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范文
为应对通胀，2010年下半年以来，央行已9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两次加息。目前，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到了20%，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然而，尽管抑制通胀是2011年中国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但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必须警惕紧缩性调控政策误伤实体经济，以有效预防经济滞胀的发生。
经济滞胀是高通胀率、高失业率和低经济增长交织并存的一种经济状态，我国目前除了经济增长率较高外，已具备经济滞涨的多数特征。
那么，我国是否已经出现了经济滞涨的迹象？整体而言，目前的经济数据还不能说明滞涨已经显现，但是，如果政策操作不当，有可能导致经济继续下滑，引发经济滞涨问题。
通货膨胀压力较大，
CPI趋增态势可能强化
我国的通货膨胀大致包括需求拉动型、成本推进型和国际输入型3种。我国近期出现的通货膨胀不属于需求拉动型，而是成本推进与国际输入叠加的混合型通货膨胀。
自2010年11月CPI达到5.1%以来，在各种调控政策的合力效应下，最近3个月通胀压力似乎得到了部分缓解。目前，对于2011年我国CPI的走势，大多数预测表示乐观，认为全年CPI将呈现上半年走高、下半年走低，峰值出现在上半年。笔者认为，在劳动力成本、粮食、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趋势均未达到拐点之前，我们尚不能对通胀走势表示乐观，也不敢断言CPI全年会出现前高后低的倒V字型走势。理由如下：
首先，2009年以来货币发行过多的滞后效应会继续显现。经验表明，从货币投放到通胀的形成大约有18个月左右的时滞。基于这一规律，目前的通胀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两年过度货币投放的结果。即使今年的广义货币增长能够控制在16%的目标以内，银行信贷投放也能够得到有效控制，CPI依然会继续上行。某种意义上，当前的通货膨胀是中国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付出的代价。
其次，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将愈演愈烈。中国现在的通货膨胀不仅仅是食品引起的，各种初级产品价格上涨、服务类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特别是低端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都在推升CPI，通货膨胀高企不是一个短期现象。
从农产品价格方面看，世界粮食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近来，国际粮价飙升，部分粮食价格已破纪录。国内粮价也随着国家不断提高最低收购价，农产品生产资料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价格刚性上涨以及气候等多种因素而不断上涨，由此带动2月食品类价格上涨11%。
从劳动力成本看，今年的“民工荒”比往年更甚，企业面临非常大的工资上涨压力。生产要素价格的进一步抬高，将反过来强化通胀预期，加剧未来的通胀压力。
再次，油价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将进一步助推我国通货膨胀的高企。美联储“二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措施导致美元的进一步泛滥，持续提高了世界市场上对美元贬值的预期，推高了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
近期，受利比亚和中东地区局势影响，美国原油期货价格近期连续上涨，每桶突破100美元，尽管近期有所回落，但这究竟是否是拐点，暂时还不敢妄言。需要关注的是，日本近期发生的大地震和核泄漏事件导致了日本央行巨额拯救资金的注入，对于我国来讲，这也将加剧通货膨胀的压力。
第四，游资炒作和市场失序问题难以得到抑制。当前，我国市场上的游资一部分来自海外，但更多的是来自于国内。近些年，由于企业成本上升、利润空间变小、投资环境不佳、风险较高以及体制机制因素的影响，民间资本不断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在高回报的“诱惑”下，纷纷追逐虚拟经济和进行市场炒作投机，从而推动了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
随着房地产等调控政策日益严格，民间资本开始转向价格相对较低且存在需求缺口的“菜市”和农副产品流通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食品类价格上涨。客观讲，就目前的调控能力而言，我们尚缺乏对社会游资进行有效管理的经验和措施。
以上说明的是2011年的通胀走势不容乐观，那么，目前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能否有效抑制通胀的高企？笔者认为，当前由紧缩性货币政策、紧缩性房地产政策、紧缩性劳动政策和扩张财政政策组合而成的紧缩性调控政策组合可能药不对症，甚至适得其反。
从货币政策看，历史经验表明，对于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紧缩性货币政策效应是明显的，但对于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和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紧缩性货币政策基本无效。
从房地产政策来看，尽管紧缩性的政策对抑制房价高企有一定作用，但这种作用不应高估。因为，当前我国房地产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不是价格问题，而是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仅仅盯住房地产的需求层面，而不把政策重心定位于供给环节，不努力解决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不努力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政策问题，房地产问题不会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从劳动政策方面看，最低工资制以及增加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动机是正确的，关注基本民生、改进福利状况，也是各级政府的责任。但是，这都需要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扩大就业为前提，也需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对社会福利增进统筹协调，合理把握，稳妥渐进。否则，就会加剧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
尤其是，民生问题的解决不能依靠政府的行政手段包揽，也不能超越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而过早提出不切实际的高要求，否则，就会伤害经济增长，甚至导致滞胀风险。
所以，政府有关部门与其对劳动市场进行直接干预，不如增加对劳动者进行技术培训的投入；与其补贴农民种地，还不如补贴农民进城打工，将社会劳动力从报酬递减部门转移到报酬递增部门，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从财政政策方面看，近两年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已经使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演变为行政主导型模式，其后果必定导致对市场的替代，这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相悖的。而且，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是以高税收为代价的，这对于激励产业投资和居民消费都会带来不利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如果继续沿袭现有的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未来一段时间CPI将可能继续上行。总体上，2011年CPI的峰值可能在第三季度或第四季度出现，而且峰值会达到7%左右，全年平均水平有可能超过5%，实现4%的调控目标面临严峻挑战。
宏观政策要注意
抑制通胀促进经济增长
当前我国经济不仅有通胀问题，还面临经济下滑问题。两个问题的叠加，极易诱发经济滞胀。因此，决策层必须在调控政策上做出有效安排，既有效抑制通胀，又促进经济增长，对可能发生的经济滞胀保持足够的警惕。
首先，宏观管理应当由以需求管理为主转向以供给管理为主，要通过结构性减税，扶植低利润、高就业的行业发展，来促进就业的增加；要通过实行差别税率和差别工资津贴，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促进地区经济均衡发展。
应当看到，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能解决的，也不是紧缩就能够很快见效。成本推动型通胀的解决是一个长期问题，需要有长期的政策安排和准备，需要依靠自主创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等措施来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确保社会就业的不断扩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的转变。
其次，实行紧财政政策，降低通货膨胀压力。财政政策包括税收政策，主要功能是促进社会公平，而不是依靠财政来拉动经济增长。近几年来，我国物价上涨带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对于结构性通胀，必须通过财政措施来解决。
如，可以通过减税增加居民收入预期；通过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将潜在供给转化为现实供给，降低中低收入居民支出；通过吐出食品如猪肉库存以平抑食品价格；通过增加某些“供不应求”产品的有效供给，有效缓解价格上涨势头；通过财政补贴受灾地区的生产者，来抑制自然灾害导致的农产品价格上涨。
第三，实行中性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是促进经济增长，不能在总量控制上过多地做文章，要让商业银行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自主地进行贷款。
应对经济滞胀，紧缩性货币政策是无意义的。提高准备金率等数量控制手段，表面上会减少社会流动性，抑制物价上涨，但也会抑制实体经济的信贷需求，从而抑制产出，减少就业和供给。加息打击的不是物价，而是本国的内需。所以，紧缩性货币政策只会加剧经济之“滞”。
治理经济滞胀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适当放松货币，保生产、保就业、保住社会稳定、保住经济增长。在汇率政策方面，人民币升值不能激进，我们应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以促进对外贸易增长，促进外向型企业的发展和整体经济增长。
第四，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将经济发展的目标从GDP转向改善民生。目前，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跨入中等收入国家，但也开始出现类似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马来西亚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现象。
经验表明，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在确保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不断增长居民收入，从根本上改善民生问题。否则，一旦经济增长停滞，政府和社会财力衰退，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社会矛盾就会激化，就会危及社会和政治的稳定。
第2篇：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范文
这是11月5日，央行在其公布的《2013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到的。这种表态的潜台词是，下一阶段仍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不放松也不收紧，通过营造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为调结构创造空间。
此外，在7月取消对银行贷款利率管制之后，央行再次在上述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强调，将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央行称，近期将有序推进建立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开展贷款基础利率报价、推进同业存单发行与交易工作。
经济将经历降杠杆的过程
“以往依靠外需和地方政府主导高投资的增长模式面临转型，但新的强劲增长动力尚待形成，经济运行往往呈现脉冲式的小幅和反复波动特征。”央行称，在近几年较大幅度加杠杆后，经济可能将在较长时期内经历一个降杠杆和去产能的过程。
在历次的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这是第一次提出“降杠杆”的判断。
民生银行金融市场部首席分析师李志强表示，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GDP的比值已经超过2倍了，在全球范围内也属于一个比较高的范围。另外一个衡量标准上，中国的广义债务与GDP的比值亦处在较高的水平。
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表示，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讲，其一，企业债务水平与GDP的比重迅速上升，企业的债务率偏高；其二，地方政府债务，特别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杠杆率较高，从商业的角度看融资平台面临资本金不足的问题。“这两块是问题的核心，造成了当前中国经济的高杠杆率”。
刘元春还表示，降杠杆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降低负债规模，从央行的角度来讲，就是对货币发行、贷款规模进行控制，特别是对国有企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要控制。第二种是增加资本金，例如放开企业IPO等。
在上述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央行也坦承，房地产、地方政府性债务等问题比较突出。
尽管在未来几年面临与发达国家类似的降杠杆过程，但对今后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央行显得信心满满。“综合各方面情况看，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将保持平稳向好、稳中有进的态势”。
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38.7万亿元，同比增长7.7%。央行认为，2013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经济增长处在合理区间。而在此期间，央行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中国经济发展的潜能较大，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正在取得进展，宏观调控方式不断创新，调控经验更为丰富，都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央行称，国内储蓄率较高、金融体系资本和拨备等较为充足，总体看也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创造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
谈到下一阶段主要政策思路时，央行称，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定力，精准发力。把握好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防风险的平衡点，重点是创造一个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促使市场主体形成合理和稳定的预期，推动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统计显示，9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为70.3万亿元，同比增长14.3%，增速比6月末高0.1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7.28万亿元，同比多增5570亿元。“6月份以来信贷扩张动力较强，贷款集中于月初投放的情况较为突出。”央行报告称，在外贸顺差较大、外汇大幅流入、银行体系流动性较为宽松的情况下，货币信贷扩张的压力仍然较大。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鄂永健预计，四季度单月投放会由于季节性安排有所降低，全年人民币信贷增量将达到约9万亿的水平。
刘元春表示，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包括这么几个方面：保持整体宏观经济的稳定，这最为核心和根本；金融体系的宏观审慎监管应当强化；货币市场的流动性管理也是一个重点，6月之后银行间市场资金成本有所降低，但目前看，仍然偏高。
而李志强则表示，创造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其实就是延续从二季度以来政策的基调。过去的两个季度，与今年一季度以前，感觉要紧张一些。目前，贷款利率管制已经取消，稳健的货币政策，央行将更多地在货币市场层面，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的方式去调控。
央行也称，将继续根据国际收支和流动性供需形势，合理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常备借贷便利、短期流动性调节等工具组合，管理和调节好银行体系流动性，加强与市场和公众沟通，稳定预期，促进市场利率平稳运行。
央行公布新货币工具SLF
央行网站消息，周三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公布的货币政策工具多了一项：常备借贷便利。从国际经验来讲，中央银行通常综合运用常备借贷便利和公开市场操作两大类货币政策工具管理流动性。
中国人民银行于2013年初创设了常备借贷便利常备借贷便利是中国人民银行正常的流动性供给渠道，主要功能是满足金融机构期限较长的大额流动性需求。对象主要为政策性银行和全国性商业银行。期限为1-3个月。利率水平根据货币政策调控、引导市场利率的需要等综合确定。常备借贷便利以抵押方式发放，合格抵押品包括高信用评级的债券类资产及优质信贷资产等。
常备借贷便利的主要特点：一是由金融机构主动发起，金融机构可根据自身流动性需求申请常备借贷便利；二是常备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与金融机构“一对一”交易，针对性强。三是常备借贷便利的交易对手覆盖面广，通常覆盖存款金融机构。
借鉴国际经验，中国人民银行于2013年初创设了常备借贷便利，在银行体系流动性出现临时性波动时运用。1-9月，中国人民银行开展了常备借贷便利操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数据显示，6月、7月、8月及9月SLF余额分别为4160亿、3960亿、4100亿和3860亿。这也是中国央行首次披露SLF余额数据。
房贷持续增长仍难满足需求
央行早先的数据显示，9月末个人住房贷款较年初增加1.2万亿元，月度增量持续超过千亿元，但部分房贷需求仍然难以得到满足。央行在5日的货币政策报告中分析，这主要是房贷需求旺盛和银行将贷款投向收益更好的领域造成的。
央行分析称，房贷持续增长，但部分房贷需求仍难以满足，一方面是部分房地产市场较为火爆，房贷需求超过了银行在合理审慎情况下的贷款投放能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经济回升，部分银行加大了结构调整力度，将更多贷款投向收益更好、也符合政策导向的小微企业和消费等领域，相应收缩了房贷增速。
贷款价格呈上升趋势
央行在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称，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总体平稳，但与上半年相比，贷款价格仍然呈现上升的趋势。
央行数据显示，9月份非金融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7.05%，比8月份下降0.04个百分点，但比6月份上升0.14个百分点。
其中从利率浮动的情况看，虽然贷款利率下限已经放开，但9月份一般贷款中，执行下浮利率的只占10.7%，较6月份下降了1.85个百分点；执行基准利率的占比23.31%，下降了1.21个百分点；执行上浮利率的占65.99%，上升了3.06个百分点。
央行称，利率出现的变化反映出经济活动升温及对资金的需求较为旺盛。
不过在微观层面，有分析师认为这对中小企业影响较大。
第一创业证券分析师胡泽利认为，9月以来央行抬高利率中枢，成本敏感的下游竞争小企业首当其冲受到压制，不过，大中型企业受到负面影响较小。
央行称同业业务掩藏的问题复杂
央行在货币政策报告中称，银行同业近两年快速发展，使得货币创造渠道发生了一定变化，其背后掩藏的问题也比较复杂。
央行这一表态指的是6月份“钱荒”过程中备受指责的银行同业业务。业内人士认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央行在6月底一度“袖手旁观”的部分原因。
同业业务是商业银行之间及其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往来行为，主要包括同业拆借等。
央行称，2013年以来，通过同业渠道创造的M2一度仅低于人民币贷款，高于外汇占款和证券投资。
央行认为，目前同业业务已经成为金融机构融通资金、管理资产负债、创新产品和拓展利润增长点的重要渠道。但部分机构在开展同业业务中也存在操作不规范、信息不透明、期限错配较严重和规避监管等问题，部分商业银行还利用同业业务开展类贷款融资或虚增存款规模，加大了流动性管理和风险防控的难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的效果。
第3篇：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范文
（一）聚敛功能
由于资源和资金分配的不均衡，在任何时刻都存在着资金的盈余方和资金的短缺方，资金的盈余方有很强的投资需求，资金的短缺方有很强的筹资需求，金融市场多样化的金融工具以及其灵活多样的交易形式，高效的运作机制满足了不同的投资者和筹资者的需求，金融市场强大的吸引力使众多的闲散资金闻风而来，经过金融市场的运作以后，投资者的资金转化成了筹资者的资本，小规模的闲散资金转变成了大规模的生产资金，金融市场的聚敛功能使资金在时间和空间上重新进行分配，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节约了交易成本。
（二）配置功能
中国有句俗话说的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里的水可以看成是资金，资金的逐利性使资金总是寻找价值洼地，以便获得高额利润。所以说资金总是“流向”那些最有发展潜力，最能为投资者带来最大利益的产业和行业。以货币资金为交易对象的金融市场在利率机制的引导下，在交易者的互相竞争中很好的放大了资金的这一特点，金融市场的配置功能使有限的资金在利益的驱使下被最大限度的合理利用。大家都知道美国的硅谷已成为世界各国高科技聚集区的代名词，很多年轻有为的创业者们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身影，但是如果没有美国的风险投资者们对于这些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仅仅靠着创业者的一腔热血与热情，是缔造不了硅谷神话的，正是由于风险投资者们大胆的对于未来的投资才换回了一个又一个创业奇迹。中国百度的创始人李彦宏就是在风险投资的帮助下才得以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2005年8月百度已经成功在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上市。
（三）调节功能
调节功能。首先，金融市场具有直接调节作用。在金融市场大量的交易中，投资者为了确保获得高额的回报，在进行交易之前，一定会利用一切信息对投资对象进行客观的分析，从而做出投资决策，只有符合市场需要、效益高的投资对象，才能获得投资者的青睐。而且，投资对象在获得资本后，只有保持较高的经济效益和较好的发展势头，才能继续生存并进一步扩张。否则，它的证券价格就会下跌，继续在金融市场上筹资就会面临困难，发展就会受到后续资本供应的抑制。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总是能够通过证券价格的上升与下跌准确反映出企业的盈亏状况，进一步引导投资者的资金流向效益好、有增长潜力的微观经济部门，因此，金融市场通过其特有的引导资本形成及合理配置资源的机制首先对微观经济主体产生影响，进而形成一种对宏观经济的自发调节机制。例如，2011年，中国的双汇集团因为“瘦肉精”事件一度成为关注的焦点，其违背社会道德的做法，也在金融市场上得到了体现，其股票价格连续两天跌停，使双汇集团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也逼迫双汇集团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进行挽救。其次，金融市场的存在及发展，为各国政府实施对本国宏观经济的间接调控提供了条件。当一国经济出现过热或者过冷的现象时，中央银行就要通过实施货币政策来对本国经济的发展进行影响，主要依靠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和利率等政策工具进行宏观经济调控。这些政策都必须要借助于金融市场才能发挥效果，只有通过金融市场的传导才能对各微观利益主体产生影响。此外，财政政策的实施也越来越离不开金融市场，政府通过国债的发行及运用等方式对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加以引导和调节，并提供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手段，也对宏观经济活动产生着巨大影响。
（四）反映功能
第4篇：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范文
关键词：信用；经济增长；协整分析；误差纠正模型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4－0046－03
中图分类号：F820.3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信用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功能在于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提高社会资金的利用效率。信用活动能有效地动员资金剩余单位的资金并补充资金不足单位的资金，成为社会资金循环的调节器。同时，信用活动通过创造金融资产的方式，使原本分离的储蓄行为和投资行为重新结合起来。这既提高了储蓄和投资的社会总水平，又将储蓄在各种投资机会中进行了有效分配，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生产的发展，形成对经济的引致增长效应。
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扩张阶段，以改善住、行条件和提高服务性消费为代表的第三次消费结构升级已经开始。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居民消费结构进入第三次消费升级，信用开发利用程度对国民经济良性增长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六大也提出了“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的战略任务。本文以中国经济改革和金融发展为背景，运用协整理论和误差纠正模型对中国信用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进行研究，旨在探索信用总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以及金融信用规模、企业信用规模和政府信用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稳定性，为经济良性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一、文献回顾
在信用与GDP的关系问题上，国外许多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学者B.M.Friedman选取国内非金融债务总额、非联邦债务、私人非金融债务、总债务和银行信贷作为负债类指标，以及基础货币、M、E、T和净资产总额作为资产类指标，运用简单比率分析、VAR等方法分析了美国在1946～1980年间信用规模变量与GDP之间的稳定关系，得到了美国所有非金融借款人的信用活动与美国非金融经济活动之间有密切的相关性、非金融负债与经济的相关性显示出很强的稳定性、提供给私人和公众的两种负债之间有着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等三个主要结论。Fackler采用VAR方法估计了不同信用总量，包括基础货币、联邦信用、私人信用对美国宏观经济变量的效应，发现三者对实际产出波动均有显著影响，其中联邦信用影响最大。Fink，Haiss，Hristoforova(2006)运用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对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日本、荷兰等七个发达国家1950～2001年间的数据研究表明，发现除德国外，其他六国的信贷量增长、债券市场发展和股票市场发展都是GDP增长的原因。
国内学者吴晶妹(2002)也做了相关方面的研究，她运用最小二乘法对中国信用总规模和GDP年增长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是信用总规模低于10万亿元时，即1987～1994年，信用总规模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信用总规模每增长1亿元，带来GDP年增长3100万元，而在信用总规模处于10万亿-25万亿元之间时，Granger因果检验证明信用总规模增大导致经济增长减缓，相关系数达－0.99。
还有许多学者对中国信用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金融中介或股市的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成果颇丰。谈儒勇(1999)利用1993～1998年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季度数据进行OLS回归研究表明，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王振山、王志强(2000)运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分别对1981～1998年间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信用渠道在我国是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途径，而货币渠道的传导作用不明显。周英章、蒋振声(2001)以及王雪标、王志强(2001)同样运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模型，分别对中国1993～2001、1984～1995年间的货币政策进行实证分析，认为货币政策是通过货币和信用渠道同时起作用的，但无法区分哪一个重要。梁妤等(2003)对中国银行信贷量、GDP进行Pearson、双尾检验，结果表明二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1998年央行取消信贷计划后银行信贷量对GDP的影响力减弱，相关系数从1952～1997年的0．995减小到1998~2001年的0.971。冉茂盛、莫高琪(2003)运用协整检验与基于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检验对货币供给、银行信贷与总产出的关系分别进行了检验，并采用OLS法对1994～2002年体制转轨时期货币供给和银行信贷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货币供给和银行信贷是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途径，GDP对货币的弹性系数为0.5576，对贷款的弹性系数为0.6549。韩廷春、夏金霞(2005)运用中国1981～2002年度数据进行OLS回归和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1981～1992年间的金融和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不明显，而1992～2002年间，金融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唐继军等(2005)使用协整分析探讨了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金融发展与GDP增长的长期关系，结果反映中国和日本的金融中介和股市发展的水平值与GDP水平值有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而韩国的金融中介和股市发展的水平值与GDP水平值则有长期负向关系。
从以上研究结果看，国内大多学者研究的注意力主要放在金融中介或股市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而对信用与GDP实证关系的直接研究较少。同已有相关文献相比，本文运用协整分析和误差纠正模型，基于信用发展的角度，将研究范围拓宽到债券市场，除探讨中国信用总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外，还进一步更具体地对金融信用、企业信用和政府信用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二、变量选择和样本数据来源
本文首先从总量上讨论信用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其中以GDP作为经济增长的代表变量，以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企业债券余额与国债余额＝三者之和作为信用总规模CS的代表变量。接着进一步讨论信用交易的三个具体形式，即金融信用规模、企业信用规模和政府信用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以金融机构贷款余额FL作为金融信用规模的代表变量，以企业债券余额CB作为企业信用规模的代表变量，以国债余额TB作为政府信用规模的代表变量。对于所有变量，都先用GDP平减指数p将名义变量调整为实际变量，再对其取对数
形式，分别令。
由于中国自1986起发行企业债券，本文选择的样本区间为1986～2004年，变量采用的各项指标均为年度数据。GDP及其平减指数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国债、企业债券数据来源于《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金融机构贷款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三、模型分析与实证检验
(一)单位根检验
在具体应用协整等理论进行分析时，需要首先对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是否有必要采用协整分析方法。本文运用ADF检验法分别对各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见表1。本文的计量分析均利用Eviews4.0软件完成。
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的数据生成过程均为非平稳序列。对于这些非平稳的变量，为避免“伪回归”问题，不能采用传统的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检验它们之间的相关性，而应采用协整方法。
(二)协整检验结果及其分析
本文将运用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法，分别对LGDP与LCS组成的变量组合以及LGDP、LFL、LCB、LTB组成的变量组合进行协整分析，以验证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两组变量选取的滞后期为1，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结果：
1．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可以认定LGDP与LCS之间存在明显的协整关系，这说明信用规模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依据极大似然估计法，得到以LGDP为被解释变量的、与LCS之间的协整方程如(a)所示，误差纠正模型如(b)所示，其中系数下面的圆括号与方括号内数值分别为相应系数的标准差和t值：
协整方程(a)说明，LGDP与LCS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社会信用总规模扩大1个百分点，相应经济总量将增长0.7254个百分点。GDP对CS的弹性较大，说明从长期来看，信用总规模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比较明显的。同时从误差纠正模型(h)中可以看出，LGDP与LCS之间的协整关系和对应的调节向量对ALGDP。产生显著以及较明显的校正作用-(误差纠正系数为－0.3423，其t值为－3.6716)。
2．在5％1％及1％的显著性水平上都可以认定，GDP与金融信用规模、企业信用规模和政府信用规模之间具有长期稳定关系，并且LGDP、LFL、LCB、LTB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向量。
依据极大似然估计法，得到四变量之间的两个协整向量分别如(c)和(d)所示：
以上两个估计结果决定了协整空间，具体的四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还要根据误差纠正模型、并施加一定的约束条件来得到。误差纠正模型显示，协整向量(c)的误差纠正系数为－0.352641，协整向量(d)的误差纠正系数为0.156644。根据误差纠正模型的估计结果，并将LGDP的系数设定为1，得到以LGDP为被解释变量的、四变量之间的协整方程如(e)所示，误差纠正模型如(f)所示：
观察协整方程(e)可以发现，LGDP与LFL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并且金融信用规模扩大1％，经济总量将增长0.44％。在三种信用类型之中，金融机构信用规模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拉动作用最为明显。这与中国企业融资渠道以间接融资渠道为主有关，金融信用规模的扩大对于促进企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符合大多数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LGDP与LCB之间同样具有正相关关系，企业信用规模扩大1％，经济总量将增长0.28％。这说明融资效率相对较高的企业直接信用规模的发展，对经济有着积极的作用。LGDP与LTB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政府信用规模扩大1％，经济总量将减少0.09％。这一结果反映出由于政府投资效率低于民间投资效率、公共投资增加可能挤出民间投资、投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等原因所导致的公共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
此外，根据误差纠正模型(f)，误差纠正系数为－0.3526，说明四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和对应的调节向量对ALGDP产生较明显的校正作用。
四、简要结论
1．信用总规模与GDP之间的协整关系表明，信用总规模的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GDP对信用总规模的弹性系数达到0.7254。表明中国信用规模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有很强的带动作用，中国应尽快从软件与硬件方面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促进信用规模的进一步发展。
2．四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信用规模、企业信用规模和政府信用规模同样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在三个信用交易的具体形式中，金融信用规模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GDP对其弹性系数达到0.44。周立(2004)指出，这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金融中介机构不仅发挥了金融功能，而且发挥了财政功能。如果排除中国金融中介特有的财政功能，其对经济增长影响将明显小于实证结果。如何提高金融机构效率，充分发挥金融信用交易渠道的资源配置功能，成为一个长期课题。
第5篇：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范文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
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第6篇：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范文
一、限制开发区的内涵及特征
主体功能区是指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等，按区域分工和协调发展的原则划定的具有某种特定主体功能定位的空间单元。具体分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四类。其中，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所占国土面积最为广阔，而且多为偏远农村山区、各类自然保护区等。这类地区人口稀少，经济规模小，交通不便，不适合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其特征如表1所示。（表1）
二、区域政策工具分类
区域政策工具也称区域政策措施，是指为实现区域政策目标而运用的，针对区域问题的具体方法与措施。或者说，区域政策工具是奖励与区域政策目标相符的区域经济行为和控制与区域政策目标相违背的区域经济行为的方法和措施的总和。
传统方法将区域政策工具区分为微观政策工具、宏观政策工具和协调政策工具。微观政策工具是影响劳动力与资本在产业间和区域间分配的措施，或者说是影响家庭与企业的区位决策的措施。宏观政策工具是改变区域收入与支出水平的措施。其中，微观政策工具包括劳动力再布局政策和资本再布局政策，宏观政策工具包括贸易、财政与货币政策向区域下放，以及中央宏观政策向区域的倾斜。除了微观与宏观政策工具以外，还有一类重要的政策工具，即协调政策工具。协调政策工具是为避免政策资源浪费而慎重组合各种工具、协调政府政策的措施，协调政策工具可以分为辖区内协调工具与辖区间协调工具两种。
区域政策工具功能性质分类是一种根据在解决区域问题中所体现的具体功能而对区域政策工具进行的分类方法， 它将区域政策工具分为奖励工具与限制工具两种。无论区域政策的具体工具有多少或有多复杂，都可依据功能性质归纳为两类：一是奖励政府欢迎的特定空间经济行为；二是控制政府不希望的特定空间经济行为。
奖励工具分为直接援助和间接援助，直接援助主要包括拨款、优惠贷款和减免税收等；间接援助主要包括发展基础设施和创建工业与科技园区等。其中，拨款、优惠贷款和税收减免等三种直接援助主要是针对企业微观经济主体，都是针对目标区域内经济行为的直接奖励，但由于问题区域固有的劣势，直接援助难以解决企业所面临的主要困难。而间接援助则侧重于通过在问题区域内创造良好的投资与经营环境而间接地援助问题区域内的企业。
控制工具分为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直接控制主要是禁止，即明文禁止在特定区域从事特定活动，间接控制主要包括两种：一是对在问题区域内的某些经济课以重税；二是运用各种许可证限制在特定区域或地区的经济活动。
传统区域政策工具分类比较全面地对政策工具进行了划分，特别是考虑到了政策协调工具，但也存在明显缺陷：第一，传统的分类方法从形式上看套用了一般经济政策分类，只不过是在一般经济政策分类前加上了“区域”两个字；第二，将一些不属于区域政策的一般政策工具纳入区域政策工具之中，使区域政策工具给人以无所不包之感，因而不能突出区域政策工具的重点；第三，区域倾斜的财政政策一般是通过微观区域政策工具来体现的，这种划分有部分是重叠或交叉的。
相反，区域政策工具功能性质分类克服了传统分类的上述缺陷，其优点在于：第一，依据功能性质不同进行分类，可对工具的主要功能和性质一目了然；第二，这种分类基本上包括了主要的财政、金融、行政手段，而且强调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建立工业与科技园区这几种具有区域经济特点的工具，从而突出了区域政策工具的重点与特色，但这一方法的最大缺点是忽视了政策协调工具。因此，在选择区域政策工具时，要结合传统分类与功能性质分类的优点，并以区域基金工具作为政策协调工具。
三、限制开发区区域政策及工具选择
限制开发区有其特殊的区域政策，主要集中在财政、投资、产业、土地、人口等方面。第一，财政政策。主要是增加对限制开发区用于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补偿的转移支付，使当地人民享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包括建立主体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对限制开发区域进行补助，在限制开发区域的标准支出中，增设“生态环保支出项目”和成本系数，设置更为综合的生态修复转移支付并制度化，建立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稳定增长机制，提高自然保护区单位面积管护经费标准等。第二，投资政策。主要是支持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第三，产业政策。主要是发展特色产业，限制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产业扩张。第四，土地政策。主要是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严禁水面、湿地、林地、生态用地改变用途。第五，人口政策。主要是降低人口密度，鼓励生态型移民。
第7篇：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范文
关键词：货币需求；极值边界分析（EBA）；“稳健性”检验；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2-0030-007
一、引 言
作为统一的货币联盟，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负责管理，但是欧盟内部各国的货币政策只有在欧元区内是统一的，欧元区外的国家的货币政策是跟随欧元区，但各国政策效果不一样。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欧盟成员国的货币政策明显不协调。因此，运用适时的货币政策对当前的欧盟成员国来说尤为重要。运用好货币政策的关键是对货币供给的调控，而货币供给又是由货币需求决定的，因此，对当前欧盟经济环境中的货币需求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与货币需求相关的决定因素就显得非常重要。然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影响货币需求量的因素众多，并且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增加，同时，研究货币需求的实证方法也在不断的更新改进。因此，有必要对影响欧盟成员国货币需求量的因素进行深入的探讨，从众多影响因素中找出其决定性因素，为深层次研究货币政策提供更有利的经验证据，同时为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二、文献综述
货币需求理论的研究在西方经济学中已有百年历史，相关理论的发展也经历了几个阶段。西方经济学在货币理论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政治经济学货币需求理论、古典货币需求理论、凯恩斯学派的货币需求理论、现代货币数量论。在实证研究方面，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在货币需求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货币需求模型，包括了上千个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已能在比较稳定的情况下模拟未来货币需求量；而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需求理论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近年来，在众多经济学者的努力下，货币需求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关于货币需求理论发展的研究学者主要有Duca和VanHoose（2004）、Serletis（2001）、Laidler（1993）、Barnett等（1992）、Friedman（1975）等。
（一）国外货币需求文献研究
早期货币需求的实证研究多是采用传统回归分析方法进行的（Friedman，1959）。学者们往往忽视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或变量间的协整关系，难以避免“伪回归”问题的存在。因此，早期运用该方法进行货币需求实证研究的结论越来越受到质疑。同时，学者们对影响货币需求量的因素主要局限于财富、国内利率、通货膨胀、经济预期等变量（李成等，2011）。
20世纪70年代以来，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越来越受学者们的欢迎，大量学者从长期和短期动态两方面分析货币需求和其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并已经取得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Rao和Kumar，2010；Sawada等，2010；Dunaev，2010；宋金奇等）。此时，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需求的实证研究吸引了众多经济学者的关注，同时，经济转型和金融发展、利率等影响货币需求量的因素也引起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和研究。Rao和Kumar（2010）应用GETS方法实证研究了亚洲17个国家1970—2009年间货币需求影响因素问题，并引入了结构突变的概念。Skrabic（2009）依据多变量时间序列，实证研究了克罗地亚的货币需求决定因素，得出工业生产和汇率是长期货币需求的决定因素，利率是短期货币需求的决定因素。Sawada等（2010）实证研究了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利率和货币需求之间长期均衡关系，得出国内生产总值和至少两种以上的利率决定了货币需求函数。
（二）国内货币需求文献研究
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需求函数的实证研究。这些文献研究早期运用传统回归分析计量方法，近几年现代计量方法协整分析与误差修正模型被逐步引入。研究的影响货币需求因素主要有：总财富、利率、通货膨胀、股票市场、经济预期、制度因素等。
（1）传统回归分析法。陈涤非（2006）实证表明经济转型和金融发展对货币需求产生影响。之后对货币需求的研究有证明了股票市场与货币需求也存在相关关系（石建民，2001）。部分学者为中央银行实行宏观调控提供决策依据以及确定可行的稳定经济手段，使用传统回归方法研究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问题。
（2）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方法。汪红驹（2002） 应用误差修正模型估计了中国1979—2000年间的货币需求函数，得到了货币需求关系和菲利普斯曲线模型。部分学者使用现代的计量方法重新探讨股票市场与货币需求之间的关系（易行健，2004）以及收入分配（杨晓龙和郑长德，2010）、通货膨胀（万兆泉，2009）、经济预期（胡维波，2007）、金融发展（张蕾和邹昆仑，2010）、股票市场与人民币汇率（肖卫国等，2011）经济转型（康继军等，2012）对货币需求的影响，而在运用现代计量方法的基础上对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综上所述，一方面学者一般都采用单方程模型，我们发现随着其他解释变量的引入，这种单变量回归的“显著”关系往往会变为不显著，研究结论让人难以置信。另一方面我们在进行回归分析中由于使用了受“污染”的统计数据，不可避免地受到多重共线性、变量选择和离群值等因素的影响，导致研究结论解释能力大打折扣。如何探讨抗干扰的“稳健性（Robust）”的显著关系，极值边界模型（the extreme bounds analysis，简称EBA模型）给出了比较满意的答案。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置
极值边界分析模型最先由Leamer（1985）、Levine和Renelt（1992）提出， EBA模型是评价不同解释变量和经济增长关系之间是否存在抗干扰的“稳健性”的显著关系的多元线形回归模型，其回归方程如下：
Y=？琢+？茁iI+？茁mM+？茁zZ+？滋（1）
其中，Y一般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的增长率。I是核心变量集，一般只选择三个与M有直接关联的解释变量。M是我们将要研究和检验的目标变量，如经济政策性变量或制度性变量。Z是一组与经济增长有关的潜在重要解释变量，即条件变量集，并且Z至少要从解释变量中选择3～7个潜在的解释变量，并且不能和M具有高度相关性。引入Z的目的在于在回归中最大限度的确定M系数？茁m的范围。关于核心变量集I和潜在的重要解释变量集Z中变量的选择主要根据文献资料和实证研究的结果。？琢是常数项，？滋是随机误差项。对于EBA模型的估计，总结为分两步进行。现有文献EBA模型有三种主流检验方法：“严格”的EBA检验、大R2准则，Sala-I-Martin准则（王立平等，2010）。本文拟采用Sala-I-Marti准则进行“稳健性”检验。
EBA模型的主要功能是灵敏性分析，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随着条件信息集的逐步改变来对回归系数进行灵敏性分析，检验回归系数的“稳健性”性，探索抗干扰的“稳健性”的显著关系。本质上说，EBA模型是在传统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不同条件信息集下多次遍历式回归的统计分布，依据概率原则构造检验统计量，来检验目标变量回归系数的“稳健性”，EBA模型所得出的结果不是一个统计量，而是一个统计分布，因此其实证结果具有抗干扰的“稳健性”，这种回归结果具有超越传统回归结果的显著性、统计性和渐进一致性。因此，EBA模型方法的应用是现代计量实证研究的必然趋势。
（二）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
1.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欧盟的15个成员国（德国Germany、意大利Italy、瑞典Sweden、芬兰Finland、波兰Poland、匈牙利Hungary、英国United Kingdom、捷克Czech、丹麦Denmark、拉脱维亚Latvia、立陶宛Lithuania、罗马尼亚Romania、保加利亚Bulgaria、爱尔兰Ireland、爱沙尼亚Estonia），考察期为2000—2010年，数据主要来源于《2001—2011国际金融统计年鉴》、国际财政统计（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世界银行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部分数据来自于欧洲中央银行、欧盟委员会数据统计及各国统计局。
2.变量选择与说明
被解释变量：货币需求。这里选用狭义货币供给M1代替货币需求，货币需求决定货币供给，货币需求是研究货币供给的依据。实证分析时使用货币供给的对数lnm作为变量。
核心变量：要素成本的真实GDP。考虑到数据分析的合理性和模型结果的显著性，本文以要素成本的真实GDP的对数作为EBA模型的核心变量。本文的真实GDP由现价GDP除GDP平减指数计算得来。实证分析时用真实GDP的对数（lnGDP）作为变量。
目标变量：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较多，本文选用的目标变量主要有货币市场利率、贴现率、公债收益率、马斯特里赫特标准利率、紧缩性信贷、紧缩性信贷与短期利率的积、通货膨胀率、名义汇率、实际有效汇率、存款利率、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国库券利率。
（1）货币市场利率（MR）：货币市场利率是用来评价借入成本的大小。由货币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决定，理论上货币需求增加，利率就会变大，需求降低，利率就会变小。
（2）贴现率（BR）：贴现率也指再贴现率，即银行将已贴现过的票据作担保，向中央银行借款时支付的利率。中央银行通过变动再贴现率来调节货币供给量和利息率，从而促使经济扩张或收缩。本文选用90天票据贴现率作为研究变量贴现率的变量。
（3）公债收益率（GRL）：公债收益率是随着经济形势变化的，它可以反映国家经济发展整体变化形势。经济形势好一般会导致CPI的上升，从而会使债券价格下降、收益率上升。本文选用10年期的公债收益率作为公债收益率的变量。
（4）马斯特里赫特标准利率（MRL）：马斯特里赫特标准利率是指一个成员国已经存在着一个按物价稳定的要求不超过三个表现最好的成员国至多2个百分点的平均名义长期利率，其结合各国定义上的差异以长期政府债券或类似的有价证券来衡量。
（5）紧缩性信贷（CC）：CC=短期利率-长期利率。这里长期利率由10年期公债收益率来代替，短期利率由货币市场利率代替。信贷状况的紧密度由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确定。当信贷条件紧缩时，短期利率相对于长期利率有所增加，个人会减少持有货币。
（6）CCR：紧缩性信贷与短期利率的积（CC×R）。这里的短期利率用货币市场利率代替。CCR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流动性成本，会对货币需求的变化产生影响，所以本文将信贷条件与短期利率的积作为研究的目标变量之一。
（7）通胀率（lnP）：按GDP隐含价格平减指数年增长率衡量的通货膨胀显示的是整个经济体的价格变动率。GDP隐含价格平减指数是按照现价本币计算的GDP与按照不变价本币计算的GDP之比。通胀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货膨胀水平的指标。通胀率越高，货币需求越旺盛。
（8）名义汇率（FX）：名义汇率由外国货币/本国货币表示。这里的外国货币是用美元表示，名义汇率即美元/本国货币（US$/本国货币）。由于考虑到货币替代，所以汇率也是需要研究的指标因素。汇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持有货币成本。如果假设本国货币贬值，那么个人将增加外国货币持有，减少本国货币持有。汇率的系数预期为正。本文取名义汇率的对数（lnFX）作为名义汇率的变量。
（9）实际有效汇率（RFX）：实际有效汇率是剔除通货膨胀对各国货币购买力的影响，一国货币与所有贸易伙伴国货币双边名义汇率的加权平均数，仅考虑了所有双边名义汇率的相对变动情况，而且还剔除了通货膨胀对货币本身价值变动的影响，能够综合地反映本国货币的对外价值和相对购买力。本文取实际有效汇率的对数（lnRFX）作为实际有效汇率的变量。
（10）存款利率（DR）：指客户按照约定条件存入银行账户的货币，一定时间内利息额同本金的比率。存款利率的变动会影响人们持有货币的欲望，即对货币需求存在一定的作用。本文选用年平均存款利率作为存款利率的变量。
（11）银行同业拆借利率（IR）：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是指银行同业之间的短期资金借贷利率，反映了商业银行之间的短期资金变动情况。本文选用3个月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作为研究变量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的变量。
（12）国库券利率（TBR）：国库券利率一般作为无风险利率，可以测算其他有价证券风险程度，也是其他金融工具利率确定的基础。它可以反映货币市场上的供求状况和筹资成本情况。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实证结果
1.基本模型检验
根据EBA模型的原理，检验的第一步首先是将12个目标变量分别进行线性回归，判断其显著性。模型如下：
Yit=？琢+？茁1Iit+？茁2Mit+？滋it（2）
其中，Y是狭义货币供给M1的对数；I是2000—2010年15个欧盟成员国的要素成本的真实GDP的对数；M是从12个目标变量中任选一个变量。
通过Eviews软件对目标变量M进行显著性检验，如果M的系数？茁2的t统计值是显著的，则M通过EBA的第一步检验；如果M的系数？茁2的t统计值是不显著的，则M没有通过EBA的第一步检验，不需要进行EBA的第二步检验。
本文采用的是面板数据模型，在做显著性检验之前需要进行Hausman检验确定使用的是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结果见表1。
由表1的Hausman检验可以看出，12个目标变量中货币市场利率、贴现率、公债收益率、紧缩性信贷、CC×R、通胀率、实际有效汇率、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是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而其他4个变量是使用固定效应模型。
对12个变量在模型选定的基础上做估计检验，检验和分析的结果如下表2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除货币市场利率、马斯特里赫特标准利率、国库券利率外，其他9个目标变量均通过第一步检验。
2.“稳健性”检验
对通过第一步检验的9个变量，即贴现率（BR）、公债收益率（GRL）、紧缩性信贷（CC）、CCR、通胀率（lnP）、名义汇率（lnFX）、实际有效汇率（lnRFX）、存款利率（DR）、银行同业拆借利率（IR）分别进行遍历式估计。回归模型如下：
Yit=？琢+？茁1Iit+？茁2Mit+？茁3Iit+？滋it（3）
其中，Y是狭义货币供给M1的对数lnm；I是2000—2010年15个欧洲国家的要素成本的真实GDP的对数；M是从9个通过第一步检验的目标变量中任选一个变量；Z是从除目标变量M外的其他8个潜在解释变量中任选3个变量的线性组合作为模型的条件变量集。
通过Sala-I-Martin准则对式（3）中目标变量M进行“稳健性”检验。对每个目标变量M而言，如果有90%以上的系数？茁2同方向且显著，则认为该目标变量与货币需求具有“稳健性”的显著关系。如果目标变量M的显著的系数？茁2同方向概率没有达到90%以上，则认为没有通过第二步检验，即目标变量与货币需求不具有“稳健性”的显著关系。
变形后EBA第二步检验的回归模型如下：
lnmit=？琢+？茁1lnGDPit+？茁2Mit+？茁3PCit+？滋it（4）
其中，PC表示除回归模型中目标变量之外的其他8个变量中任取3个变量的线性回归组合。运用Eviews软件对式（4）关于不同PC组合分别进行回归，经过504次回归检验后，得出目标变量遍历式回归系数？茁、t检验值、p值及各变量显著性分布的概率，如表3所列。从表3中可以看出公债收益率、名义汇率、实际有效汇率和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的所有遍历式回归系数的符号均为正，表明公债收益率、名义汇率、实际有效汇率和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与货币需求是正相关的；贴现率、短期利率与紧缩性信贷的积、存款利率的所有遍历式回归系数的符号均为负，表明与货币需求是负相关的。从表3显著性分布概率可以看出，贴现率（BR）、紧缩性信贷与短期利率的积（CCR）、名义汇率（FX）和实际有效汇率（RFX）分别以96%、100%、99%、100%的显著性分布概率通过了第二步检验，表明贴现率、紧缩性信贷与短期利率的积、名义汇率、实际有效汇率与货币需求之间存在抗干扰的“稳健性”的显著关系；而公债收益率（GRL）、紧缩性信贷（CC）、通货膨胀率（lnP）、存款利率（DR）、银行同业拆借利率（IR）分别以60%、15%、35%、87%、79%的显著性分布概率没有通过检验，表明公债收益率、紧缩性信贷、通货膨胀率、存款利率、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与货币需求之间不存在抗干扰的“稳健性”的显著关系。
（二）实证结果分析
经过EBA的两步检验，表明贴现率、紧缩性信贷与短期利率的积、名义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对货币需求具有抗干扰的“稳健性”显著影响；货币市场利率、马斯特里赫特标准利率、国库券利率、公债收益率、紧缩性信贷、通货膨胀率、存款利率、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对货币需求没有“稳健性”的显著影响。
1.贴现率、货币市场利率和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是短期利率。贴现率在实证结果中表现出对货币需求的影响较大，是影响货币需求变动的强显著因素，反映了贴现率是调节欧洲国家货币需求的重要工具之一。货币市场利率、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在EBA的基本回归中不显著，表明货币市场利率与货币需求之间不存在显著性的相关关系，即欧洲国家的市场上的货币持有成本与货币需求量变动之间基本没有关系。
2.长期利率公债收益率和马斯特里赫特标准利率，只有公债收益率在基本回归中是显著的，但在“稳健性”检验中不显著，表明研究对象欧盟15个国家的公债收益率对货币需求量的变动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作用较小；而马斯特里赫特标准利率对货币需求量的变动几乎没有影响。
3.国库券利率和存款利率在实证结果中表明与欧盟15个国家的货币需求之间不存在强显著的相关关系，但存款利率与货币需求之间是存在相关关系的，但作用较小。
4.紧缩性信贷与短期利率的积是货币需求的“稳健性”因素，通过流动性成本来影响货币需求，实证结果表明紧缩性信贷与短期利率共同作用于货币需求时，对货币需求的变动影响较大；只有紧缩性信贷作用于货币需求时，货币需求量的变化较小。
5.EBA检验的两步检验中可以看出名义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与货币需求之间具有强显著关系，反映了汇率是影响货币需求的重要因素之一。
6.通货膨胀率通过EBA第一步检验但没有通过第二步检验，说明通货膨胀率对货币需求的变动存在影响，但不是欧盟15个国家货币需求的重要决定因素。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运用EBA模型分析欧盟15个国家的货币需求影响因素，从而找出影响欧盟15国货币需求量的“稳健性”因素。实证结果表明，贴现率、紧缩性信贷与短期利率的积、名义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等是影响货币需求的“稳健性”因素。根据实证结果，本文针对欧盟15个国家的货币需求影响因素研究的主要政策含义是：加强对利率和再贴现率的调控，有效实现利率和再贴现率对货币需求的短期调控的影响力；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及信贷条件，促进信贷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重点监控国际间资金流动，稳定外汇汇率和货币币值。这些研究结论对我国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具有以下启示。
1.加强我国货币供给决策依据研究。根据欧盟15国的研究结论，货币需求主要取决于物价水平、利率以及实际产出水平等实体经济因素，货币需求具有一定的内生性特征，随着经济发展与经济主体决策独立性的增强，我国货币供给表现出日益增强的内生性。因此，必须加强货币供给决策依据研究，为实施稳健货币政策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2.增加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由于受到全球流动性泛滥、危机后宽松的货币政策、巨额外汇储备等因素影响，导致我国基础货币过量投放，央行货币发行自非常脆弱，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与日俱增，这不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根据货币政策本身的规律性和独立性，中央银行制定独立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提高其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为实施稳健货币政策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Friedman M.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A Restatement [C].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56.
[2]李成，赵轲轲.货币演进的内在机理及其贬值规律[J].华东经济管理，2011，（4）：61-65.
[3]Arize AC，Shwiff SS. Co-integration， real exchange rate and modeling the demand for broad money in Japan[J].Applied economics，1993，（25）：717-726.
[4]Johansen S，JuseliusK.Maximumlikelihood estimation and inference on co-integration-with applications to the demand formoney[J].Oxford bulletin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0，52（2）：169-210.
[54]Jan-Egbert Sturm，Helge Berger，Jakob De Haan. Which Variables Explain Decisions on IMF Credit？ An Extreme Bounds Analysis[J].Economics& Politics，2005，7（2）：177-213.
[6]Choudhry T.Real stock prices and the long-runmoney demand function： evidence fromCanada and theUSA[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1996，15（1）：1-17.
[7]Sala-I-Martin X. I Just Ran Two Million Regression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7，2：178-261.
[8]Leamer， E. E.. Let’s Take The Con Out of Econometric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3，73（3）， 31-43.
[9]Levine R，Renelt D.A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Cross-country Growth Regressions[J] . America Economic Review， 1992，82 ：942-963.
[10]L. Dedola， E. Gaiotti，L. Silipo. Money Demand in the Euro Area：Do National Differences Matter？[J].Banca D’Italia，2001，405.
[11]宋金奇，李淼.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货币要求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0，（7）：82-84.
[12]石建民.股票市场、货币需求与总量经济：一般均衡分析[J].经济研究，2001，（5）：45-52.
[13]万光彩，刘莉.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协整检验与误差校正模型[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经济管理版），2002，（3）：76-78.
[14]万兆泉.关于中国货币需求稳定性的研究[J].经济纵横，2009，（16）：98-100.
[15]叶光.通货膨胀与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J].宏观经济研究，2009，（8）：62-89.
[16]于涛，左力.基于信贷软约束条件下的不良贷款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分析[J].经济研究，2010，（1）：104-109.
[17]杨晓龙，郑长德.我国货币需求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0（1）：29-34.
[18]王立平，肖翔.我国FDI区位分布条件因素的区域差异分析——基于EBA模型的实证研究[J].经济地理，2010，（1）：104-109.
第8篇：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范文
摘要：本文重点分析了区域经济特点、经营方式、政策环境、业态组合等商业地产价值的主要影响因素。借鉴纽约第五大道和北京王府井大街商业地产的价值增长经验，提出了商业地产价值增长的建议。
关键词 ：商业地产；价值；增长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与人均GDP的不断扩大和提高，房地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尤其是2008年以来，随着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一系列刺激经济措施，房地产业得到爆发式发展。不同发展地区商业地产市场的发育程度不同，有的已经饱和或趋于饱和，有的正处于成长阶段。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商业地产的价值，需要根据商业地产的价值影响因素综合加以分析。
一、商业地产价值主要影响因素
目前，研究商业地产价值影响因素较多集中在定位、运营方式、地段、商圈、客流量、配套设施等。综合各类研究，结合多年对商业地产价格的评估实践，归纳商业地产价值因素主要为：
1.区域经济特点
不同发展地区商业地产的发育水平不同。一线城市的商业地产由于开发时间长，再加上新城拓展范围有限，已有的商业发育相对比较充分，商业地产多已经饱和或者趋于饱和，商业地产增值空间有限。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对商业地产的投资热度由一线城市向外的扩张，二三线城市商业地产的发展空间仍较大，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呈现出供需两旺的局面，商业地产价值增长潜力较大。
从区域内层次看，商业地产对区域经济有溢出效应，它作为城市内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所在区域地段、商圈、集聚的客流量、其交通便利程度、配套服务设施的完备程度、未来城市规划对该区域的发展定位、消费者的心理预期，周边商业地产发育程度，都决定了商业地产的价值。
2.经营方式
商业地产价值要通过经营实现。目前，较常见的经营方式有三种：一是散售，即开发商只负责销售，小业主各自经营；二是自持，即开发商持有，不对外销售；三是小业主联合起来委托商业管理公司统一经营，后两者属于统一经营的范畴。
从当前市场看，一、二线城市核心地段商业基本全部自持，一线城市郊区和二线城市的部分非核心地段，存在租售并举的产品。在三、四线城市，还存在着大比例散售的项目。业界的普遍共识是，统一经营是实现价值增长的法宝。因为在散售的情况下，由于小业主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以及缺乏专业固定的招商团队和成熟稳健的投资经验，往往导致项目的失败。有些企业迫于资金压力大，不得已选择了散售或者租售并举。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改革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商业地产的统一经营将成为发展的普遍趋势。
3.政策环境
政策环境包括宏观经济形势、金融及货币政策、商业地产调控政策等。在我国当前市场经济体系尚不健全情况下，商业地产受政策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居民收支水平、物价与利率、社会储蓄与投资水平以及消费品零售额等，通过影响人们的购买能力和投资预期，进而影响商业价值的实现情况。金融和货币政策，尤其是信贷政策决定了资金的流动性，对于主要依赖银行信贷融资的开发商来说至关重要。商业地产及对住宅地产的调控政策直接影响着商业地产的价值。伴随着房地产的一系列调控措施，“量价齐跌”“楼市拐点”“崩盘说”等等相伴而来，这就是市场对调控政策所作出的反应，也通过影响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心理预期，进而影响到了商业地产的价值。
4.业态组合
项目开发前期明确业态组合的定位，是商业地产的价值体现。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人们消费方式的不断改变，商业地产的业态组合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变化。目前，集客能力强、新项目市场培育期短、消费滞留时间长、对其他业态消费带动显著的体验式业态，正逐渐成为商业地产业态组合的一个主要趋势。发展趋势和实际证明，一个业态组合能否适应社会发展带来的新变化，能否顺应市场的潮流，能否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都决定了商业地产的价值。
二、国外及发达地区商业地产价值增长的借鉴
国外及发达地区商业地产成功运作的案例比较多，这里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纽约第五大道和北京王府井大街加以分析，从中得出对商业地产发展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经验。
1.纽约第五大道
第五大道是纽约曼哈顿区的中央大街，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商业街之一。第五大道与20多条街道相交，并通过设立单行线、公共交通等方式，有效保障了交通的便捷。第五大道上名店林立，以专业店、专卖店和国际连锁店为主，以商品的高档优质、品牌齐全、时尚前沿等特点，树立了“最高品质与品位”的品牌效应。除了商业范畴的运营，第五大道还特别重视与区域经济要素的融合。周边毗邻中央公园、高档商务区和住宅区等，在中央公园外围还有惠特尼美国艺术馆、美国自然博物馆等文化设施，充分利用“体验经济”将商业、旅游、文化、居住、休闲、办公等要素完美结合，成为纽约的商业中心、居住中心、文化中心、购物中心和旅游中心，第五大道因而成为纽约最华贵的商业区，也是世界上地价和租金最昂贵的商业区之一。
2.北京王府井大街
王府井大街是北京最有名的商业区。王府井大街南起东长安街，北至中国美术馆，交通四通八达，可谓是占到了京城最好的地段。这条3华里长的大街，不仅有百年历史的老字号店铺，还汇集了全球著名跨国公司的众多知名品牌，小到普通的消费产品，大到顶级的奢侈品，产品种类丰富，销量极大，被称为“日进斗金”之地。王府井大街集购物、餐饮、旅游、艺术、休闲、文化等于一体，既古朴传统又时尚前卫，融汇了中西方的文化，消费者、旅游者、文化探寻者交织在此，使得这条大街的商业地产可以说是“寸土寸金”。
3.借鉴之处
纵观国外及发达地区商业地产的成功之处，几乎都涵盖了以下几方面的要素：
第一，商业地产绝不能仅仅放在商业范畴的领域来考虑，而是应该放在区域的层面去统筹考虑，对区域的各种要素发挥激活、调动、引领的作用，与区域经济产生双向互动作用。
第二，商业地产的业态组合，尽可能实现商业、文化、旅游、餐饮、办公、娱乐、体验等相结合的模式，顺应时代和潮流发展，全方位满足受众客户需求。
第三，商业地产运营要尽可能创造机会实现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等的最大化。
三、商业地产价值增长的建议
1.实现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共赢
商业地产发展规划一定要与区域发展规划相衔接。在前期的市场调研中，要结合对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的研判，充分考虑区域的发展定位与功能、发展规模、人流集聚度、消费水平、公共设施、文化内涵、交通体系等要素，并对所在地区同类业态收益状况进行调查和了解，进而制定合理的商业地产发展定位与业态组合。
商业地产发展要融入到区域竞争力当中。商业地产应该整合区域内的各种资源，包括商务消费资源、文化资源、生态资源、景观资源等，成为区域的经济活力、文化内涵、生态环境、休闲娱乐的集中展示区，以及区域的灵魂和象征。通过发挥商业地产的规模优势，资源整合优势，品牌聚合优势等，最大限度地提升区域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区域竞争力的提升，也反过来进一步提升商业地产的价值。商业地产与区域经济互为依靠，互为支撑，联动发展，才能实现互利共赢。
2.探索新型商业运营模式
目前，业界关注比较多的两种新型商业运营模式，一个是O2O(online to offline)运营模式，一个是社区商业地产。
创新和完善商业地产的O2O运营模式。目前，很多商业地产已经开始探索和应用O2O运营模式，将互联网思维嫁接到实体商业地产中，把线上的消费者带到现实的商店中去，消费者在线支付购买线下的商品和服务，再到线下去享受体验和相关服务。今后，要积极创新和完善商业地产的O2O运营模式，把传统商业地产运营与电子商务有机结合，以移动互联、大数据管理和满足消费者身心体验等相结合，不断向更广和更深的领域延伸，创造商业地产的运营特色。
注重社区商业地产发展。社区商业地产与传统的城市综合体等商业地产不同，主要功能是满足社区居民消费需求，引导居民形成新的消费习惯。同时承担社区的服务功能和文化功能，更多体现的是商业地产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价值。针对目前我国社区商业地产的无序和零散开发状态，社区商业地产应该由统一的专业团队来管理和运营，针对不同的社区规模和档次，制定不同的发展策略。注重提高社区商业的服务质量、参与体验度以及文化品位，争取将社区商业地产打造成为社区的服务中心、体验中心和文化中心。
3.形成产业链增值
商业生态链是很多商业地产非常重视的，如万达集团就非常重视在商业生态链上考虑项目的规划与经营。由于商业活动在价值链上呈现的是承接的模式，存在着价值增长的此消彼长，因此，只有形成产业链增值，实现商业生态链的均衡发展，才能最终实现商业地产的持续增值。
产业链增值需要做到的是合作、分担与共享。各相关利益方要形成战略同盟，共同搭建商业运营模型，完成商业项目的设计、投资、运营和管理，通过各个环节的相互衔接，完成溢价的过程。产业链上的战略同盟要共同进行市场的前期调研，对商业地产进行定位、分析和规划，主动适应市场变化。在此基础上，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将经营风险转移，共同承担。最终，产业链上的相关利益方通过统一经营，实现价值增长的共享。
4.创新商业地产融资模式
资本运作是商业地产的生命线，尤其对于一些中小规模的商业地产来说，提高融资能力就是提高其生存能力。目前，证券化的创新融资方式成为商业地产融资的发展趋势。其中，比较常见的是股权性质的证券产品REITS（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和债权性质的证券产品CMBS（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不同的商业地产要根据自身的定位、规模以及资金运营状况，充分研究各种融资方式的优势与风险，在传统融资模式基础上，积极探索新的融资方式，最终选择适合自身的融资渠道和融资产品，为商业地产的价值增长提供根本保障。
参考文献
[1]赵翎莺.浅析发展社区商业地产的策略与实务——以中房·金谊广场为例［J］.现代商业,2012(7)：168-170．
[2]刘菲.国外著名商业街比较与分析［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9)：23-26．
第9篇：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范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进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种体制变革导致经济运行机制的相应变化，即由国家计划对企业和各种经济单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调节，逐渐转变为在市场信息影响下，以经济利益引导企业和个人进行微观决策的自动调节。在此情况下，价格、利润、成本、收益、供给与需求的协调机制产生了，计划机制逐渐让位于市场机制。
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都是由行政性的强启动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一般都会带来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发生了五次经济周期波动：（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经济周期波动均出现经济的负增长。）造成经济的重大破坏。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周期波动（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则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属增长型的经济衰退，即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最低点，其经济总量的绝对水平并不下降（见表1）。出现这一情况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国仍处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市场制约的因素几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另外，它与如下情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即随着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我国已逐步采用了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措施，从而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
表1中国GDP增长率的历次波动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这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难以一步到位，经济周期波动仍呈现明显的“计划同期”（注：即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成为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经济周期为国家的集中计划所推动。）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以向国有企业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方式下，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并具有争夺国家投资的强烈冲动。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都同时带来经济的“过热”，从而使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人为“计划”推动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因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大波动，均起因于国家投资的扩张。其中，第一次经济大波动发生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计划者的冲动，即在当时确定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为了克服这次经济波动的后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第二次经济大波动始于1984年。该年年底，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由于我国的“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约束，它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因此，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把国家投资的财政渠道改为银行渠道，是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的情况。当时，政府曾设想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日趋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实际上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几度夭折，经济继续升温，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并在后来演变为1988年8月爆发的抢购风潮。这次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在遭遇资源制约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即此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已不复存在。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两位数，这迫使国家于该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率先回落。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
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预算关系必然使企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谓投资“饥渴症”、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把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现的坏账寄希望于由国家的财政拨款冲抵，因而往往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没有挡住又一次经济过热的到来。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国有银行资金大量以非贷款方式流出（银行办企业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国有投资（以比非国有部门高出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并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高达72％）后，经济过热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从减少国有投资入手，开始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出现持续多年的经济“软着陆”。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转轨时期，旧体制因素仍广泛存在。它们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方式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推动力。资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间，我国实际投资增长与GNP的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近80％可用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关系系数则高达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而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总是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在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在国有投资收缩从而结束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
2.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未能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即对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会通过信贷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使用国家的财政拨款与使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并无本质区别，资金来源渠道的改变并未形成对企业资金使用的硬约束。在此情况下，企业仍强烈地表现出“投资饥渴症”，只不过是从争夺财政拨款转而表现为争夺银行贷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银行贷款的规模受到国家的硬性限制时，企业也会力图通过其他形式筹资，如银行办企业、企业非法集资等。而一旦经济过热难以为继时，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措施来控制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经济的剧烈震荡。
3.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的产权关系，因此，只要企业归国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损益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直接由国家财政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的贷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通过国有银行这一中间环节间接地由国家财政承担。正是由于这种“软预算”约束，造成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竞争性和经营效益。这从国有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可以明显看到。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与赢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亏损则比赢利高出近1倍，国有企业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受理总数的63％，在破产加速后，银行的亏损率达85.1％。（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页。）在此情况下，国家财政不仅必须（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而且要承担国有企业高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了潜在的国有企业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微观负债最终总是要转化为政府的宏观负债的。很显然，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宏观政策本身，而且还需要微观层次的制度保证，即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折及其效应
如上所述，由于转轨时期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从传统的直接调控走向通过市场中介的间接调控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的过渡也受到严重的障碍。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甚至发生了重大的逆向转折，即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增加对国有部门的投资，重新强化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开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1998年，我国外贸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于该年5月曾出现负增长）。因此，客观而论，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形势。
自1993年7月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3.5％、12.6％、10.5％、9.6％和8.8％，而且，这种下滑趋势在继续（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1％）。在市场长期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的兼并、破产加剧，失业人数剧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人员每年约达1000余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制约，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密集运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经济下滑的趋势依然。很明显，货币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当狭小。
在此情况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连续数年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6500亿元（注：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用于临时财政支出的特殊国债。例如，1998年，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家一次就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各年的数额分别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用于安排国债投资项目。这种超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同效应。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效
应当肯定，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滑坡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较大规模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从而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动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在各年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28％、21％和20％。（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经济环境趋紧、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国债投资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缓解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中，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我国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22个，并拓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这些工程已在经济中发挥实际效用。在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1998年以来的3年中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公路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1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5万公里），铁路新增长度2070公里（其中复线里程586公里），水运航线、民航机场建设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项目。此外，粮食仓储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部分国债资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发长期国债后，预算中原准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资金，被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等。该年发行的高达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则被用于充实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这些均属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对于缓解改革风险、保持社会安定以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转轨进程中某些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有明显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效应，即它重新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导致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其一，强化了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机关的行政控制。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断打破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活跃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然而，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国家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别是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更强化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垄断性控制，并进而强化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垄断和直接管理。在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行政控制明显加强的趋向。例如，在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后，由于个别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国家曾经又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体制，取缔和禁绝私商的相关活动，由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粮食和棉花的经营；当一些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价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现象，但国家在此情况下不是通过鼓励正常竞争促进产业集中和产业进步，而是倡导搞所谓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想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抑制竞争，等等。
垄断的加强除了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控制外，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在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部门，这种利益集团往往依仗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的进入；它们画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垄断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造成垄断租金：一是通过垄断价格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项费用，将自身低效运行的成本和发展投资的负担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根据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国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内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1995～1999年期间，我国电力行业每个职工比其他行业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资额为79.1亿元。1996年，在垄断行业的价格与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电力工业的资金利税率却仅为7.33％，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铁路运输亏损13.8亿元，与1985年赢利64亿元相比，减利120％。市话亏损35.6亿元。邮政亏损70亿元。（注：过勇、胡鞍钢：《不可低估行政垄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13日。）由于垄断行业上缴的利润中包括了政府从国有投资中应得的回报、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所得税返还、减免等优惠，因此，垄断行业多年来不仅耗散了本行业的巨额租金，而且也耗费了大量国家本应得到的财政收入。
事实表明，垄断的加强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当前，大部分被用于扩充国有经济的国债投资，实际上是民间资本转化而来的，这部分投资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的垄断时，垄断部门的寻租活动又必然阻滞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确立的情况下，行政垄断的加强一方面表明国家计划经济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垄断部门市场经济利益冲动的加剧，它实际上是这二者的结合。在此情况下，垄断行业的企业往往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或依仗其垄断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寻找并耗散其垄断租金。据2001年11月末的统计数字，国有企业赢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业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赢利合计占重点企业赢利总额的58％。（注：杨继绳：《凯思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有人担心，在当前的情况下，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这种担心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过分倚重财政扩张强化了转轨时期中金融市场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贷资金进一步集中流向国有部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国家已逐渐摆脱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倚重，转而着重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在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后.也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逐渐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通过市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调控。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调节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是实现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国债投资日增、财政亦字扩大和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的积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加之人们对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恋，因而在金融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出现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强化。（1）金融发展出现了某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例如，贷款权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国债投资扩大信贷发放的同时，信贷也明显向国家银行集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明显上升。该年1～11月，国家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达78.5％，比上年同期高7.7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等等。（2）经济启动主要依靠增发国债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强化，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为了刺激投资，1998年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放宽了利率浮动的幅度。三次下调利率使贷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个百分点，由此减轻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利息支出600亿元以上，降低国债利息负担300亿～400亿元。然而，对利率浮动的规定却对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即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现行的10％扩大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现行的40％扩大为50％。（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货币政策分析》，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很显然，关于利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是不利的。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仍基本上处于非法地位，这更使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强和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信贷资金更加集中投向国有部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3.扩张性财政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患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强化了国家的行政垄断，导致了某些方面旧体制因素的复归，而且也给正常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财政赤字的迅速膨胀。1997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为582.42亿元。而在1998～2001年期间，各年的财政赤字则分别达到922.23亿元、1743.59亿元、2491.27亿元和2598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财政赤字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更达3098亿元，比上年增长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国际警戒线。（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
由于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过长的回收周期和过低的投资收益率导致短期内难以获得投资收益，这就往往导致借新债还旧债的情况，使国债规模越来越大。2000年底，我国内债余额已达13000亿元人民币，外债余额达1500亿美元，内外债共计25000亿元人民币。2001年和2002年，债务余额进一步增加。（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数字尚不包括大量隐性债务，而这种隐性债务确实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级政府拖欠的公务员工资和养老保险欠款，以及国家粮食经营亏损挂账，等等。（2）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财政通过各种不规范的方法举借的债务（估计有1000亿元人民币）。（3）国有银行剥离出的1.4万亿元不良债权，经处理后，乐观估计能收回4000万亿元，损失的1万亿元将最终由国家财政承担。因此，我国的实际债务余额比公布的显性债务余额大得多。2002年3月，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回答与会者的提问时表示，当年我国的债务余额为8000多亿元，只占GDP的18％。显然，这里指的只是显性债务，如果加上隐性债务，比例将高得多。据楼继伟透露，到2002年，我国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在内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世界银行曾估计是50％～70％，比较乐观的估计是40％～50％，而比较悲观的估计则达70％～100％。国外的经验数据表明，积累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不应超过60％，我国的债务余额显然已突破了国际警戒线。
更为严重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财政支出的扩大，特别是国债的增加。200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当年GDP的比例为36.81％，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8.63％。到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增长到38.43％，而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则高达65％。这表明，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特别是国债投资推动的。中经网2002年8月2日刊载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总需求即名义GDP的增长率为6.3％，其中实际增长7.7％，价格下降1.3％。而财政支出增长率为19.8％，财政赤字增长率达62.4％（因债务利息支出记账方式的改变，这里的财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长率略有高估）。很显然，以每年近20％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60％多的财政赤字增长率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肯定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
还应指出的是，随着国债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构积聚的风险更是不断增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债9367亿元（不含财政对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比上年增加1022亿元，增长12.2％，占国债市场总量的比重达56.7％，较上年末上升3.3个百分点，占其资金总运用量的比重为5.5％，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在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成为国债市场上最主要投资人的情况下，存贷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压缩商业银行的赢利空间，对其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国债品种、期限趋同的情况下，一旦风险突现，变现遭遇困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几点启示
1.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地位的加强，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下宏观经济运行方式的复归。因为，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预算软约束在新时期的一种表现，它仍源于政府与国有部门的特殊的产权关系，是新时期国家以财政资金推动国有经济继续发展的一种形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资金直接来源于财政拨款，这是预算软约束的典型表现。在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后，国有企业的资金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当国有企业无力还贷时，其损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因此，预算约束依然是软的。而当企业竞相争夺银行贷款造成信用膨胀并引起经济过热（如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情况）时，国家不得不采取包括限制银行贷款在内的强制性的紧缩措施。然而，国有经济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依靠正常的积累机制获得发展。为了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率，以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启用赤字财政政策成了难以避免的选择。国债投资无论用于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改革成本的支付，还是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都是国家财政对国有经济的输血。但是，赤字财政政策不可能无限制使用，当它难以为继时，经济震荡就会到来，大起大落的所谓“计划周期”也有可能重现。这是必须高度警惕和极力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