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桐城派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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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清代桐城派范文

关键词：桐城派；文学理论；审美风格；现代审美；交集

我国的古代散文发展绵延流长。先秦时期的散文包括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西汉时期的散文以司马迁的《史记》最为卓越，他把传记散文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唐宋时期的散文，在韩愈、柳宗元等大力推动下，树立了一种摆脱陈旧俗套，自由抒写的新文风。到了明末清初，“桐城派”散文是最著名的一个流派。桐城派文学理论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桐城派文学理论的形成与嬗变

（一）“义法说”：桐城派的基本理论的建立

1、归有光对桐城派的影响。归有光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生。归有光一生著作繁富，主要成就则在散文创作上。其散文在博采唐宋诸家之长，继承唐宋古文的传统作风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了散文的题材，把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引进了所谓严肃的古文创作中来，使得文章更情真意切，平易近人，特别是一些叙述家庭琐事或亲旧的生死聚散的短文，写得朴素简洁、悱恻动人。归有光的这些叙事散文，如《项脊轩志》，即事抒情，真切感人，结构精巧，波折多变，为散文的创作和发展开辟了一片新的境界。他主张“变秦汉为欧曾”。到清代，桐城派的创始者方苞、姚鼐等人也对归有光交口称赞。归有光的创作思想和理论对桐城派文学理论的形成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2、“言有物”：桐城派文学理论的雏形。明末清初，同为桐城人的方以智、钱澄之等人致力于振兴古文，桐城派理论初露端倪。桐城派孕育过程的继往开来者是戴名世，他提出了文章创作要“言有物”、“修辞立其诚”的见解，这些观点实为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先驱。

3、“义法”：桐城派基本理论的确立。桐城派的基本理论是从方苞开始建立的。他继承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义”即“言有物”，文章要有内容；“法”即“言有序”，文章要有条理、顺序、形式和技巧。对于文章审美，他主张“雅洁”。

方苞，在《读史记八书》、《书史记十表后》中提出了“义法”主张。及至从《南山集》案中解脱后，“义法”说得到了进一步明确和完备，1733年方苞编成《古文约选》及其后编选的《四书文选》，为“义法”说提供了示范，自此“义法”受到重视，推动了古文“义法”的广为传播。方苞成为推动桐城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

（二）“神气说”：桐城派理论的推进。刘大櫆是继方苞之后桐城派的中坚人物。在乾隆时期，刘大櫆在继承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神气”说。文章强调“义事、书卷、经济”，主张在艺术形式上模仿古人的“神气”、“音节”、“字句”。刘大櫆在桐城派上是承先启后者。

（三）“义理说”：桐城派理论的集大成。桐城派主张学习左传、史记，讲究义法，提倡义理，要求语言雅洁，反对俚俗。“义理说”提出者正是刘大櫆的弟子姚鼐。他提倡“义理（内容合理）、考据（材料确切）、辞章（文词精美），三者不可偏废。”又在学习方法上，提出古文八要：“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 、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茍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古文辞类纂序》）姚鼐曾参与纂修《四库全书》，主持梅花、紫阳、敬敷书院40年。桐城派的义法论和声气论经其发挥和深化，成为一套较系统的古文理论。姚鼐创作的散文简洁清淡，语言精妙，言而有物。其选编古文辞赋集《古文辞类纂》对后世极具影响。

（四）“经世致用”：桐城派文学理论的拓展。“经世致用”的主张就是大名鼎鼎的，现在出版的《家书》可谓家喻户晓。

自称论文师从方苞、姚鼐，为文“义法”也取自桐城派。但他颇不满于某些桐城末流文章的拘谨平淡，因此在文章表现的内容上强调了经世致用；而在文章的表现形式上，则吸取了汉赋的优点，呈现出阳刚之美。这就将桐城派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以湘乡派为主流的阶段。正式提出“桐城派”的其实是，其在《欧阳生文集序》中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应运而生。所以，实有“中兴”桐城派之功。

（五）“能入能出”：桐城派文学理论的延伸。“入者，师法也；出者，变化也。”此理论由林纾从桐城派理论发展而来。林纾的理论，以桐城派提倡的“义法”为核心，以左、司马、班、韩之文为“天下文章之祖庭”，以为“取义于经，取材于史，多读儒先之书，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灭之光气”。同时林纾也看到了桐城派理论及创作上的种种弊病，故而反对墨守成规，提出“守法度，有高出法度外之眼光；循法度，有超出法度外之道力”的主张。林纾认为学桐城古文，不如学左、庄、班、马，韩、柳、欧、曾。同时他还认为在学习中应知变化，做到能入能出，亦即“入者，师法也；出者，变化也。”他最推重自己的古文，标榜桐城派，其实他的古文跟桐城派并不相同，比如他的《冷红生传》、《赵聋子小传》等，长于叙事抒情，写得生动而有感情，或杂以诙谐，能感动人，不像桐城派古文的谨严、平顺，与归有光古文倒有几分相似之处。

二、桐城派散文的审美风格

桐城派文学理论对其古文创作审美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也可以这样说，桐城派散文的审美风格就是在其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本文仅以桐城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方苞、姚鼐及其古文《左忠毅公逸事》和《登泰山记》为范例，对桐城派古文的审美风格加以剖析。

（一）语言运用，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

方苞在其古文《左忠毅公逸事》中不仅“言有物”，文章有内容，而且“言有序”，在语言的运用上更是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清顺通畅。《左忠毅公逸事》开篇曰：“先君子尝言，乡先辈左忠毅公视学京畿，一日，风雪严寒，从数骑出，微行入古寺。庑下一生伏案卧，文方成草。公阅毕，即解貂覆生，为掩户。叩之寺僧，则史公可法也。”语言运用不仅简洁明快，细节之处言之有物，而且文中内在联系脉络清晰，了了数句，已将左公形象刻画的生动而细腻，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二）题材精当，人物刻画生动。

在历史上左光斗所经历的事有许多，然，方苞并未选择将左公的生平材料罗列在文中来展示主人公的形象，而是选择了左公与史可法相交的所谓“逸事”这一典型事件，表现人物的思想和品格。《左忠毅公逸事》开篇到结束均不见左公材料的罗列，亦不见华丽辞藻，“视学京畿”，“微行”，“解貂覆生”，可谓字字珠玑。“及左公下厂狱，史朝夕狱门外。”“涕泣谋于禁卒，卒感焉，”“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行为、动作的描写，语言文字的精确表达，人物刻画生动感人，犹如在目。

（三）论点鲜明，内在逻辑强，清新通畅。

姚鼐主张古文“义理、考据、辞章”缺一不可。《登泰山记》是姚鼐著名散文之一，该文充分体现他的观点，文中考据处处可见，如“古长城”、“石刻”、“天门”等都是作者考证的内容。因为有了“考据”为依据，文章必然论点鲜明。“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当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短短数句已将泰山的地理位置，汶水济水走向及南北分界，鲜明地表现出来。在结构和逻辑上文章描述了作者冒雪登泰山观赏日出的经过，清顺通畅，一气呵成。文章开篇即写泰山，介绍了泰山的地理位置和形势，接下来写登山的路线和山巅观日：来泰山的路线“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至于泰安”；登泰山的路线“是月丁未，与知府朱孝纯子颍由南麓登”，到了泰山之巅，“望晚日照城郭”；待日出，在日观亭观日出。整篇美文逻辑顺序清晰明朗，读来通顺流畅。

（四）写景传神，特征鲜明，情感内敛。

这一点在《登泰山记》里表现的尤为明显。“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绛皓驳色，而皆若偻。”写泰山之高“其级七千有余”，不肆渲染，更无铺陈。写泰山雪景、夕阳、云雾，虽了了数字，却将景色描摹的如诗如画，令人遐想不已，真可谓写景传神，特征鲜明，神、理、气 、味、格、律、声、色具备。然则，作为桐城派的代表，讲究“义理、考据、辞章”，粗看文章似乎不见姚公情感表露，细心揣摩作者当时的心境，以及从文章的字里行间来看，能够感觉出姚公内心的无限感慨——只是感情的表露更内敛，更需要读者用心体会罢了。

（五）纪叙扼要，用词平易清新、洗练精悍。

无论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还是姚鼐的《登泰山记》等，在叙述手法上都显得简扼要，不旁生枝节，能够抓住重点，“清真雅正”，颇有特色，这里不再赘述。

三、桐城派散文的审美风格与现代审美思想的交集

（一）语言美。“义法”“辞章”不仅是对文章内容的创作要求，也是对语言文字使用的要求。从桐城派所撰写的古代散文和现代名家散文比较，可以发现，两者语言都极其精炼、朴素、清新、优美。语言是思想的外壳，是文学作品描绘美的手段。因此，我们在欣赏这些散文时，既要用心领会作者对于自然和人生的描述与感悟，又要认真品味作者语言表达。

（二）真实美。桐城派散文要求“言之有物”，现代散文要求“体现真实”，两者可谓殊途同归。方苞提倡“义法”，“义”即“言有物”，姚鼐主张 “义理（内容合理）、考据（材料确切）”。现代著名作家巴金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然，是无技巧。”著名作家吴伯箫也说：“说真话，叙事实，写实物、实情，这仿佛是散文的传统。古代散文就是这样，现代散文也是这样”《〈散文名作欣赏〉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桐城派散文的审美风格与现代散文有异曲同工之妙。真实是散文的生命，真实更是一种美。

（三）意境美。散文最可贵的是文章要有灵魂、有意境，“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王国维《人间词话》）。正如桐城派所提出的散文要有“文气、神气、行气”，手法表现上要率真与洒脱，同时内在以气相贯通，形散而神不散。散文营造意境的方式，可以是描写景象，如姚鼐的《登泰山记》，现代著名作家朱自清《荷塘月色》；也可以是刻画人物、记叙事件，如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现代著名作家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个中意境却浑然天成，给读者以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感受。

四、结语

从先秦散文到桐城派散文，其审美风格不断发生变化，也不断在延续。桐城派散文在继承了前世的基础上，开创了独具魅力的审美风格，对后来者颇具影响，值得我们发掘研究。

参考文献：

[1]陈振鹏.古文鉴赏辞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

[2]章培恒.方苞姚鼐文选[M].凤凰出版社，2011.

[3]杨成章.散文名作欣赏[M].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

[4]巴金.探索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第2篇：清代桐城派范文

关键词：张裕钊；吴汝纶；文气论；桐城派

“气”原本为上古哲学概念的一种，由自然之节气变化引申至人的精神状态和理想追求。魏晋以降，“气”逐渐进入文学批评的范畴之内，从而形成文气论之说。孟子所论之“气”，如“持其志，无暴其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仍集中于思想层面。《典论・论文》称“文以气为主”，将文章分为“清”、“浊”两体，作为批评的准绳。{1}延及清代，桐城派承继唐代韩柳及明代唐宋派归有光之余绪，将“气”列为古文要素，从古文创作与文学批评两个层面，深化文气说的演绎和影响。

一、桐城文论对张裕钊的影响

早年张裕钊喜爱南宋曾巩之古文，不好为时文。《清史稿》本传称其“少时，塾师授以制举业，意不乐。家独有《南丰集》，时时窃读之”{2}。故而，在应礼部试时深受赏识。③由于学曾巩文易伤于柔弱，因此建议其从桐城姚鼐之说出发，多读扬雄、韩愈等人文章，参以两汉古赋，以增加文章雄健阳刚之气：

足下为古文，笔力稍患其弱。昔姚惜抱论古文之途，有得于阳与刚之美者，有得于阴与柔之美者，二端判分，画然不谋。余尝数阳刚者约得四家：曰庄子，曰扬雄，曰韩愈、柳宗元。阴柔者约得四家：曰司马迁，曰刘向，曰欧阳修、曾巩。然柔和渊懿之中必有坚劲之质、雄直之气运乎其中，乃有以自立。足下气体近柔，望熟读扬、韩各文，而参以两汉古赋，以救其短，何如？{4}

关于古文分阴阳刚柔之说，姚鼐于《复鲁非书》中所论甚详：“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夫文之多变，亦若是已。”{1}阴阳为天地之气，由此自然之道出发，姚氏继而论文章之阳刚与阴柔须判然两端，方可言文。事实上，桐城派诸人的文章自方苞、刘大以来均偏于阴柔，这也是深受当时文人批评之处。

刘大和姚鼐均从学习曾巩文章入门，故其文章气势较为柔缓。刘大提出“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至专以理为主者，则犹未尽其妙也”的主张{2}，这与朱熹主张的“理”为本体、“气”为显现自身媒介的哲学思想颇有契合。刘大所宣称的“气”，仍集中于文章作者的创作动机。为了更好地表现“气”，刘氏强调音节的作用：“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③音节虽是文章细节之处，但可由此见出作品神气之高下，因而有“因声求气”之说。“声”和“气”成为桐城义法中的两个重要概念。

乾隆中，姚鼐承继刘大的文学主张，论文亦强调神气和音节，同时细化并加入新的论文语汇，认为“意”与“气”之结合，因而才有文辞音节之高下，故而有“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哉？”{4}“神”与“意”是文章之根本，音节声律虽为文章末节，但却是“神”赖以存在的载体。两者虽有精粗之别，但均是古文不可或缺的要素。

在姚鼐的基础上主张调和阴阳之气，以古赋、诸子、韩柳文法补救桐城文阴柔之不足。咸丰九年（1859）八月，在书信中建议张裕钊多读古赋、韩柳之文以救文章气体之后，张裕钊又亲至黄州行署中请教文辞。此后至咸丰十一年（1861），张裕钊与还多次以面谈或书信往还的方式，研讨文章之法。{5}在彼此论文的过程中，极为重视文章之“气”：“张廉卿来，与之论古文之法，全在气字上用工夫。”{6}如要寻找工于古文的途经，“气”是最关键处。对于张裕钊古文的精进亦以“气”之流畅许之：“廉卿之真气流转，奖许之过，期待之厚，诸无以副之。”{7}由此可见，在教授和评价古文时，文章之“气”尤为重要。

对张裕钊文气论的形成影响甚巨。经指点，张裕钊由唐宋文上溯先秦两汉古文，学习汉赋、《史记》中的文字和风格，以增加文章雄直之“气”。《濂亭文集》中读《史记》而作的《书外戚世家后》、《书越世家后》等文章，对于司马迁的辞藻、行文风格及章法有所探究。在论及《史记・萧相国世家》“以帝尝繇咸阳”二句时，张裕钊认为其“紧接上文，一气直下，便随手宕出奇致”{8}。亦以字句为文章行文之“气”的关键。

二、吴汝纶与张裕钊文气论

吴汝纶{9}曾评价张裕钊的文章有恢诡廉劲之风，能继而有所扩者：

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独雄伟瑰玮之境尚少。盖韩公得扬、马之长，字字造出奇崛。欧阳公变为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后儒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则才气薄弱，不能复振，此一失也。曾文正公出而矫之，以汉赋之气运之，而文体一变，故卓然为一代大家。近时张廉卿，又独得于《史记》之谲怪，盖文气雄俊不及曾，而意思之恢诡，辞句之廉劲，亦能自成一家。是皆由桐城而推广，以自为开宗之一祖，所谓有所变而后大者也。{1}

桐城吴汝纶与张裕钊同为“曾门四弟子”，二人均为晚清桐城古文大家，被时人并称“张吴”{2}。在接受指点之后，张吴二人二十余年间以谈话和书信的方式讨论古文章法，对张裕钊文气论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同治七年（1868）秋，张裕钊与吴汝纶结识于江宁两江总督府，两人对彼此的古文均十分推崇。张裕钊认为吴汝纶的古文“诚辨博英伟，气逸发不可衔控”③，吴汝纶则谓张裕钊之文“多劲悍生炼，无恬俗之病，近今能手也”{4}。十月，张裕钊与吴汝纶促膝长谈，共同商讨为文之法：“廉卿最爱古人淡远处，其谓气脉即主意贯注处，言最切当，又谓为文大要四事――意、格、辞、气而已。”{5}十月十五日，张裕钊与吴汝纶、方宗诚在深夜畅论经史文章。{6}在友朋来往之际，张裕钊已然提出自己的古文主张。张裕钊所论为文要事之“意”、“格”、“辞”、“气”，最终达到平淡阔远的文风。张裕钊对于四者关系的界定在同治九年（1870）与吴汝纶的论文书中表述得以彰显：

古之论文者曰：文以意为主，而辞欲能副其意，气欲能举其辞。譬之车然，意为之御，辞为之载，而气则所以行也。……盖曰意、曰辞、曰气、曰法之数者，非判然自为一事，常乘乎其机而绲同以凝于一，惟其妙之一出于自然而已。{7}

在文法上，文章须以“意”为主，“词”、“气”、“法”都用来辅助“意”，而文章最终追求的仍是“自然”的风格。“词”是“意”的载体，要想文义畅通，须因声求“气”，有“气”为助，才能行文通畅，一意贯通。“法”即是“格”，是文章字句组织的准绳。文章之“意”是主体，“词”能表达“意”，“气”运转文章之中，是“词”带来的效果。这一切运转文章之“法”，皆一概出于“自然”。

姚鼐论古文有八要素，“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统摄“理”，张裕钊将其总括为“意”；“气”、“味”即文章中纵贯的作者才气和字句周折之间体现出的行文之气；“格”、“律”，是为古文之法度；“声”、“色”更是细化到文章中所用的“辞”的作用。故而，张裕钊所提出的文章四事，实际上是姚鼐古文说的总结。

在坚持义理、考据、词章并重的桐城宗旨的同时{8}，张裕钊又提出学习古文的门径――“为文之要，其始在熟读古人之文”，在读书时参究其“声气”，能够更好地追寻作者的“精神命脉”。{9}因声求气，通过熟读古人之文，可以深刻体会到古文章法和酝酿其中的作者之气。“读”不仅是阅读，还有朗读的方法，“长老所传，刘海峰绝丰伟，日取古人之文纵声读之。姚惜抱则患气羸，然亦不废哦诵，但抑其声使之下耳。”{10}这一方法源自桐城方、姚，张裕钊将其作为独得之秘传诸弟子。

三、古文之“气”的讨论和影响

晚年，张裕钊的文论更加成熟，这在与吴汝纶的通信中有诸多反映。为了更好表现文章之“气”，张裕钊对于“声音之道”的重视远过方、姚等人：

裕钊近看《惜抱文集》及《古文辞类纂》，似姚氏于声音之道，尚未能究极其妙。昔朱子谓韩退之用尽一生精力，全在声响上着工夫。匪独退之，自六经、诸子、《史》、《汉》，以至唐、宋诸大家，无不皆然。近惟我文正师深识此秘耳。{1}

程朱理学是桐城派的思想根源，朱熹论文的主张也是桐城派诸家学习接受的典范。曾氏教导古文，认为应从“气”字入手。张裕钊继承这一主张后，进一步强调发详更细处之“声”，将文章“声音”的重要性由唐宋古文上升至六经。吴汝纶对此说法表示赞赏：

承示姚氏于文未能究极声音之道。弟于此事，更未悟入。……才无论刚柔，苟其气之既昌，则所为抗队、诎折、断续、敛侈、缓急、长短、申缩、抑扬、顿挫之节，一皆循乎机势之自然，非必有意于其间，而故无之而不合，其不合者，必其气之未充者也，执事以为然乎？{2}

作者才气必须通过文章行文来展现时，以往被视为细枝末节的“声音”和由此形成的文章之“气”就成了写作者必须重视的要素。为了文章行文通畅，则须强调声音节奏变化对于气体昌健的重要性。这一要求以唐宋古文的行文技巧为标准和模仿对象，“然果尽得古人音节抗坠抑扬之妙，则其气亦未有不昌者也”③。

在评点吴汝纶著作时，张裕钊均以“气”为文章成败之关键。在张氏看来，文章之“气”不外乎雄奇与平淡，而张裕钊欣赏的古文境界是“平淡”、“自然”。想要达到这一境界，需要“降心下气，遏抑雄怪，归之平淡，一意务为顺成和动之音，则与道大适矣{4}。”平抑文章之“气”，排除“雄怪”，以“平淡”为和顺之“音”，方能成文之大道。由于吴汝纶行文之气稍显躁进，张裕钊认为吴氏未能调和“雄奇”与“平淡”之关系，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而言之，曰声调而已矣，熟读而已矣{5}。”熟读前辈诸家之文，将前人运筹文字的方法熟稔于心，方能在创作中体会到音节不协调处，才能有所改进。

在张裕钊看来，吴汝纶的文章偏于雄奇之气，在音节上则不甚协调。其文章之立意固然甚高，“所微不足者，音节、气韵未能顺成和动，自然入妙耳”。音节不协，则气韵不顺，如此就会影响文章之“意”的表现。“鄙意宜取欧阳公、苏子瞻及姚惜抱、曾文正诸家最高之文，降心求之，寻其自然之妙”{6}。解决的途径自然是通过熟读欧、苏、姚、曾等人的文章，平抑心中雄奇之气，力求在文章中彰显自然平淡的风格，这样才能更好地表现为文之“意”与“道”。

对于生徒，张裕钊同样重视文章之“气”。通州范当世是张裕钊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初遇范当世，张裕钊便惊讶其文章“辞气诚盛昌不可御”{7}。这在写作古文的实践中是难能可贵的。在张裕钊的文气论中，“气”始终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至范当世将张裕钊“评以为气格逼近昌黎”{8}的评语录于文末，这更显示了张裕钊文气论对生徒的影响。

第3篇：清代桐城派范文

中国古代作家作品

1.先秦作家作品

（1）诗歌——《诗经》与《楚辞》

《诗经》：“诗三百”，第一部诗歌总集，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六义”。与《书经》、《礼》（《周礼》、《仪礼》、《礼记》）、《易经》、《春秋》合称“五经”。

《楚辞》：收录屈原等人的作品，“楚辞体”又名“骚体”。代表作《离骚》，第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

（2）散文——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

诸子散文：《论语》（后人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体专集，与《大学》、《中庸》、《孟子》合称“四书”）、《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

历史散文：《春秋》（第一部编年体）、《左传》（第一部叙事详备的编年体）、《国语》（第一部国别体）、《战国策》（《国策》）等。

2.汉代作家作品

（1）赋文——贾谊的《过秦论》

（2）史书——《史记》（开纪传体之先河，“二十四史”“前四史”）和《汉书》（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3．魏晋南北朝作家作品

（1）诗歌——“三曹”、陶渊明（东晋，第一位田园诗人）和乐府诗双璧

（2）史书——《三国志》（西晋陈寿）和《后汉书》（南朝范晔）

（3）文学理论——《文心雕龙》（刘勰，第一部文学理论专著）

（4）小说——《世说新语》（刘义庆，第一部笔记体小说集）

4．唐代作家作品

（1）散文——古文运动（“韩柳”）、刘禹锡（字梦得，《陋室铭》）、杜牧（《阿房宫赋》）

（2）诗歌——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阶段

初唐：“初唐四杰”和陈子昂。

盛唐：两个流派（“王孟”为代表田园诗派和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为代表的边塞诗派。苏轼赞王维“味摩诘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和两大诗人（李白、杜甫。杜甫组诗“三吏”、“三别”），另有自号“四明狂客”的贺知章。

中唐：新乐府运动（“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稹和白居易“元白”，白居易“叙事诗双璧”（《长恨歌》和《琵琶行》）

晚唐：“小李杜”（杜牧《樊川文集》）。

5．宋代作家作品

（1）散文——唐宋家（欧阳修《六一诗话》，“三苏”中苏洵《六国论》）、范仲淹和沈括（《梦溪笔谈》，我国第一部科学作品）

（2）词——婉约派和豪放派

婉约派：北宋有柳永（北宋第一个专业词人，《乐章集》）、欧阳修、秦观，南宋有李清照（易安居士，《漱玉词》）和姜夔。

豪放派：北宋有苏轼（开豪放一派）、范仲淹，南宋有辛弃疾（号稼轩，《稼轩长短句》）、陆游和文天祥。

（3）史书——司马光（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与《史记》一起被誉为“史学双璧”）

6．元明清作家作品

（1）戏曲——元代有关汉卿（我国戏剧史上最伟大的戏剧家，《窦娥冤》、《救风尘》、《单刀会》）、王实甫（《西厢记》，张生和崔莺莺）、马致远（杂剧《汉宫秋》、散曲《天净沙·秋思》），明代有汤显祖（《牡丹亭》，又称《还魂记》），清代有孔尚任（《桃花扇》）。

第4篇：清代桐城派范文

摘要：韩愈散文接受是中国古代散文接受史的重要架构，是建构中国古代散文史的关键环节。一部由元至清的韩愈散文接受史就是一部中国古典散文成长史，研究好韩愈散文技法和理论的接受脉络有助于勾勒中国古代散文接受史的基本框架，对最终形成一部系统完整的中国古代散文接受史的意义不言而喻，这也是本文的目的。

关键词：元明清；韩愈古文；接受状况

韩愈中国文学史上最出色的散文家之一，以丰富而卓越的散文创作成果，占领了被骈文统治多年的阵地，宣告了古文对骈文斗争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比如茅坤把他和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家：杜牧把韩文和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为“文起八代之衰”，但都语焉不详，不能详细了解韩愈在散文史中的地位和贡献。以下力图对韩愈古文在元明清这一历史时期的接受状况做一个简要的论述。

（一）韩愈散文在元代

元代文学创作成就不比唐宋，文学领域戏曲独胜，诗文等传统文学样式一向凋萎。因元朝理学盛行，以弘扬道学为旨归的韩愈散文继续受到关注。总体上，元代前期文坛受科举的制约，言理道性成了文学的共同使命，对韩愈、欧阳修等唐宋名家名作的模拟成了一时之气；延v以后，科举废弛，文学创作松绑，文坛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但还是存在崇拜、学习韩愈散文的文学名士，比如袁桷。元代文坛虽宗欧阳修、苏轼，但对韩愈散文也是很重视的，因为元代文人知道欧、苏文章的根脉在韩愈那里。元代前期文坛有郝经、姚输、姚燧、戴表元等人对韩愈散文有过较为深入的研究。金元时人对韩愈散文的研了与唐宋文人一样，肯定韩愈的文学史地位和鉴赏韩愈散文的美学特征外，尤其注重对韩文文法的研究。韩愈散文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四方面：其一，论心法。心法是金元士人鉴赏接受韩愈散文所关注的最高法则，郝经称之为“大法”。主张文章的最高法则就是要明白“理”与“法”的关系，“精穷天下之理”并指出儒家经典是“理、文、法”兼备的最高、最好的学习蓝本。这与韩愈文论有相通之处。其二，论“篇法”。其三，论“句法”。古人作文都很注重句法，唐宋皆然，郝经说：文章“至韩柳欧苏氏”已“句句有法”。其四，论“字法”。金元文人论文很重视“字法”，郝经又说“至韩柳欧苏氏”已“字字有法”。元代文人接受韩愈散文特别注重对韩愈散文的评点批注，王若虚的《滹南遗老文集》和程端礼的《昌黎文式》是代表性的作品。相比较而言，程端礼的《昌黎文式》注重对韩愈散文的点评，从字法、句法、篇法和艺术风格等方面进行批评，这种方法对当时学者学习韩愈散文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实用性很强，便于学习模仿[1]。

元代散文有“文擅韩欧”的基本特点。前期姚燧，元明善等崇唐，偏重奇崛雄健，尚韩愈；刘因、王浑等崇宋，偏于平易温醇。后期二者界限不太明显，逐渐趋向唐宋并崇[2]。在文道关系上，元代散文有重道轻文的倾向，因而元文大多偏向实用和明道，在性情的抒发和文词的华美方面有所欠缺。元代诸家往往在宗韩和宗欧之间有所取舍。元代文坛自延v年间才开始学习韩愈的文风向欧阳修的文风回归。谢枋得所编《文章轨范》所选文章最多的是韩愈，有32篇，苏轼12篇，欧阳修仅5篇，并非谢枋得对此有所偏见，而是要为科考举子提供考试模板，韩愈、苏轼是最佳模仿对象。这些都显示出韩愈对元代散文的贡献。

（二）韩愈散文在明代

韩愈散文在明代虽也不及在北宋受尊崇，但也是“名不寂寞”的[3]。在明一代，虽有像“前后七子”这样的非韩派，但更有尊韩的“唐宋派”，明代一流的文人学士没有不尊韩的。明代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就说：“六籍者，本与根也，迁、固者，枝与叶也……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文原》）明代杰出的文论家胡应麟在《唐语林》中也说：“韩公文至高时号孟诗韩笔，元和中，后进师匠韩文公，体大变。”后七子的核心人物、明代文坛后期领军人物王世贞在《书韩愈散文后》中说：“韩公之于碑、志之类，最为雄奇有气力，亦甚古”。这三个散文家对韩愈散文的文学思想和散文成就都给予很高的评价。高云：“今观昌黎之博大而文，鼓吹六经，搜罗百氏，其诗聘驾气势，崭绝崛强，若掀雷决电，千夫万骑，横骛别驱，大肆，而莫能止者。又《秋怀》数首及《暮行河堤上》等篇，风骨颇逮建安，但新声不类，此正中之变也”（《唐诗品汇》）。在这以后，作为唐宋派核心人物之一的茅坤对同一时期的秦汉派批评韩愈散文的无知言论，作出了激烈的抨击斥责，他这样说道：“世之文章家，刻自喜，往往姗韩骂欧，背弃六籍，瓦釜雷鸣，互相标榜。然不知于古作者之旨，吾不知其何如也。”（《与潇少府书》卷七）明代的韩愈散文沿袭了宋元的路子，一方面注重对韩愈散文本体论的辨析，对韩愈的“文以明道”说中的文道关系展开了论辩，少有创见；另一方面注重对韩愈散文的评点批注，注重发掘文章学的一般规律，“使中国古代文章学在元代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明初散文家宋濂、方孝孺接受韩愈散文，沿袭唐宋旧路子，注重辨析韩子之道的纯与不纯，注重辨析韩愈提倡的“文”与“道”的主次关系。明代中期开始崛起于文坛的唐宋派，高高举起尊韩的旗帜，此派的主将唐顺之、茅坤学韩愈而各有所得：唐顺之所编的《文编》提出了读者接受三境界观点，即“肉眼”、“法眼”、“道眼”三境界[4]；茅坤编选《唐宋家文钞》提出了“本色”、“神理”的美学主张，解决了儒家文学“文以载道”的创作“心源”问题，对韩愈散文的字法、句法、修辞技巧、表现方法和结构做了系统的探讨。明代的散文创作，大略可分为三个时期。洪武至天顺年间散文明代初期的散文作家多是由元入明者。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但也强调“辞达”，这是韩愈文道观对明代散文的贡献。同时又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较为充实，同时也有一定艺术功力。其中传记散文最为突出，善于抓住富于特征性的细节，凸现人物的精神风貌。如《王冕传》、《记李歌》、《杜环小传》等都是较为优秀的名篇，有韩愈传记散文的影响。宋濂门生方孝孺。他的散文纵横跌宕，如《蚊对》指责同类相k甚于毒蚊，《指喻》说明大患常发于至微，都写得顿挫浏亮，畅达剀切，也是受了韩文雄奇奔放文风和杂文特色的影响。随着明王朝的政治巩固，文网日渐严密，台阁体应运而生。其代表作家有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先后都官至大学士，一时朝廷的诏令奏议皆出其手。杨士奇步趋欧阳修，为文追求纡徐委备；而杨溥则力模韩愈，为文刻意遒古矜练。成化至隆庆年间散文成化以后，台阁体散文的弊病日渐暴露，引起了广泛的不满。于是，茶陵诗派、前七子也就应运而生。前七子所倡导的“文必秦汉”的复古运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生吞活剥、字剽句窃的现象，自然引起许多文人的怀疑和不满，其中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人，在肯定先秦两汉散文传统的同时，强调学习唐宋家散文法度，极推韩愈、柳宗元，以及宋文六家，世称唐宋派。唐宋派的理论主张也因具有道学论文的格调，一般说来，唐宋派作家的散文能直抒胸臆，做到“文从字顺”，有韩文之风。晚明时期，也还有一部分作者，继续恪守唐宋派论文主张。有的认为只有取经唐宋古文家才是溯源秦汉的正确道路，如艾南英。明代文坛始终存在复古与反复古、拟古与反拟古的斗争，不论那一派粉墨登场，都要搬出韩愈来评论一番，有批评，但更多的是肯定与继承，所以说韩愈散文对明代文坛的影响是继宋代之后最大的[5]。

（三）韩愈散文在清代

清代的散文，具有终结性和过渡性的特点，散文名家不多。黄宗羲为文，强调“情至”与文、道、学的统一，清初的汪琬为文受唐宋派影响，以家为法式，都有过潜心研究和学习韩愈的散文的经历。清代散文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由方苞始创于康熙朝，一直绵延至清末。该派文学主张近宗明代的唐宋派，远接唐宋家，以“义法”为中心，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前人的基础上作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6]。“义法”说使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关系更加密切，文章写作要“有助政教”，这一观点也是对韩愈的“文”与“道”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乾隆、嘉庆时期，属于“桐城派”或写作倾向相接近的散文作家，主要的有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刘开、姚莹、朱仕诱等人。管、方、刘、姚诸人重气势，比如，方东树说：“韩公当知其“如潮”处，非但义理层见叠出，其笔势涌出，读之拦不住，望之不可极，测之来去无端涯，不可穷，不可竭。当思其肠胃绕万象，精神驱五岳，奇崛战斗鬼神，而又无不文从字顺，各识其职，所谓“妥贴力排S”也。韩公诗，文体多，而造境造言，精神兀傲，气韵沈酣，笔势弛骤，波澜老成，意象旷达，句字奇警，独步千古，与元气侔。韩公笔力强，造语奇，取境阔，蓄势远，用法变化而深严，横跨古今，奄有百家，但间有长语漫势，伤多成习气。”（《昭昧詹言》）朱仕诱以荀况、司马迁、韩愈为师，尤其以学韩愈自命，“其文体格极正，宁艰涩而不肯不工，宁晦滞而不肯不奥，专于炼句炼字，雕琢太过，往往意为辞累”，“晚年文从字顺，渐近自然，神到之篇亦自入妙”，比较追求阳刚之美，与方苞、姚鼐风格稍异[7]。

可以看出，韩愈散文影响在清代仍然很大，但已经减弱。

结语

基于儒学的文化批判乃是“古文运动”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成就。也正是在这种批判之中，“宋代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开拓出封建时期后期的新的文化传统。”[15]同时，宋代欧阳修等人领导的古文运动、苏轼、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近代的湘乡派等都从韩文中汲取了不少有益的营养。总体上，从韩愈对古文发展的贡献和影响的历代变化看：韩愈散文在宋代经历了全面的兴盛，元代则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时期，明代又再度兴起，清代则是淡化变衰期。这正体现了韩愈的重要为文理论贡献和巨大价值以及其散文成就的深远影响，后人称他为唐宋家之首也就自然而然了。（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韩愈.韩昌黎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

[2]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3]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2.

[4]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曹林娣.略论韩愈散文的历史贡献[J].江苏社会科学，2003（05）.

第5篇：清代桐城派范文

论文关键词：清代；桐城；女性文学；原因；

桐城向称诗歌之乡。据《桐山名媛诗钞》记载，清代以降，桐城有女诗人近百家，吴希廉所辑《桐山名嫒诗钞》序言中云：“吾桐白昔多耽吟之士．而闺阁中亦往然。……我朝选闺秀诗者有王西樵《然脂集》，陈其年《妇人集》，胡抱一《名嫒诗抄》，汪仞庵《撷芳集》，……其以女史选诗者则有王玉映《名媛诗纬》，恽珍《浦正始集》，吾乡方唯仪则《宫闱诗史》，未闻辑一隅闺秀诗至有百余家者。”清代桐城女性诗歌创作之浩繁。成为整个桐城诗歌创作中别具一格的一道风景，是桐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探究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形成的原因，首先应该从明末清初整个社会思潮变化的背景出发。

一、明末心学思想的传播与桐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影响明代士人风气的一个特殊因素是心学对理学的冲击，宋学经明初政府的大力推动，一时形成所谓“道德一而风俗同”的局面。从朱元璋建国到正德时期，(1368-1506)年，是明初文化的保守期，与明初严密的政治统治相适应，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学术上承袭元代，尊重程朱理学。有人曾这样记叙明初思想界的状况：

“明兴，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见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为功令。士之防闲于道域，而优游于德囿者。非朱氏之言不尊，”从正德至万历中期，(1506--1602)，是人文注意思潮兴起的市民文化期，随着王阳明“心即是理”的学说大兴，宋儒包办、政府选定的对儒家经典的解释，除了供科场之用外，不在对士子的行为发生有效的规范作用，在传承方面，王学倡导的自由的书院讲学风行之后，游学大兴，官办学校为之一虚．士人不在学校而到山水坊院之间去“致良知”了，正如明史中所说：“嘉隆之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所谓“致良知”学说，认为“喜怒哀惺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而且良知人人皆有，虽众人、贤人、小人没有区别。”嘲§董梦石跟晚年的王阳明学道，一次出游回来告诉老师，：“今日见一异事，……见满街人都是圣人，”王阳明说：“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王艮出游归，也发现满街人都是圣人，王阳明说：“你看满街人都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翻由此可见，王阳明学说，大大取消了圣人、小人的道德和本体上的距离，这对于与小人并列的妇女是有利的。而且他的良知是融合着“性、情、理、欲”的浑沌未分的“一点骨血”，其中“主真”“主情”“主欲”说与文学关系甚密，而真、情、欲往往被认为是与妇人、女人性近。妇女解放是衡量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晚明妇女解放思想的萌芽，有待于礼教这根绳索的松动，而这种松动在理论上是由李贽完成的。

王学后进中李贽是谈论女性问题并与女性接触较多的人，有人对他说：“妇人见短，不堪学道”李贽作答书道：“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子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李贽的“童心”说，从王阳明“良知”而来，但偏重以“真”矫“伪”“假”。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本心也。”闱四‘‘真心”包括“真情”和“真性”，他又说：“念佛时但去念佛，欲见慈母时但去见慈母，不必矫情，不必逆性……真心而动，是为真佛。”眷五他以此为准则来对待一些妇女问题。李贽的这种思想无疑为明代后期乃至清代女性文化的发展打开了一扇窗户。

而在桐城众多女性诗人中。以方氏一门，最负盛名。《中国妇女文学史纲》认为“清初龙眠闺阁多才，方孟式、方维仪、方维则姊妹尤杰出。”阎探方氏家学之源流，则多以心学为宗．据黄宗羲《明儒学案》所列，方氏姊妹之祖父方学渐属心学的重要学派——泰州学派的继承者：“泰州学派是一个强调以身为本的具有平民色彩的学派，以个人为中心来重新审视个人与家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妇女问题上认为：妇人、女人在本质上、智慧上是亦同有是理，并不比男子逊色，夫权也不是绝对的，族权主要是用来通财济贫的……”。学渐育三子，长大镇，次大铉，皆进士，季大钦，郡廪生，孟式、维仪乃大镇女，吴令仪乃大镇媳，维则乃大铉女。陈济生《方大镇传》记载大镇躬亲政务，好尚心学，曾与当时名流聚集京师，建首善书院，讲学其中，可以说，正是方学渐父子两代道德学术滋养，至第三代才出现一门名媛彬彬盛况。

二、婚姻的需要与桐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清代女性文化的繁荣的背后还体现出社会对女性需求层次的提高。清代有禁止官员狎妓的禁令，致使大多数有闲阶级的男子们把兴趣转向了自己的家庭，有些买姬妾、蓄家乐，有些便以与妻妾们酬和为乐事，文学毕竟是比较风雅的一种消遣，于是士大夫们争相效尤，蔚成风气。对于妇女自身来说，文学成了名正言顺的事，更加求之不得．因为不仅她们被束缚的才华终于得到了某种施展的机会，而且还因此增添了家庭生活的情趣，增进了夫妻之间的感情，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在丈夫心目中的地位。

谢肇制，《五杂俎》的作者，在一段关于女子之才与色的论述中曾说：“妇人以色举者，而惹次之，文采不章，几于木偶也。”他说得非常清楚，美即意味着长相，也意味着文学才华。清代王相母亲作《女范捷录》，其“才德篇”日：“男子有才便是德，斯言犹可；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语诚非；——盖不知才德之经与邪正之辨也。”这段话即明确了“才”在“女教”中的位置。“才”之地位的确立。为女性文化的繁荣创造了良机。

《桐城续修县志》卷之三风俗卷中有这样的记载：“女家重择婿．男家亦重择妇。”誊三虽然文章中没有详细列出“男家择妇”的标准，但我们是否可以推断出，女子的才学应该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桐城名嫒诗钞》一书中记录了不少闺房之内，夫唱妇和，举案齐眉的和谐画面，可见受过良好教育的妻子是成为“闺中良伴”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张莹，方中履之妻，性慧，喜读书，于归后，即屏弃纷华，从夫学诗，以写起意，多见道语，不类世俗女子香奁之音。著有《友阁集》；

张姒谊，与莹为姐妹行，太守同邑姚文燕室，工诗，随夫宦游蒲亭皇华，而不废吟哦。文燕每退食，必倚身唱和为乐。著有《保艾阁集》；

姚苑，幼读史书，好吟咏，年十五归茂稷，闺中唱和，如良友焉：

姚凤翔，幼博经史，既归云旅，分题梧阁，此唱彼和，积稿盈尺：

左如芬，阶州知州同邑姚文熊室，伉俪甚笃，文熊远客，如芬思念，辄赋诗遣闷；

姚德耀，中城指挥同邑马占鳌室，素娴内则，性喜为诗，闺阁中倡随歌咏，互相诗友，不减梁、孟。

三、母教的要求与桐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母教”是儒家伦理传统的一个长久信条。刘向的《列女传》以十四位模范母亲的故事为开篇，是女性训诫文学的开山之作。到了明代，通过给士大夫的妻、母授予名誉头衔，明政府从官方正式承认了女性对男性的教育贡献。桐城一县，明清两代，男子外出做官或远游者不计其数，母亲就当仁不让地担负起教育后辈的职责。正如《桐城民俗风情》一书中所录地方民谣：“桐城好，乡校颂声传。都堂继志开家塾，南路延师启后贤，膏火给良田。

桐城好，母氏更操心。有父做官还做客，教儿宜古更宜今，宵共补衣灯。”书中且有后记说明：“吾乡宦游与远幕者，十居八九，故幼稚得力于母教者尤多。先慈张太君，秉外王母胡母训，恭俭人慈，深明大义，虽膝下仅不肖一人，而教诲之严与煦育之恩并重，故日则竭蹶延师，夜则篝灯课读，每同志过谈时，必于厅事后侦之，或援经道古，语语在名教中，即典衣沽酒出，以助谈其兴，倘稍涉戏谑，则呵逐立加。”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非一朝一夕，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需要有个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从桐城大作家成材的经历来看．他们的家庭教育环境有个共同的特点：全是出身于书香之家，父母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对孩子的教育极为严格。刘大抛的祖父死后，祖母章大家的眼睛失明“目虽无见，而操作不辍。樾五岁，与伯兄、仲兄从塾师在外庭读书，每隆冬，阴风积雪，或夜分始归，统奴皆睡去，独大家偎炉火以待，闻叩门，即应声策杖扶壁行启门，且执手问日：‘若书熟否?先生曾扑责否?’即应以‘书熟，未曾扑责。’乃喜”。姚莹是姚鼐的侄孙，他在得到姚鼐教诲的同时，还得到其母的严格家教，用他本人的话来说：

莹兄弟方幼，太宜人竭蹙延师教之，每当讲授，太宜人屏后窃听，有所开悟则喜，苟不慧或惰，则俟师去而苔之，夜必篝灯，自课莹兄弟，《诗》《礼》二经，皆太宜人口授。旦夕动作，必称说古今圣贤事。”桐城的一代文学宗师姚鼐也曾竭力赞扬妇女的才学过人。尤其认为母教对持家、教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在《郑太孺人六十寿序》中，他赞扬“侯官林君母氏郑太孺人，少善文辞。”在其丈夫死后，他说：“上事姑，下抚两幼子，辛苦劳瘁，以其学教二子，同一年得乡荐，季者成进士，为编修。余每与两林君言论，非世俗浅学也，而皆出于母氏。”

桐城母教之美誉最为登峰造极的是桐城龙泉学博孙森之女，张文端公张英之妻姚氏。据马其昶所著《桐城耆旧传》所载，姚氏性好简朴，虽夫位至卿相，不改其态，生平于《毛诗》、《通鉴》悉能淹贯，旁及医药、方数、相上之书，而尤好禅学。子廷玉，继入翰林，直南书房时，康熙帝尝顾左右日：“张廷玉兄弟，母教之有素，不独父训也。”

四、桐城特有的文化氛围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桐城以一县之地．产生出如此纷繁的女性文学。其原因当然离不开文化之乡浓郁的文化风气。一是读书风，桐城境内，书院多，私塾多，家学多，读书的人数多，“通衢曲巷，夜半诵读声不绝；乡间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琅琅”。学子不仅在本乡本县读书。还到外县外省读书，许多人几岁就学，二十出头就读遍经史百家，学问渊博，在科举考试中蟾宫折桂，名列前茅。“穷不丢猪，富不丢书”这是桐城世代相传，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民间谚语。

《安徽名嫒诗词征略》中便有许多桐城女子自小博览群书的记载：吴令则，……博通经史，小从父学诗，声调婉丽；吴令仪，……自幼勤学不倦；章有湘，……幼时人塾，常背诵《捣衣篇》《长恨歌》，一字无讹，与姊瑞麟、妹玉璜、回谰、掌珠，并善才名；吴坤元，……幼奇慧，从从祖应宾受书，辄成诵，十岁知属文；姚宛，……幼读史书，好吟咏；姚凤翔，……幼博经史，善吟咏；吴氏，……诸生询女，幼读书时，父以“自古以来天气好”诗句命对，即应声日：“放怀之处世情疏”，父奇之；方份，……性好书史，幼从祖姑读，及笄，学益进，……弟自塾中归，必与讨论诗文，一日，弟持师出联“桐子迎秋老”五字至，未及对，份辄举唐人诗“桃花带雨浓”句应之，父大喜，谓工致蕴。

二是尊师重教风。明清两代，桐城县内私塾遍布，教师颇受尊重，文人从教者多。“与文人贤儒重教重读相呼应，地方官宦士绅亦积极捐资办学兴教，数百年间，学风熏染，书香四溢”。桐城甚重女教，《桐城续修县志》指出：“邑重女训，七八岁时以女四书、毛诗授之读，稍长，教以针黹尤必习于井臼，虽巨室不娇惯。”％如姚鼐《郑太孺人六十寿序》云：“儒者或言文章吟咏非女子所宜，余以为不然。使其言不当于义，不明于理，苟为炫耀廷欺，虽男子为之，可乎?不可也。明于理，当于义矣，不能以辞文之，一人之善也。能以辞为之，天下之善也。言为天下善，于男子宜也，于女子亦宜也。”

三是讲学结社之风。“桐城地处畿内，易得风气之先，……明代中叶，朝廷腐败，部分名宦、硕儒隐居桑梓，倾心办学。正德十六年，兵部郎中何唐弃官归里，首倡讲学，继有统自澄设辅仁馆，赵鸿赐组织“陋巷会”，方学渐筑“桐川会馆”，授徒讲学。明末，县内聚友结贤，讲学论政之风更盛，钱澄之、方以智、方文、孙临结有“泽园社”，胡如理、方咸亨、潘江组织有多种文会，清代桐城派崛起，其代表作家往往躬行力荐，极力倡导教育。”桐城文人足迹遍及全国。一时听者如云，极大地提高了桐城的文化品位和学术影响。这一学术风尚或形式，影响了家族女眷。据县志记载：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女诗人方唯仪、方维则、吴令仪等相聚唱和于县城清芬阁，此为县内最早的名嫒诗社。在这几位名媛的带动和教导下，先后有多位女性从事过文学创作，直至清代，并有集行于世。如方御(方以智之女)、潘翟(方以智之妻)、陈舜英(方以智之子中通之妻)、方如环(中通长女)、方如璧(如环之妹)、张莹(方以智之子方中履之妻)、张姒谊(张莹之姊妹)等。

第6篇：清代桐城派范文

1.司马迁

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在受宫刑的情况下，发愤著《史记》，名垂千古，因此世人称其雅号为“史迁”。

2.曹植

三国魏诗人，与其父曹操、其兄曹丕称为“三曹”，他是中国文学史上五言诗的奠基人，自如地运用乐府体裁大大地开拓了五言诗的境界。曾有七步成诗的故事，其诗为：“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由此世人称为“曹七步”。

3.谢道韫

东晋著名女诗人。因一首咏雪诗中有“未若柳絮因风起”一句而得名。在这里用柳絮比拟下雪非常形象，因此人们称为“咏絮才”。

4.王昌龄

唐代诗人，擅长七绝，多写边塞军旅生活，气势雄浑，格调高昂，由此人送雅号“七绝圣手”。

5.刘长卿

唐代诗人，善写五言诗，雅号“五言长城”。

6.陆羽

唐代文人。在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尤以“茶”为文的居多，曾著有《茶经》，由此得“茶仙”“茶圣”的雅号。

7.张籍

唐朝诗人。因其家境穷困，眼疾严重，又担任过太常寺太祝，因此孟郊戏称他为“穷瞎张太祝”。

8.韦庄

五代前蜀著名诗人。著有长篇叙事诗《秦妇吟》，由此有“秦妇吟秀才”的雅号。

9.谢逸

北宋诗人。尤其擅写蝴蝶，据说他写蝴蝶的诗有三百多首，因此有“谢蝴蝶”的雅号。

10.张先

北宋词人。因其词中有“奈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闻名，雅号为“张三中”；又因“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野径无人，堕飞絮无影”三处用“影”字，又有“张三影”之雅号。

11.宋祁

北宋词人。因其词中有“红杏枝头春意闹”，这一通感名句，又因任过尚书官职，由此世人称其为“红杏尚书”。

12.秦观

北宋词人。因其词中有“山抹微云，天连衰草”名世，雅号为“山抹微云秦学士”。

13.贺铸

北宋词人。因其词《青玉案》中有“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句而有雅号“贺梅子”。

14.陆游

南宋爱国诗人，诗作流传至今有九千多首，内容丰富，主要表现渴望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著有《剑南诗稿》等。在众多的诗作中，还有为数不少的写海棠的诗，因此有“海棠颠”的雅号。

15.柳永

北宋第一个专业词人。为人放荡不羁，终身潦倒，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因排行第七，世称“柳七”；又因曾官至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

16.林逋

北宋诗人。祖籍钱塘，隐居西湖孤山，种梅养鹤，终身不仕，也不婚娶，故有“梅妻鹤子”之雅号。

第7篇：清代桐城派范文

两人虽住在同一宿舍，却不是一个系的，顾是哲学系，傅是中文系。这一年，顾24岁，傅21岁，同是二年级学生。他们不知道他们后来的事业，更不会知道他们商谈的事情，将决定北京大学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

顾颉刚说，他们系这一学期来了一位新教授，叫，是美国留学生。原先的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这位新教授却抛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讲起。同学们都说这是割断中国哲学史，这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怎么配来北京大学讲哲学史呢。同学们想将这位教授赶走，他自己倒觉得胡先生讲课还有新意，但也拿不定主意，希望对方去听听课，做个评价，以决定是不是将这位新教授赶走。

同是二年级学生，仅是学科不同，且顾还要长傅三岁，为什么顾要如此郑重地向傅请教以做定夺呢?

这就要说到傅的本事了。

傅斯年天分极高，11岁时读完十三经，许多篇章都能背诵。在北大预科三年，已显出不凡的才学。和他同年级，后来成了著名文史学家的毛子水曾说过：在北大读预科时，傅曾对他说过：“张皋文在清代学者中，文章和学问都是第一等的，而都不是第一。”毛对傅所说的第一的含义虽不甚明确，但颇惊骇他诵读的广博，见解的卓异。其时。北大预科尚是桐城派经学大师的天下，如此深厚的旧学功底，自然受到老学究们的青睐，新学生们的钦羡。此后不久，太炎弟子入主北大，所器重者仍是旧学，只是治学方法有所不同。这样一来，入本科后傅斯年又交了好运，很快便成为刘师培、黄侃、刘汉章这些太炎弟子的得意门生，尤其黄侃，更是视其为高足。傅斯年在学生中的声望，较预科时更为彰显。

再则，傅斯年在学生时期，就表现了极强的组织能力，是闹、赶教授的一把好手。且不说在后几年的“五四”运动中，此人是集会游行的主要组织者，就在跟顾颉刚谈话前不久，便做了件漂亮的赶教授的壮举。据北大同学罗家伦回忆：

朱蓬仙是章太炎的门生，学问不能说没有，只是所教的《文心雕龙》非其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可要举出这些错误，学生们的笔记终究难以为凭。恰好有位同学借到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傅斯年审核。傅用了一夜的时间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蔡校长。蔡先生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可他不信这是学生们自己发觉的，为预防教授们互相攻讦之风，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同学们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傅斯年一人承担这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见蔡先生之前，一人分担了几条。预备好了方才进去。果然蔡先生当面口试，分担的同学回答得头头是道。考完之后，蔡先生一声不响，同学们也一声不响，一一鞠躬鱼贯退出。过后不久，朱蓬仙果然不再教这门课了。

傅斯年听了顾颉刚的话，同意去听听的课，以决定是不是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课堂赶走。认真地旁听了几次课之后，傅斯年对那些要赶走的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于是留在了北大哲学系。

第8篇：清代桐城派范文

关键词：李详；骈文创作；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分析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6-0015-01

李详，清末民初著名的文选学家、骈文大师，诗学家，“扬州学派”后期代表人物。李详先生的骈文创作，一扫清末民初骈俪文界的绚丽柔弱、繁缛空洞的文风，直面人生，观照现实，以现实主义手法，自然高妙的意境，生动清丽的语言，成功地运用了骈文这种诗化的散文体式，写出了一系列骈文佳作。

一、骈文思想内容

（一）讴歌清廉之官与硕学通儒仁人志士

李详骈文中有些描写了仁人志士和清廉之官的事迹。《五君颂》、《合肥六友颂》与《招两生词》是写了章学诚、包世臣、龚自珍、周济、魏源等群相，《广讴一首为刘楚芗明府作》、《淮扬海道蒯观察五十寿序三首》、《淞社公祭缪艺风先生文》和《南通州费君监清小传》刻划了具体而微的人物形象，将比较先进的思想深寓文中。

（二）宣传英才思想、名士思想和硕学功勋

在《学制斋骈文》卷一中的《自序》中，李详用排笔写了他与清代通儒汪中的三同、四异，将一个由厄境中奋学以成英才通儒的生命历程写得栩栩欲生，十分感人。至于如《名士说义》、《淮扬海道蒯观察五十寿序》、《思君子赋》、《与盐城县刘楚芗明府书》等骈文宣传名士思想，斥责伪君子，表彰正直之士，“悬独照之鉴”，在当时都是上乘之作。

（三）抒发记游寄志、怀旧思亲和送别凭吊情怀

李详究心于文化名胜，确乎有远见的文化名人。古迹名胜乃无价之宝，其骈文泠然若琴瑟，卓识存焉，风骨存焉，故其意格高人一等。

（四）抒写难能可贵的忧患意识，具有极其强烈的讽喻意义

1890年，他写《哀轮船文》，虽说此文可以归入哀祭文一类，但绝非一般的对一人一事寄托哀思，而是有着深刻意义的现实主义骈文名篇，其文提出了“诘横目之狎玩，悍不顾其所患”，“忽荧燎之不慎，烁焦烟而票起”。“虽运会所自为，在圣哲而矫敝，”触及到当时社会病根、注重矫弊的进步思想主张。

二、骈文艺术风格

（一）写人绘景，贵于隶事

李详远绍屈原、宋玉、班固、枚乘与建安赋家以及庾信、鲍照、江淹、吴均和郦道元《水经注》，长子写景，如《西园鹤赋》、《城南旧游记》等篇，联缀为一幅幅风景画屏。如《城南旧游记》写他与同学少年王奏云、顾石孙等畅游大学者宗子相读书处：

“吾邑南城之外，有地一区，广裁逾亩，环水淙淙，沦为灌莽，老屋数椽，支离撑拒，前明乡先生宗子相读书处也。墓委其左，倾圮就夷。”觅游该所，“沟若萦带，一越而过，披草求径，搴萝得门，鸟吓人声，虫啮衣影。招魂像前，啸清风而四回；谈诗荒阶，起沈魄而共语。争其派别，或祧于鳞；慎其裁量，至诋锡鬯。裾裾焉，浩浩焉，穷天地之廓，驭古竞趋；忘名字之贱，执衡自卫，当此之时，亦一乐也。……”

该文绘写了宗子相读书处本为名胜古迹，李详曾对县令劝以修复名胜古迹，但置若罔闻，他怅怅然，抚然写赋，诚抒下情以讽谏其上的骈文佳篇。李详此文在其时可谓凤毛麟角。

（二）力求真实，高度凝练

李详骈文力求真实，高度凝练，如《汪容甫先生赞》用骈散相间的手法，状写了汪中杰出的学术成就：

“容甫先生，孤贫郁起，横绝当世。其文上窥屈宋，下揖任沈，旨高喻深，貌闲心戚，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可谓汉晋一贯，两夹。……”

属对自然，用词精当，高度凝练。

（三）自然高妙，诸体皆备

李详善于写赋、词、颂、赞、记、书、启、序、跋、说、说辞、文、寿序、哀辞、祭文、公祭文、铭、传等二十余种骈体文。

（四）气脉内敛，情韵婉转

李详骈文能在平易中出奇崛，在恬淡中见浓烈，气脉内敛，情韵婉转，具有强烈的情绪氛围，感人至深。李详在汪中的文章中得到启发，在骈文创作上，矢意宗古拟古，不拘六朝成法，不尚骈工俪采、潜心施为，以达文意为上，虽散句很多，但终成自然高妙的境界。

李详骈文理论的核心内容师“以自然为正宗，以单复相间为根本”。他对单复奇偶间、音节遒亮而又学富才丰的汪中骈文和魏晋骈文的推崇，对民初骈文骜博尚侈、蔑古趋诡和摹拟蹇浅的伪体进行了抨击。李详将姜白石（姜夔）论诗的“自然高妙”用来形容骈文，“骈文难作，不关堆垛，不唯雕纂，妙在自然”。同时，李详骈文思想还表现在对桐城派末流拘守义法的批评，重申阮元文笔之说，主张学习魏晋疏散自然，奇偶交错之文以及南朝任、沈的骈文。

第9篇：清代桐城派范文

关键词：高中语文；教学；语文思维；方法

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传统语文教学存在较多弊端，为了达到素质教育的要求，高中语文教学需要加强对学生语文思维的培养，这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还对其今后的发展有着积极影响。

一、语文思维能力教学的现状

随着素质教育理念的不断深化，教师逐渐改变了传统的教学观念，对教学模式也进行了优化与创新，越来越重视对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但是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学改革体系并不健全，理论与实际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在新课改的要求下，教师对教学模式进行了一定调整，但在教学中对新课程实施带来的变化显得有点不适应，存在被动改革的问题。在高中语文课程中，文选类题目比较多，教学的方式比较死板，教师教学的灵活性普遍比较差，所以学生的语文素质难以得到提升。很多教师积极响应新课改的要求，在语文教学中加入了很多诗词或文学作品中精彩的段落进行赏析，但是由于缺乏整体理解，所以培养语文思维的效果并不明显，语文思维能力培养的方法仍需要不断改进。

二、高中语文教学中培养语文思维能力的方法

1.改进教学方法，激发学习热情

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学生往往是被动接受知识，缺乏学习语文的兴趣与热情，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教师应改进教学方法，以兴趣作为引导，激发学生对语文的学习热情。对课程进行精心的设计与安排，导入学生感兴趣的话题，调动学生学习与思考的积极性，从而主动地学习与接受知识。比如，在讲解红楼梦中“林黛玉进贾府”这一片段时，教师应充分抓住学生的好奇心，采用设疑的方式，提高学生的探究意识。可以设计一些问题，如作者刻意描写王熙凤的笑声有什么目的？为什么黛玉与宝玉初次见面就有一种相识的感觉？以此引导学生的好奇心。学生为了找到答案，可能会在课下反复阅读《红楼梦》的相关篇幅，这对培养学生的语文思维能力有着较大帮助。

2.拓展学生语文思维的广度

提高学生的语文思维能力，但学生首先应具有一定的文学知识储备量，高中生普遍文学知识储备比较差，教师需要充分利用课堂时间，提高学生学习的效率。在教学文学作品时，需要学生具有理性的思维与感性的认知，前者可以帮助学生对知识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后者可以提高学生对文字的理解能力。语文思维不单单对学习语文课程有所帮助，还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因为学生在分析与思考时都会受到语文思维的潜在影响。高中语文教学需要拓展学生语文思维的广度，因此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堂时间，多为学生提供一些素材。比如，在讲解《将进酒》时，不单是学白的这一首诗词，还可以联系到其他作品，如《蜀道难》，两首诗在表现手法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都运用了夸张与想象等手法，但是抒情方式又有一定的区别。用对比的方式，可以增加学生的阅读量，使其学到更多的知识，从而扩大思考的空间，使他们在看待问题时更加全面，视野也更加广阔。在知识量达到一定程度后，学生的思维就会发生质变，这样有利于学生语文思维的培养。

3.拓宽学生语文思维的深度

在语文思维的广度扩展后，还要拓宽语文思维的深度，这是对知识内涵的深度挖掘，是让学生通过文字的表象，了解事物的本质。比如，在讲解《雨霖铃》时，教师可以在课前给学生布置一些任务，让他们了解作者当时的写作背景，课文中“多情自古伤离别”这一句子体现了作者的情感，那么作者为什么“伤离别”，布置学生查阅资料，了解作者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下这篇诗词等任务，这有利于知识的积累，还能提高学生的探究能力。另外，教师在讲解课文时应注意激发学生的思考，拓展学生思维的深度，提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促进他们语文思维的形成，并培养其发散性思维，提高他们的语文思维能力。在课堂上，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可以采用小组讨论与竞赛的方式，这有利于提高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并且活跃n堂气氛，加强了每个学生的参与性。

4.提高学生的知识归纳能力

归纳与总结是对所学知识的巩固与复习，也是高中生必须掌握的一种学习方法。在归纳与总结时，可以实现知识的升华，创造并接收新的知识。语文思维能力对学生学习其他课程也有着较大帮助，教师应注重对学生知识归纳能力的培养。学生在课余生活中也会接触一些零散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风格有着很大差异，单看这些知识好像对学习帮助不大，但通过对知识的归纳与总结，会提高学生的语文思维能力。学生在阅读完一部文学作品后，总结出这部作品的创作风格，这会很好地锻炼学生的语文素养，而且通过思考可以提高其学习能力。

5.提高学生的文学作品比较能力

在学习语文课文时，同一个作者在不同时期创作的文学作品可能有较大的差异，教师可以根据这一特点，采用对比的方式，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的比较能力。不同的文学家在同一时期创作出的作品可能差别迥然，这与作者的性格有较大关系，在分析时有着很大的趣味性。在文学创作中，对古代文坛有着较大影响的学派有“桐城派”“元白诗派”等，“桐城派”是清代文坛最大的散文流派，文章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散文的特点是条理清晰、语言简明达意。“元白诗派”是指以元稹与白居易为代表的诗歌流派，其注重写实，语言通俗易解。为了更好地掌握不同学派的特点，教师需要通过实际作品让学生有深切的感受。在对不同时期文学作品进行讲解时，教师应注重对作品内容、思想主张、文章特点以及影响等方面的介绍，还要分析当时的创作背景，这有利于学生的理解与记忆，可以使学生充分感受到每部文学作品蕴含的情感以及力量。教师在讲解时，也要为后期的比较做铺垫。在分析作品特色时，可以采用对比的方式，包括类似的作品以及不同的作品。学生在阅读后可以分小组讨论，分析作品的特点。课堂讨论的方式有利于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印象，还能通过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加强文学作品的比较，也能增加学生的阅读量，这对语文思维以及文学修养的提升都有着促进作用。

语文贯穿学生的整个学习生涯，其对学生的思维方式以及综合能力有较大影响。随着教育体制的深化改革，高中语文教学需要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改进与优化，教师应满足新课改的要求，加强对学生语文思维能力的培养。语文教师不仅要不断创新教学模式，加大课堂容量，还要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以及感性认知，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并挖掘出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深意，提高语文思维能力，这对学生今后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黄 荣.如何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语文思维[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0（36）：4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