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宏观经济与政策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外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远未结束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可以用“三F”来表示,即Financial Crisis(金融危机)、FUel Crisis(石油危机)和Food Crisis(粮食危机)。索罗斯日前曾指出,美国当前可能面临“6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
目前,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不断下滑,金融危机已经从次贷蔓延到优级抵押贷款。美国最大的两个房地产贷款公司――房利美、房地美近期陷入困境便是证明。这两家金融机构持有大约5.3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债权,占整个市场规模的44%。这两大公司面临财务困境,势必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因此,要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掉以轻心,不要以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危机还远未到达“结束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the end),很可能仅仅是“开始的结束”(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内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国内的通货膨胀
1 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的直接和间接途径
发端子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影响到了中国,部分中资银行机构购买的次级抵押债券价格缩水,更严重的是,由于中国是美国机构债的最大持有国,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又是美国最大的两家机构债发行人,因此中国持有的机构债不仅会账面缩水,而且还会面临违约的风险。无论如何,“两房”危机已经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造成极大冲击。次贷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损失还会表现在资本流动、贸易保护等诸多方面。随着次贷危机的发展,可能会改变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极可能导致短期性投机热钱流入中国,也可能导致热钱的迅速抽逃。次贷危机和美国经济下滑将导致美元持续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进而造成中国国内输入型通货膨胀。而美国经济下滑又会引发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抬头。
2 美国经济减速或衰退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的研究人员测算,中国出口对美国收入的弹性大约为4。就是说,美国经济增长下降1%,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可能下降4%。考虑到其他国家经济增速也会因美国经济减速而下降,加上中国出口对许多重要贸易伙伴的收入弹性也在3~4左右,因此,以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比重1/5左右计算,美国经济增速下降1%,中国的总出口增速大致下降2%。
3 对中国的通胀形势必须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既有成本推起也有需求拉动的性质。但本轮通货膨胀的发生,从根本上、从源头上说,是经济过热的结果。当前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的暴涨,以及国内工资成本的上涨(还有天灾),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发生也有重要作用,而且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说,也是世界范围内经济过热的结果。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第一,通货膨胀的发生和发展,滞后于经济过热的发生和发展数个季度甚至、年以上。2007年的经济过热,不但对当前的通货膨胀,而且对和未来的通货膨胀将会发生影响。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高达10.4%,依然高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压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存在。
第二,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是在依然存在物价管制条件下的通货膨胀水平。为了改善资源配置,增加供给,政府必然会逐步放松物价管制。由于价格下调的刚性,一旦解除对关键性产品的物价管制,通货膨胀率将会上升。
第三,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如铁矿石)的上涨――尽管目前已经有所回落,已经而且还将增加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中国PPI的上升。
第四,中国的PPI在最近几个月持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10%。下游企业将越来越难以消化PPI的上涨。一些企业将因亏损而倒闭、减产,但这并不意味产品价格不会上涨。因而,CPI很可能将因越来越多的产品的价格上涨而上涨。此外,CPI并不是衡量通货膨胀的唯一尺度。例如,GDP―缩指数依然在快速上升。中国面对的不仅仅是猪肉或其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是物价的普遍上涨。
第五,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通货膨胀的上升趋势得不到扭转,通货膨胀预期将会加强,通货膨胀预期下的企业和个人的自我保护行为(如要求增加工资、囤积、抢购等)将使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在目前条件下,抢购之类的现象不大可能发生,但工资一物价的上升螺旋却可能形成。
国务院最近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的位置。笔者认为,尽管CPI的上升速度可能会因基数和农产品价格回落等原因而出现回落,但对通胀的警惕不能放松,宏观经济政策仍应该坚持把抑制通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首要目标的方针。如果中国能够及时采取措施抑制通胀,经济就不需要急刹车;如果过早放松宏观经济政策,通货膨胀就可能反弹。最终不得不急刹车,损失则要大得多。
1 抑制通胀无需惧怕经济增长速度适度降低
由于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途径应该是抑制总需求。换言之,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在中国的总需求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是增长最快的两部分。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中国的投资率超过45%,是世界之最。由于房地产投资对总投资的增长贡献最大,且存在较严重的泡沫,因此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重点。抑制经济过热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必须付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中央政府关于“两防”的方针是绝对正确的,在通货膨胀回落到可接受的水平之前,切不可以改变。投资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的方向,我们没有必要对两者增长速度的下降,特别是对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过于担心。目前速度降一点,是正常的,不必紧张。没有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就不能有增长质量的提高,也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升级。
防止经济过度下滑可以做些预案,但还没有到需要立即实施的程度。在当前形势下,释放出政府将会对“反通胀”方针加以调整的信号是绝对有害的。即
便需要对某些具体政策进行微调,也不应使公众产生“政策将会放松”的印象。例如,基于货币政策松动的预期,许多银行提前放贷,夸大信贷紧张程度,营造信贷需求旺盛、规模紧张的氛围,以倒逼中央银行。温总理关于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8%的提法,显示了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为治理通货膨胀预留了充分的余地。笔者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通胀率4.8%的目标今年恐怕难以实现,可以延长实现这一目标的期限,但没有必要对此目标加以改变。而且,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最终维持在3%左右。
2 治理通胀离不开货币紧缩
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话虽然不能说得极端,但宽松的货币供应环境毕竟是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离不开货币紧缩。除非通货膨胀形势有了根本的好转,否则,货币紧缩的大方向是不会也不应该改变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减少有效需求,从而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治理成本推起型通货膨胀,自然要增加供给,但为增加供给所能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是有限的(减税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且难以在短期内见效。一般情况下,即便通货膨胀是由供给方原因所造成的,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除实行其他政策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为求抑制通胀,需要付出更大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1980年代,为了抑制由于石油冲击造成的通货膨胀,美联储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美国经济一度陷入“滞胀”。但历史表明,美国当时的经济衰退换来了以后20多年的低通货膨胀。而这种低通胀,则为美国经济的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多年的低通胀来之不易,一旦失去,要想重新获得,所付代价将是十分巨大的。由于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已经越来越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所带来的失业问题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如财政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来解决。
3 为了改善经济结构应继续使人民币升值
中国的本次通货膨胀不能不说同其汇率政策有关。中国本轮通货膨胀的货币源头及其发展可以分为这样几个环节:
第一。优惠的引资政策和出口导向政策导致了中国的双顺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双顺差日益固化为结构性的双顺差。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需依赖度日益提高。
第二,由于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在双顺差条件下,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不得不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释放出人民币。
第三,央行的干预导致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的大量增加。为了防止基础货币的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央行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冲操作:卖出央票,回收人民币;提高准备金率。央行的对冲是成功的,但由于存在种种制约因素,对冲难以完全冲销掉过剩的流动性。事实上,中国的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一直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就为通货膨胀的发生创造了货币条件。
第四,中国的持续、巨额双顺差必然导致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产生,这种预期进而导致了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之外的资金的流入,从而进一步导致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央行的对冲的负担。过剩流动性进一步增加。
第五,解决由双顺差和人民币升值预期造成的流动性过剩的最简单办法是让人民币根据市场的需求自由浮动。但是,由于人民币币值长期低估,人民币汇率一旦自由浮动,上升幅度可能过大。由于担心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严重打击,中国选择了人民币缓慢升值这一路径。
第六,人民币缓慢升值和中美利差的倒挂导致热钱流入。在人民币升值速度缓慢条件下,防止热钱流入的唯一方法是实行资本管制。
4 必须加强资本项目管制
如果已经确定了人民币缓慢、渐进升值的方针――尽管笔者不认为这是最佳方针――我们就需加强资本管制。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取决于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只有当资本管制完全有效时,才谈得上人民币升值的自主性,即升值速度才可以由中国自行掌握。当前央行对跨境资本流动加强管理的方针是非常必要的。但笔者认为力度还应该进一步加强、覆盖面应该进一步加宽。“严进宽出”应该调整为对进和出都实行有效管理。在强化对“热钱”防堵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对“热钱”突然流出、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而防患于未然。
关 键 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宏观经济;融合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3)03-0040-05
一、引言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政府支出能够影响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 进而改变货币政策效率。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实施了大规模的政府支出计划,短期内巨大的政府支出增量形成了较强的财政支出冲击,对货币供应量的波动影响巨大。2010年以来,宏观经济政策更加强调连续性和稳定性,也更加注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与协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证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从而影响了两种政策的独立性。因此,在复杂的经济形势下,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维持经济增长、稳定物价等方面是否有效,两种政策如何配合以达到宏观调控的目标等成为亟需探讨的问题。特别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基础较弱、金融体制尚未完善的背景下,财政政策相较于货币政策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也更为显著,而货币政策对于财政政策的影响并不为人们所关注,甚至被忽略。本文试图通过建立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动态随机均衡模型来考察中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波动以及两种政策间的相互影响,并就如何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性、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的稳定性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政府支出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渠道和实际冲击进行了大量研究。一般认为,政府支出主要通过两条渠道影响货币政策。一是直接渠道:如果家庭部门和企业根据短期情况决定自己的支出水平,那么当前税收就会影响总需求,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还会形成投资性支出,改变货币供应量,进而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二是间接渠道:财政政策会影响利率变动,从而间接影响货币政策效率。Alonso(1996)等通过研究欧盟国家财政政策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发现财政支出扩张和赤字增加对货币供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财政赤字越大,货币供给量也越多,货币政策目标和有效性将受到冲击。Dixit & Lambertini(2001)分析了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之间的关系,发现中央银行只能部分地影响通货膨胀,财政部门对通货膨胀的作用不可忽视。在均衡状态下,两项政策应当互相补充。Eusepi,S. & Preston,B.(2008)通过研究美国的经济数据发现,如果货币政策的实施缺乏财政政策的配合,那么单纯的泰勒规则型货币政策难以奏效,在公共预期的作用下,会形成预期驱动的经济波动。
另外,部分研究显示,政府支出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是有条件的。Buti,Roeger and in’t Veld(2001)认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机制是不确定的,这取决于实际经济冲击的类型:如果是供给冲击,那么两项政策是相互冲突的;如果是需求冲击,那么两项政策就会存在互补关系。Evans,G.W & Honkapohjs,S(2002)认为,物价水平并不惟一地由货币政策决定,在特定的公共预期形成机制下,政府支出决定了物价水平进而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短期内财政赤字与货币需求正相关。
国内学者普遍在中国经济背景条件下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以及两种政策的配合效应。赵丽芬、李玉山(2006)对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作用及其动态性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不存在简单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互补或替代关系,而是存在一种非对称性的关系,即扩张的货币政策伴随着收缩或稳健的财政政策,而扩张的财政政策导致被动扩张的货币政策,表现形式取决于具体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冲击形式。张龙、白永秀(2010)通过建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分析的联立方程模型发现,财政政策对消费的影响远大于货币政策的影响,财政政策有可能通过影响消费、投资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王彬(2010)建立了一个包含金融加速器的新凯恩斯主义垄断竞争框架,指出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正向冲击,而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影响相比于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冲击,其效果非常有限。张志栋、靳玉英(2011)基于价格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作用视角,利用MS-VAR模型检验了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价格决定中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物价水平的决定因素是不确定的,当物价由财政政策决定时,货币政策有效性将受到很大影响。而当物价由货币政策决定时,仅仅调整货币供应量等工具即可进行调控,财政政策作用有限。
已有文献研究基本上探讨的是封闭经济体系,对于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货币政策的相互作用研究尚有较大空间。本文试图在现有研究基础上, 应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对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货币政策相互作用及其与经济波动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三、模型分析
根据Jesus Fernandez-Villaverde所构建的DSGE模型,在传统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包含的技术冲击基础上,加上政府支出冲击和国际贸易冲击,本文构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家庭、厂商、外国和政府等四个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
1. 家庭部门
家庭部门的典型行为是向厂商提供劳动,以获得工资进行消费。效用和消费正相关,和劳动负相关,随着消费的增加,边际效用递减。因此,家庭部门的决策行为是决定劳动与消费的组合,进而实现效用最大化。家庭部门的效用函数:
■E0■?茁t-1[log(ct)+?鬃·log(1-lt)] (1)
其中,ct为消费,lt为标准化处理后的劳动供给,满足0
家庭部门所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其可支配资源包括当期收入和新增货币供给,二者之和应当等于消费、投资、政府支出以及净出口之和。因此,预算约束为:
yt+mst-mst-1=ct+it+gt+ext (2)
其中,yt,ct,it,gt以及ext分别表示收入、消费、投资和净出口,mst表示货币供应。(2)式说明在总收入和货币供给稳定或者按照稳定路径增长的情况下,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投资和消费的挤出效应将会非常明显。
2. 厂商
假设厂商的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如果厂商存在规模经济,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厂商必然扩大生产规模,直到规模经济消失。因此,我们假设在均衡状态下,厂商不存在规模经济。厂商生产函数为:
yt=k■■·(e■·lt)1-a (3)
其中,zt表示技术进步。资本积累方程为:
kt+1=it+(1-?啄)·kt (4)
其中,?啄表示资本折旧率。(4)式反映了资本和投资之间的动态关系,投资越多、折旧越少,资本积累就越快。投资it由自主投资和实际利率决定的部分组成,具体形式为:
it=i0 ·t-d·rt (5)
其中,i0 ·t,rt分别表示自主性投资和实际利率,d为投资对实际利率的敏感系数,且d>0。
根据实际经济周期模型,模型中引入厂商面临的技术冲击,假设技术进步服从一阶自回归过程:
zt= ?籽·zt-1+et (6)
其中, ?籽为技术进步的自相关系数,et为技术冲击,且et~N(0,?滓■■)。(6)式说明在某一时期技术进步具有自相关性,并且受技术冲击决定,技术冲击可能来源于企业的创新或者其他重大的科技进步。
3. 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的支出包括为维持政府部门正常运行的一般性支出,以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向国有企业注资的投资性支出。如果政府没有调节财政政策,政府支出将维持稳定,与上一年的支出存在自相关关系。如果政府调整财政政策,政府支出将发生预期外的变动,即出现政府支出冲击。同时,对于货币政策冲击,政府支出有可能做出相应变动,因此本文假定政府支出由上年支出和政府支出冲击共同决定,并受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其过程为:
gt=v·gt-1+p·emst+egt (7)
其中,v表示本期与上期政府支出的相关系数,egt为政府支出冲击,且egt~N(0,?滓■■)。egt可视为政府支出对均衡路径的偏离。p为政府支出对货币冲击的反应系数。
4. 货币市场
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尚未完善,金融体制尚不成熟,因此货币政策不能完全独立,货币政策的实施及其效果受政府支出的影响较大。同时受制于现行外汇制度,货币政策尚无完全独立的操作空间,贸易顺差对货币供给具有较大影响,因此实际货币供给过程为:
mst=b·mst-1+u·egt+w·eft+emst (8)
其中,b,u,w分别为本期货币供应对上期货币供应量、政府支出冲击、国际贸易冲击的敏感系数,emst为货币政策调整引起的货币供应冲击。(8)式表明货币政策同时受到财政政策和国际贸易变动的影响,u可反映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程度。
根据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货币需求可表示为:
mdt=q·yt-n·rt (9)
其中,q,n分别表示货币需求对收入和实际利率的敏感系数。货币市场均衡条件为:
mst=mdt (10)
5. 国外部门
中国对国际资本的流动实行一定的限制,在资本不完全流动的情况下, 假设国际经济波动仅仅通过贸易渠道传导,即国外部门行为仅仅表现在进口和出口。在不考虑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国际贸易规模受国家竞争力影响,而国家竞争力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因此,进出口行为可由预期部分和冲击部分构成,净出口可表示为:
ext=s·ext-1+f·eft (11)
其中f为净出口对外部冲击的敏感系数,eft为净出口冲击,且eft~N(0,?滓■■)。
6. 经济系统均衡
由最优化条件,我们可以从(1)式和(2)式得出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跨期欧拉条件:
■=?茁·Et■·?琢·■+1- ?啄 (12)
同时,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为:
?鬃·■=(1-?琢)·e■·k■■·l■■ (13)
(3)式~(13)式构成了完整的经济系统。通过计算均衡解,我们可以得到各变量的稳态值和实际值,并进而估计模型。
四、数据选取与模型参数估计
1. 估计方法与数据选取说明
对DSGE模型的估计有校准法和估计法两种,本文采用Bayesian估计方法。 估计法的优势在于所估计的参数可以根据实际经济情况和模型参数的特点施加相关约束条件,可以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参数不确定性问题,而且利用历史数据所估计得到的参数值更能反映经济的实际情况。
由于中国货币政策真正发挥作用的时间是在1998年之后,因此我们选取了1999年1月至2012年7月中国的消费品零售总额、货币供应量、进出口数据作为输入数据,以此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数据先期处理过程为先对变量进行去势处理,利用X12方法对上述四个变量进行季节调整,然后使用H-P滤波得到变量的波动部分,最后对波动项求差分。
2. 参数设定
首先对参数的分布情况进行事先界定,再利用事先界定参数运用Bayesian方法估计实际的参数值。随着样本容量的增加,估计结果会最终收敛于实际值,因此设定值并不影响模型估计的可靠性。
我们参照国内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参数进行事先设定。其中,资本对产出的贡献度?琢设为0.355(李浩等,2007),贴现因子?籽设定为0.988,资本折旧率?啄为0.05(吴利学,2009)。闲暇对效用的贡献度?鬃设定为2.2,反映了居民对当前消费的重视。技术进步的自相关系数?籽设定为0.95,即本期与上期技术进步存在高度正自相关关系。货币供应量、政府支出和国际贸易的自相关系数(b,v,s)分别为0.98, 0.68,0.67,将货币供应对政府支出冲击和国际贸易冲击的敏感度设为0.8和2。
3. 参数估计结果
表1显示了运用Bayesian方法进行估计所得到的模型参数值。
表1中,政府支出冲击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系数为0.7221,说明政府支出冲击1%的正向变动将会引起货币供应量增长0.7221%,对货币政策的影响非常明显。此外,国际贸易冲击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系数为1.9471,说明以美元计的国际贸易规模增长1个百分点,以人民币计的货币供应量将增长近2个百分点。在财政支出保持扩张性预算和赤字规模持续扩大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必然受其影响,其政策走势必然走向扩张,形成配合财政政策的形势。而在国际贸易顺差和收支盈余持续扩大的条件下,货币供给的被动和受支配的特性十分明显,这对于货币政策的紧缩以及反通胀政策具有相当的抵消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国内学者的研究,国际贸易正向冲击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程度出现了一定的下降,这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后中国出口增幅放缓,贸易顺差下降所致。此外,货币冲击对财政政策的影响系数仅为0.0011,影响程度很小,这反映了当今中国支配性财政体制下,货币政策的从属地位。
4. 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分析
图1显示了政府支出冲击对主要经济变量的脉冲响应。政府支出冲击对消费和投资都具有负向影响,在政府支出冲击后的一段时期内,投资和消费都下降,政府支出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消费并没有起到明显的刺激作用。但是政府支出对产出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但影响时间较短,7个月后即回归均衡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支出冲击对投资的长期影响:政府支出冲击13个月之后,其对投资产生正向影响,这是由于尽管政府支出主要通过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扩张完成,初期对民间投资产生较大的挤出效应,但长期内,国有企业的扩张效应传导到私有企业,从而对民间投资产生了间接的带动作用。财政政策扩张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是明显的,短期内使得货币供应量增加0.15%,这是由于政府支出中包含的巨额投资性支出产生了较强的货币扩张效应,并且这种影响力度较大,由图1可知其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期限延伸至40个月。
图2反映了各变量对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反应。一个单位的货币政策冲击对消费和投资产生了一定的正向影响,二者分别增加了0.05%和0.5%。在对产出的影响方面,由于货币政策具有的时滞性,因此其对产出的影响相对政府支出要缓慢,并且影响程度也较小,但其影响期限要比政府支出长,直至40个月后仍然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可见我国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比货币政策强,但货币政策的影响更为长远。从图2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冲击对政府支出的影响较小,远不如政府支出冲击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这进一步反映了我国支配性财政体制下,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基本特征。
表2为各经济变量在政府支出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国际贸易冲击和技术冲击下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政府支出冲击对产出、消费和资本积累的影响要远大于货币政策。国际贸易冲击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巨大,在特定外汇制度下, 大量的国际收支顺差使中央银行不断被动购入外汇,投放人民币基础货币,直接形成了大量的货币供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作用方面,政府支出冲击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达到货币政策本身影响的60%,显示了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强;反观政府支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则非常微弱,表明是现有条件下货币政策在调整宏观经济方面独立性较弱。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目前在我国宏观调控体系中,财政政策发挥着主要的作用, 货币政策作为配合政策出现。在经济出现下滑态势时,财政政策能够在短期内增加产出,带动经济增长,但同时应该看到的是,由于政府支出多用于国有企业,其对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挤出效应是很明显的,因此单纯依靠政府支出并不能带来经济持续长期的增长,经济的长期增长主要依靠民间投资增长以及消费的增加。上述分析同样表明, 货币政策能够在较长的时期内带动产出的增加,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利率下降,能够有效刺激民间投资的增长。因此,宏观调控应该更加注重两种政策的协调配合。
在现有的经济体制下,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相应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都大大降低;相反,货币政策变动对财政政策的影响则相对微弱得多。这既反映了我国财政支配体制的主要特征,也同时表明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已非常必要。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家庭、厂商、政府、货币当局以及国外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型中包含了影响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四种主要冲击,即技术冲击、政府支出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和国际贸易冲击。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析重点分析了其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产出、消费、投资等方面的影响程度,以及两种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影响,模型揭示了财政、货币政策对于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后危机时代,在国际经济形势普遍低迷、我国外贸出口受阻的大背景下,加强货币政策有效性、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操作空间以及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显得尤为关键。
通过模型和数据分析,我们认为从中长期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看,要保证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持久性,仅仅依靠政府主导行为显然是不够的。虽然扩大政府支出是短期内避免经济下滑的必然选择,但这种短期内强力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具有不可持续性。 而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金融体制的不断完善,货币政策在影响总需求方面的作用日益明显,并且金融国际化步伐加快、国际贸易和国际资金进出规模增长迅速,也要求我国必须重新审视货币政策的地位和作用,以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环境和中国经济面临的全球化问题。
为此,我国一方面要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从政策制定、实施等方面入手,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减轻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应当创造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加快利率的市场化改革步伐,避免为追求短期利益而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的行为,达到稳定物价水平,促进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的最终目标。应当从体制上完善货币政策体系,消除事实上存在的外汇占款、财政直接投资行为对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降低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另一方面,货币当局必须重视政策协调,充分估计到财政政策对主要经济变量的影响,合理制定货币政策,维持经济稳定增长。在当前条件下,如果忽视财政政策的影响,货币当局就难以调节货币供应量,无法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应当适时、适度地提高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弹性,阻隔国际贸易顺差对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提高货币政策独立运作的空间。
参考文献:
[1]王彬.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调控与宏观经济稳定[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11).
[2]李浩,胡永刚,马知遥. 国际贸易与中国的实际经济周期[J]. 经济研究,2007(5).
[3]赵丽芬,李玉山. 我国财政货币政策作用关系实证研究[J]. 财经研究,2006(2).
[4]张志栋,靳玉英. 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作用的实证研究[J]. 金融研究,2011(6).
[5]万解秋. 货币政策的传导和有效性研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6]张龙,白永秀. 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配合效应模拟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12).
[7]吴利学. 中国能源效率波动:理论解释、数值模拟及政策含义[J]. 经济研究,2009(5).
[8]Alonso,A. & Galindo,M. The effects of public deficits on money growth in the European union[J]. International Advances in Economic Reasearch,1996(2).
一、我国的LM曲线推导
凯恩斯主义IS-LM模型中的LM曲线反映的是货币市场的均衡,也即能使货币市场上的货币需求等于货币供给的利率与产出水平的各个组合,均衡下LM曲线的方程为:
i为利息率,Y为国民收入,h和k为货币需求对利率和收入的敏感系数,为真实货币供给量。
由模型方程可知,LM曲线的斜率受h和k的影响。当h越大,也即货币需求对利率越敏感,则LM曲线的斜率越小,LM曲线越平坦;当k越大,也即货币需求对收入越敏感,则LM曲线的斜率越大,LM曲线越倾斜;k越大而h越小,则收入的一定变动对利率的影响越大。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非常敏感,即h很大,LM曲线接近于水平。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非常敏感,即h接近于零,LM曲线几乎是垂直的。
对我国来说,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不高。按照凯恩斯的货币理论,货币需求由出于交易动机、预防动机的交易性货币需求和出于投机动机的投机性货币需求组成。首先,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国的人均GDP在世界的排名仍只占100名左右,贫富差距大,又加之我国资本市场建设的不完善,金融工具种类少,这使的我国的利率对投机性货币需求的影响相对西方发达国家小很多。其次,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处于完善当中,这就会使的我国的居民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会拿来储蓄,而且不是投资目的的储蓄,储蓄多是用于子女教育和养老。凯恩斯认为预防动机的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小。所以这部分的预防储蓄也会降低我国货币需求对利率的弹性。这样的结论在曾令华和王朝军合写的《我国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利率弹性及投资的利率弹性》(2003)一文中也曾得到了实证的证明。
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可由此方程表示:
货币需求与收入和利率有关,由于我国的货币需求利率弹性比较低,可想我国的货币需求变动主要由国民收入变动所引起。所以我国的货币需求收入弹性比较高,也即我国的LM曲线比较陡峭。
二、我国的IS曲线的推导
凯恩斯IS-LM模型中的IS曲线反映的是产品市场的均衡,即IS曲线显示能使计划支出等于收入的利率与产出水平的各个组合,其均衡方程为:
其中i为利息率,b为投资对利率敏感系数,c是边际消费倾向,t是税率,Y为国民收入,表示自发支出。
由IS曲线方程可知,IS曲线的斜率由b、c、t决定。在t一定的情况下,b越大,也即投资利率弹性越大,IS斜率越小;c越大,也即边际消费倾向越大IS曲线斜率越小。
我国的国内居民消费量少,根据2004年到2007年的GDP和居民消费支出计算得2004年到2007年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分别为:0.39,0.38,0.37,0.37。我国2008年的GDP总额大约30.067万亿元,居民储蓄总额大约20万亿,居民的储蓄占GDP总额的比率为66.5%,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边际消费倾向不高。
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系数大小,一般要看投资主体是否多元化,投资是否市场化,投资多元化、市场化,投资对利率变动反应敏感。结合我国的现实经济运行情况来看,则需要考虑更多。以前我国的政府投资占社会投资的绝对多数,投资对利率自然不敏感。近年来我国的非国有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增加,2008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构成中,非国有部门的比重为70.6%。其中,个体私营经济为20%,集体经济为13.1%,其他经济为37.6%。固定资产投资在社会总投资的比重比较大,由此可知我国社会总投资已不是国有资产占绝对优势。虽然现在我国投资主题实现多元化,但也不能说我国的投资对利率很敏感。因为我国的经济还没完全实现市场化,金融服务还不完善,利率还未实现市场化,需要资金的民营企业很难从商业银行得到投资所需资金,所以官方利率不会对投资有太大的影响。由以上的分析可知,我国现在的投资利率弹性还不高。综上所述得出我国的IS曲线比较陡峭。由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基于我国经济实际和发展特点的IS、LM曲线,由此得出基于我国经济发展特点的IS-LM模型。
三、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果分析
为了应对2008年开始的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了分析的方便本文只选择财政政策当中的家电下乡和减税政策,以及扩大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作为分析的对象,其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本文中所引用的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下面我将依据IS-LM模型分析各项政策的效果。首先,通过IS-LM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的财政政策之间的效果比较,家电下乡的政策属于补贴型的财政政策,家电下乡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使的IS曲线移到IS1,而减税政策,如目前比较明确的减税政策是增值税转型,即增值税由增长型转为消费型的财政政策,它的实施则使的IS曲线移到IS2。
图1中IS1与LM的交点是A点,IS2与LM的交点是B点,IS1与IS2的交点是C点。同样是扩张的财政政策,从IS-LM模型变化可看出两者的效果比较。显然A点对应的产出大于B点对应的产出,所以家电下乡财政政策的效果大于由于增值税转型,即增值税由增长型转为消费型的减税财政政策的效果。
其次,通过IS-LM模型来对在我国经济环境下实施财政政策的效果与实施货币政策的效果进行比较。如图2。
扩张的财政政策使IS线移到IS’线,扩张的货币政策使LM线移到LM’线。图中A点是IS与LM’的交点,B是LM与IS’的交点。A点所对应的产出与B点对应的产出大小很难区分,这主要看IS曲线与LM曲线比较哪个更为陡峭。但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后都能够对经济有促进作用,从图2中我们能看到A点和B点的产出都大于IS与LM的交点C点的产出。
鉴于我国的IS和LM线都相当倾斜,而且倾斜的程度差别不大,所以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差别不大,所以可以搭配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让两种类型政策从不同的经济领域去影响宏观和微观经济,从而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复苏和增长。这也是当前两种政策运用力度都相当大的原因。搭配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让两种政策在各自不同侧重领域发挥作用,并且彼此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能使我国的经济更快复苏和发展。在选择具体财政政策运用于刺激经济时,我们同时应当考虑不同政策间的差别以及效果的差别,不同财政政策的实施在不同经济环境下效果不同,有些经济环境有利于补贴性的财政政策效果的发挥,而有些经济环境更有利减税财政政策的效果的发挥。比如在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经济环境下,运用家电下乡的补贴性财政政策的效果要大于增值税转型,即将增值税由增长型转为消费型的减税政策。
参考文献: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承办的第三届“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论坛”近日在京开幕。来自国内外的8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财政部、外经贸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商业信息中心、清华大学的一批著名经济学专家学者,包括许善达、卢中原、贾康、苏明、赵志耘、景学成、李扬、江小涓、李雨时、宋则等分别就“入世”一年来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运行与政策、金融运行与政策、对外经贸合作与利用外资形势、扩大内需的消费政策以及流通创新等方面发表了演讲。
与会人士普遍认为,2002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第一年,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的良好发展势头,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均好于预期,实现了物价稳定前提下的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目标。他们关注中国经济运行的态势,预测中国经济发展的走向,为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性建议。同时,还有一批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欧盟驻华代表团、美国驻华大使馆、英国剑桥大学、摩根士丹利资产有限公司的官员、学者参加了会议,并就中国的货币政策、贸易政策与对外投资政策等问题发表了讲话。
在流通创新方面,与会专家认为,促进流通创新、提高流通效能的关键是,在时间上“减少耽搁或停顿”,在空间上“优化资源配置”。为此,必须加快用新理念、新技术率先改造流通领域、壮大流通业和实现流通创新的步伐,切实依托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手段,推进中国流通领域的思路创新、体制创新和组织体系创新。具体而言,对流通产业实施以互联网、连锁经营、物流配送为基础的现代化改造;发挥政府部门的规划、指导和协调作用,保障电子商务政策、法规和标准的一致性,引导电子商务健康发展;鼓励企业实施供应链管理,合理规划分销体系;突破条块体制的束缚,推进综合化、社会化的信息网络建设;积极推动物流现代化和社会化的进程。
与会专家对2003年及今后几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形势依然看好,完全有希望继续保持7%以上的高速增长,但鉴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好转面临不确定性,以及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许多矛盾与问题,需要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外经贸合作与利用外资政策、投融资政策以及扩大内需的消费政策等方面作出相应的调整、协调与配合,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提供政策支持与保障。
一、政策报告的解释和沟通
我国在2001年开始在国内相应的货币政策报告,而这种报告目前已经成为了中央银行与市场进行沟通的重要方式。该报告当中涉及的内容较多,包含了摘要、货币概况、货币政策、市场情况、宏观经济调控不情况、市场预测等,其不仅向外界进一步介绍了我国经济当中货币政策的变化情况,而且对当前经济市场中细节的变化也进行了预测。该沟通报告内容开始部分均是对市场的综合评价,之后就是各市场细节的分析和预测。在研究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开始部分中央银行对于货币政策发展倾向的描述,其是中央银行和社会沟通的基点。这一沟通工作主要围绕三个主要变量进行,其一是对真实经济情况进行评价,考虑进而发展中对通货膨胀问题的解决策略;其二是解决通货膨胀的方式;其三是货币政策发展的趋势和内容。为了保证这三类沟通工作能够进行计量运算,中央银行相关机构需要对其进行赋值分析,所赋予的数据必须要能够反映出货币政策当中的风险、经济增长当中的风险。因为在未来发展过程中,风险性越大,货币政策对市场的干预性也就会越强,而群众对于货币政策的预期也会发生改变。而在风险越高的情况下,下一阶段内产生更高风险问题的几率也会相对提升,中央银行为了能使国内货币价值稳定发展,就必须要利用沟通的方式进行政策干预活动。
其中涉及到的沟通指示器的赋值为-2到2,其中赋值在0时说明当前货币政策下的利率情况较为合理;赋值为-1时则提示为轻度通货膨胀情况,应采取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赋值达到-2时则说明应该对利率进行合理的下调;赋值为1时则说明市场具有向通货膨胀的倾向,此时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为偏向增长速度增加的趋势,应该采取具有紧缩性质的货币政策对其进行干预;而当赋值为2时,则说明当前的市场已经处于重度通货膨胀的情况,市场当中的经济活动增长过快。
二、沟通过程中的样本数据和建模
本文主要选择的是2008年到2016年之间货币政策报告数据,其中包含了政府报表和中央银行网站数据。
(一)宏观数据的种类
首先,这一时期我国的市场利率发生了变化,其中银行行业内部的拆借和债券市场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宏观市场,对利率的调节影响较大,并且我国该时期所有银行均采用拆借利率作为市场利率的基础。其次,在对产出缺口进行研究时,主要就是以GDP数据进行计算,实际分析过程中需要以名义GDP和消费者价格指标相除后才能够获得我国的实际GDP量,然后对该数据进行季度调整,采用X-11方式,并选择以HP过滤的形式对未来发展阶段潜在的GDP数据进行预估,然后利用实际GDP和潜在GDP相减获得产出缺口量,最终将该数据与潜在GDP相除,从而得到产出缺口率。第三,在对通货膨胀率进行计算时,应该利用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变化作为判断通货膨胀情况的基础数据,并对其进行运算。第四,对预产出缺口的计算应该利用公式:[100ωlnCCI/CCI*+1-ωln]进行表示,其中CCI表示的是每个季度当中消费者对市场的信心指数;CCI*则表示核算当期消费者平均信心指数;ECI表示的是每个季度当中企业经营者对市场的信心;ECI*则表示当期企业经营者平均信心指数,w表示权重值,本次研究中该数值为0.5。
(二)模型的构建
在对央行沟通、宏观信息等对货币政策影响进行研究时,通常会利用该公式:[i*t=πt+r*+a1πt-π*+a2yt]进行表示,该公式被称为泰勒原则。其中的i*t是银行之间的拆借利率,而通货膨胀发生率则用πt进行表示,市场当中的真实利率用r*表示,而(πt-π*)则表示的是实际市场当中的通货膨胀发生率与预期发生率的差值,yt代表的是当前市场的产出缺口。根据实际计算时需将货币供需量差值计入公式当中,从而得到了变化后的公式:[i*t=πt+r*+a1πt-π*+a2yt+a3mt-m*]。此时央行需要开展沟通的函数可以用公式:[Δi*t=β1ΔSπt+β2ΔSyt+β3ΔSmt+ε]。对所有模型均利用ADF法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均保持在1%,也就是说这一阶段我国的货币政策发展较为平稳,利用央行沟通的方法所起到的作用较低,应该从宏观调控的方向进行引导。
我演讲的内容有四点:第一,对当前形势怎么看;第二,今后的经济走势;第三,当前有什么问题;最后,我对当前的宏观政策和下一步的政策走向做一个分析。
经济形势错综复杂 在低谷中缓慢爬行
2013年的中国经济没词儿形容,我给大家编个词,叫“错综复杂”的一年。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上走了一个倒s形的路线,先是五年的稳定向上增长,然后世界爆发金融危机,经济增长从高位14.8%降到了6.6%。此后进行4万亿投资、货币发行,又使中国经济增长从6.6%上升到12.1%。此后我们又用了宏观调控,把中国经济增长从12.1%保到去年第三季度的7.4%,当前的中国经济增长处于一个低谷状态。
什么叫低谷状态?我给大家总结了几句话:第一,当前经济形势错综复杂;第二,当前经济增长在低谷缓慢爬行,没有看见上升的趋势;第三,经济增长缺乏动力;第四,主要指标出现明显下滑;最后,大大出乎人们意料。十开完之后,全国人民都开始做中国梦,认为经济会欣欣向荣,可以出现大发展,没想到,这个梦做了半截醒来了,经济增长没有往上走,开始往下滑。
从需求结构看,当前在需求结构里面,投资增长放缓,消费增长远远低于往年。化妆品消费增长也低于往年,高档的烟酒、高档的酒店餐饮、汽车消费全部下降,就连最近的房地产市场的商品房销售面积增幅也开始下降,当前的消费市场是2007年以来的最低程度。
从出口结构看,出口量出现明显走低。尤其从5月份以后,出口出现了负增长。6月份,全国出口增长是负的3.1%。
从供给结构看,目前最大的变化是制造业,我们化妆品有些也搞制造。制造业连续二十几个月增幅在减小。在2009年12月和2010年3月份之间增长最高,达到20.7%,此后在波动中下降,去年下降到最低8.9%,然后12月、1月、2月有所上涨。但是最近5月、6月又开始下降,6月份又下降到8.9%,跟去年第三季度划等号。
另外宏观经济增长,考察工业增加值里面的PMI(制造业经理人采购指数)在6月份也下降到50.1%,贴近了收缩期(扩张期和收缩期的分界点为50%)。当前生产指数、新订单、原材料库存、从业人员、供应商配送时间等都是下降的,社会用电量和货运用电量增幅也都在下降。
经济增长将缓慢上行 但无强力回升因素
我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连续十几个季度出现趋势性回落,本轮经济周期的低谷在去年第三季度到达底端,此后中国经济增长又在低谷滑行。下半年,我的预测是,中国经济增长将会出现缓慢上行,但是没有强力回升的因素。
从升的方面看,当前国内外环境中存在着把中国经济增长向上缓慢拉升的因素。
从国内看,去年下半年以来,国家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扩内需、防止经济下滑的措施。
第一,货币政策。2012年,国家向市场投放的货币是6万亿,十召开的前一个月,央行在公开市场上通过逆投逆回购连续八次投放超过1.1万亿,还有三次下调准备金率,两次降息。
第二,投资政策,国家为了防止经济下滑,加快了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审批力度。从去年6月份以来,国家为了刺激消费,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比如对14类家电补贴刺激消费、为了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公布了新36条,同时又公布了具体细化鼓励民营产业进入垄断行业的40条措施,叫打破弹簧门,拆掉玻璃门等。
从国际看,国际各大经济体也在纷纷支持经济增长。去年6月末,欧盟27国峰会,允许欧元区稳定基金7800亿欧元直接向银行抽支,发行1200亿欧元去刺激经济。美国去年9月、12月,连续推出第三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是增加货币。韩国去年6、9月两个月向市场投放货币14万亿以上韩元。
日本9月、10月、12月连续向市场增加投放货币31万亿日元,折合3930亿美元。安倍政府上台之后又提出刺激经济的计划,日本央行行长上台后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要将它的基础货币在今后两年翻一倍,从140多万亿日元扩大到270万亿日元。
另外,巴西、印度、俄罗斯、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尼等国也纷纷降息、发行货币。
所以,当前世界经济在今后一段时间会出现两个变化:第一,下半年世界经济增长会好于上半年,第二,这种好带来的代价是通货膨胀的风险会加剧。分国家看,美国会继续延续温和复苏,日本会保持弱回升势头,欧洲会徘徊在衰退边缘。新兴经济体面临较大压力,比如中国。
同时,挑战也存在。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要想快速上升比较困难,有几个因素在制约。
第一,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强,温和复苏比较缓慢,特别是世界的供求结构在深入调整,导致中国的外需疲软,出口低迷。
第二,货币政策从过去的偏松苗头走向中性或者收敛,会影响经济增长。
第三,房地产调控也会影响经济增长。今年2月份以来,国五条颁布,全国一些大中城市开始落实国五条,提出三项政策。第一,差别化贷款;第二,限二进三;第三,目标价,不能超过天花板价;第四,对二套房增收交易税20%。这样房地产也不会像过去那么快的增长,这样也会影响经济增长。
第四,化解产能过剩。今年国务院中央经济会议在产业政策上把化解产能过剩,淘汰、重组、兼并两高一低产业作为一个重要政策,也会把经济增长中粗放部分给挤掉,影响经济增长。
从上面判断,我认为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在7.5%到7.8%之间,不会太高,但是跌不破7%。中国经济当前即使是在7.5%,也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如果达到7.5%,今年中国的GDP总量会超过9万亿美元,是美国的60%,是日本的1.4倍以上。
需求结构难调整 短期内消费难有大的上升
当前,中国经济主要有四大问题。
第一,要关注需求。需求有投资、消费、出口。从内需讲,当前我们国家正在调整结构转型,让消费快一点,让投资慢一点。但是当前遇到的问题是需求结构难调整,投资冲动依然强烈,短期内消费难有大的上升。
1 我们的投资跟中国的体制相结合,决定了中国的投资最容易发动。投资是少数人决策,集中投放,短期就要见效,这跟我们现有的中国体制正好结合,适合领导的胃口。政府换届、十二五规划往往都在后三年,每个五年计划的后三年投资开始加速,这叫有动力,有体制,还要有空间。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跟西方国家不一样,中国投资有空间。中国那么多的地方政府想建高铁、轻轨,经济一下来,投点资就上来,所以大家放心,中国经济跌不了,不会跌到像美国、欧洲那样。
2 消费在短期内难有大的上升。为什么呢?消费上不起来与我们的体制有关,我们的体制有利于投资、储蓄,不利于消费。第二季度央行对50个城市2万户居民调查显示,老百姓有钱以后,82%的人愿意储蓄,愿意投资,只有18%的人愿意消费。
从宏观上看,过去三十多年来,我们的国民收入分配是在不断地向政府企业倾斜,有利于政府和企业搞投资。在经济运行中,国民财富是由三个主体分,政府、企业、老百姓。政府企业拿的钱越多越有利于投资,老百姓拿的钱越少就越不容易消费。因为消费的主体永远是老百姓。过去15年,老百姓跟政府企业相比拿的财富比重在下降,目前在世界上,中国居民在分割的财富里面的份额是最低的国家。发达国家目前国民财富里面有74%分给了居民,发展中国家有68.7%分给了居民,中国只有53.4%分给了居民。这样带来的问题,消费主体拿的份额少,肯定不利于消费。政府和企业拿得多肯定有利于投资,所以才有中国的投资大干快干,超豪华建设。
从微观上看,我们的收入分配结构在不断向高收入群体倾斜,有利于高收入者储蓄,储蓄等于投资加进出口。这是过去11年城乡居民按照五等份法,按照五个阶层分配收入。分配收入的结果是,我们的收入是向高收入群体倾斜,高收入群体占的份额越来越多。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低收入群体边际收入倾向高,每增加一百块钱用于消费的倾向高,高收入群体边际储蓄倾向高,每增加一百块钱用于储蓄的倾向高,这样带来的结果,收入分配越来越向高收入群体倾斜,高收入的群体把钱存起来。
所以中国经济不论在宏观还是微观上都出现结构性矛盾。想消费的人没钱,不想消费的人有钱。储蓄在过去11年坐的是高铁,突飞猛进。2000年储蓄是12.38万亿,到今年六月底,全国储蓄超过100万亿,世界最高。第一,外汇储备超过3.5万亿美元,世界第一,占全世界三分之一;第二,政府和机关、集团储蓄多;第三,老百姓储蓄也多。消费从2000年的3.9万亿增加到20万亿。消费坐的是牛车,为什么?就因为我们的经济结构有问题。所以,中国要想实现中国梦,到本世纪的中前叶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让中低收入阶层增加收入。当前中国的中低收入阶层占中国人的40%,这些人没有能力消费。
第二,实体经济回落,当前实体经济回落,困难加大。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发展难,外需不足,订单减少、产能过剩、成本上升、融资困难,服务缺乏,这是目前的问题。现在有一个问题,制造业、实体企业的社会地位在下降。现在这个社会,社会地位上升有三个行业:公务员、金融家、房地产商。所以我建议大学取消、工厂关闭,保留两个企业,制造印钞机的企业和钞票印刷厂,然后,给每人发一个印钞机,回家印钞票就完了。问题是中国有希望吗?中国的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不高,核心在我们体制。
第三,金融行业,投资金融风险在上升。
第四,通胀压力在增大。近期虽然通胀无忧,但是在今后几个季度要关注,因为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在加大,世界纷纷都在放货币,会引起世界大宗产品涨价,中国是大宗产品进口国,它会顺着产业链影响中国价格,这是要考虑的。
宏观政策:宽财政加稳货币
最后,宏观政策走向。总理最近多次表明,今后中国的宏观政策依然是实施积极财政与稳健货币政策组合,宏观政策的目标是在平衡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关系,调控的下限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是防通胀。我从经济学家的角度理解,下半年中国的宏观政策可能是宽财政加稳货币。
第一,财政政策体现在宽。1.营业税改增值税,转型加快,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范围扩大,转型加快。到年底,营业税改增值税完成之后,企业向国家少交1200亿。2.今年安排的财政赤字比去年大,1.2万亿,比去年增加4000亿。3.财政增加支出之后,结构要优化,向农业、保障住房、社会保障、节能环保、重大设施、小微企业、新兴产业、服务业等倾斜。4.国家下半年会增加对民生的补贴规模,刺激消费。此外,财政部宣布,8月1日开始取消和免征对企业33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第二,货币政策体现一个中字,叫中性。上半年我们的货币政策是中性偏松,下半年我们认为货币政策是中性政策。现在看,上半年我们的货币政策发行频率是15%以上,下半年不会有这么快。
1.经济结构中需求结构失衡
投资、消费和出口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三者间的结构比例合理与否关乎国民经济能否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目前,我国仍停留在以政府和国有资产投资为主要视角,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重点的经济低龄化阶段,需求结构中投资需求在总体份额中依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相对而言,消费需求的弹性较弱,其对GDP的拉动幅度远不及投资需求所产生的经济带动效应。但需求结构严重失衡是市场机制与政府宏观调控长期作用的结果,短期内难以加以平衡与改变,使得需求结构的调整成为一大难题。
2.巨大的国际收支双顺差
(1)外汇储备脱离最优规模。2012年是我国自1999年持续保持双顺差以来首次实现贸易结构的“一顺一逆”。但好景不长,2013年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再次陷入严重的双顺差泥淖,终使2012年的“一顺一逆”成为昙花一现。长期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导致我国的外汇储备远远超过市场所需要的最优储备量,有限的资源难以得到高效的配置,进而造成大额的外汇浪费;相应地,外汇储备失控的波及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外汇资源的闲置,其对央行以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职能的发挥同样形成了不可低估的阻力,甚至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都形成巨大的负担。
(2)货币升值预期持续走高。我国国民经济总量的迅猛增长以及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升值压力一度形成了人民币升值不足的预期,由此引发各路国外资本纷纷涌入中国资本市场,企图分刮人民币升值所造就的大蛋糕。而反观消费者的投机行为也是导致大量货币流入资本市场的重要原因。这些因素混杂便形成了一条恶性循环链,引起国内经济增长速率过高,偏离稳步发展的轨迹,一旦资本撤离中国市场,便会极大可能地造成我国资本市场的瘫痪,加速经济泡沫的破裂,不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的发展。
(3)货币流动性过剩。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作为通货膨胀的一大诱因,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国内物价的涨势;市场上资金过多、储蓄利率过高、外贸顺差增长迅速都是造成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因素。
二、应对经济危机的货币政策工具
1.公开业务
公开市场业务是指中央银行通过买卖有价证券来调整货币供应量的行为,其主要涵盖回购、现券交易、发行银行票据及吞吐基础货币等形式。数据显示,2003年以来,央行通过公开业务操作回笼币值高达2000亿元,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资金流动的有效控制。可见,央行通过合理运用公开业务这一手段,对降低货币供应量,为国家经济政策目标的完成具有重大的参考借鉴意义。
2.存款储蓄准备金率
存款储蓄准备金率制度是中央银行为协调金融市场的运行状况,促进国内货币币值的稳定的一项措施,其主要通过影响金融机构的资金供应能力来间接调控货币的供应量,实现银行、企业、股市等机构之间稳定和谐的发展。存款准备金制度从成立至今,累计调整了三十次有余,从2007年到现在就调整了将近二十次,而其中调整幅度最高的一次是由2011年4月的20.5%上调到6月份的21.5%。
3.利率政策
利率政策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在经济调控上将逐渐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央行主要通过利率政策来对市场利率的水平和结构加以调整,使得利率逐渐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杠杆。为进一步推动并深化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央行自2013年起全面开放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使得利率的市场化实现成为可能。
三、针对我国货币政策现状的建议
1.以消费需求来稀释投资浓度,实现投资消费的合理配置
在投资过剩的背景下,通过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来扩大需求的方式往往是协调投资消费关系的有效途径。而在消费需求结构的盲区,中低收入阶层具有较强的潜在购买力。而利用货币政策工具促进内部需求的可行方式有二:一为采取较为消极的储蓄利率政策,适当缓解居民的储蓄动机,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二为实行信贷消费政策,为居民的消费提供必要的信贷支持。
2.平衡国际收支状况,对进出口贸易进行结构性调整
要改变我国国际贸易双顺差的局面,最根本的任务是要加强进出口贸易额间的协整关系,实现进出口总额之间的长期均衡。同时严格限制外资在中国的投资结构和投资规模,从源头上将我国外汇储备稳固在有效范围之内,防止人民币的增值幅度脱离预期掌控,避免资源利用的非效率。同时适当降低贷款基准利率,有利于刺激项目建设贷款,实现外资的再投资与再利用,间接影响国际国内的货币供需,使货币保持适当的流动性,分散外汇的持有风险。
关键词:利率期限结构 宏观经济因素 货币政策
一、引言
利率期限结构是指在某一时点上,不同期限资金的收益率与到期期限之间的关系,它反映了不同期限的资金供求关系,揭示了市场利率的总体水平和变化方向。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等原因,利率作为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价格变量及货币当局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主要观测变量,其在金融市场上所起的杠杆功能显得日趋重要。
对于利率期限结构的理解长久以来都是金融家和宏观经济学家研究的主题,但是,二者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区别。一方面,金融家主要集中在有价证券利率的预测和定价上,并没有指明利率期限结构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学家专注于理解利率、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关系,为了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他们往往信赖“预期假说”,而不管其贫乏的实证记录。结合这两条线的研究似乎是富有成效的,因为两种方式都有潜在收益(Hordahl等,2006)。
因此,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借鉴国内外学者将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进行联合研究的成果,从金融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审视利率期限结构,以此加强对利率期限结构的理解。本文主要包括加入宏观因素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利率期限结构与单一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以及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关联性的研究。
二、加入宏观经济因素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
传统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主要是针对期限结构本身的研究,没有考虑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随着利率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人们开始重视利率期限结构中包含的宏观经济信息,并尝试将宏观经济变量引入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发现在模型中加入宏观经济变量后,对利率变动的解释度显著增强(Kozicki和Tinsley,2001;陈哲,2008)。
1.国外研究现状
泰勒规则和新凯恩斯理论的提出,引发并促进了加入宏观因素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即宏观-金融模型(Macro-finance Model)的研究。Kozicki和Tinsley(2001),Ang和Piazzesi(2003)首次在期限结构模型中加入宏观经济变量并证明这样做是合适的。Ang和Piazzesi认为宏观经济变量对收益率起到重要的解释作用,这些变量在期限结构模型中能改善其预测效果,在这一开创之作后,宏观-金融模型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并不断被修正和发展。
Hordahl等(2006),Rudebusch和Wu(2008)将期限结构模型追加到新凯恩斯宏观模型中。Hordahl等构造了一项完全基于宏观经济因素的动态期限结构模型,模型包括通货膨胀率、产出缺口和短期利率三个关键的宏观经济变量,考虑了短期利率到宏观经济产出的明确反馈。Rudebusch和Wu的建模与前者类似,他们均在建模过程中将定价核心看做是外生决定的,但二者都在供给和需求方程中添加了带有几分任意性的滞后结构。
由于大多数的宏观模型中的关键变量是通货膨胀、产出缺口和短期利率,但是由于这类模型的过度简化揭示了非常有限的有关货币权威性和私下部分(private sector)的信息量。众所周知,货币政策的运行环境是需要大量的数据的,所以,通货膨胀、产出缺口和短期利率难以充分地预测货币政策未来的表现。因此,Bekaert等(2010)完善了带有无套利仿射期限结构模型的结构化新凯恩斯宏观经济框架,与前面所提研究不同,除了通货膨胀、去趋势化的产出和短期利率以外,他们在潜在的宏观模型中引进了两个不可观测的变量——随时间变化的通胀目标和输出的自然增长率,构建了一个五因素的清晰的结构化模型,促成了期限结构动力的一个有意义的经济解释。
此外,学者通过不断修正和完善,将宏观—金融模型进行拓展。例如,achter和Iania(2011)通过引入额外的流动性相关和回归预测因素,扩展了仅包含标准宏观经济因素的基准宏观-金融模型,模型在使用横截面数据修正收益率曲线上,显著优于Dew大多数的结构性和非结构性宏观-金融收益率曲线模型。Benchimol和Fourcans(2012)遵循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提出并测试欧元区的模型,特别强调了风险规避和货币的作用。Dewachter等(2012)开发了空间向量自回归模型,在模型中同时考虑了经济冲击的时间和空间维度,通过这一框架来分析欧洲地区通过宏观经济冲击(通货膨胀,产出缺口和利率)的空间和时间进行的传播。
2.国内研究现状
与国外相比,国内对于利率期限结构的研究起步较晚,因而有关宏观-金融模型这一领域的理论及建模方面的研究还较缺乏,新起的研究都是基于国外学者的理论及模型框架上进行的。
朱波,文兴易(2010)根据宏观经济结构和微观金融模型的结合方式,对国外新近的宏观-金融模型进行区分,主要分为仅在仿射期限结构模型的基础上增加宏观经济变量的简约型宏观金融模型,以及对利率期限结构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考虑的结构化宏观金融模型两种类型。沈根祥,闫海峰(2011)也是在国外文献的基础上,按照利率期限结构模型的因子来源将其分为内基模型和外基模型。其中内基模型的因子不可观测,其经济含义往往难以解释,而外基模型中的因子为宏观经济变量,模型具有明确的经济含义。
孙皓,石柱鲜(2011a,2011b)首次使用宏观-金融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但他们并没有构建新的模型,而是基于Oda和Suzuki(2007)的模型框架,先是对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动态过程中的时变宏观经济风险价格进行定量估计,随后探讨了我国货币政策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
三、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
利率期限结构中包含了宏观经济的信息,同时,宏观经济因素会对利率期限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学者们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探讨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
1.利率期限结构与单一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
目前,研究宏观经济所涉及的范围已经相当广泛,主要包括生产、消费、投资、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货币供给等。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选取了最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宏观经济因素,分析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利率期限结构与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情况。
(1)利率期限结构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利率期限结构包含通货膨胀的信息(Mishkin,1990a,1990b;Fama,1990),对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的预测功能(Ang等,2006),李宏瑾,钟正生,李晓嘉(2010)通过对中国银行间市场国债利率期限结构进行研究,发现中国短期利率期限结构(特别是中短端)包含了未来通货膨胀变动的信息,可以作为预测变量用来判断未来通货膨胀走势。
但是,不同学者关于利率对通货膨胀的预测功能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Ribba(2011)通过将预期通胀对利率冲击的瞬间响应限制到零,发现短期名义利率不能作为通货膨胀的预测器来解释,至少不是长期预测器。陈鹏,徐炜(2009)则认为10年期与7年期利率差对未来3个月的通货膨胀预测能力最强,利差增大预示着未来的通货膨胀率增大,而陈红霞等(2011)表明市场利差与未来通胀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对未来通胀具有持续显著的负效应。
除了能够对通货膨胀进行预测功能外,利率与通货膨胀之间还存在相互作用和影响。Yuksel和Akdi(2009)就探讨了不同通货膨胀对美国利率不确定性测度的影响,脉冲的不确定性对短期和长期利率有负面影响,而结构的不确定性对短期和长期利率有正面影响。Tillmann(2011)在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框架内,根据货币传导成本渠道,评估了利率对通货膨胀动态的影响,研究表明,更高的利率转换成更高的边际生产成本,并最终成为更高的通货膨胀。Hagedorn(2011)根据理性预期和全可信度下的标准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模型预测,名义利率应该下降以实现低通货膨胀目标,而实际利率大致维持不变。Ehrmann等(2011)使用高频率债券收益率数据来研究欧元区的通胀预期,发现更低的长期利率,更高的稳定性,以及更好的锚定反应,能够大幅增加长期通胀预期的锚定。Wright(2011)提供了期限溢价,通胀不确定性和二者关系的跨国实证证据,这些证据表明长期通胀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对收益率曲线斜率向上进行解释。
(2)利率期限结构与实际经济增长的关系。关于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的联系,早在Estrella和Hardouvelis(1991)就通过美国季度数据,证明10年期和3个月期的国债收益率之差能够很好地预测未来的消费、投资和产出情况。Haubrieh和Dombrosk(1996)通过研究说明利差对GDP增长也有很好的预测作用。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对宏观经济走势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孙皓,石柱鲜,2011),利率期限结构是宏观经济波动态势的“指示器”(孙皓等,2012)。
于鑫(2008)认为长短期利差对我国未来经济变化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但利差的边际预测效果较差。况山(2009)研究发现银行间市场不同长短期利差结构对宏观经济景气一致指数的预测能力不同。其中,2年期国债利率与同业拆借1天的利差对一致指数解释力度较强,且一致指数与利差呈负相关关系系,利差越大,未来10个月的一致指数越小。陈鹏,徐炜(2009)则认为10年期与3年期利差对经济增长的预测能力最强,利差增大预示着未来经济的增长。此外,利率期限结构对还能对经济周期波动进行预测,孙皓,石柱鲜(2011)研究表明,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变动能够较为稳定地指示未来3个月的经济周期波动状态。
最新的研究由Favero等(2012)等做出,他们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状态空间模型框架,用来分析无套利和大型信息集的预测功能,发现非套利模型在较短的期限较短的范围内更有用,大型信息集则在较长的范围和较长的期限内更有用;收益率曲线模型可以利用宏观经济变量来预测宏观经济。
(3)利率期限结构与货币政策的关系。大量文献都表明利率期限结构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利率期限结构中蕴含着货币政策信息(徐小华,何佳,2007;郭涛,宋德勇,2008),通过利率期限结构的变化,中央银行可以获得金融市场对未来通货膨胀以及利率变化的预期信息,从而制定合理的货币政策。同时,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它的具体操作和传导机制对利率期限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Dai和Philippon,2006)。另外,贾德奎(2010)还从货币政策透明度角度上进行研究,发现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更有利于引导市场预期和形成稳定合理的利率期限结构。
不同期限利率受货币政策的影响不同,货币政策对我国短期利率的影响要远大于对中长期利率的影响(刘海东,2006)。货币政策对期限结构不同因子的影响效果也具有显著差异,孙皓,石柱鲜(2011)表明货币政策作用下,利率期限结构水平和曲率因子减小,而斜率因子增大。在货币政策的宽松期和紧缩期,面临货币政策从紧的冲击,水平因子的响应分别为正向和负向,而斜率的响应均为负向;当货币政策由宽松期转向紧缩期时,水平因子变大,斜度变小(潘敏等,2012)。但是沈根祥(2011)的研究指出,货币政策和利率期限结构之间的短期动态影响表现出非对称性,即债券市场对货币政策变化的反应较为迟缓,但货币政策对市场利率的变化反应敏锐。而长期均衡关系则表明,货币政策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期限结构有显著影响,但银行间债券市场对央行的利率调控目标不敏感,不能形成明确预期。
2.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关联性的研究
除了分别研究利率期限结构与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或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外,国内外学者也尝试着探索利率期限结构与多种宏观经济因素间的动态关系,从整体上分析它们之间的关联性。胡雪琴,陈勇(2010)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我国国债市场的三因子动态模型,分析利率期限结构、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三者的关系。Reschreiter(2011)研究货币政策制度的转变对英国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目标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货币政策改变为通货膨胀目标制,实际利率的均值回归水平下降,实际利率的波动性也降低了,实际利率偏离均值的持久性则增加了。Orphanides和Wei(2012)则探索了宏观经济结构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表明实际GDP增长、通货膨胀和名义短期利率的递归估计的VAR产生与调查预测更为一致的预测。
宏观冲击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也引起学者的关注,但宏观冲击对不同期限利率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货币冲击、供给冲击和价格冲击对短期利率具有持续显著的影响,而对长期利率则没有显著作用(刘金全等,2007)。同时,不同类型宏观冲击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也不一致,于鑫(2009)认为利率的水平因子受价格水平的影响最大,货币政策变化主要引起倾斜和曲度因子的变化,但季绍波等(2010)则认为货币政策主导水平因子变化,实际经济变化才是倾斜和曲度因子变化的主要原因。孙皓,石柱鲜(2011)模拟了宏观经济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冲击效应,认为宏观冲击长期对利率期限结构的整体水平具有明显影响,而对坡度的影响仅在短期内有效。
四、研究评述和未来研究展望
近年来,中央对国土资源部门参与宏观调控的要求越来越高,国土资源部门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但总体看来,国土资源部门还存在着对参与宏观调控准备不足、能力不足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实践中要加强宏观经济知识的学习。
国土资源部门职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是谁都不能无视的。只有从加强学习、提高素质入手,才能适应这些变化。这两年的实际工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由于缺乏学习,有些同志对宏观经济形势不了解,吃不准,吃不透,面对不断变化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或者对国家提出的调控目标茫然不知所措,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应对措施;或者是思路与工作路数老一套,找不到新的方式和手段;更为严重的是,销蚀、瓦解土地“闸门”的作用,甚至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和中央的政令要求拧着来。种种情况表明,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我们自身的素质还存在差距,确实需要加强学习,补上宏观经济知识这一课。要充分认识到,如果固守原来的知识结构,对宏观经济知识不学习、不研究,对宏观经济运行与国土资源管理的内在联系和彼此影响不关心、不了解,或者知之甚少,我们就无法真正履行好参与宏观调控的职责。
土地、矿产资源作为国民经济生产的基本要素,与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土地,对于调节经济增长的总量、结构,遏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盲目建设、重复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无论哪个行业,上项目、搞建设,最终都要落在地上。土地供应的总量、方向和节奏,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增长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布局的优化。这就决定了国土资源管理与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之间,有无法割裂的内在关联。因此可以说,不懂宏观经济就不懂国土资源管理。
国土资源部门参与宏观调控必须建立在对国家宏观经济走向作出科学判断的基础上。参与宏观调控,就不能就资源管资源,而应胸怀全局,充分掌握宏观经济运行的情势,加强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只有充分了解和准确把握我国的经济运行状况和产业政策,才能及时掌握在一定时期内,哪些产业需要扶植或加快发展,哪些产业应该限制甚至禁止;哪些区域需要给予支持,哪些地区应该加强控制,才能准确把握调控的时机和力度,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调控之策,充分发挥土地“闸门”的威力。而做到这些有一个必备的前提,就是熟练掌握宏观经济知识,懂得宏观经济的运行脉络,懂得参与宏观经济的手段。
当然,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认为,宏观调控是国家的事,是国土资源部的事,作为地方来说,只是执行罢了。因此,懂不懂宏观经济知识,都无关紧要。这样想就错了。且不说宏观调控政策的贯彻落实与每个地区、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就是对某个具体的国土资源工作人员来说,不懂宏观经济,很可能造成工作上的被动甚至失职。这就是为什么面对同样的调控政策,有的人处理得很好;有的人却“走投无路”,干出顶风违法的事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