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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关于《世说新语》读后感优秀范文 这只几天我在看一本古书——《世说新语》这本书，资料精彩搞笑，用漫画的形式将书里的资料表达的活灵活现，很好理解。你也和我一齐在这本书里畅游一番吧！
《世说新语》原名《世说》是一本记录自汉末到南朝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遗闻轶事的笔记小说。成书时光为我国南朝宋时期，由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组织编写的。《世说新语》按资料分为德行、言语、政治、文学等三十六类，共有一千二百余故事。
故事一：
其中德行类的一个“荀巨伯探友”这个故事讲的是：有一天、荀巨伯去探望生病的朋友，没想到外族敌寇正在攻打朋友住的城，朋友说：“我快病死了，你来干什么？快走吧！”荀巨伯坚持还要照顾病友，敌军攻进城了，他对敌军说情愿用自我的性命换病友的命，敌军被他们的友情感动了，最后撤出了城，全城的生命和财产都给保住了。这个故事让我感到荀巨伯是一个重友情的人，把朋友的生命看得比自我生命还重要的人，让我看出来荀巨伯与朋友的深厚友谊，这个故事让我深受感动。让人赞叹和羡慕……
故事二：
从前有一个叫杨修的人，曹操任丞相时，命杨修为主簿，他聪慧过人，善于揣测他人的内心。一次他带人修好了相国的大门，曹操见了不说话，让人拿笔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甩袖离开。众人都很担心，怕活不成了。杨修让人把门拆了，说道：“门中写一个‘活’字，合起来看“不就是一个‘阔’字吗？丞相嫌门太大了啊！”众人这才恍然大悟。杨修用自我的智慧很多次猜测出曹操的心思，还有许多关于他思维敏捷的小故事。从这些故事中让我明白了，杨修是那么的聪明，真是一位人才啊！
我喜欢这本书，因为这本书让我明白了许多古代时的经典故事，还让我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你也来看看《世说新语》这本书吧！
2022关于《世说新语》读后感优秀范文 《世说新语》，是中国南朝时期产生的一部主要记述魏晋人物言谈逸事的笔记小说。是由南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的，梁代刘峻作注。
全书原八卷，今传本皆作三卷，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门，全书共一千多则，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轶闻轶事，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
后世之人对次书评价颇高，因其历史意义独特，文笔极佳，不仅是一本笔记小说，还是
研究魏晋风流的极好史料，其中关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如清单、品题，种种性格特征如栖逸、任诞、简傲，种种人生追求，以及种种嗜好，都有生动的描写，纵观全书，可以得到魏晋时期几代世人的群像，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可以进而了解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几个典型的故事，第一个小故事，讲述的是顾悦和简文帝。顾悦和简文帝同岁，但顾悦头发早已白了，简文帝问他：“为什么你的头发比我先白了呢？”顾悦回答说：“蒲柳的资质，临近秋天就凋零了，松柏的资质经过秋霜反而更加茂盛。”用了一个形象生动的比喻，说明了人的资质是有差异的，由此也导致了人生的许多不同；第二个小故事，讲述的是身在庐山的远公，虽然年老，但仍然不停地给弟子们讲论佛经，他时常告诫弟子，说：“我如黄昏时的落日余辉，自然不会照得久远了，只愿你们像早晨的阳光，越来越明亮！”这生动形象的将一寸光阴一寸金的道理刻在了弟子们的头脑中。晋文帝的一个玩笑，一个调侃，却引出了顾悦如此富有哲理的回答：资质禀赋的不同应活出不一样的精彩人生。远公用桑榆之光来比喻自己，用朝阳之辉来比喻年轻的弟子，告诫我们学习是一刻也不该放松的。在书中，作者以其独特的叙述道理的手法，为我们生动形象地展开了一副知识的画卷，又善用比喻，能运用风趣幽默的语言把一个个深奥的道理说到透彻，又恰到好处；能把人们熟知的平凡事说得不平凡，说得有趣。
读罢《世说新语》，遂感觉到了古人的种种精神品质，处事原则，更令我对魏晋古风瞻仰不已，正如鲁迅先生所言：“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
2022关于《世说新语》读后感优秀范文
读了《世说新语》后，我最大的感受是“自然无为”。
“自然无为”是魏晋的玄学家悟出的唯一能抗衡儒家礼教名分思想的锐利武器，含有道家的精髓。魏晋的玄学家认为，任由人们的本性自由发展，这就叫自然；而人治理人，对别人的自由横加干涉，这便是人为。
我不知道，道家和儒家哪一方是对的，但是我很喜欢道家的思想--“自然无为”。这跟仙外的校训“顺其自然”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自然无为”的道家学说呼吁人们发现真我的存在，寻找生命的意义。
发现了人的价值，于是就有了人对生活的追求：花前月下，饮酒赋诗，敞怀清谈，展现才情，我行我素。譬如，王子猷的卓荦不羁、嵇康的一曲《广陵散》、顾恺之的“三绝”、杜预的《左传》癖、阮籍的青眼白眼、王羲之的东床坦腹……他们要在短暂的生命中活得潇洒，活得洒脱，活得自由自在。他们放荡形骸，胆大包天，不畏生死，有时甚至状若疯魔。他们不在乎世人的眼光和看法，甚至不知羞愧为何物，只照自己的意愿来活。
陈寅恪上课，全讲自己的研究成果。当年，他在讲授隋唐史时，开讲前开宗明义：“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也不讲。”这四个“不讲”貌似狂妄之语，其实，对这位“教授中的教授”来说，言不虚传。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开设了“诗经”、“周易”、“尔雅”等多门课程。他讲课极为生动，很受学生欢迎。闻一多讲《楚辞》，往往黄昏时分，在教室之外，点个香炉，拿个烟斗，然后开始念书里的名句。《楚辞》很复杂，句子优雅。每逢谈到悲痛的词句时，有戏剧经验的闻一多总能诵得特别感人，学生浸润其中，颇受感染。
唐兰早年师从王国维，先后在燕京、北大、清华、西南联大讲授古代经典。唐兰在联大时期也开过很多课，如“六国铜器”、“甲骨文字”、“说文解字”、“战国策”等。他上课只是捧着一本词集自己读，读到妙处，大叫一声“好”，学生一惊，以为有高见阐发，哪知一首词一个“好”字就算讲完了。这样的讲解方式，要是在今天，恐怕早被学生逐出了课室。
刘文典开《文选》课时，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十分投入。有一次，他给学生讲《月赋》，时间还特意选在阴历五月十五晚饭后七时半。当时，月光下摆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月赋》，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沈从文是以作家身份跻身大学讲台的，他主要上“各体文习作”、 “中国小说史”等课程。他上课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丝毫哗众取宠的江湖气。每次上课，总是抱着一大摞书和学生的习作――书是特意为学生选的，至于习作，沈从文的读后感往往大段大段，有的比学生的原作还长。有的资料罕见，沈从文就自己抄，拿金标毛笔，筷子头大小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整整齐齐。抄成了，卷成卷，学生拿到手时，分外感动。
林纾在北大讲课时，常被安排在下午两三点，正是一天中最疲劳的时刻，学生往往昏昏欲睡。不过，林纾常有妙招。一次，见学生又准备“梦蝶”，林纾便把课本一合，大声说道：“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学生一听，为之一振，准备一享耳福。只听林纾娓娓道来：“从前，有个风流和尚，经过一座桥，见一位美女姗姗而来……”学生一个个瞪大双眼入了迷，可林纾却不说了。学生迫不及待地问：“怎么了？之后怎样？”林纾慢条斯理地说：“一个向东，一个向西，散了。”学生好不生气，林纾却笑了，因为学生有精神了！
黄侃很讲究吃喝，喜好美酒佳肴。后来身为人师，也没能改掉“馋嘴”的毛病，并且毫不理会学校的规定，经常变换借口要学生替自己“买单”。讲课时，黄侃有一个习惯，每每讲到紧要之处就戛然而止，然后对学生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大洋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次数一多，学生们不由调侃黄侃：“有菜一切好说，无酒寸步难行。”
关键词：文学欣赏；文本细读；新批评；审美本体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2）03-0097-05
收稿日期：2011-11-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电子媒介的审美文化逻辑研究”（10CZWOlO）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军（1973-），男，河南商城人，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文本细读作为重要的理论方法，在当下的文学研究领域越来越受到重视。《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连续刊发强调作品分析的笔谈以及相关文本细读的批评文章；《名作欣赏》亦刊发诸多经典文本细读的研究文章；一些出版机构也加入吁请文本细读的阵营，如上海教育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06年分别出版的“名作”系列和“大学名师讲演实录”等丛书，就是其中的代表。此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文本细读是文学欣赏、批评和研究中一项最基础性的工作，只有回归到文学作品的审美特性层面，文学阅读才能重新呈现活力；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以往的文学欣赏、批评和研究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偏颇，亟须纠偏。
纵观现有的研究成果，具体考量其研究热点，可划分为理论标举和经典作品细读两大类。前者多为高校学者，侧重于梳理文本细读方法的理论渊源，推举文本细读方法在各类文学史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如陈思和的《文本细读在当代的意义及其方法》一文，明确了文本细读对文学史教学的当下意义，反思了细读文本与作为心灵审美的文学性因素的关系，从而追寻实现文本细读精神享受的完美境界；徐克瑜的《当前文学研究中的文本细读问题》一文，一方面厘清了文本细读在新批评流派中的理论比重，另一方面也针对文学史教学提出回归文本细读的观点；还有一些学位论文与此类似，强调文本细读对诗歌教学或者语文教学的重要性。以上皆可归于方法论层面的研究。后者的构成群体除了高校学者外，还有诸多中、小学语文教师，他们往往借助文本细读的方法，展开对经典作品的再分析。此类文章多集中在《名作欣赏》上，其他则散见于《当代作家评论》、《理论月刊》等学术刊物上。这些文章通过重读经典，力图提炼出不同于以往的新观点，可归入案例分析的范畴。总体而言，在文本细读成为文学欣赏和学术研究领域新热点的情况下，关于文本细读的具体路径或者实践性步骤的理论发掘依然是个空白。本文拟针对文本细读的具体操作，从文本细读的当下意义、文本细读与中国语境以及文本细读的具体路径三方面入手，尝试解决西方理论中国化的具体问题。
一、文本细读的当下意义
文学欣赏作为审美求解、品读意味的阅读活动，既不同于作为基础的一般文学阅读，也不同于现代阐释学、接受美学兴起后所产生的文学消费、文学接受等概念。按照法国作家法郎士的说法，文学欣赏是一种灵魂在杰作间的壮游。巴尔扎克说过：“艺术是思想的结晶。欣赏者必须首先掌握打开这扇艺术之门的钥匙。内行人津津有味地体会到的妙处原来是封锁在殿宇中的，而非任何人都懂得诀窍说：‘芝麻，开门吧！’”作为一种较高层次的阅读活动，文学欣赏的过程是阅读主体与对象间所展开的深层次的对话过程。与作品实现情感、内在精神的交流对阅读主体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那么，如何培养阅读主体的审美水平就成为一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两个途径的偕同：一是以文本阅读的数量作为基础，以及由此生发出的历史观、审美观的奠定。即刘勰在《知音》篇中所表达的意思：“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二是相应的学科训练。狄德罗说过：“艺术鉴赏力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通过掌握真和善（以及使真或善成为美的情景）的反复实践取得的，能立即为美的事物所深深感动的那种气质。”这种气质其实就是审美的直觉能力（包括感受力和审美判断力）的自动呈现，其获取必须依靠整体修养的提升，不仅需要较高的审美感知能力，还需要较高的理论思维能力。
近十几年来，各高校中文专业纷纷设置了文学欣赏的相关课程，也推出了一批有针对性的欣赏教材或学术专著，甚至在某些高校如华中师范大学，还为新生开设了文本细读的课程。这些举措对提升学生的阅读水平具有积极意义，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却遭遇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理论与实践脱节。据笔者所知，诸多高校的文学欣赏课在内容设置上受限很大，大多演变成理论入门课，内容上侧重于文学基本原理、概念范畴的介绍，另以欣赏心理的讲述作为补充。这样一来，促使诸多学生望文生义，从而限制了他们对理论的兴趣，转而进入缺乏理论牵引的“跟着感觉走的”无奈现实之中。这也导致学生对古典诗词的解读令人啼笑皆非，谈起名著只能做到讲讲故事，对读后感、作品评论更是了无兴趣、避之不及，等等。之所以出现如此错位的结果，就在于欣赏核心点的缺位。其实，找到这个核心点并不难，说起来就是文本细读的方法。孔子所讲的举一反三，既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也是一个很高的知识境界。就欣赏来说，文本细读就是其中的“一”，有了这个“一”，阅读主体的感知、思维、判读能力就会得到有效的凝聚。
文本细读的缺位不独文学教学使然，在文学批评、文学研究领域同样普遍。在新观念、新思潮的推动下，对于宏大阐释和宏观把握的热衷成为学界的一种时髦的潮流。也正是在这样的潮流中，不少学者喜欢制造宏大课题，如“中国”一词在近几年的文学论文中以非常高的频率出现，即为明证。在分析问题方面携带典型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动不动就要总结规律、揭示本质，喜于制造话题或某种效应，而作为基础的文本细读问题则遭到普遍忽视。正因如此，批评与研究中鲜活的文本感受力、文学性的有效发掘、熠熠生辉的审美片断被抛却了，代之以术语轰炸、晦涩枯燥的论述过程及大而不当的惊人之论。这就像被阻断了溪流的大河，看上去依然宏阔，但在主河道里，恰恰因缺少涓涓细流的汇聚而异常干涸。针对学风空疏的当下现实，著名学者陈思和先生撰文指出：“在当下盛行新方法和新理念而忽视文本细读的学术背景下，细读文本对于以追求知识分子人文精神为基本特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与研究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文本细读与当代语境
文本细读作为文学欣赏及研究的重要方法，其理论源头应上溯到20世纪40、50年代兴起的新批评。20世纪80年代初，新批评携文本中心论及细读法进入中国，然而在当时理论日新月异、快速转换的具体语境中，因其异质文化和特有的局限性被人们冠之以形式主义的帽子。当时，新批评在本土语境中的落脚不仅与传统的社会学批评模式相抵牾，而且其贯彻的是纯粹的内部研究的方法，封闭了文学研究，割断了文本与社会、作家、读者的联系，过于侧重文本修辞学方面的探微，也使其话语特色局限性甚大。但是新批评也为我们留下了一笔极为宝贵的财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细读法。新批评所倡导的文本细读并不像一些人所言只是一种纯粹和机械的语言意义分割，它建立于现代语义学和语境理论的基础上，对文本肌理展开深入透视，同时又具备一种立足于文本的文学性和审美性的品质。阅读史上，新批评就是用此方法分析了一些在历史上有争议甚至评价不高的诗歌，通过细读重新发现和肯定了诗作。
细读法的主要提倡者克林斯·布鲁克斯就曾清楚地表示过：“只要从新批评家的角度稍稍考虑一下批评问题的性质，就足以看出，这种批评在许多情况下都大大需要语言史、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帮助……在所有的批评家中，他最需要运用别人进行缜密细致的研究而得到的成果。实际上，治学严谨的学者正是以这样的批评作为自己的目的，换言之，上述批评也正需要、并依赖于这些学者们出类拔萃的劳动。”①因此，我们不妨这样理解，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是在充分尊重社会历史以及语言等各种相关因素的前提下，对文本的特别关注，它要考虑的是文学的各种因素对文本本身的真正价值和意义，而不是一味简单或想当然地将社会学、人类学等内容全部纳入到文学里去，甚至舍本逐末地取代文学本体。
细读法的可行性来自于文学本身确实有趣昧上、情感上的客观衡量标准。文学是一门审美的艺术，也是思想情感的载体，而作品深刻的社会思想内容和历史文化价值就蕴涵在这种艺术化的表现过程和审美形式之中，只有通过对文本这种艺术化和审美化的艺术表现过程和形式的精细微妙的细读分析，才能挖掘出其深意。恰如歌德所言：“题材是人人都能看见的，意义内容只有经过一番琢磨的人才能把握，而形式对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秘密。”尤其对于古典文本而言，意在言外的审美理念及创作现实，逼迫着读者必须从细部的语言组织及形象系统出发，探究出文本的精微之处，找寻由细部生发出的言外之意，从而回归到立足于审美的解读之路上。如若采用政教伦理的大棒一路挥舞过去，岂非大煞风景，同时，也难免会闹出以“后妃之德也”来概括《关雎》篇的奇谈怪论。美国作家辛格的哥哥曾如此教导过他——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从观念出发或贴标签式的文本解读方法，是一种典型的工具理性的做法，即把文本当作了应时观念的道具。尊重文本，其实就是尊重文学的基本审美规律。
文本细读，这是一种给予文本充分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并十分注重文学本体的阅读方式，即布鲁克斯提出的“充分阅读”。在文学研究越来越呈现出泛文化化、泛政治化趋向的客观现实语境中，它起到了使文学回归本体、回归语言和艺术的重要的纠正作用。对于文学，尤其是诗歌，细读法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并不像很多人所认为的是一种狭隘的形式主义文论，相反，细读法常常能够帮助读者深刻把握即使是晦涩难解的作品，也能够使读者在对作者所知甚少的情况下，成功地了解其作品，发掘其深刻的内涵。
三、文本细读的具体路径
从阅读主体的角度上讲，文学欣赏与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相比较，在范围、目的、阅读心境等方面有诸多的不同。文学欣赏是一项大众性的广泛阅读活动，与批评主体的问题意识不同，欣赏主体往往在平和的心境（古典文论中的“虚静”与之对应，乃最理想的阅读心境）下进入文本，在文学的世界中徜徉，以获取精神的慰藉、感情的抒发、境界的提升。所以，欣赏主体更看重文本自身，至于作者、社会等因素，则属于知识经验积累的范畴，是作为补充因素而存在的，也就是说，文本细读的方法于欣赏而言，更为普适。那么，细读的方法如何操作就成了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就此而言，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根据不同的文学体裁，给出相应的侧重。
其一是语词细读。这是文本细读的基础性工作，维特根斯坦认为“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在文学的世界里，每一种现实都是由具体的语词所照亮的，不仅如此，文本中每一具体的语词也与某种内在精神相联结，语词的心理蕴含性既能够通达作者的内心世界，也能够反观自身，实现个体与外在世界的精神交流。通俗地说，精确的语词细读之后直接结出的是审美感悟的果实。古人对此有形象的概括，即字字有珠玑，篇篇有余音。文本的余味悠远，其源头就在语词自身所包含的心理因素。哲学家卡西尔对于语词有一系列的判断，他说：“词不像雕塑那样去使用一种石头、青铜之类的惰性材料，词比起声音来还要显得‘透明’些，也就是说词所传的符号不再需要思想，它本身就是思想。”“正是语词，正是语言，才真正向人揭示出较之任何自然客体的世界更接近于他的这个世界；正是语词，正是语言，才真正比物理本性更直接地触动了他的幸福与悲哀。”
提起语词细读，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字义辨析、音韵组合、修辞手段等层面，实际上这些仅处于语词细读的表层，而语词细读的较深层次在于对语词的能指功能的把握上。索绪尔认为语言有两个基本功能的划分，即能指功能和所指功能。所指功能是概念的确定，而能指功能则涉及声音和画面的组合。正是声音、画面的因素，才会充分激发欣赏主体的想象力。中国古典的文学批评倾向于直觉感悟，一些学者对诗词中词句的分析非常精彩，成为文坛佳话，如王国维先生对宋词的个别词句的解读；曹雪芹《红楼梦》中香菱学诗一节，借香菱之口所表达的对诗歌词句的独特体悟等，实际上皆可归类于对语词能指功能的把握。在此且举老舍先生对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诗句的细读作为例证，他说：“唐诗有这么两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里没有一个生字。可是仔细一想，真了不起，它把大沙漠上的景致真实地概括地写出来了。沙漠上的空气干燥，气压高，所以烟一直往上升。住的人家少，所以是孤烟。大河上，落日显得特别大，特别圆。作者用极简单的现成的语言，把沙漠的全景都表现出来了。没有看过大沙漠，没有观察力的人，是写不出来的。”“直”与“圆”虽然是简单的语言，但在具体的诗句中，其内涵深远，在此诗中落脚，隐含着一种阔大的气象，这气象又直接与作者的胸怀、进取心相联系。
语词细读的方法比较适合短小的篇章，尤其是古典诗词，西方现代派中的象征主义诗歌及受其影响的中国现当代诗歌也在其列。
其二是结构分析。此结构分析的原则不同于结构主义叙事学中的结构分析原则，它注重文本中章句的组合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张力”、“悖论”、“反讽”、“含混”的意义关系。这四个术语是新批评家对现代修辞学的重要贡献，也是对文学语言和结构的根本特性的总结归纳。在具体文本中，它们是对作品中各种对立统一因素的描述、分析和总结。新批评派认为，具备这些素质的作品才能够成为真实的作品。关于张力，新批评理论家艾伦·塔特解释说：“即我们能在诗中发现的所有外延和内涵构成的那个完整结构。我们所能获得的最深远的象征含意并不妨碍字面意思的外延。我们也可以从字面意思开始，逐阶段地发展比喻的复杂含意：在每一阶段我们都能停下来讲述已经获得的诗的意思，并且在每一阶段意思都将是完整通顺的。”由此可见，新批评所言的张力就是文学语言的字面意思与其在具体语言环境中所拥有的比喻意义之间的差异与距离。如人们常引的狄更斯在《双城记》前言中的名句：“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两个句子之间，不是为了要形成对比关系，而是通过并列形成极具冲击力的张力。悖论又译作诡论，悖论原是古典修辞学的一格，指的是表面上荒谬而实际上真实的陈述。悖论的另一种形式就是反讽。所谓反讽，就是一种“紧张严肃的讽刺性模仿”（布鲁克斯语），也就是对现实世界要么将其神圣化，要么将其鄙俗化，从而获得戏剧效果。至于新批评所说的含混，则是指语词、语句的复义功能，复义意味着一项陈述有多种意义。含混使文本充满了不确定性，充满了丛生的语意混响，从而为文学意蕴的敞开提供了多种可能。通过结构分析，欣赏主体可以把握章句之间的指涉关系，将文本丰富复杂的审美含义钩沉出来。
其三是语境把握。诗歌文本的分析是新批评的强项，在阅读实践中成果显著，关于叙事文本或散文文本的分析，其理论实践能力并未得到强力凸显。笔者认为，语境把握的方法可视之为对新批评基本理论的一个拓展，可以成为一个连结文本内部与外部的衔接点。所谓语境，指的是文本中使用语言的环境，这个环境并不是封闭的，其关联域异常广阔，有着很强的指涉性。语境把握的方法可以针对不同体裁的文本做出相应的侧重，如面对叙事文本需要做到的是细节把握，此细节不仅不限于创作主体的描述性细节，还应该拓展到人物对话中去。小说《活着》作为余华的代表作，是当代小说中颇引人注目的一部作品，有关这部作品的评论及研究文章加起来远远超过小说本身的厚度，但笔者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小说开头的一段人物语言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这段人物语言相当于人物自身的独白，即福贵老汉同老牛在田间耕作的时候所吟诵的歌谣：“皇帝招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因为出现了皇帝一词，所以应该是很醒目的，至于内容，初看上去煞是好玩，而一旦展开分析，里面其实隐含着诸多的内容。比如说，有了荣华富贵为什么不去迎合？一个老人，是什么样的人生理由使其将名利彻底地抛却？他又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如此豁达、通透的歌谣为何出现在底层民间？异常古老的《击壤歌》中有这样的句子：“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两者之间是否构成遥远的回响？等等。将这一系列的问题梳理之后，作为读者就会发现，这段歌谣的出现绝不简单，它是余华埋下的一个巨大的伏笔，直接对应的是历经苦难后底层百姓的人生哲学。由其小而追述其大，正是语境把握的良好效果。这种例子可在叙事文本中找出很多，如《社戏》中小伙伴阿发的应答之句：“偷我们的罢，我们的大得多呢。”所关联的是孩童世界的纯粹与灿然，对应的是一个诗意世界的生成，这句对白与汪曾祺《受戒》中明海与小英子的对话一道，构成白话文学百年来的双璧，作为抒情的极致，将汉语独有的张力、饱满、凝练展现在受众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