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力分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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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国劳动力分析范文

【关键词】就业结构 人力资本 傅立叶函数 结构突变 收敛

一、引言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1974）曾说过“劳动是财富之父”，这一说法充分体现了劳动要素在生产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孔雀东南飞”是用来形容劳动力大规模地向中国东部、南部流动的现象。受长期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结构变化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就业结构矛盾将成为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之一。突出的结构矛盾，意味着未来大量劳动力必须在职业、行业、区域之间进行调整，这对于劳动者自身职业选择、职业能力，对于人口政策以及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都会形成巨大挑战，此外，随着新技术的不断被采用，高技能工人的需求不断加大，进而导致劳动就业结构出现变动。因此，在当前结构转型的背景之下，对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的稳定性进行分析，不仅能够从宏观上把握我国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发展现状与趋势，还能从中观层面认识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的区域差异性，对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相关文献梳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及人力资本在劳动生产中所占地位的日益凸显，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也逐渐发生变化，同时劳动力在地区间不断转移及城市规模受到限制的条件下，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逐渐显现，促使了劳动力就业结构出现“分异”的格局，即地区间高技能劳动力需求逐渐变大，对这一现象的主流解释是“技能偏向型”进步（姚洪心和王喜意，2009）。Leamer et al.（1998）认为在一般均衡条件下，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将更有利于低技能工人就业，而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则会更多地惠及高技能工人。从劳动力就业结构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学者均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其进行了研究。同时也不难发现，学者在对劳动力就业结构进行研究中，大多是从整体视角分析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动趋势和特征，如张桂文（2001）；从经济结构的变化出发，通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迁移规律来研究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忽略了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存在区域差异性的特征，从而导致无法全面认识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此外，学者在研究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时，很少有学者从政策层面来分析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的变动，无法捕捉就业结构的变动对政策性冲击所产生的市场反应。由于政策的变动会对市场的调节产生“突变”、“非对称性”的影响。因此，传统研究方法并没有考虑到“结构突变”所产生的影响，假设变量在受到突变性的外部冲击后，该变量经历了等速、连续调节的过程趋向稳定，并进而会导致研究结果出现偏差。

鉴于此，本文将采用Enders & Lee（2012）提出的灵活傅立叶非线性函数方法对我国省际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的稳定性进行检验，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背景对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进行测度，以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的自身变动特征为基点，通过对省际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的稳定性进行分析，以期得到就业结构的区域差异性，并进而检验“孔雀东南飞”是否为当前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动的特征。

三、实证分析

本文所研究的对象为我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的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由于历史数据统计不完善导致数据缺失，因此将排出本研究范围。我国自1978年进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出台了很多提高劳动力技能的政策，如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使得人口的整体受教育水平显著提高。鉴于此，本文在研究样本期为1978―2012年的基础上，考虑到就业结构受政策影响而发生结构突变的情况，本文采用非线性傅立叶函数对我国省际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的稳定性进行检验。

由表1结果可以看出，对于大西北综合经济区而言，该经济区中的劳动力就业结构不平稳的原假设被拒绝，然而华北综合经济区、东南综合经济区、以及大西南综合经济区（重庆、云南除外）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不平稳的原假设也均被接受。换句话说，我国大部分地区劳动力就业结构存在发散趋势，不具有稳定、收敛的特征。同时，大西北综合经济区所有省份的F（k）统计量都显著，表明该综合经济区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呈非线性变化趋势。而大西南综合经济区虽然F（k）统计量都显著，但只有重庆和云南的τLM（）统计量显著，意味着除重庆和云南之外的其它地区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不稳定，呈现发散的特征。同样华北综合经济区和东南综合经济区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呈非线性变化特征，但τLM（）统计量不显著，表明这些地区的劳动力就业结构不稳定，意味着这些不具有收敛特点区域的劳动力就业结构无法自行恢复稳定，需要依靠地区产业模式进行引导，才能达到就业结构的稳定。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进行测度，利用有别于传统线性平稳性的检验方法，采用Enders & Lee（2012）所提出的傅立叶函数对1978―2012年期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劳动力就业结构的稳定性进行了检验。证结果表明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劳动力就业结构呈现稳定趋势，而华北综合经济区、东南综合经济区、大西南综合经济区（重庆、云南除外）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呈非线性发散趋势，意味着大西北综合经济区高技能劳动力所占比重相对较小，而其他综合经济区（重庆、云南除外）高技能劳动力所占比重相对较高，表明仅仅依靠市场调节作用尚不能控制发散区域的劳动力就业结构，验证了“孔雀东南飞”是当前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动的主要特征，而且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与人力资本理论相符合。就人力资本而言，其范畴相对比较广泛，不仅包括教育，还包括健康状况；不仅包括学校教育，更包括人力资本积累。因此政府在加大教育投资的同时，重点是以扩大与就业结构相适应的教育投资，建立有利于就业和创业的体制机制，使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生等群体尽快成长为中等收入群体。

参考文献：

[1]王爱文，莫荣，卢爱红.中国就业结构问题研究.管理世界，1995（4）：8-15.

第2篇：中国劳动力分析范文

关键词： 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出口；效应

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5）04-0121-05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迅速而强劲的发展，这很大程度是源于我国大量农民工进城打工，农民工为制造业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性价比极高的劳动力供应，正是这些劳动力低报酬高付出的特点造就了我国人口红利的优势，制造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出口前景也一片良好。然而，从 2007 年开始，我国东南沿海劳动力需求旺盛的地区出现了招工困难的问题，即所谓的“民工荒”现象，招不到工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在巨大的压力下被迫破产倒闭。可见，我国已经达到了刘易斯拐点①，即表明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的过程中。再加上近年来我国劳动力人口数量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都呈下降趋势，政府对在职员工的离职政策、保险政策、最低工资政策等方面的保护力度也在加大，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趋势变得愈加明显。

国外学者关于劳动力的专门研究起源于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体系，但早期大多是关于劳动力对产出水平影响的研究，如威廉・配第、亚当・斯密、李嘉图、马歇尔、凯恩斯等的研究。后来，库兹涅茨通过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了实证分析，搜集了大量的美国历年国民产出数据，最终结果表明：除了劳动力和资本两个因素之外，还存在着其它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再后来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之后一直延续这个思路，直至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派提出了将人力资本引入到新的经济增长模型里面，而且是以独立的内生变量的身份引入。

盖尔・福斯勒（2007年）指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快速上升，但是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也在以更高的速度提升，因此，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的增长不会明显地对中国的经济产生负面效应[1]。Gollin（2002年）研究认为：一个国家的整体劳动力水平可以由该国的劳动收入所占的比重来反映，进而该国的综合行业竞争力也将显现出来。[2]

国内的研究普遍认为，虽然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但我国依然具有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蔡P（2007年）认为，如果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供给不充足的话，那么，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将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其竞争力水平也不会由此而减弱[3]。应对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措施包括：改善就业、再就业环境，挖掘劳动力供给的制度潜力，发展教育和培训来减少劳动力成本带来的冲击[4]。（2009年）都阳和曲h指出：劳动力成本优势具体应该指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相对关系，他们通过相关数据的计算与分析得出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没有减弱的结论[5]。即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即使呈上升趋势，但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是低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也比其他国家快很多。

制造业是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所在，其劳动力成本水平的提升必将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对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做出正反两方面的分析和研究，对我们做出正确的经济决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现状及原因

（一）中国制造业劳动力平均工资的变动及趋势

1978年我国制造业平均工资为597元，这个水平在当时可以过着令很多人羡慕的生活。到1990年，平均工资已经达到2073元，短短的12年时间提高了3.47倍多。2000年，平均工资水平达到了8750元，相比十年前，增加了超过4倍的幅度。 《中国统计年鉴》的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水平为41650元。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制造业的平均工资从1978～2012年提升了20倍多[6]（见表1）。

（二）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因

1.劳动力自身生活教育成本及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表2和表3可以看出，1978～2012年我国物价水平及居民消费水平上涨明显，尤其是近年来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日常用品以及教育医疗等的费用不断提升。新古典经济学派提出的边际生产力工资理论认为：工人创造的边际收益即劳动者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决定了该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即随着劳动者边际生产率的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即劳动力成本自然而然也是上升的。纵观我国平均劳动生产率数据的统计分析可知，我国劳动生产率是在逐渐攀升的，尤其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到来，高新科技的应用与创新不仅使生产所用的器具大幅度地提升了效率，再加上劳动者自身利用先进器械以及创新的生产流程与生产方案，其劳动生产率自然上升很多。2.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决定性作用。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发展越是迅猛，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愈旺。尤其是沿海地区，制造业的空前繁荣以及出口的迅猛发展，都对劳动力需求有增无减。但《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的数量是93 727万人，占总人口的69. 21%。从2010～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 900多万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数据）。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近十几年里将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据统计，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在20世纪90年代为1.5亿多，2000年底达到了1.8亿人，2010年则达到了2.5亿以上。但从近年来农村人口转移为城镇人口的速度来看，农村人口的数量呈下降趋势。再加上目前我国体制转型的改进，城乡二元化格局逐渐被打破，城市反哺农业的效应将会更加明显。因此，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必然结果。

3.政府政策因素。自2004年我国正式颁布《最低工资法》以后，各个地区的最低工资都在逐年进行调整。三十多个省市在2010年调高了最低工资水准，平均增幅在20%以上[7]。其次，我国历史发展遗留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消退，即农民将享受到仅次于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2020年我国的目标是实现每个公民都能享有基本社会保障，那么，社会福利水平及保障将不断提高，继而劳动力成本也将提高。此外，根据我国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者无论是在职期间的保险还是解约后的补偿、正常休假时的工资等方面都将得到保障。

三、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负面效应

（一）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对进出口额及物价的影响

用1998～2012年数据，通过制造业劳动力平均成本来反映制造业劳动力成本（见表1），通过货物进出口总额及进口额来反映我国进出口情况（见表4），通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及商品零售业价格指数来反映物价水平（见表5）。

将进出口总额 （TIE）、进口总额（T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CRP）作为自变量，将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平均成本（Y）作为因变量，利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模型如下：

Y=C+β1TIE+β2TI+β3CPI+β4CRP（1）在Eviews上计算后得出如表6、表7所示结果，且R的平方值为0.985161，F=165.9732时P值为0.000000。可见，进出口总额、进口额、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以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各个变量整体上对工资有显著地相关关系。设定模型显著性水平为5%，则模型具体结果如下：

从表7可以看出，该回归拟合优度为0.985161，F值为165.9732，且对应的P值为0，符合条件，但是从表6可以看出进出口总额及商品零售价格指数T检验的P值大于0.05，即这两个自变量与因变量社会劳动力平均成本无显著相关性，故将进出口总额以及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去除，重新进行回归分析，见表8，去掉价格指数后的结果见表9。

由表8和9可知，各个变量T检验的的概率值都小于0.05，通过T检验，R的平方值为0.976254，拟合优度良好，F=246.6778，P值为0.000000，通过F检验。由此可见，去掉进出口总额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之后，进口额、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这两个变量整体上对工资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二）对外商投资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吸引外资最主要的因素是劳动力成本低下，从而使得企业投入回报率高，这也就是我国所谓的人口红利优势。但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不少外国企业投资开始向印度、马来西亚等国家进行了转移。

外商在选择投资时不仅仅要考虑劳动力成本这一因素，其他诸如法律环境、经济发展状况及当地居民消费潜力等也都是考虑的关键因素。大多数外商投资于中国，看中的是中国庞大的消费潜力。虽然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但是，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增加速度更快，超过了劳动力成本本身的增长，继而，总体的劳动投入产出回报率是很高的，超过了其他亚洲地区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

因此，虽然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外商投资的影响是有的，但由于国内综合投资环境的改善以及我国劳动力劳动生产率更大程度的提高，都使得外商选择中国进行投资的动机更加强烈。

（三）对就业水平的影响

随着我国大学生数量的逐年攀升以及进城农民工的与日俱增，就业问题变得更加突出。理论分析认为，劳动力成本一旦上升，会迫使企业尤其是实力不足够强的企业降低劳动力的雇佣，转而在生产设备等方面进行更多投资。然而，现实情况是我国劳动力需求即使有略微缩小现象，但现有的劳动力规模依然不能满足现有的劳动力需求，失业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以北京为例，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05年失业率为2.1%，2010年为1.4%，2012年降至1.3%。

四、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正面效应

（一）对内需水平的影响

工资的提升即收入的增加自然而然将会引起消费欲望的增长以及消费额度的提升。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一个有利因素就在于能够引起劳动者消费水平的提升，从而扩大内需。

表2中1978～2012年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数据，可以进入21世纪以来其增长速度越来越快，通过图1可以更清晰地展示这一变化。

（二）对劳动力素质水平的影响

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即劳动者收入的提高达成之后，劳动者除了对自身物质生活的改善以外，也很注重对自身教育文化以及生产技能进行提升。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学生情况相比历年有了很大的提高（见表10）。

五、应对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对策建议

1.国家宏观层面应对策略：（1）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区域经济发展的梯度转移理论、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和工业区位论对我国目前制造业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解决劳动力成本上升问题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5]。工业区位论是指企业最佳的生产地区应该是企业生产成本最低的地方，企业应该向企业生产成本低的地方转移生产力。按照此理论，我国制造业的梯度分布为：东南沿海地区是高梯度区，中西部则属于低梯度区。随着近年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已经逐渐消退，向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是必须的。同理，我国制造业在面临较重成本负担情况下，可以向周边国家比如东南亚国家，甚至非洲国家转移。

（2）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注重推进我国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着重鼓励乡镇企业做大做强，在政策及资金方面给予优惠支持。同时，应保证农村人口在基本社会福利达成的前提下，加大对农村教育师资力量的投资，加大对农村劳动力人口的技术技能培训，从而提高劳动力整体素质。（3）加大对企业创新转型的政策出台力度，利用强而有效的政策方案或者法律法规，在约束企业正当经营的同时，指导企业走创新发展的道路。如建立产业研究基地、技术型大专院校、生产研究开发中心等科研与生产基地，在鼓励企业自主研发自主创新方面，大力推进先进技术奖励、企业自主研发奖励、降税免税等。

2. 行业应对策略：（1）加深制造业产业的加工程度，增加产业链条长度。因为产业链长度的增加能使行业的成本控制能力加大，从而减小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带来的压力。同时，随着加工程度的加深，制造业产品的附加价值将更高，利润也更大。（2）突出产品差异化。产品差异化能排除异己，在竞争中树立自己的品牌与口碑，获得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3）加大技术含量高的产品投资与生产。技术含量越高，产品的投入回报率也越高，而且可以避免劳动力成本继续攀升所带来的威胁。

3 .企业应对策略：企业应积极应对，提升自身高新技术研发能力与创新能力；尽力满足现有员工的工作期望回报，从而吸引优秀人才；提高员工的生产能力以及教育水平等综合素质，比如，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及相关考核、与大专类院校合作进行在职员工校园授课教育、支持员工进行相关证书的考试并予以报销、以奖金的方式支持员工对技术的创新与改造等，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更要着重依赖于产业集聚区的规划与整体效应来提升自我寻求发展。

注释：

①阿瑟・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参考文献：

[1]盖尔・福斯勒.关注中国[N].环球时报，2007-02-11.

[2]Gollin D. Getting income shares right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2，110（02）： 458-474.

[3]蔡P.劳动力成本提高条件下如何保持竞争力[J]. 开放导报，2007，（1）26-32.

[4]蔡P.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J]. 经济研究，2007，（7）：4-14.

[5]都阳，曲h. 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成本优势――对 2000-2007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2009，（5）：25-35.

[6]兰文芳. 我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分析[D].镇江：江苏大学，2010，（11）.

[7]蔡P，王美艳.劳动力成本上涨与增长方式转变[J].中国发展观察，2007，（4）：22-25.

[8]Murat Tasci.Cara stepanczuk [J]. Labor Costs. Economic Trends，2007，（5）：13-24.

第3篇：中国劳动力分析范文

[关键词]国际产品内贸易;发展中国家 ;熟练与非熟练劳动者 ;收入分配

最近二三十年来,在国际贸易领域,伴随着国际产品内贸易模式的迅速发展,学术界对有关国际产品内贸易的起因、效应及其决定因素等的分析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研究的一个热门领域,其中,有关国际产品内贸易对一国收入分配的效应就是研究的热点之一。

目前,我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人均工资差距在日益拉大,即使在同一行业内部,熟练技术工人相对于非熟练技术工人的工资差距也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一收入分配的现实,是否与当前流行的国际产品内贸易分工有关系呢?如果有,这种影响有多大?其传导机制是什么,或者说影响因素有哪些?根据这些问题的研究结论,我国政府如何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政策调控,以收入分配领域效率与公平兼顾为原则,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和谐的发展?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相关的文献综述

对国际产品内贸易和劳动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最有影响的当属Feenstra与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的资助,项目名称《国际产品内贸易对中国收入分配的效应研究》,项目批准号09YJC790273。Hanson(1995)[1]的连续型中间投入品模型。他们将Dornbusch, Fischer与Samuelson(1980)所构建的连续型H-O模型(即DFS模型)的框架运用到工薪差距的研究上,将DFS的两要素模型变为三要素模型,即熟练劳动力、非熟练劳动力和资本。他们主要的研究结论是,发达国家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外包必然同时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的增加。Jones与Kierzkowski(2001),[2](33-51)[3](17-34)和Jones(2005)[4](105-114)认为国际产品内贸易对非熟练劳动力收入的影响,依赖于一国的要素禀赋、产出模式与具体的垂直分工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国际产品内贸易并不一定会提高发达国家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一国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禀赋状况及外包行业的要素密集度的改变会对工资收入差距产生不同的影响。Grossman与Hansberg(2006)[5]的模型将生产过程划分为高技术任务与低技术劳动任务,然后用它来研究国际外包成本下降对要素收入差距的影响。国际外包成本下降带来的生产率效应、相对价格效应和劳动力供给效应将会对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带来不同的影响,具体影响要对以上三种效应进行权衡。

目前,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发达国家的研究,而在国际产品内贸易分工模式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具有较大的不同。比如,一般技术含量高的工序、附加值高的部件由发达国家(资本、技术密集型国家)来完成,在外包中往往作为发包方存在;而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国家)承担的大多是低附加值的初级零部件生产,或者是主要依靠部件进口、承担最后加工装配的工序,在外包中往往作为承接方存在。因此,国际间产品内贸易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必然带来不同的影响。建立适合于解释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的理论模型就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二、理论分析

国际产品内贸易对发展中国家不同性质劳动者收入分配的影响不应该笼统地去分析,而应该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具体情况、发生国际产品内贸易分工的行业要素密集度的不同,以及国际产品内贸易分工后带来的产品价格效应等几个方面进行细致的论述。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本文将主要借鉴Jones与Kierzkowski和Jones的研究成果,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理论分析。

(一) 要素密集度对收入分配的效应分析

根据研究的需要,我们假定产品的生产中只涉及到两类生产要素,分别是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因此我们所分析的产品也就表现为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两大类型。按照发生国际产品内贸易分工行业要素密集度的不同,我们将分成以下两个方面分别进行论述。

1.国际产品内贸易发生于熟练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如图1所示,根据本文研究的需要,横、纵坐标分别表示发展中国家生产产品过程中投入的非熟练劳动力(U)和熟练劳动力(S)的数量。为使研究的结论更具一般性,我们考虑了多商品的国际贸易,按照Jones(1974)[6]的观点,如果一国有两种生产要素,国际贸易允许每个国家把生产活动集中于最多两种产品上。图1中曲线1,2,3,4分别表示四种产品的单位价值等产量曲线,该曲线越靠左上角说明该种产品熟练劳动力密集度越高。与每两条单位价值等产量曲线相切的直线为等成本线,其斜率表示该国在参与了国际贸易后,如果生产其中的两种产品,该国非熟练劳动力和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即WU/WS)水平。由于单位价值等产量线的形状与位置完全取决于产品的相对价格和生产技术条件,等成本线的斜率WU/WS也决定于产品的相对价格和生产技术条件,所以WU/WS可以表示为产品的相对价格(P)和生产技术条件(T)的函数,即为WU/WS(P, T)。由于产品的要素密集度不同。更一般的情况是,这四种产品的各条等成本线形成的集合为一条折线ABCDEF。为说明问题方便,本文主要集中于产品2(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产品3(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论述。

图1 国际产品内贸易发生于熟练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时收入分配效应

先分析国际产品内贸易发生于熟练劳动力密集型产品2的情况。如图1所示,生产单位价值的最终产品2需要熟练劳动力密集工序0G与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工序0H。0K和0I表示生产单位价值的熟练劳动力密集中间产品与非熟练劳动力密集中间产品所需的投入品。假设初始状态0G和0H都是在该国完成的。但随着国际贸易壁垒和运输成本的下降,国际产品内贸易产生,由于该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非熟练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国家,因此,它将主要承接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工序,而发达国家将生产更具竞争力的熟练劳动力密集型工序。

发展中国家专业化生产非熟练劳动密集工序后,由于产品内分工使得2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单位价值等产量线内移至J的位置,①这里0J比0I短,意味着该发展中国家在生产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工序上具有比较优势。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国际产品内贸易发生后,等成本线由折线ABCDEF变为折线LJM。

现在我们考虑国际产品内贸易发生后,对该发展中国家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水平的影响。此时,我们需要考虑该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的具体情况。第一,当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线为k1(该国熟练劳动力相对更丰富②)时,发展中国家对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环节的承接,将会提高非熟练劳动者的相对收入水平,在图中表现为LJ的斜率大于CD的斜率。究其原因,主要是产品内分工实施使得2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这无疑会刺激该部门厂商的生产,而2产品的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工序的扩张,将会大量增加对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而相对于该发展中国家当前的要素禀赋水平而言,自然会提高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水平。第二,当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线为k2(该国非熟练劳动力相对更丰富)时,发展中国家对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环节的承接,将会提高熟练劳动者的相对收入水平,在图中表现为JM的斜率小于CD的斜率。此时,由于相对于该发展中国家当前的要素禀赋水平而言,2产品的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工序仍旧是更偏向于使用更多熟练劳动力的工序,其生产的扩张,将会相对地增加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提高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水平,从而扩大了国内不同性质劳动者的收入差距。

图2 国际产品内贸易发生于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时收入分配效应

2.国际产品内贸易发生于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按照与上文同样的思路,我们仍然可以分析当国际产品内贸易发生于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产品3时,对国内不同性质劳动者收入分配的影响。图2中,生产单位价值的最终产品3需要熟练劳动力密集工序0G与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工序0H。当国际产品内贸易发生后,发展中国家将专业化生产非熟练劳动密集工序。由于其在该工序上具有比较优势,所以单位价值等产量线内移至J的位置。此时,国际产品内贸易发生后,等成本线由折线ABCDEF变为折线LJK。

同样,现在我们考虑国际产品内贸易发生后,对该发展中国家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水平的影响。第一,当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线为k1(该国熟练劳动力相对更丰富)时,发展中国家对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环节的承接,将会提高非熟练劳动者的相对收入水平,在图中表现为LJ的斜率大于CD的斜率。第二,当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线为k2(该国非熟练劳动力相对更丰富)时,发展中国家对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环节的承接,将会提高熟练劳动者的相对收入水平,③在图中表现为JK的斜率大于EF的斜率。

3、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和国际产品内贸易分工发生行业的要素密集度对收入分配效应的综合分析仍然集中于对2、3两种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分析。如图3所示,我们知道,该发展中国家要实现2和3两种产品都生产,其要素禀赋线应该位于k1和k3之间。以k2为界,将这一区域分成两大区域,分别为I区(熟练劳动力相对更丰富)和II区(非熟练劳动力相对更丰富),从图中可以看出,如果该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线位于I区,则无论国际产品内贸易发生在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2还是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3,发展中国家对非熟练劳动密集工序的承接,都将带来非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水平的提高。如果该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线位于II区,同时,国际产品内贸易发生在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3时,该发展中国家对非熟练劳动密集工序的承接,才会带来非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水平的提高;相反,若国际产品内贸易发生在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2时,该发展中国家对非熟练劳动密集环节的承接,将会带来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水平的提高。

图3 要素禀赋和国际产品内贸易行业对收入分配效应的综合效应

由此来看,对于承接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环节生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若要减少不同性质劳动者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首先应该考虑的就是要提高熟练劳动力的相对数量,并加大对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非熟练劳动密集环节的承接,但是,从长远来看,这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因此,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应该既重视某些发展中国家大量存在的非熟练劳动力的利益问题,又要重视我国长远发展,在这两者之间作出最佳的权衡。

(二)价格下降对收入分配的效应分析

上文分析主要是短期分析,因为我们并没有考虑国际产品内贸易实施之后,相应产品由于成本的节约带来的未来价格下降的影响。但实际上,从相对长期看,无论是由于各个生产工序实现了最优的比较优势还是最优的规模经济,国际产品内贸易的分工都将会最终降低该产品的价格水平。以下我们将把这一影响因素考虑进来,分析价格效应可能会对不同性质劳动者收入分配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国际产品内贸易发生后出现了相应产品价格下降的情况下,上述图1和图2中的J点将会向右上方移动,④可以发现,当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线为k1时,发展中国家对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环节的承接,在Stolper-Samuelson效应⑤的作用下,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水平(因为在图1中,相对产品1而言,国际产品内贸易行业2为非熟练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图2中,相对产品2而言,国际产品内贸易行业3为非熟练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当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线为k2时则相反,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水平(因为相对产品3而言,国际产品内贸易行业2为熟练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图2中,相对产品4而言,国际产品内贸易行业3为熟练劳动密集型行业)。

由此可以看到,国际产品内贸易带来的价格下降效应将会弱化前述各种情况下对两种不同性质劳动者收入差距的影响。

三、相关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可知,国际产品内贸易对发展中国家不同性质劳动者收入分配的效应不能笼统地下结论,而应该权衡该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状况、发生国际产品内贸易行业的要素密集度以及相应行业的价格效应等几个方面后作出判断。

从当前情况来看,人口众多的中国仍然属于非熟练劳动力相对更为丰富的国家,根据我们前文的理论分析结论,随着国际产品内贸易的发展,中国目前出现的不同性质劳动者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就可以找到较为合理的解释了。但是收入差距的拉大,从长远来讲,是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未来经济的发展的,因此,在维持一定的收入激励机制的前提下,尽可能缩小国内不同性质劳动者收入差距,是政府收入分配政策调整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根据本文的相关研究结论,我们可以提出以下一些政策建议:(1)为缓解收入差距的拉大,要不断提高我国熟练劳动力的禀赋水平,这可以通过国家的教育机制的改革和相关的培训等方式实现,这点与不断提高我国劳动者素质的要求是一致的;(2)尽管不断提高我国产业的科学技术水平,积极发展高科技产业是非常重要的,但考虑到我国当前存在的众多的非熟练劳动力的现实情况,适当地加强非熟练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对于解决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和缓解目前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问题还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应该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展开;(3)熟练劳动密集产业国际产品内贸易所带来的产品价格下降效应,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内不同性质劳动者收入差距的扩大问题,因此,这为我国深入进行的产业结构升级,客观上又找到了一个理论依据。

注 释:

①这里即为技术水平变动带来的影响。另外,为了图形更清楚,这里没有划出内移后的单位价值等产量曲线。

②这里所说的该发展中国家熟练劳动力相对更丰富是相对来讲的,即我们的大前提仍然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而言,发展中国家仍是非熟练劳动力更丰富的国家。

③原因与上文分析类似,读者可以自行分析。

④为了图形更清楚,这里没有划出向右上方移动后的单位价值等产量曲线。

⑤根据Stolper-Samuelson效应,某一要素密集型产品价格的下降,将会带来密集使用该种生产要素价格的下降。

主要参考文献:

[1]Feenstra, Robert C, Gordon H Hanson Foreign Investment, Outsourcing and Relative Wages NBER WorkingPaper, 1995(5121).

[2]Jones Ronald W and Henryk Kieizkowski Horizontal Aspects of Vertical Fragmentation in Leonard K Cheng and Henryk Kieizkowskj, ed, Global Production and Trade

in East Asia,

Boston, MA: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1(a).

[3]Jones Ronald W and Henryk Kieizkowski A Framework for Fragmentation, in Arndt Sven W and Henryk Kieizkowski, ed,Fragmentation: New Production Patterns in the World Econom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b).

[4]Jones Ronald W Immigration vsOutsourcing: Effects on Labor Markets Internatioan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4 (2005).

[5]Grossman, Robert C, Esteban Rossi-Hansberg Trading Tasks: A Simple Model of Outsourcing NBER WorkingPaper, 2006(12721).

[6]Jones Ronald W The Small Country in a Many-Commodity World Australian Economic Papers December 1974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Effects of 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 on

Income Allocation of Labor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第4篇：中国劳动力分析范文

【中图分类号】R5414

【文献标志码】

B【文章编号】1005-0019（2018）06-189-02

高血压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慢性疾病，该疾病会增加患者发生其他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高血压合并动脉粥样硬化患者是高血压疾病进展至一定程度所致的靶器官损伤，大部分患有高血压的老年患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动脉粥样硬化，患者在接受治??的过程中，控制患者的血压水平是改善患者动脉粥样硬化程度以及临床症状有效方法，而在患者治疗的过程中，加强对患者的综合护理干预十分必要。本次研究中，研究人员选取了50名患者，将患者分为两组分别给予不同的护理干预措施，对比不同护理模式下的临床效果。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按照本次研究要求，从2016年2月-2018年2月来我院接受治疗的老年高血压伴动脉粥样硬化患者中选出了50名患者，按照随机双盲的方法将50名患者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患者25名，对照组中，男性有8人，女性有17人，年龄区间在60-82岁，平均年龄为（7174±183）岁，病程在5-13年，平均病程（963±242）年；观察组患者中，男性有13人，女性有12人，年龄区间在62-84岁，平均年龄为（7138±313）岁，病程在6-18年，平均病程（1074±285）年。入组标准：患者为老年高血压伴动脉粥样硬化疾病、自愿参与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依从性加高；排除标准：患者同时患有精神疾病、恶性肿瘤、传染疾病以及其他重大器官衰竭疾病等、不愿参与、依从性较差；研究人员将患者的数据收集后，使用软件进行分析处理，（P>005）患者的一般资料无可比性。

12方法常规护理对照组患者实施基础护理，观察组则采取综合护理，具体措施如下：（1）健康宣教：护理人员应根据患者的学历水平以及理解程度，通过多样化的方法为患者讲解疾病相关知识，让患者知晓临床上对于高血压的定义以及常规治疗药物、常见并发症等，提升患者对于疾病相关知识的知晓度，改善患者的遵医行为；让患者家属与病友多鼓励患者，让患者能够提升自我管理能力，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控制血压[1]。（2）用药护理：大部分患者对于降压药物的认知程度不高，护理人员应为患者讲解所使用的降压药物的性质、剂量、作用以及不良反应等，告知患者应长期规律的使用药物，不可自行减少用量或更换药物，以免影响预后效果[2]。

13观察指标护理人员应记录患者的AS指标以及血压水平，在收集好上述资料后，使用统计学软件软件进行处理。

14统计学方法所有的数据均使用Excel软件记录，计量资料AS指标以及血压水平使用t检验，将数据分类后使用SPSS200软件对数据进行展开处理，（P

2结果

对比两组患者的AS指标以及血压水平，观察组患者的收缩压、舒张压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AS（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面积低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护理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P

3讨论

第5篇：中国劳动力分析范文

【摘 要】学术界对我国是否迎来刘易斯拐点争论不休，形成了三种主要观点：一是我国没有迎来刘易斯拐点，我国的劳动力还是相当充足的；二是中国只是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没有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刘易斯拐点即刘易斯第二拐点；三是中国已经迎来了刘易斯拐点。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归纳得出：中国迎来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由无限供给时代进入到有限供给时代，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有限供给；老龄化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理论——刘易斯拐点的内容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于1954年发表了论文《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经济发展》，他在论文中提出了关于刘易斯经典模型的主要观点：在广大的二元经济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农业和工业部门；在农业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使得“劳动力无限供给是存在的” [1]；由于两个部门在生产率和工资方面的差距巨大，现代工业部门只要支付一个略高于传统部门的劳动工资，就可以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入；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业生产率逐渐提高，农业劳动力生产将会出现拐点，即农业部门的工资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上升；当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完全被转移出去，就会使劳动力工资大幅度上升，无论是传统部门还是现代部门都将以市场工资雇佣工人，至此，农村劳动力不再向工业转移，二元经济结构就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

在1972年，刘易斯发表了《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对刘易斯拐点做了进一步补充。他将刘易斯拐点修成为两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和刘易斯第二拐点。刘易斯第一拐点指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到劳动力短缺；然后随着农业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进一步发展，为吸引劳动力提高工资，直到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工资相当，这就是刘易斯第二拐点。刘易斯阐述了二元经济模型中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模型。

二、对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评价

有人刘易斯理论模型存在一些不足。王春雷认为刘易斯模型的一个最大缺陷是假定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不变的，忽视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2]周平认为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没有必要创建复杂的数学函数模型，即使用类似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这样的分析工具也会有效地说明问题。[3]

但是也有人认为二元经济模型有比较大的理论价值。张志强认为它确立了二元结构的分析模式并且解答了发展经济学中资本形成的源泉问题。[4]陈跃认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阐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5]

后来的经济学家不断地对刘易斯模型进行发展。Ranis和Fei在刘易斯模型基础上提出了拉尼斯—费模型，更加旗帜鲜明的强调了农业地位与作用的重要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在批评“刘易斯一费景汉一拉尼斯人口流动模型”后，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型——托达罗模型，提出单纯依靠工业扩张不能解决当今发展中国家城市严重失业问题，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是解决城市失业和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出路。“桥根森模型”则突出农业剩余及技术进步的意义。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思维方式。中国在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后，劳动力市场形成了中国特色，研究中国经济的劳动力市场实际情况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基本符合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二元经济模型固然有它的不足，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其理论还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三、中国是否迎来刘易斯拐点之争

1、我国没有迎来刘易斯拐点

孙自铎指出，我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至少在 1.5亿～2亿之间，认为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还是很富足的。[6]简新华、张建伟认为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现状在短期内都不会改变。[7]任燕飞认为我国的刘易斯拐点还没有到来，我国农村富裕劳动力并没有被完全吸收而是还有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等待转移。[8] 刘元春、孙立认为人口机会窗口关闭不等于劳动力短缺，人口机会窗口的关闭反映的只是人口结构转变的数量关系，与劳动力短缺没有必然关系。[9]刘伟认为劳动力不仅来源于出生人口还来自资本主义部门的存量，如果大部分劳动力还没有完全被现代部门吸收，就不能断言刘易斯拐点已经或即将到来。[10]上述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并未形成最主流观点。

2、也有少部分学者认为我国还没到达刘易斯第二拐点，而只是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真正的刘易斯拐点还没到来

王德文指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即越过 “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尚未到达 “刘易斯第二转折点”。[11]李月基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角度出发，与台湾的研究对比得出我国东部地区正在向 “刘易斯转折点”趋近而中西部等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离刘易斯拐点尚远。[12]持这部分观点的人是以我国全面到达刘易斯拐点作为判断我国迎来刘易斯拐点的依据，这里的全面包括时间和空间的完整跨度。

3、我国确实迎来了刘易斯拐点

从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角度看我国“民工荒”初显“刘易斯拐点”端倪。2004年开始我国出现了农民工短缺。根据社会保障部对珠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东南、浙东南等主要劳动力输入地区和湖南、四川、江西、安徽等几个劳动力输出大省进行了重点调查，得出的数据显示，我国局部出现严重的“民工荒”现象。[13]2008年后我国农村劳动力使城镇转移活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一个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增长阶段之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消失，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初显端倪。[14]

从农村劳动力剩余角度看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预示着我国劳动力有限供给时代的到来。蔡昉连续撰文，在研讨会上发表演说，认为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已经不符合事实。他要打破“中国农村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民工荒’只是暂时现象的神话”，要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抛弃过去“假设估计，采取直接观察做出判断”的做法。他认为2004年农村劳动力总数为49695万人，从中要剔除三个部分：一是农业上1.8亿必要劳动力；二是乡镇企业和外出打工者即已经转移出去的2亿劳动力；三是40岁以上难以转移出去的劳动力6000万，那么农村充其量就只有5800万农村劳动力。[15]以上数据显示，我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储备几近枯竭”，[16]我国的劳动力有限供给时代的逼近。

工资上涨和劳动力市场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预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刘易斯拐点来临将使得一个国家劳动力供需市场发生新的变化，促使宏观经济出现两个基本特征：劳动力市场上普通劳动力佣工工资将普遍上涨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趋势明显。农民工在城镇的务工收入虽然长期以来低位徘徊、增幅极小，但2004年以来农民工的工资涨幅明显。[17]根据张晓波等人基于对甘肃省农忙和农闲时期的工资的发展演化模式的长期调研发现，“无论其他因素是否被控制，实际工资水平总是不断地攀升。贫困地区实际工资在加速上涨，甚至农闲时期也是如此，表明剩余劳动力的时代已经结束”。[18]随着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阻碍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制度正逐步消除，各种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城镇转移的体制机制正逐步健全与完善，城乡一体化劳动就业市场己基本形成。” [19]从这也可以看到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迹象尤为明显。

人口老龄化加剧与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征兆。蔡昉认为人口年龄转变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会为经济增长带来潜在的人口红利，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能够对这种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相反，如果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增长将进入缓慢阶段。[20]根据相关资料表明，中国“正在变老”，“未富先老”，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根据我国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主要数据显示我国0—14岁人口占16.6%，比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上升2.95个百分点，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我国人口增长已经由“高、低、高”过渡为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三低”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下，我国人口总数的增长速度放缓，老龄人口比重增加，少儿人口比重缩小。中国将在未来10—20年内步入严重老龄化国家行列。另外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从1990年开始，预计到2030年结束。”[21]这表明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提前发生了转变，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而“刘易斯转折点”与“人口红利”间有着某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后者消逝的前兆，这使得劳动力有限供给成为现实。

我国是否迎来刘易斯拐点之争（见上表）

四、结论

第一，我国已经迎来刘易斯第一拐点并且正在接近第二拐点，这就能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劳动力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伴随而来的我国的人口红利转型提前完成使每年的出生人口会逐渐出现负增长，老龄化日益严重，给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二，对于刘易斯拐点对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的分析缺乏研究。很多学者能证明刘易斯拐点对中国制造业等经济因素的影响，但是鲜有人从制度方面考察了刘易斯拐点对中国的非经济影响。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凸显了我国人老龄化趋势严峻，如何做好防范老龄化危机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建设与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是化解老龄化危机的关键所在，这也正是刘易斯拐点给我们的非经济方面的警示。

第三，部分学者研究采取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更加注重实地调查，并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分析与得出结论；也有侧重于通过国内外的刘易斯转折过程的对比与借鉴，结合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预测。

第四，很多学者主要是通过文献法、比较分析法、个案分析与案例分析来研究与分析，多数学者更加侧重文献法与案例分析法，而对比较分析法采用的相对较少，而个案分析法在部分文献中有出现。

第五，通过大量的文献收集、整理和辨析，得出的结论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中国进入到劳动力有限供给时代，正面临着一个转型环境，探讨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政策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保障。

【参考文献】

[1](美)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王春雷，产业低端化对“民工荒”的影响[D].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3]周平，二元经济理论与人口流动问题分析[J].经济问题，2008（10）.

[4]张志强，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修正[J].发展研究，2008（6）.

[5]陈跃，对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扩大悖论的解释[D].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6]孙自铎，.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了吗? ——兼论经济增长人口红利说［J］.经济学家，2008,(1).

[7]简新华，张建伟．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制度分析［J］.人口研究，2005(2).

[8]陈华，刘易斯拐点“远未到来”——访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经济管理系副主任燕晓飞［J］.中国制衣，2009（2）.

[9]刘元春、孙立，“人口红利说”: 四大误区［J］.当代社科视野，2009(3).

[10]刘伟，刘易斯拐点的再认识[J].理论月刊，2008（2）.

[11]王德文，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标志与含义［J］.人口研究，2009(2)．

[12]李月．刘易斯转折点的跨越与挑战——对台湾20世纪60、70年代经济政策的分析及借鉴［J］．财经问题研究，2008年9月第9期（总第298期） ．

[13]劳动保障部课题组，关于农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J］.中国劳动保障,2004(11).

[14]蔡昉，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J] .中国社会科学,2007(3).

[15]蔡昉，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J].中国人口科学,2007（2）.

[16]蒯鹏州，中国人力资源强国建设应关注人口变化因素[J].经济研究参考, 2010年（62）.

[17]姚上海.“刘易斯拐点”突现：我国劳动力资源面临重大转型[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12月第8卷第6期.

[18]张晓波，杨进，王生林.中国经济到了刘易斯转折点了吗？——来自贫困地区的证据[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9）.

[19]同[17]

第6篇：中国劳动力分析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城乡收入差距；述评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3）02-0015-0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1978年城乡收入比为2.57∶1，2004年扩大到3.21∶1，相应地，城乡消费支出比从2.68∶1扩大到3.29∶1，城乡消费水平比由2.9∶1扩大到3.47∶1[1]。高彦彦（2010）则认为，改革初期，城乡居民真实收入差距为2.57。之后，由于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198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1.508。然而，随着改革的重心转向城市和非农部门，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超过农民，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扩大，2007年，城乡收入差距增大至2.633，超过改革开放初期水平。因而，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一个先缩小而后不断扩大的过程[2]。总之，尽管不同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可能有所不同，但对于城乡差距的扩大趋势还是形成了共识[3]。李实（2003）认为，如果将实物性收入和补贴都算作个人收入的一部分，那么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可为全球第一[4]。而从各国历史来看，城乡收入的系统差距最终是由于劳动力流动而消失的[5]。

1 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就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来说，大部分学者都持肯定观点。Jian et al（1996）分析中国1952～1993年的人均实际收入发现，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改革加剧了收入不平等，而劳动力和其他资源要素的流动却弱化了不平等[6]。赵人伟和李实（1997）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时间序列资料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对1988年和1995年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状况所做的抽样调查数据，对影响城乡间收入差距的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可以较明显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改善劳动力流动政策，就是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一个前提——机会均等[7]。李实和赵人伟（1999）进一步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效应，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特别是流向城镇可以赚取更多的收入，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停留在农村的其他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农民收入，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8]。Justin Y. Lin et al（2004）对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迁移进行了研究，认为劳动力迁移即使在短期内也会缩小收入不平等，而20世纪90年代大量的劳动力迁移却没有缩小区域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迁移的持续抑制[9]。蔡昉（2005）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过程中，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通常会产生提高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和报酬水平，降低或抑制非农产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和报酬水平的效果，从而缩小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然而，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却出现了劳动力流动和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扩大的现象。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城市劳动力市场歧视，所以应深化户籍制度改革[10]。许秀川和王钊（2008）以系统动力学模型和Vensim软件为分析工具，对重庆市的城市化、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进行系统动力学仿真研究表明，加快城市化进程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手段[11]。郑彩祥（2008）利用1978～2005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有利于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而城市导向的财政政策不利于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12]。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朱云章（2009）使用1983～2006年我国时间序列数据计量分析发现，城乡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两者之间只存在由收入差距到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单向因果关系，而不存在城乡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反馈作用[13]。朱长存等（2009）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除了一般性人力资本溢出外，还存在着更为广泛的人力资本外溢性：一是与城市人力资本投入相比，农村人力资本投入具有更强的私人性；二是由于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广泛的歧视，农村人力资本并不能获得与其边际贡献相应的报酬。因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存在着农村向城市的庞大价值转移。实证分析表明，超过四成的城乡收入差距是由此形成的[14]。

2 城乡收入差距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研究

就城乡收入差距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来说，大部分学者也都持肯定意见。朱农（2002）利用1991年湖北省的一次人口迁移和经济发展的问卷调查数据，使用probit模型的结构方程，证实了城乡收入差距在中国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过程中的正向作用：无论对于男性还是女性，收入差距越大，迁移概率越强[15]。李强（2003）使用其在四川、北京等地组织的一些问卷访谈数据，认为中国的推拉模式与国际相比的主要差异在于户籍制度，由此修正推拉理论模型对影响中国城市农民工流动的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城乡之间巨大的经济差异和收入差异是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最主要原因；户籍制度导致的阻力不仅对一般推力与拉力发生影响，而且使得推拉失去效力，从而使流动人口不再遵循一般的推拉规律[16]。吴红宇（2008）引入“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解释框架，利用对广东韶关市乐昌县廊田镇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数据，得出Stark的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对中国现实情况也有一定的解释力，绝对收入差距也是迁移决策行为的动因之一[17]。李培（2009）以推拉模型为理论依据，利用1992～2005年省级人口城乡迁移面板数据，构建了中国人口城乡迁移的计量模型，得出：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农村人口城乡迁移存在倒U型关系；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城镇就业岗位的增加、农村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以及乡镇企业就业岗位的相对减少都明显促进了城乡人口的迁移，而实际迁移距离和“无形”迁移距离制约着城乡人口的迁移。[18]但也有学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卢向虎等（2006）以托达罗模型为理论基础，用时间趋势来反映制度因素对城乡人口迁移规模的影响，并利用1979～2003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中国城乡实际收入差距扩大已显著地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镇的长期迁移；城乡人口迁移规模的扩大并不是导致城镇失业增加的原因，而城镇失业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人口的城乡迁移；制度因素对农村人口城乡迁移规模的影响是复杂的，城乡人口迁移规模随着制度约束的减弱而逐年增加[19]。梁明等（2007）将GDP与农村人均耕地面积两个变量引入托达罗模型，利用1992～2004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劳动力城乡迁移进行计量分析，发现：经济增长、城镇新增就业岗位对劳动力城乡迁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人均耕地面积减少是城乡迁移比较重要的推动力量，而城镇失业率和城乡收入差距作用不显著[20]。

3 总结性评论及启示

总之，无论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还是城乡收入差距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尽管学者们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但大多数还是持肯定意见。而对于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是否存在双向互动，暂时未见有人研究，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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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中国劳动力分析范文

关键词: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出口相似度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关于中国应该采取的贸易增长方式，目前国内外已有相当多的文献进行了探讨。部分学者认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应该继续利用自身丰裕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生产并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以推动经济的增长。但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传统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其他发展中国家(例如东盟)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复苏，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已经给中国的劳动力优势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挑战。本文笔者就想通过以美国市场为目标市场，采用中国和东盟四国历年出口至美国市场的数据，尝试利用出口相似度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这两个指标，对中国和东盟出口至美国市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做一个对比，进而分析得出中国所拥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已经出现减退，面临着来自其他国家越来越大的竞争，依赖于劳动力优势的贸易增长方式已经不太适合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贸易增长方式必须转变。

本文是以中国和东盟四国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到美国市场的相关比较来进行分析的。笔者选择的四国是东盟中的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 (以下简称“东盟四国”)来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它们在整个东盟的贸易中占了相当大的份额，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四国产品的出口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具有与中国类似的出口贸易结构。

二、中国与东盟四国出口相似度分析

笔者根据美国统计局进口统计数据，计算了中国、东盟四国在2000~2009年间出口相似度指数的演变情况。分析发现，中国与东盟四国的出口相似度在经历了21世纪初一个平稳的下滑过程之后，从2005年开始快速上升，反映出中国与东盟四国在SITC6+8类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相似度逐步提高，也就意味着中国同东盟四国在劳动力密集性产品的出口上竞争加剧，同时，我们要意识到，虽然21世纪初相似度的下滑过程，也并不是意味着中国与东盟四国的竞争程度降低了，而是由于中国在2001年刚刚加入WTO，使得中国进入美国市场的商品相比东盟有所增加。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东盟四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的出口与中国的相似度越来越大，也就意味着中国在对美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的竞争将面临来自东盟四国更加强有力的挑战。这也说明中国和东盟的产业结构相似，在很多的领域存在竞争。中国按照传统的贸易增长方式已经碰到了更大的阻碍。

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按照传统比较优势进行分工生产所面临的严峻挑战，笔者将在下节中，再将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进行细分，并按照中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到美国市场中份额最大的SITC8类产品数据作为样本，单独与东盟四国出口美国市场的SITC8类产品进行一个比较。

三、中国与东盟四国显性比较优势分析

笔者根据美国统计局统计的中国与东盟四国进口至美国市场的历年数据，计算了SITC8类产品的RCA指数演变情况。分析得出，尽管中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SITC8类的RCA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还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但却呈现逐年下滑的趋势;而尽管东盟四国出口至美国市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SITC8类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同期都小于中国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但是其显性指数却稳中有升。其指数的增长也就意味着从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在美国市场上面临来自东盟国家越来越多的竞争与挑战。长远来看，SITC8类产品的竞争力将很有可能被东盟国家反超。因而，继续坚持按照传统贸易增长方式的发展道路，继续通过大量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来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将面临更大的困难。

四、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按照中国具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模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经济获得了长期稳定的发展，而中国所具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在短期内也不会消失，仍将是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动力之一。但是，也面临着很多问题:一方面，在中国最具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其比较优势面临着东盟国家越来越激烈的挑战，其自身的RCA指数也是呈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中国与东盟国家相比，其比较优势也还未形成，存在着极大的差距。也就是说，如果继续按照以往的贸易增长方式，长远来看，中国现在自身具有的优势将可能不复存在，而新的比较优势也还未形成，中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将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

因此，中国经济要能够继续稳定健康的持续增长，就必须加快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由以数量、规模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向以质量，效益为主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集约型的增长方式不仅能够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使我国的出口产品获得更大的收益;也能减少中国在复杂的国际市场中与他国的摩擦，同时还能减缓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压力，最终使中国由一个贸易大国转变为一个真正的贸易强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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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鸿，《关于中国贸易战略的调整》，《中国贸易》，2005年第9期

[3] 张鸿，《我国对外贸易及其比较优势的实证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06年第4期

[4] 张建清，宋士菁， 《中国和东盟产品竞争力比较的实证研究》《国际商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第8篇：中国劳动力分析范文

“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说。首先提出“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为负数的劳动力为剩余劳动力”这一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古典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954年刘易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论文中，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视为一个空间分布上的非均衡过程。这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而言，都存在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即以寻求利润为目的的城市现代工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门和以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仅以维持生计而非追逐利润为目的农业部门为代表的所谓非资本主义部门。此种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是，经济发展仰赖于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资本增殖与扩张，并有可能不断吸纳传统的非资本主义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而传统农业由于技术停滞，土地扩展的限制，特别是农村人口增长迅速，资本性投入物少，故这一部门的劳动力极为丰裕，因而形成了“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在这种（二元）经济的较大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有些作者已经注意到农业部门中这种‘隐蔽’失业的存在，并说在所有情况下家庭拥有土地是如此的少，以致如果有些家庭成员找到其他工作，则剩下的成员仍可以耕种他们所拥有的土地。”（A.刘易斯，1989,3）A.刘易斯接着指出：“但是无论边际（劳动）生产率是不是零或很小，这对我们的分析并不重要。在这些经济里，劳动力的价格是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因此，只要按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力超过需求，则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A.刘易斯，1989,4）．刘易斯认为，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高于农村传统农业部门，两个部门的劳动者工资存在很大差距，且城市工业部门由于不断扩展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乡—城市之间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即无制度障碍）的前提下，便发生了传统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然而又由于传统农业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性质和城市工业部门存在失业，吸纳劳动力毕竟有限，故现代工业部门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只能略高于农业部门劳动者维持生计的收入水平。“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指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维持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A.刘易斯，1989,12）。这便是在A.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框架内，边际生产率为零值甚至为负数的劳动力乃是剩余劳动力的经典定义。

对于西方学者的这一概念，我们的评价是：第一，他们对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概括无疑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因而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基础。第二，“零值边际生产率”的剩余劳动力概念运用西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从增量变化的动态角度描述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及成因，对发展经济学的宏观结构分析提供了成功范例，这无疑是刘易斯等人的重要理论贡献。第三，然而A.刘易斯等人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定义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存在缺陷，这主要是：其一，这一定义是以技术长期停滞，且其他生产要素（土地，资本等）不变的传统农业为前提的，但当代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早已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不同阶段上，远非典型的传统模式，完全不考虑农业转型期农业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入和贡献等因素，显然与事实不符。其二，采用零值边际生产率来界定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它将农业与现代工业视为同质性产业，忽视了农业是一种广泛依赖外部自然条件（如生态环境，气候等）的风险性弱质产业。与工业生产的外部环境相对固定相比，农业生产不仅依赖土地、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变化，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条件的优劣与变化。举例来说，同等量的要素投入在灾害年份的产出不仅远低于风调雨顺年份的产出，而且可能会颗粒无收。故以灾害年份边际生产率下降为零或为负来判定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是否有效是值得怀疑的。

“地—劳比率变动”说。针对A.刘易斯等人的“零值边际劳动率”定义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事实不符的缺陷，中国学者郭熙保、宋林飞等人提出新的定义标准。郭熙保的判别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长期呈下降趋势时，我们认为该国（或地区）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对这个新定义，郭熙保在所做解释中强调，按劳动力平均耕地面积的变动与按区域人口平均耕地变动是有区别的，即劳均耕地的下降不一定意味着人均耕地的下降。他指出这一新定义重在强调劳均耕地变动的长期趋势而非短期波动，如果国家或地区劳均耕地面积几十年均呈下降之势，则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其主要理由是：①在农业技术停滞的社会里，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下降，甚至降到零。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是肯定存在的，同时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是下降的；②在农业技术进步的社会里，农业劳动者增加可能不会降低劳动边际生产率，反而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总产量，因为技术进步使土地生产率提高了。但是只要农业劳动力人数增加得比耕地面积更快，使劳动耕地面积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就仍然存在。（这是由于每个劳动者占有耕地面积的减少，一般说来，抑制了农业技术进步，尤其是机械技术进步，规模经营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假若有一部分劳动者从土地上撤出，这些潜力将会充分发挥出来，使剩下的农业劳动者生产率更高，从而使农业生产更快地增长，而不是下降。③郭熙保认为，根据农业劳动者人数与耕地面积的长期时间序列资料可以比其他剩余劳动力定义更简便更容易识别一国或一个地区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

我们认为，郭熙保以经验观察为依据从地—劳变动的长期下降趋势来定义剩余劳动力这一点是有价值的，同时也与中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相符。但他的定义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就是：第一，若从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变化这一基本点出发，劳均耕地面积下降只是剩余劳动力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首先它安全排除了农业生产其他要素（如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自然条件等内生变量，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础，确定剩余劳动力存在及其数量多少有很大的随意性。特别对于土地资源等天然禀赋条件差异极大的国家（如美国与中国、日本等），很难用统一的尺度测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及其规模，郭先生在论证他的新定义的正确性时，还用美国、日本1880～1980年间地—劳比率上升的事例反证出美、日在农业发展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结论，他指出美国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由1880年的11.68公顷，增加到1980年的105.58公顷，增加了8.13倍，同期日本劳均耕地由0.3公顷增加到0.78公顷，增加了1.6倍。（郭熙保，1995）。此外，韩国和我国台湾省1953-1988年劳均耕地分别由0.32公顷和0.53公顷，增加到0.62公顷和0.72公顷。于是他认为韩国和台湾省也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其实，郭先生忘记了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韩国、台湾省之所以出现劳均耕地面积上升的长期趋势的这一段时间，恰恰正是这些国家或地区不断存在剩余劳动力，又不断转移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过程。这怎么能说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呢？根据郭在《农业发展论》一书中表6-3（郭熙保，1995）提供的数据，韩国、台湾省农业就业劳动力1953年分别为5997000人和1647000人，到1988年分别降到3475000人和1238000人，分别减少252万和40万人之多，这些减少的劳动力不是“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又是什么？如果1988年以后农业劳动力继续减少，从而地—劳比率继续上升，也是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证据与理由么？由此可见，按照郭先生的新定义来断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否，显然难以自圆其说的。

1982年宋林飞对江苏南通的农村劳动剩余问题进行调研时，提出了测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公式：G=(A-F)/A，此公式中G为剩余，表示农业劳动力剩余度，A为农业总劳动力，F为农田耕作所需的劳动力，其中F＝总耕地／x亩／劳动力，“x亩／劳动力”表示每个劳动力全年能耕作的土地面积。确定x涉及两个参数：(1)每亩需要的劳动日数（用D表示）；(2)每个劳动力全年所能完成的劳动日数（用L表示）则X=L/D。宋先生用这一公式测得江苏南通县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度为56.8%。（宋林飞，1996）。宋林飞关于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测定方法与前述郭熙保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即以劳均耕地面积为尺度来判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宋的测定方法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趋势，并且在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面积中加入了两个变数：单位劳动力耕种单位耕地的日时数和单位劳动力每年所能完成的工作日数。宋林飞的定义及测定方法充分考虑农业劳动时间存在季节差异，非常符合农业生产的实际。这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广泛采用的（农业）工时及工时的边际生产率的升降来确定剩余劳动力思想是一致的。从这方面讲宋的定义和测量方法比郭的定义更进了一步，在量化分析上更具可操作性。但是，我们认为宋林飞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及测量公式仍然未能充分考虑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农业技术进步等项变动因素对单位劳动力负担耕地的影响。此外，对单位劳动力年量高工时限度的设定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风俗习惯的巨大差异，特别是不同区域因地势、气候、水土光热等资源条件的不同，单位耕地上投入的劳动工时差别更为巨大。再加之农业技术进步（如免耕法的推广，产业化育种等）以及资本性投入（农业机械、排灌设备的使用）都随时影响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的变化。因此，宋的定义及其测量模型，对某一点上，同质性小区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测定可能是有价值的，换言之，这一定义模型难以成为具有普遍经济学意义的概念。

最后须要指出的是以地—劳比率为基础，郭和宋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均将侧重点放在农业的种植业上，事实上除种植业外大农业的其他产业如林业、养殖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家庭副业中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是绝不能用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及其变动来测定的，这也是郭熙保、宋林飞地—劳比率变动测定法的重大局限性之一。

国际标准比较法—H.钱纳里“发展模型”。1975年西方著名经济学家H.钱纳里构建了“世界发展模型”。H.钱纳里采用库茨涅茨统计归纳法对全世界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社会统计指标（含27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因变量(Y)，其他27个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为自变量(X[,n])的回归模型——“世界发展模型”。根据这一回归模型，H.钱纳里划分了人均GNP小于100美元到大于1000美元等9个等级的“标准结构”量表。根据这一量表可以确定与不同等级相应的27种社会经济指标的标准数值。各个国家或地区便可将自身的实际与这一“标准结构”进行比较从而找出其发展的差距。从H.钱纳里的“标准结构”模型中，我们可以发现人均GNP=800美元这一等级下第一产业（该模型称之为初级产业）劳动力是总劳动力比例的30%，当人均GNP=1000美元这一等级时，第一产业劳动力比例降到25.2%(H.Chenney,M.Sycquin,1975,38)。宋林飞根据钱纳里“标准模型”对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率的测定为16%，在用库茨涅茨系数对中国价格扭曲因素在钱氏模型高估作了修正后，计算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剩余率（他称为不合理配置率）为13.8%，（宋林飞，1996）。笔者按1995年中国的人均GNP等级为800美元左右，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为52.2%的实际数据，与钱氏标准模型相比较，并同样扣除价格扭曲因素，测得当年的剩余劳动力率为16.4%。若按1995年全国总劳动力6.89亿为基准计算，当年农业剩余劳动总量为1.13亿，与90年代中期官方和国内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在1.3-1.5亿相比，用钱氏标准模型测得的这一数字显然存在低估的偏差。我们认为H.钱纳里模型为各国测定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数量比例提供了一个标准，这是很有比较研究价值的模型，但是它的最大缺陷是忽略了各国千差万别的国情条件，除了各国社会经济指标通过回归构成了一种纯粹形式或马克斯·韦伯称之为“理想型”模式之外，更忽略各国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影响，例如滞留于中国农村的农业劳动力主要是由于人为的城乡户籍制度壁垒而不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不能流动和转移，这与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形迥然相异。因此将适用大多数国家发展趋势和特点的模式来套中国农村和农业的情形，很难得出对中国测定农业剩余劳动力有用的结论。

二、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定义

根据中国农村现行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利用的经验事实，我们试对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概念重新定义如下：

1.农村劳动力：指户籍所在地为农村社区的人口中15-64周岁的男性和女性个人，但不包括其中的在校学生、服兵役人员，以及因身体原因不能劳动的人等。

2.农村剩余劳动力：专指中国农村中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所谓劳动力的不充分就业则是指每个单位农村劳动力每年有效工作时数（注：本模型中的工作时数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含种植业，林、牧、副、渔业）和非农业（如工业、手工业、商贸、建筑、运输、教育、文化事业等等）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时间消耗，如煮饭、洗衣、就餐、娱乐、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低于公认的单位农村充分就业劳动力年度有效工作时数标准，即制度工时数的一种状态。

3.农业剩余劳动力：指从事农业（含种植业、养殖业、林、牧、渔业）的农村不充分就业劳动力。

通过上述三个概念的界定，我们实际上强调它的两点重要含意：其一，农村和农业劳动力剩余的核心和实质是劳动力的利用不足，即就业不充分。其二，按照一个国际国内可以接受的标准，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作时数的多少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为剩余劳动力以及对劳动力剩余的程度作出界定。为了说明不充分就业作为劳动力剩余的界定标准的合理性，我们拟对这一新定义的内涵和成立的条件作简要说明。

首先，我们认为用劳动时间或工作时间来计量劳动力就业充分与否是有其经济学基础的。早在19世纪中期，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剖析——剩余价值理论就是以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无偿占有为基础的，事实上，劳动时间（而不是货币或其他计量单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理论分析的基本计量单位。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一般劳动量来决定的，而劳动量是由劳动持续的时间来计算的，劳动时间则是用小时、日等作为计量单位。当代一些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面对难以用货币单位计量的复杂经济问题时也广泛采用时间（往往以小时为单位）作为定量分析单位。例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S.Bec-ker)及合作者在构建人力资本积累模型中就避开了价格问题，而将一个人的童年、成长期受教育的时间，和一生的工作时间甚至先天禀赋条件通通以时间为单位来计量人力资本的积累。反过来看，如前文所述古典经济学派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定义和测度之所以产生缺陷和引起争议，很大程度上系由农业生产函数中要素投入在质和量上的差异，以及农业生产环境条件的不确定性所致。其他几种有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定义及相应的测定方法，如“耕地—劳动力比率变动法”（见郭熙保，1995,166-167，以及宋林飞1996,105-106）、“国际标准比较法”（见Chennery、Msycquin,1975,38）等也出现与“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标准和方法相类似的问题和争议。因此，本研究尝试以劳动时间为基本计量单位来定义及测量中国农村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应当是更合理的选择。

其次，也应当强调采用工时作计量标准测定剩余劳动力必须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即存在必不可少的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或假定，而这些前提或假定必须是通过经验实事验证为正确的。我们设定的几个经济学理论假定如下：

1.经济理性假定。农民（即农村劳动力）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在中国现行农村经济制度下，农民从事的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避害趋利是农民的经济人本质。

2.工时有效性假定。在农村现行经济制度下，对土地拥有法定使用权以及对其他生产要素拥有支配权的农民对其劳动时间的支配与利用将是最充分和最有效的。农民不会在自己支配的劳动时间内偷懒。

3.有效工时的同质性假定。根据工时有效性假定，可以将以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时为单位的劳动量视为无差别的、同质的劳动耗费并用以计算劳动力利用的有效程度。

4.劳动力资源自行合理配置假定。在中国农村现行经济制度下，农民具有自行配置劳动力资源并使劳动力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倾向（注：所谓倾向是指农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劳动力资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观动机，不考虑其客观效果——作者注。）。因此，以寻求经济收益最大化为条件的劳动力充分就业是这一倾向的具体化。

保证这一剩余劳动力新定义成立的主要理论前提（或假定）是劳动者工时的有效性，即在当时当地既定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在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时，其劳动时间的利用达到最充分和最有效的程度。这一假定不成立的反面例证是，在另一种制度安排下，（如80年代以前的人民公社制度环境下），农村劳动力多数处于“出工不出力”、“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式的“磨洋工”状态，即劳动力单位工时利用非充分和非最有效的状态。一旦“有效工时假定”不成立，我们用以测定农村劳动力剩余的定义及相关模型便会“失真”。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以劳动力有效工时不足为主要内涵的不充分就业来定义农村剩余劳动力仅适用于自1978年以来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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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模型中的工作时数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含种植业，林、牧、副、渔业）和非农业（如工业、手工业、商贸、建筑、运输、教育、文化事业等等）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时间消耗，如煮饭、洗衣、就餐、娱乐、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

②所谓倾向是指农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劳动力资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观动机，不考虑其客观效果——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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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中国劳动力分析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城乡流动；流动数量；影响因素

一、 文献回顾

劳动力流动问题一直为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所关注。17世纪威廉・配第认为，工业收益比农业的多，而商业收益比工业的多，这种产业间的收益差促使劳动力在产业间流动，使得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1940年，科林・克拉克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将从农业部门流向到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刘易斯在1954年首次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的劳动力流动模型，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中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以从事农业为主的传统部门和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部门，传统和现代部门在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上存在的差异，使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不断向现代部门转移，从而引起劳动力的流动。费景汉、拉尼斯在刘易斯二元劳动力流动理论的基础上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修正，强调工业与农业部门发展间的内在联系和平衡关系。1961年，乔根森对劳动力流动模型做了新的补充，指出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不在于生产率的增加，而在于消费，是消费需求的拉动导致了劳动力流动。20世纪70年代初，托达罗提出了二元经济劳动力配置模型。他认为，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原因在于城乡相对经济收益，不仅由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距决定，同时受进入城市获得工作的机会和概率影响。李对劳动力流动的推力、拉力和中间因素进行了研究，在博格等人劳动力转移推拉理论的基础上，添加了距离远近、物质障碍、文化差异等中间因素，他认为劳动力流动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是各种要素相互作用后的共同结果。

国内学者对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对国外理论和模型的学习和借鉴，并根据国内现况提出新的观点。高国力将区域经济收入差距带入托达罗期望收入模型，发现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收入差距是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蔡将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分成两个阶段，研究制度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发现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阻碍了城乡劳动力流动。朱农将资本存量作为研究中介，分析劳动力流动与政策演变间的关系，指出在区域初始资本存量较少时，城市政策将禁止农村劳动力的流入；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资本存量不断增加，城市需要农村的劳动力的流入来增加城市的产出，城市政策将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入。肖群鹰和刘慧君研究了我国以往省际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发现流出和流入入省份间的期望收入、收入差距、迁移成本、劳动力分布是省际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从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实际出发，徐育才在劳动力流动推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三力模型”。他认为市场因素、政治与行政制度安排、劳动者能力是影响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三大因素，指出破除劳动力流动障碍将有利于促进劳动力的流动。王子成在研究劳动力工资决定机制时指出，与“刘-费-拉”二元经济模型中农村劳动力获得的工资是制度工资不同，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制度工资在实际生活中表现为最低工资，最低工资由地方政府和企业博弈决定，并非市场机制下的均衡。

二、 劳动力流动理论模型

三、 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实证检验

本部分在前文构建的劳动力流动模型的基础上，建立回归模型，基于全国30个省（市）的相关数据，研究劳动力城乡流动的影响因素，进一步说明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劳动力城乡流动。

1. 数据来源。本文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为7年（2006年～2012年），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30个省（市）的地方统计年鉴。变量包括城镇地区工资收入水平、农村地区工资收入水平、流动成本、城镇地区产出水平、就业概率、资本价格。具体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3. 实证结果。实证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数量与资本价格、农村地区收入水平、流动成本呈负相关，与就业概率、城镇地区收入水平、城镇地区产出水平呈正相关，实证分析从量化角度证实了理论模型的结论。

四、 结论

本文构建的劳动力流动理论模型，实质上是基于对区域之间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差异将明显影响劳动力做出流动决定的认知。由于区域之间存在这些差异，劳动力具有天然的流动性。理论模型分析得出，劳动力流动数量是流入区域劳动力数量、流出区域工资收入水平、流动成本、资本价格的减函数，劳动力流动数量随流入区域劳动力就业数量、流出区域工资水平、流动成本资本价格的增加而减少；劳动力流动数量是流入区域产出水平、流入区域就业概率的增函数，劳动力流动数量随流入区域产出水平、流入区域就业概率的增加而增加；根据假设条件，当0

参考文献：

1. 威廉・配第.赋税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2. 徐育才.农村劳动力转移：从“推拉模型”到“三力模型”的设想.学术研究，2006，（5）.

3. 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4. 肖群鹰，刘慧君.基于QAP算法的省际劳动力迁移动因理论再检验.中国人口科学，2007，（4）.

5. 费景汉，拉尼斯.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理论和政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6. Jorgenson，D.W.The Development of a Dual Economy.Economic Journal，1961，（11）.

7. 乔根森.二元经济的发展.经济学杂志，1961，（6）；剩余农业劳动与二元经济发展.牛津经济论文集，1967，（11）.

8. 王子成.农村外出劳动力工资决定机制及影响因素分析.华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

9. 高国力.区域经济发展与劳动力迁移.经济地理，1995，（2）.

基金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北京率先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研究”（项目号：13ZDA04）；农业部软科学课题“我国城乡一体化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研究”（项目号：2014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