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的经济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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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的经济政策

第1篇：宏观的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旅游业；影响

1.我国旅游业的发展现状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国的政治环境一直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没有太大的动荡和不安。唯有一個因素不是一成不变的——经济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扩大，它已经涉及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都要直接或间接的受其影响。在这样一个经济大环境大背景之下旅游业的发展也从各个方面受到影响，因此，坚实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显得尤为重要。

2.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

西方学者认为，要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政府运用各种政策手段，必须相互配合，协调一致。因为经济政策目标相互之间不但会存在互补性，也存在一定的冲击。此外，还要考虑到政策本身的协调和对时机的把握程度。这些都影响政策的有效性，即关系到政府经济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和实现的程度。因此，政府在制定经济目标和经济政策时应该作整体性的宏观战略考虑和安排。

3.宏观经济政策对旅游业的影响

3.1宏观调控对旅游产业的全面提升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中央采用的宏观调控，保证和促进了旅游业的正常运行，使旅游新型行业排除了很多障碍。绝大部分地区把旅游业放在支柱产业先导产业的位置，加强在政策资金、项目人才上的扶持力度。旅游业的运行状况，深刻的印证了中央重大决策的正确。

3.2以宏观调控为动力加速旅游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实施宏观调控时，进一步调整转变方式。旅游业历经多年的发展，已经有相当大的规模，但是软件弱，管理散，规模小，科技含量低，从业者素质低，特别是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为明显。在这个基础上，向世界旅游强国目标迈进，通过经济、法律、行政的手段调控已势在必行，尤其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

一是注重从数量型方向和质量型效益型方式转变。

二是从单纯的重视硬件设施向强化软件方面转变。

三是主要从依赖政府投资向投资主题多元化转变。

四是从产品的生产型经济方式向市场型经济方式转变。

五是从传统的竞争型方式向合作共赢的新理念转变。

休闲度假旅游适合我国经济发展。我们有理由、有条件，更自觉地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尊重市场意志，在经济结构，大力发展混合经济，在经济管理上努力实践体制机制的创新，在产品开发上向规划性科学发展。

总之，可以预见，在近一时期宏观调控仍将是总揽经济全局的方针，将有利于旅游产业地位的进一步提升，也给予旅游发展提供绝好的机遇，休闲度假旅游作为旅游发展的新生主力军，将在政治强国、旅游强国的迈进中发挥积极作用。

4.如何扩大正面影响

4.1抓住机遇，加快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一）国内抓产品，国外抓促销，积极开拓国际客源市场，加速客源市场的深层次开发。国内抓产品，要在巩固、丰富传统产品的基础上，积极开发新的专项和特种旅游，注意精选节庆活动，形成旅游产品。国外抓促销，对周边市场，要根据覆盖面相对较大的特点，着重开发面对公众的促销活动，刺激市场需求的增长，拓宽客源层用。（二）要更有效地利用外资。对现有的外商投资旅游项目，应下功夫办好、提高经济效益；在景点、景区、旅游商品、旅游交通等领域可以有步骤地吸引直接投资，以调整外商对旅游业的投资结构，适应配套发展的要求；要抓紧国家旅游度假区的建设，提高外商投资项目的资金到位率。（三）要在全行业提高质量意识，坚持以质取胜。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切实加强对各类旅游企业业务质量的监督检查。

4.2加强宏观调控，保障旅游业协调发展

必要的宏观调控，是加快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深化旅游业改革的重要内容，必须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从而优化旅游产业结构，提高旅游经济效益，确保旅游业又快又好地发展。

（一）认真清理在建旅游项目。一要确保外商投资资金到位率，要防止旅游设施项目简单模仿、近距离重复建设。各地旅游管理部门必须对本地区在建旅游设施进行清理、审核排队，对资金来源不落实，建设条件不具备，市场前景不明的旅游项目，要下决心停建。对以利用外资为主建设的旅游项目，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外商投资的资金到位。

（二）精选旅游节庆活动，注重社会和经济效益。除经过国家旅游局精选确定的以外，各地旅游管理部门要对本地区各旅游节庆活动进行认真筛选。社会经济效益差、对经济发展带动效应不明显的节庆活动，必须停办。

（三）控制旅游社发展总量，严格依法审批旅行社。各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要从全局出发，加强组织纪律性，不得越权审批或以“试办”等名义审批一类旅行社和合资旅游社。要严格审批第三类旅行社。

（四）端正旅游企业经营方向，规范旅游企业经营行为。各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要积极引导各类旅游企业采取有效措施，开拓客源，做好旅游招徕、接待主要业务工作，对一些唯利是图，违法经营，不顾旅游业务质量，扰乱正常旅游市场秩序的旅游企业要认真进行清理整顿，停止其经营旅游业务。严禁以承包名义搞个体经营旅行社业务。

4.3综合分析

从更高的角度审视旅游业，我们不难发现：旅游业作为一个产业，其总体发展趋势主要还是受国际经济局势、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这是因为：一方面旅游需求产生于、从属于和受制于一个国家总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现在各个国家的经济又随着开放度的日益增加而与国际经济形势紧密联系；另一方面，旅游供给因涉及基本建设，也受到国家经济政策调整的宏观影响。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7，5

[2]李天元.中国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3]尹德涛等著.旅游社会学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第2篇：宏观的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股市

1.前言

政府调控、国有股一股独大、国有资金入市是研究中国股市的约束条件或前提条件，似乎是不说自明的。中国股市设立以来，政府调控股价指数高低的政策性作法，不断实行。最典型的如1994年三大政策， 1997 年人民日报社论， 1999 年的五一九行情。股份公司的设立要政府批准，控制较严，而企业上市数量长期由政府控制和分配。股市的一个功能是为国企解困和改革服务，上市公司的多数是国企改制以后上市的。而股市证券商基本是国有企业，甚至近几年成立的基金管理公司也是由这些证券商发起的。中国股市的入市资金除了私人资金之外，国有控股公司的资金、证券投资基金以至银行资金都具有国有企业资金的特点，具有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下类似的资金特点[1]。中国股市的这些现象，在发达的证券市场中不存在，即使在其它新兴的证券市场也不存在，或者只是微弱地存在。中国股市的上述鲜明特点，就注定了政府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会对股市造成重大影响。

2.财政政策对股市的影响

财政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的需要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的分配活动，它体现着国家与其有关各方面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财政资金的来源，主要来自于企业的纯收人。其大小取决于物质生产部门以及其他事业的发展状况、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效益的高低、以及财政政策的正确与否，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经济建设、公共事业、教育、国防以及社会福利，国家合理的预算收支及措施会促使股价上扬，重点使用的方向，也会影响到股价[2]。财政政策是除货币以外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另一种基本手段。它对股市的影响也相当大。下面从税收、国债二个方面进行论述。

国债是区别于银行信用的一种财政信用调节工具。国债对股票市场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首先，国债本身是构成证券市场上金融资产总量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国债的信用程度高、风险水平低，如果国债的发行量较大，会使证券市场风险和收益的一般水平降低。其次，国债利率的升降变动，严重影响着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价格。当国债利率水平提高时，投资者就会把资金投入到既安全收益又高的国债上。因此，国债和股票是竞争性金融资产，当证券市场资金一定或增长有限时，过多的国债势必会影响到股票的发行和交易量，导致股票价格的下跌[4]。

税收是国家为维持其存在、实现其职能而凭借其政治权力，按照法律预先规定的标准，强制地、无偿地、固定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也是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一种方式。国家财政通过税收总量和结构的变化，可以调节证券投资和实际投资规模，抑制社会投资总需求膨胀或者补偿有效投资需求的不足[5]。运用税收杠杆可对证券投资者进行调节。对证券投资者之投资所得规定不同的税种和税率将直接影响着投资者的税后实际收入水平，从而起到鼓励、支持或抑制的作用。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有以下几点：减少税收；降低税率、减少税收，可以增加企业收入，从而提升股票价格。增加财政赤字，扩大财政支出。增加政府采购会增加相关上市公司的利润，提升股票价格。居民收入增加，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增强，提升股票价格。政府直接投资增加，比如投资能源、基础设施、住宅等，可以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提升相关上市公司的业绩，提升股票价格。

增加财政补贴。财政补贴是政府财政支出的一个重要形式，财政补贴会提高相关上市公司的利润，提升股票的价格。紧缩性财政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与上述情况相反。财政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非常复杂，投资人要结合其他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从而作出投资决策。

3.货币政策对股市影响（货币政策10年来对股市的影响）：

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最近10年来对中国股市有着巨大的影响。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通常导致估值较低的股市长时间上升，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通常导致估值过高的股市长时间下跌。

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最近10年来对中国的经济和股市有着巨大的影响。从上表分析可知，松动的货币政策一般能引发牛市，如06-07年的大牛市，上证指数直冲历史最高6124点；相反，从紧或者稳健的货币政策基调往往导致股市表现不佳，持续向下调整。由此可见，货币政策与股市有极大的相关性。

3.1 2001-2005 年的熊市

2001 年初，中国股市估值过高、泡沫严重。2001 年5 月，中国人民银行在《2001 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出："要抓紧拟订严禁信贷资金违规进入股市的操作方法，加强对信贷资金用途的监督，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降低和防范信贷风险。"2003 年8 月，为了抑制流通中资金供给过快增长，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中国央行在保持低利率的情况下，开始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从之前的6%逐渐上调到2004 年的7.5%。2003-2005 年，中国央行发行的央行票据总额约为1.8 万亿元。货币政策出现"稳中从紧"的倾向。M2 增速从2003 年8 月最高的21.55%逐渐下降到2005 年初的14%。在这种情况下，上证指数震荡下跌，到2005 年6 月，一度跌破1000 点。市场估值水平回归合理，上交所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跌破16 倍。CPI 也由2004年7 月的5.3%逐渐下降到2006 年初的0.8%。

3.2 2006-2007 年的牛市

由于通胀回落，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有所松动，一年定存利率在2%附近维持了很久，直到2007年才真正进入加息周期。M2 增速连续两年维持在15%以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股市由于估值偏低、股改启动、大量外资流入（贸易顺差+外商投资+热钱），经历了一轮大牛市，从2005 年最低的1000 点到2007 年最高的6000 点，两年多时间里上涨了500%。市场再次进入泡沫状态，上交所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一度接近70 倍。

3.3 2009 年的牛市

2008 年底，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中国的货币政策出现重大转向。2008 年11 月5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提出货币政策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一年定存利率从10 月开始下调，到12 月已经降至2.25%。存款准备金率也相应下调。中国政府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态度非常坚定，从11 月份开始，新增贷款急剧上升。2009 年1-3 月，每月新增贷款连续超过1 万亿。到3 月份，M2 增速已经达到25%，为近10 年来的新高。随着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A 股市场强劲反弹，到2009年8 月4 日，上证指数收于3471 点，上交所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约为30 倍，出现轻微的泡沫。

3.4 2010年到2013年熊市

宽松货币政策一般都会导致通货膨胀。从2010 到2011年，中国的CPI 分别为3.3%、5.5%。但是2012年CPI降为2.6%。自2010年以来，央行已连续12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只是在12月5日下调0.5百分点，累计涨幅达到2.5%。面对紧缩的货币政策，中国A 股市场经历长达两年的漫漫熊市，上证指数长期在2000-3000点盘整。

4.结束语

本文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股市做了一个全面的回顾。基于我国股市是政策市这一性质始终存在，因此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任何举动都会引起股市的动荡。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牛市，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保守的货币政策引起熊市。

参考文献：

[1]张兴昌.中国股市特殊性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经济学研究.2002.04

[2]龙飞凤.财政货币政策对我国股市的影响.[D]湖南大学硕士论文.2009.11

[3]周敏倩.财政投资问题研究.[J]江海学刊.1996.06

[4]何宜庆；陈平.股市与债市之间波动溢出效应及动态相关性实证分析.[J].南昌大学学报.2012.03

[5]刘玮玮.我国股票市场的税收政策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学报.2008.12

第3篇：宏观的经济政策范文

一、几年来财政政策的方式和效果

当1997年我们还在将“九五”期间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取向于控制通货膨胀时，当年的零售物价上涨率已经控制在0.8％的水平上了，而1998年零售物价下降到-2.6％。20世纪如年代后期以来，物价持续走低，待业和下岗的职工也越来越多，于是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即每年为此专发国债1500亿至1950亿不等。2003年又要发行1500亿国债，这对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以为，财政政策的方式和效果值得反思。

扩大需求的财政政策至少有三种。第一种是财政赤字向银行透支，银行不借款给财政，用超经济增加货币的办法来平衡，多增加的货币没有相应商品和劳务的保障，分摊在现有的商品和劳务上，扩大需求，引起价格水平的上升。这种办法的使用已经被人民银行法和国际性的银行协议所禁止。从实际的运行来看，由于物价持续走低，流通中货币量增加不多，就是这几年经济发行货币的部分，有一些实际用来补充了银行的资本金，有一些用来核销企业欠银行的不良资产，消化银行中多年的呆坏账，部分用来再贷款。资金这方面的运用，对于扩大需求几乎没有用处。

第二种是政府对企业和投资者减征税收，使其投资成本降低，资金盈利水平提高，再投资能力增强，投资积极性上升，从而使社会总投资增加，扩大投资总需求。英国的撒切尔、美国的里根，在经济不振时，都曾用减税的办法进行过刺激；目前，美、英、法、德等国也都在或多或少地用减税来克服各自的通货紧缩和经济不振。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相反地，增加企业和投资者的税负，是一国在经济过热时抑制投资需求的一种方式。因为增税会降低投资和资金的利润率，加大企业的投资成本，削弱企业再投资的资金能力。

第三种是发行国债，财政向银行和居民借款来增加投资，扩大需求，拉动国民经济增长。1998～2002年，各年政府的内债分别为3228亿、3715亿、4157亿、4604亿、5000亿，各年名义增长率为33.9％、14.7％、12.2％、10.8％、8.6％。其中一部分资金投入国债投资项目，购买水泥、钢材、砂石等建材和设备，再加上它的乘数效应，扩大了投资需求，拉动了国民经济的成长。

虽然几年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总需求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其方式和效果我觉得还是需要反思。

首先，发行国债扩大总需求与税收增加太快抑制总需求相矛盾，甚至税收增长太快抑制投资使需求萎缩，很可能抵消了由国债发行扩大的总需求。我们来看近几年经济增长与政府债务增长和税收增长的关系（见表1）。

表1　财政税收增长、国债增长与经济增长

单位：％、亿元

附图

注：本表根据各年《中国统计摘要》和国家税务总局网有关数据整理，其中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中不包括债务收入。

通过表1可以看出，从1999年开始，财政收入（税收和各种向企业事业收取的预算外资金）增长的速度，远高于国债的增长速度；而且国债增长速度从1998年的33.9％下降到2002年的8.6％；到2003年后，国债发行的很大部分要用于还本付息，国债能用于投资扩大需求的规模也相应减少。而这几年，税收的新增加额规模很大，几倍于国债的增加额。因此，可以断定，发行国债扩大的总需求，实际上完全被税收增加所抵消。实际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中我们用了两种作用相反的政策，即发行国债来扩大投资需求，而用增加税收来抑制需求。只不过，税收增长太快，如果再不发行国债来进行平衡，那么税负抑制经济增长的力量会更强。

一些学者和政府部门的官员认为，财政收入增长和税收增长快于GDP增长，并没有增加企业的税负，没有影响总需求，也没有致使经济运行过冷。这是一种在经济学上可能是讲不通的说法。供给经济学论证过税负增加对需求的影响，并且以许多国家的数据进行过验证，而且也有通过减税刺激经济增长成功的实例。税负增长快于企业生产和经营的增长，的确影响了这几年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使国家不得不以发行国债的方式来弥补社会投资的不足。

自1994年税制改革后，从财政收入的纵向分配看，中央从省里集中过多，省里从市地集中过多，市地从县里集中过多，而县则从乡镇、企业和农民头上集中财力。只有这样，县乡镇才能平衡本级预算，才能养活庞大的吃皇粮的公务员和事业人员。这样，中央和省靠税收，市地、县和乡镇靠收费，结果，虽然中央再三强调禁止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但是地方上从企业和农户中的收费很难减少，而且逐年增加。实际上，如果按照负债、开支、资产、未来收益计算，2/3的县财政几乎破产，3/4的乡镇财政已经破产，4/5的村债务累累，年年增加的税收和收费，已经使许多县乡村中的企业倒闭和濒临倒闭，许多小生产农户加速破产（大多数农业小生产难以为继，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如果收费太高，会加速农业小生产的破产，使城镇在还没有创造很多就业机会的情况下涌入大量的农民，加重城镇的就业压力），于是使得县乡村的税源更加萎缩。形成税费源减少，支出需要量大，越是加重税费征收，税费源越少这样的恶性循环。

一些学者和官员总是论证中国的税负如何如何不重，财政比例如何如何在国民收入占的比例低等等。但是，从许多国有企业来看，不仅要交纳17％的增值税、33％的所得税等税项；还要交各种收费、各种摊派、各种罚款，还要订报纸、搞赞助等；还要办社会，支付已经给国家纳税而应当由国家维持的学校、医院、幼儿园等的成本。从个体私营企业来看，除了交正常的税收，各种收费、摊派、罚款、拉赞助、订报刊的“灰税”和“黑税”已经占到企业上交款项的1/2到2/3。企业再投资的积极性和能力受到极大的损害。目前吃皇粮人员（村、乡、县、市地、省、中央各级）福利、办公等费用就要占到国民收入的20％-30％，如果仅仅依靠税收来养活这些人，占国民收入16％左右的税收根本就不够用。我估计，如果将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国有企业税外的各种收费，个体私营企业税外的灰税和黑税算在一起，加上正当的税收，广义的财政分配已经占到国民收入的40％左右。

其次，再发行国债来扩大需求和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也受到制约。从国外许多国家实行的财政政策看，它是一个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一般三五年就应当结束。然而，如果今年消费需求的增长不见增速，社会投资不能替代国债投资，物价仍然低迷，信贷放款仍然相对萎缩，发行国债的政策就不可能退出，这使得短期政策长期化了。

问题是即使我们继续实行发行国债来扩大总需求的政策，这种办法的边际作用也逐步下降。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国债的增长率在逐年下降，如果今后的几年里不大规模增发国债，国债的增长可能会趋于零，只能维持经济运行，而失去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另一方面，就是到期的国债需要还本付息，到了还本付息的高峰年，每年发行国债的一半，甚至一半多都要用来还本付息；银行和居民所得的这部分还本付息收入，或者储蓄率很高，或者放贷困难。因而能用于扩大投资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国债收入比例下降。

第三，常规的财政政策，其目的是通过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扩大需求，拉起物价水平后，社会投资进入，政府投资退出。而且，国债项目主要投资于非经营性的公共设施、生产性的基础设施和能源、电力等基础工业，这些领域的特征是短期内可以增加就业（主要是建筑安装、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等），增加短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长期来看，没有增加就业的持续性。比如一条高速公路，在修筑时，需要很多工人，发放了许多工资，但是建成后，能增加的收费员、维修工人、管理人员等就业岗位非常有限。而由于政府投资的性质，政府投资于竞争性企业的经营和体制风险太大，国债投资基本上不能投资于加工工业和第三产业，而这些领域又是容纳劳动力持续就业的最大场所。这也决定了为什么财政政策是短期的措施，它的目的是刺激社会投资，而如果是用财政政策长期替代社会投资来维持一个国家的总需求，将是一种非常错误的策略。

我并没有批评这几年国家税制改革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意思，而且非常赞同不得已的情况下，用发行国债的办法来刺激需求和拉动经济增长，并改观1994年以前中央财政向地方借钱而危及中央权威（苏联解体前，财政方面就是中央向地方借款）的情况。而且，也特别理解国家弥补社会保障缺口、科技教育、支付结构调整和国企改革成本、扶贫帮困各方面紧迫的资金需要。然而，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必须实事求是，也必须讲经济规律。目前的财政体制和政策，在扩大总需求和增加就业方面，有它的局限性和效用递减性，而税费太重则是社会投资不振、就业岗位缺乏、消费需求增长放缓的重要原因。

二、从增长和就业角度评价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的手段是什么呢？从西方经济学上讲，是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但是，运用这些手段的假定前提是，银行是产权明晰的商业银行，存款转化为贷款的渠道是畅通的，这种情况下，用这样三种办法来扩大和减少货币的供应量。

从宏观经济流程来看，储蓄是供给，投资是需求，储蓄必须顺利地转化为投资，才能使宏观经济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相平衡。而储蓄转化为投资，从间接融资渠道看，就是银行中的存款能不能转化为贷款。我们的一些学者，在研究宏观经济问题时，总是从M[，0]到M[，2]的多少看问题。实际的经济运行中，M[，1]和M[，2]是潜在需求能力，只有它转化为贷款时，才变成了有效需求；如果转化不成现实的需求，虽然它是银行中的存款货币，但它只代表储蓄，即仓库中、货架上的商品，是供给在银行中价值符号。因此，银行中的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如果不能及时地贷出去，对于扩大投资需求是没有用处的。在中国以M[，1]和M[，2]的增加来论证没有通货紧缩，在理论上是一件尴尬的分析，如果M[，1]和M[，2]增长很快，但是实际经济运行中款贷不出去，学者们的研究结果将会与实践大相径庭。本来是通货紧缩，物价负增长，他可以认为是没有紧缩，甚至他可能还会说有通货膨胀的危险。

实际上，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和关系，从金融角度看，最基本的还是存款与贷款的关系。西方经济学假定制度是既定的，存款和贷款的关系也是既定的，即存款转化为贷款的机制和渠道是顺畅的。因此，可只考虑影响其基本关系的利率、准备金率和国债的吞吐。而除此之外，如果某种特殊的因素影响存款过多，贷款贷出去的较少，总需求必定要萎缩。如果这种萎缩是体制原因造成的，则利率、存款准备金和公开市场业务等总量性的政策医治不了这种病症。我们从表2可以分析金融机构贷款与存款比例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表2　金融机构贷存比与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单位：％

附图

注：根据人民银行网、国家统计局网有关数据计算整理；物价2000年及以前为零售商品物价上涨率，2001和2002年是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失业率是根据有关文献、调研和物价低迷、贷存比萎缩相关推算；贷存比是指金融机构贷款总额比存款总额。

银行资金与财政国债资金性质不同的是，它主要的投向是非公共性和非基础性的第二和第三产业，而这些产业的性质是可以容纳大量的就业，并且就业有持续性。因此，对于就业的增加，进而消费的增加，并使消费物价活跃起来，银行贷款资金持续和增长性的注入，至关重要。但是，从表2可以看出，金融机构的贷款和存款比从1993年以来，是持续下降的。从1993和1994年的贷大于存，转变为1996年以后的存大于贷，而且到了2002年时，贷款占存款的比率只有76.8％。

贷款总额比存款总额比率下降，伴随着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有限的贷款结构的变动在促进就业方面没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我们来看1996年以来就业的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短期贷款结构的变化与不同所有制职工人均短期贷款额的变化。

表3　公有和个私就业与各得贷款的情况

附图

注：上表中的贷款额是指短期贷款；公有经济就业是指国有和集体企业就业的职工人数，个私经济就业是指在个体私营企业中就业的人数：数据以《中国统计摘要》（2002）、中国人民银行网《报告与统计》的数据计算整理。

从表3可以看出，虽然公有经济从1996年以来减少了6440万个工作岗位，但短期贷款余额增加了10391亿元，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短期贷款的平均额高于个私企业职工短期贷款的平均额20多倍。而个私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来，解决了70％以上的新增城镇就业、70％以上的城镇再就业和70％以上的进城务工农民就业。并且个私经济2001年就业总量相当于国有集体经济就业总量的2/3，个私经济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也占到了40％，但是能从银行贷到的短期贷款，只相当于国有和集体经济的2.3％。就平均起来看，2001～2002年，国有和集体企业中的职工平均贷款余额为6到7万元，而个私经济的职工平均贷款余额只有2500元。差别之大，实在是不公，实在是惊人。

当然，国有企业进行战略布局的调整，以后将逐步地从中小企业中退出，其资本有机构成将会提高，因此，比中小型的个私企业人均相应地多贷到款，也可能是正常的。然而，如果个私经济人均贷款额太低，其贷款总量与国企和集体企业相比，实在是太少。

分析到这里，需要考虑银行的功能，银行作为企业，有自己的目标。但是，银行作为特殊的企业，在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中有它的功能。银行是干什么的，货币政策是干什么的？如果说是促进经济增长，则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个私中小企业的发展，而中小企业没有贷到应该得到的款项；如果说是促进就业，中国未来的就业大部分需要中小企业解决，而中小个私企业可以看出基本上贷不到款；如果说是稳定物价，则现在物价连年下降，不需要银行控制贷款，而是需要把款贷出去。可以说，这几年虽然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在化解金融风险、减少亏损、增加盈利、降低不良资产比率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就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方面看，作用逐年在弱化。

自1998年以来，我们连续八次降低利息水平，开征了利息税，实行了存款实名制，同时操作了一定规模的公开市场业务，并也降低了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比率，可以说所用西方总量式的货币政策方式、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为什么贷存比率还是持续下降呢？

亚洲金融风暴后，我们对银行贷款的限制增加，监督的力度加大，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实行了贷款负责制等，这对控制金融风险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由于四大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还明显有着官办和国有的特征，使得过去随意放款被禁止后，去积极地找效益好的贷款项目的机制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导致大量的存款不能被贷出去，使贷存比率越来越低。

金融体制改革和风险防范体现在结构调整和控制权上收上，而结构调整使得一些县域没有了银行，控制权上收则使面对企业第一线的信贷员和直面企业的银行的贷款决定权受到限制，小额贷款的审批更加困难。经济发展向市场经济转变，所有制结构向非公有制调整，企业规模结构向中小企业变动；但是，银行在反向变动，控制风险的结构调整和审批权上收，一是国有特征基本上没有改变，二是纵向的、计划经济的、为大企业服务的特征更加突出。这样的银行体制和控制方式与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的需要格格不入，这也就是中小企业贷不到款的根本原因。

鉴于传统总量性货币政策在中国实施的无效性，有的课题曾经提出让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进行货币政策创新，从而扩大货币供应量的建议。这种货币政策创新建议，是错误和不可行的。（1）本来中国各商业银行中的信贷资产质量就不高，不良资产率也不低，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是风险较高的资金运用，使银行体系的风险更大化。（2）银行资金如果进入股市，将是最大的资金投资者，它的进入将股价拉高后，是与普通股民争利，还是自己让利。如果争利，将坑害广大的、分散的社会投资者；如果让利，让中小投资者出逃甚至得利，大量的不良股权将会由银行接手，使银行资产的质量更加恶化。（3）银行资金进入股市，会导致股市的泡沫，一旦泡沫塌陷，将造成像日本银行中一样的更多的坏账和死账。（4）中国股市上上市公司的质量和效益大多都很差，许多企业的股票不适合于长线投资，并且其股票价值目前已经大大高于其未来许多年的收益价值，实际上已经是无利可图的投资；而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对投资资产的收益又要求很高，银行资金不适合投资于中国目前的许多上市公司的股票。

另外，即使银行通过购买股票将货币放出去，扩大货币的供应量，得到资金的股民或者企业，能将其用于消费和投资吗？如果不用于消费和投资，而仍然用于二级市场的炒作，或者为了保险，将款存入银行，银行又贷不到加工工业和中小企业上，这样的货币政策，对于扩大投资需求、增加就业和扩张消费是没有用处的。

2002年中的一个争论热点是，消费物价持续走低，与国内需求是不是有关。一部分学者认为无关。他们认为，物价走低与技术进步、改革旧体制和国际市场有关（注：：《释疑经济增长悖论》，《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12月31日。）。但是，实事求是地讲，国内消费物价的不振，与每年大量的下岗和失业率逐年上升有关。从1996～2002年国有和集体企业中减少就业6000多万人，除去退休的，放长假的、下岗在再就业中心的、下岗失业的、新进入劳动年龄而没有找到工作的，农民收入增幅下降等等，无不影响着国内的消费需求。增长实际上是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而国内消费对增长的推动力减弱。

2002年中的另一个争论是高速增长与股市低迷的悖论。一些学者认为，股市低迷，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应该有8％。其实，中国的股市由于高投机性，股指高低与经济增长速度相关性较低，而与所谓的政策信息相关很高。股市上前几年融到的资，许多没有投入购买原材料、机器设备、建筑材料、劳动和人力资本，而是投入股市去赚中小投资者的钱，对扩大投资需求没有多大作用。因此，它对拉动经济增长贡献也不大。反过来说，经济增长速度高低，股市也不会相关变动，甚至经济增长走低时，如果短期投机资金进入很多，股市市值还会上涨。

要使中国的投资、消费、物价、增长走上良性循环，看来光靠财政发行国债不行，靠目前的信贷格局不行，也不能依靠股市的涨跌，而是要想法刺激民间投资，增加就业，扩大消费，给国民经济增长形成强劲的推动力。

三、宏观经济政策转型的框架性建议

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有：快速的经济增长、满意的就业水平、稳定的物价、平衡和盈余的国际收支，特殊的还有防范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宏观经济的任务是克服紧缩，扩大需求，第一目标是增加就业，而且经济增长目标与就业目标密切相关，并不矛盾。问题在于，你是用政府为主的办法来扩大投资需求呢，还是以社会为主来扩大投资需求？未来许多年中，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任务。关键是怎样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消极防范和化解，还是积极防范和化解？

（一）从行政取向国债为主的财政政策转向市场取向促进社会投资的财政政策

从前几年的财政政策来看，主要是想通过政府为主，发行国债，以财政投资的形式，扩大需求，将总需求拉上来，将物价水平由低迷推至合理的水平上，使生产经营企业在市场上有利可图，扩大投资，进而使国民经济走出通货紧缩。但是，实行的结果在前面进行了分析，税费负担增长太快抵消了发行国债的作用，国债项目不能形成持续的就业机会，使投资、收入、消费之间不能形成良性循环。

财政政策的目的是什么，财政政策怎样实施，才能使投资、就业、收入、消费良性互动？如果财政政策只是想将增长速度拉起来，则上公共性和基础工业项目就可以了，当年的建筑和相关的生产就可以形成新的增加值，速度在短期内就可以上去，就业压力在短期内也因建筑领域的工作需要和相关需求的扩大，得以缓解。但是，这种目的财政政策，如果不能将物价拉起，不能持续性地增加就业，不能持续性地增加收入，不能持续性地形成消费，也就不能长期和根本地扩大就业、促进消费和推升物价走出低迷。因此，财政政策从目的上看，要从短期拉动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为主，调整为长期解决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为主。

实际上我觉得，有个市场取向的财政政策和行政取向的财政政策之差别。市场取向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短期的、促进社会投资的财政政策，调动社会投资的积极性，增加投资，扩大需求，使国民经济走出通缩。而行政取向的财政政策，是忽视社会投资，以政府为主，依靠发行国债由财政来扩大投资，并使这种政策单一化和长期化，将社会资源集中到财政，由财政来行使发展经济和扩大需求的职能。如果评价前几年的财政政策，或多或少有行政取向的财政政策的色彩。

只有市场取向的促进社会投资的财政政策，才能比国债性的投资更多和更长期地增加就业，并持续地推动经济增长。那么，什么是市场取向的财政政策呢？它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1）财政政策尽可能地短期化和社会化，在关键时刻起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目的是以财政扩大需求的投资带动社会扩大需求的投资，最终以社会投资替代财政扩大需求的投资。（2）在中国公共资金需要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实行减税的政策，至少可以尽快清理各种收费，杜绝政府各部门、挂在政府部门的各种行政性协会、行政性翻牌公司的各种收费、管理费、罚款、保证金等等灰税和黑税。（3）调整中央和地方，特别是与县乡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改变目前越是上一级越是集中财力过多的局面，市县乡各级财权与事权相适应，严格控制吃皇粮的党政社团和事业单位的人数，使地方的税收分配、财政经费与其需要相适应，避免市县乡以灰税和黑税维持其财政运转的局面，给市县乡的投资者创造宽松和适度的税费负担环境。（4）不再征收固定资产投资税，大范围和彻底地清理投资项目的各种收费，实行鼓励社会投资的税收抵扣制度，取消和降低进入各种行业的保证金、风险抵押金等等，从而降低社会投资的成本，提高其收益，使社会投资有利润预期和投资能力，释放社会投资的能量。（5）对银行向中小企业的贷款，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目前各大银行都成立了所谓的中小企业信贷部，但是大都是响应领导号召和对付舆论及领导批评的摆设。中小企业贷款，由于可抵押资产少，无人担保，规模小而破产风险较大，银行大都不愿意贷款。国外对这种中小企业高风险的贷款，为了促进就业，特别是高失业区的贷款，政府都在银行税收上给予减少，使银行可在中小企业的较高风险贷款上得到较高的收益。（6）在西部，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灵活的土地收费政策，政府免收和少收土地有关的税费，让拥有土地的农民直接用自己的承包地入股，延长土地的使用年限至200年，降低土地的获得和交易成本，使土地资产成为吸引西部大开发投资的重要机制。

（二）从总量性的没有效果的货币政策转向体制及结构性的促进中小企业贷款的货币政策

第4篇：宏观的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宏观调控;市场泡沫;失业率

引言

2008年不约而至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但造成中国出口减少、外需降低还造成中国失业率上升、中国增长明显变缓。2年过去了,但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仍然存在甚至持续,我们姑且把现阶段成为“后危机时代”,探讨我国近期采用什么宏观经济政策同样很有必要。

一、金融危机概述

(一)什么是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The Financial Crisis),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二)金融危机的分类

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次贷危机等类型。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三)2008年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此次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房产市场泡沫促成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金融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它危机有相似之处。

每当信贷扩张遇到麻烦时,金融当局都采取了干预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寻找其它途径,刺激经济增长。这就造就了一个非对称激励体系,也被称之为道德风险,它推动了信贷越来越强劲的扩张。这一体系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开始相信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所说的“市场的魔术”――而我国则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市场会趋于平衡,而允许市场参与者追寻自身利益,将最有利于共同的利益。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因为使金融市场免于崩盘的并非市场本身,而是当局的干预。不过,市场原教旨主义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占据主宰地位的思维方式,当时金融市场刚开始全球化,美国则开始出现经常账户赤字。

全球化使美国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区的储蓄,并消费高出自身产出的物品。2006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达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7%。通过推出越来越复杂的产品和更为慷慨的条件,金融市场鼓励消费者借贷。每当全球金融系统面临危险之际,金融当局就出手干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0年以来,监管不断放宽,甚至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次贷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风险、分配资产,未来两年,发达国家资金将纷纷逆转回涌,加强当地金融机构的稳定度。由此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市场价格大幅缩水、本币贬值、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这次次贷危机是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导火索。

二、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

从金融危机开始爆发的2008年开始,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4.3%,低于2007年大多数月份的水平,2007年全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5.8%。

从公布的经济增长的数据来看,2008年GDP增长为9%。首先,2008的9%,与2007的13%相比,相差4个百分点,跌幅之大很少见。一个大国的经济,在上下年度之间,增长速度一下掉4个百分点,这个跌幅震荡程度是很强烈的,这对一个国家的影响应该说是很深刻的。其次,如果和近5年比,2003―2007中国平均经济增长的速度是10.6%,下降了1.6个百分点。200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明显地低于近5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最后,和改革开放30年比,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30年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是9.8%,2008年是9%,低了0.8个百分比。可见,2008年中国GDP9%的增长速度,和上一年比跌幅之大很少见,显著低于近5年的平均速度,甚至低于30年来的平均速度,这是值得我们的关注和思考的。

(二)经济增长变缓导致失业率上升

经济增长进入下行周期,或者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它带来的问题可以说是全面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失业的问题。中国的失业问题,具有长期的战略性质。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力的供给有三个世界第一:一是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的存量,我们有七亿多的劳动力;二是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的年度增量,每年新增劳动力大概是一千二百多万人;三是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蓄水池,有大量待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另一方面,伴随着工业化、市场化的深入,我们绝对的和相对的劳动力的需求都在减少。中国的工业化,一般加工工业和制造业革命基本完成,正在朝着工业化的后期转型,投资的资本密度越来越大,对劳动力的需求是相对的和绝对的减少。这就是技术进步,就是资本排斥劳动。可见,中国的就业问题,无论是从劳动力的供给来看,还是从劳动力的需求来看,这个矛盾都是非常尖锐的,长期存在的。为解决这个矛盾,也要求中国经济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在长时期里要保持比较高的速度。没有比较高的速度来支撑的话,就业问题的解决就缺少必要的经济基础和平台。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一旦明显下滑,所带来的最突出的社会矛盾首先就是失业问题。

(三)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外需降低

2009年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2%,比上年同期回落3.3个百分点,其中,9月份增长11.4%。这一数据反映出了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加剧,增速回到个位数是大概率事件。

中国企业面临四大压力:汇率升值、原材料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外需骤降。如果欧美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对于一个出口已经占到GDP40%的国家,是致命的。

现在看来,三季度出口依然平稳,主要是上半年订单延续,而1～9月美国金融危机还没有从市场明显扩散至实体经济层面,美国经济还维持2%的增长。但是9月份后期,雷曼事件后,感觉明显不一样了,市场与实体经济的防火墙被冲垮,未来几个季度美国经济将进入显著衰退,溢出效应波及全球,中国出口很不乐观。

(四)全球经济放缓对中国制造业影响巨大

中国制造业都是大进大出的结构,资源和市场都捏在美欧的手里。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得承受原材料价格上升这种输入型通胀的压力;而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又无法将成本压力外移,因为全球制成品的定价权不在中国,尽管中国被冠以“世界工厂”或者“世界车间”。但现代制造业价值链的两端都不在中国掌控,研发、原材料采购、品牌设计、销售渠道管理、售后服务、零售垄断巨头等等高附加值领域都在美欧手里。中国制造业只是拿订单干活,并不直接面对最终消费者。这样的结构非常脆弱,资源和市场双向一挤,必然使企业大量倒闭。

(五)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刻不容缓

我国的经济结构确实存在着不合理之处,也早已采取措施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比如说限制“两高一资”企业的投资和出口,适度降低劳动密集型企业商品出口退税率等。然而,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涉及到新技术、新市场的开发,更涉及到就业市场的稳定。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打乱了我们既定的经济结构调整的步骤,一些原本兴旺上升的行业形势大变,企业不断破产,失业人数尤其是农民工暴增,迫使我们不得不逆转政策导向,保就业、保增长,推迟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

三、金融危机后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两年前不期而至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向各国宏观调控当局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运用成为重要的应对措施。中国在2008年11月明确宣布宏观政策转型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之后,已经取得明显成效,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应随之调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方面做出的调整

中国的财政政策这些年一直在扩张。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两方面。一方面,我们在不惜举债,不惜以财政赤字的方式来增加财政支出,增加财政支出就是扩张需求;另一方面,我们这几年在减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上调、企业所得税两法并一、增殖税从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取消农业税和多项土特产税、采取新的出口退税方法等,这都是减税,留给居民和企业的可支配比例增大,这是刺激需求,是扩张性的财政收入政策。而货币政策在紧缩。货币政策包括信贷和利率。2003年9月,中央银行提高了商业银行的法定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这就直接冻结几千个亿的商业银行信贷;从那以后,一直调上来,到2008年7月,法定准备金率已经达到17.5%,这在世界范围内是很高的,也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高的。提高准备金率是减少信贷,缩紧银根,是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再看利率政策,我们从2003年第四季度开始,特别是2004年以后,明显加快了提高利率的速度,到2008年6月,一年期的基准贷款利率已经达到7.47%,如果还浮动一下,可浮动到10%以上,这是很高的利率了,基本上不鼓励人们贷款。所以货币政策,不论是信贷,还是利率,都在收紧银根。这就形成了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历史上非常少见的一个局面,就是财政在扩张,货币在紧缩。这在正常情况下有好处,我们叫“松紧搭配”。一个国家的经济在正常运行的时候,货币和财政最好避免双松或者双紧,以免经济不稳定,上下起伏。但问题是,现在的中国经济是不是正常?如果用这个组合,其作用相互抵消,政策效果是相互否定的,不利于摆脱困难,不利于解决危机。所以,我们的宏观政策作出了重大的调整,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双扩张”,这是很大的变化。

(二)从近期的刺激需求逐渐转向兼顾中长期活跃和改善供给

道理很简单,经济危机来势凶猛的时候、失业率非常严重的时候,把不惜一切代价要失业率降下的时候,要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在短期内扩大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上一些项目,增加一些就业岗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个时间不能太长,在更长的时间里要考虑对需求的刺激和刺激起来的供给的结构以及企业的效率。不能盲目地刺激需求,如果为了实现短期的活跃,刺激起来的项目都是些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项目。那么将来所要克服的问题、所要付出的代价会更沉重。近日报纸上讲,政府要公布4万亿的去向。4万亿干什么了?刺激了哪些项目?如果过于盲目,刺激了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项目,还真不如凯恩斯所说,拿这4万亿请人去海德公园挖坑、填坑。我们现在新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为保经济增长、扩大内需、调整结构,就是要把近期需求和中长期供给衔接起来。

(三)将“保增长”改为“稳增长”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仍低于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物价上涨压力不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仍应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但将“保增长”改为“稳增长”,主要是考虑到国际国内不稳定因素仍然很多,需要继续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经济大起大落。要全面落实和不断充实完善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并准备多种预案以防国内外环境的突然变化,灵活审慎把握政策力度和节奏。

“稳增长”的关键是控制住各地政府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新开工节奏。目前,政府投资项目在建规模已经很大,不少地方政府铺开的投资摊子超出了地方财力可承受能力,要规范地方政府及其平台公司的举债和担保承诺行为,集中资金首先确保已开工项目的按期完工。科学合理地安排投资计划,推进中央投资项目建设,确保项目质量和安全。在世界新一轮产业投资新增长点并不明朗的背景下,对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要从严控制,坚决抑制重复建设等盲目投资。对保障性住房和普通住宅要保证土地和资金供应,通过增加房地产投资来改善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为稳定房价创造长远有利条件。

(四)推进调结构、惠民生领域的改革

要素价格杠杆是促进结构调整的最重要因素。积极推进水、电力、成品油等重要能源资源价格改革,进一步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使价格不仅反映要素的市场供求状况,而且要反映其稀缺性以及环境保护成本,并推进要素市场主体培育和监管体系建设。

进一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允许民间资金以适当的方式进入金融市场提供金融服务,大力发展专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草根”金融企业,加大小额贷款公司的推广力度,适当加大民间金融机构的杠杆比例。

积极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通过资金要素价格杠杆促进投资效率的提高。推进垄断行业市场准入改革。在铁路、通信、航空、石油化工等垄断行业和公用事业与社会发展领域引入竞争,尽快清理不合理的限制性行业准入制度,鼓励民营企业进入这些领域。国有资本应从房地产等竞争领域逐步退出来,国有企业主要从事保障性住房建设。

(五)积极推进结构调整与节能减排

继续抓好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和实施细则的贯彻落实,改变目前“轻调整、重振兴”的片面做法,重点产业加大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修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毫不放松地抓好节能减排工作。

利用市场竞争机制,提高产业投资和市场准入条件,强化环境监管,严格项目审批管理,限制土地供应和贷款,通过采用经济、行政等手段,加快淘汰达不到准入标准、市场竞争力差的落后产能。

研究出台鼓励淘汰落后产能、促进兼并重组的政策措施。“两高一资”产业要发展高精尖深加工项目,发展循环经济,搞好再生利用,推进“两高一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推动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抓紧研究并尽快出台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总体思路和政策措施,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支持新兴产业发展

参考文献

[1]贾康,刘薇.金融危机后的中国财政政策[J].中国发展观察,2010(04):18-21.

[2]杨军.经济刺激政策退出遭遇“软抵抗”[J].南风窗,2010(05):59-61.

[3]丁一凡.中国经济:资产泡沫下的理性解读[J].中国经贸,2010(01):54-55.

第5篇：宏观的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中小企业；融资问题

随着我国加入到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的形成与发展，在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所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而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企业在促进经济发展当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家也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了相应的扶持，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但是在中小企业的发展当中，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十分巨大，特别是在融资方面，由于自身的规模限制，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十分巨大。因此通过加强对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对于企业的融资影响分析，能够更好的分析国家宏观政策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方面的作用，从而更好的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更好的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一、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现状

就我国目前的中小企业融资来说，由于受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融资工作存在很大的困难，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产生了十分严重的阻碍。中小企业在进行融资的过程中，主要的途径在于自己筹备以及银行贷款与政府扶持，而银行贷款所占的比例较小，大部分的中小企业融资工作往往依靠自身，通过民间借贷的形式来获得相应的发展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的融资途径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特别是在我国目前不健全的证券市场当中，中小企业很难通过资本市场来获得资金支持。而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规模限制，很难获得充足的信贷支持，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300万私营中小企业当中，获得银行信贷支持的比例仅仅占到10%。2013年全国乡镇、个体私营、“三资”企业的短期贷款占银行全部短期贷款的比重仅为14.4%。以浙江省为例，2011年统计，全省民间投资中自筹占55.9%，银行贷款20.1%，直接融资不到1%，这种情况的存在使得中小企业的发展稳定性不足，对企业的长远健康发展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二、宏观经济政策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分析

1.货币政策的影响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实行的货币政策会对企业的融资环境产生直接的影响，特别是在货币政策进行调整的阶段，资本市场受到利率机制的影响，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一些金融中介机构当中，由于其直接受到各种货币政策的影响，使得中小企业的贷款工作受到一定的影响。而在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当中，货币政策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对企业的融资工作产生影响，即货币渠道以及信贷渠道。所谓的货币渠道指的是在实行的货币政策当中，由于存贷款利率产生了一定的变化，使得企业所遭受的贷款环境产生变化，进而影响到整个的融资工作。而信贷渠道政策的存在，使得银行的资本储备会随着货币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当银行的资本储备减少之后，货币的供应就会呈现出一种紧张的状态，从而使得企业的融资工作面临一定的变化，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而言，融资工作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

2.财政政策的影响分析

就我国目前的财政政策而言，主要有两种财政政策，即财政扩张政策以及财政紧缩政策，这两种政策会对企业融资工作产生不同的影响。比如在2015年，我国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发展，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存贷款利率都受到了这一政策的影响，整体利率都得到了相应的下调，对于中小企业的融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见表）。当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产生变化以后，国家如果持续的推行财政扩张政策，就会使得中小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存在规模巨大的借款需求，这种情况的产生会对企业的融资工作产生直接的影响。与此同时，在政府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对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当中，包括交通设施以及经济环境建设等等，这就能够在无形中为中小企业的发展以及融资工作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从而更好的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3.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影响分析

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实施，主要是通过根据经济结构的调整，对于宏观经济当中的利率以及汇率等进行相应的调整，进而对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产生影响。首先来看，在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影响下，信贷市场的分配效率能够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提升，从而保证中小企业能够满足相对性的融资需求，进而实现自身的良好发展。其次，在金融自由化的政策下，由于这种自由是双向的，这也就意味着中小企业的融资工作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因此必须要对金融自由化政策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认识。在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影响下，中小企业的交易成本以及风险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这就意味着其自身的经营风险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而在较高的经营风险影响下，企业在融资工作中就会遇到更多的困难，特别是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当中获得资金支持的过程中，在考虑到综合风险之后，金融机构就会对中小企业的信贷申请进行限制。所以说，在不利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影响下，中小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环境也愈加恶劣，融资工作的开展所面临的难度也不断提升，对企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4.银行并购行为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

在新时期的经济形势之下，银行所面临的竞争压力也不断的增大，这就使得银行业的并购行为不断增加，通过并购行为的发生，银行对自身的结构进行调整，从而保证自身的良好发展。而当一些大型银行进行合并的时候，以往的融资手段很难获得良好的效果，融资工作的开展也就遇到了极大的阻碍。而对于一些小型银行的并购而言，其在并购行为发生以后，为了更好的开展相应的信贷业务，就会在政策上对于中小企业的信贷工作进行倾斜，从而为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提供便利的条件，融资工作也就能更有效率的开展。因此在对银行并购行为对中小企业融资产生影响分析的过程中，应该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更好的了解整个的资本市场环境，为中小企业的发展的提供可靠的保障。

三、宏观政策影响下完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政策建议

中小企业的融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因此必须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更好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从而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首先来看，国家必须要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通过强化法制建设来为中小企业的融资工作提供可靠的保障，从而使其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进行融资工作，更好的促进自身的发展。其次，国家应该引导资本市场形成一个科学完善的信用体系，对中小企业的信用进行合理的评估，从而在便利其开展融资工作的同时，最大程度上的降低银行及金融机构的损失，进而保证整个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最后，应该逐渐的形成一个健全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制度，通过形成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的良好关系，逐渐的提升中小企业自身的信用水平，从而为融资工作的开展提供便利的条件。只有逐渐的形成完善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以后，才能更好的开展相应的融资工作，保证其能够在一个健康平稳的环境当中获得良好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四、结语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大型企业由于自身所具备的资本以及规模优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处于一种优势的地位，而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规模限制，在市场竞争中很难获得很好的发展。特别是在目前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当中，融资问题已经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资金短缺使得其在发展当中面临的很大的问题，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使得其所面临的生存环境比较严峻。因此通过加强对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对于企业的融资影响分析，能够更好的分析国家宏观政策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方面的作用，从而更好的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更好的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武晓东.探析在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中货币政策的作用[J].中国商贸，2011年09期.

[2]刘洪连.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成因及其解决对策[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06期.

第6篇：宏观的经济政策范文

Abstract: Real estate listed corporation has undoubtedly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governmental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due to its special economic status and the occupying important social statu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pital structure of real estate industry using th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uld on the basis of stating the theory on macroeconomic factors affecting the capital structure. Empirical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the asset liability ratio changes inversely with the rate of inflation， but with the interest rate of the actual loan changes in the same directi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asset liability ratio，GDP growth rate and price earnings ratio is not significant. Then the capit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the real estate listed corporation is discussed.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房地产业；资本结构

Key words: macroeconomic policy；the real estate industry；the capital structure

中图分类号：F293.3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4）23-0005-04

0引言

房地产行业作为我国整个经济命脉中最为重要的支柱产业，一直以来成为我国政府重点调控和大力支持的对象。在过去的这十年中，政府由1997年拉动内需开始，到后面房价恶性上涨，从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中，我们不难看出政府对这个行业的重视程度，而在2013年出台的“国五条”中针对二手房交易征税的规定所引发的社会热议，这一系列的热点经济现象无不一次次地把焦点集中到这样一个在国家经济命脉起到举足轻重的行业。

对于房地产这样一个资金密集型行业，任何的宏观政策的调控必然会给其带来冲击，而资本结构又是个经典的论题，由于宏观环境因素的可控性，当前对于微观层面上因素影响的研究已是相当成熟，Harris和Raviv（1991），陆正飞（1998）通过实证研究了资产负债率与公司内部因素之间的关系，发现在规模、长期资产比重、成长性以及负债税盾效应方面呈现同向变化；而在经营风险、产品特色、营销支出上呈现反向变化。也对相似的领域进行了研究，发现获利能力强的公司往往有较高的资产负债率，但该研究在规模、成长性等其他方面并没有证明出有显著关系。在针对宏观因素的研究文献中，学者们又主要以研究单个因素影响为主。Graham（1999）在通过对1000多家上市公司的12年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高MTR的公司为了利息避税更偏向于发行债券。王素荣、张新民（2006）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4年的数据，实证结果表明资本结构与所得税之间呈现出正向变动。KorajCZyk and Levy（2003）第一次系统地从宏观经济因素出发，选取宏观经济变量为解释变量，证实了宏观经济因素对资本结构存在显著的解释力，但由于行业的差异性，对于不同公司影响力上存在差异，故本文选择房地产这样一个代表性行业，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探究宏观经济政策与资本结构间的变化影响。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资本结构的问题首先是融资方式选择的问题，融资环境的变动会对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产生较大的影响。而对融资环境的考虑一方面要考虑的是宏观经济变动和资本市场的情况，萨缪尔森根据宏观经济情况将经济周期分为经济扩张期和经济收缩期。胡佐，胡琨（2009）也指出对宏观要素能有说服力的变量莫过于通货膨胀率和国内收入增长率。另一方面要考虑的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可以区分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方面。

1.1 宏观经济方面

1.1.1 通货膨胀率

在一个高通货膨胀的环境下，作为经营者，在成本增长的情况下会面临较高的经营风险和较难的债务融资环境；而作为投资者，在规避风险实现保值的目的下，投资会更加偏好于股权投资，因此企业的财务杠杆会降低,由此提出假设：

H1：通货膨胀率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负相关。

1.1.2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

权衡理论认为，资本结构具有顺周期性特性，即经济繁荣GDP 上升，企业有更强的意愿通过债权融资；而经济萧条GDP下降，企业的负债比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企业在融资过程中，会率先考虑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因此在经济收缩期，企业经营风险提高，会选择避免债务融资，降低债务比率。由此提出假设：

H2：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正

第7篇：宏观的经济政策范文

2008年以来，我国经受了国内自然灾害和国际经济放缓等因素的挑战，在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条件下取得了经济基本面依然良好的绩效。但是，在我国加速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背景下，影响经济走向的因素不断增多，经济态势的变化趋于频繁，这就要求经济政策按照“相机行事”的原则进行适时调整。考察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新态势及其成因，对于优化经济政策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基本特征

宏观经济形势可从四个方面考察：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就此而言，与2007年度甚至2008年初相比，当前我国经济在总体稳定的同时出现了新态势，宏观经济表现出“稳中有变”的特征。

1、物价上涨压力依然显著

2008年5月以来，我国CPI指数出现了逐月回落的态势，政府防止全面性通货膨胀的努力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然而，CPI指数依然在高位运行，2008年上半年的CPI指数为7.9%，如果考虑到国际石油、粮食和钢材等基础性生产要素的价格高企趋势，而国内流动性过剩依然显著、外汇储备剧增趋势明显，则人们对物价走高的预期不仅没有弱化，反而出现了强化趋势。

2、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

2008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长速度为10.4%，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的经济增速依然是令人瞩目的。但是持续的经济增长以企业发展为基础，在国际增速放缓、外贸环境恶化以及生产要素价格上涨的影响下，企业、特别是出口型企业的市场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的盈利能力整体下降并出现了局部大面积亏损，2008年上半年GDP增长速度也同比回落1.8%，这种经济增速回落的信号意义显然值得紧密关注。

3、就业市场格局出现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增长的就业引致效应也极其显著。但近期就业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低素质劳动者的就业劣势更为突出。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的外在压力，在国家构建创新型国家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企业也具有更多依靠智力资源获取竞争优势的内在动力，可以预期低技能劳动者就业难度将趋于增强。

4、国际收支格局出现变动

当前，我国依然保持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但国际收支结构出现了新变化。从经常项目的角度看，我国企业的出口增长速度明显降低，国际贸易顺差显著回落，2008年上半年我国贸易顺差同比下降了11.8%。从资本项目的角度看，我国依然是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最大流入国，但为了套利、套汇和获取资产型商品的价格差，短期投机性的热钱大量涌入国内，根据估算当前我国的热钱规模约为5000-8000亿美元，热钱大量流入和集中撤退会对物价走高、金融动荡形成潜在挑战。

二、引发我国宏观经济变动的多重因素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了“稳中有变”的特征，特别是，在通胀压力明显的同时出现了增速放缓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量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趋势，但总量增长并未伴随着结构优化的持续推进，特别是经济体总体上采用投资-出口主导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且增长主要是在制造业驱动下依靠工业化加速推进而实现的。这种增长方式在短期可以取得显著绩效，但其隐含的潜在风险值得深思。在外部因素诱发的基础上，粗放型增长内生的风险会集中爆发，这可能是我国出现通胀压力和增速回落并存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国经济形势不是单因素引致的，它是源于特定经济增长方式、并由多重因素交汇作用而产生的结果。

1、在投资-出口主导和制造业驱动的增长背景下，产业的非平衡发展就是一个必然选择

由此观察，此次通胀压力主要源于食品或农产品价格上涨，当前我国面临着农产品价格上涨推动型的通胀压力，而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基本原因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农业并没有呈现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适应的发展态势。相反，在城乡收入和社会福利差距明显的背景下，农村中的壮劳力以“农民工”的形式向城市流转，而在产业要素生产率差距明显的背景下，“留守”农村的生产者缺乏持续投资农业的足够动力，且在生产资料购置领域和农产品销售环节，以分散化经营为特征的农户并不具有讨价还价的优势。结果是，农业发展难以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相适应，此次农产品价格上涨推动型的通胀压力正是这种紧张关系的表征。

2、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出口所拉动的，国内消费需求在整个增长中的贡献度相对较小

2007年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约为40%，低于美国70%的水平和印度60%的水平。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结果是风险应对能力降低，从紧的货币政策导致企业融资能力弱化，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压缩了企业的盈利空间，次贷危机导致的美元贬值又导致出口受阻，投资和出口回落最终导致增速放缓。问题是，内需为何难以成为增长的主要引擎？根本原因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相对于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出现了回落趋势，相对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消费下降速度更为显著。

3、投资-出口主导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为此，政府已提出将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强调通过小幅度、持续性的要素价格提升和汇率升值，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结构调整。从方向上看，要素价格提升和汇率升值有利于企业向高附加值区域逼近，从策略上看，小幅度和持续性升值有利于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缓冲时间。但是，2007年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且石油、粮食、钢材等出现了突发性价格走高，基础性商品价格走高导致我国“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大，而国际经济和外部需求放缓加剧了我国企业转型的动荡，外部因素打断了我国企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时间表”，这显然会增大增速放缓长期化、就业形势严峻化的可能性。

三、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选择

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到结构性和周期性调整阶段，而此阶段又与全球经济的调整同步进行，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相交织、国内因素与国外因素相重叠，结果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显著而经济增长放缓的并存。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面临的难题是：如何才能实现“保增长”和“控物价”两个目标的同时实现？

作为对上述问题的积极回应，政府已将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从“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调控任务的转变对政策制定提出了更高要求，紧缩政策通常可以同时实现“两个防止”，而“一保一控”则意味着政策制定经常面临“两难冲突”。显然，实现“保增长”和“控物价”两个目标不能依赖单向的经济政策，必须发挥多种政策工具的组合效力。

从货币政策角度看，在采用从紧政策以控制物价上涨的同时，应按照“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原则为农业和企业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货币当局应通过有限的信贷扩张推动农业发展，促使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同时实现，并降低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门槛，拓宽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央行已同意对全国性商业银行在原有信贷规模基础上调增5%，对地方性商业银行在原有信贷规模基础上调增10%，并定向投放于“三农”、中小企业以及抗震救灾。显然，货币当局的政策调整具有信号意义，政府正试图通过货币政策的差别实施和局部调整，来实现“保增长”与“控物价”两个目标。

第8篇：宏观的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益贫式增长；政策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4-0017-10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注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国外学术界和国际机构已从单纯强调“经济增长”，转而重视“益贫式增长（pro-poor growth，PPG）”。益贫式增长要求发展中国家政府不仅要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而且要关注穷人能否参与到经济增长过程中，并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需要重新审视以往的发展战略和增长模式，科学地制定益贫式增长的经济政策。

基于经济增长益贫性以及有利于穷人的经济政策来研究发展与减贫问题是当前国际上比较前沿的课题。国外学者就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作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跨国经验分析发现，宏观经济一揽子政策对于益贫式增长有显著效果，Essama -Nssah［1］通过模拟宏观经济政策对总福利和贫困的影响，发现结构调整政策和分配政策对福利影响非常显著。Klasen［2］通过跨国比较分析，指出提高农业生产率、缩小地区差距、减少性别差异、提高穷人资产储备的一揽子政策有助于实现益贫式增长。Dollar和Kraay［3］、Lundberg和Squire［4］结合财政、货币以及汇率政策，创建了一个宏观政策指数，以更宽泛的角度度量宏观经济稳定性，其应用非洲国家样本的实证分析表明，宏观政策对低收入群体福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开放的贸易政策是否会促进益贫式增长，结论尚不明确。Dollar和Kraay［3-5］以进出口额占GDP比重来衡量贸易开放度，研究发现开放的贸易政策有利于益贫式增长；但Winters［6］采用同样的衡量标准对巴西、海地、墨西哥、秘鲁和赞比亚的研究却发现，当这些国家经历快速贸易开放时，却保持着较慢的经济增长和贫困减少水平。Ernesto［7］指出，有效利用劳动力的政策以及对教育医疗进行合理投资可以实现益贫式增长。Shenggen等［8］的研究表明目前在印度，政府农业科研、教育和道路投资是促进益贫式增长的有效政策措施。

目前，国内关于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笔者考察所及只有徐俊武［9］、罗小芳和卢现祥［10］等几项研究。他们都提出有利于穷人的秩序对于益贫式增长的重要性，此外，徐俊武还对二元结构下政府公共支出对益贫式增长的关系进行了阐释，指出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支出比例与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密切相关。此外，杜志雄、肖卫东和詹琳［11］进一步研究了益贫式增长的引申概念包容性增长的政策内涵，指出实现包容性增长同时蕴涵着培育和提升人力资本、增强制度设计与政策制定的公平性、建立公平的防护性保障体系三个层面的宏观政策，并对这一政策体系中的政策措施做了分类，但对政策措施对包容性增长的可能影响没有做进一步的分析。当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较强时，可以通过不断减少对农村的支出比例，增加对城市的支出比例来促进益贫式增长；当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不足时，必须增加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支出比例才能实现益贫式增长。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各种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同时起作用的，不论基于益贫式增长理念的改革重点关注何种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府支出、贸易自由化、金融领域的自由化等），都要求我们说明这些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及其对不同的社会群体福利的综合影响。而就笔者所及文献来看，很少有研究系统地讨论经济政策和中国益贫式增长问题，据此，本文拟开发一个小型的中国益贫式增长“宏观―微观”政策分析模型，并在此基础上以中国为样本开展经验研究。

二、理论框架与测量模型

（一）益贫式增长政策分析模型的理论基础

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早已在学界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宏观经济政策对穷人福利的影响至今仍是充满争论的课题。Lal和Myint［12］研究了增长、不平等和贫困的关系之后发现各国的经验差异较大，差异主要来自于政策选择的不同。同时，也有证据表明分配政策较公平的国家经济增长更快，经济政策可以对初始收入分配中穷人福利的不利状况进行修补。Demery和Squire［13］指出，在执行改革政策的国家，贫困人头指数降低，而在没有实施政策调整的国家，贫困状况改善很小，甚至更为恶化。此外，有研究表明，减贫策略的各种要素还包括：建立在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基础上的，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增长策略；鼓励采用新技术的早期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基础设施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能够对农民和企业家提供激励的有效的制度；促进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资本以及为穷人提供社会安全网的社会政策都可以促进益贫式增长［14］；此外，还包括改善经济增长的微观环境的各种要素，例如通过更好的信贷市场作用来改善资本通道，以及更加公平的资产分配等要素。

基于以上文献提供的经验证据，本文将重点讨论宏观经济政策影响贫困人口福利的各种途径（例如，通胀、总需求、收入分配和宏观经济不稳定，这些途径可以按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加以区分），以及周期和危机的非对称效应和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作用。上述各种公共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可以用图1来描述。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影响穷人的最直接途径就是公共部门冻结工资，政府转移支付和补贴支出的削减和公共部门价格的提高。宏观经济政策对穷人的间接效应可以通过许多方面起作用，包括总需求、总产出（假设起初存在超额生产的能力）以及就业的变化；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通胀的变化和对穷人的相关消费价格平减指数的变化；真实汇率的变化；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及分配效应。此外，稳定政策带来的产出和就业效应也可能是不对称的。同时，越来越多的经验数据表明，周期性衰退和经济危机对贫困会产生非对称效应：衰退或急剧的产出缩减可能会大大提高贫困水平，然而扩张却倾向于产生非常有限的影响。

（二）益贫式增长“宏观―微观”政策分析模型框架

本文所设计的益贫式增长政策分析模型分三个层级。第一层级使用的是一个静态的、加总的、具有宏观经济内在一致性的框架。这一模型的优点在于，它能够将财政账户、国际收支账户和货币账户联系起来，从而确保具有一个内在一致性的国民核算帐户。而绝大部分的宏观经济政策，诸如政府支出水平、税收水平和赤字融资的结构等等，都可以被整合到这些模块之中。而后，宏观一致性框架中的政策信息就会在各个模型之中运行，在此我们选择了两个增长模型：一个是属于长期增长模型的“真实值”模型，另一个是反映短期增长效应的三变量VAR模型。增长模型反映了在相对价格、工资以及产出构成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第二层级是该框架的核心部分，是一个静态的、多部门的、具有一般均衡性质的模型。模型假定经济的总产出水平是固定的，因此，它主要反映的是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宏观经济震荡对相关价格和工资造成的影响。在此，首先借鉴了世界银行开发的1-2-3CGE模型。简而言之，从某特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国民核算账户开始，运用1-2-3CGE模型，可以得到一系列相互之间保持内在一致的商品的工资、特定部门的利润以及相对价格的数据。但是，1-2-3CGE模型存在一个明显的不足，即宏观经济政策与贫困的因果链条是单向的，而没有考虑到宏观政策对微观模型变量的反馈效应，另外，我们所应用的简单1-2-3CGE模型也缺乏对劳动力市场更为令人满意的描述。第三层级是微观数据（家庭数据或分组数据）。当模型对价格、工资、利润和增长进行的预期变动被整合进代表性组群的有关工资、利润以及商品需求的家庭数据时，就在微观和宏观之间建立起了沟通的桥梁。理论上，通过该框架，就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在可以运用的数据资源的情况下，得到与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和冲击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家庭福利指标以及益贫式增长水平的预测值。

三、变量选择与计量检验设计

（一）“真实值”模型

“真实值”模型的增长回归方法已被证明在解释跨国的增长率变化时非常成功，因此也很可能在解释增长的跨期变化时非常有用，大量文献使用该方法进行了综合研究。本文将在对中国主要经济政策（金融发展、通货膨胀、汇率、对外贸易、FDI、公共支出等）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应用20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增长回归分析，考察各个宏观经济变量对增长的影响，以及在控制其他经济政策和变量后，某项经济政策的变化趋势是否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为确定上述经济政策对增长的影响，笔者通过对世界各国的增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合世界范围内真实值模型的增长系数，讨论中国上述经济政策对增长的影响。本部分主要的数据来源是WDI和IMF的世界各国宏观经济数据库。选取的样本包含了全世界209个国家和地区的1970―2003年的相关信息，即包括7072个有效样本点的国际面板数据。在回归分析中，对各国的基础设施情况采用每百人电话线这一国际通用变量进行度量；在已有的实证研究中，M2/GDP度量金融发展的作用已得到了有力的证实，因此采用M2/GDP来衡量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

此外，考虑到增长回归中金融发展等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了已有文献中的方法。构建回归方程时，假设Y表示被解释变量，X表示解释变量，由多个解释变量组成的一个列向量，方程中的下标i和t（t=1970，…，2003）分别代表第i个国家和第t年，b表示截距项，于是一个表示X对Y的影响的总模型可以写作：

其中，β即需要确定的真实值模型中各个影响经济增长变量的增长系数，是一个行向量。

增长回归模型中，第一组解释变量包括决定增长的政策：（i）金融发展的衡量（M2/GDP）；（ii）通货膨胀；（iii）实际汇率；（iv）小学教育完成率；（v）每百人电话线（基础设施的变量）；第二组变量在前一部分的基础上，还考虑了可能受到冲击影响而发生较大变动的进出口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因素，即：（i）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例；（ii）资本流动；最后，考虑到1998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性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分界点［15］，为更好地考察中国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尝试将1998年前后的国别数据分别进行分析，并将侧重点放在1998年以后中国的益贫式增长阶段。

通过对方程一中第一组解释变量的回归（见表1所示）可以发现，较高的M2/GDP、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完善的基础设施供给都与较高的增长率相关，而真实汇率及小学完成率对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在第二组回归中（如表2所示），加入了表示外部冲击的变量，即进出口贸易、资本流动。二个变量加入方程，得到了以下回归结果（如表2）

表1、表2均为固定效应（FE，fixed effects）估计结果，因为Hausman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s）模型，因此没有报告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根据解释变量的R2值，加入了外部因素的“方程二”比“方程一”更有解释力。通过对两个方程的综合考察，可以得出以下估计结果：第一，在固定效应估计中，M2/GDP显著地影响GDP的增长率变化，并且，与资本积累、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一样，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也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第二，不论是否考虑外部冲击，通货膨胀对增长率的负向影响都十分显著，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研究发现高通货膨胀往往伴随着产出的下降，然而一旦通货膨胀得到遏制，产出又会重新回复到原来的长期增长路径。第三，当引入外部冲击变量如贸易及资本流动以后，M2/GDP即以货币表示的金融政策发展对GDP增长率的作用方向有所变化。第四，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例这一变量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说明发挥各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有利于GDP的增长。第五，资本流动（净流动/GDP）作为冲击变量，它并不显著。

至此，已经能够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和其影响程度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了，但这还并不是研究的全部。根据刘畅［15］的测算，及对中国经济增长性质的判断，1998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是否益贫的一个分界点（1987―1997年间的经济增长是非益贫的；特别是1995―1997年间，农村经济增长的成果被收入分配的恶化完全抵消，贫困群体的福利水平显著降低；而在1998―2006年间，出现了9年稳定的益贫式增长）。因此，本文希望能够以1998年作为分界点，观察1987―1997年、1998―2006年间经济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据此对样本分别进行了固定效应估计，回归结果如表3、表4所示。

其中，在1998年以前，M2/GDP、通货膨胀、实际汇率、资本流动几个变量被证明具有显著性，但资本流动的作用效果却不够明显，对增长率只有微小的影响；而1998年后，除M2/GDP、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外，实际汇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变得不显著了，而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例则开始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率的正向影响。这说明1994年汇率制度并轨后，人民币不再出现之前持续贬值的趋势，平稳的汇率水平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未能对经济增长有明显贡献；1998年后进出口贸易占GDP比例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表明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特征发生了某些变化，使得其对1998年前后经济增长有不同影响；另外，各种政策在1998年对经济增长率的弹性也发生了很大变化，M2/GDP对经济增长的弹性有所降低，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所加强，这些变化对于接下来进一步考察这些政策对不同群体福利的影响非常重要。

需要强调的是，“真实值”模型其实仅仅是反映宏观经济政策的长期增长效应的方法之一。它是一个简约的模型，并且模型是建立在跨国回归的基础上，因此，各国家的系数都是相同的。

（二）三变量VAR模型

一般的模型仅仅只是描述因变量对自变量变化的反应，向量自回归模型则考虑了模型中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在某些给定条件下，VAR模型能够用来确定一个基本的经济冲击给其他经济变量带来多大影响，即其他经济变量对该基本经济冲击的响应的大小，所以VAR被公认为描述变量间的动态关系的一种实用的方法。为讨论政府支出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建立三变量自回归（VAR）模型进行评估，三个变量分别是增长率、实际汇率以及政府支出。

1.方法与模型

本文使用1980年Sims提出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VAR模型）。模型采用多方程联立的形式，在模型的每一个方程中，内生变量对模型的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值进行回归，从而估计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最一般的VAR模型数学表达式为：

yt=μt+∑ki=1αiyt-i+βixt-i+ut（2）

其中，yt为外生变量向量，xt为内生变量向量，ut为随机扰动项，K为滞后期。

1.平稳性检验

在模型中选取中国自1987―2006年20年间的数据进行分析。在建立线性的VAR模型之前，首先检验数据的平稳性，对模型中GDPGR（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EX（真实汇率水平变化）以及PE（公共支出变化率）变量的数据做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其均为平稳序列（检验结果见表5所示）。

2.建立VAR模型

以GDP增长率、真实汇率变化率和公共支出变化率作为变量建立VAR模型，其扩展形式如表6所示：

本文重点关注公共支出冲击影响经济增长的短期弹性。VAR模型的扩展形式表明，向量自回归估计中得到的增长对其自身的短期弹性非常显著，分别为0.6718、0.4762；而受到公共支出冲击短期影响的弹性并不显著，第一年为0.0004，到第二年则更小，为0.0001（这两个弹性数值是我们下一步在CGE框架中分析公共支出冲击对低收入群体福利影响的重要参数），这表明我国政府支出政策的变化对拉动经济增长影响很小，至少在短期如此。

3.脉冲影响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IRF）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其内涵是一个变量的扰动通过模型影响所有其他变量，最终又反馈到自身的过程。可以通过脉冲响应函数理解政府支出如何影响其它两个变量，并最终作用于自身的过程。图2描绘了公共支出和汇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轨迹。

通过对脉冲响应轨迹的观察，可以得到一些初步结论：（1）经济增长率（GDPGR）对其自身的变化有较强反应，但这种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出现了先降低而后升高，最后趋近于零的变化轨迹，这说明经济增长的速度在短期是有惯性的（前两期），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影响会迅速减弱以至消失。（2）汇率的贬值对于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作用，且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间更长（约为5期）。（3）公共支出的增加在短期内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此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以至逐渐消失。这种变化趋势表明公共支出的增加很可能对财政的可持续性造成了影响，从而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对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应用CGE一般均衡方法进行更加深入的经验分析。

（三）1-2-3CGE模型

基于“宏观―微观”思想的模型的解决方案提供了联系变量（LAVs）进行微观模拟模块的影响分析。即应用1-2-3CGE数值模型方程组（表7给出了1-2-3CGE模型的方程规范，表8为模型的变量说明），考察了1987―2006年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运行的影响。

通过1-2-3CGE模型，可以得到工资、利润以及三种商品（国内商品、进口商品、出口商品）价格变动的信息，即LAVs，将这些连接变量与微观数据模块连接起来，就可以得到每个代表性家庭群体平均福利变化的信息。

（四）微观数据模块

微观模块的工作是将1-2-3CGE模型转化为家庭福利。对于宏观经济框架而言，CGE模型计算了各部门相关的收入的变化，以及各种商品价格的变化。家庭模块的计算使用包络方法，其中，间接效用分别是工资率、部门利润和商品价格的函数，而这些都是中观和微观层级之间的连接变量（LAVs）。因此，宏观冲击对家庭层面的福利影响的第一顺序估计等于以下三个组成部分之和：初始劳动收入与工资率的相对变化之积；利润收入的变化；初始消费的商品与商品价格的相对变化之积。

在实证分析时，各群组的收入和消费数据可以从家庭调查数据中获得。共有三种收入来源：工资、国内商品部门的利润以及出口部门的利润。消费支出被分为进口商品和国内商品，家庭之间的异质性反应在收入来源和消费模式的差异上，这有利于我们分析宏观冲击和政策对各类家庭之间的不同影响。但是，目前还很难得到中国居民进口商品消费支出和国内商品消费支出的相关数据，为得到这些必要的信息，即对各组居民消费支出分别各假设了三种消费偏好（偏好假设1中，居民进口商品消费倾向最小；偏好假设3中，居民进口商品消费倾向最大；偏好假设2中，居民进口商品消费倾向居中）下的情况，从而可以得到进口商品消费支出和国内商品消费支出的数据（表7以2006年为例，列示了农村居民收入数据及三种偏好假设下的居民消费进口商品和国内商品的数据）。本文的实证分析是根据2002―2006年偏好假设2的数据进行模拟的，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本文的假设是依据居民的消费偏好拟定的，但不可避免的，基于这一假设的模拟结果与现实的情况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四、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依靠上述模型及微观数据模块，可以对2002―2006选择2002年为实证分析起始年，主要是从分组数据的统计口径一致性加以考虑的。即1998―2001年间分组数据的统计口径与2002―2006年间统计口径的不一致会导致实证结果的不可比，基于2002―2006年间农村5等份的居民分组数据对于我们考虑不同组群居民福利变化更加直观，故本文仅对2002―2006年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年间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做综合分析，分别考察了金融发展、通货膨胀、汇率、对外贸易和公共支出等政策出现偏离时，对于当年经济增长和各组群家庭福利的影响。

1.金融深化对PPG的影响

将代表金融深化的指标M2/GDP在2002―2006年每年都提高5个百分点，即2002年由159%提高到164%，2003年由168%提高到173%，2004年由164%提高到169%，2005年由168%提高到173%，2006年由169%提高到174%，模拟结果如表8所示。

从模拟结果来看，货币流速的变化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表现出基本一致的波动趋势，说明包括储蓄存款在内的货币存量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此外，从实证结果比较看，三个年度中M2/GDP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逐年减小，说明近年来GDP增长稳定性增强，货币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下降。从金融深度对居民福利的影响来看，其对收入较低群体的贡献比对收入较高群体的贡献更大。可见，金融发展有利于益贫式增长，但其对益贫式增长的贡献呈现逐年减小的趋势。

2.通货膨胀对PPG的影响

通货膨胀是衡量宏观经济稳定性的重要指标，通货膨胀的大起大落往往会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造成很大影响。我们将2002―2006年各年通货膨胀水平（平减后）在原有基础上调低50%。即从2002年的0.58%调整到0.29%，2003年的2.61%调整到1.31%，2004年的6.91%调整到3.46%，2005年的4.17%调整到2.09%，2006年的3.28%调整到1.64%，分析结果如表9所示。

通过以上对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及各群体福利变化的实证分析，可以知道：由于近年来我国通货膨胀水平处于低位健康区间，因而继续降低通胀率并未对经济增长和各组群居民的福利水平造成明显影响。从通胀水平对各组群居民福利水平变动的影响看，当通胀水平处于较高水平时，其变化对各组群居民福利水平变动的影响较大；当通胀水平较低时，其变化对各组群居民福利水平变动的影响较小；且低收入群体的福利水平对通胀水平的变化最为敏感。因此，保持稳定且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可以促进有效的益贫式增长。

3.汇率政策对PPG的影响

将2002―2006年汇率水平每年调高5%，即7.8633、7.8632、7.8627、7.6721和7.4326，分析结果如表10所示。

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升值，不仅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巨大负面冲击，而且对世界经济特别是与中国有密切贸易往来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同样是不利的。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如果人民币按照5%的速度升值，将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有负向的影响，因此，人民币的升值并不是益贫式增长理想的政策选择。当然，实证结果也表明，人民币升值虽然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影响为负，但影响程度均不大。因此，鉴于保持汇率稳定特别是有效汇率稳定，对维护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至关重要，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应继续保持相对稳定；如果升值在经济运行中是非常必要的选择，则宜采取渐进式的小幅升值方式，升值的幅度不宜过大，否则将对经济产生较大震荡，亦会对居民福利造成很大冲击。

4.对外贸易对PPG的影响

将2002―2006年进出口贸易/GDP的比例均调高10%，即2002年由48%提高到52.8%，2003年由57%提高到62.7%，2004年由65%提高到71.5%，2005年由69%提高到75.9%，2006年由72%提高到79.2%。考察其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的影响，结果如表11所示。

从模拟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存在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对于低收入群体福利改善也有重要影响。但需要指出的是，2006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总额已经达到72.03%，继续提高的空间不会太大；此外，过高的贸易依存度也使得经济运行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一旦外部经济环境恶化，一方面将使经济增长遭受重创，另一方面也会令居民福利，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福利遭受巨大损失。

5.政府支出对PPG的影响

近年来政府把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作为收入分配政策的重要措施，实行了减免农业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失业救济金、提高最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费等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低收入阶层经济适用房等政策，努力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广泛的惠及全体人民。由此，政府支出大幅增加。本文模拟了政府支出逐年增加5%的情形，分析结果如表12所示。

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如果政府支出增加5%，经济增长率和居民福利水平都将有所提高。但是，也应该注意到，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提高的幅度比政府支出的比例低很多，如果政府支出可以不受约束、无限增加，则最终我们将实现益贫式增长；然而这种假设几乎是不可能的，考虑到财政可持续性问题，政府支出的规模是有限的，因而，进一步提高政府支出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政府支出结构的合理调整。

（二）政策含义

本文通过构建中国益贫式增长政策分析模型，考察了金融发展、通货膨胀、汇率、对外贸易、公共支出等政策出现调整时，对于当年经济增长和各组群家庭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2002―2006年间，金融发展对益贫式增长并没有直接的贡献，高速的金融发展政策并非是很好的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福利改善的政策选择；稳定且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对经济增长和低收入群体福利改善有益，从而可以有效地促进益贫式增长；人民币升值政策对于益贫式增长显示为不利影响，即使升值是必要的政策选择，升值的幅度也不宜过大，否则将对经济产生较大震荡，亦会对居民福利造成很大冲击；贸易条件恶化会对益贫式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对低收入群体福利的损害要大于高收入人口的损害；增加政府支出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但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提高的幅度比政府支出的比例低很多，在政府支出不能无约束无限增长的情况下，调整政府支出结构使之更加适应益贫式增长的发展目标是未来一项值得重点关注的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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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sian Development Bank.Fighting Pover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The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R］.Asian Development Bank,Manila，Philippines,1999.

第9篇：宏观的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宏观政策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作用分析

无论从经济增长速度角度看，还是从预期调控指标角度看，国家宏观调控均必须体现出不同地区发展阶段性特征。同时，国家必须结合不同地区经济增长周期性特点对宏观经济政策作出相应调整。基于不同地区在经济周期、约束条件、发展重点等多方面存在着差异性，以至于统一的宏观政策（政策目标统一、调控周期统一、实施方式统一）难以满足各个地区宏观调控的需求。

一、当前宏观政策对我国经济结构影响现状

1.我国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综合判断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既有助于稳增长，又尽可能避免刺激经济的最好政策，就是实施结构性减税。

结构性减税一方面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又能通过民间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推进结构调整，对扩大内需也将有很好作用。”高培勇表示，明年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不管出于宏观调控的目的，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考虑，都必须瞄准“内需”这个新的经济发展引擎。

2.中国经济发展要有新的突破，立足内需

在当前，这也是一个能够达成共识的政策操作。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定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把钱用在刀刃上。围绕结构性减税，目前中国已经推出了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从目前试点经验看，“营改增”已经具备继续推而广之的基础，相信这一试点在明年还会在区域和行业间扩大。从这一角度，中国已经踏上了大规模推行结构性减税的道路。

3.从财政政策看，我国正处在结构调整时期

我国正在严格控制赤字规模和债务余额规模，特别要加强对地方债务的监管，反对铺张浪费，避免出现年终突击花钱的现象。同时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更多发挥财政政策在改善民生、调整经济结构中的积极作用。要加快结构性减税的步伐，减轻企业的负担；加大出台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财税政策。

二、当前宏观政策变动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作用的内驱性

1.实现宏观调控机制

实现宏观调控机制民主化、法制化及程序化是地方宏观调控的基本要求，以此有助于保障地方的持续稳定发展。国家宏观调控过程中，极有可能出现调控目标和政策重点的选择与地方政府利益和发展要求不相符，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并且不同地区对宏观调控目标及其政策的要求也存在着较显著的差异性。

2.为了推进我国平稳发展

政府部门相继提出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如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等。同时，为确保这些区域发展战略更好的落实到位，政府部门将区域性增长点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充分展现出区域发展极的战略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区域发展极布局只有建立在区域核心竞争优势之上才能够实现宏观调控的高效性。受经济差异性的影响，使得大国经济呈现梯度效应，这种梯度效应促进欠发达地区率先形成带动经济增长发展极，推进欠发达地区快速稳定发展，不断赶超发达国家经济水平。

3.为保证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统一性

各地区必须落实到宏观调控工作。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持续下行，再加上通货膨胀日益显著，以至于我国宏观经济失衡趋势较严重。此背景下，若我国政府一味强调需求管理，忽视了供给管理，将导致宏观调控的有效性难以充分发挥，并且也不利于对宏观经济政策作出科学合理的选择，久而久之，造成宏观经济目标在保增长和反通胀之间难以实现均衡。为规避这一现状，需要政府部门在做好需求调整工作的同时，进一步加大供给管理力度。北大经院院长刘伟提出，运用多种政策手段，调整区域经济结构，转变宏观调控方式，推进我国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在整个过程中必须重视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供给效应，如信贷政策、汇率政策及利率政策对企业成本和效率的供给效应产生重要影响；财政支出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企业和劳动者的供给效应产生重要影响。

三、当前宏观政策变动对我国经济结构作用的结果

1.从供给管理来看

供给管理是通过对总供给的调节来达到宏观经济目标。其中供给管理政策包括人力资本政策、区域政策、产业结构政策、收入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企业激励和劳动者薪酬政策及经济增长政策等。基于供给管理直接关系着生产者和劳动者的效率，而政府部门直接面向生产者和劳动者，因此政府部门在调控供给管理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需求管理方面，地方政府部门难以发挥作用，其原因在于，受某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导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投资需求方面处于对立状态，当区域经济处于繁荣期时，地方政府不断扩大投资规模，为了协调各区域经济保证投资平衡，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投资扩张；当区域经济处于萧条期时，地方政策不断缩小投资规模，甚至不作出任何投资行为，为了协调各区域经济保证投资平衡，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刺激地方政府投资。

2.从投资需求体制角度看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隶属于行政上下级关系。在这层关系的基础之上，中央政府可采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强制性要求地方政府扩大投资规模或控制地方政府投资扩张。当前，我国地方政府与经济投资商存在市场性联系，并且地方政府在选择投资项目时通常不考虑自身所拥有的财力，其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可采用“招商引资”的手段吸取更多的资金，以保证投资项目资金的正常流动性，给予投资项目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同时，中央政府可运用行政手段强制性要求地方政府扩大投资规模，而地方政府却不能够运用行政手段强制性要求投资者进行投资，仅能够采取市场谈判的形式说服投资者进行投资。当陷入投资热潮时，中央政府为保证各区域投资增长平衡，可采用行政手段强制性要求地方政府控制投资扩张，而地方政府不能够运用行政手段强制性要求投资者退出，否则地方政府将承担高昂的投资费用。由此可见，在投资需求调节上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呈现周期和反周期差异，以此造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立矛盾日益显著。

3.从消费者需求调节上看

内部需求包括市场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所以为弥补地方政府内部需求不足需着眼于上述两大方面，当前我国多个地方政府调节内部需求时偏向于刺激市场需求，不注重消费需求，究其原因在于通过刺激消费者需求虽能够弥补地方政府内部需求不足的缺陷，但会造成市场需求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扩大消费者需求关键在于增加消费者收入，当消费者收入增加时，消费者不一定在当地消费，即使在当地消费也不一定购买内地企业产品，以此不仅不能够实现弥补内部需求不足的预期目标，而且还会造成大量的资金流失。实现宏观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统一性，有助于保证保增长与反通胀的均衡。

四、结论

对于供给管理来说，其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质量为基本目标，地方政府通过落实供给管理能够刺激经济发展，降低企业成本通货膨胀，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遏制需求过快扩张，从而促使企业核心竞争力持续稳定提升。另外，地方政府在调节投资需求的同时，必须重视起调整投资结构，提升投资效率和质量问题，保证供给管理能够在宏观管理目标实现过程中发挥积极效应；地方政府在调节消费需求的同事，必须重视起保障消费安全，维护消费秩序，规避当地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推进地方经济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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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茂兴，李军军.技术选择、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9（07）

[3]车春鹂，高汝熹，李铁霖.低消费率对中国经济危害的实证分析及对策[J].宏观经济研究.2008（11）

[4]黄志钢.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J].经济界.2008（06）

宏观的经济政策精选(九篇)

第1篇：宏观的经济政策范文

第2篇：宏观的经济政策范文

第3篇：宏观的经济政策范文

第4篇：宏观的经济政策范文

第5篇：宏观的经济政策范文

第6篇：宏观的经济政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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