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实体经济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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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服务实体经济政策范文

一是以专项企业债券形式，实现重点领域“点对点”融资支持

企业债券的最大特点是募集资金指定项目用途，能够为项目建设提供“点对点”融资支持。2015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陆续出台了城市停车场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养老产业、双创孵化、配电网改造、绿色债券等七个专项债券发行指引，这些专项债券是在企业债券制度框架内“量身定制”的债券品种，主要是针对相关行业和产业发展特点，统筹各项债券支持措施，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相关领域并发挥示范效应。2016年，上述专项债券核准规模达到1115.1亿元，其中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495.2亿元，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专项债券248.8亿元，有力支持了相关重点领域、重点项目的建设。此外，为积极支持企业降低杠杆率，有效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助推经济转型升级和优化布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6年率先推出了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专项债券品种，支持符合条件的实施机构发行专项用于市场化债转股的企业债券，债券资金与债转股项目直接挂钩，解决债转股实施机构的融资难题。

二是开展融资政策巡讲，打通服务实体经济的“最后一公里”

为更好地推动融资政策落地见效，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6年11月启动全国发展改革系统融资政策巡讲，巡讲专家包括研究机构、企业债券技术评估机构、证券公司负责人等，巡讲内容既包括企业债券的政策解读，也包括债券的实务操作和典型案例，巡讲对象为地方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分管融资工作的负责人，相关部门以及地方企业有关负责人。截至2016年底，巡讲已覆盖17个省区市，预计今年上半年将完成全国所有省区市的巡讲工作。此次巡讲活动参与度高，覆盖面广，各地高度重视，平均每场参加人员超过300人，巡讲过程中还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交流和政策答疑，受到了各方尤其是债券发行人的高度关注和好评，成效显著，影响深远。

三是简化申报审核流程，主动探索向企业债券发行注册管理制过渡

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对企业债券的受理和业务接待全部在政务服务大厅进行，实行阳光审批，并在60个工作日内按时办结。为落实“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完善债券发行注册制”的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积极探索企业债券由核准制向注册管理制过渡的有效途径，将企业债券审核中的合规性审核、财务指标审核等技术评估工作委托中央结算公司和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两家技术评估机构负责，建立了完善的技术评估规则，国家发展改革委则集中精力负责品种创新、准入和信息披露相关规则的制定。

四是加快信用体系建设，创新企业债券事中事后信用监管方式

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持续推进企业债券信用体系建设。一是开发完成了企业债券信用档案信息系统并上线运行，整理了相关机构的基础档案资料和债券业务数据。二是开展了企业债券主承销商和信用评级机构信用评价工作，通过案例评价、社会信用评价、主管部门评价、发行人评价、技术评估和登记托管机构评价、市场机构评价、专家评价等多个评价维度，对主承销商和信用评级机构在债券承销、发行和存续期管理行为进行全面评估，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并纳入企业债券信用档案，以督促相关机构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

五是加强企业债券风险防范和处置，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第2篇：服务实体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金融支持；民营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思路；信贷优惠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5-000-01

引言

在我国一些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实力较弱，小企业经营稳定性差，缺乏抵押物导致违约风险较大。同时，放贷成本相对较高，致使工作量大、操作繁琐，影响了金融机构业务办理效率。这些因素使得当地贷款需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这些区域亟需包括农村信用社、民营银行等在内的更多金融主体投入其中，加大对欠发达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结合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情况，企业的信贷需求，积极开展金融创新，开发更加符合需求的金融产品，努力做深、做精、做透当地市场，更好地为当地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一、民营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优势

1.有国家政策方针支持的优势

民营经济的发展，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国家在政策方针层面开始大力支持和引导，从整体的社会政策环境下，是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欠发达地区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更是受到国家经济政策积极支持和鼓励。

2.民营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从一些欠发达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在整个经济增长贡献中，民营经济已经发展成为整体国民经济的重要部分。例如在新疆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已经站到了区域GDP的60%左右，在一些领域，民营经济以其经营的灵活性，发展的自主性，在创造GDP和吸纳劳动力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3.民营企业家的素质水平不断提高

欠发达地区的民营经济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已经有了一定的积淀。现代民营企业家已经学会用知识和科技支撑企业发展，企业家的自身素质和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这些基础性的软实力在不断改变，为欠发达地区民营经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民营经济发展在金融政策方面遇到的问题

1.融资渠道较窄

欠发达地区民营经济对资本市场利用水平低，民营企业利用债券融资的数量有限，农村信用社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较低。非公有制企业的新三板业务在欠发达地区仍处于起步阶段，债券融资受到发行条件的严格限制，大多数民营企业因其观念、管理、规模和业绩等问题，很难挤进证券市场的大门，资本市场筹集困难。

2.1利用金融服务的成本高。不少民营企业在融资时无法享受基准利率等待遇，处于“贷不到、用不起”的两难境地，银行对非公有制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达到20%-30%，还要收取管理费、咨询费、风险保证金，指定购买金融理财产品或定存银行等行为；资产评估机构、会计事务所等外部机构对非公有制企业财务报表审计、资产评估收费高，小额贷款公司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放款利率为官定利率的4倍，进一步加剧了融资贵的问题。

2.担保困难

不少欠发达地区的民营企业普遍缺乏土地、建筑物、机械设备等可用于担保抵押的固定资产，导致申请贷款抵押物不足。许多民营担保机构无法与商业银行建立合作关系，这些担保机构（主要是民营机构）迟迟不能得到银行准入，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

三、金融支持欠发达地区民营经济发展思路

1.提高对欠发达地区金融支持的重视程度

欠发达地区的关部门、金融机构要把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强组织领导，狠抓措施落实，坚决打赢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场攻坚战、持久战。地方政府要切实履行属地责任，着力改善政银企关系和金融生态，维护良好的信用环境，特别是在保障债权银行合法权益方面、发挥好财政资金的撬动引导作用方面要有过硬的招数。金融机构要坚持与实体经济同呼吸、共命运，把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作为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把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最紧迫的重点任务，着力提高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坚决避免“一刀切、急刹车”等一损俱损行为。

2.营造民间金融投资参与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

加快民间投资主体地位，下大力气深入推进“放管服”，进一步规范中介服务，加强涉企收费管理，开展民间投资政策专题宣传；全力为民间投资提供一视同仁的协调服务。建立民营企业发展综合协调机制，建立民间投资项目协调调度和推进机制，引导民间投资加大重点行业投入，继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着力增强民间投资的信心和内生动力。发挥好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引导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支持民间投资积极参与“双创”，不断拓宽民间投资融资渠道。切实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着力提升融资能力，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担保体系建设；切实加快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落地实施。做好ppp项目前期服务，加强ppp项目政策供给。

3.降低准入门槛，发行企业债券和培育金融租赁市场

要在企业上市方面，制定差异化监管政策，降低西部欠发达地区企业准入门槛，拓宽非公有制企业资本市场融资渠道，支持更多企业实现直接融资；放宽发债企业规模限制，鼓励一些信誉度高，有稳定的现金流，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好的企业通过发行企业集合债券募集资金；要培育融资租赁市场，融资租赁是集融资与融物、贸易与技术更新于一体的新型金融产业，对企业资信和担保的要求不高，十分适合非公有制企业融资需求。

4.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助保金”的作用

放大“民营经济+先进制造业+小微金融+创业创新”的独特优势，深耕智能制造，狠抓项目落实，加快动能转换。发挥“助保金”的作用。适当增加“助保金池”的助保额度，政府风险铺底资金要适当增加，加大与银行的合作力度，争取欠发达地区的助保金额度有所放大，为民营企业融资提供增信。鼓励担保机构扩大担保业务。完善民营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探索建立再担保中心，鼓励国有担保机构与民营担保机构加强合作，扩大贷款担保业务规模。

参考文献：

[1]张志.从供给的角度看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创新――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J].柴达木开发研究，2014（05）.

第3篇：服务实体经济政策范文

“稳字当先”：面对外部新风险、新冲击的明智选择

“稳中求进”是近年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强调这一基调并将其上升到了“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的高度。因此，“稳字当先”实际上成为2017年中国经济政策的主导思想，而应对外部压力、防控金融风险将是重中之重。

如果说世界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际面临“急性病”的突发威胁，那么今天则面临“慢性病”的持续困扰。首先，从经济增长情况看：世界经济总需求不足，复苏乏力，增速持续低于预期；各主要经济普遍减速，经济状况出现严重分化。其次，从国际经贸看：贸易增长失速，投资复苏乏力，两者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再次，从金融领域看：货币政策分化加剧，资本流动和汇率风险显著增强，加之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冲击。在金融对外开放不断推进、内外风险关联度提升的背景下，中国也难免受到影响――2015年以来的金融市场情况即说明了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主要发达国家国内政治变动的国际经济影响将日益突出。特朗普当选及其激进的政策取向、英国脱欧及其可能的连锁反应等意味着新的冲击在所难免，这将是美国金融海啸、欧洲债务危机、新兴市场动荡等一波又一波冲击的延续，也是世界经济及其治理体系所面临的一轮空前变局的组成部分。

历史经验表明，美联储加息周期是新兴市场金融风险集聚、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显然，特朗普当选意味着加息周期和强势美元“外部效应”的放大，而这将通过跨境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两个机制持续对中国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施加影响。相应的，资本流出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在2017年仍将持续释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重要位置是非常明智的。

经济增长方面，必须强调“稳”重于“快”。短期来看，必须对“潜在增长率”有更清晰的认识，在防止经济增长“失速”的前提下继续适当“减速”，避免过度、过强刺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显然，这意味着政策上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目标的高度重视，具体实施也有望更积极地推进。同时，还要加上一条“去雾霾”――这与供给侧密切相关，但也是来自“需求侧”的当务之急。不论“三去一降一补”，还是“去雾霾”抑或“去污染”，都可能加大短期经济下行压力，但对中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的正面意义却是不可估量的。政策实践上，将关系民生、民心的关键问题纳入核心经济政策议程是非常必要的，无疑也体现了“稳”字更深层次的内涵。

推进“新转型”：保持长期增长的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史是一部经济转轨（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几方面紧密交织、协同演进、共同推动发展的历史。实际上，“中国奇迹”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因素很多，其出现取决于不同层面、内部外部众多因素的叠加，从宏观上涉及上述多重转型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合力。

面对全球化由强转弱的现实和由弱转逆的风险，中国不能对来自外部的增长动能有过高期待，而应该更多地立足于内生、结构性因素推动增长。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的多重转型将持续释放增长动力――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传统转型”将继续深化并被赋予新的内涵，而消费增长、服务业发展、经济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等方面的“新转型”将发挥关键作用。

（1）消费转型。其首要目标在于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持续贡献，也意味着对投资依赖度的逐渐下降。自身结构方面，消费转型意味着消费“主力”及其偏好的变化，也意味着消费“主流”渠道和模式的变化。中国消费市场增长迅速，但与经济整体规模仍然很不相称，通过提升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很大。显然，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在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仍需大力推进。

（2）服务转型。2012年以来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显示中国经济的服务转型已经启动。2015年第三产业占比达到50.5%，已超过第二产业10个百分点。从国际比较看，服务业比重与发达国家70%以上的水平差距很大，也明显低于与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相当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经济的服务转型仍有巨大空间。这是伴随中国经济升级所必然经历的产业结构变化，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和社会从工业时代到后工业时代的必然转变。

（3）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这是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在经济各领域的深入、创新运用，也意味着中国经济信息化的演进。如果说信息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信息产业发展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话，那么数字化将突破具体的产业边界，更多地蕴含着整体经济模式的转变。这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人和机器、信息和实物的关系在后工业化时代的重构。中国网络零售市场已经在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现在仍在高速增长。实际上，“数字红利”将持续存在，用户基数、运营成本、市场和技术反应速度等方面的优势仍然意味着细分市场的巨大发展空间。

（4）绿色转型。这是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从高消耗、高污染、高环境社会代价到低消耗、低污染、环境社会友好的转变。其当务之急是环境污染的治理、环境健康问题的应对，而从长期来看则意味着经济与自然、社会关系从对立、失衡到和谐、平衡的根本转变。中国经历了超高速的经济增长，也承受了高昂的代价。当环境和社会承受力接近临界点的时候，也必然是发展模式的真正转折点。

中国经济的持续转型意味着城市和乡村、消费和投资、服务业和制造业、经济和环境社会等各方面关系的大调整。面对阻力和阵痛，必须以前瞻性、战略性的眼光提前规划“转大弯”，避免遇到问题“急转弯”。战略上需要对各方面的转型，特别是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与四个方面的“新转型”予以通盘考虑、协调推进。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求对高效率、高附加值、高可持续的“新经济”做加法，对低效率、低附加值、环境社会代价大的“旧经济”做减法，以寻求更高效、更具国际竞争力、更有发展后劲的“新均衡”。

理顺“三大关系”：中国经济再起航

中国经济的巨轮再起航，三方面关系的处理将决定其航向。

首先是经济与环境、社会的关系问题。这方面，应正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收入提高和社会进步、财富水平和民众幸福等几方面的“落差”，以积极有序的社会治理和体制改革解决关乎民生、民心的重要问题――这其中既有经济问题，也有政治、社会、生态和文化问题。

其次，经济领域最重要的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关键是纠正政府和市场的功能错位，明确界定两者的边界。这方面的重点是政商关系，难点在国企改革。因此，下一步既要发挥有效、有力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以有限、有为的政府作为应对市场失灵，解决市场机制无法有效解决的问题。

第4篇：服务实体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公共财政;政府会计;政府统一账户;英国经验

一、WGA的基本框架

WGA是指覆盖英国所有公共部门的一组合并财务报表。它借鉴商业会计方法,为整个公共部门制作一套基于通用会计准则(简称GAAP)的、统一的合并财务报表,其目的在于:提供质量更高的、更透明的信息,支持财政政策的发展,更好地管理公共服务,以及更有效地分配资源。

1、WGA涉及的范围。

《政府资源和会计法案2000》为WGA提供了立法框架,它要求财政部为每个履行公共职能的实体,以及部分或全部由公共资金支持的实体准备WGA。具体来讲,基于GAAP的WGA的合并范围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四个地域的各种类型的1300多个公共实体。这些实体分为以下几类:

(1)中央政府。包括核心政府财政基金(’Coregovernment’financialfunds,例如:国家贷款基金账户);政府部门资源账户;非部门公共实体;养老金计划,包括中央政府养老金计划,国民保健服务、教师等其它非基金性的雇员养老金计划);部门资源账户中未包括的国民保健服务实体等。

(2)地方当局(Localauthorities)。包括四个地域的各类议会(如:单一制议会、郡议会、自治市镇议会、区议会等等);消防机构、警察机构、缓刑委员会、旅客运输机构;废物处理机构、资源保护局;地方教育当局及学校等。

(3)公营公司(Publiccorporations)。包括国有行业、其他公营公司、营运基金等。

2、建立WGA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1)合并的方法论问题。由于合并的工作量非常大,采取财政部与政府部门相配合的方法,由财政部负责整个合并过程及账目的编制,并利用政府部门作为中间人,由它们负责其主办实体的子合并(sub—consolidation)。在合并步骤上,采用阶段性方法,先发展中央政府统一账户(CGA)和未经审计的、基于统计原则的WGA,再过渡到基于GAAP的WGA,并且对账户进行几年的模拟运行,以确保质量。财政部还通过成立专门的项目团队和咨询组,制定详细的合并进度表,要求每个相关公共实体制定年度数据进度表等多种措施,来确保WGA项目的顺利实施。

(2)集团内部交易的问题。WGA把所有的公共部门看成一个完整的实体,因此必须排除集团内部交易的影响,即从合并的WGA数字中对销掉不同公共实体之间的所有物质交易和结余。此外,对在多个账户中报告的交易要进行调整以避免重复计算,这主要涉及到集中基金账户、国民贷款基金、国民保险基金。

(3)会计政策和会计惯例的一致性问题。合并必须基于统一的会计政策框架,这是一个基本原则。而英国各类公共实体采用的会计政策体制并不一致,具体会计政策的差异也加大了合并的难度。为此,必须比较、调节和集中公共部门中各类法规及会计指导系列,采用一致的会计政策和会计惯例。

(4)WGA报告的形式和内容。《政府资源和会计法案2000》指出,早期的WGA报告至少要包括三个核心报表:财务绩效报告(即收入与支出账户,相当于损益账户)、财务状况报告(即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要解释主要的数字是如何得出的。通过这些高度集中的报表,为议会和其它使用者提供有用的宏观经济信息。

(5)审计问题。为了增加WGA的可信度,其账目必须进行独立的审计。这一审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并入WGA的各个公共实体的法定审计,为此,应当建立与公共实体审计行业标准类似的审计标准,规范审计意见的形式,明确审计权限,并且协调不同审计人员的工作。例如:根据合并范围,明确主计审计长(简称C&AG)、私营部门审计人员、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审计委员会指定的审计人员、北爱尔兰主计审计长等不同人员的审计权限和范围,协调不同审计人员对会计确认等问题的差异。此外,可以开展一至几年的审计模拟运行,以检验其效果。

3、WGA的发展目标。

(1)中期发展:建立基于统计的WGA。在开发和实施基于GAAP的WGA的同时,财政部决定先为整个公共部门开发未经审计的、基于统计原则的WGA。它可以在财政年度结束后较短的时间内生成,有利于为短期或中期财政政策及时提供所需的数据,以促进财政政策的发展,此外,它有可能提高基于欧洲账户体系(简称ESA)的国民核算账户的质量。

(2)中期目标。建立WGA的中期目标是以GAAP为基础,准备一套完全经审计的WGA,它既会流入(feedinto)基于ESA95的国民核算账户,也会流入基于统计(也基于国民核算账户)的WGA(如图1所示)。经审计的、基于GAAP的账目以年度为基础生成,它要经过议会的详细审查,并且为财政政策和经济政策服务。其主要的信息来源为:部门的资源会计与预算(简称RAB)账户、信托和养老金计划的财务报告、地方当局和其他公共部门实体的账户。

基于统计的WGA年度或季度为基础产生。为了产生季度信息,它需要从国民核算账户和部门RSB账户中生成综合的数据,并且对国民核算账户分类进行调整以生成使用RAB分类的账户。这些未经审计的季度信息应当及时准备好以进入短期的财政政策规划过程。

资料来源:HMTreasury(hm-treasury.gov.uk)

WGA是对现有国民核算账户的重要补充。国民核算账户、基于GAAP的WGA、基于统计的WGA,这三个账户都有可能彼此接受数据,例如:可以通过WGA生成的数据改善国民核算账户的数据。

(3)长期目标。长期中,基于GAAP的信息首先从RAB,再从WGA,越来越多地直接流入国民核算账户。WGA的长期发展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够提供年度审计账目、季度产出数据、国民核算账目,以及国际比较、规划和预测、经济和财政政策等所有产出的、单独的数据收集系统(见图2)。

要实现长期目标,必须做到:(a)成功实施基于GAAP的WGA和审计;(b)拥有从多种平台接收数据以实施合并的技术,以及为多种报告处理数据的技术。

为了生成图中所示的结果,一些来自WGA的数据可能需要进行调整或者与其他数据相结合。例如:考虑到ESA分类,可能要进行数据调整以编制国民核算账目;一些预测可能需要把GAAP信息与人口统计规划的数据相结合等等。

资料来源:HMTreasury(hm-treasury.gov.uk)

二、对WGA的评价

1、英国政府对WGA的期望。

近年来,在新工党的领导下,WGA已经从最初的关注增加透明度、增加各类政府部门和公共实体之间的财务责任,发展到与政府决策(尤其是经济层面的决策)直接相关。不论对政府本身,还是对议会、纳税人等其它潜在使用者而言,建立WGA都具有明显的好处。

政府希望WGA能够为各个层次的政府部门、议会、纳税人等用户提供质量更高、更透明的信息,以辅助经济政策的发展,通过更好的决策促进经济绩效的改善,从而使纳税人受益。

2、对WGA的批判性分析。

(1)WGA辅助宏观经济决策的局限性。政府期望通过WGA提供对宏观经济决策有刚的信息,特别是帮助处理代际公平问题和财政可持续性问题。这里隐含的假定是:WGA能够包括养老金、税收、社会保障人口预测、固定资产使用期限等黄金法则管理所需的重要信息,但是WGA信息难以达到这些要求。为了责任目标,必须确保这类资产的保护成本、维修成本等信息尽可能准确地反映在政府账目中。

(2)政府债务合并的困境。现实的困境是:政府一方面希望WGA提供所有公共部门债务的合计数据,另一方面又不想将一些重大的债务(如养老金负债)列入资产负债表。这种矛盾心理直接影响了WGA信息的可用性及其合并的进程。债务合并困境的典型例子有:(a)关于“铁路网”(NetworkRail)实体21万亿英镑债务的会计处理问题。主计审计长应用英国GAAP,认为铁路网的债务应该列于资产负债表中,而国家统计署应用ESA95原则,认为这一债务应该在表外。(b)对私人主动融资(PFI)、公私合作(PPP)项目的会计处理。根据FRS5中设定的基本原则,WGA合并中应当包括PFI项目(因为政府确实从项目中受益并且承担了在长期中为项目提供经费的义务),但是PFI项目却被保留在表外。PPP项目中与政府合作的私营公司的资产、负债既没有列入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也没有列入特定用途实体(简称SPE)的资产负债表。

(3)合并会计技术的问题。同私营部门相比,公共部门在使用合并会计技术的概念及操作上都更为困难。主要表现在:(a)由于高度合并的数字,WGA可能掩饰了一些绩效较差的政府单位,而且低估了那些绩效较好的单位的贡献,难以提供评价政府财政状况和财政业绩的充分信息。(b)合并界限难以确定。关于公共部门的定义多种多样,不同的界定标准反映了不同的政治责任。反对编制WGA者认为:将非部门公共实体、地方政府、国有行业等纳入WGA会引起误导,因为这些实体与中央政府在宪法上是独立的,中央政府不拥有这些实体的任何资产和负债。但是支持WGA者认为:如果尊重这些实体的宪法独立性,WGA将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些实体或多或少地从中央政府那里接受资助。(c)WGA审计中涉及的实体众多,难以协调。一方面,主计审计长、四个地域各自的审计机构、私营部门审计人员都有自己独立的审计权限,另一方面,主计审计长等主要审计人员必须依靠次要审计人员的工作。要想管理次要审计人员的工作,主计审计长必须拥有否决他们工作的权利(如果审计缺乏质量)。但是,目前并没有清晰的审计直线职权,不同公共部门审计实体之间又竞相争夺地盘,使得WGA审计过程存在重要的结构缺陷,在会计确认问题上各种审计实体之间可能存在大的分歧。(d)WGA要求公共实体实施权责制基础的会计系统,大量的中央政府账目也已经改为权责制基础,但是由于获取信息的技术难度,税收的计算仍然是现金制基础的。部门RAB的合时性和质量,以及上述未解决的问题都会危及WGA的效用。

参考文献:

[1]DannyS.L.Chow.ChristopherHumphreyandJodieMoll.DevelopingWholeofGovernmentAccountingintheUK[J].FinancialAccountabilityandManagement,2007,23(1):27—54

[2]HMTreasury.IntroductiontoWholeofGovernmentAccounts[EB/OL].(2007-04-02).

[3]DavidHeald,GeorgeGeorgiou.ConsolidationprinciplesandpracticesfortheUKgovemmemsector[J].AccountingandBusinessResearch,2000,30(2):153-167

第5篇：服务实体经济政策范文

第二财政职能未变

一直以来，中国银行业尤其是国有银行经常扮演着第二财政的角色：政府利用金融体系的资金为非商业性的公共开支提供资金，而这些公共开支本应由预算承担，从而以较小的国家预算规模支撑起大量公共服务的职责。

自2004年、2005年以来，虽然中国银行业实施了一系列旨在摆脱双重预算软约束的股份化、商业化改制，但由于金融机构控股权掌握在政府手中，为股东服务就是服从政府的经济调控需要，因此它们不能完全脱离“第二财政”的角色，未来仍将需继续承担财政。

无论是上世纪末为国企脱困提供信贷，还是2008年为摆脱经济危机而实施的“四万亿”，以及最近强调为经济转型和实体经济服务，都体现了中国银行业一脉相承的财政化职能。因此，一方面，中国银行体系承担公共服务所造成的隐性亏损实际上是准财政赤字，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不良贷款；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商业银行所承担的财政职能，政府也将会承担起与之相应的扶持和救助责任。

与财政职能相适应，中国银行业尤其是全国性商业银行同时也充当了宏观调控工具的角色：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历程，政府为了熨平经济的波动，宏观经济政策平均每隔几年要进行一次方向相反的操作，其轨道大同小异：新一届地方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 掀起一轮固定资产投资的, 银行信贷投入显著增加，此时银行进入享受政策红利期；之后经济过热导致物价上涨，银行信贷风险增加，于是中央政府进行治理整顿，而银行也不可避免地承担了宏观调控的成本。

如中国银行业在享受了2008年末至2009年中期以“四万亿投资”为背景的信贷扩张红利后，就陷入了消化扩张成本的时期，而为防范金融风险而陆续出台的监管政策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再融资问题、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和房地产调控风险问题，就成为2009年中期以来困扰中国银行业的问题，也因此成为抑制A股银行板块估值的主要因素。

依同样的逻辑，为避免宏观经济“软着陆”，保证保障房、水利建设等民生基础建设和国家重点项目工程建设，鼓励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就必须保持银行业继续充当调控工具的弹性空间。

对银行资产质量的担忧是目前压抑银行估值的关键因素之一，剪不断理还乱，尤其在2012年国内外经济面临更为复杂的环境之时。为深入探讨这个问题，现按照中国银行业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分别进行分析。

地方债务为“流动性风险”

从国际经验尤其是欧洲债务危机的情况来看，发生财政危机的国家并不都是政府债务率或赤字率最高的国家，财政危机更多发生在偿债能力枯竭之时。

目前市场的注意力更多放在了分析现有地方债务水平的问题上，而忽略了地方债务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的问题，或者虽然意识到了后者的问题，但却忽略了经济增长对新增地方债务的依赖性和现实性，即为维持一定的GDP增速，地方债务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而很可能是继续增加的，进行债务压力测试时不应忽略此要素。因此，在纳入地方债务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下考察地方债务率的走势更具现实意义。

为纳入新增债务规模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我们的模型从经济增长率出发，假定政府的预算收入和基金性收入（主要是土地出让金）取决于GDP增长率，同时，GDP增长率又部分取决于新增债务中用于投资支出的部分。当期偿债能力则取决于当期地方政府综合财力与地方支出的比较。

根据费希尔和易斯特利的政府预算约束模型，通过假定未来年份需用债务弥补的公共部门赤字、利率和经济增长率，就可以测算政府债务率的基本走势。

经过测试可以看到，在没有新增地方债务的假设下，由于名义GDP增长的稀释作用，地方政府偿债率从2012年约20%的高点快速下降到2016年的2.3%或2.4%。为维持约10%的名义GDP复合增长率，需要假定相应地方债务新增量，使得从2014年起地方债务余额重返正增长轨道，但地方政府偿债率从2012年的约21%-22%的高点快速下降到2016年的9%左右。

因此，地方债务面临并非“违约风险”，而是“流动性风险”，如果债务能适当展期，则违约风险将被大大降低。如果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中央增加转移支付，或增加其他融资渠道以维持流动性，则不但可以缓解其偿还债务的压力，也可缓解财政紧缩压力，有利于增加民生支出和减少中国经济的下行风险。

从日本的情况来看，虽然债务率长期居高不下，但却没有发生债务危机。主要原因在于日本的债务结构有其特殊性：首先，政府债务几乎全部由日本居民和国内机构持有；其次，日本的储蓄长期大于投资,多年来经常账户持续出现大量盈余,偿付能力较强。实质上，日本的债务问题不在于其规模和增长速度，而是主要受制于经济发展情况，只要经济发展超过债务增长，其债务负担的内部性和贸易盈余就为此提供了充分的安全冗余。

同样的，中国政府的债务也具有内部消化的特点，持续的贸易盈余也有利于维持市场信心，只要经济实现可持续性增长，就不必过度担忧偿债能力。

银行房贷有足够安全垫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地产调控导致开发商资金紧张和房价初步下滑是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调控的方向和力度基本在政府的掌控之下，而调控的目的显然不是让这个市场陷入崩溃的风险。

从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来看，银行体系本身是否健全将是抵御房地产信贷风险的关键。香港和新加坡银行持有的房地产信贷占资产的30%-55%，却能在资产价格大幅缩水时安然无恙，因为它们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强，其资本比率达15%-20%，不良资产率低于2%，LTV 较低。遭受重创的韩国、菲律宾和泰国银行，虽然房地产信贷占比较低，但不良贷款率较高，同时资本充足程度提供的风险缓冲较小，因此房地产价格的波动使这些国家的银行业陷入深渊。

截至三季度末，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0.9%，资本充足率为12.3%，核心资本充足率为10.1%，拨备覆盖率270.7%；中国银行业房地产贷款余额达到10.46 万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约19.76%。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前相关地区银行业的水平相比，中国银行业的房地产相关贷款相当甚至略低一些，不良贷款比例则大幅低于上述国家或地区银行业的水平，在资本充足率程度基本相当的情况下，中国银行业的安全垫更理想。

银监会和IMF披露房贷压力测试结果显示，房地产贷款对银行业经营整体影响较小。在房价有限下调的条件下，资产质量具有相当可控度，房贷不良率上升程度较轻微。

银监会压力测试结果显示，截至2011年8月，当房价下跌50%，银行的贷款覆盖仍能达到100%；约98%的个人按揭贷款“贷款房价比”低于80%，开发贷款的平均抵押品比例也达到189%。

IMF和中国政府共同对全国最大的17家商业银行进行的压力测试结果显示，2010年底，如果房地产价格下跌30%，那么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将下跌约1%（约4088亿元，而截至2010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拨备总额约为11038亿元，而2011年这一数据仍在上升）。如果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损失15%，仅会导致两家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低于监管最低要求。

IMF认为，只有在最坏假设下，金融体系才会遭遇较大系统性风险，25%的银行系统的资本充足率将低于最低监管标准。这些假设包括：GDP增长降至4%、M2增长约10%、地产价格暴跌近26%、存贷款利率变化95个基点；其内在涵义是在房价和宏观经济遭遇断崖式下跌的情况下，政府仍大幅紧缩货币，我们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成立的。

2012年经济工作的总体思路是稳中求进，而本届金融工作会议则指出了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取向。“稳”即意味着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进”则说明必须确保经济增长的资金供给，而服务实体经济则说明银行业监管政策需要服从调控宏观经济大局的需要。

第6篇：服务实体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资产泡沫 理性预期 泡沫经济风险防范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7-025-04

从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市场经济多次经历了资产泡沫,从最早荷兰的“郁金香”泡沫,到美国的“密西西比”泡沫,再到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和上世纪90年代东南亚地区的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几乎每次泡沫破裂,都会给经济带来严重影响,日本资产泡沫破裂导致日本进入长期经济衰退,东南亚资产泡沫破裂后引发了东南亚经济危机。而通常情况下,每一个经济体都会存在资产泡沫,所以了解资产泡沫的形成及发展成为泡沫经济的过程便显得尤为重要。

一、泡沫经济相关理论

(一)理性泡沫理论

理性泡沫是泡沫经济研究的起点,对理性泡沫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所谓理性泡沫是指在理性预期的条件下的资产市场价格,与该资产未来各期可能产生的现金流现值和之间的差额。这里的理性泡沫是指在理性预期的情况下所生成的资产泡沫,而不是“合理泡沫“的概念。理性泡沫研究的基本前提是理性预期,在理性预期的假设下允许人们犯错误,但这种错误是非系统性的,也就是说,这种错误会随着经济主体掌握信息的不断增加而消除,使预期与现实不断吻合。

在理性泡沫形成的研究中,以Tirole的研究最为显著。Tirole(1982,1985)指出,一些耐用、稀缺或短期供给缺乏弹性的资产价格必然会产生价格泡沫。就耐用资产而言,如果预期购买之后将其再出售会获得收益,则这一预期会使耐用资产价格上涨,出现价格泡沫。就稀缺或缺乏短期供给弹性的资产而言,如果其需求短期内上升,而短期内这类资产的供给不能满足需求,供小于求的局面会使资产价格形成泡沫。这一资产价格泡沫形成还有两个前提,即该经济体内有完善的资产交易市场,整个社会都对该资产有相同的预期。如果这一预期持续上涨,会导致该经济体内群体的投机行为,促使资产泡沫进一步膨胀,有演变成为泡沫经济的可能。

上述理论潜在地忽视了各经济主体之间获取信息能力和利用信息进行预期处理之间的差别性,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信息不对称逐渐被纳入到泡沫经济的研究范围中。

米什金(Mishkin,1997)等人指出金融资产泡沫产生的部分原因是由于金融机构与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艾伦和盖尔(Allen and Gale,1998)指出金融机构的中介作用是资产泡沫形成的最终原因。

艾伦和盖尔认为,借款人收益的不确定性会导致资产泡沫。在借款人向金融机构提出借款时,借款人在收益低的情况下会选择违约,不归还借款,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加大;借款人若收益较高会归还所欠金融机构的本利。这说明实业部门通过借款将自身的经营风险转嫁给了金融机构,而金融机构能否收回借款却是不确定的。因此,有信息优势的借款人便会选择投资于风险项目,以期取得高收益,导致其市场价值高于内在价值,形成资产泡沫。当经济主体都选择违约时,便会使泡沫剧烈膨胀,最终导致金融危机。

同时,艾伦和盖尔认为,在一些情况下金融部门自身的风险也会导致资产泡沫。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资产泡沫起因于信贷规模扩张,如果在未来有更大规模的信贷和持续很高的预期导致泡沫不断地积累,就有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

(二)非理性泡沫理论

非理性泡沫事实上是对理性泡沫的合理补充。理性泡沫认为经济主体是理性的行为人,但经济主体的非理同样是存在的,如由于狂热、时尚和群体心理等外来因素引起的投机行为同样会影响市场价格的变动。不同的经济主体对同一经济现象会有不同的预期,他们在预期某一资产价值会上升的情况下会购买该资产。但是,如果社会中大部分经济人受外来信息影响而对某一资产同时产生非理性预期时,如忽视经济自身运行规律,听信市场上的误导信息,认为某一资产价格被低估,对其升值预期很高等,则该资产在该非理性预期的情况下,价格会被抬高,产生资产泡沫。这一理论将非理性因素引入人们的经济行为,对经济泡沫具有更强的解释性。

二、日本经济泡沫形成机制

日本经济曾经连续18年高速增长,在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国内经济泡沫逐渐膨胀,股票价格与房地产价格严重偏离其内在价值(见图1)。在泡沫兴盛时期,甚至有人发表过“日本要买下美国”的言论,当时东京房价总和相当于整个美国房产市价总和。然而,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泡沫经济的破裂将日本经济拖入长达十多年的衰退期,如今日本经济发展也不见多大起色。

(一)日元升值为导火索,扩张货币政策催生泡沫

日本经济泡沫产生的直接原因无疑是1985年西方五国与日本签订的“广场协议”。当时西方世界受石油危机影响,长期处于“滞涨”的形势下,而这一时期的日本以“贸易立国”为发展战略,通过不断扩大出口来发展经济,GDP年增长率保持在5.5%的高水平。出口的强劲增长产生了巨大的贸易顺差,美国等发达国家极力要求日元升值,改善自身存在的贸易赤字及平衡国际贸易收支。于是美国等五国与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日元升值。日元升值之后,日本产品在国际上的低成本、低价格优势被极大削弱,对外投资损失惨重。为了弥补国内经济由于出口下挫带来的影响,日本政府施行扩张的货币政策,这样国内市场上出现过剩的流动性,与此同时,随着海外资金对日元升值的预期渐增,大量热钱进入日本市场,加剧了日本市场的过剩流动性,过剩流动性的存在提升了经济主体对资产价值的预期,催生了日本资产泡沫。

(二)产业结构升级失败,资产泡沫不断膨胀

战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得益于产业结构不断升级。20世纪50年代以出口纺织业为主,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纺织业失去其在国内的比较优势,逐渐转向海外,制造业成为日本的主导产业。制造业的飞速发展支撑起日本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GDP的高速增长。然而日本上世纪80年代由制造业向信息业的产业升级却以失败告终。再加上日元升值导致日本国内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国内的制造业不断转移到生产要素较为便宜的其它国家,而国内信息业发展不足,这就形成了日本国内的产业空心化。产业空心化的发展加上国内扩张的货币政策,企业拥有的过剩流动性在实体经济方面无法找到合适的投资项目,又因投资于当时不断上涨的资本市场能在短期内就获得可观的收益,在非理性预期的情况下,企业无心发展实体经济,大量资金进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资产泡沫不断膨胀。

(三)金融监管落后于金融自由化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推崇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金融体制不断完善,对与国际化金融体制的接轨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监管体制的发展没有跟上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发展,这种不协调性体现了艾伦和盖尔分析的借款人收益不确定及金融机构中介作用的行为引发的资产泡沫的膨胀。

首先,日本的主银行体制是危机爆发的一大隐患。在主银行体制下,客户企业的大股东是主银行,主银行只向与自己有业务和交易关系的客户企业贷款,企业破产则需要由主银行来清算。因此,大企业破产就会威胁到主银行的利益,主银行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国家金融稳定,这就形成了主银行维护大企业利益、中央银行维护主银行利益这样一个不利于金融发展的利益保护圈。而企业有了这样的保护圈就会倾向于投资那些高风险的项目。

第二,由于自由化的发展,银行放宽了业务对象和业务限制,尤其在政府长期实施低利率的扩张货币政策后,资本市场的火爆和扩张的货币政策,使上市企业在资本市场可以比较容易地进行筹资,同时还可以享受股本溢价带来的利益,因此,就会比较少的向银行进行贷款。银行为了自身的盈利,就会将资金贷给信誉比较差的企业。日本企业从银行贷款一般需要用土地和股票进行抵押,而这两种资产价格的上涨,会使中小企业向银行贷款的数额不断增加,一旦中小企业违约不归还借款,就会对经济造成极大的冲击。而扩张的货币政策使得银行利息收入变低,银行为了提高盈利,增加市场竞争力,也将资金投向预期会不断上涨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进行投机,这进一步推动了泡沫经济的发展。

总结日本泡沫经济产生的种种原因会发现,投资者不管是机构还是个人,在扩张货币政策的大背景下,拥有过多的流动性,这些流动性由于实体经济的产业空心化,在实业部门找不到出路,资金便涌入股票和房地产这些具有稀缺性的资产上,再加上金融自由化的政策和主银行的金融体制,借款人的违约风险加大,将资金投入高风险投资领域的可能性加大,最重要的是,大部分的投资者都预期股票和房地产这两种稀缺性资产的价格会不断升高,这种非理性预期的出现导致了群体性投机行为的发生。群体性投机行为的出现,会使资产泡沫进一步演变成为泡沫经济,这样,一旦泡沫破裂,危机就会爆发,导致虚拟经济及实体经济崩溃,陷入衰退。(如图2)

三、我国资产泡沫风险的防范研究

一国货币通常是在该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以及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面临升值的压力。我国经济发展正是处于这一阶段,尤其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GDP高位运行,贸易顺差2000年以来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0%以上,外汇储备更是在2009年达到2万亿美元,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人民币升值的内在动力,而另一方面,经历金融危机后,在中国经济企稳回升,对外出口逐步恢复,与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处于高失业低增长经济状况下,外部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在不断加大,这与当年日本面临的情况几乎一样,我国应该在借鉴日本泡沫经济教训的基础上,防范我国泡沫经济产生。

(一)拉动内需,消费支撑

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利用国内价格低廉的生产要素,发挥比较优势进行国际贸易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占优策略,但是过度的依赖国外市场,尤其是在自身与贸易伙伴的经济实力相差甚远的情况下,我国会失去经济发展的主动性,贸易伙伴国内经济的波动会很容易地传导到我国国内市场。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我国也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对外贸易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亮点。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作为我国主要的出口对象,其自身经济急剧衰退,对外需求减少。另一方面,金融危机爆发使得美元疲软,国际上预期人民币会升值,使我国在海外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不断削弱。这两方面因素导致我国出口额度锐减,沿海大批出口导向型企业倒闭,给我国国内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企业生产动力不足,失业率不断上升,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马车”功能失效。

因此,在外部环境恶化的条件下,拉动内需、增强国内经济活力,便成为我国经济抵御国外经济波动的有效手段。危机爆发后,我国通过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和宽松的财政政策来拉动内需,但这些资金主要通过投资流向了基础设施项目。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我国曾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政府乘数效应显著,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国基础设施尚不完善。而现在,我国国内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处于饱和状态,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的资金乘数效应显现不出来,造成资源浪费,其进一步发展会引起资产泡沫。

在外部环境恶化,国内投资几近饱和的情况下,拉动消费是经济平稳发展的有效举措,然而在财政刺激计划中,用于民生部分的资金并不足,而我国潜在的庞大的消费人群却在农村。农村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在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的前提下刺激农民消费的可能性并不大,农村地区的消费能力并不会因为财政刺激计划而得到改善。因此,应当将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部分用于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这样,一方面可以防止基础设施资产泡沫,另一方面还可以在此基础上逐步加大对农村消费能力的提升,起到以消费为支撑,有效拉动内需,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增强国家的经济发展力的作用。

(二)推动金融体制创新,加强金融监管

金融体系的存在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完善的金融系统可以提升经济实体发展质量,防止资产泡沫产生和膨胀。

首先,我国需要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分流过剩的流动性。当前我国资本市场结构单一,投资者投资选择少,过多资金和过少投资项目会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为投资者提供更多选择,创业板、融资融券及股指期货的推出都是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大举措,这不仅可以将资金从股票和房地产上分流出来,还可以推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如创业板的推出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使资金得到了合理利用。

其次,应加强金融方面的监管,尤其是对国际收支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管理。一方面受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国际上大量游资想要进入中国市场,以期在人民币升值后进行无风险套利,另一方面中国创业板和融资融券等金融创新产品的推出,也吸引了国内和国际游资对新产品的爆炒。而我国现在的资本账户并未开放,很多资金可能变相通过经常账户流进国内进行炒作,催生资产泡沫。再加上国内实体经济不能有效吸收由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的过剩流动性,这些流动性也参与新产品的炒作,使新产品的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因此,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应该起到对外加强对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监管,对内防止国内游资对创新金融产品的炒作,推动新金融产品创新,健全资本市场,防范资产泡沫,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

(三)保持独立有效的货币政策,防范资产泡沫

独立的货币政策是指一国中央银行应当根据本国实际经济需要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不受政府强制干预和国外经济势力的影响。日本当年迫于美国压力和国际经济的协调,在国内投资者非理性预期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合理地制定控制资产泡沫发展的货币政策,最后导致日本泡沫经济破裂。

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连续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放松银根,降低融资成本来促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以此拉动国内经济发展。但随着货币政策,尤其是信贷政策放松,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的不断下调,我国国内开始出现过剩的流动性,引发通货膨胀(见图3)。在2009年第一季度的利率下调政策下,我国国内银行出现利差倒挂现象,即实际存款利率高于贷款利率,造成一些企业通过低利率从银行获取贷款,只要将这笔贷款再存到银行就可以获取无风险利差,这样,就促使企业不断从银行进行贷款,如果企业将贷款存进银行就会通过货币乘数效应加剧国内的通货膨胀,但如果这些贷款进入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进行炒作,便会引起这些资产的价格泡沫。事实证明,在宽松货币政策下,我国确实出现了高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2009年迫于国际经济形势持续低迷的影响,我国并没有收紧经济政策,导致我国资产价格泡沫不断上涨,尤以房价上涨最为明显。

我国现在经济的对外依赖性还是偏大,国外存在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国内存在流动性过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以日本为鉴,关注通货膨胀和物价问题,保持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上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就是迫于国际压力,对内实施宽松的经济政策,对外日元升值,从而造成日本国内通货膨胀严重,资产泡沫严重,而且日本政府也未选择合适的时机来控制这一现象,结果导致泡沫经济产生和破灭,将日本经济拖入了长达20年的经济衰退。现在我们应当以日本为鉴,充分认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有其深刻的复杂原因,金融危机造成世界经济的衰退并不能靠人民币升值和我国国内持续宽松的经济政策来解决,一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应当保持自身经济政策的独立性,采用适合自己经济发展的政策。我国现在一些资产如房地产已经出现了价格泡沫(见图4),应当抓住防止资产泡沫风险的时机,避免重蹈日本泡沫经济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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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服务实体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金融经济；实体经济；关系；策略

近年来随着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特别是市场上的一些金融企业满足于钱生钱的游戏，没有真正地发挥金融经济的服务作用和价值，导致不少实体企业面临着资金上的困境。目前国际市场上的需求不振，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对于我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外贸出口企业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虽然我国积极地发展内需市场，但是在新旧经济政策衔接的过程中，实体经济还面临着发展中的困难。2016年12月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充分地认识到了我国现阶段实体经济面临的困难，提出了防范金融风险，促进实体经济的政策，对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将会带来积极的影响。现阶段需要进一步加强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研究，更好地理清二者的关系，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实现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成功。

一、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简介

金融经济作为虚拟经济的代表，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广义的虚拟经济指的是金融业、房地产业等，虚拟经济通过交换和分配来进行，在交易的过程中产生增值，在定价上使用资本化的方式。实体经济作为我国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工业体系的完善等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为金融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实体经济为人们提供了衣食住行所需要的所有物质，同时也包含了文化等精神产品。金融经济能够为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的作用，有利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二、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关讨论

(一)实体经济决定了金融经济的发展

实体经济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它能够满足社会运行所需要的全部物资。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就提到了物质是决定存在的基础，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在《资本论》中直接指出了在人类社会中，不管财富的形式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其使用价值是构成物质的重要内容。实体经济作为马克思《资本论》重要的研究对象，可以看到实体经济对于人类财富的发展积累的影响，它决定了社会生产的正常运行，对再生产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实体经济通过相关的生产行为，能够创造物质财富，例如实体经济生产的商品能够满足人们物质的需求，这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实体经济的发展也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与建国以来实体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具有密切的关系。在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的基础上，我国逐渐地成为了制造大国，目前正在向制造强国迈进。从金融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金融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的，金融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金融经济的出现大大地降低了商品经济的交易成本，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撑。金融经济是围绕着实体经济而不断地发展的，这就要求金融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否则就会产生经济上的危机。

(二)金融经济为实体经济提供了支持

金融经济能够为实体经济提供资本支持，例如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操作能够帮助实体企业从市场中募集到大量的资金，从而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经济能够从社会中合法地吸收和募集资金，当这些资金能够进入到实体经济中时，就会对实体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实现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样金融经济也实现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金融经济的出现和发展，解决了市场经济中的信用问题，为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否则仅仅依靠人与人之间的借贷，会产生比较大的信用风险，同时也增加了市场交易的成本，使市场中的每个人都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银行、债券等金融经济的发展，能够为资金需求方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它有效地解决了市场交易中的信用问题，为资金的提供者和借贷者都提供了便利，降低了在金融经济发展完善的过程中的交易风险，从而激励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能够使实体经济更好、更快地得到资金，使企业能够根据市场的需求来扩大规模进行再生产。金融经济的发展能够降低社会融资的成本，使实体经济能够更加容易地获得资金，这也促进了金融经济的发展。银行将资金借贷给企业的过程中，能够获得高额的回报，当回报越高、规模越大时，就会进一步提高银行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最终提高了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效率。此外随着金融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金融工具走进了市场，例如一系列金融衍生品的实现对市场风险和收益进行了有效的分配，分散了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风险，同时也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金融衍生品能够满足市场中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风险与收益的相对应，能够使不同的市场主体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进行资源配置，从而满足了市场中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需求，能够使实体经济从多个方面来获取资金。金融工具的创新提高了资产定价的效率，从而使价格更好地反映资产的价值，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三)金融经济也会反作用于实体经济

随着金融经济发展的不断完善，当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隔离开时就会产生许多问题，导致实体经济缺少金融经济“活水”的支持，例如实体经济面临资金困境时就难以扩大投资和生产，或者面临着市场困境资金周转不利时就可能发生破产，这就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在金融经济的发展中，出现了不少的问题，例如资金在金融经济中打转，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中的意愿不强烈；或者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着弄虚作假的现象，误导了市场和投资者，导致一系列金融风险事件的不断发展，对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发展都带来了冲击，甚至可能会造成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再加上金融经济与市场的关联度比较高，当金融经济发生一定的风险时，就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例如当债券违约等金融违约事件发生时，会在市场中产生比较大的波动，而且其风险也比较大，最终会传导到实体经济中，例如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开始出现在房地产次级债券中，最后扩大到了全世界，导致全世界的需求不足，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于其风险管理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但是由于市场监管的滞后性，当风险大量积累或者金融经济过度发展时，在经济繁荣时其风险不明显，在经济下行阶段时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最终导致泡沫的破灭，引起实体经济的衰退。

三、现阶段实体经济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分析

(一)实体经济面临的困境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在不同产业政策的转变过程中，我国的实体经济面临着一系列的发展困境。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落后产能的淘汰，都对实体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实体经济面临着新常态，在告别过去和走向未来的过程中苦苦挣扎，转型之痛深刻地反映了现阶段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现状。再加上房地产等虚拟经济的发展，占用了市场中的大量资金，导致实体经济的发展动能不足，而且增加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成本，我国社会面临着脱虚向实的巨大压力。资本的逐利性，导致社会中的资本越来越涌向金融经济，“钱生钱”的游戏也愈演愈烈，例如今年年初的宝能与万科之间的控股大战，以及不久前宝能大力扫荡格力电器的股票，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市场上的恐慌，导致实体经济面临着野蛮人等困境。此外我国实体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还面临着税负重、政府费用多等不利的因素，这些因素在经济比较好时企业还可以承受，当经济下滑时就会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例如最近我国玻璃大王曹德旺关于实体经济的论述引起了社会的热议，人们都在不断地思考我国实体经济所面临的困境以及相应的对策。这些因素的存在都影响了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从事实体经济的中小企业面临着破产的危机。

(二)金融经济支持实体经济的策略

目前政府已经认识到了我国实体经济面临的困境，认识到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隔离局面，提出了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策略，国家在税收等方面给予了不少的支持，而且还将进一步地加强支持力度。在新时期下，要进一步地加强我国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发展，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的完善，从而提高金融经济的服务能力。尽管国家面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但是这种情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因此应当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到实体经济中，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金融信贷支持。国家应当对实体经济中的不同行业采取差异化的金融支持，提高金融服务的针对性，例如对于金融经济比较活跃的区域可以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对于农村以及不发达地区的实体经济应当加强政府在金融政策中的支持力度。要不断地加强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研究，探索二者的发展规律，从而协调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发展，使金融经济能够不偏离正常的轨道。此外，国家应当加强对金融经济特别是对金融产品的管理，一方面要加强对金融产品的创新的支持，同时也要加强对金融风险的管理，不断地提高金融经济中的信息透明度，使投资者能够充分地了解金融经济的风险，实现对金融风险的有效控制和隔绝，防止金融风险在市场中的蔓延。通过实现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有效融合，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所需要的资金，这对于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结束语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体两面，二者相辅相成。如何有效地将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结合在一起，发挥金融经济的长处，服务实体经济成为了现阶段我国政府的重要经济任务。面对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困境，2016年国家在营改增、社保改革等方面有效地降低了实体企业运行过程中的经济负担，相信2017年在国家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政策支持下，将会有更多的金融经济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实体经济的发展环境会越来越好。

作者:王韵琪 单位:石家庄市河北省实验中学

参考文献：

[1]彭博.关于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有效性的策略探讨[J].现代营销(学苑版)，2015，06：5-6.

[2]詹小琴.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探讨[J].商，2016，03：170.

[3]徐垠.试论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J].现代经济信息，2015，10：355-356.

第8篇：服务实体经济政策范文

不久，在APEC会议上又再次提出“供给侧改革”，指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一、什么是“供给侧改革”

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就企业而言，就是要求企业降低成本，减轻税负，提高发展能力，淘汰落后产能，淘汰“僵尸企业”，引领企业向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发展，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一些重化工行业和一般制造业形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行业债务压力加大，许多企业进入以债养债，以贷养贷的“旁氏融资”，企业的收益不能覆盖成本，有些甚至归还不了利息，进入了从债务到通缩的恶性循环，加大了经济下行压力，而且成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的重负。

另外，在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公共服务、社会公平等行业和领域，也存在着很多短板和不足。

一段时间以来，政府力图保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需求。但不论是2009-2010年的“四万亿”，还是目前的投资刺激，均收效不佳。企业不愿投资、过度负债、产能过剩;银行坏账多、利率低不敢放贷，银行超额储备率上升，这些情况表明货币宽松并不能刺激实体经济领域的投资，只会推动资产价格膨胀。

人们在思考，中国经济真正的问题是否在于供给侧结构性的缺陷，即要素价格扭曲导致资源不能有效配置。如一些行业过度投资过度发展，生产出的产品社会不需要，造成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不足，企业还停留在低成本竞争阶段。人们分析，经济面临的问题不是短期的、周期性的、外部的冲击，而是中长期的、结构性的、内部的压力。单纯的提倡需求是难以帮助中国经济走向复苏的。

不难看出，目前社会面临的问题是无法适应社会消费升级的结构需求，社会是否应该从强调需求转向强调资本、劳动、技术的供给，答案是肯定的。应从调整经济结构出发，让那些没有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消除多余产能，清理“僵尸企业”，为产业升级创造空间，恢复人们的投资信心。而近期中央多次提出的加强“供给侧改革”，体现了当前对经济问题的重视和对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

二、从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

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占据了经济学的重要位置，许多国家依据凯恩斯的理论制订政策，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并取得了较大效果。

但是，随着社会人为地扩大需求，导致上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出现了生产停滞和严重失业，出现了物价持续上涨的“滞胀”局面。

而在上世纪40年代美国产生的供给学派，他们批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并提出相反的论点和主张。反对政府征收附加所得税控制物价计划，主张降低税率、鼓励生产，同时恢复金本位、稳定美元价值抑制通货膨胀。

供给学派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在供给学派基础上发展出新供给主义，主张通过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并提升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当前，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GDP增速逐步回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究其原因，其中政府、国企和金融体系长期对GDP分配力量的日益强化，导致流向企业和城乡居民部分的资金减少，使其投资和消费能力下降;而政府、国企和银行等金融体系，由于负债率高，国企产能过剩和结构转型困难，使政府、国企投资和银行大规模地向国企放款受到阻拦，而政府、国企和银行的三公消费在反腐倡廉的影响下减少，再加上人口逐步老龄化和出生人口减少等原因，社会总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幅，从2011年后开始下行。

在经济下行压力的挤压下，城乡居民和许多企业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流量被挤出，使消费和投资能力减弱，现在，居民收入占经济总量的比例过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却高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进而影响了消费和经济增长。

目前，有专家认为，经济核心的问题还是经济内部增长动力和活力的问题。其是否产生效益，产生现金流，如果企业本身是僵尸，你再刺激也不会出现所预想的效果。比如，有些企业已经是僵尸，其本身已经失去了创造价值的能力，货币方面尽管有多轮刺激，只是增加了债务，生产的产品不是市场所需要的，产品只有库存积压。过多的过剩产能，银行还继续放贷，机构还是去买它的债券，它得到融资后，还只能生产卖不掉的产品。债务进一步扩大，市场不能出清，包袱更重。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允许其破产清算，或者让更有效率的机构介入进行重整，把劳动力、资金和其他资源投入到更有效率的地方，这样才能让经济再次焕发活力，这就是供给侧改革的要义。

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思路，可考虑从经济运行的源头入手，从经济政策上入手。从凯恩斯主义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学派的供给侧管理，也就是说，宏观调控依据的理论和思路都要变化和转型。

所以，通过供给侧管理，旨在通过鼓励企业创新、促进淘汰落后产能、降低税费负担等方式，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减轻企业负担、推动经济发展。

三、改革管理的几个方面

当前，中国要想搞好“供给侧改革”，首先要转变以需求调控为主的传统管理手段，正视和解决需求和供给错位这一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转变思路，积极利用减税、结构性调整和简政放权等多种手段。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心胸、勇气和定力，将改革进行到底，开启中国经济的新一轮上升周期。因此，我认为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供给侧改革”强调从供给侧入手，解决人们对中高端产品和高品质服务的迫切需求与现有的传统制造业中低端产品不相匹配的矛盾。

其次，实现宏观调控的根本性转变，要从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控，要从以货币政策为主转向以财政政策为主。如发放贷款要放到一些能增加就业和居民消费的地方，而不是其他支出。

第三，提高服务实体经济效率。要将财政政策扩大支出和增加财政收入为主转向以减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为主。每降低一个点的融资成本，就会有几十万家企业从盈亏平衡点上变为盈利，每降低一个点的税收就会有上百万家企业获得新的生机。通过减税增加要素投入、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发展小微企业，为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从而激发微观经济活力。

第四，.政府在“供给侧改革”中，应当把简政放权、转变职能p提供服务p满足升级的需求作为工作目标。比如说，通过简政放权，把原来政府掌握的权力放给市场、放给企业，让市场活起来，让市场效应传导给企业，让企业主动去生产（增加供给），以需求倒逼供给升级。政府还可以利用宏观调控力激活微观活力，在减税、金融改革等方面，努力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企业发展能力，增加有效供给。

第五，企业在“供给侧改革”中，要从生产、供给端入手，对企业生产全流程有充分的掌控，要深入了解、统计、整合、消费者的需求。让消费决定生产、消费决定价值、消费决定流通、消费决定服务，充分利用供、求两侧相结合的调控方式，杜绝“供需错位”。

第六，“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淘汰落后产能。因此，化解产能过剩、消化房地产库存、降低企业成本、发展股票市场，是增强国有企业活力的重要办法。在消化房地产库存时，可以采取给政策，去限购，零首付，给户口，退税等办法进行。

第9篇：服务实体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CPI；价格调控；货币条件

中图分类号：1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4-0057-07

一、2012年物价走势的主要特点

2012年，在经济下行趋势逐步企稳的背景下，物价涨幅相对温和，全年CPI同比上涨2.6%。

（一）CPI涨幅在回落中逐渐趋稳，反弹迹象有所显现

1月份CPI同比上涨4.5%，环比上涨1.5%，为全年最高。此后，随着供求关系的改善及货币流动性的减弱，CPI同比高位逐步回落，并连续6个月保持在2%左右的平稳水平，10月份仅为1.7%，是自2010年2月以来的最低涨幅。12月份，CPI涨幅比前2个月有所扩大，同比升至2.5%、环比为o.8%。（见图1）

全年看，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呈现“七升一降”的格局。食品、衣着、烟酒及用品、居住价格同比分别上涨4.8%、3.1%、2.9%、2.1%；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分别上涨2%、1.9%、O.5%；交通和通信价格同比则下跌0.1%。

（二）鲜菜取代猪肉成为拉动食品价格及CPI上涨的主要品种

2012年，食品价格上涨对CPI的拉动作用最显著。在CPI上涨的2.6个百分点中，由食品涨价拉动超过1.5个百分点，占CPI涨幅的58.7%。从月度情况看，食品价格对CPI上涨的贡献占比先降后升，由1月份的73.1%逐步回调到10月份的33.5%，此后快速反弹，12月份升至54.8%。（见图2）从食品内部看，猪肉价格同比涨幅大幅收窄、持续负增长，影响CPI上涨的程度明显减弱。而鲜菜价格同比涨幅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并从3月份后，对CPI上涨的拉动作用一直高于猪肉。截至12月份，鲜菜涨价直接拉动CPI上涨超过0.4个百分点，而猪肉价格回落拉动CPI下降近0.2个百分点。（见图3）

造成鲜菜价格涨幅较大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异常天气及季节性因素的影响。如，2012年一季度前后，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春旱和持续低温寒潮天气，露地蔬菜、设施农业产量与生长周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特别是随着冬储菜的退市，新季蔬菜尚未大量上市，导致个别蔬菜品种供应偏紧，价格出现较快上涨。二是生产成本的刚性上涨压力。受劳动力成本、生产资料价格快速上升的影响，近年来我国蔬菜价格周期波动的底部呈逐步上移的趋势。与此同时，受前期猪肉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2012年生猪养殖规模比上年明显扩大。生猪及能繁母猪存栏量均处于历史高位，猪肉市场供给较充足。在终端消费需求相对平稳的情况下，猪肉价格涨幅降中趋稳。

（三）部分消费品和服务项目价格上涨对CPI带动作用明显

2012年，消费品价格同比涨幅的走势与CPI基本一致，由1月份最高的5.5%逐步回落，10月份达到谷值的1.5%，12月份又回升至2.5%。而服务项目价格总体呈稳中有升的趋势，12月份同比上涨2.5%，比年初有所扩大。（见图4）在消费品中，除食品外，衣着价格同比涨幅较高，拉动CPI上涨近0.3个百分点，占CPI涨幅的10.3%，成为影响CPI上行的新的重要因素。在服务项目中，水电燃料价格、住房租金同比涨幅先降后升；部分劳动用工密集型的服务项目价格涨幅则维持在较高水平。其中，衣着加工服务价格同比涨幅保持在6.5%以上，家庭服务及加工维修服务价格同比涨幅自2月份以后一直在9%以上。（见图5）

导致上述消费品及服务价格涨幅较高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劳动力成本的趋势性上升，对价格上行构成长期压力。第二，新增就业增加、住房限购政策继续执行等因素放大了租房市场需求，导致租金价格上涨压力较明显。第三，资源价格调整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输入性影响。2012年，国际油价的先扬后抑直接带动国内成品油价格的相应调整，由此影响到交通类的燃料价格、居住类的水电燃气价格的变动。此外，阶梯电价、天然气价格改革试点的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住类价格的上涨。

（四）翘尾因素持续快速回落，新涨价因素影响先抑后扬

在全年CPI2.6%的上涨幅度中，翘尾因素的影响为1.1个百分点，占总涨幅的43.6%。从月度情况看，翘尾因素占比在1月份达到3.0%的峰值后大幅持续回落，10月份达到谷值的1.7%后略有反弹，11月份为2.0%。而受到季节性因素的短期扰动及异常气候造成的供给冲击，新涨价因素的作用先抑后扬，在6月份达到0.8%的谷值后不断强化，12月份升高到2.5%。（见图6）

二、2013年物价走势及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2013年，宏观经济平稳运行面临复杂的形势，推动价格上行的因素比上年增多，物价上涨的潜在压力有所加大。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可能推高物价上涨的国内外因素。

（一）消费需求恢复性增长将拉动CPI继续温和上涨

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实际增速为7.1%，持续增长的势头明显减缓；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现金支出实际增速也连续5个季度下滑。（见图7）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放缓（尤其是农村家庭）是促使CPI涨幅有所回落的重要原因。从城乡居民实际消费支出的中长期发展趋势看，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实际增速处于周期性底部和缓慢回升阶段；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现金支出实际增速则处于周期性上升阶段。由此判断，居民消费需求的恢复性增长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拉动CPI涨幅的扩大。

（二）劳动力成本和生产资料价格提高将对CPI上涨形成推力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人口结构发生重要变化，2012年劳动年龄（15～59岁）人口总量比上年减少345万，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下降，凸显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紧缺，导致劳动力成本上涨压力较大。更重要的是，农业比较效益长期偏低，务农的机会成本持续上升。以粮食生产为例，2006—2011年劳动力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重变化幅度不大，约为40%左右；而单位劳动力机会成本则由35.1元/日大幅提高到78.5元/日，年均递增17.4%。（见图8）预计2013年还将保持一定幅度的上升，加之各地上调最低工资和社保标准，对CPI上行的影响不可低估。此外，2012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回落后逐步企稳，同比上涨5.6%，预计2013年将呈触底反弹、波动回升的态势，全年累计涨幅约为8%左右。由此造成种植养殖成本增加，最终传导至食品价格。据测算，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每提高1个百分点，会直接拉动食品价格上升0.4个百分点。按此计算，2013年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将拉动食品价格提高3.2个百分点，进而影响EPI上升1个百分点。

（三）全球宽松的流动性将对国内CPI构成一定的上行压力

2013年，全球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发达国家实体经济活力仍显不足，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回升动力有待增强。为进一步刺激本国经济，美联储计划每月除继续购买40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外，还将额外购买约45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这意味着现有的“扭转操作”和量化宽松的政策组合将被完全的“开放式”量化宽松政策所取代，美联储每月资产购买总额达850亿美元。此外，欧洲央行还推出了无限量购买欧元区成员国债券的直接货币交易计划，日本央行也持续扩大量化宽松规模，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也纷纷下调利率。

主要经济体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将使全球货币流动性较宽松，加大投机基金炒作的货币资金条件，同时也会使新兴经济体面临较大的热钱流入压力。同时，考虑到目前我国相对较高的货币存量及2013年信贷投放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情况，物价上涨的压力仍然存在。

（四）输入型通胀压力将对CPI上涨产生一定影响

从基本面看，2013年世界经济将维持低速增长的态势，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石油需求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上升，而多数发达经济体石油需求则会保持稳定或微降，因此对国际油价上涨的支撑作用相对有限。但值得重视的是，主要经济体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将会向市场注入更多的流动性，加之中东地缘政治等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推高国际油价。从2013年1月上旬国际市场原油期货价格看，WTI（美国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原油期货价格已经出现小幅反弹，约为93.2美元/桶，环比上月同期上涨了8.4%，（见图9）预计全年国际油价还将处于上升通道，高位宽幅震荡的可能性较大，由此会直接影响到国内成品油价格，进而影响到CPI交通类的燃料价格、居住类的水电燃气价格的变动。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预计，2013年全球粮食产需总体偏紧，产需由上年的产高于需515万吨转变为产不足需4021万吨，粮食期末库存比上年减少8.6%，库存消费比则下降2个百分点，约为18.6%。其中，玉米、小麦供求较为紧张。由此判断，今年国际粮价将保持一定幅度的上涨，个别品种很可能呈高位运行态势，从而对我国产生一定影响。

（五）猪肉价格周期性回升将加大CPI的上涨压力

猪肉是我国城乡居民日常的主要肉类消费品，其一般在CPI中的比重为3%左右，对物价走势影响较大。截至2013年1月底，全国千家规模以上养殖企业生猪存栏量仍处于历史高位，同比增长4%，但值得注意的是，环比增幅出现9个月以来的首次负增长。根据生猪生长周期判断，在没有明显疫情的情况下，2013年猪肉市场供给将比上年略有减少，猪价很可能呈温和上涨的态势。与此同时，预计玉米等饲料原料价格及人工成本将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上涨，对猪肉价格回升具有一定的支撑作用。而从需求角度看，一季度正值猪肉消费的旺季，节日需求是拉动猪肉价格上涨的短期因素。

综合看，在货币政策总体稳健且没有重大灾害疫情发生的条件下，预计2013年CPI同比呈前低后高的走势，涨幅约为3.2%。

三、政策建议

宏观经济政策应进一步增强调控的灵活性和有效性，控制好物价较快上涨的货币条件，切实采取有效措施，疏解物价上涨压力。

（一）适时、适度对鲜菜价格和猪肉价格进行调控

对于鲜菜价格波动，建议不宜由政府频繁地进行直接调控，而是应通过信息、完善生产和流通服务、降低流通税费等方式进行正面引导。由于目前蔬菜的供给弹性较大，应该让市场机制更多地发挥供求调节的作用。当价格波动过大时，可考虑对低收入家庭进行适当补贴。对于猪肉价格则应加强调控的前瞻性，将重点放在调控供给上面，而调控时机应选择在供给（生产）出现异常波动时进行，而不能选择价格出现异常波动时进行。

（二）推进鲜活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提升市场调控能力

发挥大市场、大流通体系作用，在继续推动“农超对接”的基础上，加快促进多样化的农产品产销有效对接，推进对接规范化、规模化和一体化发展。加强市场应急调控骨干企业队伍建设，增强迅速集散应急商品的能力。严格落实降低农产品生产流通用水用电价格，3年内免征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等政策措施。此外，进一步完善交通运输业“营改增”试点政策，促进区域间和城市内部运输网络的优化和合理配载，推动运输工具的更新换代，不断提高物流效率。

（三）加强资产市场调控力度，稳定资产价格

丰富和完善房地产市场调控手段，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的有效供给，防范房地产价格的大幅反弹，稳定市场预期。完善房屋租赁管理制度，增加市场化的租赁房供给；切实发挥保障性住房的调节作用，满足不同层次群体的租赁需求。除此之外，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管，适时采取总量对冲措施应对入境热钱，减少资本异常流动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化解潜在的输入型通胀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