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和财政政策关系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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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公共政策和财政政策关系范文

该部分内容包括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和领导学。

（一）公共行政

1．公共行政的内涵

公共行政的本质公共行政在国家管理中的功能

2．政府职能

政府职能的依据和属性政府职能的主要内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央政府职能地方政府职能公共危机管理

3．行政组织

行政组织特性行政组织设置基本原则行政组织幅度与层级行政组织与其他国家机构的关系中央政府组织与地方各级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编制管理

4．人事行政与国家公务员制度

人事行政的主要内容人才资源开发我国公务员制度公务员队伍建设

5．公共财政

公共财政的功能公共财政政策政府审计政府采购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改革

6．行政绩效

行政执行行政成本电子政务行政绩效评估

7．行政责任与行政伦理

依法行政行政责任主要特征行政责任追究行政伦理的内涵和范畴我国公务员行为规范

8．行政监督

行政监督特性行政监督的主要方式行政监督制度

9．行政改革与创新

行政改革的意义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西方国家行政改革借鉴

（二）公共政策

1．公共政策的基本概念

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公共政策的功能公共政策的分类

2．政策制定

政策制定的主体政策制定的原则政策制定的程序政策咨询政策分析方法

3．政策执行

政策执行的主体政策执行的程序和原则影响政策执行有效性的因素

4．政策评价

政策评价的内涵和作用政策评价的组织形式政策评价的标准政策评价方法政策调整政策终止

（三）领导学

1．领导活动和领导理论

领导活动的基本要素领导理论的历史演变领导理论的发展和创新

2．领导的本质

领导的二重性社会主义领导的本质领导权力

3．领导者和领导群体

领导者的素质和能力领导群体结构和整体效能领导者的选拔任用

4.领导体制

领导体制的作用现代领导体制的类型我国的领导体制改革

5．领导决策

领导决策的要素和类型领导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领导决策的程序和方法

6．领导用人

领导用人的原则领导用人的方法

7．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的特征和作用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和原则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和创新

8．领导方式、方法和艺术

领导方式领导方法领导艺术

第2篇：公共政策和财政政策关系范文

（1）负责准备和编制国家预算，并监督其执行；

（2）制定国内税收政策，并通过执行机关组织征收；

（3）制定关税政策，管理海关事务；

（4）负责支出管理；

（5）在制定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国债政策方面，与中央银

行保持密切的合作与协调；

（6）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

（7）管理国有资产。

其中最为重要和最基本的职责是：

确保公共支出的有效分配和管理。即：

根据国家特定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确定适当的、有

约束力的支出限额，它一般是通过政府年度预算和原鸽的

预算执行来实现的。

根据一定时期内政府的工作安排和公共政策目标，按照轻

重缓急的原则，确定公共支出重点，优化支出结构，确保

财政资金重点用于政府最为关注的核心领域。

通过公共支出的成本效益分析，确保公共资金最大限度地

发挥效益。

上述支出管理的职责主要由预算管理部门承担。为了实施有效的支出管理，各国的预算管理部门具体承担了下述职责：

（1）准备和编制政府年度预算；

（2）制定跨年度预算即中长期财政计划；

（3）负责组织预算执行及其分析报告；

（4）监控预算外资金业务，管理预算外资金与预算资金之间

第3篇：公共政策和财政政策关系范文

摘要：为实现特定的发展目标，党和政府在公共管理活动中有针对性的制定了各种公众政策。现实国情决定了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存在失调的现象，而在区域合作、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区域公共政策冲突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些区域矛盾、利益冲突等严重影响了区域合作的深入开展。因此，有必要在正确理解我国区域公共政策冲突的实质以及区域治理模式特点的前提下，提出合理建议以求消解这些冲突，最终实现区域更好的合作与发展。

关键词 ：治理理论；区域公共政策冲突；基本原则；消解路径

区域内各成员所具备的各自不同的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利益选择等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导致了区域公共政策冲突的出现，而区域内各成员的利益冲突是政策冲突的实质，具体表现为区域内各主体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再分配。为消解区域公共政策冲突，进一步深化区域合作，首要步骤就是要正确理解我国区域治理模式——以政府为主导的科层制，在此基础上认识我国区域公共政策冲突的实质，进而提出有效的消解政策冲突的路径。

一、治理理论与区域公共政策的相关理论阐述

现有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由威利·勃兰特倡导成立的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所做出的阐述具有较大代表性、权威性，《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指出：所谓治理是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一个使相互冲突的、不同的利益集团得以协调并采用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①作为阐释现代社会区域内政治秩序、结构变化的一种新理论，区域治理理论为有效的指导区域合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分析框架。作为“舶来品”的区域治理最早流行于欧美学界，我国对其研究起步较晚。依据现有的相关概念阐释，可以将区域治理定义为：政府、私人部门、非营利组织、公民等利益相关者为实现区域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经由协商、谈判等方式，实现对区域公共事务的集体管理。简单的来说，区域治理就是治理理念或理论在区域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具体运用。分析现今我国区域治理的实践可知，政府仍是推动区域合作的关键角色，而公民、私人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作用微弱，总体看来，我国区域治理仍是以政府为主导，科层制特征浓厚。由于政府仍是协调区域内利益冲突的主体，因此我国现有的这种区域公共事务的管理方式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治理。

针对区域公共政策的概念阐释，学术界尚未得出统一明确的结论。本文从区域公共政策的一般制定过程出发将其界定为：区域公共政策就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制定的，旨在解决区域发展问题、维护与协调区域公共利益的各种政策和措施。而与之相对应的，区域公共政策冲突则是指在区域合作与发展的过程中，区域内各政策主体所制定的公共政策相互对立、矛盾，甚至相互冲突的一种情形。由于区域内各政策主体出于自身的利益需求而制定、实施不同的公共政策，区域内的冲突、矛盾不可避免。利益主体间的相互角逐是公共政策冲突存在的本质原因。总体看来，区域公共政策冲突虽有利于政策的不断调整，但其弊大于利，如区域公共政策冲突最终会导致政策资源浪费，政策失败等，因此，必须在理解区域公共政策冲突实质的基础上，经由理性研究进而提出消解政策冲突的有效方法。

二、区域公共政策冲突消解的基本原则

以理解我国区域治理模式基本特点为前提，为更好的深化区域合作、有效消解区域公共政策冲突而采取的相关措施必须遵从的总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

1.利益共享的原则

区域内各主体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就是使得区域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利益共享对于各政策制定者而言具有重要的影响。为达到鼓励各方沟通、协商，利益共享原则应该包括：⑴区域合作与一体化应更有利于各地方的发展，不能损害他方利益却有利于己方利益。⑵正确处理地方利益与区域利益之间的关系，必须明确二者是相辅相成而非相互对立的。区域合作的积极性需要靠地方利益的增加进行激发，同时，区域内的和谐发展、深入合作则为地方利益的增加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2.和谐发展的原则

在区域内的不同地方、不同产业之间对区域利益进行合理的再分配，达到利益共享基础上的最大程度的公平，从而使区域利益分配达到一种比较公平的状态，实现区域的和谐发展。总之，区域利益的合理分配能够直接调动区域内成员的积极性，维持区域合作系统的稳定，最终有利于实现区域的和谐发展。

3.法治秩序的原则

一方面，制定明确、清晰的规则制度，对区域内成员的利益行为进行规范，严格依规定进行相关的奖惩，使其对违反者的惩罚有理有据，减少人为的随意性，妥善行使自由裁量权，最终实现：以一种规范化的方式来治理地方利益冲突。另一方面，明确相关的责任制度，加强内外部监督。明确各方在区域合作中所扮演的相关角色，在全员达成一致时，若有违约行为必将严惩。此外，完善的内外部监督有利于区域内各方端正自己的行为，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4.运行高效的原则

一是，依据具体需要，设置多样化、灵活的利益协调机构。既可以是常设性的协调机构，也可以是临时性的项目小组或专业委员会；二是，在协调过程中，应尽可能的避免各种繁文缛节，树立专设协调机构的权威、威慑力。三是，应及时、准确、客观的评价利益协调的结果，并鼓励、监督各方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予以修正，而后由专设的协调机构进行验收。

三、区域公共政策冲突消解的对策建议

当前中国区域治理模式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科层制模式，因此为规避区域公共政策冲突的消极影响，有必要在我国区域治理模式根本特征的基础上，提出全方位、多层次、前瞻性地改进措施。

1.建立公共政策冲突的事前控制、事后排除机制

解决公共政策冲突的基础性措施是建立事前控制、事后排除机制。此措施同样适用于解决区域公共政策冲突。简单而言，事前控制是一种预防性手段，指在公共政策冲突发生之前就已经采取一定的措施来避免冲突的发生。而相应的事后排除则是指政策出台后，针对冲突的实际情况而采取的解决措施。

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要加强对政策主体权限的控制。虽然我国已出台诸如《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以及《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等法律法规，对政策主体的权限进行一定的原则性约束，但这些规定并不够明确，甚至相互抵触、矛盾，直接造成对政策主体权限的控制乏力，加剧了政策冲突的现象。因此，我国应在现有的法制环境下，通过协商制定各种具体的政策，明确各政策主体的权限范围，并予以严格地监督，以此避免越权、超权决策。二是加强对决策程序的控制。为使决策者遵循一定的决策程序从而避免和减少政策冲突，需建立健全统一审查和批准制度。在区域内成立专门的审查机构，避免政出多门，区域内成员所制定的政策必须报经统一的机关批准，确保各级政策间的衔接和统一。同时，下级政府机构制定政策须报上级政府机构批准，进而有效地减少和避免上下层级政府间的公共政策冲突。

健全事后排除机制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点：⑴备案审查。区域内各政策制定主体在制定、出台各自的公共政策时，应按总规定及时将其报送指定的机关统一备份在案，以便进行进一步的审查、监督。⑵利用适用规则。公共政策冲突发生时，为正确适用法律规范而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如上位政策优于下位政策，同位阶政策具有同等政策效力，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新规定优于旧规定等②。⑶裁决机制。当区域内公共政策发生冲突时，由协调委员会或临时协调机构等专设机构进行裁决，明确各方责任。⑷改变或者撤销机制。区域合作发展组织应该明确要求各地区政府机关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违反制度、规定或者与上级部门政策相抵触的政策予以改变或者撤销，这是一种监督机制③。⑸定期清理机制。区域内各政府机关应定期对域内实施的政策进行审查、考核，判断其是否与法律、法规、区域合作发展组织制定的政策等存在相互抵触、冲突、矛盾的现象，进而进行政策整改，清理不合理的、无用的政策。

2.加强公共政策主体能力建设,深入推进大部制改革

一方面，政府机关人员应明确自己的职责，扮演好自己所承担的角色，通过认真的学习、领悟，在正确理解自己的责任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素质、修养，进行合理的自我定位。根据区域内各自的需要，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自觉抵制各种诱惑，以区域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公共利益为己任，确保公共政策的正确性、公正性，最大程度上减少公共政策的冲突。

另一方面，深入推进大部制改革，重塑政府角色。我国政府机关应对行政组织内部结构进行自上而下的调整, 科学设计行政组织结构, 把组织和业务及人事制度设计得使政府部门之间没有任何重复、交叉的职能、权责④。为进一步推进大部制改革，我国应加大对其的宣传力度，就改革达成全民共识，赢得公众理解；科学预测改革进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障碍，有计划的采取合理措施进行防范，而不是回避矛盾，掩盖问题；尽可能的减少职能交叉，完善行政运行机制的同时，落实“问责制”，建设责任政府。总之，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应加强领导、科学规划、周密设计、统筹协调、稳步推行。

3.畅通政策信息沟通渠道，建立政策咨询协商机制

政策信息沟通不畅是许多公共政策冲突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任何一项政策都很难兼顾多方利益，在其实施过程中必定存在许多的歧义与抵触，矛盾的产生不可避免，而有效的沟通则是减少矛盾、冲突的重要手段。因此，不仅要不断加强区域内各成员的内部沟通交流，还要不断加强政策执行部门与目标群体之间的外部沟通。一是由区域合作发展组织成立专职的沟通协调机构，具体负责区域信息公示、传递、沟通等职责，使沟通协调职能专业化、权威化。二是构建多种沟通渠道，使沟通渠道畅通化。三是缩短沟通距离，保证信息的真实有效。四是实现沟通手段和技术的现代化。此外，还需要在畅通信息沟通的基础上，构建专门的政策咨询协商机制。通过对区域内各个政策的咨询协商，协调不同的利益诉求、政策价值观和政策主张。如果区域内各成员缺乏关于政策目的的共同价值观的同时，在利益关系上也是根本对立的，那么只有采取变通的方法来达到合意，从而维持协商关系。总的来说，政策协商机制的构建将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

4.创新更为灵活的区域治理组织形式

针对我国现有的治理模式，单纯的依靠传统的层级控制来对区域公共政策冲突进行协调，效率明显较低。因而，有必要通过交互式的合作来为实现共同追求的目标而努力，这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进行变革：

⑴跨区域协调机构的组织创新。作为此机构发挥功能和作用的基础和载体，组织形式至关重要。以欧盟为例进行说明，欧盟之所以能在此区域内发挥如此之大的作用，与其建立的完善的决策、执行、监督、仲裁等机构密不可分。通过构建一个完整的欧盟区域管理权力体系，欧盟组织实现了区域内的深入合作，并不断地发展、壮大。着眼我国的区域组织不难发现，我国当前的跨区域协调机构在组织机构设置上还是过于简单, 分工不明、责任不到位等因素都会直接导致区域合作组织的诸多职能无法履行和发挥。为此，我国的区域合作可借鉴欧盟的管理模式，在决策机构、执行机构、仲裁机构、咨询机构等各个方面进行不断改进、完善。

⑵跨区域协调机构的功能完善。在合理设置区域协调机构组织的基础上，必须完善其功能，设置机构的目的是使其发挥应有的功能：在协调功能上，综合考虑整体区域资源、区位优势、经济状况，在整合与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作用；在服务功能上，立足于服务区域市场一体化、服务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实现共同繁荣；在监督功能上，审查和监督区域合作规则的执行情况⑤。

⑶跨区域协调机构的网络化。区域协调机构功能的正常发挥，离不开网络化运转。在对区域公共事务的管理上，必须实现多元化的参与主体，以问题的解决为焦点和行动导向，尽可能的弱化科层等级制色彩，强调各种主体的跨层级互动、协商对话、相互信任，实现区域治理模式的网络化。

5.构建利益共享与利益补偿机制

区域政策制定主体的目的就是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要实现区域合作的深入，离不开有关利益共享与补偿制度的构建，为此，做出的整体性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⑴区域内产业调整中的利益分享与补偿。产业调整作为区域圈内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内容，直接对地方利益产生影响，同时也会与市场发生作用。区域产业分工的过程中，存在着产业替代、淘汰和升级，这必然会带来利益的重新分配。每项产业的淘汰与升级，总将引发相关的利益冲突。只有建立了与产业相关的财政税收制度，形成配套的利益共享和补偿制度，才能使产业规划和调整真正实现⑥。

⑵对区域内欠发达地区的主动推动。区域内总利益的维护离不开欠发达地区的努力，各地方的共同发展、共享区域发展成果，是区域内各方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根本动力。若是区域合作与区域一体化仅有惠于发达地区，而欠发达地区并不能获得同等的发展机会，那么它就很容易丧失融入区域合作的动力。因此，区域经济发展应该统筹规划，有侧重的实施有利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财政政策和税收制度：在财政方面，通过中央政府、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财政专项补贴等方式给予欠发达地区以政策支持；而在税收方面，可以对落后地区给予税收政策方面的优惠。

⑶利益共享的有效保障。构建区域内保障机制的重要功能就是使复杂的利益协调行为易理解和可预见，从而使区域合作行为变得可确定。另一方面，当利益相关者拒不履行协调意见，或者履行义务时违反区域合作协议规定的，应有承担违约责任的相关规定。保障机制的有效构建将大幅度提高区域内各主体的参与热情，进而有利于区域合作的深入开展。

引文注释

①汪伟全.区域合作中地方利益冲突的治理模式:比较与启示[J].政治学研究,2012（4）：5-21.

②宋丽华.公共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

③刘晓宇.我国公共政策冲突及其治理研究[D].湖南大学硕士论文,2008.

④袁明旭.官僚制视野下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冲突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8.

⑤袁明旭.官僚制视野下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冲突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8.

第4篇：公共政策和财政政策关系范文

【关键词】公共政策 绩效审计 比较研究

《审计署“十二五”审计工作发展规划》指出，加强对中央重大方针政策和宏观调控措施贯彻落实情况的跟踪审计，促进政令畅通，保障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并将全面推进绩效审计列为审计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通过比较研究，笔者发现一些国家对以公共政策为对象的绩效审计却持有不同态度。

一、公共政策绩效审计内涵

关于公共政策的内涵，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所下的结论均有所侧重，因此不存在一个标准的解释。托马斯・戴伊将其定义为，“关于政府所为或所不为的所有内容”，强调了政府具有选择的职责。詹姆斯・安德森解释为，“某一行动主体或一群行动主体解决问题或相关事务的有意识的行动”，强调了以解决问题为取向的行动主体的自觉意识。哈罗德・拉斯维尔与亚伯拉罕・卡普兰的“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论”，则只关注公共政策内容而不关心公共政策制定主体和客体。公共政策一词有着不同的解释，而从以上定义所引申出的内涵不外乎有三点：第一，公共政策是执政党和政府作出的政治决定同时也是民主活动，具备政治性；第二，公共政策旨在维护公共利益，解决公共问题，履行公共责任，具备公共性；第三，公共政策是政府立足于负责任和力所能及，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满足多元利益需求的、能动的、自觉的活动，具备能动性。

按照审计署科研所研究报告对于公共政策审计的定义，公共政策审计是“国家审计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从形式、事实、价值三个维度，对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系统（政策主体、政策客体、政策环境）、公共政策过程（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终结等）和公共政策的结果和影响进行的监督、评价、建议咨询等审计活动”。绩效审计与公共政策具有高度契合性，将绩效审计参与到公共政策运行过程中，提升国家审计的效用层次，能充分体现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理念。

二、国外开展公共政策绩效审计现状

（一）美国

伴随着公共管理理念的发展改变，美国的公共政策评估逐渐形成了一个多方参与的体系。而美国审计署（以下简称GAO）则以独立的监督方身份，运用公共政策绩效审计，在政策评估系统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主要特点如下：

1.针对高风险领域进行审计，体现受托责任观。美国审计署（GAO）绩效审计的范围很广，从信息安全到国土安全，从气候变化到能源政策法案，几乎涵盖美国审计署所认定的所有高风险领域。2008年，国际同业互查组对GAO的工作表示认可，其中对GAO的战略计划过程表示肯定。这个过程确保GAO将工作重点放在整个国家所面临的最严重的管理问题和最具有风险的项目上，因此也是纳税人最为关心的领域。GAO通过针对高风险领域开展的公共政策绩效审计很好地体现了履行受托责任，维护美国民众利益的职责。

2.定期报告国会，为决策者提供信息完善政策制定。复杂的经济环境带来的越来越多的问题、风险，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绩效审计的范围。而审计范围大部分来源于国会，GAO则定期向国会报告审计结果。GAO致力于通过监督（oversight）、洞察（insight）、预见（foresight），提供更真实、全面、有效的信息，通过信息分析为决策者提供改进的依据。2012年，GAO收到来自国会的924份请求，并向国会报告159次，并总计创造了55.8亿美元的节约收益。

3.依托完善的绩效评估体系，深入开展审计工作。与我国绩效审计更多地采用自行制定的评价指标体系不同，美国有着全面系统的绩效评价体系。199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部联邦绩效法案。该法案要求各部门制定出一套能综合反映部门业绩、便于考评的绩效指标，并由国家绩效评价委员会负责监督和实施，评价标准则更具合理性。有了这样完善的绩效评估体系，为GAO开展审计工作节省了大量的精力。从而使得审计工作重点转向考核被审计单位内部管理特别是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合理发展，审计工作更加深入，更具揭示性。

4.灵活运用跟踪审计，保障审计结果应用。公共政策从制定、执行到完善是一个多方参与的、动态的复杂过程，其持续性也有所差别。因此审计结果的提出并不等于审计工作的终结，为监督建议的采纳情况，监视政策环境的动态变化，跟踪审计便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根据GAO的统计，截至2012年底，在2008年的审计建议中80%得到了采纳。对于时效性较强的项目，进行较高频率的审计。2008年10月3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备受瞩目的《紧急经济稳定法案》以应对规模空前的金融危机，该法案要求GAO对“不良资产救助项目”至少每60天向国会提交一份审计报告，以监督项目的执行情况。对周期性较长的公共政策，强调跟踪审计的连续性，跟踪期可达数十年。对于呈现阶段性特点的公共政策，则强调适时性。

（二）英国

英国的绩效审计比其他西方国家起步较晚。根据英国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在2010年，通过开展绩效审计，国家审计署为英国增加各项收入或节约各项费用约十亿英镑。由于许多好的绩效审计项目无法以节省多少开支来衡量，所以英国绩效审计的许多成果还表现在被审计单位服务质量的改善、工作效率的提高和各种资源的节约等方面。

1983年，英国《国家审计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主计审计长可以对任何组织（政府部门或者其他相关组织）为履行其职能而使用所掌握公共资源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进行检查。源于主计审计长就公共账目向议会提出审计报告的责任，主要以财务审计为基础，检查公共资源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并仅限于对政策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对政策本身不提出任何质疑（史小明，2011）。这一限制体现的原则是，政府的计划和项目从根本上说是政治问题并应由国会作出决策。为保持审计师的独立性，审计师应回避这类具有政治色彩的行为。绩效责任归属于被审计单位，而审计师的责任是对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独立的检查。考虑和执行其审计结论会对被审计单位政策产生影响，审计师必须小心谨慎不要妨碍或削弱被审计单位责任，也不要对其事后的决定作出评价。

三、开展公共政策绩效审计的必要性

（一）开展公共政策绩效审计存在的困难

公共政策的效果直接关系到政府机构服务对象的满意度。这类审计一般比较复杂，难度系数较高。很多时候审计师需要以专家的身份对一项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判断，这就需要审计师具有相关专业领域的扎实基础，因此也对审计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保证专业性，这类审计往往需要聘请外部专家，这又为审计质量控制加大了难度；相对合规性审计而言，绩效审计也有既定的标准，但又超越这些标准显示出很强的描述性。很多情况下一项政策的效应具有不可测性，无法给出准确的数字。又或者效果延迟期较长，短时间内无法对效果进行估量。在这些情况下，审计师的主观判断显得尤为重要，然而一旦涉及到主观判断，审计的客观性就容易受到质疑；而关于公共政策的审计在很多人看来带有政治色彩，英国审计法对政策评价的限制也有一定的道理。这就要求审计师在针对公共政策的绩效审计中，对政治边界把握清晰，在保证审计结果客观、独立的情况下给出合理的审计结果，既不超越权力的边界也不固步自封。

（二）开展公共政策绩效审计的好处

1.有利于确保资源分配公平性。随着绩效审计从传统的“3E”扩展到“5E”，“环境性”与“公平性”日益得到重视。其中“公平性”指应审查政府项目及政府活动所产生的利润分配与再分配是否公平以及对社会秩序稳定的影响。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民生事业的重视，各方面投入力度逐年加大，然而由于缺少完善的公共政策体制，公众对政策的公平性存在一些质疑。而公共政策绩效审计则在促进政策“公平性”方面大有可为。审计机关通过对不公平政策严格把关，对现行体制中的不公平予以指认，推动实施体制改革，可以在保障政策公平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2.有利于实现政策过程透明化。西方发达国家行政公开制度实施较早，行政公开制度比较成熟，具备完善的行政决策体系，合理的行政决策机制，以及对行政决策的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相比之下，我国在政务公开方面尽管也有相应规章制度，却还无法真正落实。审计机关在鞭策决策科学民主，实现行政决策过程透明方面是可以担负起重要责任的。在推动公众参与确定审计重点的同时，通过审计结果公开促进公众对政策的认识和支持。开展公共政策绩效审计可以激发公众监督行为，对政策制定者起到震慑作用，有效抑制一些片面追求政绩的短期行为。

3.有利于落实政策的执行。美国学者艾利森曾指出：“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取决于有效的政策执行”。然而现实中政策执行走样却比比皆是，往往是仅仅做做表面文章，看上去光鲜亮丽实际上则是应付了事。地方官员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使用自由裁量权，如果没有对权力的有效监督机制，则容易滋生机会主义行为，其中审计机关是不可或缺的一员。现阶段审计机关可以先将政策执行审计作为工作的重点，保障政策的贯彻落实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政策效用。

四、开展公共政策绩效审计的可行性

在刚刚结束的世界审计组织第二十一届大会上，各国最高审计机关集中讨论了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最高审计机关促进财政政策可持续两大议题，明确提出，要培养审计机关对公共财政计划制定过程的审计能力，并促进对经济周期、政府债务、公共项目和社会安全、养老金、教育、医疗保障以及自然灾害、气候变化、金融危机等领域可能发生的事项建立评估的执行机制及法规机制的健全。

1.具备内在动力。据世界银行估算，过去20年间，我国每年投资额约在4 000亿～5 000亿元，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与政府动辄几亿的投资政策以及其他民生事业相关政策相应的是，广大公民对公共政策信息的诉求越来越强烈，对参与政府事务管理呼声越来越高。而政府有义务将国家财政预决算以及政策决议过程向公众公布，这些公告报告则必须由审计机关进行审计以保证其真实可信。

2.拥有专项审计调查经验。我国目前已开展具有类似形态的，以专项资金为对象的绩效审计。这些项目从政策执行情况出发，以专项资金为主线，对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进而为更好地利用专项资金提出改进政策建议。虽然还不能从公共政策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但是此类工作的大量展开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政策绩效审计打下了基础。

3.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在开展公共政策绩效审计方面已有所建树。在欧洲，荷兰、挪威和瑞典在这一领域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一些最高审计机关将长期计划分为宏观（政治、环境）、中观（政策）和微观（管理）三个层次。可见，作为审计计划的一大层次，公共政策在审计工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我国的行政体制、基本国情与国外有显著差距，但国外最高审计机关的理念以及先进经验可以学习借鉴为我所用。

总之，现阶段各界对公共政策效用信息有着强烈诉求，我国也具备相应的实施条件，开展公共政策绩效审计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作者为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 GAO.The exper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R].Washington DC NO： GAO-13-868T，2013.

[2] 王勇.公共政策审计的若干思考[J].审计月刊，2012（10）：4-5.

[3] 张文婧.政策执行跟踪审计的路径探析――美国“不良资产救助项目”审计报告的解读和启示[EB/OL].[2013-01-30].http：// /.

[4] 徐震.美国公共政策审计评估：分析与借鉴[J].审计研究，2012（3）：60-64.

[5] 李慧，周岩.英国绩效审计的最新发展与启示[R].审计署审计科研所，国外审计观察，2012（3）.

[6] 陈振明.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60.

第5篇：公共政策和财政政策关系范文

关键字：和谐社会、公共财政、转型

一、“和谐”，人类社会始终追求的目标

和谐是人类社会的元问题，是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

1、中国的“和谐”哲学，宏观和谐

中国四书五经之首的“易经”，其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易有太极”，太极是什么？就是“太一”，是哲学上的整体和统一，是宇宙浑然一体的元气。中国围棋的黑白旗子，以中央为“天元”的棋盘，深深的凝聚着“和谐”的思想。

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数”以来，两千年来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伦理和谐观，实行“仁政”的政治和谐观，都是历朝历代统治阶级宣扬的国家治理理念。

道教虽然与儒家思想同时发源于我国春秋时期，但由于其“清心寡欲”、“小国寡民”的超然和谐观有抑制生产的不利因素，因此被统治阶级所弃用，没有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但其始终伴随着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社会隐性的社会和谐观，历代“学而优，却不能仕”的社会精英，往往选择隐居的生活方式实现超然的和谐观。

中国本土化的佛教就更厉害，“六祖大师”惠能的一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道出了人生轮回的和谐。

2、西方的“和谐”哲学，微观和谐

而西方的“和谐”哲学却是从小处着眼，从每个独一无二的人性的和谐谈起。

基督教是西方社会基本的社会价值取向的思想根源。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一个最伟大的思想成果，就是肯定了基督教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在其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指出，正是新教的宗教精神，一种新的价值观，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在欧洲的发展。德国费尔巴哈在其《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提出“上帝的完善性，就是我们灵魂的完善性；只是前者是无限制的……”都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来阐述个人在社会和谐中的巨大作用。

亚当•斯密，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山之人，其“看不见的手”理论通过研究普通制针工人的分工对效率的提高的作用，阐述了充分的竞争交易可以是使个体的自私自利行为在整个社会层面表现为完美的“和谐统一”

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通过对梦这种无意识人类行为的研究，阐述了人的潜意识对于社会和谐的影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哈耶克、米塞斯等人通过研究有意识的人类行为，阐述了自由对于和谐社会的重要。

但是在实际中，社会和谐的状态是短暂的，不和谐的声音往往此起彼伏。美国经济学家K·阿罗(K·Arrow)的“不可能定理”，道出了集体选择和谐的现实困难性，“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使人们看到了个人理性的选择到集体和谐选择之间的鸿沟。也正是现实中的不和谐，使人们产生了对和谐社会的憧憬，西方的“乌托邦”、中国的“世外桃源”体现着古今中外人们对和谐社会的向往。

二、转型时期社会不和谐的表现

纵观人类历史，社会的不和谐往往在社会转型期表现的最为显著。美国政治学会副主席、哈佛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塞谬尔·P.亨廷顿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里指出现代化过程中基本价值观的转变、社会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分配、政治体系的巨大变革往往造成社会不和谐。

纵观我国二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社会正在体现着重重的不和谐：

1、思想上的不和谐，“忠孝”伦理价值观与市场经济的背离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忠孝”为核心的社会。自然经济是以忠孝道德为基础的“人情经济”，“身份经济”，它与以诚信为道德基础的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是格格不入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就是价值规律，它从不承认像人情、身份、伦理规则等一类的规律。同时，竞争和变动使得每一个人利益的实现都离不开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每一个人的行为都受到他人行为的制约，因而也有必要通过互相之间的契约达成合意，去完成经济交往活动。契约关系所蕴含的意志自由、权利义务平等、等价有偿和公平竞争等一系列规则及其法律精神必然使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改变“忠孝”的道德观，建立以诚信为基础的市场道德。

2、政治上的不和谐，授权集中与用权民主

西方的政治体制，是体制下的议会制，这种政治制度的特点就是政治授权的民主性和行使权力的行政独立性和集中性。政府的政治权力是必须通过议会的立法授权，一旦授权，行政权力的行使便不受议会的监督，体现集中性。但是我国的政治体制体现为领导、干部的选拔采取组织提名的办法，行政的授权体现为上级领导的意志，体现为集中；而在国家政策的执行时却体现为民主，必须由“四大班子”一致通过才可以，这样的民主集中制，最大的弊端体现在财政政策上就是各级干部不对百姓负责，而只对上级负责，并且在制定政策时缺乏效率。

3、经济上的不和谐，计划功能与市场功能的交叉

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是一种既不同于西欧的古典市场经济，也与东亚地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市场体制相异的“双轨制”，即发育中的市场机制与行政性干预并存。中国特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模式”以区别于“东亚模式”。体现在财政上，就是财政政策对私人经济的过分干预、税收政策的区别对待和国有经济成分的规模庞大以及证券市场上国有股“一股独大”，这种“双轨制”在相当长时期内还可能存在。

4、自然环境上的不和谐，我们的发展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

由于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把经济的增长、GDP的增大作为各级政府的经济工作的唯一目标，不考虑自然界的发展变化，不建设自然界，只把自然界当作免费获取资源的仓库，导致环境质量下降，自然资源受重损。石油的短缺、国土的沙化、饮用水源的污染、温室气体的排放、城市的光污染等等已大大制约我国经济发展，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凸现三、公共财政VS不和谐

“财政学从本质上说是一个社会科学的范畴，而不只是一种纯粹的技术分析工具。”[i]“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制度下，财政都是个大问题。财政、税收实际上是一国政治的全部经济内容，“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政治不过就是决定公共物品提供即公共资源配置（包括收入再分配）的社会机制……是关系到、民主、法治的政治大问题。”[ii]，既然财政是个大问题，那么解决社会的不和谐，财政具有推卸不掉的责任。

1、公共财政应通过对“私人契约”的保护，重塑“诚信精神”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关系是商品生产者经济交往的最基本形式，因而也是范围广泛的社会关系存在的前提或基础，诚信是签订和履行“私人契约”的道德基础，没有诚信，“私人契约”就会难以履行。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交换，交换的基石是诚信。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在《中国宗教》一书中，说中国商人缺乏“诚实”和彼此毫不信任，这是对中国商人缺乏了解。恰恰相反，中国商人则是非常强调“信”、“诚”之道德的。然而，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由于历史的长期禁锢和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体制的不完善，加之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不清，使得“私人契约”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有效得执行，使得社会的交易成本大大的加大，中国社会传统的诚信美德得到破坏，阻碍着市场交易范围的扩大，阻碍着市场体制的建立。公共财政应当抽身比赛，切切实实的当好裁判员，通过有效的公共政策，降低交易的履行成本，促进契约的有效执行，重塑市场的“诚信精神”。

2、公共财政应通过法治化，逐步形成有效的民主财政

公共财政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并与之相适应的一种财政模式，因此，公共财政的首要任务是对市场契约的尊重和保护。公共财政应当成为保护市场契约的工具，公共财政的使命就是保护私人契约。从这点上讲，公共财政首先必然是“法治”的财政，因为对契约的有效保护是法制的本质特征之一。基于对私人契约保护的本质特征，现代“法治”的核心必然是“治政府”，人民通过法律限制政府的权力，体现在财政上就是建立民主财政。建立人民说了算的财政。通过财政的民主化，逐步促进政治的民主化。

3、财政应通过公共化，退出私人领域，提供更广泛的公共产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上的交易活动一般只发生在私人领域，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要求政府退出这一领域，把政府活动其中主要是财政活动局限于公共领域之内。非赢利性是公共财政的本质特征之一。在我国目前以市场为目的的改革中，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过程，就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改变政府配置资源的方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政府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体现在财政上，就是财政支出范围的问题。因此，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财政支出范围就只能界定在市场做不了的即失灵的领域，以弥补市场的不足，提供更广泛的公共产品。

从历史上看，社会的和谐是自发形成的，不是“构建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能“构建”的，在我们宣传和谐社会的同时，如何运用财政政策使每个公民可以享受到经济增长给他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使每个公民在经济增长中自身得到发展，使每个公民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增进社会认同感，是我们的政府应该认认真真思考的，也是我国财政在促进经济发展，克服社会的不和谐，建立和谐社会中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三、公共财政VS不和谐

“财政学从本质上说是一个社会科学的范畴，而不只是一种纯粹的技术分析工具。”[i]“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制度下，财政都是个大问题。财政、税收实际上是一国政治的全部经济内容，“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政治不过就是决定公共物品提供即公共资源配置（包括收入再分配）的社会机制……是关系到、民主、法治的政治大问题。”[ii]，既然财政是个大问题，那么解决社会的不和谐，财政具有推卸不掉的责任。

1、公共财政应通过对“私人契约”的保护，重塑“诚信精神”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关系是商品生产者经济交往的最基本形式，因而也是范围广泛的社会关系存在的前提或基础，诚信是签订和履行“私人契约”的道德基础，没有诚信，“私人契约”就会难以履行。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交换，交换的基石是诚信。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在《中国宗教》一书中，说中国商人缺乏“诚实”和彼此毫不信任，这是对中国商人缺乏了解。恰恰相反，中国商人则是非常强调“信”、“诚”之道德的。然而，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由于历史的长期禁锢和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体制的不完善，加之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不清，使得“私人契约”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有效得执行，使得社会的交易成本大大的加大，中国社会传统的诚信美德得到破坏，阻碍着市场交易范围的扩大，阻碍着市场体制的建立。公共财政应当抽身比赛，切切实实的当好裁判员，通过有效的公共政策，降低交易的履行成本，促进契约的有效执行，重塑市场的“诚信精神”。

2、公共财政应通过法治化，逐步形成有效的民主财政

公共财政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并与之相适应的一种财政模式，因此，公共财政的首要任务是对市场契约的尊重和保护。公共财政应当成为保护市场契约的工具，公共财政的使命就是保护私人契约。从这点上讲，公共财政首先必然是“法治”的财政，因为对契约的有效保护是法制的本质特征之一。基于对私人契约保护的本质特征，现代“法治”的核心必然是“治政府”，人民通过法律限制政府的权力，体现在财政上就是建立民主财政。建立人民说了算的财政。通过财政的民主化，逐步促进政治的民主化。

3、财政应通过公共化，退出私人领域，提供更广泛的公共产品

第6篇：公共政策和财政政策关系范文

关键词:城市化;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壁垒文章编号:1674-1145(2009)35-0125-02

一、公共管理创新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公共管理创新的必要性

1.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迫切需要。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愈益增强,各国为了吸引资金、技术和人才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全球化时代是高风险的时代,对各国政府开展国际合作和协商协调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推动着政府管理创新。

2.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需要。首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实现政府职能市场化和公共管理法治化。其次,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以企业化为导向再造政府内部的管理。借鉴企业管理的成功经验,运用企业精神改革政府,提高政府服务质量,是改进政府内部管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3.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成效明显。但是,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政府追求无限权力,形成无限政府,权力较少受到制约也难以制约,政府习惯于用单一的行政管理手段处理复杂多样的社会事物,这显然不利于激发和调动个人、企业与社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二)公共管理创新的重要性

1.公共管理创新为城市化奠定经济基础。以公共服务为目标的公共管理创新,有利于为构建城市化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面对社会对政府公共服务提出的要求,我国政府只有提供系统性、制度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公共服务,才能适应迅速增长的社会公共需求,为经济增长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2.公共管理创新能够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稳定。当前随着我国社会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长,社会矛盾更加复杂,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并将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人们日益迫切地要求政府为他们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人们越来越期望建设一个公开、透明、没有腐败的政府。

3.公共管理创新明确政府在城市化中的角色定位。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治理最重要的主体,承担着建设城市化的组织职能,其自身角色的合理定位和作用的有效发挥,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构建城市化的进程。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就必须使政府有明确的角色定位。

二、城市化进程中区域公共管理的问题

区域治理主体的缺位、区域公共政策的冲突和区域行政壁垒的存在等障碍因素,制约了城市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阻滞了区域公共管理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一)区域治理主体的缺位是组织问题

大凡区域一体化建设与发展比较成功的地区,一般都设有由中央政府或上一级政府直接领导的区域治理机构。重大的决策还要经过中央政府或上一级政府批准,并通过颁布各种法令、法规予以实施。由于没有统一的区域规划,城市往往都从各自利益出发,在城市规模、城镇布局、职能定位、产业分工等方面缺乏必要的协调,因此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互不相容、重复建设等问题,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区域公共政策的冲突是政策问题

传统行政区经济环境下,各地政府制定政策通常都是只考虑自己行政区内的情况,我们可以称之为内部政策。区域公共政策,是政府根据区域差异而制定的促使资源在空间的优化配置、控制区域间差距扩大、协调区际之间关系的一系列政策的总和。区域政策的突出特点是以区域为作用对象;它的出发点是区域差异,它的必要性在于市场机制在资源空间配置方面存在不足,在解决国民收入的地区间再分配方面往往失效。

(三)区域行政壁垒的存在是直接问题

行政壁垒主要是指地方政府出于对本区域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凭借行政权力对市场进行不合理的干预,以行政区划为界限主观分割统一市场的行政行为。当前在我国各个地区之间没有关税,执行的是统一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贸易政策。从国家的角度讲,各个地区之间是没有贸易障碍的。但是,由于受行政区划影响,不同行政区之间仍然存在市场分割现象。最大障碍就是隐藏于行政区背后的区域行政壁垒及其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

三、城市化进程中区域公共管理的创新

(一)通过观念创新确立区域公共治理理念

随着区域公共管理的发展,要求政府的治理理念必须跳出行政区划的刚性圈子,关注区域公共问题的治理,摈弃传统的“内向型行政”。在社会背景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政府的理念和行政价值必须摆脱对传统的路径依赖。每个地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个体来说确实是一种理性的行为,然而从区域发展的大局来分析,区域的发展容易受到多头行政力量的制约,区域发展极易走向碎片化,陷入“囚徒困境”,不可能实现联动共赢。政府要意识到这个问题,坚持区域公共治理。通过合作协调,发挥比较优势,使区域间的公共问题高效率解决,避免重复建设,恶性竞争和行政壁垒。

(二)形成统一的区域公共管理政策环境

对城市化一体化而言,创新区域公共政策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抓住重点,建立高效率的行政管理体制。突破行政区划壁垒,对区域相关政策、规划实施进行协调、监督。二是呼应热点,建立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体制。适应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需要,加快建立区域城乡统筹的就业、住房、社会保障体制。三是攻克难点,建立无障碍的市场流转体制。全面清理阻碍生产要素和商品自由流动的各种不合理规定,推进要素市场、商品市场的制度对接、统一互联,着力构建市场共同体。进一步培育区域产权市场,加快产权制度改革,形成有利于产权流转、资源配置和高效监管的新体制。

第7篇：公共政策和财政政策关系范文

【关键词】经济带 沿海 财政政策 发展

沿海经济带是沿海地区甚至是整个国家发展的关键地带，是我国深化对外开放政策的桥梁以及纽带。近年来，其发展水平在提高国民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大环境下，与其他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国家相比，我国的财政政策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以及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具有更为强大的作用。在沿海经济带的发展中，有效的财政政策可以促进技术、资金以及人才等有利资源向经济带的聚集，从而有效推动经济带与国际产业接轨的速度、进一步提高经济带的国际化程度，促进经济带产业结果的进一步优化。目前，我国关于沿海经济带发展的财政政策体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但是由于发展时间较短，仍存在较多不足，为了进一步推动沿海经济带的发展，文章进行了以下的探究。

一、沿海经济带的发展现状

（一）沿海经济带发展的成效

以某沿海经济带的发展为例：目前，某沿海经济带的发展已经升级为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到目前为止，该沿海经济带已经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各方面的开发建设正在有序进行。其中，以下四个方面的优势最为突出：（1）招商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2）基础设施配备基本完善；（3）整个经济带内的企业呈现出良好的营运态势；（4）土地开发合理有序的进行。

（二）沿海经济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经济带的发展整体态势良好，但是我们需要同时意识到以下问题的存在，及时采取措施，为经济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1.创新能力较低，缺乏完善的区域创新体系

调查发现，我国固有的体制以及原有的产业结构等对创新能力产生了明显限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科技创新在企业发展中的地位未得到足够重视，研发资金投入不足；（2）缺乏良好的人才结构，忽视了创新人才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2.不同产业之间协作能力差，产业定位存在重叠现象

沿海经济带的迅速发展为很多产业提供了机遇，许多行业在短时间内发展起来。但是由于产业之间没有形成良好的协作关系，导致很多产业大量聚集，而部分产业发展则较弱的现象，导致了产业发展的不平衡。

3.现有产业项目质量较低，带动作用强大的项目较少

调查发现，在沿海经济带中四个方面的问题极为突出，即高科技项目所占数量少、对经济发展具有强大推动作用的重大项目少、现有项目不具有显著特色以及外资投资的项目较少。

4.区域性产业群集优势未得到充分体现

现在，沿海经济带的区域性产业密集，但是却为形成统一的整体，各产业之间相互协作的能力明显较低。简单的说就是仅仅形成了在空间范围内的集聚，相互之间的关联关系以及依存关系不显著，缺乏成套的关联措施，相互之间协作能力较差。而经济带优势的发挥主要靠的就是产业群这个大的整体来实现。因此，需要加强对产业群的构建。

二、促进沿海经济带发展的财政政策

（一）积极完善沿海经济带发展的财政支持政策

沿海经济带具有较强的发展优势，为此国家制定了大量的政策对其发展予以支持。保证这些政策的全面落实是推动沿海经济带又快又好发展的坚实基础。除此以外，由于部分政策发展并不完善，政府需要加强政策的建设力度。立足于我国沿海经济带发展的现实状况，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在现有形势下需要重点发展的行业等，制定具有更高现实意义的政策。为了提高企业进行技术或者是设备研发的动力，应采取相应措施减少企业研发的费用，比如在企业所得税方面予以政策支持或者是对于研发出的产品具有较高应用价值者予以相应的奖励。对于一些具有较强发展优势的产业，可适当降低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费用，比如降低其土地出让金以及其它配套费用。尽快建立起鼓励自主创新产品研发的政策，建立具有针对性、以及创新性的采购制度，相关政策已经确认即可，在实施过程中要实现动态管理。除上述问题外，为了进一步鼓励区域内企业创新产品的发展，各省级以及省内各级政府应当建立相应政策，鼓励企业优先采购区域内企业的产品。

（二）推进财政体制等体制的创新性发展

体制的创新在促进沿海经济带的发展中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为此需要进一步深化相关财政政策的改革，提高财政体制机制的灵活性、实用性以及创新性，研究发现我国沿海经济带行政方面分割现象严重。这种状态进一步加重了“诸侯经济”的发展，阻碍了经济的良性发展。因此，要想实现经济带内原有老工业基地以及现有产业区域的快速发展，必须要打破原有行政区域分割的局势，突破封闭性较高的经济体系的限制。同时要增加政策在引导多种产业生产发展中的适用性，提高自身的使用空间，在制定相应政策前要进行严格的考核，了解各行业以及区域内行业的发展需要，立足于现实，对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的发展规模以及经济水平和在现有基础上的承受力进行严密分析。针对这些需要建立具有更高应用价值的政策。为了提高管理部门的监管力度要进一步完善监管体制，明确相关责任人的职责以及责任，尽量做到责任到人。

（三）通过财政资金的利用为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平台

1.充分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建立有利于产业发展的基金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对于整个经济带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研究发现，通过政府对资金投入方向的准确引导，建立有利于产业发展的基金对于实现沿海经济带的可持续快速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分析发现，产业园建立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以下四种：（1）政府的资金储备；（2）财政专项基金的整合；（3）国有资产资源的变现；（4）中央政府财政专项基金的支持。上述途径可以为沿海经济带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金基础，可以为沿海经济带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较好的发展条件。

2.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沿海经济带的开发建设

政府的资本投入对于经济带的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同样，民间资本在其发展中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在经济带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多民营公司逐步建立起来。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民营企业重视力度的不断提高，民营企业的发展形势如火如荼。多种运营机制如创业投资机制等已经建立起来，并逐渐完善，目前已经基本建立起了较好的民营经济融资平台。因此，我们必须要提高对民营企业重要性的重视力度，鼓励各类金融组织的兴办，尽快实现证券、银行以及保险等金融服务行业的变革，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更高的平台。

3.提高金融服务软环境的质量，增加风险资本的投入

风险资本可以通过一定程度的财力支持帮助企业缓解其内部存在的资金不足问题。常见的财力支持的方式主要有租赁服务、购买债券契约贷款或者是股份投资等。对于沿海经济带来说，金融服务软环境的良好与否对于产权的开放程度以及企业股权的流动性具有较大影响力。统计发现，良好的金融服务软环境对于风险投资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因此，要实现沿海经济带的高速发展，减少资金问题对其发展的限制程度，必须要强化金融服务软环境的构建。

（四）顺应国家号召，增加政府的政策支持

对沿海经济带的整体发展态势进行分析发现，我国现有沿海经济带发展状况良好，各方面均逐渐步入正轨。在经济政策方面我国将“保增长”作为宏观调控过程中需要实现的首要目标。为了尽快实现该目标，国家以及地方政府需要增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增加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对重大科技以及创新项目的政策支持力度。另外，交通的通畅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作用显著，由此可知，要实现沿海经济带的快速发展需要增加对交通设施的建设，增加原料以及产品运输的途径，为经济带的发展提供便利。

参考文献

[1]韩家彬，刁春游，汪存华，等.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1（07）.

[2]王志.促进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J].现代经济（现代物业中旬刊），2011（10）.

第8篇：公共政策和财政政策关系范文

论文关键词：入学费　教育券　基础教育财政　教育公平

论文摘要：教育财政作为政府及政府主管教育的公共部门有效地筹措、分配、使用和管理各种教育资源的经济行为，对促进教育公平发挥着重要功能和作用。教育财政政策的变革本质上也是对于教育公平的不断推进和完善。入学费、教育券作为不同历史阶段基础教育财政领域的变革产物，鲜明地体现了基础教育财政致力于教育公平的努力。

教育公平既是一个现实的话题，也是一个历史的选择。人类教育发展的历史一直伴随着人们对教育公平的追寻。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各国政府，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呼唤和实践着教育公平。促进教育公平作为一个长期和大规模的行动，政府的力量占有绝对优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政府的态度和行动直接影响教育公平的进程。政府对于教育公平的重视和推动可以从不同领域进行解读。从经济领域来看，教育财政作为政府及政府主管教育的公共部门有效地筹措、分配、使用和管理各种教育资源的经济行为，发挥着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功能。教育财政政策变革的本质也是对于教育公平的不断推进和完善。入学费(限于基础教育阶段)、教育券作为不同历史阶段基础教育财政政策变革的产物，鲜明地体现了基础教育财政致力于教育公平的努力。

一、入学费：基础教育财政政策迈向起点公平

入学费既是一个大众关注的日常话题，也是基础教育财政领域具有特殊意义的问题。入学费与教育投入、教育经费等问题直接相关。谁来承担学费、如何确立学费的额度、学费缴纳的多寡等都是基础教育财政不容回避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从引起关注并受到重视直至日益完善对于基础教育财政而言却是一段较为漫长的历史。

只有当政府用公共资金兴办教育，并且采用经济手段干预教育发展的时候，教育财政才会产生。这说明，当国家不过问基础教育的发展时，是无所谓基础教育财政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各国政府开始过问基础教育的原因、时间和推进方式都不尽相同，但大体上都经历了3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把基础教育看成是由私人举办的，为那些支付学费的人们提供服务的私人事业。第二阶段，把基础教育看成是由公共财政提供经费、为全体人民提供服务的公益事业，教育服务的对象是全体民众，不管其支付能力如何，都应该接受教育。第三阶段，把中小学教育看成是没有性别、种族和智力方面歧视，没有财富等级差别的全体人民都能平等接受的为全体人民提供服务的一项权利和义务。

鉴于政府过问基础教育的态度与方式的变化，基础教育阶段入学费的相关政策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在义务教育制度尚未确立、基础教育水平落后的时期，政府无暇顾及基础教育，没有基础教育财政一说。所谓入学费基本上就相当于教育经费，且其来源和构成十分单一。这种局面的形成与特定时期的教育发展水平相关。因为，这一时期教育被视为是少数人而且是有钱人的事，学费只不过是一种民众为满足自身的教育需求而自愿支付的教育经费。这种观念带有很大的普遍性。各国在基础教育发展的早期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这样一个时期，由民众自行承担教育费用。学费的承担者主要为民众和慈善团体等。

在美国，从17世纪、18世纪直至19世纪的早期，基础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私人或教会的事。公众免费入学的思想源于19世纪初，而其真正成为现实却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基础教育早在中世纪就已存在，但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一直到17世纪，英国的初等教育仍主要面向下层民众，初等教育机构的开办者和经费的提供者主要是教会，这种初等教育有着明显的慈善性。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加强了国家对教育事业的控制，建立公共初等教育制度的呼声才日益强烈。此后，英国国家过问基础教育的历史才真正掀开。至于日本的儿童，从11世纪至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学制》之前，他们大都是在“寺子屋”里学习。“江户后期的寺子屋虽然是专门的经营性教育机构，但是在形式上不收学费，寺子向寺子屋交的是“束惰”、“谢仪”，向老师交谢礼。一直到19世纪中后期，入学费的多寡以及由谁支付均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可见，真正意义上的基础教育财政尚未确立之时，教育公平只是一种奢谈。

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期是近代各发达国家义务教育立法最为踊跃和频繁的时期。政府逐渐取代私人和团体开始主动承担起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基础教育财政开始成形，其促进教育公平的功能也开始逐渐发挥。但这一时期的教育公平与基础教育财政政策本身一样是脆弱、不稳定以及不平衡的，不同社会阶层的子弟在学费问题上遭遇不公平的待遇。特别是有些资本主义国家施行的双轨制更是体现了这样一种不平等。双轨制是一种教育体系内部的分流制度。从入学费的角度来看则体现为，家境贫寒、无力承担高额学费的学子只能进入政府所办的层次较低、水平不高的学校入读。这些学校经费有限，学习年限较短，大部分都属于初等层次，且向上攻读的通道被堵塞。而那些家庭富有的子弟则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条件和意愿自由地选择入读各种较高层次和类型的学校。入学费的多寡对于他们来说根本不是问题。政府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自身对基础教育的职责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教育制度内在的缺陷却彻底暴露了这一时期的基础教育财政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仍然是形式化和表面化的。基础教育财政政策无法照顾所有阶层的子弟，在促进教育起点的公平方面基础教育财政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效果并不明显。这也许与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也有着一定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世界暂时摆脱了战争的拖累。各国教育的发展获得了良好的机遇，也在不断寻求新的变化。这一时期，各国义务教育制度基本完善，特别是那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其义务教育年限不断延长，有的国家甚至长达9－12年，且规定不论身份、阶级、种族、性别等，所有儿童都有平等地享受义务教育的机会。这种巨大的进步与基础教育财政对于教育公平的重视有着重大的关联。义务教育制度日趋完善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免费，也就是由国家来承担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当所有阶层的子弟不用担心学费问题、不会由于贫富差别而被迫选择不同的学校，而是拥有平等的就读机会，教育公平的推进就得到了明确的保障。这就是胡森所说的教育起点的公平，即“每个人都拥有不受任何歧视地开始其学习生涯的机会，至少是在政府所办的教育中开始其学习生涯的机会”。

二、教育券：基础教育财政政策追求公半的深化

从教育公平的角度而言，学费的减免实质上只是一种起点的公平，而更重要的是过程和结果的公平。为了使受教育者在教育体系中被平等地对待，基础教育财政政策必须不断尝试更公平、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教育券就是一种基础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的新方式，也是教育经费筹集和分配的一种新的思路。

教育券大约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广泛推行，成为被美国社会认可的基础教育财政的变革方式。教育券也并不仅仅是美国教育的专属。据某些学者统计，到1996年，约有20个国家已实施教育券政策，其中，智利是惟一一个在全国中小学(包括公立和私立学校)范围内推行政府教育券的国家。尽管这些国家在政治制度、教育传统等方面有较大差别，但它们选择和尝试教育券的原因大都与“教育公平”有关。不同国家对教育券的尝试体现了各国基础教育财政政策对于教育公平的共同关注、追求以及重视。当然，基于不同的教育背景和理念，教育券的实践形式也有一定的差别。

根据教育券的提供者可以将其分为两种类型：公共资助教育券与私人资助教育券。所谓公共资助教育券是指由政府出资，主要为行政区内符合一定条件的家长提供资金，资助他们为子女选择合适的学校就读。根据教育券发放的标准和对象的不同，公共资助教育券又可以分为收入标准教育券、弱校教育券和特殊学生教育券。这三种形式教育券的发放分别是以家庭收入、学生身处不利学校、特殊学生为标准的。私人资助教育券则是由个人、公司、慈善基金等出资举办，为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资助他们选择更好的学校。

也有人根据不同的教育券计划考虑公平问题的程度将教育券分为“排富性”和“非排富性”两种类型。弗里德曼提出的教育券是纯“无排富性”模式，所有适龄儿童可以获得等面额的教育券，自由选择不同收费标准的学校，不足的部分由学生家长自己支付。这种类型的教育券赋予穷人孩子和富人孩子平等地选择学校的机会和权力。1964年，英国经济学家皮科尔与怀斯曼(Peacock＆Wiseman)对弗里德曼模型进行了修正，主张应将教育券与学生家长的收入联系在一起考虑。美国社会学家詹克斯也提出了补偿性教育券模型，认为教育券应该帮助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克服上学的困难，进而避免不同阶层之间造成社会经济的隔离，他建议给予贫困家庭儿童第二张补偿性的教育券，这就是“排富性”的教育券模型。可见，不同类型的教育券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其致力于教育公平的努力。但是它们的理念和实践却包含有不同的公平意蕴：弗里德曼的教育券模型似乎更关注效率问题，却较少考虑那些涉及入学机会的公平问题；而詹克斯的教育券模型则更多地强调将教育机会均等作为社会的政策目标。

美国的公共资助教育券计划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密沃基市首度尝试。该市是威斯康辛州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它与美国很多大城市一样，大量的教育人口来自低收入和少数民族家庭。且这些孩子大多成绩不佳，有的不到毕业就被迫辍学，有的勉强毕业但成绩很差。这使得他们未来的教育前景非常暗淡。家长们对当地的公立学校系统深为不满，认为这些学校没有承担起应尽的责任，从而使很多家庭的孩子身处不利的教育环境。在一位名为波莉·威廉姆斯的人的呼吁和领导下，该市最终酝酿并创立了全美第一个公共资助教育券计划。密沃基市的做法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其教育券计划也遭遇了很多波折，但直到今日，该市的教育券计划一直在进行中，且参与计划的学校人数和学生人数都在不断增加。密沃基市推行公共资助教育券计划的经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直到今天，美国为数不多的公共资助教育券计划都普遍遭遇了各种形式的阻碍和困难，但在不断地坚持和发展的过程中，这些计划也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私人资助教育券则是由一些大城市的个人、公司、慈善家成立的基金，为那些处于弱势的学生家长所提供的。从1998－1999年间，美国有41个私人教育券计划在进行，有13000名学生参与其中。在2002年，私立教育券计划在全美范围内大约服务于5300万学生中的46000名学生，大约提供了6000万的学费援助，且每一份获准享用私立教育名单的后面还有长长的排队名单。私人教育券更接近于慈善事业，其形式更为灵活，有的资助面向贫困学生，为其提供一定数额的、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教育经费，有的则致力于改善贫困学生就读学校的状况。但客观来看，寄希望于私立教育券来为每一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质量更好的私立教育是不现实的，只有倡导公共政策改革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答案。

三、几点启示

有人说，判断教育财政体制好坏一般有3种通用的准则：其一是教育经费投入的充足与否，其二是教育资源获得和分配的效率高低，其三就是教育资源获得和分配是否公平。我们也可以把这里的“好坏”理解为合理。换言之，如果一定时期的教育财政政策能在教育经费投入方面保持较为充足，而教育资源获得和分配不仅效率较高，且较为公平，那么该种教育财政体制就是比较合理的。从入学费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来看，入学费由私人和团体承担的时期，明显属于教育投入严重不足；随着义务教育体制的逐步确立，人学费开始由国家和政府承担，且承担的比例和额度越来越大，这说明基础教育财政在日益促进公平的同时逐步迈向合理。基础教育的免费对于基础教育财政走向公平只是一小步。进入20世纪下半期，随着时代和教育环境的变化，人们对基础教育财政促进公平有了更多的期许，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卷计划的酝酿和实践也离不开这种背景。

教育券计划的实施既与20世纪下半期的社会和教育形势有关，也是一种基础教育财政的体制革新。不管是美国的公共资助教育券计划还是私立教育券计划，或是智利、哥伦比亚等国的教育券计划，所有尝试教育券的国家和城市都有着各自复杂的原因和背景，但有一点则是相同的，那就是促进教育公平。推行公共资助教育券的政府力图为促进基础教育的公平承担更多的财政责任，私立教育券的资助者则更多地从慈善的角度考虑，为低收入家庭、少数民族家庭子女选择私立学校提供经济上的支持。而智利的教育券计划则允许学生持与生均经费相当的教育券在全国范围内的所有参与教育券计划的学校中进行自由选择。哥伦比亚推行教育券计划主要面向中等教育领域，旨在为拥有各种社会背景的儿童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为他们增加教育机会和择校的权利。

教育券计划推行至今已有近20年的历史，尽管其成效还存在各种争议，但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的努力则是毋庸置疑的。当然，要使该计划真正体现其初衷，需要考虑的问题还很多。比如教育券的发行方面。教育券的发行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公立与私立教育部门的协调与合作，但也要与其他改革措施结合使用，在教育券计划制订、发行数量、面值、方式，以及防止教育质量下降等方面仍需进一步研究与探讨。无论是入学费还是教育券，任何基础教育财政的政策对于教育公平的促进都需借助具体的手段和明确的效果来体现，光有一种理念和模式还不足以证明其优劣。必须防止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等对教育的伤害，防止教育的失衡和异化。要以一种整合的思维来认识和完善基础教育财政政策，实现各政策要素的动态平衡。

参考文献

[1]崔玉平，美国教育财政的理论与实践[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2]徐辉，郑继伟，英国教育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

[3]陈宝堂，日本教育的历史和现状[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4

[4]修刚，日本江户后期寺子屋教育的形成与发展[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4，(3)：50－53

[5]胡森，社会环境与学业成就(张人杰译)[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

[6]周琴，智利教育券政策述评[J]比较教育研究，2007，(4)：39－43

[7]马建生，公平与效率的抉择：美国教育市场化改革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8]沈有禄，教育券制度评析[J]l教育与经济，2004，(1)：17－19

[9]贺武华，美国私立教育券探析[J]_职业技术教育(理论版)，2007，(1)：84－87

第9篇：公共政策和财政政策关系范文

关键词:财政支出;地区差异;均等化

中图分类号:F81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7-0016-03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区域差距不断扩大,这一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威胁因素 [1] 。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各种财政政策中,财政支出历来是最为重要的手段与方式之一,财政支出的投向不同意味着公共服务和受益对象的不同。因此,分析财政支出及各支出类别的地区差异对于分析中国财政支出地区间差距的特征,制定和完善促进区域经济和谐发展的财税政策有着重要意义。

目前,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关注中国财政收支的地区差距问题。Tsui(2005)将各收入对财力差异的相对贡献率分解为省内差异贡献率和省际之间的贡献率,该研究是基于县级水平的分析,并没有分析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差异 [2] 。刘亮(2007)根据东、中、西三大区域,对人均预算收入和中央转移支付的差异进行区域分解,以确定区域内部及区域间财力差异对全国财力差异的影响 [3] 。胡怡建和张伦伦(2007)根据收入来源(包括转移支付)对财力地区差异进行要素分解,以确定各项收入对财力差异的贡献率 [4] 。综上所述,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地区间财力差异的测量,而应用区域经济学中不平等指数及相关分解方法研究财政支出地区差距的文献却非常少。

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的划分,以 1990―2008年为分析区间,以五年为一个分析单元,研究了中国经济转型时期财政支出地区差异的现状,运用指数方法分析了中国财政支出的地区差异程度和特征,并探析了这种不平衡产生的原因及相关政策建议。

除此之外,一些年份财政支出区域分布的明显变化也反映出宏观政策变动的影响。例如,1994年财政体制改革恶化了中西部地区的财力,致使1995年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出的比重出现了显著下降。2000年以来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使西部地区财政支出的比重提高较快。2005年的中部崛起战略也使中部地区财政支出的比重有所提高,但相对西部而言提高并不显著,可见中部的发展受到此政策的影响相对较小。

一、中国财政支出地区差异的现状

1.财政支出规模的地区差异。近年来,中国地区财政支出的规模有了大幅增长。从区域分布来看,东部地区的财政支出增长十分显著,远大于中、西部地区[5] 。从表1 可以看出,1990年东部地区财政支出总额为933亿元,中部为586亿元,西部为560亿元,东部地区约占总量的1/2,中、西部均占1/4;而2008年这一指标分别变为22 891亿元、12 592亿元和13 766亿元,各地区占全国总额的比例仍然大致不变。这说明三大地区的相对差异不变,但绝对差异在扩大。也就是说,对于中、西部总体上经济欠发达地区,虽然财政支出规模在不断扩大,但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相比,却因为绝对差异的扩大而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

2.财政支出结构的地区差异。财政支出结构是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总额中各项支出的组合,它反映了一定时期地方政府财政政策的方向和所提供公共产品的结构。根据地方财政预算表,我们将地方财政支出分为经济建设支出和公共支出。前者包括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支出和科技三项费用、农业与林业支出和城市维护建设费四项;后者包括教科文卫生事业费支出、其他事业费支出、行政管理支出、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费、社会福利保障费支出和其他支出 [6]。

从表2可以看出,近年来东、中、西部地区地方财政支出的内部结构呈现出不同特点。总体而言,东部地区经济建设支出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公共支出比重相应上升;而中、西部地区的情况则正好相反,经济建设支出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而公共支出比重却有所下降。究其原因,跟各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不无关系。东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需要政府更加关注市场失灵的地方,提供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务,这使得东部地区公共支出比重逐年上升。而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政府更加关注经济总量的增长,再加上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建设支出呈现上升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公共支出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中西部地区公共支出比重下降表明公共服务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种情况的确令人担忧。

二、财政支出地区差异的实证分析

1.人均财政支出地区差异的变动趋势。人均财政支出能够有效反映各地财政支出分配的公平程度。从表3可以看出,用绝对指标极差和标准差来衡量,1990―2008年中国各地人均财政支出的离散程度呈上升趋势,极差从1990年的499元上升到2008年的11 319元,标准差从1990年的140元上升到2008年的2 903元。用相对差异指标来衡量,极值比和变异系数都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极值比由1990年的5.8上升到2005年的7.9,之后又开始下降,直到2008年的5.7;变异系数从1990年的0.55上升到2005年的0.72,之后开始下降,直到2008年的0.61,说明从1990―2005 年前后,人均财政支出的地区差异问题越来越严重,但2006年以后这种地区差异开始有所缩小。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向东倾斜,梯度推进”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使得中国各地区间的财政差距和公共服务差距迅速扩大,从2006年起中国开始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人均财政支出的地区差异开始逐渐缩小。

2.以基尼系数衡量人均财政支出的地区差异。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经济学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已经被广泛地用于一切分配问题和均衡程度的分析和衡量。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各地区在财政支出上存在的差异,本文根据基尼系数的平均差方法,计算了1990―2008年人均财政支出、人均公共支出和人均经济建设支出基尼系数。从下页表4可以看出,1990 ―2008 年中国人均财政支出、人均公共支出和人均经济建设支出的基尼系数都呈下降趋势,但却都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0的警戒线,可以看出中国目前人均财政支出地区差异问题比较突出。值得注意的是,人均公共支出基尼系数要明显高于人均财政支出和人均经济建设支出的基尼系数,这说明地区之间的人均公共支出差异问题比人均财政支出和人均经济建设支出差异问题更加严峻。可见,目前中国公共产品供给的地区差异是明显的,这隐含着不可忽视的社会风险。

3.以泰尔指数衡量人均财政支出的地区差异。泰尔指数(Theil Index)是从信息量和熵的概念出发来考察个体之间的差异性 [7],在经济学上被广泛运用于区域经济差异程度研究。与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相比,泰尔指数的特殊意义在于能将人均财政支出的地区差距分解成地带内差距和地带间差距。本文计算了1990―2008年的全国人均财政支出的总体泰尔指数及东、中、西三类地区的区域内、区域间的均等性分布程度。

从表5可以看出, 1990―2008年人均财政支出的地区差距经历了以下发展阶段:1990―2000年泰尔指数呈上升趋势,从2005年开始下降,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发展过程。其中,人均财政支出的地区间差距相对较小,也呈现出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发展趋势;而人均财政支出的地区内差距相对较大,总体上讲东部排在首位,西部次之,中部排在最后。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剧了地区间的财力差异,近年来随着中国均等化战略的推进,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逐步缩小了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和财力差异,因此人均财政支出的区内差距成为了影响中国地区财政支出差距的决定性力量。

结论及政策建议

由此可见,近年来中国财政支出的均等化程度在不断提高,但财政支出地区差异问题仍然比较明显,其中公共支出比经济建设支出的地区差异问题更加严峻。现阶段财政支出地区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以及由此决定的地方财政能力的差异,这必将引发地区间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的差异,从而影响中国均等化战略的实现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中国应不断完善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通过转移支付的手段使各个地区拥有大致均等的财政能力,从而满足各个地区大致相同的财政支出需求。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实行规范的、以均等化为目标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现行转移支付制度结构复杂、规范性差且不透明,其中相当部分是为解决分税制改革以前的历史遗留问题 [8] 。在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内,具有正面均等效果的转移支付仅限于始于1995年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但其总量占一般目的转移支付的比重不到30%,占全部转移支付的比重不到10%。而维护地方既得利益的税收返还虽然相对规模有所下降,但目前占转移支付总额的比重仍然超过1/3。因此,今后应当减少用于非均等化方面的转移支付资金,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等均等化转移支付数量。

2.调整转移支付的地区分配结构,增加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所获份额。从各类转移支付的数量看,还没有确立以均等化转移支付为主体的转移支付结构。在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内,税收返还所占份额最大,而且东部地区所占税收返还份额最大。这种资金分配结构不仅没有缩小地区间贫富差距,反而恶化了财政支出均等化状况。因此,有必要改变转移支付的地区分配结构,使其向中、西部贫穷地区倾斜,协调区域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王雍君.中国的财政均等化与转移支付体制改革[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9).

[2]Tsui,K.Local Tax System,Intergovernmental Transfers and China’s Local Fiscal Disparities[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5,(33):173-196.

[3]刘亮.中国地区间财力差异的变化趋势及因素分解[J].财贸研究,2007,(1).

[4]胡怡建,张伦伦.中国地区间的财力差异――基于地方税体系与转移支付体系的比较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7).

[5]罗丽英,汤薇.中国财政支出地区差异的研究[J].经济师,2007,(12).

[6]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2008中国财政发展报告[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