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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云南民间工艺自旧石器时代起到现在已有数万年的历史,云南民族民间工艺文化大多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融为一体,云南少数民族民间工艺蕴含着深厚的地域文化,对云南少数民族民间工艺的保护与发展,是对云南民族民间工艺的一个铺垫,同时也对保护发展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起到了推进作用。
【关键词】云南;少数民族;民间工艺;保护;发展
中国现已认定了55个少数民族,其中,在云南这片红土地上就有25个少数民族。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种类最多的省份,随着历史的发展与推进,这些少数民族在此积淀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艺术,其中,民族民间工艺可算是这些文化艺术中的佼佼者。而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工业产品的激增与覆盖,云南少数民族民间工艺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对于传统民间工艺的保护与发展迫在眉睫。
一、云南少数民族民间工艺概述
民族民间工艺是一个比较综合广义的概念,笔者认为民族民间工艺主要指的是一种艺术,它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艺术文化内容及形式,即运用自然界中不同的材料、图案、色彩等元素创作的能够凸显地域民族文化、反映人们生活习俗及精神生活的物品的过程,当然,也包含了这些元素以及文化;二是艺术品本身,即创造出来的具体的产物(器物)。云南少数民族民间工艺是指云南25个少数民族在生活生产中所形成的具有他们各自民族特点的文化传统、艺术形式的工艺体现,这些工艺是云南少数民族的物质基础以及精神文化的结晶,更是云南各个少数民族发展和生存的重要条件。
作为一种艺术,云南少数民族民间工艺是基于人们的物质生活的,云南25个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方式以及生活水平不尽相同,各个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独特的信仰,这些都导致了民间工艺艺术种类的繁多及其艺术水平的参差不齐。同时,我们总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很多工艺品出现最初可能都是以满足生活需要为目的的,它是人们为生活而设计的一些必需品。并且就云南的少数民族来说,他们大多生活在山区,由于受教育程度的限制,他们可能根本不了解什么是艺术,只是单纯的制作一些生活用具,在满足实用功能以及特殊信仰的条件下,以他们的眼光来确定这些生活用具的外形以及简单的装饰,然而,他们的创作思想、创作方法却奠定了现在的艺术设计的基础。如云南楚雄彝族的漆器设计,漆器的图案多为大自然中元素的抽象化,把自然中的植物以及动物等抽象为几何形态用于漆器上,同时,造型及色彩的运用也遵循一定的规律。彝族漆器的创作方法就与现代艺术设计极为相似,这也就是一些少数民族民间工艺的艺术价值。
作为一种手工艺,云南少数民族民间工艺具有非常高的工艺价值。云南少数民族民间工艺多为生活用品,并且是各家自给自足的一些器物,以自己使用为目的进行创作的,所以,基本以纯手工创作,这些手工艺的价值是现代技术无法取代的。首先,手工艺是各个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经济、文化等发展状况,并且具有原创性以及不可复制性的特征。每一项工艺、每一件工艺品都是独特的,它们蕴含了制作者的真情实感,需要创作者匠心独具方能实现。与现代技术做成的产品不同,手工艺品不能大量原模原样批量生产,而必须经过人们的双手进行,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细节都包含着创作者的灵魂。其次,一些云南少数民族民间工艺也有很高的科技含量。并不是一定要运用现代化的机械化生产加工才具科技含量,云南少数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既是一种工艺品制作方式,同时又是重要的技术手段,是一定的时期内地域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比如云南大理州鹤庆县新华村的银器饰品的镶嵌工艺就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在银器的加工以及今天银器饰品制作中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作为一种文化,云南少数民族民间工艺是各个民族生活的反映,具有很高的文化研究价值,也是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个载体。云南少数民族民间工艺不论从造型、图案,还是色彩方面分析,它都是各个民族审美意识的一个再现。云南25个少数民族中,由于居住环境、信仰以及民族人员本身特质的不同,从而形成了各式各样的风俗习惯、审美观念以及文化特征。基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各个少数民族所创造的工艺品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体现了所在民族的文化。比如,楚雄彝族漆器中色彩的运用——楚雄彝族漆器色彩主要是黑、红、黄三种颜色,这是彝族所有工艺品中常用的三个颜色,“黑”贵“白”贱是彝族等级制度的再现,红色则是彝族火把节火焰的象征,黄色是彝族人民心中光明的象征,这些都体现了彝族的传统文化。再如傣族筒裙会根据年龄与婚配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穿戴方式,这也是民族文化的体现,所以,民族民间工艺也可以被称为一种特殊的具象的民族文化,它是整个民族历史、民族发展的体现。
综上所述,透过民族民间工艺,我们可以悉知各个民族的风土人情、智慧、精湛的技艺以及丰富的文化。云南少数民族民间工艺不论以艺术、手工艺,还是文化的形式存在,都是我们研究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依据。
二、云南少数民族民间工艺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云南民族民间工艺是非常宝贵的财富,民间工艺亟待保护,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对于传统的民间工艺来说,面临着很多挑战。
(一)工艺品损毁严重甚至消失
许多古老的云南民族民间工艺品遭到严重的破坏,如有一些传统工艺品由于材料不能保存太久因而损坏或是消失;还有很多民间工艺多为家庭生活所需,最初制作时就没有工艺品这个概念,所以在家族一代又一代搬家等过程中丢失;还有一种是云南逐渐开放成为旅游大省后,许多当地人将一些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极高的工艺品卖给了游客,从而导致传统工艺品的破坏与流失,比如傣族的贝叶经就曾被撕毁卖给游客。
(二)工艺技艺失传
目前,很多少数民族民间工艺都面临着技艺失传的危机,许多传统的手工艺技术已经灭绝。首先是技术面临失传的危险,如大理鹤庆新华村的银器制作工艺,目前的情况是一些掌握着特殊工艺制作技巧的老艺人在艰难度日,具有高超银器制作者却是后继乏人。主要原因是掌握银器技术的老匠人不愿意倾囊教授,只负责传授学徒一些简单的手工技术,一般是不会将自家的工艺精髓传出去;更严重的问题是新华村本村的一些年轻人却不愿意学这门手艺,他们认为做手工艺不如做生意那样赚钱.如果新华村的年轻人都跑去做生意而不愿意做手工艺,一旦手艺强的中年人退下来,就没有人能撑得起新华村手工艺品的牌子,就会有技艺失传的可能性。另外,丽江纳西族的东巴造纸术、西双版纳傣族造纸术现在已经濒临灭绝。
(三)民间工艺的艺术形式消失
云南少数民族一般都是与汉族一起大杂居,他们的很多传统工艺的艺术形式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开始逐步消失。如云南玉溪市通海县的蒙古族,他们的服饰基本已经汉化,服饰上完全找不到蒙古族服饰的特征;丽江纳西族的许多传统工艺品上的东巴文字虽然还传承完好,可是已经基本符号化了,知道文字意思的人寥寥可数,就连当地的纳西族人也都不知道那些文字具体的意思,原有民族艺术色彩逐渐消亡。
(四)民间工艺的保护与现代工业科技的矛盾
随着大工业生产和现代科技的发展,大量的工业品进入少数民族地区,迅速取代了传统的工艺品。机器与手工成为了传统民族民间工艺保护的一对主要矛盾——先进技术的应用冲淡了传统手工艺的特色。机械的产生,使得传统的手工艺技能越来越被忽视,想要从事传统工艺的学徒,也往往因为传统工艺技艺对于工艺环节的把握难度以及制作时间的漫长而避走他路,大多时候都采用机器进行制作,但是这又使得原有的工艺技术水平降低。
从某个角度来说,传统的少数民族手工艺品是用心来打制的,它不仅具有艺术性,也是有生命力的,是心灵之作。手工艺品的特色应该体现在每一件作品上,哪怕是做同样款式和花色图案的作品,会因为艺人錾刻时的不同心情、不同感悟、不同角度而各具特色,而非绝对划一。然而,传统民族民间工艺的很多制作过程繁琐,生产缓慢,无法与现代科技的大批量生产匹敌。并且,很多少数民族工艺品都是生活所用器具,制作的目的就是自己使用,但工业化的产品使用更为方便,并且成本会比自己制作的更为低廉,因此,人们也会开始进行选择,从而抛弃自己的工艺。
三、发展与保护云南民族民间工艺的几点建议
云南少数民族民间工艺是云南的一张名片,反映了云南少数民族丰富的文化背景,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对其进行保护与发展。而在构建和谐社会已被提上国家议事日程的今天,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发展”,绝不仅仅是发展经济,而是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不仅强调人类、社会、自然的和谐共生,还强调传统与现代的协调发展,当然,其中就包括了民族民间工艺的保护与发展,而云南的少数民族民间工艺又是极其具有代表性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云南少数民族民间工艺基本涵盖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各个方面,保护好云南少数民族民间工艺,留住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的工艺特质,并且创造性的利用这些传统工艺所含文化,使之与现代工业技术结合,从而实现云南少数民族民间工艺的现展。
(一)积极宣传,进行动态保护与发展
对于任何保护和发展而言,前提都是宣传,而宣传的基础又是思想意识的提升。思想意识是人们一切行为的主导。因而要保护云南少数民族民间工艺,就必须先从人们的思想出发,大力宣传少数民族民间工艺文化,从而唤起人们的保护意识。作为云南少数民族民间工艺而言,宣传可以结合少数民族其他文化同时进行,途径上主要依靠政府、高校专业的老师、社会上相关领域的学者进行一些学术的交流从而进行宣传,同时,对于工艺品本身,还可以建立专有博物馆进行宣传保护,如云南楚雄州博物馆中的彝族文化厅就收藏了很多彝族的民间工艺。
而对于保护及发展而言,不能只限定于一个禁区——不论是地理上还是内容上。既然现在处于现代化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也导致了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工艺品制作工艺的变化,在此暂且不论进步与否,但毕竟使得很多工艺流程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改变。想要对原有的工艺进行原封不动的保护几乎不可能,所以,保护和发展必须结合现在,不能只停留在过去。
(二)整体保护,与其他传统文化共发展
这儿说的整体保护,是指将整个云南各个少数民族的民间工艺进行整体保护,主要有两层意思,首先是同民族不分地域的整体,由于很多少数民族都是与汉族进行大杂居,并且很多少数民族也分布在云南的各个地方,比如彝族在云南主要分布在楚雄以及大理南涧。因此,对于云南彝族民族民间工艺的保护就不能单一的看一个地方。其次是工艺品以及工艺流程的整体,保护不能只单纯的保护工艺品,工艺流程、技艺等也应该进行保护,要将两者统一进行保护,才能得以发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是这个道理。
(三)政府参与,为保护和发展提供保障
少数民族民间工艺的保护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参与,健全的政策、法律制度是保护的前提。对于刻意破坏民族民间工艺的行为予以严厉的惩罚,并对积极保护、发展民间工艺文化的行为给予奖励。同时,发展云南的少数民族民间工艺还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撑,传统的一些工艺品加工厂不如现代的机械化那么高效率,所以,单靠原始工艺很难创造高的经济效益,人们也会对此失去动力,所以,政府应该针对保护发展传统民间工艺的工厂或者组织进行一些经济上的政策保护。
(四)与现代工业结合,进行可持续性保护与发展
在确保原有少数民族民间工艺文化能够完整传承的前提下,科学有效的利用这些原有的民族民间工艺,结合现在的工业技术,在保留原有工艺艺术的前提下,采用现代技术进行加工生产,既能减少人力成本,实现大规模批量生产,最大限度地实现其经济价值,同时又能寻求一种传统工艺艺术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从而不至于将云南少数民族的民间工艺永远滞留在深山中,而是为其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现在,很多云南少数民族民间工艺的现代化生产已经成为了一个事实,如大理剑川白族的木雕已经从纯手工走向了使用木雕机的道路,许多传统民族民间工艺也与现代商品结合了起来,在未来的发展中,技术已经不是问题,深入挖掘并且严格将云南少数民族民间工艺文化传承下来才是关键,把民族民间工艺中的文化精髓提取出来运用到现代的艺术品当中,既继承了传统少数民族文化,同时又是对文化的一个新发展。
四、结论
云南少数民族民间工艺所彰显着各个民族文化的特质,对云南少数民族民间工艺进行保护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物质见证与精神文化的完整延续,以后云南少数民族文明无论往哪个方向发展,民间工艺中手和心互动的创造能力永远都不会过时。即使在现代化发展如此迅速的今天,民族传统手工艺品,永远有着其无可取代的地位。同时,通过对云南少数民族民间工艺的保护与发展探索,也为今天整个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所面临的“传统与现代”、“文化与商业”、“继承与突破”等矛盾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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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少数民族文化 艺术教育 应用
一、少数民族文化是培养艺术人才的有效资源
少数民族文化,是当前文化学所关注的重要内容。在实际中,其不但是对文化学者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在艺术院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是所有院校所重视的教学资源和文化背景。
文化背景,是指在艺术院校的艺术人才培养过程中,少数民族艺术文化是其构建少数民族艺术认知系统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深入了解少数民族的历史社会、风俗民情、语言行为,才能成为自有的知识,才可以深刻体会少数民族艺术,并时刻保持创作的热情,才可以自觉的对其加以传承行为。
教学资源,主要是指讲过学者的整理、耙梳,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能够进行典型代表的总结,将具有一定规律性的东西引入课堂,使其成为现代教育教学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学校培养艺术人才的重要知识内容。
二、特色教材是少数民族文化变为人才培养资源的主要途径
在当前的社会中,少数民族文化是很多社会活动的主要资源。比如,宗教研究、文化研究、文化产业的研究、法学研究、社会文明研究、经济研究、生态研究等等。而作为艺术院校,特别是地方的艺术院校在教育资源研究方面的应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将少数民族文化进行艺术教育资源的有效转化。
(一)进行积极的跟踪,即确保采风的经常化
在艺术院校中采风是长期以来坚持的一个优良传统,不论是从生活艺术创作源泉方面,还是从民间学习的意义上来说,采风都是必要和需要的。但是问题在于,采风不是在社会生活基层中进行生活素材的简单感受以及吸收,而是经过整理以后进行一定的艺术创作;同时更应该从人民群众的生活中进行人们的愿望、情感、表达方式的切实体验。这些内容是文艺创作在生活中进行灵感汲取的最重要内容。
(二)认真进行培植,确保研究的项目化
艺术院校在进行学术研究时,除了对各种对接渠道项目进行研究以外,针对自己学校实际情况,如办学设想、专业设置、学科布局等,设计出整体推进学科发展和专业建设的研究项目,作出发展和建设的理性分析、科学导引,这在人才的培养过程中是十分重要。把学校的研究项目和学生的个人爱好以及零星行为进行有效结合,将其引领到项目中去、引领到相关项目群体中去,还具有另外的意义,即通过项目研究进行精神的凝聚、队伍的锻炼、力量的整合、品牌的打造。
(三)积极加以支持,实现成果的课程化
成果课程化的研究,在本质上属于对教学过程和教学研究中的办学行为加以焊接,是十分有效和有力的,其对于办学综合实力的提高也具有重要的作用。成果的课程化,需要有教材编写来进行有力的支撑。怎样才能把少数民族的艺术资源编写到现代教育行为中,使其成为教学传播的主要内容,是对教学团体和教师进行考验的关键所在。在教学的实践中,应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提高的教师能力和水平,使其从一知半解的“知道者”成为真正的专家。
三、出版社应在艺术人才培养过程中具有自觉意识和积极作为
对于文化强省和文化大省的建设而言,艺术人才的创造能力和智力贡献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其是民族文化培养的创新者和传承者,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就地取材和因人施教。所以应将内蒙古民族的文化特色以及艺术优势内容融入艺术教育普遍性规律中去,从而构建高等院校新世纪艺术专业系列教材的框架。
关键词:漆画艺术;少数民族艺术内涵;发展;创新
1 简述漆画艺术的发展
1978年,在浙江余姚县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一件外壁有朱红色的涂漆木碗。这件粗糙笨拙,残破不全,外表看来毫无动人之处,微显光泽的小木碗,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出土最古的一件漆器。这说明我国早在7000多年前已经发明漆器并在生活中得到运用。1987年,在浙江姚瑶山遗址发现一件嵌玉的高足朱漆杯。考古说明良诸人已经利用了生漆的胶粘特性,将品质纯正、色泽晶莹的白玉,镶嵌在红色漆杯之上,使之相映成趣,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运用镶嵌技术的漆器,代表了五千年前,中国原始社会末期良诸社会漆艺的高超水平,这时我国的漆器制作工艺已渐趋成熟。漆画脱胎于传统漆器,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变化,人们对生活的精神需求不断的提高,漆器的审美价值进一步发展取代了实用性,真正的变成了纯观赏性的作品,漆画随之产生。根据考古发掘,最早的漆画产生在战国时期,在河南信阳出土的长台关楚墓中有一件乐器,“瑟”,在其上面用了鲜红、暗红、浅黄、黄、褐、绿、蓝、白、金等九种色彩漆彩绘着神龙、蛇、狩猎的场景,这件漆瑟上的漆画,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漆画。中国现代漆画与中国福州的脱胎漆艺是历史继承关系,中国现代漆艺的开创者以李芝卿,雷圭元,沈福文为主,初步建立起现代漆艺的语言表达系统,为中国漆画的产生奠定的坚实的基础。自20世纪20年代起,李芝卿、沈福文、雷元圭先后赴日本、法国修学漆艺。回国后,李芝卿先生将日本的髹漆工艺应用于漆器的生产与制作,并将漆艺纹饰技法制成效果样板,被后来许多漆画家应用于漆画创作,直接推动了中国磨漆画的诞生。1962年,“越南磨漆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在中国美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并深受启迪,中国人似乎开始自觉意识到漆也可用来作画。于是,在雷元圭先生、庞薰琴先生的推荐下,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研究生乔十光、李鸿印到福州脱胎漆器厂学习漆工艺技法。次年,广州美术学院的蔡克振与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朱济赴越南学习磨漆画。1984年中国现代漆画作为独立画种正式进驻“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漆画从此跻身于纯艺术殿堂。“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对中国现代漆画发展的实质性意义,并非只在于“现代”,而是漆画界终于有人开始从工艺画的“漆画思维”中觉醒,一些漆画家开始接触绘画艺术。“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之后,有关漆画展接连不断,无疑给漆画艺术发展带来生机。1986年“首届全国漆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1991年成立了中国漆画研究会,并先后在北京、南京举办了两届会员展,漆画界已拥有了一支经验丰富且人数可观的创作队伍,绘画与漆艺语言的结合,已经有了突破性进展。许多艺术院校也都相继成立漆画专业或作为选修课程,现代漆画创作正在逐渐形成以艺术院校为主体辐射到地区性的业余创作的景观。在21世纪,现代漆画以悠远而精微的漆文化实践和经验积累为依托,立足于纯艺术性实践直面漆画创作中提出新的问题,建设起一种具有独特性、开放性、创造性、现代性的漆画艺术,这是时代的赋予与需求。
从漆器到漆画的转变是历史的必然,是发展的规律。从漆器到漆画的转变,这不仅显示了传统材料媒介的延续实质上也是精神上思想上的传承,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变化、观念上的根本变化。
2 漆画的艺术语言
据春秋末年的《考工记》中记载:“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可见,自古至今材质都是衬托艺术效果,增添表现形式的艺术手法。现代漆画创作中的入画材料丰富多彩,主要是以漆为重要媒材,以及金、银、螺钿、骨石、招箔等传统漆艺材料,再辅以蛋壳、碳粉、漆粒、招粉、金属丝等等新的装饰材料,再加上各种入漆颜料、油料和稀释剂等,有上百种之多。大漆作为漆画的主要材料,具有耐腐蚀、耐酸碱、耐高温,防水防潮等优良性能。漆膜坚韧耐磨、光泽含蓄,漆液有极强的附着力,可作为金、银、铜铝、玉石、螺钿、蛋壳、漆粉等辅助材料的黏合剂。精制的大漆纯正、深沉,调入银朱,漆色鲜艳沉稳,配以五彩的螺钿、洁白的蛋壳、闪亮的金银,可大大丰富漆画的色彩。漆液如茶色一样的半透明性色泽,通过对形象不同层次的髹漆打磨,能形成由浅到深、由近至远的空间距离,深沉含蓄,层次分明。漆液与金银混合相映照,可以出现绮丽多变的色彩。漆的黏稠性,可堆塑、刻雕、划填、厚涂以增加漆画的表现力;利用漆性的紧、疲的天然肌理可以给漆画带来特殊趣味;利用漆液的流动可以显示变幻无穷的韵律美。由于漆画自身的包容量及材料的丰富性,漆画的表现技法也丰富多彩。例如,彩绘的典雅富丽,刻漆的单纯明快,嵌漆的华美闪烁,莳绘的斑驳陆离,堆漆的厚重古朴,泼漆的自然流畅,磨漆的神奇变幻,罩漆的深沉含蓄等。据明代黄大成的漆艺专著《髹饰录》记述的漆艺技法有八类百余种。研究和总结前人的漆艺表现技艺,学习和继承最优秀成果在创作中灵活运用,能使作品面貌更具漆的特色。漆画具有绘画与装饰的两重性。漆画应充分发挥其材料的长处,在保持漆画的特点及特定的工艺制作的前提下,注重绘画性与装饰性的结合,这是由于它本身的制作手段和媒介材料的特性所决定的。漆画的特性不在于绘画性和工艺性的孰轻孰重,而在于是否创造性地运用了漆画语言。漆画创作的成功与否,除了掌握材料性能和工艺手段外,更在于其是否有内在的生命和意蕴。漆画相对其他画种而言,具有更加丰富的表现和展示形式,不仅可以使用平面形式,而且还可以使用立体形式甚至是平面和立体结合的架上装置形式;同时天然漆具有极佳的包容性,可以与众多的材料相融合。因此,漆画的装置性表现形式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社会的转型时期,大多数人过于重视眼前实际利益,心态都很浮躁,这就使很多漆画作品忽视漆画艺术的精神内涵,让心眼停留在事物的表面,陶醉于一技一得而无所表现。这是由于作者的主体意识淡薄,不是在艺术的范畴里驾驭材料去构成作品,而是利用技法和材料进行的堆砌,这样的作品缺乏精神内涵。年轻的艺术家往往好奇于材料和技法的精美变幻而过度强调技法,是不可取的。技法不过是因创作的需要、表现的需要而采取的手段,只考虑手段而忽略初衷,就迷失了方向,将艺术进行下去,首先要知道长期下去,自己在做什么,追求的又是什么。
3 结合少数民族艺术内涵发展创新
文化转型期的中国,一方面在吸收西方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吸收西方的文化艺术;一方面则强调民族精神,民族形式和传统文化的价值。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众多民族的文明古国。少数民族传统艺术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的珍贵财富,其独特的价值,正是这些风格各异的少数民族艺术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艺术。在历史的长河中,有排拒有融合,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各民族在其独特的艺术形式中展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层精神特质、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各民族创造了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增强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文化的内涵,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向心力;既要继承、保护、弘扬少数民族文化,又要推动各民族文化相互借鉴、加强交流、和谐发展;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的改革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生产力;尊重、继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有利于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前提下,使各民族饮食习惯、衣着服饰、建筑风格、生产方式、技术技艺、文学艺术、、节日风俗等,得到切实尊重、保护和传承,不断开辟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推进和谐文化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中华民族传统的漆艺具有悠久的历史,其艺术语言中审美积淀具有独特民族精神内涵。在漆画艺术题材的丰富性、多样性等方面的拓展也是很重要的。在注重技法、材料的同时,表现少数民族艺术特点、审美内涵都为漆画艺术题材与艺术技法的创作研究提供了拓展的空间。
少数民族艺术有着厚重的历史价值,是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形态和环节,可以发掘并认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某个特定时代的文化特点及走向。它不仅记录表征着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也富含着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丰富信息,一种文化的形态、内容、流变,很多时候和一个民族的起源、特征、变迁、心理有着密切联系。少数民族艺术本身就是文化,具有认识价值和欣赏价值。因为与生活很接近,处在文化上游的形态,具有文化宝藏的品格,可以为今天漆画艺术的发展提供精神素材,所以具有文化价值。少数民族艺术还具有社会价值,寄托着少数民族的情感。演绎、欣赏这类文化艺术时,人们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民族自豪感、认同感,增加凝聚力。中华民族都会为有少数民族民族文化艺术的灿烂和传承感到自豪。我们可以通过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感知到少数民族祖先在历史行进中粗重的呼吸、苦难的、胜利的呼号、奋进的脚步。而这些对当今社会的中华民族无疑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任何一个绘画形式当它被人类社会所承认开始,其必然肩负着历史的、社会的、民族的责任。现代漆画艺术发展应当从我国优秀少数民族艺术文化中吸收养分,展现漆画艺术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精神。少数民族优秀传统艺术与漆画艺术的结合,一方面为漆画艺术借鉴、融会少数民族艺术文化创新提供极大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力求推陈出新,践行具有地域特色少数民族韵味的漆画艺术风格,拓展材料与技法可延伸性的同时,发掘漆画艺术本源审美内涵的多元性,让漆画艺术继承发扬少数民族优秀艺术的文化内涵,再通过少数民族艺术的传承促进漆画艺术的发展,保护和传承好祖先创造的优秀文化遗产,把少数民族艺术推向世界,提高漆画的文化价值,让其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彩。
4 结语
中国漆画发展的短短五十多年中,在高科技、高速度发展的现代信息社会里,漆画艺术的创造性也日趋多元化。漆画要适应当今急剧变革的审美需求和丰富多变的精神世界,应当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创新,使漆画作品内容与形式能鲜明地表达时代特色与时代精神。漆画艺术以独特的材质美、制作美得到很多观赏者的喜爱,努力开拓漆画传递的艺术语言与精神内涵,把现代漆画艺术与传统文化和少数民族艺术精神相结合,不断发展创新,探索新的技法,体现出中国特色少数民族文化精神和现代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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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昭通;中小学美术;少数民族;文化艺术
对接昭通是云南省下辖的市级行政区,聚居着回族、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艺术,为中小学美术提供了大量的教育教学资源。云南昭通,尤其是当地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学美术教育,在教育工作者几十年不懈的努力下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较全国其他一些发达地区而言,昭通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学美术教育教学尚存在一些差距。为此,昭通中小学美术应积极与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实现对接。
一、昭通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与中小学美术对接的意义
中国历史悠久,除汉族以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丰富的民族文化艺术,书画、泥塑、剪纸、雕刻等都是其宝贵的特色文化艺术。如,云南昭通地区的回族、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人民创造了剪纸、挑花、刺绣、泥塑等特色文化。如果在中小学美术中渗透这些资源,在课堂上将两者完美对接起来,就能让学生从小接触、感受、学习昭通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促使他们在增长知识、拓展视野的同时发展认知能力,丰富审美体验,培养他们热爱家乡、热爱民族的信念,促使他们积极树立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与中小学美术的对接,还能进一步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增加美术课程的内涵性、趣味性,从而加强对昭通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充分开发、利用,让学生理解其深刻的内涵,进而使少数民族特色文化艺术能通过中小学美术进一步传承下去。
二、昭通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与中小学美术实现对接的策略
其一,构建中小学美术乡土教材。昭通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从小就生活在浓郁的文化艺术氛围中,对少数民族美术文化耳濡目染。如,苗族、彝族的一些小姑娘从六岁左右就开始跟着祖母、母亲学习刺绣、挑花,十几岁就开始准备自己出嫁时的刺绣嫁衣、嫁妆。所以,实现中小学美术与昭通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对接,在美术课堂上为学生讲解当地的美术文化,会使学生对美术学习更感兴趣。因此,昭通要想改进中小学美术教育,就应积极依据各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历史编写乡土教材。如,在实际工作中,教育工作者应充分认识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内涵、制作特点、美学意义及其与人之间的关系等,并注重将一些美术名作、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品等编入教材,使学生能通过乡土教材更加深刻地了解、认识本民族、本乡本土的文化艺术,并不断提高审美能力,促进学生情操与精神的健康发展。其二,创设少数民族的教学情境。按照昭通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美术教师应认真挖掘、整理少数民族美术内容,在课堂上为学生展示大量的、学生容易接受的、色彩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品,促使学生能近距离接触、感受昭通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如,教师为学生布置一个昭通风情版画作品展的活动,将一些富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泥塑、乐器、刺绣等穿插在版画作品展览中,为学生营造浓郁的文化艺术氛围;教师也可在画室的墙面上为学生布置一些回族、苗族、彝族的刺绣图案、乐器等艺术作品,以调节课堂学习氛围,为学生创设充满少数民族文化艺术风情的美术教学情境。此外,教师还应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先进的教育信息技术,把体现昭通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相关音频、视频等资料制作成多媒体课件,并通过课堂展示给学生,促使学生在教室内也能欣赏到昭通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从而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少数民族美术的兴趣与热情。其三,有机结合欣赏教学与实践。通过欣赏昭通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之美,中小学生能了解当地传统的手工艺表现题材和创作方法;通过了解本土传统的少数民族美术作品,就能在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判断能力、审美能力。同时,学生在欣赏传统少数民族美术作品过程中可按照不同的内容表达自己对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看法,并学习使用美术语言将自己对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强烈情感抒发出来,在拓宽眼界的同时增强鉴赏能力、表达能力。如,在美术欣赏教学中,教师将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引入美术课堂,并鼓励学生积极实践,表达对美的真实体验,从而通过实践掌握使用各种传统工具的方法,体验少数民族美术制作的乐趣,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实践自己的构思、创意等,逐渐增强学习自信。中小学美术教师应正视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价值与魅力,积极实现它与中小学美术的对接,让学生从崭新的视角对民族文化艺术的内涵进行审视,并加深理解。结语在人类社会众多的文化艺术中,美术一直是重要的瑰宝,是民族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手段。作为教育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小学美术教学应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探索与研究,通过实现中小学美术与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对接,让学生感受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无穷魅力,从而做好宣传与传承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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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艺术起源与审美发生此类艺术学理论的基础性问题,古今中外的学者提出过诸多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见解,如摹仿说、劳动说、巫术说等。这些学说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人类艺术起源进行推测,各有千秋。我国学者对这些见解的阐述和分析历来多引用西方学者所举事例,殊不知我国相应的文艺实例其实非常丰富,在很多方面远比西方研究的要更为生动、复杂。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是民族智慧的象征;是民族精神的结晶。而我国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多民族本文由收集整理集体智慧结晶成就了西部品种繁多、特色鲜明,极具保护价值和开发潜力的少数民族曲艺资源。与此同时,它也是我们反观艺术起源诸学说得失的宝贵财富。
根据当下学界所掌握的资料,要想准确判断出艺术起源的具体形貌是不现实的,然而在整体上推测和把握艺术起源的渐次汇流则颇有可能。笔者通过对西部少数民族曲艺的深入考究,发现这些曲艺资源对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本土艺术学理论具有重要的思想史参考价值,他们提供了我们反恩人类艺术起源与审美发生的独特思想背景,启示我们与其倡导单一的起源论、或者马尔库塞式的模棱两可的“多元决定论”,倒不如倡导能够集成劳动、巫术、摹仿、游戏等说的“源流汇集论”,在保持各个具有合理性的学说异质共存的整体性的同时,也能较为合理地理出艺术各个时期渐次起源的框架。
一、“说”与“唱”:人类表达欲求的艺术升华
由于年代久远,目前能留存下来的原始时代的艺术遗存,主要是石器、玉器、陶器和壁画等物质文化遗产,过去研究艺术起源时,学者们的目光多聚焦于其上,即便是原始歌舞也只能通过陶绘和壁画来研究。其实可以换一个切入点,从我国少数民族目前留存下来的说唱艺术这种艺术形式来审视艺术起源问题,哪怕不能尽然解决问题,也可以为丰富该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作为当今依旧存在和流传发展着的说唱艺术,“末伦”和“蜂鼓说唱”等壮族民间曲艺既是壮家儿女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也可称得上是艺术起源理论可资参照的“文化活化石”,从它们身上可以看到艺术的起源和演化过程,对我们理解“巫术说”“劳动说”等学说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说唱艺术在艺术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作为一种“说”与“唱”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它的兴衰都与其独特形态有着密切联系。在艺术发展的最早期与初期,艺术是以巫术的形式存在着的,与神灵相沟通需要倾诉,“说”必不可少。而为了增加入神沟通的神秘感和感染力,在“说”的过程中离不开有节奏的腔调变化,即此时的“说”与“唱”是一体的。等到艺术逐渐从巫术脱胎出来,逐渐世俗化,“说”与“唱”才能渐渐分开。
音乐最能在人群之间架设文化沟通的桥梁,不同国家、民族、地域之间的民众可能完全听不懂对方的语言,却完全有可能被对方的音乐所打动。因而“唱”在说唱艺术中不但能够在现场起着感染公众情绪的鼓动作用,而且起到了超越语言局限的沟通作用。《礼记·乐记》提出:“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中国古代将“乐”提升到过度崇高的地位,客观上是由于其被与“礼”联系在一起,但同样因为音乐这种由心底而发,彼此同情的沟通作用。
但音乐的优越性与局限性是一体共生的。纯音乐在缓缓深入主体微妙心灵世界的同时,也出现了排除、脱离外部世界,陷入抽象和空洞的倾向。音乐要想获得稳定的观念形态和生活内容,从自省独悟的纯粹主体性走向交流对话的主体间性,就必须借助语言符号。相对应的是,单纯的言说也难以具备普适性的感染力,因为不是每个言说者都是具备演说天赋的雄辩家。
纯音乐恰如涛涛长河,能够翻涌起不竭的内心波澜,但它却无法容纳相对稳定的思想内容;而言说如同一艘航船,它稳定地驶向预定的彼岸,但没有激隋来承载则无法。抑扬顿挫的言说能够与激动人心的音乐结合在一起,那么承载着丰富内容的思想就能在音乐营造的感情中起伏激荡,灵动而又稳当地到达目的地。由此可见,说唱艺术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那么在远古时代,最需要以激情来引导听众接受宣导的是什么?估计最重要的要数巫术了。
二、末伦和蜂鼓说唱:管窥壮族民问曲艺的巫术渊源
广西原生说唱艺术(如末伦和蜂鼓说唱等)直接源于巫术,兼残留着劳动的余影,然后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新的艺术形式,逐渐脱离原始的巫术状态。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内,中原新文化和先进文化开始对如末伦和蜂鼓说唱这样的原生说唱艺术进行强劲地渗透,使之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这些原生说唱艺术因自身的“俚俗、粗糙”的形态而在与雅化了的说唱艺术(如“文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致使在一些地区雅化了的说唱艺术几乎完全取代了广西原生说唱艺术。只有在较为偏远的地方,比如广西靖西、德保、那坡、龙州、宁明、田阳、田林等地县,这些原生说唱艺术还得到保留。而进入新世纪,当更为新潮的艺术形式如电影、网络媒体以及手机传媒等新媒体艺术出现之后,曾经风光一时的“文场”等雅化了的说唱艺术也连同末伦和蜂鼓说唱等原生说唱艺术一起,成为了需要被国家文化部门保护的对象。
说唱艺术有两大优势,一是对民众现实生活及其心声反
映,二是“说”与“唱”的有机结合,彼此照应。但在新世纪到来时,网络媒体反映现实生活的速度和精准度,已经远超传统说唱;而对白与配乐在电影、电视剧中的结合,实际上是说唱艺术中“说”与“唱”的升级版本,更何况与传统说唱相比,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影视剧的频次和容易度更高,可见如果不对民间曲艺进行及时保护,而是任其消亡,日后我国的艺术之园必将少掉许多珍贵的不可重复的花朵,对艺术起源的追寻也将少了许多现实佐证。
目前广西的壮族曲艺包括末伦、蜂鼓说唱、唱天、卜牙、唐皇、谈涯等,其中末伦的历史最悠久,其余主要是在近二百至三百年里出现的,但其中蜂鼓说唱、唱天是以古老的乐器蜂鼓和天琴为基础形成的。
1.艺术起源的活化石:末伦和蜂鼓说唱末伦是一种来源和脱胎于巫调的以说唱故事为主要内容,流传于广西靖西、德保、那坡、龙州等地县的壮族民间曲艺形式。在南部壮语“末”(moed)即指巫、巫调,“伦”(10en)则为“叙述故事”之意,末伦即为“用巫调叙事”。巫调分为三种,一为“坐巫调”(或称“未能”,moed naengh),巫婆坐场时的一套唱调,内容为驱鬼辟邪、超度亡灵、招魂奉祀、祈祷神灵保佑;二为“生巫调”(或称“末呢”,moed ndup),“生”意指非坐场的闲吟清唱,属散板式的巫调,多为叹苦情、思离别、诉情怀;三为“叙事巫调”,即用巫调叙事的末伦。
这三种巫调很明显是巫调不同发展阶段的产物,第一种是“坐巫调”是其最初的形态,而“生巫调”则展现出其脱胎于巫术而又开始超越巫术局限,渐次进入艺术领域的形态。到了末伦,已经是成形的艺术形态了。
据田野调查,巫婆做法场有时一做就是三天三夜,由于时间较长,到了半夜时唱者和听者都已产生倦意,这时巫婆则开始变换念唱的内容,用闲吟清唱的方式来“叹苦情”“思离别”“诉衷肠”。此时的巫事活动就开始呈现出初步的艺术特质,转变为一种糅杂了巫与艺的艺术的原生形态。巫调由咏神变为叹世情,看似简单的内容转换,其实标志着该说唱艺术的真正萌发,且其视野为之一变,不再局限于对神的膜拜,而是把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纳入其表现的范围之中。
壮族说唱艺术通常由艺人手抱天琴、三弦,脚抖铁链伴奏。据靖西老艺人何圭山的说法,到了清末叶,靖西便有人利用叙事巫调并加以改造,沿用三弦为伴奏来专门说唱故事,发展成末伦的曲艺形式。这一叙述颇有参考价值,因为“用三弦为伴奏”提供了一个线索,即古老的“巫术一艺术”形式(如末伦)会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与后出现的艺术形式(如三弦)结合起来。
这里涉及壮族的另外一种著名的艺术形式:龙州天琴。其表演由以手弹拨天琴和以脚晃动铃链构成。与巫调一样,龙州天琴旱先即为巫师所用祭祀和巫术乐器。《龙州纪略》有言:“泥墙竹户近溪边,风雨寒暄四月天。男女无声听咒病,白婆夷语拨三弦。”《岭表纪蛮》则载:“(鬼婆)以匏为乐器,状如胡琴,其名日鼎。以铁或铜为链,手持而掷,使其有声,其名目马。凡病患之家延其作法,则手弹其所谓鼎者,而口唱鄙俚之词,杂以安南之音。置中间则掷铁链,谓之行马。”而天琴是壮族说唱艺术唱天的关键乐器,唱天源于民间祭祀仪式和巫事活动,这再一次说明了艺术起源与巫术仪式密不可分的关系。
与末伦相似的有蜂鼓说唱,其流行于来宾、河池地区东江一带,作为一种鼓词类说唱艺术,目前的表演形式主要为一人说唱,多为站唱、走唱,简便灵活,说唱相间,有连说带唱且舞,一人多角的特点。音乐含唱腔及器乐两部分。唱腔为曲牌连缀一联曲体式,结构短小,多为上下旬一唱词对称整齐旬式的七言旬、五言句,少数用长短句以及不规则的散句。曲韵的分韵、归字除与汉族民歌常见的尾韵体例相同外,还掺进了方言尤其是壮语有的腰韵、脚韵。作为壮族说唱艺术的蜂鼓。源于壮族师公(巫师、道公)的“吟游唱”。师公一般由成年男子担当,虽然师公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大量吸收道教的宗教仪式内容,但就其本质而言,依旧是以本土民族的巫术作为核心。
从蜂鼓说唱的表演形态上看,其出现的时间应当比末伦要晚一些。据考证,蜂鼓与中原地区同类型鼓有着承袭关系,可上溯到周代的土鼓,乃是农事祭祀之乐器,是彩陶和黑陶文化时期的产物。《周礼·春官》即有“凡国祈年于田祖,献(吹)幽雅、击土鼓以乐田峻”之说。这种农事祭祀即为“傩”的一种。1984年广西博物馆文物队在广西永福宋代官窑发现一面完整的陶瓷蜂鼓,其鼓腔形制和现在的民间蜂鼓相近。除了壮族,蜂鼓同时也是广西瑶族、毛南族的重要乐器。可见,蜂鼓实为中原文化传人壮乡的产物,但进入广西之后已经与本地文化融合。而且蜂鼓说唱除了用壮语还用桂柳方言演唱。桂柳方言是西南官话的一种,也显为中原语系的传入。七言句、五言句的运用,则表明如今的蜂鼓说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雅化”,离最初始的面貌有了很大的区别。
清代《归顺直隶州志》记载,此地民众“多信巫觋,遇有疾病,辄令祈禳,酣歌于室,此风牢不可破”。旧时壮族巫师主持求雨除虫、祛邪逐疫、超度亡灵、丰收酬神等祭祀活动时,就需要喃唱来沟通人神,此时的主导伴奏乐器即为蜂鼓,师公教仪素有“蜂鼓不响不开声”“蜂鼓不响不开坛”“以鼓为戒行三罡”之说。这可看到巫术与艺术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巫师向艺人的演变过程。师公最早的职能是纯粹的巫师,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则变成了“一专多能”的艺人了。比如在广西田东县,当一个道公并非易事。他需要能写出漂亮的毛笔字,能打(鼓、锣、钹、镲)、吹(笛子),还会唱(经歌)、跳(道公舞),其难度并不亚于今日艺术院校的科班考试。
就由巫术发展为“巫—艺”形态,再发展为艺术的演化过程而言,蜂鼓说唱这种曲艺形式与末伦非常相似。都是首先由敬神开始,逐渐过渡到以娱乐吸引众人,在此过程中不断渗入社会内容和自由精神,最后形成比较完整的审美形象。而众人对之的态度,也由功利性和实用性(避灾求福),逐渐升华到艺术享受和交流(娱乐、
审美共鸣、自由表达)层面。这让人不禁想起了中华美学中的自然审美观从“致用”发展到“比德”再到“畅神”的发展历程。
2.从末伦表演形式的演化反观艺术起源学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壮族民间曲艺的末伦除了与三弦、天琴等乐器联姻,而且还进一步推动了壮族戏剧的发展。这方面代表性的例子即为“靖西壮族提线木偶戏”(又称“靖西呀嗨木偶戏”,因其‘呀哈嗨’为衬腔而得名),该戏即以民间曲艺末伦为底本,结合中原的木偶艺术最后形成具有壮乡特色的戏剧,据称形成于宋景炎二年(1277年),文天祥部将张天宗率部南下广西在那签(今靖西旧州)定赋建宫时期。在这个晚一些出现的艺术种类“呀嗨木偶戏”身上,可以看到几处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首先,与民间曲艺末伦同三弦、天琴的联姻一样,曲艺末伦与中原的木偶艺术的结合,都极有说服力地证明:每一种艺术种类在形成过程中都会具有交互性,它会吸收邻近艺术种类的许多传统或者新生的技艺,从而融合它们艺术特征,于是越往后发展,其自身原本的初始面目就愈加模糊。
其次,“呀嗨木偶戏”该戏的形成,离不开末伦已营造好的“巫—艺”文化氛围,这为了艺术起源“巫术说”作为艺术起源最直接的原因提供了一份文化证据。而与此同时,该戏的衬腔,如“下甲末伦调”的开头叹词“哎”和结尾叹词“唧呀业”,又让我们看到了劳动在艺术起源中的余影,因为曲艺衬词的渊源就是远古时代先民们为了协调动作、鼓舞人心而发出的有强烈节奏而缺乏旋律陛的歌呼声。如《淮南子·道应训》就提到“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岭表纪蛮》记载,“僮人(壮人)群体农作,尤喜合唱,谓之‘唱朗’。‘唱朗’乐及无穷,虽疲,弗觉也”,说的也是劳动与艺术的密切关系。
艺术的“巫术说”阶段,其实就是在艺术创作从不自觉到逐渐自觉的过渡阶段。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如同生物界的鸭嘴兽,作为最原始的哺乳动物之它恰好处于形成高等哺乳动物的进化环节,它已属于哺乳纲,但又保留了能生蛋等爬行动物的重要特性,尚未进化到纯粹的哺乳动物。“巫术说”阶段的艺术保留着“劳动”这种更为根本的起源原因,但巫术已经呈现出了许多艺术逐渐开始自觉的迹象。或日,劳动是艺术起源的准备期,而巫术已经进而进入了艺术起源的酝酿期。
“呀嗨木偶戏”的唱腔调高的控制,也是依据唱师嗓音条件而定的,调高范围在d至g宫系统内,好的唱师还能唱至升f至g宫系统内,各乐器也是跟随唱师唱腔而调高定调。这显示出融巫师和艺术家为一身的唱师,在其表演的过程中逐渐展现出了自身的主体陛,其不再只是执行和传达神意的工具,而是具有能动力量的主体。在此,艺术的重要特征逐渐显现出来:艺术家本身自由的创造性、主动的表现性。
三、文场兴起之后:雅化艺术形式对壮族曲艺的影响
在此还不得不提到一个非壮族的曲艺形式:文场。
广西文场是流传于桂北、桂中、桂东北、桂西北等官话地区,尤以桂林、柳州、荔浦、平乐、鹿寨、宜山、融安最为盛行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文场源于江浙的民间小调,市井俗曲,清乾隆年间,上述民间艺术,通过官吏升贬任迁及商贾贸易的频繁交往,逐渐传入桂林,经与桂林方言、民间音乐紧密结合后,衍变成了文场。其原为坐唱曲艺,后来才加入了演唱的表演形式,以唱为主,间有对白,在其中还可见到昆曲的影响。演唱人数根据曲本的人物安排,多为一人一角,分生、旦、净、丑等行,伴奏乐器以扬琴为主,加上琵琶、三弦、二胡、笛子,即所谓“五架头”。后再加入了板鼓、木鱼、碟子、酒盅等打击乐器。文场虽为民间性质的曲艺,但其置身于广西的出现较早的原生曲艺(如末伦和蜂鼓说唱)之中时,仍然属于“雅化了”的艺术形式。相对于“土”“俗”的原生曲艺,精致、细腻的文场更有文化上的所谓优越感和竞争力。
文场曲牌分为大小调,大调四个,分别是“越调”“滩簧”“丝弦”“南词”,多用以演唱成套唱本,小调有“马头调”“银纽丝”“骂玉郎”等一百多种曲牌,多用以演唱抒情的传统唱段。以学者罗静收集到的一首《骂玉郎》为例,这首小调有着典型的江南雅致诗歌的韵味。文场的审美标准是“清晰的口齿,沉重的字;动人的声韵、醉人的音”,这也与末伦和蜂鼓说唱等质朴的说唱艺术形式大相径庭。
骂玉郎
黄昏卸却残妆罢,窗外西风冷透纱。
听蕉声一阵一阵细雨下,何处与人闲磕牙?
望穿秋水,不见还家,潸潸泪似麻。
又是想他,又是恨他,手拿着红绣鞋儿占鬼卦。
相思恨
寄相思愁锁梨花院,粉墙儿高似青天。
难消遣,怎流连,翻来覆去忍不住意马心猿。
耳听得海棠花下一阵一阵秋风卷,寒夜孤灯有谁怜。
文场对广西原生曲艺产生的竞争压力是显著的,它有可能迫使其他本土曲艺为了应对竞争压力而开始“雅化”,至少开始变得趋向于学习中原传来的曲艺的精致形态。如,如今的蜂鼓说唱里有曲牌名,以及七言句、五言句,这都明显不属于原
初那种粗糙质朴的巫术形式,完全是在后来的演化过程中被雅化了的结果。
四、早期与晚近的壮族民间曲艺:
艺术诸源头的合流和不断自我改写
与文场接近同时期出现的壮族曲艺“卜牙”,其流行地点与桂林相距颇远,主要吟唱于广西百色、田阳、田林、凌云、乐业一带。但即便如此,卜牙与之前的末伦等原初曲艺相比,也带有雅化了的表演特征。卜牙早期为情歌对唱,后发展为叙事说唱相结合的说唱形式,表演是多为一男一女扮成夫妻,其唱词句式多为五言体式,韵律严谨,腰脚韵到底。一男一女的世俗化表演形式,以及严谨的韵律都表明它已非末伦之类拥有久远发展历史故而能够容易寻觅根源的原生曲艺了,而是更可能是一种外来艺术在本地的变形。这启示我们,越是原生的艺术形式就越能借此探寻艺术起源之根,而晚近形成的艺术形式则不然。
从上表我们已经可以大致从宏观上把握艺术起源问题了。无论是摹仿说还是游戏说,哪怕成立,摹仿、游戏也应当是处于艺术发展史上相对靠后一些的阶段上的行为动因。因为摹仿、游戏都属于具有较为明显的自觉意识的范畴了,而艺术起源不可能在一开始时就是自觉的。原始艺术是适应着劳动实践的需要并在劳动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它与生产劳动密切结合在一起,其作用就在于组织生产、减轻负担和提高效率,只是后来才逐步具有了相对独立性,在生产劳动中逐步独立出来,成为文艺最初的萌芽。
因此,“劳动—巫术—摹仿—……”,实际上对应了艺术的“从无到有”的一个个发展阶段。以下表为例:
【关键词】黑龙江 少数民族民歌 传承 发展
一、传承保护和发展黑龙江少数民族民歌的意义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受到强烈的冲击,甚至在慢慢消失。如今,外国歌曲和流行歌曲传遍中国的大街小巷,黑龙江少数民族民歌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濒临消失。黑龙江少数民族民歌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就需要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发展,顺应新时代的需求。
黑龙江少数民族民歌是黑龙江省最具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黑龙江少数民族民歌包含了少数民族人民从古到今的历史文化和生活习俗,是一座巨大的原生态资料,有重要的科学和文献研究价值。黑龙江少数民族民歌的传承和保护需要专业人士有意识地去从事本民族本地区传统文化、专项记忆、专门知识的学习,并在今后的日常生活中运用和继承。在现代教育的体系中,纳入或安排传统民间文化的教与学是十分必要的。
二、黑龙江少数民族民歌保护和传承的几点建议
(一)在传承中对其生存环境的保护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与网络的普及,原生态文化和少数民族民歌都遭到了侵蚀。在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民歌的传承中,要重视全面搜集资料、传承人要忠实地记录、慎重地整理资料三个方面。
全面搜集是指在可能的情况下,对黑龙江省各个地区的少数民族民歌的歌词、曲谱搜集要全面;对大同小异的作品搜集要全面,口头流传的要搜集,已经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民间抄本也要搜集;传统的要搜集,新创作的也要搜集。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民歌在内的非物质文化,具有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和传承性等特征。忠实记录是指忠实的、原生态的记录,既是科学研究的初步作业,又是推广优秀民歌的根本依据,是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在全面搜集和忠实记录的基础上,在尊重民间歌手口头创作的前提下,为了推广普及和利用而对一部分基础较好的民歌作品进行适当调整和修补,并以图书或音像资料的形式保存下来,是传承和保护壮族民歌的一个好方法,把握好这三点才能为后期的发展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黑龙江省文化政策的保护
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影响等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无疑是一种挑战。如今“保护民族文化”“传承少数民族文化”成为文化发展的重头戏。在高校音乐教育中,对于即将濒危的这些民族艺术实施开发性的抢救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民众的积极性,唤起了人们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化在感情上的回应。同时,为了使黑龙江少数民族文化更好地发展,黑龙江省文联的“龙歌”行动做了具体的宣传和推广,激发民众对于黑龙江文化的热爱。
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少数民族民歌的传承,必须要借助政府的扶持和相关文化政策的保护,使其有所依靠,才能有施展魅力的空间。此外,政府要重视与高等音乐教育相结合的扶持政策,在高校中开设少数民族音乐的课程,恢复传统的艺术形式和民歌会的比赛。在这一点上,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少数民族民歌教学有着非常好的体现。
(三)注重学校教育与少数民族民歌的共荣
近来,黑龙江省启动高雅音乐进校园活动,是由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主办的艺术交流活动。从中我们得到不少启发,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要与教育紧密结合到一起,我们也要举一反三做到让少数民族民歌进课堂,借鉴这种形式发展民族文化。
对高等院校的音乐教育来讲,少数民族民歌进课堂尤其重要。高等院校为我们音乐教育培养大量的优秀教师,这些未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们精神焕发、对教育对事业充满着热情和渴望,我们要培养学生爱民族文化的意识,待将来他们工作时也能满腔热情地传递民族文化,一代传一代传承民族文化,让传统文化依旧辉煌,教育永远是走在时展前沿的,只有把少数民族文化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才能更好地促进二者的共同发展。
结语
黑龙江地区少数民族民歌在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中,势必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我们相信在黑龙江政府的保护下以及高等音乐院校的重视下能够得到更好的庇佑。尤其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浪潮中,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势不可挡,黑龙江少数民族民歌定会有更好的未来,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注:本文为黑龙江省文化厅2013年度艺术科学规划重点课题项目,项目编号:13A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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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贵州少数民族建筑 人文艺术 现代设计元素
贵州少数民族的建筑无论是民居建筑还是公共建筑都具有十分鲜明的传统特点。贵州省较有特色的少数民族建筑分别是侗族、苗族、布依族、水族和瑶族建筑等。以下是贵州少数民族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类:
(一)风雨桥,侗族地区富有民族特色的长廊式桥梁。是处于村头寨尾、连接溪河两岸的交通设施,可避风雨,故名风雨桥。因建造地名不同而各有专名。桥梁结构精密,坚固耐久。过去,在风雨桥上的亭阁里还设有神台祭坛,阁中有文臣武将的彩色塑像,四壁挂有彩绘帷帐。桥上备有长凳、泉水等物,供来往行人取用。风雨桥既是贵州侗族文化在建筑艺术上的结晶,也是侗族热心公益事业和互助精神的象征。著名的黎平南江河上的地坪风雨桥,包括上寨、下寨、甘龙3个自然寨。南江河从寨子之间蜿蜒流过,河上花桥将三个寨子连成一体,桥上建有长廊和三座鼓楼,均用小青瓦覆盖,可挡风蔽雨,故又称风雨桥。
桥上有一大两小的3座楼,俗称桥上鼓楼。高大的中楼建在河心石墩上,五重檐四角攒尖顶,上有葫芦宝顶,宝顶下有如意装饰,与鼓楼建筑形式相同,桥廊顶脊上彩塑双龙抢宝,鸾凤展翅,鸳鸯比翼等图形,楼檐翼角彩塑各种珍奇异兽,楼顶天花板彩绘龙凤鹤牛等纹样,廊宇内侧檐板,彩绘历史人物故事、侗族人民生活情景、山水、花草等;中楼四柱浮雕金龙绕柱,桥头门柱镌刻对联,其余柱子髹涂朱漆,各处雕塑、绘画、无不形象生动,色彩鲜明。
(二)鼓楼,侗族的一种融合宝塔与亭阁风格于一体的特有建筑物。可分为干栏式、楼阁式、密檐钟铃式、门阙式等构造。楼身全用杉木凿榫衔接,结构严谨。上部似塔,重檐斗拱,有四角、六角、八角等形,少的5层,多可达11层;下部似亭,为一正方形厅堂,宽约二三丈见方,中砌大火塘,四周设座,可容二三百人集会。鼓楼全身均描龙雕凤、玲珑秀雅。在侗族人民擅长建筑,而且其建筑独具特色,侗族村村寨寨都有鼓楼耸立、花桥横跨,干栏式吊脚楼鳞次节比,构成侗寨特有风光,特别是鼓楼花桥建筑,无论多浩大的工程,整个建筑都不用一钉一铆,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中国侗族别具一格的建筑艺术,不仅是中国建筑艺术的瑰宝,而且是世界建筑艺术的瑰宝,侗族工匠不愧为“神奇的建筑师”。榕江县晚寨的鼓楼、从江县增冲寨的鼓楼都是贵州侗区著名的鼓楼。其中增冲鼓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吊脚楼,苗族民居的典型建筑。是一种纯木结构建筑,采用穿斗式结构,不用一钉一铆,无论梁、柱、枋、板、椽、檩、榫,都是木材加工。屋面则盖小青瓦或杉皮。吊脚楼的造型为长方形和三角形的组合。可分内外两部分,内部柱、枋、梁、檩互为垂直相交,构成一个在三维空间上的相互垂直网络体系,奠定长方形结构的基础。由于这种型制的房屋在结构、通风、采光、日照、占地诸多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因而在广大苗族地区得以长期沿袭下来。
(四)石板房,以安顺一带为中心的布依族民居建筑。与特定的喀斯特地区有直接的关系。人们就地取材、用石料为主构筑房屋,以石为基,以石砌墙,以石板盖顶。石板房的堂屋及两侧间均有楼板,门有朝门、大门、小门、后门和耳门之分,除大小门为木枋、木框、木心外,其余常为石枋或木框、木心。窗多以石条为棱、石枋为框。石板房的正面讲究装饰,以线条和图案为主,每一图案都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一.贵州少数民族建筑中的人文艺术元素
关键词:民族图案;本土艺术设计;研究
在广西少数民族当中,图案纹样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装饰方法。在我国民族民间艺术中,广西少数民族图案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研究它的表现形式以及特征可以帮助其在艺术设计中含有自己的特色,保证其可以在现代设计中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发展。
1 广西少数民族图案的题材类型
这种图案是在当地风俗习惯、民族文化以及悠久的历史中形成的,其中比较常见的类型有下面几种。
1.1 人物纹
在广西铜鼓和花山岩画中,这种类型出现的比较多,如在宁明花山岩画里面,1900多个图像中有1300个人物形象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来。其中的人物都是通过一种比较简洁的形式塑造出来的,它只是通过一些简单的线条将人物的轮廓勾画出来,但是在铜鼓当中,就经常会看到手里拿着矛和盾、穿着吊裙、身上穿着羽饰或者是头上戴着羽冠的人物形象。
1.2 动物纹
在广西少数民族的图案当中,大部分动物纹样都是鱼纹、蛙纹或者是鸟纹等和农民生活有关系的动物和代表美好的祥瑞之物,如蝴蝶、鸳鸯、龙、凤以及玉兔等。这些动物都是通过比较简单的线条去塑造造型,并将其形象特征生动地表现出来。
1.3 植物纹
这种纹样通常都是一些大自然中比较常见的花草树木,如八角花、太阳花以及果纹、树纹等。这种纹样通常都是按照比较抽象而且简单的线条塑造的,或者是按照其民族特色的审美观通过寓意、象征以及比喻的形式的内容。这些素材都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和丰富的想象中产生的,其表达了人们追求幸福以及热爱大自然的观念。
1.4 几何纹
几何纹在广西少数民族当中比较常见的有锯齿纹、羽状纹、圆圈纹、会行文以及水波纹等纹样,这些纹样通常是根据四方连续或者是二方连续的形式去构图的。这些纹样包括古文字的变形,大自然中的山川江河、日月星辰等因素,以三角形、正方形或者圆形等形状去塑造。
2 广西少数民族图案的特点和元素
虽然他们的图案风格有非常大的不同,不过因为它们经常受到彼此的影响,也就慢慢地融合到了一起,呈现出一种相同的表现形式以及艺术特征。
2.1 特点
(1)概括性。在广西少数民族图案纹样中,大部分都是按照平面化的处理进行的,通过点、线、面的形态去将三维空间的东西展现出来。这种纹样对形态的立体感和空间感不太重视,而对平面化效果产生的装饰性比较重视,其要求按照表现纹样去进行夸张变形、提炼概括,从而使其的艺术效果能够表现出寓意深远性和整体形象性。所以,要求在它的图案纹样的形式上,保证有一个简单并且视觉冲击力强的效果。
(2)意象性。广西少数民族的图案经过了长期的文化沉淀,它在比较客观的纹样上增添了一种主观的象征和隐喻,使得其装饰形态上有了少数民族的含义。在艺术生命中,意向是它的灵魂,每一个艺术作品都是作者按照客观的意向去表达作者内心的情感的,所以,图案也是这样。广西少数民族的图案就是人们按照一种客观的特征和形象,通过寓意、象征以及比喻的方式为它增加了吉祥。
(3)装饰性。在广西少数民族当中,图案不只是表达吉祥,装饰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装饰性就是说利用一种主观的意识为自然的形态增添一种夸张性,从而塑造出一种艺术感染力非常强的形象。在广西少数民族的图案当中,其装饰特点色彩丰富并且结构万千,具有多样性的形式。例如,苗族的图案色彩斑斓、造型生动,其艺术风格比较鲜艳,装饰感比较粗犷。壮族的图案是具有比较细腻的线条,深沉的色彩,装饰意蕴比较古朴雅致。它们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有出现。
2.2 元素
视觉文化元素在我国少数民族中非常具有代表性,这只是广西少数民族在平常中的装饰方法,还具体地表现了人们的思想文化和生活习俗。其纹样和别的民族差不多,一般都是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具以及服装上出现,这是当地人们的一种文化沉淀。根据这些可将其分成吉祥纹样、几何纹样、人物纹样以及动植物纹样等。这些纹样非常充分地表现在古老的锦织里面,在悠久的历史中,很多少数民族将纹样用来表现自己的民族风情。广西少数民族除了这些元素之外,风俗、文学、舞蹈以及音乐也为其添加了一些新元素。
3 在本土艺术设计中的演绎
民族图案的风格不同已经成为现如今设计师非常重视的题材。在现如今本土艺术设计当中,引进广西少数民族的图案不可以只是照虎花猫,而是要对其进行改进和创新。所以,在设计广西少数民族的图案的时候,怎样将它的形找出来,然后延伸它的意思,并且传播它的神,是我们需要进行思考的地方。
3.1 形的提取和重构
第一,一定要确定有经典艺术风格和包含广西民族特色的因素,去重构和创新。例如,将某一个民族图案当中的部分提取出来,通过编译、切割、错位以及打散的方式,按照点、线、面的构成对其进行重组,塑造出一种带有设计意味、符合大众审美、新颖的图形。
比如壮族有一个设计就是利用了壮族中比较常见的元素和题材去进行设计的,在水波纹的图案上,通过和传统构图不同的方式,形成一种对比,使得它的在传统风格上带有着现代的风格。这不仅将广西少数民族的艺术传承下去,还将其地域特色表现了出来。
3.2 色的延伸和运用
色彩是在视觉效果中最具有感染力的,它可以让人们对其留下很深的印象。在本土艺术的设计中,将色彩巧妙地运用到广西少数民族团中,可以将其民族个性和形象表达出来,体现着一种带有民族韵味的个性美。例如,将其织锦中的色彩提取出来,图案纹样的骨架选择黑色,将其中配点桃红或者橙黄等一些颜色,使其表现出一种相间交错的形式,这样可以将其粗犷浓艳以及富贵艳丽的风格表现出来。它还使得画面有了一种简洁明快、主次分明以及富有层次的时代感。
3.3 意的隐喻和表征
在现代设计里面,表征内涵和传达意蕴都符合传统的民族图案。广西少数民族图案当中的纹样在本土设计中进行拓展,能够使人们可以比较直观地对其认知。
3.4 和新媒体与新材质进行融合
在快速发展的现代化技术中,不断地出现了更多的新材料以及新技术,在进行本土设计的时候一定要重视引进新材质或者新媒体的方式,这可以在现代的发展中,使那个民族图案发展得更加符合大家的追求。
4 结语
在快速发挥我们民族的艺术设计中,广西少数民族图案一定会和本土设计融合到一起,并在其中找到更多的契合点,从而使得其在现代市场中能够有一个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滕书筠.广西少数民族织锦图案的审美意蕴及现代价值[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1).
[2] 董凌,王珍慧,苏静华.广西少数民族图案在地方院校艺术设计专业教学中的开发应用[J].艺术研究,2015(03).
[3] 吕荔.祖灵崇拜――苗族“n宇鸟”纹样及其在现当代设计中的运用[J].中华文化论坛,2014(05).
关键词: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策略
1、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必要性
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国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少数民族的传统医学和汉民族的中医学是我国各族人民群众在与疾病作斗争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历经了长久的发展历程,在历史上为我国各族人民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今天依然是我国现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财富。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是指我国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创造的和沿用的传统医药的总称。由于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气候条件,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差异,各民族形成了不同的医学体系,在治病扶伤方面也各有所长。这些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在今天仍然广泛应用,造福各族人民,很多也已经产业化生产并销往国际市场。
在国际上保护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知识产权也成了我们的一个重要课题,特别是当今激烈竞争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和社会问题。首先,保护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知识产权是我们保护民族文化,防止我国民族知识产权流失的需要。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是包括少数民族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共同的非物质财富,如果不注重对这部分传统医药成果加以保护,很有可能使过多的民族医药配方进人国际公共领域。这一方面不利于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保护我们的民族制药产业,另一方面也使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些非物质财富有可能无偿地成为他人盈利的工具。由于历史上我们并没有注重对中医药的知识产权保护,现在国际上的汉方成药基本上都由日本生产。根据新近的一项调查,我国作为中药的发源地,在国际中药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不超过5%。而对于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现在大部分在国际上还处于保密,我们不能重蹈覆辙。第二,加强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也是发展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有效途径。由于一些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在历史上多基于口传心授,或者“师传徒”,“父传子”的方式进行流传,没有科学的研发机制,往往只依靠对诊病经验的朴素积累,这使很多传统医药在现代社会面临灭绝的处境。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中不乏很多精华配方,这些配方的失传对全人类来说都是无可弥补的损失。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利于在社会上激励创新,这一结论已得到法学界的公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证明。在国际上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可以激励国内的企业和药品研发机构加强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保护和发展。
2、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策略
从法律角度看,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进行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首先要对这样的传统医药进行准确的法律定位。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不同于那些已经申请专利,有明确专利权人的民族医药。因为有国家确认的专利权或者其他知识产权存在,并且有确定的专利权人,这样的民族医药产品在国内和国际上依据相关法律进行保护都不成问题。
本文所讨论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是指少数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通过少数民族群众集体智慧,世代相传,并流传于今的传统医药。这些传统医药往往具有传统性、继承性、创造主体的群体性和相对公开性和公有性。具体来说,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往往是通过传统方法制作,来源于特定的群体,地域和文化。由于世代相传,流传至今融人了世世代代人们的智慧和创造性劳动。此外,这些医药形成于共有领域,或者已经过早地进人了公有领域,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是属于某一群体所共享。正是由于发明者或创造者的群体性和不确定性,再加上过多过久地在社会公开,同民间文学艺术一样,面临着权利主体不明确,保护期限不确定等问题,在法律上是否可以作为知识产权法保护的对象还存在争议。但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对此类特殊医药的知识产权保护并没有被人们忽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条约和各国的国内立法予以保障。我们也要加强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具体来说:
在专利法方面,trips第27条规定,“对于所有发明,无论产品和方法,在所有的科技领域,只要是新颖的
,具有创造性并能适合与工业应用都能申请专利”。trips没有对发明的含义作明确界定,因而各成员国均可自由地制定能推动他们利益的专利制度,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已经通过相关立法对传统医药的制作方法和产生的药品授予专利。建立起对传统医药的专利制度对于拥有诸多传统医药资源的我国有很大益处。但专利权具有地域性,只能依据某一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产生,并在该国家和地区受保护。这要求我们依据他国的法律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在别国申请专利,以获得在国际贸易中的域外保护。但另一方面,这在实践上往往容易存在一定问题,首先是各国对专利申请的条件各有不同,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在法律性质上又有创造主体不明确,产生时间太久,进人公有领域而丧失新颖性等原因,使其有成为不适格的专利权对象的可能。此外,专利权的授予往往伴随着高额的专利费用,这也使专利手段作为保护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上存在一些障碍。
在商业秘密保护手段上,依据trips第39条规定,“商业秘密作为一个整休,尚不为通常处理涉及信息范围内的人所普遍知道,或者不易被他们获得,此外,商业秘密作为秘密而具有高的价值,该信息的合法控制人,在此种情况下采取合理的步骤以保持其秘密性质”。相对于需要复杂程序和高额费用的专利来说,利用商业秘密手段保护传统医药确实有一定的优势。首先,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在法律上是可以属于商业秘密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法律采用相对秘密性原则,即秘密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不是指任何人都不知道,而是可以有限制地公开与一定范围之内。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中的方剂往往只是在家族或者民族医生中公开,对于外界来说他们有意识地保密,这满足了商业秘密的相对秘密性和保密性。同时,这样的传统医药方剂由于其医疗功效往往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在理论上是符合trips所规定商业秘密的含义。因而当我国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在国际上受到知识产权侵权时,可以依据相关的法律对商业秘密的保护进行维权。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商业秘密方式的保护相对专利权来说较弱。另一方面,作为造福人民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如果过分强调秘密性而限制了在社会上的流通和应用,也会有一定的弊端。
商标保护也是在国际上保护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一种有效方式。商标作为一种商业标志,往往与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商誉有关,也表明着商品或服务的品质和质量。对于已经形成批量生产规模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产品,有必要在国际市场上加强商标权的保护。商标同专利权一样,具有地域性,商标只能依某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产生,才能受该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保护。我国的少数民族医药生产企业有必要在国际上的主要贸易国就民族医药产品的商标申请注册,取得这些国家的保护,这一方面有利于我们的产品和商标不受来自国外的侵权,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民族传统药品在当地形成良好的声誉,拓宽销售市场。此外,一些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中使用的特殊药材往往只产于中国或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或者只有这些地区产出的此类药材具有较好的质量和疗效。这些地道的药材正是基于我国特定的地理条件和人文因素,因而有必要加强对原产地标志的保护。依据trips规定,“一种地理标志要想在其他成员国得到保护,必须首先在其来源国受到保护”。我国有必要加强对药材地理标志的保护,扩大地理标志保护的范围,药材产地和药材种植区的生产企业或农民集体也有必要提高原产地的保护意识,使我国产的药材在国际上受到普遍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