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水必躬亲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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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治水必躬亲范文

我很喜欢了解历史，当我徜徉在浩瀚的历史宇宙星河中，我仿佛能够纵观历史长轴，从中以史为鉴，领悟人生的道理。

我还记得大禹治水的故事，记得他“三国家门而不入”，记得他对于水患问题“治水必躬亲”的态度，这种对国家大事和国家下放的任务认真负责的态度，实在值得我们学习，将国家大事和集体利益放在小家利益之上，为国家奉献，为集体服务，心中有大我，而不是只局限于小我。

我还记得屈原跳入汨罗江的故事。当时他感叹“天下皆黑，唯我独白”，被小人挑拨离间，以致于被统治者怀疑，而被流放，但他并没有从此厌恶自己的国家，而是得知楚国灭亡的消息后，在汨罗江边纵身一跃，以身殉国，他的爱国情怀值得我们学习，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忧国忧民，即使身陨，但精神依旧遗留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后代传唱，成为一段佳话。

我还记得诸葛亮鞠躬尽瘁的故事。诸葛亮凭借聪明才智和忠心为大王服务，获得了刘备的赏识，他一生为刘备出谋划策，成为一代军师，但 最后不幸因太过疲惫，身体出了问题而死，可以说他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虽然大多数人并没有诸葛亮的头脑，但仍能进微薄之力，为他人，为家庭，为班级，为学校，为社会，甚至为国家献一份力，做到忠诚。

我还记得苏秦悬梁刺股的故事。苏秦为了防止自己睡着，想要努力学习，便悬梁刺股，他这种行为并不提倡，因为会对身体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但他对学习的热情和知识的渴望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作为新一代的青少年，应该致力于努力学习，将来成为祖国的的栋梁之才。

第2篇：治水必躬亲范文

我所任教的学校在城郊，班级学生较多。这里的孩子们既有城里孩子的淘气任性又有农村孩子的纯朴。在我短暂的教学生涯中，担任了3年的班主任工作。深知班主任要管理好一个班级真是任重道远。在这几年中，我也是不断取他山之石琢本山之玉，认真探索总结经验。现就小学班主任工作谈谈几方面的看法：

1好习惯的养成

孩子们首次接触班级这个大家庭，由于各自的生活环境、习惯等不一样，突然在一起学习可能太会相处。还有的孩子由于条件限制，一般由不识字的爷爷奶奶或是外公外婆带，加之特别溺爱。在他们身上都有这样或是那样的坏习惯。如：生活不能自理、缺乏自觉性、学习马虎、劳动观点弱、纪律松散。

好习惯的养成对于孩子一生都很重要，而要改掉这些坏习惯一般是在融入集体后，在老师的帮助和影响下逐渐发生变化。所以每接到一个新的班级，必须从多方面，用多种方法尽早了解学生的个性特征和生活环境，从实际出发，把有问题的儿童引到正确的道路上来。让孩子受益终生。

2抓好德育工作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其中又以德居于首位，所以我们不仅要传道授业解惑，更重要的是要育人。那该怎样抓德育呢？

2.1身先士卒，德高为师。学生都具有向师性，而且在儿童阶段学生的模仿能力极强。所以在教学实践中，我们要始终严于律己，对自己的一言一行做到语言文明、举止端庄，做事公平、公正、公开，充分尊重学生，做好学生的表率。

2.2内化德育。如开展绘画、朗诵比赛，培养学生欣赏美得情操。开展乒乓球、篮球、拔河比赛，培养学生敢于拼搏、公平竞争、合作进取、坚持到底的精神及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这样，不仅丰富了学习生活，德育还得到了内化。

2.3用好资源，润化心田。善于在各学科教学时渗透德育，同时用好班级宣传阵地和传统节假日。如：教师节宣传尊教师，师生情结。国庆节宣传爱国主义精神等。这样能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

3注重班级管理的手段和技巧

3.1长与短. 有幸参加了远程班主任培训，听了著名的 “木桶理论” 后受益匪浅。确实，一只沿口不齐的木桶，其储水量的多少，不是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班级中的几十名学生也有“长”有“短”，因此，要达到整体优化的目的，班主任必须分清学生群体中的“长板”和 “短板”，然后把“短板”变成“长板”。

首先，要善于识别长与短。由于每一个学生的家庭环境，先天素质与自身努力程度不同，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学习成绩及性格爱好等也不一样，只有了解情况后才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其次，要善于短中见长。尤其是后进生，班主任更应该多角度去看待他们，善于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

最后，要善于弥补短处。对有短处的学生，多增加感情投资，给点偏爱，热情和期望，及时鼓励表扬他们的点滴成绩。这样，他们就会由“短板”逐渐变成“长板”，从而增大班级“木桶”的存水量。

3.2堵与导. 课文《大禹治水》中在大禹没来之前治理洪水的官员们全都采取了堵的方式，结果洪水还是冲垮堤岸继续泛滥。后来大禹总结经验，除了采用堵的方式外他还注重疏导洪水，最终治理了洪水造福人类。

原来班级管理也是一样，方式不同，其效果截然不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对班级的管理采取堵的方式比较多。目的是减少学生犯各种错误的可能性。但是，后来发现这种方式容易使学生成为对立面，不利于学生增强抵抗力和社会适应能力。表面上看确实达到了 “不出乱子”，“平安无事”的目的。但后来才逐渐发现这种用盯，吓，压，罚的方式却是隐藏着许多的问题。

因此，我们要以导为主，辅之以堵。让学生增强明辨是非和自我教育的能力；多引导，少说教，不单要告诉学生什么事对什么事错，还要告诉学生为什么，并具体指导去做；多用情，少用气，要求我们对待犯错误的学生，要以情感人，亲切和蔼，心平气和，而不应怒气冲天，训斥指责，或者是有意疏远冷淡。

3.3管与放. 第一次当班主任时就接了二年级，心想低年级学生不懂事，自觉性也较差。所以事必躬亲，无所不管，从他们的坐立行走到学习状况，思想动态等。整天充当着“管家”或是“保姆”的角色。正当自己认为做到面面俱到时，却发现有新问题出现了。从平时的学习生活中发现他们具有极强的依赖性，没有创造性，缺乏自我管理的能力。

从这我意识到管得过多过死，容易让班主任陷于杂物而疲惫不堪，也不利于学生的发展。有时班主任要敢于大胆放手，学生能干的，坚决不去做。应把一些具体事务派下去分工授权，引导学生参与管理，逐步锻炼和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第3篇：治水必躬亲范文

关键词：明代；湖田；河港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2-0143-12

作者简介：王建革，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上海 200433）

东太湖港圩田主要分布于太湖东岸太湖出水口一带，宋代太湖出水口是吴江，就是吴淞江的开始区域，当时一片水域，无淤积也无湖田。吴江长堤和吴江长桥形成以后，陆淤部分逐步形成了湖田，一开始淤围在运河以东发展，港圩田是运河以西地带的淤积形成的，圩田中的河港称港。吴江长桥出水口最早开始淤积，淤积逐步扩散，太湖东岸的湖田与河港日益发达。吴江湖田出现于宋代，港河网体系与港圩田主要发展于元明，特别是明代。由于长桥一带淤塞比较严重，太湖出水口最后转移至北部的瓜泾口，其间的淤积、河网形成与湖田的发展过程非常复杂①。港圩田对应的河道主要是吴江十八港和南部一些水流时而出太湖、时而入太湖的河道②。河港的水流与湖田积淤变化在明代格外显著，水流、作物与植被都相互交错地发生影响，地理、农业与人为的因素都在交织发生影响。由于江南环境变迁的重点集中于太湖出水口一带，明代湖田的研究也有相当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出水口变迁与湖田形成

吴江县建于太湖出水口地区的沙洲上，那是一片浩淼水域中的沙渚，太湖出水沿长桥和长堤向东北流去，这是松江，也是吴淞江。长桥与长堤就是太湖东岸的界线。以前湖岸不明显，唐代因漕运时太湖风浪之险，建吴江塘路，单堤运河，此单堤是运堤也是太湖堤。“震泽东受群川巨浸，至吴江尤广衍，地为南北冲，千帆竞发，驶风怒涛，舂激喷薄一失便利卒莫能制。唐刺史王仲舒筑石堤以顺牵挽，宋庆历八年邑宰李问始建长桥由是各舍舟以途来往。”宋时在吴江塘路的基础上修五六十里吴江长堤。“庆历二年，守臣以松江风涛，漕运多败，官筑长堤，界松江、太湖之间，横截五六十里。”太湖出水口处无法建堤，建长桥以出水，松江口以长桥为中心，沿吴江长堤所有的五六十里区域内的水域都是松江口水域。以后运河的堤外落淤，运河修双堤成渠系运河。庆历中期，“通判李禹卿堤太湖八十里，为渠益漕运，其口溉田千余顷”。这一漫长的松江出水区主要集中在长桥一带。长桥界吴淞江和太湖的缺口之间，水面浩瀚，垂虹桥成为一时的美景。长堤、长桥抵挡太湖风浪，运舟稳定，太湖东岸一片湖光水色同治《苏州府志》卷三十四，津梁二，吴江县城外桥，“元袁桷记略”。。形成长堤与长桥后，运河以东地区的淤塞最先开始形成，吴江一带人口增多，经济繁荣。但宋代的湖岸西部湖田似乎集中在长桥一带，那里出水集中，泥沙也会集中，淤积成陆会形成浅滩，浅滩地区即早期的湖田区。塘路附近有大量的芦苇，也有一部分湖田，南宋时官方管辖塘路，禁止占垦水道。“乾道五年置撩湖军兵，专一管辖，不许人户佃种茭菱，因而包围堤岸。”乾隆《吴江县志》卷四十一，治水一。早期有佃户在利用湖田种植茭菱。光绪《平望志》引明代陈克礼描述平望附近的景观：“相传隋唐以来，此地淼然一波，居民鲜少，自南而北，止有塘路鼎分于葭苇之间，天光水色，一望皆平，此平望之所以名也。自唐置驿亭于堤之旁，民居稍集，往来有憩足之所。”道光《平望志》卷首，凡例；卷一，沿革。宋时水环境丰富，湖西水势甚大，难以形成淤塞所要求的缓慢水流。“夫吴江岸界于吴松江震泽之间，岸东则江，岸西则震泽，江之东则大海百川，莫不趋海。自西伍堰之上众川由荆溪入震泽，注于江由江归于海。地倾东南，其势然也。庆历二年欲便粮运遂筑此堤，横截江流五六十里。致震泽之水常溢而不泄浸灌三州之田。” ⑥ （宋）单锷：《吴中水利书》，清嘉庆墨海金壶本。长桥成后风平浪静。大量文人停留后写诗吟咏，形成垂虹桥文化。杨万里言：“东是吴江西太湖，长桥横截万寻余。”（宋）杨万里著，王琦珍整理：《杨万里诗文集》上，卷八，舟泊吴江，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页。在岸东，由于水流缓慢，形成许多淤塞与圩田。吴江塘路的其它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既然湖东水流变缓，肯定发生淤陆。

每至五六月间，湍流峻急之时视之，吴江岸之东，水常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堤岸阻水之迹自可览也。又睹岸东江尾与海相接处污淀茭芦丛生，沙泥涨塞，而江岸之东，自筑岸以来沙涨成一村，昔为湍流奔涌之地，今为民居民田，桑枣场圃。吴江县由是岁增旧赋不少。⑥

太湖水的水位与岸东相比有一二尺的落差，太湖出水口以西形成急流，不容易停水淤积，湖东水位较低，水流减缓，则会产生大量的落淤。运东淤塞抬高水位，太湖与运河以东的水位落差就会减少，湖西水流也会缓慢，缓慢造成落淤，落淤形成湖田。清代以后，岸西淤陆愈加稳固，并大规模地在西部发展。宋时刚刚开始淤塞长桥东部与长堤东部，东部淤塞，吴江大片水域逐步分割，最后形成一些渠系河道，运河也成为渠系河道。宋代岸东落淤与圩田的发展使吴淞江下游不畅，苏轼建议将余处的塘路再修长桥以通水流。“江水艰噎，虽暂通快，不过岁余，泥沙复积，水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长桥、挽路固不可去，惟有凿挽路于旧桥外，别为千桥，桥各二丈，千桥之积为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驶，然后官私出力以浚海口。”苏轼建议在旧桥处别为千桥，旧桥不是原千桥，只能是塘路上的桥，这是一种加大过水面宽度以加强清流的方法。“今欲泄三州之水，先开江尾去其泥沙茭芦，迁沙上之民；次疏吴江岸为千桥，次置常州运河一十四处之斗门、石、堤防，管水入江。次开导临江湖海诸县一切港渎，及开通茜泾，水既泄矣，方诱民以筑田围。”（宋）苏轼：《苏文忠公全集》东坡奏议，卷九，录进单锷吴中水利书，明成化本。他又提到了单锷的观点：

锷以谓古无吴江岸，众水不积，运河高于荆溪，是以塞桥置堰，以防泄运河之水也。今因吴江岸之阻，众水积而常溢倒注运河之内，是以创桥废堰，见利而不见害也。今若治吴江岸泄众水，则运河之水再防走泄，当于北门之外创一堰可也，其利害盖如此也。或又曰：切观诸县高原、陆野之乡，皆有塘圩，或三百亩或五百亩为一圩，盖古之人停畜水以灌溉民田，以今视之其塘之外皆水，塘之中未尝畜水，又未尝植苗，徒牧养牛羊、畜放鸟雁而已。（宋）苏轼：《苏文忠公全集》东坡奏议，卷九，录进单锷吴中水利书，明成化本。

随着长桥与长堤不断修筑、固定，淤塞在出水口的湖岸西部发展成滩涂，进一步发展成圩田。北宋中期孙觉曾将松江堤加固，当时他“出知广德军，徙湖州，松江堤没，水为民患。觉易以石，高丈余，长百里，堤下化为良田”（元）脱脱：《宋史》卷三百四十四，列传第一百三，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堤下化为良田，明显是太湖泥沙形成的过水口外落淤与圩田。孙觉修堤塘岸加固的材料先是竹筱，后用石料。“孙觉，字莘老，高邮人，举进士。熙宁中知湖州，以吴江水患命治之江桥，延袤二百余丈，觉募民修筑，势愈雄壮。又湖塘两岸，尝责民以竹筱捍御，率数年一修，易败或致溃决。觉复市石增筑，遂得支久，岸旁皆为良田。”（清）潘柽章：《松陵文献》卷十三，官师志一，清康熙三十二年潘耒刻本。可以看出，当时吴江长堤是土堤，堤防崩坏重修时也更换出水口，堤西也难以形成滩涂或湖田。由于工程质量的原因，土塘常在风涛之中。

吴江居具区上游，昔吴郡也，其地滨太湖，故筑堤塘以为保障。唐穆宗朝，刺史王仲舒为桥以达其道路。宋绍定间提刑吴渊命知县李椿重修之，自版图入国朝，以民众升州，又五十余年矣。州长诺海公至州，之明年乃谋诸僚友曰：“为政莫大于安民，安民莫急水患，由长桥而南至于平望延袤四五十里，风涛冲激日夜无休。时置邮，虑危官具，修以数，则民多蒙其害。予甚然，将筑以厚完之，必镇之巨石，然后可。”对曰：“斯塘之为民害也久矣，或巨浸飓风，小石皆为之漂荡。官日修治因循塞责，朝垒夕倾皆虚其费，自省郡及州之官属，往往有志于斯卒无成议。”（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二十四记，张天英至正石塘记至正七年，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578册，第906页。

在这种丰水环境下，地方豪强在吴江南部占田围垦，由于浅水地带众多，修湖田时要挡住太湖水流侵浸圩田，故形成坝田。

右谏议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广，而平时无甚害之忧者，太湖之利也。数年以来，濒湖之地多为军下兵卒侵据为田，擅利妨农，其害甚大。隧伍既众，易于施工，累土增高，长堤弥望，名曰‘坝田’。旱则据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水则远近泛滥，不得入于湖，而民田尽没矣。欲望委本路监司躬行究治，尽复太湖旧迹，使军民各安其职，田畴尽蒙其利。”从之。（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卷一百六十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坝田之区就是湖田之区，这时浅水区甚多，坝田是围田的外岸，外岸也有堤水的作用，故称坝田。在南部，太湖水流入水与出水转换比较快，旱时用坝挡住太湖水流东出，涝时用坝抵挡外水排入太湖，坝田正此意义。大部分塘路是土塘，部分石堤南宋就已经出现，石堤塘路的落淤非常快速，而土堤难以形成固定的落淤区。绍兴年间，范成大在《思贤堂记》中记载吴郡太守洪遵“五月来临吾州，由州南鄙望洞庭、略具区，观三江五湖之吐吞，涛波刮天，旁无边垠，而石堤截然浮于巨浸之上”（宋）范成大撰，陆振岳点校：《吴郡志》卷六，官宇，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9-61页。。巨浸之中和石堤浮于水面，堤东西一片水域，落淤不会大面积发生。杨万里有诗曰：“才转船头特地寒，初无风色自生湍。堤横湖面平分白，水拓天围分外宽。”这是对水面很大的描述，他在垂虹桥南部行驶时被风阻，“阻风只怕松江渡，过了松江却阻风”（宋）杨万里著，王琦珍整理：《杨万里诗文集》上，八十三，已过吴江，阻风上湖口；卷二十八，过太湖石塘三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3、496页。。随着元代石堤的全面修建，石堤使周边地区形成落淤。没有石塘，随处坍塌，被水冲刷，淤积难成。至正石塘成于至正七年，“总其费为钞八千余锭，石之工五万四千，佐其役者倍之。塘基崇丈，其广丈四尺有奇，其修一千八十丈。相其地势，辄水窦，以疏横流，凡为窦一百三十有六”（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二十四记，张天英至正石塘记至正七年，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578册，第906页。。疏水孔道众多，水流中的淤泥物质自然在出水口处集中沉淀，石塘修建后泥沙淤淀量大增，陆淤过程也必然加速。尽管成陆加速，宋元时期官方的政策一直是以清理水道为主，不让人种植滩湖之地，“乾道五年，置撩河军兵专一管辖，不许人户佃种茭菱，因而包围堤岸。按：始而佃种茭菱，旋即包围圩岸，故曰因而也”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八，经略一，治水。。这时权豪侵占较多，“权豪侵占，植以菰蒲、芦苇。又于吴江之南，筑为石塘，以障太湖东流之势。又于江之中流，多置罾簖，以遏水势，是致吴江不能吞来源之瀚漫，日淤月淀，下流浅狭”（宋）范成大撰，陆振岳点校：《吴郡志》卷十九，水利下，第281页。。江之中流置罾簖处应在太湖岸以东，湖西滩地应在至正石塘修建以后，石堤使太湖水流开始在堤西出现淤塞，水流要通过一些孔道与闸窦，就形成孔道外的淤塞与圩田发展的条件。

二、湖面、河港与湖田

至正石塘为明代湖田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人们也知道种茭以固堤岸，留淤成滩。弘治年间已经有湖水浑与茭草合一可以促成湖田发展的概念，史鉴言：

吴江之地，当太湖东南。其在南者，分众流以入湖，吴港、东宋家港、朱家港、蠡思港、直渎港、黄沙港、韭溪是也。居其东者，引湖水以入江，瓜泾港、七里桥、胥港、虹桥、长桥、三江桥、三山桥、定海桥、万顷桥、仙槎桥、甘泉桥、白龙桥是也，又自县治至平望四十里间亦系分泄湖水之所，今为石塘，虽便往来，前辈尝言其有害水道，故凿窦以通水流。近年倾圮，俗吏鄙夫不知大计，辄因而筑之。又湖水之浑滓，易为停积，沿湖之人多种茭蒲，岁久成田，咸登粮额，遂致水道日微。又瓜泾港、长桥正当太湖东流入江要道，至为深阔。而瓜泾港居民虑贼所侵，辄夤缘巡捕官为之筑堰。长桥又为豪家湮塞，规为田宅，为患极大。今则入湖者泛滥不流矣，入江者洄流而西浸矣，日滋月长，其害将尤甚于今日也。（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二十，“史吴江水利说”，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578册，第731页。

可见看出，明人已经发现太湖水变浑了，这是周边山区农业开发引起水土流失的结果，湖水浑更易淤留成滩。明代修石塘四次。“明永乐九年赵通政居仁，重修；正统五年，周文襄忱，再修；嘉靖三十五年，倭平后曹令一麟，议开胜墩塘河坝，重修三塘；万历二十九年，刘侯时俊躬勘崩坏，力倡修筑，自吴江至王江泾砥如周道，称为刘公塘。”（清）徐崧：《百城烟水》卷四，清康熙二十九年刻本。石头的塘岸稳定的出水口使湖田稳定地增加。万历三十三年，知县刘时俊又修石塘八十八里，从秀水县一直修到长洲县，用巨石修筑。淤积进一步加速，塘西淤涨也使湖田在一些地区远离湖岸，这种地方已经不需要再修石塘了，但许多地方仍在修石塘，这样的塘岸仍是太湖岸。石堤以西的湖田足够多，石塘不临水，无坍塌危险，也就无需修塘了。出水口地区淤积很盛，也出现湖田，但官方仍在开长桥，说明那些淤积距离也不甚远。弘治四年吴中大水，“吴江万六千人开浚长桥水窦，疏太湖之水以及吴淞江。盖江口被民田之，及丛生苇荻蔓延数千亩，到是垦除之”乾隆《吴江县志》卷四十一，治水一；卷四十三，修塘。。水道淤积处多有野生植被的生长，植被加速泥沙淤积，湖田向远离长桥的湖西发展。弘治年间，太湖“在（吴江）县治西南二里许”弘治《吴江志》卷二，山川。；嘉靖年间，《吴江水考》载太湖已“西去县城三里许”，这是长桥一带淤积距离的变化。至于东南部地区，许多离太湖岸较近的湖面已淤塞成陆，吴江县治西南三十余里处形成一处平沙滩。“平沙滩，去县治西南三十里，湖心浮涨，周可三十里许。”在这种新形成的地段上，芦苇是先锋植物，“蒲荻苇芦，年产其一，民颇利之”。这一沙滩还在扩展之中，“彼滩此地涨，变徒不居，科则有定，盖利而不能常有也”（明）沈岱：《吴江水考》卷一，水道考，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21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629、634页。。长期以来，其生态环境到明末仍处于野生植被状态。万历年间，吴江县令霍华欲丈量平沙滩圩田，以定赋额，有人做“平沙谣”规劝官方取消赋税，诗文首先讲平沙滩的植被，“平沙滩头千亩蓼，萑苇绵芊寡麦菽”，芦荻蓼等先锋植物众多；再讲农民生活的贫困，“泥涂胼胝斫为薪，时伛偻才盈掬”，已成的圩田不稳定，经营困难。“渐有良农辟作田，三时风雨供栉沐。具区涛浪拍天浮，咫尺堤防不须筑。几番赤地涌鲸支，几度苗实鱼腹。间值骄阳雨露稀，桔槔无计施轮。尧木汤干两不宣，三耕一稔犹云福。”乾隆《震泽县志》卷三十三，撰述三，诗集三，赵鸣阳 “平沙谣”。 明中叶以后湖田快速发展，水流环境非常微妙。黄浦江成为吴淞江主干河道后，吴江塘路的许多水口亦可以直接出水入东部湖泊，由湖泊群直接进入黄浦江，长桥以南的许多水流方向不一，河道也因此分化。吴江县城东部的庞山湖一带开始称吴淞江。长桥一带的水流已经不称松江了，过长桥后通过水道进入庞山湖，也就是进入吴淞江河道区弘治《吴江志》卷二，山川。。随着吴江东部高地的形成，吴淞江不再纳长桥一带的来水，只纳瓜泾口的太湖出水。“吴淞上流，南渐涨为田，去水惟瓜泾为速，故夹浦最险，今夹浦以下沙亦渐淤矣。” ⑥ （明）沈岱撰，（清）黄象曦辑：《吴江水考增》卷一，水道考，沈氏家藏本。在这种环境下，长桥一带已经彻底脱离原来的水环境。从垂虹桥南看吴淞江堤，以前一片水，明时一片滩。

吾尝登垂虹亭而望之，其浩淼无涯，牛马莫辨。长桥河西南以上皆纳数郡之水，以备旱潦。而今淤塞有如此河者，已过其半，大则为圩田，小则散为草梗，居民比屋，沃墅连畴，此治农者之所当患也。（明）伍余福：《三吴水利论》七论长桥百洞，明金声玉振集本。

这种淤积而成的圩田有丰水的环境。“吴江惟二十八都为水窟，东抵周庄，西抵囤村，南抵牛场泾，北抵白蚬港，闻胜国时，大姓堤湖为田者故，小水即淹云。”运河东西河港互通。以翁泾漾为例，“翁泾漾，去县治南二十三里，为桥一，为窦十九。其受太湖来水凡三，曰钱家港，曰牛尾港，曰巴泾，与八斥、大浦港水同出运河”。翁泾漾在太湖西岸，与此小湖泊相联的有三条港。未出运河时仍属于太湖的一部分，出运河后，运河东部为一系列的小湖泊和小水荡，“合而东播为谢家漾、车漾，为泥潭荡，又东为六百亩荡（一名三百亩荡），为女儿荡，为廊庙荡（一名蛾蜂庙荡），为槐婆潭，为李婆荡，为桂枝荡，为南戴荡，为戾开荡，为东长荡，为蚌壳荡（一名蛎壳），俱合为长白荡（沈志云：此为东长白荡），与元鹤荡水会为杨坟荡（一名王坟），为孙家荡为江泽荡，为杨卢荡，东经义家路亦出元荡，其北为杨家荡为白蚬江东，为急水港出松江淀山湖”。这些小湖荡与圩田、河道组成的景观实际上就是碟形洼地景观。吴江南部的运河区由于湖田开垦，水流渐涸，运河常常改道。“今运船遇旱为震泽、梅堰、积瓦阻浅，改从乌镇白米荡由烂溪出平望，平望、市中前溪复浅，多从后溪行。”⑥在垂虹桥一带，昔日的风景不再，河网纵横，形成几条主干河道。

按史志：附近运河自三江桥分而为二，其一曰：从南关前北流入吴淞江，折而西流至三里桥，沈志云此指塘河之路。其二曰：从南津口过江南，至垂虹入山湖为站船路。沈志云：此指学宫前至长桥河之路也。按《运河志》云：从南津口西行，其地曰江南，经大明桥过雪滩而西至长桥河，至桥下播而为三：一自垂虹前北流入吴淞江，俗呼为站船路；余二支即后所载之二河也。其三曰从垂虹西流至县城东，循城址北行三里桥。沈志云：此指东门外泰安桥，沿城从南仓河三里桥之路；其四曰：从福民桥入东门，逾北门而出。沈志云此指城中之河也。此四河之志可谓详矣，而今止存其一，以下三者皆塞而不通。夫史之志此也在弘治间不六十年而陵谷之变若此。沈志云今四河虽浅狭，而舟楫皆通，乃当时反云塞者，意其后复开浚也。 ⑤ （明）沈岱撰，（清）黄象曦辑：《吴江水考增辑》卷一，水道考，沈氏家藏本。

从宋时的一片到明代的多条运河，这是一个水网形成过程。黄浦江成为主干后太湖出水加速，吴淞江又北移瓜泾口，吴江水流难排的形势稍有改变，形成一定的落干，淤涨与圩田开垦加速。太湖水流长桥以东受阻，部分水流扩展到南部河港出水，南部一些原流入太湖的河港变成出太湖水流的河港。“有直港、乌桥、杨家、黄沙、上横、新泾、后浜、孙田八港”，这八港，“昔为来水，今为去水，故附后唐家湖下”。这种变化是中部地区淤塞淤高引起的，“吴中之水皆北流，惟此八港之水皆南流，盖太湖下流，甘泉等处壅塞，则水漫波溢，惟隙是求，唐湖之东诸荡骈集，宜其舍彼而就此也”。出太湖后水流以南流为主，这种已经变化了的水流也常被人为地坝塞，“八港条分，警于盐盗，或坝或开，有通有塞矣”（明）沈岱：《吴江水考》卷一，水道考，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21册，第631、637页。。这些河港到清代有六条已经被淤塞。八港入太湖时，水流为天目山水流，沿荻塘而来，“荻塘以北之水，为漾为荡，支派纷错；及归于横草路，又合诸水而为一。欲确指某水从某港下太湖，条分而缕析之，虽土著亦不能辨” ⑥ （清）金友理撰，薛正兴校点：《太湖备考》卷二，沿湖水口，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1-82、85页。。附近地区的莺湖，这时期由于容纳众水，其水势与水位都比较高，“北接吴淞南苕，西连震泽东滔滔。五溪容纳无穷水，水势从来此倍高”乾隆《震泽县志》卷三十四，撰述四，诗集四。。

正是湖岸东部地区的淤高与干田化，湖岸以西的东太湖地区的落淤也非常快。吴江的淤塞使得吴江长桥正东地区变高，南北低，部分出水北移，部分南移，而吴江中部相对应的西部湖面开始形成大量的滩涨并被开垦成湖田，在坍塌与淤积交替过程中将水面分割成小湖泊，然后形成河道景观，稳定地形成了“湖中十八港”，“诸港枢纽湖心，朝夕吞吐，利害最大。其西之田日蚀于湖者，谓之坍湖；其东之沙曰涨为田者，谓之新涨。各以万计，东南二湖俱成原隰，则壤为科亦以万计，城南高壤俱成民居”⑤。坍塌部分基本上接近湖面。淤涨是在一点点的凸起的基础上联合而成，淤积点的联合使湖面被分割成数个小内湖，小内湖最后变成河港。十八港中“城西七港非湖涨所成”，其他十一条都由淤陆而成，又在淤陆中消失或萎缩。淤涨之前，垂虹桥西一片水域，淤涨中先形成“东南二湖”，就是东湖与南湖，二湖淤，河港成。南仁与吴家港在二湖淤塞后形成。“向时东、南二湖，未曾淤涨之前并无港形，太湖之水直至长桥石塘，由诸桥泄入运河。自湖涨成陆，始有南仁、吴家港等港西接湖水。”⑥东湖靠近吴江长桥的西南部，在淤积下形成封闭的内湖，以后淤成湖田。嘉靖年间，“湖水东北流由庙泾、甘泉、三江等塘二十里直达庞山湖入吴淞江，今东湖尽淤成田，止存三大河泄水。其由南仁河入者为西水路，由十家簖入者为江漕路”。东湖又叫牛茅墩，一开始河道广阔，南仁河最早是一片水域，弘治九年定的泄水规模是一百二十丈，淤塞发展得很快，正德十三年，标准降为二十三丈。水路北折后形成阔七丈，长十八里的河道进入吴江长桥。东湖另一条淤出的河港是江漕路，一开始也阔一百二十丈，泄水方向与西水路不同（明）沈岱：《吴江水考》卷二，水治考下，第676-677页。。在淤积的影响下，湖田发展的一般模式为湖面――小湖泊――宽河道+不稳定的湖田――窄河道+稳定的湖田。

东坍西涨也是风浪所致，太湖湖田发展与太湖波浪有关，湖面在6-7级的风力作用下，湖心波高达1米，近岸地区波可达0.7-0.9米，由风浪掀起的泥沙流构成对湖岸的塑造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所湖泊室编：《江苏湖泊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135页。。唐宋时太湖东岸更为广阔，运粮之船长期受太湖风浪的危胁。太湖岸形成后，运舟安稳，但湖田承受风浪，东坍西涨。坍田发生时往往形成积荒田，这种圩田灌水后就像小湖泊，需要重新戽水。有的淹一半，有的全部淹没。弘治年间，吴江县派员查勘湖田情况。沈岱言：“看得各都田，今昔坍入湖中者，有全圩俱坍，有一圩半坍不等，俱在水中。年坍年告，有前勘已完而粮未豁，有前勘已明而未报，有前勘未明而尚勘，浑乱其中，所据各役指某处水中，原无疆界为准，难以为据。”（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十五，公移，沈经勘报吴江水利呈弘治十一年，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578册，第517页。官方为了出水，往往拆毁一些圩田就地使圩田成湖，治水者曾试图恢复南湖的湖面景观。

长桥，阔一百三十丈，其南即湖，今淤为田，上有牛茅墩东西江漕等路并吴家港等港数涨数浚。弘治四年浚还为湖，嘉靖元年浚南至十字港，即三汊港，长一百九十九丈，阔如旧。北至顾公庙阔五十六丈，嘉靖二十三年浚南滩上段，东长三百九十二丈，西长二百四十九丈，南阔一百三十四丈，北阔一百丈。下段垂虹桥基之东西各长八十四丈，各阔七十八丈。 ③ （明）沈岱：《吴江水考》卷之二，水治考下，第678页。

治水者使南湖区重新扩展为湖面，当时河道阔百丈左右，极易恢复成湖。随着湖田的发展，河港变小，无法恢复湖面，官方也只好“多开河渠以泄湖势”③。从宋元到明中叶，太湖出水以吴江长桥为中心，明中叶后形成十八港散漫出水的状态。随着圩田与湖中河港的扩展，出水的咽喉拉长、变细，湖水的宣泄由集中变为分散。出水口增加，出水湖岸增多，总体上却散而无统。狭小而曲折的河港使太湖出水形势更加困难。随着淤塞的发展，长桥和长桥以南地段以吴家港、南仁港和浪打穿为主要出水口。吴家港――吴江长桥是在原出水口缩小情况下发展的一条主水路，称西水路；南仁港穿运河达庞山湖，为东水路；经浪打穿达淀山湖的一条为江漕路。明代中叶时吴家港为主要泄水通道。到明末，十八港淤塞严重，吴家港――吴江长桥一路淤塞，一分三。吴江长桥水路淤塞后，北部瓜泾口一带成为出水主流，湖水绕道东山进入瓜泾口，下泄更加迂回郑肇经主编：《太湖水利技术史》，农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页。。出水口日益堵塞，大水时需要进行疏通。“宏治四年、五年、七年，吴中大水，给事中邑人叶绅疏请疏导，朝廷从之。八月敕工部侍郎徐贯，与从行主事祝萃会同巡抚都御史何鉴，知府史简寻访水道通塞之由，以吴江万六千人开浚长桥水窦，疏太湖之水以及吴淞江。盖江口被民田之及丛生苇荻蔓延数千亩，至是垦除之。”嘉靖二十三年又浚一次，“巡按御史吕光洵，以地方被灾，疏开三吴水利，浚长桥、三江、八斥、平望四处”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八，经略一，治水一。。这种办法也无力阻挡太湖出口的日益堵塞。

三、水则碑

吴江长桥处的水则碑立于宋代，以刻度记载周边水面的淹水情况。在水面丰富的宋元时期，太湖东、西部，各湖泊与河道之间的水流大多联为一体，垂虹桥附近古代测水位的水则碑很有功效，水则碑以局部的水位可以探知吴江整个地区各处的水位。

左右一碑，面横七道，道为一则以下一则，为平水之衡，水在一则则高低田俱无恙，过二则极低田淹，过三则稍低田淹，过四则下中田淹，过五则上中田淹，过六则稍高田淹，过七则极高田俱淹。如某年水至某则为灾，即于本则刻曰：某年水至此。凡各乡都年报水灾，虽官司未及远临踏勘，而某等之田被灾不被灾者，已豫知于曰报水则之中矣。（明）沈岱撰，（清）黄象曦辑：《吴江水考增》卷二，水则考，沈氏家藏本。

水则石碑在元代仍有这种功能，当时水环境丰富，垂虹桥处的水则碑的水位变化与其他地区有一致化表达。随着丰水环境的消失，来水与去水通道可能完全被堵塞，水体不能一体化。长桥周围除了吴家港外没有大规模的出水洪流，垂虹桥附近与其他各处的水面联系大大减少，水面分割，水位变化难以反应在水则碑上，此碑开始失效。

按二碑，石刻甚明。正德五年犹及见之其横第六道中刻“大宋绍熙五年水到此”，第七道中刻“大元至元二十三年水到此”，正德五年大水城中，街路皆断，稽其碑刻，水到六则，与宋绍熙中同，则元之水犹过也。今石尚在，而宋元字迹与横刻之道尽凿无存，止有减水则例四字，亦非其旧，乃于大直刻“正德五年水到此”，“六年水到此”，既无横道，何以为则，且增六年而遗四年，缪矣哉。失古建置之意，不知伊谁之过也。 ② （明）沈岱撰，（清）黄象曦辑：《吴江水考增》卷二，水则考，沈氏家藏本。

南宋和元代一直有刻石字迹，说明刻石有效。明代抹去原字，说明测量可能出现了问题，有关人员欲修正水则与吴江高低田的关系，测了一次就放弃了。说明这时水流不相联，水则碑无效了。乾隆年间，官方欲重建水则碑，却根本不能正确地测量水位。各地淤浅与开垦已经经过了很长时间，地形差异加大，水则碑完全不能体现各地水位，客观上失去了测量意义。

冯志云：吴江垂虹亭水涯有国朝乾隆十二年立水则石碑，高七尺有奇，面横七道，分七则为合邑被淹高下田准。注：诚善矣，然即一邑上则田，稽之其高下有难。一例视者，八斥以北田俱高，至同里严扇等处则又高，至小厢薛塔田最高，通邑全淹，彼处平岸而已，皆上上则田也，平望以南田低，震泽西路其低弥甚，然亦皆上上则田也。水则每则仅得尺许，今统计合邑上上则田高下或四五尺，六七尺不等，何以为准。大抵两邑地势北高而南下，立水则时或第就近而舍远，抑今昔地势变迁欤，低田亦同则，办赋以视涨湖田粮仍荡则者，高下相反。②

清人考证当时高低田差达六七尺，而水则碑也只有七尺。终明一代，吴江湖田处于不断地扩张中。湖田西部尽管有坍的现象发生，东部的湖田却不断地淤涨，水面少，河道窄，淤塞严重。伍余福言：“为今之计，去其泥沙以伐其苇草，仍令佃之者，经野分守，以时荡涤而后水有余利，久无滔天壅积之患矣。”（明）伍余福：《三吴水利论》七论长桥百洞，明金声玉振集本。水灾时湖岸东西的水面才处于一体化状态。“吴江据江湖之会，屹然中流，每遇霖雨积旬，潦水涨溢，渺然无际。或风涛大作吞啮冲激，其害又甚于雨。东风则江水西浸，西风则湖水东泛，俄顷数尺，人力莫施。故濒湖之人谓之贼水者，此也。议者徒欲开一渠，浚一泾，置一闸以为治之之方，是皆徇偏一之见而无救患之益也。何则？吴江水多田少，溪渠与江湖相连，水皆周流无不通者。”（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二十二议，史“吴江水利议”，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578册，第799页。此外，水则碑也会因社会机制失效而失效。水则碑有效可以指示水位，官府看到水位大涨时便动员官员下乡。明后期民间水利共同体失效，水则碑即使准确也已无济于事。

四、岸制与水利体制

广阔的东太湖水面使湖田暴露在风浪冲蚀之下，官方的水利在于加强圩岸建设，规划河港宽度，并在合适时机兴众疏通。弘治八年，湖田与植被的发展使吴江长桥一带已经出现了淤塞不通的现象，官方发动了一万六千人“开浚长桥水窦，疏太湖之水以入吴淞江，盖江口被民田之丛生芦苇蔓延数十亩，至是垦除之”（明）沈岱：《吴江水考》卷之四，水议考中，第707页。。这种人为的社会干涉只能暂时缓解压力，宽大水道的变窄在传统的技术时代是不可避免的。官方制定了许多湖田圩岸制度，湖田区的官员动员乡村社会建立维护圩岸的机制。史鉴这样分析明初治水者的堤岸制度：“吴江之田尽居江湖滨，支流旁出皆荡漾，不可以名计，苟不致力于堤防以御捍之，则未见其可也。本朝永乐中治水东南，尚书夏忠靖公创于前，通政使赵君继任于后，无不注意于堤防，皆妙选官属，分任诸县，而二公则周爰相度而考课焉。其法常于春初编集民夫，每圩先筑样墩一为式，高广各若干尺，然后筑堤如之。其取土皆于附近之田，又必督民以杵坚筑，务令牢固，堤既讫，工令民罱泥填灌，取土之田必使充满复于堤之内，外增广其基，名为抵水。盖堤既高峻，无基以培之则岁久必颓矣。又课民于抵水之上，许其种蓝而不许种豆，盖种蓝必增土，久而日高；种豆则土随根去，久而日低矣。此虽为繁碎难行，然亦可使民繇之而不知也。厥后二公去任，二三十年间岂无水患，而不至于大害者，良由堤防犹存之力也。”（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二十二议，史“吴江水利议”，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578册，第800页。

夏原吉修湖田时，设计的制度规则需要对乡村共同体进行充分动员。标准极为具体，甚至包括种蓝靛固岸这种细节，圩岸成了“抵水”。随着湖田的发展，湖岸植被人为地演变成各种树木。有的用柳，沈周有诗：“百亩良田湖水阴，门前杨柳路沈沈。”后期桑树更多，“吴江长桥如长虹，西来太湖桥下通。我家落日水如镜，见人影在水中；苏州南来是太硝，少见杨柳多桑株。谁家女子在楼上，手揭红看打鱼”（明）沈周：《石田先生诗抄》卷五，太湖竹枝歌二首；卷六，耕隐，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7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95、111页。。这一带的居民仍在一片水沼中生活，兼事渔业，圩岸种杨柳或桑树。圩田稳定时，一般为小圩。《吴江水考》中记载一次坍湖后圩田报废数达589个，合165顷77亩，以后又续勘出19顷91亩和28顷89亩，共计21457亩（明）沈岱：《吴江水考》卷之一，水道考；卷之二，水蚀考。第629、668-669页。。平均每个圩田36亩，这样的圩是小圩。单独圩田的规模也有记载：

十都前副扇凉角圩，滨临太湖，不必开，止筑围岸，长十丈，面阔四尺，底阔六尺，加高四尺，每丈该用木椿土石工料银五钱五分，东至庄荡，西至月字圩界，南至付字圩界，北至角字圩。

十都前副扇带字圩，滨临太湖，不用开，止筑围岸，共长三十一丈二尺，面阔四尺，底阔六尺，加高四尺，每丈该椿石料银五钱五分，东至郎字圩，西至束字圩，南至束字圩，北至徐家漾。

十都前副扇仰字圩，滨临太湖，不用开，止筑围岸，共长六十八丈，面阔四尺，底阔六尺，加高四尺，每丈该椿石料五钱五分。 ⑤ （明）五圻：《东吴水利考》卷之五，吴江县水利图说，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22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33-134、132页。

临水立岸，要有固基的木椿，每个圩岸要加木椿。周长在一百丈以下的圩很小，十丈圩田面积不足一亩。稍离湖水的圩，已经成为较为稳定的圩田，要开十字河才能排水。那些圩往往都一二百丈长。“二十八都副扇七图北气字圩，开十字河，长一百九十二丈，面阔一丈五尺，底七尺，深七尺。”⑤十字河达到一百九十二丈，圩岸长度大约是这个数的二倍，为三百八十四丈，按正方形估算，这种圩田的规模当有153亩，规模稍大。但湖田形成初期的大圩应达千亩左右，沈岱认为积荒田的前身往往是大圩。“按积荒者，皆洼下之田，其端肇于圩岸之不修，以非开辟时阪隰也。观其深，洼田身恒与河底相等，中心潭田深倍于河。审形度势，盖昔人占江湖水面，乘时旱涸，破波筑土，崇围设堤为此亩，顷动以万计，非所谓圩田、坝田者。舆是非大集人力以胜于天不能也。是以今当欲之先，已耕之后，一遇雨潦涨，必多集桔以戽之，一名曰‘大’。动以百数，盖计田派人，计人派车，计车料水，建标立限，时验刻量，更番戽踏，日夜无休。聚散有时，催督有法，此又非大集人力以胜天亦不能也。是故塘老圩长，沿堤分岸，纠察巡警。岸之漏者塞，者实，冲者捍，坍者缮，低者崇，隘者培，亦日夜无休，些毫失慎，水走岸崩，百力皆废，民无为生。谓：非民以岸为命舆。弘治以前，能举此政，县无荒田，正德五年一遭水，土荒民流，千家无十存者；百家无一存者。则岸既罔修，车安复集，逃者不归，官不为理，无怪其为抛而为积也。” ② ⑥ （明）沈岱：《吴江水考》卷之二，水蚀考，第669-670、665-666、668页。

最初的围田“顷动以万计”，这是很大的圩，为地方豪强所圈占。这种圩田必然要求一定规模的戽水人员，一旦戽水制度不行，水利崩溃，圩田很快便会进水荒废。大水漫淹以后，外人不容易分出围田与太湖的水面。嘉靖三十七年大水，水淹至中下之田，“吴江二十八都最低，知县曹一麟勘至淹处，圩大而水深，曹怒曰：‘湖也’！责引路者。三十民泣曰：‘此田，从春莳苗可证。’命隶人沉水底取出烂苗，视之不信，复行复取数处，皆然”。圩岸失修，积水不排，即成抛弃之田。正德四年夏天大雨成灾，正德五年“旧水未消，春雨连注，至夏四月横涨滔天，水及树杪，陆沉连海。官塘、市路弥漫不辨，舟筏交渡。吴江长桥之不浸者尺余耳，浮尸积骸塞途蔽川。凡船户悉流淮扬通泰之间，吴江田有抛荒自此始”②。总之，当时许多圩田大而深。宋元豪强围垦时大圩盛行，明初亦以这种大圩制度为主。此种田制在明中后期改变，在小农经济的压力下分成一百多亩的中等圩。无论在什么时候，临水区都是十几亩或几十亩的小圩，这种圩突于深水前缘，人们要通过各种水利技术，特别是立椿技术才能保住小圩岸，大圩成本大，无法围筑。淤塞到一定程度后，豪强往往才能整合成大圩，以后豪强势力受削，水利制度不行，自然又分成小圩。并圩可以形成千亩以上的圩，稳定圩田区的圩田规模大都百亩左右。儒林六都的圩田宋元时期已经围出，类型很多。“宋元定制，七则起科，上分三等，中、下各二等。下则有围田、滩田之目。围田者，围筑浅滩，便于耕种。今里圩有‘照圩’、‘中腾下围’、‘焯围’、‘巨围’、‘箕围’之名此。滩田者全无围岸，叵四都之平沙滩，故里有‘炜滩圩’。明制，九则起科，上三则为田，下三则为荡。”乾隆《儒林六都志》赋役。

圩田起于河滩地上，四周起土成圩岸，圩田内部的土壤逐步发展成良性水稻土，成为上等田。滩地随时会因水淹而无收成，圩田却有稳定的收入。儒林六都的上等田，“租额米二石或一石九斗，以其土高而肥。若遇丰年，每亩可收三石余。年之次者，亩可收二石五六斗。年之下者，亦可收二石一二斗。从无淹没之患，且种菜、麦亦必丰收，故其租独重”乾隆《儒林六都志》土田。。新形成的湖田挡在河道处，官方对此往往无可奈何。

江湖非丈尺可计，计丈尺于江湖之间，非得已也，何也？昔水而今淤为田也，浚则夺其田以为江湖，不有章程，人焉遵信。若吴江之牛茅墩，以及甘泉之上下，吴家港以及垂虹桥之上下，皆嘉靖二十三年察院吕公所勘应浚之丈尺而未浚者也，是固可征也。然今亦可执以为的乎？曰：观元之水道不同于宋，今之水道又不同于元，其可泥乎？（明）沈岱，（清）黄象曦辑：《吴江水考增辑》卷二，水治考下，沈氏家藏本。

成田要报税，坍田要免税，终明一代，湖田的涨坍造成了赋税问题。“通量新涨以摊其粮，照得坍湖告勘，年积岁繁。以田日摊而粮愈少，粮日倍而愈多也。虚粮非经奏请，焉得除免。切思本县西有坍湖，东有新涨，东涨之土即西坍之田，是坍湖者，新涨之原额，新涨者坍湖之后身，非有二也。今坍湖之民，日苦赔粮，贫困愈甚，新涨之民，日享其利，国课不输，利害不均。”⑥坍湖区新涨与坍湖在不断进行，此涨彼坍。为了圩田防坍，有人提出一种斜坡岸式：

照得太湖风浪，势如排山，岸遇崩，日就成浸，非人所能御也。又查有等低滩形如鳖裙，风赶浪冲，反不坍损，因求其故。站岸壁立，与浪相抗，必倾斜，坡不深，随浪相迎，不。为今之计，不若令各有田之家各于其站立之处，或石或瓦屑或煤铁等灰填满其处，一如斜坡之式，加之泥沙或植茭芦杨柳等树，以杀其奔突之势，则其围塍未必如往年崩塌之易矣。况有水利专官督其工程，不甚为难，果得举行万民幸甚。（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十五，公移，沈经勘报吴江水利呈弘治十一年，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578册，第518-519页。

沈岱所记的筑式也很详细。“昔人谓：有一尺之堤障一尺之水，是已无此。而田蚀于水，谓之坍湖。水积于田，谓之抛荒。”岸式有多种：“岸高六尺，以平水为定高下增减。基阔八尺，面阔四尺，谓之羊坡岸。其内有丈许深者，于大岸稍低处植以桑苎，谓之抵水。”岸式有土名。“俗名马蹄环圩，植以茭芦谓之护岸，其遇边湖边荡，以石块，谓之挡浪。又于圩外一二丈许列栅作埂，植茭树杨谓之外护，今尽废无遗焉。此周文襄公定制，尤详于二十八、九都，盖此最低也，每年县官于农隙时诣看坍损，督塘长圩甲修之，后官不出，民亦不举，乃遂废焉。”（明）沈岱撰，（清）黄象曦辑：《吴江水考增》卷二，水则考，沈氏家藏本。挡浪之法为明初周忱之法，当时水多田少，圩岸多临风浪，筑岸防坍，首要在于挡浪，因为圩岸多因风浪而坍。“前明周文襄公筑圩之法，所谓挡浪者也。”乾隆《震泽县志》卷三十，经略三，修塘。按难易程度分三等：“一等难修，水中突起，无基而成，又两水相夹，易于浸倒，须用木桩、竹笆、石方可成功；二等次难，系平地筑基；三等易修，系古岸颓塌者。三等筑法顶阔皆六尺，脚阔皆九尺，高以一丈为率，极低之田，岸务极高，能比往昔大潦之水高一尺，则永无患矣。”深水中开圩田需要“水中突起，无基而成”，这是最难开垦的圩田。需要打桩，填上竹笆、石等物，最后才排水成田。低水区还要做子岸，围岸内层再筑一岸称子岸，“子岸较围岸又卑一、二尺，盖虑水浸易坏，故内作此以固其防，筑法与围岸。同脚而异顶，如围岸顶阔六尺，子岸须顶阔八尺方为坚固，其脚基总阔二丈，须一齐起筑为妙”。圩内要筑戗岸，戗岸将大圩分成若干个小圩。“戗岸，岸外开沟，围田无论大小，中间必有稍高稍低之别。若不分彼此各立戗岸，将一隙受水遍围，法于围细加区分，随其高低形势截断，另小岸以防之。筑时要于低田外边开沟取土，内边筑岸，内岸既成，外沟亦就。外沟以受高田之水，使不内侵，内岸以卫低田之稼，俾免外入，又为高低两便之法。”湖田都在低乡，土壤稀缺，取土有规定：“河渠既多，浜又深，无撮土可取也。须查本地有老板荒田或新荒田，与夫年远废基遗址不便耕种者，入粮缓征项下，听民采土筑岸，又不然查本地有茭芦之介居水次，止收草利，止征荡税者，申免其税，听民采土筑岸。”（明）沈岱撰，（清）黄象曦辑：《吴江水考增》卷二，附筑岸法，沈氏家藏本。明代姚文灏的圩岸制度通行于太湖东部各地，非常详细地规定了高地与低地、圩岸与子岸的不同，也规定了种茭制度。“边临湖荡圩岸，外须种茭芦以御风浪，其狭河宣泄去处却不许一概侵种以遏水势。”（明）沈岱：《吴江水考》卷之四，水议考中，第710页。在与水道直冲的圩岸上，官方不允许种茭，水涨时这些圩岸被冲毁后可以泄洪，种茭则不利于洪水毁岸。史鉴也发现农民在水口种茭使河港淤塞的情况。他说：“工部侍郎周忱，郡守邢宥，虽两修之（运河），不能复如畴昔之固，随葺随坏，窦有倾者，辄随而湮之，加以沿湖之人多种茭草，淤而为田。而水道日微，岁长月增，其害将见。”（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十八志，史鉴“运河志”中，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578册，第672页。

也有各种圩岸堵漏技术与规则。郑樟华条例规定有：“田有漏，旱则易涸，潦则易溢。修补之法：先将漏处开掘深六尺至磉底为度，广三四尺。小漏，用牛；大漏用石灰，俱以土泥和匀塞於漏处，将土泥填高一尺，用木舂实。以一尺为一层，渐次层筑舂，极坚实与老岸平。”在一般的易冲毁之处，要固基、修子岸并种植茭芦，“濒临湖荡之圩及汇角等处之岸，风浪冲激，尤易损坏。须将老岸增筑极阔，或更于岸内筑，即抵水也，岸外筑埂，种杨及植茭芦以蔽之，即护岸也”。在圩田内部，要求修戽水沟。“开总沟，此即水之车沟也，（圩）大小不等，有数十亩至数百亩，由此戽水入。遇水涨之年，不先修筑，甚至冲坍，害及一一圩者。今议坚固砌法，大沟墙底俱用硼光砖灰，砂砌筑高三尺阔、二尺、六尺上，用石或短木架于上，复于水门置，板与老岸相平。其小沟丈尺工料递减。”（明）沈岱撰，（清）黄象曦辑：《吴江水考增》卷二，附筑岸法，沈氏家藏本。吴江塘路一带水灾多有，要求有较好的乡村水利社会组织与官方的支持。夏原吉和赵居仁的治水对吴江水流的稳定作用甚大，湖田因此常丰。“然人亡法废，堤日就倾，水患复作，正统间尚书周文襄公，讲求二公之法，而损益之。由是水患渐平，民安其业。近年以来，法度废弛，上恬下嬉，民无所恃。每年府虽下县，县虽下乡，率皆以伪应之。”结果堤防“坏者十七八，欲求水之无害者难矣” ② （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二十二议，史“吴江水利议”，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578册，第800、801页。。史鉴认为筑岸、车戽等环节的运行都需要乡村水利自组织系统。“夫水之泛滥者，既筑堤以障之矣；水之壅遏者，又疏渠以导之矣；而水之停积者，若不竭力以车戽，则何从而减之乎。然民之贫乏者，或无力而弗供，豪犷者又恃顽而不服，以致互相推调，坐视陆沈，在乎上之人为之激劝，而安集之尔。往年水患初作，上自长贰，下自簿尉，无不躬亲看视，奔走道路，未尝宁居。故谚有‘救水如救火’之言，当急不当缓也。顽者治之，贫者宽之，由是人知警劝而法在必行。自近年设立水利官后，一切委之，然地既广远，卒未能周，居东则西不知，在南则北罔恤，欲求其无误，难矣。”②

他发现水利官设置以后，地方水利反而不行。正是水利共同体的某些功能受到了打击后，县府才通过集权系统专管水利。史鉴认为以前的治水官方与乡村皆处于动员状态，后期官方委官，乡村水利共同体组织反而无力了，共同体组织涣散无力，必然会导致水利失常。

第4篇：治水必躬亲范文

论文摘要: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唯一延续，是华夏文明本质的表现。上古时代虞舜的思想和政治作为，使古代东方人类社会从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以舜为主体形成的道德文化，主要表现在家庭人伦、为人行事、仁德政治诸方面，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之源。在实施法治的同时加强德治，必须继承并发扬优秀的道德传统和民族精神，推动世界文明的交流与融和。

舜名重华，亦称虞舜，是继唐尧之后的又一贤君，《史记》中赞述的“五帝”之一。根据国家“九五”期间组织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专家学者，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攻关的最新研究成果，夏代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那么，将帝位禅让给夏禹的虞舜所生活的年代，当在此之前并紧密相邻。距今日之时，也就是四千一百年前后的上古时代。舜的思想和政治作为，使东方人类社会从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伟大历史人物。以舜为主体形成的舜文化，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源头，对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舜文化的内涵

从远古时代的燧人氏、伏羲氏到炎帝和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开创时期，产生了农耕文化。这是人们赖以依存的物质基础。但是，人类自身的另一种生产则经历了更长的蒙昧阶段，以致尽管有了农耕文化，却并不表明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对此，《吕氏春秋恃君览》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这种母系氏族的社会关系就是如此的简单而又紊乱，后来的正统史学家司马迁以至竟对此不屑提及。他的《史记》所载只是从五帝开始。因为，“黄帝二十五子，得其姓者十四人”，大致从黄帝开始，中华民族已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自黄帝至尧、舜，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东方人类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这种人类自身生产的进化，经历了一个更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直至舜时才得以完善。舜以崇尚孝悌而闻名于时，以全新的道德文化开辟了东方人类社会的新纪元。

《尚书》记载，“德至舜明”。《史记》也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这些都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舜就是中华民族道德文明的始祖。所谓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是人类自身不断进步与发展的标志。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面世，是近年我国考古的一项重大发现，也进一步证实了以往史书中的有关记载。楚简里的《唐虞之道》篇写道:“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爱亲尊贤，虞舜其人也。”既爱亲又尊贤，就是虞舜所做的榜样。这对于我们了解舜文化是很有帮助的。

舜的道德文化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持家在德。舜尊重家庭，孝顺以悌，身体力行，德行于世。

据载，舜的出身低微。舜父瞽叟是个心地狭窄的盲人，后母言不及义而嚣悍，生下的儿子名象，生性狂傲骄纵。瞽叟疼爱后妻的儿子象，几次要杀害舜，都被舜逃脱。平时找其它小过失来处罚，舜都以顺从的态度对待父亲、后母和弟弟。舜长年累月笃诚小心，从不懈怠。舜对父母不失子道，待兄弟亲善友爱，孝悌德行天下闻名。

这时候，尧帝在位七十载，年事已高，需要寻找合适的接班人，便向诸侯、四岳征求意见。众人异口同声地推荐了舜。于是尧帝便将两个女儿嫁给了舜，观察他怎样治家;又派九个儿子与之相处，观察他怎样处世。在舜的薰陶下，尧的女儿不敢因为身份高贵而骄傲，侍奉舜的亲人谨守妇道;尧的九个儿子也都更加友爱。但是，瞽叟还是想杀害舜，要舜到仓廪上去涂合缝隙，却乘机从下面放火焚烧仓廪，舜利用两个斗笠护住身子，跳下来逃脱不死。后来瞽叟又要舜挖井。舜在挖井时特别开了个隐蔽的小孔道，可以从旁边出来。当舜深入井中，瞽叟与象合力倾倒泥土把井填实，以为舜必死无疑。于是他们商量着分舜的财产。象打算将尧给舜的两女儿和一把琴留给自己，将牛羊和仓廪分给父母。没有想到，舜竟然从秘密孔道逃了出来。舜恪守笃亲尽孝、宽厚仁慈的行为准则，对虐待过他的父亲、后母和欺负过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象，不计嫌怨，宽容忍让，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化尧九个不成器的儿子。在人类文明史上，舜第一次把本能式的家族血缘亲情升华为理性的家庭人伦道德规范，使家庭组织得以稳定和延续。

舜笃诚孝悌，以德报怨，首倡了人伦道德之风。这也是后来唐尧将帝位禅让于他的重要原因。舜将家庭道德加以规范，从而使得家庭成为构筑文明社会的基本单元。这是人类社会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从家庭这个最基础的社会单元大而化之，整个社会生活、法律政治，同样要求有类似的规范和准则，这样才能达到“内平外成”的理想社会。舜以后的无论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的国家社会，其实质都是一种“家天下”模式的拓展。“朕为天子”，家即是国，国就是家，“三纲五常”，等等。这些都可以从舜的家庭道德中溯本求源。

(二)为人在德。舜修身为本，待人诚实，乐于助人，踏实做人。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章句下》)其意是说，舜从田野之中产生出来，这是上天要将重大任务落在他头上，有意先要困苦他的心志，劳累他的筋骨，饥饿、空匮他的躯体，困扰他所做的事情，这样可以激励他的心志，坚韧他的性情，增加他所不具备的能力。出身卑微的舜，种过田，狩过猎，打过渔，挖过井，制作过陶器，还会造墙，修粮仓。舜在历尽了各种劳作的艰辛之后，坚持用人格的完善来熏陶人，带动人。先秦至汉代的许多文献中都有关于舜的为人方面的记载:“舜耕于历山，人皆让畔。渔于雷泽，人皆让居……陶于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史记·五帝本纪》)“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钓于雷泽，天下说(悦)之，秀士从之。”(《吕氏春秋·慎人》)以上记述，说的是舜耕于历山，与人谦让相处，宽厚仁慈，将肥沃的土地让给他人;渔于雷泽，把经营好了的渔场让给他人;天旱了，为他人凿渠。他是制陶能手，而从不粗制滥造，弄虚作假。他从事商品生产而能诚实守信，童叟无欺。只要有利于他人、造福社会的，无不躬亲为之，处苦行之。在他的影响下，邻里和睦，村民友好，大家愿与他择邻而居。舜以其仁德感化人，以其行为引导人，以其才能信服人，邻里都敬佩他、服从他。在舜的影响下，生产有了大发展，社会有了大进步，“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史记·五帝本纪》)。原始聚落建成了都邑，原始社会形态也朝着文明社会迈进。

舜代尧为帝以后，仍然坚持以德为人的标准。他敞开四面城门以畅通四方见闻言路，命令十二个州牧的首长“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史记·五帝本纪》)，将德行作为评论帝王的标准，施厚德于民，不接近谗佞的人;交代臣子们“女无面谀，退而谤予”(《史记·夏本纪》)，要求上下左右不要当面恭维说好话，私下里却去讲坏话，应当诚恳相待，不做两面人。舜一直坚持以德来完善自身的人格，树立为人行事的榜样。

(三)治政在德。舜实施善举，推行五教，擢贤任能，用人惟绩，心怀天下。

舜“摄行天子之政”时，开始设立十二州，以不变的刑法告示人民，用放逐来宽恕五刑的罪犯，“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史记·五帝本纪》)。将这“四恶之害”放逐之后，即处置了他们的罪行，又改变了各地的风俗，天下人都心悦诚服。同时，舜进一步任用了高辛氏八个好儿子的后代，被称之为“八元”的担任伦理道德教化官，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伦理宣扬于四方，从而“内平外成”，家庭融洽，社会祥和。统一刑法，将伦理道德作为社会规范予以张扬推行，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性政举。为了教化人民，舜还采民风，制箫律，作韶乐，“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礼记·乐记》)，“舜为天子，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淮南子·泰族训》)。

舜为天子后，举用贤达之人，赏罚分明。经过四岳的推荐，选拔任用禹为司空，主要负责治河道，“平水土”。禹“兴人徒以博士，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于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史记·夏本纪》)。通过治理山川，变水患为水利，社会终于获得了稳定的农耕生产条件。舜还对于尧时举用却未有分职的二十二名臣子，量才而用，分职善任，并且对他们每三年考核一次政绩。经过三次考核，该降级的降级，该升迁的升迁，初步形成了一套赏罚分明的吏制。舜用人唯德唯才，选定带领民众治水的禹为自己的继位人。舜心怀天下，勤政爱民。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载:他二月去东方巡视，真可谓走遍大江南北，风尘仆仆。最后，“舜勤民事而野死”(《国语·鲁语上》)，他就连死都死在考察巡视工作的路途上，葬于“苍梧之野”的永州九嶷山。舜为民的仁爱之心和奉献精神，实乃中华民族的光辉楷模。 转贴于

舜持家、为人、治政均以道德为大本，为东方人类社会走出童年时代提供了全新的社会规范，成为渊远流长的华夏文明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舜文化的寻根价值

舜文化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之源，它对中华民族的整合、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今天，我们高擎“以德治国”的旗帜，深入了解和弘扬舜文化，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极大的推动。我们将进一步认识中国的国情，把握社会发展渐进的脉络，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兼容并蓄地吸纳各种文化信息，让东方文化有机地融入全球文明的交流。

丰厚的道德文化传统是我们的重要国情。中华民族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都无法比拟的。文化是文明的灵魂。厚重的文化积淀是整合华夏文明的主导，也是延续和拓展中华民族的功臣。考诸先秦以往百家争鸣时代的儒、墨、道、法诸家，都效法尧舜之道，从舜文化中吸取营养，只不过各自“取舍不同”。孔孟“言必称尧舜”。孔子把舜帝其人其事上升到了理论，形成儒家文化。《孟子》一书提及舜的地方达五十多处，已将舜当作儒家推行“仁爱”、“仁政”的理想人物。墨家推举尧舜的“尚贤”、“节用”。庄子既赞扬舜能顺应天人的自然法则，所以“正众生”;也揶揄舜以仁乱性(自然的本性)，“去必而从于心”。韩非子也是既称颂舜依法办事，又否定舜的仁义之举。然而，由于儒家文化的理论最适合宗法社会的巩固和完善，它必然会最终上升为宗法社会的正统文化。这一历史的选择完成于汉代。汉武帝除了矜持武功，还做了修整中国古代文化的两大基础工作。一个是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专治《易》、《尚书》、《诗》、《礼》、《春秋》的“五经博士”，用圣贤言，治圣贤事，使儒家学说复兴为统治思想的文化正宗。在前后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无论历史变迁有着怎样的风风雨雨，国土疆域如何扩大或缩小，汉族还是其他民族入主中原，甚至出现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上承尧舜的传统文化，始终以其强大的凝聚力促进了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以文化的传承带动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这在世界各民族的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也是我们必须认真把握的重要国情。今天弘扬舜文化，有利于凝聚中华民族情感，有利于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台湾地区现住舜裔310万人，世界至孝笃亲舜裔总会于1983年10月成立，此会是全球最大华人社团之一，以阐扬舜帝孝道和敬亲精神为宗旨。近年来，海外华人侨胞回大陆寻根祭祖热潮高涨。2000年9月9日，湖南永州数十万人民与海外来宾同聚九嶷山下，公祭舜帝，充分表现了舜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凝聚力。

优秀的民族精神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原动力。自古以来，舜文化的广泛传播，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和社会实践。一方面，封建统治者为其“家天下”服务而披附于舜文化之身以各种外衣，诸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天地君亲师”，或者将这些封建伦理纲常说成是“天理”，是善;把人们的物质欲望说成是“人欲”，是恶，从而要求人们“存天理，灭人欲”，还有专门束缚妇女的“三从四德”，等等。对此，鲁迅用他那尖刻的笔，将封建礼教归结为“吃人”，在“五四”中作了总的清算。更重要的一方面，在虞舜开创的道德文化的主导下，孕育了许多优秀的民族精神。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政治境界;“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贞品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等等。这些优秀的民族精神，历来都是陶治人们情操的国粹，激发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原动力，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