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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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

国内外机构调低我国经济预期增长幅度

各机构在20__年第四季度调低我国经济预期增长幅度。20__年第一季度，仍有许多机构继续调低我国经济的预期增长幅度。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国内外8个权威机构的数据统计，20__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的预期增长幅度从8.2%被调至7.4%，调整幅度为0.8个百分点。

各机构调低我国经济预期增长幅度的原因主要是：第一，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衰退，特别是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国欧美国家经济严重衰退的影响，我国出口持续下降，出口对经济增长呈负贡献率。第二，政府投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经济下行速度，但由于投资和消费信心下降，对私人投资可能产生挤出效应。第三，从国内经济环境来看，居民收入增长仍然缓慢，股市和楼市的动荡影响了国内投资和消费预期，刺激内需政策实施难度较大。

上半年经济增长率可能在7.1%左右

上半年经济运行将呈现以下主要趋势：

经济增长速度提高。国家从20__年10月实施了一揽子刺激经济计划，在经历2个季度之后，效果将开始显现，第二季度经济将进入上升调整期。未来财政和货币政策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是财政投入的持续带动作用，将推动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提高。

消费力量将持续增长。预计20__年第二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在17%左右。国家采取的一系列金融和财税等措施，如家电下乡和汽车下乡等扩大内需项目的实施，都有利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拉动作用。具体表现为基础设施投资增加、新开工项目增加。第一季度全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了87.7%，意味着第二季度和今后再建和续建的项目将增加，经济增长存在后劲。同时，投资在结构方面会有积极变化。预计今年上半年的投资增长速度为30.1%。

进出口形势十分严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预计20__年上半年进口增长率下降15.7%，出口增长率下降13.2%，进口增长率下降幅度超过出口增长率。受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出口将继续低迷。国际金融危机加深了国际经济的调整程度，对我国出口造成重大的不利影响。

综合多种方法的预测结果表明，20__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较低，预计在7.1%左右。从三次产业增长速度来看，预计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长速度分别为4.1%、6.5%和7.6%。从总需求来看，预计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1%，出口增长-13.2%，进口增长-15.7%。消费、投资对经济增长起积极的拉动作用，而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

全年经济增速有望实现8%

考虑到内需将保持稳定增长的势头，去年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gdp基数较低，特别是宏观调控政策效应将进一步发挥，预计全年经济增长速度能实现8％的预期目标。物价涨幅前低后高，预计全年上涨1.5％左右。通过加强税收征管，全国财政收入能够完成预算计划，中央财政会有所短收。

下一步的宏观调控重点将以落实好既有政策为主。据分析，上半年还将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实施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

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保持投资平稳增长

一是密切关注投资增长的变化趋势，把握好政府投资调控的重点、节奏和力度。尽快下拨中央投资，将其重点用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改善民生、生态环境建设以及地震灾后重建等。二是结合推进城镇化，以扩大中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扩充市场容量，带动民间投资。三是推进投资审核制度改革，打破行业垄断，放宽准入限制条件，促进民间投资增长。四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优化信贷投向，加大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支持。五是促进房地产投资稳定增长。处理好保持合理投资规模与消化存量房的关系、住房保障与市场协调的关系以及满足居民多层次住房需求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的关系。

货币政策仍将保持适度宽松并适时微调

在公开市场操作方面，央行可能通过合理安排公开市场工具组合、期限结构和操作力度等方式，继续保持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在利率政策方面，由于经济已经开始显露出触底反弹的迹象，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已经变得不再迫切，央行可能会暂时停止连续降息的政策。在存款准备金政策方面，仍有较大的调整空间。在信贷政策方面，第一季度新增贷款已经接近全年的信贷增长目标，而货币供应量的增速也远远超出了全年计划17%的增速，因此监管层应该会对信贷规模增长过快进行适度调控。

着力扩大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

当前经济回暖主要还是缘于投资拉动，消费需求还需要进一步促进。一是加大财政对居民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加对农民的补贴，提高各种社会保障对象的保障标准，推进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度改革，合理控制企业高管人员过高薪酬，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二是进一步完善家电下乡政策。研究扩大家电下乡的品种和补贴范围。同时，研究开展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三是进一步优化消费环境。加大财政对流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继续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加快完善农产品流通网络和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体系，以及城市社区便民服务设施。四是鼓励培育消费热点，包括扩大汽车消费，支持居民购买自住性、改善性住房，规范发展二手房市场和住房租赁市场；支持发展旅游、网络、动漫等热点消费。五是进一步降低

居民消费成本。取消和降低农产品流通环节税费，继续实行工商用电同价，降低银行卡刷卡手续费，加大对消费信贷的支持，清理公共事业领域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规定和收费。六是健全居民生活必需品储备机制，切实增强市场应急调控能力。

稳定进出口贸易增长

一是密切跟踪分析调整出口退税率政策的实施效果，必要时继续适当提高机电、高新技术产品等的出口退税率，并对其出口适当给予补贴。二是进一步优化外贸出口政策配套环境，清理和取消限制出口的政策措施，加大对外贸易的金融支持力度，继续简化口岸手续，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贸环境等。三是抓住国际市场大宗产品价格下跌的时机，利用相对丰裕的外汇储备，增加对石油、矿产等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等的进口。四是稳定人民币汇率，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弹性，稳定出口企业收汇预期。五是进一步加大对外贸企业的支持力度，增加外贸发展基金规模，重点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和培育出口品牌。

第2篇：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

关键词：货币供给；经济增长；协整检验；ECM；Granger

中图分类号：CF2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6-0020-04

一、引言

200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席卷了全球金融市场。由于金融与经济的密切关系，金融危机必然引发经济危机。2008年各主要发达国家已经陷入经济衰退。在金融和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此次危机不止殃及到发达国家，像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未能幸免。尽管中国的金融市场还未完全开放，但中国的外部需求已经严重萎缩，这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以出口导向型为主，出口即外部需求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国制定了一系列的计划，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上半年，在外需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中国GDP同比增长7.1%。毫无疑问，中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财政政策作用的直接对象就是投资和消费，而投资和消费又直接构成社会总需求，形成经济增长动力。然而，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也同样很大吗？在此，我们不能对其作出肯定判断，因为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方式不同。货币政策首先直接作用于中介指标货币供给量，然后通过货币供给量对价格和利率产生作用，进而通过价格和利率对投资和消费产生作用，最后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由此可以看出，货币政策需要借助中介变量才能促进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作用的间接性和滞后性让我们在判断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时并不是那么肯定。而在这一轮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中，现实结果是，随着经济回升和货币供给的扩张，物价不断攀升。2010年10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4.4%，创2008年10月以来的新高。

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许多学者已经对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这些学者通过建立各种模型对不同地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所使用的最新数据持续到2008年。各学者虽然研究的是同一问题，但他们仍然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刘丽萍（2010）利用1979―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了VAR模型，运用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等计量方法对相应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带动了金融的发展，而金融发展却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郭江山和周海燕（2010）对石家庄1998―2008年间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相关数据进行单位根、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是单线因果关系，即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经济增长不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

相比较而言，多数学者都得出了前一种观点。对于同一种问题出现了两种矛盾的结论，这可能是由于构建的指标体系不同。毕竟金融发展是一个宏观概念，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金融发展可以看作是包含在其中的各具体项目发展的综合，而具体项目的发展也并不是完全同步的，因此，在构建金融发展的指标体系时，难免会因为选取指标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结果。笔者根据研究的目的，选择金融发展的一个具体项目即货币供给这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利用1985―2009年的数据，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ECM）等计量分析方法，对中国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二、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一）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的概念

货币供给指某一国或货币区的银行系统向经济体中投入、创造、扩张（或收缩）货币的金融过程。货币供给量指一个国家在某一特定时点上由家庭、厂商和政府等部门持有的货币存量总和，它由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银行系统来供应。笔者选取广义货币供给量M2作为衡量货币供给的指标。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总产量或人均产量的增加。总产量通常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因此，笔者选取GDP及其函数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

（二）货币供给对经济增长的理论作用

在短期，中央银行增加或减少货币供给量将引起利率的下降或上升，在资本边际效率一定的条件下，利率的下降将引起投资的增加，利率的上升则引起投资的减少。投资的增加或减少，又将通过投资乘数作用引起支出和收入的同方向变动。在长期，货币供给增加时，社会公众发现所持有的货币比所需要的多，于是就会通过支出来减少持有的货币，从而支出增加，商品价格上升，厂商利润增加。当社会还有闲置资源的时候，商品价格上升会使得厂商增加产出，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当社会不存在闲置资源的时候，过剩的流动性只能使得商品价格进一步上升，并不能促进经济增长。

货币供给量的增加通过影响利率和价格来发挥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对于为促进经济增长而制定的货币政策，我们关注的重点是货币供给对经济的短期影响。对于利率高度市场化的国家来说，这种促进作用是很明显的；而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讲，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货币供给量的增长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难免会大打折扣。

三、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取及数据说明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根据中国实际情况，笔者选取1985―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和货币供给的宏观经济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货币供给用广义货币供给量（m2）来衡量；为了消除物价的影响，引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通过公式gdp_p=gdp×100/cpi得m2_p=m2×100/cpi到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_p和实际广义货币供给量m2_p；为了消除量纲的影响，对gdp_p和m2_p取对数。

本研究样本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经笔者整理与计算得出。相关数据如表1所示。

（二）平稳性检验

运用Eviews5.0软件对各变量水平值及其一阶差分值分别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如表2中所示，lngdp_p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原假设，即该序列存在单位根，该序列是非平稳序列。将lngdp_p序列作一阶差分，然后对d（lngdp_p）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接受不存在单位根的结论，即该序列为平稳序列，lngdp_p~I（1）。时间序列lnm2_p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P值为83.99%，远大于1%，接受原假设，即序列lnm2_p存在单位根，该序列为非平稳序列。将lnm2_p序列作一阶差分，然后对d（lnm2_p）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6%的显著性水平下，P值为5.02%，小于6%，拒绝原假设，接受不存在单位根的结论，即d（lnm2_p）序列是平稳序列，lnm2_p是一阶单整序列，即lnm2_p~I（1）。

通过以上对序列的单位根检验，可以看到，序列lngdp_p和lnm2_p都是非平稳序列且都是一阶单整序列，d（lngdp_p）和d（lnm2_p）都是平稳序列。

（三）协整检验

由以上分析可知，序列lnm2_p和lngdp_p都是一阶单整的序列，对lnm2_p和lngdp_p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lnm2_p=c+lngdp_p+ut，t=1，2，…，25

估计后得到：

lnm2_p=-3.0905+1.2915lngdp_p+t

t=（94.6383）

R2=0.9974 D.W.=0.57

对上式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不含常数和时间趋势项，由AIC准则确定滞后阶数，所得ADF统计量的值为-3.530 6（1%的显著性水平），P值为0.001 2。

检验结果显示，t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0.0012

通过协整检验得知，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很遗憾的是，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只能说明两者之间存在某种稳定的比例关系，而不能确定这种关系是不是因果关系。因此，下面将借助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来验证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为了使检验结果更准确，对序列lnm2_p和lngdp_p取差分得到各自的差分序列d（lnm2_p）和d（lngdp_p），这两个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经济时间序列。由计量经济学知识可知，对某一经济时间序列取对数后再差分得到的序列为该变量的增长率，所以，d（lnm2_p）和d（lngdp_p）分别表示实际货币供给的增长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对d（lnm2_p）和d（lngdp_p）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由于关注的重点是货币供给对经济的短期影响，所以选取的滞后阶数为1，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d（lnm2_p）不是d（lngdp_p）的格兰杰原因，d（lngdp_p）是d（lnm2_p）的格兰杰原因。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可以看到，d（lnm2_p）是由d（lngdp_p）格兰杰引起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率是货币供给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

（五）误差修正模型（ECM）的建立

误差修正模型基本形式是1978年由Davidson、Hendry、Srba和Yeo提出的，因此又称为DHSY模型。传统的经济模型通常表述的是变量之间的一种长期均衡关系，而实际经济数据却是由非均衡过程生成的。因此，建模时需要用数据的动态非均衡过程来逼近经济理论的长期均衡过程。误差修正模型的表达式为：

yt=（yt-1-k0-k1xt-1）+2xt+ut［ut~i.i.d.（0，2）］

通过协整检验得知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为了考察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现通过ECM模型进行分析。

首先，建立1985―2009年经济时间序列lnm2_p和lngdp_p的长期均衡方程：

lnm2_p=k0+k1lngdp_p+ut，t=1，2，…，25

估计结果为：

lnm2_p=-3.0905+1.2915lngdp_p+t（1）

t=（94.6383）

R2=0.9974 D.W.=0.57

其次，令ecmt=t，即将上式的残差序列t作为误差修正项，建立下面的误差修正模型：

d（lnm2_p）=0+ecmt-1+1d（lngdp_p）+t

估计得到：

d（lnm2_p）=0.065-0.34ecmt-1+0.89d（lngdp_p）（2）

在式（1）表示的长期均衡方程中，实际经济增长的系数是1.291 5，大于1，表明实际经济增长率小于实际货币供给增长率。在式（2）表示的误差修正模型中，差分项反映了短期波动的影响。实际货币供给的短期波动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短期实际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一部分是实际货币供给偏离长期均衡的影响。误差修正项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从系数估计值-0.38来看，当短期实际货币供给大于均衡时实际货币供给时，将以0.34的调整力度向下回到均衡；反之，则以0.34的调整力度向上回到均衡。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笔者利用1985―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ECM），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得到以下结论：

1. 整体上来看，中国实际货币供给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实际货币供给的变动与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的变动存在稳定的比例关系。

2. 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率是中国实际货币供给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但中国实际货币增长率却不是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这与一般的货币供给对经济增长的理论作用相违背，但是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时期相适应。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在改革的初期，中国经济获得较快发展，但是金融体制的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尤其是中国利率仍未市场化，中国仍然处在金融抑制阶段，这使得货币供给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不畅通，从而导致中国实际货币供给增长率不是实际经济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此外，由货币供求与社会总供求关系的理论知识可知，社会商品总供给决定一定时期的货币需求，货币需求决定了货币供给；而GDP指一国或地区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经济增长意味着社会提供的产品和劳务增加，进而货币需求增加，结果导致货币供给增加。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率是实际货币供给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

3. 短期来看，实际货币供给增长率并不与实际经济增长率所决定的均衡实际货币供给增长率相同，而是有一定的偏离，经过动态调整过程，最终回到长期均衡状态。

（二）建议

1.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尤其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强金融深化，使中国货币供给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畅通，从而有利于中国通过货币政策有效地调控和管理宏观经济。

2. 通过协整检验可知，中国实际货币供给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因此，为了保持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均衡关系，中国货币供给必须与经济增长的速度相适应，才能保证经济平稳发展。

3. 鉴于中国金融体制尚未完善，货币供给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还不畅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远不如消费和投资等。因此，在金融危机下，笔者建议在刺激经济的政策选择上，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即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此外，当前通胀的问题日益严重，这反映了中国目前的情况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出现了流动性过剩，而且基于货币供给并不能引起实际经济增长这个事实，偏紧的货币政策不但不会抑制经济增长，反而对收回过剩的流动性和治理通货膨胀有很明显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刘丽萍.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0，（8）：141-142.

［2］何江，李金昊.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88-90.

［3］郭江山，周海燕.石家庄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J］.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1）：79-83.

［4］林勇，禄兴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来自中国的时间序列经验证据［J］.华北金融，2010，（2）：13-17.

［5］孙浦阳.发展中大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104-111.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Currency Supply and Economic Growth

Zhang Lili, Peng Guofu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Institute,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order to maintain steady and high speed economic growth, China has formulated a package of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By empirical research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mediate indicator money supply of monetary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long-term stable equilibrium relation between China's real monetary supply and actual economic growth; China's actual economic growth rate is actually the granger reason of money supply growth, but the actual money growth is not the granger reason of actual economic growth rate.

第3篇：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

关键词均衡经济增长 科学发展观 要素禀赋

中图分类号：F83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6-1770(2005)11-0039-04

三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我国政府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一直顶住国际上的巨大压力，坚持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今年7月下旬，人民币汇率从原来的1美元兑8.27人民币升值为1美元兑8.11人民币，同时人民币不再单纯钉住美元，而是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并且可以在上下1.5%的范围内围绕1：8.11进行浮动。

然而，人民币小幅升值尽管在短期内缓解了升值的压力，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它在不远的将来仍然会浮现出来，这是由经济增长差异的内在规律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也就意味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民币汇率会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那么人民币汇率调整是否是必要的，它与科学发展观是否有内在的联系？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理解汇率调整的影响，后者与政策调控的目标息息相关。

一、我国政策调控的目标

我国是个大国，人民币升值与否应该以是否有利于我国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实现科学发展观、是否有利于实现工业化、是否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为指针，既不能因国际压力而使人民币升值，也不应因国际上的政治压力和金融投机压力而维持现状。汇率制度改革和汇率水平调整会导致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后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它们是由我国经济的基本因素决定的，因此汇率改革和调整的进程必须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相适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一再强调，汇率调整“要按照内部改革的逻辑和内部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压力，来设计我们所要进行的改革，不管是税收、利率还是汇率”，正是这个意思。

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政策调控的四大目标。由于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它们不可能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的阶段不同、国情不同、形式不同都会影响政府对这些目标的偏好。当价格稳定更重要，当局就会偏好能够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工具，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英美政府；当充分就业更重要，当局就会偏好能够促进就业的政策工具，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当外部均衡相对于内部均衡更重要，这大体上只存在于那些规模比较小的经济体中，此时外部均衡实现与否是内部均衡实现与否的先决条件，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会更偏好那些有利于外部均衡的政策工具；如果经济增长的要求压倒其他目标，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工具和选择就成为政府的首选，如二战后日本和韩国成功实施的产业政策。

由于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需要根据具体国情和经济增长的具体阶段对政策目标的选择进行具体分析。那么，我国的政策目标是什么呢？

我国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经济的现代化，而现代化某种意义上就是工业化，实际上如果没有工业化，那么经济增长就缺乏坚实的基础。首先，工业化具有规模效应，而只有当经济增长具备相当规模的时候，占人口绝大部分的人群才会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其次，工业化是其它产业产生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尽管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第二产业也即工业和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但它们无一例外是以发达的工业为基础的。没有发达的工业，人们的收入水平就会偏低，自然不会出现对服务业的需求；第三，工业化对其它产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工业会为其它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先进的设备，也会解放更多的工业人口和农业人口，他们会投身于第三产业，也会形成新的产业，这些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经济增长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受限制的。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限制条件是通货膨胀，如果经济增长的速度过快，它必然会催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会破坏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这种关系在我国也是存在的，超过资源承受能力的经济增长往往引起通货膨胀，而要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部分地牺牲经济增长的速度，1988年和1992年的通货膨胀都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经济动荡，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制止通胀的恶化以维护经济在合理水平上的增长。因此，经济增长的上限就是不催生通货膨胀的增长。

经济增长的第二个限制条件是就业率。尽管各国政府都追求充分就业，但充分就业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定义和比率，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要求。我国劳动力规模庞大，如何使更多的公民尽可能地享有工作的权利是政府不得不时时刻刻挂在心上的事情。显然，没有经济增长，也就没有就业。为了使就业率维持在某个水平上，就需要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的水平。这也就同时决定了经济增长的下限，即使就业维持在某个水平之上的增长。

通货膨胀和就业是政策必须兼顾的两个目标，尽管有时候政策会偏向于其中的一个，但同时却不能不同时考虑另外一个，即如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造成的失业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引发社会问题；反之亦然，即如果为了促进就业而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就会形成不稳定的预期，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

由通货膨胀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上限和由失业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下限会构成一个闭区间，可以将处于这个区间内的经济增长定义为均衡经济增长。当经济处于均衡增长状态，既不会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经济衰退和大规模失业，这就是均衡的含义所在，它是平稳的经济增长，是在比较长的时期内能够持续的经济增长。均衡经济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模式与要素禀赋是一致的，因为只有与要素禀赋相一致，经济增长才会是最集约、付出成本最小的。经济增长也才既不会催生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高失业率，它既能保证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能保证经济增长的质量，从而是可持续的。从这个角度讲，均衡经济增长就是与科学发展观相一致的经济增长。

当然，经济增长会改变要素禀赋，经济增长的方式应该随着要素禀赋的变迁而改变。均衡经济增长不但是与要素禀赋相适应的经济增长，而且应该是随着要素禀赋变迁而变化的经济增长，这也就是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增长。

将经济增长与价格以及就业联系起来并非是我们的首创，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弗里德曼（1968）和费尔普斯（1967）就分别独立地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这实际上是限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后来，莫迪利亚尼（1975）又提出了“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IRU）的概念，它是指不催生通货膨胀或者不使通货膨胀趋于恶化的失业率，它同样是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我们提出的均衡经济增长与自然失业率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区别。相同之处在于都结合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来规定经济增长，即经济增长都是有条件的受到限制的经济增长。区别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不但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还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下限，这是根据我国国情对经典的自然失业率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理论的发展；二是价格和就业不再完全是一体的，而是分别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和下限，这样就避免了菲利普斯曲线斜率变化的影响，可以使政策工具的选择更灵活。

二、汇率调整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实现

在开放经济下，要素的供需不仅仅由国内要素的价格所决定，还会受到汇率的影响。汇率是决定国内外要素相对价格的最重要因素，不同汇率水平下，国内外要素的相对价格是大不一样的。由于均衡经济增长是一个区间，与经济基本面（我们称它为要素禀赋）相对应的最合适的汇率水平必定也是一个区间，并且是有限的区间，这个区间对应的汇率可以定义为均衡汇率。如果现实世界中的汇率处于区间内，那它就是与经济基本面相一致的，是不偏离的；如果它处于区间之外，那么汇率就与经济基本面不相一致，是偏离的；距离区间越远，偏离程度越大，国内外要素价格的差异也就越大。国内外要素价格的偏离，就会出现对要素进行套汇的空间，对国内外要素的需求就会出现差异。

要素禀赋是不断变化的，象我国这种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要素禀赋变化得尤其剧烈而快速。

经济增长初期，由于资本等要素相对稀缺，劳动力和资源是相对丰裕的，为吸引资本、技术、知识等经济增长必需的要素的一个可行的选择是低估本币，以外币计价的本国劳动和资源的价格相对便宜，这就会吸引其它要素进入本国，也会促进本国资源的利用，这种经济增长是由最初的要素禀赋决定的。

经济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改变要素禀赋的过程。经济增长会降低资本、技术和组织管理等要素的稀缺性，同时提高资源的稀缺性。这种相对变化必然会改变不同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科学技术和资源等的相对比价，也只有要素的相对比价随着要素禀赋的变迁而变化，它才能使资源实现最优配置。

然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是相对稳定的，其调整必然会滞后于要素禀赋的变迁，这就会使国内外要素的价格出现偏离，这种偏离就产生了对要素套汇的空间。当本国要素价格偏低，本国资源是套汇的对象，会导致对本国资源的过度利用，并导致经济的过热；当本国要素价格偏高，外国资源是套汇的对象，本国经济又会陷入萧条。这就意味着，汇率的不适当定值是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自2002年以来的经济过热是国内要素价格偏低的结果，其传导机制有两种：（1）将低估资源用于出口的机制。当资源价格低估，将资源用于生产贸易品出口到国际市场上就会因要素价格的低估而享有价格优势，这必然会促进贸易品部门的发展，也会促进出口的增加，结果会出现持续的贸易顺差。（2）FDI对资源进行套汇的机制。由于资源价格是低估的，FDI就会积极流入本国以对资源进行套汇，尤其会大量进入贸易品部门，因为这可以对资源价格低估进行双重的套汇。这两种机制的共同结果是对国内资源的过度使用，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从而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背道而驰。

汇率调整可以矫正要素价格和要素禀赋之间的关系，使要素价格能够反映要素禀赋的现状，使要素禀赋能够得到最有效最集约地利用。具体说来，如果汇率不根据要素禀赋的变迁而调整，那么以前不怎么稀缺现在却很稀缺的资源如原材料，由于其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的差异，就会受到过度使用，未来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进口目前正在过度使用的资源，这必然会危及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相反，以前由于资本相对缺乏而不能满足的需求，如专利和科学技术在汇率不进行调整的情况下，它们的人民币价格必然会较高，这就需要花费较多的资源才能换得回来，这对于科学技术的利用从而经济结构升级是不利的。显然，汇率调整是使要素价格与要素禀赋相适应从而使各种要素都能得到有效利用的重要条件，从而也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或许有人认为，汇率低估会使我国的贸易顺差增大，这就相当于持有更多的对国外资源的要求权，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原材料，以此保证我国经济增长所需资源的供给。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市场经济体系下，经济主体必然是以利润为导向的，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必然结果是我国资源的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上同类资源的价格，这就会产生套汇的空间，是不同于对货币性资产套汇的对实物性资产的套汇，这种套汇方式更多地集中于贸易品部门，因为成本是用人民币计价，而销售价格却可以用外币如美元计价，这里面除了由市场决定的平均利润外，还有不同货币计价产生的套汇利润，这必然会导致对本国资源的滥用，而不可能依靠利用国际市场上的资源维持经济增长。

由此可以推论，并不是任何类型的贸易顺差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有利于提高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科学发展观实现的贸易顺差才是有利的；并非任何类型的汇率低估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能够提高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科学发展观实现的汇率低估才是有利的；在汇率低估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时，就要选择汇率升值，通过汇率调整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现。

三、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与政策建议

我国的贸易依存度一直是比较高的，一直稳定在40%左右，这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升值主要通过对进出口部门的冲击影响我国经济，而这种冲击又主要集中在出口部门。因为我国对进口品的需求弹性比较小，而外国对我国出口品的需求弹性却比较大，汇率小幅度升值对进口的影响要小于对出口的影响。

笔者事前曾经就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出口部门尤其是出口部门的冲击作了小范围调研。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人民币升值尽管会加大出口成本，但幅度在10%以内不会造成根本性影响。由此可见，尽管汇率升值对出口的影响要大于对进口的影响，但2%的升值是我国出口部门能够承受的。然而，他们又都表示，尽管小幅升值不可怕，但汇率浮动却是他们难以承受的，因为我国缺少成熟的外汇市场，也缺少相应的避险工具，汇率波动让他们很难锁定成本，而如果不能锁定成本，收益就是很不确定的。

显然，汇率制度由原先钉住美元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并允许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浮动对出口商的影响要远大于2%升值的影响。以前，中央银行承担了全部的汇率风险，企业可以集中精力做好产品和市场开发。现在，中央银行将一部分汇率风险分散给了企业，这尽管对于长远的人民币外汇市场的建立有积极意义，但企业在目前的情况下却很难通过远期交易锁定生产成本，因此会时刻面临着汇率变动的冲击。这种冲击并不会因为汇率波动幅度较小而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企业经营的绩效是按照“年”这个单位来计算的，但汇率波动却时刻都在发生

着，企业经营的绩效是按“年”这个单位来计算的，但汇率波动却时刻都在发生着，企业经营的成本也就时刻在变，如果企业总是在高点买入而在低卖出，那累积起来的损失也是非常可观的。因此，企业就不可能完全不顾汇率波动而只关心经营、开发和销售这些实际事务，还要关心货币事务。

我国现代化的关键是生产能力的形成，这又必须依靠企业的壮大。汇率升值尽管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但汇率波动显然不利于企业经营。由于未来20年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如何采取有力措施冲销汇率波动的影响，从而为企业成长创造一个平稳的货币环境，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是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首先，为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更集约的经济增长，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现，要灵活利用汇率工具。具体而言，就是在时机成熟时主动小幅升值，同时辅之以利率小幅调整的货币政策，使人民币汇率在经济的稳定增长过程中稳定地升值。汇率升值不是坏事，它是对有效率经济增长的褒奖，汇率贬值才是对低效增长和不增长的惩罚。

其次，要致力于建设一个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外汇市场。所谓深度，就是市场规模应该足够大，不是一般规模的资金就能控制、操纵得了的，这样才有利于汇率稳定；所谓广度，就是市场覆盖面要足够广，交易主体是多元化的，只有这样，预期才不至于是同一方向的，只有当预期是多元的且能在某种程度上互相抵消时，预期才可能是稳定的，它对经济的冲击也才会最小（李天栋等，2004，2005）。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外汇市场是企业能够避险的必要条件。

再次，要致力于金融工具的建设，只有当金融工具是多样化的，既能覆盖即期交易，也能覆盖远期交易时，企业才能通过外汇市场进行避险（李天栋等，2004）。其中，远期金融工具尤其重要，因为它是锁定成本、规避汇率风险的主要工具。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其它股份制银行如招商银行都可以进行远期交易，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品种单一、市场规模小，当然，企业缺乏相关意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尽管汇率制度改革对企业有许多负面影响，但却能够促使企业更多地关注汇率风险，也有利于外汇市场、交易主体和金融工具的培育。当然，企业也会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政府一方面要实行积极而稳定的汇率政策，避免汇率剧烈波动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要着力创造能够平滑汇率波动的外汇市场和金融工具。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够适应汇率升值和波动的影响，也才能保障现代化的实现。

四、结论

本文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政策目标是实现均衡经济增长的观点，它是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经济增长。然后，本文分析了汇率调整与均衡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是汇率升值能够促进均衡经济增长，从而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实现。最后，本文分析了汇率及其制度调整的影响，并在政策搭配和制度建设方面提出了应对的建议。

参考文献：

1.Friedman, M. (1968),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ch.

2.Modigliani, F. and L. D. Papademos(1975), “Targets for monetary policy in the coming year”,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3.Phelps, E. S. (1967), “Phillips curves, Expectations of Inflation and Optimal Unemployment over Time”, Economica, August.

4.Phelps, E. S. (1968), “Monetary Wage Dynamics and Labor Market Equilibriu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ugust.

5.李天栋、柯梅：《FDI、预期与汇率稳定》，《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年第8期。

6.李天栋、薛斐：《制度安排、预期形成与固定汇率制度选择》，《世界经济》2004年第9期。

第4篇：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

摘要：对于贸易或称之为开放度和经济增长间关系之研究历来有之，虽然所付出努力不断，但都未能够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早期的研究虽然证实了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积极关系，但由于方法上的缺陷，结果不能令人信服。当前的研究方法克服了早期的方法缺陷，但却无法找到二者间的联系。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现有研究文献中存在的缺陷，从而为以后的研究指出一个更为明确、更为合理的方向：即使用微观经济论据而非宏观论据，对贸易或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而不仅仅是宏观考察二者间的结果。惟有如此，才更有助于我们找出更为充分的证据来说明贸易或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

关键词：贸易；政策；经济增长

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是否能促进一国经济更快增长？更多的贸易是否就意味着更多的经济增长？对于诸如这类问题的探讨，很多经济学家都做出了努力并且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对外贸易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更为开放的外贸政策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罗伯特逊（D.H.Robertso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甚至得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学说。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受到经济学家们的关心，最主要的原因恐怕不外乎是为一国对外贸易政策制定服务，即找出二者之间的关系及规律，从而政府能够根据需要调整对外贸易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但一国改变其对外贸易政策就一定能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吗？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恐怕需要更多的实证材料。经济理论固然有用，但很多基于经济理论文献所做出的预测与现实结果并不一致。提倡更为自由、开放的贸易理论有其合理成分，但倡导对国内某些产业进行保护使其免受国际竞争的理论也不无道理。本文通过介绍一些研究者对贸易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目的不在于说明其特定的研究结果如何，而是试图找出其研究方法上所忽略的不该忽略的问题，基于此，为提出一套更为有效的研究方法献计献策以供大方之家商榷。

一、已有的实证研究概况

已有的关于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之讨论主要还是建立在其有力的实证研究结果之上的，尽管众多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进而所建议的对外贸易政策也不尽相同，但所用的研究方法却极其相似。都是通过考察不同国家宏观经济水平，利用标准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把各国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和经济运行情况作为变量，从而试图用实证的方法找出二者之间的关系。尽管在研究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所采用的变量和计量经济学方法都在不断地改变、有所发展，但总的来看，这些文献的研究结果并不能为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积极的有说服力的建议。因而我们可以看出，其实那些方法没有一个能够真正解决对贸易政策的制定问题。当我们问及其研究结果是否对贸易政策制定有实践作用时，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的研究应该更注重于外贸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式，即通过研究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传递机制而非停留在对其结果之间的关系上研究，会更有利于我们找出贸易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一)早期的实证研究

对贸易政策和经济运行关系之研究，一种自然而然的方法似乎就是利用统计数据来考察贸易的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如果开放的贸易能够促进经济增长，那么自然可以得出结论：采取更为开放的贸易政策的国家比那些设置更多国际贸易壁垒的国家经济增长要快，就能实现更高的国民收入水平。进行方面研究的早期代表人物有：Dollar（1992），Sachs和Warner（1995），Harrison（1996），Edwards（1998）。在研究过程中，考察贸易开放程度所采用的变量主要包括：关税保护水平、非关税壁垒的范围、外汇市场扭曲程度以及国家是否垄断对某些商品的出口；考察经济运行状况主要看GDP增长率。这些研究表明，在二战后的期间，采取更为开放的贸易政策的国家经济增长也相应地比较快。

开放的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的和间接的影响，它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是因为它能够导致一国更高的贸易依存度（或叫贸易密集度）。然而，一国的贸易密集度除了受贸易政策所设置的贸易壁垒影响外，地理因素也是影响一国贸易密集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计算一国经济增长时把贸易（注意：不是贸易政策）作为主要因素考虑时，仅仅考察一国政府对贸易的干预程度将不是衡量贸易密集度的最好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后者（地理因素变量）也是应该在考虑范围之内的。在早期的研究中（包括Dollar（1992），Sachs和Warner（1995），Harrison（1996），Edwards（1998）的研究），都是采用的贸易密集度作为变量而非贸易政策作为变量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自然就包含了非政策性的贸易壁垒。而基于自己的研究结果他们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采取更为开放的贸易政策的国家会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和更高的收入水平。

结果确实表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积极的关系，然而在运用这些研究结果来衡量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因忽略了开放度到底是受政策影响还是地理因素影响这一问题，我们不免对其结论持怀疑态度。研究过程使用的是贸易密集度，而结论使用的却是贸易政策开放度，其实混淆二者间关系而简单地将其划了等号。我们知道，实证研究方法受到两个关键因素的制约：内生性偏差和变量遗漏偏差。内生性偏差产生的原因是由于贸易政策与经济运行有内在关联。早期研究的一般结论都是越开放就越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因果律可能会导致相反的结果：经济疲软的国家很可能更有设置贸易障碍的倾向，比如说提高关税以弥补国内税收不足。如果回归分析中所遗漏的变量恰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那么此时变量遗漏偏差就会发生。比如说一个拥有良好的经济组织机构和制度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良好的经济组织机构和制度和贸易政策恰巧有关，但真正促进经济增长的是经济组织机构的质量本身。那么此时所观测到的贸易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就会被误认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早期研究贸易和经济增长中所采用的标准最小平方回归分析法，由于存在着内生性和变量遗漏问题，那么所得到的关于开放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结果也就存在着偏差估计。以上的例子及其它读者可能想到的例子都充分说明了内生性和变量遗漏不是小小的技术谬误，而是改变研究结果的因素。在意识到这些不足之处后，文献研究又进一步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引入变量估计来纠正内生性偏差，二是使用相关可控变量来解决变量遗漏偏差。随着方法的改进，后来的研究结果证实了早期研究结果确实受到这些偏差影响，而纠正这些偏差的同时却发现开放度和经济增长间的积极关系也就不复存在了。

（二）当前的实证研究

一国的贸易密集度既取决于贸易政策所导致的贸易壁垒，也取决于地理因素所导致的贸易壁垒。如上所述，政策所导致的贸易壁垒既可能是受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内生性）影响，也可能是受其他因素（变量遗漏）影响。地理因素所导致的贸易壁垒，比如国与国之间的距离、与海洋的接近程度、人口状况等，似乎既不受经济运行状况影响，也不受其他因素影响。FrankelandRomer(1999)将外生性特征——地理因素所导致的贸易壁垒作为变量纳入回归分析之中，研究贸易密集度。这种方法本质上是利用地理因素所导致的贸易壁垒及贸易和经济运行情况间关系来推断政策性贸易壁垒的影响。FrankelandRomer发现，贸易中的地理因素确实会影响一国经济运行：贸易增长10%通常会带来收入增长约10%-20%。这种研究的结果与早期研究的结果具有一致性，同时说明利用地理因素做变量分析贸易密集度是正确的。这充分说明了贸易密集度除受政策影响外，还受其他因素影响。FrankelandRomer还声称：不同政策所导致的贸易差别不会象地理因素导致的贸易差别那样影响收入水平。RodriguezandRodrik(2001)的观点认为“即便以地理约束形式的无差别的贸易壁垒对一国经济是有害的，政策对市场失灵的干预程度和贸易管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且，即使政策和地理因素所导致的贸易壁垒在某个特定时期对一国收入有着相同的影响，但它们影响的方式也在不断改变。比如相对于二十年前来说，信息科技改变了“距离”在贸易中的角色；同样，关税对贸易的限制作用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和资本的流动的发展也不断改变。

当前的研究还将早期研究中所忽略的两组变量考虑进去，结果发现早期研究所得的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积极关系也是不成立的。第一组包括与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有关的变量。这里，地理被认为是长期发展的直接的决定因素。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国距离赤道的距离。EasterlyandLevine(2003)指出：“……与适度的气候相比，热带环境更有不利于生产的倾向，更多的疾病，存在着不能有效使用在适度气候区域发展起来的生产技术的影响因素”，以此来说明在实证分析中应该包括“距赤道的距离”这一因素。RodriguezandRodrik(2001)andIrwinandTervio(2002)在使用FrankelandRomer的理论模型分析时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结果发现贸易对收入的影响程度要大打折扣并且显得不再那么重要。其他的诸如一国在热带地区所占面积百分比等因素也不断地被纳入分析之中。结果都表明贸易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果不复存在了。第二组变量与一国组织机构的发展有关。将这些变量纳入回归分析的模型之中，同样存在内生性和变量遗漏问题。在这一方面的研究的代表人物有Acemoglu,Johnson,andRobinson(2001)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他们的有关文献，由于受到篇幅所限，在此不再赘述。但有一点要说明的是，他们的研究同样遭遇了“失败”，即没能找出贸易与经济增长间的确定的关系。

这些研究文献都试图从不同国家宏观经济水平的实证资料中找出贸易开放度和经济增长间的确切关系。但最后的结论都是站不住脚的，还需要用其它的数据集，变量，方法等做进一步研究。然而现有的实证研究已经表明，一旦早期研究中的诸如内生性和变量遗漏问题得到解决，就没有证据说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间的因果联系。结果似乎是令人失望的，毕竟这些研究都没能够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但是我们从中了解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即对于“贸易开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吗？”这一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绝对的答案。二、宏观回归分析实证研究的局限性

即使研究人员能够找到象上面所述的一整套令人信服的方法来解决内生性和变量遗漏问题，使用宏观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仍然存在着局限性。换言之，即使所使用的回归模型是接近完美的，分析中至少还存在以下两点缺陷：一是每个贸易-增长的回归模型都将贸易政策概括为一维指标，另一个就是所有的回归模型都不考虑贸易政策对政府依赖性。粗略地看一下贸易政策是如何发挥作用，我们就能发现这些模型的结论是令人费解的。首先，贸易政策可以通过很多渠道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影响。比如贸易政策可以影响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从而影响企业定价及刺激企业不断创新、提高效率；贸易政策影响贸易量；贸易政策还会刺激不同部门不断扩张或收缩，不断扩张的生产部门由于产量的提高而可能产生积极的外部性，收缩的部门会重新分配无效率的资源。其次，贸易政策的手段或工具很多，包括关税、配额、进口许可证等进口限制和出口补贴、出口信贷等出口刺激。再次，某些政策通过特定渠道实施的部分效应可能也取决于经济环境的特征，国家的发达程度，金融部门的完善程度等都会影响到政策的实施效果。可以说，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是特定经济环境下，一系列政策工具通过多种渠道共同作用的结果。考虑到其多样性的特征，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单靠典型的贸易-增长线性回归模型实际上不能揭示贸易和经济增长间的作用机制的。故将一国贸易政策不同方面的综合作用结果简单的融合为一种变量——贸易开放度，是不科学的。另外这些分析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模型中，排除了国家的影响，即其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很显然这是一个很苛刻的假设前提，适合于一个贫困国家的政策可能不适合富裕国家。总之，经济环境对政策的实施效果起着关键性作用。比如一些东亚国家采取的出口导向战略而拉丁美洲国家采取的进口替代战略，如何将这两种不同的战略方式糅合在一种回归分析模型中？如果不考虑政策工具、政策实施的经济环境及作用机制而单纯地认为任何一种贸易保护措施都是有害的话，那么用于分析贸易-经济增长的回归模型似乎就是比较合理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也就说明了对于“贸易开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吗？”这一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绝对的答案。同时也向我们暗示：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不得不改变我们所询问的问题的类型以及所要寻找的答案的类型，因为我们相信上述所涉及的回归模型是不能揭示贸易和经济增长间的作用机制的，所以我们就不得不寻找其他的可能的方法。

三、使用微观经济数据，注重对传递机制的研究

至此，我们已经分析了现有的实证分析的做法及其局限性，并且发现其分析结果是不确定的、没有说服力的。没有确切答案的事实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本身不重要，相反，我们很想知道自由贸易的“赞歌”真的能起作用吗？更为开放的贸易政策，如果实施得当的话，真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吗？其实在现有的实证分析研究中，大多使用的都是宏观数据资料，注重于对结果而非传递机制的研究，因而其所得结论往往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并且这种只注重结果的研究严重地限制了现有贸易-经济增长文献中的政策关联性。所以对贸易-经济增长的研究就应该从注重结果转向注重传递机制，——更为开放的贸易政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传递机制。

（一）使用的数据资料问题。现有的贸易-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大都使用各国宏观经济资料。总的来说，使用这种资料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它们所能给予的信息是不够丰富的。进行生产和贸易的不是国家，而是一国的公司企业和消费者。因而衡量贸易对收入的影响时就不能不使用这些微观经济数据。使用的国家宏观经济数据背后的想法，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它具有“平均作用”。有的公司赢利，有的亏损；有的消费者得利，有的却遭受损失；有些产业在更为开放的自由贸易下能够兴旺而有些产业则不断萎缩，而宏观数据都将这些结果加以综合“平均化”了。且这种“平均化作用”不仅仅对一个国家，而是对所有的国家都是起作用的，因而其说服力是微弱的。

（二）传递机制。当问及是否贸易能够使一个国家更加富裕时，似乎就需要贸易和收入的宏观数据来说明，然而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很多经济文献只研究了结果而回避了对传递机制的研究。经济学家们或许能够用他们的所谓经济模型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但是一个真正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模型应该首先能够回答以下问题。1、该模型应包括哪些变量，不同的变量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所使用的变量是否都是使用计量经济学分析所必要的？2、哪些变量是外生变量，哪些不是？3、贸易是通过那些渠道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因为贸易和经济增长可以通过很多方式相互作用的，单维贸易指数的简单线型回归分析并不能适合所有的情况。4、那些是动态变量？即要找到一个模型来说明贸易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是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这又牵涉到两个相关问题。首先，贸易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特定关系的变化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对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需要有不同的政策措施相配套。这其实就是如上所述的政策作用对国家的依赖性。其次，即使不存在着这种依赖性，一些能够用来解释贸易-经济增长关系的诸如运输费用和信息科技等基础项目，他们的作用是如何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简言之，这样的模型要求我们去思考“为什么”贸易会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如果能够作到这些，就基本上避免现有的研究方法的弊端，这就要求我们选择适当的模型加强对传递机制的研究，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要根据不同情形制定或选择不同的贸易政策。

如果没有一个适当的模型，对上述问题就难以回答。按照上面的问题需要，建立一个合适的模型，首先一个优势就是能够让我们找出贸易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另一个优势就是当计量经济学与某一经济行为模型联系更为密切时，我们能够通过反复检测来验证模型的实用性，并对模型加以重新审视。这种反复的过程同时让我们不断地寻求更为合理的能够有实证数据支持的模型。

如果贸易-经济增长的研究能够向这一方向发展，那么这些研究就应包括：1、注重对企业等微观主题研究，调查是否从国外引进更为激烈的竞争能够使得国内市场更具有竞争性，从而更加有效配置资源和提高实际收入水平。2、是否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能够促使国内企业提高生产能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3、研究国际贸易的外溢效应。货物贸易可能会连带知识、科技转移，知识的积累又会促进经济增长。4、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通过观察模仿外资企业的生产经营也可能实现知识转移，知识的积累会促进经济增长。5、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会有利于一国就业和工资水平的提高，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

以上所列都是一些不完整的例证而已，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为什么那么多经济学家对经济全球化会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感兴趣。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不同，其相关的政策意义也就不同。比如对于南非国家来说，FDI的就业效果带动的经济增长较明显而通过货物贸易连带的知识转移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极其有限。那么此时政策制定就更倾向于鼓励FDI发展。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贸易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会因经济环境和政策工具的不同而变化，所以对其所能给予的答案也只能是在限定的范围内更加具体而非泛泛的解释。但这毕竟能为政策的制定提供更为可靠的指导作用。

四、贸易政策的性质在不断改变

无论是使用传统的回归分析法还是本文所提倡的特殊方法，都要权衡贸易政策在其中的作用。传统的贸易政策工具莫过于关税和配额了，它们被各个国家广泛采用以实施各自的发展和工业化战略。所以将其纳入回归分析之中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贸易政策也不例外。因此，当我们再对贸易-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分析研究时，传统的贸易政策工具极其权衡似乎显得不在那么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双边的、区域性的以及多边的贸易协定大大约束了它们的实施效果，例如出口补贴就是WTO所不允许的。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使得传统的贸易政策工具作用不断降低。了解贸易政策的性质的变化，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以往的对贸易-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文献。读者们不免要问，在传统贸易政策工具作用越来越微弱的今天，什么样的贸易政策变得更重要？我想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促进出口和吸引外资了。随着新的贸易政策工具的作用越来越强，随之而来的两个方面问题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第一，将这些新的贸易政策工具纳入我们的分析之中固然重要，但也具有挑战性。重要是因为我们需要知道比如税收优惠吸引的外商投资是否就能促进经济增长，具有挑战性是因为对这些新工具的权衡是存在难度的。第二，关税和配额往往因部门不同而不同，即具有“部门特性”，其实这种特性在新的贸易政策工具上体现的更为明显，它们的使用范围可能相对更为狭窄，因而不适宜用于贸易-经济增长的宏观分析。当我们放眼未来，对贸易-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下一轮浪潮就需要首先解决这些新的贸易政策工具所带来的问题。

五、结论

贸易政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吗？可惜的是很长时间的研究也未能给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答案。早期的研究证实了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由于方法上的缺陷，结果不能令人信服。当前的研究方法克服了早期的方法缺陷，但却无法找到二者间的联系。简单的线性回归理论分析无法说明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重要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微妙，且相互作用要依赖特定的机制和取决于特定环境。更多地使用微观经济论据而非宏观论据，对贸易或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作用机制建立特定的模型，而不是仅仅考察宏观结果，惟有向这一方向发展，才更有助于我们找出更加充分的证据来说明贸易或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这种方法只能在更狭窄的范围内使用，并且对于贸易或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不能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只能依具体情况而对某一方面给出特定的答案。因为我坚信，事实上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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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dwards,S.(1998),“Openness,productivity,andgrowth:Whatdowereally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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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odriguez,F.andD.Rodrik(2001),“Tradepolicyandeconomicgrowth:Askeptic’sguidetocross-nationalevidence,”inBernanke,B.andK.Rogoff(eds.),NBERMacroeconomicsAnnual2000,MITPress,Cambridge,MA,2001.

第5篇：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 门槛效应 地区金融

引言

关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表明：经济与金融发展的不平衡导致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有所不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门槛效应”）。已有关于山东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多数建立在线性关系假设上，但经济和金融环境的不同可能造成二者存在非线性关系，只有满足“门槛条件”，金融才可促进经济发展。对山东省与上海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比较分析、探索山东省金融发展与先进水平的差距，研究山东省与上海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一）理论假设

适度发达的金融发展水平将会促进经济增长。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有助于促进资本形成和积累，并通过减少金融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来提高投融资效率以推动经济发展。消费信贷等众多金融服务、金融业务可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消费选择，从而减少消费的约束、促进消费增加、实现消费结构的升级。完备的金融服务可为进出口企业提供信贷和信用证服务以提高贸易和结算的效率。另外，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可以为新技术提供较多的金融服务以合理地分配金融投资的风险，有效地推动生产技术进步；完善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可实现地区间资金的合理流动与配置、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从而带动地区经济发展。

本文选择金融相关比率和金融深化比率指标来描述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以研究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门槛效应”的存在是金融经济关系实证结果迥异的根本原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使各种金融功能充分发挥自身效用，这些条件构成了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门槛”。经济发展水平、通货膨胀水平、信用环境等金融发展软环境等都有可能是“门槛条件”，最基本的条件是金融发展水平。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邹氏”转折点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对地区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邹氏”转折点检验的目的在于检验在整个样本的各子样本中模型的系数是否相等。如果模型在不同的子样本中模型的系数不同，则说明该模型中存在转折点，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协整检验用于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主要用来检验断点前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是否存在显著不同。

实证研究

（一）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指标及其数据来源

1.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指标。第一，经济增长指标。本文采用地区名义GDP代表地区经济增长规模，因为代表金融发展的自变量均没有进行人均处理，而且省市地区公布的人均GDP采用了不同的计算口径。第二，地区金融发展指标选取。构建金融发展指标是合理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基础，是讨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关系进而探寻其内在作用机制的前提。一是金融发展规模指标（FIR）：金融资产总量与GDP之比，金融资产规模指标包括广义货币、股票总市值及保费收入等；二是金融深化指标（DEPTH） ：金融机构的信贷额与GDP的比值。本文选择上海市作为山东省的对比对象，因为上海市经济金融发达，经济金融发展已经满足部分“门槛”条件，金融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得以体现。

2.数据来源和研究年份选择。山东省和上海市1978-2010年期间的经济增长和金融数据来源于《山东金融统计年鉴》（2011）、《山东统计年鉴》（2011）、《上海金融统计年鉴》（2011）、《上海统计年鉴》（2011）。年份选择及时段划分：1978-1984年，我国金融体系迈出市场化改革的步伐，打破了中国人民银行统揽所有金融业务的金融体制；1984-1991年，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相继出现，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标志着直接和间接融资方式的金融体系的初步建立；1991-1996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并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汇率并轨、放松对同业拆借利率的控制；2001年以后，我国加入WTO、金融国际化步伐加快。

（二）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

1.邹氏转折点检验。首先对序列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发现：山东省1991-2010年、上海市1990-2010年期间GDP、FIR和DEPTH具有协整关系。对山东省和上海市的FIR、DEPTH与GDP进行邹氏转折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山东省的断点出现在1991年；上海市的基础金融功能比较完善，我国金融体系的重大变革基本上都对上海市金融经济关系造成重大结构性的影响，对上海的检验出现多个断点，最显著的则为1990年发生的断点。本文则选取最为显著的结点，即上交所成立的1990年作为断点进行后续研究。此时断点能够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在1990年上海市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关系出现的结构性变化更加突出。

2.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山东省断点前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在1978 -1991年的区间内，山东省的经济增长在滞后一期的情况下，都显著地推动了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程度的提高，这说明在此期间山东省经济的发展带动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规模的扩张、金融体系的初步建立，从而使金融发展水平快速提高；但金融效率并不高，金融带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有限。而在断点后（1991-2010年），山东省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程度指标都对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只是其发展作用的时限向后推迟一年。从实证结果看，金融发展水平是金融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的“门槛条件”，金融发展水平的持续提高开始促进山东省经济的发展，此时属于“供给引导型”经济金融发展阶段。

由表3可知，上海市经济增长能够带动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和金融深化程度的增加，而且能够通过5%或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不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金融体系的建设和完善程度，上海市经济的快速、高水平的发展对金融服务的要求日益多样化、复杂性、深层次化，经济增长带动金融发展的作用逐渐地增强，上海处于需求跟随型的经济金融发展阶段。实证分析结果还表明，金融发展水平是不可忽视的“门槛条件”。根据表3，在断点后的期间内，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上海市经济和金融进入良性发展循环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一“门槛条件”开始发挥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二者互相带动、相互提高，共同推动上海市经济金融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3.实证检验结论。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需跨过一定的“门槛”，即金融作用于经济增长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其中最基本的条件是金融发展水平。1991年是山东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出现重大结构性变化“门槛点”；上海市经济金融化程度较高、对政策性金融变革比较敏感，从而造成断点不止一个，本文则选取最为显著的1990年（上交所成立）；两地金融资产规模扩张都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金融深化程度作用则出现分化，山东省金融抑制现象比较突出，上海市金融市场化体制进行地比较充分，山东省应努力消除金融抑制现象、继续进行金融体制改革；1991年前，山东省经济发展显著地推动了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和金融深化程度，这表明金融体系的建立推动了金融发展但作用相对有限。1991年后，当山东省金融相关比率与金融深化比率跨过金融资产规模扩大、金融机构发展等“门槛条件”时，金融发展大大促进了山东省经济增长。上海市经济发展对金融发展具有持续的推动作用，正处于“需求跟随型”经济金融发展阶段；在断点后的时间里，上海市金融发展“门槛条件”开始发挥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上海市的经济和金融开始进入良性的发展循环阶段；山东省和上海市在金融经济关系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的时点，都跨越了金融发展水平等相应的“门槛条件”，但山东省正处于供给引导型阶段，而上海则处于经济金融更高级的需求跟随型发展阶段。

政策建议

（一）加快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的建立

经济地理条件、金融政策倾斜、金融生态环境差异是区域间金融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上海市作为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在发展过程中得到国家的重点培育和支持，在政策倾斜、税收优惠、资金流动、金融市场化建设等方面都离不开政策介入。合理的政策能够有力地推动金融市场化的进程、缩短金融发展周期。

（二）完善区域金融发展生态环境建设

完善的法律制度有助于金融深化及金融发展生态环境建设。完善的法律和良好的金融发展生态环境能够大幅地降低金融交易成本、促进经济金融发展。因此应不断完善个人征信系统，建立个人与企业的信用信息数据库；山东省要重点落实国家关于金融发展与消费信贷的法律法规改善区域金融发展的环境；加强居民诚信意识教育以提高诚信在现实金融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建造良好的信用环境以促进经济发展。

（三）建立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

经济发展需要多元化金融服务。以银行等金融中介为主的间接融资服务和以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服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金融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增长，并缺乏与之相匹配的金融体系。所以，山东省应坚定不移地进行金融市场化改革，努力建立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既要充分发挥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资本积累的规模效应，又需积极提高股票等证券市场资金配置与使用效率，从而创造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促进经济发展。

（四）优化融资结构

加快企业直接融资步伐，鼓励上市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等，以便更好地利用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综合运用经济、法律等手段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扶持有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适当扩大长期金融债券的发行以解决商业银行存在的附属资本不足的困境；促进和引导民间金融发展：鼓励民间资本组建地方性中小民营银行，民营银行能够发挥其地缘优势，降低当地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成本，以促进当地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发展繁荣。

参考文献：

1.刘东晟.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及实证经验[J].生产力研究，2009（10）

第6篇：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增长动力；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11-0001-02

一、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经济危机过后的中长期回调阶段，后危机时代的经济特征表现为资产泡沫积聚和输入性通货膨胀不断加重等。同时，我国宏观经济走向的不确定性继续增加，国内外有关我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也层出不穷。实际上，受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人口红利面临一定的冲击；加之近期政府持续实施更加谨慎的财政货币政策，都将使得我国以往近10%的高速增长成为历史。同时，金融危机以来，外贸出口增长受到限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逐步加大，使得我国经济越来越受到发达国家高失业率与居民消费增长疲软等因素的影响，不确定性不断增加。不过，我国储蓄率长期高于投资率，物价上涨的基础一直存在，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后劲，但通胀的周期性波动风险还将存在。

毫无疑问，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已经处于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特征将会更加趋于理性，增长速度也将趋于放缓。鉴于此，本文将从GDP增长动力、控通胀与稳增长的方法、产业发展、货币政策等几个方面对我国的宏观调控前景和政策选择进行解析，以期对我国近年来经济改革进程中的一些现实问题进行考察，提出一定的解决策略。

二、宏观经济形势、GDP增长动力及政策选择概述

2012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向好，在国家稳增长政策的实施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渐渐恢复。然而，金融危机的长期影响将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经济运行的国内外环境也趋于复杂，这对政府宏观调控而言实际上难度加大。一方面，决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必须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更多从长期和战略的角度去考虑。另一方面，考虑到我国经济增长必须保持一定的速度，因此还要采取适当的政策调整。面对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更大，为稳定经济运行，国家的宏观政策就要针对仲系哦啊企业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和完善。要加强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建议配合结构性减税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并通过完善支持政策促进相关社会组织建立并发挥作用。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而受国内物价飙升、房地产调控、国际贸易保护日趋盛行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加。未来中国宏观经济情况如何、GDP能否保持持续增长等问题，都是需要关注的重点。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是增长动力依然存在。从我国经济增长的现状看，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等导致的外贸出口下滑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依然存在，一是高储蓄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仍然存在，大量的外汇储备支撑使得中国经济增长有着得天独厚的惯性。二是从制度模式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因素依然有其较强的生命力，通过集中资源化解风险和矛盾，中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效率较高。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仍面临一些挑战，比如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和动力的缺失问题，尤其要克服制度创新的疲劳症，克服中等收入危机。

三、新时期汇率政策及选择

人民币汇率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因素，甚至影响到外交政策的走向。新的经济形势下，人民币升值问题越来越受关注。实际上，升值还是贬值的问题在学界一直有争论。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目前存在的争议是，一方面，西方国家随意根据“麦当劳指数”等并非绝对科学的证据向人民币施压，人民币经常面临被动升值的情况。另一方面，中国经济通货膨胀的普遍存在实际上表明人民币有贬值的要求。

近年来，实际消费的数据表明，人民币汇率既有升值的理由，也有贬值的要求，但综合起来结果往往难以断定，不过，可以断定的是人民币绝不只有升值的压力。近期，人民币“外升内贬”的现象引发了普遍关注，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和变化趋势都需要持续关注，这与中国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的贬值风险息息相关。

四、新时期财政与货币政策选择及产业发展

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是遏制滞涨。当前，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面临了增长缓慢与高通胀水平并存的情况。一旦这些情况蔓延开来，中国经济将面临严重的系统性风险和危害，这使得中国进行宏观调控和经济政策选择的重要性增加。因此调控的主要思路是要进行若干结构性的微调与优化，继续加大反通胀、保增长的力度，同时促进产业基础建设。

当前，中国通胀的诱因是货币超发与成本拉动。不解决滞涨问题，经济增长将是非有效的增长。对于中国而言，滞涨的风险是普遍存在的，同时，中国当前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的压力，一旦低增长、高通胀并存，将会诱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而遏制经济滞涨的思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寻找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要既反通胀，又要保增长，要改变“一刀切”的货币紧缩政策，避免货币政策的恶性紧缩。可以积极推动利率市场化，实现信贷结构的优化调整，以保障经济结构转型，避免经济陷入“二次探底”。二是要积极推进消费增长方式优化，要转变增长方式，大力启动消费，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分配制度改革。三是要继续进行结构调整，实际上，现行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是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要加强结构调整，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完善产业体系，最终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

参考文献

第7篇：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

关键词：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影响因素

前言：

长期粗放的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虽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但是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在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下，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也已经不再符合时代要求。这就需要我国加强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加快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减少甚至避免对环境产生的影响，促进工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一、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情况分析

我国工业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起步时间较晚，发展历程较短，在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方面的研究相对欠缺。经过以往的发展经验和学者研究表明，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主要在国家经济政策、开放因素、生产要素等几个方面，因此，要想实现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应加强对这些因素的控制。同时，传统的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为粗放型，这一方式对环境影响较大，因此，应尽快将其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以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实现工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外，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为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还需要加强工业技术的创新，以解决目前存在的资源缺乏、消费结构不合理、就业困难等问题，保证工业经济良性发展。有学者认为，环境保护是目前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最重要问题[1]。在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同时，还要充分考虑环境的承载阀值以及目前出现的环境问题等，转变过程十分艰辛。因此，还需要国家加强对这一工作的政策支持，以克服增长方式转变面临的困难，加快转变速度。

二、影响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因素分析

（一）税收政策因素分析

税收政策是进行社会经济管理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2]。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会受到税收政策的影响，在税收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较为缓慢，在税收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则会加快。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分成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税收政策对人们消费水平的影响，较低的税收水平能够促进消费者整体收入水平的提升和消费能力的增长，从而增加在工业产品方面的消费，实现工业经济的增长，为其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稳固基础。第二个方面是税收政策对工业生产的影响，较低的税收水平能够为工业产业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促进工业生产，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第三个方面是税收政策对投资者的影响，较低的税收水平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将资金投入工业产业，加快其发展速度。因此，为了尽快实现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国家可以从税收政策的调整上着手，以满足其转变需求。

（二）最终消费率因素分析

根据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可知最终消费和投资都对工业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两者的增加都会引起工业经济的增长。因此，在投资等于储蓄时，会有一个临界值，若是最终消费小于这一临界值，则投资为促进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反之，则最终消费为促进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为保证增长方式转变的顺利进行，政府还需协调好最终消费和投资的关系，妥善处理最终消费率对其的影响。

（三）市场化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针对市场经济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维护了市场经济的稳定，其中，非公有制经济在推动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而非公有经济产值与工业总产值之比可以近似于市场化程度[3]。因此，市场化程度也是影响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国家可以通过对市场化程度的控制，促进其快速转变。

（四）环保投资因素分析

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环境保护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在转变过程中，工业经济会受环保需求的影响，与环保投资之间产生特殊关系。例如在工业经济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增长方式转变速度也会加快，但也会不可避免的对环境造成破坏，不符合以环保为前提的转变目标。而在环保投资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环保力度会有所增强，但也限制了工业经济的增长，延缓了增长方式的转变速度。因此，在转变过程中，必须始终保证环保投资和工业经济增长处于协调平衡的状态，以环境保护为前提，加快工业经济增长速度，加强技术创新，降低环境保护政策对工业生产造成的成本负担，运用环保型材料和环保技术，实现资金和资源的合理节约，以促进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快速转变。

结论：

长期粗放型的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运用，已经对我国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为了遵循国家可持续发展要求，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工业经济的健康发展，我国应加快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合理控制对税收政策因素、最终消费率因素、市场化因素、环保投资因素等影响因素，加强技术创新，以健康的经济增长方式带动我国工业经济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查建平，郑浩生，范莉莉.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来自2004~2011年省级工业面板数据的证据[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4，5(5):54-63.

[2]查建平，唐方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14，5(5):61-126.

第8篇：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

摘要:本文对江苏省1990-2007年的经济统计数据,运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综合分析了促进江苏经济增长的十大影响因素的贡献率。研究表明: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投入等因素的作用最为显著。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江苏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PLS模型经济增长影响因素

一、引言

江苏是我国的一个经济大省,江苏经济在全国经济增长中连续保持领先地位。1979-2007年间,江苏省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出口总额年平均增长分别为:12.6%、16.9%、24.4%、16.9%、23.8%。2008年,江苏经济仍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全省生产总值突破30000亿元,同比增长12.5%左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近4万元,按当年汇率折算超过5700美元。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680元,同比增长14.1%,考虑物价因素,实际增长8.5%;人均消费性支出11978元,增长11.8%,其中食品支出占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比重为37.9%。江苏如何才能继续保持“又好又快”的经济增长呢?通过对江苏经济增长影响因素进行全面综合分析,从而为制定政策和措施提供依据就显得十分有意义。

对于江苏经济增长影响因素问题,已有一些研究工作从实证的角度进行了相关探讨。如文献至文献所示,这些文献对于分析和掌握相关因素对江苏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很大帮助,但他们主要是分析了某一个因素的影响作用,并没有考虑各种因素间的综合作用,因此,就无法从整体上把握江苏经济增长中的主次要因素。鉴于此,本文将采用一种新型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偏最小二乘回归(PLS)分析方法,对江苏经济增长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全面的、综合的分析和研究。

二、研究理论与方法

1.经济增长理论概述

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资本积累的作用,把储蓄率和投资率对经济起飞的影响看得极为重要。在经典的“索罗模型”(Solow,1956,1988)中,只要保证资本的积累,所有国家或地区,无论其初始的人均收入存在多大的差异,都最终会趋于收敛,这一理论导致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把促进资本积累作为发展经济的首要任务。但是后来大都陷入诸如日益加深的城乡贫困化、旷日持久的高通货膨胀,以及经济结构失衡和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困境之中。随着分析技术的进步和经济思想的创新,经济增长理论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罗默(Bomer,1986)和卢卡斯(Lueas,1988)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其后涌现出一大批新经济增长的文献。这些文献将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分工演进、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等因素引入增长模型,从而使增长理论在理论的严格性和对现实世界的解释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2.PLS方法简介

偏最小二乘回归(PartialLeast-SquaresRegression,简称PLS)是一种新型的多元统计数据分析方法,它于1983年由伍德(S.Wold)和阿巴诺(C.Al-bano)等人首次提出,目前,它在理论、方法和应用方面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在化工、医学、市场分析、金融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偏最小二乘回归(PLS)集中了主成分分析、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的特点,特别当两组变量的个数很多,且变量间都存在多重相关性,而观测数据的数量偏少时,用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方法建立的模型比传统的经典回归分析方法(OLS)有更好的效果。

三、江苏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1.变量与数据来源

采用PLS回归方法,通过建立模型来分析江苏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根据1990--2007年江苏省统计年鉴和历年统计公报进行数据组织,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因变量Y,选取从业人员X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X2、出口总额X3、进口总额X4、实际外商直接投资X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6、第三产业占GDP比重X7、财政支出X8、R&D科技投入X9、居民储蓄存款X10等作为自变量。建立江苏省经济增长模型:

Y=F(X1,X2,X3,X4,X5,X6,X7,X8,X9,X10)

2.PLS结果

利用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共线性诊断分析和PLS回归分析,分别得到相关系数表、共线性诊断表和偏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系数表,(详见表1,限于篇幅这里略去了前两张表)。从相关系数表中可知,绝大多数相关系数在0.95以上,表明各变量间有很强的相关性。从共线性诊断表可知,最大/最小特征值=1.132/3.06E-06,远大于100,说明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故宜采用PLS方法。

四、结果分析与政策建议

从表1的标准化偏回归系数可以看出,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从强到弱的依次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从业人员、居民储蓄存款、R&D科技投入、出口总额、财政支出、第三产业占比和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其中,进口总额的系数为负数,说明这一指标对经济增长起到阻碍作用,这与经济增长理论是相符的。

从表1可知,对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三个要素中,消费对江苏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最显著,其余依次为投资和出口。

近18年来,江苏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30%以上,该指标是反映居民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居民消费能力的持续快速增长是拉动内需的重要因素。面对当前全球化的金融危机,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上表示,中国将加快形成内需为主和积极利用外需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使中国经济向更加均衡的发展方式转变。因此,为保证经济持续增长,江苏应积极鼓励和刺激居民消费,要采取提高居民消费率的各项政策措施,鼓励居民消费,从而拉动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

同时,政府消费即政府在文教、卫生、科学部门的财政支出同样可视为内需,从表1可知政府消费对拉动内需,对推动经济增长也有一定影响作用。

投资对江苏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排名第二位,特别是近几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占GDP的比重均超过40%。江苏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投资需求,加快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力度。2007年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2268.07亿元,有力地拉动了全省经济的较快增长。为扩大投资需求,江苏省进一步放开了投资领域,鼓励民间投资进入国家产业政策允许以及外商投资能够进入的领域,同时,打破行业和部门垄断,对建设资金不能平衡的工业项目和城建等基础设施项目,向全社会招标,公开选择合作投资者。在不断增加投资额力度的前提下,江苏省还进一步优化产业投资结构,据了解,全省资金重点将投向五个方面,即信息产业、基础设施、城镇体系建设、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服务业。明年江苏省将建设160个重大项目,计划总投资近万亿元。如将开工建设泰州长江大桥、南京四桥、崇启大桥;开工建设京沪高铁、沪宁、宁杭城际铁路,开工建设淮安机场;田湾核电二期工程及一批风电、生物发电和江苏第二核电站前期工作也将推进实施;推进苏州禾发科技、无锡海力士三期等一批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建设。

在对外经济贸易中,出口业务对江苏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较为明显,它比实际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要大。通过计算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与其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反映经济总量的实现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该比值越高,贸易国际化程度越高。江苏的贸易依存度相当高,2000-2007年江苏的外贸依存度分别为44.17%、44.95%、54.86%、75.61%、94.25%、102.00%、104.59%和103.29%,我省的对外开放程度远远大远于全国平均水平。正因为如此,本次全球化金融危机对我省的经济增长有明显的影响,因此,必须加大出口力度,通过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出退税率等方法,积极利用外需,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

从表1可知,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基本的劳动、资本和技术三个要素中,劳动力投入对江苏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最显著,其余依次为资本积累和技术改造。

劳动力的投入对江苏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排名第三位。近18年来,江苏的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始终保持在62%以上,较高的从业人员比重对江苏的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2007年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达27212元,全省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2%。同时表明,江苏省的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靠劳动力投入和资本积累等生产要素的增加,技术改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但从长远的角度看,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则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因此,为了实现江苏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增长和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必须大力增加科技投入,提高科技引入力度,不断提高科技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从表1可知,江苏省在产业结构转变过程中,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太显著。尽管江苏省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均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第一产业投入较少,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偏低,高新技术行业占份额低,经济特色不突出。三个产业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的还是第二产业。根据经典的增长理论,产业结构的升级被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看成是经济增长的制度保证,因此,江苏应把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摆上更加重要的位置,大力发展金融、现代物流、科技服务、信息服务、商务服务、市场集群等六大生产服务业。

综上所述,为了使江苏省经济能保持“又好又快”的增长,应采取以下措施:积极鼓励和刺激居民消费,提高政府消费,特别要加大对教育投入,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涉及民生的投资力度。实行积极的出口政策和外资引进政策,进一步加大出口力度,要扶持附加值高的产品的出口,要有选择地加大外资的引入,特别要加大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现代服务业的引进力度。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和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的份额。

参考文献:

[1]王西星,基于PLS的企业经营绩效影响因素研究[J].统计与决策.2008(21).

[2]冯强,江苏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08(12).

[3]王荣、杨晓明,江苏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J].商业时代.2007(27).

[4]傅坤,进出口与江苏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分析[J].金融经济.2007(10).

第9篇：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 创业活动 创业政策

一、创业与经济增长

（一）经济增长与创业的关系

“全球创业观察项目”（GEM），是由英国伦敦商学院和美国百森学院共同发起设于1997年的研究项目，该项目曾将一国或一地区的全员创业活动指数（TEA）与GDP增长率进行时间序列回归分析，统计结果显示：创业活动与两年前的经济增长情况基本相关；创业活动与一年前及当年的经济增长情况低度相关；创业活动与一年后的经济增长情况中度正相关。统计数据还表明，创业活动活跃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快。尽管有的国家（地区）创业活动不太活跃，经济增长仍然很快，但是并没有出现一个国家（地区）创业活动活跃，经济发展速度低的情况。

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中更多的表现为创业推动经济和促进就业等，而就其具体关系归纳出三种思路：创业精神与经济增长；创业者与经济增长；创业行为效果与经济增长。

（二）创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1）创业是经济增长的助推器。经济学家熊彼德认为"创业是经济过程本身的主要推动力"经济体系发展的根源在于创业活动。经过实践证明，货币政策和财政手段并不能解决经济上的长期存在的问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关键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创业是经济增长一个积极的促进因素。因此，一个国家的发展应必须将创业的成功作为主要驱动力。

（2）创业促进新兴产业的诞生。大部分的新兴创业型企业，由于能把对市场需求的前瞻性和准确把握科技发展的洞察力创造性对接起来，更能够催生出许多新兴产业。因创业所诞生的企业它的经营模式会比大企业更灵活，因此也更具有市场适应能力和创造力。

（3）创业促进就业。据统计从1976年到1980年，美国所诞生的新企业提供了大约200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新的创业者被称为“美国的新英雄”，他们在美国的就业和劳动生产率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一方面业者的活动越活跃，新生企业数量就会越来越多，强大的势头和生命力必将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了社会就业，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新的创业企业是通过对知识的创新和对未来的无限发展的渴望，从而创造出新的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市场需求。

二、创业政策的演进综述

（一）创业政策的框架体系

一个符合国情、符合社会发展、合理的创业政策一方面要满足创业者的需要，并使他们在创业过程中为其塑造良好有利的创业环境，另一方面也要督促他们遵循经济发展规律。而通过大量的总结与归纳相关文献，发现各个国家对于创业政策大致可以归为三种政策框架：创业教育、创业环境和创业支持。

（二）创业政策的类型

Lois Stevenson与Anders Lundstrom以发展组织和经济合作所考察的多个国家创业政策为基础，按其出台的措施与目标把创业政策划分为四个类型：整体性创业政策；新企业创建型政策； 扩展性政策； “改善局部生态环境”创业政策.

（1）整体性创业政策。这种政策类型有利于增强创业氛围和能力。其最大的特点是它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全面，目标是为营造创业型社会而通过创业活动以达到更高水平的创业活力和生产率增长水平。

（2）新企业创建型政策。新企业创建的政策主要是针对创业企业成立或退出阶段。目的在于减少由政府导致的制度。由于该政策所涉及的部门众多，所以要求各个部门共同协作。这对于新企业的成长无疑是一种无形强有力的支持。

（3）扩展性政策。实施扩展型创业政策的政府，并不一定采取一些创业政策，而是将现有的企业政策中逐渐把创业作为目标政策。其目的在于为新兴企业提供强大的服务以及为融资提供各种渠道的支持。

（4）“改善局部生态环境”创业政策。这一政策是增强特定人群创业活力的政策。它的主要目的是提高特定群体的创业比例，以及创新型企业比率。针对人群也主要以应届毕业生和科技人才或专家为主。“改善局部生态环境的”创业政策也常常是各国政府对创业政策采取的措施补充。

综上所述，无论是哪一种创业政策，都对新兴企业以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创造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外界环境，并对他们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创业政策影响创业的途径

（一）创业促进

即通过媒体对成功创业的大力宣传，以及对创业项目的奖励和支持等活动，进一步激发人们对创业的激情和兴趣，从而提高人们对创业的认知认可，并努力为创业者培养创业文化和氛围。

（二）对新创企业的支持

政府为相关新创企业简历服务中心，提供一站式服务。可以为新的创业企业在成长初期提供相关的建议、咨询或其他制度性支持，以减少创业者的创业成本，为新创业的企业提供一条发展快行道。

（三）创业教育

开展这一政策不仅可以保证创业者收到良好的教育与培养，还为将来的创业成功做了必不可少的保证。这样的措施必为创业专业知识的整合步入到正式教育体系内，尤其是要着重培养创业技能与意识。这样才能够良好的激发其创业动机与创业机会。

（四）其他途径

通过各大银行为某些早期或中途遇到资金紧缺问题的企业提供贷款担保项目，并为其提供资本基金。以及包括行政 法律上的管制措施等，为新创企业的发展减少壁垒，增加健康发展的机会等。

四、结语

创业，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议题，不仅拉动着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的命脉，也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不可分割。创业作为整合资源的最有效地一种方式，并伴随着创业政策的应运而生，也让其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一股新生的，充满激情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