此，本文试图依据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框架，探讨在赤字预算政策是一种无法避免的政策选择的情况下，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并结合实际我国公债融资与十余年来经济增长的关系。

本文的结构安排是：首先，确立分析财政政策效果的经济增长模型，并简要说明各项财政政策措施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途径。然后，把公债融资效应区分为财政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全面研究公债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根据这些理论分析，这我们剖析我国的公债融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的财政政策效果

我们曾经根据藤田晴的研究[1]利用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分析过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本文仍将依据该模型讨论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由于公债政策是财政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在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公债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又是通过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实现的，因此，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我们以前研究各项财政政策措施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基本结论。

我们在研究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曾提出三种经济增长率，即“充分就业增长率”、“支出增长率”以及“最优经济增长率”。充分就业增长率又称“能力增长率”或“必要增长率”，是指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国民经济能够达到的增长率，这是在没有通货膨胀压力下可能实现的最大增长率。所谓支出增长率是指各种支出函数所规定的国民支出增长率。所谓最优增长率就是均衡增长率和增长率正好相等的增长率。均衡增长率是指充分就业增长率与支出增长率相等状态下的增长率。哈罗德称谓的自然增长率是指在充分就业下等于劳动力人口增长率加上生产增长率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如果均衡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正好相等，那么，至少作为一种长期倾向，生产设备充分利用和劳动力充分就业的理想的经济增长过程就会出现。因此，我们认为，如果经济中存在大量潜在失业人口，最优经济增长率就是能够达到的最大的均衡增长率；如果经济中没有潜在的失业，则自然增长率就是最优增长率。

根据我们的分析，提高充分就业增长率至少可以通过四种财政政策措施来实现：（1）提高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率。（2）提高政府投资在政府需求总额中的比率。（3）提高政府投资产出系数。（4）降低政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率。提高支出增长率的财政措施包括：①提高政府支出比率。②降低税收比率。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率的财政政策措施包括下列三种组合：A降低税收比率，提高政府投资比率或政府投资产出系数；B提高政府支出比率、政府投资比率以及政府投资产出系数；C政府支出比率和税收比率呈同向变动。

下面，我们根据上述这些基本结论，具体分析公债融资的财政效应与流动性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所谓公债融资的财政效应是指公债融资配合政府的收支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所谓公债融资的流动性效应是指公债融资因改变货币供给量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

二、公债融资的财政效应

1．公债融资对充分就业增长率的影响

公债融资对充分就业增长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增支公债和减税公债的影响上。

（1）增支公债。在税收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政府支出的增加用公债发行来融资，可能会降低充分就业增长率。一般来说，政府支出总规模中，政府的消费性支出所占比例较高。根据上述分析结果，由于政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率提高，会降低国民储蓄率，从而抑制经济增长。因此，增支公债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如果公债来源于消费资金，或者说持有公债的主体是居民，增支公债的逆效应可能比较小；如果公债来源于投资资金，或者说持有公债的是和商业银行，增支公债的逆效应可能比较小；如果公债来源于投资资金，或者说持有公债的主体是企业和商业银行，增支公债的逆效应可能很大。当然，如果公债发行为政府投资的增加融资，使得政府投资在政府需求总额中所占的比率提高，经济产出的能力增长率必然提高。

（2）减税公债。在政府支出不变的情况下，为了弥补减税所造成的收入损失而发行公债，也可能会降低充分就业增长率。根据上述分析，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率（税收比率），会提高民间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率，特别是在公债的资产效应起作用的情况下，民间消费比率提高的幅度会更大。因此，国民储蓄将下降，民间投资的资金来源减少，会削弱经济的增长能力。当然，如果减税公债的目的是为了降低企业所得税而不是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由于主要的投资主体――企业用于投资的资金来源相对增加了，减税公债可能会有利于经济增长。

2．公债融资对支出增长率的影响

根据前面的结论我们得知，支出增长率仅与政府支出比率和税收比率的变化有关，因此，我们通过分析公债融资一政府支出比率和税收比率的关系。阐明明增支公债和减税公债对支出增长率的影响。

（1）增支公债。在税收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政府支出的增加用公债发行来融资，可能会提高支出增长率。众所周知，在凯恩斯的理论框架中，总需求的增长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而总需求增长的直接因素又是社会总支出的增加，其中，政府支出的增加是导致国民支出的基本力量。当公债为政府支出增加融资时，一方面公债融资的政府支出增加是国民支出的直接叠加因素，另一方面公债发行具有资产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民间消费支出，也直接构成国民支出的一部分。因此，增支公债将促使支出增长率提高。

（2）减税公债。在政府支出不变的情况下，为了弥补减税所造成的收入损失而发行公债，也将提高支出增长率。减税公债对支出增长率的提高作用至少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政府支出没有降低，仍保持其原有的作用。第二，如果减税政策降低的是个人所得税，将给个人留下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在边际消费倾向一般高于边际储蓄倾向的情况下，个人的消费支出会增加。第三，如果减税政策降低的是企业所得税，将给企业留下更多的资金，增加了企业的投资资金，企业的投资支出可能增加。第四，公债发行具有资产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民间消费支出。

（3）公债融资对最优增长率的影响

根据前面的结论可知，在财政支出比率、税收比率、政府投资比率以及政府投资效率四个财政政策变量中，只要同时适当地变动两个以上的变量，就能使充分就业增长率和国民支出增长率保持同一方向变化，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率，其中，由于政府投资效率的高低与公债融资的关系不大，故我们仅分析公债融资的前三个变量的关系来阐明其经济增长效应。

一般来说，税收收入是经济性预算收入，其结余部分构成资本预算收入，当经济性预算收入结余加上专项建设性收入不能满足资本预算支出时，公债收入就是主要的资金来源。

第一种政策组合：降低税收比率与提高政府投资比率。如前所述，降低税收比率将提高支出增长率，但降低充分就业增长率，为了提高均衡增长率，必须辅之以政府投资比率的提高。这样，公债政策必须是：减税公债的目的最好是为降低企业所得税融资；扩大公债发行，为政府投资筹集资金来源。

第二种政策组合：提高政府支出率和政府投资比率。政府支出率的提高将促使国民支出增长率提高，而政府投资比率提高将使充分就业增长率提高，因此，这两种财政政策变量必须是同向变动。这样，公债政策应是：公债发行主要是为政府投资支出筹集资金来源。

第三种政策组合：政府支出和税收比率同向变动。如上所述，这项财政政策组合对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率来说似乎不大有效。就公债政策来说，公债融资似乎也没有必要，因为政府支出增加的同时，税收收入也要增加，无需再用公债融资。

三、公债融资的流动性效应

在上述凯恩斯学派增长体系中，忽视了赤字预算或盈余预算所产生的流动性效应。但是，一般来说，只要财政收支不平衡，流动性方面的问题就有必要考虑。因此，本节从公债的流动性效应角度，分析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公债融资对充分就业增长率的影响

我们从前面的结论中看出，整个经济的非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也就是总储蓄率，对提高充分就业增长率起了作用。就财政政策变量来说，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税收比率和政府投资比率的提高，随着财政支出比率的降低，充分就业增长率或者说必要增长率是上升的。

流动性对充分就业增长率的影响效果，完全取决于公债余额的变化对消费的影响效果。因此，我们可以假定，消费是可支配收入和资产（公债）的函数。于是，假定消费占收入的比率与公债――收入比率是正相关。这样，若把有关消费的资产效应纳入该体系之中，则税收比率和财政支出比率的变化对必要增长率产生的影响效果比以前的分析有力。其理由是：税收比率的提高渐渐地减少了可支配收入，进而降低了将来时点的公债――收入比率，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可支配收入中的消费倾向。也就是说，税收比率的提高，降低了公债余额的消费效应，将提高充分就业增长率。至少财政支出比率的降低，也完全适用于同样的推论。但是，政府投资比率对充分就业增长率的影响效果，要视情况而定。其理由是：政府投资比率提高时，一方面，收入水平会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如果财政支出比率＞税收比率，公债规模也会急速扩张，公债――收入率是上升还是下降，不能先验地确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公债的流动性效应是提高还是降低充分就业增长率，由公债――收入比率决定。

在实行平衡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比率＝税收比率）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公债――收入比率的降低，同时降低消费占收入的比率，提高储蓄率，进而提高充分就业增长率。倘若开始时是赤字预算（财政支出比率＞税收比率），此后，如果收入增长率比公债余额增长率提高缓慢的话，则公债――收入比率是上升的。由于这意味着消费倾向增大，这时的充分就业增长率会降低。因此，为了使均衡增长保持在一定比率上，赤字率必须与收入和公债余额的增长比率相同。

2．公债融资对支出增长率的影响

在凯恩斯学派增长模型框架下，当引入流动性来考察公债融资对支出增长率的影响时，只考虑消费对投资的影响效果是必要的。

对投资产生的影响，主要了取决于公债发行的类型。在用长期公债筹措资金的情况下，公债的流动性效应提高了消费，但降低了投资。因此，公债对支出增长率的影响，既有扩张性作用，又有抑制性作用。在用短期公债筹措资金的情况下，不但对投资，对消费也有扩张性作用。在不考虑流动性效应的情况下，税收比率的提高，或者政府支出比率的下降，降低了有效需求增长率和支出增长率。在这种情况下，若引入流动性效应，公债融资强化了对支出增长率的降低作用。

3．公债融资对最优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如上所述，税收比率的提高或政府支出比率的下降，将提高充分就业增长率。如果把流动性效应考虑进来时，公债融资对充分就业增长率提高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在这个框架下，即使税收比率或者政府支出比率的变化很小，也以消除充分就业增长率与支出增长率之间的潜在缺口。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凯恩斯学派增长体系中，流动性效应的存在提高了财政政策的有效性。

可是，倘若政府支出比率或者税收比率的变化对支出增长率的影响因流动性效应的存在而被削弱，消除充分就业增长率与支出增长率间的潜在缺口而实现理想的均衡增长率（即最优增长率）的财政政策有可能失效。

四、我国公债融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我们在前面利用凯恩斯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实质上是从公债融资的不同用途（用于增支或用于减税）分析公债与增长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1）降低企业所得税的减税公债融资有利于经济增长；（2）增加政府投资支出的增支公债融资将提高经济增长率；（3）公债――收入比率保持不变或下降将提高充分就业增长率。

根据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我们认为，我国十余年来的公债融资和公债政策促进了经济增长。

第一，从公债――收入比率来看，我国的公债融资似乎对增长不利。（1）如表1所示，我国的公债――收入比率是很低的，公债的资产效应表现得比较明显，对消费需求的刺激效应较大。因而，民间部门用于储蓄和投资的资金相对减少，可能会阻碍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不利。（2）自我国1981年发行国内公债以来，公债余额不仅在绝对额上迅速增加，而且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公债――收入比率）也连年提高。根据3.1小节的结果，如果公债――收入比率是上升的，公债融资将对充分就业增长率产生不利。

表1 公债余额――收入比率国际比较 国家/年度 意大利 日本 加拿大 美国 法国 英国 15个重债发 展家

中国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60.0

66.3

71.9

77.1

84.0

88.5

92.7

95.0

－

－

－

－

－

57.0

61.1

66.9

68.4

69.0

72.8

75.5

73.0

－

－

－

－

－

45.1

50.1

56.1

58.8

64.6

68.6

68.8

68.2

－

－

－

－

－

37.2

41.1

44.2

45.2

48.3

51.1

51.6

51.5

－

－

－

－

－

36.4

40.1

41.4

43.8

45.4

45.4

47.5

47.2

－

－

－

－

－

54.5

53.2

53.4

54.8

53.8

52.0

49.6

44.9

－

－

－

－

－

8.7

11.7

12.6

14.2

14.9

15.8

15.9

16.4

－

－

－

－

－

1.12

1.97

2.58

2.97

3.26

3.68

4.57

5.91

7.62

6.79

7.24

8.28

9.31

说明：表中15个重债中国家包括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墨西哥、摩洛哥、尼日利亚、秘鲁、菲律宾、乌拉圭、委内瑞拉和前南斯拉夫。

资料来源：帕伯罗·E·圭多提和曼摩汉·S·库莫，1993，《负债国家的国内公共债务》，第24-25页；中国出版社，有关中国的数据，是笔者根据有关资料而得。

公债――收入比率的与实践相吻合，按理说我国的公债融资有碍于经济增长应该成为定论。可是，我们认为，具体到我国的经济运行情况，不能简单地做出这样的判断。（1）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各部门、多年来一直具有饱满的投资需求冲动，乃至几次经济过热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投资膨胀所致。正如学者们所分析的那样[2]，80年代以来，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过快，1981-1993年全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3.8％，而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95％；固定资产投资在当年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过大，1981-199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20.1-39.8％，而这一比重接近或超过30％的1985年、1986年、1987年、1998年、1992年和1993年，都在当年或次年引发较高的通货膨胀。所以，我国现行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的重任在于如何有效地控制投资需要膨胀。如果说我国这种低公债――收入比率不利于投资需求的话，可能还是件好事；与其说不利于经济增长，不如说有利于经济稳定。（2）就我国目前的公债规模来说，公债――收入比率提高是否不利于经济增长，还不能从根本上确定。因为，我国公债――收入比率的提高，是在公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起步阶段出现的。在公债发行初期，公债余额必然呈累积趋势。况且，理论上所说的公债――收入比率的提高会对经济增长不利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公债――收入比率提高的负作用是指在一定水平上的公债一收入比率的提高，这一边际水平在不同国家或一国不同发展阶段是不同的。比如，在工农业化国家，公债――收入比率的边际水平可能是40％，发展中国家可能是20％。如果不超过这一水平，公债――收入比率的提高可能无防经济增长。因此，我国公债――收入比率在10％以下的水平上提高，不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危害。

此外，著名经济学家多马在公债负担与国民收入的关系时指出，只要国民收入按一定比率持续增长，公债――收入比率就会收敛于一定值，公债余额的绝对增加实际上不会给公众带来任何负担，对经济增长也不会产生严重影响[3]。

第二，我国发行的公债基本上属于减税公债，而且减税的对象主要是企业所得税，而降低企业所得税的减税公债融资促进了经济增长。我们首先从国有企业的留利水平来看，自1978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制度进行了多次改革，基本上是以减税让利开道，1978-1991年间的国有企业留利额年均递增33.5％（见表2），而这期间公债余额年均递增也近33％，这两个比率如此接近难道是偶然巧合吗？实际上，我们走的是一条以公债连年发行来支撑财政上减税让利的改革道路[4]。其次再从税制改革来看，企业所得税制完善是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1994年实行新税制后，不仅国有企业所得税、集体企业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合并成为统一的企业所得税，而且，更重要的是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大幅度降低。国有企业所得税的税率由原来的55％降低至33％，同时，对当年应纳税额在3-10万元和3万元以下的利润低或规模小的企业纳税人分别减按27％和18％的低税率征收。再次，从企业所得税收入的增长率与企业留利额增长率的比较来看，1978-1991年间的国有企业留利额年均递增33.5％，而1985-1991年的国营企业所得税（包括国营企业调节税）收入年平均增长率是0.19％，1985-1995年年平均增长2.76％；与此同时，国营企业所得税收入占总税收收入的比率从1985年的29.2％下降到1995年的12.58％，平均每年降低1.6个百分点[5]。最后，从债务收入增长率、债务收入与财政收入比率来看，1979年我国内外债务年度收入为35.31亿元，1995年达到1549.76亿元，年均增长28.58％；与此同时，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率从1979年的3.08％上升到1995年的24.83％，年均提高大约1.4个百分点[6]。由此可见，十几年来，在我国企业所得税的相对重要性明显降低，而债务收入的相对重要性迅速提高的情况下，我们否认不了这种状况对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所做出的贡献。

表2 国有企业留利水平 （亿，％） 年度/项目 1978 1980 1982 1984 1986 1988 1990 1991 留利额 27.5 144.0 216.1 355.7 489.3 700.6 539.8 555.4 留利率 3.7 21.5 34.2 45.1 49.6 55.6 86.7 65.3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1年有关数据计算而得。

第三，我国的公债融资基本上是用于增加政府投资支出。公债融资的基本用途是弥补财政赤字，我国历年财政赤字产生的原因虽然很多，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用于经济建设支出特别是各项投资的支出过度增加。这类支出不仅在预算时就留有缺口，而且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还往往超支，造成决算的经济建设（投资）支出又超出预算，这一缺口都是由公债融资弥补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我国十八年的公债融资与公债政策促进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这只是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得到的结论，并不能说公债规模越大越好，也不认能为我国公债融资结构和公债政策是完全合理的。此外，我们没有分析公债融资的资金来源、公债融资的公共投资效率等，这些方面无疑也会影响经济增长。

[1] 参阅郭庆旺、赵志耘，《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论》，《财政研究》1994年第4期，第2-9页，藤田晴：《财政政策的理论》1966年，（日）劲草书房。

[2] 黄源、董生强：《关于我国通货膨胀的分析》，《财经问题研究》1995年第9期，第11-12页。

[3] 有关多马负债模型的推导与分析，请参阅郭庆旺、三好慎一郎、赵志耘：《财政赤字经济分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238页。

[4] 高培勇：《国债运行机制研究》，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页。

第5篇：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范文

为什么国内需求主导21世纪的经济增长

构成gdp增长的“三驾马车”当中，投资与消费属于内需，出口属外需。经济制度背景、资源禀赋、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和历史发展轨迹决定了国家经济发展的主驱动力，因此有外需主导的国家发展模式，也有内需主导的发展战略。就我国而言，内需是21世纪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内需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首倡立足资源禀赋。我国具有至为重要的三项内需主导禀赋：人力资源、差异化的市场和后发优势。13亿人口本身就是庞大的市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支撑起空间巨大的国内消费。适龄劳动力持续增长，不会带来劳动力成本的代际上升。经济发展阶段、地域和文化的多样性，使国内不同地区间具有类似国际的比较优势，经济互补性很强。21世纪初期和中叶，经济仍将处于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要特征的高速增长期，“后发”效应持续，消费结构升级所创造的需求将持续拉动经济增长。虽然面临资源能源消耗巨大、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压力加大等一些制约因素，外需无法替代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

由经济制度变迁释放的外需增长激增，已经逐步被消融于经济增长的常规发展之中。单纯追求外汇增长的管理目标被宏观经济协同发展目标所取代，计划经济时期经济超常规发展的驱动力也不复存在。更近的研究指出，入世效应带来的经常性贸易顺差和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带来的外需增长将很快为购买力平价所平衡，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借力于外需终将是不稳固的。统计结果也印证了经济制度转轨中不同变量对增长贡献率的变化，贸易顺差占总需求的比重很低，根据1978—2005年我国经济增长三大需求相关性分析，对经济影响最大的是投资，其次是消费，净出口最小。

近几年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贸的现状，需要国内需求的增长来防范和化解可能带来的风险。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一直在30%上下波动。1996—1999年间，我国的贸易依存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中等贸易依存度国家当中属于最低位。本世纪以来，外贸依存度急剧升高，大大高于世界同期水平，2005年达到64%。美国、日本、巴西、印度等国家1980-2001年之间该指标平均波动幅度为14-20%，最高的年份也一直没有超过30%。尽管有汇率、贸易结构、统计口径等一些争论，但我国外贸依存度明显偏高是不争的事实。在剔除了微观层面套汇的行为(压低出口商品价格与调高利润以流入外汇)后分析，出口结构中多数是劳力与资源密集型的产品，粗放型数量扩张导致经济福利输入与输出严重不对等。维持外贸高增长对我国技术进步、经济安全和资源的可持续已经构成威胁。

国际经济环境存在的不确定性，使得内需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尽管世界经济对美国的依赖正在减弱，但美国经济的影响力无法躲避。领头羊经济增长的脆弱性正在改变国际市场的预期，美国正面临“双赤字”、养老金体系难以持续、产业外移后结构升级困难等问题，如果不能在吸收国际资本流入来平抑巨大的贸易逆差和维持国内资本市场之间取得平衡，美国经济将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我国经济无疑会首当其冲。由此带来国际金融体系不稳定，如果美元持续走软，将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如果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和时机把握不当，会对我国外贸出口、产业结构调整甚至金融安全造成较大冲击。国际贸易保护手段日益多样化，环保、知识产权等问题将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制约。对外需依赖的脆弱性将要增加经济发展的泡沫，无论从何种希冀出发，购买力平价最终平衡了外需增长的短暂激增。如果把眼光深陷于短期贸易利益中，21世纪宏观经济的大势反而看不清晰。比较优势和规避经济发展的风险时常在提醒我们，坚持以内需为主导、充分有效地利用内源性要素加快发展，必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

内需导向型财政政策选择：宏观政策认知的变通？货币政策的陷阱？

侵消货币政策天空氤氲的往往是普遍式的财政政策阳光。单纯过于松动或者紧张的货币政策常常置货币流动性于难控的境地，与缺乏货币政策工具的情形一致，不够完善的资本市场减弱了金融产品多样性。然而控制货币流动性更为核心的冲突来自宏观经济的结构性因素，在改善国内需求的结构和质量的努力中，货币政策似乎缩手缩脚。存款准备金、利率和央行票据失效之时，就是祭出财政政策之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财政政策为主导的经济宏观调控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财政政策取向经历了紧缩-扩张-中性的转换。最近一轮的宏观调控始于2003年，货币投放增长过快和社会的投资规模庞大引发宏观经济中不健康、不稳定的因素显现。尽管持续高投资风险在增加，货币政策并没有及时降低货币供给的速率，当已经演绎成为问题时，过剩的流动性涌入房地产的开发和投机，这无疑加重了国内需求结构的不协调。货币政策对于当下的流动性过剩似乎束缚了手脚：非但无益于调整内需的结构，且反向激励了投资的激增。然而，过剩的流动性并没有流向待改善的产业部门和待鼓励的潜在消费需求：管理部门和经济学家也已注意到2006年第三产业所显露的疲惫之态，主要原因是来自该产业的投资乏力和消费结构落后引起的消费不足。

保持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造成货币政策新的压力源。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强化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而这种预期可能会在短期内使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外汇储备的供给相应形成国内货币的供给也就是流动性的增加，最终宏观经济所表现出的过剩流动性显然与央行的通货膨胀目标形成冲突。在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里，此时是可以选择提升利率作为反向的操作手段，但是利率的提升会进一步加强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利率工具所能影响到的微观经济主体多是能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国有企业，它们对于利率的敏感性并不很高，所以利率的提升可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反倒给银行体系造成潜在风险，进而甚至可能导致通货紧缩的后果。流动性供给增速加快的压力一部分来自于经济内在结构的不合理性：显著的问题是内需与外需的构成不尽合理、国内需求的结构性困境与需求质量待改善，使新增的流动性无法流入到需要资金支持的领域中(如产业结构的升级)，而是流向了利润率高于平均利润率的产业，如房地产业和证券业这样的领域中。显然，这将会影响到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健康增长。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而言，快速的经济发展需要经济中较多的流动性给以支持，如果经济结构有更好的调整，内需的结构和质量得到改善，货币供给的增加并不一定会产生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政策选择的困境，让我们看到货币政策挣扎于“流动的陷阱”中而左右为难。货币政策的限度，仿佛看到了重新评估财政政策的意义：以需求为导向的财政政策是否应成为引领宏观经济的主要政策层面？

财政政策改善经济结构、矫正流动性过剩的“杀手锏”在于治理国内需求的结构矛盾，改善的过程是为“短腿”公共产品的融资和为制度改革注资的过程。

    第一，财政政策是疏通国内需求释放渠道的核心环节。我国高速经济增长面临的严峻挑战是资源、环境约束增大了经济成本；协调发展和社会和谐受到威胁；体制改革滞后，抑制经济增长的活力，这些制约了经济内在增长机制形成。驱动今后5-15年的国内市场需求，必须积极推进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财税体制、金融和外汇管理体制以及投资体制的改革，土地和其他重要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和环境补偿机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活力。这些改革和社会问题的核心就是财政体制的改革、财政政策的调整和实际财力上的支持。

第二，财政政策效果的选择重于宏观经济的“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同为宏观调控的基本工具，货币政策长于总量调节和币值稳定，政策手段简单，对需求的调节作用比较间接和宽泛，是“中药”。财政政策手段丰富，直接作用于总需求，有效地进行结构调整、收入分配调节，是“点打”。宏观经济的短期总量调控更多是运用货币政策，在此过程中注重财政政策(国债发行、赤字规模等)的稳定性，为货币政策提供稳定的运行环境，减少不可控性和不确定风险。

第6篇：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范文

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在生产中，把生产要素划分为可进行储蓄的资本与不能储蓄的劳动两大部分。这样，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假设中，把劳动供给作为一种外生变量的约束条件，而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则无视这种约束条件的存在，认为再生产的可能要素资本比劳动更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功效，其结论是：在资本密集的经济体中更能促进经济增长。进而认为，资本密集经济体比资本经常匮乏的经济体更能促进经济增长，这也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经济差距的一个原因。但是，在现实经济增长中确实存在差距大小的问题，而Romer模型中只用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来描述经济增长存在的差距问题是不充分的。为了弥补Romer模型中的缺陷，我们在研究中引入“有限资源”的要素概念，这样，在受一定经济条件约束的经济主体中，资本积累和资源利用同等重要。

  一、战后日本：资源贫乏的现实

资源(Resource)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却没有统一的定义。经济学博士李昌宇认为：“资源是可用于生产物质财富的，由于其稀缺并可选择，有必要而且也可能合理配置的物质及其功能。”这是从资源所具有的生产性、稀缺性和选择性等三个基本属性来定义资源概念的。从日本战后产业间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资源应该包括资本、劳动、技术和资金四大部分。资本资源是指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各种物质资源的总和，如土地、河流、山脉、滩涂、矿藏、厂房、机器设备、基础设施和原材料等；劳动资源是指运用于生产过程中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亦可称为人力资源；技术资源是一种广义的概念，其中包括各种工艺操作方法、工艺技能、生产的工艺过程、信息系统、组织管理系统等；资金是一种特殊的资源，是资源价值的表现形式。

日本在战后经济增长中首先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有限资源制约。因此，摆脱资源制约或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优先发展的产业中去则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资源配置实际上是有两种存在方式：在分散的市场经济决策中是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实现的，而集权的计划经济是通过强制性的计划手段进行配置的。日本在战后初期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资源配置具有明显的倾斜配置特点。战后初期的资源倾斜配置是恢复经济的需要，因为战争对原有资源（资产）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自不待言，资源是产业发展的物质条件，而产业活动是资源转化为产品和劳务的转换器。资源的属性和产业的功能已经表明了二者的基本关系：产业的正常运行取决于资源供给是否充足；开发和利用资源的广度取决于产业的发展程序。只有资源优势而没有产业优势，则不能形成经济优势。相反，只有产业优势而没有资源优势，经济优势也是不能形成的。资源和产业这种耦合关系，体现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之中。战后日本要想使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就必须获得发展经济的各种资源。然而，资源短缺问题，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中极为棘手的一个现实问题。

1.日本战后资本资源相当匮乏。在资本资源中，自然资源匮乏的程度较为突出。尤其是，自然资源中的矿产资源更为缺乏。日本国土在狭长的列岛中拥有大量的火山，火山中仅存在着大量的硫磺、石灰石和沙石等等资源。除此之外，经济发展中所需要的几种重要矿藏资源都很缺乏。例如，煤在工业发展初期是极为重要的原料，据勘测，日本煤的储藏量不少，由于其存在的不利条件，开采成本极高，竞争不过进口煤炭。所以，日本战后有2/3以上的煤需要进口。另外，5/6的铜、2/3的铅和锌需要进口。现在，几乎所有的重要矿物资源（锡、水银、磷、锂、钾、石墨、镁等），包括铁矿石在内全部都要进口。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工业血液”的石油资源在经济发展中极其缺乏。这样，日本对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就更大。然而，战后的国际、国内经济条件，使日本在获得一定矿产资源时要付出的代价更大。虽然水力资源丰富，但是已经开发了三分之一，剩下的水力资源开发因国土狭小，在经济上不一定是合算的。

虽说日本在战争期间从海外掠夺进行了强有力的资本积累，战败时所保存下来的生产设备能力仍比战前水平高。整个产业的情况如下所述：“假定1935年生产设备余额为100，其后由于军需制定了扩充生产能力计划，连年进行了大规模的设备投资。停战时应为190。但是，其中30%因战争灾难和疏散等原因被消耗掉了，战后生产设备余额实际为140。”[1](P22-23)但是，战争毕竟给整个行业造成30%-58%的破坏。在被保留下来的生产设备和生产能力中，由于战争的破坏，再加上当时原材料和原料的供应不足，生产设备难以实现更大的生产能力，经济效益不高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2.劳动资源的相对短缺。日本作为“资本主义后进性”国家，在人口数量、人口构成等方面都要高于西欧的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应该说，劳动资源是比较丰富的。劳动资源是体力和智力的总和，是数量和质量的有机统一。战争中，日本损失了近300万人，而在损失的人数中，大都是青壮年劳动力。应该说，重要的劳动人口的减少，给日本经济的恢复带来了一定困难。然而，人口数量的损失，对于战后日本国内产业在劳动资源的吸纳量方面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从战后日本大大缩小的领土上急需经济重建的观点来看，可以认为战争对人力状况的实际影响是有利的”[2](P6)。这是从战败遣返回国的劳动资源角度进行分析的。问题在于，遣返的人员中是否具备一支适应于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动态变化的高素质的优秀人才队伍，而这一劳动资源队伍又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这种资源在人口数量和结构中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是短缺的。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在战争中流失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二是战争结束后，由于国内各种条件的限制，使一些保留下来的人才难以在极短的时期内更好地发挥作用；三是缺乏建立新型产业方面的人才。

3.技术资源的严重滞后性。明治维新的“洗礼”，使本来就属于东方落后国家的日本，在“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的口号召引下，开始在经济管理、法律制度、军事组织和国民教育等各个方面学习西方文化中的有用部分，尤其是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方面，显示出极大的热情。由于采取了积极地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政策，所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日本的技术水平已经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然而，由于战争，使日本的一些技术水平至少落后西方发达国家近30年时间。正如1956年《经济白皮书》所强调，日本经济发展要摆脱“数量繁荣”的成果，要不断地跟上世界技术革新的潮流，就要加大技术革新的力度，“今后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必须是旨在促进技术革新的现代化投资”。这种认识，是基于战后日本技术资源的严重滞后性而提出来的。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一个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技术水平虽然与发达国家水平相近，但是，还是存在着一定差距。而战争使差距进一步扩大。日本官方第一次发表的《技术白皮书》（通产省工业技术厅1949年12月发表），对于日本技术资源的落后状况进行了描述和评价。无论是机械设备还是工艺制做方法、工艺技能和工艺过程都比世界水平落后了约10年。而且，一些新兴的工业，如电子工业、合成化学工业、原子能工业等，日本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技术资源的落后性和滞后性是资源贫乏中的现实问题。

4.资金资源严重不足。资金作为一种特殊资源在战后日本是极度短缺的。由于战争的破坏，使日本原有资金（资产）的损失是相当严重的，加上战后日本财政资金的支出急剧增加，从日本国内来看，财政资金用于发放大量的临时军事费，包括支付复员军人津贴和解雇军贴，以及向军需公司发放补偿金，这笔费用的支付是极其庞大的。据统计，从1945年8月15日到12月末，支出超过了194亿日元。战后日本又面临着战争的赔款问题，这样，就进一步地加深了财政资金的紧张程度。从经济恢复和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日本要实现经济的重建就必须有足够的资金资源做保证。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对资金资源的需求是客观而又必须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有限资源制约：日本财政政策绩效的特殊性

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须要耗费一定的资源。从纯理论的角度讲，一切可以用于经济增长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从而都可以称做有限资源。战后日本，无论是从理论角度去衡量还是从现实的角度去分析，其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都面临着有限资源制约的问题。日本这种处于“临界状态的有限资源”在经济稳定增长中要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就必须借助政府行为来影响资源的使用，而政府行为在资源分配中是通过“强人财政”体制实现的。这种“体制”集中地表现在资源的倾斜配置方面。而进行资源的倾斜的目的就是保证有限资源的有效利用。我们认为，日本经济政策所执行路径及其产生的实际绩效都凝聚着“强人财政”体制的效率。

战后日本资源贫乏的现实已所示昭然。在当时的经济背景下，若按照一般性的经济发展规律去谋求日本经济重建，日本经济必然要面临着两难的境遇：一方面，由于当时的物质资源短缺和部分资源的不可替代性，各行业在经济重建中必然出现“强夺占资源”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将造成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在没有政府介入的情况下，资源能否实现市场机制作用下的优化配置并实现“帕累托最优”将成为一个问题。众所皆知，“帕累托最优”状态只不过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种理想模式而已，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是很难达到的。因为这种状态是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实现的，是在既定的生产技术及资源的偏好条件下，生产资源所能达到的最优状态。西方经济学家们经常用这一状态来判断经济运行中资源配置效率。显而易见，用这一效率基准去评判战后日本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资源配置效率是行不通的。因为战后日本不是完全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所以，“帕累托最优”对于日本来说只能在理论上谈谈而已。两难的境地出现的原因在于资源配置缺乏合理的社会机制。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就是政府积极介入经济领域。

财政政策介入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政府作为社会组织，具有普遍性、强制性的特点，这使得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各种具体的社会利益，为公共利益着想。战后日本政府把“赶超欧美、实现经济现代化为目标的经济增长的战略”作为最大的公共利益，围绕这种“公共利益”，一切行为均纳入到经济高速增长的范畴，所有的政策都被作为实现经济的手段，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增长。在日本战后的经济增长的模型中，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是经济增长的函数，财政政策变量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函数关系符合“增长中心主义”的理念。在论证经济增长与国家政策关系时，著名经济学家诺斯总结出一个著名的“诺斯悖论”，即国家在实现其集团利益最大化时与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的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从财政政策角度，诺斯教授还发现，在历史中经常会出现财政目标偏离社会目标的现象。具体表现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惜采取损害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某些社会为什么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而很多社会却无法实现经济增长。其原因在于政府在追求自身生存而不惜损害社会，造成上述意义上的冲突本身[3]。诺斯悖论从深层意义上说明了国家在利益协调上必须要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政治—经济”利益协调机制。然而，这种协调机制在经济系统中则表现为“宏观—微观”经济协调。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实现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协调，则不仅是一个实践上的难题，而且是一个理论上的难题，迄今为止，各国经济学家尚未就解决这一难题获得根本性突破。面对诺斯悖论，需要强调的是，战后日本在组织、动员有限资源的有效利用方面，进行扶持先导产业，以及推动资本原始积累和促进工业化发展等方面都体现了这种协调机制。而协调机制能够充分地发挥作用，一个关键因素在于财政金融政策的有机结合。这种实践结果，超越了诺斯悖论的理论假设。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的发展本身，就是在探寻“诺斯悖论”的解决方案。

战后日本，作为财政干预经济增长过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从石桥湛山的“积极财政论”开始的。众所周知，石桥湛山是战后日本采用凯恩斯的经济思想来分析日本出现的通货膨胀的第一人。他认为，在国家有失业者、存在着闲置生产要素的情况下，财政政策最重要的是动员这些闲置生产要素，使之重新参加生产活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即使财政上发生赤字和增发货币亦无不可；而且这才反倒是真正意义上的健全财政[4](P108)。为了贯彻他的财政经济思想，石桥在担任大藏大臣期间曾提出了五项“积极政策”。五项积极政策加速了财政政策介入经济增长的步伐。该政策的中心目的是尽快恢复生产，并把生产置于经济增长中心位置。石桥推行的促进中心产业增产的政策，不久由东京大学有泽广教授正式提出为“倾斜生产方式”，并由经济安定本部和此后的片山哲内阁推行全国，为战后日本经济的全面复兴起到了重大作用，“倾斜生产方式”和复兴金融金库的“倾斜金融方式”保证了有限资源的有效倾斜。值得一提的是，石桥湛山的凯恩斯派的精神，由池田内阁作为“经济增长主义”而继承了，构成了现在“经济大国日本”的指导理念。毋庸讳言，在促成日本1955-1973年间经济高速增长的诸因素中，财政政策无疑是个重要因素。

我们认为，内生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干预一方面使战后日本有限资源能够充分地发挥作用；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使财政资源得到了有效利用，因为它为高投资率创造了必要的内外部条件，弥补了现代生产力条件下单一市场机制的不足，从而为经济的高速发展做出贡献。

  三、内生增长：政府规制·资本·资源关系的模型分析

我们将通过模型分析方式来研究政府、资本与资源对经济增长影响问题。在生产函数中作为收益递增的技术，假定资本在Arrow-Romer模型中收益递增技术也存在[5]，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表示一人的生产函数则有[6]：

附图

其中，k(t)相当于t期一人资本量，e(t)相当于t期一人资源的使用量，a指在生产中对资源报酬额的比率（0＜a＜1常数）。φ表示收益递增程度的一个参数。K(t)是经济中的全部资本量。模型的基本含义在于，若以经济体中的每个人所拥有的资本与资源量参与企业经济活动，那么，企业可作为相当于一人的资本量k(t)和相当于一人资源的使用量e(t)来操作经济运行，而经济全部资本量作为一种不可操作变量来使用。

然而，在command  optimum描述中把生产函数变化为以下类型：

附图

n表示人口，因此，K(t)=n·k(t)。在这个变换的式子中，企业完全可能操纵资本来增加对生产的影响。另外，政府通过控制、管理企业以达到统治经济的可能。(1)式和(2)式的区别则在于对经济影响效果上的差异（后一问题将另行研究）。采用这个模型，将推论出以下内容。

附图

变量c(t)表示t期消费者一人的消费量。在参数中的E、K[,0]，相当于各个0期消费者一人资源储蓄量和消费者一人初期资本赋存量。P是折扣率，φ是收益递增程度的参量，两者都是正数。这一模型正如固定模式(7)所描述的。这个假定和Barro(1990)模型相似。在Barro模型中，假定政府想要维持稳定状态管理公共支出，并采取积极的外部效应，加强对企业生产技术的影响。本模型中的资源投入相当于公共支出，其总量被一定值所制约这一点和Barro模型不同的。因此，在政府决定e(t)流量式下规制居民户消费一储蓄计划。为此，目标函数的最大化只能由消费量c(t)和资本量k(t)两个变量实现，资源消费量e(t)和资源储藏量E不能实现目标函数的最大[7]。

根据经济增长定义，我们设定最大化的一个条件：

附图

k(0)=k[,0]λ(t)为拉格朗日乘数。并且，由式(8)和式(9)可导出效用最大化的边际条件：  

γ(t)=MPK(φ,t)-ρ　(11)

附图

根据以上模型分析，我们认为，过去传统经济学（包括凯恩斯经济学）在内所提出的财政政策，其作用点在于刺激供给和促进一般性物质资本的形成。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财政政策由于认识到政府公共投资具有生产性，所以，政府进行的公共投资提高了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能够产生内生增长。

  四、几点启示

中国在以积极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内生增长中的财政政策必须体现在：第一，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物质资本向人力资本投资的转换机制。就中国目前而言，促进物质资本形成的财政政策仍然很重要。在中国目前技术进步贡献率相对低下的情况下，依赖于生产要素（资本积累和劳动）的投入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因此，在中国将逐渐形成由物质资本刺激经济增长向增加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投资主导经济增长的转变；第二，促进技术进步与增加劳动就业的财政政策权衡。一般而言，技术进步会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劳动就业，这对于劳动就业压力非常大的中国来说，财政政策的选择面临着两难境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财政政策含义表明，兼顾这两者的财政政策就是拓展新的产业领域、扶持新兴产业的政策，特别要加大“信息产业”、“智能产业”的投资和税收的刺激。这样在促进技术过程中增加了就业量。第三，通过优惠的税收政策（包括加速折旧、投资税收抵免、盈亏相抵、纳税扣除、优惠税率、免税期等）和相应的财政扶持政策，调动企业增加科技投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中国在实现大中型企业制度改革和企业脱困后，企业在财政政策导向作用的影响下，在顺应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主动性地增加科技投入将是今后发展的趋势。

收稿日期：2002-04-04

【参考文献】

[1]  日本经济企划厅.昭和31年度经济白皮书[M].日本经济出版社，1966.

[2]  都留重人.日本的资本主义——以战败为契机的经济增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3]  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

[4]  石桥湛山全集，第13卷[M].东洋经济报社，1974.

[5]  ARROW.K.J.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ing  by  Doing.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62.

[6]  CASS.D.Optimal  Growth  in  an  Aggreatate  modal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65.

[7]  ROMER.P.M.The  Origins  of  Endogenous  Growth.Journal  of  Economic  

第7篇：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 财政政策，政策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谐社会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未来五年内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要求，其中提出：“要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千方百计的增加就业。”如何利用财政政策，在稳定经济的同时，促进就业实现社会稳定，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一个条件，成为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笔者拟围绕财政政策设计的一个方面——目标设定，对财政政策如何选择一个正确的目标，实现经济稳定和社会和谐进行探讨。

一、财政政策目标设定的理论分析

这里所说的财政政策，并非政府的一切财政收支行为，而是特指政府宏观调控的一种政策工具，其职能是稳定经济，也就是保证国民经济平稳运行，避免失业和通胀等经济病症。根据财政政策稳定经济的时间不同，一般可将其分为两种：稳定的财政政策和再稳定的财政政策。稳定的财政政策旨在将处于稳定状态的经济保持下去，使其避免偏离稳定状态，它更多的是事先预防经济病症，一般政策力度也不大。再稳定的财政政策是将已偏离稳定状态的经济调整扶正，一般是事后治疗经济病症，通常力度也较大。我国现在采取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就类似于稳定的财政政策，而过去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则接近于再稳定的财政政策。无论是稳定的财政政策还是再稳定的财政政策，按照美国学者鲍莫尔的观点：由于职能相同，因此政策设定的目标也相同。

（一）财政政策的目标

首届诺奖得主丁伯根在其《经济与政策：原理与设计》一书中指出：政策目标的设定取决于政策目的，财政政策目的可分为直接目的和最终目的。如下图所示。直接目的是稳定经济，常用四个目标来表示。最终目标很难同时实现，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政策目标的矛盾性。由于四个目标之间相互牵扯，这种冲突最为典型就是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菲利普斯曲线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目标间冲突的存在，说明企图通过一个政策同时实现四个目标是不可能的。二是政策作用的有限性。实际上即使四个目标不冲突，由于政策作用的经济变量是有限的，一个政策本身也不能同时实现四个目标。丁伯根最早认识到这一点，他在《关于政策的理论》一书中指出：你可以安然的接受这样一个命题，为实现N个目标，就必须有N个政策。

（二）财政政策目标的设计

正是政策目标的矛盾性和作用的有限性的客观存在，使得一个政策根本就不可能同时实现两个以上的经济目标，如此也就存在一个最适目标设定的问题。对此应从政策的目的来考虑。

1.财政政策目标的设定要有利于社会和谐。虽说财政政策的直接目的是稳定经济，但最终目的还是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按照德国经济学家哈德斯的观点：对于处于经济目标之上的社会总目标来说，经济稳定只具有工具性含义，它只是实现社会总目标的阶段性目标田。因此政府在设定财政政策目标时，一定要选择一个最能实现社会总目标的经济目标。四个经济目标中各自对社会总目标实现的促进作用是不一样的。从社会总目标来说，这些又有利于社会安定、公正和富裕的实现，有利于社会和谐。如果目标设定为经济增长，则只要增加政府投资，就可容易的刺激GDP增长，但这种增长会对政府政策产生强烈的依赖性，一旦政策停止，政策的乘数效应也就终止，由于这种增加政府投资的政策不可能长期实施，所以增加投资导致的更多的是GDP短期快速的增长，其长期稳定效果并不理想，这期间尽管就业目的则是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可用体现社会总目标的四个方面来表示。可见考虑到政策的最终目的，作为稳定经济的政策本身是肩负着构建和谐社会重任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点长期以来被我国经济学者所忽视，在此需要特别注意。由于体现社会和谐的总目标能否实现，依赖于经济目标能否实现，因此，政策目标的设定非常重要，它决定着政策总目标能否实现。

经济稳定虽说常用四个目标来衡量，但是这四个也会增加，但增加幅度不大，稳定性也差。因此，经济增长对社会总目标的实现或和谐社会的构建，其作用远不如充分就业。

2.财政政策目标的设定要有利于经济稳定。尽管稳定经济的目标有四个，但实际上无论是现代经济理论，还是发达国家经济实践都表明：决定经济稳定的目标只有两个：即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这不仅因为经济不稳定是借用这两个目标来衡量的，而且经济不稳定也是根据这两个目标来调整的。萨缪尔森就明确的指出：只有它们才是公认的稳定经济的可调整目标。政府政策的目标只有设定在可调整目标上，政策的调控作用才能发挥，经济也才能稳定。在一个政策工具只能实现一个目标的情况下，为了达到更好的稳定效果，就应依据不同政策工具的特性进行政策分工，一般常用财政政策增加就业，用货币政策稳定物价。政策若错误地以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即使目标实现了，经济也难以稳定。这里国际收支平衡难以成为政策目标很好理解，难以理解的是很多人误以经济增长为政策目标。其实经济增长不能成为可调整目标，其原因主要如下：

其一，经济增长只是一个中间目标。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汉森对此作了最好的解释：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由于政策手段和经济目标之间存在很长的传输链，产出增加只是经济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目标，它可能会危及经济稳定的实现，但其本身绝非可调整目标。所以政策不能以经济增长为目标同。

其二，经济增长很难控制。在市场经济体系里，决定经济增长的厂商投资和个人消费决策是分散的，由此政府很难对于经济增长做出一个准确的预测。

其三，经济增长被包括在充分就业中。宏观生产函数Y=f（N.K）清楚表明：充分就业之前，就业量N增加，产业Y必然增加，GDP相应也会增加。充分就业之后，产出Y的增加则取决于竞争导致的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针对反映增长和就业关系的奥肯定理，美国经济学家凯斯对美国的增长和产出关系的研究发现：产出增加引起的就业增加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损耗，两者关系并非奥肯定理所言那般。

其四，增长无法说明经济稳定。一国经济增长多少或快慢为稳定，是4%还是9%？无从判定。任何速度下的增长，只要存在非自然失业率，经济就难以稳定。按多恩布什的观点：经济稳定的过程也就是稳定物价和增加就业的过程。只有在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基础上的增长才是稳定的增长，如果此时增长出现波动，只能说明增长不正常，应该调整的是增长而不是物价和就业。

其五，经济增长也没有充分就业稳定经济的效果好。就业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加，社会边际消费倾向自然会提高。由此会引起两方面效果：一是边际消费倾向提高，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大，政策效果好。二是边际消费倾向提高，消费需求增加，消费需求是总需求中最为主要和稳定的部分，它的增加特别有利于总需求的稳定和增加，从而保持经济稳定。由于经济增长对边际消费倾向提高的作用不如增加就业，因而稳定经济效果也差。

由此可见，经济稳定的可调整目标只有两个——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只有实现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此时经济才可稳定的增长，才是适度的增长。

二、我国财政政策目标调整的现实选择

自从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的财政政策已经实施了多年，其间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绩。然而如果运用经济理论结合我国现实，对其进行一番审视的话，依然可以发现一些问题的存在。

（一）我国财政政策目标存在的现实问题

在我国财政政策的设计和实施中，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目标设定欠合理，政策始终是以经济增长多少为目标，结果经济是增长了，但财政政策的直接目的和最终目的并未完全达到。具体表现在：

1.经济自身并未稳定。多年来政府的财政政策始终是以增长为目标，而且目标值还订得很高，实际通过政策实施每年的增长也都在7%以上（见表1），增长目标确实是实现了，但与此同时失业率却呈逐年上升之势（见表1），一般认为由于统计上的原因，实际失业率可能比上述数字还要高。这表明增长与就业脱节，产出增加并未带动就业相应的增加，这点也可用描述产出和就业关系的就业弹性变化来证明。据夏丽的研究：1986-2000年间我国就业弹性不断下降。1986-1990年间GDP年均增长为7.9%，就业弹性为0.308，经济增长1%带动就业的增加为360万人。而1996-2000年间的平均增长8.3%，就业弹性为0.138，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带动的就业增加仅为97万人，增长对就业的贡献非常有限，这种实证分析也表明增长带动就业的增加呈递减之势。可见奥肯定理在我国也不符合现实。因此企图单纯通过增加GDP来解决就业问题是不符合理论和实际的。经济增长不仅未能解决失业问题，而且导致商品市场上80%的商品生产过剩，说明我国经济自身还缺乏稳定性。

2.社会整体和谐有待加强。客观地说，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国民也从中获益不少，但由于增长与就业不同步，实际失业率居高不下，相应也引发许多社会问题，影响到社会安定。财政政策的效果距离社会总目标的实现还有较大差距，经济增长并未导致社会全面和谐。

（二）我国财政政策目标调整的现实选择

基于财政政策目标存在的问题，为了更好的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我国的财政政策目标急需调整。

首先，从经济理论分析：由于前述经济政策目标的矛盾性和作用的有限性，以及政策工具的不同特性，决定了财政政策稳定经济的目标只能设定在充分就业——这个可调整目标上，而非经济增长——这个被我国很多学者误认为政策目标的中间目标上。

其次，从我国现实来看：由于失业问题日趋严重，加之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较之其它国家而言，就业问题无疑显得更为突出和重要，特别是我们目前正在着手构建和谐社会，它的基本要求就是社会安定，而失业率过高无疑会影响社会安定。因此现实也要求政府应给予就业问题最大可能的关注，如此既符合国情又满足民意。

可见，无论是从经济理论还是从我国现实来看，我们都可得出同一结论：我国的财政政策目标应从经济增长调整到充分就业上来，如此既是经济稳定的要求，也是社会和谐的呼唤，需要政府做出大量的工作。那么财政政策工具如何在充分就业目标下，通过具体的财政收支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呢？

（三）我国财政政策目标实现的途径

实现财政政策目标关键是要最大限度的增加就业，尽管这方面工作难度很大，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但结合我国人口多的特点和国外就业经验，重点还应从劳动供求两方面着手。

一方面，从劳动需求方面来看：在经济不稳定出现衰退时，政府可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增支减收来刺激厂商投资，从而引起总需求增加，进而带动劳动需求增加。在经济稳定时，政府则可通过稳健的财政政策努力做好以下三项工作：

一是加强对小型企业创办和经营的扶持。支持自我创业有利于减少失业。据调查：美国高中生中，想自主创业当老板的占学生人数的70%，而英国只占33%.这种差距可在一定程度解释为何美国的失业率比英国低。一个社会愿意当老板的入越多，自我就业的人越多，失业率自然就低。支持小企业经营也有利于增加就业。中外经验都表明：小企业占一国总产出的比重不大，但吸收的劳力却占一国总就业中的比重非常大。因此从实现经济稳定和社会和谐的角度出发，增加就业要求政府应“抓小放大”。在美国在小企业中就业的人员占整个就业的70%，美国的《财富》500强企业自1970年开始，提供的就业岗位就开始逐年下降，其减少的岗位大多被小企业所弥补，因此政府解决就业的重点就是“抓小放大”，就业问题并不突出的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就业形势较为严峻的我国，政府更应转变观念做到“抓小放大”。

二是加强对服务业的支持。由服务业规模经济效应不明显，大多也属劳动密集型生产，资本难以替代劳动，可吸收大量劳力，而且服务业的产品需求较为稳定，受经济周期的影响较小，因而对稳定一国就业特别是减少周期性失业效果更好，因此无论是出于经济稳定还是社会和谐，政府都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

三是加强制造业资本的就业。减少资本闲置短期就可吸收更多的劳力，而且从长远看，由于资本就业率高，提高了资本的收益率，如此又会导致未来更多的投资，从而吸收更多的劳力。这里不能依靠高科技企业解决就业问题，这一方面是高科技企业大多寿命较短，在美国一般为5年，另一方面是吸收劳力较少，其就业人数还不到全部就业人数的1／8.而且发展也不比制造业快，据美国芝加哥的《企业》杂志每年100家盈利最好企业的评选，一半以上是制造业，只有不到1／4的是高科技。

第8篇：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范文

一、财政政策调节投资总量的作用过程

从理论上说，当总需求不足时，一般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运用可以从收入和支出入手，通过二者的共同作用有效地影响消费、投资，扩大总需求，以达到供求平衡。可见，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调节是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两方面来实现的。收入方面对投资总量的调节主要是减税和税收优惠。通过减税和税收优惠可以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利润，增强了他们的投资能力，扩大其投资需求，从而增加投资总量。支出方面对投资总量的影响首先表现为财政自身的投资支出，这项支出规模占总投资比重的大小决定了对投资总量的影响程度；其次财政投资的带动效应，通过财政投资带动其他投资主体的介入，进而引起其他经济主体的投资扩张来影响投资总量。可见，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作用过程如下：政投资支出增加财政支出带动社会投资增加财政政策的运用投资总量的扩大减税和税收优惠社会投资能力增强，投资增加当然，确保财政政策能够有效地影响投资总量需要满足一系列的约束条件，一是启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大规模的财政投资要有充裕的财力作保障且只能在短期内使用，不能指望长期通过无节制发债、大规模减税、扩大赤字规模来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和国际经验一再表明，持续较大规模的财政赤字是引发通货膨胀和造成本币币值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我们应从中吸取教训。二是在国家财力有限、财政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如果财政投资带动社会投资效应不明显，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影响效果必定大打折扣。当今各国财政支出主要集中于公共品的供给，财政直接投资的份额在全社会总投资的比重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财政的直接投资关键在于带动社会投资，进而扩大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三是财政投资扩张要避免对其他社会投资主体投资的“挤出效应”。

二、积极财政政策在影响投资总量中存在的问题

从1998年下半年我国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确保了近两年经济增长速度不至于大幅下滑。但与此同时，财政投资扩张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1.受国家财力约束，财政投资支出在总投资的比重过低，对投资总量影响作用甚微。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困境日益加重，满足了行政、科教等支出以后，直接用于建设的比重日益降低。近几年来，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在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在10％左右徘徊，基本建设支出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只接近％。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分别为3.7%、3.9%、3.9%、4.0%?。1998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增发的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也只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3.5％。可见，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很低，即使在短期内可以通过增发国债、增收节支，增加一部分基建投资，但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不会很大。

2.财政投资扩张未能有效调动非国有投资的积极性。1998年增发1000亿元国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本不想财政包打天下，而是以此带动其他投资主体的介入，通过其他投资主体的扩张最终拉动经济增长。令人遗憾的是，财政投资扩张只带动了国有部门投资大幅增长，民间投资未作相应跟进。1998年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9.6％,而城乡居民个人投资仅为6.1%,集体经济下降了3.5%?。从过去几年的状况看，在经济处于低谷时，国家启动经济，国有投资率先增长，非国有投资随后跟进，二者共同的投资扩张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比如1989年、1989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4.1％、3.8％，经济的低速增长迫使国家1991年下半年重新启动经济，国有投资率先增长，非国有投资随后跟进，1991年国有和非国有投资分别为14.8％、13.4％，1992年分别为32.8%、21.9%，1993年分别为17.5%、72.8%?。可见国有投资起着经济启动的先导作用，随后非国有投资大规模扩张，二者共同的合力作用推动那时的经济高速增长。反观1998年国家扩大财政投资启动经济时，只带动国有投资大幅增长，非国有投资没有明显跟进，在当前非国有投资占近“半壁江山”的格局中，单靠国有投资投资的增加来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不现实的，也正说明了财政投资率先扩张未能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从而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作用有限。

3.乘数效应递减导致利用投资扩张刺激经济的作用不明显。乘数效应说明了投资增加刺激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当投资增加时，经济扩张，国民收入增量大于投资增量，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倍数等于投资乘数；在投资减少时，经济收缩，国民收入减少量大于投资的减少量，投资减少导致经济收缩的倍数也等于乘数。具体表达式为：K＝1/（1-MPC）=1/MPS式中K表示乘数，MPC表示边际消费倾向，MPS表示边际储蓄倾向。乘数公式表明，投资乘数的大小与边际消费倾向或边际储蓄倾向有关。

从表1可以看出，90年代以来，投资乘数一直很低，最高的1996年也仅为1.70。也就是说，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1000亿元投资，最高只能形成1700亿元需求,说明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因此，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依靠扩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远远答不到人们原来乐观的设想。

表190年代以来我国投资乘数的

单位：亿元

年份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GDP21617.826638.134634.446759.458478.168593.874772.079553.0

GDP增量8245.75020.37996.312125.011718.710115.76278.24781.0

城乡居民消费品总额9704.812462.116364.720620.024774.127198.929152.9

城乡居民消费额增量1459.12757.33902.64255.34154.12424.81954.0

边际消费倾向0.290.340.320.360.410.380.40

投资乘数1.411.521.471.561.701.611.67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摘要》（1999）有关资料计算。

4.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影响不可忽视。根据经济学中的“挤出效应”，如果政府靠借款支付公共投资，就会推动金融市场利率上升，通过发行债券形式筹集资金也会造成债券价格下跌，从而引起利率上升，进而使私人融资成本上升，导致私人投资萎缩。这样，公共投资扩张结果却引起整个社会投资支出的缩减。目前，我国公共投资扩张排挤私人投资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政府庞大的投资计划需要银行信贷的支持，在银行资金有限、风险约束增强的情况下，银行“惜贷”势必压缩其他企业或私人投资信贷，部分企业或私人只能寻求较高利息的资金来源，从而增加资本成本，降低盈利能力和再投资能力，还有相当部分企业则由于项目收益水平较低既无缘在银行内也不可能在银行外获得融资；另一方面还表现在政府部门及其下属机构把某一产业领域作为本单位的势力范围和领地，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其他投资主体的进入，即使进入也对其业务进行严格的限制。这种行政性垄断排挤了其他投资者的投资介入，减少了其他投资者的投资。同时，非国有经济原来准备对某一项目进行投资，后来因国家投资同样的项目，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被“挤出”，这在中央加大公共交通建设和基础投资之后，地方项目准备不足，但又不愿意放弃中央的无偿投资，便把原来与外资和私人投资合作的项目改为中央投资项目。这时，财政投资只是取代了原有的非国有投资，形成“挤出效应”。近一年多来，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降、货币供应量一直增加，银行的贷款能力应该说大副增强，但企业实际投资并未同步前进，从中可以看出财政投资“挤出”了私人投资。

三、我国实施的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作用有限的因素分析

1.财力不足、财政风险加剧制约了财政投资的全面扩张。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较高，财政分配是国民收入分配的主渠道和投资的主要来源。如今情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1％左右，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明显偏低，在安排了“吃饭”之后，能够用于经济建设的投资极其有限。在目前“两个比重”仍没有改观的背景下，无论是通过减税还是增发国债都面临着国家财政承受能力的制约。其一是扩大国债规模进行财政投资面临着当前财政债务依存率和国债偿债率都偏高即国家财政的债务承担能力不足的影响。国债的财政承受能力主要通过债务依存度和国债偿债率来反映。由于在中国国债的发行和偿还有中央政府承担，所以，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更能准确地反映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从我国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来看，自1994年以来均超过50％，1997年高达57.77％，这意味着中央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是靠举债来维持的。同时，国债偿债率也相当高，1997年财政债务的还本付息的支出高达1959亿元，国债偿债率达23.3％?，换句话说，当年财政收入近1/4要用来偿债。由于国债与税收在性质上有根本的不同,即国债的有偿性,到期必须偿还,因此目前过量增加国债的发行规模会加大财政运行风险。

2.全面减税的空间有限。减税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刺激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从宏观税负国际间比较看，目前发达国家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基本上都在30％以上，有的高达50％。发展中国家一般也在20％－25％之间。相对宽裕的税收收入为其实施减税政策提供了财力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减税让利的路子,“两个比重”不断下降。近年来,工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仅维持在11%左右，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明显偏低。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这样正在向工业化国家迈进、亟需资金积累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减税来刺激经济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是不现实的。

3.去年税收增收1000亿对企业增加投资的抑制作用不能忽视。通常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增税是实行财政紧缩的重要措施之一，因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即使不能减税，至少也不应增税，从这个意义上说，1998年税收收入增加1000亿是与当前背景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意向背离的。虽然这些年来我国税收负担不是重而是轻的实证分析不时见诸报端，就现行税制规定的税负的确不重，但如果把各种税外收费纳入总体税负的计算范围，我国目前的总体税负约占25％（杨斌，1998年），这个比例与中等税负国家的基本水平持平，以致于企业负担过重的呼声不绝于耳。况且税收增收1000亿主要来自于效益较好的企业，在当前物连续下跌、经济景气预期看淡的情况下，这对效益好的企业无疑增加了额外负担。过重的企业负担意味着企业需求的萎缩，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意愿，尤其对硬预算约束的非国有企业更是如此。

4.“不安全预期”增强了居民的储蓄倾向，造成了投资乘数的下降，弱化了政府投资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各种投资主体在投资方面的责任意识明显增强，投资需求有原来的政府扩张机制逐步转变为市场调节机制，由于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较为严峻，因此除政府外的其他投资主体的投资意愿均减弱，从而导致投资乘数下降。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逐步推进、人员分流和国有企业改革下岗人员的增加，迅速改变了广大消费者的收入预期；而住房、医疗、教育等体制改革又大大改变了广大消费者的支出预期。因此，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的增强，形成了当前的“不安全预期”，造成居民储蓄倾向增强和消费预期降低，引起投资乘数偏低，政府投资扩张效应难以充分显现。

5.政府投资于产业链条较短的基础设施，引导社会投资的效果不明显。政府投资支出的增加，不仅会因投资拉动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而形成乘数效应，还有可能因投资于某一产业而引起关联投资，即投资的波及效应。投资的波及效应大小取决于产业链的长短。投资于产业链长的项目，虽然形成有效供给的时间跨度大，但在一定时序内，由投资波及效应所激发的投资需求乘数也相应较大，对于国民经济增长也相应较大。而投资于产业链条短的项目，则波及效应相对较小，就不可能激发更大的投资乘数。1998年和1999年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投资，主要用于水利工程设施、粮食仓库建设、公路交通等基础设施。这些投资的产业链条短、关联度小，所需要的投资品主要是钢材、木材、水泥，投入使用需要的相关零部件、配套件极其有限，只带动了相关部门和行业的投资。因此，它就不可能引起像前几年在发展轻纺工业、家电工业、汽车摩托车工业时所出现的波及效应。

四、当前我国的财政政策选择

为了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积极调节作用，缓解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同时确保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建议当前财政政策实施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财政支出政策的选择应遵循支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促进产业升级为原则，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需求的同时，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基础。我们知道，总量和结构问题是经济生活中两个最基本的方面，经济增长表现为总量问题，但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经济结构合理和协调的基础上，否则，增长就失去了坚实的基础，经济的大起大落难以避免，我国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实践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当前的总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不简单地表现为总量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多年来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引起的供给不能有效地满足需求的结果。因此，财政投资的扩张如果不遵循优化产业结构的原则，很可能把本已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复制并放大出来，反而加剧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财政投资最能体现国家意志，它不仅可以直接集中社会资金进行重点配置来解决经济结构问题，而且能间接起到示范作用。199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不是简单地缓解需求不足的制约，国家更注重了结构优化这一原则，加大了对农业、能源、交通、水利设施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这对缓解我国多年来的基础设施“瓶颈”大有裨益。同时国家还应加大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企业、先进技术企业投入，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促进产品的升级换代，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加快费改税步伐，增强国家财力，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发挥企业的投资潜力。我国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和企业实际负担并不轻并存局面的出现，其中主要原因是当前政府收支不规范、税外收费现象严重。因此，加快费改税步伐，将某些行政性收费和基金纳入规范的税收轨道，坚决取缔一些不合理的收费。这样既可以保证我国国家财政收入有所提高，强化财政投资的财力保障，另一方面又可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的投资能力。

3.在全面减税不具备的情况下，可以尝试结构性减税和税制的完善来刺激企业的直接投资。虽说我国现阶段大规模减税既不可能，又不现实，但是，我们可以采取有选择的局部性减税措施。豁免中小企业的旧欠税款，采取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给高新企业减税的方式，以刺激企业直接投资，刺激经济增长。我们可以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现增值税的转型，完善我国增值税制度；降低或取消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确保税制不应成为企业投资的障碍。

第9篇：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范文

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以社会上存在着一定数量的闲置资源为前提。也就是说，这部分闲置资源依靠市场力量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运用国债的形式，才能得以有效的利用。但是经济资源的总量毕竟是有限的，伴随着经济不断扩张，资源的瓶颈约束迟早是会到来的。如果累计的财政赤字和累积的发债规模已经很大，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受惯性影响又收缩不下来，财政从金融市场筹集过量资金，就有可能导致经济过热，引发通货膨胀。因此，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积极财政政策不可能长期实行下去，换句话说，从长期看，我们仍然必须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况且，从理论上说，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积极财政政策本来的定位是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短期性的总量失衡进行反周期调节，调控的对象主要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但从1998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5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短时间内仍无法淡出，这个时间跨度显然已经超出“短期”的范围。

连续5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其实施的目标主要放在刺激投资需求上，也可以这样说，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筹集来的国债资金，其政策导向是积极地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国民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由于我国投资增长主要依赖于政府增发国债和由国债投资而带动的贷款所拉动，社会投资增长则相对缓慢。这种性质的投资，主要是靠政府政策性投资行为的推动，市场机制的内在驱动因素较少。它一方面说明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增长格局仍未有根本改变，另一方面也反映经济增长对政府政策性投资的依赖过大，社会投资明显不足。由于政府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这将部分抵消财政政策所产生的“乘数效应”。与此同时，财政投资主要是面向基建投资，技改投资明显减少，且银行配套资金的贷款部分，也是以中长期贷款为主，因而造成流动资金的明显不足，即长期资金“挤出”短期资金。同时由于国内大多数企业面临“相对过剩”的市场环境，且它们的创新能力较低，在“低物价、高成本”的双重约束下，绝大部分行业的利润很低。这是当前难以启动民间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无论从防范财政风险，还是提高投资效率来说，我们都不能再走政府主导型的投资路子，而是应当在稳定市场的同时，促进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有机结合，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使企业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实现有生命力项目的融资投资。所以，持续扩大投资需求的根本途径，是以增加政府投资来带动和扩大信贷投资，以增加基础产业投资来带动和扩大其他方面投资，最终形成全社会“投资乘数效应”。

伴随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已经成为扩大内需的主要因素，使得连续多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GDP的增长速度，使得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近40%的水平。与此相对称，消费占GDP比重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连续多年我国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GDP的增长速度，这也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从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特点看，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拉动作用是很明显的。但从社会再生产角度看，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的持久的拉动力量。消费启动是以家庭为支柱的消费性需求，投资启动则是以扩大企业投资为支柱的生产性需求。虽然在全部投资中会有一定份额形成居民收入，但这并不会改变投资启动的基本属性，即投资启动主要是着眼于扩大生产性需求。消费需求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又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投资需求归根到底是由消费需求派生出来的，在消费需求没有明显回升的情况下，投资需求的大幅度回升，只能是行政力量的推动。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持，不能将行政启动转变为市场启动，这种投资增长与经济回升是不会持久的。

2002年1月至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比2001年同期增幅回落4.4、0.1、1.2和1.5个百分点。从市场发展趋势看，国内消费增幅确实出现令人不安的下滑迹象，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2002年4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8.7%，增速同比提高10.1个百分点。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8.2%，投入和供给资源的增长明显大于国内消费的增长。2002年4月末，城乡居民储蓄额高达近8万亿元，同比增长15%，其增速远远超出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反映出城乡居民投资和消费倾向降低。2002年4月，全国消费品价格水平同比下降1.3%，是自2001年11月份以来连续5个月同比出现下降。2002年4月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继续下降，同比下降2.1%，是自2001年6月份开始连续11个月出现同比下降。流通环节的生产资料价格下降4.4%，是自2001年5月份以来连续12个月出现下降。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3.8%，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的购进价格下降4.5%，降价幅度继续扩大。所有这些都反映近两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通货紧缩的趋势不仅没有得到缓解，而且还进一步加深。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5年来，宏观经济运行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市场驱动力明显不足，使得投资增长缺乏市场机制的内在推动力。怎样才能使投资需求旺盛起来呢？关键在于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持，不能将行政启动转变为市场启动，这种投资增长和经济回升都是不会持久的。从中长期看，只有把投资建立在消费的有效需求上，共同拉动经济增长，才能有效扩大内需。消费的拉动历来在我国GDP增长中占居主导地位，消费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可拉动GDP增长0.6个百分点。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与淡出

自1998年起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及调整税收政策，更直接、更有效地刺激经济增长，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它是针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的熨平经济周期的调节措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多久，不能以具体时间界限来确定，只能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和国民经济的运行状态来确定。由于积极财政政策是一种以需求管理为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它是以国民经济中存在闲置资源为前提，以扩大政府财政赤字和增加债务为代价，不仅受到社会闲置资源有限性的制约，还受到财政承受能力的制约。因而不可能一直实行下去。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必须具备如下几方面的条件：

（一）通货紧缩趋势得到扭转，物价实现一定幅度的正增长，并保持一定的稳定性。2002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双双走低。到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已连续7个月出现同比下降，商品零售价格连续13个月同比下降，生产资料价格连续13个月同比下降，这种现象值得人们高度关注。

（二）国内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增强，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稳定增长，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对政府财政投资依赖减弱。统计数据显示，1996年以前我国民间投资一直保持较快增速，1991-1996年年平均增速在20%以上，增速明显放慢是从1997年开始的，当年仅8.4%，增速比1996年的16%减缓近一半，此后的几年间也基本上在10%左右的低位徘徊。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资增长比较快，而投资增长主要又是靠发行国债，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连

续搞了5年，很多人都提出，这种积极财政政策应该淡出，财政部长项怀诚也在2002年4月份的国务院新闻会上表示，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要淡出。但淡出后如没有其他投资来顶上，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会掉下来。谁来顶上呢？最关键是靠民营经济。虽然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经济效益差，所有制结构不合理。仅仅依靠国有经济的效益来支撑经济的长期发展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