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经济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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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财政政策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财政经济监督；对策；分析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5-00-01

一、科学发展观对财政经济监督的指导作用

财政管理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对其进行监督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随着相关法规、职能和机制的日趋完善，财政经济监督工作开始发挥着重要的功能，被社会各界人士所重视。然而，站在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财政经济监督工作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落实科学发展观，有助于财政经济监督队伍综合素质的提高，有助于财政经济监督机制的完善，有助于财政经济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除此之外，落实科学发展观，还有助于财政经济监督理念的创新，使财政经济监督工作的质量处于可持续提高之中。[1]

二、基于科学发展观之下的财政经济监督的对策

1.完善财政经济监督体系

一个完整的、成熟的财政经济监督体系应包括以下监督主体：1）财政机关。财政监督贯穿整个财政资金运行过程；2）审计机关。审计监督属于事后监督或者称之为再监督性质的审查；3）各级人大。人大监督的重点在于对财政预算的审查及监督，涉及财政预算的合法性、有效性以及实际的执行情况；4）社会民众以及社会舆论。社会监督在目标和人大监督较为接近，但内容、方式方面有所不同。财政经济监督过程中应明确监督对象、内容以及方式，使各个监督单位之间不仅要做到权责清晰，还要做到有机配合，展开分类监督，从而避免重复监督，最终高效完成财政监督任务。[2]

在完善财政经济监督体系的过程中，要特别重视信息反馈系统以及预警系统的建设。在上述两种系统的帮助下，开展财政经济监督工作时，能够及时准确发现问题，并采取针对性措施，从而将财政经济监督工作保持在正常状态。在建设信息反馈系统及预警系统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掘计算机网络的优势，将信息共享落到实处。在财政的整个运行过程中，预算的减收或增支，还有财政资金违规使用等问题是在所难免的，所以，财政预警系统的建立便显得尤为重要了。及时发现并指出财政运行中的不良问题，有利针对性措施的及时准确制定，从而减少损失，化解财政风险。[3]

2.改善财政经济监督方式

若想改善财政经济监督方式，可从以下几个角度努力：（1）从过去强调收入监督的方式转变到收支并重监督的方式，即一方面紧抓收入监督不放松，另一方面逐步加强对财政支出的监督，完善财政支出的全过程监督机制，包括申报、拨付以及资金的具体使用环节；（2）从事后监督为主的方式转变到全过程监督的方式。财政经济监督应该贯穿于财政资金运行的整个过程，涉及财政资金运行的每个方面，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消除死角、漏洞，提高监督效果。按时间可将财政经济监督划分成三个阶段，分别是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以及事后监督。事前监督的重点在于稽核财政资金分配所涉及的各项规章制度、程序，尽最大可能防止个别人的。事中监督的重点一方面在于预算的实际执行，另一方面在于重要事项的日常管理。通过事中监督，将程序规范化，将责任落实到位，做好财政资金运行和财政经济监督工作的有机配合、同步运行，从而降低财政资金的运行风险。事后监督具有三大功能，分别是审查、总结以及纠正；（3）从突击性监督检查方式转变到日常监督方式中去。各级财政经济监督机构若想将监督工作落到实处，则应该重视并做好日常监督。做好日常监督工作，也是各级财政经济监督部门不断改革、创新的需要。在日常监督工作中，还应做好专项检查。所谓的专项检查指的是根据过去和现在的经验对财政经济监督工作中的迫切需要、难点以及热点问题进行针对性的检查，从而及时、有效解决问题，最终约束并促进相关人员依法理财。会计监督是财政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利用各种手段强化会计监督，能够有效打击会计造假行为，规范会计市场秩序，最终保证会计信息的准确性与真实性。从长远来看，对会计行业的健康发展也是极为有利的。[4]

3.创新财政经济监督技术

创新财政经济监督技术手段已经势在必行。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可从信息化建设的角度创新财政经济监督技术。所谓的信息化建设指的是建立一个覆盖范围广，包含内容多，且反馈准确及时的财政经济监督信息网络，从而大幅提高财政经济监督工作的效率和质量。财政经济监督面广、量大，还讲究时效性，这些特点决定了加强信息网络建设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只有以先进的现代化网络技术作为基础，建立一个快速反应、精确反应的财政经济监督信息系统，才能使财政经济监督工作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帮助下，财政经济监督机构能够及时准确了解各个单位、公司的财政经济活动，对其所涉及的各类信息进行统计、整理、分析，并判断其合法性，一旦发现问题，应及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创新财政经济监督技术，是降低财政经济监督的费用的需要，更是提高财政经济监督的质量的需要。除了加强财政经济监督信息化建设以外，还有很多新技术、新措施值得研究和探索。[5]

三、结语

在财政经济管理中，财政经济监督是必要的，是不可替代的，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功能和作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财政经济监督建设很有现实的必要。为了加强财政经济监督建设，除了完善财政经济监督体系，改善财政经济监督方式，创新财政经济监督技术之外，还有很多措施值得研究和探索。只有将财政经济监督落到实处，才能促进财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永和.以十精神为指引 努力开创财政监督事业新局面[J].财政监督，2012（36）.

[2]郭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不断推进财政监督机制建设[J].天津经济，2009（04）.

[3]郑利洁，高云会.科学发展观下财政经济监督的新举措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2011（12）.

第2篇：财政政策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绩效　政策搭配　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一国经济稳定发展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学界长期论争的焦点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运用各种模型和实证方法,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绩效及其搭配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国外研究情况

经济学文献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定量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一汉森模型)。根据该模型,希克斯和汉森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能够影响产出,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产出都没有影响,它们都是无效的,除了提高价格之外。之后,经济学家在其基础上,将视角延伸到对开放经济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即“米德冲突”。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支出增减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况。而支出转换政策包括汇率、关税等的实质是在总需求结构内部进行结构性调整,使需求结构在国内需求和净出口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从而开创性地提出“两种目标,两种工具”的理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则”。若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政府至少具备n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蒙代尔(mundeb,1960)提出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指出将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给它能发挥最大影响力和具有绝对优势的目标。斯旺(swan,1960)用图形说明了支出增减政策f财政货币政策1和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外平衡的模型。蒙代尔(1963)与弗莱明(1962),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用于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经不断完善而成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fpaul krugmanl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

第3篇：财政政策经济学范文

穿过历史的骨头抚摸当下，冰冷的危机恰恰对应着火热的欲望，失衡的现实恰恰对应着自负的理论，欧债危机的爆发和升级，看上去很突然，感觉上有些偶然，实际上却是一种无奈的必然。从经济学诞生那一刻起，其与生俱来的浪漫和逐步放大的贪婪不可避免地将现实世界导向一池萍碎的夜黄昏。

爱因斯坦说：“科学是部剧本”。经济学的剧本，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神秘的浪漫，而剧本的主角，名叫“均衡”。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从没有真正提及过“均衡”，但正是他第一次将均衡思想引入了经济分析，而这也成为古典主义经济学区别于原始经济理论，进入“科学时代”的一个标志。

斯密的均衡思想散见于他的名著《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和其他论文之中，这位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用详尽又略显干涩的语言表达了均衡的内涵：“经济系统的引力中心”。它指任何经济过程都自然趋近的一种终极状态，经济系统任何时间都被吸引朝向经济运行的均衡水平。主角登场之后，经济学的故事总是围绕着均衡展开，当代经济学的辉煌、精美、诱人和极其博杂繁复的理论大厦，几乎完全是建立在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之上的。

但“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醉人的浪漫往往被无情的灾难所摧残。尽管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并不知道“均衡”是什么，但经济学家让人们相信，“看不见的手”会自发引致市场“均衡”，直到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全球，经济学家们才开始怀疑，所谓均衡，也许不是那么唾手可得，而是需要人为的努力。

这种怀疑直接引致了几十年的争论，政府是否需要运用宏观政策来帮助“看不见的手”实现经济世界的美丽均衡？尽管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各执一词，但毫无疑问的是，力主政策干预的凯恩斯占据了上风，就像曼昆总结的那样：“我们不能因为人体具有‘自我恢复’功能，就否认医疗必要性的存在，并对医疗技术的发展漠不关心”。从此之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变成了改变甚至重塑经济世界的利器，现代宏观经济学也在大萧条的现实废墟和凯恩斯的思想创新中建立并成长起来。

事实上，自大萧条以来，现实经济世界里政策调控的使用日趋频繁，熟稔于此之后，费尔普斯等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凯恩斯在《通论》中虽然主张进行干预，却没有充分考虑改变经济政策的影响”。和浪漫一样，均衡实际上十分复杂而难以两全。如果将政策目标定位于代表内部均衡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代表外部均衡的国际收支平衡，那么单一政策往往难以促成内外均衡的同时实现。这种尴尬的“米德冲突”让人们意识到，政策工具需要更加丰富一些，政策配合也需要更加紧密一些。

于是乎，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之上。欧元之父蒙代尔由此提出了以其名字命名的政策指派法则，即“将财政政策指派给内部均衡，将货币政策指派给外部均衡”，理论上看，这种隔离式的指派似乎能够有效解决政策影响力的冲突，但实际上，这种理想化的指派却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人们一直忽略了一点，力主政策调控的凯恩斯主义诞生于经济危机之中，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接受“看得见的手”干预经济，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深度衰退中对重回经济繁荣的迫切渴望。某种程度上看，作为经济学历史上最负盛名的理论创新，凯恩斯主义中夹杂着贪婪的种子，而伴随着其后政府力量的不断壮大，贪婪的种子悄然生根、发芽，并不断成长。这种理论骨子里的贪婪在政策风格上有两种体现：一是对财政政策的偏爱，二是对增长偏好的倾斜。

更令人遗憾的是，政策搭配本可以实现对这种贪婪的抑制，但经济学家们却并未将注意力集中于此，人们谈论政策搭配，本质上是为了实现“更加协调、内外均衡的增长”，而不是为了“约束过强的欲望和制衡过强的力量”。前美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切尼・马丁曾经有言：“政策制定者的工作是在宴会正进行时拿走盛满酒的酒杯”，然而，实际上政府对此总是意兴阑珊，即便具有独立性的中央银行对通胀嫉恶如仇，偶尔大弹紧缩反调，但在绝大多数时候、绝大多数地方，财政政策的“GDP崇拜”和“冲动本能”总是难以遏制、显露无遗。更重要的是，隔离式的政策指派进一步切断了政策间的相互约束和相互抑制，跛行的政策组合让“看得见的手”一步步滑向失控的边缘。

经济学对均衡的浪漫情怀和对增长的潜在贪婪，直接导致了全球经济“赤字化”增长的历史潮流，这一模式的难以为继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债务危机的爆发。而欧洲之所以成为债务危机的重灾区，过度的福利政策、老朽的人口结构和僵化的税收政策仅仅是浅因。深层原因则在于，其政策搭配的“跛行”程度尤甚，财政非一体化和货币一体化的对立，既给了欧洲各国更大程度透支财政潜力的搭便车激励，又使得货币政策的约束力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政策组合上的参差不齐给贪婪以更大空间，进而诱使欧洲债务风险从隐性走向显性，并最终行至崩溃。

数据不会撒谎。1992～2010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仅为1.62%，大幅低于同期全球经济增长率，这种萎靡让欧洲各国政府的增长需求、赤字倾向更趋强烈，期间欧元区财政赤字的GDP占比均值高达3.24%，让《马约》3%赤字上限的约束在十年时间里形同虚设。甚至在产出缺口大于零，即明显产能过剩的2006～2008年，欧元区财政状况依旧表现为入不敷出，表明其赤字倾向已然深入骨髓。

第4篇：财政政策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学理争论

财政政策

功能

目标

后危机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9―0055―06

众所周知，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不仅影响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也影响到经济稳定的效果。其实，在两大学派碰撞中，如果依据它们针对的问题原因，将政策功能、目标进行二分，很大程度上可避免理论上的混乱和实践中的偏颇。由此，对处在后危机时代的中国财政政策的制定实施，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在对抗国际金融危机中，史无前例的4万亿扩张性财政政策无疑起了很大作用，然而，随着经济复苏，对后危机时代财政政策的制定实施也提出了新要求。以下仅从财政政策功能、目标二分法视角，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探讨中国财政政策双重任务。

一、财政政策的功能和目标问题

(一)财政政策功能二分法

财政政策是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之一，宏观经济政策是用来稳定经济的，至于如何稳定经济，不同学派观点不一。凯恩斯学派(财政派)认为：放任市场不能实现经济稳定，因而需要政府干预：而新古典学派(货币派)则相信：自由市场可以实现经济稳定，因而不需要政府介入。尽管两派主张相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两派都同意：基于经济波动所为的巨大经济损失和社会代价，政府有责任为实现经济稳定创造前提条件，只不过做法有别。凯恩斯学派主张以动制动，即逆经济风向行事；而新古典学派则主张以静制动，即以不变应万变。对此，弗里德曼声称：两派的论战是“假论战，非论战”。其实。从学理上说，两派并非经院经济学，都经历了逻辑经验主义的双重检验，皆闪烁着真理光耀，但也投射出谬误阴影。像凯恩斯学派那样，完全肯定政策有效性是错误的，虽说政府政策可在一定程度上熨平波动，但基于信息、激励、不确定时滞等等原因，政策本身也有引起更大波动的可能。而像新古典学派那样。完全肯定市场稳定性也是不对的，一则垄断存在影响到经济自身稳定，二则是经济受到外来冲击时。自身很难完全消化经济波动。因此，单纯穿上某一学派理论的紧身衣都是片面，甚至是危险的，它既限制了政策作用发挥，也难以实现经济稳定。现实可行的做法是兼收并蓄，根据引起波动的不同病因，将财政政策基本功能进行二分，因症施治。

由于经济波动原因有别，据此，我们可将财政政策功能一分为二：一是通过稳定财政政策消除威胁经济自稳定机能的垄断，将处于稳定状态的经济维持下去；二是通过再稳定财政政策对抗外来冲击，将偏离稳定状态的经济复位。这种划分绝非语言上标新，而是一种政策构想上立异，它可有效吸收两派之长。避免之短，从而使财政政策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

稳定财政政策思想是基于市场具有内在的稳定机能，因此，为了维持经济稳定，必须消除垄断对市场稳定机能的危害。在一个垄断充斥的经济体系里，缺乏准确反映资源稀缺性的价格信号，缺乏生产和消费自由，市场供求的调节作用也就无法形成，市场的滤波器机能也就无从发挥。由于维护竞争是市场经济“圣经”，因而通过稳定财政政策维护竞争也就具有长期性、一致性，显然也就没有紧缩和扩张性之分。稳定政策持之以恒，能够稳定人们预期，进而稳定经济，反之，如果人们预期不稳定，经济运行就会紊乱无序，经济也就难以稳定，所以，稳定财政政策的长期性、一致性非常重要，被称为“稳定政策之稳定”。

然而，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过分高估市场的稳定机能，面对外来冲击激起的经济巨浪，仅凭市场滤波器难以吸收消化，此时需要出台紧缩或扩张性再稳定财政政策对冲。

再稳定财政政策思想是源于市场自稳定机能有限性，当经济面对外力的强烈冲击时，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把偏离稳定的经济复位。由于一国经济易受外来因素冲击而导致失衡，如战争、自然灾害、贸易保护、资源短缺、政治动荡等等，因此，经济遇到外来冲击，常与冲击形成共振，使市场滤波器超载，波动衰减时间会大幅延长，经济和社会损失会急剧增加，此时就需要再稳定政策的对抗冲击。与稳定财政政策不同，再稳定财政政策实施具有短期性、机动性。应对外因所致的临时性经济失衡，这种纠偏特点决定了其实施具有短期性，逆经济风向相机抉择，这个操作原则决定了其实施具有机动性。尽管学者对关于市场能否实现稳定的问题存在分歧，但是无论是对凯恩斯学派，还是新古典学派来说，再稳定财政政策都是必要的，因为当经济遇到外来冲击时，需要再稳定财政政策对冲以恢复稳定。

总之，稳定财政政策功能是维持稳定，而再稳定财政政策功能是恢复稳定，这种一字之差政策划分绝非文字游戏，而是吸收了不同宏观经济思想养分，体现了一种经济宏观政策的重构。根据经济波动不同原因，制定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利于避免在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之间，宏观经济政策走极端，宏观经济运行走刀锋。

(二)财政政策目标二分法

前面分析可知，经济稳定时，需要稳定财政政策维持，经济不稳定时，则需要再稳定财政政策纠偏，然而，如何理解经济稳定很重要。垄断存在使得市场调节失灵，自然危及到经济稳定，失业和通胀的存在同样使得经济时冷时热，导致经济波动。显然，作为稳定经济的财政政策目标应是双重的，即用稳定财政政策反垄断，用再稳定财政政策促就业。

在大多情形下，经济呈现稳定状态，稳定财政政策功能就是保持这种稳定状态，由于垄断是经济稳定的天敌，因而稳定财政政策目标就是反垄断，这也是政府的天职。

市场稳定机能的核心是竞争，因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大力倡导反垄断。垄断抑制了市场调节机能，这可从垄断成因和行为两方面看出。1.垄断成因是进入障碍，而进入障碍限制了厂商投资和居民就业，从而抑制了产出、投资和就业增加。2.垄断行为是限产保价，垄断价格偏离了由供求决定的均衡价格，使得价格作为市场配置资源信号失灵，实际上也使得生产成本失真。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前者具有自我调节依据，而后者属于盲目人为调节。市场竞争提供了真实生产成本和消费偏好信息，而且竞争越充分信息越真实，市场调节也就越有效。而计划经济无竞争，也就无真实成本和偏好信息，政府成了一个万能垄断者，如此调节也多是在“一个脑袋思维，一只手指挥”下进行，盲目性极大。

垄断使市场机能麻痹，商品和劳动市场供求失衡。因此，稳定财政政策的着力点是消除垄断，促进竞争，通过强化竞争提高商品和要素价格弹性，通过降价竞争增加消费和要素需求，使价格逼近生产成 本，特别是通过消除进入障碍，可以驱动稳定经济的最重要需求――投资需求增加，增强市场稳定机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稳定机能的增强，反过来又可增强再稳定财政政策有效性，毕竟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的对象主要还是市场，那么市场机能越灵敏，再稳定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也就越高。

在特殊情形下，经济遭受外来冲击时会剧烈波动，出现通胀和失业，此时就需运用再稳定财政政策进行纠偏。然而，纠偏的准星――再稳定财政政策目标，需要专门分析。

一般经济稳定衡量包括了一个目标序列，即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然而这些号称神秘四角的目标很难同时实现，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政策目标的矛盾性。由于四个目标之间相互牵扯，冲突难免，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就说明了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间的矛盾。二是政策作用的有限性。即使四个目标不冲突，由于政策能够针对的经济变量有限，一个政策也不可能同时实现四个目标。丁伯根指出：你可以安然地接受这样一个命题，为实现N个目标，就必须有N个政策。据此，在宏观经济政策只有财政和货币两种主要工具，却要面对四个目标情况下，就存在一个目标选择问题。此问题非常重要，这不仅事关社会目标实现，而且涉及政策角色分工。

从实现社会目标来看，在设定再稳定财政政策目标时，人们常常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经济稳定后面的社会目标问题。单纯追求GDP，往往容易患上有经济增长无社会发展的“发展病”，这警示我们在选择政策目标时，一定要明确经济稳定的最终目的，即增进社会福利，促进社会发展，一定要树立一个理念，即注重对社会大多数人――劳动者利益的保护。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必须具有以人为本的属性，经济过程应服务于人，而不是相反。由此，社会发展目的决定了经济稳定最终目的，经济稳定只是实现社会发展的手段，只具有工具性的意义。因此，选定经济稳定目标要有利于社会发展目标实现。那么，社会发展包括哪些目标呢?按照注重市场调节与社会和谐的德国经济学家观点：对于这一问题。在科学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目标体系。人们几乎一致认为自由、安定、公正是社会总目标或基本目标。由此，如何选择经济稳定目标，实现自由、安定、公正就大有讲究。在经济稳定目标序列中，相对说来充分就业与社会总目标联系最为密切，究其原因可以很多：一是失业率的增高会恶化收入分配，影响社会公正；二是失业率的增高容易滋生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激进倾向，影响社会安定；三是失业率的增高限制了就业者和失业者自由选择职业，影响社会总效用水平的提升。因此，在确定经济稳定目标时，理应以充分就业为首要目标。

再从政策作用分工分析。就政策作用效果来说，财政政策工具的特性决定了其目标应瞄准充分就业。经济学家早已形成共识，通货膨胀作为一种货币现象，货币政策抑制通胀相对有效；失业由需求不足所致，财政政策刺激需求减少失业作用较好，特别是在经济遭到较大外来冲击时，更是如此。此时，在人们悲观的预期下，尽管价格和利率很低，但消费和投资依旧难以增加，需要政府增加支出。一方面恢复人们信心，一方面拉动需求。因此，从政策分工考量，再稳定财政政策目标理应盯住充分就业。

其实，从单纯理论分析看，经济增长并非经济稳定的目标，个中原因很多：一是经济增长只是一个中间目标。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由于政策手段和稳定目标之间存在着很长的因果链，即政策手段一策略变量一中间目标变量一目标变量一稳定目标，产出只是此链的一个中间目标，并非可调整目标。二是经济增长被包括在充分就业中。宏观生产函数Y=f(N・K)清楚表明：充分就业之前，就业量N增加。产业Y必然增加，而不是相反。充分就业之后，产出Y的增加则取决于竞争导致的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针对反映增长和就业关系的奥肯定理，美国经济学家凯斯对美国的增长和失业关系研究发现：产出增加引起的就业增加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损耗，两者关系并非奥肯定理所言那般。H㈣”其实这里损耗的原因很简单，随着收入的增长，劳动价格提高，厂商必然会用资本替代劳动，结果导致增长带动就业的作用有限。三是经济增长目标本身无法说明经济稳定。由于通胀与失业成因不同。可容忍物价上涨率与可容忍失业率两者对应的产出，根本不可能相同。如此产出增长多少才是稳定?无从知晓，这也说明经济增长目标无法描述经济稳定。按多恩布什的观点，经济稳定的过程也就是稳定物价和增加就业的过程。只有在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基础上的增长，才是稳定的增长，或最佳的增长，此时无论增长高低，经济依然是稳定的。

显然，如果再稳定财政政策瞄准经济增长，实属张冠李戴，不得要领，而且这种目标错位也不利于经济稳定。

二、后危机时代中国财政政策的双重任务

依据经济波动的原因，将财政政策功能和目标进行二分，对于中国宏观调控实践益处非浅。后危机时代主要特点就是经济有所企稳，但又未完全稳定。这一特点决定了此间财政的政策任务与此前不同，如果说此前的重点是要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纠正经济失衡的话，那么现阶段随着国际经济的复苏，国内经济趋于稳定，保持经济稳定的重要性也就显现。因此，此间财政政策面临的任务也是双重的，既需要稳定财政政策反垄断，也需再稳定财政政策促就业。

(一)利用稳定的财政政策反垄断

在中国，由于缺乏运用稳定财政政策反垄断的意识，致使稳定财政政策的实施空间很大。改革以来，尽管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但时至今日，垄断现象依然横行，利益集团更是霸道，表现在许多行业未对民营资本开放，投资需求弹性受限；户籍制度桎梏犹在，劳动供求弹性受限；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阴影未散，产品供求弹性受限。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极大损害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减损了社会福利。而且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市场稳定的机能。

目前房地产市场就是一个典型的卖方垄断市场，其垄断价格持续多年大幅上涨。就与进入障碍有关。地方政府作为土地的实际控制者，形成资源控制型垄断，以极高价将土地卖给开发商，在开发市场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开发商又将含有高地价和暴利的房价销售给土地真正所有者买房人(因为名义上土地还是全民和集体所有，并非政府所有)，结果政府和开发商皆得暴利，这种所谓“双赢”主因还在于市场垄断，也即土地市场完全垄断和开发市场不完全垄断，这种垄断使得“很多开发商自己都说‘赚钱赚得不好意思了”’。其实影响中国经济稳定的房价泡沫很好刺破，也即放开土地和开发市场。当然，这里的问题是政府自身的垄断如何反?

再如，在技术上早无问题的三网合一，在中国却是步履维艰。由于推动三网融合不可避免地牵扯到现行体制下既得利益的分割，结果相关主体为了一己私利，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严重损害了公众利益，直到现在也无改观。由此说明经过30年改革开放，垄断集团利益已经凝固成坚冰，其固有的高收入极大地拉大了收入差距。早在10多年前，总理就说过：银行加证保，两电加一草，石油加石化，扫地都不扫。而现在的央企垄断地位更高了，垄断利润更多了，对基尼系数连续多年超过国际警戒线推动很大。这说明长期以来我们的反垄断工作成效不大，也说明后危机时代反垄断工作依然十分艰 巨。

无论如何，政府应该一以贯之地实行稳定的财政政策，通过调节财政收支总额和结构，惩罚垄断，扫除进入障碍，激励竞争，如此，既能增强市场自稳定机能，又能增加社会福利。

(二)利用再稳定财政政策促就业

1.调整再稳定财政政策目标。

如前所述，再稳定的财政政策目标是促进就业。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却是用来刺激经济增长，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依然如此，如保八目标的确定。这种目标错位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简单地以为只要经济增长就业自然就会增加。这种观点不仅缺乏理论支持，也与事实不符，这种GDP拜物教的长期苦果必然是失业问题长期未能得以很好的解决，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地扭曲，经济不是过热就是过冷。

其实，经济增长与就业的相关性并不强。实证研究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就业弹性逐渐下降。就业弹性系数从1978-1991年的0.38急剧减少到2001-2005年的0.11，由此说明经济增长对就业地拉动作用越来越小。失业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经济，结果产生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这与我们政策目标张冠李戴不无关系。其实，金融危机起始于美国(这次金融危机的主因还是所谓金融创新，按多恩布什的话来说，金融创新通常是规避政府管制的结果)。在金融危机出现以后，联邦政府也没有一个保GDP的政策，而是通过经济政策刺激就业，这对于我们这个迈向市场化改革的国家很有启发。除了目标错位，在中国还有一个被人们长期忽略的问题，就是额定目标值的僵硬化。长期以来，政策目标值都习惯于确定为一个固定数字，如保八目标的确定，缺乏一个调整范围，如7.5％-8.5％。这是有失科学的。因为统计数据和计算方法缺陷的存在，以及经济运行的复杂多变，使得财政收支多少与额定值高低缺乏精确对应关系，往往使得精准实现额定目标成为空想。

以上问题很重要，特别是在后危机时代，更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再稳定政策的目标及目标值。其实，这次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影响最大的还是失业，如首先是广东沿海出现的工厂关门倒闭的，引发失业潮，进而影响经济稳定。而且今年还面临着加薪潮，以及4万亿振兴计划工程的逐渐完工，数千万临时工可能面临失业，如此就业问题会更加突显。因此，在后危机时代，再稳定财政政策目标也应选择充分就业。后危机时代，无论是保障社会稳定，还是实现经济稳定，财政政策目标都应盯住充分就业。政府应该确立一个社会可容忍的失业率，以此作为再稳定的财政政策目标，而且这个目标最好具有一定的变化范围，以便增加目标的可实现性，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稳定。

2.从劳动供求两方面促就业。

在后危机时代，再稳定财政政策盯住充分就业，需要政府转变观念短期内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在人口众多的国度里实现充分就业，这本身就是一个普世经济难题，解决不易，不过结合中国特点和国外经验，从解决问题的方向来说，重点还应从劳动供求两方面着手。

首先，从劳动需求方面来看，政府可通过再稳定财政政策增支减收刺激厂商投资，从而引起总需求增加，进而带动劳动需求增加。除此之外，还可重点做好以下三项工作：一是加强对小企业创办和经营的扶持。支持自我创业有利于减少失业。据调查：美国高中生中，想自主创业当老板的占到了学生人数70％，而英国只占32％。这种差距可在一定程度解释为何美国失业率比英国低。支持小企业经营也有利于增加就业。中外经验都表明，小企业占一国总产出比重不大，但吸收劳力却占一国总就业中的比重非常大。因此，从实现经济稳定和社会和谐的角度出发，增加就业要求政府应该“抓小放大”。在美国小企业中，就业人员占整个社会就业的70％，自1970年开始，美国《财富》500强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就逐年下降，其减少的岗位大多被小企业所弥补，因此，政府解决就业的重点应为“抓小放大”。并且政府人为“抓大”也极易形成垄断，比如现在很多效率不高、利润很高的央企。二是加强对服务业的支持。由于服务业规模经济效应不明显，且大多属劳动密集型生产，资本难以替代劳动，因此，可吸收大量劳力，而且服务业产品需求较为稳定，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小，因而对稳定一国就业特别是减少周期性失业效果更好。因此，政府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三是加大制造业资本的投入。减少资本闲置短期就可吸收更多的劳力，而且从长远看，由于资本就业率高，提高了资本收益率，如此又会导致未来更多的投资，从而吸收更多的劳力。这里不能依靠高科技企业解决就业问题，这一方面是高科技企业大多寿命较短，在美国一般为5年，另一方面是吸收劳力较少，其就业人数还不到全部就业人数的1／8。而且其发展的速度也不如制造业，据美国芝加哥《企业》杂志对每年100家盈利最好企业进行评选，一半以上是制造业，只有不到1／4是高科技企业。

其次，从劳动供给方看，政府可通过财政收支，保证劳动的有效供给，具体表现为：一是提供免费的职业培训和教育，使劳动者掌握一门符合市场需求的就业技能。二是向劳动者提供就业信息，建立免费的劳动力市场。加强供求双方的信息沟通，使技能与岗位相适应，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

第5篇：财政政策经济学范文

一、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理论发展的产物，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财政政策理论的相互关系，都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理论特点紧密联系，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目前，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经典经济理论。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总体上看没有明确涉及经济增长的论述，也没有涉及相关财政政策的论述。经典经济理论在供给与需求关系方面采用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认为市场会自动均衡，强调市场自由，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若深入分析，可以注意到经典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问题作了许多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生产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提出：“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积累期内，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是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这是进行着改良的积累，生产力日积月累地发展。”强调了生产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他还分析了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提出公共基础设施是“为资本提供资本的资本”。亚当。斯密在他所著《国富论》中分析了一国财富增加的途径，认为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实现财富的增加。亚当·斯密提出，社会财富的增加意味着人均国民产值的提高表现出来的个人财富的增加。在如何实现国民财富增加的途径问题上，他强调了资本积累和资本的正确配置，这实际上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关于资本的内涵，亚当·斯密认为不仅包括机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还包括“社会上一切人所学到的有用才能，这种才能对个人和个人所属的社会都是财产的一部分。”这实际上隐含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著述中，也包含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思想，并强调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动力作用，认为如果没有投资产生的资本积累，经济就不可能增长，增长过程就会停止。总之，经典经济理论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有重要论述，但没有形成经济增长理论，也没有提出财政政策问题，因此没有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关系的论述。这时对财政收支的分析主要是从利益和政治的角度进行。

（二）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在宏观经济分析和财政政策理论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认为是使宏观经济理论成为了系统性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套财政政策理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是应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背景而产生的，强调市场失灵，主张发挥政府在经济总量调控中的作用，认为政府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干预经济。该经济理论从总量分析入手，以有效需求管理为核心，构建投资储蓄曲线（1s曲线）和货币供求曲线 （lm曲线）分析模型（is-lm模型），进行了一系列总量分析。在财政政策方面，提出了财政政策和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保持物价稳定等：分析了财政收支规模变化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从而对财政支出、税收等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条件进行了分析，形成了相机抉择等应用理论，其中许多结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仍在运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运用凯恩斯经济理论进行财政政策分析时，必须考虑政策产生作用的条件。比如投资（政府支出）的乘数原理成立的条件就包括了5个方面：一是在投资中没有引进进口的产品和服务；二是经济中有足够的闲置生产能力、劳动力和尚未充分利用的资源；三是总产值中增加值比例保持不变；四是增加值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不变；五是居民消费构成没有变化。当这些条件不能同时满足时，投资的乘数原理就不能成立，这些条件实际上是短期性的具体表现。总体看，凯思斯经济理论是从流量的角度分析了短期经济波动问题，没有对经济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所提出的财政政策也都是只能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短期效果的政策。

（三）新古典经济理论。

新古典经济理论是在凯恩斯经济理论面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滞胀”而束手无策的背景下，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也称为理性预期学派，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和标志。该理论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理论的前提条件。立足于长期分析，认为在长期中在竞争性领域市场机制总体上就是完备的（即所谓市场出清），信息总是对称的，经济总体能够运用对称的信息对经济变量做出正确的预期，即理性预期。这样的前提假设与经典经济理论关于市场本身是完备的观点相同，因此也被称为新古典经济理论。二是该理论的前提假设导致了政府干预经济无效，即财政政策无效甚至有害的结论，因此该理论唯一的政策建议就是政府不要干预经济。三是该理论使经济学研究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分析，并且将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工具进行了重大改进，构造出许多数学逻辑严谨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因此，普遍认为虽然由于该理论认为财政经济政策无效而在政策建议中无所作为，但却在发展宏观经济研究工具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四）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相同时期发展的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主要不同，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政策建议。该理论的特点，一是在研究对象方面，不仅研究经济增长（即gdp的增长率），而且注重相关的社会问题、生存环境问题等，即所谓发展问题。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综合，往往采取定性分析为主，用一些简单的数学模型或图形进行解释，重点放在提出政策建议等方面。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观点和建议，例如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 p. todaro）提出了发展的新经济观点，他认为，发展必须包括经济加速增长、缩小不平等状况和消灭绝对贫困，也包括社会结构、民众态度和国家制度的重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核心价值：生存、自尊、从奴役中解放出来。此外，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目标，一是增加基本生活必需品数量的可得性，二是提高生活水平，三是扩大对个人和国家可得的经济和社会选择范围。西蒙。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197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定义，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位为给它的居民提供种类日益增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举措上的”，此外，他还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n.resenstein-rodan）强调了社会基础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指出“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机会的话，用于一个发展项目的资源就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度水平。启动一个国家进入自我持续增长，颇有点像让一架飞机起飞。在飞机起飞之前，有一个超越的地面临界速度……”，此外，他还指出了起飞所需的基础设施资本形态、投资所需的储蓄等方面的不可分性。冈纳·米尔达尔（gurmar myrdal，1974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著名的“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回波效应”是指经济活动正在扩张的地点和地区将会从其他地区吸引净人口流入、资本流入和贸易活动，从而加快自身发展，并使其周边地区发展速度降低；而“扩散效应”是指所有位于经济扩张中心的周围地区，都会随着与扩张中心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改善等情况，从中心地区获得资本、人才等，并被刺激促进本地区的发展，逐步赶上中心地区。

目前，发展经济学的许多前沿问题仍然很受人们关注，如农业中的制度与技术变迁问题、食物（粮食）保障问题、外部（贸易投资、外汇）冲击下的宏观经济问题、经济发展与劳务问题、发展中国家工业成功的解释等。

（五）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是宏观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该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研究。该理论在对经济环境的前提设定方面与新古典理论相同，包括市场出清、信息对称和理性预期等，该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根本不同是否定了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产出和资本积累都具有正反馈效应，经济增长率是内生于经济系统的，因此，经济能够实现长期持续的增长。该理论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再次肯定了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从全新的角度分析了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因此受到政府部门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部门的普遍重视。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财政政策

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里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具体分析财政政策理论基础的变化。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来源于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核算结果，包括对多国从1870年到1995年的100多年经济增长核算和从1960年到1985年的25年经济增长核算，结果发现仅有40%到70%不等的产出增长率来源于资本生产要素和劳动生产要素的投入。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体现了宏观经济理论向使用完备工具发展的趋势，与此前的经济理论形成明显不同。其基本条件假设包括长期中竞争完备的市场、信息对称以及经济实体的理性预期等。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一是从微观机制入手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注重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基础。二是进行动态的数量分析，普遍采取构建数量经济模型的方法进行研究，注重经济分析的逻辑严密性和实证性。三是注重用数据检验理论推导结论的正确性。经济增长理论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普遍采用的框架是：经济活动的目标是追求由消费（或消费为主）产生的效用最大化，但消费和生产行为受到预算约束的限制，或者说受到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在目标和约束条件之间找到最优的消费增长规律、最优的资本积累规律以及最优的经济增长规律；在这个框架下，通过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不同特性，分析财政政策、生产技术、人力资本等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个框架即所谓拉姆奇（ramsey）模型框架。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理论模型。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特点是对所研究的所有问题，都通过构建数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针对不同经济问题，结合不同条件，构建了大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以下介绍的是其典型的并与财政政策密切相关的模型及其经济含义（各模型数学表达式略，可参见文后所列参考文献）。

1.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这是凯恩斯经济理论后期出现的模型，虽然严格地说还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但却是第一个出现的动态增长模型。该模型在微观机制上假定企业的生产按照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进行，即资本（k）和劳动（l）不能相互替代，产出由资本或劳动中投入少的量决定（即所谓“水桶原理”，水桶容量由短边决定），宏观上采用凯恩斯的需求决定原理，即储蓄全部用于投资，不考虑折旧，总产出中用于储蓄的比例是固定的，劳动力是自然增长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推导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是总产出、消费、生产资本存量和投资都要同比率增长，保持齐步走，其中任何一项产生波动，经济会立即失去平衡，这样的均衡增长被称为“刀锋上的均衡增长”，很难达到。为此，人们认为此模型不宜用来解释和分析经济增长实践，或者说以需求分析为核心的短期波动理论无法分析解释如何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问题。

2.索洛模型。

这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最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型，通常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的情况下，重新强调依靠市场本身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但与经典经济理论相比较，对市场的环境条件作了更为全面的假设。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市场机制是竞争性的、完备的，信息是对称的，经济主体的行为是理性的。按此假设，市场经济国家在国内普遍重视保持自由，竞争（防止垄断），强调信息透明，注重政府职能主要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

在设定的条件下，新古典增长模型建立的微观经济机制是：家庭追求由人均消费产生的效用最大化目标，但受到家庭资产积累速度的预算限制；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但受到人均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无论是资产积累还是资本积累，都服从边际递减的规律。在宏观经济中，家庭向企业按特定价格提供劳动力和资本（储蓄），获得工资和利息向企业购买产品进行消费，企业按特定价格使用劳动力和资本，向家庭提品供家庭消费，并由此构造了人均资本积累等于人均投资减去折旧和新增人口的单位消耗的“人均资本积累方程”，并由此推导出结论，即在边际产出递减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是经济增长率等于零，新增投资正好与折旧和新增人口消耗相等，即经济增长率终将趋于零，停止增长，实践中经济之所以还在增长，是因为人们所不能控制的（即外生的，与产出、资本积累等都无关的）技术进步导致的。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由此项理论推导的结果得出了一系列经济分析结论并解释了人们观察到的绝大部分经济现象。主要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绝对收敛。即不同的经济体人均资本（产出、消费）越低的，增长率应当越高，最终人均实际gdp将趋于一致。按此结论，穷国的人均实际gdp增长应当比富国更快，并最终赶上富国，即实现赶超。但通过对118个国家从196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表明，不仅没有实现赶超，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趋势。因此不同质的经济实际上否定了绝对收敛结论。但是，对最初的20个oecd国家从198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发现，穷国的人均实际gdp确实增长的更快，明显存在趋于一致的趋势，因此比较同质的经济集团，存在一定程度的绝对收敛趋势，赶超较为容易。对美国各州从1880年到1990年的数据检验发现，较穷的州的长期人均实际gdp趋势高于较富的州，实现了赶超，并趋于一致，表明同质的经济确实存在绝对收敛。

二是相对收敛。即一个经济体（一国）距离其自身经济的稳定状态越远，其增长就越快，也就是从长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存在一个自身的稳定状态，经济如果离此稳定状态较远，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随着趋近此稳定状态，增长速度也会逐渐变慢。同时，不同的经济体具有人均实际gdp不同的稳定状态，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穷国可能永远赶不上富国。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似乎解释了经济增长方面的绝大部分现象，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经济并未停止增长，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经济还实现了新的较快增长。此外，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等结论，也明显与经济增长的实践不符，因此产生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作出新的分析和解释。

3.区域经济模型。

这是一个分析存在贫富差距的两个地区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平衡的模型，构建于20世纪60年代。此模型虽然是一个静态模型，并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但却有利于分析不同发达程度地区的均衡增长问题。该模型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不能互相替代的生产函数（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很低）确定的，则两地区收入平等的唯一途径是使富裕地区的人均收入降至贫穷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即只能通过共同贫穷来实现公平。

二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能够相互替代的生产函数（如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水平较高）确定的，则两个地区实现总体收入最大化（效率），并使两个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等 （公平）的途径，既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转移实现，也可以通过资本的移动实现。并且认为从短期看，移动劳动力比移动资本的总体成本更低。

4.线性生产技术模型。

此模型是新经济增长理论最基本、典型的模型，由巴罗等人1990年构建。该模型与整个新经济增长理论体系一样是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最重要的突破是从宏观经济的微观生产机制上否定了边际产出递减的假设，认为产出的增长带来知识、技术等方面的提高，并将这些内容作为资本积累的内容构建模型（即内生化构建内生增长模型，也称ak模型），以此为基础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线性生产技术模型的结论是，人均资本的积累如果包含人力资本积累，则产出就与资本积累成正比例关系，按此关系，只要将产出用于保持人均资本积累和人均消费的合适比例，宏观经济就能实现长期稳定增长。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将用于资本积累的一部分用于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就能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5.生产型知识资本模型。

此模型也称为边干边学模型，由罗默于1986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思路是认为社会总资本（k）在积累增加的同时，由于专利等封闭手段不可能对技术长期封锁或保密，因此在长期中会增加全社会生产经验，所有的单个劳动力（11）在不断的生产投入中，通过教育、培训等都具备了新的知识和经验，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的整体效率，使得单个企业的边际产出不仅不递减，而且会保持稳定增长，从而在宏观经济上使人均实际 gdp增长率保持稳定或不断提高。该模型比较具体地分析了生产知识和经验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机制，因此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是政府和企业都要重视生产经验和知识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注重加强研发、不断创新，获得社会整体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提高社会生产的知识和经验；二是发展中国家在引进资本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引进相关技术和消化吸收相关技术 （有关分析认为，当年亚洲四小龙的高增长率与其在引进资本投资过程中消化吸收先进生产技术密切相关，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这方面的不足并未实现同样的增长）；三是政府应当通过制定行业技术标准等手段进行干预，提高相关行业乃至全社会生产技术标准，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6.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

此模型由阿罗和巴罗在1990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模型提出了政府提供的生产性公共资本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动力作用机制，是新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能够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如何运用财政政策的一个理论分析。该模型在分析生产性公共资本 （如交通、通讯、城市公共设施、教育等能够直接服务于生产的公共服务）性质的基础上，将生产性公共资本的外溢性纳入微观生产机制，通过理论推导得出的结论是，政府通过征税用于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并将公共资本无偿或低价格提供于社会生产，就能够提高企业的边际产出和边际利润，防止边际产出递减，从而提高长期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该模型还推导出了最优经济增长率与最优税率的关系。该模型的实践意义十分重要：一是生产性公共资本的适当规模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二是税收的比重应当适当，过低或过高都不能使长期经济增长率达到最优，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最优税收比重（税率）应当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相等；三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就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因此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应当更加重视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

7.一般拥挤性基础设施模型。

此模型在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基础上（该模型假定生产性公共资本是纯公共性的）进一步考虑了生产性公共资本具有一般拥挤性（如道路拥挤会提高运输的时间成本等）的情况下，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是：一般拥挤性的生产性公共资本能够阻缓增长率的降低，从而提高长期增长率；生产资本的积累终将导致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拥挤，拥挤度越大，长期经济增长率的衰减速度越快，生产性公共资本为纯公共性时，存在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存在一个与拥挤度相适应的最优税率，并认为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公共使用性，因此具有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模型的经济意义除与前一模型类似的外，还包括：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投资建设应当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政府征税融资应当保持最优比率，应当保护性地开发和利用具有公共性的资源，注重环境保护，特别是要重视国家总体的环境保护。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新经济增长理论还对财政管理体制、各类税收制度、政府债务、社会保障政策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其他大量的增长模型，如贫困陷阱模型、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多级政府转移支付模型、技术变迁模型、人口迁移模型、生育选择模型、劳动闲暇选择模型、具有政府债务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等，上述模型也有大量的变种，在此仅介绍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典型分析。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的新特点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机制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并在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中得到运用。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为更加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努力完成新时期财税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措施，应当重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对财政政策影响的参考和借鉴价值。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影响下的财政政策新特点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政策实施范围的综合性。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财政政策由过去调节经济总量为重点转为涵盖涉及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所有公共性问题，主要是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保障社会的安全稳定这两大方面。在保障社会安全稳定方面包括国防与安全、社会公平、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政策；在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方面包括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财政本身的可持续性、提供公共品与公共支出、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受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方法的影响，财政政策内容也往往是综合性的，一项具体政策往往是将政策涉及的社会与经济问题综合分析，如财政体制、税收问题、社会保障、劳动力经济学、教育经济与人力资本等。同时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联系起来分析，甚至专门研究全球问题，也是重要特征。

2.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有效的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因此在社会生产领域注重技术创新和新增生产资本的技术水平，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在社会经济领域则强调外溢性强的公共资本积累。在此背景下，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丁具，从注重总量短期平衡为重点，转为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为重点。财政政策更加注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注重在加强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行业技术水平、改善经济结构、保护环境资源等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因素方面运用财政政策。对于短期波动问题，只是在十分必要时才运用财政政策进行总量调控。即使有些国家（如美国）在评价赤字政策时，着眼点已非调节短期波动，而是通过促进有效资本积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因此，总量上稳健的中性的财政政策往往是常态的财政政策。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中的稳定性。宏观经济的短期总量调控更多是运用货币政策，在此过程中注重财政政策（国债发行、赤字规模等）的稳定性，为货币政策提供稳定的运行环境，增加可控性，减少不可控性和风险。比如鲁宾（美国财长）在2005年8月在美联储举办的“格林斯潘时代：对未来的启示”经济论坛年会上就说，债券市场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包括财政政策走势和未来财政状况的影响，认为务必奉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有利于利率政策能够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还强调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密切配合。

第6篇：财政政策经济学范文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当前经济形势令人满意，主要表现在：投资需求平稳增长，消费需求趋于改善，出口增长不会出现明显下滑，未来经济走势预期乐观；外贸顺差呈缩小趋势，但贸易摩擦尚难缓解；预期CPI呈现温和上升态势，出现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可能性都不大；人民币仍存在一定的升值压力。总而言之，经济运行处于“不冷不热”的良好状态。

经济学家建议继续实行“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即稳健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保持利率基本稳定；加强国家财政对农村的支持，调整城乡在农民出让土地中的收益分配；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步伐；关注可能存在的外资控制和垄断风险。

本次调查回收问卷80份，参与调查的有（按姓氏拼音为序）：巴曙松、白永秀、陈淮、陈浪南、陈兴动、程恩富、丁宁宁、冯贵盛、冯兴元、郭克莎、贺力平、胡必亮、黄少安、黄卫平、雎国余、纪玉山、金雪军、李泊溪、李、李善同、李天德、李晓西、李子奈、李稻葵、梁优彩、梁中堂、刘世锦、刘小川、卢中原、马晓河、茅于轼、潘云、乔宝云、史晋川、宋国青、谈敏、谈世中、汤敏、唐寿宁、汪丁丁、汪同三、王广谦、王建、王、王小广、王小鲁、魏加宁、魏杰、温铁军、吴晓求、夏兴园、夏业良、许宪春、易宪容、喻新安、余永定、袁钢明、袁志刚、曾五一、张宝通、张军、光、张卓元、章铮、赵凌云、赵敏、赵志耘、郑超愚、郑京平、钟伟、周黎安、周立群、周天勇、周学曾、周业安、周振华、祝宝良、朱民、左小蕾等。

经济运行稳健

2006年一季度经济学家信心指数为5.71（取值范围在1－9之间），在去年四季度回升的基础上，再度提高0.29点，恢复到去年同期的水平（参见图1）。

经济学家信心指数为即期经济景气指数与预期经济景气指数的算术平均数。大于5分，表明对经济形势的评价是积极的、乐观的，分值越高说明越充满信心；小于5分，表明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是消极的、悲观的，分值越低说明越缺乏信心。

即期经济景气指数，是根据经济学家对当前总体经济形势的判断得分计算得到的。对回答“好”的赋予9分，对回答“满意”的赋予5分，对回答“差”的赋予1分。对所有专家判断得分进行平均即得到即期经济景气指数，取值在1－9之间，5分表示中间状况（即处于“满意”状况）。

预期经济景气指数，为经济学家对未来六个月总体经济发展趋势的判断得分。其中，对回答“好转”的赋予9分；对回答“持平”的赋予5分；对回答“恶化”的赋予1分。对所有专家判断得分进行平均即得到预期经济景气指数，取值在1－9之间，5分表示中间状况（即处于“持平”或“不变”的状况）。

从经济学家信心指数的构成看，造成经济学家信心进一步增强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学家对当前经济形势比较满意，对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期明显看好。其中反映经济学家对当前经济形势判断的即期经济景气指数为5.91，虽低于2005年四季度的6.2，仍处于较高的满意水平；预期经济景气指数为5.51，比2005年四季度的4.7提高了0.81点。

从当前需求的角度看，12％的经济学家认为投资需求形势“好”，比2005年四季度减少三个百分点，76％表示“满意”，12％选择“差”；12％认为消费需求形势“好”，比四季度减少八个百分点，63％表示“满意”，25％选择“差”；22％认为出口形势“好”，比四季度减少十个百分点，77％表示“满意”，1％选择“差”。

调查表明，经济学家对当前的投资、消费和出口需求形势都比较满意，但满意程度比2005年四季度略有降低。

从未来六个月的需求情况看，16％认为投资需求增长会“加快”，76％认为“持平”，8％认为会“减慢”；29％认为消费需求形势会“好转”，61％认为会“持平”，10％认为会“恶化”；14％认为出口需求形势会“好转”，56％认为会“持平”，30％认为会“恶化”，认为会“恶化”的比四季度减少十个百分点。

外贸顺差呈缩小趋势，但贸易摩擦尚难缓解。结合进出口的情况看，16％的经济学家认为出口额增长会“加快”，32％认为会“持平”，52％认为会“减慢”；51％的经济学家认为进口额增长会“加快”，39％认为会“持平”，10％认为会“减慢”。

调查表明，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未来出口增长趋于放慢，进口增长趋于加快，因此近六成的经济学家认为，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顺差会比2005年缩小，认为顺差会扩大的仅占四分之一。

在预期外贸顺差趋于缩小的同时，经济学家仍然认为，2006年中国与美欧等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会进一步加剧。调查结果显示，63％的经济学家预期贸易摩擦会“加剧”，比去年四季度增加14个百分点；25％认为会“不变”，12％认为会“缓和”，分别比四季度减少十个和四个百分点。

预期消费价格指数（CPI）呈现温和上升态势。对于未来的价格走势，考虑到石油等资源型价格上涨的影响，31％的经济学家认为，未来六个月的通货膨胀率（以消费价格指数计）会“上升”，比去年四季度增加14个百分点；51％认为会持平，18％认为会“下降”，比四季度分别减少六个和八个百分点。28％的经济学家预期2006年CPI在2％以内，比去年四季度减少21个百分点；58％预期在2％-3％之间，比四季度增加16个百分点；14％预期在3％以上，比四季度增加五个百分点。

调查表明，经济学家预期CPI将呈现温和上升趋势，并处于既不会出现通胀、也不会出现通缩的良好状态。

人民币仍存在一定的升值压力。关于各主要货币兑换人民币的汇率是否存在高估的情况，调查结果显示，51％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元“高估”，与去年四季度比重大体相当，比三季度提高9.5个百分点；31％认为“合适”，18％认为“低估”。38％认为欧元“高估”，比四季度增加13个百分点；47％认为“合适”，比四季度减少了13个百分点。24％认为日元高估，比四季度减少六个百分点；60％认为“合适”，比四季度增加12个百分点。

调查表明，近期人民币兑美元和欧元均存在升值压力，与日元的汇率趋于合理。

预期股市继续保持平稳。关于未来六个月国内股市价格，调查结果显示，27％认为会“上升”，比去年四季度增加七个百分点；68％认为会保持“稳定或波动”，5％认为会“下跌”，比四季度分别减少五个和两个百分点。

调查表明，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未来一个时期股市将继续保持平稳态势。

经济运行“体温”正常。综合上述判断，经济学家对于当前的经济运行状况进行了综合判断。调查结果显示，19％认为“偏热”，77％认为“正常”，4％认为“偏冷”，与2005年四季度的情况大体相同。

调查表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当前经济运行处于既不冷又不热的正常状态。

宏观经济政策需保持“双稳健”

――经济学家们对放松货币政策的呼声有所减弱。

当前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运行态势，进一步加强了经济学家对“双稳健”政策的认可程度。他们对通缩的担心有所减弱，进而降低了对放松货币政策的期望；同时，出于对“新农村建设”等因素的考虑，选择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经济学家比重有所上升。

调查结果显示，58％的经济学家认为，2006年应继续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比去年三季度增加三个百分点；15％认为应采取“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比四季度减少十个百分点；24％认为应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比四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另有4％认为，应采取“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

关于未来六个月存贷款利率是否变动，32％的经济学家认为应“提高”利率，比2005年四季度增加14个百分点；64％认为利率应保持 “不变”，比四季度减少14个百分点。

调查表明，期望加息的经济学家的比重有所上升，期望放松银根的经济学家的比重有所下降。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应继续实施“双稳健”政策，保持利率不变。

――经济学家们呼吁，促进“新农村建设”应加强国家财政对农村的支持，调整城乡在农民出让土地中的收益分配。

加强国家财政对农村的支出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农村投资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支出”的经济学家占71％；认为农村投资资金来源于“农户投入”、“其它社会投资”、“银行贷款”的经济学家分别占28％、19％、15％；另有6％的经济学家学家选择“其它”。

与此同时，超过半数（53％）的经济学家认为，国家财政对农村支出导向作用发挥不充分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对农村财政支出规模偏小”。此外，分别有24％、18％的经济学家认为，原因是 “农村比较收益低”和“农村投资环境较差”，难以吸引其它方面的资金。

对于城市资金在反哺农村、支持农村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46％的经济学家认为，“城市在农村出让土地收益中的比重过大”是这方面的主要问题；31％的经济学家选择了“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仍然存在”；18％认为“城市通过邮政储蓄等渠道吸收农村资金”对城市资金支持农村方面有影响；还有24％的经济学家选择了“其他”，如“城乡的户籍障碍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城市对农民培训经费支持不够”等。

――部分经济学家提醒，要防范部分行业被外资控制或垄断的风险。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56％）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存在部分行业被外资控制或垄断”的风险，而认为“不存在风险”的经济学家也达到44％，表明经济学家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存在较大的分歧。

在认为“可能存在外资控制或垄断风险”的经济学家中，对这种风险的主要表现，43％的经济学家认为是“外资控制或垄断部分行业产品市场”，28％认为是“部分行业中外资独资和并购比重偏高”，13％认为是“外资在部分行业投资中的比重过高”，16％选择了“其他”。具体可能存在这种风险的行业，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是汽车、部分装备制造业、电子通讯业、超市等零售业、部分高科技行业、部分金融和保险业等。关于这种风险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22.5％的经济学家认为不大，44％认为“不利于中国经济安全”，38％认为“不利于内外资公平竞争”；23％认为“影响不大”。

针对外资可能控制或垄断中国部分行业的风险，在肯定其风险存在的专家中，接近一半（49％）的经济学家认为，应调整外资进入的行业结构，特别是适当减少汽车、电子、超市零售业等行业的外资进入，同时加强农业和西部地区的外资引进，并制定和完善反垄断法。

第7篇：财政政策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欧洲经货联盟　协调

欧洲经货联盟的建立，使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范畴、内容体系和工具方法，在借鉴了其他学科和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最近20多年，经济学家开始更多地注意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协调，尤其是在酝酿欧洲经货联盟过程中。欧洲经货联盟的政策协调逐渐成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焦点。下面对经货联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的理论进行简要回顾。

一、经货联盟建立前关于政策协调理论的研究

1.关于财政纪律（fiscal discipline）。对财政纪律研究起源于萨金特和华莱士（sargent，wallace，1981），他们强调政府财政赤字的程度是预先确定的，并具有非持续性，货币政策和价格水平不是外生的。然而，他们都没有明确制定财政政策的目标，尤其是没有包括宏观稳定的目标。不过萨金特和华莱士所分析的方案在强调财政纪律是货币稳定的先决条件方面起到积极作用，经货联盟设计者将这一思想加以吸收，并写入《马斯特利赫特条约》（简称《马约》）中的关于经货联盟第三阶段标准的有关条款。

2.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tabehini（1986）是最早运用微分博弈模型来分析单一国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的。他证明，与非合作博弈结果相比，政策协调加快了经济向稳定状态演进并趋同的速度，从而使经济向预定的目标更加靠近。

3.关于货币政策协调。tumovski和d‘orey（1986）分析了跨国间货币政策协调问题。他们的模型以两个相同的开放的经济为特征，并受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冲击。中央银行在产出和通货膨胀方面具有同一的线性二次参数选择。在静态框架下，他们比较了纳什均衡、斯坦克尔伯格均衡和合作均衡，他们发现，合作收益可能很小。这个结论后来被turnovsky，basar和d’orey （1988）所校正，他们分析了同一模型的动态情况，证明合作收益可能变得正相关。

二、经货联盟框架确立后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研究的新发展

随着经货联盟框架的确立，《马斯特利赫特条约》的通过及1999年欧元的问世和经货联盟的正式成立，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研究也进入了空前发展阶段。大量文献直接以欧洲经货联盟为研究对象，通常是在一个集中的货币当局（centralized monetary authority）和多个分散的财政当局（decentralized fiscal authorities），即几个主权国家共同拥有同一货币政策的框架下进行研究的。经货联盟后货币和财政政策协调理论的研究总结如下：

1.关于动态不一致性问题。这一问题实际上也是共同货币当局及分散的财政当局的信誉问题。mourmouras和su（1995）建立了成员国债务不确定前提下的共同货币当局和成员国政府之间的博弈模型。如果共同货币当局能够保证其独立性和信守物价稳定的承诺，那么就会有助于货币政策主导体制的形成，从而严肃财政纪律，防止无约束的财政政策对经济产生的负面效应。beetsma和bovenberg（1995），beetsma和uhlig（1997）对税收发生扭曲情况进行研究时发现，如果央行缺乏信守承诺的能力，政府就会进行赤字融资，最终将迫使央行放弃物价稳定的目标，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而一个独立的信守承诺的中央银行，则能够起到对财政纪律约束的作用。beetsma和uhlig（1999）认为财政政策会诱导实际产出和自然产出的缺口，从而诱导中央银行（希望将产出稳定在自然水平）采取通货膨胀政策（动态不一致）。banerjee（2001）分析了中央银行采取动态不一致的行为时欧洲经货联盟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协调。dixit和iatmbertini （2001）分析了财政政策的反周期作用。他们考察了中央银行和政府在产出和通胀目标相矛盾时，有和没有货币承诺时的均衡，包括纳什均衡和先行者均衡。他们的结论是：中央银行和财政当局之间非合作的相互作用导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竞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增加产出为目的，而紧缩的货币政策以降低通胀为目的。对财政政策的制度限制，如《稳定与增长公约》，在改变财政反应函数和影响产出——通胀结果方面可能是有效的。dixit和lambertini（2003）假设中央银行产出和通胀目标都低于财政当局的目标值，建立了两政策之间竞争模型。在这种博弈下，中央银行受规则约束，而财政当局有权视情况决定其财政政策，财政当局很可能会破坏中央银行的承诺。博弈结束时，货币政策过于紧缩，财政政策又不够扩张。他们的结论是：如果货币和财政当局保持政策动态一致时，他们应当具有相同的产出和价格目标，这些目标与社会最优目标相一致。当存在动态不一致时，通货膨胀目标应当降低，但是至关重要的是，两当局的产出和通胀目标应当一致（目标偏好的权重可以不同）。

2.关于分散的财政当局问题（decentralized fiscal authorities）。这类分析对不同当局的目标函数进行了假设。bane-jee（2001）分析了两国具有各自的财政政策，并拥有共同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他分别假设了政策制定者自由选择政策工具和选择政策工具时受到约束的两种情况，然后对不同假设条件下的产出和通货膨胀结果进行了比较。beetsma，xavier debrun和frank klaassen（2001）也对此进行了分析并得出相似的结论。torben andersen（2002）发现，在出现对称冲击和政策参与者增加的时候，非合作的财政政策的成本很大。相反，在特殊冲击和政策参与者减少的情况下成本很小。uhlig（2002）假设，中央银行致力于将产出偏离自然水平和通胀偏离其目标水平最小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财政当局只关心产出，会导致无效率，对产出稳定会造成压力，产生通货膨胀的倾向，从而诱导中央银行提高利率。在他的模型中，中央银行没有对利率水平附加任何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当局间的协调将是有利的，有助于保持利率下降。

3.财政约束（fiscal restraint）和协调问题（杨照东，王劲松，2004）。由于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具有制度外溢性，因此需要财政约束。bliss和nalebuff（1984），alesina和drazen（1991）提出，在货币联盟中如果其他国家主动控制债务和赤字，提供财政纪律公共产品的话，则每个国家都会存在一种放松自身预算的动机，从共同预算稳定中“搭便车”，最终导致共同财政纪律松弛，危及共同货币的信誉和货币联盟的稳定；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则可以作为一种成员国财政协调的外在约束机制，减少各国财政的溢出（allsopp和vinesl996）。

giovannini（1994）也指出，对财政预算硬约束的规定，可以阻止成员国将内部财政困难输出，危及整个联盟的利益，在缺乏“共同联邦预算”约束的情况下，关于财政约束的条约规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当然也存在着与上述相冲突的观点，如dombusch（1997）认为，财政约束虽然在理论上是合理的，但在实际中，如果共同货币当局信守承诺的话，这样的约束反而会束缚财政政策稳定经济功能的发挥。

财政协调源自成员国财政政策的相互溢出。laursell和metzler（1950）在一个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分析认为，一国财政支出的扩张，将增加本国产出水平，但通过对世界利率的溢出效应，将使其他国家的产出下降，其国内开支增加，最终对其他国家产生负面影响。masson和talor（1993）发现了财政协调的重要性。欧洲汇率机制（erm）体制下，德国财政扩张在增加产出时，倾向于降低其他成员国的国内产出，形成外部溢出的负效应。也有一些学者反对财政政策协调，如eichengreen（1996）认为，在经货联盟中财政政策的跨界溢出的负效应并不显著，从而使超过《马约》规定之外的财政政策协调的经济收益十分微小。beetsma和bovenberg（1998），uhlig（1999）进一步指出，如果在成员国层次上有足够的空间让市场机制和财政“自动稳定器”发挥作用的话，财政政策的跨区溢出效应也许很有限，因而不必进行财政政策协调。

4.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相互作用。sibert（1992），levine和brocine（1994），beetsma和bovenberg（1998）等人的研究发现，在一个由分散的财政政策和共同的货币当局组成的货币联盟中，如果货币当局对于货币政策控制不严格，容易产生通货膨胀倾向和公共产品的过度供给；当存在财政合作或财政先行时，则可以严格财政和货币政策纪律，避免上述情况发生。

macro buti，werner roeger和ian int veld（2001）分析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相互作用。假定财政当局确实关心通货膨胀，当经济受到供给冲击时，合作是值得的。bas van aarle，jacob engwerda和joseph plasmans（2001）分析了两个国家具有各自的财政政策和统一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他们采用不同损失函数的静态设计，包括两国间溢出竞争。他们运用数字模拟分析了两个财政当局和一个货币当局的非合作、完全合作、两个财政当局联合、财政当局和货币当局的合作的情况。他们发现，在两国受到对称和非对称冲击时，合作对于财政当局是有效率的，两个财政当局采取共同的政策倾向，会产生帕累托改进。luca lambertini和ricccardo rovelli （2004）考察了在宏观经济稳定条件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分析表明，如果财政政策考虑到产出和通胀福利函数（通胀福利函数与中央银行定义的相一致），那么，两个当局都会从合作中获利。kooper和kempf（2000）在两国模型中分析了组建和不组建货币联盟两种情况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行为。当财政政策制定者和货币政策制定者的政策目标一致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便会相互作用。在他们的模型中，两国有共同的财政限制，两国政府尽量以较高的共同价格的形式将成本传给另一方。他们的结论是：当货币当局作为先行者，货币联盟会得到帕累托效率改进的结果；而如果财政当局是先行者或财政当局的赤字融通受到限制，货币联盟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取得福利改进的结果。

主要参考文献：andersen， t.， 2002. “fiscal stabilization policy in a monetary union with inflation  targeting. ” ecpr discussion paper no. 3232.

barro， r. and gordon d. b.， 1983. “rules， discretion and reputation in a model of  monetary policy. ”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2（1）： 101——21.

banerjee， g.，2001. “rules and discretion with common central bank and separate fiscal  authorities. ”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53： 45——68.

beetsma， r. and h. uhlig， 1999. “an analysis of the 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 ” the  economic journal. 109： 546——571.

dixit， a. and l. lambertini， 2001. “monetray - fiscal policy interactions and commitment  versus discretion in a monetary union. ”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5： 977-87.

tabellini g.， 1986. “money， debt and deficits in a dynamic game. ”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december.

tumovsky， s.j. and v. d‘ orey， 1986. “monetary policies in interdependent economies  with stochastic dis turbances： a strategic approach. ” economic journal. 96： 696——721.

第8篇：财政政策经济学范文

1.两者调节的领域存在差异性货币政策的调节领域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而相比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调节领域更为宽泛，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还涉及社会发展的非经济领域。具体地说，货币政策是通过改变货币供应量来影响国民经济，货币供应量的改变主要发生于流通环节，对流通环节的调控主要集中于市场经济领域，在这一系列的连锁反馈过程中，货币政策要发挥其功能需要商业银行的配合和传导，因此受金融系统边界的制约，由此可见这种政策的调节领域比较有限。财政政策主要发生于国民收入的分配再分配环节，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变动涉及社会稳定各个方面的实现，特别是在缩小收入差距，推动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等领域，具有货币政策无法比拟的优势。

2.两者调节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性财政政策更关注经济公平，货币政策更体现经济效率。这是因为，尽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控的都是货币资金，但其资金的性质明显不同。货币政策调控的资金为借贷资金，具有明显的偿还性，其资金使用效益的提高会使经济的运行更富有效率;相比之下，财政政策的货币资金较具有无偿性。通过资金的无偿占有和使用，调节不同人群、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实现社会的公平。

3.两者调节的时滞存在差异性从政策制定角度来看，财政政策的制定时滞较长，而货币政策的制定时滞较短。政府制定和修订财政政策要经过立法机关审议和批准，有一整套极其严格的程序，不允许随意变动年初的财政预算，因此往往需要较长的周期。货币政策的制定和修订由中央银行决定，中央银行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所以政策的变动时滞较短。从政策执行角度来看，货币政策时滞较长，财政政策时滞较短。货币政策的实施要有传导渠道承载，无论通过利率渠道传导还是通过信贷渠道传导，都需要较长的传导链条，因而货币政策部分乃至全部效力的发挥要有较长的时间分布间隔。财政政策一般通过政府直接安排收支，且政策实施具有某种强制性，其达到的效果也较易在短时间内显现。

4.两者调节的方式存在差异性尽管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以间接调控为基本特点，但财政政策能够由政府直接调节和控制来实现，因而更具有直接性，特别是在调节经济结构领域，通过财政支出的增减变动和税率的大小变化，可以直接作用于投资和消费的结构与规模。相比较而言，货币政策的间接性较强。政策的实施不仅需要畅通的传导路径为依托，还需要商业银行的紧密配合，且政策效应的发挥还受到企业管理经营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以及居民的消费意愿等因素的制约。综上所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既具有一致性也存在差异性，表明二者之间密切相关，在宏观调控中不可替代和相互补充。因此在实践中，只有根据自身特点将两者有效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容易和准确地达到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

二、财政与货币政策搭配的理论综述

1.封闭经济条件下IS－LM模型IS－LM模型是由JohnRichardHicks和AlvinHansen(1937)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上得出的一个经济分析模型，用于反映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的条件下，国民收入和利率的关系，该模型广泛应用于财政与货币政策研究。IS曲线用来描述产品市场均衡，根据封闭经济国民收入等式:Y=C+I+G可以获得关于收入和利率关系的向右下方倾斜的IS曲线。LM曲线用来描述货币市场均衡，根据等式M/P=L1(r)+L2(y)可以获得关于收入和利率关系的向右上方倾斜的LM曲线。IS与LM曲线的交点意味着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的利率和收入水平。然而这一均衡并不是充分就业时的均衡，因此需要财政与货币政策进行调节，其中财政政策改变IS曲线的位置，货币政策改变LM曲线的位置，通过IS和LM曲线位置的变化，实现充分就业下的均衡状态。伴随着IS－LM模型的诞生，经济学家对它的批评和指责就不绝于耳。例如，模型的创始人J.R.Hicks就公开表达了对该模型的不满:IS曲线表示的是流量均衡关系，而LM曲线表示的是存量均衡关系。若要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在一年中同时达到均衡，则在整个过程中货币的供给必须与需求保持相等，这只有在不确定的预期每天都正确的情况下实现，这显然不可能。A.Leijonhufvud的批评指出:IS－LM模型的一个假设是两种市场的均衡相互独立，一条曲线的变动不会引起另一条曲线的变动，这种假设不正确，IS和LM应该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尽管各种对IS－LM模型的批评不无道理，但并没有因此撼动该模型在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地位。无论是后来的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还是供给学派，其理论都没有取代正统的IS－LM模型，反而被纳入该模型，丰富和拓展了该模型。因而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证明IS－LM模型的巨大价值，是政府分析财政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

2.米德冲突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实现内部均衡，还要实现外部均衡。当一种经济政策面对两个宏观经济目标时，就会出现内外冲突的问题。詹姆斯•米德最早研究了这个问题，称之为“米德冲突”。他详细分析了两国为维持内外均衡的金融政策之间存在的冲突:设定两个国家A和B，在A国的国内支出上出现了自发紧缩，其结果导致了A、B两国国民收入的紧缩，并且使国际贸易朝着有利于A国的方向变动。在这种情况下，A国需要采取政策性膨胀来实现内外均衡。具体地说，就是一方面停止国内的萧条以实现内部均衡，另一方面抑制A国进口需求的缩减和A国的贸易差额移向顺差以实现外部均衡，对A国来说，这不会产生政策冲突问题。但如果A国不这样做，B国就会面临严重的政策冲突。为了实现内部均衡，B国的国内支出需要有政策性膨胀来制止经济萧条，但为了外部均衡，B国又要求国内支出有政策性收缩，以便在A国对B国出口需求缩减的同时，限制B国的进口需求。这就存在尖锐的政策冲突，稳定国民收入的政策性膨胀会导致国际收支更加不均衡，可使国际收支达到均衡的政策性紧缩又会加剧国民收入的下降。可见，在米德的分析中，内外均衡的矛盾表现为国内总需求紧缩和国际收支逆差之间的矛盾。由于政府只能运用金融政策一种工具，因此必然导致调控中左支右绌的情况。以上米德的论述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在开放经济中内外均衡的冲突十分常见和频繁，单一的金融政策无法解决内外均衡冲突的两难困境，运用政策搭配才是治本之道。米德的这一思想构筑了政策搭配理论的基石。随后经济学家们在此领域的研究都是以米德冲突理论为依据展开的。

3.丁伯根法则为解决内外均衡的冲突问题，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丁伯根(J.Tinbergen)最早提出将政策目标和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数学模型，论证了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至少要有相互独立的N种有效的政策工具。这一理论被称为丁伯根法则。这说明，只要政府能够运用两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就可以通过政策工具的配合达到理想的经济目标。当A1/B1=A2/B2时，方程组无解，这意味着两种政策工具对两个宏观经济目标有相同的影响，可以视为一个独立的政策工具，因而不可能全部实现两个独立的经济目标。丁伯根法则对经济政策理论具有深远意义，它的重要贡献在于研究了政策搭配的数量匹配性，并提供了一个可扩充性较强的数学模型。该法则还进一步强调了众多且广泛的政策搭配是实现经济内外均衡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9篇：财政政策经济学范文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式与内容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如果从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

第一，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协调配合主要表现为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要求国债发行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结合。也就是说，在财政大量发行国债时，中央银行应同时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国债以维护国债价格，防止利率水平上升。

第二，政策时效的协调配合。在西方经济理论中，通常把政策时滞分两类三种，即认识时滞、行动时滞和外部时滞三种，其中前两种时滞又称为内部时滞。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的搭配。货币政策则以微调为主，在启动经济增长方面明显滞后，但在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具有长期成效。财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为特征，有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容易引起过渡赤字、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因而，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使用。

第三，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还体现在：“适当的或积极的货币政策”，应以不违背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为前提，这样可以减少扩张性财政政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政策性贷款风险。财政政策的投资范围不应与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完全重合。基础性和公益性投资项目还是应该以财政政策投资为主，而竞争性投资项目只能是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否则就会形成盲目投资，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第四，调控主体、层次、方式的协调配合。由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主体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大政策在调控层次上亦有不同，由于货币政策权力的高度集中，货币政策往往只包括两个层次，即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2，3]宏观层面是指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应量、利率等因素的影响，直接调控社会总供求、就业、国民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中观层指信贷政策，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发展需要，调整信贷资金存量和增量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而财政政策由于政府的多层次性及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形成了多层次的调节体系，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是国家通过预算、税率等影响宏观经济总量，影响社会总供求关系。中观层则主要是通过财政的投资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等，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解决公平、协调发展等重大问题。微观层则是指通过财政补贴、转移性支付中形成个人收入部分对居民和企业的影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可以从宏观调控目标、结构调整和需求调节方面的协调配合三方面进行分析。

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实践分析

政府在对宏观经济调节过程中，要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达到预期的效果，首先要根据宏观经济调节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某种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方式。政策配合是否恰当，将直接影响到宏观调节效果。

（一）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运行的基本轨迹

初略统计，改革开放23年间，实行“双松”政策组合的达13年，实行“双紧”政策组合9年，实行“松紧”组合只有1年，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初期（1979～1984年）。这一阶段，总体上说执行的是“双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松”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降低存款准备率，降低利率，扩大贷款规模，增加货币供给。财政系统通过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扩大社会总需求[4，5]；社会总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张起来，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别是1984年以前，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生产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利用这种政策配合，能够推动闲置资源的运转，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是1984年以后，由于经济中不存在足够的闲置资源，“双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货币则会堵塞流通渠道，导致通货膨胀，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阶段（1985～1997年）。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确立了货币政策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开始具有了特定的内涵和应有的作用，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开始得到确立。另一方面过渡投资、经济过热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在这一阶段中执行的是“双紧”的政策搭配，即“紧”的货币政策与“紧”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紧”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收回贷款，压缩新贷款，减少货币供给量，从而使社会总需求在短时间内迅速收缩；财政系统通过增加税收，削减财政开支，增加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市场货币流通量，压缩社会总需求。

（二）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作用的基本估价

“转型”是近几年我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离开这条主线，并在服务服从于这条主线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地位作用的发挥亦离不开这个基本前提。

第一，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确立，标志着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显著特征。从改革初期的大财政、小银行，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前期的“大银行、小财政”，到90年代末期财政政" 策在治理通货紧缩过程中主体地位的确立，财政政策本身从行为而言经历了一个“强——弱——强”的过程，从职能上讲也经历了一个由金融财政到吃饭财政、由建设财政到公共财政的转轨和演化过程，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初步确立及分步实施，标志着我国财政体系及建设开始与国际惯例全面接轨，是财政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市场经济建设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第二，政策搭配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必须与当时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调控的重点紧密联系起来，相机抉择，协调推进，才能收到最好的政策效果。近二十年来，我们在宏观调控建设方面虽然有很大的成就，但仔细总结检验，宏观调控的政策绩效与预期政策目标相差较大。时至今日，尚未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规范，“相机抉择”变成了“随意选择”，宏观调控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政策目标不明确，基本处于“一松就乱，一紧就死，紧紧松松，松紧交替”的怪圈之中，滞延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甚至在90年代末期把“实行双紧”的政策搭配作为我国既定的一项中长期宏观经济选择写入了我国的许多重要文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我们的决策部门以及理论界对宏观调控认知的肤浅，自主运用能力与水平较差。政策搭配缺乏权威部门，往往政出多门，形成政策效应的相互抵销，在1998年就呈现出了财政政策扩张效应被税收的制度收缩效应抵销，积极的货币政策效应被整顿金融秩序、治理三乱的制度收缩效应所抵销等局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及政策搭配框架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第三，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呈现递减态势，在宏观调控中的主体地位有所下降。众所周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财政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其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来实现的。因此，政府有能力改变财政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是有效实现财政宏观调控的前提和重要保证。近几年来，我们加大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收到了明显的政策效果。但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已经持续了将近5个年头，通货紧缩的势头开始得到遏制，实施扩张财政政策的经济运行背景有了较明显的变化。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公理，继续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刺激效应要呈下降趋势。如何保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是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政策搭配与选择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第五，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已经形成了以“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再贴现、存款准备金”等三大传统工具和“窗口指导”为主体的政策工具体系，但由于上述工具的使用及运行尚缺乏必要的制度载体和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利率市场化的步伐举步维艰，金融系统及金融体制存在明显的“双轨”并存特征，完善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缺乏制度保证和运作机制的支撑，货币政策效应特别是对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修复作用，往往受制于行政或决策者能力、操作者能力的制约，特别是作为两大宏观经济政策联结的重要工具——国债在运行及市场化运行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尚未形成全国性的有效的国债市场，加上国债种类、期限中存在的问题，中央银行能够买进卖出的国债数量不大，因而难以达到利用国债市场进行微调的目的。为此，今后的改革应当通过完善国债的品种、期限结构，逐步建立健全国债市场，为扩大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创造条件。总而言之，只有存在一个高效流动的国债市场，才能既为财政提供巨额资金来源，又能为中央银行提供调控经济的手段，充分实现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结合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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