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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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范文
1.高等教育价值观的分类
价值观是指“人们对各种事物和现象的价值的认识和评价。价值反映着事物和现象(客体)对人(主体)的关系。事物或现象本身的属性是构成价值的客观基础，它们能否满足人们的需要，满足需要的程度，决定其是否有价值，价值大小。人的需要是价值存在的前提，没有作为主体人的需要，客观事物和现象纯属‘自为的存在’，而不是‘为他的存在’。’心“高等教育价值观是高等教育的价值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②高等教育价值观与高等教育的功能密切相关。即:正因为高等教育具备某方面的功能，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才形成了某种高等教育价值观。高等教育功能主要有主体功能(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功能(经济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两种。相应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大体也可分为两种: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而在社会本位中又有偏重于高等教育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与文化功能三种不同的价值观。个人本位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强调高等教育的基本价值在于促进个人知识与理智的发展，达到个性的完善;社会本位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强调高等教育通过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促进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的价值;单纯强调高等教育的知识传承与创新功能的知识本位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则主张“高等教育的基本价值在于知识创新，学术探求，科学研究。”③约翰·s·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与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的交替发展过程，在笔者看来，这正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高等教育价值观在美国的体现。其中，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把知识本身作为教育的目的，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则更强调知识对国家的有用性。
2.高等教育价值观的时代性
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高等教育价值观，这就是高等教育价值观的时代性。以美国为例，迄今为止，美国高等教育价值观经历了由政治论—认识论—认识论与政治论并存—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盛行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在美国建国初期，人们把高等教育看成是培养牧师、教师、律师和医师的场所，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建基于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随着像德国大学一样重视研究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高等教育开始主要以认识论哲学为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而伴随着贯穿于19世纪不断加速的工业革命的力量，学院和大学所发现的知识对社会生产和生活变得越来越重要，结果，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逐渐压倒了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而占据优势地位。这样，过去大学以纯理论研究本身为目的，现在大学的纯理论研究则被用于实现政治目标。
我国的高等教育价值观总体来看一直是社会本位的，国家强调高等教育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国家的发展与进步的功能。在期间，高等教育的政治功能一度被极端扩大。以后，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和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随着社会民主化程度的提高，一方面，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被突显出来，另一方面，国家越来越重视高等教育满足个人发展需要的作用，即由过去单纯的社会本位向更多地考虑个人发展需求的方向发展。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写道:“正如高等教育的界限埋嵌在历史发展中一样，高等教育哲学的许多方面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显现的。事实上，这许多方面都是以满足各自所属的历史时期的不同程度的需要来获得各自的合法地位的。”也就是说，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据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不同。这就是高等教育价值观的时代性特征。
二、从高等教育价值呢看教育社奋属性之争
关于教育的社会属性的认识，列宁的“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命题在我国期间被绝对化，从而极端歪曲和扩大了教育的上层建筑属性。教育的社会属性之争就是指以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教育战线上人们开始反思对教育造成的伤害，思考期间的教育路线、政策和基本指导思想的评价问题，从而形成的关于教育性质、属性的一些认识。总结起来，关于教育的社会属性的观点有28种之多，代表性观点有“生产力说”与“上层建筑说”、“双重属性说”与“多重属性说”、“社会活动说”与“特殊范畴说”、“生产实践说”与“精神生产说”、“社会化说”与“个性化说”、“生产部门说”与“非生产部门说”等等，①当前关于教育的“公益性”与“产业性”之争在笔者看来也是这一争论的继续与深化。而当我们今天重新回顾教育的社会属性之争，我们会发现，其更大的意义不在于论争的结果，而在于争论的背后，在于争论本身对人们思想观念解放的推动作用以及由此实现的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由于教育价值观的时代性，我国的教育价值观在前更加强调教育的政治功能，之后则更看重其经济功能。事实上，教育社会属性之争正是由这种价值观的转变所引起的，各种不同的有关于教育社会属性的观点恰恰是不同的教育价值观的表现。因此，从高等教育价值观的角度来看教育社会属性之争，实际上是人们的思想不断解放、对教育的经济功能认识的不断加深、并越来越重视教育本身的经济价值的过程。教育社会属性之争也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从实践上说，争论使人们解放了思想，对教育功能、属性、本质、性质的认识不再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从而开拓了思考问题的思路，人们开始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社会实践活动等各个不同的角度审视教育的本质、性质、属性等问题;争论本身使教育的上层建筑属性与生产力属性得到了非常充分的展现，对于教育在经济领域的实践具有指导作用，从而推动了教育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的发挥，推动了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的观念的建立和发展。从理论上说，争论本身深化了人们对教育本质、教育属性的认识，是对教育学基本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三、从高等教育价值观看高等教育的办益性与产业性
第2篇：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范文
我国县办高等院校的发展类型有建构式的，有演变式的。1984年7月批准设立的沙洲职业工学院和1999年3月批准设立的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包括2013年9月批准设立的昆山杜克大学，之前在所属县级市没有任何基础，是从无到有的开办过程，完全属于建构式开办。济源职业技术学院是2001年4月从济源中等工业学校改制升格而成，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是2002年由义乌商贸专修学院、杭州大学义乌分校合并升格组建而成，江阴职业技术学院是2002年9月由江阴职工大学改制升格而成，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是2004年7月由太仓市广播电视大学、太仓工业学校、江苏省太仓师范学校合并升格组建而成，潍坊科技学院是2008年在潍坊科技职业学院的基础上升格建立，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是2012年6月由江苏科技大学南徐学院更名、迁址至张家港市而设立，这些院校都是在原有学校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是演变式发展，且有改制升格、合并升格、更名迁址等几种演变方式。
2先发型县办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趋势
作为国内最早开办高等教育的县级市，张家港市肯定是县办高等教育先发型县域，其他拥有自己政府建办的高等院校的县（市），在目前也应该是先发型县域，毕竟我国的县域高等教育整体上讲很弱，算是刚起步。先发型县办高等教育的未来，离不开其所处的生态环境，从全球、全国宏环境到省内中环境再到所在县域的微环境，外界环境的未来将决定县办高等教育的未来走向。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与基本标准趋向统一性，人才培养模式、层次、类型呈现多样化，办学、管理体制趋向多元化，从一元控制到多元治理。先发型县办高等教育除上述发展趋势外，更重要的总体趋势是“国际化”和“县域社会中心”。
2.1影响先发型县办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外界环境
就全球、全国宏环境而言，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时代大背景下。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知识与人员、技术、资金的联系更加紧密，其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特性不断凸显，使得经济的发展愈发依赖于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高等教育作为知识生产、传播和使用的主要部门，在知识经济时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各国高等教育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在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教育模式、教育格局、教育群体、科研成果到教育终极目标等内容与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更趋紧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建立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国际化已经成为我国高校的一种战略选择，从最初国内一流大学走向国际化到现今一般院校的国际化，甚至高职院校也已经步入国际化发展轨道，县办高等教育概莫能外。英国大学理事会的当选主席、英国政府的教育政策顾问史蒂夫•史密斯认为，大学的国际化战略不仅有助于发挥大学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也有助于提升大学的办学质量，更有助于大学的人才培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扩大教育开放，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交流合作水平。诸多宏观因素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趋势。就县域微环境而言，先发型县办高等教育所在县域都是我国经济实力强劲的区域，国际化进程是整个县域发展的一部分。如张家港市，外向型经济非常发达，1992年就有全国唯一的内河型保税区——张家港保税区，2008年11月，国务院又批准设立张家港保税港区，成为我国目前唯一位于县域口岸的保税港区，也是国内第二家区域整合型保税港区。从保税区到保税港区，张家港市充分发挥特殊经济区域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当地政府工作报告显示，至2013年底，完成口岸货物吞吐量2.6亿吨、集装箱运量170万标箱，进出口总额322.4亿美元。在长三角一体化加速、江苏沿江开发和沿海开发战略同时实施下，加上沪通铁路的开工建设，张家港区位条件发生新变化，将迅速形成“港口驱动”与“高铁驱动”东西两翼双驱发力的叠加效应，为争当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排头兵，打造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奠定了基础。随县域微环境的发展需求，县办高等教育就得更加突出国际化要求。张家港市政府在2012、2013年的工作报告中，专门就国际化合作办学提出要求：“加强中外合作办学，推进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取得新进展”，“重视沙洲职业工学院、江苏科大苏州理工学院建设，加快发展高等教育，积极推进国际办学合作，鼓励社会多元化投入，走教育国际化、多元化发展之路。”县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决定着县办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趋势。
2.2先发型县办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路径
县办高等教育如何实现国际化之路？江苏昆山市的做法是通过国内著名的武汉大学引进美国的杜克大学，张家港市的做法是政府出面引进印度NIIT软件学院进行人才培养以及沙洲职业工学院与美国何晶大学合作开办某些专业进行中外联合培养。是否一定要引进国外高校就是国际化教育？应该不是的，那只是国际化教育的一种方式，高等教育最主要的是在于办学中融入国际化元素。这些国际化元素体现在以下发展路径中[2]：一是办学理念的国际化。先发型县办高等院校要培养符合县域城市化、现代化及国际化进程中急需的国际化人才，这些人才要具有国际视野、知晓国际规则、紧跟相应技术的国际发展现状与趋势。从国际视野的角度对人才培养的总体情况进行全面考量，将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的改革和发展置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之中，认识高等教育的本质和作用、改革与发展问题，进而确立适合办学的基本方针和策略。二是管理模式的国际化。教育国际化牵涉到学校教学和管理等多方面资源的配置，建立一套完善的教育国际化管理结构和运行机制是实施国际化办学目标的根本保障。为了有效推进国际化-34-进程，学校层面可设立一个专门的管理机构，统一部署学校的国际化发展战略和制定落实发展规划，全面负责宣传、招生、教学、学生管理、外事、签证等与国际化相关的事务。三是课程体系的国际化。国际化人才既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又要了解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并能够突破文化差异障碍吸取人类文明成果，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课程体系，使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国际化。四是教学团队的国际化。教学团队国际化是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最基本条件。推动教学、科研向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必须依靠具有国际知识和经验的教师。建立国际化的教学团队，有外引内培等途径，既要从国外大力引进外教，又要致力于本土师资的国际化。
3先发型县办高等教育的县域社会中心发展趋势
作为县办的高等教育，起源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迫切需求，并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要素，这符合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的高等教育“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发展趋势理论。1966年，弗里德曼用经济学“核心——边缘”理论分析研究“二战”后经济社会现象与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关系时，发现在知识成为经济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资源与生产要素后，高等教育逐步从游离于社会之外的“象牙塔”进入到社会的边缘区，并渐次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要素。[3]高等教育成为引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轴心”，意味着县办高等教育已开始走向社会中心。
3.1先发型县办高等教育向县域社会中心发展的缘由
高等教育走向社会中心，源于知识经济的兴起和高等教育社会化。其中知识经济的兴起是高等教育走向社会中心的经济因素，高等教育社会化是高等教育走向社会中心的社会因素。高等教育获得社会中心地位并不是突发的，高等教育从诞生之初就形成和积累着支配与主导社会发展的性质和能力。这种积累的必然结果是使高等教育具备走向社会中心的可能。同时，当社会发展所蕴藏的知识经济成份不断增加时，为这种积累的释放提供了空间。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这种积累的释放变得现实与紧迫。当以知识创新为基础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工业经济后期的40%上升到80%以上，高科技产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大约为65%，其中信息科学技术产业、生命科学、技术产业和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科学技术产业的产值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投入到高科技产业的劳动力大大高于投入到农业和工业中的劳动力的时候，知识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使高等教育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作用得到彰显，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发展规律迫切需要高等教育走向社会中心。[4]高等教育社会化是高等教育与社会相互作用，并面向社会不断开放，从而被社会所接纳、认可乃至支持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高等教育与社会间的一个互动发展过程。一方面当社会发展由以土地为主要资源的农业社会过渡到以资本和自然资源为主的工业社会，并逐步被以知识的创造生产为重要基础的知识经济社会所代替的时候，高等教育社会化就被社会的这种发展需求所推动，具体表现为:一是教育对象已从面向少数人的精英教育发展到服务于一般国民的大众化、普及化教育；二是伴随着教育大大拓宽，选拔方式更加灵活多样，高教机构也日趋多样化。公立与私立、全日制与业余并存，非四年制及非大学高教机构就学人数明显增多；三是高等院校与科研部门、工商企业进行广泛与深入的三方合作；四是吸收社会各界人士参与高等院校管理，使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更加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5]。由此可见，高等教育走向社会中心的基本发展逻辑是：社会需求扩大—高等教育社会化—内涵、外延扩大。[6]
3.2先发型县办高等教育向县域社会中心发展的要件
县办高等教育发挥好县域社会中心作用，主要的就是要构建系统机制，使高等教育与县域社会互动发展。高等教育机构通过充分发挥人才、技术和信息资源优势，为县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人力资源开发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来提升区域社会发展的综合实力。同时，县域社会内的政府、企业、各部门也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信息、经费和政策等方面的支撑。二者间的这种相互作用，促进高等教育与县域社会协调发展。互动发展的内容涵盖了高等教育所能提供给县域社会服务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在这一过程中，高等教育从县域社会中也汲取自身发展需要的物质能量，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巩固在本县域社会中的地位。高等教育与区域社会互动发展的关系也逐渐由被动适应转向了主动服务，服务的方式日趋多元，包括人才培养、科学、技术咨询与服务，创建科学园区，创办企业型大学等方面。国外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发展的实践对此给予了证明。在人才培养上，为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和广大民众对接受高等教育日益高涨的期望，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相继建立了社区学院、技术进修学院和短期大学。在科学与技术咨询服务上，政府、企业和高等院校共同开展科研合作，共同建立研究中心，开展技术开发。195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成立的微电子研究和生产基地是世界第一个以大学为依托的科学园区。目前美国已建立100多个科学园区。而后的日本、英国和德国仿效美国在有条件的大学周围开辟科学园区，以适应技术革新和产业的升级。高等教育与县域社会互动发展的过程是政府、高等院校和市场诸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互动发展的运作机制就是各要素相互作用的方式。市场调节、政府调控以及信息沟通等构成了高等教育与县域社会互动的有效机制。县办高等教育发挥好县域社会中心作用，另外就是要完善高等教育系统整体功能。目前先发型的县域多元化高等教育系统实现走向社会中心的目标，必须形成合力，避免高等教育系统内因功能的紊乱而能量耗散，影响走向社会中心的进程。高等教育功能的分化与整合，是高等教育摆脱“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两难困境的“良药”。[7]高等教育在崇尚学术的同时，为获得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就必须面对社会众多领域的实际需求，积极主动地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这就需要高等教育做出合理的选择。作为县办高等教育，要通过教育功能的分化与整合，适时适度调整自身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度，比如在文化引领、科技服务、终身教育体系搭建等方面，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好教师的作用，突出师源性贡献，而不仅仅是履行为社会输送毕业生的单一功能。
4结语
第3篇：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范文
关注理论体系建设，就是为学科发展服务。高等教育经济学作为教育经济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理论体系依然处于构建之中，一系列体系构建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发展至今本学科理论体系构成现状如何？每个研究领域在整个学科体系结构中的地位如何？如何建构一个合理的理论体系？这些都是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从教育经济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后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断探索，其理论体系的构建己经初具规模，并继续不断丰富和深化，为本文对其进行统计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还不够成熟，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对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现状进行审视与分柝有利于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二、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现状分析
我国教育经济学与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结构的比较，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领域和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领域不尽相同。教育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应该涵盖更为一般、广泛的问题它的研究对象应该存在于教育的一般领域不仅包括高等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普通教育、成人教育、民办教育都脱离不开它的疆域。而高等教育经济学是教育经济学科的一个特殊领域或分支领域使教育经济学的支流主要研究高等教育活动中存在的经济问题。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笔者对目前国内外较有代表性的32部着作(国外9部我国23部)中的各基本内容进行统计分柝计算它们在教育经济学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得出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框架，并对其中5部以“高等教育经济学”为名的着作所反映的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进行统计分柝与教育经济学的体系结构进行对比，希望发现目前教育经济学与高等教育经济学在理论体系结构上的异同点，以教育经济学体系结构为鉴，寻找高等教育经学体系中有待完善的地方。
1.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与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比较。
从他们的理论框架中我们可以发现高等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既与教育经济学有重合的领域又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范畴。将上表高等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按比例大小排列：投资理论、概述、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供求关系及其调节、成本一收益理论、筹资收费问题、产业理论、后勤管理研究、学生就业问题研究及产学研研究。我们进行对比发现，教育经济学将关系到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元研究”放到了重要位置(该内容在所有着作中占到了81.5%，在我国着作中占到947%)而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对这部分内容却关注甚少，这也反映出我国教育经济学在学科体系建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学科指向性，而高等教育经济学却以问题研究的思路来构建理论体系缺乏对“元研究’的思考其理论体系还不成熟和不完善。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将教育投资问题不约而同地放在了重要位置，而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供求关系理论、成本一收益理论、筹资等问题也引起了足够的重视，这些在教育经济学范畴内也是重要内容。
高等教育经济学不同于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产业研究、后勤管理研究、学生就业问题探讨以及产学研研究等充分体现出高等教育经济学不同于教育经济学的独特研究领域，显示了高等教育的特点。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主要以问题研究为主各着作的理论体系也主要从问题研究出发进行构建，即使其中遵循了学科构建的规范，其要素也不完整，由此可见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还不够规范与完善。
2.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与国外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比较。
我们发现数据所体现出两大特征。一方面，我国与国际研究相接轨的内容主要为高等教育经济学概述、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高等教育供求关系及其调节、成本——收益理论、投资理论和经费问题而这些内容恰恰是以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的西方教育经济学的核心内容。由此可知，无论是前苏联的高等教育经济学还是我国的高等教育经济学都把人力资本理论作为核心理论来构建本国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经济学概述、后勤管理研究、学生就业问题研究、高等教育产业理论以及产学研研究是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独特的研究内容可以说明，我国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纳入了诸多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内容体现了中国特色
(二)理论体系结构的分类
纵观我国20年学科发展从宏观上来说，我国目前着作中所反映出的学科理论体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1.经典型或传统型.
经典性或传统型的体系主要是指在学科发展一开始在借鉴前苏联学科体系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这种体系由学科最基本的一些研究领域构成能够较为全面的学科研究的各个方面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读者通过对它的学习可以对该领域的基本范围和基本问题有一个全面了觯但是这种体系结构下一般不会对问题研究的太过深入常常是一些概述性或常识性的探讨，研究方法也较为传统和规范。我国大部分着作都属于这种类型。
2个性型或专着型.
这种类型的体系的主要特点是体系完全不或不完全按照传统型体系进行构建而是作者根据自身的研究兴趣或研究优势对学科某一(些)领域或某一(些)方面以独特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来对问题进行细致和深入地研究，得出一些有创新性的结论形成富有个性化的体系结构。这种结构的作品常以专着的形式出版，其体系结构的个性化特征极为明显。如张万朋的《高等教育经济学》，主要对高等教育产权、经济规制、产业融资、后勤社会化和高等教育投资问题进行探讨。
(三)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特点
1以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强调中国特色
我国的高等教育经济学起步较晚，这便有了借鉴国际先进理论的机会。在学科理论体系构建之初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就吸收了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合理内核，探讨我国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高等教育供求关系及其调节、高等教育成本——收益问题、教育投资和经费等问题。同时，在理论构建上并非生搬硬套，而是运用人力资本理论来解决我国面临的实际问题。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高等教育乘市场浪潮参与市场运行机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现实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经济研究以理论为本，放眼实际对许多高等教育领域中显现的重大问题进行探索，如高等教育的产业问题、高等教育产品的属性问题、产学研研究、产权制度研究、后勤管理研究、学生就业问题等等。这些内容既丰富了理论体系扩展了研究内容，又显示了中国的特色。
2以问题研究为主注重解决现实问题^
由于西方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以问题研究为思路的。我国在借鉴西方理论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以问题研究为主的特点。总结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主要研究领域我们可以发现其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不够严密，缺乏一个贯穿整个理论体系的主线，即逻辑起点，理论体系的结构总体上是问题式的。我国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以高等教育经济学概述、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关系、高等教育供求关系及其调节、高等教育成本——收益理论和高等教育投资理论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传统理论部分；一部分是以后勤管理理论、产学研研究、学生就业研究、筹资收费问题研究甚至包括产权制度研究、高等教育产业理论研究等问题理论部分。问题研究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重头戏也说明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现实指向性。
3强调与社会的外部联系，突出社会服务功能^
高等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社会服务功能。高等教育经济学作为研究高等教育领域的经济现象和规律的学科，必然会将高等教育的这一功能作为研究的重点。如高等教育资金筹措、学生就业问题、产学研研究、后勤社会化、高等教育的规模效益和区域经济问题都是高等教育经济学特有的研究内容，体现了高等教育经济学的“高等’性注重从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科研功能的角度来探索高等教育经济理论。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是直接为高等教育和社会服务的，正是由于高等教育经济学具有明确的社会指向使得研究获得的所有结论和成果可以直接为社会服务，为高等教育的运行服务。
4研究方法注重实证兼用规范分析。
注重实证研究和规范分析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明显特点。高等教育经济学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来验证问题，明确事实。从大的范围来说主要有：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甩高等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问题(包括高等教育规模效益现象研究、资源合理配置问题等）高等教育经费筹资多渠道的可能性、教育投资的合理比例、负担与补偿、成本与效益。在实证研究的具体方法中，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主要采取调查统计、量化研究、数理模型、经济学模型等多种方式。高等教育经济学的另一部分属于规范研究的范畴他们涉及道德规范、价值判断等问题。主要有：高等教育的性质、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财政资助问题、公平与效率问题等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在各自适合的领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二者的融合所获得的结论优于单独使用其中的一种。我们应该走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的道路，彼此补充，互为支撑，更加有利于学科理论建设。
三、主要存在问题及展望
(一)理论体系亟待逻辑化
1.逻辑起点的确定。
每一门科学都有特定的理论体系而每一种体系都应该有各自的逻辑起点，它在学科体系的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认为构建学科理论体系首先应当确定逻辑起点借助逻辑推导，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构成严谨的逻辑系统。我国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倾向于问题研究其理论体系不严密也不完善，并且缺乏学科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笔者认为，高等教育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应该是教育服务。无论是从逻辑学中队逻辑起点的规定性还是从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思路来看，将教育服务作为高等教育经济学的逻辑起点都具有科学性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2概念体系的重构。
可以说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成熟与否，其核心是概念体系的建构是否科学，概念体系是理论体系的核心。总结高等教育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发现，现有的基本概念体系存在不完整、逻辑层次不明显的特点。因此应该从对概念体系的现状研究出发剖析目前概念体系存在的问题。笔者观点从“高等教育服务”这一逻辑起点出发明确高等教育服务存在的环境及运行机制理顺基本概念之间的逻辑性和层次性，构建科学的概念体系.
3理论体系的重建。
理论体系应该具有严密的逻辑范畴，它是通过作者的认识逻辑而展开。概念是基于人们对现实事物的理性认识而产生的抽象要素，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层次递进关系构成了概念体系的逻辑，沿着这种逻辑对理论内容的展开就构成了理论体系的逻辑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逻辑行程对现有的理论体系进行重构以凸显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系统性和逻辑性.
(二)研究视角多样化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经济学、教育学的范畴当中，具有一定的局限丨性科学、成熟的理论体系应该以系统性和逻辑性为其重要标志，因此，理论体系的建构需要有系统论的观点和逻辑性的视角。将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系统探讨高等教育与社会系统环境特别是经济环境发生联系时产生的现象问题和理论问题，对该学科研究传统所累积的庞大理论知识进行合理的重建，运用系统化的方法把己经获得的各种理论知识——现象、概念和原理构成一个科学的理论系统.
科学的理论体系都应有严密的逻辑性。它们都应当是采用一定的逻辑方法，按照逻辑的必然联系组成的严密系统。爱因斯坦曾对理论体系的概念逻辑进行论述。他说“在发展的第一阶段，科学并不包含别的任何东西。我们的日常思维大致是适合这个水平的。但这种情况不能满足真正有科学头脑的人因为这样得到的全部概念和关系完全没有逻辑的统一性。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人们创造出一个包含数目较少的概念和关系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第一层’的原始概念和原始关系作为逻辑上的导出概念和到处关系而保留下来，这个新的'第二级体系’由于具有自己的基本概念(第二层的概念）而有了较高的逻辑统一性。对逻辑统一性的进一步追求使我们到达了'第三级体系这种过程如此继续下去，一直到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体系：它具有可想象的最大的统一性和最少的逻辑基础概念，而这个体系同那些由我们的感官所作的观察仍然是相容的。
(三）研究领域丰富化
1.加强微观领域研究。高等教育经济学从研究层次来看，应该从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进行构建，并结合实际问题完善理论体系；但从分析结果来看，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主要以宏观和中观领域的教育经济问题研究为主，而对教育经济学的微观领域仍然缺乏研究兴趣，特别是教育内部的经济问题如学校、班级教育中显现的一系列经济现象关注较少。
2重视主体研究。从上文分析我们还可以明显发现，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发展至今，主要集中在对教育的客体研究上，而对教育主体即人所引发的经济问题的研究力度不够。一些教育经济学着作己经注意了对教育者即教师问题的研究和探索，但受教育者即学生在参与教育活动中所产生的经济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即使有学者关注也是势单力薄，没有形成一股整体力量来推动其发展。论文也会从人的角度提出这一现实问题，引起学者们的注意。
第4篇：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范文
关键词： 高等教育 区域经济 互动关系
作为培养人才、传授知识、生产知识的重要途径，高等教育在社会经济尤其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见其重，可以说，一个区域高等教育的实力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该区域经济的实力和水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在各地大声疾呼加强经济竞争力以应对世界经济冲击的情况下，不少学者已将目光转向了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方面的研究。但就这两者之间如何建立良性互动关系，以实现“互补”、“双赢”的问题，人们还没有予以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讨论，而建立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之间互利互补的良性关系，无论是对深化高教领域的改革，还是对提高我国区域经济的竞争力，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高等教育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高等教育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高素质的劳动力。高素质劳动力对于区域经济发展不仅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区域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百年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在一定时期内，经济的快速增长可以通过大量投入资本和自然资源达到，但其后果可能是资源的枯竭、环境的恶化和收入分配的不公。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界和有关国际组织提出了“基本需求战略”的发展观，进入80年代后，则更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而大力培养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毋庸置疑是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1］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之所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在一般条件下，人知识的增加和劳动者生产技能的提高，会促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第二，在技术不断变动的生产经济中，人“处理不均衡状态的能力”的提高，会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从而使经济不断增长。所谓“处理不均衡状态的能力”，是指在动态的经济条件下人们有意识地根据经济条件的变化重新配置他们自己的资源（如财产、劳动、时间等）的能力。第三，人们有效地分配和利用时间的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2］
2.高等教育为市场的正常运营构建经济软环境。所谓市场经济的软环境，是指发展市场经济所必备的人文道德环境，包括诚实守信、有序竞争等，营构良好的市场软环境是发展区域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和先决条件。［3］当今，社会信用缺失和道德失衡引发的低劣的经济运行问题令人十分担忧，因此在规范社会秩序和重树信用之基的过程中，高等院校自身教书育人的感化功能和文化优势同法制手段一样，都是不可忽略的，这对区域经济健康长久的运行有着重大意义。
二、现状与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日益受到重视，高等教育的作用也显得日益重要。在沿海地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结合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功。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为例，这三个经济板块的GDP相当于全国的50%，资金和人才的集中程度也接近全国的一半。另一种现象也随之出现，沿海地区正在大力吸引内地的大学到当地办分校或二级学院，如深圳虚拟大学园区、珠江大学园区、上海淞江大学园区等。这种现象说明，沿海地区高速的经济发展能够吸引大量的智力资源，而这些智力资源更为其带来了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知识、人才、科研、服务等综合资源。但是，我国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关系还有许多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1.高校布局结构不能很好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差异大，未形成全国性、区域性、地方性等不同服务覆盖面的布局结构。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如深圳、珠海等地）和西部落后地区（如宁夏、、新疆、青海等地）高校布点少，更谈不上规模与体系；同时，为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当地留得住用得上的人才服务的地方性高等职业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也需要从设置与管理上予以规范。［4］
2.高校科技转化能力不足。我国目前经济比较领先的区域正面临着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产业结构的现代化和增长方式的转型是重要内容，必须以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为导向。实现这一切，依靠的就是科技与创新。经济的区域化发展迫切需要高等学校积极参与地区发展，为地方经济提供科技服务与智力支撑。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高校的科研基本只“听命”政府拨款和职称评聘，科学研究与市场需求相脱节，我国许多高校及其科研机构的科研成果不能得到及时转化。
3.高级人才与经济需求错位。高等教育在人才的培养上常常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经常出现一方面高校毕业生毕业就失业，另一方面有创新能力的实用型人才供不应求的错位现象。以长三角为例，近几年随着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已产生诸多问题。数据显示，2003年长三角部分地区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不足60%;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由于长三角地区技术工人的断层，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供不应求，绝大多数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在95%以上，高级紧缺技工甚至“身价直逼博士”，如昆山市一些企业喊出了“28万年薪聘高级电焊工”的口号。［5］
三、对策
1.加快区域性、地方性高等教育建设，推进大都市圈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实施城镇化发展战略。区域经济理论认为，区域发展是以城市为中心实施的，以中心城市为核心，辐射带动周边中小城市与城镇协调发展，逐步形成有机的城镇体系，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1996年，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教授卡斯特尔提出“信息城市”理论，指出城市在群体空间中的等级与作用不仅取决于其规模和经济功能，而且取决于其作为复合网络连接点―区域节点的作用。他指出，“香港―深圳―广州―珠海―澳门”是一个正在形成的都市区域，这里将成为21世纪卓越的工业、商业与文化中心。这个地区大中小城镇的崛起、城乡协调发展、功能各异的城镇体系,以及东西方经济文化的结合等对该区域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不可低估。以西部大开发为例，如果单从成都、重庆、西安三个中心城市发展，那么这三个区域节点无非是三个轴心，它们将对周围区域产生辐射带动作用，而如果将这三个轴心联成一条轴线，那么它带动的将是西部大开发的全面推进。根据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可以设想按照除上述两个大都市圈外的京津冀北、大上海、长江中下游、济青、沈大、吉黑、湘鄂赣九大都市圈规划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完善城镇体系，推进大都市圈区域经济发展，需要高等教育系统与之相配套，形成相应的区域性高等教育体系。［6］
2.政策扶持，协调发展。由于各区域综合实力存在明显的差异，中央及各级政府应该采取区域推进的方法，分批逐步开展。从政策等方面给予经济落后地区较大的支持，鼓励地方企业、公司及个人以资金、合作科研、设立奖学金等各种形式帮助当地高等教育的发展建设。东部沿海地区在大力发展本地区域高等教育的同时，也应作为向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集合和依托，通过波状扩散、辐射扩散、跳跃扩散等，实现高等教育的对口支持。
3.整体规划，区域发展。长期以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一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各个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与规模的不同。对于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有可能是滞后的，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的可能性太小，因此要在扩大办学规模、提高效益的同时，加快发展速度，为迅速发展的区域经济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对于中等发达地区，不能盲目追求规模和速度，要走与区域经济相协调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的缓进式道路；对于经济落后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如果是过度超前的，就无法得到经济的有效支撑，所以必须控制发展速度，稳定办学规模，努力改善和提高教育质量，以更加贴近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在国家宏观统筹的基础上，实现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因地制宜地制定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1］刘健，李忠红，梁红.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J］.教育与经济，1999，（4）：20-21.
［2］马佳宏.教育新视野：教育与经济关系的多维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2.
［3］张军.对建立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良性互动关系的思考――兼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若干问题［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5，（3）：108-112.
第5篇：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范文
关键词：生态观；我国高等教育；平衡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20-0003-02
生态学这一观念被应用于我国的教育界这一领域起始于20世纪初，教育“生态平衡”的提出和发展是教育事业的一大发展和创新，给教育界带来了光明和新的发展契机，由此出现了新的教育世界观、认识观以及方法论。后来，各种以生态观的视角来思考、探索、解决生态领域的理论和实践性问题的研究越老越多，高等教育领域的生态平衡研究正式出现。
一、对生态观视角下我国高等教育平衡的阐释
生态学本身是一种研究生物和环境二者之间关系的一种学科。其中生态学的观点、理念等作为一种正确的认识论，各个领域也逐渐对其进行借鉴和应用，包括政治、文化、经济以及教育，政治生态学、文化生态学、经济生态学等各种名词也相继出现。将生态学这一观念应用于高等教育领域，不仅与当前高等教育领域所出现的问题相吻合，而且为其可持续性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高等教育生态学这一观点，最早由英国的教育学家提出，逐渐被引入到中国，开拓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空间和范围，其中以生态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平衡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等观念来确定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目标具有很大的先进性和可行性，从而促进了高等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有关高等教育的体系，其本身就是一个动态而又复杂的系统，其中各个因素之间是互相关联、互相制约的，随着其动态的变化，会呈现出平衡和不平衡的两种状态。其中高等教育的生态平衡观是目前的根本问题，生态平衡观并不意味着这个体系各个因素保持静态的平衡，它是一个动态的体系，即需要保持在结构和功能之间，物质、信息等输出和输入之间的平衡。高校教育体系的平衡观是促进其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据近几年来的数据调查显示，我国各个高校的招生人数逐年呈现上升趋势，高等教育已经发展到了大众化的阶段。在这样的形势下，在面临着教育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其与资源的迫切的矛盾更加深化了，最终导致高等教育系统的失衡，为了维持自身的发展，这种失衡状态将会愈演愈烈，最终教育界出现了“生态危机”，可持续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从生态学的视角，以生态学的认识论来分析这一问题，以其方法论来指导这一问题，从而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走上生态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生态视角下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平衡发展的对策探讨
高等教育体系的生态平衡指的是高等教育这个体系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平衡性、运行的高效性以及功能的优异性等。要想保持高等教育体系的生态平衡，需要从根本上了解高等教育体系中存在的问题，然后结合高等教育的生态平衡观，从而推动高等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其中需要准确地把握教育生态观的实质以及要求，遵循其发展的根本规律，最终保持其生态上的平衡发展，这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建立起高等教育生态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新时期的社会讲究生态和谐，其中人是促进和谐的主导力量和根本保障，只有在人和谐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的最终和谐。从生态哲学的角度来讲，生态指的是社会的主体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生机勃勃的状态，其中的各个生命要素之间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作为高等教育这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其主要构成部分是学生，其主要发展的目标也是培养学生，将其发展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因此，要想实现高等教育的生态发展，首先需要在此基础上制定符合生态观的人才培养目标。关于人才培养的生态观，其中需要做到促进人才的全面性、可持续性以及和谐性的发展，最终培养出符合社会需要的“生态人”。这一概念指的是其不仅能够做到在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做到顺应生态需求，实现自身与他人、与社会以及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共存。综合相关人的研究，本文认为生态视角观下培养出来的生态和谐发展的人才一般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1）保持着对生命的信仰和敬畏，将生态的整体价值放在首位。这样的人才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还将社会、生态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另外，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将整体的利益放在首位，从而保证社会利益和生态整体利益的和谐发展。（2）追求物质获得和精神享受的统一。生态观视角下的高等教育的平衡，不仅需要培养出在追求自身发展和享受所需要的一切物质基础之外，而且还能够将道德的追求作为自己所奋斗的目标。（3）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行为理念。可持续发展不仅讲求长久发展，还更加注重综合性地平衡发展，即经济、社会以及生态之间的共同发展，生态观视角下的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就需要具有这样的特征。高等教育的生态平衡发展首先在培养人才方面，需要将生态和谐作为根本的发展目的，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同时，落实人本思想，从而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能够促进社会和谐的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才，最终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生态平衡性发展。其次，针对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的目标上需要做到保持一致性，将生态的平衡发展作为根本的人才培养目标。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高等教育一共分为三种类型的学校：一是研究型和教学研究型的大学，二是本科类院校，三是高等职业技术类学院，其三者之间虽然为三个不同的独立个体，但是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应该保持定位的统一性，这样才能实现高等教育在总体上的和谐、可持续、平衡地发展。
2.形成有利于高等教育系统生态平衡发展的生态环境。具有一个保持着平衡、协调、和谐的整体的生态环境，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如今这样一个大的教育环境和背景下，要想实现生态平衡的发展，各个高等院校就必须要做到使自身的教育系统与整个的高等教育相适应。其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高等教育需要不断地为社会输送大量的人才，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二是社会要为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各种有利的条件。对此，一方面高等院校需要在充分了解社会需求的基础上，对自身的教育体系不断进行优化和改革，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融入到自身的教学目标中，从而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充分发挥自身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另一方面，为了促进高等教育的生态发展，社会需要给予高等院校充分的支持，包括加大经济上的投入。在立法方面，建立健全高等院校教育的相关法律，优化高等教育的政策，从而为其提供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根据目前我国大部分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来看，其中资源短缺是很多高等学院都面临着的严重问题，并且已经成为了限制其生态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从高等教育的自身的生态发展来看，首先需要在资源上保证充分地给予，不然将对高等教育整个系统的生态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的阻碍，最终可能会造成整个教育体系面临困难。要想保证高等教育资源的充足，主要依靠政府的政策支持以及建立起多元化的教育投资体系。
3.全面优化调整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实现高等教育形式的多样化发展。根据生态学的观点，生态系统要想维持自身的生态平衡，在其结构上需要保持一致性，在生物种类上需要做到多样化，这样的生态系统才是稳定的。高等教育系统也是如此，不仅需要在其功能上保持协调统一，还需要做到多样化，这样的高等教育系统才是生态平衡的。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为了保持生态平衡性是需要不断进行优化的，一是适应性优化调整，二是战略性优化调整，二者都是为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服务的。在适应性优化调整方面，即在对自身系统进行完善的同时，从而增强系统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这不仅说明高等教育系统不仅需要具备促进自身发展、培养社会人才等方面的基本功能，还应该具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并且保持其相互之间的平衡性。
4.坚持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可持续发展。近年来，高等教育体系逐年呈现增长趋势，一方面数量得到了增长；另一方面规模也迅速得到了扩大，然而高等教育的系统并没有在人才培养方面或者在促进经济增长上具有更大的优势。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高等教育系统的没有做到整体上的协调、平衡、可持续。因此，高等院校首先需要意识到数量、质量、结构以及效益这四者之间并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互相共存的整体，单纯地做到规模和数量上的扩大，而忽略其他三方面的因素将对整个高等教育系统造成不利的影响，即导致其发展的不平衡。因此，各个高等院校需要具备一个全面发展的观点，保持其中各个要素之间的生态平衡，从而做到可持续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生态视角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带来了新的面貌，它是一个全新的发展观点，对我国高等教育的长久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就目前众多高等院校的发展模式来看，其中仍然存在着各种违背生态平衡的做法，因此迫切地需要加强对生态平衡的重视，遵循生态平衡的原则，最终实现自身的长远而平衡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素玲，苏世宽.高等教育生态发展的教育生态学审视[J].高等农业教育，2008，（09）.
第6篇：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范文
社会信任又称普遍信任，是指对陌生人或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反映了个体对人性善的信赖。社会信任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信任有利于发展和维护民主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效率提高，增进个体身心健康，更关乎社会和谐和文明进步。良好的社会信任可以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是政府善治的剂。
正是因为社会信任的积极作用，其影响研究也广受关注。影响社会信任的相关理论阐释大致可分为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两类，制度论和文化论是宏观视角的典型代表。制度决定论认为某些制度环境比其他制度环境更有利于信任感的产生，包括有效的政府、民主的体制等。有效的政府可以通过健全的法制体系、公正的政治制度、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的社会治安等增强人们对制度的信心从而增强彼此间的信任感。民主制度也有利于增强人们之间的信任。只有当人们沐浴在民主的阳光下时，他们才可能相信陌生人。文化论则将信任解释为一种文化现象，认为如同文化基因一般深嵌于个体中的信任，是来自于遗传的伦理习惯，是本社会共享的道德规范的产物。
微观层面对社会信任的解释聚焦于分析个体水平的差异，侧重于考察人口统计学特征、工作特征、个体经济社会地位、生活态度和受教育程度对社会信任的影响。相关研究表明，性别、年龄、稳定的工作、积极的生活态度和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会对社会信任产生积极影响。一般而言，男性社会信任水平普遍高于女性; 个体社会信任水平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慢慢提高; 稳定的工作和丰厚的经济回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个体的相对易损性，从而提升社会信任水平; 积极的态度有助于形成对他人的正向评价从而提高社会信任水平; 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有利于提高个体认知分析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进而提高其社会信任水平。普遍的观点认为，教育作为后致因素，通常与个体认知水平、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具有紧密联系，因此受教育程度也被普特南视为影响社会信任最重要的因素。
国内一项关于高等教育对个体社会信任的研究细致地检验了普特南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高等教育对个体社会信任产生作用的机制。该研究以2003 年调查期间40 - 50 岁人群为研究对象，将高等教育对社会信任的影响过程区分为经济效应和非经济效应。前者是指高等教育可以通过影响个体若干年后的经济、社会地位从而对社会信任产生经济效应 非经济效应是指高等教育通过增强个体对价值规范及制度安排的认同而促进社会信任的形成。该研究同时发现，相对于经济效应的显著影响，高等教育对于此年龄段的人群并未产生显著的非经济效应。
研究结果为理解我国20 世纪70 年代和80 年代初期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在同属于精英教育大背景的20 世纪70 年代前期及90 年代初期，其研究结果也可进行适当的相似性推论。然而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是，这一结果并不能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当代高等教育是否存在同样的作用效应。众所周知，过去的十几年高等教育的规模与数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高等教育录取率大幅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资源分配的紧张。激烈的社会竞争、不断增高的大学生失业率等大众化时代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大学的精英价值逐渐剥离，高等教育促进个体经济社会地位上升的程度不断下降。因此，精英教育促进个体社会信任中的经济效应机制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大众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就值得再考究。
二、假设、数据与模型
本研究基于两个目的进行分析: 一是从微观层面上测量扩招前后的高等教育对个体社会信任的作用效应; 二是分析不同阶段高等教育作用机制。基于前文的探讨，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不同时期高等教育促进社会信任的路径不同。( 1) 精英教育时期高等教育更可能通过提高个体经济成功而促进社会信任的形成( 经济效应优于非经济效应( 2) 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更可能通过增强个体对价值规范及制度安排的认同而促进社会信任的形成( 非经济效应优于经济效应) 。我们利用不同时期的同质数据，分别检验两种机制的有效性程度。在既往研究中，人口统计学变量、工作经验、个体受教育程度与当前经济情况、生活状态和认同态度常被用来解释个体社会信任的微观差异。过去的研究常将所有变量一并纳入社会信任的回归方程，这样的处理方法忽略了描述当前状况的变量深受个体教育水平影响的事实，从而影响了对教育与社会信任关系进行因果推论的深入。因此，在社会信任的模型构建和实证分析过程中，需要将不受高等教育经历影响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和易受高等教育经历影响的变量进行区分，换言之即对控制变量和中介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借鉴黄健等人的处理方法，本文首先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工作经验的前提下，测量高等教育对社会信任的作用效应。在此基础上，再分别将反映被调查者当前经济地位与认同态度的指标纳入回归方程，通过比较高等教育变量在不同方程中的解释份额，考察高等教育的经济效应和非经济效应在不同时期的具体作用情况。
本研究利用2013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hina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 的数据，探讨不同时期高等教育对社会信任形成的影响。研究所使用的2013 年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数据与调查中心完成。调查收集了城乡居民个人、家庭、教育、经济活动、态度价值观等信息。2013 年调查的有效样本个数为11438，样本年龄分布为17 - 97 岁。本研究以中国高考制度恢复的1977 年作为精英教育样本选择的起始时间，以高校收费制度酝酿试点开始的1987 年作为截止时间，按照19 岁上大学算，选取1958 年至1968 年期间出生的群体作为可获得精英教育时期的代表样本，共2472 人。这一时期真正获得高等教育的人数为223 人，约占该时期样本总数的9%。2002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至此进入大众化教育时代。以2002 年为始，按19岁为上大学的年龄计，1983 年以后出生的群体参加高考时我国已进入大众化时期。截止2013 年调查时完成高等教育( 本科) 的群体出生年份大致在1990年。保守选取1983 年至1989 年期间出生的群体作为可获得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样本，共1136 人。这一时期真正获得高等教育的人数为443 人，约占该时期样本总数的39%。因此在本研究中，有关社会信任、经济状况和认同态度的信息，均来源于调查之时年龄介于24 - 55 岁之间的群体所做的抽样调查。
三、实证分析
首先将方程( 1) 中的因子纳入回归方程，测算接受不同时期高等教育的个体社会信任的差异，回归结果列于表3; 然后通过回归分析测算高等教育对个体当前社会经济地位和认同态度的影响，相关结果见表4; 最后根据方程( 2) 和方程( 3) 对不同教育背景下高等教育促进社会信任的经济效应和非经济效应的程度进行检验，以验证假设。
表3 所示，方程( 1) 中的高等教育系数，基于接受精英教育群体调查数据的回归估计值为0.164，基于接受大众化教育群体调查数据的回归估计值为0. 157，显著性水平均低于0. 001。这表明，在人口统计学变量、工作经验一致的条件下，无论是在精英教育阶段还是大众化教育阶段，接受高等教育的被调查者其社会信任的程度显著高于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被调查者。这说明无论是在哪种教育背景下，高等教育都促进了社会信任的形成，只不过相比之下大众化时代高等教育的作用效应略低。
报告了等式其他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对接受精英教育的群体而言，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其社会信任有显著的影响效应，但作用方向不一致。其它变量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我们进一步检验，发现当不纳入高等教育变量时，年龄和工作经验均显著地影响个体社会信任的程度;成长地还显著影响接受精英教育群体的社会信任;当纳入高等教育变量时，这三个变量的影响效应变得不再显著。由此可见，在本研究中，高等教育依然是影响社会信任最大的因素，普特南的观点再一次得到证实。
在同样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工作年限的回归分析中检视了高等教育对个体当前经济状况和认同态度的影响( 为节省篇幅，略去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结果显示，精英教育时期高等教育确实有助于提升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即接受那个时期高等教育的个体生活富裕、成为管理者和非体力劳动者的概率更高。但是扩招以后的几年，特别是高等教育入学人数急剧上升的2002 - 2009 年，高等教育对个体经济社会地位提升的效应出现了变化，接受这一时段高等教育的个体并不比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体生活富裕和成为管理者的概率更高，只是在成为非体力劳动者上依然体现出相对显著的优势。在认同态度上，两个不同的样本群体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在接受精英高等教育的样本群体中，高等教育对异质群体是否应被一视同仁的态度有显著影响，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对此持认同态度的比例比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高6. 9 个百分点。对于这一群体，结果没有显示出因为高等教育经历有无所导致的个体对收入分配制度是否公平、公民权利是否平等态度的显著差异。但是对接受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被调查者来说，他们认为异质群体应获得一视同仁、公民应享有同等的权利的概率比这一阶段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体分别高13. 1 和13. 6 个百分点，但是对于收入分配制度公平与否的看法则与没有高等教育经历的被调查者没有明显差异。
四、结论与讨论
第7篇：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范文
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两个重要因素分不开：
（1）市场竞争；
（2）国家干预。
1．美国高等学校的竞争机制
美国社会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因而崇尚自由竞争。“大学出售教学服务，学生购买，出售科研服务、政府和企业购买[1]。”高等学校的发展直接取决于学术服务的销售和在销售市场上的自由竞争。通过竞争，优胜劣汰。美国的高等学校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参与竞争：
①竞争消费市场：美国高等学校的生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吸引足够多的学生。私立大学的主要经费来源于学生学费。州立大学从政府得到的教育拨款额取决于其招收到的学生数。为了争取更多的学生，各校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改善教学环境，从而全面提高了美国的高等教育质量。
②人才竞争：要想办一流的学校，就要有一流的教学人员和教育行政管理人员。高等学校都竞相招聘能干的青年教师，并且努力从世界各地挖掘最优秀的教授。高校除了与高校本身互相竞争外，还要与企业竞争优秀人才。
③经费竞争：学校为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的拨款，为企业、个人和基金会的资助竞争。
2．美国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干预
美国高等教育在自由竞争机制下得到了大发展，但国家干预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杠杆作用。国家要通过一定的制约手段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合理干预，把高等教育纳入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中。美国联邦政府主要通过以下手段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干预：
①在国家处于“危机”时进行干预：美国的高等教育是在国际竞争中发展起来的“，是在一种危机感中激发出来的[2]。”美国的国家发展是一个“争霸”的过程。美国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与欧洲竞争，在二战后与苏联竞争，而现在要与日本、德国等竞争。
“这种求生存、竞争发展、争霸世界的历史传统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3]。”美国联邦政府总是把教育与国家的安危联系在一起，如20世纪80年代就直接提出《国家处在危机之中》，使公众产生危机感，从而支持联邦政府拿出更多的钱支持教育。而事实上美国每一次大的教育改革都是和国家的直接干预分不开的。
②通过立法拨款和科研拨款实现联邦干预的目标：
美国是一个建立在自由经济基础上的国家，一切活动以市场调节为主。大学的招生规模、专业课程设置等的确定主要由市场来决定。但美国政府也意识到，如果听任市场来左右高等教育的发展，则有可能危及国家利益。经过近百年的努力和创新，联邦政府终于确定了“通过立法拨款和科研拨款”来干预高等教育的发展。《赠地法》、《国防教育法》、《卫生教育专业资助法》等法令，有效地干预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使国家发展急需的学科专业等得到了发展。
3．其他因素
美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还有赖于以下几个方面：①借鉴经济、教育发达国家的经验来发展本国高等教育（如借鉴德国的经验发展了研究型大学）；②实施完全学分制，优化高等教育的结构与资源；③无论在二战前还是二战后，大力发展两年制的“社区学院”来完善高等教育的结构层次；④以政府投入为主体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发展经费。
二、美国经验对广东高等教育发展的借鉴
经济建设已经走在全国前列的广东省提出了“打造适应经济发展的教育强省”的口号。《广东省教育“十五”规划》提出了广东教育发展的多项目标。未来五到十年，广东教育发展的总目标是：建设教育强省，全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教育发展水平逐步居全国前列，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并适度超前，高等教育成为社会的轴心组织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到2005年，广东省同龄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16%，各类高等教育在校生达到115万人，其中研究生达到3至4万人。“十五”规划还指出，全省将新建十多所万人以上本科院校，在广州、深圳、珠海、东莞建设多功能并形成各自发展重点的大学园区。发展高等教育必须立足本省情况，同时也必须借鉴其他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和其他国家发展高等教育的战略，笔者认为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改革。
1．建立高等教育的市场机制
中国加入WTO后，经济建设将更进一步市场化，中国高等教育要有大发展并与世界水平看齐，则要借鉴市场化道路。过去几十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高级人才的培养都是按国家指令性计划进行的。与此相一致，高等学校的招生、毕业生的分配、学科专业的布置等是靠组织手段和行政措施来实现的。实践证明，这严重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发展。
总结历史经验，我省应鼓励高等教育市场体系的建立，让市场调节学校发展的规模、人才培养的方向。激发高校的主动性，主动根据人才市场反馈回来的信息，自主地调节招生计划，调节本校的专业系科设置，从而使市场成为高等学校与社会联系的中介，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杠杆。
应给予大学更多的自主发展权利，专业的设置、学位方向的授予权应直接下放到学校，这样才能及时根据市场的需要，开设新的符合经济建设需要的专业、课程。市场与竞争是密不可分的。对于下拨的高等教育发展经费，应采取竞争方式，而不应该只以算人头的方式分配到各校。在竞争机制下，应该允许“优胜劣汰”，办得不好的学校及时淘汰。竞争机制在高等学校的内部，也会使教师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产生竞争，创造出一种竞争向上的环境。高等学校内部的用人机制也应随着学校竞争机制的建立而逐步完善。
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高等学校，能在高等学校内部建立起主动适应我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机制，使高等学校充满活力，不断发展，同时又能使我省高等教育的发展走上正确的轨道。
2．合理的政府干预
美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也通过立法、拨款等对其进行合理干预。为什么需要政府对教育的发展进行合理干预呢？我们不妨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一下。经济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商品的外部性。外部性分两种，一个是正外部性，就是说该商品除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外，还能带来有益的社会效应，但商品生产的成本却高于它应当支付的成本；另一种是负外部性，就是说它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的同时，还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对社会和环境产生负效应，而商品生产的成本却低于它应当支付的成本。举例说明，如果把教育看作一种消费商品的话，那么，教育除了满足商品制造者（学校）和商品消费者（学生）本人之外，无疑还对他人和社会有利，这种溢出的好处就是正外部性。但是，它的成本过高，所以才供不应求。#p#分页标题#e#
企业排污则有典型的负外部性。它满足了排污者的同时污染了环境，排污者却不负担污染成本。
因此，如果一味地依靠市场来调节，就会造成这样一个结果，排污的积极性显然高于办学的积极性，这就是“市场失灵”。这时，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应该让位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正像政府要惩罚排污企业，让其交纳排污费也即本应承担的成本，消除其负的外部性一样，政府也应该鼓励办教育和接受教育，为其正的外部性进行补偿。
3．建立社区学院、发展专科教育
我省目前已经建立了包括专科、本科、研究生三个层次的高等教育结构。我省的专科院校（包括职业学院）无论在学校数目或学生总量上都与经济高速增长的速度不相称，我省依然缺少大量掌握专门技术知识的专科人才。因此，我们应该建立更多的社区学院。社区学院对人才的培养至少应该有以下两个目标：（1）培养经济建设需要的专门人才；（2）为高一级的大学输送优秀人才。社区学制应该定为两年，而不是象现在这样有些学校的学制定为三年。
学习的内容应该为大学低年级（一、二年级）学习的内容。社区学院毕业的学生若成绩优秀可以继续选择有关大学攻读学士学位；成绩一般，不适合进行更高一级学习的学生可以选择就业。增加社区学院、专科院校要注意以下几点：
①两年制社区学院毕业的学生除了颁发毕业证书外，应考虑颁发副学士学位（AssociateBachelor’sDegree）。专科教育在我国是一种与本科教育并行、侧重实用、独具特色的高等教育，因此在这一层次颁发副学士学位也是符合逻辑的选择。笔者认为，副学士学位，不能看作是终结学位，获得副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可以继续进入大学的三、四年级完成学士学位课程的学习。
②对高等教育的结构改革。本科院校可以考虑减少新生的录取量，扩大高年级的招生量，在三年级阶段接受一批由专科院校申请（或考）进来的优秀毕业生。本科院校在不需要改变投入的情况下，就可以培养出更多的优秀毕业生。高等学校应该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完全学分制，这样才有利于校际之间的交流，使学校在竞争中发展。
③以地方发展为主，政府支持为辅的方针发展社区学院。美国社区学院的经验表明，社区学院的活力就在于它的地方性，以地方经费为主要来源，有地方管理，主要招收本地学生，为本地发展培养人才，为本地提供综合服务，所以办好和发展社区学院的基本战略就是坚持地方办学。国家和省一级政府采取立法、拨款的手段来促进和引导社区学院的发展。
④鼓励私立社区学院的建立。政府应该在政策上扶持私立社区学院的建立。充分利用民间的经济力量、学术力量发展高等教育。私立社区学院还包括由大学建立的独立社区学院。大学通过与社会或国际教育机构合作建立独立于大学之外的独立学院，缓解大学本身的招生压力，同时又为自己的“高级学院”储备了优质生源。
4.大学的科研与成果转化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指出：“21世纪，中国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至少应该肩负起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服务、高等教育国际化等四个方面的历史使命[4]。”在任何时候，大学都应该具备至少以下几个功能：①培养人才的功能；②科学研究的功能；③服务社会的功能。美国经验也告诉我们，大学的科研对国家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起着重大的战略作用。因此，我省综合性大学应发挥学科齐全、人才密集、信息灵敏的优势，促进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渗透，加强技术创新，加速成果转化，使大学成为知识创新、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在科学研究中，大学要注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并举，努力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学术环境，针对我省和社会急需的应用研究领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学科建设是科学研究的根基。改造传统学科、发展新兴学科、促进学科间的交叉渗透，建立有利于发挥师生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学科管理机制。
优质高效的社会服务是21世纪大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大学要强化知识和技术创新，主动培植高新技术，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成果转化机制。我们应该学习斯坦福大学的经验，在知识密集型的大学（如现在的广州大学城）周围建立科学（工业）园，设立高新技术孵化器。
5．鼓励大学企业联合计划
所谓大学企业联合计划是指大学利用自身的学术优势吸引企业作为大学的合作成员，合作成员按年度交纳一定的“会费”作为对大学科学研究的支持。作为回报，企业则获得对大学科研成果的优先知情权及产品优先开发权。通过这样的“大学企业联合计划”，大学因为收取会费得到了大笔的科研经费，而企业也及时了解大学的科研状况并及时把课题成果转化为产品，直接为广东的经济建设服务。
另外参加该计划的企业可以提供课题要求大学为其企业的发展进行定向的“科学研究”，为企业开发新的产品。“大学企业联合计划”还应该包括通过协商，大学与企业共同管理某一学院或系科、研究中心，大学利用企业的管理、发展经验及企业中的优秀人才来培养本校的学生，使培养出来的学生更加符合社会的需要。参与计划的企业对所毕业的优秀学生可以有优先选择权。
第8篇：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范文
关键词：高等教育；大众化；白考生；培养质量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2)08-014-03
一、问题的提出
1999年，《面向2l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积极稳步发展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入学率到2000年达到11％左右。”这开启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序幕。到2002年秋季，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首次突破15％，正式迈入了著名教育学家马丁·特罗所界定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西方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纵深推进阶段爆发了层层危机。而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仅用十几年左右的时间，跨越了发达国家几十年才能走完的进程，这意味着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可能会以一种集中化的态势出现在我国，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大众化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冲击。量上的优势恐难弥补质上的缺陷，《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更是提出“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自考学生是高等教育培养过程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学理上还少有置于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背景下对其培养质量的探究。笔者以一名自考生代课教师的身份，以武汉w学院为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从所在院校学生中随机选取100名为样本，结合日常教学实际，进行个案研究，力求小中见大，以此探寻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下自考生的培养质量问题。
二、自考生培养质量现状描述
W学院是某教育集团与一所部属师范大学合办的全日制本科层次普通高校，挂靠在该部属师范大学下招收自考生。笔者在大一和大三各选取一个班级，在大二选取两个班级，共计四个班级进行随机调查。据对100名学生的问卷调查(有效问卷为91份，其中男生钾人，女生44人)，发现如下情况：
从周一到周五，学生每天花在学习上的时间，3小时及以下的占了31.9％，6小时及以下的占了72.5％。由此可见，学生花在学习上的时间普遍偏少。对学习成绩的满意度分为很满意、比较满意、一般和不满意等四个选项，各占2.2％、11％、39.6％和47.2％，反映了自考生对自己学习成绩的满意度较低。笔者执教的两个班级，平时来上课的人数，大二不会超过总人数的一半，大三则更低。根据对其他代课教师上课时学生到课情况的观察，情况大体一致。在大部分课余时间，相当多的自考生沉迷于网络，课余时间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
不难看出，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下自考生的培养质量还存在诸多问题。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并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十分必要。
三、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下自考生培养质量问题的成因
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下自考生培养质量问题的成因，可归结为四个方面。
1.入学机会不均等与投乳一收益失衡
(1)入学机会不均等。入学机会既体现为量的方面，也体现为质的方面。有学者研究发现，城乡之间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远低于城镇学生。阶层之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更多地向具有较强经济、社会、文化资源优势的阶层倾斜，而作为弱势阶层的农村学生则更多地向地方一般高校的一般专业集中。在调查中，我们采用主观评价的方法，将家庭情况分为富裕、小康、一般、困难等四个选择项，其中选择一般与困难的学生分别占了73.9％和13％。这说明，多数自考生对自身家庭经济状况的主观评价度不高。由于国家资助政策中“奖”和“贷”的部分对自考生的覆盖面还很小，所教学生中没有人享受过国家的奖学金和贷款，主要是以每年1500元左右的补助为主。因此，有一部分学生便因无力缴纳学费而中途辍学，还有一部分学生为维持生活开支，不得不在校外做兼职工作。他们由于忽略了学业，由“贫困生”变成了“学困生”。
(2)投入一收益的失衡。“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教育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个人发展的四大功能中，经济功能将最受重视和关注”。学生接受教育也孕育着对自己未来产品经济价值的合理期待。自考生多数来自经济收入不高的家庭，在未来收入的取得上对教育所寄予的期望也更为强烈。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自考生每年要支出近万元高昂的学费，投人巨大。而受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影响，学历文凭贬值，使得雇主为降低筛选成本提高对用人规格的要求，在毕业生录用上青睐于重点高校尤其是“985”和“211”院校的学生，自考生显然处于不利的位置。再者，家庭的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也在一定程度上介入招聘过程，这对经济层面上也处境不利的自考生来说是一种反向的叠加效应。投入与产出的失衡使得自考生的学习意愿下降，读书不能改变命运的现实也使得“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在“有没有因为自己是一名自考生而感到学不学对自己的未来都无所谓”这一选项上，60.9％的学生有过这样的想法。
第9篇：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范文
农村家庭高等教育选择决策模式
一、维度分析
1、支付能力
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支付能力主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大学收费，一般而言，一个在校的大学生要支付的费用包括学费、学习资料费、学习及生活用品费、住宿费、伙食费、交通费等。高等教育并非义务教育，因此学费是最主要的开支项目。从2000年开始，我国高校的学费基本稳定，近几年我国高校学费一般维持在5000―6000元之间，艺术类专业及独立学院的学费则超过10000元。住宿费为800元―1200元。仅学费和住宿费两项费用每年达6000元。加上生活费和其他杂费，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平均开支超过1万元。
二是家庭纯收入。农村家庭收入包括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农业收入包括种植、林业和养殖收入。非农收入包括在本地的非农收入和在城市的打工收入。虽然这几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每年都有一定增长，但扣除维持家庭的最低基本生存需要的各项支出后，农民实际剩余的可支付货币并不是很多。而且，农民的纯收入并非全部是货币，还包括了部分实物。在比较大学开支和家庭收入时，一般是以农民家庭纯收入数据与大学开支进行比较。因此，如果农村家庭支付能力越强，即家庭纯收入>大学收费，就越可能选择接受高等教育，反之，家庭支付能力越弱，就越可能选择接受高等教育。
2、价值判断
农村家庭对高等教育的价值判断直接影响其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选择，目前，主要的价值判断主要有：一是基于高等教育的实际回报，也就是实际收益率，二是社会文化资本的获得。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们投资教育都是期望获得较高经济回报，高等教育实质上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通过对比高等教育成本和预期收益，个人做出相对理性的投资决策。一般而言，在高等教育带来的可能收益不低于需付出成本的情况下，个人选择投资高等教育。由此可推出，高等教育投资收益越大，个人越倾向于投资教育；反之，高等教育成本越大，需求相应会越弱。因此，学生及其家庭在高等教育选择时也会权衡高等教育的成本―收益，并结合自身家庭收入经济条件，综合考虑做出理性决策。
高等教育除了能够发挥经济功能外，还能够提升人的素质，扩展社会网络，获得社会文化资本。如果人们能够认识到高等教育的社会文化资本积累的功能，人们就可能选择接受高等教育，反之，就可能放弃高等教育。因此，人们认为高等教育收益高，能提升社会文化资本，也就是说读书有用，那么家庭和个人选择接受高等教育。
二、决策模式
如果农村家庭支付能力强，认为高等教育价值大，那么农村家庭就倾向接受其子女上大学。在我国农村，高等教育是农民改变自身社会地位、实现社会
流动的最重要渠道。要改变较低的社会地位、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很重要的一条渠道就是接受高等教育。一些富裕的农村家庭，为了子女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为了让子女提升综合素质，选择高等教育。从独立学院的学生家庭情况调查结果可以发现，大部分独立学院农村来的大学生一般家庭经济情况较好，这说明这一部分农村家庭认为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有价值，愿意花费高昂的经济支付，不管子女考上的是哪一层次的大学。
如果农村家庭支付能力强，但认为高等教育价值小，那么农村家庭就倾向放弃子女上大学。一些富裕农村家庭从高等教育收益角度进行比较，认为接受高等教育的收益小，很多农村家庭含辛茹苦地供孩子读完大学，但是毕业后却找不到工作，就业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农村家庭对高等教育的信心和期望。农民们已经意识到，现在读大学就像是赌博，蕴含着极大的风险，大学毕业便能得到“铁饭碗”的时代结束了。当富裕农民将高等教育收益与自己做比较时，就可能产生“读书无用”的观念，认为放弃读大学，直接工作，收益更高。
如果农村家庭支付能力弱，但认为高等教育价值大，那么农村家庭也愿意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在高校扩招的背景下，贫困农民对高等教育的态度虽然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普遍认为高等教育的收益较高，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是改变农民身份，跳出农村的理想途径。所以，不管家庭经济如何拮据，也要想方设法送子女读大学。如果子女考取了名牌或重点大学，即使是最困难的家庭也不会出现“教育放弃”现象。农民的所见所闻使他们确信，只要孩子考入重点大学并且在大学刻苦学习，大学毕业后仍然能够找到一份较好的工作，因此，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供孩子读完大学。如果孩子考取了那些就业风险较高的地方性院校，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农民家庭而言，他们仍然会继续供孩子读书。农民所获得信息使他们确信，多读书对于子女今后的发展总是有好处的。虽然孩子读的大学不是太好，但是读大学后毕竟会增加未来的选择机会，不读大学便会失去很多。由于受家庭支付能力的约束，如果子女考上费用昂贵的独立学院，一些贫困农民还是不愿放弃，但他们会理性决策，可能会选择费用低廉一些的高职高专。因为一些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上与劳动力市场联系紧密，就业状况良好，所以很多农村家庭子女的高考分数线虽然达到了三类本科的要求，但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高职院校。这也是贫困农村家庭“弃本读专”的现象。
如果农村家庭支付能力弱，认为高等教育价值小，那么家庭就可能放弃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如果农民家庭本身就比较贫穷，而子女又考入了就业没有保障的地方性院校，农民家庭就会陷入痛苦的两难决抉之中。如果贫困农户认为孩子大学毕业后找不到收入较高的工作，几年大学的费用足以致使家庭更贫困，那么，农户就可能放弃高等教育。从“机会成本”角度来看，机会成本是指因接受教育而放弃低收入。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很快，对劳动力的需求旺盛，高中毕业生如果不读大学而外出打工的话，每年也可以有 10000元左右的收入。对于富裕家庭而言，机会成本并不会影响他们对高等教育的决策，但是机会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贫困农村家庭对高等教育的选择。
参考文献：
[1]廖娟.人力资本投资风险与教育选择――基于个体风险态度的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7）：150～1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