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分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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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观经济政策分析范文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政策效果 经济发展

一、引言

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在美国率先爆发,并迅速向全世界蔓延,演变为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场金融危机。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严重冲击,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我国政府果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和效果可以通过分析IS―LM模型得到清楚地说明。因此,在这里首先说IS曲线和LM曲线的推导过程。

二、IS曲线和LM曲线的原理

IS 曲线表示的是产品市场均衡时,一系列收入和利率的组合轨迹。所谓产品市场的均衡,是指产品市场上总供给与总需求相等。以三部门经济,计划总需求AD=c+i+g,其中c表示消费,i表示投资,g表示政府购买。总供给=c+s+T,其中s表示储蓄,T表示税收。所以当c+i+g=c+s+T时产品市场均衡。

一般认为,消费c是居民可支配收入yd的函数,即c=α+β*yd,而yd=y-T-t*y+TR,其中y表示居民总收入,T表示定量税,t表示比例税的税率,TR表示政府转移支付。投资i是利率r的函数,i=e-d*r。将这些表达式代入AD=c+i+g中,得到AD=[α+e+g+β(TR-T)]+ β(1-t)y-d*r。因此,在一个以AD为纵坐标以y为横坐标的直角坐标系中,总需求AD的曲线会随着利率r取不同的值而移动。例如,当利率由r1降到r2时,AD曲线会由AD(r1)向上移到AD(r2)的位置。当y=AD时,产品市场均衡。因此由均衡条件y=AD得到的曲线与每条总需求曲线的交点可以确定一个点(yi,ri),在以y为横坐标r为纵坐标的直角坐标系中把每一个满足条件的点描绘出来,便可得到IS曲线。

LM曲线表示的是货币市场均衡时,一系列收入和利率的组合轨迹。货币市场的均衡是指货币供给等于货币需求。货币供给ms一般是由国家加以控制,因此是一个外生变量。货币需求是由于人们具有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而引起的,具体可以分为交易性货币需求L1和投机性货币需求L2。交易性货币需求是收入y的函数,有 L1=A1+k*y,投机性货币需求是利率r的函数,有L2=A2-h*r。所以当货币市场均衡时有ms= L1+ L2,即ms= A1+ A2+k*y-h*r。可见LM曲线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如图所示:

三、我国2009年的政策效果分析

1. 财政政策

我国政府于2008年11月宣布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扩大投资、扩大消费和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三个方面采取措施。

在扩大投资方面,中央决定实行4万亿中央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计划,到2010年底前分两年完成,这对扩大全社会投资规模起到了重要的导向和带动作用。2009年以来,我国投资保持高速增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2009年上半年,GDP增长7.1%,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达6.2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7.6%。

在扩大消费方面,我国实行了 “三下乡”和工业品以旧换新的财政补贴政策。这些政策不仅大大拉动了内需的发展,而且有助于保持营销、物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安置了大量人员就业。受家电下乡政策的刺激,1~9月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6.0%。

在减税方面,中央决定从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的改革。同时,我国还实行了促进房地产发展的税收政策,扶持中小企业、服务业发展和扩大就业的税收政策。初步预算,2009年一年约减轻企业和居民税费负担5500亿元左右。

我国实行的这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使我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率先复苏和发展。从2009年第三季度以来,经济增长开始企稳回升,企业经济效益也开始逐步好转。无论是扩大投资、消费还是减免税收的措施,都会使IS曲线右移,如图所示,假设LM曲线的位置不变,当IS曲线右移到IS`的位置是时,均衡收入y*便会增加,即表现为经济的复苏与企稳发展。如下图1所示:

2.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通过货币供应量来调节利率进而影响投资和整个经济以达到一定经济目标的行为。央行可以通过再贴现政策、公开市场业务和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实现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在2009年,我国央行普遍使用的是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做法。假定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rd,,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为re,现金存款比率为rc,那么货币创造乘数就为(rc+1)/(rd+re+rc),当re和rc不变时,rd,降低,货币创造乘数便会变大,从而使货币供给增加。在IS-LM模型中,这便表现为LM曲线的右移。假设IS曲线的位置不变,当LM曲线向右移动到LM`时,均衡收入y*便会增加,会间接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

四、总结

我国在2009年同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会使IS曲线和LM曲线同时右移,这比只有IS曲线右移或只有LM曲线右移的效果更明显。继2009年第一季度GDP增长6.1%探底后,二季度以来,经济开始企稳回升。我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率先复苏和发展,经济增长开始企稳回升。另一方面,企业经济效益和财政收入也扭转了下滑的趋势,开始逐步回转。这些都说明了我国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丛明,朱乃肖.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若干问题的研究.[J]北京:税务研究,2010(1):12-17

第2篇：宏观经济政策分析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消费需求；有效性

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各国均出台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中国而言，由于资本项目的管制，金融体系并未受到太明显的影响，所以，中国在目前阶段所面临的考验首先来自于实体经济层面，扩大内需以缓解外需减少带来的冲击是政策的首要目标。为此，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两种政策都是对需求的管理，但是对需求结构的影响和作用机理却不同，结合我国的特殊情况，两种政策的效果也会有较大的差异。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分析

（一）乘数作用限制了投资的拉动作用

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实施十项措施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4万亿元的投资，对于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严重偏低，较低的投资乘数使这一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由于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占家庭支出比重太大、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及我国传统的勤俭节约观念等因素的制约，我国居民当前的边际消费倾向严重偏低，大致为0.3，只相当于英美国家一半的水平。在当前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边际消费倾向也会因为预期的不乐观而继续走低。

（二）财政政策很难改变中国长期以来的消费不足问题

美国这次危机不是消费需求不足，它的消费很活跃，其经济增长需求不足主要是投资需求不足。相反，中国的内需不足主要不是投资需求不足，而是消费需求不足。中国不缺投资需求，中国从政府到企业，从中央到地方，投资都有经验、有热情、有积极性。但是中国怎么刺激消费需求，确实是经验不多，体制上、政策上、环境上的准备也不是很充分。世行认为，中国目前是投资需求过旺而消费需求不足，但是目前中国刺激内需的政策主要是刺激投资需求，而中国实际上投资需求很旺盛，应想办法刺激消费需求。从短期来看，虽然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为扩大内需做出很大贡献，但是从长远的经济增长目标来看，消费需求的增长才是根治我国需求不足的根本所在。而我国在刺激消费需求方面，缺少经验、缺少办法，体制上、传导机制上也存在障碍。

（三）货币政策的作用空间有限

自2008年9月以来，央行连续几次下调利率和法定准备金率，1年期存款利率已经从4.14%下降到2.25%，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17.5%下降到13.5%。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明显，从信贷投放看，1~2月2.69万亿元的天量信贷，已超出今年5万亿元信贷底线的50%。目前项目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控制全都放松到了极点，面对创下历史之最的一季度4.58万亿元信贷投放，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尤为重要。所以，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的空间很有限。

（四）“流动偏好陷阱”使货币政策的反衰退作用十分有限

从反经济哀退作用看，由于存在所谓流动陷阱，因此给很多投机者带来了机会。在通货膨胀时期，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效果比较显著，但在经济衰退时期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效果则不明显。因为，此时厂商对经济前景普遍悲观，即使央行松动银根降低利率，投资者也不肯增加贷款从事投资活动，银行为安全起见也不肯轻易贷款，这样货币政策作为反经济衰退政策，其效果就甚微。

二、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对策建议

（一）全面提高刺激消费政策的有效性

消费需求不足是我国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消费需求不仅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倾向的大小也将决定各项乘数的大小，从而全面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

1.改善投资和消费结构

当前，投资和消费的结构性失衡，投资需求增长过快，排斥了消费需求的增长空间。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固定资产实际投资需求（剔除价格因素后），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13.5%，比西方国家要快1倍还多；这几年更高，从2003年以来就没有低于24%。2008年我们紧缩投资，防止过热，控制投资规模，结果公布出来的数据还是25.5%；2009年一季度是28%。可见，这些年我国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速度是很快的。一个国家的钱是有限的，去买投资品，就不能去买消费品，两者之间是排斥的。

2.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其消费增长是不是和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很大程度取决于居民收入分配在总分配中的情况。目前，从中国各地每年公布的数据看，增长最快的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往往比GDP的增长速度快1倍；而GDP的增长速度又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说明企业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所以这些年，政府收入增长最快，其次是企业，最慢是居民，因而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的收入分配比重持续下降。1998年，我国居民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68%，2008年占59%，10年间比重下降了9个百分点，因而总的消费比重也在下降。这是国民收入分配宏观方面的矛盾。

3.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收入

一个国家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说明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更多地给了有钱人。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有钱人消费的绝对量大，但是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小，越有钱消费占收入的比重越低。富人拿到钱后，只将很小一部分用于消费，大部分用于投资、储蓄和买保值品，这又加大了经济增长和国民消费的不匹配。所以，消费收入差距过大，不只是影响公平，还影响效果，更影响经济的可持续性。因此，我们收入分配中宏观上和微观上都存在问题，宏观上居民收入的比重在降低，微观上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分配的问题影响经济的增长，使消费需求严重不足。

（二）加快发展金融市场，保证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要加快开发新的市场工具。应根据经济需要，增加发债规模，积极调整债券结构，增加可资利用的债券品种，进一步增加银行间市场的开放程度，扩大货币市场主体，吸收证券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银行间市场，增大银行间市场的覆盖范围，最终建成我国集同业拆借市场、国债市场、贴现市场于一体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协调发展的金融市场。

（三）选择利率作为中介目标，降低货币流通速度波动过大造成的影响

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由于作用因素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准确估计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方向和幅度，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金融创新不断涌现、各种金融支付工具层出不穷的环境下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用一个新的中介目标来替代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减弱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

从整体上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经济效果被弱化，但是两种政策的作用机理、调整的力度和调整的对象却不同，要从整体上促进经济的复苏，两种政策必须合理的搭配使用，取长补短，而不能单纯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双管齐下，标本兼治”。

参考文献

[1] 程国平，方苏立.关于我国边际消费倾向的探讨[J].商业时代，2007，（26）.

[2] 何新.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M].北京：华龄出版社，2008.

[3] 韩康.中国宏观调控三十年[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第3篇：宏观经济政策分析范文

一、正确分析宏观经济形势

今年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是“两个不变，六个隐忧”。“两个不变”：一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基本态势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需求不会出现大的减弱。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有望保持增长。二是国际产业转移和技术扩散的趋势没有改变，有利于我国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产业包括服务业和研发环节的转移继续加快。“六个隐忧”：一是发展不平衡加剧，二是石油价格仍在高位波动，三是贸易保护主义更加强化，四是国际投资资金频繁冲击金融、商品市场，五是局部地区动荡不安，六是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以及禽流感等传染性疾病蔓延等。

国内环境是“五个有利，五个深层次问题”。“五个有利”：一是我国处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的时期，市场潜力巨大，内在动力较强，有利于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二是今年是“*”起步之年，中央确定的各项战略部署将全面启动实施，有利于引导各方面的发展积极性；三是供求总量关系进一步改善，市场机制作用明显增强，有利于推进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四是各方面更加注重统筹协调发展，有利于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五是我省将加大扶持苏北的力度,南北产业转移将进一步扩大。“五个深层次问题”：一是自主创新能力弱，经济结构不合理,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不良竞争日益显露；二是增长方式粗放，资源环境约束加剧,进出口贸易不平衡的矛盾突出；三是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难度加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四是体制机制不完善，法制环境不健全;五是经济运行中一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不容忽视，社会发展方面的矛盾和问题较多。

二、准确把握具体政策走向

1、关于宏观调控

今年国家将继续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更加注重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更加注重各项政策的协调配合，更加注重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巩固和发展宏观调控成果。

一是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今年国债和中央预算内投资总规模比去年减少，将按照突出重点、压缩一般的原则，优先安排续建项目，适当开工建设事关“*”规划顺利实施的重大项目。将认真做好重大项目规划和前期准备工作，建立重大项目储备库，严格项目建设程序，加强重大项目稽察，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在货币政策方面，将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将继续加强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促进信贷结构优化，发展直接融资，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着力解决中小企业等贷款难问题。

二是将加强固定资产投资调控。继续把好土地、信贷两个闸门。加强行业规划、产业政策与土地、信贷、环保、安全等政策的协调配合，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合理控制中长期贷款，严格控制过度扩张行业的信贷投放，继续落实已出台的调控措施，增加普通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供给，控制高档房地产开发。

三是将努力扩大消费需求。积极做好提高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严格执行企业最低工资制度等增加居民收入的工作。开拓农村市场，继续搞好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加大对农村商业网点连锁经营、农资物流配送等项目的支持力度，扩大消费热点，完善住房、汽车等消费政策，发展文化、健身和旅游消费。优化消费环境，加快个人征信体系建设，规范和促进消费信贷发展。加强市场监管，着力解决教育和医疗乱收费、电信服务价格高等问题，开展教育、医药价格收费专项检查，加强食品药品安全整治工作。

四是将进一步加强经济运行的监测预警。继续坚持月度分析和重要情况报告制度，密切关注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及时发现倾向性、苗头性问题，针对突出矛盾，提出对策建议，加强预调和微调。

2、关于能源供应和运输。将促进煤电油运供需衔接。认真落实电力发展规划，加快水电、核电、可再生能源等清洁能源建设，完善电网结构，促进电力建设有序发展。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大型煤炭基地建设，稳定煤炭生产和供应。努力增加石油天然气供给，整顿油气开发秩序。继续加强煤运通道、下水港口和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电力需求侧管理的长效机制。强化煤电油运价格监管。加强协调调度，高度重视，着力解决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供水、供气、供电、供暖和供油等实际问题。

国家将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逐步理顺价格关系，形成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的机制，发挥价格的“倒逼”作用。这意味着煤电油气运面临逐步涨价。具体为：一是要完善石油价格机制，进一步理顺成品油价格。改进天然气价格管理，适当提高价格水平。二是深化电价改革，实施新的输配电价格管理办法，调整销售电价分类结构，继续实施煤电价格联动。三是推进煤炭价格市场化，取消电煤价格临时干预措施，由煤、电双方自主确定交易价格。在安全成本增加、资源成本增加、劳动力成本增加的情况下，煤炭价格必将呈现上涨走势。四是加大水价改革力度，扩大水资源费征收范围，适当提高征收标准，合理调整水利工程和城市供水价格，加快推行阶梯式水价、超计划超定额用水加价，强化供水价格约束机制。五是推动土地价格改革，推动建立规范的基准地价确定、公布制度和协议出让最低价制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六是全面实施污水和城市垃圾处理收费制度，未开征的要开征，已开征的收费标准调整到保本微利水平。七是加快建立和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收费政策，建立环境治理、生态恢复责任制和费用补偿机制，完善排污收费政策。八是在能源和资源涨价的作用下，运输价格也将呈现出上涨趋势。所有这些价格改革措施，都将对资源配置产生重要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加大工商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

3、关于结构调整。今年国家结构调整的力度很大，国务院专门出台了《关于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同时公布了鼓励、限制和淘汰产业指导目录，将采取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把解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限制和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将完善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对已出台的钢铁、电解铝、煤炭、汽车等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将强化落实，加强检查，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对尚未出台的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将抓紧制定和完善，尽快出台。原则上不批准新上钢厂。提高进入煤炭生产领域的井型标准，明确回采率。淘汰落后产能。在主要依靠市场优胜劣汰的同时，依法关闭一批破坏资源、污染环境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小企业。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冶金、纺织、电力、汽车、水泥和小化工等行业。

冶金行业：今年将推进钢铁企业强强联合，形成5个超级企业，淘汰1亿吨落后炼铁生产能力和5500万吨落后炼钢生产能力，原则上不批准建设新厂，暂停核准钢产量500万吨以下企业的所有冶炼项目，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和项目不予贷款，坚决淘汰300立方米及以下高炉（不含铁合金高炉）、20吨以下转炉和电炉。在国家列出的落后生产能力表中，*省的数量还不少，炼铁高炉41座，20吨以下的炼钢转炉3座，20吨以下的炼钢电炉95座。炼钢电炉的淘汰数量占全国的1/4，是最多的省份。

纺织行业：全国棉纺能力从2000年的3400万锭增加到*年的7500万锭，其中约60%属于70年代以前生产的应淘汰的落后设备。国家将对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淘汰类纺织设备和工艺产品，严格按规定期限淘汰；加强二手设备的市场准入管理，控制落后旧设备向中西部转移；严格按照产业政策规定执行对聚酯等化纤项目的核准，防止化纤能力的过快增长。

电力行业：全国电力供需形势有较大改善，华东明显缓解，主要是季节性、时段性缺电，总体是“前紧后松”状态。针对电站无序建设遗留问题较多，国家将尽快出台“违规电站项目处理办法”，使违规企业对违规行为付出应有的成本和代价；推进火电机组“上大压小、上煤压油”工程；推进电价改革，逐步实行竞价上网等措施。国家列出的我省违规建设电站项目未经规划的22个，装机1080万千瓦，数量、装机均占全国的12.5%。

汽车行业：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遏制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盲目的产能扩张，支持企业大力发展节能和新能源汽车。国家将补充完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有关的投资规定，适当提高投资准入门槛。

水泥行业：主要是加大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五年内淘汰2.5亿吨，发展新型干法水泥，企业平均规模由现在的20万吨提高到40万吨，企业户数减少到3500家。国家要求各省上报备案水泥发展规划，并作为各省核准依据。

小化工行业：省政府已经明确，将用关闭小煤矿的力度，整治关闭小化工。

总之，今年国家在淘汰落后生产能力，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上，将采取前所未有的力度，这些行业日常生产经营、今后发展方向将因此而发生新的、深刻的变化。

4、关于产业与企业集中度。将推进技术改造，加快兼并重组。加大对纺织行业关键技术和成套设备研发、服装自主品牌建设的支持力度。鼓励大型钢铁集团的重大技改和新产品项目，按照市场原则，以资产、资源为纽带，鼓励钢铁、水泥、煤炭、化工等行业的兼并重组，支持优势企业做大做强，提高产业集中度。

一是企业做强做大。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全国1000家大企业中，我省有101家，但前50家中我省没有，我省最大的制造企业是沙钢，*年也只是突破400亿元。今年，省里已经提出了一个扶持发展的政策意见初稿，将集全国各省扶持政策之大成，目前《意见》还在进一步完善之中，将尽快形成定稿上报省政府。今后几年抓工业，一个十分紧迫而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强做大，将配置各种资源，包括经贸系统已有的资源将集中投放，科学配置。

二是产业集聚和企业集群。这是工业经济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的要求，也有利于发展现代物流业，是发展的方向。近年来，我省在这个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去年省里集中支持了多层标准厂房建设，建成了2600多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今年将在推进产业集聚和企业集群上，继续加大力度，争取新突破，打造百亿、千亿级产业集聚区。

5、关于节能降耗。国家导向性、预期性和约束性三大类指标中，刚性的是约束性指标，将纳入各地区、各部门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和政绩考核，并分解落实到各地，包括三大指标：耕地保有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为此，国家将建立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公报制度，今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要降低4%左右，我省今年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指标也不能低于降4%左右水平，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是加强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在节能方面，将组织实施十大重点节能工程，突出抓好1000家高耗能企业的节能工作，推行强制性产品能效标准、标识管理，扩大节能产品认证范围。对高耗能行业继续实施差别电价。在节水方面，将研究建立节水标准体系，推动重点行业节水技术改造，加大节水设备和器具推广力度。在节地方面，将强化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推动第二批城市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在节材方面，将加强重点行业原材料消耗管理，鼓励生产高强度和耐腐蚀金属材料，促进木材节约代用，研究实施节约包装材料的政策措施。在资源综合利用方面，将推进共伴生矿产资源和工业“三废”的综合开发利用，组织编制资源综合利用等专项规划。将研究制定促进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的财税、价格政策。二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将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认真实施国家第—批循环经济试点，提出重大技术和项目，加快关键和共性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将抓紧起草《循环经济法》，完善评价指标体系。将研究制定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发展循环经济的推进计划。三是搞好生态建设和污染防治。将加快淮河流域工业废水治理工作和建设，大力发展环保产业。

6、关于技术创新。一是鼓励和支持自主创新。将抓紧出台鼓励自主创新的指导性文件。加大对引进技术和设备的消化吸收再创新支持力度，对选用国产首台、首套装备给予政策扶持。实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专项工程，建设—批国家工程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加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支持一批重大科学工程。建立开放型自主创新体系，鼓励外资企业研发活动本地化，支持有条件的国内企业到境外建立研发中心。

二是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研究制定相关配套措施，加强组织协调。依托重点工程，积极推进燃气轮机、百万千瓦核电机、超高速列车、大型化工成套设备、机械制造流水线成套设备等16个重点领域的重大装备国产化，带动关键基础产品和零部件发展。

三是积极发展高技术产业。将抓紧制定《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配套文件，研究设立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重点发展集成电路、软件和新型元器件等基础性核心产业，培育数字化音视频、下一代互联网、新一代移动通信等增长性战略产业，实施集成电路、先进计算等重大工程。建设软件、微电子、光电子等产业基地。在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能源、生物制造四大领域实施若干重大专项。加快推进广播电视直播卫星、新支线飞机工程。广泛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四是大力发展生物产业。将其列为继信息产业之后又一新兴主导产业，将作为国家战略性产业予以重点发展，具体目标是：培育3000家左右现代生物中小企业，10个左右销售收入超100亿的生物大企业，5个产值上1000亿的生物产业基地，一批销售过10亿的生物产品，到2010年生物产业增加值5000亿元，占GDP3%。

五是加快自主知名品牌建设。将适当提高设备的折旧率，将自主品牌发展情况纳入统计指标体系，及一系列的财税优惠政策。我省是科教大省，应该也有可能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走在全国的前列。

7、关于提升服务业比重。将尽快出台《关于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选择若干城市开展服务、业体制改革与创新试点，加快发展交通运输、金融、现代物流等生产业和社区服务等新兴生活服务业。大力发展信息服务业。积极运用先进适用技术提升商贸、餐饮、邮政、旅游等传统服务业的水平和质量。

8、关于民营经济。将进一步优化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抓紧出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推动实施中小企业成长工程，制定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专项资金和信用担保等管理办法，完善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统计监测系统。通过实施“中小企业成长工程”，“*”期间初步形成发展环境明显改善、布局结构相对合理、管理和技术水平明显提高、市场竞争能力持续增强、吸收就业能力不断扩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小企业群体。进一步加大非公有制企业治乱减负工作力度。将推动东中西部（*省南北部）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安排好财政专项资金，重点支持融资担保、创业辅导、技术创新、国际合作和人才培训等服务机构的发展。将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开发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上市融资。

9、关于对外开放。国家将努力缓解贸易不平衡、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在出口保持稳定增长的基础上，着力调整出口结构。将完善出口退税政策，鼓励扩大一般贸易特别是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修订禁止加工贸易目录，促进加工贸易转型。继续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健全重要商品出口预警和贸易摩擦协调应对机制。增加国内短缺的重要商品和先进技术设备进口。将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工作。编制并组织实施“*”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专项规划，全面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严格限制低水平、高消耗、高污染的外资项目进入。将制定并落实境外投资产业指导政策，完善鼓励境外投资的配套措施、项目核准制度和国内协调机制，支持和引导有条件的企业进行跨国并购。

三、积极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宏观经济形势和具体政策走向有很多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积极应对并加以有效利用的地方。各地经贸部门和广大工商业企业要进一步认清形势，把握政策，顺时应势，积极寻求促进发展有效之策。

一要深入研究，准确把握。要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正确理解当前的国际环境中的“两个不变，六个隐忧”和国内环境的“五个有利”和“五个深层次问题”，既不盲目乐观，又不悲观失望。对具体的九个方面的政策导向，也要一分为二，既看到有利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利的一面，应该说有利形势更多一点。

第4篇：宏观经济政策分析范文

国内外已不少学者通过构建不同模型对经济周期进行监测预警，人工神经网络是方法之一。神经网络实质是一个大规模的连续的非线性时间动力系统，它具有并行分布处理、连续时间非线性动力学、网络全局作用及学习联想能力和高度的鲁棒性等特点。[1]与此同时，它也具有不可预测性、自适应性、耗散性和吸引性等非线性动力系统的所共有的特性。[2]对于宏观经济这样一个复杂的“黑箱”运作系统，人工神经网络体现出其优良性。

再者，崔胜铉和瓦里安（2011）认为利用大数据信息可以为实时预测提供服务。[3]比如，提前捕获GDP这样的经济数据。人们可以依靠网络技术和实时信息的可采集性，比如，在2016年12月31日得到我国本月GDP的数值。本文将通过构建以经济理论为支撑的宏观经济的指标体系，然后采用径向基神经网络进行宏观经济预测分析。

二、径向基函数神经网络介绍

（一）径向基函数神经网络

径向基函数网络（Radial Basis Function，RBF）由三层构成：输入层、隐藏层和输入层。输入向量首先与权值向量相乘，输入到隐藏层的节点；再计算样本点与节点中心的距离，该距离通过径向基函数的转换形成隐藏层的输出；最后通过输出层的线性表达形成网络的最终输出。

在这个过程中，重点之一是如何确定隐藏层节点的中心和其标准差σ，以及隐藏层与输出层之间的权值矩阵。[4]其中节点中心可用聚类的方法确定，或直接从样本中选择；而标准差则可通过经验公式

其中dmax表示所选中心之间的最大距离，n为隐藏层节点个数。根据径向基函数中心确定的方法不同，RBF神经网络有不同的学习策略。本文将使用有监督选取中心的方法。“监督”即神经网络的权值通过输出数据来调整，整个过程采用误差修正来学习，其代价函数如下定义：

设E为一个输出节点的误差，N为训练样本的个数，ej为输入第j个训练样本所得结果与期望结果之间的误差：

其中，I表示隐含节点的个数[6]。学习时，正是通过寻找合适的自由参数使代价函数最小。

由于RBF网络能够逼近任意的非线性函数，可以处理系统内的难以解析的规律性，并且具有很快的学习收敛速度，因此RBF网络具有较为广泛的应用。[5]

三、基于径向基神经网络宏观经济预测的实现

宏观经济预测的影响因素众多，且各因素之间关系复杂，是具有高度不确定的非线性系统，故而先构建影响宏观经济的指标体系，再采用径向基神经网络实现宏观经济预测，以陕西省1996年～2015年的数据作为实证样本。

（一）宏观经济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

以陕西省省内内生产总值（亿元）表示陕西省的经济水平。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划分出四类一级指标：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及净出口；[6]但人力资本在地方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增加技术、教育投资和文化公共事业这三项一级指标。兼顾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以下指标来衡量陕西省的经济发展：

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局，原始数据见附表1。

（二）径向基神经网络预测的实现

基于径向基神经网络进行陕西省宏观经济预测的实现依照以下步骤实现：

1.数据的预处理。利用RStudio处理初始数据，调用matrixplot查看是否存在缺失数据，结果显示共有7个缺失数据。补充方法如下：对于教育经费（EF）的第一处缺失、图书（TB）、期刊（TJ）和报纸（TN）的缺失采用均值插样做补充；教育经费（EF）的第二处缺失参考新闻“教育经费不少于地区总产值的4%”[5]，加之2014年、2013年的教育经费投入都大于陕西总产值的5%，那么一定程度上用2015年地区总产值的5%作为本地的教育费投入。博物馆数量（NM）的两处均以1998年的67个类推。

接着定义样本并划分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其中1996～2000年的数据为训练样本，2001～2005年的数据为测试样本。

2.训练样本。为了充分利用样本，对15份训练样本进行插值得到100份样本。具体操作为先将训练样本和对应的目标输出合并为16×100矩阵，采用Matlab2013（a）中的二维插值函数interp2插值后，再将该矩阵拆分为样本和对应目标输出。

3.创建径向基神经网络。使用newrb函数创建径向基神经网络，其中设定设误差容限为，扩散因子为22，最大神经元个数为101。调用函数后，得到的误差下降曲线图如下：

考虑到不同指标的数据量级不同，对数据做归一化后得到的神经网络如图3：

相比初次得到的RBF网络结构图（图4），数据归一化后误差下降速率更稳定：

4.测试显示测试结果。

相对误差结果总结如下：

四、总结

从实证过程可以归纳出以下三点：第一，指标有效，合适的数据预处理可以保证算法的收敛速；第二，预测结果的平均相对误差仅有0.071629，因此有理由认为，径向基神经网络可以准确预测宏观经济的走势；第三，预测值随着时间的推后，预测偏差逐渐扩大，这说明该方法和其他预测方法有着同样的确定，即只适合短时期内的预测，预测误差会随着预测期的延长而变大。

参考文献

[1]李爱军.前馈神经网络工作机理分析与学习算法[D].北京交通大学，2005.

[2]赵贵玉.多层前向网络泛化能力研究与应用[D].中国人民信息工程大学，2005.

[3]Hyunyoung Choi，Hal Varian，“Using Search Engine Data for Nowcasting -An Illustration”，In Actes des Rencontrees Economiques；Aix-en-Provence，FRANCE，Recontres Economiques d'Aix-en- Provence，LeCercle des economists，http：//Lecercledesecono- mistes.asso.fr/IMG/pdf /Actes_ Rencontres_Economiques_d_Aix-en- Provence_2011.Pdf，2011.L.Wu，E.Brynjolfsson，“The Future of Prediction：How Google Searches Foreshadow Housing Prices and Quantities”，Thirtie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Phoenix 2009，pp.1-14.

[4]陈明等.MATLAB神经网络原理与实例精解[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3.

[5]韩力群编著.人工神经网络理论、设计及应用[M].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7.

第5篇：宏观经济政策分析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

自建国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利用货币政策等方式调控国民调控国民经济。其目的在于稳定国内的物价、确保相应的经济增长以及充分就业。虽然，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货币政策不断在变化，但是其均是立足于时展的需求，具备一定的有效性。

一、宏观经济学与货币政策的界定

1.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

宏观经济学，也叫作收入理论或者就业理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为国民经济总过程的活动。其内涵就为利用总体性统计的概念，如国民收入、经济整体的投资、消费等来分析经济运行规律。

2.货币政策（monetarypolicy）

（1）界定货币政策，界定货币政策可以从狭义、广义两个角度来看。从狭义的角度来看。货币政策就是指中央银行为了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而控制、调节信用量、货币供应量的措施。从广义的角度来看，货币政策包括了政府、中央银行以及有关部门所有有关货币的规定和一切采取的影响金融变量的措施。

（2）目标第一，操作目标。操作目标考虑的内容单纯为央行实际准备金、基础货币、市场利率。其特点包括相关性、可测性、相应可控性。操作目标就是货币政策的近期目标，具体来说就是央行通过有关工具能够实现目标变量的控制的目标。第二，中介目标。中介目标考虑的内容包括货币供应量、利率、通货膨胀、汇率等。中介目标是货币政策的远期目标。中介目标与货币政策工具可达到的操作目标由较远的距离，接近于最终目标。第三，最终目标（政策目标）。最终目标就是央行、政府最想要通过货币政策实现的目标。从最终目标的定义就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不尽相同的。一般来说，最终目标需要考虑的内容包括国际收支平衡、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

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内涵

有关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内涵国内外不同学者持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认为，如果货币政策能够对国内经济变量产生直接的影响，就具有了有效性。这种理论主要的衡量指标包括了货币政策是否影响经济支出、是否和产出关系稳定、是否能够良好控制货币等。也有学者认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一种“意义”上的内涵。他们认为，研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需要从意义层面展开研究。这种观点提出，货币政策是与国民总收入、总需求之间紧密相关的。从这种角度来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取决于货币政策对产出、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虽然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内涵定义和理解范畴“众说纷纭”。

但是，可以从不同的观点中提取如下共性：

（1）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性变量（如稳定物价、经济增长）等实际产生的影响，说白了就是对国内经济运行作用力的大小。

（2）央行、政府、有关机构是否适时利用货币政策达到预期的宏观经济方面的调控效果。从中可以看出，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存在一种“工具”与“目的”的关系，那么，我们以宏观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切实可行的。

三、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

我国不同阶段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此处笔者从整体宏观经济特点入手，从4个具有典型代表事件的时间段分别分析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第一阶段：金融危机这一阶段的时间范围为（1998-2002）年。从整体宏观经济角度来看，金融危机的出现使得国际环境不佳，也造成我国经济下滑。在这种宏观经济背景下，我国政府、央行采取的货币政策有：（1）大幅降低利率（5次），存款利率由5.66%降至2.24%，贷款利率从8.66%降至6.38，还一并调整了利率结构；（2）强化公开市场的操作力度、扩展交易工具。政策（1）极大的、快速的提高了有效需求，刺激国民进行投资和消费，带给国民长期无间稳定的良好预期，进而起到了降低经济波动的作用。政策（2）灵活的、良好的操作公开市场，为公开市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促使经济危机背景下国内社会需求良好扩大、消费、投资明显提高，公开市场发展明显增速。第二阶段：防止“经济过热”这一阶段的时间范围为（2003-2007）年。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这一阶段国内经济涨势迅速。为了实现经济稳定发展，防止经济过热，我国采取的货币政策为--利率市场化。通过提升商业银行、信用社的贷款利率，放开结息、贷款利率的确定方式、制定再贷浮息制度（2005年）、构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系统（2006年）、上调存款利率（2007年，物价上涨）灵活控制经济发展，在确保稳定健康的经济增长趋势时，良好的控制了经济过热，促进信贷、投资合理增长，稳定维持物价水平，正确引导和有效调节国民对通货膨胀的合理要求。第三阶段：次贷危机这一阶段的时间范围为（2008-2009）年，从宏观经济学角度来看，由于次贷危机的迅速蔓延，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我国采取的货币政策主要有连续调低利率，调整存款准备金。经过这些政策操作，将有效的降低了次贷危机对我国国内经济的影响。第四阶段：经济复苏经济复苏阶段可以视为从2010年至今。这一阶段，我国的经济回升明显。为了确保经济的长足发展，国家对存贷款基准利率进行了调整（2012年-2013年，人民银行存贷款基础利率3次上调，而国家对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浮动空间进行了优化调整）。同时优化了货币政策工具以强化公开市场利率弹性。国家还对信贷结构予以调整（以文化产业、节能减排领域、高新产业为典型，予以信贷优惠政策等）。通过这些货币政策对于强化市场竞争、调控房地产、经济发展、促进居民配置自身财富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促使我国GDP、CPI实现稳健、较快增长。

四、结束语

文章在宏观经济学视角下分析了我国的货币政策和有效性。从中不难看出，如果国家想要得到良好较快的发展，就需要依托各种政策，而国家的经济发展，更离不开货币政策。不同阶段，应对不同的经济背景，我国所采取的货币政策各不相同。可见货币政策的出台、调整能够起到稳定国家经济的作用。而各个阶段国内的货币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提示在该阶段，国内的货币政策具有有效性的。同时也告诉我们，为了经济环境的变化，需要不断的对货币政策进行优化调整。

参考文献：

[1]潘文皓.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D].云南财经大学,2010.

[2]郭明亮.中国货币政策规则的有效性研究--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D].东南大学,2014.

[3]张良成,舒长江.最优货币政策规则选择与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11(2).

[4]苗子清.金融危机期间非常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12.

[5]何林,吕红娟,何炼成.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分析--基于1999--2009数据的实证分析[J].学术界,2010(7).

[6]石睿柯.我国货币政策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的联动机制研究[D].吉林大学,2014.

[7]张雅霖.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实践考察及发展趋势[J].科研,2015(1).

第6篇：宏观经济政策分析范文

[关键词]心理预期　博弈　政策制定者　公众　宏观经济政策

一、引言

近年来金融危机爆发越来越频繁。尤其是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更可怕的是造成全球投资者信心崩溃。如何树立“比货币、黄金还贵重的信心”，已成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难题。

实际上最近的金融危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最初实体经济基本面并没有显著恶化，只是由于虚拟经济的波动拖累了实体经济，最终导致整体经济衰退，正如伯南克所描述的“小波动，大周期”。以此次美国次贷危机为例，据IMF统计，美国抵押贷款和相关证券规模不足1.4万亿美元，已将全球经济拉人泥沼，不能自拔。可见，金融经济周期一且形成，治理起来则事倍功半。截止到2008年全球已经获批的救市方案金额已逾4万亿美元，救市规模已远远大于次贷规模，但让人失望的是这些前所未有的全球联手救市措施仍然不能驱散次贷危机的阴影，达到止滑提速和提振信心的作用。

很明显，金融危机期间负向波动被金融市场缺陷和人们的悲观预期放大了，中央政府要治理危机并从中摆脱出来，避免或降低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影响，关键要治疗公众的悲观预期和心理恐慌。

二、心理预期对危机的影响机制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心理预期在金融危机的恢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要治理危机，首先要理清金融市场缺陷和心理预期在危机产生和蔓延中的传导机制，才能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

1、国外学者有关心理预期对危机的影响机制

国外学者主要从金融市场缺陷――市场信息不完全导致的预期偏差角度间接描述了心理预期在金融危机产生和蔓延中的角色。费舍尔的债务一通货紧缩理论认为，经济繁荣阶段由于微观主体乐观预期导致的“过度负债”与经济萧条阶段基于悲观预期的“债务清算”形成了金融经济周期，危机爆发后企业为清偿债务而廉价销售使净值下降，引起利润水平下降甚至破产，进一步导致产出和就业水平下降。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认为，心理预期是影响供给和需求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导致经济波动的决定因素，就业水平、货币需求、投资水平以及经济周期都与之有关。伯南克和哥特勒的金融加速器理论认为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缺陷在经济萧条时期被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放大，导致企业净值降低，外部融资困难，从而使得投资下降，产出减少，危机进一步加剧。米尔顿从委托一问题的逆向选择出发，分析了金融危机下微观主体中锻行的行为：负向冲击直接影响到银行的准备金，银行可贷资金将减少。银行为了满足资本充足率和法定准备金率的要求，防范陷入“挤兑危机”和“流动性困境”，采取压缩自身信贷规模、规定更加严格的信贷合同、催还企业贷款和提高信贷实际收益率等措施。其直接后果是企业的可贷款规模减小，成本上升。投资急剧减少，整体经济的活跃程度降低。

2、国内学者有关心理预期对危机的影响机制

国内学者则主要从心理预期角度论述了微观主体在金融危机产生和蔓延中的角色。刘骏民，许圣道等认为心理预期在金融危机传导和深化中非常重要原因在于虚拟经济是以心理为支撑的价值系统。其独特的定价方式与人们的预期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而且由于现代金融市场固有的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以及人类与生俱来的贪婪、恐惧和从众心理决定了预期的不确定性，从而注定了虚拟经济具有过度波动性和敏感性。刘春航，张新指出在宏观经济波动比较大的环境下，心理预期所发挥的作用更大，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其他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心理预期来间接影响投资行为。宏观经济政策之所以不能直接有效地发挥作用，其主要原因之一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信息是不完全的，市场参与者只有在完善的金融市场，才能对各种宏观政策信号作出及时地反应，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都认为金融危机期间，由于金融市场信息不完全，心理预期在危机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传导过程中起了推波助谰的作用。

三、治理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大部分研究在选择宏观经济政策治理危机时都忽视了金融加速器和心理预期的重要作用，而主张选择明确的扩张财政政策。辅以适当扩张的货币政策甚至中性的货币政策来应对危机。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期间当利率水平降低到一定程度时，无论货币数量如何增加，再也不会使利率下降，进而不会使投资和产出增加，扩张性货币政策失效。从而主张选择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治理衰退。货币主义学派代表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货币政策认为。应避免货币政策受政治因素左右，不管经济出现什么情况。央行都应保持稳定的增长率，确保经济主体享有稳定的货币政策环境预期，以实现经济稳定。

但是。在次贷危机中我们观察到一个事实：危机期间理性预期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机制发生改变。经典理性预期假定认为公众能够对政策制定者的行为做出合理预期，事先估计扩大货币供给带来的物价上升，从而在物价上涨之前。工人就会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从而导致雇主因为成本增加而放弃扩大生产的打算，因此货币政策失效。但是。在这次危机期间，由于失业人数增加和就业压力倍增，工人失去提高工资的动机和谈判筹码，结果是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导致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同时利率下降，企业投资成本降低，从而最终导致企业因为投资成本降低而扩大雇用人数，扩张生产，提高产出水平，即扩张的货币政策是有效的。

而且，从逻辑上讲，扩张财政政策对实体经济恢复最有效，扩张货币政策则对恢复虚拟经济最有效，危机起源于虚拟经济，继而拖累实体经济。虚拟经济衰退是因，实体经济衰退是果。如果只重点治理实体经济衰退，而虚拟经济仍未恢复的话，实体经济还是会被虚拟经济拉入泥沼。所以，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树立投资者的乐观心理预期，有利于恢复虚拟经济进而使整体经济复苏。

四、一个简单博弈模型

在上一节的分析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通过一个两阶段的非完美信息博弈模型来论证和描述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在治理危机中发挥作用。宏观经济政策发挥作用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政府与公众包括企业和家庭的基于市场缺陷的非完美信息动态博弈过程：政府通过发送各种信息或信号――紧缩或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企业和家庭观测到信号后形成对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期，政府根据企业和家庭的预期再重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过程。在详细描述博弈模型前。我们需要了解几个函数：

1、企业产出函数：

式中表示充分就业时的产出水平，u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为

公众预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化，b0表示宏观经济政策与预期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对产出的作用。这个产出函数的一个重要含义是在金融危机时期意料之中的宏观经济政策也能影响产出水平。

2、政府收益函数：

这个收益函数的含义是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使“产出低于目标水平的损失”与“宏观经济政策松动导致的通货膨胀、声誉损失之和”最小。式中C反映了宏观经济政策松动有可能导致的通货膨胀在政府收益函数中的权重，C值越小表示政策制定者关心失业或产出增长更甚于通货膨胀，由于凯恩斯主义者主张干预，所以在金融危机时期，倾向于选择较小的以获取较低的失业水平或较高的产出水平，即。

3、企业的收益函数：

企业收益函数告诉我们企业总是试图正确预测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在时他们的收益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具体博弊模型描述如下：

I　参与者：政策制定者，公众(企业和家庭)；

Ⅱ　政府类型：凯恩斯主义者，自由主义者；

Ⅲ　博弈顺序：

a　自然赋予政策制定者某种类型c，政策制定者向公众发出选择紧缩或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信号；

b　公众形成对第一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期：

c　政策制定者观测到预期，其后根据收益最大化原则选择第一期的真实宏观经济政策；

d　公众观测到(但不能观测到政策制定者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然后形成对第二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期；

e　政策制定者观测到，然后选择第二期的真实宏观经济政策。

这个两阶段非完美信息动态博弈的均衡解告诉我们：

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公众能够明确判断出政策制定者的类型，因而他们预测的宏观经济政策松紧程度与政策制定者实际实施的宏观政策能都达成一致，从而不会形成悲观预期，能够做出与政策制定者期望相同的投资决策，有利于较快走出危机泥沼。

但是在非完全信息条件下，公众只能够观察到政策制定者的现行政策，而无法观测到政策制定者的类型，即不知道他们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在悲观预期和风险厌恶的双重约束下，公众可能减少投资，因而不利于经济恢复。为了让公众明确自己的类型。政策制定者在实施第一期的救市措施时，可以通过突破以往尺度的宽松宏观经济政策，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来表明自己的类型，使公众相信政策制定者会继续采取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直至经济复苏。从而有利于提振公众信心，使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都复苏起来。

五、政策建议

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微观主体的心理预期及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反应。因为不管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需要获得公众的理解、接受并主动配合。

(一)金赫危机期间，货币政策依然有效

对实体经济而言。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影响微观主体的心理预期，使消费者对未来更加明朗，减弱谨慎动机，提高消费倾向；可以降低企业投资成本，使投资预期收益率大于投资成本而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对虚拟经济而言，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公众信心恢复。有利于资产价格上升，资产价格上升又可以通过托宾q效应、莫迪利安尼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进一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与消费带来积极影响，最终形成良性循环，从经济周期中恢复过来。

(二)政策制定者辟递政策信号的明确性套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政策制定者在治理危机期初选择明确的政策信号有利于化不完全信息为完全信息，从而有利于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透明度。便于公众理解政策制定者和树立信心。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制定者在表明自己的危机治理态度后，要保证按照态度传递的信号制定政策并严格执行，以向公众巩固其在危机中的积极态度，从而有利于经济恢复。

第7篇：宏观经济政策分析范文

关键词：新形势；通货膨胀；充分就业；货币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8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8-000-01

一、背景

自从2008年爆发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信贷投放力度，甚至由政府直接注资实体经济，以期通过这些宏观经济政策拉动经济，提升总需求，从而确保经济增长与就业岗位的增加。然而，这些旨在刺激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本身亦包含着某些潜在的负面影响，在增加就业岗位、拉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亦将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和加速物价水平上升。

就业与通胀控制，历来是宏观经济中的一道两难题目，特别是当前经济危机仍未过去，欧洲债务危机此起彼伏，市场前景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稍有不慎，就将引起严重的问题。因此必须加以重视，笔者以为，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要遵从以下几条原则：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高度进行把握、深入研究通胀和失业的内在联系，从而确保将两项指标控制在可接受区间、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拉动社会总需求、最后就基于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两者的关系进行相关决策时，要对其结果条件对应关系进行准确把握。

二、当前通胀与就业问题存在的原因

随着经济危机的不断深入，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新的宏观经济政策，力求扭转或减轻经济危机给本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与负面影响，保就业、保增长。然而，随着最初的刺激经济增长政策的效果过去，各国却不约而同的陷入了政府赤字高筑、经济增长放缓、物价上涨加速的困局之中，更有甚者，出现通胀与失业率“双高”的现象，陷于被动局面。那么，为何会出现这些问题？虽然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但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制定偏重就业，忽略对通胀的治理

危机发生后，各国面对经济衰退，生产下滑的局面，不约而同的采取了刺激经济、保障就业的政策，对于通胀的控制有所忽略，而这种经济运行的结果就是时至今日，63.4% 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长率不超过 2% 的经济缓慢增长与 6% 的高通胀水平、9% 的高失业率水平相伴的“双高”局面。这一方面说明由于失业率上升，就业压力大，各国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偏重于解决就业问题，放松对通胀的管理控制，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某些国家对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全面内涵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的了解不足，使得相关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实施效果与主观目的之间发生了背离，出现了较高通胀水平下仍然保持了较高失业率的水平这一矛盾和困境。

2.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抑制了总需求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提升社会总需求的前提条件，在本次经济危机中不难观察到，但凡具备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社会的需求总量仍然能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社会公众对于未来的收入预期不明朗，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公众的支出计划变化幅度较大。这是因为保障体系健全，公众未来预期向好，刺激其有效消费需求，进而带动社会再生产相关环节，反之则结果也相反。

3.偏重短期目标，忽视长期发展

针对突出其来的经济危机，一些国家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优先考虑的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而是追求一些短期的、见效快的模式，这一现象在某些西方国家的近期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显现无疑：为了获取足够的票数，取得竞选与连任的胜利，一些西方政治集团更加倾向于采用见效快、时间短的经济政策，从而忽略了长期的经济政策的稳定性与连贯性，造成数年之后，政策的负面影响浮出水面的恶果。

三、协调通胀与就业问题的对策建议

1.从长期和发展战略的高度去制定宏观经济政策

经济发展有其自身规律，而经济政策的制定通常是用于引导经济的发展方向，调整产业的结构组成，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具有长期性的特点。而当前部分国家为了应对突出其来的经济危机，急切的采用一些短期博弈行为来保障就业，从而导致在就业问题和通胀问题上遇到了两难的困境。一个健康健全的经济体运行特征应该是具有一个合理通胀水平和物价水平以及将失业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要做到对这个两难选择的准确把握，就必须将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的问题从经济结构调整战略转型及其长期发展的规划上来看待和加以审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处理通货膨胀时不伤及到就业问题，而在解决就业问题时候通货膨胀水平依然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2.科学决策，将通胀和失业率控制在可控范围内

多年的经济研究表明，通胀与一定程度的失业率，是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剂，也是经济增长的必然产物，因此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充分认识到这两个数据的真实含意：引发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是现代经济的一个普遍现象，而失业率则是一项指标，用于衡量就业程度。二者的存在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彻底的消灭或者长时间的压制都是不现实的，宏观政策的制定目标应当是将这两项数据控制在可控的、社会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3.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公众对于未来经济的预期也将影响公众的支出计划，因此，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仅能够有效的释放公众的购买力，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即使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不前的境进，或者处于通胀与高失业率并存的“两高”局面，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作用，公众依然敢于消费，从而推高了社会的总需求，进而拉动经济发展，促进新的就业岗位的诞生。因此，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虽然从数据层面难以表明其对经济的支撑作用，但由于它是通过对于社会公众的心理预期影响而最终实现其作用的，因此，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不能忽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工作。

参考文献：

第8篇：宏观经济政策分析范文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实力的相对接近，20国集团(G20)开始逐渐成为国际经济协调的重要力量。相比于7国集团(G7)，20国集团涵盖的经济体更具代表性，其集团领导的合法性以及处理全球问题的能力也有所提高。G20成立以来，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促进贸易自由化以及全球经济的政策协调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当G20真正走向世界经济政策协调的中心以对全球经济政策加以协调时，却依然面临较大的合作困境。从多伦多峰会刺激和退出政策的分歧到伦敦峰会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再到首尔峰会汇率问题的互不相让，G20政策协调的困难暴露无遗，在涉及金融改革、贸易保护、政策刺激以及汇率制度选择等核心问题时，G20国家内部很难达成一致意见。

    本轮金融危机的出现是将G20推向全球经济政策协调核心位置的根本动力，因此，G20合作具有典型的危机推动型特征，会议的主题也多以应急性问题为主。一旦危机过去，伴随着共同利益的减少，不同国家在权力分配和利益争夺上的博弈将会进一步加剧。因此，G20长期内的合作与政策协调仍然离不开共同利益支持下各方利益的平衡，而不同国家产出变动与宏观政策效应的趋同则构成了G20进一步合作与协调的先决条件。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着重从经济基础层面探讨G20进一步深化合作的困境和未来的演进方向。笔者在对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进行估算的基础上，从金融危机后G20国家实体经济产出损失的对称性以及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致性两个层面对G20国家的合作困境加以分析。笔者认为，虽然在金融危机发生的初期，全球实体经济的普遍衰退为G20的深化合作提供了内在动力，但无论从产出损失的角度看，还是从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出发，G20成员国内部非对称的特征都始终存在，而这一点，直接形成了当前G20政策协调与合作的现实困境。

    二、金融危机下G20产出损失的非对称性

    下面，笔者首先对金融危机所造成的产出损失进行估算，并从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层面对G20国家进一步合作的经济基础加以探讨。实际估算时，笔者分别从实际产出的增长率损失和绝对产出水平损失两个层面来对实际产出损失进行衡量。

    对于实际产出增长率损失的估算，笔者主要参考荷和汉和克林格比(Hohohan and Klingebiel)以及克拉斯森斯、克林格比和莱温(Claessens, Klingebiel and Laeven)的计算方法[1][2]，通过考察金融危机发生前后各个国家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变化，以危机前与危机后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差值来对本轮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加以衡量。其中，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增长率以每个国家2008—2009年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平均值表示，而金融危机前的经济增长率笔者则以一定时期内各国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均值表示。为了增强产出损失估计的稳健性，笔者选取2007年、2005—2007年、2003—2007年三个不同的时期为参考基期，以这些时期实际产出的平均增长率作为危机发生前相应国家的产出增长率。

    同时，正如郝格斯等人(Hoggarth et al.)和博伊德等人(Boyd et al.)所指出的，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初始年份产出水平往往下滑较为严重，因此即便在产出增长率达到金融危机发生前水平的情况下，实际产出水平也往往低于危机前的产出水平。因此，单纯从产出增长率损失的角度来衡量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低估实际产出损失的大小。[3][4]对此，笔者在以实际产出增长率损失对金融危机的实体经济效应进行考察的同时，也引入对于绝对产出水平损失的分析。具体来说，笔者主要以实际产出相对于潜在产出的差值来对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绝对产出损失进行估算。潜在产出的测量主要是在假定不发生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按照金融危机发生前的产出增长率所可能实现的产出水平。而危机发生前的产出增长率仍然参考多个时期，以2007年之前1年、3年和5年产出增长率的均值来表示。

    表1从产出增长率损失和绝对产出水平损失两个维度，基于金融危机发生前产出增长率的1年平均值、3年平均值和5年平均值，给出了金融危机发生后，G20国家实际产出的损失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发生后，在G20国家内部，实体经济产出损失的全面性和非对称性表现得非常明显。

    一方面，在全球贸易、金融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国别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逐渐深化，产出波动的传递和影响也逐渐拓宽到全球经济层面。因此，本轮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具有非常显著的全球性特征。这一点，对于G20国家而言也不例外。从表1可以看出，在G20成员国中，无论以何种指标对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进行衡量，① G20国家的实体经济都在本轮金融危机中受到了负向冲击。除去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亚的产出损失相对较小外，其余G20国家的产出损失大部分都在3％以上。整体而言，G20国家产出增长率的平均损失在4％左右，而绝对产出损失的大小则在4.6％～5.0％之间。

    另一方面，虽然从整体上来看，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几乎对每个G20国家都形成了负向冲击，但在本轮金融危机的产出效应呈现出全面性特征的同时，在G20国家内部，产出损失的非对称特征反映得依然非常明显。具体来说，就G20中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整体而言，虽然本轮金融危机起源于发达国家，但从实体经济所受到的冲击来看，新兴市场国家整体受到的冲击却相对较大，其平均的产出增长率损失大概比发达国家高出0.3个百分点到0.5个百分点，而绝对产出损失则高出了0.2个百分点到0.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在新兴市场国家内部，产出损失的分化特征也比发达国家表现得更为突出。对于G20中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这里既存在着产出损失相对较小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也有产出损失相对严重的阿根廷、墨西哥、俄罗斯和土耳其，产出增长率损失最大的俄罗斯和最小的印度尼西亚竟然有接近9％的差异。而与之相对应，发达经济体的产出损失虽然也存在一定的非对称特征，但却相对较为收敛，增长率损失大部分在3％～5％之间，绝对产出损失则在5％左右。G20内部非对称的产出损失特征，在反映了不同国家初始经济条件巨大差异的同时，也为G20的进一步合作带来了新的困难。

    事实上，如果我们参考1973—1975年经济危机的产出损失时，当前G20国家产出损失的分化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以3年平均方式计算出 的产出增长率损失和绝对产出损失为例，在1973—1975年的危机中，7国集团的产出增长率损失为4.24％，绝对产出损失则为5.64％，② 比本次美国金融危机中G20发达国家的平均产出损失略高，但标准差却只有1.37％和2.72％，不但低于当前G20国家2.26％和2.73％的标准差，更是大大低于G20国家中新兴市场国家产出损失的标准差(见表2)。这进一步说明了在当前全球经济的治理框架下，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内部较大的分化特征，相对于20世纪G7国家而言，G20国家在现实合作上的困境更为明显。同时应注意，不但在产出损失上G20国家的分化特征明显，就危机发生前的经济条件而言，当前G20国家的经济差异特征也更为突出。表2计算了不同类型国家在两次危机发生前初始经济条件的差异状况，③ 从中可以看出，与产出损失相一致，在危机发生前的初始经济条件上，20世纪70年代G7国家的外部经济变量收敛特征也更为显著，经常项目平衡、对外贸易开放水平和金融开放水平的标准差都相对较小，分别只有0.70％、31.31％和43.61％，均远低于当前G20国家外部初始经济条件的标准差。较小的初始条件差异不但导致了产出损失的相对收敛，也为G7国家政策效应的一致性提供了保证。而这一点，既是G7国家逐渐走上全球经济治理核心地位的经济基础，也说明了当前G20国家深化合作的现实困难。

    

    三、金融危机后G20的政策效应差异——一个内生分组视角

    在前一部分的分析中，笔者从产出损失分化的角度探讨了G20国家政策协调的经济基础，认为虽然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全面冲击为不同国家的经济政策协调提供了内在动力，并使得G20逐渐取代G7成为世界经济政策协调的核心力量，但从产出损失分化的角度看，其政策协调的经济基础仍不稳固。在接下来的分析中，笔者将视角转向政府政策层面，探讨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在减少产出损失方面的效应大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即便产出损失在不同国家间存在着国别差异，但是如果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在力度和效应上存在一致性，这些国家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的建立仍然值得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初始经济条件的差异直接决定了一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的一致性与否。因此，在分析不同国家经济政策效应差异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对这些国家的初始经济条件进行考察。进一步说，我们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初始经济条件进行分组，以决定哪些国家是“同一类”国家，并对不同类别国家的经济政策效应进行考察。

    (一)分析方法及数据说明

    实际分析时，笔者不再采用简单地以经济发展阶段和所属地区等外生指标为依据的分组方法，而是采用汉森(Hansen)所提出的非线性的门槛回归方法(threshold regression)[5]，在对样本国家进行内生分组的基础上，对不同的前提条件组合下、金融危机后各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差异进行探讨。

    具体的模型如下：

    Y＝C＋β×POLICY＋e　(1)

    式中，Y代表金融危机后各国的产出损失情况；POLICY为政策变量，实际分析时，笔者进一步将其区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别以金融危机发生前后政府支出和货币供给增长率的变化值表示。由于不同政策变量的产出效应依赖于一系列前提条件，所以我们需要对回归过程中的门槛值进行考察。如果前提条件变量中有门槛值的存在，则式(1)可以写成如下的形式：

    

    

    就说明有门槛值的存在。笔者的工作就是对门槛值的存在进行考察并对其大小进行估计。同时在此基础上，依据各变量的门槛值，对样本国家进行内生分组，分析不同“类别”国家的政策变量对产出变化的影响。实际分析时，笔者主要考察4个门槛变量，分别为贸易开放度(TO)、金融开放度(FO)、经常项目平衡(CA)和汇率弹性(ER)。其中，贸易开放度以一国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金融开放度则参考莱恩和米尔斯—范瑞提(Lane and Milesi-Ferretti)的研究[6]，以一国金融资产和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经常账户平衡则以经常账户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表示；汇率弹性变量笔者以每个国家2002—2007年实际有效汇率波动的标准差来加以表征。实际分析时，为了消除短期波动因素的影响，除去汇率波动变量外，其余3个变量均为2005—2007年相应经济变量的平均值形式。金融开放的数据来自External Wealth of Nations Mark II数据库，其余变量均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具体分析时，首先需要对门槛值的大小进行识别。根据汉森(Hansen)提供的算法[5]，门槛值γ的估计值就是使得回归残差平方和最小的γ值。④

    由于在零假设下，门槛值是无法识别的，因此普通的LM检验的分布是非标准的，其显著性水平无法从标准的表中直接给出。对此笔者必须采用“自举法”(bootstrap)来获得其渐进分布。

    (二)样本内生分组结果

    笔者首先根据由2007年的产出增长率为基准所计算出的增长率损失指标，对91个样本国家进行“自举法”的估计。

    首先，针对整个样本进行第一轮分组。观察“自举法”所生成的bootstrap P值，发现CA和ER这两个变量门槛值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而基于TO的分组生成的P值虽然较小，但仍然大于基于FO分组的P值。FO分组的P值接近于零，因此参考汉森(Hansen)的研究[5]，笔者以P值最小的FO作为样本第一轮分组的核心条件变量。同时进一步对FO的门槛值进行估计，发现其门槛值的大小为155％。因此，笔者以155％的金融开放水平为基准，将整个样本分为高金融开放和低金融开放两组国家，前者包含49个样本，后者则有42个样本。

    其次，针对金融开放水平较低的49个国家，笔者采用相同的方法对“门槛效应”的存在进行第二轮的检验。4个变量“自举法”估计的P值分别为0.007(CA)，0.093(TO)，0.591(FO)和0.024(ER)，说明在这些金融开放水平较低的国家，经常账户平衡又构成了另一个核心门槛变量。对其估计的结果表明，其门槛值为0.964％。因此，笔者进一步将这些金融开放水平较低的国家再一次分为经常账户顺差较大的33个国家和经常账户顺差较小(逆差较大)的16个国家。由于第二组国家的样本数较小，因此笔者不再对其进行进一步分组。对第一个子样本进行第三轮检验的结果表明，在低经常账户顺差—低金融开放的33个国家里，贸易开放程度在6.1％的 显著性水平上有门槛效应的存在，相应的门槛值为66.92％。因此，笔者再将这些样本分为包括13个低贸易开放和20个高贸易开放的两类国家。

    此外，依照同样的逻辑，笔者针对初始产出水平较高的42个国家，进行了第二轮以及第三轮“门槛效应”存在的检验，又进一步将这42个国家按照贸易开放度和经常账户平衡状况分为3个子样本。具体的分组结果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与传统的外生分组结果不同，在考虑政策效应门槛条件存在的情况下，笔者对G20的内生分组结果更为具体。而从宏观经济政策效应一致性的角度来看，与产出损失的非对称性特征相类似，在G20内部，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分化特征也非常明显。具体来说，印度、土耳其和墨西哥由于其外部经济条件较为相似，其宏观政策的效应大小和方向较为一致，而中国、韩国和巴西等国家虽然同为发展中国家，但由于其较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则被分在了另一个高贸易依存、低金融开放的组别中。此外，虽然发达国家整体上具有高金融开放和低贸易依赖的特征，但其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状况的差异仍然将8个发达国家进一步区分为贸易顺差组的加拿大、日本和德国，以及贸易逆差组的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等。

    需要提及的是，内生分组的结果在反映了G20国家初始经济条件巨大差异的同时，也彰显了G20内部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差异，而在产出损失不对称的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的分化特征则进一步导致G20未来政策协调以及经济合作难度的加大。G20国家未来政策协调成功的关键仍然在于国内初始经济条件趋同下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致性。而从区分G20国家“类别”的条件看，由于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状况和对外开放程度是较为核心的指标，因此在发达国家对外开放水平整体较高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可能会以政策协调的一致性为由，进一步要求发展中国家提升整体的对外贸易和金融开放水平。同时，由于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的方向和大小既是不同国家在当前国际分工体系中分工地位存在差异的外在反映，也决定了一国的利益实现机制和利益实现水平的高低。因此，在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状况成为影响G20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对外部失衡状况的调整既是G20国家未来政策协调成功与否的关键，也是G20国家未来利益纷争的焦点所在。这一点，在巴黎峰会上已经初步得以体现。

    (三)不同内生分组国家政策效应的差异

    为了进一步对G20内部不同“类别”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具体差异进行考察，在完成对样本数据的内生分组之后，接下来我们重点考察不同“类别”国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金融危机后一国产出损失的影响。分析时仍采用经怀特异方差调整后的最小二乘估计，结果见表4。⑤

    

    从表4可以看出，在不同的组别内，金融危机后一国所采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无论在系数大小还是在统计显著性水平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具体来说，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整体来看，相对于低金融开放程度的组别而言，在金融开放程度较高的第4组、第5组和第6组，无论是财政政策变量还是货币政策变量在统计上大都不显著，不同组别之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差异更多地体现在变量符号的相对大小上，显著性水平并未呈现根本不同。这说明在金融开放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在抑制产出下降方面几乎没有发生作用。究其原因，这可能与开放条件下政策的溢出效应有关，即在对外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较高的贸易开放度和金融开放度漏出了国内相应宏观政策的效应，使得一国产出变动的情况对本国宏观经济政策行为的敏感性降低。

    2.在金融开放程度较低的组别下，外部经常账户平衡情况成为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核心初始经济变量。从表4可以看出，在第1组和第2组国家中，货币政策变量的符号为负，并在统计上非常显著，而财政政策变量的统计显著性则不明显。而在第3组中，情况恰恰相反，财政政策变量在统计上显著为负，而货币政策变量的符号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说明，在那些经常项目顺差较大的国家，财政政策在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产出负向冲击时更为有效，而在那些经常项目顺差较小(逆差较大)的国家，货币政策在抑制产出下降方面的效应则更为显著。究其缘由，这可能与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方面，在一国存在较大的经常项目赤字的情况下，其财政政策的运用空间将受到较大限制，在面临产出下降的冲击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加剧内外平衡政策的冲突，而此时扩张性货币政策的运用则有利于实现产出增长和外部平衡的双重目标。另一方面，在经常项目逆差的情况下，资本项目顺差下外部资本的流入对一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虽然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下利率水平的提高有利于进一步吸引资本的流入，可以部分抵消掉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但在对外金融开放程度整体较低的背景下，这样的一种作用机制却受到了较大限制，而此时货币政策扩张下低利率水平的负面影响则被进一步缩小了。

    3.第1组和第2组的国家均具有低金融开放水平以及较大的经常项目逆差的特征，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外贸易开放水平上。而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应来看，处于这两个组别的国家其财政政策变量在统计上都不显著，而货币政策变量的系数则均在统计上显著为负，只是系数的相对大小有所不同而已。整体上看，无论以何种指标衡量，第1组国家货币政策的效应都要大于第2组国家。这一点，进一步论证了笔者之前所提到的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即较高的贸易开放水平可能较大地漏出了一国内部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

    (四)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检验——绝对产出层面

    在就宏观经济政策在减少产出增长率损失的影响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接下来继续对不同前提条件下，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果在减少危机造成的绝对产出的效应进行探讨，以对上述的实证分析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的实证结果见表5。⑥

    

    从表5可以看出，在以绝对产出损失替代增长率损失指标时，实证分析的结果与表4的结果基本一致，说明了本文实证分析的稳健性。也就是说，在本文的样本国家中，由于每个国家初始经济条件的差异，不同“类别”的国家其宏观经济政策的产出效应也存在着较大不同。当一国对外金融开放水平较高时，由于开放条件下溢出效应的存在，一 国产出变动无论对财政政策还是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都大大降低，此时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产出效应相对有限。而当一国的金融开放水平低于一定的门槛时，一国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的状况又进一步影响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的相对大小。对于经常项目顺差较大的国家而言，财政政策在抑制产出下降方面的效应可能更为显著，而对于经常项目逆差较大的国家而言，在应对产出下降时，货币政策的扩张可能是较好的选择。与此同时，即便在那些金融开放水平较低、经常项目逆差较大的国家内部，由于不同国家贸易开放水平的不同，其货币政策的效应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只不过，相比于产出损失的增长率指标，当使用绝对产出损失指标时，这种差异表现得不是那么明显而已。

    (五)小结：从G20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差异看G20的合作前景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与产出损失的分化特征类似，G20在政策协调上的进一步深化合作也缺乏宏观经济政策效应一致性的基础。此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就宏观经济政策效应而言，虽然发达国家外部经常项目的平衡状况存在差异，但在对外金融开放水平整体较高的背景下，其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分化特征并不明显。也就是说，相比于发展中国家，从宏观经济政策效应一致性的角度考虑，发达国家更易于形成合力。这一点，进一步佐证了笔者产出损失层面的分析结论。同时，如果进一步考虑开放背景下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溢出，在未来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较为缓慢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在要求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之外，还有可能会通过贸易保护以及汇率手段等方式来减少其本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挤出效应。这些因素加上不同国家围绕外部经济失衡的利益纷争，势必会形成G20国家进一步政策协调和经济合作的黯淡前景。

    四、结论

    本文主要从经济基础层面对当前G20合作的现实困境加以解释，通过对金融危机后G20国家实体经济产出损失的考察以及内生分组视角下对不同“类别”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分析，笔者发现，当前G20国家政策合作的现实经济基础无论在产出损失的对称性方面还是在政策效应的一致性方面都存在典型的分化特征，而这直接带来了当前G20国家进一步深化合作的现实困境。

    同时，由于对外开放水平和外部经济失衡特征是影响一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主要因素，因此在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的背景下，G20中的发达国家可能会以政策协调为名，要求新兴市场国家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而为了保证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效应，各种贸易保护和汇率手段的运用也有可能频繁出现。此外，鉴于外部经济失衡状况在一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和利益实现上的重要地位，在未来G20的进一步合作中，外部经济失衡的调整必然会成为G20国家利益博弈的焦点所在。

    最后，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由于相对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在G20内部的分化特征更为明显，而分歧加大下共同利益的减少势必会进一步弱化新兴市场国家的合作意愿。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虽然金融危机后G20的地位有所提升，但在一定意义上这只是发达国家应对新兴市场国家崛起的主动调整，其整体设计和制度框架仍然是符合发达国家现实利益的。在世界经济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世界经济政策协调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局面不会发生根本改变，而经济权力向发展中国家的让渡和转移也需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才能得以实现。

    ［收稿日期］2011－11－02

    注释：

    ① 在个别指标衡量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亚的产出损失时，并没有发现这两个国家的实际产出受到了较大的冲击。

    ② 出于一致性的考虑，这里的产出损失主要考察的是1974—1975年的短期产出损失，具体的计算方法同上文。

    ③ 这里的初始经济条件指的是危机发生前相应经济变量的3年平均值，具体的计算方法和数据来源见下文。

    ④ 这里的残差平方和指的是假定门槛值已知情况下的回归残差平方和，实际分析时，笔者采用格点搜索的方法对每一个可能的门槛值都进行了考察。

第9篇：宏观经济政策分析范文

证券投资实验教学通过对宏观经济与证券市场之间联系的动态实景揭示，让学生在过程中以更广阔的视角去思考并进行深层次的反思。投资实践中依托自身的操作感受会根据资本市场的变化及存在的问题，探索证券市场对宏观经济情况如何反应，把脉宏观经济发展的态势和情况，接触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结合自身的知识不断充实完善，作出创新性的思考。对学生进行分组，每4～6人一组，分别对一些重要的反映宏观经济的数据进行一段时间的跟踪分析，比如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通货膨胀率、消费物价指数、生产者物价指数、失业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商品总值、社会总投资、工业用电量等，了解并尽力把握一段时间宏观经济的大概动态演变趋势和波动规律，结合证券市场上指数波动的情况和相关板块证券的市场价格波动，自发组织组内讨论和研究设计，给出初步的研究结论并撰写实验报告。各组形成的结论实验报告统一在班级进行讨论，在教师的指导下，对宏观经济指标与证券市场的关系进行辩驳、归纳、总结。

二、货币、财政等经济政策与证券市场

证券投资实验教学要引导学生关注了解宏观经济政策，了解国际国内经济政策如何服务于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又会如何对资本市场进行干预和传导。资本市场不是一个“孤岛”，其运行有着本身的发展规律，并且要对实体经济扶持和支撑，在特定宏观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又会对证券市场产生何种影响。对学生进行分组，每4～6人一组，针对目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其政策意图进行解析，比如M2增速、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汇率、央行公开市场操作、财政投入、税收等，了解宏观经济政策变动的时点以及一段时期以后变动的趋势和方向，结合证券市场上指数的情况和相关板块证券的市场价格波动，自发组织组内讨论和研究设计，给出初步的研究结论并撰写实验报告。各组形成的结论实验报告统一在班级进行讨论，在教师的指导下，对宏观经济政策与证券市场的关系进行辩驳、归纳、总结。

三、产业发展和证券市场

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风险需要包容性强、吞吐能力大的资本市场用社会的资金转化风险投资，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提供相应的资本支持。产业发展需要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提供服务和支撑，强大的产业发展又会为资本市场注入活力和动能。证券投资实验教学就是要引导学生对资本市场投融资体系、市场环境、体制机制等与产业发展的要求衔接起来，既要把握资本市场对产业发展的作用，也要了解产业发展如何传导资本市场。对学生进行分组，每4～6人一组，让各组分别选取一个产业进行产业调查和分析:调查产业发展的过程与生命周期，调查国际国内竞争力和产品技术，调查产业链条的稳定性和产业进入退出壁垒，调查产业内市场结构和竞争格局，调查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和产业未来的发展机遇。各组自发组织组内讨论和研究设计，结合产业板块证券的市场价格波动，给出初步的研究结论并撰写实验报告。各组形成的结论实验报告统一在班级进行讨论，在教师的指导下，对产业发展与证券市场的关系进行辩驳、归纳、总结。

四、公司微观治理与证券市场

公司治理是中国微观经济领域最重要的制度建设，中国资本市场应成为推进中国公司治理建设的强大力量，成为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公司的温床。证券投资实验教学引导学生将公司微观治理与资本市场建立深层次的联系，理解资本市场的价格波动是围绕投资标的价值估值进行波动的，倡导并树立学生价值投资的观念。按照产业分组，给每一个学生指定该产业内一个上市公司进行调查分析，主要通过公开的数据信息平台，搜集整理该上市公司经济区位、行业地位、经营战略、产品管理、经营能力等基本情况，搜集并对比分析其财务指标，研判其未来发展的风险和机遇，给出投资的建议对策。各组进行组内的讨论及策划，在教师指导下，公开进行上市公司投资推介。

五、技术分析和投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