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旅游的建议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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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化旅游的建议范文

【关键词】 赣州市 旅游文化 建议

一、面临的问题

（一）红色旅游的文化氛围不浓，产品也比较单一

赣州红色旅游开发比较完整的集中在瑞金一带，旅游的方式也是单一的革命旧址参观，游客进入景区游览方式也是听导游讲解，参观完景点就离开。旅游的产品单一，游客的消费也仅仅是购买门票以及简单的饮食安排，经济效益低下。

（二）经济欠发达，配套设施不完善

赣州红色旅游景点一般都身处经济欠发达地区，甚至是国家级的贫困县。经济实力薄弱，用于开发红色旅游资源的资金比较少，经费投入不足，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景点的宣传上，缺乏资金的有力支持，非常不利于红色旅游的发展。

（三）各个景点比较分散，资源的整合度不高

赣州红色旅游文化中，其中革命旧址、建筑共有267处，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共有4处60多个点，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共有20处，馆藏珍贵革命历史文物1万余件。但是这些旅游资源比较分散，没有形成套整的旅游产品，主要分布在瑞金、于都、会昌、石城等地。

当前旅游业正迎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机遇，赣州的旅游业应抓住这个历史发展的新机遇，着力解决档次偏低，管理体制不顺畅问题。赣州整个旅游市场的观念、管理和相关的机制都有待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加强旅游资源和红色文化资源的高度组合。

二、赣州开发红色旅游资源的几点建议

（一）规划经典路线，培育红色品牌

经典路线的规划，无疑是发展红色旅游的一个有力保障。红色旅游是赣州旅游资源的一大亮点和特色，赣州红色文化资源具有垄断性的特征。赣州旅游资源极其丰富，拥有国家标准的旅游资源分类中所规定的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天象与气候景观、遗址遗迹、建筑与实施、旅游商品、人文活动等类旅游资源。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0处64个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72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座，省历史文化名城1座，6处省级历史文化名村镇，3处市级历史文化街区；国家级生态旅游大县1个；国家级森林公园8个，省级森林公园14个；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3处，省级风景名胜区8处；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1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处，省级自然保护区18处。还有4个景点被命名为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21处景区将申创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

赣州位于江西省南部，赣江上游，是全国最大面积的地级市、最有发展潜力的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园林城市、全国卫生城市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是国家科技创新基地、中部六省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中部最佳投资城市、粤商最佳投资城市、浙商最佳投资城市、深港企业最佳投资城市、世界重要的钨产地，有世界钨都之称。简称赣或虔（为了与江西省简称相区别，现多简称虔），东接福建省三明市和龙岩市，南临广东省梅州市、河源市和韶关市，西靠湖南省郴州市，北连本省吉安、抚州两地区。处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向中部内地延伸的过渡地带，也是内地通向东南沿海的重要通道之一。

（二）坚持科学开发，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

一切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的发展都是不可取的。红色旅游具有特殊性，他的教育意义要大于观赏价值。因此发展红色旅游要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重在历史的重现，同时要注意适度开发，避免对红色旅游资源的破坏，造成环境无法恢复。要切实加强红色旅游的保护意识，积极开展革命纪念馆和遗址的维护修缮。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形成良性的发展。利用和开发好红色旅游资源的核心就是要处理好开发和保护的关系，有效的保护和科学开发，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不可贪大求洋，把历史古迹推倒重建，这就失去了红色旅游的内在意义，红色旅游注重的是历史的积累和沉淀，只有统一处理好开发和保护的内在关系，才能实现良性的发展。

（三）不断完善景区基础和配套设施的建设，在提高旅游产品质量的基础上，加强红色旅游宣传力度。

首先是在景区设置专线公路，或者是改善景区道路的状况，确保景区道路的安全和通畅。二是健全景区的配套设施，增设游客接待服务中心，提高接待游客的服务水平，增强住宿接待能力。提高旅游产品的质量。一是赣州红色旅游资源已进入有序开发阶段，但是整体水平提升，且大多县（市）都制定了红色旅游整体规划。其中，瑞金制定的红色旅游发展概念规划，立意高远。这就改变了过去景区（点）的随意开发、粗放式开放的状况，而形成有各自主题性的景区（点）。二是各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服务功能不断完善，正大力打造对中远程游客有足够吸引力的精品景区，逐步形成有影响力的旅游线路和产品，进而形成大旅游、大产业。加强红色旅游的宣传力度，吸引游客，而不是停留在各级单位、学校接受义务教育参观、瞻仰、接受传统教育的层面上，强化旅游产业的各种配套服务能力。

（四）增添红色旅游的文化内容，注重在旅游过程中游客的参与性。

发展红色旅游重点是要挖掘红色旅游的文化内涵，尽量收集历史照片、革命实物以及一切能烘托革命教育主题意义的媒介和载体。一件很小的实物有可能都会让参观者感受到革命的艰辛，感受到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增强红色旅游的内容目的就是增加起感染力。当然，如果所有的旅游项目只是简单的停留在实物的参观，革命旧址的游览，图片的展示上，那红色旅游的内涵感染力将被大大的削弱。因此，要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加大投入，利用光影等现代科技手段，重现历史，提高游客的参与度。

参考文献：

[1]喻学才.旅游文化[M].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

第2篇：文化旅游的建议范文

东北地区旅游资源丰富，旅游景点不但风光秀美，也有一则则引人入胜的民间故事。对东北民间故事进行英译不但能吸引外国游客，提升旅游景点的知名度，传播区域文化，还能发挥教育作用，净化游客的心灵。

[关键词]

东北民间故事；英译；旅游文化发展

一、引言

伴随休闲时代的悄然而至，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传统的“白天看神庙，晚上睡大觉”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走出家门，甚至走出国门，在旅游中感受别样的风光与风俗。正因如此，东北旅游业蓬勃发展。东北地区风光俊奇幽秀，大自然匠心独运，为这里创造了一处处令人流连忘返的自然景观。境内诸如五大连池、长白山、镜泊湖、鸭绿江等旅游景点更是以旖旎的山容水态吸引着中外游客。为进一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各景点在旅游设施和配套服务方面努力，争取为游客提供最佳的旅游条件。然而，景点能够吸引游客的绝不仅仅是那一片青山，一涓细流，还有这山水背后流传于民间的一则则或欢喜，或忧伤，抑或神秘的民间故事。正是有了民间故事作为一种文化注入到旅游活动中，才会让游客在眼观美景的同时在精神层面上有更大的收获。据预测，截至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每年来中国旅游、参观的外国游客将达到1.37亿人次。让外国游客在欣赏东北地区绝美景色的同时感受到各个景点背后独具东北特色的民间故事及故事中蕴含的地方风俗文化，获得精神层面的享受，是目前东北地区旅游文化发展的缺失。本文将探讨东北旅游业精神文化之一———东北民间故事的英译对东北地区旅游文化发展的作用。

二、东北民间故事英译在东北旅游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一）吸引外国游客，提升旅游景点知名度

对于旅游景点知名度的提升来说，了解游客的旅游信息获取渠道至关重要。对来华外国游客的调查研究显示，他们获得旅游信息的主要渠道为指南手册（Guidebooks），其次是利用互联网进行搜索或采纳亲友的建议，少数来华外国游客从旅行社获得旅游信息，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或杂志获得信息的游客占比最小。然而无论是上述何种旅游信息获得渠道，都只包含对旅游景点的笼统介绍。以在国外出版的《中国旅游手册》（ChinaTravelGuide）为例，书中简单介绍了旅游景区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主要景点、风土人情等信息，让外国游客对景点有了基本认识，但若要达到吸引游客，使其心生向往，决定动身一看的目的，恐怕还要做出更多的努力。其实，就东北地区而言，诸多的旅游景点背后蕴藏着动人的民间故事，关于长白山、五大连池、镜泊湖的民间故事彰显着东北地区的旅游价值和人文精神。将这些民间文学宝卷进行英译并适当体现在旅游信息中，将自然之景与文学之美完美结合，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让外国游客在阅读具有浓郁东北特色的民间故事后，产生强烈的观赏心理，从而慕名而来，会大大提升东北地区的旅游知名度，让东北地区的旅游产业更具区域特色与文化特色。

（二）传播地区特色文化，助力旅游业发展

今天的外国游客对来华旅游的期待已不仅仅是饱览自然风光，他们更多的是想要身体和灵魂共同行走在路上，通过旅游了解历史、文化、民俗、饮食等方方面面，而民间故事无疑是这些信息的重要载体。当游客用眼睛去感受美丽景色的同时，景色背后动人的民间故事让游客们大饱耳福。这些故事以它们贴近生活，通俗易懂的特点传播着东北地区特有的地方文化，而将这些故事进行英译，无疑为外国游客了解东北文化提供了一种直接的方式。想必来东北进行民俗旅游的外国游客都欣赏过东北民间文艺的一枝花———大秧歌。这种文艺形式以其颠浪的乐曲、夸张的造型、诙谐的舞蹈动作引得一波波外国游客观看甚至参与其中。据民间故事记载，东北在古代为满目荒凉之地，人烟稀少，远离朝廷，生活环境恶劣，生活方式单调。历代的统治者都把这里定为发配犯人的“远恶军州”。根据当时制度规定，有的官员一人犯罪甚至牵涉家族数百人。这些人在如此荒凉贫瘠的土地上生活艰辛，困苦难熬，加之苦役劳累，娱乐生活极其单调。渐渐的，有人便根据舞蹈动作，创造出一种边唱边跳的舞蹈形式———唱秧歌，缓解远离家乡和艰苦服役带来的身心上的疲惫。然而对于外国游客来说，即便通过观看和亲身参与，他们也无法理解秧歌中传递的民俗文化。因此，将关于秧歌起源的民间故事进行英译，让外国游客从历史的角度感受起源，在现实的空间体味艺术，必将带给他们更饱满的民俗旅游体验，进而达到传播东北地区特色文化，助力旅游业发展的目的。

（三）实现道德教化，丰富外国游客精神生活

民间故事之所以被认为是实施教育活动的重要工具，是因为这种大众化，甚至不流传于纸面的文学形式承载着民族精神、道德传统、审美观念等等。它们总是以最朴素、最真诚的故事传递着善良、勇敢、勤劳、对抗邪恶的正能量。吉林省境内的长白山以其“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自然景观吸引着不少外国游客，然而那则关于长白山起源的民间故事，他们鲜有耳闻。很久以前，长白山树木丛生，景色绮丽。有一年，突然来了一个吃火的恶魔，火被吃了，长白山变冷了，山上的各种生命不复存在。人们想尽各种办法，都没能压制住火魔。一个17岁的日吉纳姑娘，为了除掉火魔，救自己的民族，飞去天庭请求天帝的帮助。天帝告诉她，火魔张开大口喷火时，她要带着冰块钻进火魔的肚子，把它的心冻僵，这样它就不能喷火了。日吉纳姑娘丝毫没有犹豫，回到长白山就按照天帝的指示钻进了火魔的肚子，火魔被困住了，长白山恢复了往日的丽峰秀景。只是16峰顶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池子，水影清澈，这便是长白山天池。人们用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这则关于长白山的美丽的民间故事，更重要的是，故事中传递了民众挑战邪恶、果敢坚毅、勇于自我牺牲的正能量。将承载着这样道德观念的民间故事进行英译，生动地呈现在游览长白山的外国游客面前，那么留给他们的，将不仅仅是眼前的白色浮石、千年雪松、湛蓝天池，也有这背后深刻的道德教化和对于东北人民良好品德的感叹。

三、结语

东北民间故事是一种庞大而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东北地区的区域特色、民众的道德情操，在这些故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它们为游客的旅途增添了一种别样的民俗感、神秘感、新鲜感。而将这些民间故事进行英译，会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旅途中，他们将获得更丰富的旅游体验，感受更宽广的旅游文化外延，东北旅游业也会向国际市场进一步迈进。

【参考文献】

[1]李昌善.长白山神话传说的文化解读[J].东疆学刊，2003（7）.

[2]王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吉林卷[M].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

[3]赵现红.旅华外国游客旅游决策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桂林为例[J].社会科学家，2007（1）．

[4].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黑龙江卷[M].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

[5]肖振宇.东北秧歌起源辨析[J].戏曲文艺，2014（4）．

第3篇：文化旅游的建议范文

关键词：旅游英语；专业建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

作者简介：黄书生（1973－），男，江西鄱阳人，景德镇高等专科学校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基本原理、英语教学论；程坚（1983－），男，江西浮梁人，景德镇高等专科学校讲师，研究方向为英语口译；练缤艳（1972－），女，江西兴国人，景德镇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欧美文化。

课题项目：2010年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高校旅游英语专业与环鄱阳湖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对接模式研究”　（编号：10JY78），主持人：黄书生；2010年景德镇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景德镇高校旅游英语专业与地方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对接模式研究”（编号：10JY05），主持人：黄书生。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33－0067－03

文化旅游创意产业是文化创意产业在旅游领域的传承和延伸，是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和升级，是在文化旅游的基础上加上创意元素而形成的新的产业形态[1]。正因为旅游产业的文化性、参与性及体验性，在当前注重个体感受的体验经济、注意力经济等经济形态不断涌现，强调文化内涵和认同感的创意成为重要的经济要素的社会大背景下，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在我国也逐渐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这为我国高校旅游相关专业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

旅游英语专业是为了培养服务于现代化涉外旅游第一线的旅游英语人才而开设的一门高职外语类专业，而高职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培养符合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实现这一培养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职教育的专业建设和培养方式与途径。因此，研究适应地方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发展的高职旅游英语专业建设对旅游英语专业人才培养乃至地方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　以创造力为核心目标——培养目标调整

（一）文化旅游创意产业人才内涵

人的创意是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的核心要素，文化创意人才的培养是其发展的不竭源泉和根本保证。真正意义上的创意人才，是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以创意思维服务为特征，以特殊技能为手段的精英人才，他们一方面掌握很强的专业技能；　另一方面又对历史文化、社会文化有深刻的理解[2]。

文化旅游创意产业人才指的是在文化旅游产业中的创意生产者、策划者、经营管理者。按照首都经贸大学蒋三庚教授在《创意经济概论》中给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分类，旅游英语专业培养的人才应主要属于创意策划者和创意成果经营管理者两类，前者包括项目策划者、展览策划者等，后者包括景点管理、旅行社经营等。作为从事文化旅游产业的创意人才，应该是具有商业运作精神的人，能够整合文化旅游的各种资源，放大产业效益。换句话说，文化旅游创意人才应该具有复合型素质，不但具有创意灵感，还具有项目运作能力，且具有管理协调能力。

（二）文化旅游创意产业人才素质结构

从整体上来看，文化旅游创意人才应该具有鲜明的个性，注重个人聪明才智的发挥，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他们不安于现状，不囿于传统，不盲目跟从，而是勇于进取，想象力丰富，善于把握新事物、新观念；目标明确，注重效率，善于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具有审美辨别力、沟通技能力、文化旅游行业经验、创意价值鉴别力等。以上特点，我们可以称其为文化旅游创意人才的创意特质。

旅游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一贯强调英语知识和旅游知识并重，英语听说读写译技能和旅游业务技能并重，也提及了学生全面素质和综合能力的培养，总体目标是培养高技能人才。而在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发展的新形势下，原创精神、创意思维、创造能力应该被纳入培养目标中，而且成为目标的核心，成为贯穿人才培养过程的一根主线，总体目标是培养具有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人才的素质结构见表1。

二、强调创意思维与实践能力——课程教学改革

（一）课程：跨学科与综合取向

培养目标的调整，必然引起课程教学的改革。如前所述，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对从业人员的素质有多方面的要求，因此旅游英语专业在课程设置时要兼顾英语语言文学、旅游学、经济学、文化学、艺术学、营销学、管理学、传播学、新闻学等学科的知识和相关能力，在加强英语和旅游专业教育的同时，为学生打下宽厚的学科基础。课程结构上可以包括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公共选修课等。尤其要注重选修课的建设，充分利用高校的多学科、多专业的资源优势，不但可以跨专业选课，还可以考虑跨学校选课，建立校际学分互认制度，实现跨学科和校际的资源整合。同时，在课程形式上增大课程的综合性，设计出融合课程、问题课程等。例如，涉外旅游营销、国际旅游节庆活动设计等。另外，可以考虑专设创意学课程，强化科学技术类课程（尤其是数字化技术、网络信息技术）。

不管是课程结构还是课程形式的调整，目的都是要培养具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优美情感和创意能力的复合型创意人才。实践证明，只有在多学科的教学、训练和熏陶中，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洞察、剖析、选择、整合以及迁移等技能，锻炼提升其归纳推理、思考批判、价值判断、语言沟通等能力，并在不断地学会运用不同的学科视角与方式去思考问题之时，在融会贯通与灵活运用之中，更好地得到创意灵感，形成创意能力[3]。

（二）教学：思想性与思维能力培养

我国当前的英语专业教学中有片面强调语言的工具性而忽视语言的思想性与文化性的趋势，导致英语专业毕业生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英语语言技能却缺少应有的文化素养和思想内涵，学了“器”而没能领悟“道”，因而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没有创意冲动，没有创意思维，无法产出创意。这样的人才无法适应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的发展要求，因为创意才是这些人才的生命。因此，在旅游英语专业教学中应该在进行语言教学和旅游专业知识教学的同时，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激发学生的创意冲动，培养学生的创意思维。这就要求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对历史文化、社会文化的深刻理解，提升学生的思想层次，提高其创意能力。

作为创意能力的核心的创意思维，是人类的一种有效解决问题、实现创新目标、具有显著价值的高级思维活动。因此，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反对不顾学生兴趣和潜能的灌输模式，而是要实施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个性、激发学生潜能的个性教育。教学中应该秉承的原则是，文化知识的熏陶与能力的培养相结合，课堂教育与企业实践相结合；在教学模式上，可以采取兴趣导向的探究性教学、问题解决导向的教学、项目研究模式教学等，例如以团队创作的形式将学生分配参与到整个项目全程的各个具体环节中，在设计与完成项目的过程中对专业的完整体系进行探究，使得学生在整合各方面知识的过程中得到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同时明确个人的发展方向。在教学方式上，重在启发式，并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课堂上展示生动的图片、音像，以及涉外旅游企业岗位活动的真实案例。

（三）地方特色文化的引入与课程教学的实践性

为了适应地方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的发展，高校旅游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必须结合地方的实际情况，引入具有地方文化特色、反映区域旅游资源特色的教学内容，开发符合地方旅游经济发展要求的校本课程。

以景德镇市为例。景德镇具有丰富而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包括陶瓷文化、古文化、茶文化和红色文化，尤以陶瓷文化闻名。景德镇陶瓷在器形和内容上反映了自然界的美好和谐与人们崇尚美的价值取向，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哲学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陶冶着这座城市的精神品质和文化性格。体现独特陶瓷文化的陶瓷历史遗迹、瓷坊歌谣、民间故事、传统窑炉作坊建造技艺、制瓷技艺、陶瓷艺术和瓷味浓郁的弄巷街道及地方风情等都可以成为景德镇高校旅游英语专业的校本课程内容。同时，囊括上述各方面内容、蕴含景德镇特色的陶瓷文化旅游英语应成为校本课程体系的重要部分。只有在全面深入地理解地方特色文化，比较与研究其在西方文化中的理解范式，探讨其一定情境中最佳英文诠释方式的基础上，才能创造性地以地方文化为资源打造出创意旅游产品，才能有效地向境外游客传递出地方文化魅力，提升文化旅游的层次，促进产业的发展。

地方特色文化的引入和旅游英语专业的实践性特质都要求课程教学紧密联系旅游实践，以实践作为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之一。高校应选择涉外大酒店、景区、涉外业务较多的旅行社等作为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加以建设，学生以见习、实习的方式参与到企业的实践活动中。在时间安排上，可以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和企业的实际情况采取分散与集中相结合。尽量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机会，一方面可以使他们的综合技能和创意思维在真实情境中得到训练，而且通过检验更加明确自己的努力方向，增强了在校系统学习知识技能的动机，另一方面使人才培养更加贴近地方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需要，提升了旅游英语人才的胜任力。

三、创意经验丰富的双师型师资——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在创意产业的实际工作经验与行业知识的不断更新决定着学生将来的职业竞争力[4]。旅游英语专业的教师，必须参加旅游行业的一些活动，与地方旅游行业协会或企业保持密切联系，以了解当前旅游行业的发展趋势。同时，教师可以不断获得实践知识，并将这些一手的经验融入到课堂教学之中。要适应创意旅游产业，教师对产业发展态势的准确把握以及在旅游行业活动中的创意实践经验对于人才培养至关重要。

教师如何能够更好地参与到产业实践中去？只有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教师首先必须掌握丰富的涉外旅游实践知识。由于旅游英语专业教师团队主要由外语系的教师构成，因此不但要求他们接受旅游专业知识的培训，掌握旅游课程知识，还得鼓励他们在上岗前取得行业相关的若干证书，例如外语导游资格证书、调酒师证书、酒店前厅、客房、餐厅职业资格证等。但上述条件只是成为双师型教师的基本要求，达到了这个基本要求才有资格参与到产业实践中去。

建设一支具有创意经验的双师型教师队伍，还必须在“创意经验”上下工夫。文化旅游创意产业是新兴的产业，国内的行业实践大多处于摸索阶段。在高校与行业紧密合作的背景下，可以说创意型教师团队的形成和发展与地方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相辅相成。产业的发展为教师提供了检验提升理论知识和形成提炼实践经验的平台，而教师的发展提供了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不管是通过教师的直接参与还是通过人才培养的间接参与）。

为了更好地促进教师的发展，鼓励教师发挥自己的理论优势，在实践参与创意活动的同时，积极进行科学研究，提高科研能力，以科研支撑的模式更好地参与到实践中，获取更多的创意经验。首先，高校教师应明确科学研究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方向，立足于区域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的实际，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着力解决当前实践中的突出问题，而不只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泛泛而谈，要使研究成果真正能够对实践起到指导作用。其次，高校可以安排骨干教师到企业对员工进行培训，通过进行专题讲座等提高企业现有从业人员的素质。最后，高校教师积极参与企业实践，到文化旅游企业挂职、担任顾问、共同开发旅游项目等，直接给予企业的人力资源的支持。

另外，高校应以多种灵活的形式聘请文化旅游企业的管理人员和业务技术人员作为兼职教师或到学校做讲座，充分利用他们的实践能力强和经营管理、文化旅游项目策划等方面实践经验丰富的优势。也可以考虑与企业联合办学，加强和完善师资配备，也为高校教师获取更多创意经验搭建了良好平台，这对创意双师型团队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的日益勃兴要求高职旅游英语专业作出积极应对，在专业建设的各方面进行改革创新。在人才培养目标方面，要在专业知识技能掌握的基础上以创造力培养为核心；在课程教学方面，应该强调学科之间的融通，挖掘课程中的思想性，实行个性教育，引入地方特色文化，加强实践教学；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要以创意双师型为标准，引导和鼓励教师在实践参与中积累创意经验，努力提升科研水平。只有在旅游英语专业建设中全方位地融汇渗透文化创意元素，才能成功地培养出符合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发展要求的高技能复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1]黄书生.景德镇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的发展路径研究[J].中国商贸，2011（10）.

[2]范林.创意产业的兴起与创意人才现状问题研究[J].学术论坛，2010（07）.

第4篇：文化旅游的建议范文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旅游产业发展需要文化作为灵魂，文化的传承需要旅游产业作为载体，两者的深度融合可以达到共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加快推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欢迎查阅。

为加快推进文化旅游强市建设，落实“以文促旅，以旅彰文”总体工作思路，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重大项目为突破，以融合发展为主线，推出文化旅游精品，打造文化旅游品牌，为实现2023年文化和旅游产业产值“双千亿”和增加值占比超过6%的目标，特制订如下实施意见。

一、强化文化旅游顶层设计

成立以市委书记任政委、市长任组长的岳阳市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编制《岳阳市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总体规划(2020-2030)》，推动文化旅游规划与其他专项规划深度融合;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对重要事项实行“一事一议”，形成部门联动、市县协同合力;强化文化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统筹协调和综合管理职能，对全市文化旅游规划、项目进行论证和把关。(牵头责任单位: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责任单位:市委编办、市发改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文旅广电局，各县市区党委政府)

二、推进重大文化旅游项目建设

发挥重大文化旅游项目引领作用，把岳阳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独特的山水自然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重点抓好岳阳楼-君山岛、南湖风景区、张谷英村、屈子文化园、洋沙湖旅游度假区、天岳幕阜山等重点景区(度假区)建设。加快推进洞庭湖博物馆、洞庭湖旅游母港、龙山生态科普基地、岳州古城、洞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等重点文化旅游项目建设。推动洞庭湖国际公馆度假酒店、福朋喜来登酒店、悦榕庄酒店、阿波罗温泉度假酒店等五星级旅游饭店创建和提质升级。支持岳阳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岳阳老铺黄金、湖南十三村食品有限公司、泰金宝精密(岳阳)有限公司等文化旅游企业做大做强。建设一批有特色的研学旅行基地，开发一批上规模的文旅装备产业项目，打造一台有影响的大型实景演出或影视作品。(牵头责任单位:各县市区党委政府;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教体局、市文旅广电局)

三、推动文化旅游+产业融合

推进文化旅游产业与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进文化旅游与农业融合，发挥农业产业化特色小镇的观光休闲旅游作用，推进乡村文化旅游环境综合整治，助力乡村振兴。依托G240沿线乡村美景、美食及特色农业产业，重点打造G240沿线农旅结合示范带。推进文化旅游与工业融合，鼓励工业企业以生产场景、科研与产品、企业文化与管理经验等资源为依托，打造城陵矶港区、食品产业园等工业旅游示范点。推进文化旅游与体育融合，大力发展休闲体育旅游、探险旅游、徒步穿越、低空飞行、极限运动等体育运动，打造一批体育旅游精品赛事和精品线路。推进文化旅游与康养等新业态融合，积极推进养生谷、生态酒店、民宿等建设，发展生态健康旅游产业。(牵头责任单位:各县市区党委政府;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工信局、市教体局、市文旅广电局)

四、完善文化旅游公共服务设施

推动市县游客服务中心建设;加快智慧旅游平台建设，开通主要旅游景区公共交通线路;推进景区停车场、旅游标识标牌建设;推动“厕所革命”。开发岳阳本地江鲜湖鲜、风味小吃等地方特色餐饮，推动各县市区建设美食(夜市)街区。完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推动市县完成公共图书馆、博物(纪念)馆、文化馆、美术馆、剧场等文化设施建设和提质;建设方便阅读和体验的文化休闲区。(牵头责任单位:各县市区党委政府;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国资委、市交通局、市商务粮食局、市城管局、市文旅广电局)

五、加大文化旅游宣传营销力度

整合资源，打造“天下洞庭·乐游岳阳”旅游品牌，推广岳阳文化旅游形象标识。在车站、码头、机场和高铁、高速公路沿线等主要交通地段，设立旅游宣传专用广告位。运用新媒体和网络等多种形式，深化“线上+线下+体验”目的地营销策划。着力拓展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圈等大型客源市场，开展精准营销。重点打造岳阳民俗文化节、君山爱情文化节、汨罗国际龙舟节、元宵长乐故事会、洞庭湖国际观鸟节、岳阳小龙虾博览会、岳阳国际生态马拉松、中国(平江)康养休闲避暑节等品牌。重点推出洞庭生态游、江湖名城游、湘楚文化游、休闲自驾游等精品旅游线路。建立环洞庭湖旅游联盟、湘鄂赣天岳幕阜山文化旅游协作区等区域旅游合作机制。(牵头责任单位:各县市区党委政府;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市城管局、市地方海事局、市发改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交通局、市商务粮食局、市文旅广电局)

六、打造文化旅游创意园区

规划打造文化旅游创意园区，引导支持一批有竞争实力和发展潜力的本土文化旅游企业，招商引进一批全国全省大型综合性文化旅游企业集团，培育壮大一批“专、精、特、新”的中小微文化旅游企业入园聚集发展。重点发展文化旅游装备制造、创意设计、高端印刷、文博会展、传媒影视、工艺美术、演艺娱乐、康体养生等业态。鼓励各县市区推进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发展。(牵头责任单位:各县市区党委政府;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文旅广电局)

七、创新开发文化旅游产品

进一步挖掘全市历史文化特色和文旅产业特色，开发具有独特创意和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体系。大力发展岳州窑、岳州扇、汨罗龙舟、岳阳楼文创产品等工艺美术品，打造岳阳黄茶、岳阳小龙虾、平江酱干、十三村酱菜、长乐甜酒、汨罗粽子、华容芥菜、临湘浮标等特色品牌。鼓励开发影视、动漫、游戏等新型文化旅游商品。加强文化旅游创意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支持企业建设文化旅游创意产品展示销售中心和研发基地。举办市级文化旅游商品大赛。(牵头责任单位:各县市区党委政府;责任单位:市商务粮食局、市文旅广电局、市工信局、市农业农村局)

八、加强文化旅游人才队伍建设

重点引进一批懂经营会管理的文化旅游领军型人才。聘请一批国内外著名文化旅游专家，组建文化旅游发展智库。努力培育高素质、专业化的文化旅游人才队伍。与省内外知名高校合作，建立产学研一体的文化旅游人才培养基地。鼓励和支持相关单位聘请高等院校专家学者担任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顾问。注重发现和挖掘民间艺术人才，给予民间艺术人才以保护和支持。(牵头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教体局、市财政局、市文旅广电局，各县市区党委政府)

九、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

充分发挥产融基金和文化旅游引导资金对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引领作用，持续加大文化旅游发展投入。2019年，市财政预算新增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1000万元。各县市区政府要逐年增加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市旅游发展公司应重点支持全市文化旅游项目建设，充分发挥市级旅游产业投融资平台的导向作用。健全完善银企合作平台，举办文化旅游企业专场银企对接会，推进银企联姻。健全完善政策性担保机制，鼓励引导各类社会资本进入文化旅游产业。各县市区和市直各部门要认真研究中央、省文化旅游支持政策，积极包装文化旅游项目，向上争取资金。(牵头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金融办;责任单位:各县市区党委政府，市文旅广电局、市旅游发展公司)

第5篇：文化旅游的建议范文

民族文化主题公园成就了存在主义原真性旅游体验，在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民族旅游； 空间生产； 符号表征； 主客同位景观

21世纪以来，以少数民族（族群）文化为旅游消费对象的民族文化旅游日益表现出后现代性的发展趋向①，或者说是一种后现代旅游的趋向。Natan Uriely（1997）认为，学术界关于后现代旅游的社会话语由“模拟的”和“他者的”两种理论框架构成。模拟的后现代旅游（the simulational postmodern tourism）的学术脉络聚焦于超现实体验，指向模拟的主题公园和其他典型的后现代人造景观；他者的后现代旅游（the other postmodern tourism）概念强调对真实的探寻，指向不断成长的自然的吸引力和作为后现代表达的乡村。后现代旅游的这两种维度构成关于旅游性质互补而不是冲突的观点。当代中国民族文化旅游的人造主题公园类型与生态博物馆（文化生态村）类型，分别是模拟的和他者的后现代旅游的典型代表。而模拟的民族文化旅游的后现代性主要体现在空间生产方面。国内关于后现代旅游的研究非常有限，且相关研究以宏观理论探讨为主，对当代中国民族文化旅游的后现代性缺乏专题的分析探讨。本文基于对云南“彝人古镇” 见下文案例分析。典型个案的田野调查，尝试对民族文化旅游通过旅游空间生产而体现的后现代性特点及其所体现的社会效应进行分析，并提出作为文化旅游后现代性重要标志的“主客同位景观”概念。

1 民族文化旅游空间及其生产

空间是后现代研究的重要视角之一。法国批判哲学家Henri Lefebvre（1991）曾提出空间的三重性或称三层次性，即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与表征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空间的实践”是作为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基本过程的一部分，表现为可感知的物理意义上的环境；“空间的表征”是科学家、规划者、城市主义者、技术官僚和社会工程师等共同生产的概念化的空间；“表征的空间”是与物理空间重叠的属于居住者生活经历与经验的空间。可见，空间具有物理性、社会性、符号性和可生产性。

民族文化旅游所指涉的空间，是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和产品的样态，是旅游者活动的空间范围和表现形式。其内涵兼容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历史文化遗产和常态民俗生活文化等内容，是具有明确地理空间范围的旅游主客体互动的社会文化空间。从旅游主体（旅游者）的角度看，“旅游空间有着不同于日常生活空间的特征和符号内涵，它既是获得旅游体验的前提条件，也是旅游体验建构的产物，具有主观建构的抽象性和剧场化特征”（谢彦君，2010）。从旅游客体（与旅游者相对应的旅游对象）的角度看，“旅游空间是通过旅游产品“量”的扩张与“质”的提高，被旅游规划人员“有意图生产出来的旅游产品”（李琮，2009）。可见，民族文化旅游空间是物理空间、文化空间、社会空间的叠合空间，涵盖和体现了民族文化旅游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多层面的现实意义。

空间生产是民族文化资源成为旅游产品和旅游景观的重要途径。民族文化旅游所涉及的景观生产、符号消费、文化体验、遗产保护等问题，都与空间生产息息相关。民族文化旅游所营造的空间具有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91）所说空间的基本属性和层次。相对应地，空间的实践生产，指旅游地空间区位与配置组合、自然地理景观与民族文化物质载体等物理空间的开发实践；空间的表征生产，指旅游地标志性旅游景观符号系统及旅游产品的制造、舞台化再现与产业化开发，是文化旅游参与体验的主要空间；表征的空间生产，既相连于旅游地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层面，又相连于游客的艺术想象和建构，是获得民族文化旅游原真体验的重要空间。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生产，体现了旅游空间基于主客体互动的文化建构本质。

旅游产品、旅游景观、文化空间、旅游文化符号等概念与民族文化旅游空间及其生产密切相关，而且这几个概念的内涵互有交叉（见图1）。通常意义上，旅游产品是指为满足旅游者需求而向旅游市场提供的各种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从旅游空间的分层和实际功能看，旅游空间中的物质实体和环境氛围只是旅游产品存在和呈现的结构要素。但从宽泛的符号消费角度看，“无形的象征、氛围甚至愉悦感，都可以透过符号价值的交换而被购买，视觉消费成为现代旅游活动的另一重要特点”（宗晓莲，2005）。所以，作为旅游符号消费必不可少的结构要素，旅游空间中的物质实体和环境氛围也可被视作旅游产品。可见，旅游空间生产既有典型商品化旅游产品的生产，也有旅游商品依存和呈现所依赖的实体、环境与氛围的生产，还有旅游者与民族文化旅游地东道主互动的社会关系的生产。旅游空间生产，是较一般旅游产品生产更为复杂的一种复合性生产。旅游景观包括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人文景观中，只有向游客开放并且直接服务于旅游需求的才属于旅游产品。如同样是民族服饰，只有成为商品交换和舞台展演道具的才是旅游产品。旅游空间的生产正是通过旅游景观的规划设计与生产制造而得以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文化空间”定义为：“具有特殊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表现”（乌丙安，2005），它强调在固定的地点和时间举行的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活动。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生产的核心内容，强调文化旅游产品的民族性、传统性、空间场景性，所以，文化空间是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生产最核心的内容和主要的产品形式。符号是人们共同约定用来指称一定对象的标志物，所有在某种形式上能被知觉并揭示出意义的一切现象都是符号（恩斯特·卡西尔，2004）。旅游可被视作游客对旅游文化符号的消费。旅游文化符号与旅游产品、旅游景观、文化空间部分内涵叠合。文化空间既是标志性旅游文化符号，还是核心旅游产品和典型旅游景观。

2 无所不容与符号表征表征（Representation）是指在实物缺席的情况下重新指代这一实物的任何标识或符号集（史忠植，2008）。认知意义上的表征不仅是认知对象的替代物，传递着认知对象的信息，它还是反映认知对象的一种内部心理结构，是在思维中被加工的客体（彭聘龄，张必隐，2004）。因此，表征本质上是对某一种事物的加工性的替代。符号表征即用符号指代某种事物。符号和符号所指代对象之间构成了表征关系。 ：旅游空间客体生产的后现代性

旅游空间客体作为旅游规划人员有意图生产出来的旅游产品，包括旅游地物理空间、旅游景观符号、旅游商品等游客接触并参与其中的空间实体及氛围。

“彝人古镇”通过吸纳整合韩国、东南亚的世界资本而形成了一种独特旅游消费空间。这个旅游空间提供了从地方性到世界性的文化特色旅游商品，具有詹姆逊所言的被大众商业文化重新整合的全球性、整体性的后现代“超空间”性质（姜楠，2008）和哈维所说的“以时间的压缩和空间的分散、多样为标志”的后现代“时空压缩”的特点（陆扬，2009）。“彝人古镇”旅游空间的生产综合了历史复原、模拟示范、创新复合等多种方式，在内容上表现出去地方化的无所不容，在形式上表现出地方化的符号表征，体现了古镇旅游空间客体生产的突出特点。

2.1 内容：去地方化的无所不容

“彝人古镇”本文个案点“彝人古镇”是一个典型的后现代人造主题公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中国最美十大主题公园”之一。位于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经济开发区内，建在原（宋）大理国德江城旧址，占地约3161亩，总投资32亿元，是以古建筑为平台、彝文化为灵魂的大型文化旅游地产项目，是楚雄彝族自治州政府确定的十大文化产业之一，是楚雄汇通古镇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镇公司）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综合试点单位。据公司负责人介绍，“彝人古镇”还荣获“中国最高火把”、“规模最大的新建仿古镇”两项世界吉尼斯之最。笔者于2011年7月至10月对“彝人古镇”进行了田野调查，对景区主要的旅游项目进行了参与观察，与古镇公司管理人员、导游、祭火表演的毕摩、游客、本地彝族群众、周边汉族居民、古镇经营户等不同群体进行了访谈。本文所用资料，除特别注明出处的之外，主要来源于此次田野调查。所在楚雄彝族自治州地处“彝族文化大走廊”的中心部位，具有“一州连三市”（昆明、大理、攀枝花）的区位优势，是全国两个彝族自治州之一。州府城市楚雄是滇西旅游黄金线上的重要门户。“彝人古镇”位于楚雄市中心区，作为滇中重要旅游商贸区，吸引着全国各地及世界的旅游商品生产商和销售商纷至沓来，由此形成无所不容的旅游空间，其涵盖自然风景、民族历史文化、旅游商贸、旅游地产等诸多内容。“彝人古镇”有7大分区、70多个小分区，以楚雄州内风光名胜为基本素材，各种木桥、石桥10余座，亭台楼阁、假山地景若干，是一个集文化、旅游、商贸、地产、餐饮为一体的现代仿古镇。核心景区德江城已形成清明河、茶花溪和德运路为主的三大商业中心区。

“彝人古镇”旅游空间提供了从地方性到世界性的文化特色旅游商品。游客可以在喧闹的商贸街品尝特色小吃、购买来自缅甸、韩国及国内各地的时尚旅游商品，体验Spa休闲健身，也可以乘坐游船游览幽静的“清明河”，或乘坐洋车、欧式宫廷马车游览全镇。旅游空间内容的无所不容还直接体现在旅游产品的开发设计上。以建筑为例，“彝人古镇”的建筑风格在以楚雄、武定等地彝族传统民居为原型的基础上，博采了大理、丽江、江南水乡等古园林建筑之长，形成多元建筑文化元素兼容的独特样式。再如节日产品，国家法定节日、本土彝族节日、主流的汉族节日均被填充于“彝人古镇”的节庆时空中，举办元旦节、春节、元宵节、正月十五庙会、圣诞节、火把节、彝族情人节、中秋节、光棍节、彝族年、儿童节等众多节庆活动。

“彝人古镇”营造了融汇世界文化的全球化旅游图景，如夏普雷（1994）所言，“在旅游的情景中，后现代最突出的表现是‘去差异化’（dedifferentiation）”，“旅游地呈现同质性、无地方性特征”（王宁，等，2008）。在调研中，笔者就“彝人古镇”旅游空间无所不包的后现代性曾访问过旅游规划管理者、旅游营销者、游客（含本地市民、外地旅游者、古镇居民）、本地彝族群众。被访者几乎都认同这种旅游空间文化元素是被移植的、碎片化的、全球同质化的、无所不包的、快餐式的，同时又对其满足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大众旅游者的实际功效给予肯定。从这个意义上看，具有后现代旅游性质的“彝人古镇”，已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大众旅游者广泛认同的、跨越文化边界与时空范围的旅游消费空间，而“游戏碎片”（瑞泽尔，2003）也成为“彝人古镇”旅游空间生产后现代性的必然后果。碎片化的、表层化的大众旅游消费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旅游空间的文化整体性和深度，从以下被访者褒贬不一的评论可窥一斑：

古镇管理人员（LJY，女，40岁）：把具有区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商品都集中在一个地方，既丰富了古镇旅游商品内容、体现了古镇的民族特色，又方便游客、活跃旅游市场，何乐不为？平常旅游团队非常多，周末这里就是昆明及周边城市居民的黄金度假区。

古镇旅游公司导游（GH，女，25岁）：昆明很多旅行社经常安排到大理、丽江旅游的团队来这里。通常是下午来，住一晚，第二天走。一是体验彝族文化，省外的客人特别喜欢；二是这里旅游商品丰富，时尚的、传统的应有尽有，能充分满足客人的娱乐消费。遇到节假日，旅行社提前一周预约都排不上队。

古镇居民（女，经营风味食品）：“彝人古镇”就是个大杂烩，这里是我们楚雄州的大商场、美食城、娱乐场、城市公园，不光外地游客喜欢，楚雄州和周边州市的人都爱来。

游客（男，昆明游客）：这里彝族文化旅游项目设计得还行，特色突出，很热闹；但没深度，只能满足一般性的旅游观光和吃喝玩乐。

2.2 形式：地方化的符号表征

“彝人古镇”旅游空间客体的生产同时包含了去地方化和地方化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内容上去地方化的无所不容，另一方面是形式上地方化的符号表征。霍尔（2003）认为，表征的实践就是概念、观念、情感等“在一个可被传达和阐释的符号形式中具体化”。这是一个旅游空间及其客体符号化生产的过程：一方面，“彝人古镇”作为旅游消费空间，从宏观区位选择和微观的旅游规划布局都被“主题公园”、“文化旅游产业”等符号所定义，呈现为符号化的旅游消费空间；另一方面，作为具体旅游空间客体的标志性文化符号、核心旅游景观与游客参与体验空间等均依托传统彝族文化进行符号化生产，这些体现出“彝人古镇”旅游空间地方化的符号表征特点。

“彝人古镇”旅游空间客体的符号化生产，是指标志性景观符号系统的制造和符号性旅游产品的舞台化表演与产业化开发，是旅游规划人员根据彝族文化特色和市场需求，为旅游者认识、了解彝族文化而有意识规划与生产的概念化的空间想象。但凡被称作文化遗产的都是最具民族特性的传统文化，物质文化是其“形”，非物质文化是其“神”。旅游空间客体的符号化生产就是民族文化遗产“形”与“神”结合再现的生产。这些符号化的旅游空间客体，是依托彝族传统文化遗产、兼顾旅游者“凝视”取向而进行艺术加工、提炼的民族文化再生形态，是彝族文化旅游资源商品化的结果。通常情况下，旅游空间“地方化”符号表征实践，以表演艺术、礼仪、节庆、传统手工艺技能展演为主要内容，以游客参与体验空间的生产为主。“彝人古镇”以楚雄本土彝族文化为主题，主要景点有：彝人部落、毕摩文化广场、梅葛广场、咪依鲁广场、土司府、庙会戏台、望江楼、威楚大道等。在彝人部落、毕摩文化广场等核心景点，游客可以体验到地道的彝家美食、彝族歌舞表演和彝族“祭火大典”仪式；庙会舞台的方寸舞台之上不仅有传统的彝族古音乐节目《威楚余韵》，还汇聚了众多现代舞蹈、相声小品等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彝人古镇”文化旅游景观及常态活动一览表》即可领略彝族民族建筑、歌舞表演、《祭火大典》、节庆等旅游产品具有典型的“地方化”特点（见表1）。

舞台化的文化空间生产与符号表征是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生产的主要手段。“为了强化民族表识、民族特色和营造旅游地的民族形象而出现了传统文化向‘艺术’形式的转变，即传统文化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形成了具有表演和观赏价值的艺术”（刘晖，2006）。作为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显性因子的彝族歌舞艺术，在旅游空间生产中被舞台化生产为《威楚彝韵》、《彝乡恋歌》等系列舞台剧目。彝族火崇拜的祭火仪式也被开发为舞台节目。毕摩文化广场的《祭火大典》和彝人部落的《彝乡恋歌》系列节目（含品彝族长街宴、赏伴餐歌舞表演）是每天的常态活动，也是深受游客喜爱、参与性最强的活动。彝人部落集中展示了楚雄彝族传统的民居住屋、土主庙、姑娘房、毕摩房、服饰、餐饮、歌舞及酿酒、制豆腐等传统手工技艺等民俗文化。以《祭火大典》为例，节目虽以祭火为题，但诸多符号化、艺术化的歌舞元素贯穿节目始终。参加祭火表演的，除毕摩是地道的彝族宗教职业者，其余人员均为公司歌舞团的专业演员。毕摩姓鲁，是古镇公司专门从楚雄州姚安县请来的，除晚上在祭火仪式上担任重要角色，还在彝人部落里开餐馆，有时还有人请做法事。当笔者问及“古镇的祭火仪式和你们村里的有什么不一样”时，他说，“火把节的时候会回村里主持祭火，村里一直在做，在古镇属于商业化操作，但民族特点得到了体现”。2011年10月6日，笔者亲眼所见祭火仪式的火把被当场以1800元高价拍卖。

少数民族节庆是民族歌舞、宗教仪式、服装、饮食等传统文化荟萃一堂的文化空间，也是最具吸引力的旅游景观与参与体验空间。彝族年是“彝人古镇”新推的旅游品牌。2011年11月19日，“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年活动”在“彝人古镇”内隆重举行。大牌坊下松针满地，号角声响彻云霄，盛装的彝族青年男女夹道起舞，客人们喝下热情的迎客酒。威楚大道上摆了可容纳近3000人多达300桌的长街大宴。彝家人祭奠先祖，庆贺丰盈。夜晚民歌对唱、歌舞表演、祭火大典、篝火晚会等

一系列丰盛的文化活动，让楚雄市民、游客与彝家人共同领略了彝族新年的魅力。

其中不少外地游客是昆明各旅行社与古镇公司提前预约安排的。彝族新年民族文化符号的集中呈现与仪式化操作得到游客的一致好评，笔者随机问了几位外地来的游客“对彝族新年感受如何？增进了您对彝族文化的认识了吗？”回答多是“太有意思了”、“有彝族的特色”。

针对“彝人古镇”能否体现楚雄彝族文化特色、其文化旅游的符号表征的社会效应如何等问题，笔者专门访问了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的SX。他认为，古镇通过较为系统的规划设计，把彝族传统村落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精华，把彝族文化有特色的、能展现的都呈现给了游客，集中展现了楚雄彝族文化的精髓；虽然符号化、舞台化的痕迹非常明显，但作为旅游背景下的民俗文化展示，这是无法避免的。综合“彝人古镇”旅游营销者、游客、古镇居民、彝族文化研究者的观点，社会对“彝人古镇”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报告人普遍强调，这样一个文化高度浓缩的旅游景区，可让那些旅游行程紧张的游客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内尽可能多地感受到彝族文化的特色。

民俗生活事项被高度符号化似乎已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种旅游开发策略。但其后现代旅游的弊病也显而易见。旅游空间客体的符号化生产是为迎合后现代游客的符号消费欲求、以游客和旅游市场为生产标准、抽取族群标志性的文化符号、采借主流社会文化符号而融汇创造的一种拟态的民族文化景观，因此，这种“在地化”的符号表征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文化碎片的特征与符号拼凑的痕迹。彝族文化真实、完整的文化体系被肢解，文化符号的原有所指被消解，而重新生产出满足后现代游客符号消费的舞台化、片断式、浅表性的所指意义。楚雄彝族的族群形象在“彝人古镇”这样一个后现代文化旅游情境中，被塑造为“旅游民族景观”。

3 去中心化与主客同位：旅游空间主体生产的后现代性

“彝人古镇”作为民族文化旅游的后现代人造主题公园类型，因其旅游空间与生活空间交融而产生多元主体。多元主体在自娱——表演的旅游场景中主位角色与客位角色的叠合，建构了独特的主客同位景观美国语言学家派克从语音分析的音位（phonemic）和音素（phonetic）两个角度，引出了主位（emic）和客位（etic）的概念，并指出这两个概念对于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化现象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后来被运用到人类学田野调查中。主位如同音位，是指从当地人的视角、以局内人标准看待和理解文化；客位如同音素，是以外来观察者的角度、以局外人标准看待和理解文化。主位与客位之划分，被用于强调当地人与外来者相区别的文化角色。就民族文化旅游而言，文化旅游目的地的少数民族文化持有者与游客是两大关键主体。少数民族文化持有者是主位的，外来游客是客位的。具体就本文而言，在“彝人古镇”后现代的旅游-生活空间中，以彝族群众为主的多元主体，他们既是古镇内反映彝族文化的展演性景观（主位），也是从周边各地汇聚到此娱乐的游客（客位），这就产生了主位与客位叠合的情况，即“主客同位”现象。相关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如王宁、刘丹萍、马凌等（2008）编著的《旅游社会学》提及，英国每个城市和乡镇都将自身作为旅游目的地来促销，在这些城市旅游的游客往往就是这个城市的居民，旅游目的地与游客常居地之间的差异（“我者”与“他者”的对立）已显得不再重要。。与旅游主客体泾渭分明及旅游场域侧重以游客为中心的现代旅游不同，旅游-生活空间多元主体去中心化和自娱-表演景观的出现，是“彝人古镇”这种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楚雄彝族自治州）模拟的民族文化旅游后现代性的突出特点。

3.1 去中心化：旅游-生活空间的多元主体

作为模拟的后现代旅游类型，以人造景观为主的民族文化主题公园因民族文化主体（文化持有者）与民族文化的分离，换言之，因民族文化主体（文化持有者）的“在场”缺失，催生了旅游-生活空间多元主体的出现。“彝人古镇”是“景区+社区”模式，由此形成生活空间与旅游空间交叠的结构。据古镇公司项目部的工作人员介绍，古镇社区有来自浙江、广东、上海、北京、成都、深圳、台湾以及欧美、澳洲、东南亚上千位海内外业主。作为楚雄大众休闲、娱乐、购物的城市繁华景观和商贸、地产、文化展示混合的旅游地，“彝人古镇”成为城市居民和周边被征地乡镇农民的文化乐园。作为全州彝族文化展演的中心，吸引了众多群众汇聚于此，以展示、表演彝族歌舞等传统民俗文化自娱自乐。周边彝族群众（彝族文化持有者）、社区居民（商住户）、游客、景区文化旅游演职人员、城市市民、周边被征地农民等构成古镇的多元文化主体。与现代旅游以游客为中心的空间结构不同，作为模拟的后现代旅游类型，“彝人古镇”旅游-生活空间多元主体作为“联合旅游者”，在这个“大众旅游的联合世界是没有传统、是非中心化的”（阿格尼丝·赫勒，2005）。这使得作为彝族文化旅游地核心主体的彝族文化持有者处于去中心化的地位。“后现代社会的旅游模糊了过去对旅游时间和闲暇时间的区分”，“人们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可以作为游客存在，旅游活动与日常活动不再被明显的区分开来”（潘秋玲，丁蕾，2007）。在“彝人古镇”的旅游-生活空间中，多元主体中的部分主体，如社区居民（商住户）、彝族文化持有者、城市市民、周边被征地村民的身份往往与游客身份同位叠合。换言之，出现在“彝人古镇”景区内的社区居民（商住户）、彝族群众（彝族文化持有者）、城市市民、周边被征地农民，他们既是古镇的主人，也是古镇的游客。

3.2 主客同位：自娱-表演景观的建构

主客同位的自娱-表演景观的出现，是“彝人古镇”作为后现代旅游空间主体生产的标志。它彻底打破了现代旅游主体与客体泾渭分明的角色划分。自娱-表演景观的建构主体和展演者是景区内处于去中心化地位的彝族文化持有者，他们具有文化主体与游客的双重角色。从游客局外人的客位视角看，他们是古镇民族文化的主人，他们是真实彝族文化的持有者和展演者，他们连同所展现的文化景观一同构成了旅游空间中被游客欣赏的客体。从他们自身局内人主位的视角看，他们清晰地知道，自己是这彝族文化主题公园（古镇社区）的真正主人，他们只不过是在景区内休闲娱乐，在古镇旅游场景的激发下借助于旅游活动或旅游氛围寻找本真的自我，体验自己作为彝族文化持有者的存在。他们处于一种文化主体（局内人主位）与旅游客体（局外人客位）同位叠合的“阀限”“阀限”是范·杰内普创立的关于过渡仪式的一个重要概念，指仪式参加者在仪式过程中处于一种失去所有身份特征，被排斥在社会正常分类体系之外的边际化状态。美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在《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一书中对此概念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并使之成为人类学仪式研究的核心概念。状态。根据王宁的观点（Ning Wang，1999），“存在性真实是指生命的一种潜在存在状态，旅游中的真实体验是在旅游的阀限过程中去获得这种被激活的存在状态（an existential state of Being）”，这种主客同位者的旅游体验正是存在主义原真性体验原真性概念最初源于博物馆与哲学研究领域。原真性是旅游体验的核心概念。目前关于原真性旅游体验的分类主要有客观主义原真性、建构主义原真性、后现代主义原真性、存在主义原真性、定制化的原真性等。其中存在主义原真性强调对旅游主体即旅游者自身真实性感受的关注。Ning Wang（1999）认为，存在主义原真性又可以细分为个体内在的原真性（intrapersonal authenticity）和个体间的原真性（interpersonal authenticity）。。后现代旅游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游客的体验更强调个体性，注重个人的创造性和参与感，强调人的主观感受，不再依赖传统的旅游吸引物，人们注重寻求自我独特的体验及不同情绪的满足”（潘秋玲，丁蕾，2007），“后现代旅游的核心意识是从商业化的旅游向生命体验的回归”（白光润，李仙德，2007）。这种存在主义原真性体验，正是主体在“彝人古镇”后现代人造景观旅游体验的主要模式之一，它催生了自娱-表演主客同位景观。

主客同位景观1：彝人部落内的城市彝族老人

古镇的彝族民俗活动大多集中于傍晚举行。每晚7：00-8：20，彝人部落是最热闹的地方。这里会有古镇公司歌舞团为品彝族长街宴的游客进行“彝乡恋歌”系列歌舞节目表演。与此同时，在彝人部落大门内，还有一队身着彝族盛装的老年人在进行彝族传统歌曲弹唱表演。8：20专业歌舞团表演结束后，他们便会进入部落广场继续载歌载舞，欢度良宵。2011年10月5日晚，在这里表演的6女4男系楚雄州武定县的彝族老乡会人员，他们白天在城内公园活动，晚上来古镇表演。据调查，像这样的民间团队有10多个，散布于“彝人古镇”的多个主要景点。多数是由来自州内不同县份的退休人员组成的彝族老乡会，受古镇公司邀请，晚上来古镇娱乐兼表演，公司发给交通补贴，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既是自娱自乐，又能为古镇添彩”。

主客同位景观2：周边被征地汉族老人

彝人部落、望江楼、庙会戏台等地，是古镇旅游开发公司邀请和安排群众自娱自乐兼表演彝族歌舞较为集中的区域。笔者通过访谈发现，这些自娱自乐兼表演彝族歌舞的人并非都是真正的彝族，部分是周边被征地的汉族群众。古镇已成为他们茶余饭后休闲娱乐的聚会场所。一位歌舞尽兴之后准备归家的汉族大爷告诉笔者，因为楚雄是彝族自治州，平日广播电视等传媒对彝族文化的宣传就比较多，加之村子周边彝族较多，汉族同胞从小受彝族文化影响，所以普遍都会彝族歌舞。可见，彝族文化作为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文化地标，无形之中影响了州内其他民族。“彝人古镇”作为彝族文化主题公园，彝族文化自然成为古镇排他性的标志性文化符号。

主客同位景观3：散布景区的本土彝族歌手

在歌舞充斥大众休闲娱乐空间的年代，“彝人古镇”也少不了冠以“彝族歌王”、“彝人古镇情歌王子”、“彝人组合”之名号的视听娱乐景观。他们真实的彝族身份和地道的彝族歌曲展演，成为古镇主街富有原创性和吸引力的旅游景观。与上述景观1和景观2不同，大多数彝族歌手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的自娱自乐和展演，贩卖彝族音乐文化唱片是其主要目的。明显的商业经营行为，使这类景观较前两种主客同位景观更为复杂。尽管如此，它仍旧具有彝族文化持有者自娱-表演景观的特质。

由此可见，主客同位的自娱-表演景观的建构与展演者大多是真实的彝族，也有少数是汉族。无论其民族身份是真实的抑或虚拟的，其在“彝人古镇”旅游空间所展现的均是彝族文化持有者的角色。正如戈夫曼所言，“在社会剧场或舞台，自我的表演和呈现受到文化或社会‘剧本’的制约”（王宁，2011）。“彝人古镇”作为彝族文化主题公园的文化排他性，决定了不论他们是何民族身份，在彝族古镇，他们就只能建构和呈现彝族文化景观。事实上这种主客同位的自娱-表演景观的建构，是开发企业与旅游-生活空间多元主体的互动与共谋。“空间作为主体性存在的策略与场所”（潘泽泉，2009），正是旅游空间设计与开发人员、彝族文化持有者、周边被征地农民、景区商贸人员等多元主体“通过主体来完成空间的培育、生产和维护”（潘泽泉，2009），其中市民（无论彝族或汉族）的参与互动，对城市民族文化旅游景观的塑造起到重要作用。

4 旅游空间生产与民族文化保护

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生产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政治，不仅充斥着多元主体与多种权力话语的社会实践，还反映出民族文化资本化和民族文化旅游化保护的社会效应。

4.1 民族自治地方的城市景观生产

民族文化旅游空间作为少数民族文化与资本、与政治结合生产的社会景观，具有政治、文化、经济多重意义。“彝人古镇”已成为楚雄彝族自治州象征性的城市景观和彝族文化地标，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中国，制度结构对空间的塑造最为直接和强烈”（王丰龙，刘云刚，2011）。近年来，楚雄州委提出“打造彝族文化精品、发展彝族文化产业、建设彝族文化名州” “彝人古镇”项目背景[EB/OL].[2012-03-16].http：∥/show.asp？id=226的战略思想，“彝人古镇”开发项目被列为全州文化产业建设的十大项目之一，也因此成为云南省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标志性城市景观。

4.2 民族文化的旅游化保护

“彝人古镇”文化旅游空间生产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有企业、地方政府、旅游地多元主体，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共谋和权力协作，共同建构了“彝人古镇”旅游空间。在古镇彝族文化资本化生产与旅游化保护中，地方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楚雄州政府从各方面大力扶持和引导古镇发展，成为地方彝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地产业开发的成功典范。开发企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古镇文化旅游开发的具体组织策划与运营者，企业充当了具体文化旅游空间的规划、设计、生产者。古镇的多元主体是民族文化旅游的关键要素，作为后现代人造景观和模拟民族文化旅游必不可少的文化展演者与参与者，他们在闲暇娱乐的同时，充分展现了彝族文化的地方性知识。无论真实的或虚拟的彝族文化主体，他们作为古镇文化的主人，对旅游地的形象建构和本土彝族文化的传承保护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民族文化旅游景区，作为旅游资源和产品的民族文化处于一种持续的旅游情境与旅游化生存状态中。笔者将这种通过旅游场景再现和文化再生产方式进行的文化传承保护，称作“旅游化保护”（桂榕，吕宛青，2012）。从民族文化旅游与文化保护的角度看，应该“通过无所不在的强调地方本土文化重要性的游客凝视和相应的获利，使旅游成为保护地方的推动力”（Liu，2005）。民族文化要获得产品的资格和权利，这在根本上取决于他者的认同。获取这种认同的基本方式，就是这些文化要素在群体层面上的资本化运用（陈庆德，马翀炜，2007），“彝人古镇”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正是通过旅游空间生产和文化旅游消费形式得以实现。楚雄彝族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和公民权的标识，通过“彝人古镇”旅游空间生产方式进入社会公共空间，激活、保护与传承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在更大的社会空间中寻找到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尽管不同区域的彝族族群文化通过文化旅游的舞台化再生产，在对外民族文化形象塑造中被同质化与象征符号化，但在媒介与文化市场的共同形塑中又不断激发、建构出新的富有生机的民族性。

5 结语

“彝人古镇”作为模拟的后现代旅游景观，它是全球化背景下资本流通与旅游消费空间生产的产物，是民族文化旅游地利益相关者共同建构的社会空间。其旅游空间的生产表现出时空压缩、无所不容、符号表征以及旅游-生活空间多元主体去中心化、自娱-表演主客同位景观建构等后现代性特点。与生俱来的后现代性，一方面使其文化生产碎片化、符号化；另一方面，却成就了人本主义的存在主义原真性旅游体验，而且在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借助城市景观建设来开展文化遗产旅游化保护方面具有创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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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文化旅游的建议范文

本文通过ICOMOS、UNESCO等官方网站及国内相关的法规选编书籍，搜集了近百年来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文献，在对法规原文及国内相关译文加以比较与理解的基础上，将其中涉及的旅游开发活动、游客活动、社区等相关内容加以整理，用中、英文关键词“旅游”(tourism)、“游客/参观者”(tourist/visitor)、“社区/当地”(community/local)、“设施”(infrastructure)、“环境”(environment)、“教育”(education)、“利用”(use)、“展示”(presentation)、“阐释”(interpretation)等加以搜索与筛选，然后对选中本文所直接参考引用的文献内容进行概述。《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①是第一部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法规，它规定了古代建筑保护与修复的基本原则，并成为后来被ICOMOS大会所采纳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威尼斯)》(下简称《威尼斯》)②的基础。该重点阐述了如何通过行政和立法措施、现代材料与技术资源以及国际协作来实现历史纪念物的保护。《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③、《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④、《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⑤及《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内罗毕建议)》(以下简称《内罗毕建议》)①等文献主要为本文提供了关于设施建设与环境影响方面的内容。《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最早注意到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旧城更新等给文化遗产带来的“建设性破坏”，并就此提出积极保护景观与特征、保护历史地区等相关措施建议。其后的几个文件也是在世界各地重要文化遗产正遭受由迅猛的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与破坏威胁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中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最具有深远意义。《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旨在“建立一个依据现代科学方法制定的永久有效的制度，共同保护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自其1975年12月17日生效②以来，保护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这一问题才受到各国政府和公众的普遍关注和逐步重视。《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③为各遗产公约国提供了具体操作规范的文件，该操作指南据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发展而做不定期的修改(张松，2006)，至今最新的版本是2013年版④。《历史园林(佛罗伦萨)》(下简称《佛罗伦萨》)⑤、《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华盛顿)》(下简称《华盛顿》)⑥《考古遗址的保护与管理》⑦和《保护和管理历史城市与城镇地区的瓦莱塔准则》⑧等文件是对具有国际古迹保护权威性文件《威尼斯》的重要补充。《佛罗伦萨》是关于历史园林与景观保护的，它对历史园林的定义与目标、维护与保护、修复与重建、利用、法律和行政保护等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华盛顿》针对历史城镇与街区的保护详细规定了保护历史城镇和城区的原则、目标和方法，该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重视社区的参与和发展，影响着以后的国际法文献对遗产地社区的关注，如《考古遗址的保护与管理》就把当地人民的遗产保护参与以及他们的生活习惯纳入到整体性保护的政策中，进一步扩展了文化遗产完整性保护的概念;《保护和管理历史城市与城镇地区的瓦莱塔准则》，根据时展变化的要求对关于历史城镇的保护与管理的定义与方法做了新的诠释，它进一步要求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必须以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与环境质量作为目标，并阐述了旅游发展在其中充当的角色与作用。《文化旅游》①与《国际文化旅游》②是ICOMOS颁布的关于文化旅游的两个重要文件。《文化旅游》是在文化遗产地日益遭受旅游利用的破坏威胁同时旅游利用又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的背景下产生的，它初步表达了早期国际法对旅游利用的态度。1999年的《国际文化旅游》取代了1976年版的《文化旅游》，重新阐述了旅游和文化遗产之间的作用与关系，并强调东道主社区的文化个性和文化遗迹与国内外游客的兴趣、期望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与1976年版的《文化旅游》相比，《国际文化旅游》鼓励保护组织与旅游业的积极对话，不再将旅游简单地视为“被迫容忍的业务”，对推进国际法的旅游利用认识发展进程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文化遗产地的阐释和展示》③是ICOMOS2008年颁布的，它进一步阐述了文化遗产的“阐释”(interpretation)④与“展示”(presentation)定义与目标。《国际文化旅游》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文化遗产地的“阐释”活动，认为遗产阐释是同时满足游客体验与提高公众意识的根本途径。《文化遗产地的阐释和展示》则进一步丰富了阐释活动的内涵，对文化遗产地的旅游阐释和展示活动起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2国际法对文化遗产旅游利用认识过程

2．1从关注环境影响到关注经济社会文化影响国际法对旅游利用认识的发展演变，首先表现在从主要关注旅游环境影响到对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环境影响共同关注的过程。旅游开发作为文化遗产地的主要利用与发展方式，对遗产地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大体可以分为经济影响、社会文化影响以及环境影响⑤。其中，旅游环境影响是国际法关注较多的一个方面，而旅游对遗产地东道主社区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与经济影响是国际法较晚与较少关注的内容，但是随着人们逐渐认识到东道主社区在遗产保护中的地位作用，国际法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各种保护措施与旅游利用对社区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文化影响。(1)对旅游环境影响的关注关注旅游开发建设活动带来的环境影响。早期的国际法，如《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和《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强调各类工程与修建活动对遗产地景观及其环境的影响。《内罗毕建议》则直接指出，“要防止因旅游业的过分开发而造成的危害”(第31条)等。其后的《佛罗伦萨》与《华盛顿》同样强调，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如交通设施、停车场等要加以控制。《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1997起还要求申报遗产的提名报告要提供遗产地的环境压力如污染等方面的信息(第64条)①。关注游客压力及不恰当行为造成的环境影响。早在1931年的《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就开始意识到游客行为对文物古迹的影响，建议“教育工作者应劝阻孩子和年轻人做出污损各类纪念物外观的行为”(第7条)，而其后的多数国际法均强调通过恰当的教育手段提高公众的遗产保护意识以及引导恰当的保护的行为，如《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建议“缔约国应使公众广泛了解对这类遗产造成威胁的危险和根据本公约进行的活动”(第27条)。《佛罗伦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②和《文化遗产地的阐释与展示》还考虑到了游客的数量及其分布的不平衡对古迹环境承载力的影响。可见，从早期到近期的国际法，在文化遗产地所进行的包括旅游在内的各种开发利用活动所造成的环境影响，始终是国际法关注的重点内容。(2)对旅游经济社会文化影响的关注《内罗毕建议》是相对较早关注社区的社会文化与经济变化的文献之一，它认为，“保护措施不应导致社会结构的崩溃”(第46条)。其后，《华盛顿》提出，“为了保护这一遗产并为了居民的安全与安居乐业，应保护历史城镇免受自然灾害、污染和噪音的危害”(第14条);《国际文化旅游》序言③指出，“过度的或没有妥善管理的旅游也可能使东道主社区的生态、文化和生活方式降格”;《保护和管理历史城市与城镇地区的瓦莱塔准则》提到，“为了遗产和当地居民的利益，保护与管理计划应该要考虑到旅游所带来的预期影响”(第4条g)。这些都表明了国际法越来越认识到各种保护措施及旅游开发利用所导致的负面社会文化与经济影响。同时，国际法还认识到旅游利用可以带来的正面影响。如《国际文化旅游》序言指出，“旅游可以为文化遗产创造经济利益，并通过创造资金、教育社区和影响政策来实现以保护为目的的管理”等;《保护和管理历史城市与城镇地区的瓦莱塔准则》指出，“旅游业可以在历史城镇地区的发展振兴中发挥积极的角色”(第4条g)。由此可见，国际法在对待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影响问题上，已经从主要关注旅游环境影响过渡到对环境、社会文化与经济影响的共同关注了。2．2从关注遗产保护需要到关注社区发展与游客体验需要国际法对旅游利用认识的发展演进还表现在从对遗产本体的原真性与完整性保护需要的认识到对社区发展与游客精神体验需要的认识过程。对遗产本体的原真性与完整性保护一直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法的主旨与核心内容，其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是对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与完整性保护的认识逐渐完善的过程(刘爱河，2009;张朝枝，2008;张成渝，2010;张松，镇雪峰，2007)，也表明了国际法对文化遗产本体的保护需要认识越来越深刻与完善。而国际法对东道主社区发展需要的关注以及对游客精神体验需要的关注在近几十年的国际法文献中也得到越来越多的体现。(1)对东道主社区发展需要的关注随着国际法越来越认识到东道主社区是文化遗产保护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因此也越来越关注东道主社区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地位与作用，并强调实现东道主社区的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如《华盛顿》在其原则与目标中指出，“历史城镇和城区的保护首先关系到他们周边的居民”，“居民的参与对保护计划的成功起着重大作用，应加以鼓励”(第3条);《考古遗址的保护与管理》序言表明，考古遗产的其他构成部分是当地人民生活习惯的组成部分，对于这类遗址和古迹，当地文化团体参与其保护和保存具有重要意义。尽管继《华盛顿》后的许多国际法也开始认识到东道主社区的保护参与需要，但对于社区具体如何参与遗产保护与发展计划则缺乏明确的引导;直至1999年《国际文化旅游》，才将如何满足东道主社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以及政治参与需要的内容具体化。《国际文化旅游》将东道主社区的需求作为整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六大旅游发展原则中，有两大原则强调东道主社区和原住民的参与需要(原则四)和发展需要(原则五)。《保护和管理历史城市与城镇地区的瓦莱塔准则》序言则明确要求，“对历史城镇地区的任何干预都必须以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与环境质量为目标”;“可以通过信息、增强意识和培训等方式来帮助居民参与”(第3条h);“历史城镇的旅游发展应该基于对当地社区身份及其文化和传统活动的尊重与支持”(第4条g);“旅游活动必须尊重并不妨碍居民的日常生活”(第4条g)。可见，东道主社区的保护参与和发展需要已经成为国际法中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重要内容。(2)对游客体验需要的关注游客体验的需求是多方面的(Quan，Wang，2004)，而国际法最关注的常常是对游客的遗产教育。从最早的《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起，遗产教育计划就被写进各种国际法文件中，而“旅游”一词较早就是以承担公共教育任务的功能出现在国际法文件中的。然而，这些教育计划并不是以满足游客体验需要为主要目的，而是强调这种公众教育在遗产保护中的必要性，实际上也是从遗产本体保护的需要为出发点的。真正对游客体验需要给予较多关注的是《国际文化旅游》。的一大原则就是，要“确保带给游客一段有价值的经历”，提出，“古迹保护和旅游的计划应该提供游客高质量的信息，以确保游客最清楚地了解遗产的重要特征和保护其需要”，“旅游者应该能够以他们自己希望的速度和方式游览古迹遗址”，“提供恰当的设施，可以保障游客的舒适和安全，并提高旅游的享受程度”(见《》原则三)等，强调从信息、教育、精神提升、安全与舒适、娱乐等多方面满足游客文化遗产旅游体验的需求。从对文化遗产本体的保护需要认识到对社区发展与游客体验的需要认识过程，体现了国际法对旅游利用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2．3从被动、消极到主动、积极的旅游利用态度国际法在对待旅游利用问题的态度上，是一个从被动、消极地限制旅游开发利用活动，到主动、积极地鼓励制定合理的旅游发展目标与管理规划的过程。早期的国际法文献大多只是为了尽可能地确保遗产本体的安全而对各种开发建设活动有所限制，如旅游利用对环境的影响，相关的国际法文献对设施建设问题的处理，大多表现为通过“禁止”、“限制”、“监督”的手段来“控制”和“预防”可能威胁遗产本体原真性与完整性保护的影响;在对待游客的态度上，则希望通过“劝阻”“教育”等手段来减少游客的不恰当行为对遗产物的污损;在对待东道主居民方面，早期的国际法文件也只是在意识到社区居民的正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的情况下提出相关的建议，较少考虑到社区居民的参与保护和发展需要等。早期关于文化旅游的《文化旅游》把旅游业看作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社会、人文、经济和文化的事实”(基本立场第1条)，认为“旅游将对人类的一般环境特别是文化遗址产生重要的影响”(基本立场第2条)，因此，“必须认真研究这种影响，使这些影响保持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基本立场第2条)等。由此可见，早期的国际法在对待旅游利用问题上处于被动与消极的态度。《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从1997年就提出了关于旅游发展规划与旅游管理的要求①，但最能体现国际法对旅游利用态度的积极转变的是《国际文化旅游》。该序言将旅游看作是“文化交流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和“自然和文化保护的积极力量”。与《文化旅游》相比，《国际文化旅游》不再将旅游看作是被迫容忍的业务，转而更关注旅游发展的正面影响，并以“促进和鼓励旅游业”、“促进和鼓励保护文物各方和旅游业之间的对话”等作为的目标，体现了国际法在对待旅游利用态度上的一个巨大转变。在处理旅游利用与遗产保护的矛盾问题上，与过去的“禁止”、“限制”、“监督”、“预防”等手段相比，《国际文化旅游》更注重可持续的“计划”、“管理”和负责任的“推广”。在对待游客方面，与单纯的“劝阻”和“教育”相比，《国际文化旅游》提出通过“阐释”与“演示”等适当的、启发性的计划促进和鼓励高度的公众意识。在处理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的矛盾问题上，《国际文化旅游》不仅提出要让东道主社区和原住民共同参与保护古迹和旅游的规划中来，还关注东道主社区在旅游和保护活动中的利益等。在此基础上，《文化遗产地的阐释与展示》又进一步为具体的阐释与展示活动提出具体的指导原则，使旅游利用活动更切合文化遗产地的保护。最近的《保护和管理历史城市与城镇地区的瓦莱塔准则》是关于历史城镇保护与管理的，它也将“旅游”作为独立的条目进行了相关的阐述，认同“旅游业可以在历史城镇地区的发展振兴中发挥积极的角色”(第4条g)，警惕大量游客给历史城镇地区带来的危险，要求“保护与管理规划必须考虑到旅游所带来的预期影响并控制这个过程”(第4条g)。可见，与过去被动、消极的“应对式”态度相比，国际法如今采取了更为主动、积极的态度来充分“利用”和“发挥”旅游业在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中的正面力量，并要求主动“控制”负面的影响，这显示了国际法在认识旅游利用的进程中态度的积极转变。

3国际法对文化遗产旅游利用的认识发展对我国相关立法的启示

国际法对文化遗产旅游利用认识的发展演进过程，实际上反映了国际法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日益全面与完善。国际法对文化遗产旅游利用态度的积极变化显示，国际法支持并鼓励制定合理的旅游发展目标与管理规划来尽可能地降低旅游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鼓励发挥其对于遗产保护和社区发展的积极力量。这一积极变化，对我国协调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利用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应充分认识与理解文化遗产旅游利用的影响及其现实意义，既要以主动、积极的态度充分利用和发挥旅游业在遗产保护和社区发展中的正面作用，又要努力控制旅游业所可能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其次，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应该重视社区旅游参与和发展，既要尊重当地社区及其居民原有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又要将社区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需要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并充分利用和发挥社区及其居民在遗产保护和旅游利用中的积极力量。最后，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应该重视游客的精神体验，从游客体验需求的角度制定相应的“阐释”计划，通过满足游客的体验需要来实现文化遗产的教育目的。然而，在我国文化遗产旅游利用的实践中，相关的立法引导与规范仍然处于缺位的状态。虽然目前我国已形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简称《文物保护法》)为核心，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为骨干的文物保护法规体系(叶秋华，孔德超，2008)，但现行的《文物保护法》(2007修正)及其它文物保护法规体系，多侧重于明确保护对象、保护内容和保护方法(叶秋华，孔德超，2011)，却忽视了针对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实践的引导与规范;对于社区与游客利益的法律保障、传统文化价值的认识与尊重理解(叶秋华，孔德超，2011)更是严重缺失。与社区及其居民利益最为密切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524号2008．04．22)，同样也只侧重于遗产本体的保护内容，旅游利用方面的内容则完全缺失，社区及其居民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被完全忽视。纵使是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制定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04第二版，以下简称《准则》)①也侧重于遗产本体的保护原则、程序与工程。虽然《准则》支持“文物古迹应当得到合理的利用”(见第4条)，但对于保护与利用所产生的社会与文化影响以及如何发挥和保障社区及其居民在保护和利用过程的作用与发展需要等方面也缺乏应有的关注。此外，尽管《文物保护法》与《准则》均提及文物古迹的展示，并以其作为公众教育的宣传手段，但只是强调遗产价值展示与再现(张朝枝，2010)，却忽视了游客实际的遗产体验需要。由此可见，我国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立法和实践尚未体现出对文化遗产旅游利用应有的认识和重视，也没有体现出其对当地社区及其传统文化价值应有的认识和尊重理解(叶秋华，孔德超，2011)，这与我国当前文化遗产旅游利用的实践完全脱节。缺乏相应的法律引导与规范，这就使得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往往变成了纯粹的商业化运作，文化遗产面临过度开发的危险(胡红梅，2010;叶秋华，孔德超，2011)，并且频频出现游客与遗产地景区、游客与居民、居民与政府、居民与开发商等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卢松，等，2010)。文化遗产本体非但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文化遗产地内还出现了各种负面的社会与文化影响问题(胡红梅，2010)，这不仅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法的规定不相符合，也违背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初衷，不利于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利用的可持续发展。

4结语

第7篇：文化旅游的建议范文

说到观潮,不能不提钱江潮观赏胜地――盐官。而说起盐官观潮,就不能不提一个人――海宁市人大代表杜国方。

他是盐官镇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1987年开始当选盐官镇人大代表,1997年起连续三届当选海宁市人大代表。要不是这位老代表的坚持,盐官可能就会少一条著名的观潮大道,也可能看不到那些修旧如旧的古桥、古宅。

“坡式”的设想化作一条观潮大道

早在1987年,盐官百姓就常有议论:“盐官不搞旅游没有理由。”这让杜国方感触很深。在1988年的盐官镇人代会上,他联合其他代表提出了要求开发盐官旅游事业的建议,认为盐官作为一个传统观潮胜地和历史文化古城,具有独特的旅游资源,应该充分开发、保护。

该建议引起了市、镇两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在1989年的盐官镇人代会上,镇政府便将开发盐官旅游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古城盐官的旅游事业发展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也正是从那年起,这位老代表和海宁旅游结下了长达20多年的不解情缘。

老盐官人都知道,以前从海宁东部的硖石到盐官要从新仓绕一圈,而从海宁西部的重镇长安到盐官又要从胡家斗绕,交通十分不便,严重制约了盐官的旅游事业发展。

据杜国方回忆,那是在1997年,杭嘉湖南排工程的河道挖掘工作已经进入尾声,新开挖的河道两旁堆满了开挖出来的泥土,从盐官一路堆到了东西大道。当时,不少老百姓抱怨:“这么多泥挖出来填到哪里去?田地还怎么复耕?”

看到这些,杜国方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如果能用这些泥土,修一条盐官直通海宁东西大道的“观潮大道”,不就解决了南排泥土无处填埋的问题,还将大大改善盐官长期交通不便的现状。

宋代大文豪坡在钱塘江畔的杭州用疏浚西湖的泥土造了一条风光旖旎的景观大道――苏堤,从而流芳百世,如今,同样奇妙的设想依然令人赞叹不已。为了论证这一设想,杜国方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调研,收集了大量的群众意见和翔实的资料。在走访过程中,当听说杜国方要向市里建议修这么一条造福百姓的路,不少镇人大代表和普通群众都主动跑来签名,这使杜国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设想。在随后召开的海宁市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杜国方提交了该建议,与会很多代表都纷纷附议。结果,该建议得到了海宁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当年下半年,便正式动工兴建“观潮大道”。

经过一年半时间的施工,一条全长5.05公里,投资2000多万元的“观潮大道”呈现在人们面前,成了老百姓交口称颂的文明样板路,也成了各方游客趁兴而来、满意而归的快速通道。家住附近的村民老周只要一提起这条路就喜上眉梢,他说:“那路一造好,不仅来看潮的人多了,镇里还建成了工业园区,我们这里好多人都在那儿工作,路两边的人家也都富了,这可多亏了杜代表呀。”

用心呵护古城一砖一瓦

杜国方说,盐官虽是个小城,却是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如同明清散文小品,短小而耐看。他还说,无论是水巷、小桥,还是枕河人家,都溢出了水的灵秀。

跟着杜国方一起徜徉在盐官古镇,笔者能很强烈地感受到他对盐官一草一木的熟悉与热爱。在一座历史悠久的古桥边,杜国方告诉笔者,它叫平安桥,东西向跨越上塘河,桥身大多数是原物,是一座非常有名的古石桥。他自己小时候就经常到桥边玩耍,能清楚地找出哪几处地方是后期修补过的。他还介绍说,以前这里往北还有一座更大的石拱桥,叫春富桥,后来被拆了,拆得很突然,当地老百姓反响很大。

事实上,当地有关部门也曾有过拆除平安桥的计划,杜国方得知这一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文保单位。当时,他的脑海里就一个念头:这些都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不能拆。后来,他又专程走访了不少平安桥附近的老盐官居民,到市图书馆查阅档案,确认平安桥建于清代早期,距今已有数百年历史。在1992的盐官镇人代会上,他提交了一份有关平安桥保护和修复的建议,其中还包括详细的保护和修复方案。

万幸的是,这次有关部门积极采纳了他提出的保护和修复建议,才得以留下这座保存完好的平安桥。

来到盐官的北城门遗址,杜国方又介绍说,这个是水城门,原来盐官的东南西北有四个城门,现在仅剩下这么一个。而在北城门遗址最落魄的时候,城门上的城砖都被当地百姓挖走砌了自家的围墙,只剩下一面光溜溜的泥墙。后来,他和其他人大代表一起提出了要求修复的建议,文保部门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及时进行了修复,这才有了现在这座有着鲜明地方特色的水城门。

看到自己提的建议能够被采纳,能够促进家乡旅游的发展,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杜国方由衷地感到高兴。但这些并没有令杜国方沾沾自喜,他说,他最放心不下的还是盐官古城的保护与开发,不少文物景点如今都已湮没,有的虽然保护起来了,也没有很好地修复,这一切无不令他牵肠挂肚。

心系潮乡旅游23年

为更好地开发盐官的旅游资源, 2003年11月,以盐官古城为核心的5.4平方公里被划定为盐官观潮景区。

然而,由于景区内老城镇、新农村并存,给景区旅游开发带来了不少问题,比如说景区内一些居民至今仍在沿用老式马桶,景区内很多道路还都是泥土路,其环境卫生现状与周边景区环境极不协调。对此,杜国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在2008年的市人代会上,杜国方领衔提交了一份1200多字的关于要求加大旅游开发力度,加速打造长三角文化旅游名市的建议。

他在建议中指出,景区内仍有230多户居民尚在使用马桶,其卫生及基础设施建设与AAAA级景区极不相称,甚至严重制约了景区发展。他说,这些情况都是他在走访景区环卫站时了解到的。他听环卫工人介绍说,由于老城区路窄弄多,环卫专用的大粪车根本进不去,农用车改造的小粪车又无法上牌,所以景区内一些老住宅楼的抽粪难问题始终解决不了。

“现在农村的水泥路都通组达户了,我们老城镇的有些小弄堂还是烂泥地呢。”在走访选民时,不少人跟杜国方说起了小弄堂晴天满地土、雨天一窝泥的问题。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杜国方在提这个建议时,还特意提到了景区内道路改造问题。在建议中,他写道:“要重视与加快古镇的基础设施建设,老城镇不能只保护不建设,要不然就没法发展。”

杜国方的这份建议引起了海宁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人代会后,海宁市、盐官镇有关部门便开始着手调研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当年,盐官观潮景区便投入10余万元对景区部分道路进行维修,基本解决了烂泥路问题。2009年,又投入百余万元对景区道路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修补。与此同时,通过拆迁等方式,积极解决景区内居民的生活卫生问题,目前仍在使用马桶的居民数量已经减少了一半。

当了23年人大代表,杜国方足足关注了海宁旅游23年,倾听选民心声,报真情,说实话,提建议,尽一切力量保护盐官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虽然,这其中也有不少建议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无法实现,但他从不气馁,还是年复一年地为此付出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他总说,“当代表一天,就要尽一天心力,只有尽心尽力,才能不辜负选民的信任。”

这话,他说了20多年,也做了20多年。他还说,这条路他会一直走下去。

杜国方小档案

第8篇：文化旅游的建议范文

应从国家层面对中部旅游业进行系统网络集团式开发

全国政协委员曹鸿鸣：中部地区是中华文化发祥、传承的主要地区，拥有丰富的人文和旅游资源，要弘扬河洛文化、三晋文化、徽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的深厚内涵，凝聚海外华侨华人，吸引他们来做贡献。

要对中部地区的旅游资源进行整体规划与开发，从国家层面对旅游产业进行系统的网状集团式开发，避免孤立的点状式开发的弊病，将旅游业打造成中部地区崛起的支柱产业之一。

强化政府主导、构建统一市场体系、全面协调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张倩红：中部地区的河南、湖北、湖南、山西、安徽、江西等省旅游资源丰富，一方面可以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打造反映中华民族文明发展脉络的历史文化旅游精品；另一方面可以依托其区位优势，打造多样性的山水生态旅游景观。中部的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必不可少。建议从中央到地方要充分认识旅游业的重要性，实现政策支持、资金支持，大规模地开发、整合、改进现有的旅游景点，注意使旅游经济、旅游环境、旅游文化全面、协调发展。

其次，建议出台切实可行的旅游法规，规范旅游市场，注重区域联合，推动中部地区旅游市场一体化。

中部6省可以“文明之源、文化之根”作为旅游整体形象，加强全面合作，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以郑州、长沙、武汉为旅游集散地，消除行政壁垒和人为障碍，推动旅游发展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无障碍旅游；以龙门石窟、少林寺、平遥古城、张家界、黄山等著名景点为动力，促进其他景点的整合与利用，吸引更多的国内游客、国际游客。另外，要重点培育中部地区的旅游建设项目。帮助中部地区研究确定符合产业规划、具有发展前途的重大旅游项目，列入中国旅游业优先发展项目，加大旅游资源开发与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投资，加大旅游国债资金投入，在市场金融方面予以重点推介。

第9篇：文化旅游的建议范文

一、洛阳市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认识不够

一些地方和职能部门对加快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没有真正把文化旅游产业作为服务业的龙头来打造，思想上重视不够，投入上力度不强。

（二）特色不突出

洛阳市旅游景区众多，文化资源丰富，无论是旅游产业还是文化产业缺少鲜明的特色，缺少在全国真正有影响力的企业，缺少真正叫得响的品牌，能够真正体现洛阳文化特色、便于携带、有收藏价值、能满足不同方面需求的文化旅游产品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开发、生产。

（三）体制机制不活

洛阳市的部分景区所有权、经营权、管理权不分，一些文化企业改制不彻底，没有真正完全进入市场，造成在产业的发展上动力不足，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洛阳市文化旅游资源分散，条块分割严重，没有形成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合力。

（四）产业链条不完善

洛阳市文化旅游企业普遍存在小、散、弱问题，总体规模小，产品层次低。文化交易基本以零售为主，文化创意、现代设计等高附加值产品少。旅游产品大多停留在旅游观光、门票经济阶段。高端的娱乐、休闲、健康、养生、度假项目少，缺少精品项目，难以留住游客。

（五）专业人才较为缺乏

从事文化旅游产业经营管理的高端人才较为缺少，既通晓文化产业内容又具有自主创作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既懂创意研发又懂艺术创作的实用型人才更为短缺，人才队伍的创造力和竞争力相对不足。

二、推进洛阳市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建议

（一）高端引领，在特色上下功夫

聘请全国知名专家和洛阳本土学者，成立洛阳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咨询委员会，为洛阳市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进行顶层设计。重大文化旅游项目开发建设要征求咨询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避免低层次的开发和低水平的建设。在文化旅游产业具体项目的打造上，要紧紧围绕世界圣城、丝路起点、千年、牡丹花城这4个定位，深入发掘历史文化和山水资源优势，在特色上下功夫，走差异化发展之路，真正把特色做特、把项目做精，形成一批能够彰显洛阳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

（二）市场主导，在搞活上做文章

以市场为主导推动文化旅游体制机制改革，在存量上，推动景区的所有权、经营权、管理权分离，推动文化企业与所属单位的彻底分离，激活市场主体；在增量上，从项目的谋划开始就要引入市场化的理念，以市场的需求为导向来运作和实施项目，形成一批层次高、效益好的文化旅游项目。要整合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资金的使用，改变利益均沾的使用方式，按照大文化、大旅游、大产业的思路，创新资金使用方式，真正起到培强、扶特、助新的作用。

（三）文化为魂，在创新上求突破

文化是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灵魂，要通过举办河洛文化论坛、牡丹文化论坛等方式抢占思想文化领域的制高点。树立全域旅游的理念，用文化和旅游的理念引领城市的规划和建设，在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中融入更多文化和旅游元素，让洛阳更具文化韵味。实施强基固本工程，加强以河洛文化为代表的洛阳特色文化的基础性研究；创新文化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综合运用网络、动漫、影视等多种形式和方式，丰富和活化历史文化；重视文化的互动性、体验性、趣味性的研究和开发，增强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四）旅游为体，在融合上谋发展

以旅游景区和文化旅游产业园区为依托，加强旅游要素的积聚和融合发展。要把文化资源按照旅游产品的内在属性来打造，以游客的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遵循市场规律，突出文化特色，推出一批叫好又叫座的文化旅游产品。通过打造特色饮食一条街、主题文化酒店等方式，把文化的内涵融入到旅游的每一个环节。要结合景区和园区特点深入挖掘文化内涵，通过演艺、书画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等手段增加新的业态，丰富景区的旅游资源，逐步摆脱对门票经济的依赖，增强景区的综合竞争力，实现景区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