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类型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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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财政政策类型范文
一、扩张性财政政策
扩张性财政政策也叫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国家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的总需求。通常是在经济增长滞缓，一部分经济资源未被利用，经济运行主要受需求不足制约时，政府通过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增加经济建设支出，扩大财政赤字，减少税收等手段鼓励投资，刺激消费，扩大出口，降低失业率，拉动社会总需求增长，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如在1982-1987年、1998-2004年期间，针对极其复杂的经济形势，我国采取了实际内容不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状况日趋严峻，政府及时将稳健的财政政策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近几年，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世界经济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上升，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存在不少困难和挑战，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不断变化。2012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大民生领域投入，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严格财政收支管理，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当然，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是在不断调整中逐步淡出的。随着“十二五”开局，中国经济进一步回升向好，财政政策逐步向中性调整。
二、稳健性财政政策
稳健性财政政策实质上是中性财政政策，是介于积极财政政策和紧缩财政政策之间的一种财政政策。它是指财政的分配活动有松有紧、松紧适度，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保持中性，财政的收支活动不会产生明显的扩张效应或紧缩效应。它适合在经济运行基本处于稳定状态又存在结构性矛盾的条件下实行，其核心是松紧适度、着力协调、放眼长远。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要按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对不同行业“有保有压，有促有控”。这样区别对待经济结构性矛盾，既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又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根据经济运行状况，2005-2008年的上半年，我国实施以“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为主要内容的稳健财政政策。
三、紧缩性财政政策
第2篇：财政政策类型范文
关键词：低碳城市;低碳生产;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动态博弈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4-0076-02
引言
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推进和发展中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也有更多的人将目光从城市的量化发展转移到城市的生态发展上来。从当今世界城市的发展情况来看，低碳城市无疑是其趋势。我国先后提出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和生态发展的理念，并且发改委从2010年起开展了两批低碳城市试点工作，但构建低碳城市仍然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
一、低碳城市构建中的政企关系
（一）缺少共同知识
低碳城市属于公共品，其构建具有外部性，它带来的社会收益大于个人收益，对企业来说在利润最大化下的产量大于低碳生产的最优产量。如何使企业的低碳生产成本等于社会所承担的成本，这是在构建低碳城市时政府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
同时，个人成本函数的简单加总并不能生成社会成本函数，只有在所有个人之间形成共同知识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形成使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的局面。政企之间是否有共同知识的存在，是否有明晰的权利界定，这是企业能否在构建低碳城市中使自己的目标函数与政府的目标函数不相冲突的关键点。而在低碳生产中，由于企业的资产和技术具有专用性，低碳生产技术尚处于创新阶段，其投入和产出的污染排放水平尚无统一标准可查，政府难以判断企业在生产中的低碳技术投入力度和对政策的执行程度，只能通过企业提供的信号来判断其低碳生产的意愿和能力，从而制定更加接近企业真实情况的财税政策。当这种不确定生产的水平和它所包含的资产专用性程度很高时，政府和企业关于低碳生产达成的不完备契约就不可能靠自我履行来执行。
（二）委托―关系
在低碳城市构建的现实经济中，政府向企业实施财税政策是一种委托―关系。因为低碳城市作为一种公共品，其有效供给主要靠政府来满足，而由于资产和技术的专用性，政府需要委托企业来代为提供。在这种关系中，企业充当的是者，政府则是委托者。同时在这种缺少共同知识的委托―关系下，由于双方的目标函数并非一致，企业有很强的欺骗政府的动机。
二、动态博弈模型的构建
（一）分析前提
低碳城市构建中，由于监督成本巨大，作为委托人的政府无法完全清楚各个企业低碳生产的真实意愿和能力，只能通过相关的政策（如财税政策）来影响企业的低碳生产的成本和收益，并且借助企业的反应和反馈来辨别其类型。与此同时，由于低碳生产的个人成本高于社会成本，导致在财税政策影响下当企业权衡了自己新的成本收益以后，才能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履行已经和政府达成的不完备契约。所以，政府需要分析意愿和能力不同的企业对财税政策的反应，从而提前制定接近企业真实情况的政策内容。
（二）模型假设
1.缺少共同知识。在低碳生产中，由于企业的资产和技术具有专用性，且低碳生产技术尚处于创新阶段，其投入和产出的污染排放水平尚无统一标准可查，政府难以判断企业在生产中的低碳技术投入力度和对政策的执行程度，只能根据企业对其提供的财税方案的选择来间接识别其在低碳生产上的意愿和能力的类型。
2.博弈双方。政府在这个动态博弈模型中是先行者。政府首先跟企业签订合约，约定企业的排污量，同时向企业提供二选一的激励方案，即选择定额的财政补贴还是减免的税额比例。之后，企业选择一种激励方案。由于政府无法准确了解企业的执行合约时的努力程度，只可以观察到企业的实际排污量。所以尽管企业选择了一种方案，但是企业在努力和欺骗（也可称之为懒惰）下的成本不同，企业还面临着是努力按照合约低碳生产还是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欺骗政府。另外，企业努力时，最后的实际排污量等于合约约定的排污量，而欺骗时，则实际排污量大于约定排污量，后者情况下，政府会对企业进行罚款。
（1）政府。作为低碳城市构建的主导者，政府同企业签订合约的最终目的是约束企业的排污量，亦即使企业的实际排污量最小化。①财政政策。企业按原来技术生产的正常排污量为Q0，在低碳技术下生产的约定排污量为Q1，最后的实际排污量为Q2，且Q2≥Q1。政府根据企业是否减少排污量来决定是否对企业补贴，当Q2=Q1时，政府给企业定额补贴FQ1;当Q2>Q1时，政府不予企业补贴。②税收政策。不管企业选择财政政策还是税收政策，政府都会对企业的实际排污量征收排污税。不同的是，由于在财政政策下政府已经对企业的减少排污给予了优惠，所以不再在排污税上降低税率。由此，设财政政策下的税率为t1，税收政策下的税率为t2，则t1>t2。
（2）企业。企业是以经济利润最大化为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在低碳生产的动态博弈中追求收益最小化。企业低碳生产的全部成本简化为低碳技术的投入成本和不同政策下的引致成本。低碳技术的投入成本简称为低碳技术成本，且投入越多，成本越高。在不投入时，低碳技术成本为0。所以，低碳技术成本可记作C（a）=1/2ba2，a表示低碳技术投入程度，b表示低碳技术投入的成本系数（b>0）。①努力行为下的企业成本。当企业选择努力执行和政府签订的低碳生产合约时，企业在低碳技术上的投入程度会比较大，记为a1，则此种情况下的低碳技术成本为C（a1）。同时，由于努力履约下Q2=Q1，企业全部的低碳生产成本为财政政策下的C1（a1）=C（a1）-FQ1+t1Q1或者税收政策下的C2（a1）= C（a1）+t2Q1。②欺骗行为下的企业成本。相反，如果企业选择欺骗政府，不努力执行和政府签订的低碳生产合约，企业在低碳技术上的投入程度将会比较小，记为a2，则此种情况下的低碳技术成本为C（a2）。由实际情况明显可知，a1>a2，C（a1）>C（a2），且Q2>Q1。由此，企业全部的低碳生产成本为财政政策下的C1（a2）=C（a2）+t1Q2或者税收政策下的C2（a2）= C（a2）+t2Q2。
（三）博弈的树形图
根据以上博弈双方的介绍，可以画出此动态博弈的树形结构图（见下图）。
动态博弈模型树形图
三、模型分析与结论
（一）企业没有均衡解
用逆向归纳法来分析模型，从企业在不同激励政策下的低碳生产成本入手。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不知道企业的低碳技术投入程度a，所以企业将选择最优的行为a来使自己的成本最小，因此对Ci（ai）的大小进行比较。在财政政策下，t1Q1-FQ1<t1Q2，C（a1）>C（a2），所以无法判断出企业选择努力还是欺骗。在税收政策下，t2Q1<t2Q2，也无法判断企业会选择哪种合约执行状态。
（二）企业的类型信号
在企业不存在均衡解时，企业对两种激励政策的选择以及实际排污量是一种信号，通过这种信号，政府可以逆向判断出企业低碳生产的意愿和能力，即企业的选择结果是企业的类型信号。虽然政府无法提前分析出企业将来的行为选择，但是面对企业已有的行为可以反相判别出企业的类型。所以，当政府无法监督企业生产过程时，可以通过控制结果来间接作用于企业低碳生产的某些影响因素，从而影响其低碳执行力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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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财政政策类型范文
关键词：经济；反周期；财政政策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一、反周期财政政策概述
反周期财政政策主要指在经济环境发生转变过程中实施的财政控制政策，该政策可以有效改善各项经济财政运用效果，达到对经济周期的稳定，对提升我国经济发展及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当前反周期财政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主要通过以下两方面作用来保证经济周期的稳定性：第一，经济税收稳定性。反周期财政政策可以保证在衰竭体制中经济税收保持不变，由不同经济环境状况形成对应税收体制，从而确保人员可支配收入量，减少经济波动对人们生产和生活造成的影响；第二，支出自动稳定性。政府在进行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具有固定的资金体制，该体制决定了政府资金的支出自动稳定性，即经济环境发生改变过程中经济投入发生对应调整，从而提升人员经济状况，合理控制得到救济及福利的人群。
二、反周期财政政策实施中存在的核心问题
（一）消费刺激政策效果欠佳：消费需求与消费状况不对应是造成经济发展受到抑制的关键原因。我国虽然在反周期财政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制定了一系列的财政刺激策略，针对经济衰竭及经济繁荣状况构建了对应的社会经济体制，但其整体对消费需求的促进并不理想。例如增加发行国债，该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人们的投资的认识，提升了对投资的需求，对投资转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并没有真正完成对经济需求的刺激，达到促进消费的作用。上述反周期财政政策直接造成消费受到限制，导致经济发展步伐受到制约。相关资料显示：截止到2008，我国社会固定资产平均增长17%，资产总额明显提升，而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却仅增长10%，社会消费状况明显低于经济增长状况。我国反周期财政政策对消费状况的促进需要进一步加强。
（二）经济体制结构差异明显：我国经济体制结构差异明显主要表现在国民收入水平上。以后我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人们生活水平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该时期内国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形成经济收入发展性带动，这直接导致收入两极分化的产生，并在后续经济发展中不断加大。基尼系数是描述国民收入差距的一项重要内容，该指标越大，收入差距越明显。当基尼系数超过0.4时，认为该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社会存在不稳定因素，且该不稳定性随着基尼系数的升高而增大。从基尼系数角度对我国经济收入状况进行描述可以发现：我国经济基尼系数明显高于国际警戒线水平，尤其是在2005年，基尼系数指标已经达到了0.471，人们收入差距明显加大。
（三）财政收入与GDP发展脱轨：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我国财政收入已经得到了非常大的增长，财政状况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但是在该过程中国家实际可支配GDP比例却明显降低，财政收入与GDP发展之间出现明显脱轨。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财政收入上升迅速，截止到2007年，财政收入平均增长率已经达到18%，明显高于原有财政收入增长状况。但该时间中各项财富总数是一定的，财政收入的上升会直接造成政府利益占比提高，从而影响国民利益占比，造成我国实际可分配的GDP比例大打折扣。这种GDP发展状况可以直接造成国民生产负担加重，导致生产状况受到限制。
（四）经济通货膨胀控制效益低下：通货膨胀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重要问题，其控制效果直接影响着国民的生活和生产水平，对人们生活质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通货膨胀主要表现在食物方面及居住类商品方面。相关资料显示：通货膨胀现象对低收入人群具有非常严重的影响，而在高收入人群中并没有作用。这表明通货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经济发展的两极分化，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非常消极的意义。
三、核心问题本质分析
对反周期财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核心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后可以发现导致该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为：（1）财政运行机制不完善：我国在财政运行机制构建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标准化、规范化财政体系，没有对支出、收入等进行合理划分。这直接导致财政发展粗放，限制了财政干预效益和质量。与此同时，财政管理中没有形成对应体制财政使用监督、管理、控制策略，也直接造成利益漏洞，导致政策实施效益受到制约。（2）财政制度内部体系欠佳：我国财政内部体制在实施的过程中只是实现了一般的转移性支付，没有对内部体制进行全方位建设，各项支付性转移效果受到严重限制。专项转移支付内容与财政内容发展不符，税收返还没有形成对应内容，实际经济体制受到非常严重的制约。（3）政策目标与策略缺乏配合：我国经济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还没有对投资内容进行制约，没有对增值内容进行对应策略配合，体制运行效益受到明显制约。与此同时，出口成本加大，生产成本上升时人员没有形成费用体制控制，出口政策目标落实受到制约，从而导致反周期财政政策控制效益受到限制。
四、结束语
反周期财政政策具有非常高的经济调节稳定性，可以从经济手段及经济策略着手，对各项财政问题进行对应解决，从而达到经济内容的自我调整和自我改善，从波动特征入手，形成对应内容。在对该政策进行运用的过程中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加大对其核心问题的分析，要从上述问题着手形成对应体制控制内容，从而提升经济发展效益，加速我国经济建设进程。
[1]贾俊雪，郭庆旺.财政支出类型、财政政策作用机理与最优财政货币政策规则[J].世界经济，2012，11：3-30
[2]马亚静.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财政政策设计――基于产业生命周期的视角[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2：190-194.
第4篇：财政政策类型范文
（一）积极财政政策取得的效果
几年来，我国实行了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以及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免征房地产税，投资抵免所得税，提高出口退税率等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透过各项经济指标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析和统计，1998年通过增发国债，扩大政府的投资规模，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达到2个百分点，2000年达到1.7个百分点。到2000年底，财政共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3600亿元，连同配套资金的投入，约完成1.5万亿元的投资量。利用国债资金进行重点建设，有力地拉动了经济的增长，加快了结构调整的步伐，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后劲。2001年GDP增长7.3个百分点，2002年上半年增长7.8个百分点。
从物价指数来看，到2000年4月，连续32个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下跌已经全面止跌，并首次出现正增长，2000年消费价格指数比1999年上升0.4%，2001年同比增长0.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00年同比增长9.8%，2001年6月同比增长10.3%，2002年上半年同比增长8.6%。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来看，1998年下半年，投资需求增幅明显上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明显增强，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15%，增幅比上年提高了6个百分点。2000年固定资产投资额比上年同期增长9.7%，增幅比上年提高3.4个百分点；2001年固定资产投资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2.1%。可见，积极财政政策确实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效果。
（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积极财政政策取得明显的效果，但是没有预期的那样理想，对经济发展产生的乘数效应较小，经济形势依然严峻。
1.对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还不明显。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没有有效的措施来改革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没有具体有效的措施来增加农民收入，没有有效地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企业下岗职工问题。因而居民消费水平没有明显提高，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的幅度很小而且很不稳定。
2.没有很好地启动民间社会投资。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投资需求的上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债的发行。从投资资金来源看，投资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国有经济和政府的投资。1998年全社会新增投资额对预算内投资的依赖度由上年34.66%上升到101.27%；1999年社会新增投资对国有投资的依赖度约为90%；2000年上半年，国有及其他类型经济投资增长12.1%，集体和个人经济投资则分别增长7%和8.6%。
3.国债资金的使用缺乏效率。一是部分国债项目缺少科学论证，配套资金不足，对扩大内需所起到的作用有限。二是存在挪用和挤占国债资金现象，没有使相应的国债资金发挥应有的作用。
4.财政风险有加大的趋势。我国仅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前三年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3600亿元，累计发行国债11206亿元，虽然对拉动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对本来就相对薄弱的中央财政造成了一定的债务风险。
5.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未能始终如一地坚持扩张性方向。如1998年财政收入方面在增发1000亿国债的同时，增加税收约1000亿元，尽管从加强税收征管本身来说是必要的，但在时机上此时实行却使增发国债的扩张性效应在很大程度上被紧缩性的税收政策所抵消。
二、对未来几年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展望
（一）积极财政政策还应继续实行
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实行是根据经济形势而定的。当国民经济整体上由通货紧缩、物价低迷转向轻度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接近或超过3%和财政收支差额缩小的情况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淡出；国民经济处于轻度的通货紧缩状态，社会金融资金较为充裕，可以实行中度的财政政策；如果国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并严重影响国内经济的景气指数，则还需要加大财政政策的力度。当前国民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首先，供给相对过剩的格局尚未有根本性的改变。1997年以来经济运行呈现出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格局。据第三次工业普查的数据，我国900多种工业品生产能力的利用率不足60%。由于长期以来的过度投资、重复建设以及企业淘汰机制不健全，企业生产能力闲置的现象十分严重。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从总量上缓解了供给相对过剩的局面，但对结构的调整还相当有限。要解决无效供给的问题，还必须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还依赖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有力配合。
其次，我国经济形势虽有转机，但在整体上仍处于通货紧缩之中。今年7月22日人民日报资料显示，2002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下降0.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6%，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1.9个百分点。我国经济至今尚未走出社会商品供大于求、物价低迷、通货紧缩、扩大内需压力大的圈子。
再次，财政支出结构与增长趋于硬化，使积极财政政策成为必需。一是从我国1999年全国财政支出总额为13187亿元分析，除了占15%的行政管理费支出应当压缩（但难度很大）以外，其余的各项支出都应逐渐增加而不是减少。二是由国家法律规定的支出欠账较多，如：要求国家公共教育投入和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经费分别占GDP的4%和1.5%以上，但实际只占2.79%和0.83%。
最后，国际方面变数较大，需谨慎应对。近期，美国经济增速放缓。这对于世界经济包括我国经济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我国已加入WTO，但近期内我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低、竞争力不强的状况很难改变，出口前景不容乐观，随着关税的大幅度降低和非关税壁垒的逐步消除，进口将会增长得更快一些，贸易顺差有可能缩小。
由此可见，为了保持GDP以较高速度增长，国家在争取出口的同时，采取各种措施扩大内需、增加投资、提高消费和活跃市场，在通货紧缩趋势还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完全必要的，但力度可以酌情减轻，有重点地实施。
（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
1.注意控制国债规模，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我国已经连续几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考虑到我国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较低，财政的风险是需要注意的。从全局看，虽然我国发行国债的空间还很大，但是，在发债的同时不能不考虑到中央财政的脆弱性，必须同时进行财政体制的改革，加快税费综合改革的步伐，逐步实行预算内外收支统管，在不提高企业与家庭总体税负的前提下，逐步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确保使国债规模保持在适度范围内的同时，必须确保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对国债投资项目立项及管理方法进行改革。如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筛选确定国债投资项目，做好国债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论证和前期准备工作，对符合要求的项目，政府可以视其弥补市场缺陷，带动民间投资的程度，实行参股、全资、贴息等多种方式。目前形势下，应适当减少直接投资比重，逐步增加间接投资比重，今后发行的国债在基建项目上，应主要用于弥补在建项目后续资金的不足，使国债资金真正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2.进一步尝试税收减免。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两方面：一是增加政府支出，二是减税。事实上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税收减免方面做得是远远不够的，更加严重的是税收之外的各种收费急剧增加，这都大大减弱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
长期以来我国税收增长率一直低于GDP的增长率，即税收的收入弹性小于1，然而1997年至1999年，税收的收入弹性大幅度提高，这三年分别为：2.23、2.4、3.33，即税收增长率几乎为GDP增长率的2倍还多。由于税收增长率大大高于GDP的增长率，因此带来宏观税率，即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尽管国家税务总局一再宣称，税收收入增加是加强征管、防止逃漏税和关税收入增加的结果，但这只是次要原因，主要还是税负水平太高。根据拉弗曲线阐明的道理，减税不一定带来税收收入的减少，随着税负的降低，投资的积极性、经营者积极性会有所提高，经济得到发展，税基扩大相应会增加税收收入。同时减税政策还能有效优化产业结构，有利于高新技术、生物工程、信息技术等产业的迅速发展。所以笔者认为，在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支出的同时，应辅以适当的减税政策，这将有利于我国宏观经济环境的好转。考虑到我国现行税制和财政的承受能力，虽然全面减税的条件还不具备，但结构性的减免税收还是完全可以得到的。具体包括：变“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减轻企业税收负担，鼓励投资；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企业所得税计税标准，增加居民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扩大消费需求；对吸纳下岗职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应给予适当的税收照顾；对高新技术企业适当减免税收，实行投资抵免、加速折旧等政策，以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开征遗产税、财产税、社会保险税等新税种，以缓解个人收入差距过大等矛盾。
第5篇：财政政策类型范文
关键词：公益性；事业单位；改革；财政政策
公益性事业单位在中国社会经济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社会中一种比较特殊的社会组织，公益性事业单位主要是由中国的国家机关或者相关组织利用国有资产组建的，公益性事业单位的主要职责就是承担社会公益性事业，因此，推进中国公益性事业单位的改革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在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根据公益性事业单位的特点以及工作职责等，有针对性地提出改革措施，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推动我国公益性事业单位的发展，充分发挥其社会作用。
一、公益事业单位财政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财政的投入结构不合理
财政投入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中国大部分的国家财政经费都用在了养人的过程中，有些事业单位中的人头费用，占比非常大，因此，导致在其他事业的推行中缺乏资金。其次，中国城乡的财政资源分配不合理。主要是城市当中的财政资金投^比例相比农村要高出很多。在一些需要重点扶持的社会公益性事业单位中，财政资金的支持力度比皎低，例如，中国的卫生事业和养老问题等。
（二）事业单位中财政的投入力度较小
首先是事业单位中的财政预算经费较少。财政中的投入资金来源主要是由基层政府获得的。同时由于各级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中也存在不足的问题，因此，根本无力负担改革中需要的经费。同时财政资金的筹集渠道还比较单一。各级政府在公益性事业当中通常实施了“设机构、养人头以及政府包办”的形式，由政府直接进行公共产品的生产与分配，同时利用贷款贴息和项目补贴等形式来吸纳社会资金，这样就制约了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致使公益服务的总体供给量不足。
（三）财政在公益服务中的供给率较低
公益性事业单位的目标就是为公众提供优质的公益服务，然而由于公益性事业单位内部的管理体制相对比较落后，公益的总体效率较低，同时还存在着公益性事业单位的法人治理结构松散，缺乏完善的绩效预算制度和激励机制等，因此，进一步制约了公益性事业单位的改革。
（四）公益性事业单位的预算制度落后
公益性事业单位中的预算编制方式还比较落后，在一些地方还沿用着传统的基数加增长法，这种计算方式中得到的预算编制结果比较粗略，与实际需求存在偏差。翻例如，当预算太小时，就会由于资金缺乏而导致公益事业无法顺利开展，而预算过大化就又可能引发公益性事业单位内部腐败现象滋生等。
（五）资产管理制度有待完善
公益性事业单位当中的资产管理制度落后，就会使国有资产出现流失现象。首先是一些事业单位在进行资产产权登记的过程中比较混乱，对于资产的权属还没有理清，存在责任不明确的状况。其次是在资产的使用过程中由于没有建立起责权利统一的监督管理机制，因此，严重缺乏约束，资产的浪费现象比较严重。
（六）应该加强财务人员的考核
根据相关规定公益性事业单位内部的财务人员要接受该单位领导的管理，而在财务业务上要接受财务部门单位领导的管理，而这种领导行为和业务管理严重脱节的现象就严重地影响着公益性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问题。由于缺乏完善有效的财务人员考核制度，因此，部分财务人员缺乏责任心，可能造成资产的流失。
二、公益性事业单位财政改革的必要性
通过强化公益性事业单位改革，能够推动公益性事业的不断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同时通过单位内部改革，也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扩大国内消费，通过提升内需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公益性事业单位财政改革的优化策略
（一）建立健全与公益性事业单位职责相关的财政政策
在公益性事业单位改革的过程中应该坚持分类指导的总体原则，根据不同的公益性事业单位类型以及单位的总体特点等，不断的改革和优化财政政策的支持方式。首先应该明确好公益性事业单位的主要职责，针对不同职能的事业单位采取不同的财政管理与支持办法，严格杜绝采取“一刀切”的方式。针对一类公益事业单位，应该积极给予其财政保证和资金支持。针对二类公益事业单位，就应该给予其经费补助。而针对三类公益事业单位，可以通过政府购买等形式进行帮助和支持。同时还要优化好财政资金的总体投入方式，提升财政资金运用中的有效性与导向性。
（二）建立完善的财政政策体系
构建完善的财政政策体系，可以通过不断完善公益性事业单位的财政投入机制以及运行机制入手。在财政投入机制方面，可以通过构建竞争性质的财政拨款制度，调动事业单位的积极性。除此之外也可以通过构建针对公共事业的财政补贴制度，为公益性事业单位提供公共物品以及相关服务等。对于公益性事业单位的收入运行机制完善中，首先是针对其财政支出的方式进行改革，针对纯公益性质的单位，可以推行全额保障。而针对无能力承担的，必须由政府支持的非竞争性质的公共性产品，可以针对性的对其提供基本保障支出。
（三）建立健全与公益性事业单位财政管理体制相关的财政政策
首先应进行预算中的管理改革、政府采购的改革以及国有资产管理中的改革，不断构建起比较完善的公益性事业单位的预算管理制度。通过加强财务规范，强化单位的财务管理，构建新型预算管理模式。针对公益性事业单位的特点，创新其资产配置的标准化体系，不断推动资产管理以及预算管理两者相结合的工作流程以及工作机制，实现单位资产管理同预算管理相结合。同时还要推动公益性事业单位中政府采购环节中的预算管理以及预算执行，不断完善和规范政府采购行为中的操作执行力度。构建完善的财务会计管理制度，强化国有资产的管理，通过强化对财务的控制与管理，进一步加强对公益性事业单位的监督和管理。
（四）建立健全基于运行机制的财政政策
不断创新公益性事业单位的经费监管机制，完善服务提供形式，实现公益性事业单位职能的有效和充分发挥，确保公众能够享受到公益性事I单位的服务。首先应该不断完善其财政经费的总体投入结构，推进事业单位在主体服务与服务方式中的多元化，在公益性事业的举办过程中可以积极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其次要推动财政资金的总体投入模式，提升其不同类型事业单位服务职能运转中的匹配度。再次就是要不断的完善公益性事业单位的财政资金支出当中的相关监管机制，构建完善的经费考评制度，提升财政资金的利用效率。
（五）强化公益性工程项目的资金预算执行管理
为了进一步强化资金预算执行管理，应该在单位中成立以个专门负责的预算管理小组，可由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人员构成，针对公益性事业单位的预算执行进行监督，同时实施定期通报，并分析预算管理当中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进一步提升公益性事业单位财政资金的利用效率。
（六）建立健全基于问责考评机制的财政政策
第6篇：财政政策类型范文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基本概述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认为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两者是密切联系的，两种市场通过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经济运行，从而最终影响国民收入水平。财政政策是一国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制定的关于调节货币供应量以及利率水平的各种措施和手段的总和，主要通过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财政政策最早始于上个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出现了经济大萧条。正当政府对经济萧条感到束手无策时，凯恩斯经济理论随之兴起。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认为，总供给等于消费加储蓄加税收，即Y=C+S+T；总需求等于消费加投资加政府购买支出，即Y=C+I+G。因此，在市场均衡状态下，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即C+T+S=C+I+G。政府可以通过收支的财政政策对总需求进行管理，从而对经济运行进行全面调节。货币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而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措施和手段的总和。它包括信贷、利率、汇率等具体政策，通常认为货币政策主要从属于财政政策发挥作用。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来调节货币供需量，进而调节社会的总供需。因此，从总量调节出发，货币政策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种。扩张性货币政策是通过提高货币供应增长速度来刺激总需求；紧缩性货币是通过削减货币供应的增长率来降低总需求；中性货币政策，是指货币供应量大体等于货币需要量，对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影响不大。具体采用哪种类型的货币政策，主要看当时一国经济的发展情况。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效果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工具之间进行组合选择来实现两者的搭配，其主要目的在于维持一国经济的平稳有序运行。如果不考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中性状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的方式有宽松货币与紧缩财政、紧缩货币与宽松财政、紧缩货币与紧缩财政以及宽松货币与松缩财政这四种组合形式。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存在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政府总是力求通过一定的方式调控经济，通常使用的手段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里可以使用不同状况的IS-LM模型来加以说明。在经济处于上升时期，投资者的预期偏好，投资水平上升，银行贷款增加，总需求增加。当经济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将导致价格水平的上升，同时由于货币需求的增加引起利率的上升，经济进一步上升的速度则会放慢。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对经济增长速度，价格水平进行控制，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从模型分析中可以看出（见图1，实线箭头变动方向），如果政府想要降低价格水平，在实行货币政策时，通常选择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当货币供给减少时（LM曲线向左移动），相对来说货币需求会增加，从而会导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又会使私人投资下降，为防止利率的上升，政府同时要减少支出，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IS曲线向下移动），只有这样才能在减少挤出私人投资的同时达到降低物价水平的目标（总需求曲线向下移动）。
经济萧条时期，投资者对经济的发展前景不看好，会使投资水平下降，总需求下降，物价下跌，利率会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上。此时，如果增加货币供给利率不会有所下降，从而通过利率刺激需求的效果也不明显。因此，相对于货币政策来说，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要大（如图1，虚线箭头变动方向），LM曲线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小于IS曲线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如果在增加货币供给的同时增加财政支出，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会更大，货币政策的效果更明显。上面分析的是经济处于繁荣和萧条两种时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有效搭配情况。
当经济处于从萧条走向复苏或从繁荣转向衰退时期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就应注重微调的方式。当经济在“双松”政策作用下走出萧条时，政策就不应再采用“双松”，应选择“货币中和财政松”或“货币松和财政中”政策。这是因为当经济从萧条开始回升后会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上升时期，若继续实行“双松”政策，容易形成总需求过高，主要表现为经济加速增长的同时会造成通货膨胀加剧，从而造成经济的过度繁荣。当经济增长被“双紧”政策实现控制时，通货膨胀可能会很快开始下降，一旦出现从繁荣开始转向衰退时，“双紧”政策就不能继续使用。所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选择常常根据经济增长的要求和控制通货膨胀而定的。
三、改革开发以来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使用
现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情况分为以下四个阶段进行说明。
1、1979年至1992年。这一阶段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有效供给不足导致社会资金需求缺口较大，因此这个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主要用于解决社会总供给，财政货币政策更多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的协调搭配。具体来看，1979年至1980年间，财政与货币政策主要表现为“双松”的组合；1981年施行“紧”的财政政策与“松”的货币政策；1982年至1984年间，两大政策主要表现为“双松”的搭配组合；而两大政策在1985年则是表现为“双紧”的搭配组合；1986年至1988年间，两大政策仍表现为“双松”搭配组合；在1989年至1991年间，两大政策表现为的“双紧”的搭配组合；1992年至1993年初，再次实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双松”搭配组合。
1979年至1992年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使用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阶段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使用的内外部环境还未成熟，主要通过行政手段的运用来完成政策的实施。二是由于我国经济环境存在长期短缺与供给不足的影响，政府明显缺乏对于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历史经验，体现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方面，常以“双松”、“双紧”的组合方式居多，使两大政策配合使用没有达到预期的政策协调效果，宏观调控效果不佳。
2、1993年至1996年。该阶段我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市场化经济程度得以迅速提高。此外，在有效供给不足的情况下，经济的过热发展也加大了通货膨胀风险。从1993年底至1996年，宏观调控一直以财政货币政策“双紧”的搭配为主，紧缩性的政策组合，能有效控制财政赤字与货币投放总量。与此同时，在经济制度的改革方面也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使用提供了基础，其中税制与分税制在1994年的改革使公共财政的基础得以逐步奠定，可以看到许多新的变化出现在这一时期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使用过程中，宏观调控技巧明显改善、调控手段配合实现多样化。这些新变化使政府对宏观经济的驾驭能力明显提高，对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作用较大。
3、1997年至2002年。从1997年开始，我国发生了经济增长基础的根本性转变，宏观经济调控中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新问题。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周期性低谷局面进一步深化，面对这种不利的经济状况，从1997年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开始迅速由适度从紧转化为“双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通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使货币供应量不断扩大，以此来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阶段为两大政策的实施带来了创新性的背景，同时也引发了许多新型难题。
4、2003年至2007年。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通货膨胀压力增大迹象，我国经济形势再次发生重大变化。在这一经济背景下，从2004年开始，政府开始调整财政政策实施的力度与方向，适当调整了长期建设国债规模。2005年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表明了我国的财政政策再次转型。在货币政策方面，从2003年开始，我国实施的稳健性货币政策的政策导向也发生了变化，最终采取“稳中适度从紧”为政策思路。2003年至2008年间，央行实施紧缩货币政策，对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多次进行上调，有效的控制了货币供应量。2007年以后，通货膨胀和经济发展过热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因此，稳健的财政政策与从紧货币的政策开始向“双紧”的协调方式过渡。
5、2008年至今。进入2008年以来，国际经济形势出现重大变化，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我国也经历了先扬后抑的经济形势，2008年上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保持了较快的速度，但此时经济通胀压力增大，明显存在经济发展由偏快转为过热的风险。这一阶段以“双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为主，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就是防止经济由过快增长转变为过热的增长，防止通货膨胀明显。到2008年下半年，从紧的货币政策使经济过热的势头已有所抑制，虽然物价水平有所回落，但尚没有使通胀得到有效控制，此时的宏观调控采取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组合。经过2009年的经济刺激政策，在2010年我国国民经济实现了高位稳定增长，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也由刺激经济转变为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扩大内需和防止通货膨胀。
四、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使用的实践总结
通过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使用的实践进行总结，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结论：第一，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逐渐向市场化调控方向转型。在公共财政的总体框架下，财政政策影响经济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从以政府投资性支出为主逐渐转化为通过公债、税收、转移性支付等多项综合工具的运用。同时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不局限于传统的信贷控制方面，逐步具有了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特征。第二，在财政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方面，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强到弱，而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反之。改革开放初始，国家宏观调控主要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几乎没有发挥作用。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特别是在1985年之后，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信贷规模控制货币的供应量，货币政策效果逐渐突显。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使两大政策协调的主导方逐渐由财政政策过渡为货币政策。此后由于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不佳，1998年以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再次受到重视，但政府对货币政策作用效果的期望并没有因财政政策的重返而有所削弱。2007年以后，中国更加开放的经济环境给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同时政府也开始意识到在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应承担更多职责。第三，目前为止我国财政货币政策配合使用，主要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为目标，关注更多的是总需求管理。在凯恩斯的市场经济理论框架下，主要研究如何才能有效配合财政货币政策以实现总需求水平的稳定。对于具有完善金融体制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这样的政策选择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像我国这样同时面临经济发展与体制转轨的国家来说，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总需求管理就显得过于单一。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长期看来，还必须关注金融制度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优化，以及以结构性调整为目的的供给管理等层面，这也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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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跃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研究[D].河北经贸大学，2011.
[4] 郭庆旺：积极财政政策及其与货币政策配合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第7篇：财政政策类型范文
【关键词】 产业集群 技术创新 存在问题 财政政策
创新是一个民族不断进步的灵魂，是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是促进产业集群的先决条件。在当今时代，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促进企业、社会乃至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的关键要素，特别是产业集群技术创新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但是由于产业集群技术创新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做后盾，因此需要国家给予一定的财政政策支持来确保其技术创新工作的正常进行，从而提高核心竞争力。
1. 对产业集群的基本认识
1.1产业集群的概念
产业集群指的是集中于一定区域内特定产业的众多具有分工合作关系的不同规模等级的企业与其发展有关的各种机构，组织等行为主体，通过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空间积聚体，代表着介于市场和等级制之间的一种新的空间经济组织形式
1.2产业集群的类型
产业集群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1）根据形成方式可以分为引导培育型、强制性培育型、以及诱致性自发型；（2）根据其驱动因素可以分为需求因素驱动型以及供给因素驱动型；（3）根据其市场结构可以分为多核式、轮轴式、葡萄式、以及混合式；（4）根据其深度可以分为简单型和复杂型；（5）根据企业间的合作程度可以分为紧密型和松散型等等。
1.3产业集群形成机制
产业集群形成机制主要有三种类型，分别是市场自发形成机制、政府主导机制、以及政府引导机制。
1.4产业集群的形成因素
产业集群的形成因素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制度因素，这是产业集群形成的重要条件；其次是历史文化因素，有利于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提高企业竞争力；此外还有生产要素因素和需求因素。
2. 我国产业集群技术创新中存在的问题
2.1缺乏健全完善的产学研合作体系
大学和研究机构是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主体，在促进和实现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体制原因，当前我国还没有形成健全完善的产学研合作体系，致使科技成果的转化率较低。例如我国的中关村，虽然有较强的科技实力，但是实现自主创新的高科技产品较少，主要还是依靠企业自行研发和引进国外技术。
2.2资金投入不足
虽然我国的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但是对科技的投入相对不足，难以满足技术创新的需要。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科学研究支出存在很大的差距，这就无形中拉大了两者间的科技水平差距。
2.3财政融资的渠道不畅通
我国当前还没有针对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信贷政策，造成中小企业的贷款较为困难，同时依靠财政渠道筹措资金又存在较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银行资金和财政资金没有严格划分；其次是分配制度不健全，效率低下；此外，政府的产业导向不清晰，对中小企业的界定缺乏具体的标准，导致企业享受财政资助的资格认定困难。
2.4缺少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
当前我国对于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缺乏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造成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效果不明显。首先，税收优惠的形式比较单一，主要以所得税和减免流转税的形式存在，优惠重点一般集中于生产与销售两个环节，可以说是针对结果实施的优惠。其次，税收优惠政策侧重于对企业的优惠，针对科技人才的优惠政策较少，难以调动他们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此外，税收优惠主要定位于企业，而不是科研项目和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环节。
3. 我国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财政政策支持
3.1增加财政投入，优化环境
实现产业集群需要有良好的环境作为支撑，因此政府必须要增加财政投入，优化环境，以此来吸引企业的集聚。首先，要健全基础设施建设，为园区的长远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健全基础设施的过程中要坚持和谐可持续发展，着力打造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产业园区，从而提高技术创新项目的承载能力，吸引投资者的目光。其次，要加大财政对科技的投入力度，增加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研发经费，使财政支持成为推动科技进步、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此外，还要确立企业的主体地位，加大银行贷款贴信力度。
3.2健全和完善针对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财政支持机制
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没有雄厚的资金实力进行技术创新，因此国家必须要健全和完善针对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财政支持机制。首先，要增加对中小企业服务机制的支持，搭建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攻关平台，并向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创业辅导、以及管理咨询等。其次，要为中小企业的融资创造条件，支持中小企业的信用体系建设，鼓励担保机构的发展，并设立引导资金，吸引民间投资，推动中小企业创业投资的发展。此外，要支持中小企业积极开拓市场，一方面要支持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建立协作关系，这是其顺利进入市场的一个重要途径；另一方面要按照国家惯例，对我国中小企业开拓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给予一定的资助，鼓励他们不断进行技术创新。
3.3完善税制
对于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财政政策支持，还可以从财政收入角度给予支持。首先，要改革增值税，尽快实现消费型增值税，对于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允许选购的生产机械进行抵扣，从而减少对产品重复征税，提升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其次，要完善所得税，并设立技术开发资金，对使用高新技术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对从事技术创新的科研人员适当减免一定的个人所得税。此外，还要实现从直接优惠到间接优惠的转变、从结果优惠到中间环节优惠的转变、从区域优惠到产业优惠的转变。
3.4建立跟踪问效制度，提高对资金的利用率
当前我国的财政扶持资金比较重视分配、轻视管理，对资金使用的监管力度不够，为了有效应对这一状况，必需要建立财政扶持资金的跟踪问效制度，提高对资金的利用率。
总结：
产业集群是当今企业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对实现技术创新、提升企业竞争力、促进企业和国家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产业集群技术创新仅仅依靠企业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国家的财政作为支持，因此国家需要根据我国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具体情况适时调整财政政策，从而促进产业集群的健康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 姚杭永.基于产业集群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研究[D].浙江工业大学 2005.
[2] 刘艳.我国地方政府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研究[D]. 燕山大学 2010.
[3] 李勇刚.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机理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 2005.
第8篇：财政政策类型范文
其次，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方面，消费需求增长的后劲不足。特别是今年以来，消费增长势头明显疲软，上半年，我国gdp实现7．8％的增长率，投资和出口分别增长21．5％和14．1％，而占最终消费较大比例的消费品零售额，今年1—7月仅增长了8．6％，增幅分别比2000年和2001年同期降低1．4和1．6个百分点。居民储蓄率仍居高位，有关资料显示，到今年7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突破8．3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尽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总体上消费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动，在目前居民对社会经济预期并未实现根本好转、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新的消费增长点尚未最终形成的情况下，如果立即取消政策支持，消费需求则很难保持继续增长。应当看到，这几年我们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使投资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中，国债投资一直是社会投资的主体，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效应仍有待提高。据统计，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1％，其中，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为12．8％，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71．55％，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投资增长分别为8．1％和12．7％，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8．45％。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势仍然强劲，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现1．45万亿元，同比增长21．5％，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增长24．4％，集体投资增长15．8％，个体投资增长19．4％。国有投资仍是今年投资增速上升的主要力量，而城乡集体、个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十分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资本市场发展不力，致使货币传导机制近期内还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不但国有经济没有进一步扩大投资的能力和动力，民营中小企业投资也得不到必要的金融支持。在缺乏有效引导机制、激励机制和相应体制环境的情况下，投资的自发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因此，现在如果停止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社会投资总量可能会变得起伏不定，甚至迅速下滑。在这些涉及体制、结构等深层次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之前，难以形成经济发展的自主动力，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就不能中止。
第三，我国财政状况仍然可以承受。虽然1998年至今，我国累计发行了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财政赤字有所增加，但据统计，都在安全线以内。从我国今年1—7月份的情况看，国家财政收入1．03万亿元，增长10．6％，预计全年财政收入将增长10％以上。尽管这一数字与前两年相比有明显回落，但仍高于gdp增长率，只要适当控制财政支出，估计今年财政赤字可能略超过但不会远远超过3％的警戒线。更何况，可以用来衡量一国资金供给能力的国民储蓄率在我国长期保持40％左右的高水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这意味着我国可动员的信贷资金相当充裕，承受赤字和债务的潜力较大，略高于3％的财政赤字率完全可以承受。在具备一定承受力的前提下，为了避免经济出现停滞，政府主动承担适当的结构性赤字，反而有利于避免将来发生更为庞大的周期性赤字，从而维持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因此，目前国债发行还有一定的政策空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中长期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我国物价低位运行，内需自主扩张动力不足，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通货紧缩仍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就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势必影响今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特别是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关键时期，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促进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和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我国gdp增长率已从几年前的1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7％左右，一旦落入“低增长循环陷阱”，再恢复快速增长必然要花费更大的成本，我们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将受到损失。因此，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一定的政府支出规模成为当前最现实的选择。况且，目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继续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步伐、扩大就业和再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保证国家安全等，还都需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支持的力度；另外，银行的不良资产，企业的亏损挂账，社保欠账，在现阶段也只能靠财政解决。
目前，我们选择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是出于启动国内需求的需要，也是为了保证合理经济发展速度、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等多方面需要，而最终得出的结论。从这个角度上讲，在我国所处的特殊经济发展阶段，只有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及其成效。因此，目前还不是探讨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应该淡出这一问题的时候，当务之急，要认真研究如何通过调整其形式和内容，进一步丰富、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使其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中，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此，要从原来将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应急的、短期的政策选择，逐步转向以启动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为主要目标的中长期政策，把着力点放在解决有关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在降低积极财政政策中长期化会引发的负面效应的同时，力求保持我国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1．继续发行一定数目的国债，把握国债投向；强化国债管理，提高国债的使用效率。在国债发行数量上，一方面，为巩固前期政策效果，促进长期稳定发展，必须继续实施以发行国债、扩大内需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又要适度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和增长速度，2002年维持1500亿元，2003年可以继续发行建设国债，但规模不宜扩大。
在国债投向方面，增发的国债首先必须用来保证在建项目如期竣工投产，严格杜绝“半拉子”工程。其次，要用好中央支持西部大开发的专项国债，建设好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第三，为了配合国企改革并更直接地拉动内需，可以适当增加国债对企业技术改造投资的贴息规模、扩大贴息范围，加强对科技发展的支持。特别是要增加对国有企业技术改造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市场潜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新产品研究开发投人，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在国债管理方面，不但要加强对国债资金的监管，保证专款专用，坚决防止重复建设，而且要通过不断完善工程招标监理制度和完工审计程序，切实提高国债资金的效益；对用于技改的项目也必须合理选择、科学论证、谨慎决策。除此之外，国债的使用方式也可根据需要适当做出调整。比如，可以适当加大国债投资资金中转贷给地方使用的比例，使地方独立地对自己的负债行为承担责任。这样不但能够减轻中央的财政负担，而且有利于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逐步发挥其对社会投资的基础性、带动性和引导性作用。
2．不断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运作方式，切实扩大政策实施效果。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国际治理通缩的经验，积极财政政策的运作方式有两种：扩大支出和减税。要进一步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也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下工夫。
一要调整政府支出范围，优化支出结构。为了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效率，增强财政的调控能力，政府财政支出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为使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必须尽快改变竞争性领域政府行政性配置资源的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搞好经济的宏观调控，以便从体制上和制度上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重复建设和损失浪费的问题。政府的宏观资源主要用于增加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科学教育、环境保护、国防等方面的支出，为经济持续增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通过支持财政贴息、税费改革以及其他必要的优惠性措施，切实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减轻社会负担，为优化经济结构、增强企业活力并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创造条件。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规范部门预算制度、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切实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益。
二要灵活运用税收杠杆，有效启动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在当前国内需求不振的形势下，运用税收杠杆调节经济发展成为积极财政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必然走向。由于目前我国税负水平并不高，税收占gdp比重这一指标与国际相比是偏低的，而增支的压力却很大，因此，我们不具备全面的减税条件。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有针对性地调整税收结构和不断完善税收制度，努力培育和扩大税源，在不至于大幅增加财政赤字的同时，切实扩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为此，首先要对目前不合理的税制结构进行调整，或者根据需要，进行局部减税。其中，包括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增强企业的活力，并调动投资、生产的积极性；统一内外企业所得税，形成公平的税负，激发国内企业的投资热情；完善个人所得税，建立综合汇总征收制度，同时改革税扣标准，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征收力度，促进收入分配趋向公平；按照不同领域税负水平有增有减的原则，对环境污染等存在外部负效应的行为需要加征重税；尽快解决目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中对股息红利所得的重复课征问题。其次，要加强税收征管工作，一方面，要严厉打击各种走私活动，严格杜绝偷税、漏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渠道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变被动纳税为主动纳税，使税收征管走上法制化轨道。第三，加快各项税费改革的步伐，取缔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减轻社会负担，以求扩大和培育国内需求。
3．调整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当前，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有效需求不足。据国家经贸委今年上半年对600种商品供求情况的调查，供过于求的商品占86．3％，供求基本平衡的占13．7％，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要缓解需求不足，必须在提高居民收入上下工夫。目前，社会低收入阶层在不断扩大，城市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在增加，农民收入增长也十分缓慢。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有效启动居民消费，有必要进一步集中财政资金，用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和东西部地区收入差距，以及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上，从治本的角度改善居民的预期消费需求，达到拉动消费的目的。为此，第一，继续适当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为下一步启动消费创造必要的条件。第二，政府应通过落实有关就业优惠政策、结合结构调整广开就业门路、强化职业培训和再就业培训等措施，力争解决好当前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从根本上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第三，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制定各种优惠政策，促进中西部地区就业和居民收入的增长。第四，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教育的投入，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农村税费改革步伐，促进农民增收减负。
第9篇：财政政策类型范文
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的财政政策，其主要政治经济目标就是：社会稳定、经济增长、物价平稳和充分就业。长期以来，在政府执行的财政政策能不能产生有效的政策效果的问题上，不同的经济流派对此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分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凯恩斯的需求管理财政政策又被很多国家作为增加国内总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政策工具。我国真正意义上借鉴西方的财政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是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非常时期，为的是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刺激消费、克服亚洲金融危机。自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执行以来，国内理论界对其效应进行了很多分析，归纳起来有三种观点：效果显著论、效果一般论、效果无效论。多数学者的观点是积极财政政策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作用明显，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据统计，到2002年为止，我国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带动投资3.2万亿元，拉动经济平均每年增长1.5-2个百分点），其他如拉动民间投资与消费等方面不尽人意。笔者对其持相近观点，并认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许多可能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旧有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在向新制度变迁过程中，必然会导致政府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的梗塞，甚至出现政策的作用机制发挥失灵。怎样才能在转轨时期低成本高效益地运用好西方的财政政策，从而达到国家宏观调控目标？通过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分析，寻找出部分目标效果不佳的深层次原因，以便能在目前进行的中性财政政策实施中有所借鉴，便是本文的宗旨。
二、财政政策效应的认识
财政政策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总体来说其政策目标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一致的，但在不同的经济背景下，财政政策的类型和目标是不同的。财政政策的总体效应则是财政政策实施效果与预期的政策目标的比较，看其结果怎么样。但在对政策效应具体分析时，必须重视政策成本这一指标，因为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财政支出和税收两大手段来进行的，政策的实施势必会影响财政收入和国家债务水平。以日本为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为克服经济衰退执行了以扩大政府公共支出为主要手段的财政政策，尽管政策效应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政府持续性的扩大公共支出几乎没有增加任何产出，对经济稳定所起的作用极小，而且还导致公共债务的大幅增长，使政府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这一点上，我国许多地方为片面追求所谓的GDP高增长，不惜大量举债搞市政工程或建设项目，不考虑项目的经济效益，最后形成财政风险，与其颇为相似。事实证明，只有财政政策的净收益大于成本，才能说财政政策效应良好。
三、影响我国财政政策效应的制度安排
在市场机制成熟的国家，财政政策效应受制度的影响较少，但作为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完善有着长期计划经济烙印的中国，财政政策的制度安排背景明显不同于成熟市场，在这里一些西方理论甚至失灵。如西方经济理论认为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大量的发行国债，会使利率上升，产生投资挤出效应，事实上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利率不断下降的同时，却扩大了社会投资需求，引导了企业投资。以1999年为例，国家用90亿的国债资金作为计改贷款贴息，带动银行贷款和企业配套资金1800亿，形成20倍的资金规模。同样减税政策，在我国以流转税为主体的制度安排下，其政策效应也会大打折扣。可见，在制度变迁中的今天，很多过去制定的、且与经济社会不相适应的制度继续在发挥作用，这种滞后，将对财政政策的效果产生重大影响。具体来说，影响财政政策的制度安排有：
1.民间投资领域的制度安排。包括行业的进入与退出制度、直接和间接融资制度、税收制度等。
2.就业领域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培训制度、失业再就业制度、优惠招收下岗人员的工商税收制度、就业观念等。
3.教育领域制度。包括教育收费制度、教育产业化制度等。
4.住房领域制度。包括福利分配制度、货币补贴制度、取消实物分房制度等。
5.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分割制度、一体化制度等。
6.各经济行为主体与政府的制度安排。新制度经济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的研究表明：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容易形成各种利益主体，而利益主体的行动又会影响政府的外在的制度安排。从制度变迁角度看，制度由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主导，前者包括习惯、习俗、伦理道德、传统等，后者包括正式制度，按政治程序规定而来，作为制度制定和供给的主体，其经济人行为，容易被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影响，出台有失社会公平与效率的制度。
7.所有制结构制度。包括对国有企业给予特殊的优惠政策等。
8.其他可能影响财政政策的政治、经济制度。
四、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
我国近几年进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其手段是以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支出为主、结构性减税（费）为辅的，其主要目标是拉动经济增长、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带动民间投资、提高就业水平同时维护社会稳定。关于积极财政政策整体效果的研究，国内经济界已经有许多文献，不管是效果显著派、还是低效、无效派，但是通过政策的实践看，中央的相机决策的财政政策，应该是果断、科学的出手，有力地促进了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彻底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避免了国内的经济衰退。当然，在我国经济处于制度变迁的特殊时代，财政政策的效应不可能是各个方面都十分理想，如果要说失误，政策的最不成功之处，也是笔者最大的担忧在于：积极财政政策是以牺牲环保、过度开采资源为高代价，经济增长明显存在短期行为，基础牢固性值得商榷，扣出环保、资源因素，或者投资成本（包括高额的国债还本付息代价），财政政策净收益恐怕在1%上下。
为了更加理性地总结其成败，这里再就效果不明显的三个分项目标做一分析：
1.民间投资带动效应
我国政府为了能够刺激国内民间投资，从积极财政政策开始执行至转型，主要采取了扩大公共支出的手段，期望对民间投资起到带动作用。从理论上讲，在不存在制度约束和障碍的前提下，政府的公共支出会产生一定的乘数效应，决定乘数效应大小的关键因素是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越大，投资乘数就越大，因此而新增的国民收入就越多，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越明显。同样，乘数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通过政府的投资可以带动民间投资，从而使社会投资总量不断递增。就公共支出而言，理论上也有两种方式：一是靠政府发行公债直接扩大投资规模；二是政府应用杠杆支出方式，以少量的公共支出来带动或刺激民间的投资支出。这两种方式都被我国采用。由于政府直接投资属于国有单位的投资，其对国有单位的投资快速增长作用十分明显，对非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作用不显著。根据《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按所有制结构对我国的投资结构进行比较，以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1998年为界限，可以发现1998年之前的三年，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年平均投资增长率为10.97%，而个体经济为20.7%，其他经济成分为19.33%；1998年之后的三年，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年平均投资增长率为13.13%，而个体经济为10.47%，其他经济成分为11.2%.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制度的约束。在经济转型时期，中国的所有制结构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尚在建立，制度变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旧的国有企业的特权制度仍然继续产生作用，并对民间投资行为的扩张起到限制作用。大致来说，影响民间投资的制度安排主要有：
（1）行业准入的制度限制。这些行业包括公用事业、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石油开采等。民间投资希望进入这些行业，但种种条件限制制约了其投资。据《浙江省民间投资状况分析》报告指出：市场准入的制度限制是影响民间投资的第一个因素，部门保护主义使“系统外”的企业很难参与公共建设。国家原计委研究所也指出：民间投资在30个产业领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限进”。民间投资不足，制度的制约确实影响很大。
（2）融资制度的偏好。我国现有的直接融资制度和间接融资制度，历史上基本是为国有企业服务。信贷政策存在非国有企业歧视，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多年来得不到有效解决。浙江的地下钱庄的贷款利息长期大大高于国家银行的利率，但生意一直兴旺。贷款制度的歧视对民间资本大规模扩张起到了限制作用。许多民间资本逐步退出了实业投资，进入投机领域，如近年流行的温州炒房团。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启动民间投资效果不理想，政府完全依赖持续、大量的发公债来进行公共支出，支出项目的过于单一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其后果是强劲拉动了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进而形成局部投资过热。
2.提高就业效应
实现充分就业是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之一，2003年初中央政府更是将增加就业作为首要目标。应用积极财政政策增加就业的理论依据是通过政府的大规模公共投资，一方面直接增加新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带动民间投资、刺激消费，进而创造就业机会。由于我国城市相当部分失业是制度造成的自愿失业，比如不愿到二级劳动力市场就业，不愿从事低层次的劳动等。而积极财政政策新创造的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建筑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城市失业人口不愿去的背景下，来自农村的失业大军成为了填补对象。同时，国有企业在此期间进行的“减员增效”，也加大了城市失业数量。
3.刺激消费效应
从我国制度安排上分析，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和消费能力的提高形成了严重制约，尤其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乏，严重制约了农村的消费能力，储蓄养老、防病等消费预期的不确定性，导致其消费紧缩；高校教育的高收费制度、甚至中小学的不断增长的收费制度，大大降低了居民的消费预期；近几年房地产价格严重脱离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连续高涨，更使人们的收入消费支出力下降。据“中国白领阶层过着蓝领生活”的调查报告，年收入5万元左右的江浙城市居民，根本不敢消费，未来十几年的收入大多付于房款，生活十分节俭。我国土地供应及城市安居房建设制度的脱离实际，影响了居民的收入支配能力、制约了他们在其他领域的消费，也形成了经济中的局部过热现象。以笔者分析，国家通过给公务员涨工资等提高居民收入的手段，是希望以此增加消费，进而促进企业效益的提高、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但社会保障、教育收费、住房分配市场化带来的管理失控等制度安排存在缺陷，使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有限，行业冷热不均，多数行业依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居民的整体消费意愿不高，储蓄仍然为居民首选。
可见，财政政策的效果好坏，必须重视政策实施的制度约束。
五、对中性财政政策的几点建议
基于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基本实现，在经济出现局部过热的情况下，及时淡出扩张的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巩固、调整，很有必要，因为任何政策都有强大的惯性，存在时滞效应。在实行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后，转入针对局部过热、以“有保有压”为特征的中性财政政策，着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质量，是当前财政政策的取向。以笔者的认识，中性的财政政策要达到良好的效果，应从有关影响政策效应的制度安排上进行与之相适应的改革，在政策手段上多运用税收的方式，具体而言：
一是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公共卫生体系、义务教育制度。
二是运用税收手段对企业科技创新、环保、循环经济等项目加大税收扶植力度；对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低层次重复建设等项目的企业进行重税。
三是放开针对限制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行高科技、环保、旅游等行业的投资。
四是及时推出物业税、加大地方政府的经济适用房的规模，切实控制房地产的投机，减轻居民的支出压力，稳定社会，提高其他领域的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