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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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范文

关键词：欧元区，财政政策，协调模式，财政约束

在一个拥有独立的国家里，当受到某种外部冲击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降低利率或汇率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同时，政府也可以利用转移支付和减税等财政政策来发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以减轻冲击造成的失业率上升和收入下降的负面影响。然而在欧洲货币联盟内部，应对非对称冲击的主要手段就只有财政政策协调了，即独立财政政策的趋同化，因此协调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欧盟一体化进程的顺利发展。

一、财政政策成功协调共同的政策目标及信誉保证

在欧洲经济与货币一体化联盟(EMU)发展中，存在统一货币政策与多个分散的财政政策相搭配的矛盾，使财政政策的协调显得尤为重要。政策协调主要强调各国政策之间适当的调整，在宏观领域涉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运作。这就使得政策协调成功与否，不仅涉及各国经济目标的差异程度，而且也与经济的预测、预算周期等因素密切相关。财政政策的协调与货币政策相比更为重要。为了使EMU下各国财政政策协调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各国政府有共同的协调意愿及共同可靠的经济预测与分析

为使协调财政顺利实现，区内各成员国首先必须有协调的意愿，这才有可能使各国政策制订者坐在一起进行谈判，否则协调无从谈起。这种协调意愿的产生，一方面在于协调能够给参与国带来利益，另一方面必须基于对未来经济状况有共同的经济预测和分析。

财政政策协调的产生，需要经历复杂的过程，首先根据本国经济状况提出协调的意向，经过谈判达成一致。而且，由于政策时滞，财政政策协调具体产生效果的时间至少在6个月甚至12个月之后。为了切实保重财政政策协调的效果，必须在进行财政政策协调时，对未来的经济状况有一个可靠的预测。在这个预测的基础上，政策制订者确定具体的协调手段和方式，弥补财政政策时滞效应较大的缺点，这也是财政政策协调与货币政策协调的不同点。货币政策调整相对比较方便，对经济产生影响的传导速度比较快，财政政策则不然。当然，对未来的经济状况有一个可靠的预测，与各国进行预测时依赖的经济模型有关。如果各国政府对经济模型的选择不同，其预测结果就会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辨别经济模型的适合与否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势必会影响各国政府协调的愿望及对协调方式的选择，所以政府决策依靠的模型是未来预测的结果对财政政策协调成功与否有很大的影响。

(二)财政政策目标的趋同性

众所周知，一国的经济政策目标是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但各国政策目标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一般根据本国的经济状况，会对这四个目标进行排序，因为这四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因此，政策目标上的协调包括两方面，即国家之上的政策目标协调，对于欧盟来说，各国必须在超国家层次，也就是各国必须在超国家层次对政策目标达到共识。首先要保证欧元的稳定，在这个共同的目标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财政政策协调。此外，国家之间的政策目标要协调一致。欧洲一体化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其间经济政策的协调从行业协调深化到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使各国有更高程度的趋同。目前，欧元区各国经济目标大大接近，但由于历史、文化及经济结构的差异，使各国政府的目标偏好仍然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也会导致在协调谈判过程中出现冗长未果的现象。所以，有必要进行各种改革来使本国经济状况与其他国家更加接近，这样国内政策目标就易于一致，财政政策的协调也就易于达成。

(三)财政政策协调中各国的信誉是重要保证

在经济政策协调中，信誉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可以保证协议始终贯彻执行，达到协调的目标，为下次各国政府之间的协调奠定基础。这种信誉的保证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各国政府在协定的执行过程中遵守诺言，就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否则，如果一方违约而另一方以回到纳什均衡点来威胁，将使对方损失惨重。这就对参与国家有一种潜在的约束。

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协调之所以能够不断深化，主要在于各国政府在多次合作中已经拥有了很强的信誉积累。虽然在一些政策协调的谈判中，可能由于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使协调颇费周折，但一旦签订了协议，彼此就能信守，不会出现违约、失信的现象。共同农业政策的协调成功就是很好的例证。欧洲货币体系等协定都是制订后被坚决执行，若出现经济危机，就对体系进行调整。所以，信誉为协调的深化提供了保证。很显然，在EMU机制下，财政政策协调的成功也有赖于信誉的保证。信誉可以使欧洲中央银行保持较高的独立性，使货币政策保持动态的一致性，使私人预期具有理性，工资物价比较稳定，这就有利于财政政策协调时采取的一些措施更加有效，而且也增加了对未来经济预测可靠性的程度。所以，信誉是协调协调成功的重要保证。

二、协调的可能性分析

欧元区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已经经历了一段时期。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程的不断深入，需要在欧元区范围内采取共同的财政政策，并加强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同时协调各国的财政政策。从长期来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乃欧元区的必然趋势。

(一)集中财政政策协调可能性分析

区域一体化程度越高，成员国越多，集中政策协调的难度会越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现代国家调控宏观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工具，两者往往需要相互配合，才能发挥作用。

随着经济与货币联盟建设的不断深入，欧元区内，以价格稳定为主要目标的货币政策由独立的欧洲中央银行执行，需要一种相对集中的财政协调机制来应对不对称冲击。但现实情况却是，欧元区没有统一的财政部门，财政政策基本分散在成员国国内。财政领先下的斯塔尔伯格均衡是不大可能实现的，中央银行也不会对单一财政主体的行为进行反应，且随着一体化的深入，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进一步的政策协调可谓难上加难，建立一种相对集中的协调机制比较困难；在欧洲货币联盟的设计上，《马约》也没有对集中财政做出任何制度安排，而欧盟财政预算仅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27%，离真正统一财政政策的目标还相去甚远。因此建立集中的财政政策协调将非常的困难。

(二)分散的财政政策协调可能性分析

在经货联盟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统一货币政策与多个分散的财政政策相搭配的矛盾，这使各成员国之间的财政政策协调显得尤为重要。欧元区各成员国间实施财政协调，就是运用财政政策对本国国民经济施加影响，以实现特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欧元区成员国之间实现财政协调成功与否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经济目标的差异程度、经济预测、预算周期等因素。

(三)共同的协调意愿

欧元区内各国首先必须有协调的意愿，才有可能进行谈判。否则协调无从谈起。欧元区各个参与国的基本经济情况并不一样，经济周期也不尽相同，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肯定也不一致。各成员国加入欧元区的最初动机主要是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因此，各成员国在财政协调过程中，收益的不均衡成为一个突出障碍。只有认识到协调能够给参与国带来利益，对未来经济状况有共同可靠的经济预测时，协调意愿才可能产生。

三、财政政策协调路径的探讨

(一)短期财政约束

由于欧元区分散的财政制度与统一的货币制度并不匹配，也远非最佳的制度选择，但成员国财政趋同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加强财政约束以替代相对集中的财政政策协调对确保欧洲央行单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高效性以及最终实现欧元区内物价稳定的首要目标却是十分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加强财政约束有要求成员国严格恪守欧元区的相关财政纪律之意外，还有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修正财政约束或财政规则，加强财政规则与现实的适应性之意。通过实施财政约束，最终促使欧元区各国财政结构趋同，为在欧元区内实现统一的财政政策，建立统一的财政体制打下良好的基础。要在欧元区成功推行财政约束，有几点是不可忽视的：

1.把握好财政约束的弹性，保持好平衡

既不能采取过于宽松的财政规则，导致欧元区的成员国恣意使用财政政策，使约束形同虚设。也不能实施有悖于现实的、过于严苛的财政规则，致使成员国大范围触及规则的警戒线。

欧元区内应设立专门独立的委员会，客观评判财政约束的适应性，在不影响财政约束稳定性的情形下，根据实情进行相应修改。这是保持财政约束弹性的一个良方。一旦财政规则被确定下来，那就用铁的纪律来保障其实施。随意地破坏财政纪律，会导致欧元区信誉下降，不利于各成员国的财政趋同，还会降低公众对货币联盟的信心。

2.将“赤字许可证”引入《稳定与增长公约》，正向激励财政约束

根据科斯定理，只要产权界定明确，行为人之间的交易就能导致外部效应的有效配置。也就是说，如果产权界定明确，各种机制能允许人们进行适当的谈判的话，那么人们就能以他们交换生产和消费一般商品的权利的方式，交换他们产生外部效应的权利。如果在财政约束当中引入“可转让的赤字许可证”，每一个成员国都分配到了数量相当的若干财政赤字许可证，这些许可证可以自由转让。如果某一成员国的赤字超过了它所分配到的赤字配额，那么它必须购买额外的赤字许可证。这与《稳定与增长公约》中的规定有所不同，超过财政赤字限额的额外支出不是固定的，也就是罚金不是固定的，而是由市场决定的。如果其他成员国拥有足够的许可证，其价格就会很低廉，若是没有足够的许可证，其价格就会很昂贵。当许可证价格低廉时，一个成员国受到非对称冲击时，它可以只花相当低的成本运用财政政策抵消冲击的影响。不突破财政赤字规定的国家也可以为其稳健的行为得到回报，因为成员国可将用不上的许可证卖掉。

(二)长期协调路径从长期来看，欧元区必将出现单一财政体制的格局。不仅财政当局间要进行必要的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也要进行相应的协调，建立相对集中的财政政策体系，这样才会提高整个货币联盟的福利水平。目前欧元区各成员国经济情况的许多差异决定了财政协调一体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欧元区的财政协调向更高层次迈进应遵循持续渐进的原则：先从总量进行控制，在结构上容许各国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调节，逐渐过渡到对各成员国的总体财政政策予以控制和指导；先从加强各国财政政策协调入手，逐步过渡到财政一体化。

从加强各成员国财政政策协调开始，积极建立各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协调机制，以切实保证财政政策协调的效果：在进行财政政策协调时，对未来的经济状况要有一个可靠的预测，政策制订者根据预测来确定各国具体的协调手段及方式，弥补财政政策的时滞效应；进行各种改革促使国家间政策目标的一致，保证各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协调的成功。

在向更高层次的财政政策协调递进时要注意：在欧元区范围内采取联合行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要给予相应的配合；当欧洲中央银行的利率处于很低的水平，货币政策面临失效的情况下，需要在欧元区，乃至欧盟范围内采取联合行动，促进经济增长；出现经济衰退，物价上升时，共同财政政策需配合货币政策稳定物价；经济出现过热时，为避免利率急剧上升，在欧元区范围内共同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在一部分国家经济过热和财政大量赢余的同时，另有部分国家可能出现经济衰退和严重财政赤字，为防止经济过热国家实行顺周期财政政策，也需要在欧元区内进行政策协调。争取在欧元区率先实现统一的财政政策，通过财政转移，重新配置资源，帮助成员国吸收不对称冲击的影响，从而缩小成员国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四、财政政策协调可供选择的模式

(一)财政联邦制是较为理想的政府组织形式

分散化的财政决策体系必将导致公共产品生产数量的不足分散化的决策体系下，每个地区在进行边际单位的公共产品生产决策时，往往仅仅考虑区内居民将从这一边际单位产品中获得收益如何，而不考虑这种公共产品编辑单位增加的整体社会收益。这就是说，欧盟的个体成员都有一种在尚未达到帕累托最优之前停止公共产品生产的动机。因此分散化的决策体系必将导致公共产品生产数量的不足。相对而言，在统一的财政政策体系下，公共决策者追求区内全体居民的福利最大化，整体区域内公共产品的边际价值就会得以实现。然而，分散化的财政也有其自身优点：可以实现公共产品多样性。地方政府可以针对本地区居民公共产品消费的特殊提供相应的地区性公共产品，以此适应各个地区居民的消费偏好。公共产品生产者的多样性还能够形成公共产品生产的创新动力和竞争压力，提供更大的技术进步的可能性，驱使生产者采取最有效率的生产方式。

因此，统一的中央财政与分散化的地方财政两种方式都有着各自显著的优点与不足，从财政联邦制和次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旅行稳定经济，实现最适收入再分配及提供特定公共产品的三大基础职能，次中央政府提供满足各自管辖区居民偏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避免了公共产品消费方面的福利损失和技术浪费。所以，联邦财政制度从经济层面上来看，是理想的组织形式。

(二)统一管理与分散自主相结合财政体系

在财政政策协调的实际操作中，采取财政纪律、财政自治与财政合作相均衡的财政模式不失为一种基本思路，其中：财政纪律的核心是保持公共部门预算赤字及公债水平在长期内处于一种可持续的水平，以免对联盟整体的货币目标造成负面影响；财政自治是为了各国应付可能的非对称冲击，缓解因这种冲击造成的失业并进行经济与国民收入结构性调整预留必要的政策工具；财政合作则是统一大市场建设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在更广阔的领域为各成员国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此外，区域成员国之间、成员国与超国家机构之间必须畅通沟通渠道，运用正式和非正式方式多方位保证成员国的财政当局和央行保持紧密的联系，特别是注重为成员国财政部门了解区域货币政策搭建一个多层次、高效的沟通平台。

欧洲经济货币联盟采取的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构，即中央集权的货币政策和分权的财政政策。经济上的趋同使得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权的财政政策成为了可能。因此，在区域层面上应形成统一的财政规则，确保区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性，在制度设计上体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和。

(三)财政的一体化模式

在这种财政协调形式下，各成员国财政政策目标的制定和手段的管理，都是财政一体化所形成的财政共同体当局的事物，并要求各成员国统一财政制度，表现为一种超国家的财政干预。这种方式很显然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有效地对付非对称冲击，而且可以与货币政策协调搭配，实现欧盟的经济目标，消除单一货币政策与12种分散财政政策协调不一致的矛盾。这种方式是最佳的选择。但如果变为现实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一方面由于欧盟仅仅实现了经济一体化，还没有实现政治一体化，国家仍然存在，民族利益与整体利益冲突的矛盾依然存在，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各国必须拥有一定的，否则国家名存实亡。而且，就目前从国际经济秩序及谱盟本身的发展状况来看，实现财政一体化无异于纸上谈兵。另一方面，如果实现财政一体化，就必须在欧盟内部效仿美国的财政联邦制，实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最优分工，既实现了财政效率，又兼顾了社会的公平。而目前在一个12国的欧元区内，建立如此复杂、完备的一套财政体制，并非易事。不仅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还要使各国从政府官员到社会民众在心理上完全认可这套制度，所以，财政一体化模式从经济效果角度也许是最有的选择，但实践中实施起来则有些难度。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推进，欧元区各国财政政策在配合货币政策的实践中必然走向规范化、对称化，单一的货币政策和逐步统一的财政政策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将会继续带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由货币政策的统一到共同财政政策，这是欧盟国家和欧元区市场深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欧元区未来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成新轩：《欧盟经济政策协调制度的变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10月。

傅丽：欧元体系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性分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04期。

范宏伟、迈夫：析欧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博弈，《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02期。

黄立新：欧元与欧盟的财政政策协调，《欧洲研究》，2003年第1期。

李平、佟家栋：《欧洲联盟的财政货币政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年。

邱兆祥：《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路径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

祝宝良：《欧盟经济概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10月。

ReportontheEuropeanEconomy2003oftheEuropeanEconomicAdvisoryGroup(EEAG),CESifoInstitute,2002.

第2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范文

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经济出现不可逾越的困难之时，政府出手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提振市场信心的做法无可厚非。但这样的事情不可以长期持续。否则中国经济质量将被大幅恶化。什么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恶化？按我的理解，其核心是：以民间力量为主导的主动性增长力量不断弱化，而政府主导的被动性经济增长依赖越来越强。至于经济的“效率和效益的下降”则是上述结构扭曲的必然产物。

从一而再、再而三地依赖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现实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已经发生严重错位。其具体表现为：财政政策变成了总量政策，而货币政策却变成了结构性政策，这是很不正常的。

为什么说财政政策变成了总量政策？我们看到的事实是：每当GDP出现下行压力，我们就让财政政策补上去，以财政投资顶住GDP的回落，这不是总量政策吗？为什么说货币政策变成了结构性政策？因为货币政策一直在强调结构问题。比如，央行、银监会一直都在强调“信贷投向要有保有压”；央行也一直在说“货币政策紧一点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等。

这不是两大宏观经济政策的严重错位吗？这样的错位已经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扭曲和不良后果——积极的财政政策屡屡被紧缩的货币政策对冲。紧缩的货币政策严厉地压制了“内需”，民间投资被高企的财务成本、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压得喘不过气来，迫使其减少投资；这使得中国内生性经济增长动力、主动性增长动力不断恶化，并需要财政投资不断加大力度，或者过一段时间就得刺激一下。

这是问题的根本。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经济增长质量的恶化问题——经济增长的被动性越来越强，主动性越来越弱；政府投资挤出民间投资，国进民退，改革回头；效益和效率不断递减，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持续，非国有的新兴产业发育越发艰难，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经济结构等。

整个社会经济就像是个“鸦片”上瘾的患者，刺激一下好一点，失去刺激用不了多久就又犯“瘾”了，这像不像过去20年间的日本经济？政府需要不断地给经济打“强心剂”，需要不断地干预汇率，经济才能维系零附近的增长，否则很快便会衰退。日本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经济困难，其根源就是“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相对于其它发达国家紧缩，日元不断升值，国内出口产业停滞、转移，最后经济空心化，泡沫泛起。“泡沫经济”引发危机之后，经济衰退，而政府为了防止经济衰退，不敢将货币宽松程度与其它发达国家拉平，导致日元贬值，而使货币越升值经济越困难；经济越困难，货币越升值，同时，整个过程中，政府不断用财政手段刺激经济，而每次都不能获得货币政策的配合，使得财政刺激效果被对冲。

第3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范文

关键词：IS-LM模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

一、IS—LM模型

IS—LM模型又称为希克斯—汉森模型。由于凯恩斯有关利率的理论有两个缺陷：一是利率的不确定性，二是货币市场均衡无法保证商品市场也达到均衡，因此希克斯于1937年第一次提出了IS—LL分析。20年后，汉森提出这一分析工具，并将LL曲线改称为LM曲线，于是希克斯、汉森的IS—LM模型修补了凯恩斯理论的缺陷，把凯恩斯的收入决定论和货币理论结合起来，建立起一般均衡模型。IS—LM一般均衡模型是指在商品市场中，投资I是利率r的函数，I随着r递减而减少，储蓄S是收入Y的函数，S是Y的递增函数。希克斯认为，将I=I(r)和S=S(Y)合在一起，就得到收入与利息率的另一种关系，形成IS曲线。同样由于下式决定了均衡收入：I(r)=S(Y)，在货币市场上，名义货币供给量为M，货币需求为L=L(r,Y)。货币供给有政府决定，是个既定的量，货币的需求量是利息率和收入函数，当下式成立时，货币市场达到均衡：M=L(r,Y)货币供求相等点的轨迹形成LM曲线。它表示在货币供给既定时，货币市场处于各种均衡态对应的收入和利息率的各种组合。将方程I(r)=S(Y)与M=L(r,Y)联立，可求得未知数(r,Y)的解，这个解就是IS曲线和LM曲线的交点E。这就得到一个关于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共同均衡的一般均衡模型。交点E代表一般均衡态（如下图）。这一利息率和收入的组合是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都达到供求相等的点。在经济体系达到一般均衡状态时，收入水平达到稳定均衡。

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一般比较分析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应对经济波动的两种行之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两种政策的效应又会因为不同的宏观经济形势而有所差异。

所谓财政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调整财政收支规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及其相应的措施。它是由税收政策、支出政策、预算平衡政策、国债政策等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所谓货币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所制定的关于调整货币供应基本方针及其相应的措施。它是由信贷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等具体政策构成的一个有机的政策体系。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的IS-LM模型比较

根据经济学的一般理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的大小取决于宏观经济学IS-LM模型中IS曲线和LM曲线的斜率。这里有引入IS-LM模型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分析

IS-LM模型中的LM曲线是表示货币市场达到均衡时，收入与利息率(简称利率)关系的曲线:IS曲线则是表示产品市场达到均衡时，收入与利率关系的曲线。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是通过影响利率、消费、投资进而影响总需求，使就业和国民收入得到调节。这些影响可以在IS-LM图形中看出。

如果LM曲线不变，政府实行膨胀性财政政策，会使IS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它和LM相交所形成的均衡利率和收入都高于原来的利率和收入:而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则会使IS曲线向左下方移动，使利率和收入下降。相反，如果IS曲线不变，政府实行膨胀性的货币政策，会使LM曲线向右下方移动，它和IS相交所形成的均衡利率低于原来的利率，收入则高于原来的收入。而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则会使LM曲线向左上方移动，使利率上升，收入减少。

（1）财政政策效应

从IS-LM模型看，财政政策效应的大小是指政府收支变化(包括变动税收、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等)使IS变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显然，从IS和LM图形看，这种影响的大小，随IS曲线和LM曲线的斜率不同而有所区别。

在LM曲线不变时，IS曲线斜率的绝对值越大，即财政政策效应越大。反之，IS曲线越平坦，则IS曲线移动时收入变化就越小，即财政政策效应越小。如图1所示。

IS斜率大小主要由投资的利率系数所决定，IS越平坦，表示投资的利率系数越大，即利率变动一定幅度所引起的投资变动的幅度越大。若投资对利率变动的反应较敏感，一项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利率上升时，就会使私人投资下降很多，就是“挤出效应”较大.因此，IS越平坦，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被挤出的私人投资就越多，从而使国民收入增加得就越，即政策效应越小。图1(a)中Y1y3即由于利率上升而被挤出私人投资所减少的国民收入，YOY1是这项财政政策带来的收入。图1(b)中IS曲线较陡，说明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较小，因而政策效应较大。

在IS曲线的斜率不变时，财政政策效应又随LM曲线斜率不同而不同。LM斜率越大，即LM曲线越陡，则移动IS曲线时收入变动就越小，即财政政策效应就越小。反之，LM越平坦，则财政政策效应就越大。如图2所示。

从图2(a)和(b)中可见，政府增加同样大的一笔支出，在LM曲线斜率较大即曲线较陡时，引起的国民收入增量较小，即政策效应较小；相反，在LM曲线较平坦时，引起的国民收入增量较大，即政策效应较大。这是因为。LM曲线斜率较大即曲线较陡，表示货币需求增加将使利率上升较多，从而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较大的挤出效应。结果，使财政政策效应较小。相反，当货币需求利率系数较大(从而LM曲线较平坦)时，政府由于增加支出，即使向私人部门借了很多钱(通过出售公债券)，也不会使利率上升很多，也就不会对私人投资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样，政府增加支出就会使国民收入增加较多，即财政政策效应较大。

（2）货币政策效应

变动货币供给量的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即货币政策的效应，同样取决于IS和LM曲线的斜率。

在LM曲线斜率不变时，IS曲线越平坦，LM曲线移动（由于实行变动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就越大，反之，IS曲线越陡峭，LM曲线移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就越小。如图3所示

LM曲线右移，货币供给增加，从而能够增加国民收入。但实际上收入并不会增加那么多。因为利率会因货币供给增加而下降，因而增加的货币供给量中一部分要用来满足增加了的投机需求。IS的斜率主要决定于投资的利率系数。IS陡峭时，投资的利率系数较小。LM右移时会使利率产生较大幅度的下降，从而导致增加的货币供给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满足投机需求。国民收入水平不会有较大增加，政策效应不大。相反，IS平坦时，投资利率系数较大。LM右移时，利率下降不大，投机需求较小，政策效应较大。

在IS曲线不变时，LM曲线越平坦，LM曲线由于货币供给量变动时，国民收入的变动就越小，即货币政策效应就越小；反之，则货币政策效应就越大。如图4所示。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LM曲线较平坦，表示货币需求受利率的影响较大，即利率稍有变动就会使货币需求变动很多。因而，货币供给量变动对利率变动的作用较小，从而增加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就不会对投资和国民收入有较大影响。反之，若LM曲线较陡峭，表示货币需求受利率的影响较小，即货币供给量稍有增加就会使利率下降较多，因而使投资和国民收入有较多增加，即货币政策的效应较强。

因此，IS-LM曲线的形状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应关系如下:

IS或LM曲线移动时,均衡收入与均衡利率会发生变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推动IS或LM曲线向右移动,从而实现带动经济增长,增加国民收入的目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增加自发性支出,通过乘数效应引起总需求和均衡收入增加,从而推动IS曲线右移。LM曲线越平坦,财政政策越有效;受"挤出效应"的影响,IS曲线的形状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关系不确定。积极的货币政策通过法定准备金、再贴现、公开市场业务等方式增加货币供给,推动LM曲线向右移动。IS曲线越平坦,货币政策越有效；LM曲线越平坦,财政政策越有效。

三、从IS-LM模型分析我国的“双稳健”政策

近几年,尤其是2002年之前,我国在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上,倾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即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扩大政府支出,刺激经济的增长。这与我国当时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形势是相适应的。不过,从2003年开始,经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2003年我国GDP增长速度达到9.3%,2004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7万亿元,增长9.5%。在这种变化下,我国实施了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在2005年开始转变。从抑制潜在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过热,保证经济稳定的目的出发,中国在2005年实行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双稳健"。笔者拟运用IS-LM曲线来讨论这一“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

1.“双稳健”的政策含义。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质上都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中性宏观经济政策。所谓"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相对于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而言的,是一种有保有压,有紧有缩,上下微调,松紧适度的政策(刘国光,200A)。笔者个人认为,“稳健”是相对于“积极”而言,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说是稳中趋于紧缩的,尤其从理性预期的角度,反应在公众的心理预期上,这种政策调整反应了我国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应运而生的整个宏观政策态度。虽然,稳健政策并不等同于紧缩,但在经济主体的预期中,“稳健”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近似于紧缩。

2.我国“双稳健”政策的着力点。

“双稳健”政策的着力点是经济稳定而非经济增长。IS-LM模型探讨的是国民收入与利率水平的水平关系,没有讨论经济稳定的问题。而“双稳健”政策,作为宏观的经济政策,更多考虑的是预防经济过热,推动社会公平和减少失业,调整行业结构,应付经济垄断等各个方面。这一政策通过对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各项经济指标的分析,落脚于经济平稳,致力于在经济过热和增长缓慢中间寻找平衡点。

3.“双稳健”政策应加大市场调控的力度。

我国的IS-LM模型没有确定的形状,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无法精确拟合。因为利率没有市场化等原因,一些变量实际上是政策性的,而定性分析存在许多无法克服的障碍,不能精确描述IS-LM曲线的形状。所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的IS-LM模型(笔者把它看作是在经典理论中加入一些条件的定性模型)是不精确的。尽管长期趋势十分明确,但在短期内,或者在一定的时期内,模型的形状和趋势并没有准确的界定。在不精确的IS-LM模型下,稳健的政策,即中性政策,应该说很好地配合了这种不精确性。因为稳健政策意味着政府干预的谨慎,意味着留给市场更充分的发展空间,意味着由市场机制的完善和市场力量的出清来实现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双均衡,从而通过市场的培育,使我国的IS、LM曲线由理论上的陡峭趋向正常,由实践上的不精确趋向可计量的稳定。“双稳健”政策是比较谨慎的政策选择。这一政策应在确保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致力于经济发展各方面的协调性,以提供公共物品、解决外部性等市场失灵问题为主,并在此基础上,谨慎地实行其它配套的政府干预,加大培育市场的力度,引导市场的完善,使市场的调控更加灵敏有力,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更加有效。

参考文献：

1．[美]多恩布、什费希尔：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2．邓子基、张馨、王开国：公债经济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第4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范文

在中央银行出现后，货币政策成为了决定经济周期的关键力量。以美国为例，每次衰退前利率都有上行，而衰退后利率则会下行刺激经济再度回升，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之间已经很难分清孰因孰果。

财政政策同样类似，在衰退后财政支出增速一般会有所上升。但是财政周期不如货币周期明显，例如上世纪90年代初衰退前，财政支出增速就不断上升，而衰退之后支出增速反而下降。

需要指出的是，财政政策包括支出和收入两方面，但收入增速波动较小，因此支出增速和两者增速差走势基本一致，一般情况下考察前者即可。

财政效用不如货币

进一步考察美国1990－1191年各部门对实际GDP的贡献率，可以发现政府支出贡献基本一直为正。而经济还是在1990年7月陷入衰退，主要源于私人投资大幅下降，从而带动个人消费下滑。

同样，上世纪80年代初的二次探底时政府支出贡献也一直为正。因此一般而言，私人投资波动才是影响经济周期的最重要因素，而利率又是决定私人投资变化的关键，这也使得货币周期较财政周期更有意义。从顺周期到逆周期

当然，财政政策并非直不如货币政策。1942年政府支出贡献GDP增速27.7％，1946年又拖累GDP－28.7％，但战时经济过后财政政策的效用也明显减弱。此外和直观印象不同，美国早期政府支出和GDP增速还呈正相关关系，或许由于1930年大萧条后美国遭遇流动性陷阱，财政支出主导了经济的波动。

但随着货币政策重要性日益增加，政府不再单纯依靠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因此财政政策开始显现其逆周期性，特别在80年代后。而在几次经济高点和低点拐点附近，政府支出贡献都有滞后。因此在货币紧缩环境下如果投资大幅下滑，单纯依靠财政政策难以刺激经济复苏。

美国财政支持转型

中国目前正在经历劳动力和资源价格上涨，中游行业利润率受到明显挤压而无法启动投资，未来经济将经历持续的减速和转型。

而在美国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受供给瓶颈影响生产要素价格暴涨，制造业利润率不断下滑，服务业占GDP比重也开始上升。经济转型也对应着经济减速，美国经济上世纪50，60年代的平均增速接近4.5％，到70年代以后只有3％左右，因此考察当时美国的财政政策也较有借鉴意义。

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美国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不断上升，和政府支出贡献GDP走势一致，财政政策支持了结构调整。但从支出增速看，两次石油危机衰退开始后财政支出增速都上升，80年代初的二次探底时支出增速则还略有下降，存在定差异。

占比意义大于增速

继续考察日本的情况，它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同样遭遇高通胀，但此后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速，并积极进行结构调整，通胀水平有效回落，是当时转型最成功的国家之。

日本财政支出增速在1974－1985年间持续回落，和直观认为的紧货币松财政以促进经济转型的观点并不一致。这是因为财政支出的名义增速还受到财政收入和通胀等因素的影响，由于日本有效控制了通胀，因此支出增速不断下降。同样，美国在两次石油危机后通胀仍较高，但在1982年CPl持续回落，这也造成了前后支出增速走势的差异。因此在供给瓶颈限制下，如果不控制总需求、而期盼财政支出名义增速的攀升，并不有利经济转型。

当然，日本在1974年后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从20％上升至30％左右，可见该数据更能显示政府意图。而这一比例再次上升时已是地产泡沫破灭，经济陷入持续衰退后。

中国支出增速难升

中国的财政支出增速在2000年以前与GDP呈正相关，但在此后也开始反向相关，并且在高点和低点的拐点附近，支出增速还落后于GDP增速。其中，在2008年时财政支出增速维持高位、2010年增速不断上行，@DP增速却仍然不断下滑。而即使剔除通胀因素，当时支出的实际增速也并未下降。

因此和投资数据一样，财政支出增速也不应成为判断未来经济走势的关键指标。目前财政支出增速已经在近十年的高位。

在中国单纯依靠财政支出同样很难拉动经济增长，而需要信贷的配合加大杠杆。从M2增速走势出发就不难解释为何2008年和2010年以来财政支出的扩张没有有效拉动经济增长。根据我们的预测，M2增速2011年内将持续回落，在此背景下财政政策对经济整体的拉动作用有限。

因此，目前财政支出增速已经较高，从历史和别国经验看其未来难以，也不需要继续加速。

当然，如果从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视角看，中国财政政策未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这也将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转型。

结构分化民生受益

虽然财政支出整体增速很难突破。但结构依然值得关注，因为不同的支出其乘数效应也存在明显的差异。2010年，教育、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支出占比较大。

从今年3－5月的财政支出分项增速看，教育，社会保障，城乡社区、医疗卫生等民生支出增速较快。如果政府扩大财政政策，这些领域仍然最先收益，但保障民生方面的财政支出对经济拉动作用有限，但有利于经济结构向服务业转型。

财政政策另外一个角度是通过投资来影响经济，与政府相关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基建投资。2011年，投资的高增长由地产与制造业拉动。基建投资明显放缓。

基建投资主要由电力热力，水利环境和交运投资构成。政府支出细项中与基建投资较为匹配的有农林水事务、环境保护和交运投资。在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背景下，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增长仍将提升，环保投资有望进

步增长。根据2011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力争今后10年全社会水利年平均投入比2010年高出一倍”的目标，在考虑到水利事务财政支出的增长，水利行业投资仍将持续增长。尽管交运财政支出见低回升利好交运投资，但其增长仍具有不确定性。

第5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 金融创新 影子银行

一、基于货币政策区域非均衡视角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区域经济“梯度发展”战略。在市场经济机制下，虽然外向型经济的东部地区经实现了高速发展，但一开始的关于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的构想并没有实现。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西部地区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发展仍相对缓慢，加剧了地区之间发展的非均衡现象。作为货币经济学领域的前沿分支，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开始将视角从宏观层面延伸至了区域层面，将各个地区在产业结构和金融结构等方面的非均质性研究纳入货币政策操作对经济运行影响的研究体系。国内研究主要基于风险价值模型（VAR）和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研究各区域经济指标对货币政策变量冲击的脉冲响应，判断和分析中国货币政策效应是否存在区域性差异，进而分析引起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因素。

（一）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存在性实证研究

何丽娜（2010）运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实证检验安徽和江苏两省评价统一的货币政策对安徽省和江苏省的真实产出和物价的影响。申俊喜、曹源芳、封思贤（2011）首次避开“三分法”和“八分法”的区域划分――采用更能反映区域差异的内地31个省来反应区域差异，运用区域AD-AS模型和VAR等计量方法，分析统一货币政策对我国不同省城经济增长和物价两个指标的脉冲差异。葛腾飞、孙自胜（2013）通过定量分析验证广义货币供给量M2和GDP之间的关系，对我国东北、东、中、西四大区域货币政策区域差异特征进行检验，发现货币政策对全国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但具体各区域的影响程度不一样。

张细松（2012）通过实证检验指出我国东、东北、中、西部地区并不总是同时处于经济周期的繁荣或衰退阶段，不同调控方向的货币政策对处于不同周期阶段的四大地区经济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在其基于货币政策调控方向差异的区域效应研究中，他认为货币政策不同调控方向的货币供给冲击对四大地区所产生的效应存在较大差异，紧缩与扩张性货币政策存在多重不对称效应。丁涛、赵昕东（2012）研究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影响的区域效应进行定量分析，发现货币政策冲击造成的各个省份的通货膨胀周期是不同的，有显著的区域效应。

（二）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解释

王昊（2012）和罗玉冰（2013）分别对西北五省区货币政策的区域差异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五省区产业结构、财政实力、金融发展和政府行为的差异是西北地区产生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信贷渠道在五省区的传导效果存在差异，同一阶段不同省区在信贷渠道传导速度、深度及影响时间长短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同一地区在稳健的货币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两个阶段，信贷渠道传导效应也不尽相同。

陆虹（2012）收集了1996～2012年的相关季度统计数据，运用STR模型和LM统计检验方法，对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非对称效应及地区经济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效果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即具有很强的非线性特征；同时，这种不对称性对我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运行存在不同的影响。

黄德勇（2012）对我国东、西部地区分别用VAR模型和VER模型对投资周期波动中的货币政策区域差异进行研究，东部地区带动宏观经济政策变化的能力较强，财政政策是投资波动的主要因素；而西部地区被动跟随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投资自身遭受的冲击是投资波动的主要因素。李菁、赵邦宏（2013）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效应差异作定量比较，发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搭配协调效果在西部地区表现最佳，中部地区较弱，东部地区效应最弱，甚至表现为负效应，提出因地制宜改善金融环境，加强政策协同效应。

郭立平（2013）认为经济差异是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产生的重要因素，并对货币信贷、存款准备金、再贷款、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等政策实施的区域差异影响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在我国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下，宏观层面的金融体制改革影响下的市场化进程以及微观经济主体在资金报酬引导下参与市场化进程的交互影响过程，是造成不同地区间金融资源形态迥异、货币政策区域差异多样化的根本原因。

由于地域广阔、经济结构复杂，我国是一个典型的“非最优货币区”，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是困扰我国当局决策的最大问题之一。货币政策区域差异是我国不同区域货币市场发育程度、经济金融结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传导主体上的差异导致的，央行应加大各大区分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采取适度差别的区域货币政策，大力发展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区域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二、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对其效应的影响研究

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是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影响货币供求作用于实体经济的具体途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理论分为货币渠道理论和信用渠道理论。货币渠道理论认为金融资产只有货币和债券两种形式，贷款和债券可以相互替换，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主要包括利率、汇率、资产价格、货币供应量等。信用渠道观点则认为，金融资产包括货币、债券和银行贷款，银行贷款是特殊的，债券不能与之替代。货币政策通过影响银行信用可得性，使投资发生变动，进而影响产出。围绕这两个方面，我国学者近几年对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效应展开了更深入、更广泛的研究。

（一）以货币渠道为视角的最新研究

何丽娜（2012）则从外汇占款角度分析区域效应的作用机制，认为外汇占款取代再贷款成为我国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造成经济开放程度高的发达地区在基础货币投放量和区域货币乘数上远远超过其他区域，从而导致货币政策内部传导的区域非对称效应，我国基础货币的区域供应量应与该区域的经济发展相适应。

马理、巫慧玲、张琴（2013）应用PVAR模型对2003～2012年期间31个省区的央票交易面板数据进行研究，证实从央票操作到市场利率与货币供应量，再到经济产出与物价水平波动的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确实存在，且在发达地区、次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传导效果存在差异。

毛彦军、王晓芳、徐文成（2013）运用新凯恩斯DSGE模型，以居民消费占当期储蓄存款余额的比为消费约束的度量指标，分析消费约束对货币政策宏观效应的影响和影响机制。推演发现，消费约束会通过直接影响居民消费的边际效用进而影响消费和产出的方式影响货币政策对产出和通货膨胀水平的调控能力，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二）以信用渠道为视角的最新研究

卞志村、杨全年（2010）从与信贷渠道动作密切相关的信贷配给角度，通过修正贷款决策模型分析了信息不对称前提下我国转轨经济中的地域性信贷配给，其突出表现为金融市场的“银政壁垒”，即由于行政区划、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内部垂直管理所造成的金融资本的割裂状况，限制了金融资本的跨区域流动，进而通过信贷渠道对实体经济产生非对称性影响，形成了以区域货币政策效应的差异性和配给均衡的特征。认为区域差别化的货币政策调控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问题，突破金融市场的“银政壁垒”才是解决问题之关键。

王志强、蔡祥锋（2013）章运用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向量自回归模型等计量方法分析了货币供应量M2、利率与股市变动的关系，并得出在当前利率未市场化的经济环境下，虽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两种方式影响股票市场，但货币供应量M2更有效，调节利率对股市的影响并不显著。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的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将导致股票价格上升的结论不一致，这于我国利率尚未市场化，利率对股票市场的调控作用不明显的现状相符。

傅先义、张辉、陈安平、郭德焐等（2013）分析了利率市场化对区域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的影响，认为利率与货币政策传导可以有效互动，缓解区域性与结构性差异。而有效的货币政策必须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应完善利率定价机制，增强基层行的定价灵活性。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与其他经济体相比更加复杂，传导机制也具有多重性。从近几年货币政策转变的频度过快，市场难以对经济形成合理的预期，充分暴露了利率传导渠道的滞后性，我们应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逐步提升市场主体对利率的敏感度，建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形成机制。

三、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效应影响研究

金融危机后，官方加强金融市场监管，宏观政策紧缩的情况下，资金面较为紧张，刺激了金融创新的发展。目前金融市场上，一方面衍生金融工具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创新正如雨后春笋席卷全球，影子银行逐渐走进大众视野。金融创新使实际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程度下降，致使货币政策利率渠道和信用渠道的传导机制及效果减弱，广义利率传导机制也变得模糊。

（一）衍生产品创新影响货币政策效应的研究

金融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传统的传动机构，使得很多商业银行的存款结构的变化。邢博木（2013）认为，金融创新分流了大量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特别是活期存款显著下降，这使得央行调整商业银行货币供应量的数量的政策效应被削弱。

方显仓（2013）研究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利率与信用渠道传导的影响发现，金融创新改变了产品市场均衡与货币市场均衡的性态，使IS曲线变陡、LM曲线变得平缓，降低了货币政策利率渠道的传导效率，认为利率和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指标的作用已经下降，金融创新使信用渠道传导及其效果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确定。

张伟等（2013）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银行理财产品创新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路径，发现理财产品的增加会导致存款准备金率对货币供应量影响的边际效应减小，从而影响存款准备金率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整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会上导致了货币乘数的下降。建议将表外理财产品发行规模作为货币政策重要参考指标，优化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

斯文（2012）通过分析在利率衍生品对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渠道，对比发现利率衍生品推出后信用传导机制畅通程度出现明显变化，信用传导渠道被大大弱化。斯文（2013）通过运用普通回归模型和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证实了中国外汇衍生品市场已经对货币政策汇率传导渠道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并且汇率传导渠道的功能出现明显的减弱迹象。

（二）影子银行影响货币政策效应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由于受到严格的管制，逐渐无法满足市场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影子银行在此背景下迅速发展。哈斯（2012）认为影子银行独特的运行机制独立于传统货币政策调控范围之外，其对货币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形成诸多挑战，增加了货币政策的制定难度，削弱了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同时对货币政策的稳健运行和工具效力产生影响。

骆振心、冯科（2012）认为影子银行一方面通过信用创造增加了社会总的货币供应量，影响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另一方面它的利率水平更能反映资金需求情况，大大偏离了中央银行的基准利率水平，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形成了挑战。此外，影子银行对宏观经济政策有突出的非对称性，对货币政策传导造成了“梗阻”和“渗漏”效应，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被严重削弱，增加了货币政策效力的不确定性。

总之，无论是金融产品创新还是影子银行，都使信贷供给更加趋于隐蔽，给以我国货币供给量为主要目标的货币政策造成了很大困难。货币当局应当重新审视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供给量统计口径，加强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和影子银行信贷活动监管，打造更加全面、透明的信息信息平台，加强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四、研究述评

纵观国内已有的文献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货币政策效应的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兴趣和关注，并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伴随我国市场改革与转型的持续深入，我国学者对货币政策以及其效应的研究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证的结合，根据不同阶段货币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新热点，学者们的研究各有侧重。近几年，区域非均衡视角下的货币政策效应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学者们普遍认为各区域货币市场的发育程度、经济结构与传导机制上的差异是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差异存在的根本原因，完善欠发达和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经济金融结构，实行有效的、适当的差异化货币政策是大部分学者都坚持的观点，无疑也是必要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问题是宏观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之一，国内学者近几年对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研究更多地专注于具体的指标量化分析，研究成果更加切合国家货币政策发展与改革的需要。当前利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逐步开放已然是大势所趋，合理布局全国经济金融结构，疏通货币传导渠道还需付出更多努力。

有关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的研究，在金融危机后不断升温，尤其是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弱化问题吸引了国内众多学者的目光，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为提升我国货币政策效应建言献策。由于，目前影子银行还属于一个新鲜事物，其发展方向与规模还有待观察，但加强影子银行活动监管和增加信贷透明度，应当其资金流动规模与银行表外业务共同纳入货币政策制定的参考。

第6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范文

【关键词】主权债务危机；欧元区；社会福利制度；货币同盟缺陷；最优货币区

一、引言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主权债务危机是指在国际借贷领域中，一个国家大量负债，已经超过了自身的清偿能力，造成无力还债或者必须延期还债的现象。按通行的评价指标来看，发端于希腊，进而扩散到南欧诸国的主权债务事件，已经超出了几个国家不能到期偿还本国债务的普通经济事件的范围，正逐步演变成席卷整个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和严重的欧元制度信任危机。

欧盟超主权国家联盟的性质，决定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既有超越各个国家之上的宏观原因，如非均衡基础上的不完全最优货币区缺陷，欧盟统一货币政策与各国独立财政政策的协调搭配冲突；也有微观原因，如“欧猪五国”自身经济发展情况不理想，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高福利制度等。

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成因分析

（一）非均衡基础上的不完全最优货币区缺陷

不同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形成最优货币区的基本标准。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欧盟并不具备或者说只是具备了一部分的条件。比如，欧元区的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统一制定，欧元区整体的通胀率基本符合其政策目标。但在成员国之间，通胀率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法国、德国等核心国家能够很好地实现既定货币政策目标，而“欧猪五国”则具有较高的通货膨胀倾向。又比如，欧盟在其内部建立了关税同盟和共同大市场，有助于商品、服务、技术的跨国界流动。但是，作为最重要生产要素的劳动力的流动却远远不如上述生产要素。美国每年劳动力跨州流动的人数达到10%，而欧盟国家的劳动力在成员国之间的流动还不到3%。所以，欧元区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最优货币区，欧元区内各成员国之间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各国经济发展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形成最优货币区一些具体的初始条件并未达到。

（二）欧元区统一货币政策与成员国独立财政政策的协调搭配冲突

在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指导下，欧元成为欧元区唯一的合法货币，由欧洲央行统一发行和管理。欧元区各国发行货币和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被收归于欧洲央行。根据《马约》规定，欧洲中央银行的主要目标是抑制通货膨胀，保持欧元币值稳定。它本身拥有很高的独立性，其政策目标也具有单一性，它在制定欧元区货币政策时，并不会考虑各国的经济增长要求。另一方面，为了能够更好地调控国内宏观经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各国政府仍然保留着制定财政政策的权力。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一国政府促进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维护物价稳定两种最主要的手段。由欧洲中央银行统一制定货币与汇率政策，固然可以保持欧元区内物价稳定，降低交易成本，减少汇率风险和不确定性。但是，这种政策制定机制也会有成本，即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各国财政政策存在着不协调性，欧洲央行制定的货币政策并不一定适合每个成员国实际的经济情况，可能会造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上的冲突。在货币政策受制于欧洲央行，且统一的货币政策可能会造成搭配上的冲突时，各国政府发展经济就会过度地依赖财政政策。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波及到欧洲，欧洲经济增长受到影响。欧元区各国政府为保证增长，促进就业，在货币政策受制于欧洲中央银行的情况下，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发国债，扩大财政赤字。希腊等五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呈直线上升趋势，希腊在2009年达到16%，爱尔兰的财政赤字比重甚至高达30.6%。一般来说，如果希腊等国家出现财政赤字过大等问题，可以有三条途径来缓解紧张局面。一是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放松货币流动性，降低利率，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增加税收，缓解财政赤字。二是通过降低本国货币汇率，促使本币贬值，增加出口，减少进口，从而增加财政收入。这两条都是从增加财政收入角度切入。三是从减少财政支出角度，直接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对于这三条路来说，希腊等政府其实只有半条路可以选择。欧洲中央银行统一制定货币政策，如果各国发生财政赤字，则不能通过通胀、贬值、降低利率来减小。从2002年至2011年，欧元区的通胀率只有2008年超过了3%。希腊等五国的通胀率也呈不断下降趋势，有些年份甚至出现负通胀率。而对于紧缩性财政政策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财政政策虽然与货币政策相比，对社会经济的冲击性要小，但它本身有较长的滞后性，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同时，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就意味着要削减政府公共开支。如果削减医疗卫生支出，必然会遭到本国民众的强烈反对；如果削减科技研发支出，则更会使得“欧猪五国”经济增长缺乏新兴动力，没有可依靠的经济支撑点。“欧洲五国”政府进入了两难困境。而此时，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纷纷下调希腊等国的主权信用等级，致使五国政府融资能力骤降，陷入债务危机泥潭。

（三）“欧猪五国”经济发展缓慢，经济结构落后，竞争力相对低下

在欧元区国家中，与法国、德国等核心国家相比，“欧猪五国”的经济实力相对落后，属于边缘国家。第一，从经济总量上看，按照2013年GDP总量的排名，除了意大利、西班牙排在10、13名外，其它三国均在50名左右，排名相对靠后；从GDP的增长率来看，从2002年—2007年，除了爱尔兰保持了5%以上的高增长速度外，其余四国的GDP平均增长率在3%以下，意大利、葡萄牙在1%左右徘徊，几乎没有增长，有些年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从失业率上来看，除爱尔兰的失业率较低外，其余四国的失业率几乎每年都超过了国际通行的失业率“警戒线7%”。从以上的宏观数据来看，南欧四国经济发展缓慢，经济增长缺乏动力，没有新兴的经济增长点和支撑点。第二，从产业结构上来看，南欧四国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工业基础薄弱。第二产业主要依靠造船、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业，所需能源与原材料依赖从外国进口，第三产业主要依靠旅游业等周期性较强的产业。但是，随着国际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渐被技术密集型产业所替代，南欧五国在参与国际竞争中缺乏竞争优势。而且，对于旅游业等周期性强的产业来说，它们更是直接受到工资收入的影响，一旦发生经济危机，这些产业必然受到很大的打击。第三，从科技创新来看，“欧猪五国”缺乏对研发支出的投入。“欧猪五国”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都在1.5%以下，希腊的比重甚至在0.5%-0.6%左右，远远低于德国的2.5%以上。“欧猪五国”在科技创新上的低投入，导致这些国家技术更新缓慢，无法及时地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低下，产品缺乏有效的竞争优势。以上这些情况，使得“欧猪五国”财政收入增长缓慢，难以应对大幅度的财政支出。

（四）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高福利制度

欧洲是世界上最早实行社会福利制度的地区。“欧猪五国”也效仿英法德建立了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欧元区中的欠发达国家，希腊等国家虽然没有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赶德超法，却建立起了比德国、法国更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希腊等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所占比重过大。从2002年—2012年，希腊等五个国家仅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就占到了整个财政支出的15%以上，而公共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仅达到10%左右。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欧猪五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财政收入减少。但是，由于这些国家的社会保障资金皆来源于政府，在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的背景下，政府财政负担骤增，致使财政赤字不断攀升。同时，南欧国家较高的老龄化程度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高昂的社会福利费用，不仅造成政府债台高筑，而且压制了政府在教育、科技方面的投入，造成国家创新乏力，无法带动经济增长。当然，不能说高福利政策是完全错误的，它可以维持社会的公平与稳定。但是，建立在低水平增长基础上的高福利，是不可持续的，不仅会严重地损害社会的生产效率，最终也会伤及社会的公平。

三、结语

虽然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给欧洲经济蒙上了一层阴影，欧洲未来的发展方向充满变数。但是，欧元区所暗含的巨大战略利益以及崩溃的高成本，使得各成员国将重心放在了如何挽救欧元区上，而不是解散它。从长期看，欧元区并不会解散。如何使欧元区走出危机泥潭，是对欧盟政治家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的极大考验。

参考文献： 

[1]黄梅波，黄飞翔.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根源及解决路径[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5056 

[2]李平，张瑾.最佳货币区的内涵、实现条件及欧洲货币一体化[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0，（3）：2325 

[3]温军伟.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与欧元的前景[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2，（1）：4450 

第7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范文

一、传导模型：一国货币政策与货币联盟货币政策传导比较

在现代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完整的货币政策传导模型包括货币政策目标、工具、市场以及其参与者、传导载体、传导链（层）。广义讲，还包括与本国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和他国货币政策的相互传导机制和传导效应。并由此划分为国内传导和国际传导两条途径、经济变量传导和金融机构、市场传导两种方式、金融自身调节和金融作用于经济两个阶段。经综合简化，我们得出一国基本的货币政策传导模型。

在该模型中，需要说明的是：（1）货币供应量（M）是由中央银行决定的预设指标，表现为预期的中央银行货币量、货币供应总量或货币增长率上下限等；（2）金融市场主要指货币市场、外汇市场。中央银行借助M，影响金融市场上资金的流动性，随之形成市场利率（i）、证券价格、汇率（e）向国内产品市场、国际金融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机制。他国向本国的货币政策传导亦复如此；（3）其他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要素价格变动，可能部分增强或抵消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因此，政策搭配和相互间传导机制的构建至关重要；（4）国际贸易（B）是联系国内、国际产品市场的桥梁。M、i、e、B的变动，最终实现一国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内外供求均衡，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完成。

货币联盟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产物。若假定联盟内各国经济周期一致、金融市场完全一体化、要素市场具有充分流动性、影响产品市场的外生变量如财政政策、就业政策统一，则货币政策在联盟内各国间的传导基本上可视为被扩大了的一国货币政策国内传导。其传导机制与后者并无二致。但上述条件在现实中并不完全具备。对联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分析因之更为复杂。

与一国货币政策传导不同的是：（1）各成员国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程度是影响联盟统一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最重要变量和基本出发点，前已述及；（2）统一中央银行体系的独立性、透明度、协调性是统一货币监控指标M、i得以实现的关键；（3）在联盟内各国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中，由于各国通货膨胀率、失业率、经济增长率、要素流动性等外生变量变动的不一致，信息的不完全，影响统一货币政策下名义i、e和真实i、e在各国间的变动差异，则可能出现货币流动和货币替代导致货币供求的地区性结构失衡。因此，货币政策传导中应建立一种约束机制以弥补或抵消这一缺陷；（4）与（3）相适应，统一中央银行体系的首要或最终目标是且只能是保持币值稳定，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如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则需要由联盟其他机构或各成员国政府完成。就强化货币政策效力和联盟“整体利益高于一切”而言，若一国宏观经济政策与联盟货币政策不能有效配合，则该国要么退出货币联盟，要么向统一货币政策妥协。

有鉴于此，欧洲经济货币联盟（EMU）货币一体化伴随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各成员国货币政策也经历了由国内到国际由局部到整体的传导过程，初步实现了统一货币政策传导的条件，如1979年建立欧洲货币体系（EMS），形成以欧洲货币单位（ECU）为核心，双重中心汇率运行机制（ERM）为主体，以信贷体系为辅助手段的区域性可调整固定汇率制度，为EMU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89年《德洛尔报告》强调了所有成员国货币自由兑换、资本市场完全自由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固定汇率；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提出EMU的建设进程和引入单一货币——欧元（EURO）的设想；经实施，第一阶段（1990.7.1～1993.12.31），欧洲统一大市场启动，欧盟（EU）取代欧共体，旨在促进欧盟各国经济、货币、财政政策协调和趋同的《马约》正式生效，《欧洲中央银行章程》出台，EMS进一步强化；第二阶段（1994.1.1～1998.12.31），欧洲货币局（EMI）建立，从欧盟总体货币形势出发，每年公布货币供应量（M3）的增长上下限，以此监控、协调各成员国货币政策，EMS汇率运行窄幅波动再度缩小；1998年3月，欧盟执委会宣布11个欧盟成员国达到实施单一货币条件，可在1999年1月1日（第三阶段开始，至2002年6月30日欧洲货币一体化完成）启动欧元，在欧元区内实行永久固定汇率制，实现货币、货币政策、中央银行“三个统一”；ECB执掌货币发行权和货币政策决定权，NCBs参与并执行ECB货币政策的决策，决定各自的业务政策，并按ECB的指令管理外汇储备等。欧洲中央银行统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构建初具雏型。

二、从德意志联邦银行看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欧洲中央银行从框架设计上尽管参照了西方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制度和经验，但主要是以德意志联邦银行的操作模式为蓝本，二者在组织结构、货币政策目标、工具、独立性设计等方面都颇为相似，了解德意志联邦银行货币政策传导特点，对分析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无裨益。

概而言之，德意志联邦银行的货币政策主要通过监控货币供应量M3，协调运用三大货币政策工具，改变银行的流动性，并通过金融市场的利率机制，间接地影响银行的信贷政策以及德国经济对货币和信贷的需求，最后集中作用于经济中的支出和物价的决定。这一传导机制主要受信用机构的货币扩张机制、德国最低准备金以及再融资制度特征的制约。由于整个银行体系信用货币扩张在短期内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对中央银行货币的无弹性需求和滞后效应，联邦银行就此可凭借其在中央银行货币供应方面的主导地位，运用可支配的工具去调整利率和货币市场的需求条件，使之与货币目标相一致。首先，它改变自已的再融资交易和公开市场业务的利率，其次，它选择提供或抽取中央银行存款的最佳渠道，并且决定干预货币市场的时间和在货币市场提供流动性的区间。通过对货币市场流动性的管理，联邦银行对信贷和资本市场条件施加间接影响，使在预定的方向长期影响银行贷款愿望，以及经济对货币和信贷的需要，从而使货币扩张适应其货币增长目标。与长短期调节相结合，联邦银行还常常利用外汇掉期和外汇回购交易，对货币市场进行“微调”，通过吸收和提供流动性抵制每月最低准备金缴存期间信用机构在中央银行存款所出现的难以预料的波动。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因而得以巩固。

由于ECB与德意志联邦银行一脉相承，故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章可循，特别表现在二者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高度相关、可比上，由此可明晰ECB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核心——流动性管理和利率机制。

1、公开市场操作

公开市场操作均是两行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其目的是引导市场利率、管理市场流动性及为货币政策的导向传递信号，从而控制货币供给量。操作主要采用有价证券回购协议方式。其实质是中央银行以金融证券作抵押向商业银行提供短期资金。从联邦银行的经验看，它适应了与国外市场联系更为密切的德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需求，从而可对金融变化作出迅速反应和采取力度不同的措施。货币市场的水平和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由这种交易的流动性和利率结构所决定，且可通过货币市场利率对定期存款利率进而对银行从非银行部门获得资金的边际成本施加影响。此外，回购协议方式的公开市场利率报价和寻价还具有心理上的信号效应，中央银行可利用它们去影响市场上的利率预期。

在ECB的操作框架中，公开市场操作主要由NCBs组织实施，但其适用条件（如回购利率）等则由ECB统一制订。这意味着，ECB为整个欧元区的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制订了依据。

除主要利用回购协议进行短期融资操作外，ECB还可利用直接交易、发行债券、外币掉期、吸收定期存款开展公开市场长期融资操作、微调性操作、结构性操作。直接交易指ECB通过向非银行部门出售货币市场票据，利用价格竞争机制，直接影响银行的存款利率。外汇掉期交易在通行的市场利率下进行，除影响流动性外，一般不对汇率产生直接影响。上述操作的有效性已经德意志联邦银行运作实践所证实。

2、存贷款便利

ECB为控制隔夜市场利率，暗示其货币政策基本立场，设立了存贷款便利。在此种便利下，ECB可向市场提供或吸纳流动性，使市场利率不致超过中央银行事先确定的范围，即上限是贷款便利利率（类似德意志联邦银行的伦巴德利率），下限是存款便利利率（类似于德意志联邦银行的贴现率），介于二者之间的是回购利率。在德国，短期存贷款利率和利率结构常随贴现率和伦巴德利率的变动而变动，并与联邦银行流动性政策相互关联。其基本关系用之于对ECB存贷款便利的分析，则可解释为：当货币市场的流动性十分紧张，存款便利利率远低于货币市场利率（如回购利率），则主要的银行利率与存款便利利率的自发联系将使货币市场利率的上升趋势只能通过银行向其客户提供资金而逐渐传导出来。如果银行不使其利率适应于一般的货币市场条件及其边际融资成本，则盈利机会减少，以致银行贷款愿望迟早降低；如果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预期，流动性政策与利率政策的相互作用比通过提高名义利率来控制经济中的信贷需求更能有效抑制货币扩张。反之，对贷款便利利率的分析亦复如是。如此ECB可达到维护市场稳定性的目的。

3、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

为稳定市场利率，控制市场流动性和货币扩张效应，ECB还决定向欧元区内所有信贷机构提出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最低准备金具有双重功能。首先，它给ECB通过改变其比率以持续地调节银行在中央银行存款或贷款便利提供了选择，或在特定的准备金比率下，使银行的货币创造比没有最低准备金要求相比更依赖于ECB及其提供的流动性和利率政策的便利。由于最低准备金同时也用作银行的“流动资金”，可使ECB在不丧失对货币加强控制的条件下在货币市场上稳定流动性和利率变动的趋势；其次，除影响流动性外，最低准备金还影响利率，表现为准备金比率的增加首先减少银行盈利，削弱其对外授信能力，承担由此带来的机会成本，而在负担转嫁过程中，降低存款利率要比提高贷款利率困难得多，从而抑制了货币扩张效应。ECB最低准备金制度的这一内在特征，同时也正是德意志联邦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对ECB即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作一基本描述：为实现“保持物价稳定”的首要目标，ECB选择货币供应量M3作为中介指标，由各成员国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存贷款便利、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三大法宝”，使得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刺激因素——流动性和利率——从各国货币市场开始，进而通过金融市场扩展，使M3年度目标和主要经济目标变量在长期内也有望达到。ECB还须在一年内经常考虑是否、何时、以及在何种程度上通过改变货币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条件使货币扩张对货币目标的偏离得到纠正。故货币、经济、财政等方面的变量（事实上和潜在的通货膨胀率、汇率、利率、经济的实际增长）将受到监控，并采用各种指标评估货币政策运行状况的适当性和有效性。同时，考虑到现实条件下欧元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且必将对ECB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产生影响，为此须作进一步分析。

三、不确定性：影响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效应的因素

按内外因论的思想，影响ECB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效应的因素源于欧盟及ECB自身的机制缺陷和外部潜在的干扰力。前者作用于欧洲中央银行体系（ESCB）独立性、透明度、协调性，后者主要指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协调度，以及微观经济主体行为预期的不确定性。

（一）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独立性、透明度、协调性程度

从历史经验看，中央银行独立性是保证币值稳定的必要条件。在独立性设计上，ECB组织机构、人事任免、股权结构、权力行使、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都较独立性久负盛名的德意志联邦银行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基于欧盟机制上的缺陷，如欧盟成立之初由各成员国财政部长组成的“稳定委员会”，将是ECB在执行货币政策上的对抗者，ECB与联盟其他机构存在的各种联系，也可能影响ECB的独立性及执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此外，各成员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状况参差不齐，像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缺乏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的经济和政治条件，要使其完全脱离政府指导，任务艰巨。由于ECB货币政策统一且不可分割，NCBs独立性高低不同势必导致货币供应和通货膨胀指标的地区性失控，进而削弱整个ESCB的可信度，其货币政策传导效应也将大打折扣。

就透明度而言，由于适合欧元区的货币政策态势不一定普遍适用于各国，不同指标与物价稳定目标之间的关系也很不确定，增强透明度可使各国经济实体事先了解ECB货币政策调整姿态，从而形成对通货膨胀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正确预期，强化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但ECB目前尚缺乏一种有效的管理约束机制保证其透明度和信息披露充分性。

与独立性、透明度相一致。ESCB的协调性程度同样影响其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发挥，由于各成员国金融制度、中央银行业务政策的不一致，对币值稳定的作用和通货膨胀的成因的看法不尽相同，经济发展区域性差异也要求货币政策操作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势必引起ESCB货币政策决策特别是执行上的分歧和抵触，从而导致稳定币值目标处于次要地位或客观上造成反通货膨胀不力的危险。而加强协调，，取决于ECB的内部控制制度和组织管理艺术。

（二）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与ECB货币政策的配合协调度

就政策取向看，ECB将执行以币值稳定为目标从而是谨慎的独立货币政策。“增长与稳定条约”则明确规定，欧元区成员国应奉行财政预算平衡或略有盈余的稳健财政政策。但随着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其内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也将显现，如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与欧盟执行的严格的货币、财政纪律、政策的矛盾，货币与财政合作不均衡的矛盾，经济发展差异与欧盟财力不足的矛盾，特别是在经济衰退等使各成员国经济离异增大的情况下，国家的利益与联盟的利益的矛盾可能激化，引发联盟内部的金融危机，甚至扩展至全球。就目前各国财政政策而言，德国、法国、意大利等首批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在压缩预算赤字方面尚且勉为其难，双紧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能否维持，则更难以预料。即便维持，各国也需付出经济增长的相当代价。这也正是欧盟试图只控制银行信用而对各成员国财政信用无力控制的机制缺陷所在。同时，在一个经济发展周期仍存在差异，没有财政转移机制，且劳动力等要素流动性较差的欧元区内维持固定汇率制仍存在困难，从而影响ECB的汇率政策和货币的内外稳定。

从非联盟国家对联盟的货币政策传导看，如果美国提高利率，大量资金流向美国，欧元流动性遇到困难。为对付美国，ECB相应提高利率，结果导致失业率上升，欧盟一些国家就会难以承受，进而调整其就业政策和财政政策，而其政策效果，极可能与ECB统一货币政策意图背道而驰。从这个意义上讲，ECB与美联储的合作程度，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联盟统一货币政策效应的实现。

（三）各成员国微观经济主体行为预期的不确定性

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效应的发挥最终有赖于微观经济基础的运行和反馈。后者本身即包含了持续存在于生产和物价方面的不确定性。货币转换带来环境的变化，使这种不确定性尤显扑朔迷离，进而对整个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施加影响。

如前所述，ECB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经由流动性得以实现，并通过商业银行信用创造功能货币乘数效应间接提供或在公开市场上与非银行部门直接交易提供流动性。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银行系统提供的信贷交易和其他金融产品的替代效应。但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并非仅由银行等金融部门决定，现金漏损率和货币结构等影响货币乘数的因素由社会公众决定。因其对货币需求的流动性偏好不同，银行货币创造环节可能因此受阻或中断，而在资本市场全球化的环境中，货币替代效应增强，也会使货币政策效力削弱。

第8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范文

关键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欠发达地区；因地制宜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4-0007-05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组合的理论基础

作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核心，IS-LM模型能有效分析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构成要素的相互关系。IS-LM模型最初是用来描述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相互联系的理论。在产品市场上，国民收入决定于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等构成的社会总支出，而这种总支出也是社会总需求水平的反映。社会总需求尤其是投资需求要受到利率的影响，利率则由货币市场供求情况决定，因此货币市场要影响产品市场；另一方面，产品市场上所决定的国民收入又会影响货币需求，从而影响利率，这又是产品市场对货币市场的影响。IS-LM模型就是描述和分析这两个市场相互联系的理论工具。其中，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是IS-LM模型的基本要素，凯恩斯最早研究这些要素的关系，汉森、希克斯完成IS-LM模型，构成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决定国民收入与利率的理论框架。分析研究IS-LM曲线的斜率及其决定因素，可以直观反映哪些因素作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的机理，找出提高政策效应的方法。

根据经济学理论，在正常情况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最佳组合是一松一紧或此松彼紧，以防止经济的过分膨胀或者萎缩。在调控阶段，LM曲线可能向左上方或右下方运动。在凯恩斯宏观经济IS-LM简单模型中，如果保持IS位置不变，通过紧缩货币使LM曲线向左上方移动，其结果是国民产值减少、利率上升。采取这样措施的政策指向主要是抑制过热经济，防止经济泡沫的过分滋生。当LM曲线在向左上方急剧运动时，比较适宜同时采取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推进利率进一步上升，依靠持续巨额的财政支出支撑GDP回到原有的水平。

但是这种组合政策的后果是更高的利率，将导致更加严峻的流动性危机，一旦政府支出停止，社会资金链会很快处于断裂的边缘。双紧政策组合一般不可取是因为其对社会经济总量的收缩效应太大，会导致经济严重退步。紧缩的财政政策推动IS曲线向左下方移动，均衡点会沿着新的LM曲线继续向左下方移动，利率会在原来高涨的情况下下调，理论上使资金链所承受的压力得到一些缓解，经济在进一步萎缩的同时可以为日后的复苏积蓄能量，在应对严重的经济泡沫时，双紧政策是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二、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运行的基本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综合实力大大提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由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逐步过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逐渐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方式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4年)。这一阶段，总体上说执行的是“双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松”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降低存款准备率，降低利率，扩大贷款规模，增加货币供给。财政系统通过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扩大社会总需求。社会总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张起来，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别是1984年以前，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生产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利用这种政策配合，能够推动闲置资源的利用，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是1984年以后，由于经济中不存在足够的闲置资源，“双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货币则会导致通货膨胀，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阶段(1985-1997年)。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确立了货币政策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开始具有了特定的内涵和应有的作用，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开始得到确立。另一方面过度投资、经济过热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在这一阶段中执行的是“双紧”的政策搭配，即“紧”的财政政策与“紧”的货币政策的搭配。在“双紧”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收回贷款，压缩新贷款，减少货币供给量，从而使社会总需求在短时间内迅速收缩；财政系统通过增加税收，削减财政开支，增加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市场货币流通量，压缩社会总需求。

第三阶段(1998-2002年)。这一时期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告别了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的短缺经济，出现了物质产品的相对过剩和明显的通货紧缩，由过去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由过去以治理通货膨胀为主转变为治理通货紧缩。在政策取向上，由实施长达5年之久的“双紧”过渡到“双松”，即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防范金融风险，财政政策在支持发展、化解风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四阶段(2003-2005年)。2003年6月，我国经济过热的征兆已经非常明显。从2004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紧缩银根，动用了包括提高基准利率、外币存款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利率，放开存贷款利率上下限，向发放贷款过猛的商业银行定向发行央行票据等货币政策工具等措施。在紧缩银根期间，相配套的财政政策是“积极的”或者说是扩张的：2003年、2004年和2005年的财政支出分别比上年增长了11.8%、15.6%和18.3%。

第五阶段(2006年至今)。进入2006年以来，宏观调控压力并没减少，只能继续以更高的频率推行更为严厉的银根紧缩政策，多次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以及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频度较高。而财政预算支出，也表现出紧缩财政支出的意向。这是典型的双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

三、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协调应用的实证案例

(一)湖北省荆门市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协调配合运行的实证效果分析

1.财政资金起到了主力军的引导作用。随着国家财政政策由第四阶段转入第五阶段，荆门市财政支农资金也呈现出相应的变化。在第四阶段(2003-2005年)，国家的财政政策是“积极的”或者说是扩张的，因此，财政支农资金增长迅速，尤其实2004年达到了60.5%。而随着第五阶段(2006后)，紧缩财政政策的到来，财政资金的增长幅度又恢复到了2003年的水平。而GDP的增长幅度与财政支农的幅度同步，说明财政资金还是在加速农村发展中起到了主力军的引导作用。

2.信贷资金增长缓慢。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农业比重比较大的地市，财政资金也比较匮乏，财政投入的力度受到了很大的制约。要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单靠财政政策难以达到良好的效果。而政府已经不能单纯通过行政干预要求金融机构向农村发放贷款。加之农户收入不稳定、缺乏抵押担保物，而且农业是弱质产业，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这就决定了农业贷款较其他商业性贷款具有更大的风险，而现在又缺少相应的信贷风险补偿办法，因此，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积极性不高。[1]

(二)湖北省京山县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的协调配合应用的实证分析

为了解财政资金、信贷资金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情况，笔者选择湖北省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县――京山县进行了典型调查。结果显示，该县财政和信贷对“三农”的投入逐年攀升，但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缺乏协调互动机制，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合力作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项目与信贷项目脱节。为启动新农村建设，该县分别制定了“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新农村建设规划，按照规划，“十一五”期间，该县将开工建设40个较大的农村基础设施项目，计划投资32.93亿元，其中财政资金9.5亿元、银行贷款16亿元，分别占全部资金需求的28.8%和48.6%。这些项目是由地方政府制定的，主要用于改善农村交通、饮水、通讯设施建设，但银行未参与项目的规划及前期论证，对项目的认可度低，很大一部分项目将难以得到银行信贷资金支持，必然形成较大的资金缺口。

2.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投入范围不一致。2002年至2005年，该县财政支农资金总额为5.78亿元，投资领域包括农业生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及农村社会事业等多个方面，分为有偿性投资和无偿性投资两种方式。有偿性投资项目主要是农业多种经营和农田整理等项目，用款人需在一定期限内偿还投资，占投资总额的19.55%，其中2006年已将农田整理项目纳入无偿性投资项目；无偿性投资项目主要是各类直接补贴、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投入等，占投资总额的80.45%。而同时期该县金融机构净发放2.64亿元农业贷款，93%的贷款投向农业多种经营项目，与财政资金的支持范围存在较大差异，无法对财政资金无偿性投资项目进行配套支持。

3.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期限不匹配。在该县“十一五”规划设置的40个涉农投资项目中，中长期投资项目37个，占92.5%，投资额29.9亿元，占91%；短期投资项目3个，占7.5%，投资额2.96亿元，仅占9%。从投资收益期看，一般长达2-5年。如土地整理项目在完工后至少需要两年才能恢复到原有的收益水平，3年后收益才会有一定程度提高；林业项目收益期跨度最长的达8年左右。与之相对应的是，金融机构对涉农领域的信贷投入以短期贷款为主。2005年末，该县中长期涉农贷款余额6260万元，仅占涉农贷款总额的3%，比财政中长期涉农投资比例低88个百分点。

四、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组合应用效果的经济学分析

(一)双紧的政策组合在控制发达地区经济过热的同时，也限制了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

我国实行单纯一种或简单几种财政货币政策的组合是不够的，因为不同地区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各自的产业结构和金融辐射能力及辐射方式。针对不同类型地区的特点，应该实行不同的政策组合方式，否则宏观调控就会出现两难境地：执行比较温和的财政和货币组合政策，在经济过热地区难以达到调控的预期目标；执行比较严厉的双紧政策，可以部分抑制经济的过热，但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将带来严重损伤，甚至加剧落后地区经济的恶化。

(二)目标取向和运行机制存在差异，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协调不畅

在我国，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分属于不同的部门，在基本目标、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这是导致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之间协调不畅的根本原因。结合京山县实际分析，两者协调上的问题主要受制于“四大障碍”。

1.目标障碍。从理论上讲，财政支农资金以提高社会效益为最大目标，绝大部分资金是无偿投入；信贷资金则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资金是有偿使用的，需要按期偿还贷款本息，两者的目标不一致。由于存在目标障碍，影响了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的协调互动。一方面，财政资金对信贷资金的引导弱化。财政支农主要以各类补贴和直接无偿投资项目为主。2002―2005年，京山县各类农业补贴1.08亿元，占财政对支农资金的61.2%；农业项目投入方式也以自主办项目为主，较少考虑用信贷资金作为财政投资不足的补充，项目建设单位宁可多花功夫争取财政投资，也不愿向银行申请贷款。另一方面，财政政策与信贷政策调整进度不一致。新农村建设启动后，国家随即对财政政策做出调整，加大了对涉农项目的投资力度，财政资金明显向新农村建设倾斜。尽管国家也就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提出了要求，但由于信贷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通，信贷政策尚未随之进行调整。

2.体制障碍。目前我国财政支农资金项目众多，财政支农资金共有15个大类和几百个专项，形成了多部门管理、多渠道支付、分级次负担及条块结合的财政支农体制，表现在：一是管理部门众多。京山县财政支农资金分属9个部门管理，不同渠道的财政投资既有重复交叉，又有过于分散的现象，不利于统一监督、管理和协调，难以形成支农合力。二是财政资金支付渠道多。财政支农专项资金一部分由上级财政下拨后通过县级财政列支；另一部分由中央财政或省级财政直接拨付给主办部门，再由主办部门逐级下拨。三是分级负担体制加重了地方财政的压力。农业税费减免导致县乡财政收入减少，可用财力缩小，导致地方财政应配套支付的支农资金不能及时到位。而农村金融体系实行垂直管理体制，无法与财政条块结合的支农体制相衔接，并且财政支农体制不顺也对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的协调互动形成了障碍。同时，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长期不能到位，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信贷支农功能缺位，很难保证国家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政策措施得到落实。如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信贷功能不全，商业银行逐步退出农村金融领域，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后全面实行商业化经营等等。

3.沟通障碍。虽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上协调机制较完善，但在支持新农村建设等领域，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之间存在严重的沟通障碍。一是决策层面协调机制不健全。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尚未建立支农政策磋商机制，导致各自出台的政策关联性不强，使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难以融合。二是项目信息缺乏交流。基层财政部门和金融机构没有建立信息交流平台，在申报支农项目时各自为政，财政部门没有向金融机构提供信息的渠道，金融机构也缺乏获取财政性资金支持项目相关信息的手段，使金融机构无法向财政支农项目提供信贷资金。

4.观念障碍。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是会计、银行是出纳”，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在使用上相互混淆。金融机构在计划经济时期按照财政计划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过大量的信贷资金，造成金融机构信贷资产损失严重，特别是农业银行至今仍背负着较沉重的负担。因此，金融机构至今仍对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存在较重的思想障碍，认为新农村建设应以财政政策性投资为主，银行信贷资金投入新农村建设项目的潜在风险巨大，应当避免进入。

五、加强政策的灵活性是促进财政资金与货币资金的协调性

(一)现阶段欠发达地区根据自身情况适用不同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组合

在宏观调控阶段，欠发达地区要避免经济恶化，减弱“马太效应”的负面影响，除了自己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努力发展经济外，国家必须以一定的财政转移支付去支持其基础设施以减少开发资源的启动资金，国家提出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正是这一思路的体现，是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内在依据。关键是在于落实并提高财政资金投入的高效回报。

分地区而言，在出现经济过热苗头的不发达地区，应该选取紧缩的货币政策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如图1所示，即LM1移至LM2，IS1移至IS2，均衡点由E1移至E2，图形显示是推动利率更高。由于在抑制经济过热苗头的时候不能过分压制经济总量，所以货币紧缩使E1、E2横坐标一致为宜，也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配以较紧的货币政策。

对于某些相对落后地区，在执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应辅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即LM1移至LM3，IS1移至IS2，均衡点由E1移至E3。货币政策越宽松，新的均衡点就越向右方移动，这就是说落后地区现阶段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应选择积极的财政政策配以较松的货币政策。

(二)信贷资金与财政资金相互配合，创造“1+1>2”的社会综合效应

1.以“信贷资金先行，财政资金补贴，强力支农”的形式，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对符合财政资金扶持条件的企业项目，如财政已安排或拟计划给予项目补贴和贷款利息补贴，已经达到信贷资金支持条件的，信贷资金可提前介入，支持此类企业做大做强。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分别作用于企业发展的不同时期和阶段，两者相互补充，更有利于企业的迅速成长。

2.以“财政资金先行，信贷资金跟进，互补支农”的形式，支持农村水利和一般性基本建设。农村水利和一般性基本建设由于投入大、效益低，信贷资金一般情况下难以涉足。近年来，国家为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各级财政明显加大了对农村水利和一般性基本建设的投入，在财政资金无偿性铺垫下，农村水利和一般性基本建设基本具备了信贷资金跟进扶持的先决条件。

3.以“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同时进入，共同支农”的形式，支持农村新型能源及生态环境建设。推广农村新型能源，改善农村安居条件是新农村建设重要内容。为扎实促进上述两项工作，国家每年为项目计划内农户安排财政补贴，引导和推动农户加速融入新农村进程。“一建三改”工程作为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的一项具体举措，惠及千家万户。这类项目可以采取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同时进入的形式，共同支农。即对地方政府规划发展的项目，在有资金需求的情况下，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可以同时进入，特别是农村信用社可发挥机构网点优势，利用“小额农贷”政策对项目发放个人消费贷款或固定资产投入贷款，不断扩大支农项目的深度和广度。

4.政策性信贷资金先行投入，以项目产生的财政收入或人大通过的财政预算为还款保证的形式，支持县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农业发展银行已突破政策性业务限制，信贷范围进一步拓宽，不仅可涉足农村公路网、信息网、商业物流网等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对区域性重大基础设施(如经济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也可投资。政策性信贷资金一次性投入规模大，利率优惠，使用周期长，具有其它股份制和国有商业银行不可比拟的优势。在得到人大通过的财政预算还款的保证前提下，农发行即可对重大基础设施进行必要的信贷支持，以形成支持新农村建设的推动力。[2]

(三)从机制入手，促进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协调互动

1.建立财政与金融协调机制。通过建立县级涉农投资项目协调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对项目规划、预算、申报及项目实施等工作进行科学调度，做好财政资金与信贷投入的衔接工作，监督项目预算的执行，促进项目资金的落实。同时，明确财政、金融的支持重点。财政资金实行全额无偿投资，以支持农村社会事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等方面建设为主，逐步退出农业经营性项目。商业性信贷资金主要支持农业经营性项目。政策性信贷资金应实行财政贴息等政策措施，主要对商业性信贷资金无法涉及的领域及关系国计民生的项目进行支持。

2.整合新农村建设资金。一是整合财政支农资金。对现有的财政支农专项资金进行认真清理，取消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不高的专项支出，对资金用途和扶持对象基本相同或相近的专项支出予以合并。除救灾性和具有特殊用途的财政支农资金外，对各级政府安排的所有支农资金进行整合，防止项目重复投资或投资过于分散，发挥资金最大效益。二是整合涉农信贷资金。设立新农村建设信贷资金专项金融统计项目，对县域地区涉农信贷资金实行统筹规划、合理摆布。对较大项目实行银团贷款、政策性与商业性混合贷款等模式，增强信贷支农实力。

3.完善支农资金管理机制，提高资金使用质量。以防止截流挪用为重点，切实加强对支农资金的监督管理，确保支农资金不流失。一是设立新农村建设专项基金。将各级财政的支农资金全部纳入专项基金管理范围，并吸收国内外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个人的捐助，实行集中管理、统一拨付。二是加强项目管理。推行“阳光工程”，提高项目透明度，完善涉农投资项目公示制、项目法人负责制、重点项目招投标制、项目建设监理制，杜绝暗箱操作，确保涉农建设项目顺利实施。三是完善支农资金管理机制。建立财政、信贷支农资金支持项目从立项、执行到完成的全过程审查监督机制，对每项支农专项资金安排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支农资金使用绩效进行监测评价。[3]

4.加强引导和推动，为金融、财政支农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完善基层人行职能，扩大基层人行信贷监督管理权限，创新信贷政策引导措施，延伸再贷款的使用范围，完善再贴现、利率等操作手段，提高基层人行对金融机构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引导能力，积极推进农村金融生态建设。加大宣传力度，培养涉农企业、农村经济组织和农户的诚信意识，对守信企业和农户给予政策优惠和信贷倾斜，营造诚实信用氛围，增强农村金融机构对新农村建设信贷投放的信心。

参考文献：

[1] 君伟.近距离看农村―调研随笔[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第9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范文

关键词：次贷危机；货币政策；退出战略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0)03－0012－04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主要中央银行迅速下调利率，在利用这一常规手段的同时推出了定量宽松等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从利率杠杆和数量杠杆两个角度实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次贷危机时期实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已经提上议事日程，2009年下半年以来已经成为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及经济学家讨论的热点。为了摆脱经济下滑的风险，我国也实行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样也面临着政策退出的问题。本文分析了超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原因、次序、时机和方式，退出时与公众沟通、与财政政策的协调和国际协调的进行，以及欧元区和美国可能会选择的退出战略。

一、超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战略的主要内容

(一)退出的原因

根据货币主义的观点，从长期来看，所有的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货膨胀压力有3个来源：超宽松的货币政策过度刺激投资和消费；银行体系过剩的流动性；新的通胀预期。随着经济的复苏，为了避免通货膨胀，在特殊时期实施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必须退出。

除了担心出现通货膨胀以外，过去10年全球经济的发展经验使许多经济学家得出结论：在全球长期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条件下，信贷获得过于容易，这反过来又压制利率水平，进而助长投机行为，导致金融资产价格严重扭曲。因此，从超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不仅仅是为了防止通货膨胀，还可以保持金融市场稳定。

(二)退出的次序

在提高利率之前，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措施最好取消。首先，如果非常规措施依然被认为是必要的，在这种环境下提高利率将通过货币市场破坏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第二，在提高利率的同时仍然保持非常规措施，这会导致向市场传递的货币政策立场的信号比较含混。第三，在非常规措施依然存在的时候，中央银行也很难把利率提升到与政策目标相一致的水平。第四，在市场仍然需要非常规措施的时候提高利率，其传递效应可能会出现梗塞。最后，在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中，经济复苏主要取决于银行体系的健康状况，通胀压力的增加会要求采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但是通胀压力只有当银行重新采取正常的贷款业务时才有可能出现。

然而，在取消购买公司债券这种非常规措施之前，可以提高利率。因为这些措施不受货币市场功能是否恢复和银行贷款的影响，主要目的是为了确保企业可以直接获得外部融资，通过刺激长期投资进而刺激总需求。但是，这些措施可能会在中长期导致通胀压力。

如果在通胀风险出现之前货币市场功能恢复了，那么非常规的措施在利率提高之前应该取消。但是，如果通胀的风险已经出现了，而货币市场问题依然存在，银行融资仍然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则应该继续保持非常规措施，也就是维持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和结构，同时提高利率。

Posen(2009)指出，财政政策的紧缩应早于货币政策的紧缩。认为银行担保和国有化会影响税收，在税收政策改变之前，银行担保和国有化必须取消。但是，只有等到税收政策明确以后，银行私有化才能开启，否则，没有买家来购买银行的国有股份。

Mulya(2009)认为，银行体系内部过多的流动性会阻碍央行提高短期利率，除非大规模减少过多的银行资金，否则提高利率很难实现。Baudchon(2009)也认为，紧缩货币的第一步就是终止非常规的宽松政策。

(三)退出的方式

Betboze(2009)强调，利率政策比非常规措施的退出要简单一些。欧洲央行在提高再融资利率之前，可以将存款利率调整至再融资利率附近。而美联储则是对银行在美联储的准备金支付利息，通过提高该利率的方式来影响货币市场利率。

大部分的非常规措施都是有截止日期的，如果不再延期，将自动终止。比如欧洲央行担保范围扩大的计划将在2010年末取消，债券购买计划预期在2010年6月终止。在美国，银行使用定期拍卖便利0(Term Auction Facility，TAF)的频率在下降。一级交易商信贷便利(Primary Dealer Credit Fa-cflity，PDCF)是在2008年3月贝尔斯登救援行动中创造的，现已不再使用。定期证券借贷便利(Term Securities Lending Fa-cilities，TSLF)现在很少使用。货币市场投资者融资便利(Money Market Investor Funding Facility，MMIF)在2009年10月30日到期，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货币市场互助基金流动性便利(Asset-Backed Commercial Paper Money Market Mutual，Fund Liquidity Facility。AMLF)的获得也变得更加困难，商业票据融资便利(commercial Paper Funding Facility，CPFF)虽然延期到2010年2月1日，但是被使用得越来越少。现在只剩下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便利(Term Asset-Backed SecuritiesLoan Facility，TASLF)和购买长期债券。

央行收缩其资产负债表相对复杂一些，根据央行是否积极干预其资产负债表，可以把退出战略大致分为两类：被动型和主动型。退出信贷宽松政策比退出定量宽松政策要容易一些，信贷宽松政策是内生的，不需要央行特别的干预，随着经济和金融状况的改善，银行会自动减少对央行货币的需求，被动的退出战略会凑效。

主动的退出措施包括：央行停止购买债券；直接在市场或者通过反向回购协议出售先前购买的资产；出售在危机以前获得的公共债券；对各种融资便利施加更严格的申请条件；终止融资便利；提高利率。美联储可以选择发行债券，重新启动美国财政部的附加融资计划(Supplementary Financ-ing Program，SPF)。

(四)退出的时机

退出必须及时，这需要采取渐进方式。这是因为：一方面，大规模地收缩流动性将造成巨大的货币政策冲击，在债券市场或者商业票据市场出售证券将引起证券市场动荡，恶

化企业的融资环境。太快或太突然的退出，将使经济复苏终止，给贷款者带来巨大损失。另一方面，超宽松货币政策如果延迟退出，将增加未来通货膨胀的风险，给金融市场播下不稳定的种子。

Escfiv6(2009)指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提前退出的福利损失和通货紧缩的风险非常大，容易促使经济陷入w型衰退。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还没有修复，现在不宜退出，将来出现超级通货膨胀的风险微乎其微。

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金融市场功能的丧失、汇率因素使退出战略的制定比较复杂，最大的挑战就是确定退出的时机。这取决于该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状况。由于全球经济前景依然不确定，经济增长还比较脆弱(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宁可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不要匆忙退出。

非常规措施的退出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措施的可逆转性。事实上，很多措施可以自动退出。一旦货币市场功能恢复，市场参与者就会寻求银行间的同业拆借市场，对央行资金的需求自然会下降，央行资产负债表也会相应收缩。另一方面，收缩速度也取决于央行购买资产的期限。如果央行持有的主要是长期资产，将来这些措施的退出将充满挑战，金融市场功能很难恢复到正常状态，也提高了中长期通货膨胀的风险。

(五)退出时与公众的沟通

为了让退出战略有效，必须加强同公众的沟通，引导市场预期。投资者可能会担心政府财政状况的可持续性，这无疑会推高长期利率。出于同样的原因，家庭可能预期未来税率会提高，他们会选择储蓄而不是消费。这无疑会给经济复苏蒙上阴影。

Gonz61ez-P6ramo(2009)指出，市场普遍担心央行不能在恰当的时候解除以前的非常规措施。这种担心是非常合理的。黄金、石油等商品价格的上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确实存在对通货膨胀的担忧，非常规政策可能是“自我失败”的。退出时实行的一个措施，可能被市场误解为其他所有刺激措施也将马上退出，从而导致市场反应过度。对市场可能会产生过度反应的恐惧，反过来又使央行推迟实行某一具体措施，错过最佳的退出时间。

这些风险意味着央行必须在沟通上多做文章，要详细解释实施每个退出措施的理由。货币政策透明度和可理解性对于增强货币政策目标的可信度至关重要，而中央银行的信誉对于稳定通货膨胀预期有重要影响。一个明确的、容易被理解的退出战略将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但是Tesfaselassie(2009)也强调，在基本面仍然面临着很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预先公告政策退出的时间表是很危险的。预先公告退出战略将过早地导致利率上升，使脆弱的经济复苏蒙上阴影。在此情况下，制定一个明确的政策退出时间表是不恰当的。但是，政策当局在作决策时，需要向公众交代面临的各种经济指标和数据，以及政策退出的原则。

(六)退出时与财政政策的协调

危机爆发以后，很多国家实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一些国家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不可持续，这意味着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财政政策调整。在相同情况下，财政政策退出时间延误越长，货币政策退出的冲击就越大。从大部分发达经济体债务规模来看，财政政策延迟退出可能会导致市场形成新的通胀预期。因此，将来削减财政支出明确的、可信的承诺是央行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的有效保障。

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的退出会直接影响政府债券的收益率，还可以间接地通过影响经济活动进而影响税收。提高利率，市场对政府债券的需求会下降，政府融资会变得困难，增加政府融资的成本，提高政府的债务负担。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和私人部门的救援计划是不能无限继续下去的，政府应该尽早设计财政政策退出战略。相对于货币政策而言，刺激性财政政策的成本更大，也不够灵活，而且，财政政策延迟退出会对债券市场造成巨大的不利影响。有效地削减财政赤字将减轻通胀压力，可以使央行继续维持扩张性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复苏。因此，最好是刺激性财政政策先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随后退出。

(七)退出时的国际协调

相对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退出的国际溢出效应要强得多，也受到更多的关注。De Grauwe(2009)指出，由于全球金融一体化程度非常高，主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制定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挑战。超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如果没有国际协调，国家间的货币竞争会导致搭便车现象。另外，如果几个国家同时紧缩货币政策，乘数效应会放大这种冲击。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有些应该早退出，有些应该晚退出。早退出的国家只有在相信晚退出的国家会在“恰当晚”的时候退出时，它们才会选择早退出。要使早退出和晚退出的承诺可信，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大国必须考虑他们的行动带来的外部性。

Munchau(2009)对美国和欧元区之间退出政策缺乏协调表示担忧。由于欧元区的通货膨胀预期比较稳定，而美国的通货膨胀预期在上升，这将导致国际资本市场动荡不安。投资者可能会将美元资产转化为欧元资产，导致欧元兑美元汇率继续攀升，使全球经济陷入另一场动荡。

二、欧元区和美国的超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战略

(一)欧元区的货币政策退出战略

整体来看，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退出没有技术上的障碍。非常规措施主要有5个，退出战略相对简单。(1)中央银行以固定利率为银行提供充足的流动性。这些措施有内在的退出机制，由于这些操作事先都规定好了到期日，在时机成熟时，只需要通过传统的再融资操作替代这些措施就行。(2)扩大抵押担保资产的范围。欧洲央行已经明确指出，扩大抵押品范围是暂时的，该项措施会在2010年12月终止。(3)将公开业务操作时间延长。该项措施会自动淘汰。(4)提供外币流动性。这个措施已经开始退出，欧洲央行宣布，由于对该项业务需求不足，决定停止提供外币流动性。(5)直接购买有抵押的银行担保债券。由于这些债券并不影响货币政策执行情况，没有必要采取专门措施处置这些债券。因此，欧洲央行可能持有这些债券直至到期，让其规模逐渐萎缩。当然，也可以逐步地抛售。

利率政策的退出也不复杂。在提高再融资利率之前，欧洲央行可能轻推货币市场利率上升，有4个直接和间接的措施可供选择。首先，可以将存款利率调整至再融资利率附近；第二，通过反向再融资操作紧缩货币市场的流动性；第三，发行欧洲央行债务凭证；第四，全部或者部分取消以固定利率提供流动性的计划。

(二)美国的货币政策退出战略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2009年－7月21日披露了美联储的退出战略。他指出，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随着经济的复苏，联储需要紧缩货币政策以防止将来出现通货膨胀。退出战略和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管理密切相关。当联储对外提供贷款或者购买资产时，资金进入银行体系，最终会出现在银行和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在联储的准备金账户上。

从某种意义上讲，银行在联储持有的准备金会自动收

缩。随着金融状况的改善，银行会减少对联储短期贷款资金的需求，进而导致联储资产负债表收缩。即使联储资产负债表短期内不能大规模削减，也有紧缩货币的措施：对准备金支付利息，减少准备金存量。2008年秋季，国会已经授权联储对银行在联储的准备金支付利息。提高对准备金支付的利息，会影响短期市场利率，包括联邦基金利率，货币和信贷的增长会下降。

如果这一招不凑效，还可以减少准备金、紧缩过剩的流动性，有4个措施可供选择，每个措施都可以提高短期利率，限制广义货币供应量和信贷增长。(1)安排大规模的反向回购协议。联储首先将证券组合出售给金融机构，一段时间以后以稍高的价格回购。(2)启动附加融资计划(sPF)。美财政部出售债券，将收益存到联储账户。当投资者购买债券时，财政部在联储的账户存款增加，银行在联储的准备金账户余额下降。(3)利用国会的授权，向银行发行类似定期存单的凭证。(4)如果有必要，联储可以在公开市场出售一批其持有的长期证券。

三、IMF倡导的政策退出原则

IMF(2009)提出了政策退出原则，虽然这些原则是针对所有刺激政策的，但是对我们单独制定超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战略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这些原则分4个方面，共有7条。

(一)一般原则

原则一：退出时机应取决于经济和金融体系状况，对于需求提升和金融体系修复，宁可给予进一步的支持。沟通策略及其应急计划有助于确定预期，缓解市场恐惧。只有在金融体系出现持久稳定和私人需求增长可持续时，刺激政策和其他反危机支持措施才应取消。

原则二：除了一些例外。财政状况的改善是首先要考虑的，因为货币政策更容易调整以达到理想的整体刺激水平。实现财政状况的可持续性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比货币政策正常化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应尽早制定财政政策的退出战略，并与公众进行沟通。一旦私人需求开始复苏，赤字减少和债务管理措施就应该开始实施。

(二)财政政策退出的原则

原则三：财政政策退出战略应该透明、全面，现在就要与公众清晰地沟通，目标是在一个明确的时期内，将公共债务降低到审慎水平。

原则四：财政收支平衡是财政政策调整的关键，财政政策调整首先要确保危机时期的财政刺激措施是临时的。一旦经济充分走强，危机时期刺激经济时使用的临时措施就该终止。

(三)货币政策和金融部门支持政策退出的原则

原则五：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并不一定在提高利率之前取消。维持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措施，并不一定阻碍利率的提升。事实上，在非常规货币刺激政策完全退出前，可能需要提高利率。

原则六：经济状况、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市场机制将决定何时以及如何取消对金融部门的政策支持。国际经验表明，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在系统性金融危机后会存在一段时间，金融部门支持政策的退出步伐应该稳健，以避免市场混乱。

(四)国际政策外溢和跨境合作

原则七：制定可信而且一致的退出政策，强调沟通并考虑政策外溢，这将对所有国家有利。协调并不一定意味着同步，但是缺少政策协调将会产生负面的溢出效应。一般而言，不同国家经济前景和继续实行刺激政策的需求差异非常巨大，这表明不同国家需要选择不同的退出路径。国际间退出计划的信息交流，将大大提高政策退出过程的信誉度。

四、对我国的政策建议

为了应对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国务院推出了扩大内需的十大措施，各部委、省市区都相应地推出了各自的刺激措施。2008年第4季度货币政策开始进入宽松时期，央行迅速、大幅度降低了存贷款利率，2009年M1、M2和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高速增长，信贷环境十分宽松。宽松货币政策如何退出也成为国内关注的焦点，根据前面的分析，提出以下建议：

1.中国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退出是必然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我国经济已经出现了企稳回升的态势，随着经济的复苏，信贷扩张带动的投资、消费增长会推动将来国内物价上涨。同时，由于全球主要国家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宗商品的价格上升很快，加大我国输入性通货膨胀的风险。另一方面，宽松的信贷政策加上境外热钱的流入，导致我国资产价格上涨压力非常大。如果任由这几方面发展，将来必然出现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货币政策的调整和退出是必然的。

2.注重和财政政策退出的协调，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2009年井喷的信贷中，有很多投入到了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持的项目，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周期一般比较长，如果突然削减信贷，必然导致许多烂尾工程，进而影响银行贷款的质量和经济增长。

3.货币政策退出不是简单地恢复到危机以前的状态，而是要把货币政策退出与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相结合起来。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优化产业结构，努力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

4.退出的基本原则应该尽早制定，保持政策的透明度，及时与公众进行沟通。欧元区和美国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没有正式终结，但是欧洲央行和美联储未雨绸缪，已经着手货币政策退出的各项技术准备，保证渐进、及时、成功地退出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可以借鉴欧美的经验，尽早着手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各项准备。由于经济发展高度的不确定性，退出政策会随时调整，退出战略一定程度的模糊是不可避免的。在制定退出战略时，可以不宣布明确的时间表，只宣布一些退出的原则以及政策当局制定退出战略时考虑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