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掘方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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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考古发掘方法范文

书名：《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

作者：徐坚著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4月

横跨河南安阳洹河两岸的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从1928年到1937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进行的15次考古发掘工作。甲骨卜辞、青铜器、骨器、玉器等文化遗物，以及宗庙、王陵、族邑聚落遗址、墓群、甲骨窖穴、作坊遗址等残留遗迹，将《史记—殷本纪》等史书中对商朝半历史半神话式的寥寥数语记述，在实际物证支持下变成了3300年前殷商文明的真实面貌。

更重要的是，作为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大规模、有目的的考古发掘，安阳发掘引入了科学的方法与态度，对塑造嗣后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学科特征影响极为深远，更是至少造就了中国前两代考古学人。但正如《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一书标题所暗示的那样，“安阳并非1949年之前中国考古学的全部”。在作者徐坚博士看来，如果过度强调安阳这一“主流传统”，“很可能会忽视安阳之外的发掘、史语所以外的学人、有计划的科学发掘之外的意外发现、田野调查和发掘之外的理论和方法的输入和阐发等”；而恰恰是这些未受关注的、已被遗忘甚至遭到贬抑的“暗流传统”（alternative tradition），构成了1949年之后中国考古学基础知识、田野方法和阐释理论的重要来源。

他认为，对1949年之前的中国考古学史的写作不应简单地满足于按照年代关系汇总发现和研究，罗列考古发现、研究著述和学人事迹，而应该充分地展现学科范式形成和嬗变过程中多来源、多环节和多线索的多元景象，主要从人员和机构、“科学”与“非科学”之分、实证和理论之别等三个角度来厘定暗流传统。

例如，史语所郭宝钧主持的浚县辛村、汲县山彪镇、辉县琉璃阁等青铜时代墓葬发掘，吴金鼎在苍洱之间的考古学调查和发掘，都具有超越安阳的重大价值。在史语所之外，国立历史博物馆、史学与国学研究机构、各省公共博物馆与图书馆以及广州、上海、北平等地的民间考古学组织，共同构成了早期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参与力量。中国历史悠久的古物收藏传统与金石学、器物学研究，甚至“非科学”的遗迹盗掘、公器私藏与古物流通，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不能说毫无助益。具有乡土史、人类学、民族学倾向的考古学暗伏于特定的学术传统与研究主题中，与此同时，西方考古学的考古学史体系、发掘方法和类型学分析被“有意识、有倾向”地译介到中国，让中国考古学的实践“有选择性地接受”并融汇结合。可以说，这些暗流传统的脉络，既与作为主脉的安阳传统相互呼应、交织糅杂，又显示出独特的人员、地域、学统和理路。

在作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的安阳，也见证了中央与地方、本国与外国、科学发掘与牟利盗发之间的角力和斗争，以及在发掘、保管和阐释各个环节中的冲突与矛盾。虽然史语所和地方政府联合组队进行发掘，但是中央和地方之争从未消弭，河南本土人士基于乡土文化保护意识、文物在地保护倾向以及发展本地博物馆等考虑，曾抵制史语所的安阳发掘，使其短暂中止并代之以河南本土考古力量。另一方面，史语所按照每亩地每年180元标准支付的天价地租，依然让当地村民觉得“阻挡财路”而愤懑不平，导致猖獗的盗掘屡禁不止。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教授顾立雅亲临安阳考察时发现“地面上遍布三英尺见方的盗洞”，估算每年至少有50件以上的精美商代青铜器流往北平古董市场，其精致程度和罕见程度甚至胜于大部分田野发掘遗物。出于政治正确性和学术政治的考虑，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学者在安阳的发掘和整理工作更是罕被提及。

《暗流》虽然是一部学术专著，但作者采用“回访”、“深描”等情景分析方法，试图审慎而准确地部分复原历史的错综面貌，让那些“隐匿的多数”、“执拗的低音”重新发声，于是我们就能在书中读到关于一国一地一家的细微剖片，看到田野考古学家、金石学人、盗掘乡民、古董掮客、洋人探险家、本土收藏家等共同织映出的历史图景。最有意思的是，书中如小说般起伏跌宕的最精彩“情节”，或许当数在安阳发掘之前1923年新郑李家楼大墓的发现与发掘。

新郑李家楼大墓在偶然中被发现，地主李锐并不接受知事上缴铜器的劝说，反而将菜园井坑所出铜器当成私家财产，待价而沽甚至已经售出。到底应当公藏抑或私存？驻军靳云鹗部迅即介入，在多通电文中反复申明，“此项古物，皆祭祀宴享之器，实系中华国粹，片铜寸铁，皆足宝贵，应由公家保存，不容私人所有。”李锐联络北京一带官方人士疏通不果，不得不交出已出土诸件。

第2篇：考古发掘方法范文

滕州朱洼汉代墓葬发掘报告

济南市化纤厂路元代墓葬

新泰齐国官量陶文考释

炎黄族系与中原逐鹿

枣庄徐楼墓葬及相关问题

山东曲阜鲁故城出土周代文物

济南市轻骑模具厂画像石墓

海岱考古与构建山东古代史

苏秉琦先生与山东考古

大汶口文化二次葬俗刍议

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简析

木材鉴定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大遗址探掘:实践与方法论

大汶口文化特殊习俗管见

高青陈庄西周遗址与齐都营丘

枣庄明代贾三近墓志铭考释

济南市唐冶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临淄齐国故城河崖头村西周墓

沂水县纪王崮一号春秋墓及车马坑

郯城县麦坡汉代墓地发掘报告

文明起源与古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海岱与中原地区史前文化的交流

试论齐长城源头及相关问题

山东地区东周陶文的发现与研究

考古遗址出土种子和果实研究方法

后李文化遗存分类与分期的再讨论

植物考古和采集经济向农业的转变

嘉祥武梁祠汉画像石“凿虹图”考

济南市魏家庄汉代墓葬发掘报告

烟台开发区皂户头墓葬发掘报告

读陈庄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铭文

古代煮盐“豆浆提纯工艺”解析

博兴县龙华寺遗址勘探与试掘报告

浅谈漆器的分类及夹纻胎漆器的特点

山东大武元墓的相关问题探讨

山东汉代墓葬发掘中有关问题的思考

寿光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址的考古发掘

山东莱州市西山张家村壁画墓发掘简报

肖家屋脊发现图像文字与楚祖颛顼高阳氏

文物考古研究中的分类、类型和形制

中国古代漆器材质与技法的显微镜观察

胶东地区晋代纪年墓及相关问题探讨

牛河梁与东山嘴猪头山神祭山遗迹释疑

浅谈昌邑辛置墓地出土汉代铜镜的保护与修复

环渤海地区汉晋墓葬出土的白陶器及相关问题

浅谈计算机平面制图软件在考古绘图中的运用

沂、沭河流域的细石器遗存及其工艺技术研究

第3篇：考古发掘方法范文

1968年7月20日晚，当郭老在北京得知满城古墓发掘出“金缕玉衣”的消息后，兴奋地要求中央能安排他前往发掘现场予以证实。第二天，当中国科学院向中央办公厅请示时，中央对郭老想到“”重灾区保定满城古墓的想法十分重视，不仅得到了主席的批准，还得到总理亲自安排，并指示有关部门郭老可以去，但要加强警卫工作，绝对保证安全。于是，7月22日在副政委黄振棠的陪同及军队的严密护送下，郭老的车辆直接驶向了满城古墓的发掘现场。当然，对于郭老获准将来到满城古墓考察的消息，考古队和当地驻军也都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将古墓内诸多重要文物留存原地，等待郭老考察、鉴别和确认。

7月22日上午10时许，当郭老携夫人于立群和女儿及陪同人员的车队行驶到满城陵山南侧脚下后，又换乘了一辆军队吉普车向山上驶去。但是，由于那天天空不作美，从早晨开始的小雨一直淅淅沥沥地下了个不停，所以车辆在泥泞山路上只行驶到半山腰，就再也难以向前行进了。于是，兴致勃然的郭老等人便下车步行上山，当见到在洞口迎接他的队员时，郭老与他们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还送给每人一枚上面刻有“攀登科学高峰”字样的像章，并亲自为大家别在胸前，然后亲切地对大家说：“这次发掘非常辛苦，但结果非常重大，谢谢大家！”随后，郭老一行10余人在考古队专家的陪同下，依然从南耳室打通的那个洞口进入古墓。不过，为了郭老等人行走方便和安全，当时的南耳室已经清理完毕，但是由于洞内渗水太多，地面很滑，再加上高低不平，大家都怕摔着郭老，毕竟他已是75岁高龄的老人了，可郭老却坚持不让人搀扶。

慢步行走在古墓中，郭老兴致极高，一件件地观看已经清理出来的诸多精美文物，详细地向大家询问发掘情况，并不时地与考古队员们讨论着相关问题。当郭老走进古墓的核心后室，对满地文物特别是“金缕玉衣”进行仔细查看后，竟然旁若无人兴奋地呼喊道：“这是刘胜的墓！这是第一代中山靖王刘胜的墓穴！”然而，当有人告诉郭老说，后室只有已经腐烂的棺椁，并没有发现墓主的尸骨时，郭老表示不可思议，他认为这是无法解释的。后来，郭老回到北京后又专门打电话提醒考古队的王仲殊等人说，应该注意在玉衣下面是否还有一层墓穴，而当考古队细致勘察后并没有在玉衣下面有任何发现时，郭老则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那么，墓主的尸骨究竟会埋在哪呢？

对于这一问题，虽然在当时的发掘现场没能得到解决，但为了保证“金缕玉衣”的完整性，考古队员采取原封不动的方法将“金缕玉衣”整体迁出古墓，又原样运送到北京进行室内整理修复时，专家们终于解开了这一谜题。原来，墓主人的尸骨就藏在玉衣之内，只不过由于地下水和石灰岩溶解的作用，尸骨已经变成了灰褐色的粉末状，只在头颅内尚残留有一部分牙齿的珐琅外壳。不过，仅此专家们便可以肯定地说，尸骨在玉衣内已经腐朽，只留下痕迹而已。

在古墓内近两个小时的查看中，郭老还对中室的排水沟兴趣盎然，他沿沟缓缓走到2米多深的渗水井旁，仔细地观察了这一设计科学而实用的渗水井，认为2000多年前的古人能够设计出如此科学的排水系统，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郭老依依不舍地走出古墓后，当王仲殊等人向他汇报说古墓北面山势地貌特征也很奇特时，这再次引起了郭老的兴趣。于是，郭老对刘胜墓地的方位、地形和周围环境做了长时间的观察后，又信步向北走出了一百多米，然后以十分肯定的口吻对考古队员说：“这里应该是刘胜妻子的墓地！”考古队员们大惑不解，于是郭老便向大家解说汉代有“同坟异葬”的习俗，并建议考古队做好准备，将在此继续发掘第二座汉墓。听了郭老如此说，考古队员们都感到十分惊奇和振奋。那么，郭老的设想能否得以实现呢？他的推测又能否得到事实的验证呢？

惊天秘密再发现

7月22日晚，郭老回到北京后便给写了一份关于满城汉墓的考察情况报告，并建议由原班人马立即发掘刘胜妻子之墓。1968年8月3日，批示说：“可以按照郭老的设想去做。”同时，总理还在批复中写道：“（此件）再送郑维山、陈先瑞两同志办。郑维山、陈先瑞同志即与郭老洽办。” 8月8日，按照郭老的意见，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并对发掘第二座汉墓的设想提出了12条备忘录。于是，四天后刚刚休整了10天的考古队员们又一次开赴满城陵山，从而打响了发掘清理第二座汉墓的战斗。

8月13日下午，在当地驻军的协助下，第二座汉墓的发掘正式开始了。不过，能否成功顺利地发掘第二座汉墓，考古人员的心里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虽然郭老点明了墓地所在，但要想准确地找到墓道口则并非易事。为了使发掘工作事半功倍，考古专家们对第二座汉墓所在地进行了细致的踏勘，终于在距离第一座汉墓墓道口平行往北120米处一片被人工翻动过的乱石堆中发现了一个缺口。于是，专家们认定这里应该就是墓道所在，随即发掘便从这里开始。当然，担负发掘任务中最艰巨、最繁重的开凿岩石、清理现场的，依然是工程兵某部官兵。这次发掘，官兵们全部采用钢钎和掘进机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作业，目的是为了避免古墓遭到任何人为的毁坏。首先，官兵们按照考古专家的指点开凿出了一条南北向的探沟，然后开始清除探沟里的黄土层，大约1米厚的黄土层被清除后，露出了带有明显人工痕迹的碎石层，这更坚定了发掘人员的信心。终于，经过一天的艰苦发掘，官兵们又清除了大约1.5至2米厚的碎石层，从而发掘出了墓门上方那人工开凿的券顶口。这一发现不仅使大家再次对郭老渊博的学识表示钦佩，也使考古人员信心倍增。随后，挖掘继续向西推进，并于当天下午4时许挖出了封堵岩洞门口的卧砖，至此第二座汉墓的墓门全部暴露，又一个惊天秘密即将显露峥嵘。当然，考古队员在兴奋的同时，没有忘记将喜讯告诉郭老，而当一位专家专程从满城返回北京，将第二座汉墓的设想得以证实的消息报告给郭老时，郭老也感到十分高兴，并立即向和做了汇报。

第4篇：考古发掘方法范文

日本的水田考古研究，从技术、方法和研究思路上都是考古学发展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全面复原古代社会等学科任务的提出，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水田考古研究不仅提供了关于水田稻作农业发展历史的信息，同时，关于水田结构、生产方式等的研究结果对于认识古代社会的发展也有重要帮助，水田考古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现在已经形成了关于水田考古研究系统的方法。

1948年，考古学者在静冈县登吕遗址首次发现了弥生时代的水田遗构，包括水田和水沟。还有同时期的居住、粮仓遗迹等，后两者位于相对较高的位置。同时还发现了大量的水田稻作的木制农具。1965～1966年，在滋贺县的河南遗址发现了弥生时代的水田遗迹。1968～1969年，在冈山县津岛遗址发现了弥生时代的水田遗迹。1977～1978年，在福冈板付遗址发现了绳纹时代最晚期或者是弥生时代最早期的水田遗迹。1980年，在福冈县唐津市菜田遗址发现了与板付遗址同时代的水田遗迹。1982年，在青森县垂柳遗址发现了水田遗迹，这是现在已知的最北的弥生时代水田遗迹。此后的20多年以来，水田遗迹不断发现，关于水田结构、稻作农业发展及其与古代社会的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重要突破。主要有三个方面。

（1）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在弥生时代最早阶段，就已经出现了水田。虽然现在学术界关于弥生时代开始和绳纹时代结束的时间还有不同意见，但多数学者已经接受了水田出现作为弥生时代开始的一个重要标志的观点。（2）虽然多数水田都发现有田埂、水田和水道等系统，不同历史时期水田的结构有显著区别，特别是弥生时代水田与以后各个历史时期的水田存在很大差别。弥生时代水田以湿田为主，水田位于临近河流或者湖泊的低地，灌溉系统没有或者不发达。从古坟时代开始，水田以干田为主，并逐渐成为主要成分，这是灌溉系统逐渐完善的结果，同时还导致了水田管理体系的发展和社会复杂化的发展。9世纪平安时代已经发展出了完善的条里制，就是以条里的形式管理和组织稻作农业生产。（3）各个时期都存在水田祭祀活动。

在日本，水田考古是以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水田遗构为开端的。然后，通过对这些水田遗构的土壤样品进行各类分析（主要是花粉、植硅体、寄生虫、土壤性质等），总结出水田土壤中这些生物或者土壤指标的特点，再将这些结果运用到水田遗迹的寻找和确定。可以说，是田野考古与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等技术的共同发展，促进了水田考古的发展和逐渐完善。

田野考古是水田考古的基础。著名的登吕遗址水田的研究，就是从田野考古中发现水田遗构开始的，正是由于确认了水田遗构，才开始了一系列的相关分析并确认了水田的存在。同时，那些首先采用植硅体分析估计可能是水田的遗址，也需要通过考古发掘进行确认。田野发掘中，水田的主要标志是A面和B 面以及在这两个面上保存下来的田埂、水沟等遗迹。A面就是种植水稻的那个面，一般土质比较软，颜色较深，在这个面上经常能找到田埂的痕迹；而B面则是水田土壤中下面的部分，在这个面上通常会发现水垢的痕迹。并不是所有的水田都能找到这两个面，有时会因为受到后期破坏而无法找到A面。田野考古过程中寻找水田痕迹，和发掘其他遗迹一样，既需要大胆想像，更要有耐心，要仔细分析和研究。现在日本的考古发掘人员已经能够很熟练地操作寻找水田的技术。

对水田土壤样品进行植硅体分析，是水田考古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植物考古专家通过分析考古发掘中确认的水田土壤样品的植硅体和对现代水田的土壤进行分析，提出了确认水田土壤的标准：一般来讲，由于人类活动和地貌等自然环境影响导致水田土壤沉积的速度不同，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每克水田土壤中包含的水稻植硅体的数量明显不同，水田使用时间的长短也是影响水田土壤中水稻植硅体数量的重要因素。在水田考古研究的早期阶段，一般将每克土壤中含水稻扇型植硅体5000个作为水田的判别标准，但是，随着水田考古中田野考古技术的进步，考古发掘人员识别水田土壤的能力逐渐提高，近年来已经可以在水稻植硅体含量低的地点找到水田的遗迹。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实例就是三重县筋违遗址，在初期的植硅体分析中，每克土壤中只发现了200个以下的水稻扇型植硅体，但通过考古发掘，还是找到了水田遗迹。这个事实说明，即使是土壤中水稻植硅体含量比较低（低于每克土壤中200个），这种土壤也有可能是水田遗迹。虽然通过植硅体分析确认是否有水田遗迹，不能固守一个标准，但是，根据植硅体的研究结果，采用钻孔的方法采集可能有水田地点的土壤样品，对其进行植硅体定量分析，就可以大致确定这个地点是否有水田，并根据考古发现对其年代进行大致估计。如果每克土壤样品中植硅体含量达到一定数量，就说明可能有水田，然后进行解剖，从剖面上观察是否有水田的遗迹，如果确认可能有，就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或者发掘，对于发掘的结果，还需要采用植硅体定量分析的方法进行确认。对考古发掘中浮选的炭化稻遗存进行分析鉴定，虽然也是水田考古中的内容，但是，由于保存条件和形成方式的不同，在确认水田是否存在的过程中，炭化种子的分析与植硅体分析的意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孢粉分析也一样，因为孢粉在水田中沉积的方式与植硅体不同。

对水田土壤进行寄生虫分析，能够提供是否有施肥活动的信息，其基本原理是：如果水田土壤中含有一定数量的属于人畜粪便有的寄生虫种类，就说明可能当时有施肥的活动。

第5篇：考古发掘方法范文

1、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人文学科。简单地说，考古学就是根据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实物，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科学。这些实物资料包括各种遗迹和遗物，多埋藏在地下。通过发掘、鉴定、分类等复杂的工作，这些实物资料才能得以系统、完整地收集起来。因此，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田野调查和发掘；

2、按照考古学研究的年代范围、具体对象、所用手段和方法的不同，考古学具体划分为史前考古学、历史考古学、田野考古学及各种特殊考古学等等分支；

3、学习专业课后，不仅能够掌握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与技能，了解考古学的多学科交叉发展趋势和世界考古学发展概况，熟悉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史、研究现状，还能通过学习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和古人类学大大丰富自己的知识面。

（来源：文章屋网 ）

第6篇：考古发掘方法范文

与此同时，提起考古学，我们总会觉得考古工作人员会私藏文物。可是从我刚一接触考古学专业课的时候，老师就会对我们进行职业道德方面的教育。客观地说，不排除顺手牵羊这种事情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发生的可能，但是这种事情将会成为一个考古工作者极大的污点，并且涉及到刑事犯罪。另外，考古界有行规，考古工作者不搞收藏，道理正符合一句俗语：“瓜田不纳履，梨园不正冠。”电视上鉴宝节目出现的“专家”也只是收藏家而非考古学家。可以说考古学是典型的穷学科，国家的文物系统更是出了名的“清水衙门”。

我也曾被盗墓小说吸引，当我经过考古专业学习之后，再亲身参与考古工作中，我才发现，事实上的考古，与书中的惊险故事大相径庭。

珠宝遍地的地下王国？并不会出现！

盗墓小说或电影中描绘的往往是一群人深入地下王国，遇到各种暗道机关，过程惊险刺激，然而考古的实际情况与小说差距甚远。

首先，墓葬规格截然不同。古代的平民墓葬和今天的普通坟墓没有多少区别，达官显贵的墓室也无非是十余平方米，轰动全国的满城汉墓中山靖王墓也仅仅是全长51.7米、最宽处37米（该数字包含墓道长度）。

其次，关于机关暗道。考古工作与盗墓不仅工作性质完全不同，工作方法也是完全不一样。考古工作基本都是采用用大揭顶的方式，从墓葬的顶端开挖，且普遍使用探方法发掘。这种方法一方面宏观地观测墓葬，方便信息提取;另一方面由于古代墓葬年代久远，进入其中会有很大的风险，甚至可能面临塌方。让人心惊胆跳的机关暗器还是鲜有遇到，即便有暗器，在这样的发掘方式下也基本无法起作用的。同时，按照目前的技术水平和国家政策，考古学者是不能主动发掘帝陵的。尽管像秦始皇陵、武则天乾陵、明十三陵等未被盗的帝陵中都可以预见有着数量惊人的珍贵文物，但是因为技术条件不成熟，贸然打开地宫会给文物毁灭性的打击。

中国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帝陵的主动发掘――打开了明神宗的定陵，墓葬打开后尽管随葬品琳琅满目，然而大部分珍贵文物的璀璨光泽在暴露于空气中几分钟后便毁于一旦。这次惨痛的教训让中央政府毅然叫停了所有帝陵的主动发掘。

发掘同时也意味着一种不可修复的破坏，作为考古人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从发掘材料中提取更多信息，努力地去还原古人的社会状况与文化面貌。我还记得一位老师在考古工地的一次晚餐中的酒后的话，他说做学问尽管可以生活无忧，却也并不能带来多少财富，但是这就是他人生所追求的，人生的价值不能完全用金钱来衡量。他愿意带着一群更年轻的学生在安徽偏僻的小村庄中面朝黄土背朝天，在探方中追寻古人的脚步。平常他很严厉甚至暴躁，但他告诫我们，要对得起三千三百年前在这里创造过文明的先人。如果我们的考古工作不认真或是出错误，那些遗迹被挖掉了就再也无法复原。

考古并非只有挖墓：墓葬是考古重要内容，但不是全部内容

有人竟认为，考古就是官方盗墓，可能是因为很多人觉得考古的人就是每天在和价值连城的宝贝打交道，在土堆里挖掘出精美的文物。然而，实际上考古人与盗墓者关注的点还是很不一样的。

盗墓者只需要关注文物的经济价值，而且重点在那种容易搬走的文物。盗墓者根据个人喜好不一样，和市场价格不同，会偏好不同的文物，一般而言金属器最受欢迎。当然，前提是那种不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就能搬走的金属器，而考古人则更关注文物带来的学术价值，通过出土文物，还原当时的社会面貌。

很多人以为只要是历史久远的东西在考古人眼里都是宝贝，然而实际上，流散文物、传世文物（如传家宝）对考古学研究没有很大价值，因为这些文物已经失去了出土环境。这里说的出土环境，一方面指自然环境，一件器物刚出土的时候可能是色泽明亮且有彩绘的，而在空气中暴露几分钟文物迅速氧化，彩绘脱离，黯淡无光。其中最脆弱的是纸张、纺织品和木制品，大多会迅速变成灰烬，加之经过长期流转，也会造成一定的损坏。针对这些流散的文物，考古人并不能看到其真实相貌。另一方面是社会环境，例如一件精美的传世漆器，考古人并不知道这是出现在王侯墓里还是出现在富人家，出现在宫殿里还是出现在殷实平民宅院。因此也不能通过此文物去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

大众意义上的“宝贝”，在实际考古工作中还是比较少见的。但在文物富集区，也会发生很多“巧遇”文物的故事。记得以前曾听说一个研究生学长在陕西周原遗址调查，在小道上走路被树枝刮到了头，但恰巧却发现树枝上挂着一片西周甲骨。另一位学长在武汉盘龙城遗址工作，走在小路中被绊到了，然而回过头来仔细看竟然发现是一件青铜器……但这样的遗址屈指可数，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发现的大型墓葬早已被盗墓贼光顾，十室九空。

说到考古一词，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是挖坟。虽然墓葬是考古重要内容，但并不是全部内容。大众之所以有这样的误解，是因为墓葬出土文物比较丰富，所以人们对墓葬的考古有更直观的感受。古代村庄、城市的珍稀物品会因为各种原因不断流动，而墓葬则是最终的归宿。然而考古并不仅仅停留在这些文物的发掘上，考古学是研究如何寻找和获取古代人类社会的实物遗存，以及如何依据这些遗存来研究人类历史的一门学科。因此，考古人要做的，是通过对古人生活的器物、场所的研究，还原当时的社会面貌。

墓葬虽然是考古的重要内容，而为了研究过去人的生活方式，考古人还会对古代村落、城市遗址等进行发掘，了解当时的生活面貌。发掘古代村落、城市遗址，基本都是在与破碎的陶片打交道，极少出现经济价值很高的文物。但这些貌似不值钱的东西却是重新构建起古代社会面貌的基本元素。

同时，地层分布研究对于考古而言很重要，因此我们需要拿着手铲在探方内一点点地刮面，通过泥土的不同颜色判断不同的地层。有时候刮面的时候看到了文物的一角，仍需要一个层面一个层面地挖，一点点把不同地层清理干净，才可以把文物拿起来。因为直接把文物挖出来，会破坏其附近的地层结构，影响记录。

明清考古？太现代了！

在入门之前，我喜欢这门学科，更多的是靠着感性认知。这主要得益于一些电视上的纪录片。随着专业学习的开始，考古学于我而言不再是那个在面纱后若隐若现的少女。考古专业学分成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周、秦汉、六朝隋唐、宋元，六个时间段，通过对这六个时间段的学习，系统地学习考古学基础知识。

大多数同学对旧石器时代考古不太感兴趣，毕竟从感性上觉得当时的人类还没有创造出什么文明，倒更像古生物学。随着新石器时代开始，大家的兴致逐渐高涨起来，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很多博物馆里熟悉的器物就会浮现在脑海中，如人面鱼纹盆、鹳鱼石斧图彩陶缸等等。

夏商周则是我最喜欢的时代，从小对于考古学的最初认知就源于充满了庄重威严的青铜重器。后母戊鼎、四羊方尊、曾侯乙编钟……精美的纹饰、庄重的造型、沉甸甸的质感，一件件镇国重器映在脑海中，遐想着古代王侯的生活。上古先民为后人留下的仅有只言片语，等待去发现的还有大片未知的辉煌。备受争议的夏朝激发着考古学者们不懈地探索和考证，父死子继家天下的王朝时代自此滥觞，其影响甚至比秦王扫六合更重大。寻找让西方信服的以文字为载体的夏文化何其艰难，中国考古学者们对夏朝的存在深信不疑，并不仅仅是出于民族自尊心：商代的甲骨文是一种体系成熟的文字，目前为止发现的甲骨文之前的与文字有关的线索，只有一些陶器上零星的刻画符，而处于刻画符与成熟文字之间的过渡性文字还未发现。

同时，商周考古学，曾经拯救了中国人对于自身历史的认知。五四开始了中国人第一次彻底地反思中华文明，然而这场运动在某些方面却有些过激，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提出“层累叠加的中国古史”，因为对于尧舜禹、夏商时代的历史记录，是年代越晚的文献描写得越清晰，可见是越到后代杜撰越多，从而靠想象代代叠加起了中国古史。这一论断几乎否定了整个中国古史，动摇了整个中国对于祖先的认知。然而正是这时，安阳的殷墟出土了大量的有字甲骨。甲骨片上的商王世系与《史记》所载几乎完全吻合，这足以证明我们流传数千年的商汤、纣王的故事确有其人，司马迁等史官们没有用子虚乌有的人物杜撰。

第7篇：考古发掘方法范文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考古工作进行得越来越顺利，大批的古代珍惜文物相继呈现在世人面前，让人们得以欣赏和研究，但是伴随而来的是长期埋藏在地下的文物也急剧损坏，由于人为的破坏，考古学家不能够清楚地揭示古代的优秀传统文化.

加强考古及对地下文物的调查、勘探、鉴定和保护工作，继续划定并公布地下文物埋藏区，对地下文物埋藏区内的建设，坚持先勘探发掘，后进行建设的原则，在旧城内进行基本建设工程时，依据文物保护的有关法规 ，加强考古调查、勘探工作，从而把考古工作列为文化保护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为了阻止文物被损坏，相应的法律法规应该被完善，加强监管力度和惩罚力度.更根本的是切实提高保护意识.遗址考古的核心是保护，应尽可能不发掘或仅进行小面积发掘来解决学术问题 .应将文物保护作为考古工作计划和工作方案的必要内容，确保重要遗迹和出土文物在第一时间获得妥善保护.应充分考虑遗址整体保护和科学展示的需要，按照最小干预和永续保护原则开展考古工作.应根据考古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提出遗址保护，展示的意见和建议.并让他们懂得历史文化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保护文物遗存是每个人的责任.同时应该创新举措，完善遗址考古工作保障体系，具体办法如下：

（一）省级文物部门应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为遗址考古工作顺利开展创造条件，在政策、经费、人员方面给予重点支持.规划和设计单位应联合考古单位共同编制遗址保护规划和保护展示方案，考古单位应积极参与遗址保护规划编制、保护方案制定、保护和展示工程实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管理的全过程，在诠释遗址内涵、认定遗址价值、评估遗址保存和保护现状、划定遗址保护区域、选择遗址保护和展示方式、确定遗址展示对象和展示方法等方面提供专业意见.

（二）遗址所在地文物部门及遗址管理机构应主动加强与考古单位的合作，在遗址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日常管理中，支持考古单位严格执行遗址考古工作计划.遗址管理机构应委托考古单位在有关工程施工现场进行考古监理，确保文物安全.施工单位应配合做好工程前期考古和施工过程中的考古监理和文物保护工作.施工结束后，考古单位应向遗址管理机构和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交考古监理报告，内容包括施工时间、施工区域、文物保护措施执行情况、现场新发现文物情况和处理措施等.考古监理报告应作为工程监理报告的一部分，并作为工程验收的重要依据.

（三）加强科技和设施保障.推进遗址考古的数字化和标准化建设，建立遗址考古数据库和科研平台：不断改善遗址考古工作条件，逐步建设完善文物标本库、考古工作站等基础设施.

（四）加大投入力度.在充分保障连续性遗址考古工作经费的同时，遗址管理机构还应将结合遗址本体保护和环境整治工程开展的考古、调查、发掘和出土文物保护，以及工程文物影响评估和工程施工考古监理等工作所需费用列入工程预算.

（五）加强大遗址考古专业人才的培养、培训和引进，提升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和专业水平.努力创造条件，保持专业队伍的相对稳定.努力吸纳文物保护、科技等方面的人才参与遗址考古工作，提高工作的科学性.

（六）国家文物局和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加强遗址考古工作的指导、监督、检查与验收，检查、验收结果作为项目考核的重要指标.对拒不执行有关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国家文物局将视情节，给予通报批评暂停或终止遗址保护项目的立项和审批，或取消相关资质.

二、丰富中国历史文化内涵

中国，作为东方历史古国，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在亘古以来的人类历史文明的长河中，持续发展的社会历史从未间断，而各个历史时期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积淀了不为后人所知的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考古工作正是通过地层学、类型学和年代学等科学手段及科学仪器，以历史实物印证历代文献的记载和丰富史籍内容，探索祖国历史及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向世人揭示中国在以往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及文化发展水平.

多年来，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大致包括对许多重要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和文明要素进行探讨等等.这些探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逐步走向深入.

考古勘探对了解中华古老文明的发展和它对人类的贡献，深刻认识自然、人类的发展及其历史的关系，预见我国未来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史为鉴，科技考古对古代遗址、古代气象、古代地理、人文条件以及遗物的科学研究，可以告诉我们古代科学技术与人文的发展历程.

考古勘探工作也是认知遗址文化内涵的基础.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经济、文化状况、社会生活和生产发展水平，不断地为我们对古代社会不同阶段城市发展的认识增加新的内容，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历史文化内涵.一系列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所揭示的中国历史上创造的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都远远超出所有文献的记载甚至人们的想象，通过考古发掘所展示的社会历史文化，能使世人更为全面地领会到灿烂辉煌的中国历史文化.

三、形成良性循环，保护文物遗存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能力限制，也有社会的限制，然而历史文物遗存却深厚悠久，不一定也不可能在一代人的时代内就能够完全完成整个文物发掘，造成这样的局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对于那些不可抗性因素，人们不能做什么，只有通过考古勘策调查为后人留下足迹，让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之上完成文物的发掘和保护，让人类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还原历史文化，传承历史发展.通过向公众展示向遗传考古工作的过程和成果，积极普及文化遗产保护知识，充分发挥考古工作的教育与社会服务功能，不断增强遗址考古工作的社会影响力，促进文化发展.

第8篇：考古发掘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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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考古发掘方法范文

关键词： 崧泽文化； 良渚文化； 转型期； 礼制遗存

Abstract：The period of 3，500-3，000 BC is taken as a transition from the Songze culture to the Liangzhu culture，and also as an important evolution for ancient Chinese etiquette in the Taihu Lake Basin. Some ritual vessels made of both pottery and jade，such as ding，dou and hu as regular composition occurred. Jade bi and cong from the Liangzhu culture probably derived from bracelet and small cong in the Songze culture. For the Liangzhu culture，the transitional period not only bred the etiquette system but also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Key words：the Songze culture， the Liangzhu culture，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remains of the etiquette system

公元前3500～3000年是太湖流域史前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既是崧泽文化向良渚文化发展演进的过渡阶段，也是太湖流域礼制发展演变的转型时期。

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是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不同发展阶段的考古学文化，崧泽文化是良渚文化的文化来源。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的过渡阶段即崧泽―良渚时期。

以古国都城、王族陵寝、祭坛墓地、宫殿神庙、贵族聚落、大坝稻田等大型遗迹和玉琮、玉璧、玉钺等礼仪用器为代表的良渚文化，将我国新石器时代的礼仪制度发展到极致，成为我国新石器时代礼制发展的最高峰。

崧泽―良渚时期是太湖流域礼制发展的转型期，转型期礼制遗存的研究对于系统研究太湖流域礼制发展演进历程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海宁小兜里遗址“第一～三期崧泽文化遗存的相对年代约相当于崧泽文化晚期阶段，接近于南河浜遗址分期的晚期五段，绝对年代在距今5300年前后”①；海盐仙坛庙遗址的“中期堆积属于崧泽晚末期以及与衔接紧密的良渚文化早期遗存”②；无锡邱承墩遗址“第二期的年代应处于崧泽文化晚期向良渚文化的过渡阶段，为公元前3300年前后”③。

本文以崧泽―良渚时期的小兜里、仙坛庙、邱承墩遗址为例，对太湖流域崧泽―良渚转型期礼制遗存的现状分类作简要的概述，对太湖流域崧泽―良渚转型期礼制遗存的文化内涵作浅显的解读。

一、 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迹

崧泽―良渚转型期礼制遗迹主要为具有祭祀性质的土台遗迹，在上海崧泽④、江苏吴县张陵山⑤、昆山赵陵山⑥、无锡邱承墩⑦和浙江嘉兴南河浜⑧、桐乡普安桥⑨、湖州成舰狻⒂嗪际马兜11、长兴江家山12、海盐仙坛庙、海宁小兜里、皇坟头13、达泽庙14、酒地上15等崧泽―良渚转时期的高等级遗址中，都发现了具有祭祀性质的土台遗迹，土台遗迹已成为太湖流域礼制转型期的普遍现象。

由于考古发掘的规模不一，各遗址中发现的土台数量也不一：张陵山、赵陵山、南河浜、成降纫胖贩⑾1个土台；邱承墩、小兜里等遗址发现2个土台；普安桥、皇坟头、酒地上等遗址发现3个土台；仙坛庙共发现两行排列的5个土台，为发现土台最多的崧泽―良渚时期的遗址。

崧泽―良渚转型期的土台多呈东西向分布，南北向分布的仅见于小兜里遗址，然据小兜里发掘报告称“在遗址东南区域还应该存在一个崧泽文化晚期的主体土台”16，因此小兜里遗址的土台为两行排列，仍然是东西向分布。

土台多由相对纯净的黄土堆筑，底部多呈圆角正方向的正方形，近似覆斗状；四周和顶部置放有大口尊、鼎、罐、盆等陶器，经大火焚烧后形成坚硬的红烧土遗迹，陶器往往烧结于红烧土中；土台内还瘗埋精致的陶器和小型玉器，土台上或土台内大多有建筑遗迹，土台四周或土台上分布有墓葬，土台上的墓葬打破土台。

在诸多的土台遗存中，以小兜里和邱承墩遗址发表的考古资料相对完整，现以小兜里和邱承墩土台为例：

小兜里土台Ⅰ营建的第一阶段，底部东西残长约14.5、南北宽13米，高1.2米；第二阶段的早段，底部东西残长约12、南北宽13.5米，顶部东西残长9，南北长8米，第二阶段的晚段，土台向南部扩展，顶部南北长达13米。

土台上的遗迹主要有红烧土面，呈不规则的椭圆形，烧结厚度达10厘米；土台的第二阶段还有陶片铺成的“陶片面”，有东西向的石|，石|南北宽约1，8，东西长约13.8米；土台上有建筑遗迹1处（H1），东西两侧分布着11座墓葬，其中M33、M35为崧泽―良渚时期的显贵墓葬，M33随葬器物有鼎、豆、壶、盆、大口尊等陶器6件以及i、珠等玉器，M35随葬器物有鼎、豆、壶、罐、大口尊、盆等陶器28件以及玉珠等；土台内还有鼎、豆、瓮、罐、杯、盆等陶器残片（图一）。

小兜里土台Ⅱ位于土台Ⅰ的北部，显然与土台Ⅰ不成一列，姑且不论。

邱承墩土台Ⅰ位于遗址的西部，与土台Ⅱ并列呈东西分布。土台Ⅰ的底部近似正方形，底边南北长12.5、东西宽11.5米，高约1.6米。堆积自上而下分为6层：第1层黄褐土，呈弧顶状，弧顶的中心部分呈凸起的方柱形，上置两件用特殊方法从腹部切割开的陶器，底部平置，口部扣置，陶器边缘经烧烤呈红褐色；第2层灰白色土土框，围绕第3层黑灰土形成东西长5.2米、南北宽6.2米的方形台面；第3层，黑灰土；第4层红烧土，围绕祭祀遗迹形成外框；第5层为土台内坐北朝南的房基，东西长9.8、南北宽9米，有内外两圈基槽，内部并有柱洞，基槽内有用于奠基的小陶器。第6层灰黄土，为祭祀遗迹的垫土。土台内瘗埋的文化遗物主要有陶器、玉器和石器，其中玉器有小玉镯、小玉环和玉坠等（图二）。

邱承墩土台Ⅱ在土台Ⅰ的东部，并列呈东西分布，相距约10米。底部近似正方形，底边东西长10.3、南北宽9.5、高1.5米，顶部用两件陶器置放成十字形，经烧烤后留下不规则的烧结土。堆积自上而下分为3层：第1层黄褐色土，呈弧顶状；第2层红烧土，围绕祭祀遗迹呈框状；第3层黄色土，为祭祀遗迹的垫土。土台内瘗埋的文化遗物主要有陶器、玉器和石器，其中玉器有小玉镯、小玉坠等（图三）。

土台Ⅱ的东北有同时期的墓葬6座，随葬器物有鼎、豆、壶、罐、杯、圈足盘等陶器，斧、钺、锛等石器和璜、环等玉器。

小兜里和邱承墩的土台遗迹既反映了太湖流域崧泽―良渚时期土台的基本形态，也反映了崧泽―良渚时期太湖流域祭祀土台用于祭祀的文化性质。

邱承墩遗址地处太湖北部，小兜里遗址地处太湖东南。崧泽―良渚时期土台的形制近似覆斗状，底边长约12米左右；土台上或四周有烧结坚硬的红烧土，有建筑遗迹和打破土台的墓葬，土台内瘗埋陶器或玉器。

土台为崧泽―良渚时期最重要的祭祀遗迹。崧泽―良渚时期土台的形制形态和文化内涵在太湖南北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反映了环太湖地区崧泽先民的信仰已达到高度的统一。

二、 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物

崧泽―良渚时期的礼制遗物有墓葬中的随葬器物和土台内的瘗埋器物，主要为陶器和玉器。

（一） 墓葬中的随葬礼器

墓葬以海宁小兜里、海盐仙坛庙和无锡邱承墩发表的墓葬资料相对完整，现以小兜里、仙坛庙、邱承墩的墓葬为例，将崧泽―良渚时期墓葬中随葬的礼制遗物分类列表比较如表一。

通过列表可以明显地看出在随葬陶器中，鼎、豆（圈足盘）、壶（罐）似已成为定制，无论是大型墓葬，还是中、小型墓葬都以鼎、豆、壶随葬，少量高规格的墓葬还随葬大口尊（图四）。

随葬玉器主要为璜、管、珠、i等佩饰，此外还有镯形器（含大玉镯、小玉镯）、小玉璧（含玉环、玉瑗、玉纺轮等），少量高规格的墓葬还随葬龙形、人形玉佩和玉钺（含石钺）。

玉钺出现于崧泽文化早期的大型墓葬17，玉钺贯穿崧泽文化始终而非崧泽―良渚转型期出现的礼制用器，故不讨论。

镯形器的形制与玉镯相同，镯形器中既有玉镯，也有无法戴于手臂的大玉镯和小玉镯。玉镯在海宁小兜里M21、昆山赵陵山M77皆有出土，吴县张陵山M4出土的1件内径8.2厘米的大玉镯上还有阴刻兽面纹（图五）。

小玉璧的形制与玉璧类似，唯形体较小，发掘报告中有称玉环、玉瑗或玉纺轮，也有径直称玉璧。长兴江家山M239、上海崧泽M82、湖州成M1和余杭石马兜M41、M74，桐乡普安桥M19、M8皆有出土。

崧泽―良渚时期的随葬玉器中，还有龙形玉佩和人形玉佩。桐乡普安桥、海盐仙坛庙和海宁皇坟头、达泽庙皆有龙形玉佩出土（图六）；吴县张陵山、昆山赵陵山皆有高冠人形或高冠人、鸟、兽形玉佩出土（图七）。

（二） 土台中的瘗埋礼器

崧泽―良渚时期土台内瘗埋的礼制遗物以邱承墩最具代表性，发表的资料也相对完整。

邱承墩土台Ⅰ礼制遗物有陶器、玉器和石器。陶器主要为小陶杯、小陶壶；玉器主要有小玉镯、小玉环和管、珠、坠等；石器为打制成形但尚未磨制的斧、锛、刀、镰等。小陶杯多为觯形，最小者高仅5厘米，小陶壶有双鼻，高5厘米左右（图八）；玉镯形器的内径仅4.3～4.4厘米，无法戴于手臂（图九）。

土台Ⅱ瘗埋的礼制遗物有陶器、玉器和石器。陶器主要有鼎、豆、盘、罐、杯等（图一）；玉器主要有小玉镯和和管、珠、坠等（图一一）；石器主要有刀、锛等。

邱承墩土台Ⅰ和土台Ⅱ瘗埋的玉器基本相同，主要为小玉镯。土台Ⅰ瘗埋的陶器主要为小陶杯和小陶壶，仅瘗埋酒醴之器；土台Ⅱ瘗埋的陶器为鼎、豆、盘、罐、杯，与崧泽―良渚转型时期墓葬中的随葬器物基本一致，包括稻粱之器、肴羞之器和酒醴之器。

邱承墩遗址土台Ⅰ和土台Ⅱ瘗埋陶器的不同，可能暗示着东西并列的土台有着不同的文化属性和不同的祭祀功能。

三、 崧泽―良渚转型

期的礼制遗存刍议

值得一提的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存有土台、小玉璧和小玉镯。

（一） 土台

《仪礼・觐礼》：“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沉；祭地，瘗”，《尔雅・释天》：“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h。”崧泽―良渚的转型时期，在太湖南北的高等级聚落遗址中普遍出现具有祭祀性质的土台遗迹，土台遗迹的布局、构造、功能均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土台遗存中皆有“燔”有“瘗”，“燔”和“瘗”是我国最古老的礼天礼地的祭祀礼仪和祭祀方式。

崧泽―良渚的转型时期的土台遗存当为余杭瑶山18、反山19、汇观山20等良渚文化大型祭坛墓地的肇始。

（二） 小玉璧

小玉璧的形制与玉璧无异，唯形体较小而已。小玉璧的形制与纺轮相同，因此玉璧可能来源于纺轮。

（三） 小玉镯

玉镯与玉琮的形制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与良渚文化的镯式琮。玉镯套于手臂，属装饰品；而玉琮用于祭祀，属礼器。张陵山M4出土的玉镯形器不仅内径甚大，并有阴刻的兽面纹；而邱承墩土台Ⅰ和土台Ⅱ出土的玉镯形器内径甚小，并瘗埋于祭祀土台，皆无法套于手臂。

《周礼・春官・大宗伯》：“以黄琮礼地，”《仪礼・觐礼》：“祭地，瘗。”小玉镯瘗埋于祭祀土台，当为“祭地”。

崧泽―良渚的转型时期的礼制遗存中，小玉璧可能为良渚文化玉璧的雏形，小玉镯可能为良渚文化玉琮的雏形，因为无法套于手臂的玉镯，其功能可能与“礼地”的玉琮相同。

（四） 龙形、人形玉佩

崧泽―良渚的转型时期出现的龙形、高冠人形和高冠人、鸟、兽形玉佩，可能为良渚文化龙形纹、兽面纹或组合兽面纹的滥觞。

良渚文化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出现的空前绝后的“玉器大爆炸”现象的原因十分复杂，良渚文化突然出现的造型复杂、纹饰繁缛、种类繁多、功能各异的玉器，未必在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存中或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中见其“原形”或“祖型”，因此良渚文化的礼仪制度未必都源于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存，未必都能与崧泽―良渚转型期出现礼制遗存一一对应，但是，良渚文化祭天祀地的核心礼仪和玉琮、玉璧等物化物的基本要素应与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存一脉相承。

太湖流域的礼器大致经历了“陶礼器为主――陶玉礼器并重――玉礼器为主”的演进过程。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存中出现的具有礼制性质的土台遗迹和陶玉礼器并重的现象，为崧泽―良渚转型期的普遍现象和典型的礼制遗存。

良渚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礼制最发达的文化，良渚文化的核心文明因素和基本礼仪要素皆可在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存中见诸端倪，因此出现于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存不仅孕育了良渚文化高度发达的礼仪制度，并且对良渚文化礼仪演进的发展趋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1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宁小兜里遗址第一―三期发掘的崧泽文化遗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盐仙坛庙遗址的早中期遗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③ 南京博物院等：《江苏无锡鸿山邱承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1期。

④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⑤ 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6）》，文物出版社，1982年。

⑥ 南京博物院：《赵陵山――1990～1995年度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2年。

⑦ 南京博物院等：《邱承墩――太湖西北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年。

⑧ 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河浜――崧泽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

⑨ a.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浙江桐乡普安桥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4期。b.普安桥中日联合考古队：《桐乡普安桥遗址早期墓葬及崧泽风格玉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⑩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成健罚文物出版社，2006年。

1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石马兜遗址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1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长兴江家山遗址崧泽文化墓地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1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宁皇坟头崧泽文化墓葬》，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1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宁达泽庙遗址的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出版社，1997年。

1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宁酒地上遗址2013年度发掘的崧泽文化遗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17 a.南京博物院等：《江苏张家港市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10年第8期。b.南京博物院等：《江苏张家港市东山村遗址M91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10年第6期。

1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文物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