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济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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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传统经济政策范文

1.1重农抑商的传统管理思想

这种管理思想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重农抑商也是古代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古代，儒家和法家虽然持有不同的价值观，但在重农抑商这一点上，两大家却持有共同的观念。孟子认为“为富不仁”，他又将谋富强者视为民贱，荀子强调富强，但却不放弃“工商众则国贫”这一思想理念，这二人虽然是著名的思想家，但二人的思想显然被当时农业社会的经济现实禁锢。而儒家思想的权威性使得古代这种经济政策有了更加牢固的思想基础，严重阻碍了古代经济的发展进程。

1.2儒家和墨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思想注重教化，通过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伦理教化，对家族关系进行了严格的界定，这也为当时经济社会的稳定打下了基础。早在前秦时期，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存在较大的贫富差距，因此很多思想家不断努力，来改变这种境况。墨家和儒家都认为，经济生活要人人平等，孔子就是最早提出均平原则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显然这种思想是错误的，这也是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均平富”的经济指导方针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2传统经济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实践的启示

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进入社会主义之后，传统经济思想已经难以适应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但是传统经济的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分析和探讨。

2.1对现代企业经济管理的启示

纵观历史，我国当代企业经济管理的理论与方法除了来自于西方以外，就是从古代经验理论逐步发展而来的。“实践出真知”“，摸着石头过河”这是这种理论的形象表达。在经济管理过程中，任凭出现再多的学派，但这个基础从来不变。这也是东方传统管理与西方传统管理区别之所在。

2.2对现代农业经济的启示

农业是中国传统经济的命脉。发展农业也是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精髓所在，在现代社会，虽然出现了工业和第三产业这两大产业，但是国家对农业的发展要求依然是十分依赖，农业不仅是国民生产的重要内容之一，更关系着国计民生，因此现在社会重视农业经济的指导方针和传统经济管理的思想是相统一的。古代中国农业社会虽然是分散的、小规模的、靠天吃饭状况，但提高农产品产量的探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自先秦以来，中国社会的管理者不仅在思想上重视农业，在实践中也不断对农业的区域结构、水利设施、收储政策等方面进行不断的探索与改进，目的是力求使农业的发展能够长期稳定，这和当代中国对农业的管理思想上是一致的。为了使当前农业经济能够长期稳定发展，国家不断进行“三农”改革，不断打牢农业基础。这也是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农业管理的启示，只有农业结构能够稳定长久发展，社会才能安定，民生才会和谐。

2.3对货币金融管理的启示

我国传统货币金融管理体系中，人们最关注的就是商品的价格，并始终按照谷米价格作为定价的基准，避免“谷贱伤农”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政策。从奴隶社会到现代社会，人们一直在对货币的管理进行改革，从秦始皇统一货币一直到两宋、元朝、明朝、清朝直至当代，货币的形式与内容都发生很大的变化，但以农业丰、欠作为考量货币发行多少的基础一直没有变。虽然在当代金融界，出现了诸如基金、保险、股票、国债等多种金融形式，政府对金融管理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但整个金融界对农业的依赖程度有增无减。这样才能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才能够让我国平稳健康的发展。

3结语

第2篇：传统经济政策范文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经济活动，大约已有200万年的历史。在经济活动中对资源有效利用问题的探索，也经历了2000多年的时间，最终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则是近几百年的事情。有关文献资料表明，经济学出现于奴隶社会产生以后，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前354）的《经济论》一书问世，表明了西方开始出现了早期经济学。《经济学》是一部研究奴隶主家庭经济管理问题的著作。色诺芬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善良的主人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财产。经济学虽然出现于奴隶社会，但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并未能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并取得政治经济学这一科学名称，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而形成的。17世纪初，法国重商主义代表安•德•蒙克莱田（1575-1622）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其用意在于表明他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已超出家庭或庄园经济的范围，而且涉及国家或社会的经济问题。但重商主义经济学还不能算做真正的现代经济学，因为其研究范围仅局限于流通过程。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的，完成这一转变的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

本方经济学从产生到现在，已有200多年的历史。200多年来，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古典经济学阶段、传统经济学阶段、现代经济学阶段。

第一阶段：古典经济学阶段古典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中叶，是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开始发展起来的。但它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是由另一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创建的。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一书，标志着古典经济学的正式创立。在这本著作里，亚当•斯密提出了著名的被后人称之为“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亚当•斯密写到：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要大。古典经济学批判和否定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研究和提倡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确立政治统治地位，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趋于激化，使古典经济发生了危机。

第二阶段：传统经济学阶段18世纪末，古典经济学宣告解体，形成了以法国的萨伊、英国的马歇尔等为代表人物的传统经济学派。其标志是马歇尔在1890年所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传统经济学主张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能够自行调节而实现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保证经济增长。但是，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严重经济危机，使传统经济学走入困境。

第三阶段：现代经济学阶段现代经济学产生的标志，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在书中，凯恩斯表示，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并不能自行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总是实现充分就业，相反，资本主义经济常常没有达到充分就业。他主张，要实现充分就业，资本主义国家就必须对经济进行干预，有效刺激总需求。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帮助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国家走出了困境，困此受到了普遍的重视。

但是，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国家普遍发生了经济“滞涨”，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凯恩斯主义对此无法解释，也没有有效的应对方法，从而使西方经济学又一次陷入困境。面对这种局面，西方经济学的众多流派纷纷出现，主要包括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货币学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新制度学派等。新自由主义者强调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作用，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货币主义者强调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供给学派主张削减税率；理性预期学派则试图用信息的不完全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波动。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研究表明，对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研究形成经济理论，研究人类社会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各种经济理论形成经济学。经济学（economics）研究社会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即研究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

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内容

现代西方经济学根据其研究的对象、内容和研究方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一）微观经济学

1、微观经济学的定义

“微观”的英文为“Micro”,意思是“小”。微观经济学以单个经济单位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以及相应的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的决定，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经济资源的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的定义包括三个方面的要点：第一，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单个经济单位是指组成经济的最基本的单位，即家庭与企业。家庭是经济中产品的需求者（消费者）和生产要素的供给者；企业是经济中的产品的供给者（生产者）和生产要素的需求者。家庭面临的问题是，在既定收入的约束下如何使自己的满足程度（效用）最大化。企业面临的问题是，在投入一定生产要素条件下，如何使利润最大化。既然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那么其研究方法就只能是个量分析。个量分析是研究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如何决定。单个经济变量包括单个生产者的产量、成本、利润，单个消费者的效用，单个商品的需求量、供给量、价格等。第二，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在市场经济中，家庭和企业的行为都要受到价格的影响，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为谁生产都由价格决定。价格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着整个经济活动，实现了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其他内容都围绕这一中心问题进行的。所以，微观经济学又称为价格经济学或价格理论。价格理论实际上就是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第三，解决的问题是资源配置。资源配置就是经济资源的不同用途的选择。解决资源配置就是需要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即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微观经济学从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最大化行为入手，来解决经济资源的配置问题。其原理如下：如果每个经济单位都实现了最大化，那么，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也就实现了最优化。

2、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微观经济学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第一，均衡价格理论。研究某种具体商品需求、供给以及价格的决定。在此基础上，分析价格如何调节整个经济活动。这一部分是微观经济学的中心内容，其他内容都是围绕这一中心而进行的。第二，消费者行为理论。研究消费者（家庭或个人）如何在有限收入条件下购买各种商品组合，以实现效用最大化。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从需求方面决定了价格。第三，生产者行为理论。研究生产者如何在有限投入条件下使用各种生产要素组合，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生产者的生产行为从供给方面决定价格。第四，市场结构理论。研究厂商在不同结构市场上的行为特征与市场均衡。前述的均衡价格理论研究的对象是完全竞争市场，这一部分研究其他市场结构中均衡价格的决定的理论。第五，分配理论。研究社会产品按照何种原则在集团或个人之间进行分配，即研究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如何决定。在一部分是运用价格理论解决为谁生产的问题。第六，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研究经济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实现以及社会福利的实现等具有一般性的问题。第七，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传统微观经济学理论有比较严格的假定条件：完全竞争、完全理性、完全信息。现实生活中，这些假定条件很难同时满足，这是因为存在着公共物品、外部性、垄断与信息不完全。在这种情况下，价格调节经济会受到影响，并不总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被称为市场失灵。解决市场失灵可能需要政府对经济进行适当干预。但是，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调节经济过程中，也会出现一系列问题，从而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即政府失灵。除此之外，现代微观经济学研究的内容还非常广泛，如产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家庭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等。例如，像国企、私企、外企等根据市场要求组织生产配置人力、物力、财力。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么生产，按什么价格出售等等每一环节，都是微观经济学研究的内容。

（二）宏观经济学

1、宏观经济学定义

“宏观”的英文为“Macro”，意思是“大”。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研究社会总体经济问题以及相应的经济总量如何决定及其变化，最终说明经济资源如何充分利用的问题。宏观经济学的定义包括三个方面的要点：第一，研究对象是整个国民经济。宏观经济学所研究的是各个经济单位所组成的国民经济整体。如果把各个经济单位比喻为一棵棵树木，那么由它们所组成的国民经济整体就好像森林。宏观经济学就要研究整个经济运行规律，从总体上分析经济问题。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其研究的方法，只能采取总量分析。总量是指能反映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经济变量，主要包括国内生产总值、总投资、总消费、一般价格水平、经济增长率、国际收支、汇率、货币供给量、货币需求量等。宏观经济学通过分析这些经济总量的决定、变化及其相互关系，进一步说明整体经济运行状况，以及经济政策的运用。第二，中心理论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宏观经济学把国民收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最基本的经济总量，以国民收入的决定为中心来分析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规律。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其他经济理论则是运用这一理论来解释整个经济中心出现的各种问题。第三，解决的问题是资源利用。宏观经济学把资源配置作为既定的前提，解决经济资源的充分利用问题。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已经配置到各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资源的利用情况、充分利用经济资源的途径以及对一国经济总量的决定问题。

2、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第一，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是宏观经济学最基本的经济总量，是衡量一国（或地区）国民经济整体状况的基本指标。宏观经济学主要通过研究国民收入的决定，进一步研究宏观经济中的其他问题，如物价水平、就业状况、经济周期问题等。第二，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失业反映一国资源的闲置状况。通货膨胀是指一国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上升过程。失业与能货膨胀是任何国家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宏观经济学将失业与通货膨胀联系起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寻找克服的途径。第三，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地区）国民收入的持续增加。经济周期是指国民收入在短期内由衰退与繁荣交织而成的波动状况。这一理论主要研究国民收入短期波动的原因、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等问题，以求实现较小波动的长期经济增长。第四，开放经济理论。现实中的经济都是开放的。在开放经济下，商品与要素跨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从而将各个国家的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开放经济理论分析国家间经济过程的相互影响，进一步提出调节经济的措施。第五，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学在分析整体经济运行状况的基础上，提出国家调节经济的理论和方法。宏观经济政策就是在宏观经济理论指导下，由政府出面对经济进行有效的干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理论主要研究政策内容、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以政策的传导机制。例如，国民收入、财政、税收、失业通胀治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拉动内需等等都属于国家宏观调控，属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范畴。

第3篇：传统经济政策范文

一、转型发展、资源配置制度与国民经济政策体系

本文对制度变迁条件下国民经济政策体系的模式定位的研究借鉴了西方学者的已有成果，但是本文的分析与其存在诸多差异。这种差异显著地表现在两者的分析前提和假定上。

（一）极度不合理资源定价机制与不完备资源市场假定

制度变迁条件下中国现阶段的极度不合理资源价格与不完备资源市场是西方学者无法完全想见的；

（二）制度变迁条件下中国的资源市场长期处于短缺的非均衡状态

（三）制度变迁条件下资源分配的非市场化与过多行政干预

（四）资源管理中政府官员行为动机复杂化

其中，资源管理阶层为了获得行政职级晋升，在经济管理中导入非经济目标，从而成为中国现阶段国有资源型企业有的“政治―――经济人”。

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对制度变迁条件下资源价格定价机制与资源市场的论述存在差异，主要原因是西方学者对资源价格定价机制与资源市场进行分析的制度背景是规范的市场经济制度，而中国资源价格定价机制与资源市场分析的制度背景是中国资源配置制度正处于以转型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制度变迁过程。转型是指中国资源配置制度正从计划模式转向市场模式，发展是指中国资源配置的管理机制正从不发达状态迈向现代化。正是因为这一制度背景的特殊性，使得制度变迁条件下中国资源价格定价机制与资源市场等经济问题尤为错综复杂，是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所不能涵盖的。

制度变迁条件下，中国资源配置制度改革宜于采取渐进模式。正如许多专家指出：大约需要5―1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建立比较合理的资源配置制度。在不合理资源配置制度下，企业既不能实现要素最适组合，也不能贯彻利润最大化原则，还会引致企业短期均衡与长期均衡中平均成本过高(相对与发达国家)，损害企业利益与社会福利，根本不可能形成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企业运营制度。参照资源配置制度范式，中国资源价格定价机制与资源市场状况可以简略概括为：超经济垄断（行政垄断）与过度分散竞争并存；资源利用集约程度低与企业竞争限制并存；经济性管制和行政性管制并存。总之，中国现阶段资源价格定价机制、资源市场结构与资源配置制度的优化要求尚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二、循环经济―――国民经济政策体系的模式选择

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生态环境脆弱。在资源存量和环境承载力两个方面都已经不起传统经济形式下高强度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如果继续走传统经济发展之路，沿用“三高(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粗放型模式，以末端处理为环境保护的主要手段，那么只能阻碍我国进入真正现代化的速度。从长期角度来看，良性循环的社会应从发展阶段开始塑造，才不会走弯路，才会得到更快的发展。我国的消费体系仍在形成阶段，建立一个资源环境低负荷的社会消费体系，走循环经济之路，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随着未来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以及人口的不断增长，也必然要求我国选择建立循环经济。根据《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到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00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今后10年的经济依然需要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很显然，如果继续沿用传统“三高”发展模式来带动经济高增长，那么只能继续削弱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换言之，我国现有的资源和能源供给几乎不可能继续满足传统“三高”模式下的未来10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利用高新技术和绿色技术改造传统经济，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新经济，使我国经济和社会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国家层次的国际经验比较分析

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学的迅速发展，使人们产生了模仿自然生态系统的愿望，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重构经济系统，使得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建立起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普遍采纳，发达国家正在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作为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发达国家，循环经济正在成为一股潮流和趋势。循环经济已经在一些发达国家中取得了成功的实践。目前，从企业层次污染排放最小化实践，到区域工业生态系统内企业间废弃物的相互交换，再到产品消费过程中和消费过程后物质和能量的循环，都有许多很好的成功实例。

从国家层次来看，比较成功的国家主要有德国和日本。德国分别于1991年和1996年颁布《包装废弃物处理法》和《循环经济和废物管理法》，规定对废物管理的首选手段是避免产生，然后才是循环使用和最终处置。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循环经济立法最全面的国家，立法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资源“循环型社会”。目前，日本已经颁布了《推进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有效利用资源促进法》、《家用电器再利用法》、《食品再利用法》、《环保食品购买法》、《建设再利用法》、《容器再利用法》等七项法律。从2001年4月开始，日本开始实施这七项法律，争取一边控制垃圾数量、实现资源再利用，一边为建立“循环型社会”奠定基础。日本将走出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的社会，逐步走向“循环型社会”。日本七项法律的基本精神就是体现三个要素，即资源再利用(Reuse)、旧产品和旧零件再利用(Recycle)和减少废弃物(Reduce)的3R原则。

四、构建我国循环经济政策体系的基本路径分析

循环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先进的经济形态，是集经济、技术和社会于一体的系统工程。现阶段，我国循环经济的进展，还更多地停留在概念层次上。发展我国的循环经济，需要政府、企业、科学界、公众共同努力，通过建立法规制度、推行绿色核算、开发绿色技术等措施来推动。

循环经济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优化选择。然而，由于循环经济思想的前瞻性和长远性，并不是每个企业和消费者都具有能够理解并主动地实施它的理念。因此，国家和政府在建立循环经济战略的任务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应该制定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来引导和促进企业和消费者实施这项战略。

（一）战略选择：实现国民经济的信息化

实现国民经济信息化要求加强经济活动中智力资源对物质资源的替代。实现国民经济信息化的核心是科技，关键是人才，基础是教育。因此，实现国民经济信息化，就是要发展科技，发展高新技术，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同时重视教育，加强人才的培育，以保证智力资源的再生。

（二）经济政策：明晰环境资源产权，调整资源价格体系，建立循环经济模式的国民经济账户

环境资源问题很大程度上根源在环境资源的滥用。而引发环境资源滥用的经济机制在于缺乏合理的环境资源价格体系来消除经济活动的外部性问题。在现实经济中，环境资源的价格未能正确地反映其供求关系，低价甚至免费的资源使用使人们产生了资源丰富的错觉，促使人们对有关资源过分使用，引发大量的环境资源污染。如果能够建立完整的环境资源价格体系，使环境资源价值得到相对完整的体现，环境资源滥用的现象就可以得到有效的缓解。因此，经济政策的重点就在于利用市场机制，明晰环境资源产权，使资源和其他物品一样走入市场，使其价格正确地反映它的全部社会成本。明确的产权，合理的价格会促进稀有资源的有效使用，确保循环利用原则的实施。

在宏观层次上，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也不适应循环经济的需要。在现行体制下，人类生产和消费活动中使用环境资源和自然资源的真实成本得不到反映，而环境资源质量的退化等环境资源债务也在国民账户的资产负债表上缺乏反映。同时，计算方法上，环境资源污染导致环境资源质量的下降，不仅没有从最终附加值中扣除，环境资源治理的费用还被列入了国民收入。现行核算方法严重背离了实际的经济运行，并不能对“原则”的实施提供正确的指导。因此，应当采用符合循环经济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使其准确地反映发展中资源的代价和环境资源污染的程度。

（三）产业政策：加速实现产业发展的“循环化”和“节约化”

循环经济并没有所谓的“循环产业”，它只是要求对现有的产业进行“绿化”，使之符合循环经济的要求。对工业而言，应该大力发展生态工业，也就是运用工业生态学的观念来改造现行的工业系统。就微观层次而言，就是按照清洁生产的理念来组织工业生产，促进原料和能源的循环利用；就宏观层次而言，就是要大力发展工业生态链和兴建工业生态园，在产业、地区、国家甚至世界范围内实施循环经济法则，使微观企业之间形成共生系统，尽量消除废弃物的产生。比如可以在石油冶炼、化学制剂生产等企业之间交换能量和原料。与工业类似，循环经济的农业也应该是可持续的，它包括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等形式。目前欧盟已有包括德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正在推广一种“作物综合管理”的持续农业计划，拟减少对环境有害的化肥和农药的用量，同时增加有机肥的投入。大力发展环保产业是改善现有环境的重要手段。目前我们的环境已经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基于此，一方面应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确保以后的环境不再遭受破坏，另一方面，对于环境已经遭受的损害，应该采用积极的方式恢复环境的清洁面貌，环保产业是弥补以前对环境欠账的有效措施。从广义来讲，资源回收产业也是环保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资源回收和绿色消费、绿色生产相互衔接起来，就会形成一个全社会范围内的“自然资源―――产品和用品―――再生资源”的完整的循环经济环路。

（四）技术政策：发展高新技术和环境无害化技术

高新技术被认为是知识经济的技术载体。而知识经济的发展也是符合“减量化”的要求，因此，循环经济的技术政策中应该包括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等。

环境无害化技术是指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合理利用资源和能源，促进废物和产品的循环利用，或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处置废弃物的技术。它主要包括污染治理、废物利用和清洁生产技术等。污染治理技术就是传统的环境工程技术。废物利用技术是进行废弃物再利用的技术，它符合“再使用”和“再循环”原则的要求。清洁生产技术则和“减量化”原则相一致。高新技术和环境无害化技术是构筑循环经济的物质基础，它已经成为当今技术发展的主要潮流。一旦在这些技术上取得突破，必将加速促进循环经济的建立，人类也会早日重建与地球的和谐关系。

（五）消费政策：引导“无公害”消费和“绿色”消费

消费在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产品或服务只有在被最终消费之后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因此，倡导“无公害”消费和绿色的消费政策是构建循环经济最重要的环节。“无公害”消费和绿色消费的概念是广义的，它有三层含义：一是倡导消费未被污染或者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二是在消费过程中注重对垃圾的处置，不造成环境污染；三是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注重环保，节约资源和能源，改变公众对环境不宜的消费方式。在目前消费疲软的情况下，倡导“无公害”消费和绿色消费不仅可以创造新的消费热点，拉动消费，更重要的是处于买方市场的消费需求会更有效地引导绿色生产。

（六）教育政策：开展“无公害”教育和“绿色”教育

所有政策最终的执行效果都和公众的参与密切相关。为了提高循环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需要加强对公众环境意识的培养。绿色消费引导绿色生产，而公众的环境意识又决定其消费偏好。所以建立循环经济最终要落脚于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无公害”教育、绿色教育政策包括：逐步建立和完善环境保护工作制度，带动民众广泛参与环保实践；经常举办环境污染案例听证会，加强环境案件的社会影响；加强舆论宣传，强化环境意识。新闻媒体对绿色产品类的广告予以优惠，政府部门应该带头使用绿色产品；加强教育培训，普及环境知识；增加环保投入，加快信息自动化建设，并定期公布环境质量状况；引进生态理念，科学规划社区环境。

五、建立循环经济法律保障，培育国民的循环经济理念

为了防治污染，保护环境，我国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从国情出发，制定了“经济建设、城市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相统一”的战略方针，实行“预防为主”，“谁污染、谁治理”，“强化循环经济管理”三大环境政策，以此为循环经济保护立法、执法和守法的基本准则。初步形成了循环经济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框架。

第4篇：传统经济政策范文

随着环境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环境问题的复杂性日益凸显，传统环境管制手段已暴露出严重的缺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环境经济政策应运而生。近年来，环境经济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OECD(经合组织)中发展迅速，已经在环境保护工作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环境经济政策也备受青睐。《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提出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的新要求，积极探索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环境保护新道路。［1］说明环境经济政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由于受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的环境治理仍以直接管制手段为主，尚未建立起一套利用市场经济的环境保护政策体系，环境经济政策还只是政府环境管制的一种辅助手段。环境经济政策应该成为协调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我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必须依赖环境经济政策。

目前对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多侧重于经济学、法学领域，鲜有从哲学、伦理学角度进行研究的。诚然，在环境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和法学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已意识到环境经济政策的哲学、伦理学研究对环境经济政策有着意识形态的根本导向作用，但是这一方面的研究却迟迟未有进展，主要是因为它尚未引起伦理学界足够的重视，其他学科领域对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中虽然有所提及，但都是浅尝辄止，缺乏深度和广度。并且由于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任务艰巨，环境经济政策遇到重重阻力，加上长期以来的行政主导的环境管制模式，导致部门间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这些都导致环境经济政策研究更多地注重经济上和行政上的成本计算，掩盖了环境经济政策内在的伦理诉求。实际上，环境经济政策需要伦理学为其提供价值支持，而伦理学要发挥其实践哲学的作用，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对社会制度进行审视和反思，并将其理念渗透到制度的制定过程中。

一、环境经济政策的本质

按照环境经济学的观点，环境问题产生于外部不经济行为。外部性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由马歇尔首先提出，经过他的学生庇古的发展，成为现代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外部性有负外部性和正外部性两种。外部性发生的前提是市场在配置公共物品方面的效率低下，公共物品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2］(P23)的特征，因无法排斥任何人使用公共物品会出现大量“搭便车”行为，最终导致过度使用公共资源而产生“公地悲剧”，而肇始者不但不用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还有可能从中受益(至少是短期利益)，这一危害和补偿的成本被无偿地转嫁给他人和社会，这是负外部性的表现。而正外部性表现为私人行为存在溢出效应时，无法排除他人的使用，又无法要求他人支付相应的价格，其劳动成果被他人和社会无偿使用。

环境问题就属于典型的外部性问题，因为环境多属于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因此导致在环境问题上总是负外部性过多而正外部性太少，即污染环境者获得利益而保护环境者利益受损，使得市场在环境保护方面总是动力不足、效率低下。环境经济政策利用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正以“外部性问题内部化”为宗旨，以“污染者付费原则”为核心，试图建立起一套以市场经济为调节机制的环境保护体系。具体地说，环境经济政策是“根据环境经济学原理，利用价格、税收、信贷、投资、微观刺激和宏观调节等经济杠杆，调整或影响有关利益相关者的环境行为而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组合”［3］(P8)。环境经济政策是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的交叉运用，既有环境政策性质又有经济政策性质。［4］(P252)但不是所有具有环境影响的经济政策都能称之为环境经济政策，只有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经济政策才属于环境经济政策，如个人所得税改革必然对居民的消费行为造成影响，进而产生环境影响，但不属于环境经济政策;也不是所有运用到货币、财政工具的环境政策都能称之为环境经济政策，只有运用市场经济价值规律，以调节市场主体的环境行为为目标的环境政策才能称之为环境经济政策，如行政性的环境收费或罚款也涉及到财政问题，但也不属于环境经济政策。按照OECD的观点，当某种手段的应用足以影响到经济当事人对可选择的行动的费用进行评估时，该手段之前便可以冠之以“经济”之名。［4］(P253)从环境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关系来看，可以将环境经济政策分为广义与狭义。广义的环境经济政策包括可以纳入环境政策范畴的经济政策和可以纳入到经济政策范畴的环境政策，是协调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手段。而狭义的环境经济政策仅指环境政策内部的经济手段，是环境管制手段的一种。［3］(Pv)环境经济政策的广义与狭义实际上反映的是它的不同发展阶段:狭义环境经济政策是其基础和初级形态，而广义环境经济政策是其高级的、较完备的形态，二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

厘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环境经济政策的本质和指导环境经济政策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环境管制的角度来看，与环境经济政策并驾齐驱的环境管制手段是传统的“命令控制型”手段，一个是间接管制，一个是直接管制，各自的优势领域有所不同。经济手段最大的作用就是鼓励创新，刺激市场主体保护环境的动力，从而解决效率问题，从源头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但由于是间接管制，必然受到市场因素变化的影响，可能不完全符合设计的初衷，甚至可能出现扭曲。例如环境税收政策如果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却没有作出适当的税率调整，就会使得环境税的实际作用大打折扣。而命令控制型手段最大的优势就是直接针对问题，效果立竿见影，适合管理突发性环境事件和有毒污染物的排放。因此，如果只考虑环境保护范畴，基于市场的环境经济手段和命令控制型手段的作用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3］(P50)如果我们看待环境经济政策的眼光就局限于此，环境经济政策的价值将会被低估，其发展就会受到限制。

我们应该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待环境经济政策:人类又面临一个文明的岔路口，选择的关键词是“生态”。生态文明是一场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整个文明范式的转变，其中经济的生态化具有基础性作用，所有的经济政策、经济活动或迟或早都要经历一场“绿色化”的洗礼，朝着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以经济激励为调节机制的环境经济政策抓住了两个根本问题:一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二是治理环境的动力根源。同时，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需要配套政策措施的配合，需要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它将会推动经济制度的生态化，促进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减少“市场失灵”，这对于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环境友好型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环境经济政策体现了人类改变经济生产方式的自觉性，是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的重要助推器。目前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还只是政府环境管制的辅助手段，还不足以和直接管制手段平分秋色，现在我国关于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基本上都把它定位在一种环境管制手段上。不可否认这是环境经济政策发展的必经阶段，但要想使环境经济政策发挥最佳效用，我们就不能把眼光局限在环境管制手段上，还需要更广阔、更宏观的视野，来引导现阶段的环境经济政策建设，真正发挥环境经济政策在协调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这才是我们选择环境经济政策的最终目的。#p#分页标题#e#

二、环境经济政策的价值理念诉求

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起步较晚，还处在介绍、借鉴西方国家经验的阶段，尚未探索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体系，又因为长期以来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的行政色彩浓厚，很多政策手段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应急性的特征，缺乏前瞻性，使得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从制定到执行，都还没有摆脱“零敲碎打”的尴尬局面。要想摆脱这种视野上的障碍和实践中的困境，建立一套即符合我国当前国情，又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并能和国际环境经济政策平行接轨，共同治理全球环境问题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必须具备明确的政策理念。理念是制度的灵魂，是一项制度得以确立的根本指导思想。自从1987年前挪威首相布仑特兰夫人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以来，可持续发展就迅速成为各国制定发展路线的基本准则。我国制定环境经济政策也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可持续发展表达的是一种新的发展伦理观，即我们当代人的发展必须考虑自然环境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它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扩大了利益共同体的概念。但是可持续发展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走，也没有既定的标准可以衡量，“可持续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压力和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的动力两种力量的妥协。妥协要求国家在某一时间背景下权衡经济增长和生态资源保护，并在二者之间进行取舍和抉择。”［5］(P135)我们就需要根据本国的国情和实际发展需要来研究制定阶段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并随着认识和实践的深入不断将其推进。因此，环境经济政策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践行，既要符合本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阶段性需要，又要符合环境经济政策自身的发展规律，从而形成环境经济政策的特有理念。

环境经济政策最初是作为一种环境政策出现的，因此初期的环境经济政策应该强调环境保护的功能，坚持将环境保护作为基本理念，这是环境经济政策的立足之本。这是因为:首先，只有把环境保护这个基础发挥好了，充分体现出环境经济政策在环境保护方面的高效率、低成本优越性，才能使它在环境政策中的作用从辅助手段上升为重要支柱，使环境经济政策的地位得以巩固，才能谈得上实现其作为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宏观杠杆的远景目标。其次，环境经济政策是政府手段与市场手段的结合，运用政府手段来管理环境是古已有之，而运用市场手段来保护环境却是新生事物，要在市场机制和运行目标中注入环境保护理念需要一个较长期的博弈过程，不仅要把环境保护理念嵌入原有的市场手段中，还要用环境保护理念重新诠释和改造整个市场手段。因此在现阶段，环境经济政策首先要考虑的是牢固确立自身地位的问题，必须坚持和创造性地发挥环境保护理念。具体而言，环境经济政策的途径有两种，一是利用市场，如环境税费、环境保险、绿色信贷等，二是创建市场，如环境权交易。前者是在传统的经济手段中增加新的环境保护功能，而后者是创建全新的环境市场。它们不仅是传统经济手段在功能上的改变，更需要理念上的根本转变。因为这些原属于市场经济范畴的传统手段，已经形成较为固定的制度理念和行业规则，我们现在要把这些经济手段“绿色化”，就必须对这些经济手段的本质和基本理念进行重新认识和重新定位，发掘其在环境保护上的固有优势，改造其不生态、反生态的落后理念，并以环境经济政策的整体理念引导之，实现“内生”和“外灌”的结合。与此同时，还要注重环境经济政策与其传统制度的融合，这关系到环境经济政策能否从现有的制度体系中获得支持的问题。例如在税收制度中引入环境税。而环境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行为税，即它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税收改变市场主体的环境行为。虽然环境税也具有一定的筹集资金功能，并且这一功能在环境税开征的初期会起到比较大的作用，但是随着环境税作用的深入，环境税收收入会出现累退现象，这与传统税收的理念不一致。因此要融合环境税与传统税制，还需要对税收的本质、税收的理念进行重新界定，其他环境经济政策也是如此。

进而言之，环境经济政策的理念还需要进一步分解为若干实践原则。原则就是把理念转变为具体化、可操作性的、规范性的指导思想，是沟通理念与实践的桥梁，是指导环境经济政策具体制度安排的行动指南。OECD环境委员会于1972年制定的“污染者付费原则”已成为环境经济政策的核心原则，随后又制定了“使用者付费原则”。根据中国的环境保护特点，我国又提出“受益者付费原则”和“破坏者付费原则”。这四项原则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环境经济政策原则体系［3］(Piv－v)，涉及到污染防治、环境服务、生态补偿和资源开发领域，基本上能涵盖环境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但其缺陷在于缺乏衔接性、协调性的原则，容易导致各个领域各自为政。实践证明，任何一项具体的环境经济政策都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单一的环境经济政策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它需要与其他政策的配合。而这些政策手段之间又往往存在着部分功能相互重合、相互抵销、相互冲突的情况，处理不好就会导致政策体系的混乱和对市场机制的扭曲。

环境经济政策只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因此必须进一步开发衔接性原则和协调性原则，促进各项子政策之间相互配合、相辅相成，尤其是要处理好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冲突、相互抵销的作用。由此可见，环境经济政策及其下属的各项具体政策手段，都面临着自身合理性定位和内部协调，并与传统经济政策、环境政策相协调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有赖于环境经济政策是否具有一个明确的价值理念并有效地运用，这也正是环境经济政策对伦理学提出的迫切要求。同时，我们也要抓紧研究国外环境经济政策理念，不仅是为了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理念，更重要的是促进我国环境经济政策从理念到制度的国际协调，因为国际协调既能促进我国环境经济政策的发展和完善，又能应对共同的环境问题，防止污染转嫁和生态掠夺。

三、环境经济政策与环境正义

环境正义是当代环境伦理学的重要议题，它代表了环境伦理学的实践转向，即环境伦理学不再只是抽象地谈论自然权利和全人类的利益，而是更加关注现实的环境保护问题。“‘环境正义’问题的凸现体现了人们对现实环境权益的关切，而这种关切也就是如何分享环境利益和分担环境责任的问题。”［6］因此，环境正义成为环境伦理学观照环境保护现实的基本途径，也应该成为我们评价环境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环境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与环境正义原则有着共同的诣趣，从而有助于环境正义的实现。首先，环境正义有两个基本维度:种际正义和人际正义。种际正义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人际正义从时间维度又可分为代际正义和代内正义，代际正义是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正义，代内正义是当代人内部的正义。代内正义是解决环境正义问题的关键，因此“‘环境正义’更主要的是强调同时代内在环境利益分配时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不正义现象及其校正。”［7］环境经济政策正切中了经济利益这一要害，运用经济杠杆作为分配环境利益和环境责任的手段，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正义问题。环境经济政策认为引起环境不正义的根源在于市场失灵所导致的外部不经济。无论是负外部性还是正外部性，都是环境资源的低效率配置现象，效率低下必然妨害公正的实现。环境经济政策在环境保护上最大的优势在于运用市场可以解决效率问题，并促进技术的革新。它以“外部性问题内部化”为基本原则，一方面能够减少由人们的经济地位不平等所带来的环境不正义，促进人际正义的实现;另一方面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来帮助经济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增长极限，使人类更合理、更友好地利用自然，促进种际正义的实现。其次，市场手段在环境保护方面始终存在缺陷，必须要政府的适当干预。但政府自身的失灵也可能导致环境问题。政府失灵的表现有两种:决策失灵和管理失灵，这两种失灵会导致政府在环境方面的政策决策失误和政府权力寻租问题，从而对市场机制造成进一步的扭曲，使环境问题加剧。环境经济政策是政府手段与市场手段的结合，运用政府手段与市场手段的彼此互补的作用，既重视公平又重视效率，在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上都有很好的效果，从而维护了环境正义。此外，政府手段还能够起到补偿正义的作用，因为环境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为环境保护事业筹集资金，通过政府的作用，在环境利益的分配上更加注重公平。环境经济政策的宗旨与环境正义原则在总体方向上是一致的，这一点勿庸置疑，但环境经济政策自身存在着局限，如果处理不当，则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环境正义。#p#分页标题#e#

首先，环境经济政策提出一个“最优污染水平”方法，即一个环境与经济的平衡点，它是在测算好环境容量和资源存量临界点的前提下，制定一个污染排放值，并为环境物品制定合理的价格，通过市场的价格信号来调节人们的环境行为。这一理念应该说是符合环境正义原则的，它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又克服了直接管制对经济规律的扭曲，还有利于发展生态经济。但问题就在于这个“最优污染水平”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由于我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尚不全面，很多环境问题都具有潜在性，我们无法完全预知现在行为的未来影响，无法准确测算出这个“最优污染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任务还十分艰巨，工业化进程深入、城市化速度加快、人口继续增长，虽然局部环境治理取得成效，但结构性的污染总量还在不断攀升。而“最优污染水平”实际上是环境与经济之间的权衡，在发展任务非常迫切的情况下，环境保护还是很有可能让位于经济，从而使环境正义的总体实现程度受到限制。

其次，环境经济政策是间接管制手段，一方面，因其对环境治理不能发挥直接作用，很可能会因为市场因素或技术水平的限制而消弱了其有效性。仍以环境税为例，环境课税是越接近污染源头越有效，因此在生产环节征收环境税应该是最有效的，但受管理成本和技术水平的限制，税收征管部门很难知道企业准确的污染水平，因而就会采取对管理和技术要求较低的方式征收，把征税对象设为容易计算的污染投入物(指包含污染因子的原材料或能源)或污染产品。这样一来是可以解决征收问题，但是又会产生新的不公正。比如对投入物征税，它对于在生产环节采取节能减排技术的企业不公正，会降低他们节能减排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环境经济政策如果制定得不科学或缺乏配套措施，不但不能减少污染，还有可能造成扭曲作用，产生更大污染或污染转嫁，从而产生新的不正义。

第5篇：传统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变革；经济法；可持续发展

由于人口与自然环境与资源还有经济增长之间形成的矛盾，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人类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可持续发展。为了可持续发展能够实现，传统的发展模式在世界各国都纷纷得到了改变，从而引起了另一种风潮，对传统法律的变革，而所有法律变革的核心是经济法的变革，它协调了经济的运行以及维护了社会经济秩序的需要，是协调国民经济活动与国家管理的基本法律形式，实现发展模式的调整和可持续的发展必须借助调控机制与经济法的功能。而传统的经济法无法有效科学的解决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因此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必须依靠经济法的变革。

一、让生态本位取代社会本位的变革

社会本位向生态本位的变革是经济法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维护公共利益是现代法律制度的出发点，而忽略了个人利益的维护，这一观点更加倾向于社会本位。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核心所在，还有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不能损害其他人的利益以及影响子孙后代的利益。它承认了维护人类的利益是制定法律的最终目标。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利益有机的结合、自然与人和谐统一，这是生态本位的法律观。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生态本位的规律比较契合，侧重于生态本位的经济法律制度更加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当代人的利益是传统经济法制定的出发点和归宿，他以社会为本位而忽略了对未来社会、对后人的利益的保护以及欠缺了对宏观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只看重了当代社会的发展以及当代人类的利益，所以要进行变革，将社会本位变革到生态本位，因此来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进行市场调节立法时与宏观调控时法律的制定要以生态本位为观念，从而将环境效应、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统筹规划。在这个社会中，要想更好地调节社会整体的利益，就要完成生态法的社会本位变革到生态本位。

二、变革经济发展模式

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变革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法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协调资源、环境与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任务。高开发、高排放、低利用以及由资源到废物的线性开发系统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而从产品到资源再到再生资源这一反馈式的流程，具有低开发、低排放、高利用的特点，这是循环经济所具有的。使得资源的利用率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提高，生态化了经济活动，起到较少环境污染的作用，促进了经济发展，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便是立法的变革。社会经济是不可能单独完成自身经济模式的转变。应该使得能源产业的结构得到有效合理的调整，加大环保投入，使生态破坏的相关法律得到最大程度的减少，来建设以及实现循环经济。

三、绿色化变革部门经济法

要想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对部门经济法实行绿色化变革是必不可缺少的，也是让可持续发展得到实现的保障。社会经济生活与可持续发展之间息息相关，这一特性赋予了经济法的长期性与巨大性。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都涉及到了可持续发展，它是人类发展过程当中的一场重要的变革，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需要可持续发展的计划。并且还要针对计划进行及时的完善，使得国家计划的宏观性、战略性、政策性和强制性得到突出，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在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在确定计划指标以及经济调控时，要以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指导，同时生态本位是确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

实现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税收，想要完全实现经济保护的目标，单凭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如今的经济体制下是不可能的，所以一项重要的经济调节杠杆便是经济税收。现今，很多国家已经建立了环境税收制度，并且是作为一种主要环境政策。然而在我国这方面还需要加强。同时还应该建立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来实现绿色化的变革。例如、完善政府采购制度、金融法律制度、建立和完善会计、审计制度以及变革竞争法、价格法、消费法等多个领域。

总而言之，进行经济法的变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这是一项内容宏大的系统工程，涉及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因此需要更多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及勇敢前进的力量，所以为了保护后代子孙的利益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健康，所有关于法律变革的尝试和努力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产业政策法的知道思想和基本原则应该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尊重生态规律，对可持续发展有促进作用的技术与创新应大力支持。在经济法变革的前提之下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不仅保障了当代人类社会的利益也可以保障未来社会以及子孙后代的利益。（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 陈泉生；可持续发展与法律变革：21世纪法制的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0

第6篇：传统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中国经济 投资 增长 凯恩斯主义

中图分类号：F83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7)0-004-04

一投资过度、贸易顺差与流动性过剩

中国经济从2002年起进入本轮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在完成从经济萧条到经济繁荣的周期形态转换后强劲扩张，连续4年实现10%以上的实际GDP增长速度。2006年以来，中国经济在保持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良好配合格局的同时，呈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国际贸易顺差过大以及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的“三位一体”问题，对于其形成机制的主要分析方法存在着结构主义与货币主义的类型区别。

结构主义分析方法认为，在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决策中，仍然残余超越利润动机和成本收益核算的计划经济因素；受不完善的市场机制局限，非国有企业投资在经济繁荣时期无法避免过度乐观、盲目从众或者短期投机的非理。中国投资的非均衡性主要表现为投资效率低下条件下的过度投资行为。

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则强调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投资扩张冲动，从非理性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膨胀起始，描述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链式作用过程：“投资规模增加 国内供给能力增加（超过国内吸收能力） 净出口增加（吸收国内供给能力） 外汇储备增加 货币供应增加 信贷规模增加 投资规模增加 … ”；相应地，结构主义分析方法提出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基本政策主张。

货币主义分析方法认为，巨额并且持续扩大的国际贸易顺差以及加速积累的外汇储备，相对于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目标，人民币汇率是明显低估的，人民币汇率的均衡化调整是必要的。中国经济赶超过程必然重合（本币核算的）国民收入增长过程和本币汇率升值过程，将在成为完全可兑换货币和主要国际货币的同时，人民币持续升值。

货币主义分析方法强调人民币汇率的非均衡性，从低估的人民币汇率导致国际贸易顺差起始，描述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链式作用过程：“净出口增加 外汇储备增加 货币供应增加 信贷规模增加 投资规模增加 国内供给能力增加（超过国内吸收能力） 净出口增加（吸收国内供给能力） … ”。相应地，货币主义分析方法提出升值人民币汇率的基本政策主张。

如图1所示，依据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与货币主义分析方法，固定资产投资、银行体系流动性与国际贸易顺差相互激发而形成正反馈性质的不稳定累积循环过程。

就货币主义与结构主义的观点对立而言，货币主义分析方法虽然同意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度膨胀的结构主义观点，但是认为若延误人民币汇率升值过程，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这样的需求减少（demand-reducing）政策措施将减少进口需求，可能恶化（而不是改善）国际贸易不平衡状况。结构主义分析方法怀疑人民币汇率升值这样的需求转换（demand-switching）政策措施对于恢复国际收支平衡的实际效力，认为中国国际贸易顺差有着（除人民币汇率以外）包括国内贸易发展方式、国际贸易发展趋势和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在内的多种结构性原因，不可能唯一地通过人民币升值途径加以克服。

二投资规模与投资效率的国际经验

费尔普斯的经济增长黄金律理论，揭示以追求高速经济增长为目标的高储蓄行为和高投资行为却最终降低居民消费水平这样的动态无效率（dynamic inefficiency）非合意现象，经常被引证来说明中国经济的储蓄过度和投资过度问题。然而，有必要具体理解黄金律理论构建的历史背景，界定黄金律理论的模型化对象和适用条件。不能够仅仅依据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高速增长，判定中国经济已经违背最优国民收入储蓄比率的黄金律，从而判定投资规模是过度膨胀且不可持续的。

20世纪中叶是前苏联经济增长和美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不过，前苏联经济增长模式与美国经济增长模式有明显差异：前苏联经济通过高储蓄―高投资模式维持高速经济增长，居民生活水平改善却较为迟缓；美国经济的国民收入储蓄比率相对低下，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速度平缓，居民生活水平改善却较为明显。经济增长的黄金律理论肯定美国经济增长模式而否定前苏联经济增长模式，然而从储蓄过度和投资过度角度给出的前苏联经济失败的经济学解释是不充分的。事后回顾，主要是投资内容的非生产性偏向（如军事投资支出）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投资效率缺乏，而不是单纯的高投资行为本身损害前苏联经济增长的潜在能力及其可持续性。

在黄金律理论的标准模型中，可能的动态无效率现象既包括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投资过度状态，也包括分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投资不足状态，在资本边际生产率低于人口增长率、产出增长率和资本折旧率总和的条件下发生。对于中国经济体系，并没有观察到（净）投资收益率低于人口增长率与产出增长率总和的普遍现象；同时，其人均资本存量向发达国家水平持续收敛的发展中国家性质，也是与黄金律理论加以比较并且从中选择最优国民收入储蓄比率的定态（steady state）模型对象不一致的。

无论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还是库滋涅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均认为国民收入投资比率的提升，不仅是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前提条件，而且是现代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的典型特征。国际经验和历史经验的比较研究，普遍支持国民收入高储蓄倾向和高投资比率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对于后发国家，由国民收入高投资比率驱动的大规模资本积累与快速技术进步，构成其成功赶超战略的核心部分。日本和韩国先后在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完成对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而在经济赶超时期维持30%以上的国民收入投资比率。其间，日本的国民收入投资比率在1952年至1961年间从26%增加至41%，韩国的国民收入投资比率在1991年达到39%的高峰值。

即使作为先发国家的美国经济，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信息技术革命中的领先优势也同样依赖于由国民收入高投资比率驱动的大规模资本积累与快速技术进步。美国经济的贸易和财政双赤字以及低居民收入储蓄倾向，给出美国经济投资不足的扭曲印象而低估其实质的国民收入投资比率。一方面，全球经济一体化便利和促进美国经济在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充足的国际资本流入在弥补巨额美国贸易顺差的同时，有效松弛美国国内储蓄能力不足对其国内投资需求的资源约束。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其资本积累形式已经从以物质资本积累为主转变为人力资本积累为主。包括在居民消费内容中的个人教育和医疗服务支出，以及包括在政府消费内容中的公共教育、科学和医疗服务支出，构成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渠道而具有投资支出性质，然而在SNA统计制度下却归属于纯粹消费项目。

从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到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从传统经济结构到现代经济结构转变的实质内容，也是中国经济结构现代化的基本标志。依据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财务指标差距而否定中国投资效率，这样的静态机械思维无视中国经济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也忽略经济转型以来特别是本轮经济周期以来中国投资效率的重要改善。

美国经济政策界与经济学界推崇美国经济的效率和弹性，其重要经验依据就是美国经济应对本次严重逆向供给冲击的良好表现。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时不同，面临石油和原材料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冲击，美国经济通过技术进步途径，沿产业链逐级消化源于石油和其他矿产品价格的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因素，在保持快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价格稳定。由于美国经济的轻型服务经济结构和中国经济的重型工业经济结构，本次石油和原材料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对中国经济的逆向供给冲击更为严重。中国经济能够与美国经济一样，在保持快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价格稳定，其技术进步表现更为优异。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取得巨大进步，市场机制对于投资行为已经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市场）理性因素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以及地方政府投资决策的主导地位已经确立。在本轮经济周期中，中国经济的市场体制效率与分散投资理性，在高投资行业的（事后）产能相对平衡和高收益回报中得到经验证明。在警惕高投资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的同时，需要认识到，高投资行业产品价格首先因需求增加而上升、随后因供给增加而下降的超调（over-shooting）现象，部分属于需求拉动型产品投资周期的典型价格行为。

三从投资缺口到均衡化调整：凯恩斯主义研究路线

中国国民收入的高储蓄倾向在经济学意义上是部分合理的，可以同时从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积累功能的重新配置、年轻人口与高成长经济的净储蓄余额以及经济扩张阶段的投资支出顺周期行为等多层面进行解释：（1）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进过渡，伴随着居民收入补偿的“完全化”，居民收入增长部分来自适应积累功能重新配置的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不可能形成消费支出；（2）年轻人口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净流入劳动力市场，在当前高收入基础上进行的正储蓄，必然超过老年人口在既往低收入基础上进行的负储蓄，从而提升国民收入的总体储蓄倾向；（3）在消费平滑化机制的作用下，消费支出的顺周期（pro-cycle）行为较为平缓，其增长速度在经济扩张时期慢于投资支出，而在后继经济收缩时期快于投资支出。

在可预见的未来时期，中国消费比率在经历长期下降后将趋于稳定，促使中国国内收入最终消费比率长期或者短期下降的各种因素将逐渐消失或者反转。例如，中国经济周期从扩张阶段向收缩阶段的演化，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的完成，中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特别是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未来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降低而居民预防型储蓄动机弱化。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内在于经济发展过程的自然历史现象，库兹涅茨总结现代经济增长的国际经验而观察到国民收入分配差距随经济发展水平演化而呈现倒U型历时轨迹。经济学严厉批判西斯蒙第的消费需求不足论。凯恩斯革命超越古典经济学，从有效需求不足视角，而不是从收入分配差距、消费需求不足的视角，给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危机的宏观经济学解释和需求管理解决方案。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设计应该遵循凯恩斯主义研究路线，从有效需求视角给出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的经济学解释，主要通过调节有效需求（而不是收入分配）途径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面临高储蓄倾向的有利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有必要建立以投资需求管理为轴心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通过增加国内投资需求实现高储蓄向高投资的有效转化，以充分积累的资本存量与相对短缺的劳动力互补，支持20世纪中后期来临的中国老龄化社会。

不断扩大的巨额国际贸易顺差有着包括国内贸易发展方式、国际贸易发展趋势和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在内的多种形成原因，然而也真实反映了国内储蓄的相对过剩状况。依据国民收入双缺口模型，国内储蓄缺口（I - S）映射为国际贸易缺口（M - E）。国际贸易顺差直接体现的是低于国内储蓄能力的国内投资能力，而不是超过国内消费支出增长的国内投资支出增长。增加国内投资需求将缩小国内储蓄剩余（S - I）从而缩小国际贸易顺差（E - M），最终消除人民币升值的结构性原因和实现可持续的国际收支平衡，并且将通过乘数机制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自然增加居民消费需求。

有关日本经济萧条时期“失去的十年”的形成机制研究，不恰当地强调“广场协议”以后日元汇率急剧升值这样的货币经济原因，而忽视日本国内投资需求不足这样的真实经济原因。从20世纪80年代起，面对居民收入的高储蓄倾向和企业投资需求的疲软状态，日本放弃通过扩大政府支出缩小国内储蓄剩余的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选择通过日元汇率升值消除国际贸易顺差而通过宽松货币政策刺激国内居民和企业支出的实际政策组合。然而，汇率调整无法根本消除根源于国内储蓄剩余的国际贸易顺差，而低利率的金融政策在悲观的市场预期下无法启动居民消费支出和企业投资支出，来自国际贸易顺差的银行体系中的过剩流动性最终过度投资于不动产和股票而导致泡沫经济。

对于中国经济体系，虽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但是国内投资需求相对于国内储蓄能力不足；虽然无法通过人民币汇率升值消除国际贸易顺差，但是人民币汇率相对于国际收支平衡目标都是低估了。基于这样的推论前提，凯恩斯主义分析方法在固定资产投资、银行体系流动性与国际贸易顺差间的累积循环过程中，发现中国经济均衡化调整的自我校正机制，如图2所示。

其中，从相对于国内储蓄能力不足的国内投资需求出发，存在缩小国内储蓄剩余的负反馈调整过程：“投资需求不足国内吸收能力不足(低于国内供给能力)净出口增加(吸收国内供给能力)国际贸易顺差增加外汇储备增加货币供应(以及信贷规模)增加投资规模增加投资需求增加”。从相对于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目标低估的人民币汇率出发，存在促使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的负反馈调整过程：“汇率低估 净出口增加（吸收国内供给能力） 国际贸易顺差增加 外汇储备增加 货币供应（以及信贷规模）增加 投资规模增加 有效需求增加 通货膨胀率上升 （实际）汇率升值”。

由于二元结构条件下非递减的资本边际收益，中国经济增长过程具有资本深化特征，而重化工业化阶段的大批量生产方式和资金密集的产业发展性质，必然要求大规模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中国经济失业问题包含古典型劳动力失业问题与凯恩斯型资本失业问题，需要分别通过增加资本积累途径解决和通过增加有效需求途径解决。向投资需求倾斜的国民收入支出结构将在短期内增加有效需求而在长期内增加资本积累，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与就业目标以及长期就业目标和短期就业目标。

四乐观的前瞻与积极的政策

关于中国经济奇迹的经济学解释，存在着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对立和争论，特别聚焦于市场机制对中国经济奇迹发生的解释能力，经常表现出对于市场经济的原教旨主义狂热崇拜和后现代主义盲目贬斥的极端态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进行大规模的资本积累与劳动投入，所实现的持续快速增长是可以理解的，有助于淡化所谓中国经济奇迹的神秘色彩。看不见的手（the invisible hand）在计划经济时代以后其功能被重新发现，而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其形式进行适应性调整。中国经济的市场体制是不完全的，具有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非典型特征。然而，离开“自由了的手（the freed hand）”，中国经济奇迹是不可想象的。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国际资本流动对区域间与产业间的比较收益反应敏感，以国家为供给方而以国际资本为需求方的竞争性经济政策市场逐步形成。与商品本位制度下货币市场通行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沙姆定律（Gresham's Law）相反，以市场为基础的自由化和均衡化经济政策优于反市场的压制性和扭曲性经济政策，主导经济政策市场的必然是“好”政策驱逐“坏”政策的反格雷沙姆定律（anti-Gresham's Law），而市场导向的国家经济政策必然使得国际国内经济体系趋于充分竞争。

中国经济在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三重协同转型方面的长足进步，已经奠定持续快速经济增长的资源、技术和制度基础。二元经济结构提供近似无穷的剩余劳动力，年轻化人口结构与高成长经济前景蕴含高居民储蓄倾向，先进技术跨国转移和吸收在经济全球时代更加便利，重化工化、城市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开辟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空间，共同蕴含高速经济增长的长期历史趋势。

由于日益重型化的产业结构、日益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以及日益完善的国有产权制度，资源性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是难以避免的。不过，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有效竞争有效促进技术进步，能够沿从产业链方向逐级吸收资源性产品价格的成本推动影响。PPI指数与CPI指数在本次经济扩张阶段的历时差异，不仅仅体现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因素的传递时滞，而主要反映技术进步对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因素的逐级消化。中国通货膨胀率将呈现从PPI指数到GDP平减指数到CPI指数依次递减的动态结构，保持温和的最终消费品通货膨胀率。

本次经济扩张阶段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连续突破对潜在总供给增长速度事前估计的统计和心理界限，并且伴随着重要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瓶颈制约缓解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提供通过增加有效需求而增加实际总供给、进而实际总供给增加导致潜在总供给增加这样的“反向软着陆（reverse soft-landing）”成功范例。在高速经济增长和剧烈结构转变时期，由于潜在总供给能力连续扩展而难以及时准确预测，低估潜在总供给能力而实行紧缩性需求管理的政策风险是存在的。中国需求管理有必要采取微撞(fine-tapping)模式，即反复“小幅度增加总需求―等待通货膨胀反应―(若无通货膨胀加速)小幅度增加总需求/(若通货膨胀加速)小幅度减少总需求”的探索过程，通过间歇性增加有效需求而追踪潜在总供给前沿。

与发达国家的最低可持续失业率(LSUR)(lowest sustainable unemployment rate)目标对应，中国经济应该建立最高可持续增长率(HSGR)(highest sustainable growth rate)目标，作为中性需求管理的政策指导线，以避免政策偏好从计划经济时代的速度饥渴反转为市场经济时代的速度恐慌，造成非理性经济萧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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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Rommer, David,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McGraw Hil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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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传统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 循环经济困境思考

循环经济，是指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的一种经济增长模式。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所谓“减量化”，是指在生产和服务过程中，尽可能地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的产生，核心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所谓“再利用”，是指产品多次使用和修复、翻新或再制造后继续使用，尽可能地延长产品的使用周期，防止产品过早地成为垃圾。所谓“资源化”是指废弃物最大限度地转化为资源，变废为宝，化害为利，既可以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又可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一、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由于走的是传统经济发展之路，资源、能源消耗大，效益低，而且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致使本应在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在短期内集中爆发出来。据统计：我国每万元GDP能耗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高出2.4倍，我们每制造1美元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素称地大物博的中国，已经难以满足日益迅速膨胀的资源需求。近几年我国每年由生态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要占到GDP的8%以上。如果继续走传统经济发展之路，沿用“三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粗放型模式，必将使原本就十分脆弱的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遭受更加严重的破坏，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成为一句空话。随着未来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以及人口的不断增长，必然要求我国选择建立循环经济。

二、我国发展循环经济面临的主要困境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从多层次统筹规划，如国家层次、区域层次、企业层次等等，但最终将现实地落实到企业层面。因此，我们主要从企业层面入手，对发展循环经济面临的矛盾与困境进行分析。在企业层面，发展循环经济可能存在两个效益来源，一是废弃物转化为商品后产生的经济效益，二是节约的废弃和排污成本。但目前普遍存在原材料价格障碍和循环过程成本障碍，使这两方面的效益难以显现。

首先是价格障碍。现行市场条件下源自再利用和再生利用的原料不仅性能上不占优势，价格上往往也不占优势。造成这种情况有多种原因，一是因为初次资源和再生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同。如在矿业生产中矿藏资源价格和生产支付的环境成本过低，相当于廉价侵吞了公共资源；二是在国际分工中存在对原材料和能源提供国明显的价格不利因素；三是以大规模、集约化为特征的现代生产体系使得多数原材料的开采和加工成本日益降低，而对各种废旧产品和废弃物的集中回收成本高，再利用和再生技术发展滞后，规模效益差。这样，再利用和再生利用原料的成本常常比购买新原料的价格更高，由此构成了推进循环经济的价格障碍。价格扭曲，直接导致资源整体配置不经济。在现实经济中，环境资源的价格未能正确地反映其供求关系，低价甚至免费的资源使用使人们产生了资源丰富的错觉，导致人们对有关资源的过度使用和浪费。缺乏价格这只手的有效调节，企业很难产生对自身的传统经济模式进行调整的动力。

其次是成本障碍。环境容量资源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具有显著不同的消费者支付意愿和市场价格，目前我国的环境容量尚没有作为严格监管的有限资源，企业和大众消费者支付的废弃和排污费不仅远低于污染损害补偿费用，甚至也明显低于污染治理费用，这就使废弃物排放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如果不能将这种外部成本内部化，循环型生产环节一个重要的效益来源就不能显现，循环型生产环节的成本就很难收回。以污染治理为例，过去我们主要从技术角度看待污染问题，认为污染治理主要是一个技术问题，对污染的经济学特征重视不够，这是一个误区。在自然特征上，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天然性、流动性、外部性等特征决定了其产权难以实现私有化，任何私人和企业都无法有效行使对生态环境的产权，在利润的驱使下，企业往往选择污染而不是治理。

第8篇：传统经济政策范文

1.机制差异

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以实现物质的闭路循环为线索，节能减排提高能源利用率。传统经济仅关注经济总量经济的发展，不做长远的考虑尤其是对环境的发展没有思考。循环经济的资源配置和内在逻辑统筹规划是按照生态型资源循环发展的而制定的，在实施过程中，市场机制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同时政府部门的作用在不断的发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起到决定的作用。

2.目标差异

传统经济是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单纯性增长模式，虽然以提高经济系统的生产能力和提高消费者福利和效用为目标但是经济的增长却是以消耗稀缺经济资源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生产者获得利润、消费者获得效用、政府获得税收，但是不长久，政府、企业主仅看到几年甚至更短时间的发展没有去思考长远的发展规划。循环经济是以长期发展为发展目标，实现质量型的价值增长，实现环境与经济的良性循环。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一个注重短期的发展另一个重视长期的发展。

二、人力资源管理在煤炭企业中的新挑战

由于两个经济发展模式即循环经济与传统经济在各个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尤其是资源配置机制、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三个方面存在实质性差别，煤炭企业本质上是属于传统的经济范畴，但是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必须走循环经济的路线才能保证其可持续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循环经济给煤炭类这种传统经济为主的企业带来更大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来自循环经济的本质和目标，还来自循环经济与煤炭企业理念上的某种矛盾，所以说，煤炭企业的循环经济的实现某种程度上要依靠思想、战略等方式的实现，更要依赖人力资源管理。1.在循环经济法的实施推广过程中，广大群众应该使用节能环保、节水循环使用水、以及有利于环境的产品，对于企业而言就应该尽可能的降低能耗，严格意义上来讲其本质是和煤炭企业相矛盾，煤炭企业的发展是以破坏自然环境为手段的，不断开采地球资源，但是在循环经济视角下这种破坏行为要有序、有节制、有计划、可再生的开采，在建议政府发展循环经济的信息了解并提出意见，这将至少在循环区域和行业范围内经济实施实现。2.国家将在法律层面保护环境，并制定一系列的管理制度促使企业健全建立加强资源消耗，尤其是在循环经济可续持发展的背景下，提高产品利用率、减少对不可再生能源的依靠，综合利用产品的全生命周期是每个企业必须要考虑到的，循环经济促进法颁布之后，煤炭企业陈旧的设备将被淘汰，过旧的思想也无用武之地。相应的人力资源，包括经营与生产理念等各个方面均需要调整，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的水平及效率，使用宣传等手段提升员工的节能减排意识。3.循环经济实施的范围以及地域内，以自身发展以及自身盈利为目的的可能性会不断增强。在整个行业中，关于循环经济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将会逐步形成与完善，在循环经济发展中发挥技术指导和服务作用是相关部门。并符合国家循环经济政策的公司以及企业各类指标定期将向社会公布，企业乃至整个行业产业才会得到政府的认可市场的支持，否则将会付出较大的代价。4.在国家相关政策鼓励下，循环经济实施整个体系中，下面的企业和下面的企业是个密不可分的系统，上游企业的废弃物将会成为下游企业的有用的材料，这种逻辑性思维以及创新发展的手段是促进企业升级转型的关键，创造更多价值并有效的解决就业问题实现企业的经济价值以及社会价值。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均要意识到以循环经济为中心会得到政策的支持以及相关部门的肯定。设计、制定出与企业长期发展战略相吻合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计划并按照其严格执行，是符合内部循环经济实施区域内战略环境的变化，因地制宜制定出其实施方案。这些方案要企业经营环境特征相匹配的战略计划。所以说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管理职能中一项重要的管理职能。

三、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符合循环经济探讨

从发展战略高度来看，在系统中，循环经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战略即人员管理的方式方法需要与企业经营环境相适应。其方法是围绕企业自身的特点，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循环经济系统中的企业可以从多个层面，尤其是公司、业务和职能层面制定更加适合的人力资源发展战略框架。这些战略的成果与否主要取决于：组织结构；工作任务设计；人员的甑选；薪酬系统；信息及信息系统的类型。意味着企业在制定战略层面的公司政策时需要审时度势，同时不断提升自我的战略执行力，国家及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相一致，大力发展循环确保组织的发展战略。

1.煤炭企业人力资源战略适应循环经济相适应

企业的经营环境将会在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实施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往好的方向发展，需要重新评估企业有可能遇到的困难，同时要看到自身的优势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在人力资源管理上成立专门的部门即原先的人力资源所。（1）以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为投资主体与循环经济发展特点相适应，通过各种媒体的宣传、主要包括纸媒（报纸、杂志等）以及员工喜欢的网络媒体的宣传获得员工的支持，并推广使广大职工具有环保意识、使循环经济正在的被全体员工所接收。（2）循环经济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鼓励生产提高的技术创新并包括清洁生产方面。提高企业人力资源和管理水准从企业资源循环事资源循环利用和方面的技术能力。（3）迅速提高组织员工知识水平及完善其结构的循环经济，这种提高不仅是知识层面的也是认知层面的是使员工全面发展的提高，创新能力培养员工的创新意识。

2.细化考评制度

在煤炭企业的各级考核中加入循环经济的考核指标，不论是领导还是部门的职工。企业是构成社会的经济系统的基本单元，这种单元对社会的贡献取决于单位或是企业自身的效益，效益越好对社会的贡献越大，同时这种效益不能仅看短期的利益，对于企业而言应该注重长期的效益。（1）建设循环经济区域内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企业可以建立区域内的当地条件和循环经济实施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采用目标管理的方法，一般的指标体系可以分解为多步，每一个指标到原来的部门和个人的绩效考核体系，通过建立循环经济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根据企业和部门的相关经济指标大幅奖励。（2）系统设计以循环经济为主线的绩效考评指标体系。严格处罚没有按照循环经济思维做事的部门和企业。不同的地区和行业循环经济具有不同的指标体系，并以此为依据制定企业发展规划、公司政策、评价企业营运效果的重要指标在制定总的企业循环经济指标体系提高企业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

3.制定制度保证实施

第9篇：传统经济政策范文

完整意义上的经济新闻应该包括政经新闻、产经新闻、财经新闻和消费新闻。反观我们晚报都市报，记者分兵把口，从经济职能部门获得一点信息，算得上是政经新闻。跑跑市场，关心一下价格变化，查查假冒伪劣，算是消费新闻。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的产经新闻似乎还没有真正破题，我们的财经新闻大量地被银行、保险、券商的广告软稿所替代。而且，我们仅有的经济新闻被分割在各个板块，形成不了规模效应。

经济新闻的大爆发是因为受众对经济新闻所蕴涵的实用价值的迫切需求。“新闻创造价值”，这是经济新闻树起的一面大旗。但是不专业的经济新闻创造不了价值。都市类报纸要做好经济新闻，当务之急是，从事经济新闻报道的记者要加强专业化、职业化修炼。

一个职业化的财经记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

一是胸中有大局。什么是大局？就是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中央和地方的经济政策。不仅要关心、积累，而且要理解、领会。要真正懂，能说出个一二三。比方说，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怎样影响中国的？中国的一揽子应对方案是怎么回事？彼此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山东是怎么落实的？效果怎么样？如此等等。不懂大局，就不会有对新闻的发现力和判断力。

二是笔下有故事。新闻是“事学”，严格来说，没有事就没有新闻。所谓的调查、对话、述评，都是围绕事件展开的。记者了解政策，并非抽象地报道政策就完成任务。政策总是作用在人身上，变化总是体现在具体的事件上。许多财经新闻不生动、不鲜活、不可读，都是因为没有扑下身子去寻找反映变化的具体人、具体事。梁衡说，记者要善于寻找春风中破土的草芽。如果说政策是春风，故事就是草芽。有没有故事，不单单是技巧的问题，更是作风问题。

三是对话有底气。做经济新闻，免不了要采访财经官员、企业家。心中没有底气，对话可能就变成单向灌输。不是引不起采访对象的交流兴趣，就是容易被对方忽悠。底气来自哪里呢？来自对一些基本的经济学知识的掌握，来自对经济形势和政策的熟悉，来自对所在行业、企业的提前了解。这些功课有些可以临时抱佛脚，有些非得平时积累不可。

四是调查有方法。调查是采访的基本形态。从什么地方着手调查，循什么思路调查，用什么方式调查，这些都直接影响调查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也直接影响经济新闻报道的公信力。公众关心房地产市场是否回暖，如果记者只是问几家售楼处，很可能被售楼小姐忽悠。如果记者再调查几家银行，看看房贷有没有增长，到房管局看看交易登记，甚至晚上去完工的小区数一数亮灯的窗户，调查结论就更有说服力。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记者熟悉经济运行的特点和各主管部门的职能。这同样需要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