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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烤烟 上部烟 带茎烘烤 推广应用
碱高钾低是我国烟叶存在的主要问题，上部叶片表现尤其突出。目前，对上部烟叶的采摘多采用烟株上留2-3片叶，待大部分烟株上的烟叶已成熟再采烤的办法，这种方法容易引起钾素倒流和烟碱过度积累，形成碱高钾低烟叶，影响上部烟叶的工业利用，同时由于上部叶叶片厚，含水量小，成熟慢，常规采收办法会使部分烟叶采生，部分烟叶过熟，烤后烟易出现挂灰、青筋、杂色、颜色过深等，影响烟叶质量。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近年来，有些烟区采取上部4-6片叶一次性采烤的方法，烤后烟青筋、挂灰等现象明显减少，烟碱含量过高的烟叶明显减少，深受卷烟工业欢迎。本文对上部4-6片叶带茎烘烤、上部4-6片叶一次性采烤、常规采收烘烤的方法进行了试验研究，比较分析3种不同采收方法对烤烟上部烟叶产质量性状的影响，探索上部烟叶的最佳采收方式，为进一步提高上部烟叶的烘烤质量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在沂南县双堠镇桃花裕村（品种为中烟100）和费县上冶镇上冶村（品种为ZC-01）密集烤房群内进行，面积各20亩，标准化密集烤房，规格为8.5m*2.7m*3.5m，3层。
1.2 试验设计
处理1：待顶部2-3片叶成熟落黄，下部3-4片叶充分成熟，叶面有黄白斑块时，一次性带茎割收，茎叶不分开，一起挂在烟竿上进行烘烤。
处理2：待顶部2-3片叶成熟落黄，下部3-4片叶充分成熟，叶面有黄白斑块时，一次性不带茎采收烘烤。
处理3（CK）：按习惯方法，分2-3次成熟采收烘烤。
1.3 烘烤工艺
采用“三段式烘烤工艺”。
2 结果与分析
2.1 烤后烟外观质量评价，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两品种不同处理在外观质量上，处理1最好，叶片疏松、成熟度好、颜色橘黄、色度由强到浓、身份中等、油分多，属优质烟叶范围。处理3最差，处理2次之，处理1与处理2差异不明显，与处理3相比差异显著。主要原因：一是带茎烘烤能够使顶部烟叶充分生长发育，当顶部2～3片烟叶成熟时，下面的3-4片烟叶已达到成熟或完熟，避免了顶部只留2～3片烟叶造成的烟株不能正常发育和成熟而致使叶片偏厚，组织紧密，难烘烤等缺陷。二是带茎烘烤可使茎杆中水分补充到烟叶内，能延长烟叶烘烤变黄期的分解代谢过程，使烟叶中有关酶的活性维持较长的时间，生理生化变化持续进行，烟叶内含物质转化充分，还可以适度调节烤房内的相对湿度，避免顶部烟叶脱水，烟叶正面和背面颜色反差小，烤后烟外观质量好。
2.2 烤后烟等级结构比较，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两品种不同处理在等级结构上以处理1最好，处理2次之，处理3最差。主要原因是带茎烘烤后的部分烟叶充分成熟，油分足，呈现出中部烟叶的特征，可以划到中部收购，提高了中部烟的比例，增加了烟农收入，进一步提高了上部烟叶的可用性。
2.3 经济效益比较，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两品种处理1的鲜干比均低于处理3。中烟100处理1和处理2的均价比处理3分别高出0.88元/kg和0.67元/kg，黄烟率比处理3分别高出15.8和15.5个百分点，杂色烟比例比处理3分别降低11.5和1.0个百分点，上等烟比例处理1比处理3高出2.7个百分点，处理2比处理3低4.5个百分点；ZC-01处理1和处理2的均价比处理3分别高出1.47元/kg和1.41元/kg，杂色烟比例比处理3分别降低10.9和11个百分点，上等烟比例比处理3分别高出4.7个百分点和 0.7个百分点，黄烟率处理1比处理3高出10.9百分点，处理2比处理3低11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带茎烘烤的上等烟比例、均价、黄烟率明显高于常规烘烤，杂色烟比例明显低于常规烘烤，鲜干比低于常规烘烤。若每亩上部烟叶按50公斤计算，带茎烘烤中烟100能增加烟农收入44元，带茎烘烤ZC-01能增加烟农收入73.5元。
2.4 烘烤成本比较，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中烟100处理1和处理2的烘烤成本比处理3分别高出0.42元/kg 和0.09元/kg，烘烤时间处理1比处理3多用13个小时，处理2比处理3少用3个小时；ZC-01处理1和处理2的烘烤成本比处理3分别高出0.44元/kg 和0.01元/kg，烘烤时间处理1比处理3多用17个小时，处理2比处理3少用3个小时。若每亩上部烟按50公斤计算，带茎烘烤中烟100增加烘烤成本21元，带茎烘烤ZC-01增加烘烤成本22元。
综合表3、4得出：带茎烘烤中烟100纯增加烟农收入23元/亩，带茎烘烤ZC-01纯增加烟农收入51.5元/亩，若密集烤房每座按承担20亩计算，能增加烟农收入分别为460元和1030元，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2.5 烤后叶片厚薄比较，见表5
从表5可以看出：两品种不同处理单位面积的重量（某种意义上表示叶片的厚薄）均以处理3最大，分别为0.0160g/cm2和0.0205g/cm2；处理2最小，分别为0.0111g/cm2和0.0174g/cm2；处理1居中，分别为0.01350g/cm2和0.0185g/cm2，说明带茎烘烤的烟叶单位面积的重量位于第二位，即叶片在3个处理中厚薄适中。（如表6）
2.6 对烟叶化学成分的影响
从表6可以看出，上部带茎采收烘烤处理1的烟叶总糖、还原糖、淀粉、总氮含量均低于常规采收和一次采收，与处理3相比，降幅分别为：9.78%、13.98%、11.89%、17.79%；与处理2相比较，降幅分别为：10.67%、14.04%、7.85%、14.64%。带茎烘烤的烟叶烟碱含量略高于其它两个处理，这可能与上烟叶带杆烘烤变黄期较长，干物质损失较多，而造成烟碱含量相对偏高。三个处理的钾含量差异不大，均在2.2%左右，说明不同采收处理对上部烟叶钾含量影响不大。带茎采收烤后烟叶氯含量与其它两个处理相比略有增加，过高的氯含量对烟叶的燃烧性有不良影响，但烟叶中含适量的氯是必要的，优质烟叶适宜氯含量在0.3%-0.8%，带茎采收虽然使烟叶氯含量略有增加，但烤后上部叶氯含量（0.59%）在适宜范围之内。
3 小结与讨论
（1）当中下部烟叶采收结束后，留上部4-6片叶，叶片基本全黄，叶面有黄白斑块时，一次性割收带茎烘烤，比常规分2-3次采烤能明显提高烟叶的外观质量、均价和上、中等烟比例，黄烟率高，等级结构更趋合理，叶片厚薄适中，橘黄烟多，青筋、挂灰、杂色烟减少，技术优势明显。
（2）带茎烘烤是近年来推广的一项提高上部烟叶烘烤质量的实用性新技术，能够促使烟农主动接受上部4-6片叶一次性采收的烘烤方法，有效解决了上部烟叶难烘烤、烟叶质量不高等问题。但由于今年烘烤上部烟叶时降雨量大，致使烟叶的含水量较往年增大，带茎烘烤较不带茎4-6片一次性采烤和常规烘烤时间延长，耗煤量和耗电量增加，带茎烘烤中烟100纯增加烟农收入23元/亩，带茎烘烤ZC-01纯增加烟农收入51.5元/亩，整体对比效果较明显，具有一定的推广应用价值。如果干旱年份（6公斤以下鲜烟烤1公斤干烟）推广带茎烘烤，茎杆中的水分和营养物质通过向叶片中转移，使叶片的含水量增大，干物质的积累更充分，烘烤效果会更好。
（3）建议在示范推广中认真总结经验，结合实际不断探索完善配套技术，摸索出一套与带茎采收相适应的烘烤方法，为今后全面推广这一技术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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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股票价格；向量自回归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1―0040―06
一、引言
股票市场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因而一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与该国经济发展紧密相关。一方面，投资对象要受到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另一方面，证券业本身也直接受到宏观经济因素的左右。国家的财政状况、金融环境、汇率调整，都将影响股票价格的沉浮。股票市场与经济状况紧密相联，经济衰退时，股票市场的行情必然随之疲软下跌；经济复苏繁荣时，股票价格也会呈现上升走势。根据以往的经验，股票市场往往也是经济状况的“晴雨表”。当出现较高的通货膨胀时，股票价格就会下挫，而财政支出增加时，股票价格就会上扬。金融环境放松，市场资金充足，利率下降，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很多游资会从银行转入股票市场，股票价格往往会出现升势；国家抽紧银根，市场资金紧缺，利率上调，股票价格通常会下跌。但是，这仅仅是从定性的角度来分析，到底宏观经济中各因素对股票市场的影响程度如何呢?就需要采用定量的方法来研究。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宏观经济对股票价格的影响。
二、宏观经济变量对股票价格影响的理论假定
根据Chen等提出的“简单而又直观的金融理论”，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价格指数会受到来自经济增长、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率等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综合相关理论和已有的实证研究证据，本文假定宏观经济变量对股票市场价格会有如下的影响。
(一)GDP的影响
理论上说，GDP是反映一国经济整体实力的宏观指标。它的下降表明经济不景气，大多数企业的经营盈利状况不佳，企业减少投资，降低成本，融资速度减慢，股票市场的供给曲线就会向左上方缓慢移动；同时，股票市场的需求方――股票投资者也由于经济的不景气而对未来收入的预期降低，从而减少支出和投资资金，使股票市场的需求曲线向左下方移动，两个曲线的下移将使股票价格下降。反之，当一国经济发展迅速，GDP增长较快时，预示着经济前景看好，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改善，企业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极想扩大规模，增加投资，对资金的需求膨胀，因而股票市场趋向活跃。在股票市场均衡运行、而且其经济功能不存在严重扭曲的条件下，一般来说，股票价格随GDP同向而动，当GDP增加时，股票价格也随之上升；当GDP减少时，股票价格也随之下跌。因此，GDP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是正的。
工业增加值同样可以反映实体经济的运行情况。工业增加值越大，说明实体经济运行的状况越好，产生的社会财富越多。一般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业增加值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国内企业现金流同方向变化，进而造成股票价格也发生同方向变化。因此，工业增加值对股票价格的影响也是正的。
(二)货币供给量的影响
货币供给量对股票市场价格的影响，可以通过3种效应实现：(1)预期效应。当中央银行准备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时，能够影响市场参与者对未来货币市场的预期，从而改变股市的资金供给量，影响股票市场的价格和规模；(2)投资组合效应。当中央银行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时，人们所持有的货币增加，但单位货币的边际效用(投资收益)却递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们所持有的货币会超出日常交易的需要，结果会促使部分货币进入股市寻求收益，导致股市价格的上涨；(3)股票内在价值增长效应。当货币供给量增加时，利率将下降，投资将增加，并经过乘数扩张效应，导致股票投资收益提高，从而刺激股市价格的上涨。以上3种效应一般来说都是正向的，即货币供给量增加，则股市价格上涨。因此，货币供给量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是正的。
储蓄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货币供给量的减少，而股票价格指数与货币供给量之间又存在正向变动关系，因此，储蓄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是负的。
(三)利率的影响
众所周知，利率是影响股市走势最为敏感的因素之一。根据古典经济理论，利率是货币的价格，是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它取决于资本市场的资金供求。资金的供给来自储蓄，需求来自投资，而投资和储蓄都是利率的函数。利率下调，可以降低货币的持有成本，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从而增加流通中的现金流和企业贴现率，导致股价上升。所以利率提高，股市走低；反之，利率下降，股市走高。利率变动与股价变动关系可以从三方面加以描述：(1)根据现值理论，股票价格主要取决于证券预期收益和当时银行存款利率两个因素，与证券预期收益成正比，与银行存款利率成反比。理论上说，股票价格等于未来各项每股预期股息和某年出售其价值的现值之和；(2)股票价格除了与预期价值有关以外，还强烈地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当市场供不应求时，股票价格上涨，反之市场供过于求时，股票价格下降。利率变动直接影响市场资金量。利率上升，股票投资的机会成本变大，资金从股票市场流出，股票市场供过于求造成股票价格下降：利率下降，股票投资的机会成本变小，资金流入股票市场，股票市场供不应求，造成股票价格上涨；(3)利率上升，企业的借贷成本增加，获得资金困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未来的利润将减少，那么预期股息必然会减少，股票价格因此会下降。反之，利率下降，企业的借贷成本会降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未来的利润会增加，预期股息收入增加，股票价格上涨。因此，利率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是负的。
(四)通货膨胀率的影响
一般来说，通货膨胀不仅直接影响人们当前决策，还会诱发他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在通货膨胀时期，由于货币贬值所激发的通货膨胀预期促使居民用货币去交换商品以期保值，这些保值工具中也包括股票，从而扩大了对股票的需求；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政府往往会为抑制其发展而采用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促进利率上升。此时，企业为了筹措资金，发行股票是较好的选择，从而使得股票市场的供给相应增加。此时如果股票市场需求的增长大于供给的增长，则股票市场价格就与通货膨胀之间呈现正的相关关系，否则如果股票市场需求的增长小于供给的增长，则股票市场价格就与通货膨胀之间呈现负的相关关系。因此，通货膨胀率对股票价格的影响不能确定。
(五)汇率的影响
汇率又称汇价，是一国货币兑换另一国货币的比率，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杠杆，汇率变动对一
国股票市场的相互作用体现在多方面，主要有：进出口、物价和投资。汇率直接影响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一个国家的汇率上升，意味着本币贬值，会促进出口、平抑进口，从而增加本国的现金流，提高国内公司的预期收益，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股票价格。因此，汇率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是正的。
三、实证研究方法设计
(一)变量的选择
为了较为全面地分析宏观经济变量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本节选取了反映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状况的指标国民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工业增加值，反映国家货币政策的货币供给量指标M0(流通中现金)、M1(货币)、M2(货币和准货币)，反映通货膨胀程度的指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反映利率程度的指标平均加权利率，反映金融企业借贷情况的指标包括金融机构企业存款、金融机构各项贷款、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反映汇率水平的进出口总额、美元期末汇率进行分析(参见表1)。上海股票市场收盘价用hp表示，数据来自上证综合指数。为消除异方差影响，对各序列取常用对数。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中国股票市场于1996年12月16日起实行的涨跌停制度，本文选取1997年1月至2005年12月为研究样本区间。同时考虑到宏观经济变量数据的可获得性，在实证研究过程中，采用月度数据进行分析。
本文所使用的上证综合指数月度收盘价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http：／／www．sse．corn．cn／)。所使用的宏观经济数据分别来自中国人民银行(http：／／WWW．pbc．gov．cn／)、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http：／／www．mofcom．gov．cn／)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
(三)方法设计
1．向量自回归基本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Vector Autoregression)通常用于分析相关时间序列系统的相关性和随机扰动对系统的动态影响。因为它避免了结构方程中需要对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关于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函数的建模问题，所以运用更为广泛。
VAR(t)的基本模型为：
2．脉冲响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IRF：ImpluseResponse Function)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考虑下面的两变量VAR(1)模型：
上面的VAR(1)模型中，如果ε1，t，发生变化，不仅当前的P值立即改变，而且还会通过当前的P值影响到变量P和M今后的取值。脉冲响应函数试图描述这些影响的轨迹，显示任意一个变量的扰动如何通过模型影响所有其它变量，最终又反馈到自身的过程。如果新息是相关的，它们将包含一个不与某特定变量相联系的共同成分。通常，将共同成分的效应归属于VAR系统中第一个出现(依照方程顺序)的变量。
在经济系统中，扰动项一般用于刻画从模型中省略下来而又集体地影响着变量的全部变量的替代物。如果扰动项对经济系统的当前值和未来值冲击程度较高，说明该经济系统对经济环境的依赖作用较强，反之则相反。除此之外，由于扰动项是通过模型中各变量的滞后值对各变量的未来值施加影响，脉冲响应检验也可以反映各变量对其他变量未来值和现期值的影响程度。
3．方差分解。方差分解提供了另一种研究系统动态特性的方法。其主要思想是，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共m个)的波动(k步预测均方误差)按其成因分解为各方程新息相关联的m个组成部分，从而了解各新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方差分解能提供与冲击响应函数同样的信息，但与冲击响应函数不同的是，方差分解把一个内生变量的变化分解为VAR模型中所有内生变量冲击，它显示了VAR模型中各变量随机误差的相对重要程度。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许多经济变量原本是不平稳的，但经过一阶差分以后就变得平稳，则称这样一个经济变量为I(1)。如果对这种经济变量直接回归，则可能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必须检验经济变量是否平稳，先对样本时期内的上证综合指数月度收盘价、深证成份指数月度收盘价与月度宏观经济变量时间序列分别进行ADF检验。
(二)建立向量自回归方程
基于上一节的结果，一阶单整变量包括hp，a3，a4，a5，a6，a7，a8，a9，a10，a12与a13。因此首先将它们分别作为内生向量(其中替代性指标选择其一)进行向量自回归。然后逐次剔除非显著变量或将它们列为外生变量作回归，同时根据AIC及SC信息准则选取最佳滞后阶数，得到最后的向量自回归方程：其中，(hp，a3，a6，a7，a9，a12)T为系统内生向量，A1与A2为滞后1、2阶的系数矩阵，a13为外生变量，其系数向量为B1，c为常数项。具体的系数矩阵及其t统计量如下：
(三)脉冲响应函数
由于本文主要研究宏观经济变量对股票价格的影响，因此本节主要运用脉冲响应函数研究宏观经济变量的扰动对上证综合指数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
从图1可知，上证综合指数收盘价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在第1期就立即有较强的反应，增加了约0．025，虽然整体影响是正的，但其影响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低；而该序列对来自工业增加值(a3)的新息在前两期基本没有反映，第3期与第4期比较明显，大约为－0．002，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程度越来越小，其整体影响是负的；该序列对来自货币供给量(a6)的新息在第1期没有反应，第2期反应比较明显，约为－0．006，虽然整体影响是负的，但其影响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低；到了第5期逐渐稳定，其值约为-0．001；该序列对来自通货膨胀率(a7)的新息在第1期没有反应，第2期反应比较明显，约为0．004，其整体影响是正的，在第4期影响程度达到最高，越为0．007，随后影响程度变得越来越低；该序列对来自利率(a9)的新息在第1期没有反应，第2期的反应约为0．001，第3期以后其影响变为负的，且其影响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高；该序列对来自储蓄(a12)的新息在第1期没有反应，第2期反应比较明显，约为－0．003，其整体影响是负的，且持续时间较长。
(四)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的主要思想是，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的波动，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变量冲击相关联的组成部分，从而了解各变量冲击对模型内生变量的重要性。由于本文主要研究宏观经济变量对股
票价格的影响，本节主要对上证综合指数进行方差分解分析。
运用Eviews软件对上证综合指数进行方差分解，具体的方差分解变量顺序为：上证综合指数月度收盘价的变化、工业增加值的变化、货币供给量的变化、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利率的变化与储蓄的变化。上证综合指数的方差分解结果见表3。
从上证综合指数的方差分解结果来看，与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一致，上证综合指数月度收盘价的波动除受其自身的影响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主要受国内通货膨胀率、利率和储蓄变化的影响。虽然上证综合指数月度收盘价的波动也受国内工业增加值与货币供给量变化的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程度很小。
通过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分析，我们发现宏观经济变量的扰动会影响股票价格当前和未来取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股票价格的波动除受其自身的影响外，还主要受国内通货膨胀率、利率和储蓄变化的影响，而且通货膨胀率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是正的，利率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是负的，储蓄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是负的，这与我们前面的理论假定一致。虽然实证结果也显示国内工业增加值与货币供给量变化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是负的，这与我们前面的理论假定不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种宏观因素的影响程度越来越小，是一个逐步修正的过程。
五、结论
关键词：红外测油仪；环境监测；原理；检测
0 前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环境污染变得日益严重，油污染是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油和水是互不相容的两种液体，油的密度比水小，所以油就会漂浮在水面上，影响到水中氧气的交换，水中的微生物在分解水中的油时需要耗水中的氧气，从而就会导致水质变差。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我们需要对水中的含油量进行监测，预防油类物质污染水体。
为了能更加准确地检测含油量，需要选择合适的检测方法。目前，测定水中含油量的方法有很多，有重量法、比浊法、气相色谱法、电阻法、荧光法、紫外分光光度法等。但这些方法都不如红外分光光度法，红外分光光度法在测定含油量时结果更加的准确且不受油品成分结构的限制，是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国家标准首选方法。
1 红外测油仪的工作原理
要研究一台仪器，首先要理解它的原理。红外测油仪的原理就是首先将废水中的油萃取到四氯化碳中，然后通过红外分光光度计来测定吸光度，最后将吸光度转化为浓度即可得到水中油的含量。用一束指定波长范围的红外光线照射样品时，如果样品物质分子中某一个键的振功频率和它一样，该键就会吸收红外线而增加能量，振动就会加强；如果样品物质分子中没有同样频率的键，红外线就不会被吸收，振动就不会加强。通过样品吸收池的红外线，有的区域较强，有的区域较弱，从而产生了红外吸收光谱。根据朗伯比尔定律：光被吸收的强弱与被测物质的浓度成比例，光的吸收强弱用吸光度A表示，通过计算油类物质的特征吸收波长2930cm-1（CH2基团中的C-H键的伸缩振动）、2960cm-1 （CH3基团中C-H键伸缩振动）和3030cm-1 （芳香环中C-H键的伸缩振动）下的吸光度A2930、A2960、A3030。再通过朗伯比尔定律：光被吸收的强弱与被测物质的浓度成比例，将吸光度转化为含油量。其计算公式为：含油量=X*A2930+Y*A2960+Z*（A3030-A2930/F），其中X、Y、Z、F分别是上述波长的校正系数，和仪器的特性相关。
2 用红外测油仪测定水中的油类物质的实验方法
理解了红外测油仪的工作原理以后，就可以根据原理来进行测定水中油类物质含量的实验了，油类物质包括石油类和动植物油。本实验的主要内容包括萃取前处理、萃取、吸附、测定四个步骤。
2.1萃取前处理
对待测对象要先进行取样，我站采用广口采样瓶进行采样。采完样后，向水样中加入1：3的盐酸，使得水样的PH值≤2。将水样充分摇匀，然后慢慢倒入射流瓶中，再量取50mL四氯化碳萃取剂分两次将采样瓶洗涤后转入到射流瓶中，等待萃取。
2.2萃取
打开射流萃取器电源开关，让四氯化碳和水样通过射流瓶尾部细孔全部吸到射流瓶中再由射流瓶中流回射流瓶尾部，如此反复循环进行三次，使得四氯化碳与水样能够充分接触，达到充分萃取的目的。静置2分钟以上，液体分层以后拧开排液阀即可得到萃取液。
2.3吸附
GB/T16488-1996《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的测定红外光度法》对石油类的定义是用四氯化碳萃取，不被硅酸镁吸附的物质；动植物油的定义为用四氯化碳萃取，被硅酸镁吸附物质。用四氯化碳萃取后得到萃取液，再用硅酸镁将萃取液进行吸附处理以后得到吸附液。
2.4测定
将萃取液与吸附液转移到适当光程的的比色皿中，再将比色皿放入红外分光光度计中，测定其在3030cm-1、2960cm-1、2930cm-1三点处的吸光度，最后由计算机根据含油量的公式计算出含油量。
3 红外测油仪检测结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总结平时工作中积累的丰富经验，现将检测过程中常常遇到的影响检测结果的因素归类如下：
3.1水样的PH值
四氯化碳在PH值≤2的条件下才能够充分地将水样中的油类物质完全地萃取出来，所以在萃取之前要用PH试纸检验水样在加入盐酸之后是否达到PH值≤2这个条件。水样的PH值偏高将会影响检测结果。
3.2萃取后是否静置2min以上
萃取结束后不充分静置会导致萃取液中混有水分，转移到比色皿后会导致比色皿中含有小水珠而影响吸光度，从而影响检测结果。所以在实验中应静置足够的时间，保证四氯化碳与水充分分层。
3.3仪器使用环境的影响
仪器所处的环境的温湿度变化较大的话会影响仪器的稳定性，从而影响测定出来的浓度值。实验过程中应注意环境温湿度的变化以保证仪器能够稳定运行。
3.4比色皿污染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为了确保比色皿不被其他物质污染，在检测之前我们应用四氯化碳少量多次润洗石英比色皿。比色皿因为长期使用，极易附着杂质，在使用以后需要对其进行彻底的清洗，清洗以后再晾干备下次使用，如果不润洗或清洗不干净将会影响检测结果。
3.5四氯化碳挥发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四氯化碳具有很强的挥发性，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更容易挥发，影响检测结果。在实验过程中应该及时对萃取液和吸附液进行测定以防止四氯化碳挥发影响检测结果。根据实际需要，夏天温度过高可以安装空调来适当降低温度。
3.6检测过程中带进污染物会影响检测结果
在测定地表水含油量的时候，地表水的含油量比较低，如果在测定过程中仪器没有清洗干净或者是手上沾有其他的油类物质，就会带到水样中来，导致检测结果偏高。所以在实验过程中我们应将用到的玻璃容器以及我们的手清洗干净。
4 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变得越来越严重。我们在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环境的保护。油是我国实行污染物达标排放总量控制的项目之一，我们应该做好对油类物质的检测。本文通过简要介绍红外测油仪的工作原理，进而阐述了红外测油仪测量水体中油类物质的实验方法和步骤，最后归纳了日常实验过程中常见的几个影响实验结果的因素，并提出对策，以期为今后提升检测水平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田金凤. 红外测油仪对水体中油份的测定[J].地下水. 2015， 37（3）：130-131.
关键词：衍生品 交易 宏观经济 微观经济
一、问题的提出
世界衍生品市场的跨越式发展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此之前，各国的衍生品交易主要集中于商品期货、期权方面，市场发展的空间和速度非常有限。在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和国际石油危机后，世界金融市场开始出现剧烈动荡。为了给市场主体提供规避金融市场风险的有效工具，1972和1973年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和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分别开发出外汇期货和股票期权。以此为发端，国际衍生品市场迅速呈现不断创新和急剧膨胀的发展态势。实践表明，尽管衍生品市场的迅速发展可以提供丰富、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但是大规模交易也为国际经济体系带来了若干负面问题。近些年来，衍生品交易产生的市场风险已经不胜枚举，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有，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中衍生品对资本外逃的推动作用，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向亚洲金融危机的演变过程。那么，衍生品交易是如何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呢?
二、衍生品交易引发宏观经济风险的途径
(一)衍生品交易风险造成市场混乱
衍生品具有诸多微观属性。其中的一些最基本特性如信用性、虚拟性和杠杆性是产生市场风险的根源。一般而言，衍生品交易的微观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战略风险。近些年，衍生品交易引发的风险事件频频发生，如英国“巴林银行倒闭”、美国“橘县破产”、中国327国债期货风波，等等。尽管目前还没有案例表明，单个公司或者金融机构的衍生品交易失败会造成整个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混乱的局面，但是从理论看，由于具有杠杆交易的特点，利用金融衍生品进行投机攻击或者衍生品交易失败，还是很容易导致金融市场出现极端混乱。巨型金融公司的交易活动会由于衍生品的杠杆特性放大冲击效果。如果在“群羊效应”下，交易开始集中于空头或者多头，则很容易使市场流动性急剧丧失。其结果是产品或者资产价格出现大幅振荡，严重冲击衍生品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并造成金融危机。例如，1987年10月美国股市崩盘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就是市场主体运用股票指数期货进行的投资组合保险策略。而在1992年欧洲汇率体系危机中，大约有20％-30％的英镑卖压来自于动态避险策略的操作。
(二)各种风险在金融体系中发生连锁反应
由于衍生品交易加强了各市场之间的联系，因此也增强了风险在各市场之间的连锁反应。鉴于市场间联系具有系统性含义，一旦OTC衍生品市场发生重大风险或者大规模违约，问题就会通过市场之间的对冲和套利活动，或者通过市场供求的重新平衡机制传播到交易所和现货市场。更严重的问题是，任何与衍生品交易有关的失败，都可能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大银行违约会造成第二家违约，再造成第三家银行违约，这样不断波及下去的结果将是整个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枯竭，最终导致金融体系陷入危机。1997-1998年，美国LTCM公司衍生品交易失败。由于该公司向一些著名银行借贷高达1.000亿美元，因此美国金融市场出现危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为了防止发生连锁性的金融危机，美联储主动联系LTCM的债权人和交易对手等十四家金融机构，居间协调予以救助，最终防止了可能的连锁危机。
(三)冲击宏观经济运行
与以上两点相联系，金融衍生品交易使金融危机和宏观经济更紧密地连接起来。集中的或者巨大的衍生品交易风险可能通过市场联系机制，从金融市场波及到整个经济体系，最终使宏观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与国际资本相联系的衍生品跨境交易，将大大增加宏观经济运行风险。这是因为，第一，期货交易所可以直接为国际投机力量提供攻击平台。第二，OTC衍生品具有比交易所衍生品更强的表外特性，在跨境衍生品交易中很难受到监管，可以更有效地被用于投机活动。在1994年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中，衍生品交易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墨西哥银行广泛使用的台索波诺互换，以及衍生品市场上的其他工具如结构化票据、股票互换、股票回购协议、布雷迪互换等，在整个危机过程中放大了市场混乱，最终造成墨西哥金融体系崩溃和宏观经济动荡。墨西哥这次危机的结果是，银行呆坏帐严重，商业银行收不回的贷款高达250亿美元，银行金库在资本抽逃过程中被掏空；经济增长率下降8％，通货膨胀率超过50％。
三、衍生品交易冲击宏观经济稳定的内在机制
(一)透明度降低影响宏观经济稳定
与衍生品的表外性相关的是交易透明度问题。所谓透明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资产负债表反映不出实际的风险状况；其二，对于OTC衍生品交易而言，缺乏足够的报告制度和披露制度。这种透明度的降低，一方面是直接地影响宏观经济稳定，另一方面则是削弱了当局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能力。
首先，资产负债表无法显示市场隐含的巨大风险。在公司或者银行从事衍生品交易活动后，会计平衡表仅能记录表面上的资产和负债信息，很难揭示出实际隐含的风险内容。正因如此，作为表外业务的衍生品交易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逆转、加速或者减弱资产负债表隐含的风险。但如果衍生品交易风险不出现连锁效应，宏观经济将不会面临大的冲击。
然而，对于参与衍生品交易的央行来说，资产负债表透明度降低造成的后果就会明显不同。这主要是因为衍生品交易不具有透明性，公众很难准确评价和掌握央行干预外汇市场的能力。而且对央行来说，也不能准确地披露实际外汇储备数量，致使调控汇率或者维持固定汇率的实际能力可能会比表面能力要弱的多，显得“外强中干”。其调控整个宏观经济的能力出现下降，很难有效抑制宏观经济波动。
对于国际收支平衡表来说，由衍生品交易造成的透明度降低同样隐含着极大的风险。可以举几个例子。其一，金融创新会把一些长期贷款和看跌期权联系起来，使其具有短期特征。如果经济基本面出现问题，这些在平衡表上反映为长期性质的贷款会迅速向国外抽逃。其二，衍生品创新可以改变短期资本的外在形式，如总收益互换会使短期贷款类似于资产组合投资。其三，以保证金或抵押进行交易的衍生品会产生大规模的突发性外汇流动，而这并不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外汇债务和证券内容中预先显示出来。
其次，OTC衍生品交易缺乏足够的报告制度和披露制度。正因为
如此，监管当局，交易对手方及其他机构很难对公司信用等级和交易情况进行准确评价。当市场承受压力时，缺乏关于某公司市场及信用风险方面的信息，以及对公司风险管理能力方面的信息，将从多方面冲击市场稳定。一是，在谣言、市场恐慌等不利信息作用下，使债权方撤资，最终损害公司的融资途径。二是，导致市场参加者进行防御性头寸调整。众多市场参与者通过运用衍生品，以较低成本迅速撤离某一市场，将对市场和国民经济构成严重打击。
(二)逃避宏观监管
市场主体利用衍生品可以有效避开政府施加于自身的各种限制，同时也可以降低规定的资本持有要求。例如，在各种会计制度中，往往通过信用评级来区分各种资产和可得收入。为了保持金融和经济稳定，政府会根据信用评级限制金融机构持有某种金融资产。但是金融机构并不会就此止步，而是根据需要，设计出形式多样、合乎需要的衍生品，以避开各种监管防护措施。例如结构化票据可以巧妙地把高收益票据处理成具有高信用等级的金融工具，最终避开政府施加的严厉监管措施。在美国，很多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通过结构化票据完全绕开了当局的监管限制，成功地持有外汇资产。
然而，避开监管防范措施对宏观经济来说并不一定是件好事。这是因为，衍生品具有的杠杆易特征在提高了资本使用效率的同时，于另一方面也降低了风险头寸所要求的资本数量。由于风险／资本比率高企，投资者的投资稳定性势必遭到削弱。这样一旦在衍生品市场上出现交易失败，就会造成系统性风险，威胁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报告指出，不断增加的OTC衍生品和结构化票据使用，会大幅增加金融机构的资本头寸。这样，由于衍生品交易存在杠杆性，将使经济系统在多方面面临巨大危险。一是，在经济过热时由于投资兴奋出现决策失误。这种失误往往以高昂的成本为代价。二是，放大各种不利效果，使金融系统和宏观经济面临严重冲击。
(三)制造和深化危机
首先，衍生品市场的投机交易可以制造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汇率的稳定性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但是，借助于高杠杆性和较低的成本，各种跨境衍生品交易完全可以影响和冲击汇率稳定目标。对于采取固定汇率的国家而言，从事投机的机构投资者会利用各种跨境衍生品交易直接威胁甚至攻击汇率体系。另外，即使不存在投机攻击，各种用于跨境交易的长期衍生品(如长达15年的外汇互换)也足以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积累起大量的风险。当国内大型金融机构从事的衍生品交易出现损失时，也会演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动荡。
其次，金融衍生品交易还会加速和深化危机，增加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在金融危机期间，各种与衍生品紧密相联系的国际资本由于流动性的提高可以迅速抽逃，从而加剧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据估计，1994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大量的金融衍生品加速了资本外流，大约有160亿美元的台索波诺被用于互换，最终加大了比索的贬值压力。另外，国内大量的衍生品交易也同样会增加信用风险，并造成难以偿付的实际债务。而且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即使某些衍生品交易最初是用来削减和对冲市场风险，也会在危机来临时“摇身一变”，成为增加市场风险和加速金融危机的不稳定因素。
第三，由于与国际资本流动紧密相关，衍生品交易大大增加了金融危机传染的可能性。从各国经验看，衍生品虽然不是危机的根源，但是却在资产价格下跌之前的积累阶段推动了价格攀升，同时又在危机发生时加速了价格的调整。通过运用衍生品，市场主体能够以较低成本迅速进出市场，这使得由于预防性的原因而逃离一个市场更加容易。一些金融市场的扰动会转变成全面的危机，且危机在于衍生品交易相关联的国内与国际市场得到放大。从东南亚金融危机可以看出，有关资金流动的严重程度、传染性和规模大小都受到衍生品交易的影响。
(四)增加危机处理的复杂性
衍生品市场的不断发展使市场主体交易行为和交易机制出现复杂化，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各国政府处理危机的难度。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政府处理危机的政策方式相对简单。只要政府把主要的债权和债务方集中在一起，制定一项债务支付方案，就能够较为容易地处理债务危机。而在衍生品市场急速发展的情况下，危机处理显得非常困难。主要是因为，第一，市场主体复杂化、j多样化。这既增加了各种潜在的i交易对手方，又产生了究竟谁具有未偿还债务或其它义务的要求权。第二，衍生品交易造成的损失往往是既成事实，必须迅速给予支付，很难进行调节。而且更困难的是，利率市场和汇率市场波动瞬息万变，致使不断产生新的损失或者扩大损失范围。
四、衍生品交易对宏观经济波动的抑制机制
与以上分析相比较，衍生品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还体现在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方面，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波动。以美国为例，进入21世纪后，健全发达的衍生品市场就有效地防止了宏观经济波动和保障了国家经济安全。为此，格林斯潘指出，衍生品市场的快速发展使金融系统发展更灵活、有效，世界经济也变得更有弹性。事实上，衍生品在21世纪初的多次金融风波中确实发挥了良好的抑制作用。我们下面具体分析衍生品交易抑制宏观经济波动的基本机制。
(一)微观衍生品对经济波动的抑制机制
首先，防止行业供求关系剧烈变化。在那些对宏观经济具有较强供给冲击影响、其供求关系直接影响物价总水平的行业(如粮食、石油)中，生产者利用衍生品对其所生产的产品进行套期保值具有明显的宏观意义。第一。利用衍生品进行的风险对冲活动，完全有助于提高生产和供应的相对稳定性，减缓供求关系紧张和过高损失对生产和经营形成的严重冲击。第二，生产者还可以根据衍生品市场上的价格变化，安排投资计划、生产计划和经营计划，增加生产经营活动的持续性和平稳性。因此，从宏观意义上讲，衍生品交易可以从行业稳定和产品供给源头方面，抑制即将出现的产业供求关系紧张和宏观经济波动，进而防止其在短期内出现进一步扩大趋势。
其次，抑制宏观经济波动。如果宏观经济由于其他方面原因出现大的波动，那些能够依靠衍生品市场进行保值，并安排生产和流通的生产者，就会通过衍生品套期保值交易来减少宏观经济波动对本行业供需关系的影响。这样做的宏观效果是，削弱本行业供求关系和宏观经济总量不均衡的联系，即抑制本行业在未来出现较大的供求失衡，避免加剧业已出现的宏观经济总量失衡。对于一些金融投资者来说，则可以通过与宏观经济总量有着密切关系的衍生品(如股指期货)来减少宏观经济波
动的影响。这样由于金融机构能够比较有效地避免收益状况恶化，从而可以减轻资本市场对宏观经济失衡形成的更大压力。
(二)宏观衍生品对经济波动的抑制机制
宏观衍生品是直接针对宏观经济总量变化设计的衍生品，如GDP期货和CPI期货，因此较之于微观衍生品，这些衍生品对于对冲宏观经济风险，减弱宏观经济波动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GDP期货抑制宏观经济波动。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绝大多数经济活动要和GDP变化有关。对于那些与GDP存在很强正相关关系的行业的从业人员来说，最容易面临由于宏观形势变化造成的失业问题。如果建立起GDP期货，他们可以对失业风险进行套期保值，以此提高福利水平，这也使得这类行业的工作变得更具吸引力，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宏观上看，开展GDP期货交易有助于控制宏观形势，防止经济加速逆转。对于多数的商品以及服务供给方来说，其收入在GDP增长低于预期水平时会受到负面影响，投资支出会部分贬值。投资者可以不必买入无效率定价和交易的股票投资组合，而是通过GDP期货交易以较低成本对GDP变化进行对冲，来避免或者减少宏观经济失衡给自身造成的损失。这样做的结果是，投资决策及生产计划不再受制于未来GDP增长的不确定性，整个国民经济增长路径会变得平稳，以往周期性波动产生的巨大社会及私人成本出现降低。
高效课堂就是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课堂，是学生充分自主学习的课堂。《宏观经济学》是经济类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理论性较强的专业基础课。该门课程的教学普遍采取教师授课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的传统模式，这种“满堂灌”、“填鸭式”的授课模式容易导致学生课堂学习效率低下，学习能力降低。在《宏观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中引入小组合作学习，期望转变学生的学习状态，主动参与到师生共同构建的教学过程中，提高课堂效率。
一、小组合作学习的必要性
1.调动学习积极性，提高课程的吸引力。《宏观经济学》课程一般采用大班制授课，教师采用讲授为主的传统授课模式，已经很不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而在小组合作学习过程中，学生处在一个比课堂更小的集体内，有助于提高教师的关注度。
2.符合经济类课程的特点，培养学生团队协作能力。 目前的大学生大多属于95后，他们主体意识强，思维活跃且参与意识强。在小组合作学习中，学生是主体，从“要我学”转变到“我要学”，增加了自我表现和动手实践的机会，学生需要学会交流、协作，和睦相处地开展研究学习，培养了探索精神和团队协作能力。特别是在目前大班授课、客观经济状况更新快，极大地丰富经济理论的情况下，组织学生开展小组学习，将课堂内外教学结合起来，有助于教学任务的完成和教学效果的提高。
二、小组合作学习在《宏观经济学》中的教学环节设计
在课堂教学中如何发挥学习小组的作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教师通过丰富多彩的小组活动，并进行有效的管理和考评，使学生能够更好地完成教学目标。
1.科学的划分学习小组。通过研究我采取“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编排原则。在小组编排上根据学生的性别、兴趣、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合理划分小组，然后根据未来职业方向进行角色定位。目前《宏观经济学》课程除了个别课堂由1个自然班，五六十人组成外，一般由两个自然班组成，大多为八十人左右的大课堂，在划分小组时应该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以自然班为单位划分学习小组，每组7-9人。一方面方便教师对小组活动的指导，另一方面也避免有些学生的“搭便车”行为。另外小组成员的男女性别比例大致相等。一般情况下，尽可能地使不同小组之间男女生人数相等或相近。
第二，就业为导向，对小组成员的角色进行定位，明确组员责任和分工。如“总经理”负责掌握小组活动的全局，分配发言机会，协调小组学习进程，掌握合作学习的时间;“监管员”负责监督组内每个组员合作学习的结果;“记录员”认真及时记录每个组员发表的意见和内容及讨论结果;“策略员”能够激发其他组员讨论的积极性，鼓励不爱发言的组员说出他们的想法等等。
2.确定小组学习内容的。 确定小组学习的内容，首先，要重构教学内容。为了使小组学习行之有效，需要明确哪些内容是需要教师直接在课内精讲的，哪些内容是可以交给学习小组独立完成的。其次，结合客观经济状况。要搞好课堂教学，需要明白学生关注的问题，或引导学生关注经济热点，引导学生把课本中的所学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在此基础上，制订出每堂课的教学引导计划。
3.小组合作学习的考评。考评方式与考评要求对学生学习来说，是一根重要的指挥棒。考评过程中在关注学生团队展示效果的同时，兼顾每个学生在团队中的奉献精神与工作强度，坚持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采用小组自评和组间互评相结合的方法，提高评价的准确度。
三、小组合作学习的教学实践分析
每学期开学三周内，完成学习小组的划分和学习内容的安排，以便对小组合作学习活动的开展情况进行必要的指导。2014-2015学年第一学期，开设《宏观经济学》课程的班级有国贸1301、1302、1303和1304班。根据实验要求，将国贸1301和1302班设定为实验组，安排小组合作学习;国贸1303和1304班按照传统的授课方式进行教学活动。
根据《宏观经济学》的课程内容，选择将“利率的决定”“失业和通货膨胀”等章节作为小组合作学习的内容，要求各组制作出PPT，自第6周开始，每双周课程安排2个小组讲解，将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教师的讲授进行有机结合，避免了课堂的单调性。在讲解阶段，其他小组成员作为评委，对讲解组的讲解情况进行打分;各组满分为10分，计入小组平时成绩。学期结束后，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期末考试成绩，分析小组合作学习的效果。
1.一份试卷理想的难度系数是0.2左右。其计算公式为：L=1-X/W其中：L为难度系数，X为分析组平均得分，W为试卷总分(一般为100分)。计算可得实验组的难度系数是0.23，对照组的难度系数是0.26，两者相差并不大，均处于理想的难度系数区域。
2.区分度是区分应试者能力水平高低的指标。试题的区分度在0.4以上表明此题的区分度很好。其基本计算公式：D=2(XH—XL)/W，其中：D为区分度，XH为前27%的高分学生的组平均分，XL为后27%的低分学生的组平均分，W为试卷总分(一般为100分)。计算可得实验组的难度系数是0.5，对照组的难度系数是0.46，两者相差不大，均达到理想的区分度。
3.从表1可以看出，实验组的平均分高于对照组，标准差系数低于对照组，因此实验组平均分的代表性更好。
4.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经过小组合作学习，学生的优秀率在呈上升趋势，实验组中优秀的学生比重为9.86%远远大于对照组的 1.45%;60分以下的同学所占的比重8.45%远远小于对照组中的14.49%，二者在其他区域的比重相差不大。究其原因是就业导向的小组合作学习方式，激发了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引导学生学会主动思考，从而真正提升了学生学习效果。
四、结语
小组合作学习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组织形式，在课堂内外教学中组织学生开展小组学习有其必要性。通过小组合作学习的教学模式设计，将教师的讲授与学生自主学习相结合，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有助于提高课堂效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宏观经济 影响
如今我国在世界上发展中国家中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口总量都位居首位，在高速发展的经济环境中，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渠道，因此如何在高速发展的经济大潮下获得广泛的资金渠道就成为需要考虑的问题。上个世纪末期开始，来自国外商人的直接投资，简称FDI，开始迅速地进入到我国，这股资金力量给我国的经济带来了推波助澜的重要积极作用。这些国际资本的流入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帮助，从经济效益上来说，这样的投入可以显著地增加我国的经济输出，带动整个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张，因此如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是我国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最重要的因素。
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内经济总值的影响
在此之前，已经有众多的实证分析研究，这些研究均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力量输入到发展中国家均对其有显著的帮助作用。从我国的角度来说，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详细的分析。外商投资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资本组成部分，对我国的阐述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所以说可以根据我国的宏观经济的一项重要指标，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来设计计量模型：
GDP=α+β*FDI+ε
然后，笔者收集了我国自2000年以来的经济数据，通过数理分析软件Eviews进行了估算，得到的结果如下所示：
GDP=8757.031+156.0041*FDI
在经过了进一步的调整之后，R2的值为0.936，而F的对应值则为53.9725。
根据这样的结果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力量的迅速涌入，给我国的21世纪经济建设起到了突飞猛进的推动作用。在过去的十二年内，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亿美元，我国所对应的国内经济总值增长至少为156亿美元。
然而，以上分析所采用的数据是历史的时间排列方式，并没有对其稳定程度进行分析，因此再次对以上数据模型进行协整处理，发现其显著性约为5%，可以说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国内经济总值具有协整关系，因此可以断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是一种长期的均衡效应，该效应的数理形式可以通过以下方程来表达：
LnGDP=7.97+0.391*LnFDI
从以上的表达可以看出，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391个单位的增加对应外商直接投资的单个单位。另外，根据分析结果还可以看出，上述的均衡效应都可以对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产生显著的影响，并且这样的影响具有长期持续的关系。与此同时，我国在经济上的增长在反方向上又可以刺激外商直接投资力量向国内转移。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刺激程度分析
本部分分析的主要是外商投入的要素与我国经济变化的关系，一般来说，可以使用那个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也就是索洛斯旺模型来进行研究。在该模型的解释当中，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总资本量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显著地刺激我国经济增长。另外，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在多个方面例如消费、就业、储蓄等方面对我国的宏观经济形成积极影响作用。为了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作用，本文使用了上述模型，通过定义外商直接投资为额外的变量，将其融入到以下的数理方程表达式中：
LnY（t）=LnA（t）+a*LnKD（t）+b*LnKF（t）+c*LnL（t）
在上述方程中，Y表示的是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KD表示的是国内投资的资本存量，KF表示的是外国投资的资本存量，L、A、t表示的分别是劳动力、技术进步和时间段。
利用对时间段的微分可以得出以下形式：gY=gA+a*gKD+b*gKF+
c*gL，其中gY、gA、gKD、gKF、gL分别表示对应变量的增长率，而剩余的L、a、b、c表示的分别是国内的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
将过去的12年中每一年的数据根据队列进行排序，可以得到b的值为2.3，在通过进一步非分析研究可以得到，外商直接投资以6%的贡献率作用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因此可以说我国在对待外商直接投资的力量使用上一直保持着较低的水平。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之间的关系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最早出现于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量在我国呈现了旺盛的内部转移现象，从理论研究上来说，该问题的起因也逐渐露出了眉目，其中比较有说服力的观点是蒙代尔的理论，他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具有贸易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上逐渐提升，这也导致了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广泛，同时对我国的投资结构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笔者选取了近二十年来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通过分析来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产生了怎样的作用，通过对比分析，笔者得到了下面的数理表达模型：
EX=385.6383+1.1673*FDI+1.3091FEX
其中，EX表示的是我国的出口总量，FEX表示的是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出口总量，该模型中R2的值为0.9831。在对上述的方程进行了基本的优化后，得出的拟合优化程度为0.9809，检验值最终结果为436.3833，每一个回归系数的时间序列检验值都在2.602之上，因此从这样的结果可以看出整个方程线性程度具有稳定的成立性，在出口方面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总量都对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产生了重要的规模增大作用。
而在进口方面，笔者分析的回归模型具有以下的表达形式：
IM=402.0759-0.7448*FDI+1.7954*FIM
其中，IM表示的是我国的总进口量，而FIM表示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我国的进口总量，R2的值为0.9701，可以看出方程的整体线性程度非常好，在经过调整优化之后，拟合优化程度值为0.9661，最终的F检验值为243.0949，可以看出该模型方程是稳定成立的。然而回归系数的检验值却没有能够得到接受，这主要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总量的增长带来的结果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产品对一些进口商品产生了替代现象，也就是说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进口经济贸易产生了替代影响。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到的结果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历史演变和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变动趋势表现出了加强的关联一致性，这意味着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的进出口贸易还有外商直接投资与其进出口之间均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关联性，并且这样的关系具有滞后的现象，意味着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是共生的，同时也是互相补充的。
四、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内部投资环境的影响
一般来说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对我国的国内投资产生一定的影响之外，还可以间接地在其它一些方面都我国的国内总投资产生一些额外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一些情形中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会对其它国家队我国的投资产生一定影响，这样的影响又会间接地作用到我国国内的投资情况，这种间接性的影响行为具体来说可以描述为以下两种形式：
一方面是挤出效应，如果外商直接投资所涉及的行业与国内的同行业企业之间产生冲突时，就有可能产生挤出效应，由于竞争上存在巨大的优势，国内的同行业企业就有可能在激烈竞争中被淘汰，这种淘汰现象被称为挤出效应。同时，这样的效应也有可能产生在对项目的投资商，由于国内的一些企业在对项目进行投资时不愿意与投资效率更加高的国外同行业企业进行优势不存在的竞争，因此很有可能会在途中进行主动退出，这样的现象也可以被称为挤出效应。
另一方面被称为引致效应，该效应主要表现为在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增加上，若其投资额度增加一个单位，在对我国国内总投资带来的影响上大于一个单位，那么这样的现象就被成为引致效应。
投资的定义较为复杂，它容易受到较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就是一项重要的影响因素，简单来说，我国国内的投资主要有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我国自身经济状况带来的影响作用，另一个是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影响作用。所以说根据这样的原理可以设计出含有时间变量的数理模型，如下式所示：
It=α+β1*F1+β2*Ft-1+β3*Ft-2+β4*It-1+β5*It-2+β6*Gt-1+β7*
Ft-2+ε
在上式中，I表示的是我国的投资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比，F表示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比值，G表示的是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随时间的增长比值，本研究中选取的是近十二年的经济数据，根据每一年的实际汇率转换为当时的人民币数额计算。同样使用的是Eviews统计分析软件，最终进行回归相关的结论为：
It=18.377+1.303Ft-1+0.603Ft-2+0.989It-1-0.544It-2+0.0995
Gt-1+0.0514Gt-2
在上述式子中，经过优化以后，R2的值为0.78，F的值为9.622，P的值为0.001，从上式的结果中还可以看出，模型中并不存在序列上的相关性，并且能够很好地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引入和规模上的增加对于我国的内部性投资具有非常显著的积极作用，可以说外商直接投资直接正向带动了我国的经济发展，这与第一章节的内容具有极高的相似性。
五、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上的建议
首先，我国需要在宏观政策上继续引入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充分地利用好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内部性投资、与其它外商之间的投资还有整体宏观经济的积极帮助作用。
其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国仍然需要进一步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帮助作用，也就是增加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输出效率，要想实现这样的目标，我国需要在传统的牺牲市场赢取投资金额的策略进行改变，提出全面引入国际投资力量的政策。目前我国仍然处在经济上的转型阶段，传统的投资引进方式已经不能够与现有的经济与政策环境相匹配，因此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产出效率。将外商投资的内容更加技术化，也就是说将过去纯粹追求数量的方式转变为追求质量产出的方式，尽量降低技术含量较低并且企业规模较小的外商在我国的投资行为比例。
再次，对于已经进入我国的直接投资外商，需要对其进行行业和投资地域上的管理，从商业上加快引进农业、高质量产出农业、出口型农业等我国政府重点扶持的行业项目，逐渐全面优化好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结构分布，有力地促进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
最后，笔者认为，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现代经济环境中需要的是一种较为稳定的经济背景和科学稳定的经济政策，只有这两方面的结合才能够将外商直接投资的积极作用全面发挥到预期的理想程度。深入一步说，笔者期望我国对资本不再进行限制作用，虽然外商直接投资毫无疑问对我国的宏观经济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但是我国不能够仅仅使用补贴、减税、降税等政策措施来吸引国外的投资方，而是应当积极采用更加先进的政策，改善我国劳动力的技术含量，提升劳动力价值，加强技术上的进步，为我国创造一个优良的宏观经济环境，充分补充局部地区的生产力不足，这相对于我国对国外进行现行的各类优惠和盲目依赖国外企业来拉动经济的做法而言，更加会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作用。我国国内企业的技术含量不能够一味地照搬国外的成果，国外同类技术的经验是无法通过投资来获得的，而是应当利用我国现有的技术资源，依靠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帮助来逐渐积累。虽然这样的做法可能会给我国的宏观经济带来短时期的不稳定，但是如今世界各国的互相交流渠道越来越丰富，信息传送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信息传播的地域也越来越广，只要我国能够积极地采取政策和措施应对，避免外商直接投资过大规模的流入和短时间内给我国宏观经济带来的不稳定影响，就一定能够利用好这样的外部投资资源，全面提升我国的宏观经济水平。
六、总结
总的来说，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宏观经济具有着多方面的影响，笔者收集了近十二年的经济数据，进行了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宏观经济贡献度、对外经济贸易和我国国内投资之间关系的实证关系分析，根据结果得出我国要加大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提升其在我国投资的产出效率，但是仍然需要对投资的方向和地域进行全面的管理，同时避免过高的投资量给我国宏观经济带来的不稳定，真正利用好外商直接投资这一股力量，帮助提升我国的宏观经济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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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华林，李圣华.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宏观经济指标分析――时间序列分析[J].延吉：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
资产充足率监管对银行贷款行为的影响
从比较简化的框架出发，面对更高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目前银行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法来应对：第一种是发行新的权益资本。第二种是通过增加留存收益提高自身积累资本的能力。具体的方法包括：降低分红水平；提高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拉大利差水平，以弥补资本成本的上升；调整收入结构，提高非利差收入占比。第三种是降低风险加权资产规模。具体的方法包括：降低贷款组合的规模；减少非贷款资产；调整资产组合，降低风险加权系数。
在实践中，由于上述这些方法产生效果的时间有所差异，因此，银行对这些方法的选取与监管要求的实施进度密切相关。如果实施期间较短，银行为尽快达到监管要求，会更为依赖一些能迅速产生效果的方法，如追加募集资本，削减风险权重较大的信贷资产，扩大利差水平以弥补资本成本上升等等；而如果实施期间较长，银行则可能选取一些成本更低的方法，比如通过降低运营成本和优化收入结构来增强利润留存能力，以逐步提高自身的资本充足率水平。
从2009年起，为配合“巴塞尔协议”的修正以及实施工作，国际清算银行组织了一次较大范围的宏观效应评估工作。这次评估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对新协议的长期经济效应评估，其中涉及对更高的资本监管标准所可能带来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的全面考察。二是对新协议实施，在短期内可能产生的宏观冲击进行评估。为全面评估新协议实施（包括更高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和流动性指标）可能产生的短期影响，巴塞尔清算银行建立了宏观经济评估小组（MAG），该小组由巴塞尔清算银行牵头成立，IMF、多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和研究部门均参与了此次评估工作。
尽管中国监管当局也参加了MAG小组的宏观经济评估工作，但由于数据积累以及建模方面的局限，MAG的最终评估结果并没纳入中国的内容。不过，对于我国实施新资本协议来讲，研究其宏观经济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作为一个银行业占绝对主导的国家，银行信贷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银行监管标准的提高，会对银行信贷行为乃至宏观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是我国实施新监管标准必须要先搞清楚的问题。监管标准提高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一国经济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不能简单地拿国际已有的研究数据来对照中国的情况。其次，在实践中，中国对“巴塞尔协议”的实施情况与其他国家并不相同，特别的，在实际的监管要求中，我国监管当局所执行的最低监管标准要远高于旧巴塞尔协议的要求，由这点来看，中国银行业向新资本协议的高标准过渡所产生的波动，可能比其他国家要来的小一些。此外，我国监管当局还结合我国自身的特点，以及现有的监管实践经验，在“巴塞尔协议”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更高的资本要求，同时也追加了其他的监管要求，如提高拨备覆盖水平，等等。所有这些，意味着本文有必要在MAG评估的基础上，根据中国银行业和宏观经济的现状，对我国监管当局实施新资本协议可能产生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一个单独的评估。
基于巴塞尔委员会宏观经济评估小组（MAG，2010）的最新研究，利用14家上市银行28个季度的面板数据，考察我国资本充足率水平与银行信贷增长之间的关系。
结果显示，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对其贷款行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但这一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期。我们的数据测算表明，资本充足率变动将在3个季度后对银行的贷款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在6个季度后这一影响的程度达到最大值。此时，资本充足率每增加1%，6个季度（1年半）后贷款增长率将提高0.464%；核心资本充足率每增加1%，6个季度后贷款增长率将提高0.457%。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资本约束对信贷增长影响的这种滞后效应对于不同规模银行和不同时间段样本均成立，但幅度略有差别。
资本充足率监管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资本充足率监管对银行行为的影响，会通过三项渠道进一步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
首先，在短期内，面对更高的资本充足率要求，银行会倾向于通过削减贷款规模和调整贷款结构来降低风险资产规模。贷款数量的减少（增长速度的降低），对宏观经济运行会有直接的影响：一方面是在其他融资来源不变的情况下，银行贷款意愿的降低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可贷资金数量；另一方面在贷款意愿下降的同时，为控制贷款组合的总体风险，银行贷款会更倾向于贷给风险较低的客户。这种调整会产生结构性效应，导致部分行业和中小企业（这些行业缺乏可替代的融资来源）会受到更强的信贷约束，如果这些行业和中小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那么，银行行为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也会更明显。
其次，银行扩大利差的行为会直接提高资金成本，会对社会总需求，特别是投资形成一定的抑制。如果总需求对利率变化很敏感，利差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也会比较明显。
再次，银行补充资本金的行为还可能对宏观经济产生一些间接影响。在资本市场融资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如果为满足更高资本金要求，银行集中进行大规模的资金筹集活动，势必会对市场产生较大的压力，拉高市场资本筹集的成本，进而对其他企业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
总体来看，在短期内，实施更为严格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其大小取决于银行的行为选择，而这又与监管要求的实施进度密切相关。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列出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强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对短期的分析，因此，传导机制所体现出的主要是对宏观经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事实上，从长期看，资本监管要求的强化，能有效地提高银行体系运行的稳健性（降低银行危机发生的概率），这对宏观经济的长期健康运行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资本充足率监管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测算中，如果借鉴了MAG小组所采用的标准法，将评估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评估资本充足率提高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第二步评估信贷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追加考察“巴塞尔协议Ⅲ”资本要求可能给银行带来的筹资约束问题。假设核心资本充足率要求8.5%，信贷年均增长率维持在15%～20%之间，根据本文的估算，从2011年到2016年，银行业实施新监管要求所面临的资本金缺口将在10000亿元以上。
而反观我国资本市场的融资情况可以看出，与新监管要求下银行业资本补充的需要相比，资本市场面临着一定的压力。具体来说，在2005～2010年间，我国资本市场的年均融资额为4224亿元（境内市场融资）和5590亿元（境内外市场融资总额）。假定上述水平在未来5年间保持年均10%的增长，则从2011年到2016年，累计的资本市场融资总量约为36000亿元（境内市场）和47000亿元（境内外市场）左右，假定其中20%（从在2005～2010年间，银行业融资约占资本市场融资总量的22%左右）可以作为银行资本补充的空间，则在2011～2016年之间，资本市场能够为银行提供的资本约为7100亿元（境内市场）和9500亿元（境内外市场）左右。
［关键词］第三空间；儒经英译；辜鸿铭；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志码］A
辜鸿铭是第一位独立、主动翻译儒经，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国学者，他打破了传教士和西方汉学家在该领域的垄断地位，在中西方文化传播史上占有独特地位，他和理雅各并列，同时成为英译儒经史上两位里程碑式的先驱人物。辜鸿铭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贡献与当前学术界对其关注度极不相称，这集中表现在对其文化传播策略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因素的考察较为缺乏等方面。［1］本文拟从霍米·巴巴“第三空间”理论的视角，以文化身份和文化传播理念与策略为切入点，研究辜鸿铭是如何在中西文化疆域相交的“第三空间”促进儒经有效对外传播的。
一、霍米·巴巴“第三空间”理论及其在辜译儒经研究中的指导意义后殖民主义理论领军人物霍米·巴巴在其代表作《文化的定位》中提出了“第三空间”的概念。霍米·巴巴批判殖民文化和被殖民文化二元对立的空间体系，阐释殖民话语旅行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指出“在文化翻译的过程中，会打开一片‘铸隙性空间’（interstitial space）、一种铸隙的时间性，它既反对返回到一种原初性‘本质主义’的自我意识，也反对放任于一种‘过程’中的无尽的分裂的主体”。［2］(P36)他认为不同文化相交的“间隙”（文化的“疆界”） 形成了文化交流的“第三空间”。
“第三空间”具有开放性。它包含并超越二元空间，是一个包容的空间场域，显现文化身份因素，杂合并呈现文化差异性，不同的文化因素活跃于“第三空间”，穿越“疆界”回到“此在”。“第三空间”具有杂合性。霍米·巴巴认为杂合性是“殖民权力生产力的标志，它表现出了所有存在于被歧视与被压迫场所中的必然变形和置换”。［2］(P112)在这一场域，种族、性别、意识形态、文化和语言等因素互相混合交织，彼此碰撞交错，在融合交流中产生新的意义，构建新的“他者”。在异质文化相遇的“第三空间”，二元对立得以消解，强势文化霸权得以抵抗，多元想象与对抗策略得以建构，不同文化因素杂合在一起，冲突的文化差异彼此杂糅、碰撞，“异质性”在新的文化生态中得以显现。
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理论对于研究辜译儒经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霍米·巴巴提出话语的意义和文化的差异只有在“第三空间”才能得到应有的诠释。“杂合”是“不同语言和文化相互交流、碰撞，最后形成的具有多种语言文化特点但又独具特色的混合体”。［3］文化交流必然伴随杂合的现象。［4］翻译就发生在不同文化混杂的“第三空间”，该空间生成的文化产品具有杂合的特征。辜鸿铭儒经传播的过程就是中西方文化在相交的“第三空间”转化、交融、发展的过程。辜鸿铭将两种文化和语言带到“第三空间”，使殖民文化和被殖民文化进行平等的协商、对话，构建非此非彼的新的“他者”。“第三空间”理论指导我们以开放的心态研究辜鸿铭英译儒经超越身份的二元对立和文化传播策略的二元对立，以杂合的眼光审视辜鸿铭“自我”与“他者”的文化身份以及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
二、辜鸿铭杂合文化身份的形成
文化身份主要体现民族本质特征，尤其是民族文化本质特征。霍米·巴巴推崇在文化边界相交的“第三空间”中形成的杂合的双重文化身份。辜鸿铭是在文化旅行中选择和形成自己杂合的文化身份的。在中西方文化相交的“第三空间”，“他者”要素活跃，差异性元素混杂，在文化协商中，辜鸿铭既是“他者”又是“自我”，形成了杂合的文化身份，在身份协商的过程中实现了中西方文化的交融。
辜鸿铭具有西方文化身份。他在青少年时代系统地接受了西方教育，获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游学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他精于西学西政，通晓英、德、法、意大利、拉丁、希腊、马来等多种语言，洞悉西方文学、宗教、社会民情等，十分了解各种西方社会思潮。他经常在文章中熟练引用西方著名作家言论，深度论及西方问题。西方人赞誉他的英文文章可以同维多利亚时代大文豪的作品相媲美。
中西方文化之间没有特定的界限，在多元文化碰撞的“第三空间”，辜鸿铭同时彰显着中国文化身份。留学期间，他师从浪漫主义一派，深受浪漫主义思想影响。卡莱尔、阿诺德、爱默生、罗斯金等浪漫主义者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把道德和精神生活作为思想的关键，倾向于文化民族主义，推崇东方文明和中国文明。受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辜鸿铭对西方文明的失望激发了他的民族感情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渴望。归国后，辜鸿铭潜心钻研中国传统文化，国学大家罗振玉称赞他的中国学问“学以大成”，他被西方认为是孔子学说的权威，其中国文化大师的身份自然凸显。
辜鸿铭理解中国典籍的深刻内涵，又无法摆脱早期西方正统教育的影响［5］，因而兼具中西方双重文化背景，可以在“第三空间”以杂合的文化身份审视中西文化冲突，具有促进中西文明交流、融二者于一体的优势。
三、辜鸿铭文化传播理念及其策略
在“西学中渐”成为主流、“中学西渐”亦同时发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辜鸿铭具有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其英译儒经的传播理念在于他希望西方读者能够消除对中国文化固有的成见和蛮横的态度，更好地理解进而认同中国文化，平等地对待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在《论语》译序中，辜鸿铭表示他希望译书不仅能使西方修正谬见，“而且改变其对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国际交往的态度”。［6］（P76）他在《中庸》译序中进一步指出他期待该译书能够帮助欧美人民“形成一种较清晰较深刻的道德责任感”，“无论是以个人还是作为一个民族同中国人交往的过程中，都遵从道德责任感”。［6］（P76）在跨文化交流的“第三空间”，他期待超越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绝对统治和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消极抵抗，在“他者”与“自我”的对话和交流中实现中西方文化转换、传递和融合。
辜鸿铭在其文化传播理念的指导下，采用杂合的文化传播策略在中西方文化疆域相交的“第三空间”进行儒经翻译。他采用归化和异化杂合的翻译策略，把中西方文化和语言带到“第三空间”，让两种文化就彼此的差异性进行平等的协商、对话，实现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融。一方面，他选择归化翻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改写儒经，满足了西方读者的审美期待；另一方面，他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尽可能再现儒经所认知的世界和所塑造的美。
归化翻译策略实现了文化传播中“自我”的话语权，减少了西方读者的阅读障碍，更好地彰显了儒家经典的精神。辜鸿铭在《论语》译序中说他的翻译是“努力按照一个有教养的英国人表达同样思想的方式，来翻译孔子和他弟子的谈话”。［6］(P84)以儒经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强调道德责任感，他分别用“the moral law”、“moral order”、“moral sense”、“moral man”传播“道”、“和”、“仁”、“君子”等儒经核心概念，强调“moral”，凸显中国文化的“道德”特质。理雅各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将“道”译为“path”，将“和”译为“the state of harmony”，将“仁”译为“benevolent actions”、“true virtue”、“the good”、“the virtues proper to humanity”等，将“君子”译为“a man of complete virtue”、“the superior man”、“the scholar”、“the accomplished scholar”等。理雅各对这些儒经核心文化词汇的翻译忽视了“道德”（moral）主题，没有突出中国文化的底蕴。辜鸿铭儒经传播揉合西方文化元素，大量引用西方文学、哲学、宗教等领域的箴言为有关经注释，辜鸿铭特别注明《论语》翻译是“一本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话来解说的新的特别翻译”。［6］（P89）王辉［7］研究发现辜鸿铭在译本中多次直接或间接引用歌德、阿诺德、爱默生、卡莱尔、弗劳德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观点为《中庸》做注释。辜鸿铭创造性的文化传播策略增强了译文的可接受性，便于西方读者了解儒家哲学。
辜鸿铭传播儒经时还采用异化翻译策略输出儒经的内涵、展示儒经的风格。例如辜鸿铭将“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译为“At the service of the great Ti sacrifice (the ‘Mass’ in ancient China),I always make it a point to leave as soon as the pouring of the libation on the ground is over”。“禘”属于中国文化专有项，是指“宗庙五年一次的大祭”。辜鸿铭在直译出其文化内涵“the great sacrifice”的同时，将“禘”音译为“Ti”。这种异化的翻译策略突出了文化交流的“异质性”，彰显了中国文化特色。理雅各将“禘”译为“the great sacrifice”，缺少了“禘”的音译，没有突出文化差异性。再如辜鸿铭把“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翻译为“Those who know it are not as those who love it;those who love it are not as those who find their joy in it”。辜译使用“those who love it”成功地再现了原文“顶针”的修辞手法，“辞气相副”，有助于西方读者更好地把握儒经的内涵。理雅各将该句译为“They who know the truth are not equal to those who love it,and they who love it are not equal to those who delight in it”。该译文虽然传递了原文的基本内容，但是由于缺失了原文的修辞手法，不能准确地显示原文的气韵，在“气副”方面稍逊于辜译。辜鸿铭的异化翻译策略突出了中国文化的“他者”性，使西方文化读者充分领略了儒经的文化精髓。
辜鸿铭英译儒经是中西文化在“第三空间”协商的产物，兼具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深厚底蕴。其文化传播的杂合策略可以超越霸权主义的价值观，还原文化差异性，化解文化冲突和矛盾，实现“同”与“异”的统一，对于促进文化传播具有积极的意义。
四、结语
霍米·巴巴“第三空间”理论消解了强势文化霸权和弱势文化抵抗，为审视辜鸿铭儒经传播开辟了新的视域。在文化协商的“第三空间”，辜鸿铭形成了中西方文化杂合的译者身份，采用杂合的传播策略实现了儒经文化的有效传播。在“汉学”潮流全球化的形势下，辜译儒经经典化对中国文化传播具有积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我们以译事传播中国文化，就要努力在中西方文化疆域相交的“第三空间”构建“自我”和“他者”杂合的双重文化身份，杂合运用归化和异化的文化传播策略，以实现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互动和相互激发。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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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因素 公司资本结构 房地产公司
一、引言
公司资本结构指的是公司各种资本，包括长期债务、普通股、优先股及留存收益的价值构成及其比例。狭义的资本结构即长期的股权资本与债权资本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合理的资本结构对于降低公司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提高公司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1952 年，美国财务学家 David Durand 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召开的“公司理财研究学术会议”上发表名为《企业债务和股东权益成本：趋势和计量问题》的论文，拉开了资本结构理论研究的序幕。在随后的 50 多年中，以著名的 MM理论为代表，有关资本结构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文章层出不穷，资本结构的研究成为了公司理财的焦点问题之一。国外对于资本结构的实证研究十分活跃，但是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探索较为局限。国内对于中国的资本结构研究也不甚完善。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发展，以证券市场为代表的资本市场逐步发展壮大，我国的企业在资金来源的选择上有了更多的自由和选择余地。我国的公司也不仅仅可以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获取资金，还可以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进行直接融资。新的形势使我国的公司面临着资本结构选择和优化的新问题，也使得当前对资本结构进行新的以及进一步的研究成为一种必要。研究对于了解我国公司当前资本结构选择状况以及改善不合理资本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Marsh（1982）以 1959 到 1974 年间发行股票和债券的英国企业为样本，采用 Logit 和 Probit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证明公司资本结构的选择受到市场状况和历史股价的严重影响，看起来公司在做财务决策时脑海里有目标的债务比率，且企业的目标债务比率与公司规模、破产风险和资产构成具有函数关系。Bradley等（1984）建立了一个综合现代权衡理论的最优资本结构模型，并通过对 25 个行业 821 家企业和 21 个行业 655 家非管制企业进行回归分析，考虑了使用行业虚拟变量和不使用行业虚拟变量两种情况，证明行业因素对公司杠杆具有显著影响，公司盈利的变化性、广告研究开发费用与企业 杠杆显著负相关，而非债务税盾与企业杠杆显著正相关。 Titman &Wessels（1988）采用因子分析模型，使用 1974 到 1982 年间 469 家公司的数据检验了 8 个属性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发现公司独特性、公司规模、盈利性与杠杆负相关，强调了交易成本对公司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没有提供非债务税盾、收入变异性、资产担保价值或成长性对于负债比率影响的实践支持。Harris &Raviv（1991） 通过总结相关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后得出固定资产、非债务税盾、投资机会、公司规模与负债比率正相关，公司变异性、广告费用、破产可能性、产品特殊性与负债比率负相关。Rajan & Zingales（1995）采用 1987 到 1991年间 G7 国家的数据做出对资本结构的国际比较研究，发现 G7 国家公司杠杆率比之前设想的更为相似；同时他们通过四个解释变量分析 G7 国家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得到结论：有形资产比率与杠杆比率正相关，投资机会与杠杆比率负相关，除少数国家外，公司规模与杠杆比率正相关，盈利能力与杠杆比率负相关。Booth 等（2001）对 10 个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用静态权衡理论、融资顺序理论和理论框架解释资本结构差异，发现国家因素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与平均税率、商业风险、资产有形性、公司规模等财务变量一样重要。
（二）国内文献 陆正飞和辛宇（1998）选取了机械及运输设备业 35 家上市公司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企业获利能力与资本结构显著负相关，但企业规模、资产担保价值、成长性对资本结构影响并不显著。陈维云和张宗益（2002）发现，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规模、成长能力正相关，与盈利能力、资产流动性、资产运营能力负相关。肖作平（2004）采用 1995 到 2001 年间 239 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计量方法，得出有形资产比率、企业规模、产品独特性与杠杆正相关，成长性、资产流动性、现金流量与杠杆负相关。
通过回顾公司资本结构决定因素相关文献发现，国内外主流文献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考虑公司特征、行业等因素，对于宏观经济因素的专门探讨，尤其是对中国公司的实证研究比较罕见。尤其是以我国的公司为对象的研究，在宏观经济因素方面存在缺失，而一些学者又曾经在其文献中证实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性。促使笔者对此问题进行研究。为了排除行业因素的影响，研究只从房地产公司获得了相关数据；选取房地产公司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在于，房地产行业为资金密集型，资本结构的选择对于该行业的公司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对房地产公司在变化的宏观经济状况下选择优化资本结构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三、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 （1）传统资本结构理论。传统资本结构理论由 David Durand（1952）总结提出，主要包括：净收益理论、净营业收益理论和传统理论。净收益理论认为，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的资本成本保持不变且债务融资的资本成本小于权益融资的资本成本，公司可以通过使用债务融资降低平均资本成本，因此最优的资本结构为 100%的负债。净营业收入理论认为，虽然债务融资的资本成本小于权益融资的资本成本，但当债务融资的比例上升时，权益成本会随之上升，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将维持不变，而不会因为负债率提高而降低；因此公司不存在最优的资本结构。而传统理论采取了折中的观点，认为尽管权益成本随着财务杠杆的增加而增加，然而这在一定的程度内不会抵消债务融资带来的好处。随着债务融资的增加，公司的加权资本成本是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因此公司的价值先增加后减少。在一定的债务融资水平上公司达到最优的资本结构，实现价值最大化。（2）现代资本结构理论。MM 理论，Modigliani 和 Miller 1958 年出版的杰出文献标志了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开端（Harris & Raviv， 1991）。最初的 MM 理论由 Modigliani 和 Miller 于 1958 年 6 月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资本结构、公司财务与资本”一文中所阐述的基本思想构成。该理论认为，在不考虑公司和个人所得税，没有破产风险，资本市场有效等理想条件下，公司的市场价值与其资本结构无关。即杠杆公司的价值与无杠杆公司的价值相等，公司价值为未来期望收益按一个合适资本化比率的贴现，与财务杠杆无关。该模型的表达式为：VL=Vu=EBIT/K=EBIT/Ku （VL 为有杠杆公司的价值，Vu 为无杠杆公司的价值；K=Ku 为合适的资本化比率，即贴现率；EBIT 为息税前净利）。修正的 MM 理论由两位教授于 1963 年提出，该理论放宽了初始模型的假设条件，将公司所得税纳入考虑范围。他们发现，考虑公司所得税之后，由于负债利息可以抵税而产生税收利益，公司价值会随着债务融资的增加而增加。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公司的债务融资越多，税盾越大，公司价值越大。因此公司在 100%负债的情况下价值最大。该模型的表达式为：VL=Vu + DT（D 为债务总额，T 为公司所得税率）。MM 理论进一步发展于 1977 年，Miller 进一步将个人所得税引入模型，说明由于债券持有者需要支付个人所得税，这将提高其所要求的利息率，在一定程度上会抵减债务的抵税作用。Miller 模型的表达式为：VL=Vu + [1-（1-Tc）（1-Ts）/（1-Td）]D（Tc 为公司所得税率，Ts 为股票所得税率，Td 为债券所得税率）。权衡理论，MM 理论对于债务融资只考虑到负债的税收利益。而权衡理论的创新之处在于考虑到了负债可能带来的风险与额外费用，把公司最优资本结构的决定看成是负债的税收利益和负债的相关成本之间的权衡。公司的债务融资主要会带来两大类的成本，一是亏空破产所带来的成本，二是破产风险的增加所导致的成本等。早期的权衡理论把公司最优资本结构的决定看成是负债的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之间的权衡；而后期的权衡理论则扩大了税收利益和成本的范畴，认为税收利益除负债税收利益之外还有非负债税收利益，同时认为成本不但包括破产成本，还包括成本、非负债利益损失、财务困境成本等。后期的权衡理论把公司最优资本结构的决定建立在了一个更为全面的权衡的基础之上。（3）新资本结构理论。除经典的 MM 理论以及权衡理论之外，新的资本结构理论不断涌现。Jensen & Meckling（1986）提出了基于成本的资本结构理论。在该理论中，Jensen 和 Meckling 定义了两类冲突，即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冲突以及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随着负债率的增加，股权成本减小而债权成本增加，因此使得总成本最小的负债水平即最优负债水平。Ross（1977）提出了建立在信息不对称基础上的信号传递理论，认为公司资本结构的选择将内部信号传递给了外部投资者。Myers & Majuf（1984）进一步考察了不对称信息对于公司融资方式的影响，认为负债率上升表明公司对未来境况的预期较高，公司市场价值也会随之增加。Myers 据此提出了著名的优序融资理论，认为公司在融资时一般遵循先进行内部股权融资，然后进行债务融资，最后进行外部股权融资的顺序。近年来研究公司资本结构的理论不断出现，包括控制权理论、产品/要素市场理论以及市场相机抉择理论等。
（二）研究假设 随着市场经济以及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以上市公司为代表的我国微观经济主体对于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不断增强。地产作为强周期行业，同时也是资金密集型行业，其资本结构的调整必须考虑到宏观经济因素。宏观经济因素在地产公司的资本结构决定中，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1：通货膨胀率及实际贷款利率与公司杠杆率显著负相关
假设2：股票市场规模与公司杠杆率显著正相关
假设3：实际经济增长率与公司杠杆率正相关
（三）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第一，被解释变量。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于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此被解释变量应当反映公司资本结构状况。根据通行的研究方法，本文用负债-权益比来代表公司资本结构。第二，解释变量。宏观经济因素所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根据前人的相关研究，本文选取通货膨胀率、实际贷款利率、实际经济增长率、股票市场价值与 GDP 之比等因素作为解释变量，观察其对公司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由于本文研究对象为房地产行业的所有上市公司，仅根据数据情况作出筛选而非随机抽样，因此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建立模型如下：
B/Sit = α + u（i） + β1Pt-1 + β2R t-1 + β3GDP t-1 + β4K t-1 + εit
其中，i = 1， 2， 3，……37， t = 1994， 1995，1996，……2007。B/Sit 表示第 i 个公司在第 t 年的负债-权益比，α 为截距项，Pt-1 为第 t-1 年的通货膨胀率，Rt-1 为第 t-1年的实际贷款利率，GDP t-1 为第 t-1 年的经济实际增长率，K t-1 为第 t-1 年的股票市场价值与 GDP 之比。εit 为随机误差项。
（四）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我国的房地产业上市公司，查阅沪深交易所发现目前正常上市的房地产公司共有 68 家。由于各公司的上市时间不同，所能获得的公司相关情况的年限也不同。经过筛选，去除上市时间较短以及年报中包含不正常极端值的样本，最终选择了 34 家公司从 1999 到 2012 年 14 年的年报数据作为实证分析所用数据。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及 RESSET 金融研究数据库。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如表（1）所示。
（二）回归分析 采用 Eviews3.1 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为减少截面数据造成的异方差影响，在估计时采用了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具体估计结果如表（2）。从估计的结果可以看到，模型的 P 值为 0.000000，在整体上显著性良好。虽然模型的 R2 值仅为 0.567908，但由于该模型的截面数据量大于时间序列的数据量，对于这种情况的模型来说，大于 0.5 的 R2 值已经说明模型的拟合度很高。同时除变量 K 以外，模型中各个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符合经济理论的预期。但是，解释变量 GDP 的系数未能通过检验。将 GDP 从模型中删除，得到修正的模型：
B/Sit = α + u（i） + β1Pt-1 + β2R t-1 + β4K t-1 + εit
重新进行回归，得到结果如表（3）。改进后模型的估计结果 R2 值增加，拟合度更佳；且各个变量的系数都在显著性 0.01 的水平上显著。两次回归表明，通货膨胀率及实际贷款利率与公司杠杆率显著负相关，股票市场价值/GDP 与公司杠杆率显著正相关，而实际经济增长率与公司杠杆率正相关但不具有显著性。股票市场规模与公司杠杆率的正相关与前人的实践检验结果不一致，可能的解释是在股票市场的公开上市提高了公司的透明度，因而反而为公司的债务融资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五、结论
本文研究表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以上市公司为代表的我国微观经济主体对于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不断增强，已经基本能够依据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而调整企业的资本结构。但是，模型中 GDP变量的不显著性，以及股票市场规模与公司杠杆率反常的呈现正相关，也说明公司资本结构的调整不仅受到宏观环境的影响，更受到经济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的宏观经济制度及条件距离完善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在资本结构决策中充分考虑宏观经济因素十分必要。然而在根据市场变化而调整负债比率时，也应当把握好度，注意资本结构的平衡性，以免跟随有利的经济环境一味增加负债率导致破产风险增加，或者一味减少负债率导致税收利益的流失。本文达到了预想的研究目的，但是由于不可避免的因素，仍然存在一些不足：由于数据的局限，模型所考虑的宏观经济变量较少，因此对于宏观经济环境的考察不够全面；同时鉴于知识水平所限，构建的模型较为简单，没有控制公司自身因素，对于宏观因素的估计也较为粗略。若条件允许，笔者将通过进一步的学习来完善相关模型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蔡男：《宏观经济因素与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选择》，《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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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中海：《中国企业资本结构研究》，《经济研究》2008年第12期。
[4]冯根福：《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形成的影响因素分析》，《经济学家》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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