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性财政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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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扩展性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欧洲货币联盟 欧债危机 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引发了人们对欧洲货币联盟的深入思考。从政策层面上看，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存在的一些事前隐患导致了欧债危机的爆发，而欧盟目前也只能采取一些事后措施来补救。欧洲货币联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制定到爆发危机到实施改革的发展历程，可以为当下热议的中国-东盟货币合作项目提供丰富的经验教训。本文就将从欧债危机的视角来探析欧洲货币联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一、欧债危机前欧洲货币联盟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从1999年欧元诞生到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之前，欧洲货币联盟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主要是由《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来规定的。

（一）货币政策

欧洲货币机构对货币政策策略的定义是“中央银行决定如何实现其最终目标，即价格稳定所遵循的一套程序”。[1]可以看出两点：货币政策是由欧洲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的；价格稳定作为最重要的货币政策目标，其地位是既定的。[2]

欧洲货币联盟相比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货币联盟，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建成了一个统一的、超国家中央银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和《欧洲中央银行体系与欧洲中央银行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欧洲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合法性。欧洲中央银行独立地发行区内统一的货币——欧元，并在全区内自由流通和使用。

尽管货币政策的目标有很多个，但《马约》规定了欧洲中央银行体系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护物价稳定，即“在不妨碍稳定价格目标的前提下，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应该支持在共同体的总体经济政策，以期对实现第2条所制定的共同体目标做出贡献”。[3]

针对货币政策中的信贷政策，欧盟公约还规定了“不救助条款”：1.禁止欧盟机构或其他成员国为任何一个成员的财政承诺承担责任；2.禁止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直接为成员国政府的预算赤字提供融资。[4]

（二）财政政策

欧洲货币联盟的财政政策主要由《马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中的相关规定来约束。

《马约》对成员国进入货币联盟的最后阶段时规定了四项“入盟条件”，体现了一种相对严格的数量要求，但其中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灵活性：第一，财政赤字不应超过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3%，如有超过则应保证该比例持续地、令人满意地向参考值靠拢，或者赤字比例的突破只是暂时的、偶然的；第二，累积债务不应超过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60%，除非超过的债务正以令人满意的速度减少，向参考值靠拢[5]。可以看到，诸如“令人满意地”、“暂时的、偶然的”等措辞都极为含糊。

正是由于《马约》的规定在理解和解释上比较模糊，灵活性强，约束力不够，才有了《稳定与增长公约》的出台。《稳定与增长公约》主要是对不履行《马约》的成员国规定了具体的处罚措施：凡公共赤字超过规定标准的国家，如不按期纠正，需加纳无息储备金，一定期限后，仍不能达标的，储备金将被作为罚款予以没收。《稳定与增长公约》同时还规定了一些免于处罚的特殊情况，然而德国总理在当时的《金融时报》上宣称不会让“布鲁塞尔”来支配其财政政策，公然违背《稳定与增长公约》，随后，法国、意大利、希腊这几个欧洲经济大国也加入其行列，使得《公约》执行起来相当困难。

二、欧洲货币联盟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存在的隐患

欧洲货币联盟成立时，各国便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其所推行的各项政策也是在多方争执中妥协的产物，故而不可能尽善尽美，存在的隐患和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将是诱发危机的根源：

（一）政策的不对称性导致政府过度赤字化倾向

欧洲货币联盟实行的是统一的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集中管理；但是财政政策却不统一，各成员国保持财政自。“在设计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中的财政机制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自主性、约束性与协调性三者之间寻求一种适当的组合。”“财政自主性和灵活性的要求源于成员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两项政策工具的丧失，欧洲经货联盟事实上对成员国运用财政政策来针对国别冲击而实现短期稳定和中期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6]。这样看来，当个别成员国遭受不利冲击时，由于货币政策不能自主决定，该国就只能运用财政政策，通过扩大财政赤字来缓解不利冲击的影响。《马约》虽然规定了3%和60%具体的“入盟条件”，但处罚措施较轻且多流于形式，虽然欧盟内部有大部分国家达不到这两个硬性指标，但也仍未见有任何处罚。大国违反《稳定与增长公约》让人们觉得“小”国家必须严格遵守规定，而“大”国家则可以有例外，故而其规定难以实行[7]。在如此宽松的财政约束政策之下，道德风险随之增加，各国很可能选择过度赤字来转嫁税务负担。到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时，其财政赤字占GDP的比值高达12.7%，公共累积债务占GDP的比重为113%，远超过3%和60%的上限。与此同时，爱尔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赤字比重均超过8%，而意大利的累积债务比重更是高达115%。

（二）过度赤字的财政政策产生的“外部不经济”

成员国财政政策的过度宽松还会在联盟内部产生不利的“溢出效应”，即外部不经济。一旦个别成员国负债过高，欧洲中央银行在制定和执行其货币政策时就会面临压力，从而很难坚定地贯彻其既定的货币政策。如果欧洲中央银行体系无视个别成员国的财政状况而坚定地执行其既定的货币政策，个别成员国的“资不抵债”就会成为一种“共同关心的事务”，因为个别成员国财政与金融状况的恶化会引发联盟内部的金融危机。

霍尔伍德与麦克唐纳[8]也指出，一旦区域内某国由于经济萧条而采取扩展性财政政策，比如政府以债务形式融资，不仅会带动该国国内的总需求，也会带动整个区域内的需求量，引发区域内的通货膨胀。而这种财政赤字还会使市场利率上升，紧随其后的“溢出效应”就是区域内的汇率上升和出口下降。

三、针对欧债危机暴露的政策弊端，欧盟积极推进顺应形势的改革

2009年，希腊宣布国债高达3000亿欧元之后，欧洲债务危机便以希腊为导火索逐渐拉开了序幕。整个欧元区深陷泥潭，欧元前景堪忧。由于欧元区之前明文规定了“不救助条款”，导致了危机救助方案的延缓出台，引发了危机传染效应。为了有效化解危机，欧盟各国推出了一系列危机救助的新机制，主要通过EFSF、ESM、IMF这三个机构组成了一个危机救助体系，保障欧洲金融稳定。

（一）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

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是欧元区17个成员国于2010年5月9日创立的由欧元区成员国共同拥有的一家公司。其主要职责是以欧元区成员国的信用作为抵押发行债券融资并向申请援助并得到批准的欧元区成员国提供紧急贷款。2010年5月欧盟出台了危机救助应急方案，共有750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EFSF承担了其核心部分，即4400亿欧元的贷款。但EFSF存在到期日，即2013年6月30日为到期日。[9]

（二）欧洲稳定机制（ESM）

为了解决EFSF存在到期日的问题，欧盟决定于2012年3月14日创立一个永久性的危机救助机制，即欧洲稳定机制（ESM）。ESM将在2013年取代EFSF成为欧元区常设救援基金，来维护欧元区的金融稳定。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样，当其成员国市场融资的正常途径受阻，或面临受阻的风险时，ESM将为其成员国提供金融稳定的支持。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都表示，ESM将和IMF类似享受优先债权人地位，但若两者同时介入，IMF将享有高于ESM的债权人地位。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在1944年7月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西方主要国家的代表联合签订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1945年12月2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运而生。它与世界银行（WBG）并列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主要负责监督汇率波动情况和各国的贸易情况、必要时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正常运作。这次欧债危机爆发后，许多救助方案都是IMF与欧盟联合出台的，IMF在这次危机救助中起到了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

（四）应对危机的金融安全网的初步形成

欧债危机爆发后，欧盟和IMF联合出台了两大救助方案：一是向希腊政府提供1100亿欧元的贷款，800亿欧元由欧元区其他国家分摊；300亿欧元由IMF提供。二是筹集一个规模高达7500亿欧元的安全资金：2500亿欧元由IMF提供；4400亿欧元由EFSF提供；600亿欧元由ESM提供。此后又推出了一系列危机救助方案。但始终是EFSF、ESM、IMF发挥主要作用，这三个机构共同构成了一个金融安全网，暂且不目前其作用发挥的成效如何，至少欧元区的危机管理框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也是一种进步。毕竟都是一些事后补救措施，效果也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但有一点可以确信：欧洲货币联盟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致力于危机管理体系的完善。

四、对中国-东盟推进区域货币合作的启示

欧洲货币联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制定到暴露问题到解决问题，经历的这一系列过程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尤其是在目前我国呼吁深化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合作的背景之下。欧洲货币联盟的经验和教训可以给我们建立货币合作区域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参考。

（一）财政政策需要与货币政策相一致

这次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欧洲货币联盟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协调，即一体化管理的货币政策和分散化管理的财政政策相冲突。中国-东盟的区域货币合作就必须避免这一点，尽量做到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协调一致。要想保持这种一致性的最大障碍是各国必须放弃各自的政治，但这在中国-东盟地区显然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建立一个集中的犹如财政联邦制的控制中心倒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早在1977年的欧洲委员会上，Mac Dougan Report就提及“一个可行的财政联邦制的建立需要各国GNP的5%作为公共预算”[10]。中国-东盟可以借鉴上述观点，各自出缴GDP的5%作为公共预算，形成一个类似于中央财政体系的制度安排。平时，各国可以保持较高的财政自，只有当区域内某个国家发生危机时，才动用这个中央财政体系，利用其公共预算部分，制定统一的财政政策来配合统一的货币政策，用于对抗区域内的非对称性经济冲击。但是这种安排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一致性，并不能实现这两种政策工具的完全协调。

（二）需要建立一个保障金融稳定的危机救助体系

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不能取得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危机还是有可能发生，所以必须建立起区域危机救助与资金融通机制，能够在成员国发生危机时提供足够的流动性支持。对此，可以在成员国之间成立一个“中国-东盟债券市场”，一个健全的区域性债券市场可以为政府与私人投资者提供一种高效便捷的直接融资渠道，既能避免区内闲置资金外流，又能在危机时提供足够的流动性支持，不至于产生资金链断裂的情况。只有融资渠道的健全才能从根本上遏制金融危机。

中国及东盟各国的外汇储备资源是比较充足的；另外，表一显示各国居民储蓄率也相对较高，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居民储蓄率甚至位居世界前列：

各国的国家外汇储备和居民储蓄若能有序地流入债券市场，那么“中国-东盟债券市场”将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正是因为金融市场不够健全，才有了较高的外汇储备和储蓄率，这些资金的投资需求更需要一个安全的债券市场来进行投资和融资。也就是说，建立一个“中国-东盟债券市场”不仅具备现实的资源，而且还顺应了各方的利益需求。

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合作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制定方面可以借鉴欧洲货币联盟的相关经验与教训，努力保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一致、努力建立一个保障金融稳定的危机救助体系，相信其今后一定会有更大的作为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The Songle Monetary Policy in Stage Three，Elements of the Monetary Policy Strategy of the ESCR[M]. European Monetary Institute. 1997.

[2]Otmar Issing，Vitor Gaspar，Ignazio Angeloni，Oreste Tristani.Monetary Policy in the Euro Area Strategy and Decision-Making at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陈卫东、李靖堃.欧洲联盟条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02.

[4]Johan Van Overtveldt.The End of The Euro，The uneasy future of the European Union[M].Agate Publishing，Incorporated.2011.

[5]李卓.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6]骆传朋.欧盟的财政约束及其所面临的挑战[J].经济评论，2005，（1）.

[7]Otmar Issing.The Birth of the Euro[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8]保罗·霍尔伍德、罗纳德·麦克唐.国际货币与金融[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9]金圣荣.欧元大崩溃——债务危机引发的欧洲经济大衰退[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0.

[10]宋玮、杨伟国.论欧元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对称结构[J].欧洲，2002，（1）：44-51.

第2篇：扩展性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 全民创业社会网络乘数效应原因作用机理

一、引言

自2008年以来，就业难成为我国的社会问题之一，越来越多的人走上创业之道，全民创业成为大众的选择之一，一时全民创业成为社会热点。全民创业是应对危机战略之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诉求。全民创业在于“创”字，“创”即意味着“新”，其关键在于如何创造新的市场、新的资源、新的顾客群、新的领域。在“创新”过程中，全民创业社会网络出现乘数效应。“乘数效应”指的是一个变量以乘数加速度方式引起最终量的增加，它是一种宏观的经济效应，具有相应的社会意义。全民创业社会网络的乘数效应一能激发全民创业激情，使创业、创新、创造成为社会实践的主流；二能拓宽就业渠道，解决待就业人员就业问题；三能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目前关于乘数效应和全民创业的研究及成果较少，但研究全民创业的社会网络的乘数效应意义重大，本文将从乘数效应产生的原因、作用机理来阐述问题，充实该领域研究。

二、全民创业社会网络的乘数效应的原因

全民创业成为中国的热潮，创业者主要是以下几类人群：农民工及下岗人员；高校毕业生；科研单位研究人员。创业者根据数量多少可分为创业个体和创业群体。根据创业者接触群体性质的不同，其所在的社会网络可分为：主体网络。全民创业的主体有正在创业的行动派、还未创业但有创业想法的思想派，因为有着相同的创业目标，创业个体或创业群体自然形成“小圈子”，该“圈子”就是他们构成的社会网络，称为主体网络。主体网络规模的大小对于创业是否成功有一定的影响；客体网络。客体网络与主体网络相对，这里的客体是创业个体或群体在创业过程中接触到的非创业者，包括当地政府、银行信贷机构、新闻媒体、经销商、顾客群体、合作企业、竞争对手和本公司员工。客体网络在创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与创业者的成功率成正相关性；第三网络。假设创业主体所形成的大的社会网络是全集，那么第三网络就是主体网络和客体网络的余集，主要是指与创业主体的接触频率高但在其创业实践中作用不大的群体，如家人、朋友、同事和邻居。第三网络的特征是群体类型多样，对创业主体的作用多变。创业者将创业付诸实践，其社会网络出现乘数效应，具体原因如下。

1、创业主体的催生性。催生性可用“名人效应”解释，此处的“名人”不全指已创业成功的社会公共人物，亦有一部分来自第三网络，即亲朋、同事、邻居。“名人效应”的作用机制在于“名人”在各方面给予尚未和正在创业的主体相关刺激，包括丰富的创业经验及指导意见和成功创业的结果。丰富的创业经验及指导意见有助于坚定创业主体的创业想法，并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创业风险。成功创业的结果有助于吸引创业主体，促成创业主体将其付诸实践。二者相结合，出现创业者。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会互受影响，“名人”影响创业者，创业者影响创业者，不断催生出新的创业者。这个过程类似细胞分裂，一个细胞通过核分裂和胞质分裂产生两个细胞，新产生的两个细胞继续分裂，依此类推不断增多。乘数效应通过创业主体的催生性，扩大全民创业社会网络的范围、规模。创业主体的催生性从数量上解释了全民创业社会网络的乘数效应。它使得创业主体的数量从一变为二，二变为四，最终引起创业主体在数量上的大变化，过程如图1所示。

2、社会网络的扩展性。扩展性可用“光环效应”解释，此“光环效应”非彼“光环效应”，它是指创业主体所处社会网络像光环一样一圈一圈扩展，它表示创业主体与所在社会网络的关系紧密程度由内到外递减。创业个体或创业群体以自身为中心点，形成关系最为紧密的第一圈，与其相关的社会网络主体可分为：管理层面：主要是由创业主体组成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他们对企业有重要的决策权；公司层面：从公司与公司之间关系来分析公司的社会网络，包括互相竞争的公司、长期友好合作的公司以及鲜有来往的公司；社会层面：该层面创业主体的社会网络主要是当地政府及银行信贷机构，他们可为创业者提供政策支持、信息以及资金支持；产销层面：包括上游经销商和下游的顾客群体。全民创业社会网络的第二圈、第三圈甚至更多圈的社会网络则是由第一圈的社会网络引出，比如第一圈的固定顾客群体将其所处社会网络中的家人朋友等变为创业主体的新的顾客，这部分群体则处于创业主体社会网络的第二圈，依此类推，社会网络的圈层不断扩大，离创业主体的距离越来越远，意味着他们与创业主体的关系紧密程度不断递减。当然存在特殊情况，原本处于后面圈层的社会网络主体可以上升到前面圈层。相比创业主体的催生性，社会网络的扩展性从结构上对全民创业社会网络的乘数效应做出解释（如图2所示）。它使得社会网络具有层级性，层级之间的关系则使社会网络扩大或缩小。

3、创业客体的关联性。关联性可用“蝴蝶效应”来解释，最初意义上的“蝴蝶效应”指的是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本文则是强调在整个宏观创业系统中，创业客体之间发生的变化会引起全民创业的连锁反应。此处创业系统即为创业主体与创业客体形成的社会网络，该网络的形成与创业客体的关联程度有关。关联程度高，社会网络紧密长久；关联程度低，社会网络稀疏短暂。由该关联程度带来的连锁反应剧烈程度亦不一样，关联性强，则连锁反应剧烈；反之，则连锁反应平缓。创业主体在创业过程中会涉及到下列创业客体：当地政府、银行信贷机构、新闻媒体、顾客群体、合作企业和竞争对手。如上述创业客体关系密切，他们的态度和行为互相影响，并最终对创业主体发生作用。假设某地政府为促进就业，颁布新的税收政策和财政政策，银行信贷机构则根据相关政策调整利率，当地新闻媒体就此事进行报道，明确表明政府鼓励创业和利率调整，这些便于创业主体根据自身发展状况进行借贷或是享受政策福利，如此可减少创业阻力，保证创业成功率。这就是由创业客体的关联性引起的连锁反应，由此产生一个相互作用的社会网络。上述创业客体通过相互关系的紧密程度和作用于创业主体的力度大小，使得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在规模和结构发生变化（见图3）。

三、全民创业的社会网络乘数效应作用机理

乘数效应是经济学的概念，指一个变量的变化以乘数加速度方式引起最终量的增加。它亦作用于管理学，在全民创业的社会网络中通过其特有方式改变创业网络个体或网络群体，最终作用于全民创业的社会网络。其作用机理具体如下。

1、全民创业的社会网络结构内化。全民创业产生社会效应，通过一个或一类网络带动其他网络个体或网络群体，被带动的网络个体或网络群体融入全民创业的社会网络中，并依据关系紧密程度自然分布到特定网络结构中。该网络结构类似分子结构，根据社会网络的分类，其结构有以下三种形状：直线型。这种形状适用于主体社会网络，所有创业主体呈直线分布，新吸引的创业主体网络在此基础上向两边延伸，不改变原有的结构形状；多面体。这种形状适用于客体社会网络，所有客体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围绕创业主体呈多面体，由全民创业带动的新的网络客体以原来的网络为轴，不断扩大，其基本的八面体形状并未改变；角形。这种形状适用于第三网络，该网络中各对象的亲疏远近关系决定了各对象以某一角度相邻并以创业主体为中心呈角度分布。乘数效应使得第三网络的对象增多，新增的对象以创业主体为中心并依据关系亲密程度并入原有网络。乘数效应不改变角形形状，各对象的角度随着对象的增多或减少而变小或变大（见图4）。乘数效应引起创业主体和创业客体数量上的变化，但不改变全民创业的社会网络的基本结构，这是乘数效应引起的全民创业的社会网络结构内化。它的特点是不改变原有社会网络的结构形状，改变的只是网络的规模大小。

2、全民创业的社会网络关系融合。从本质上看，社会网络就是一个关系网络。在乘数效应作用下，全民创业的社会网络结构内化，即数量增多、规模扩大，被吸引的网络个体或群体根据关系紧密程度分布到该社会网络中，通过强关系、弱关系进行融合。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则可看出社会网络的关系融合。就同一个社会网络而言，强关系与弱关系以网络中个体或群体的同质性或异质性强弱发生作用。若新吸引的个体或群体与社会网络中其他个体、群体的工作内容、接触人群具有趋同性，则两个独立的个体或群体通过强关系融合，表现为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关系较为密切、目的较为一致、感情较为深厚；反之，则通过弱关系融合，其表现与强关系相反。强关系使得新的社会网络出现，该网络相对规模小；弱关系则可能使原有社会网络面临解体的危机。对于多个社会网络，虽然网络性质不同、创业领域不同，强关系、弱关系依旧对社会网络产生作用，主要是通过社会网络的内在文化。两个社会网络内在文化一致，其以共同文化为基础会发展成新的规模更大社会网络。这是社会网络利用强关系和弱关系对外作用达到关系融合的目的，如图5所示。

3、全民创业的社会网络功能强化。功能强化是社会网络发生强关系的直接结果。社会网络在强关系作用下兼容性越好，功能强化力度越大；反之，则越小。而最根本原因是乘数效应引起全民创业社会网络的功能强化。乘数效应贯穿于全民创业社会网络的全过程。首先，乘数效应增加社会网络的数量，扩大社会网络的规模，内化社会网络结构；其次，在强关系弱关系作用下，使得社会网络不断进行关系融合，由于全民创业的社会网络具有社会性，具备一定的社会功能，具有相似功能的社会网络可被融合；最后，强关系作用下的新的社会网络则具备了两个或以上社会网络的功能，从而使得社会网络功能强化。功能强化使得社会网络更好的发挥其社会功能，创造社会价值。此外，全民创业社会网络功能强化可以反作用于社会网络。功能强化为强关系的发生和增强创造条件，使得尚未发生强关系的社会网络关系变的密切，使得原本发生强关系的社会网络关系更为密切。由于强关系的作用，社会网络的分类更为清晰，如此可显化社会网络结构，有助于内化社会网络结构，如图6所示。

化

四、结论

全民创业是社会集体行为，其总体成效如何关系到国家政策变化、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及时了解和掌握创业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对于提高全民创业的成功率十分有帮助。针对全民创业社会网络的乘数效应这一现象，研究、分析和掌握乘数效应产生的原因及其对全民创业社会网络的作用机理，能帮助创业个体或创业群体更好的利用社会网络资源，达到成功创业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张友杰：全民创业―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诉求[J].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6）.

[2] 汪玉奇：全民创业:应对危机的战略之策[J].企业经济，2009（3）.

[3] 党东耀、包东喜：网络传播的“乘数效应”――从经济学视角看[J].新闻前哨，2009（2）.

[4] 林涵：我国奥运投资期间的乘数效应和挤出效应分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6）.

第3篇：扩展性财政政策范文

自2005年7月我国实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稳中有升，升值幅度逐渐加快。2005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56%，2006年升值3.35%，截至2007年10月8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7.5102，今年以来升值幅度为3.96%。除了相对美元，今年以来人民币对世界主要货币也表现出明显升值趋势。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最新数据，2007年，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升值6.19%，大大超过了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升值幅度。这说明，某些人所说的人民币只是对美元升值，而对其他货币如欧元等货币，则因其对美元升值幅度更大而被抵消的说法并非事实。

按照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模型，货币升值具有紧缩效应，短期内，可能提高国内商品对外国商品的相对价格，导致本国出口下降和进口商品对国内生产商品的替代，从而降低总需求，总需求的下降将降低国内价格水平。另外，本国货币升值使进口货物相对价格下降，进口替代效应也将降低国内物价水平。但近年来，采用微观分析方法对汇率变动在企业现金流、经营绩效等方面影响的实证分析表明，汇率变动的影响其实并不显著。

目前，我国也并未因人民币升值而缓解通货膨胀、国际收支盈余、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等压力，反而出现了通胀和国际收支盈余及外汇储备增长加速的趋势。今年以来，各类物价指数、房屋价格、股票价格等迅速上涨，通货膨胀的阴影再次开始威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膨胀对消费者的利益和经济的整体竞争力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外汇储备管理的绩效也因美元贬值加快，次级房屋贷款危机造成的全球金融市场震荡而面临威胁。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长从今年1月的2.2%持续上升至8月的6.5%，达到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见图1）。目前，虽然消费价格指数高涨主要归因于食品类商品价格上涨，核心消费价格指数仍相对平稳，但基本上可以确认，已出现了温和的通货膨胀。伴随消费物价上涨的是资产价格的急剧上升，包括房地产价格、股票价格的膨胀。上证指数和深圳成指2006年上涨超过130%，截至10月上旬，上证指数今年以来上涨已超过120%，达到5959点，深圳成指的涨幅更是超过190%，攀至19600点。由于种种原因，房地产价格在诸多宏观调控措施逐步实施的情况下依然保持高速上升态势。

按照某些相信传统宏观经济理论的看法，国内物价水平上升将降低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减少贸易顺差，并形成本国货币贬值压力。然而，目前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背景下，我国贸易顺差仍然持续扩大，这与我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生产资料价格同比增幅持续下降有关。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从2004年10月的10.9%下降到今年7月的2.2%，原材料等购进价格指数以及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表现出同样的走势。由于我国出口商品以制造业商品为主，生产成本上升缓慢使得出口贸易和贸易顺差在人民币缓慢升值过程中仍保持较长时间的增长，在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不发生重大变革的条件下，仍将对人民币升值形成极大的压力。

其实，人民币升值与通货膨胀、资产价格的上涨并存是我国经济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并存的重要表现。汇率体现的是货币的对外比价关系，而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上涨体现的是货币的国内购买力，或者说对国内商品和服务以及金融资产的比价关系，因此，人民币升值与通货膨胀并存的“异常”现象可以界定为人民币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并存。

那么，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呢？

一方面，人民币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产生于共同的经济体制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战略配置以国民储蓄大于投资的宏观经济背景，加之中美两国在贸易结构以及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由此造成中美两国之间持续多年的巨额贸易顺差，并迅速积累起大量外汇储备，逐渐形成人民币升值压力。在以往的外汇管理体制下，货币当局为吸收巨额外汇储备，不得不大量发行央行票据，并造成市场流动性相当充裕。流动性膨胀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我国消费物价涨幅逐渐上升以及资产价格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人民币对外升值，尤其是市场上长期存在的升值预期是引起资产价格急剧上升的重要因素。再者，人民币升值压力与通货膨胀并存以及资产价格急剧上升的混合局面使我国货币当局实施货币政策面临重大困境。为了防止一国货币过度或过快升值对经济增长和就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如果货币当局一方面需要抵御对外升值的压力，一方面又要防止对内贬值的趋势，则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难免顾此失彼。当然，我国目前仍然实行资本项目管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货币当局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时受到的限制。此时，更为重要的应当是货币政策目标的抉择。

从国际经验看，面对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本币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并存的局面，需要谨慎对待的并非只是升值本身，更值得关注的应当是在升值过程中制定适当的经济政策目标和采取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货币当局妥善处理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将影响到一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

以日本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经验为例。一般认为，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经历的长期衰退足以作为反对人民币升值的理由。然而，日本经济经历长期衰退的真正原因并不是1985年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本身，而是日本货币当局在日元升值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适得其反的货币政策。日元对美元从1985年2月持续快速升值，至1988年，为了防止日元进一步升值以及缓解日元升值对经济和就业带来的紧缩效应，日本货币当局在此期间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央行贴现率从1985年初的5%下降至1988年的2.5%。随之而来的是资产价格泡沫迅速膨胀，股票价值指数从1985年初至1989年末上涨超过200%，日本全部土地价格指数与大城市土地价值指数分别上涨170%和240%。为抑制资产价格泡沫，日本货币当局随后又急剧紧缩银根，央行贴现率从2.5%一路上升至1990年6%，资产价格泡沫由此破灭，并导致日本从1992年至2002年期间经历了“失去的十年”。日本货币当局在日元升值过程中采取的货币政策基本成为汇率政策的附庸，为了缓解日元升值压力而导致资产价格泡沫，最终不得不付出国内经济长期衰退、产业竞争力下降、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物价却居高不下的沉重代价。

当初，德国与日本一样在广场协议中承诺本币对美元升值，但是，由于德国早在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散后就逐步实现了马克的自由浮动，因此，尽管在广场协议后也面临本币迅速升值、国内流动性增加以及本币资产价格上扬的局面，由于汇率是浮动的，从而较好地掌握了货币政策的主动性，在短期内通过内部从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通过上调基准利率来有效地控制本币对内大幅贬值风险，实现了以抑制通货膨胀为单一目标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目标。

由此可见，在货币面临升值压力时，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至关重要，而绝非如某些人所言，并不重要。如果货币政策疲于应对升值压力，很可能加大国内通货膨胀尤其是资产价格膨胀的风险，加大经济波动，造成金融市场动荡。当然，虽然我国目前如日本和德国当年那样，面临着由于持续多年的贸易顺差引致的货币升值压力，但是，日本和德国货币当局都是在资本项目开放、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实施货币政策的，因而不得不在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浮动汇率之间做出抉择，而我国目前仍实行资本项目管制，这是我国在人民币实际升值及升值预期长期存在的条件下制定货币政策的优势所在。在资本自由流动下，要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货币当局不得不允许本国货币汇率自由浮动，否则，就将丧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从日本和德国的经验看，日本货币当局为了缓解日元升值而采取扩展性货币政策，以牺牲国内物价稳定和带来资产价格泡沫为代价；德国货币当局则坚持以国内物价和产出稳定为目标，允许马克汇率较大幅度地波动。两国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自由浮动之间，做出不同选择并产生截然不同的经济后果。在资本项目管制下，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所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一方面不会导致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因此，相对而言不会对升值造成更大压力；另一方面，较严格的资本管制还可以防止国际资本从资产价格膨胀中大规模获利潜逃，从而减少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的诱因。换句话说，资本项目管制在一定程度上为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创造了条件。由于人民币缓慢升值相对于短期内急剧升值而言，更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因此，我国货币当局仍然需要密切关注人民币升值态势，在这种情况下，资本项目管制为我国货币当局维持货币政策独立性提供了条件。

第4篇：扩展性财政政策范文

而本文重在探求新经济中货币政策是否还象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学家解释的那么有效，进而探询如何运用货币政策能起到应有的效果，而不是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并从美国的经验中探寻中国货币政策改革的方向。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究竟什么是所谓的"新经济",新经济一词是从美国泊来的，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但又实实在在地在美国出现，而且迅速席卷世界。归纳起来，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以数字化信息技术和因特网为标志的技术变革在全球化拓展；

知识创新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个人信誉基础上的风险投资制度已经成熟，被投资者所认可；

互联网的普及速度超过了以往过去的任何发明，它以其开发性、可扩展性和互动性，迅速成为了客户需求的新平台，成为了一个新标准；

服务业替代制造业主宰产业发展；

全球化的各种规则开始建立，降低了要素流动的摩擦；

资本市场是这一创新时代的最重要的引擎，是结构调整最有效的工具，而工业社会中集中控制资源进行结构调整的方式已经过时；

在新经济中，公司正在走上收益递增的轨道。这些新经济的趋势性特征涉及到技术、商业模式、客户标准、产业、规则和金融工具，它们综合贡献给了经济增长，构成经济增长的新要素，这些新要素正在改变着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从而构成了所谓的“新经济”。

而从传统经济学来看,经济的发展是有周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周期是主体随即错误的结果，所以政府在货币政策上不宜干预过多。而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经济周期是外部冲击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所以货币政策对于克服危机，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是大有裨益的。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周期的发展是政治压力的结果，所以在货币政策上趋向于比新凯恩斯主义更自由的方式。

那么，作为具体的运行，我觉得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的趋向不是明显的偏向于一种派别的，而是一种综合各种观点杂糅的体系。在强有力的实现对经济的预期良性运行的控制的同时，尽量采取比较含蓄的，市场化方式。这种理念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而就在最近（12月5日），格林斯潘正式表示，对经济部分失去发展表示忧虑。并认为美国经济发展步伐放缓是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使企业能源成本上升近40%，而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无法使企业的损失在市场中得到弥补。而应该警惕可能出现的由金融资产缩水导致的家庭和企业的支出疲软。广大投资者一直以来担心美国经济趋向硬着陆，格氏此番抚藉言语正中他们的下怀。美国经济减缓的速度出乎意料，去年的技术股泡沫显然已破灭。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对近期任何经济数据都不应该大惊小怪，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正是必要的。几年来，需求一直超过供应。美联储为了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形势，防止通胀上升，1999年中期来已将利率提至6．5％，累计加息幅度达1．75％。格林斯潘似乎认为随着股价下降，金融市场趋紧抑制了消费者支出，经济正走上软着陆的轨道。一段并不清晰的话语刚出，萎靡的纳指马上大涨274点，创下近三十年的单日最大涨幅。

而且我们也曾经看到，格林斯潘在过去的美国所谓的新经济的高速列车行进中不时的用针尖刺破将要被吹涨的气球——通货膨胀的虚假繁荣。而我觉得他的行为正好暗合了萨缪尔森的用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原理与加速度原理对经济周期的假设——萨氏以为在边际消费趋向和加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总是上下波动。那么，一旦边际消费发生改变，经济的良性轨迹就极可能被改变。所以格林斯潘一直采取防微杜渐的方式警告人们，什么时候有通胀的危险。而他又不肯明示，是担心"软着陆"变成"硬着陆"。我个人认为仅凭这一点格林斯潘便称得上是金融监管的超一流人才。何以见得？君不见八十年代的日本虽然经济正是如日中天，但是日本政府也意识到虚假繁荣背后的通货膨胀的威胁将在未来严重的侵害日本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可是就在日本煞费苦心的挤干了泡沫以后，再施行零利率也无法拉升经济的起飞。而我们中国在经历了八十年代末期的高速增长中"通胀猛于虎"的通苦以后，在九十年代初，经济的过热中，施行了紧缩银根的政策，其后虽然成功的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但是现今的通货紧缩中，货币政策实行却收效甚微。今天的解释也各不相同，但我觉得与那时的过紧是有联系的。

而在今年，繁荣了十年的美国新经济也遇到了极大的危机。我们观察美国经济的视角一般有三个：一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金融政策；二是明年的消费趋势；三是明年的投资趋势。而美联储在12月19日宣布维持现有利率不变。而很多经济学都认为利率下调是在所难免的，为什么联储没有行动呢？央行不愿意改变多年来谨慎的多看少动原则，他们要观察多年的高投入，生产率增长及股市走强是否发生了逆向转变并形成恶性循环。不过美联储也承认新经济的威胁已经由通胀变为疲软。而消费趋势离不开收入的预期，我们知道在宏观经济学中有带动消费的财富效应。从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每年因股票和房产升值而使家庭财富平均每年上升2.26万亿美圆。而储蓄率在99年降至可支配收入的2.2%，大大低于长期的7%左右的水平。而在2000年，美国国民的股票收入几乎为零或负增长，而今年初对于股市的高预期造成家庭贷款消费的上升，预期的不理性将使明年的消费减少。还有就是投资，自96年以来，信息技术与通信行业吸纳了大量的资金也使劳动生产率上升。新经济的低通胀高增长也要主要归功于资金支持——特别是在风险投资制度下的融资途径下的电信与高科技行业的快速发展。而从目前来看，这些行业投资已经近于饱和。

所以，新经济毕竟没有超越过去的工业革命，电气时代中所固有的经济周期的制约。高利率，利润下降，消费需求的收缩都是周期性的，少一点震荡，快一点复苏就是货币政策大有可为的地方了。经济减速的迹象撒下如此之多的阴影，这一事实仅仅提高了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也已有人担心格林斯潘讲话可能导致以下一种循环：由于投资者认为明年初会减息，导致股价上扬。但必须指出的是，降息的前提是消费者支出的下降。问题在于，如果股市反弹过高，消费支出仍将强劲，如此，就不会降息，甚至可能得加息。这样今天的货币政策到明天就完全相反了。

尽管美联储可能调控美国经济，使之软着陆，投资者同时也明白美联储任务的难度之大。历史经验显示，事实上央行是鲜难做到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处于增长减缓中的经济比繁荣强劲的经济更不堪经受外部冲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济增长减速会使各种经济、金融失衡状况暴露无疑。随着增长减速，原先那种以为利润会永远增长、股价会一直上升，因此可以入不敷出的消费将显然是极不明智的。同时，悲观情绪也可能过度。今后的风险在于，美国的实际高投入、大幅提高生产率、企业利润增长、股市走强等一系列良性循环会变为恶性循环。出现这种情况，美联储就需要采取减息措施，但不是在此之前采取措施。

但是面对新经济的新，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没有什么可以认为是肯定行之有效的方式。连格林斯潘也在10月上旬美国银行家协会成立125周年的纪念大会发表的演讲中认为，技术进步的飞速发展已经导致美国现有的许多银行监管条例显得十分陈旧和过时。

同时，他呼吁发达国家应该紧密合作，修订各国现存的银行监管条例以适应在新经济中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的各项金融交易活动。但是，格林斯潘也没有提出如何修订银行法规的建议。他只是强调，目前的银行监管部门在实行监管行动时更多地依靠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自律性，运用条规开展监管活动效果大不如前。

尽管如此，格林斯潘仍指出，“从银行业发展的历史角度看，加强对银行的监督管理应该始终作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这是银行发展历史过程中，我们获得的一条千真万确的关键的经验和教训。”格林斯潘对去年出台的银行业监管改革法案大加赞美，并指出这是“通向未来变化道路上的一面开路旗帜而已”。他还认为，全球所有的银行监管部门都会发现现有规定条例的改革势在必行。根据格林斯潘的估计，将来监管部门会将注意力从考虑银行的债务比例转向发现银行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格林斯潘认为，目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之中，要求监管部门能够不断调整以适应新变化。同时，随着新经济浪潮的席卷全球，金融系统变化的日新月异，要求监管部门必须在第一时间作出相当准确的反应和行动，否则经济形势将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演变。正是这种情况，要求银行监管条例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进行必要的改革而不至于落伍。

在看了美国新经济的"剪不断，理还乱"后，再想想咋们亚洲和中国，其实发展水平还低了许多，如何借鉴美国的经验，吸取教训，将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

当年，就在美国新经济快速成长的时期，亚洲却出现了经济危机，这意味着东亚的以产量为目标的“集中干预型”资源配置方式的失灵，传统产能大规模过剩。中国则在工业化还未完成的时候，又赶上了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政府还有很多集中配置资源的要求，如西部大开发。在这方面，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力，从货币政策来看，既有贷款的优惠，也有大量的特别国债；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知识时代提出的创新问题。在这种局势下，中国的调整必须与国际调整的趋势相一致。中国的各种产业从汽车到住房，实际上连基础设施都有产能过剩问题，而现在中国政府除了集中配置基础设施外，已经没有其他可集中配置的方向，因此集中资源突破产业瓶颈的老办法在现时条件下已无处着力，是改变配置资源方式的时候了——应把核心放在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高层次功能，大力刺激民间创新的动力上，比如减免知识型创新企业所得税等类的措施更是不可少。政府的作用还要在有利于新经济成长的软环境建设方面加强，以求有更多的知识创新企业在本地区成长，带动经济从旧到新的转变。

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推动技术变革和产业重组的最重要的引擎，中国一方面要实现工业化，承接生产力的转移；另一方面要面向新的技术创新时代，积极改变国内集中配置资源的方式，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中国1999和2000年初资本市场中股市的两次快速攀升都与大规模的资源重新配置有关，资本市场对互联网做出了最积极的反映，这也体现了中国资本市场开始在调整着中国的产业结构。当然，这也与借鉴美国新经济中的明显的财富效应的政府行为有关系。但是，由于没有二板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创新空间非常有限；由于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利用投行进行并购调整结构的手段也就不足，如无法在资本市场上迫使一些低效率企业退出产能等，从而使得结构调整缓慢。

新经济的概念是与网络化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新经济将带来更先进的交易设备和交易手段，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金融产业在这个大趋势下必须要面对新的挑战。一方面，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必须给金融产业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新经济大大增加了金融产业的风险，进行风险管理又要求我们中国政府加强对金融产业的监管。事实上，在这两个目标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矛盾的。我觉得这对于我国来说尚有一定的优势——集计划与市场于一体的货币政策或许会比较有效。

第5篇：扩展性财政政策范文

而本文重在探求新经济中货币政策是否还象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学家解释的那么有效，进而探询如何运用货币政策能起到应有的效果，而不是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并从美国的经验中探寻中国货币政策改革的方向。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究竟什么是所谓的"新经济",新经济一词是从美国泊来的，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但又实实在在地在美国出现，而且迅速席卷世界。归纳起来，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以数字化信息技术和因特网为标志的技术变革在全球化拓展；

知识创新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个人信誉基础上的风险投资制度已经成熟，被投资者所认可；

互联网的普及速度超过了以往过去的任何发明，它以其开发性、可扩展性和互动性，迅速成为了客户需求的新平台，成为了一个新标准；

服务业替代制造业主宰产业发展；

全球化的各种规则开始建立，降低了要素流动的摩擦；

资本市场是这一创新时代的最重要的引擎，是结构调整最有效的工具，而工业社会中集中控制资源进行结构调整的方式已经过时；

在新经济中，公司正在走上收益递增的轨道。这些新经济的趋势性特征涉及到技术、商业模式、客户标准、产业、规则和金融工具，它们综合贡献给了经济增长，构成经济增长的新要素，这些新要素正在改变着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从而构成了所谓的“新经济”。

而从传统经济学来看,经济的发展是有周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周期是主体随即错误的结果，所以政府在货币政策上不宜干预过多。而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经济周期是外部冲击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所以货币政策对于克服危机，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是大有裨益的。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周期的发展是政治压力的结果，所以在货币政策上趋向于比新凯恩斯主义更自由的方式。

那么，作为具体的运行，我觉得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的趋向不是明显的偏向于一种派别的，而是一种综合各种观点杂糅的体系。在强有力的实现对经济的预期良性运行的控制的同时，尽量采取比较含蓄的，市场化方式。这种理念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而就在最近（12月5日），格林斯潘正式表示，对经济部分失去发展表示忧虑。并认为美国经济发展步伐放缓是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使企业能源成本上升近40%，而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无法使企业的损失在市场中得到弥补。而应该警惕可能出现的由金融资产缩水导致的家庭和企业的支出疲软。广大投资者一直以来担心美国经济趋向硬着陆，格氏此番抚藉言语正中他们的下怀。美国经济减缓的速度出乎意料，去年的技术股泡沫显然已破灭。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对近期任何经济数据都不应该大惊小怪，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正是必要的。几年来，需求一直超过供应。美联储为了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形势，防止通胀上升，1999年中期来已将利率提至6．5％，累计加息幅度达1．75％。格林斯潘似乎认为随着股价下降，金融市场趋紧抑制了消费者支出，经济正走上软着陆的轨道。一段并不清晰的话语刚出，萎靡的纳指马上大涨274点，创下近三十年的单日最大涨幅。

而且我们也曾经看到，格林斯潘在过去的美国所谓的新经济的高速列车行进中不时的用针尖刺破将要被吹涨的气球——通货膨胀的虚假繁荣。而我觉得他的行为正好暗合了萨缪尔森的用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原理与加速度原理对经济周期的假设——萨氏以为在边际消费趋向和加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总是上下波动。那么，一旦边际消费发生改变，经济的良性轨迹就极可能被改变。所以格林斯潘一直采取防微杜渐的方式警告人们，什么时候有通胀的危险。而他又不肯明示，是担心"软着陆"变成"硬着陆"。我个人认为仅凭这一点格林斯潘便称得上是金融监管的超一流人才。何以见得？君不见八十年代的日本虽然经济正是如日中天，但是日本政府也意识到虚假繁荣背后的通货膨胀的威胁将在未来严重的侵害日本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可是就在日本煞费苦心的挤干了泡沫以后，再施行零利率也无法拉升经济的起飞。而我们中国在经历了八十年代末期的高速增长中"通胀猛于虎"的通苦以后，在九十年代初，经济的过热中，施行了紧缩银根的政策，其后虽然成功的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但是现今的通货紧缩中，货币政策实行却收效甚微。今天的解释也各不相同，但我觉得与那时的过紧是有联系的。

而在今年，繁荣了十年的美国新经济也遇到了极大的危机。我们观察美国经济的视角一般有三个：一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金融政策；二是明年的消费趋势；三是明年的投资趋势。而美联储在12月19日宣布维持现有利率不变。而很多经济学都认为利率下调是在所难免的，为什么联储没有行动呢？央行不愿意改变多年来谨慎的多看少动原则，他们要观察多年的高投入，生产率增长及股市走强是否发生了逆向转变并形成恶性循环。不过美联储也承认新经济的威胁已经由通胀变为疲软。而消费趋势离不开收入的预期，我们知道在宏观经济学中有带动消费的财富效应。从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每年因股票和房产升值而使家庭财富平均每年上升2.26万亿美圆。而储蓄率在99年降至可支配收入的2.2%，大大低于长期的7%左右的水平。而在2000年，美国国民的股票收入几乎为零或负增长，而今年初对于股市的高预期造成家庭贷款消费的上升，预期的不理性将使明年的消费减少。还有就是投资，自96年以来，信息技术与通信行业吸纳了大量的资金也使劳动生产率上升。新经济的低通胀高增长也要主要归功于资金支持——特别是在风险投资制度下的融资途径下的电信与高科技行业的快速发展。而从目前来看，这些行业投资已经近于饱和。

所以，新经济毕竟没有超越过去的工业革命，电气时代中所固有的经济周期的制约。高利率，利润下降，消费需求的收缩都是周期性的，少一点震荡，快一点复苏就是货币政策大有可为的地方了。经济减速的迹象撒下如此之多的阴影，这一事实仅仅提高了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也已有人担心格林斯潘讲话可能导致以下一种循环：由于投资者认为明年初会减息，导致股价上扬。但必须指出的是，降息的前提是消费者支出的下降。问题在于，如果股市反弹过高，消费支出仍将强劲，如此，就不会降息，甚至可能得加息。这样今天的货币政策到明天就完全相反了。

尽管美联储可能调控美国经济，使之软着陆，投资者同时也明白美联储任务的难度之大。历史经验显示，事实上央行是鲜难做到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处于增长减缓中的经济比繁荣强劲的经济更不堪经受外部冲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济增长减速会使各种经济、金融失衡状况暴露无疑。随着增长减速，原先那种以为利润会永远增长、股价会一直上升，因此可以入不敷出的消费将显然是极不明智的。同时，悲观情绪也可能过度。今后的风险在于，美国的实际高投入、大幅提高生产率、企业利润增长、股市走强等一系列良性循环会变为恶性循环。出现这种情况，美联储就需要采取减息措施，但不是在此之前采取措施。

但是面对新经济的新，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没有什么可以认为是肯定行之有效的方式。连格林斯潘也在10月上旬美国银行家协会成立125周年的纪念大会发表的演讲中认为，技术进步的飞速发展已经导致美国现有的许多银行监管条例显得十分陈旧和过时。

同时，他呼吁发达国家应该紧密合作，修订各国现存的银行监管条例以适应在新经济中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的各项金融交易活动。但是，格林斯潘也没有提出如何修订银行法规的建议。他只是强调，目前的银行监管部门在实行监管行动时更多地依靠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自律性，运用条规开展监管活动效果大不如前。

尽管如此，格林斯潘仍指出，“从银行业发展的历史角度看，加强对银行的监督管理应该始终作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这是银行发展历史过程中，我们获得的一条千真万确的关键的经验和教训。”格林斯潘对去年出台的银行业监管改革法案大加赞美，并指出这是“通向未来变化道路上的一面开路旗帜而已”。他还认为，全球所有的银行监管部门都会发现现有规定条例的改革势在必行。根据格林斯潘的估计，将来监管部门会将注意力从考虑银行的债务比例转向发现银行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格林斯潘认为，目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之中，要求监管部门能够不断调整以适应新变化。同时，随着新经济浪潮的席卷全球，金融系统变化的日新月异，要求监管部门必须在第一时间作出相当准确的反应和行动，否则经济形势将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演变。正是这种情况，要求银行监管条例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进行必要的改革而不至于落伍。

在看了美国新经济的"剪不断，理还乱"后，再想想咋们亚洲和中国，其实发展水平还低了许多，如何借鉴美国的经验，吸取教训，将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

当年，就在美国新经济快速成长的时期，亚洲却出现了经济危机，这意味着东亚的以产量为目标的“集中干预型”资源配置方式的失灵，传统产能大规模过剩。中国则在工业化还未完成的时候，又赶上了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政府还有很多集中配置资源的要求，如西部大开发。在这方面，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力，从货币政策来看，既有贷款的优惠，也有大量的特别国债；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知识时代提出的创新问题。在这种局势下，中国的调整必须与国际调整的趋势相一致。中国的各种产业从汽车到住房，实际上连基础设施都有产能过剩问题，而现在中国政府除了集中配置基础设施外，已经没有其他可集中配置的方向，因此集中资源突破产业瓶颈的老办法在现时条件下已无处着力，是改变配置资源方式的时候了——应把核心放在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高层次功能，大力刺激民间创新的动力上，比如减免知识型创新企业所得税等类的措施更是不可少。政府的作用还要在有利于新经济成长的软环境建设方面加强，以求有更多的知识创新企业在本地区成长，带动经济从旧到新的转变。

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推动技术变革和产业重组的最重要的引擎，中国一方面要实现工业化，承接生产力的转移；另一方面要面向新的技术创新时代，积极改变国内集中配置资源的方式，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中国1999和2000年初资本市场中股市的两次快速攀升都与大规模的资源重新配置有关，资本市场对互联网做出了最积极的反映，这也体现了中国资本市场开始在调整着中国的产业结构。当然，这也与借鉴美国新经济中的明显的财富效应的政府行为有关系。但是，由于没有二板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创新空间非常有限；由于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利用投行进行并购调整结构的手段也就不足，如无法在资本市场上迫使一些低效率企业退出产能等，从而使得结构调整缓慢。

新经济的概念是与网络化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新经济将带来更先进的交易设备和交易手段，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金融产业在这个大趋势下必须要面对新的挑战。一方面，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必须给金融产业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新经济大大增加了金融产业的风险，进行风险管理又要求我们中国政府加强对金融产业的监管。事实上，在这两个目标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矛盾的。我觉得这对于我国来说尚有一定的优势——集计划与市场于一体的货币政策或许会比较有效。

第6篇：扩展性财政政策范文

制度安排是一种资源,因而制度安排是一个经济变量。虽然美国会计学会在1966年便提出“会计是一个经济信息系统”的观点，但美国学术界与政府对会计安排的倚重很早就开始了。美_的会计理论研究在20世纪20、30年代便出现了相对繁荣的局面，典型的是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松散、混乱的会计实务被认为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被认定为罪魁祸首，而美国政府对会计的干预与管制也不亚于其他经济层面,1907年针对信贷危机成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1%9~1933年针对经济危机成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尽管把会计作为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替罪羊”有些言过其实，但不能否认会计与30年代经济危机的相关关系,fl]51而最近的事件则是针对近期美国次贷引起的金融危机，SEC于2008年底了‘ReportandRecommendationsPursuanttoSection133oftheEmei^encyEconomicStabilizationActof2008：StudyonMark-To-MarketAccounting’，对公允价值会计的反思也暗示了会计与经济波动的关联性。种种证据表明，会计安排一直被美国视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变量。

会计不仅对经济交易进行反映和解释产同时也作用于经济交易过程，成为交易结果的参数,包括会计职业在内的会计安排成为美国的市场资源之一，会计资源在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进行充分交换，实现会计的市场价值。美国是最早实行财务会计、税务会计、管理会计“三分”会计安排的国家，但应该注意到税务会计领域存在的两个典型化客观事实:一是作为最坚定的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倡导者与实践者,美国的税务会计缺少一个类似财务会计的概念框架，会计三大分支的管理会计

也具有相似的命运,管理会计不但没有建立起概念框架，还经历了约翰逊与卡普兰所宣称的“没落”时代;二是尽管美国税务会计观念与实务的发端以及理论研究均早于中国，税务会计理论却并不系统,虽然以经济学家斯科尔斯为代表创建了系统的税务筹划理论，但企业税务会计理论是零碎的，而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萌生的税务会计研究，至今却构建了相对完整的税务会计理论体系，包括相对系统的企业税务会计理论及税务筹划理论。本文试图比较中美税务会计理论的客观差异，从历史与逻辑角度搜寻差异背后的内在线索，建立理论解释视角的假说。

二、美国税务会计理论的功与过

(一）实务研究对概念的超越

美国的会计理论研究至今没有一个严格理论意义上的税务会计概念。依据普雷维茨等学者对美国会计史的研究观点，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为满足战争对资金的需求，林肯的财政大臣萨蒙P蔡斯的财政政策是直接对收入征税，此举创下了一个先例,那就是要获取个人收入记录，同时也标志着税务会计的产生我国研究者曾指出“如果将纳税人向国家缴税与其会计记录相融合视为税务会计产生的标志，则在公元前18世纪的巴比伦王国就已经有税务会计了”这同美国会计的史证研究观点在税务会计产生标志问题上取得了相互一致的印证，表明税务会计缘起于税收对会计的依赖——税收与会计强相关而引发的一系列复杂实务及理论问题。

美国会计学者的研究体现了对税务会计的实务性解释,威廉姆斯等学者认为,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税务会计是被用于描述经济广泛使用的三类会计信息，纳税申报表的填制是会计中的一个特殊领域，引入税务会计信息观念的目的是与财务会计及管理会计信息相对比,税务会计信息对一个公司的成功经营是重要的，并关系到财务和管理会计信息,税务会计来自于不同系统。威廉姆斯等学者的贡献在于不但澄清了财务、管理和税务信息的关系，还明确指出税务筹划是税务会计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税务会计最具有挑战性的领域不是编制纳税报表，而是进行税务筹划。美国的联邦收人法典体现了对税务会计实务的要求，并构成了税务会计准则的一部分，根据一项以美国著名会计学府伊利诺伊大学博士论文选题的调查研究税务会计是美国会计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在会计学理论(不包括财务管理、审计学）的12个领域中，税务会计选题比例达到12%，仅次于会计基本理论，但选题与研究注重的是实务性强且较为具体的问题。

(二）准则论证对学科的替代

美国的税务会计实际上仅是所得税会计,t3]23作为所得税会计学科理论的替代,FASB于1992年2月在全部6位委员一致投赞成票的情况下SFAS109《所得税的会计处理》，虽然SFAS109是一个财务会计准则,却以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正式规则宣告了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分离’尽管此前税务研究作为一个分支在会计研究领域一直占有一席之地。SFAS109的《附录A:结论依据》实质上是部分地论证了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必要性及其价值，FASB认为SFAS109采用资产负债表法生成了最有用和最可理解的信息,然而针对一项认为复杂的所得税处理方法不符合成本一效益原则的批评，FASB认为SFAS109成本与效益比是合理的。W384m5FASB对于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会计信息质量与成本效益的论证是笼统的，而这两个问题的充分论证对于财税分离的有效性无疑是关键的，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如何内在而又结构性地影响并优化了会计信息?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确存在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产生的交易费用问题，该如何界定、描述、计量分析，这是税务会计目前尚未论证的一大难题。SFAS109对于税务会计的另一个贡献是提出纳税筹划战略(Tax—PlanningStrategy)，尽管现代税务筹划远远超越其所限定的范围，但SFAS109无疑是第一个正式提出税务筹划概念并指出税务筹划与会计的紧密关系，当今的事实也验证了SFAS109的开创性意义和示范效应,税务筹划离不开税务会计，是税务会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经济学理性的路径依赖

美国的经济学学术思想对自由市场主义的坚决维护是闻名于世的，经济学伴随着现代会计理论的演进，经济学思想与经济学家对美国会计理论的推动由来已久，从20世纪20年代起，一批经济学学者便加入到会计研究中来（如坎宁、贝尔、爱德华兹等），通过借鉴或引人经济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收益概念)来建立会计理论框架，而爱德华兹、贝尔的经济收益思想成为FASB提出“全面收益”概念并制定“报告全面收益”准则的滥觞，20世纪60年代受财务经济学及其学者（如鲍尔、布朗等）的影响，会计盈余与资本市场关系的“经验会计”研究开始盛行,70年代以经济学契约理论、理论及管制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实证会计”及理论开始出现，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经济学者莫迪利安尼与米勒的资本结构理论对现代会计学引申的相关学科——财务学的重大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被视为“财务理论家入侵会计领域”。

财务经济学家斯科尔斯、公共经济学者斯蒂格利茨同样再次“入侵”税务筹划领域，斯科尔斯以经济学的计量方法、套利理论、有效契约理论为基础,创建了美国税务会计理论中最为系统的税务筹划理论斯科尔斯的税务筹划理论主要以资本市场为中心，涵盖资本品与金融品投资、公司组织形式、融资方式、企业并购、分离等资本运作,围绕隐性税收、显性税收、税收成本、非税成本线索与理念，构建有效税务筹划理论。W3_4斯蒂格利茨在公共经济学理论中论述了避税与税收庇护两个税务筹划概念与技术问题，尽管斯蒂格利茨认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避税在宏观上使得经济扭曲,不符合经济学效率，但同时认为避税(taxavoidance)是由于税法漏洞（loophole)引致的,避税是遵守税法而不是违法的市场行为，这和我国学者将避税界定为税务筹划边界的研究观点有着一致性。

三、中国税务会计理论的是与非

(一）先入为主与后发优势

美国税务会计独立于财务会计对中国会计理论研究有示范效应。1994年我国的工商税制改革为会计理论提供了一个诱致性的制度安排,税务会计理论发端于这个时期，®但就理论本身而言，初始阶段的研究无疑受美国示范效应影响，存在先入为主的思路，是一种强制性的理论变迁——理论引进,但其后的本土化与理论深化却体现了后发优势。迄今为止，中国税务会计理论包括相对完整、系统的两大领域:企业税务会计理论与税务筹划理论,研究者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历史演化轨迹和未来趋势为依据，论证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历史必然性，以税收与会计的关系为基础阐述税务会计独立的必要性，提出在我国建立适度分离税务会计模式的观点;二是从学科角度讨论税务会计的概念并以高度的理论水准进行严格界定;三是建立相对完善、真正意义上的税务会计理论结构——概念结构;四是构建了与国际模式不同的、以费用观为基础的增值税会计理论框架;五是构建了以产品市场为主体、以会计为核心、分税种的税务筹划理论，并提出基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税务筹划原则;六是提出税务会计经营属性观点,从学科角度论述了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的关系。

(二）“分权观”与“集权观”的争议

在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问题上，我国一直伴随着两种会计观点的博弈:基于会计权益的“分权观”与基于财税权益的“集权观”。前述税务会计研究观点为基于会计权益的“分权观”，可以概括为主张独立税务会计制度安排，尊重市场交易机制下市场交易主体(企业)对会计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有效选择权利，而基于财税权益的“集权观”或者强调税收法律对会计的控制与统领，或者倡导以税收法律为主导的税收法律与会计的协调，不主张独立税务会计安排。从世界范围的典型会计模式——法德与英美模式来看，“分权”与“集权”反映了不同的会计产权配置观念，⑴]36-48会计是作为私人(企业）经济职能为私人服务，还是作为社会经济职能为社会（国家）服务？还是既作为私人经济职能又作为社会经济职能？或者这两个经济职能哪个更为优先、更为基础？

(三）问题一个扩展性思考

税务会计制度安排的争议，就其深层原因来看，核心问题在于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的有效性。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从属于经济学的制度范畴，从而具有经济学的效率意义如果说技术创新的报酬直接表现为熊彼特的利润的话，对于制度创新的报酬的表现形式则远为复杂”，[⑴77制度效率的成本、损失、收益等变量往往不可直接量化，通常无法精确验证，尽管如此，仍然存在一个从理论角度对两者分离的逻辑检验,概括来说有以下几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一是从宏观视角来看,我国现存税务会计理论事实性与实体性构建研究多于制度根源性研究,缺乏经济学的制度研究，我国现时的税务会计安排是暂时性事实还是最终有效选择，这涉及如何从经济学视角来解释、预测税务会计安排的制度变迁趋势及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的交易费用问题;二是从微观视角即从会计视角来看，缺少对税务会计的会计价值进一步地研究。

四、功过是非个理论假说

(一)美国税务会计理论的成因推断

1. 会计理论需求与供给

实证会计学者瓦茨、齐默尔曼认为,会计理论的研究可以用“需求与供给”进行“市场化”解释。虽然2000年2月FASB最后一个概念公告，但作为会计理论研究成果的核心——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前6个概念公告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完成。此后FASB的核心依然是利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作为指导、评价标准来制定、完善一系列财务会计准则。因此，从会计理论需求角度来看,代表权威性的FASB的理论研究需求接近饱和,会计理论剩余空间很小，会计概念结构研究的边际利益递减。但同时也隐含这样一个逻辑——既然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基本完善,FASB对税务会计的理论构建需求应该增加，而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如何解释？应该有这样几个原因可以推断。一是从财务概念框架构建过程来看,在美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其争议和成本更是数不胜数，也让FASB认识到构建一个会计概念框架成本太高,况且美国已经构建会计理论中的核心——财务会计概念结构,这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外部性——对税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理论的空间挤占效应;二是税务会计的管制与参与不如财务会计那么单纯,不仅仅涉及会计行业，还涉及联邦财政、税务、国会、立法机构等众多具有行政权威的非会计利益集团与非会计因素，不但影响会计职业的权威性、垄断性,而且制定税务会计概念结构带来的租金或经济利润也会被其他集团占有。三是税务会计的复杂性极高，制定一个税务会计概念框架难度太大,这个推断也得到了美国会计研究领域的印证，威廉姆斯等研究者认为比起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税务会计又相当复杂”。[4;3从以上分析来看，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成熟后，以经济人假设推理,FASB在实用主义观念作用下，由于成本、技术等原因对其他会计分支的理论建构以消极态度对待也是合乎逻辑的。

2. 税务会计研究选题约束——单一税制与发达的资本市场

美国实行的是单一所得税制，因此美国税务会计面临的是理论选题的单一与狭窄。如前所述,如果从所得税会计角度来看,FASB几经周折于1992年的SFAS109已经有所论证，单一的税制再加上实用主义观念限制了美国税务会计的视野与规模，单一所得税制同样限制了美国税务筹划理论对产品市场的研究。然而，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为税务筹划提供了一个主要的研究选题,斯科尔斯等创建的是以资本市场为对象、高度系统的税务筹划理论，与我国以相对成熟的产品市场与处于新兴、转轨阶段的资本市场为选题约束的税务筹划理论形成对照。更应该引起注意的一个细节是:美国所得税结构中个人所得税的主体性质对税务会计研究注意力产生的分解效应，这同我国所得税结构中企业所得税主体的税法制度又形成对比。

3.税务会计的实务化倾向与实用主义理念

与管理会计“曾经没落”不同的是，美国税务会计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始终兴旺不减，这归功于税务会计实用性推动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美国文化固有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反过来实用主义又促使美国税务会计的实务化。

二战后，所得税成为联邦政府首要的收人来源,联邦税制的日益庞大与复杂化引起对税务会计空前的重视。依据美国会计史研究结论,税收成为美国会计新的增长点，交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数迅猛增长，第一次促使社会对税务会计师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加，美国对外战争还产生了一种超额利润税，以投资资本的回报率为基础，对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师造成极大挑战,公司管理层不得不关心如何进行税务筹划，这又一次刺激了社会对于税务会计服务的需要。i2]36^37°从史证角度来看这两次增长，显而易见，对税务会计实务与税务筹划这类实用性的会计供给是一种“需求一回应”的演化路径，而美国“对所得税会计只求操作上的可行、不求理论上的完整”W39同样是出自实用主义的理念。

实用主义还体现在美围会计职业界对税务增长的参与以及对增长利益的独占欲望上。税法成为各利益集团间博弈的写照，根据美国会计史证,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取消简易纳税申报表，促使税务这一全新的职业悄然兴起，“但对注册会计师们却如同梦魇一般”，从事税务工作的会计师面临两大难题:一是担心无限膨胀的税务行业会给会计师职业带来冲击，所以，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还专门制定出税务从业人员的道德标准,并努力促使美国国家税务局颁布规则，规定非注册会计师只能以“登记”名义执业;二是同律师行业在税务问题上进行博弈，因为〗956年律师行业指责注册会计师税务服务是对法律业务的侵占。由此可见，税务会计牵涉众多利益集团,实际应用与理论创建都表明会计职业及代表会计职业利益的FASB在税务会计的租金或经济利润的分享问题上一直存在实用主义的隐忧。

会计上的实用主义在会计概念结构制定上也体现得比较充分，FASB制定并概念结构，“其主要目标是为外界批评会计准则及其制定提供一种‘看上去很科学’的辩解借口，同时帮助会计职业界继续享有会计准则制定权”，U]59从财务会计来看,是先有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然后在其指导、评价下制定财务会计准则,因此,财务会计受单一准则约束，而税务会计受双重准则约束——税收法律与财务会计准则，而且税务会计概念结构与税务会计准则存在部分倒置程序——先有税收法律后有税务会计概念结构，税务会计概念结构最优先反映税收法律的约束，在其约束下又反映财务会计目标诉求,并指导相关财务会计准则的制定与评价,尽管会计准则机构可以理所当然地行使制定税务会计概念结构的权利，但如前所述，税务会计概念结构的制定涉及多元化的相关利益集团，这意味美国之所以没有产生税务会计概念结构,也与FASB对权威性与租金或经济利润的忧虑有关。

(二）中国税务会计理论的成因推断

1.会计理论需求与供给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会计理论反思与引进期，会计理论面对史无前例的研究需求，会计理论研究的边际利益处于迅猛递增阶段，这是滋生中国税务会计理论体系化的条件之一。在我国会计准则研究论证初期讨论的诸多问题中，“对会计准则影响较大的是财务税收制度，会计、财务、税务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所有问题中需要优先解决的”。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为税务会计研究提供了一个引致的制度安排基础，可以说我国税务会计理论研究与以概念结构为核心的财务会计理论研究几乎同时进入一个此前近乎零供给的会计理论研究市场,这无疑大大降低了财务会计理论对税务会计理论的外部性挤占效应。在经济学意义上，市场规模决定分工程度，市场越大分工越精细，分工提高了研究效率并由此产生规模效应，显然，当时的中国会计理论需求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会计理论研究的分工产生了一定的规模效应，短短10余年的巨大变迁与成就也验证了这种市场分工带来的好处。

瓦茨、齐默尔曼认为只要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提供会计研究，那么会计研究的供给就会对需求作出反应,葛家澍、刘峰也认为如果将理论视为一种“商品”，那它的提供者会因提供这种特殊的商品而获益。萌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税务会计理论研究正处在经济利润不为零的非均衡时期，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里将会获得新兴市场超额利润的好处。理论提供者的收益可以视为会计理论的作用之一，尽管是比较间接的作用，当利润与创新之间的联系成为社会共享的信息时，利润将不再是创新的可能结果,它变成了创新的激励，巨大的经济利润是我国税务会计理论研究持续增长并完成体系化建构的不可忽视的驱动力。

2. 税务会计研究选题约束——双重税制

税务会计研究选题的宽度带动了税务会计理论的深度与厚度，这是中国税务会计理论体系化的滋生条件之二,也是一个基础条件。1994年税制改革后，我国实行增值税与所得税双主体税制结构.，增值税使税收法律与会计发生更大面积的冲突，并使得税法与会计冲突凸现实质性与细节性，如果说所得税是通过收益间接作用于生产过程，那么增值税则是直接介人生产当中，其对财务会计确认、计量以及目标的实现产生了强烈噪音。而实施增值税的国家和地区，其增值税会计处理方法基本上都是税法导向的财税合一模式，存在诸多弊端，n5H9FASB也因美国不实施增值税而没有制定增值税会计准则，因此，我国学者在没有国际参照与示范前提下的增值税会计理论的构建，便具有理论探索与准则指导的双重价值。研究者主张以会计目标为起点构建增值税理论框架，以增值税费用观构建财税适度分离的增值税会计模式，设计财税适度分离的增值税处理方法,并指出在增值税会计准则建设上不可能寄希望于FASB与IASB,中国有必要、有条件制定区别于他国的增值税会计准则。fl5]52_53

3. 反实用主义逻辑的理论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