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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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思想与现代化范文

关键词:儒家文化;管理思想;体育管理

中图分类号:K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0)-02-0005-03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蕴含了丰富的管理智慧,对现代管理活动有着极大的启示。挖掘、探寻儒家管理思想的源流,吸取儒家文化精神中的现代价值,推动儒家文化中的管理思想与现代体育管理的融合、交汇,对体育管理活动产生深远的影响,推动我国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一、儒家文化中的管理思想

1.儒家文化中以人为本、尊贤尚能管理思想

儒家认为,人作为万物之一而生存于天地宇宙之中,具有超然万物之上,最为天下贵的卓越地位和尊贵价值。因此,儒家十分重视人的因素,主张尊贤尚能、知人善任的管理思想。从“尚贤”方面而言,儒家智者深刻的洞悉了“管理之道,归于用人”的至理;从“择贤”方面而言,儒家主张选拔若干才、德兼备的人,《论语》中有“无求备于一人”,只要在品德方面大节无亏,在工作能力方面能胜任所担任的职务,并且忠于职守,勤于任事,即使有某些缺点该选拔的扔选拔,该重用的仍重用;从“用贤”方面而言,古时就有“知人善任”、“用人如器,各取所长”的原则,因才任使,像对器具一样,什么样的器具派什么样的用场。

2.儒家文化中的经、权管理思想

儒家的管理谋略最突出表现为尚“权变”的思想。力主“执经达变”的管理方略,不变的是“经”,“经”是管理的目的和原则,以“经”作为判断事物的准绳,仁、礼合一的仁道原则构成了“经”的内涵;变化的是“权”,“权”是管理过程的具体操作运用,以“权”来达到最好的决策。“执经达变”是管理的策略,其特点和追求在于实现和谐的管理境界。儒家主张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模式,管理应及时分析可能出现的变化,做出决策,采取措施,以保证管理目标的实现。决策的确立还要对管理要素的全面考虑基础之上,不拘泥于某种模式,亦不排斥某种模式,而是根据某种情形做出合适的选择。

3.儒家文化中礼、法相济的管理思想

儒家文化中极为重视“仁政德治”的管理思想,但在强调“道德礼仪”的管理方法的同时也主张采用“政令刑罚”的管理方法。孔子主张“德、法并用”,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荀子提出“礼”、“法”相结合的治国思想,“治之经,礼与刑”,认为礼治与法治相结合比单纯的法制有更多的优越性。礼实际上也包含了法的内容,在《荀子o.王霸》中有“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仲长统也强调“德教与刑法并用”,《群书治要》中指出“情无所指,礼为之检;欲无所齐,法为之防,越礼宜贬,逾法宜刑。”晋朝的袁淮言:“夫仁义礼之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罚者,治之末也。无本者不立,无末者不成……故曰本之以仁,成之以法,变两通而无偏重,则治之至也”。礼、法相济、恩、威并施对于管理活动,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礼治与法治相结合,可弥补只有一种管理方法的不足,两者相互补充,使管理机构得以高效运转。

4.节用的管理思想

儒家文化也蕴含了极为丰富的“节用”思想。孔子谈到治理国家的措施时,明确地提出了“节用”管理思想。荀子在《儒效》中有:“凡事行,有益于理(治)者,立之;无益于理(治)者,废之。”《荀子・天论》中“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强本节用,开源节流,能过实现民众的富裕,增加国家的财富。元代金履洋人为“天地自有无穷之利,有国家者亦本有无穷之财,但勤者得知,怠者失之,俭者裕之,奢者耗之。故传之四语,万世理财之大法也。”

5.行政管理思想

在制定为政的方针政策时,儒家智者认为管理者应把握管理工作的总纲领,掌握工作的中心和重心,分清工作的主次,而不是去处理日常小事或从事被管理者所应从事的事情。荀子指出“主道治近不治远,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则远者理,主能治明则幽者化,主能当一则百事正。夫兼听天下,曰有余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急也。”及“君者,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以兼复之。”儒家特别重视管理中的责、权一致的理论,“正名”思想就是这一原则的集中体现。儒家所主张的“君君”、“臣臣”是指作为君、臣的道德和才能,君主和臣吏要各守其位,各行其权,不能逾越这种责、权一致的思想,就是孔子所说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虽然儒家的行政管理思想是服务于当时的封建统治阶层,但仍对现代体育管理具有极大的启示。

二、儒家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对现代体育管理的启示

1.以人为本、重视人才是现代体育管理中的核心

以人为本、尊贤尚能的价值导向是儒家管理思想的精华,也是现代体育管理的新动向。体育事业要发展必须以人为中心,认真的选拔、培养人才,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发挥人的能动性。体育的发展需要具备长远战略眼光和全局观念的领导者,需要有一支综合素质高、训练经验丰富的教练员队伍,更需要有一批优秀的运动员,还需要有大量事业心强、有创新能力的科研工作人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体育运动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这与管理部门“大胆选择,着力培养领军人物”有直接的关系;重视教练员队伍的培养和建设,造就了一批德才兼备、又红又专,对运动项目的训练规律有较高认识的教练员密不可分。优秀的教练员必然为国家培养大量的优秀体育后备人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扩宽运动员的培养渠道,建立国家、社会、集体相结合的人才培养体系。同时,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管理人员、教练员、运动员、科研人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各尽所能。人是体育管理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在体育管理中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不拘一格的选拔人才,才能科学、合理的任用人才,并且建立各种激励机制,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2.把握管理的“经权观”是现代体育管理的取得成效的保证

借鉴儒家的“经、权”管理思想,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前提。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顺应国际体育发展的趋势和规律,而制定了《奥运争光计划》和《全民健身计划》两大发展战略。针对两大“计划”在不同时期内体育发展的目标,制定了相应的计划、策略。为实现特定的奥运目标,根据竞技体育的制胜规律,准确预测,确立以奇材制胜、科学与经验相结合的选材方案;确立以新制胜、以特长制胜的训练原则,探索科学的训练规律;竞赛中有效的发挥本方的潜能,运用心理战的竞赛策略,采取有效的战术抑制对方。为保证“全民健身计划”的顺利实施,加强对全民健身的研究,构建全民健身内容体系的,完善全民健身组织管理体系,并构建了一系列新的战略部署。因此,从竞技体育、群众体育的管理战略的制定,到教学、训练计划的制定,管理者都需要做出合理的决策使之达到最佳的管理效果。

3.礼治与法治相结合是体育管理的必经途径

儒家的“礼”与“法”相结合的管理思想运用于体育管理领域,对体育管理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近几年来,我国颁布了一系列的体育法规、条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等,这些法令、制度对于保证必要的体育管理秩序,调节体育管理要素之间的关系,把体育管理活动纳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促进体育管理系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的体育法规、制度还不健全,必须健全体育法规、制度。此外,体育法规、制度的强制性、权威性特点决定了在体育管理活动中只运用法律的方法难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对体育组织人员进行人生观及道德观教育,科学文化教育,民主、法制纪律教育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能提高组织人员的素质,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发掘人们的精神动力,管理效率必然会得到很大提高。在体育竞赛中用法律、规章制度来维持公平竞争是外在的、强制的,而用道德来维持公平竞争是发自内心的、主动的。近几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有的运动员、教练员在利益的驱使下,无视体育的法规与职业道德,做出一些越轨的事情,如使用兴奋剂、假球,黑哨等现象,运动场上蒙上了一层行为失范的阴影。还体育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已刻不容缓,加强体育制度和法规建设,把体育中的失范行为纳入到合法的轨道之上,同时使体育的职业道德深入人心,发挥体育法规与道德对体育的规范作用。现代体育管理应遵循“礼、法相济”的管理原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另一方面加强法制建设,将“礼治”与“法治”相结合运用于体育管理之中,对各项体育管理活动必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加强节俭办体育的理念

在体育管理中要本着节俭的原则,注重管理的效益。在我国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情况下,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建设我国的体育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体育事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不可能把全部的物力、财力投入到体育事业中,投入到体育事业的财力是有限的。因此,体育管理者需要本着节俭的原则,充分利用有限的物力和财力,将其用到最需的地方,发挥有效的作用。我国对于足球事业的投入可谓之大,可我国的足球事业屡屡让人失望,体育管理者要重新审视“投入――产出”之间的关系,采取有效的措施,有效的利用有限的财力,促进我国足球事业的发展。举办奥运会给举办地留下是物质的和精神的、现实的和长远的财富,国际奥委会提出了节俭办奥运的理念。雅典奥运会节俭的举办却依然给雅典带来了五十多亿的经济赤字,增加了雅典人民的经济负担。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给我国带来机遇与挑战,应探求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运作模式,树立我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体育大国形象。在体育场馆建设本着节俭的原则,尽量节俭开支,对于奥运会后将面临资源的闲置和场馆的维护给予高度的重视,让奥运会留给北京的是一笔财富而不是一种负担。体育管理者应本着节俭的原则,兼顾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使之达到最佳的预期效果。

5.加大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

我国高度集中的政府管理型体育管理体制,是在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经济不发达,体育结构单一的情况下,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建设我国的体育事业,在世界舞台上确立体育大国的形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举国体制出现了许多弊端,影响了体育事业的发展。因而,体育管理者应借鉴儒家智者在行政管理方面成功的经验,深化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体制。体育行政部门应按照精简、高效、统一的原则,转变政府职能,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向间接管理为主,由微观管理为主转向宏观管理为主。责、权、利相一致,每个在岗人员在其位、谋其政、行其权、尽其责,顺利实现管理目标。此外,在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各级体育管理者要确立“敦本务实”的思想,以确保体育管理改革路轨不偏离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方向,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三、小结

借鉴儒家文化中的尊贤尚能的管理思想、经权管理思想、礼治与法治相结合的管理思想、节用管理思想、行政管理思想运用于体育管理领域中,对于体育管理的各项活动以极大的启示。使我们不再盲目的学习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而是挖掘、探寻儒家文化中的管理智慧,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孙聚友.儒家管理哲学新论[M].济南:齐鲁书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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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益群.谢亚龙.体育博弈论[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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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洪涛.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研究[J].体育科学,1997,(5):27-29

[6]刘英辉.葛菁.古代管理思想对体育管理的影响[ 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8):26-28

第2篇：儒家思想与现代化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教育；孔子；改革；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2-0182-02

教育的文明与发展是现代中国人不懈的追求。标榜着先进、进步与科学的教育现代化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一同进入了陈腐的旧中国。曾经，儒家经典是中国精英教育的核心教学内容，它为中国古代社会培养了最核心的人才队伍，这群佼佼者成为了权利的掌控者。但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闯进中国时，也正是这群精英人群开始了对传统教育深切的反思和后来大刀阔斧的改革。自此之后，每场教育变革的重点便是摒弃“腐朽”的儒家思想。

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仍在教育改革的大道上埋头努力，大批的教育改革者在教育现代化的路上越走越远。“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教育模式”似乎成为空想。此时重拾儒家经典的呼声变得越来越高。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儒家的教育思想以及儒家在中国古代教育的影响进行新的思索，在传统精髓中寻找前行的指引。

一、儒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教育

1.儒家思想形成之前的中国古代教育

中国从夏代开始就有了比较正规的学校教育，称为“校”。孟子说：“夏曰校，教也。”到了商朝，称为“庠”，到周成为“序”。商代生产力日益发展，文化日趋进步，科学日渐发达，因之学校又有增加，称为“学”与“瞽宗”。“学”又有“左学”、“右学”之别，前者专为“国老”而创，后者专为“庶老”而设。国庶之界在于贵族与平民。“学”以明人伦为主，“瞽宗”以习乐为宗。

西周是奴隶社会鼎盛时期，学校组织比较完善。当时分为国学与乡学两种。国学专为贵族子弟而设，按学生入学年龄与教育程度分为大学、小学两级。乡学主要按照当时地方行政区域而定。因地方区域大小不同。国学为中央直属学校，乡学是地方学校。完善的学校教育对促进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社会作用。

春秋战国，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各诸侯国政治经济权势的逐渐膨胀，私学应运而生，并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儒，墨，道，法等诸家竞相兴办私学，为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奠定了基础。

2.儒家的主要教育理念

儒家思想是在私学兴起的大浪潮下应运而生的。而谈到儒家思想的形成，就不得不先谈到孔子的贡献。孔子是我国私学的创办者。据史称，孔子有“弟子三千”，培养出了在当时颇具影响的“七十二贤”。孔子一生“诲人不倦”，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在教学实践上，他认为，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应该采用“循循善诱”的方法。同时他认为学生应该有好的学习方法，懂得“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等，这些都对后世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办学宗旨，使人人有了接受教育的可能。而孟子作为儒家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则进一步推动儒家教育思想走向成熟与完善。与孔子的教学理论相比，孟子更注重学生道德理想的培养和道德意志的锻炼。他反复强调“尚志”，认为人生第一大事就是要有自己的志向，并且要有大志向。关于道德意志的锻炼，孟子特别强调要“存其心，养其性”，要节制私欲，培养浩然之气。他认为坚定的意志是养成浩然之气的基础，一个人要通过意志的锻炼才能有坚强的性格，才能担当大任。

二、儒家教育理论与西方教育理论的比较

1.孔子的“有教无类”与西方“教育平等”

孔子是中国古代社会私学最主要的开创者，他认为人“性相近，习相远也”，就是说人们天生并没有本质区别，个性差异是由于后天培养所养成的，只要通过良好的后天培养，艰苦的学习努力，每个人都可以养成君子的习性品德。所以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据说，孔子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他们来自齐、鲁、卫、晋、宋、梁、陈等国家，且大都出身贫寒。

西方文艺复兴之后，人文主义教育学家倡导以人为本、要求个性解放、重视人的现世生活，崇尚理性知识，这大大促进了教育的普及与平民化。西方工业的发展使得社会对政治、经济、科学、商业方面人才的需求加大。各种各样的新式学校随之出现，受教育的人群也都在扩大。

但是，此时的西方教育并没有普及到孔子“有教无类”的程度。西方的教育改革大多局限于对宗教神学与教会控制教育的反抗，所谓的“教育平等”只是这场战争的武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教育权利仍旧牢牢地掌控在贵族与富人手中。相比之下，孔子时期中国的平民教育的普及程度还是高过于西方的。

2.人本主义教育的共通与分化

孔子认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看来，在孔子眼中，天命才是最主要的，而天命就蕴含在自然运行之中，只要顺乎天命积极努力，自强不息就可以成才成仁。孔子将人置于主动的地位，认为人只要顺乎天命的努力便会成才，而不是在一味地接受鬼神安排。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家们也极力抨击宗教神学对人思想的束缚。他们提出人完全可以通过教育达到全面发展，而不是只将希望寄托于后世。这与孔子的理念是契合的。

而后，中西方人文教育的发展却产生了天壤之别。西方现代教育为了服务于工业的发展，越来越注重培养高技术的可以在工业发展中发挥作用的人才，教育的内容与形式也与社会生产发展紧密配合，这些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工业技术的发展。而此时，儒家思想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仍旧坚持着王道政治为中心的道德教化似的教育。他们注重君臣、父子、夫妇的伦理纲常；重视礼乐教化，轻视生产知识。此时的中国教育已俨然发展成一种“人文教育”，自然科学从不被重视。而孔子的教育目的也只是培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这一点被后世的统治者基于不同的目的积极宣扬，为后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所以，当今中国进入全面现代化发展时期，西方应用型教育发展的理念逐步渗透到我们的教育之中。

三、取其精华——儒家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启示意义

1.德行教育，人才培养的先行者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中国人一直都有重道德教化，礼仪规范的传统。但多年对于现代科学教育的追求，让我们的教育者轻视了对于学生道德素质的培养。我们只注重对于学科知识的教育，严重忽视了学龄青少年道德的培养。人们的道德标准越来越低。整个社会道德沦丧时，人们不禁又回顾起儒家思想在道德培养方面的巨大成就。

我们的教育者总是高喊着要普及素质教育，但素质教育不只是开几节游戏课，少布置几张作业。素质教育的重要思想之一就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使学生成为富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遵守社会道德规范的合格人才。

孔子是中国古代道德教育理论的奠基人，他以“仁”为核心和最高的道德标准，他主张一个人要有理想、有抱负，要努力提高精神境界。为人处世要从道义出发，克制不正当的私欲。这对于现代社会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都是一剂良方。同时，儒家思想以“孝悌”为本的仁爱思想有助于学生从根本上认识到孝敬父母与关爱他人，以及爱国爱民的重要性。“忠恕之道”也成为现代社会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交流与合作的行为标准，成为如何应对矛盾，处理问题的智慧之源。这些儒家思想为我们提供的宝贵资源必须成为学校德育工作的重点。

2.素质教育的传统渊源——儒家诗书礼乐教育

孔子重视对其学生诗书礼乐方面的教育。“诗”即西周以来的诗歌，儒家教育思想认为诗能够激发道德情感，体会风俗盛衰，观察政治得失，是学生获取丰富知识的源泉。“书”即史书。读史可以提高学生明辨历史是非的能力，同时从其中获取行为指南。“礼”即周礼，是古老的道德标准和礼仪，礼使学生学会了为人处世的基本规范。“乐”指乐曲，与“诗”相连。“乐”的作用是与“诗”相配合用于陶冶学生的情操。论语中提出，学生的学习和成长过程应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见“乐”在人格培养中的关键作用。

儒家这种人文主义教育传统，可以为我们现今的素质教育改革提供很多资源。“应试教育”忽视了个人性情与社会生存能力的培养，“诗书礼乐”的标准能够为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为主要内容的素质教育改革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与学习材料。

3.因材施教——现代教育发展之精髓

孔子的“因材施教”首先是要注重学生的个性差别。孔子通过观察，问答等方式了解学生性格爱好等的差异，再根据不同的个性特点进行教学。《论语》中保留了大量孔子评价学生个性德行差异的记录。其次孔子特别注意对学生的启发诱导，这也是孔子因材施教的基本方法。这恐怕就是启发式教学的源头吧。

现代，我们也应因材施教，采用启发式教学。教师在教学之前应充分掌握学生的个性特点，知识级别，保证教学的内容和方式符合学生的接受水平和个性条件，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尊重学生的个性和志向，鼓励学生发展自己的专长。

四、结语

综上所述，儒家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原则在很多方面与现代教育理论是相符的。儒家思想及儒家教育理论理应成为我们现代教育的宝贵借鉴。在现代化教育发展的坎坷征途中，我们必须总结经验教训，吸收外来教育的精髓，同时不忘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中国教育思想中提取精华，实现中国教育的真正现代化和科学化。

参考文献：

[1]周立升，颜炳罡.儒家文化与当代社会[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2]马振铎.儒家之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

[3]郭齐家.儒家的教育思想传统及其现代价值[J].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999，（1）.

第3篇：儒家思想与现代化范文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部分,富含非常深刻的管理理念,经过长时间的传承,儒家思想不断发扬光大,逐渐形成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本文从“仁”、“和”、“义”、“诚”和“中庸”五个方面分别进行阐述。

关键词:

儒家思想;现代企业管理;应用;价值

一、引言

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和基础,几千年来被数代中国人所传承、发展,并对中国文明、文化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儒家思想依然在深深影响着我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均以儒学作为治国安邦之道,实际上,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与现代企业管理方向所契合的管理思想。所以,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对于现代企业管理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如何深刻的理解儒家思想相关的理论原则,合理有效的运用于现代企业中,将不但有助于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提升企业的整体形象,同时对于企业的战略发展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二、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儒家思想最早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核心思想是“仁”。儒家思想的代表有“孔孟学说”,“两汉儒学”等。孔子提出以“仁”修身,孟子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基础上提出“性善”论,推行“仁政”。与孔孟的学说相比,荀子主张强调“性本恶”、“礼法并施”,其理论则更具有现实主义倾向。两汉儒学提出了以礼义治国的主张,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进一步将儒家思想发展成熟。最终,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被概括为“三纲五常”(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从而走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现在,有人将传统儒家思想与当前时代特征相结合,并称其为“现代新儒家思想”。

三、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与价值

1.“以人为本”——企业管理的核心“仁”作为五常的核心,在儒家思想中,是最为核心的部分。儒家思想的许多经典著作中对“仁”的解释虽然不甚相同,但是其本质是一致的,即“爱人”。《论语·颜渊》中有云“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儒家思想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性人为贵”。在儒家看来,天地之间只有人是最宝贵的,是万物之灵。可以说,儒家思想本质特征在于肯定人的价值,重视人的尊严。现代企业经营管理越来越强调一个理念——以人为本。人是企业管理的主体和客体,“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便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现代企业管理活动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通过塑造一种氛围、打造传播一种理念,是的组织内的人员思想及步调一致,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潜能,调动工作积极性。也有人称这种富有人情味的管理为“东方式管理”。方太总裁茅忠群对方太施行的便是儒家文化管理模式,茅忠群认为,可以治理国家的思想,一定是可以管理企业的。他要求管理者要设身处地的时时为顾客着想,事事替下属着想,方方面面替相关方着想,如此以来,这些人也一定会反过来设身处地的替公司着想,力争创造更大的业绩及成绩回报公司,使大家共同开创合作、共赢的局面。员工的个人发展是企业实现战略目标的一部分,要把员工的成长放在与企业发展一样重要的位置,注重对员工的人格尊重、生活关爱和能力培养,用真情打动员工管理员工,设身处地为员工着想,用仁爱的精神营造一个和谐协调的管理氛围。与此同时,企业管理者要切实了解员工真实的想法、需求和愿望,在合理范围内,尽量满足员工的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的需求。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让员工积极参与进来,领导和员工互为彼此,互相关心和体谅,企业在这种氛围中才会不断发展壮大。

2.“以和为贵”——企业旺盛的法宝《论语》中有云:“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君子和而不同”。孟子也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见,“和”为儒家思想中的基本精神。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即“人和”,主张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安定和谐、团结协作。“和”在组织中表现为动态的和谐,是企业伦理道德一种理想境界的反映,是企业文化建设始终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和”不但崇尚拥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又体现和而不同、的原则。一个企业内部如果和谐融洽,那么全体员工的团队凝聚力便是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从根本上说,现代企业管理就是要营造这种内外关系和谐的局面。当今许多知名的大型企业非常注重团队意识,这些企业平时十分注重团队建设,提倡并实行团队领导与员工的有效沟通。组织企业员工参加拓展训练,各种丰富多彩的业余集体活动,增强企业与员工的亲密度。在这种和谐的氛围中,员工也能够更理性、更全面的对管理者提出自己的真切意见,达到“共同管理”、“和气生财”“共赢发展”。

3.“见利思义”——企业发展的保证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谋道而不谋食”、“忧道而不忧贫”。“义”是指道德规范,“利”是指“经济利益”,孔子主张,要“见利思义”、“以义统利”,即“义先利后”。儒家在处理义与利的关系方面,要求将义放在首位,在特定的情况下甚至不惜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孟子强调“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上》)。儒家思想重义是毋庸置疑的。对企业内部来说,如何处理好义利关系是企业经营管理要面临的第一大问题。企业经营的目的就是求“利”,即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所以从道理本身来说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唯利是图”而损人利己,是为“不义”,并且最终会影响到这个企业的长期利益,甚至会葬送企业的大好前程。因此,企业管理中应当坚持“见利思义”、“先义后利”的原则,将经营谋利与“博施济众”结合起来,才能保证企业长远、健康的发展。当然,这并不代表儒家思想是反对“利”。儒家思想中对于富与贵从来不反对,因孔孟都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儒家思想反对的是采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4.“诚实守信”——企业生存的基石诚实守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曾有云:“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可也”。孟子则把“信”视为儒家基本伦理规范之一,“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也”。诚信在传统儒家思想中被视为立身立政之本和进德修业之本,因此,诚信的伦理价值一直以来也受到了高度的重视。诚实守信一直以来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它不仅是一种优秀的企业文化,也是企业的道德基础。在企业价值观的塑造过程中,“诚”是企业聚心之魂,“信”是企业立足之本,诚信理念是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重点之一。但是,诚信缺失问题是当今社会上的许多企业都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企业经过多年的艰苦经营发展,但却因为一朝诚信缺失,致使企业品牌一夜倒塌。“三鹿奶粉”事件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可见,只有诚实守信,重约守信,才能维护企业的信誉和形象,才能增值企业的无形资产,保证企业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5.“中庸之道”——企业管理的精髓“中庸”一词始见於孔子《论语》:“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之道”的精髓是不偏不倚,它主张“取中贵和”,是儒家哲学的最高命题,也是儒家学说的基本方法论。由此可见,孔子的中庸观它源于道德生活中的理论思维,包含有一般方法论的意义。它主张要“叩其两端”、“允执其中”,这是历代帝王的治国之道,也被越来越多的应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中,主张公平、合理、最优。将“中庸”之道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意味着要重科学、讲规则。在团队建设、人际关系、客户关系中要讲究中庸的艺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企业经营中遇到的许多问题,用道理去套,用理性去解决,经常是行不通的。其次,还要注意说话办事收放自如,进退有节,凡事应把握分寸,留有一定的余地,才能牢牢立于不败之地。最后,管理中要做到文武并用、刚柔相济,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这是符合中庸之道的辩证思想,运用于企业管理中,可以使企业管理效率达到最大化。四、结语在风起云涌的商业巨潮中,企业要赢得战略上的优势,占领文化制高点是极其重要的手段。这就要求现代企业就要在管理中赋予其时代的文化新内涵,才能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且促进现代企业能够更加健康、长远、蓬勃的发展。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博大精深的内涵值得现代企业不断学习和继承发扬,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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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孙琪.儒家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J].人才资源开发,2015(01).

第4篇：儒家思想与现代化范文

【关键词】亚洲四小龙；经济；新儒家思想

一、亚洲四小龙腾飞的经济成就及文化背景

对东亚各国的政治及社会影响比较大的传统文化主要有三种，即中华（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越南和新加坡受中华文化的影响更大一些，因而其政治文化中渗透着浓重的儒家伦理。

20世纪80年代，亚洲的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突飞猛进，成为国际市场上强有力的竞争者。经过文化性格的重塑后，韩国形成以准军事管理为特征的企业文化；新加坡形成以奋力拼搏求生存为核心的企业文化；融合中西方文化精华，港台形成以竞争务实求发展为核心的企业文化。

众所周知，亚洲四小龙地域面积不大、人口稠密、经济底子较薄，自然资源也并不丰富，那么他们是靠什么在短短的时间里取得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促使他们经济增长的共同因素是什么？而在这诸多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又是什么呢？

如果说经济增长与其背后的文化存在着必然联系的话，那么和西方“新教资本主义”相对应，有人把“东亚经济模式”称之为东方“儒家资本主义”，也不无道理。国际学术界对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作了大量研究。大致可分为三大派别：第一派认为是东亚独特的文化模式造就了其经济奇迹；第二派认为是东亚抓住并利用好国际机遇，采取了正确的经济政策；第三派是制度学派，以宏观调控功能来解释东亚的经济起飞。目前虽然学术界对促进“亚洲四小龙”腾飞的原因仍未完全达成共识，但有一个观点却是基本一致的，即儒家文化是“亚洲四小龙”乃至整个东亚经济崛起的精神支柱。杜维明、成中英、余英时等海外新儒家学派，他们也都强调中华文化价值观对于东亚现代化发展的精神指向。

“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除了引进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之外，无不伴随着儒家价值观的继承和发扬。新儒家价值观是结合当地实际，借助于西方现代经营管理而发展的。新儒家价值观吸取了旧儒家价值观中的勤劳、节约和重教育等优良传统，衍生出更具有生命力的因素，即把节约的钱用于投资；教育方面强调人文、技艺；勤奋牟利；管理上除了家长式管理外，还兼有现代的经理式管理。俭、刻苦、孝顺、敬老、尊贤、求知等美德，这些因素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儒家的社群情感、奉献家庭、纪律严明、政治稳定、平衡调适、忠诚仁厚、修身、反省、自我纠正已被视为亚洲经济起飞的奥秘。东方的天人合一思想、综合思维方式也被认为是弥补西方精神缺陷的良方。

日本的发展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形成所谓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奇迹，被视为现代化的新模式。日本的许多企业家，如“日本企业之父”涩泽荣一、“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财界总理”土光敏夫等，都对儒家文化情有独钟，始终自觉以儒家文化中的信条来经营企业。日本企业家只要稍有水准的，无不熟读《论语》，孔子的教训给他们激励、影响至巨，此种实例多得不胜枚举。

构成台湾经济主力的中小企业，多数是家庭式的企业，流行的正是儒家文化与传统价值观。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表现较好的是台湾和新加坡，而两者也均以重视儒家文化著称。

众多香港人民在吸收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仍牢记自己是中国人，有一颗中国心，依然保留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义利两全、诚实经营、勤俭持家等。这种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华文化促进了香港经济的飞速发展。

韩国经济崛起的原动力是强烈的民族自尊和致富经国的价值观。一心想证明“韩国也能”，是促进韩国企业拼命经营的重要精神力量。三星财团创办人李秉哲曾指出，对我影响最深的是《论语》，吴越尚能同舟，我们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与韩国相比，新加坡是曾经接受过“全盘西化”但醒悟最早的国家。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新加坡政府就提出“把儒家基本价值观升华为国家意识”来抵御西化，还将重视中华传统文化视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方针。新加坡人开办的企业，十分重视培育以儒家价值观为特色的企业精神。“新加坡21世纪五大理想”要求：重视每个人的价值；家庭凝聚，立国之本；人人都有机会；心系祖国，志在四方；积极参与，当仁不让。新加坡在世界竞争力排行榜上一直紧随美国而位列前茅，正是重群体、重和谐、重伦理、重勤俭的儒家文化与价值观的体现。

对新儒学的兴起以及儒家文化的前景，现在还难以做出明确的价值判断，但儒家文化的精华愈来愈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已是不争的事实。历史已证明了儒家文化作为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依据之一的合理性，这是历史事实，也是历史规律。人们普遍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背后，有着数千年东方文化的积淀和支撑。

二、新儒家思想在现代的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

探讨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文化背景、重新认识儒家思想等东方文化的价值及其与亚洲现代化间的关系，在现代商业文明的今天，中国儒家文化如何才能更好地成为企业文化精神的资源和依据？怎样继续从更广和更深层面促进经济的增长呢？我们认为，必须注重几点：

（一）儒家文化必须接受现代化的改造。儒家文化本身是农业文明的产物，要在商品文明和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必须经受扬弃超越，要对其自身进行改造，在接受西方科学文化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的转型；

（二）发扬儒家文化必须以市场经济法制化为前提。儒家文化是作为中国法家思想的对立面发展起来的，不同于法家强调法治，儒家强调的是礼法和德治，因此儒家文化先天性地缺少法制。西方不少著名学者在赞扬儒家的礼仪规范后，也不无精辟地指出：儒家文化的确需要一个法律传统来支持礼仪规范；

（三）使儒家文化成为现代企业文化精神的思想资源和文化依据。注重儒家文化的同时，更要看清市场经济的根本动力，也不能忽视了员工与对外竞争精神的培养。如此才可发扬个人责任感、使命感和奉献精神，激发企业的群体意识和团队精神，增强凝聚力；

随着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新儒家的理论根据又受到了普遍的怀疑，就连“亚洲价值观”的提出者李光耀都说：“儒家的价值观已经差不多变得过时了。”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认为，当世界被最崇尚的亚洲价值观所吸引时，惊人的经济增长掩盖了最糟糕的东西：裙带资本主义和腐败。

有学者认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面前，中国文化包括新儒家思想无论在科学、民主、思维方式、艺术创造还是在宗教体验方面，都暴露出其本身固有的重大缺陷与限制，如果缺陷和限制不能被超越，中国文化就很难说会走向现代化。

三、对我国治国理政的借鉴

第5篇：儒家思想与现代化范文

（山东师范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摘　要：国学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历史的积淀。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人重整体、重混沌、重象形、重道德、重关系、重秩序，根植于传统文化的法家、儒家、道家等国学思想影响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管理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需要从中国文化的精髓、根本上去寻找方法。更好地将国学思想精髓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将有助于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和谐发展，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与繁荣富强。

关键词 ：国学思想 儒家思想 法家思想 道家思想 企业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28-0191-03

国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凝聚了传承久远、历久弥新、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智慧，蕴含着丰富的东方思维，其中的思维观、决策观、用人观和自我观等对企业管理和企业家自我提升具有深远的意义，灵活运用国学，可以打造和谐强大的企业管理模式与文化氛围。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现代企业需要从国学中去挖掘、传承和发展有价值的思想，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培养核心竞争力，提升管理理念，改进经营模式，促进管理创新。要实现管理现代化，必须继承本国的文化遗产，融汇东、西方管理文化的精髓和智慧，走与民族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和谋略，特别是孔子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中庸等儒家思想精髓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非常实用的指导性、借鉴性和启发性作用。从国学文化中萃取了“孝悌”、“礼仁”、“信义”作为企业核心价值观，倡导员工做人要“孝悌”，做事要符合“礼仁”，做生意要遵守“信义”。

在国学思想中，应用于企业管理的思想的主要有法家、儒家、道家等哲学思想。

一、法家哲学思想：以法治天下

法家的管理学说本质上是一种控制理论。法家治道以道为本，以国之治强为目标，以法为行为标准，以势为运行力量，以术为操控方法，法、势、术亦相结合、三者互补，构成了法家思想的管理观，韩非子的管理控制思想，偏重于控制体系的设计，对于体制因素的重视，超过对人的素质、能力等主观因素的重视。法家的管理是强制性管理，它认为人们都有自私自利的一面，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人与人之间只存在经济关系，即利益关系。如管子曾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主要是因为利益驱动。法家认为管理需要采用高压政策，要做到“信赏必罚”，赏罚分明，用强大的法律和丰厚的利益来恩威并施。

将法家思想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主要通过以下途径：一是加强企业制度建设。员工是否能够忠诚于企业，主要依赖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二是讲究制度执行。在一个企业中，规章制度、条例、纪律、政策的制定权，如果不集中于最高管理层，政令不可能畅通。法家强调对执法者的控制权的集权，领导应谨慎选择可以交付任务的人才，在确保威信的基础上充分授权。三是管理风格严厉。法家用“赏罚”来主导员工的行为，严格遵守各项纪律和规定，做到赏罚分明，但也存在忽略人有自我实现的需要的倾向。如果管理者将管理重心完全放置到了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甚至是对员工的惩罚上，而忽视了企业文化、道德建设，也会影响企业整体发展。

二、儒家哲学思想：以人为本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儒家思想的出发点是人本主义，强调尊重他人，感化人心，追求人格完善，人际沟通。人本主义的核心就是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以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把人看做是企业最大的资源，管理者要充分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儒家管理思想主要包括实行“德治”和“仁政”，树立“以民为本”的观念。儒家特别强调个人道德修养，自身管理，“君子务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体现管理者从自身做起，培养自己德行的观点。

儒家思想重道、明德、信义、崇礼，与当代科学管理思想十分相近。儒家思想的出发点是人性本善，强调“忠”、“恕”之道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个人利益绝对不会凌驾于团体之上。

儒家文化当中不仅蕴藏着丰富的为人处世之道，还包含着管理与经营之理。儒家文化博大精深，且融会贯通，将儒家文化的精髓渗透到现代企业管理当中，合理科学加以运用，是培养和锻造领导艺术、从谋划到决策都能够稳中求进、并指导领导者与企业上下共同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

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仁义礼智信”。“仁”的本义是友爱、互助。当一家企业得到别的企业的帮助后，应当铭记不忘，寻找机会予以报答。“义”是指人的思想和行为要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既注重经济效益，又注重社会效益。“礼”是一种传统美德，表现为良好的企业形象。在市场竞争中，要靠优秀人才和超群的智慧才能勇立潮头，这就是“智”。 “信”对企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取信于民的企业能够稳定发展，失信于民的企业难有立足之地。

儒家思想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观点：一是仁者爱人。管理者的基本职责就是善用人、能容人，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激发和调动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企业与员工共同发展。

儒家提倡“人和”，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互敬互爱，以和为贵。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企业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矛盾。管理者可以采用“以和为贵”的价值理念，做到企业内外、上下、左右协调一致，达到和谐管理的最佳境界。

二是以义统利。儒家思想主张“以义统利”。孔子说“见利思义”，孟子说“先义后利”，均把义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儒家思想在义利关系上认为：“仓廪实然后知荣辱，衣食足然后礼义兴”。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主张“义以生利”、“先义后利”、“重义轻利”，强调儒家的“义”，把追求利润与服务社会结合起来，使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最终达到“以义统利”，“义利统一”。

三是以德服人。儒家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就是强调“以德治企”和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儒家也是既强调制度与法律，又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主张培育人的美德和良好的社会风尚，使人们按照道德准则去做应该做的事。管理者必须以身作则，用自己的榜样去带动受教者，要以自己的模范道德行为为表率。

四是团队意识。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个人、家、国、天下四者统一起来。另一方面主张“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君子合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倡导团队中的团结与协作。企业应为每个团队成员提供富于挑战性的工作，将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岗位上，管理者要不断指导团队成员的成长，为他们提供学习新技能的机会，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

儒家思想有助于企业员工之间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帮助员工树立集体主义观念，正确处理个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在企业中，无论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还是员工与员工之间，都应该彼此尊重、彼此信任，形成团结、友爱、互助的良好关系。同时企业领导者也要切实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主动关心下属，给他们成长的空间，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企业领导如能真正做到一视同仁，关心员工，切实在工作、生活方面为员工排忧解难，那么员工也将会被管理者的人格魅力所感染，以实际行动回报企业，这就是“相互作用”的体现，也是儒家提倡这种“仁爱”思想所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这种良性循环正是当代企业追求达到的一个目标。

三、道家哲学思想：循“道”而行

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将“道”看作是一种客观规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人们必须按照自然规律办事，顺其自然，作到天地相合，天人合一，充分融汇，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然而“道常无为”，因此应无为而治，通过最有效的管理来减少干涉行为，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和谐共生。

道家管理哲学中的“无为而治”、“治大国若烹小鲜”、“弱者道之用”、“天地相合”等观点都是对“道”的延伸和支持。

道家思想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观点：一是无为而治。道家提出的“无为而治”是管理的最高境界。在道家看来，管理者在具体事务上少插手，放手让被管理者积极有为，鼓励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创新精神，从而实现目标。“无为而治”是道家管理智慧的基本原则。道家主张管理者应该顺应管理活动的规律，不乱作为。所谓“无为”，就是要按照规律办事，充分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自然而然达成企业的管理目标。管理者必须讲求策略，要“抓大事”而“舍小事”。只有敢于“无为而治，道法自然”，顺应、尊重自然规律，最大限度发挥员工积极性，才能大有所为。道家的管理宗旨就是通过“无为”．最后达到“无不治”的管理效果。

二是善用人者为之下。“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高明的管理者应该谦下待人，而不应自以为处处都比下属能干。因为位在其上者，并不一定是才在其上。管理者若高高在上，自高其智，目中无人，则有智者必不肯忠诚效力。好逞其能者，有才能的人必不肯与其相处共事。管理者要怀着谦下之心，虚心听取下属的意见，才能使被用的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三是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提出：“治大国若烹小鲜。”企业家治理现代企业，应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这样有利于员工安心工作。管理者的主要任务是做好决策，把握好做什么、何时做、谁来做，同时鼓励下属放手去做，绝不能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管理者要以小心谨慎的态度去处理各种事物，尊重事物的稳定性、复杂性和可变性，不能主观冒进，朝令夕改。管理实际上是对人的管控，最高境界是少控制、不控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企业的规章制度和发展方向不能朝令夕改，必须保持连续性和一贯性。

道家管理对人的个体价值和个人自由予以了更多的关注，强调管理要以人性化为核心，把员工作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尊重员工的地位、价值与尊严，为员工科学合理地安排工作．充分考虑员工的成长和价值。如果企业家始终坚持正确的价值观为人处世，为下属树立良好的榜样，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声誉，尊重市场发展和社会需求变化的规律，脚踏实地进行企业管理，员工满意度、工作效率和质量也会随之提高。“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换来的是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和消费者对企业的认可。看似“无为”，实则“有为”，就会树立企业的成功之本，企业就会基业长青。

四、国学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融合

法、儒、道家管理思想具有殊途同归的特点。管理的各个环节都可以用法、儒、道管理思维来完善。将法家的权谋、儒家的进取、道家的无为融合于企业管理之中，灵活运用。

法家在强调管理者的绝对权威基础上实行制度的强制约束，没有规矩则不成方圆。法家提倡奖惩制度赏罚分明，有功则赏、有过则罚。在公司成立之初就应运用法家的思想，建立起完备的公司规章制度。

儒家的管理智慧主要体现在“做好人情，成好事情”。孔子的德政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理念相吻合，通过所有员工的自我约束、行为表率来形成企业的统一价值观和行为。

道家的管理智慧提倡在基础管理完善的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各得其位、各司其职来维护企业的正常发展。“无为而治”正是治理的根本，是领导艺术的最高境界。

在企业管理实践中，越是基层的管理，法家方法的比例越重；越往上，道家的比例就越重，而最高层次则是道家的“无为而治”。一般来说，可以先以法家思想奠定公司的行为及法度基础，而后以儒家思想管理。在共同遵守规章制度的氛围中，与员工和谐相处，创造基于律法为前提的以儒家思想为企业文化核心的情感管理。待公司在以上两种思想下和谐平稳发展成熟后，可以适时导入道家思想，最后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

法、儒、道家三种思想各有特色，只有组合运用，威力才会更加强大。用法家思想治天下，用儒家思想安天下，用道家思想持天下，企业将所向披靡。过于依靠律法治理企业，容易造成员工忠诚度低，无归属感，与公司貌合神离。过于注重儒家思想，极容易导致员工不遵循公司规章制度，纪律混乱，没有律法。道家思想则要在前两种思想已经充分奠定公司扎实基础的时候才能导入，否则也会造成水土不服。

国学智慧所蕴含的做人、经营和思维的智慧，对于提升人生境界、促进企业的经营发展有很大帮助。企业管理就是选好人，用好人，留好人，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国学的精华就是国人认可的价值体系，对自然、社会与人生的根本看法。中国人看重的价值取向包括社会和谐、仁爱友信、开拓创新、成就权力、中庸传统、安居乐业、家庭美满、快乐人生、人情关系和平等自由等。了解员工所思所想，坚持以人为本，坚守人的尊严和社会正义，体现对历史文化和社会的责任，才能更好地管理好企业，实现企业、员工和谐发展。

无论是法、儒、道哪一家，都有许多思想精髓可以被运用于企业管理过程中。但法、儒、道三种哲学思想也有不少的缺陷和不足，也需要不断发展，与时俱进，趋利避害，自我完善。另外，法、儒、道家的哲学思想仅涉及思想层面，偏重于理论，而非具体的管理方法，西方科学严谨的管理方法、流程以及强调个人价值和自由、尊重个性与发展的做法也非常值得学习借鉴。只有融汇东、西方管理文化的精髓和智慧，才能创造出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管理理念。

总之，企业管理工作应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荣辱观、是非观、道德观，把社会责任放到更重要位置，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公平、和谐的环境，将根植于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管理，在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带给员工更多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在具体管理中应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决策，充分发扬民主与科学精神，实现企业发展的终极使命，即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与繁荣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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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儒家思想与现代化范文

摘 要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研究和学习优秀的儒家思想在当今的社会中,对大学生完善个人的人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儒家思想 现代大学生 教育 价值观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儒家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传承和发展,其中的糟粕固然应该完全抛弃,但其中不乏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儒家思想对我们当下建设和谐社会、和谐校园仍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研究和学习优秀的儒家思想在当今的社会中,对大学生完善个人的人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现代大学生学习儒家思想有助于人格的自身的完善

儒家思想的出发点是追求个体人格的完善。而孔子心中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和“君子”。所谓的圣人是具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人。但是,“圣人”的标准远非常人所能企及,“君子”却是人人都可追求的一种品格。《论语》中指出,所谓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在孔子的心中,道德教育的目标是成为君子。现代的大学生学习儒家思想,要追求高尚的气节、凛然的正气,要像君子一样,做到“修己”,“安人”。君子以仁为根本,首先必须有崇高的道德修养。其次要有坚强的道德意志和多种才能。那么大学生在实现君子的途径中要反身内求,注重自身修养。“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有不得,皆反求诸己”。凡事要严于律己,时时反思,如此“人皆可以为尧舜”。现代大学生要注意意志力的磨练在完善自我人格中的意义。做到任重而道远,士不可不弘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泛其身”。

二、学习儒家思想有助于大学生理想的实现

孔子非常重视立志的作用。“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君子谋道不谋食……优道不优贫”。孟子与孔子一样重视立志。他认为首先应“尚志”,就是要“居仁由义”,“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在强调立志的同时,还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养气”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持其志,无暴其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把“志”与“气”结合在一起,以立志为基础,养成大丈夫“浩然之气”。宋代朱熹认为“问为学功夫,以何为先?日: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王守仁亦称“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都充分注意到立志在强化个人修养心性的动机上的作用。作为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强调立志乐道的重要性,关键在于正确处理义利、生死等问题。作为君子,当个人利益与道德要求发生冲突时,为了保持仁的道德价值,实现仁德,他会自觉地牺牲一切。传统儒家道德教育强调立志乐道,对于我国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建设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三、学习儒家思想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自律意识

儒家认为,人应该有一种对自己负责的精神,要做到“仁者爱人”,这种道德的具体体现就是君子、仁人。而仁又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的主要含义是指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了“仁者亲亲”,指父母兄弟之间的血缘关系; “仁者爱人”,指血缘以外的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传统的儒家思想认为只有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亲情之爱,才能进一步把这种爱传达给社会上的人,推己及人,去爱别人,把仁由血缘亲情之爱转化成人与人的一般关系的准则。另外,儒家的“中和”观,倡导“尚中贵和”理念,“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自觉化解社会矛盾,促进人际关系和谐有序发展。孔子从“泛爱众”的仁爱思想出发,爱父母亲人到爱别人,进一步延伸到爱万事万物,不仅关注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道德的关心从人的领域扩展到生命和自然,实现他的“天下归仁”,形成合理的天人观。“仁者爱人”,是中华民族人道主义或曰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它看到了人的价值,强调对人的关爱。现代的大学生学习仁爱思想又助于协调人际关系。现代大学生野应该学习传统道德中的中庸“以和为贵”的原则,来缓解日后竞争中出现的人际关系的紧张。另外还有助于现代大学生正确处理个人与自然,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建构和谐社会。要想成为有道德的人,不光要知仁,更要好仁、乐仁,要把仁作为自已的人生观,以行仁为乐。传统儒学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无论进退穷达,人都不应该丧失求善之心,尤其身处逆境,更应该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要有充实的精神生活。这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刻意追求物质享受的人生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与爱人和修身紧密相联的是人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在传统儒学看来,人首先应该作为家庭和社会的人而存在,故不能以自己的私利为满足,个人的利益应符合家庭的利益,服从社会的利益。它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口号,修身、齐家是对个人的基本道德要求,而作为一个有道德理想的人还应该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修身的结果就是培养“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我们中华民族在几午年的历史长何中不断发展、进步,就是因为拥有这样一批又一批的志士、仁人。广大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我国现代化事业的接班人,在他们的人生观尚未形成之时,要加强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不仅要对他们进行仁爱思想的教育(仁爱思想在处理人际关系等方面具有超时空性),更应该对他们进行乌克思主义人生观教育和职业道德、民族道德等方面的教育,提高他们的内在精神素质,使他们真正成为跨世纪人才,以便能担负起四化建设的重担。

四、通过学习儒家思想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儒学有很强的入世精神,主张积极参与社会,关心社会,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德之不修,学之不柑,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优也”,以国家社会的命运为自己忧虑的事,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孔子追求“天下归仁”的理想,把“仁”上升到一个理想的精神境界,“杀身成仁”,为了追求美好的社会理想,愿意以生命来换取。后来儒家学者进一步把孔子的人世精神,追求个人人格的完善和服务于现实、社会联系在一起,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家和国、个人与集体、个人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传达了中华民族千年深蕴的民族自豪感和高度的责任感。传统儒家道德教育的优秀成果与我们力图达到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一致的、兼容的。传统儒家道德教育,长期以来,影响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人民彼此认同的思想文化纽带,它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爱国主义情感。

五、儒家思想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社交能力

儒家思想中孔子提出的“和为贵”的人和理念,有助于现代的大学生协调个人和他人、个人和社会的矛盾,化解踏入社会后遇到的危机“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则多力”的和谐思想指要协调好各种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倡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要和谐共处。“和”何以可能?孔子说:“仁者,爱人”。即孔子主张仁爱论,要求“泛爱众”。这种普遍的仁爱能使我们现代得大学生以平和的心态对待他人,做到人和人之间能“和”。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孔子指导人们要向君子学习,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才能与人和处。中记载子贡问孔子:“‘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孔子把“恕”看成是与人善处、保持人际间和立共存的基础。“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与人”。可见,恕道是平等待人,推己及人,是济人济物之德,是人际间和立共存。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是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态度,该思想意味着相互差别的事物可以共生、和处。和处并不抹杀个体特性,有差别也并不意味着非要斗个你死我活。这正是伦理道德层面上的“和谐”观念的基本要求,即主要表现为对社会成员保存普遍的尊重和敬爱,实现人际关系温馨协调的伦理环境和道德氛围。人际和谐团结不是没有意见分歧和思想交锋的一团和气,而是通过不同意见的交流、对话、切磋、讨论,从而达到互相理解、互相容忍、协调统一、和谐互动。这就是所谓“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和谐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相互差别的事物在共处中吸收有利于自己的因素而达到和谐。即使有矛盾,矛盾双方经过冲突和斗争,最终必定以“和”的方式解决矛盾。正如张载所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中庸》讲“道并行而不相悖”也是这个道理。

总之,大学生肩负着祖国和民族的未来,加强大学课堂中的儒学教育,充分发挥儒家思想优秀文化遗产的积极作用,对大学生完善个人的人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乌恩溥.四书译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3]潘光旦.中和位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高长山.荀子译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5]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第7篇：儒家思想与现代化范文

徐复观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性人物，有着现代新儒家的共同目的――“返本开新”。在此文中，笔者将对徐复观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目的――其独特的“开新”之路――作简要论述。

关键词：徐复观；中国思想史；仁性；知性；民主

徐复观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与牟宗三、唐君毅并称为“现代新儒学三大师”。与其他二人相比，徐复观不是以建构个人哲学体系著称，而是以中国思想史研究名世。他之所以注重中国思想史研究，是因为在他看来中国文化的新生比个人哲学的建立更重要。徐复观一生游走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主要通过现实的政治参与来为中国动荡的社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经过熊师“起死回生的一骂”，五十年代开始，转而走上了学术之路，期通过对中国文化“现代的疏释”，使自己的学术研究有补于中国、世界。徐复观作为港台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有其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共同目的，即“返本开新”。徐复观是通过其中国思想史研究来完成其理论上的“返本开新”之路的。无疑，“开新”（开出科学与民主）即是徐复观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目的。

一、“仁性文化”与“知性文化”的“摄”与“转”

徐复观认为“仁性”和“知性”是人性的一体两面。中国人发展了是人性中的“仁性”一面，进而形成了“仁性文化”；西方人发展了人性中的“知性”一面，进而形成了“知性文化”。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可能、也有必要融通与转进，“可能”在于二者同为人性所发出，“必要”在于二者的结合可以解决中西方文化面临的困境。徐复观致力于通过“摄智归仁”与“转仁成智”来实现中西文化的融通与转进。

首先，我们来论述徐复观的“摄智归仁”思路。此种思路是徐复观面对西方道德精神的困境而提出来的。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所形成道德精神是不同的。中国“仁性文化”下所形成的道德精神，认为人在自身与现实生活中即可找到自足的价值与生命的意义，其特点是现实的、自足的。他提出，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道德的根源、人生价值的根源，不假藉神话、迷信的力量，使每一个人能在自己一念之间，即可于现实世界中生稳根、站稳脚，并凭人类自觉之力，解决人类自身的矛盾，及由此矛盾所产生的危机，中国文化在这方面的成就，不仅有历史地意义，同时也有现代地、将来地意义。[4] (P.3)而西方的道德精神与中国的道德精神不同，西方的道德精神是知识型与宗教型的。一方面，“知性文化”形成了西方人以知识为道德提供基础的特点。早在古希腊的哲人苏格拉底那里，便形成了知识即道德的思想。到了近代，欧洲的伦理学家常常对道德的根源进行形而上学的求索；另一方面，宗教上的罪恶感是形成西方道德的另一个基础。如基督教的原罪观念，要求人们通过信仰上帝获得救赎。西方的道德精神，在历史上曾起到了积极的意义。人们追求知识，造就了西方近现代的科技文明；追求天国，造成了西方人虔诚的。但西方“知性文化”的过分膨胀，造成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困境。一方面，知识的极端运用，导致了科技理性主宰一切，不承认价值上的东西；另一方面，宗教改革之后，人们更加注重对物的追求，而抛弃了原有的宗教虔诚，罪恶感丧失殆尽。此二者共同导致了西方物欲的泛滥与人们精神的空虚。面对西方道德精神的困境，徐复观提出了一条救治思路，即“摄智归仁”。“摄智归仁”是以“仁”来衡量、判断“智”的成就。以“仁”来统摄“智”，使“智”在作用的过程中，能得到“仁”的规约、引导，以朝向有利于人生价值之实现的方向进发。此即徐复观的“摄智归仁”思路。

其次，我们来论述徐复观的“转仁成智”思路。此种思路是徐复观面对中国物的匮乏进而导致“仁性”的困厄而提出来的。在徐复观看来，中国文化未能在物的方面得到很好的发展，物的贫瘠致使中国“仁的文化”得不到充实。对于此种困境，徐复观提出的解决之道是“转仁成智”，即从“仁”中“转”或“生发”出“智”来，以弥补因单方面“仁”的强化，而导致科学技术的弱化，又反过来对“仁”的限制。徐复观认为：“今后的儒学之需要科学，不仅系补其人性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所缺的一面，而且也可辅助我们文化已经发展了的一面。仁性和知性，道德和科学，不仅看不出不能相携并进的理由，而且是合之双美，离之两伤的人性的整体。”[3] (P.38)“仁性”与“知性”共同组建了人性之全，中西两种文化的融合，势必既也有利于西方走出困境，又有利于中国的复兴。此即徐复观的“转仁成智”思路。

下面我们对徐复观的“摄智归仁”和“转仁成智”进行简要的评析。徐复观认为“仁性”与“知性”是人性的一体两面，将来的中国和西方必将向人性之全的方向发展，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徐复观认为，在此二者中，“仁性”因其具有价值色彩，所以是更根本的、更重要的，而“智”的作用只是对“仁”起滋养作用，提供“仁”所需的物质基础。因此，无论是“摄智归仁”还是“转仁成智”，都因对“仁”的过渡执著而带有价值一元论的色彩。导致徐复观价值一元论的根本点，在于其认为“仁性文化”所倡导的道德价值，有着虚灵不滞的品格并且是没有古今之分的。徐复观认为：“文化的价值方面，不能分古今。价值的基本精神，没有古今的分别。”[5] (P.7)黄克剑对徐复观这种认识的批评可谓切中要害。黄克剑认为，道德价值的具体实现是要受一定的历史境遇局限的，它不可能在历史之外孤芳自赏。道德价值的超越性是在对道德价值历史地实现过程中的批判与超拔，因此，其超越性与虚灵不滞的品格，不能被理解为与历史现实绝对隔绝的存在。超越性存在于现实的超越过程之中，而不是与现实无干的绝对存在。现代新儒家诸学者都重视道德虚灵不滞的“常”性，但如果将这种“常”性绝对化，就有可能忽略道德价值历史地实现的具体性和局限性，将道德价值的人间性遗忘。此外，儒家的“仁”不是脱离历史上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的道德修养的抽象价值，而是在其每一次呈现的过程中都有其确定内涵，这内涵不可能与特定背景下的知性无关。没有仁爱的知识和没有知识的仁爱同样是危险的，徐复观缺少对传统儒家脱离知性的“仁”的反思和批判。[6] (P.41)其实，“仁性”与“知性”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任何一方面对另一方面的宰制，反倒使宰制的一方失去其本来价值。“知性”不反对“仁性”，反过来讲，“仁性”也不能“转”出“知性”。就“仁性”不能发出“知性”而言，“转仁成智”不能成立，就“知性”不属于“仁性”而言，“摄智归仁”也不能成立。其实，西方现代道德的危机，并不在“智”本身，而在使用“智”的人的道德危机。因此，对西方“智”的滥用的救治，需要通过“仁”的提升来救治“不仁”所导致的结果；而对中国“智”的不足所导致的物的匮乏，需要通过“智”的提高来满足。如此，则全矣。

二、儒家政治思想与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相助相即”

徐复观后半生远离现实的政治争斗，走上了学术的道路，但是其对政治的关注却一如既往，可以说其是以学术的方式回归政治。在徐复观看来，现代化内在地包摄着民主政治，中国民主政治之建构，仅依靠儒家的政治思想显然行不通。儒家政治思想有民本而无民主，有礼治而无法制，无法直接承担中国民主政治的建构。而直接引进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也是行不通的，因为西方民主政治也有其短处，即缺少道德自觉的精神。

那么中国民主政治的建构当采取何种方案呢？徐复观通过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希望将儒家的道德观念与西方的权利观念结合起来，建立一种以儒家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徐复观曾说：“要以中国文化的‘道德人文精神’，作为民主政治的内涵，改变中西文化冲突的关系，成为相助相即的关系。”[2](P.320)那么儒家的政治思想与西方的权利观念该如何结合呢？为了要回答这个问题，徐复观首先驳斥了中国古代儒家政治思想是导致专制制度的根源之观点。徐复观认为，儒家的政治思想不是导致古代专制制度的根源，中国古代专制制度的根源在以韩非子为主要代表的法家思想，而法家之外，都有着民本的要素。法家思想的基本理论预设是人性恶理论，认为在人性恶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这种理论所导致的政治制度是这样的，君主高高在上，臣民俯首在下，君主对臣民有着绝对权威，而臣民对君主必须绝对服从。法家思想也必然反对儒家的性善论，反对儒家君主修身以安百姓的思想。所以说，儒家政治思想不应为中国古代的专制制度负责。那么儒家与中国古代专制制度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徐复观认为，在中国古代长期的专制社会中，儒家在专制制度的重压下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歪曲”，但也起到了补偏救弊的作用。在其看来：“儒家思想，乃从人类现实生活的正面来对人类负责的思想。他不能逃避向自然，他不能逃避向虚无空寂，也不能逃避向观念的游戏，更无租界外国可逃。而只能硬挺挺的站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以担当人类现实生存发展的命运。在这种长期专制政治之下，其势须发生某种程度的适应性，或因受现实政治趋向的压力而渐渐歪曲；歪曲既久，遂有时忘记其本来面目”[1] (P.8)，但即使这样，“儒家思想，在长期的适应，歪曲中，仍保持其修正缓和专制的毒害，不断给与社会人生以正常的方向和信心，因而使中华民族，度过了许多黑暗时代，这乃由于先秦儒家，立基于道德理性的人性所建立起来的道德精神的伟大力量”[1] (P.8)。可见，徐复观认为两千年来的历史，有良心的思想家与政治家们，虽然在专制制度的重压下，受到现实政治一定程度的歪曲，但还是尽到了一些补偏救弊的责任。以上，我们知道儒家不但不应为中国古代专制制度负责，而且还对减轻专制制度的毒害尽了补偏救弊的责任。徐复观认为，对于民主政治而言，儒家的政治思想与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各有其优缺点。这就使得儒家政治思想和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的结合成为可能。徐复观近三十年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掘井及泉，挖掘出了儒家政治思想与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接合点。

首先，虽然儒家的政治思想包涵着民主政治的重大精神因素，但是却缺少民主政治的主体，这使得古代中国终究没能发展出民主政治，因此我们需要学习西方民主政治，使中国形成民主政治的主体。徐复观认为，儒家政治思想中蕴涵着对人性的尊重，并且民本的思想与民主也很接近，此外，礼治中的礼的思想也与制定法的规范只有一墙之隔，此三者都已与民主政治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但是，中国缺少民主政治的关键因素――政治的主体。他指出：“儒家总是居于统治者的地位以求解决政治问题，而很少以被统治者的地位，去规定统治者的政治行动，很少站在被统治者的地位来谋解决政治问题。这便与近代民主政治由下向上去争的发生发展的情形，成一极显明的对照”[2] (P.83)，总之，中国缺少“真正政治的主体”[2] (P.83)。徐复观认为，政治主体的建立，需要将儒家的政治思想，从以统治者为起点，来为人民负责的思想，变为以被统治者为起点。补上我国历史中未经历的阶段――个体权利自觉阶段，则民主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复活而得到更高的依据，而儒家思想，也可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得到客观的构造。[2] (P.83)

其次，儒家政治思想重视个人的义务胜于权利，其是以个体道德的自觉来成就群体的和谐，而西方的民主政治是以个人权利的争逼出群体的不争。两相比较，前者要优于后者。因此，中国民主政治的建构当吸取儒家政治思想之长。徐复观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第一阶段的根据，是‘人生而自由平等’的自然法。第二个阶段的根据，是相互同意的契约论。自然法与契约论，都是争取个人权利的一种前提，一种手段。所以争取个人权利，划定个人权利，限制统治者权利的行使，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第一义。在划定权利之后，对个人以外者尽相对的义务，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第二义。因为民主政治的根源是争个人权利，而权利与权利的相互之间，必须有明确的界限，有一定的范围，乃能维持生存的秩序，于是法治便成为与民主政治不可分的东西。”[2] (P.82)可见西方民主政治产生的理论依据是以争成其不争，以私人的利益的争来成就集体的利益。这种通过争成就的不争，是通过人与人的互相限制逼出来的，而非出于个人道德的自觉与自愿，因此不一定安稳，时时有可能崩塌的危险。与此相比，中国的儒家政治思想的可贵之处，是以个体道德的自觉，来成就群体的利益。因此，徐复观看来，在中国民主政治的建构中，应当吸取儒家思想重视个体道德自觉的方面，这样的民主政治建构才能更牢靠。

以上是徐复观对儒家政治思想与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相助相即”的分析。徐复观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无疑是希望在中国的大地上重新复兴儒家，其不只希望儒家在思想上的复兴，更希望儒家思想能够参与到现实政治的建构。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徐复观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思路大体是这样的：首先补上中国以前所未有的个体权利的自觉，再通过儒家的责任、义务观念超越由孤立的个人组成的共立状态。在我们看来，个体权利的自觉匪易，而对孤立的个人组成的共立状态的超越尤难。徐复观所提出的这样一种中西结合的思路，其思想初衷无疑是好的，但这种思路在现实的实现上如何呢？就连徐复观自己也认为“未免有点近于神话”。既然现代化的浪潮不可避免，我们必须经历民主政治，也只能在自己的文化上去吸收西方民主政治的成果，那么徐复观的这种思路无疑是值得借鉴的。但现实的情况，往往要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复杂。目前看来，中国的儒家思想想重新成为意识形态的主导只能是一个梦幻，其只能作为一种传统的精神资源被批判地吸收，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一种精神依凭。

参考文献

[1]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上）[M].上海：海书店出版社,2004.

[2]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第1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3]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第2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4]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第4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第8篇：儒家思想与现代化范文

内容摘要：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历经千年风雨的洗礼和无数先哲的传承、积淀，已成为支撑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一种重要精神力量，包含着许多积极的、具有永恒价值的因素。本文站在现代化角度，对儒家文化尤其是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展开现代化调适和创新，将其结构要素置于现代市场经济伦理要求之下，经现代辩证理性的光照，重放现代光彩。

关键词：儒家经济伦理 调适 创新

问题的提出

儒家经济伦理作为中华伦理中关于经济方面的主体构成，本身熔铸了几十代人的思维和实践成果，它作为整个儒学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及其在历史的发展和发展的历史中积淀起了既稳定强固又灵活变通、既自成一家又博采众家之长的特质，形成了既内在又超越、尊德性而道学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独特风格。就其基本态势或性能而言，它既充满着历史的相对性和局限性，又具有相对的永恒性和全民性；既有同封建主义道德相贯通的一面，亦有超越封建主义道德的一面。就其后者而言，也许可以说它包含着一些当代的普遍化的伦理智慧和道德精神。

实际上儒家经济伦理总是处在一种不断生成和发展的自我超越和升华之中，因为儒家文化体系本身也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体系，它是变通的、而不是凝固不变的，它在保持其基本特质的同时，又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变化与转换。因此，它能较好地适应社会实践和理论思潮的挑战而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调整与更新。所以，只要我们结合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儒家思想的特点，加以批判地继承和发扬，科学处理好儒家经济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伦理的关系，就能使其适应当今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儒家经济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伦理的关系

儒家经济伦理思想与现代市场经济伦理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是由两个有联系但并不相同的层面组成。一是在历史上是否起着积极有益作用，此多是历史评价问题；二是它现在能否起着积极有益作用，此多是现实需要问题。两者有关联但不是一回事。之所以说有联系因为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对现在仍有影响；之所以说不是一回事因为事物本身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经过适应现实需要的改造批判和转向。历史上的儒家经济伦理思想仍保持着它原来的本色，而今天的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经过现实的批判改造和转向，其功能的发挥已判若两物。所以，必须从批判改造和转向这一视角重新审视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对现代市场经济伦理所起的作用。

所谓儒家思想的现代经济作用问题，既不是原来儒家思想的复归，成为现代经济的主导思想，也不是仅囿于过去，完全抛弃和否认在现代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而是一个批判诠释的创化过程，其真谛是站在现代化高度，以现代化为视角，按现代化需要，用现代化手段，批判扬弃其不合现代化要求的陈腐部分；另一方面，挖掘发展其合乎现代化要求的精华部分。

归根到底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社会的接轨吻合。它是一个双向运动：一是诠释使之适应现代社会，是历史走向现代社会，传统是主动的；二是按照现代化要求去重塑造历史事物，是现代与历史的构合，传统是被动的。两者运作方向相反实质是一回事，其运作标准和价值取向都是现代化，其原型根据是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其诱发机制都是改造批判，其根本旨要是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当然 ，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确实存在着有利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思想素质，因为它在构成传统文化主导方面、塑造民族心理沉淀层面、铺陈历史涵盖层面等都曾起着和现代仍然拥有更多的牵动性、更直接的认同性、更宽泛的普适性，具有内在形上层面的超越性，正是在这种内在的形上超越性指导下，儒家更积极关注和切入现实社会经济活动，注意研究经济和伦理的关系。

儒家最早认识到经济和伦理矛盾相悖现象，对社会经济活动始终倾注着一种人文主义的终极关怀。所谓终极关怀作为一种意识感受，说到底是“把某种神圣作为生活的真谛”，作为生活真谛的神圣常常是人们最高追求和理想，“神圣的本意，具有分割、限制之意”，它来自拉丁语；神圣“最初用来指不同于常规的东西与超出民众规范的东西”， 它是人们感受的极限，有充分的完美性、圆善性。儒家希望在终极关怀指导下进行经济行动，对经济活动引起伦理变化有所焦虑。就理论原型的内蕴素材而言，儒家经济伦理思想更有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伦理重要思想源泉的内在条件，无论是历史的还是逻辑的。

儒家经济伦理的现代性调适与创新

为适应当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儒家经济伦理作为儒家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整个儒家文化体系正处在一个自我调试与创新时期，以期待作为市场经济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调适、改造与创新发展并不是简单地分清精华与糟粕，把精华部分继承下来加以弘扬就算完事，而是在继承优秀遗产的基础上，赋予其时代和发展要求的新内容和新思想。其中改造的方面主要是应该根据市场经济伦理建构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通过市场经济建设实践，将儒家经济伦理中有可能适应市场经济伦理建构的部分，升华为市场经济伦理的构成因素。

如对儒家“诚信”的重新认识，可以使其成为市场经济职业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诚实守信自古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文化追求的理想人格。在中国传统道德中，“信”是五常之一，“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诚”具有最高的道德境界。诚信是儒家的道德追求。孔子主张做人要诚信无欺，把“信”作为人的立身之本，将其看成社会关系中一种最起码的道德原则。儒家认为，人无信不立。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这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在世上就会寸步难行，讲究诚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做人道理。

在经济领域，《孔子家语・相鲁》曾有“贾羊豚者不加饰” 语，意思是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人员不售假货劣货，不违反职业道德。儒家所以反对经销人员做假，从道德价值的评判上说，就是因为它违背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诚”德。儒家的“信”，本义就是“诚实不欺”。由此来看，诚信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诚信本身不讲功利，甚至超越功利，但它和功利又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这就是诚信的双重性，即诚信的本质是利他的；反过来，在利他的同时又利己，"有德则有财"。从儒家诚信观念中汲取合理的营养成分，对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职业道德建设和惩治造假售假的丑恶现象是有益的。

创新方面是指对儒家经济伦理要赋予时代和发展要求的新内容和新思想。当然，传统伦理文化的创新，在基本理念的确立上，不是以挽救道德理想主义、恢复伦理中心为取向的，也不是为求新而求新，将传统伦理文化弄得面目全非就是创造转化，更不是对传统伦理结构要素加以再排列、再组合，重建其伦理的结构性机制，重造其伦理理念的权威导向。而是将原结构打散，进行要素分解，当弃则弃，当改则改；并以市场经济为现实动力，以服从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确认世俗权利的基础上追求崇高为模式，以道德与社会各要素（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的健康互动为社会根基。这样，将原结构要素置于现时代市场经济伦理要求之下，传统伦理理念将在现代市场经济伦理的统帅下，各创现代经济伦理、政治伦理，各建现代个体道德与公共道德。使传统伦理经现代辩证理性的光照，重放现代光彩。

（一）创新要在概念、范畴和命题上赋予新的思想内容

如义与利；个人与群体。传统的儒家伦理导向是重义轻利、轻个人重群体。但如今，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追求物质利益、注重实际功效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必然要求在个人与群体的利益中寻求新的平衡。肯定、鼓励个人财富和社会地位以正当手段的自获性，在理论上予以论证，并用法律、规章等形式规定下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伦理建设的基础。

（二）要赋予儒家经济伦理新的思想理论

可以将儒家传统伦理的良心论，用来培养当今市场经济“道德的经济人”， 即在富有道德心、愿意共同合作、关注他人与社会的基础上，求取合理合法满足个人利益的人提供思想资源。市场经济在其理想目标上，是将人塑造成生活丰裕、精神健全的完整的人，它内在地需要人的理性观念和伦理觉醒。“良心”，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据与象征，即是个人合理行为的道德基础之一，又是关注他人与社会公义的原初动力之一。如果在市场经济驱动下从个人利益的基点迈向社会公义的目标之途中，获得人的“良心”的支持，那么建立起“个人－社会”的稳定趋向关系之桥就多了一种辅助资源。

（三）建立并健全规范、开放的制度伦理

所谓制度伦理，就是着重从制度方面来解决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它通过制定、完善并执行各种符合伦理要求的规则、准则、戒律等来规范、约束道德实践主体的行为和方向。社会规范伦理是通过某种公平合理的选择形成制度性的道德体系。而制度性道德体系是客观的社会存在，它不会为道德实践主体的个人偏好所左右，而且是对个人的偏好和价值追求起着规范、制约和矫正的作用，从而把他们纳入统一的社会秩序之中。儒家提倡的一些经济伦理思想也只有在规范的制度条件下才可能实现。如“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群体至上”和“互助合作”等伦理思想，在缺乏规范、放任自流的制度伦理条件下是不会发生什么作用的。相反，在规范的制度伦理条件下，儒家所提倡的那些经济伦理思想不仅可以融会于现行制度伦理中，而且这种思想的发扬将可以激发主体能动精神，大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四）契合时代主流，做到与时俱进

为了使儒家伦理更好地与中国当代市场经济的进程相结合，不断使其更换新鲜的血液，以焕发出新的活力来适应时展的需要。必须与时展的主流相契合，做到与时俱进。在中国农业文明时期（或封建社会时期），政治是时代的主题，儒家伦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要内容就是政治意义上的“治国平天下”，能否取得政治上的成就看成是“治国平天下”的核心内容，也被视为当时的最高价值，而服务于“政治本位”社会的价值取向为主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也就是表现在要求人们恪守那些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

而在中国工业文明时期（或者市场经济时期），以及在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过程中，经济也就成了时代的主题，这样儒家伦理“治国平天下”的主要内容也就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即由原来的政治意义上的“治国平天下”变为经济意义上的“治国平天下”，把能否取得政治上的成就看成是“治国平天下”的核心内容，也就变成为能否取得经济上的成就看成是“治国平天下”的核心内容了，经济意义上的“治国平天下”也被视为当时的最高价值了；同样而服务于“政治本位”社会的价值取向为主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也应该变成服务于“市场经济”社会的价值取向为主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也同样相应地表现在要求人们恪守与市场经济相应的儒家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所以，必须将儒家伦理中服务于封建等级的道德理想和规范变革为服务于市场契约的道德理想和规范。这样，儒家经济伦理也就契合了时代的主流，做到了与时俱进，那么，儒家经济论理也就变成了时代的新儒家，将以崭新的内容和浓厚的现代气息成为未来时代伦理精神的重要内容，为中华民族提供奔向更高文明目标的精神动力。

总之，儒家经济伦理只有保持和发扬自己的特色，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伦理建构需要，通过改造与创新，才能有发展前途，才能以自己的特色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在市场经济激烈竞争中，为振兴中华民族、造福人类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周敦颐.周敦颐集[M].岳麓书社，2007

2.郭庆财译注.论语.孟子.老子.庄子 （上）[M].古籍出版社，2006

3.刘乐贤.孔子家语[M].燕山出版社，1995

第9篇：儒家思想与现代化范文

【关键词】儒家伦理；普世伦理；儒家伦理普世化

一、儒家伦理思想的渊源

儒家伦理思想属于一种具有持久连贯性和地域权威性的特殊文化传统。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伦理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已经绵延发展了数千年，至今仍显示着不竭的勃勃生机。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明确提出的观点，而每个人都应当得到人道的对待，对他人的态度，我们可以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来概括，这两个思想正是儒家思想中的忠恕之道。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还有人曾问过孔子“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答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忠恕之道所蕴含的平等、宽容、理性思维等精神都是极有价值的伦理思想，“人不可自恕，亦不可令人恕我”“于己，不当下恕字。恕之一字，只可说出来，不可说入来”。由此可见，儒家将自律机制纳入了“忠恕之道”当中，充分体现了其理性精神。

儒家思想中对于普世伦理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随着科技的发展，知识就是力量，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应势而生，并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进程中不择手段，后来就是全球化的自然危机，生态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甚至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那么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成为了人们关心的焦点，也是构建普世伦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儒家思想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人与自然是平等的，即天人合一的思想。人与自然平等的生态伦理观念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所延续下来的，值得普世伦理来借鉴。天人合一把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注重他们之间的和谐关系。孔子提出“从心所欲不逾矩”也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

儒家思想经过历史的沉淀虽然有了新的形式，但他仍然深刻的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尊重他人”“不偷盗，不杀人，不撒谎，不奸”等等，这些思想可以在各民族文化中找到类似的说法。这说明了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着相通的道德信条，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信条依然成立，这为普世伦理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可行性的提示。

二、儒家伦理思想概述

（一）儒家政治伦理思想

在治理国家和社会方面，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礼结构和德治主张，由仁爱之心到礼制，到德治，是以德治国的逻辑进展。礼与仁在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孔子说：“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启子无礼不动，无节不作。”这就是说在孔子看来，礼就是事情之理性，是必须遵循的规律，违礼则乱。礼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根本规范。尊礼与不尊礼，有礼与无礼，是治国方针的不同，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兴旺与否。由上可见，孔子十分重视与提倡对礼的运用，提倡尊礼而行，守礼而动，用礼求和。仁是孔子确立的与礼密切相联系的最高人伦道德准则，孔子的整个学说其核心、精髓就是仁。同时，孔子主张礼与仁相结合，关于礼仁关系，他认为，仁是礼的内在精神，礼是仁的外在表现；仁是礼的最高境界，礼是仁的实现途径。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注重仁和礼的结合，实质上是注重了人道与政治的结合。孔子从“仁”这一根本原则出发，还提出了“忠恕”的道德规范。“忠”，尽力为人谋，中人之心，故为忠；“恕”，推己及人，如人之心，故为恕。

孟子在其性善论出发认为礼与仁是人固有的内在品质，仁是君子的品格，并主张治国应循先王之道施仁政等，他的这些思想，丰富了孔子的仁学与礼学。孟子关于礼的论说，集中地表现在了他的关于人性与政治伦理的思想和学说中。孟子对于人性问题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比孔子更进一步把仁、礼推广到治国施政的领域，提出应循先王之道施仁政的政治主张。

荀子十分重视君子人格，并重视君子人格的修养即修身。荀子重视人的学习，对于善学，他说：“伦类不同，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对于君子的修身养心，荀子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为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主张应仁人执政。由此可见，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范畴体系，是以礼、仁为核心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孔子之后的后儒们在对孔子创立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继承、弘扬、应用、发展中，使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范畴体系不断得到丰富。

（二）儒家经济伦理思想

儒家的经济伦理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构成一个有机的体系。儒家经济伦理的思想出发点是仁者爱人，归宿点是治国平天下，价值尺度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仁者爱人。儒商经济伦理精神的基础是人道主义。所谓“人道”，主要是指人的活动应该符合人的需要，为了人的目的而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思想的基础应当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儒商精神，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精神的内容或补充。儒家经济伦理的“仁”，以人道主义为出发点。以仁爱精神经商，是儒商的传统。

外王之道。儒家把“经济”视为“经世济民”的事业，是其“外王”即治国平天下的主要任务。而治国平天下，就是要达到儒家强国富民的目的。儒家把是否能够强国富民，作为评判人物仁义与否的标准。这就是说，只要把国家治理好了，国家强大了，人民富有了，外敌不敢侵略，国家得到统一，就是给国家和人民造福，是最大的“仁”。历代儒家都是把国计民生作为从政的第一大事，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当做最大的政绩，主张在经济方面大力发展生产，移民开荒，兴修水利，在政治方面解放劳动力，严明法制，淳化民风，严惩贪污。与此同时，儒家认为，发展商品经济的目的就是关注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利民惠民、藏富于民。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惠民而不费，孔子认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则可劳而劳之，又谁怨？”藏富于民，孔子曰：“君子不尽利以遗民”。儒家、儒商利民惠民、藏富于民的经济伦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仍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天下为公。这里的“公”，是指公正的思想，它集中体现孔子的“大同”理想之中。儒家的“大同”理想，反映在经济活动中，是一个经济公平问题。由于承认和重视人的平等，因而构建了儒家公正平等的经济伦理的基础，成为儒商经济伦理精神的重要内容。交换公平是经济公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交换公平，古今儒商是十分重视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商品交换，几乎都是在“熟人”的圈子里进行，因而，“买卖公平”、“童叟无欺”是最为突出的经济公平原则，也是儒商伦理道德的特点。

（三）儒家家庭伦理思想

家庭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占有中心地位，与这一现实相适应，儒家对于人的基本要求也是从妥善处理家庭关系开始的。《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这句话是说，仁就是爱人，但首先是爱自己的亲人，也就是首先要处理好家庭关系。家庭关系主要包括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相应的儒家家庭伦理也就包括“夫义妇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内容。

父子关系是古代中国家庭中最重要的伦理关系，“父慈子孝”是儒家处理父子关系的基本要求。“父慈”与“子孝”是相对的，一方面，父亲要爱护自己的子女；另一方面，子女要孝敬自己的父母。孔子说“父父，子子”，就是要求“父慈子孝”，反映了父子间相互的道德责任与义务。

夫妇的共同生活是组成家庭的基本条件，夫妻关系是组成家庭的基础。妥善处理夫妻关系是家庭和睦的核心内容，对此儒家的基本要求是“夫义妇顺”。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纵向的，而兄弟的关系则是横向的，在处理这一关系时，儒家的基本要求是“兄友弟恭”。处理兄弟之间关系的基本要求就是友爱。孔子要求做到“兄弟怡怡”，即兄弟之间和睦相处。只有兄弟之间情同手足、互敬互爱，才能家庭和睦，才能使父母舒心愉快，才算是尽了孝道。

传统儒家伦理强调亲情的思想在今天仍有积极作用，值得我们继承发扬。儒家主张夫妻恩爱、父慈子孝、兄弟友爱的思想，将为改善目前日趋紧张、冷漠的家庭氛围发挥重要作用。

（四）儒家教育伦理思想

儒家的教育哲学把教化作为儒家最基本的社会职能，孔子提倡“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孟子提倡“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之一，这些思想都把教育放在很高的地位。孔子在教育方面，注重既教人做学问，更教人做人，而且把如何做人放在如何做学问之上，这就把培养人成为有德有用之才综合起来考虑，这一思想，在当代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个人，有了好的道德，再有了好的技术和知识，会为社会做很大的贡献；而即使没有很多知识和技术，也不至于对社会形成危害。相反，一个人如果仅有丰富的知识、很高的技术，但是道德败坏，这样的人，知识越多，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就越大。

三、儒家伦理的普世化特征

1、超阶级性。儒家普世伦理反映了大众利益诉求。儒家普世价值是从儒家思想中发展而来的，能够为全人类所认同和遵循的价值观。具体而言，就是立足于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从当今建构普世价值的要求出发，以解决全球问题为宗旨，审视和参照儒家传统价值观，经过挖掘、疏解、诠释，从中获得对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危机和问题有指导意义且能够被全人类普遍认同和在实践中普遍采用的价值观念，以此作为构建普世价值的基础和主要材料。

2、超民族、地域性。普世价值的建构需要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共同参与。如果没有中华文明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参与，普世价值的建构将是不完善的。一种文化形态要保持不断创生的活力，就需要与不同的文化形态、理念相互碰撞、相互作用。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某种地方性、区域性的文化价值观念转化为一种具有普世性意义的文化价值。这就意味着普世价值是各种特殊文化互相碰撞的产物，只不过每种文化对普世价值的贡献大小不一而已。

3、超历史性。儒家的“天下”视野。儒学初创时期，正是春秋战国纷乱之际，孔子、孟子均周游列国，献计献策，他们服务的对象不是一国，而是“天下”各国。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易经》等儒家经典著作中，“天下”二字随处可见。儒家的“天下”观念不仅表现为一种思维视野的扩展——“天下”思维，他还蕴含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和责任意识以及“天下一家”、“民胞物与”的和谐精神和关爱情怀。由此可见，儒家的“天下”观念与普世价值的追求目标是一致的，这不仅体现了儒家普世伦理的历史连贯性，也为儒家价值转化为普世价值提供了可能。

4、超时空性。儒家思想包含了许多反映人类文明共性，体现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内容，有助于解决当代全球问题，促进世界和谐健康发展。

四、普及儒家伦理的积极作用

儒学中诸如仁爱、人本、和谐、诚信、中庸这些核心价值观念，可以在当代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提升道德、裨益世道人心的实际作用。“天不变，道亦不变”是形而上学，“天变，道亦变”则是辩证法，是辩证的发展观。从当代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看，不同质文化的相互碰撞、沟通、交流日益频密，从而形成了文化互补、价值互补的形势。从社会文化角度看，本源于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观念，本源于东方儒学的仁爱、和谐、诚信等等观念，正在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基本价值观念。儒家伦理完全可以实现现代转换，适应现代人的精神需要，对于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一，它具有凝聚作用。儒家伦理在中国的影响面之大、历史之悠久已渗入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全民族的共同信念。无论生活在怎样的文化背景，一般都会对平民化儒学表示文化认同。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华人的脚步遍布世界各地。在这种情况下，特别需要发挥儒家伦理联络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的纽带作用，使全世界的炎黄子孙凝聚成一个最大的社会群体，使中华民族自豪地挺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第二，它具有激励作用。儒学倡导的仁爱精神、它的与人为善的价值导向、它的引人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它倡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于当代中国人可以起到激励作用。

第三，它具有制衡作用。儒家伦理特别重视道德价值，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其实不然。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现代人将会更深的感受到价值迷失的苦楚，极端的功利主义导向势必造成人们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的滑坡。对于这些现代化进程中的负面效应，儒家伦理可以起到制衡作用，帮助现代人建立起美好的精神家园和意义世界。

参考文献：

[1]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