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经济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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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秦汉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

《华人世界》:您如何认识宋朝在我国历史上和当时世界上的地位?

朱瑞熙:宋朝在我国历史,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宋朝是当时的世界大国,其经济文化多方面的成就,不仅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并且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宋朝属于封建社会的中期,尚未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生产迅猛发展,其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的发展水平,大大超过唐朝,成为战国秦汉以后,中国封建经济的又一高峰期。最后,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统治地区最小的王朝,在与北方辽朝的抗衡中,宋朝处于劣势,后被新兴的金朝占夺了北方半壁江山,最后又被北方的元朝所灭。

《华人世界》:在中国的封建历史中,为什么宋朝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比别的朝代好得多?

朱瑞熙:谈到宋朝的经济,必须要结合历史来讲。

宋朝改变了以前的社会生产关系,并且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而这种新的社人生产关系要比以前更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唐朝中叶以前的社会结构主要是由门阀士族、均田户、部曲、奴客、贱民、番匠和奴婢等构成,而宋朝却对原有的社会结构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官僚地主、佃农、工匠等成了宋朝新社会结构。尤其是处于社会上层的官僚地主代替了原有的门阀士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官僚地主主要是通过科举取得的,而门阀士族却是世代传承的。另一方面,宋朝允许地主和官员自由购置土地,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地主可以出租土地,收取地租。

还有,宋朝的商人成为国家的“四民”(士农工商)之一,许多士大夫也贩运货物以牟利。政府允许商人子弟进入官办学校就读;允许商人及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和任官;允许出使随员,向官府纳钱进粟,建立军功等,晋官加爵;交结宗室、贵戚、官员,甚至与之联姻,可以获得一官半职。

这些都是宋朝很大的进步,都增加了社会的自由度和开放度,从而更加活跃了当时的社会,并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华人世界》:通过您的研究,宋朝与同时期的欧美国家相比,经济处于何种水平?各自特点有何不同?

朱瑞熙:宋朝与同时期的欧美国家相比,各方面绝对处于领先水平。以农业打个比方,当时宋朝的农业比较发达,15斤种子一亩地可以生产1.5担大米,亩产可以翻10―20倍,而西方同样15斤种子一亩地却只可以产出30―50斤大米,只能翻2―3倍。

《华人世界》:请问宋朝为何海上贸易如此发达?在我国历史上处于何种地位?当时主要与哪些国家展开贸易?朱瑞熙:汉、唐主要是陆上丝绸之路,汉唐的疆域要比宋朝大得多,汉唐可以经过陕西、甘肃、新疆,然后再进入印度或阿拉伯国家。而宋朝与汉唐相比,地理疆域要比汉唐小得多,西面有西夏,北面有金,把宋朝陆上丝绸之路给堵了,所以宋代只好进行海上丝绸之路。

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贸易国,主要海港有广州、明州、杭州、泉州、密州、秀州、温州和江阴军,并相继设置市舶司务,管理海外贸易。广州和泉州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大商港,聚集了许多外国商船和商人。当时宋朝输出的主要是瓷器、丝织品、铜钱等,输入的主要有香料、药材、矿物等。

《华人世界》:宋代“王安石变法”倡导的经济政策是什么?为什么会失败?其变法本身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

朱瑞熙:王安石变法的一些政策,其实早从范仲淹就开始了,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对当时的朝政的弊病极为痛心,提出“十事疏”,而王安石直到1068年(宋神宗熙宁元年)才开始变法。“王安石变法”的一些政策是沿用范仲淹的。但如果有人认为“王安石变法”没有意义,那就错了,因为王安石变法虽然失败,但他所主张的一些政策在他变法失败后,仍然被延续下来。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因为“变法派自己破坏了变法”。王安石变法的动机是对的,但他某种程度上没有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在具体变法过程中,很多好的经济政策,却因为执行变法的人,尤其是底层执法的人,直接导致变法的执行层面走样。从而本来有益于经济、有益老百姓的政策,却起了相反的效果,反而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

《华人世界》:当代的一个大学者余秋雨表示“我最向往的朝代是宋代”,对宋朝尊崇有加,您如何看?朱瑞熙:余秋雨的选择,我很尊重。但我认为,我们现在有点过分夸大宋朝的成就,尤其是在80年代左右,好像宋朝什么都是第一,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是世界最高。

其实看待这个问题,我们要全面地看。宋朝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在我国封建历史上是比较高的,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最高的,但宋朝严重地破坏了当时的环境,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只顾经济发展,不顾环境保护”。

当时有大量的植被、草原被破坏,黄河的泛滥成灾,从汉代开始到宋代甚烈,造成黄河在宋朝平均每年出现一次决口或改道的水灾。梯田的过度开垦,也以破坏丘陵地带的森林为代价。南方圩田的过度填筑,导致了许多湖泊从此消失,周围地区水旱之灾频仍。如绍兴府鉴湖、明州广德湖,至南宋时,几乎皆被废为田,以致“涝则溢不已,旱则无灌溉之利”。四川井盐业越是兴旺,消耗的木材越多,结果是不惜采伐周围地区的林木,从而造成“山谷童秃,极望如赭”。而这些都给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后代留下了难以逆转的隐患。

《华人世界》:结合当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宋朝有哪些方面值得借鉴?

朱瑞熙:宋朝值得我们当下社会学习的有很多。比如说,发展经济的同时,一定要注意环境保护,不然以后怎么办!宋朝有前车之鉴,那么多湖泊没有了,黄河也年年泛滥。

第2篇：秦汉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民族国家 市场经济 丝绸之路

经济全球化促使市场不断扩大，国际分工更加深化，各国不断扩大市场，拓宽产品销售渠道，通过与他国产品的对比弥补自己产品的不足与差距，从而改进管理模式，提高创新能力，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

经济全球化对市场经济和民族国家的影响早在我国古代就有之。早在西汉、东汉时期开辟的“丝绸之路”目前已经成为重要的商业贸易通道，而且被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命名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丝绸之路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其中陆上丝绸之路是以长安（今西安）、洛阳为起点，途经甘肃、新疆，通往中亚、西亚，将东西方的文化、历史、经济、宗教等相互传播交流，开启中外交流的新纪元。海上丝绸之路是以南海为中心，分为东洋航线、南洋航线、西洋航线，贯通世界各条海上通道，形成于我国秦汉时期，唐宋时期达到鼎盛，是迄今为止最古老的海上航线。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古代中国和外国文化、经济、科技等传播交流的重要商贸渠道，为人类文明历史进步发挥重要的作用。

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这种重要的“友谊之路”为我国市场经济和民族国家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市场经济空前繁荣。丝绸之路将我国丝绸、瓷器、银器等通过这条要道输送至欧亚各地，同时将欧亚各地的珍贵商品输送至我国，这种商品的交流带动经济的互通，使得欧亚大陆的市场经济得到空前繁荣。古代中国通过这条交通要塞将西方市场经济引入到中国的市场经济，使我国古代的市场经济不断繁荣，产品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同时将我国的市场经济产品向他国发展，达到商品交流互通有无，使得欧亚各国的贸易、金融、投资等市场得到空前发展。其次，文化传播技术的交流覆盖范围广，知识层面深。丝绸之路将古代我国的造纸术、印刷术传递至世界各国，为欧洲和中亚带来一场巨大的历史变革。各国利用丝绸之路这个强大的传播手段向我国古代宣扬他们的文化和生活，为科技知识的传播、文化技术的实践、宗教的传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最后，丝绸之路带来的是民族国家的繁荣强盛。丝绸之路的发展使得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各国在互送利益的同时也要互相受到牵制。各国的文化和生活传递至我国，我国的传统文化势必受到冲击，所以此时的民族主义应运而生，为维护民族国家不断进行斗争。使我民族国家的利益不被他国践踏，使我们的华夏文明不断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和丝绸之路相似的还有源于唐宋时期的“茶马互市”，盛于明清的茶马古道，第一条是陕甘茶马古道，第二条是陕康藏茶马古道（古道），第三条是滇藏茶马古道。这条茶马古道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通往尼泊尔、不丹、印度等国，成为历史文化的载体。茶马古道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成千上万的马帮通过古道，经历艰难险阻，开辟了一条通往域外的商贸通道。促进茶叶、布匹、盐等商品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间的发展，加强民族之间的联系，发展当地的市场经济，与此同时，途径地区的宗教、文化、艺术等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

“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这是我国古代重要交通要塞，而今天我们经济全球化除了这些重要的交通要塞承载各国文化之外，更重要的是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将全球市场经济、各民族国家通过网络连接在一起，把贸易、投资、金融、生产等活动全球化，从而使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通过全球化实现资源整合的全球化，加速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全球化导致发展的不平等，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经济全球化通过各国经济的往来反映国与国之间经济的联盟、共同的市场甚至是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关系，使各国之间的信任不断加深。但是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矛盾与冲突，经济的发展使得地区间人口流动的速度加快，伴随着跨境民族问题。再者如果地区间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下完全独立开放，那么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危机也就相应而生。民族认同出现危机，直接影响民族国家的稳定发展。

基于经济全球化下市场经济和民族国家带来的这种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制度创新是民族家维护国家和市场经济的出路。科斯证明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及经济表现是相关的，认为市场失败的关键在于制度安排，‘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意义的市场经济都不可能'”。制度创新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使国家的经济政策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减少资源的浪费。

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建设中。如何能够在经济全球化建设中把握我国的贸易、经济的区域网络，就需要不断拓展新兴市场、引进先进技术、确保战略资源的足够供应。同时，需要处理好内、外两个市场，不仅要积极加强我国东西南北的发展，而且要不断吸引周边地区投资，激发我国与周边地区之间经济间的频繁往来。

建立国家间信任体系。民族国家的发展离不开民族利益的建立，而民族利益的产生则离不开市场经济的一些列活动。因此，民族国家的市场经济活动使通过双边作用作为基本保障，从而激发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种要素的流动。构建国家间的信任体系，是处理好国家品牌和国际间品牌的基础。既要引进国际的新兴产品同时防止过分依赖国际产品，以免给民族国家的市场经济带来严重的损失。通过构建国家间的信息体系，扩大内需，开放更多的市场，提供更为广泛的融资渠道，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不断提升我国的市场竞争力。

参考文献：

[1]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通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杨春学等.对自由市场的两种理解[M].社会科文献出版社，2013.

[3]马淮.民族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关系探析[M].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1（2）.

[4]黄梅波.国别与地区经济[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第3篇：秦汉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

1.(2014三明质检)《历书》云:“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为清明,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名。”农谚:“清明前后,点瓜种豆。”材料中“清明”作为节气主要是因为()

A.祭祖扫墓 B.踏青游玩

C.农业生产 D.政治清明

解析:C　清明时节,万物皆显,适合农种。故“清明”作为节气主要是因为农业生产。

2.“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汉书·食货志》),通过这则材料可以说明统治阶级的“重农”目的是()

A.防止田地荒芜,加强田间管理

B.控制农民人身自由

C.重视在田亩投入人力以提高产量

D.鼓励农民专心生产而不违法乱纪

解析:B　材料信息的意思是:不从事农业就不能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不能定居就会离开乡土,四处奔散。这样的话,国家即使有严厉的法令,残酷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他们。可见,作者主张通过“重农”以达到控制农民人身自由的目的。

3.(2013北京西城测试)据考古发现,在战国中晚期的墓葬中,河北兴隆县一次出土铁范87件,大多为农具范。河南新郑韩国铸铁作坊遗址出土陶范300余件,其中农具范占60%以上,出土铁农具200多件,占全部铁器的63.5%。说明战国中晚期在上述地区()

A.铁器开始用于农业生产

B.铁犁牛耕是主要耕作方式

C.生产中普遍使用铁农具

D.铁农具制作技术臻于成熟

解析:C　本题考查学生对历史现象的分析能力。题干中“铁范87件,大多为农具范”“铁农具200多件,占全部铁器的63.5%”等信息表明战国中晚期在上述地区铁制农具被普遍使用。A项不符合题干现象,B、D两项在材料中没有体现。

4.(2013长沙测试)中世纪中国财产继承主要实行均分制度,据记载:“今(南朝宋时)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至清代……大江南北其子有余财而不养父,弟有余财而不养兄者比比也”,以上材料主要反映当时中国的家庭()

A.结构比较复杂

B.一度严重缺乏道德责任感

C.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限

D.具有很强的再造和裂变能力

解析:D　小农经济下,一个家庭的男丁成年后如果“兄弟异计”,就会分家脱离原来的集体,成为一个新的、独立的家庭单位。“大江南北其子有余财而不养父,弟有余财而不养兄者比比也”明显体现了在中国传统宗族社会里,家庭具有很强的再造和裂变能力,这是由小农经济决定的。材料没有强调家庭结构问题,排除A项;材料不是在谈道德问题,而且B项中“严重缺乏”表述不符合史实;宋学形成,儒家思想大发展,排除C项。故选D。

5.(2013洛阳统考)北魏均田制实行后,文献中出现了“庄园”一词,被指私人圈占的成片土地。唐代均田制实行后,“庄园”一词的使用更加普遍。据此可知()

A.均田制导致土地集中现象加剧

B.北魏至唐朝前期政府不限制土地买卖

C.均田制未能杜绝土地兼并

D.封建小农经济日益被大庄园经济取代

解析:C　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材料的分析理解能力。北魏实行均田制主要是为了限制土地兼并,但文献中出现了“庄园”一词,说明仍存在土地兼并;唐代均田制实行后,“庄园”一词的使用更加普遍,说明均田制未能杜绝土地兼并。

6.明朝时,“田中事,田主一切不问,皆佃农任之”,地主与佃农之间,“交租之外,两不相问”。对此现象分析不正确的是()

A.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慢慢分离

B.佃农有较大的生产自主权

C.有利于调动佃农的生产积极性

D.地主与佃农间存在雇佣关系

解析:D　由材料可知,土地所有权属于地主,土地的生产经营权掌握在佃农手中,这有利于调动佃农的生产积极性,A、B、C三项分析正确。地主与佃农之间存在的是租佃关系而非雇佣关系,故D项错误。

7.(2013苏北四市联考)《汉书·贡禹传》载:“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盛衣物或饭食等的方形竹器),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钜万。”材料反映汉代()

A.官营纺织业技术水平高超

B.政府鼓励民营手工业发展

C.官营纺织业规模大耗资多

D.手工业产品大量投放市场

解析:C　“三服官”是汉官名。从材料信息可以看出汉代官营手工业规模大,耗资多。故选C。

8.(2013晋商四校联考)《吕氏春秋·孟冬纪》关于秦代官营手工业有这样的记载:“物勒(刻画)工(制造者)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这表明秦代官营手工业()

A.产品做工精美 B.质量管理严格

C.生产不计成本 D.产品不入市场

解析:B　材料体现的是秦代官营手工业中实行产品刻名负责制,反映其对质量管理严格。A、C、D三项在材料中没有涉及。

9.(2013洛阳统考)《登州府志》记载,“纺织花布,以自衣被。穷乡山陬(山脚),无问男妇为之,其织作须织工。勤有余布,亦兼鬻(卖)于乡市,复有布贾贩之城市”。这反映出当时登州()

A.自然经济解体

B.家庭手工业发展

C.民营手工业向农村扩展

D.出现经济区域分工

解析:B　材料大意:登州府家庭棉纺织业相当普遍,生产的布料除自给自足外,还卖到乡里的集市上,再由布贩转运卖到城市去,因此B项正确;A项表述错误,C、D两项在材料中没有体现。

10.(2013浙江模拟)明代,广东省规定炼铁“定山主以为炉首,立炉首以为总甲,收土民以为丁伴,择荒郊以为冶所,严巡捕以为约束,明保勘以为清查,时启闭以为聚散,定丁数以为撙节”。这反映了明代()

A.“重农”政策有所松弛

B.官营手工业仍占主导地位

C.政府对冶铁业的管理很严格

D.在冶铁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解析:C　从材料中的“定”“立”“严巡捕”“明保勘”“定丁数”等表述可以看出,明朝政府对冶铁业的管理十分严格。A、B 两项与史实不相符合。D项在材料中没有体现。11.(2013湖南联考)宋代吴处厚曾说:“蜀有痎市,而间日一集,如疟疾之一发,则其俗有以冷热发歇为市喻。”这段话反映的是()

A.宋代蜀地疟疾流行

B.宋代的集市贸易十分繁荣

C.“市坊”制度已经被彻底打破

D.宋朝经济没有能均衡发展

解析:B　材料中的“痎市”指隔日一次的集市。材料之意是在四川有一集市,每隔一天进行一次贸易,该地就好比得疟疾的病人一样,忽冷忽热。由此可以看出材料反映了宋代集市贸易十分繁荣。

12.(2014咸宁四校联考)北宋真宗时期通行的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益州16家富商联合发行交子。南宋绍兴三十年“初命临安府印造会子,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千里之远,数万之缗,一夫之力克日可到。”对该材料理解准确的是()

A.宋代纸币取代金属货币

B.会子成为了世界上最早发行的纸币

C.长途贩运贸易开始出现

D.纸币从信用凭证到官方法定的过程

解析:D　A项“取代”说法错误;B项“世界上最早”说法错误;C项“开始出现”说法错误;题干描述了纸币从北宋出现至南宋发展的过程:富商联合发行——初命临安府印造,D项正确。

13.(2014泉州质检)明中叶学者王世贞说:“徽地四塞多山,土狭民众,耕不能给食,故多转贾四方。而其俗亦不讳贾。贾之中有执礼行谊(注:意为儒学修养高)者,然多隐约不著,而至其后人始,往往修诗书之业以谋不朽”。材料不能说明()

A.地理环境不利农业,是徽州发展商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B.商业致富和科举仕宦,是当时徽州发展的两个重要支点

C.徽商重儒入仕,体现近代商业和封建权势结合的特点

D.用经商所得厚利,让子弟业儒入仕是徽商的终极目标

解析:C　材料大意是徽州地区四面多山,地少人多,粮食供应不足,故人们多从事商业。并且当地的风俗也不轻视商业。商人之中的儒商在经商致富后,其后代往往以研读诗书、科举入仕为目标。故A、B、D三项材料能够体现。C项中“近代商业”的表述错误。

14.(2013宁波测试)据《明经世文编》记载,“延绥镇兵马云集,全赖商人接济军需,每年有定额。(政府)往往召集山西商人,领认淮、浙二盐,输粮于各堡仓给引,然后前去江南盐运使司,领盐发卖,大获其利。”材料反映出明朝的晋商()

A.获得了全国的食盐专卖权

B.以诚信为经营原则,以义取利

C.掌控了国家军政大权

D.得到官府庇护,获取高额利润

解析:D　材料反映了晋商在政府庇护下,贩卖盐、粮给军队提供军需,“大获其利”,D项符合史实。A项中“全国”说法错误;B项材料没有反映;C项曲解了材料。

15.(2014皖南八校联考)史载,宋朝湖州农民“以蚕桑为岁记”,严州“谷食不足,仰给它州,唯蚕桑是务”;太湖洞庭山区“然地方共几百里,多种柑橘桑麻,糊口之物,尽仰商贩”;“蜀之茶园,皆民两税地,不殖五谷,唯宜种茶……”;颖昌府“城东北门内多蔬圃,俗称香菜门”。上述材料最能说明()

A.政府放弃重农抑商政策

B.商品自由流通程度很高

C.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性农业发展较快

D.农业精耕细作,剩余产品大量商品化

解析:C　从材料湖州“以蚕桑为岁记”、严州“唯蚕桑是务”、洞庭山区“多种柑橘桑麻,糊口之物,尽仰商贩”“蜀之茶园……不殖五谷,唯宜种茶”等可知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性农业发展迅速。A项与史实不符;B项材料无体现,D项与材料“谷食不足”不符。

16.中国古代政府历来对商业发展严格控制,下表为明清时期各地商业集市变化统计表,表中数据说明,自明朝嘉靖至清朝道光年间()

A.农民与市场的联系不断加强

B.南北经济交流日趋频繁

C.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

D.州县集市的密度北方超过南方

解析:A　由表格资料可知,州县集市密度应是南方超过北方,D项错误;B、C两项在材料中体现不出来;明嘉靖至清道光年间集市数量迅速增加,反映出商品经济在农村的广泛发展,A项符合题意。

17.(2012年北京文综,12)秦汉至明代,商人长期处于社会底层。一个重要原因是统治阶层认为商人()

A.不事生产 B.不尊儒术

C.不敬宗族 D.不纳租税

解析:A　本题考农抑商政策。在生产力比较低的情况下,统治者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既可以保证农业生产,增加国家赋税收入,也可以防止农民自由迁徙,保证地方社会治安和稳定,而抑制商业,主要是因为商人有投机行为,却不事生产,不利于管理和维护统治,B、C、D三项不符合史实,正确答案为A。

18.(2014湛江二模)明朝曾有官员指出:“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之愈严而寇愈盛……”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A.寇与商都是日本人 B.海禁的积极作用明显

C.海禁加剧了寇患 D.应当加强海禁政策

解析:C　关键信息“禁之愈严而寇愈盛……”,是说禁商越严,寇就越多,结合明朝对外商业政策可以得出答案为C。

19.(2013湖北联考)“帝王们也是‘经济人’,也要追求效用化,他们的政策‘选择’也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制度,都是‘经济人’在特定资源环境下‘理性选择’的结果” 。按此观点来解释“重农抑商”政策的话,下列结论中可以成立的是()

A.“重农抑商”政策实现了古代经济政策效用的化

B.“重农抑商”政策始终是中国古代帝王的明智选择

C.“重农抑商”政策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时的必然选择

D.“重农抑商”贯穿于中国古代史

解析:C　重农抑商政策曾经在中国古代起到积极作用,但到了封建社会后期,该政策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排除A项。B项中的“始终是中国古代帝王的明智选择”与史实不符,可排除。商周时期,国家曾采取鼓励政策,支持商业的发展,战国时期,为了禁止农民弃农经商,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时,首倡“重农抑商”,排除D项;C项表述正确,符合题意。20.(2013临沂模拟)康熙五十六年,清政府下令禁止人民前往南洋贸易。一位学者曾经指出:“沿海居民……深知水性,惯熟船务之舵工。水手不能胜任担负重物,以谋得一朝之食。或走险海中,为贼驾船,图目前糊口之计;其游手无赖,更无所事事。”这位学者认为海禁造成()

A.国家海防力量有所增强 B.科技发展逐渐停滞

C.政府无法掌握国际变化 D.人民就业机会缩减

解析:D　本题考查学生材料分析能力。材料表明沿海居民惯熟船务,多为舵工水手,海禁后沿海居民或走险海中,为贼驾船,甚至很多人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人民就业机会大大减少。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20分,共40分)

21.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它既是一个生活组织,也是一个经济组织,它还曾经是一个权力组织。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中国古代)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凡是拉得上亲戚的,都包容得下……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像个小国(注:指规模大且具有权力组织特点)。

——《乡土中国》

材料二　16世纪一位英国面包师的家庭构成(家庭手工作坊)(单位:人)

男主人 女主人 孩子 帮工 学徒 女仆 1 1 3 4 2 2 ——根据哈罗德·帕金《现代英国社会的起源》

材料三　在英国至少从1530年开始,他们已不再认为独身是一种美德,相反,他们认为婚姻是由上帝创立的……他们主张把宗教和家庭联系起来,过一种理想的宗教家庭生活,也就是说,宗教信徒除了去教堂礼拜与圣餐外,在家中也进行祈祷与阅读《圣经》。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9年第04期(作者:蔡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在乡下,家庭很小的经济因素是什么?(3分)中国古代一些家庭规模大且具有权力组织的特点,请结合古代政治史分析其制度根源。(3分)

(2)现代家庭是亲人居住、消费和情感寄托的单位。根据材料二指出16世纪的英国家庭还有哪些更宽泛的功能?结合所学知识,阐明这些功能在现代家庭中衰退的原因。(6分)

(3)材料三中的“他们”指哪类人?结合所学知识,英国宗教家庭生活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4分)

(4)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家庭,试分析其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4分)

解析:第(1)问第一小问应从小农经济下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基本单位,规模狭小,分工简单,生产方式落后,小农经济具有脆弱性等角度进行思考;第二小问结合所学可知应是西周宗法制影响的结果,宗法制下家庭内部成员既有血缘关系,又有政治隶属关系,是导致“一些家庭规模大且具有权力组织的特点”的制度根源。第(2)问第一小问据材料二面包师的家庭是一个手工作坊,有“帮工”存在,说明有生产功能,有“学徒”,说明还有技能培训的功能;第二小问联系工业革命后现代工厂的出现思考回答。第(3)问依据“英国”“1530年”“主张把宗教和家庭联系……”可以判断“他们”的身份;“变化原因”可联系宗教改革进行分析。第(4)问注意题干中限制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来”和“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分析作答。

答案:(1)经济因素:小农经济(或“自然经济”;或具体描述小农经济的形态);(2分)经济条件有限。(1分)

制度根源:西周实行宗法制。(2分)将血缘和政治权力相结合,形成宗族(家族)观念。(1分)(答“封建制度”给1分)

(2)功能:生产单位(或经济功能);(1分)技能培训。(1分)

衰退原因:工业革命;(2分)大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动;(1分)工厂制度取代手工作坊。(1分)(如答“学校教育发展”亦同等给1分)

(3)指:新教徒。(2分)(或清教徒,或加尔文教徒,或路德教徒同等给2分,若答新兴资产阶级只给1分)

原因:宗教改革;(1分)形主义宗教观(或宣扬“因信称义”)。(1分)

(4);改革开放使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民进城务工成为趋势;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人口自由流动加快。(每点2分,答出任意2点即可得满分4分)

22.下表是某中学历史研究性学习课上,三个研究小组展示的材料和所得出的结论。

组别 材料 结论 甲组 废除丞相以后相当于丞相地位的官员享有权力范围的变化

时期

职位

所享有权力范围

明代中

叶后

内阁

首辅

拥有票拟权,但不是合法的宰相,地位受到挑战

清代

军机

大臣

承旨拟写,上传下达,备皇帝顾问

君主****空前强化 乙组 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产生 丙组 永乐二年正月,禁民下海。时福建濒海居民,私载海舡,交通外国,因以为寇,郡县以闻。遂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顺治元年,清政府颁发“迁海令”,将北起山东南至广东的沿海居民内迁三四十华里,并且将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水。凡溪河装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瞭望,违者死无赦

夷货非衣食所需,可谓中国不缺耶。绝之则内外隔而构之衅无由生矣,夷虽欲窥伺我也,何可得哉 明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禁绝一切海外贸易 请回答:

(1)上述三组结论,哪一组有明显错误?试阐述你的理由。(2分)

(2)其余的两组结论,哪一组可以从材料中直接推导出来?哪一组不能从材料中直接推导出来?请分别说明理由。(10分)

(3)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处于资本主义的前夜”,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说明当时中国未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因。(8分)

解析:第(1)问是对基本概念的考查,据所学知识容易作出判断;第(2)问主要考查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认识,“资本主义萌芽”最基本的特征是雇佣关系,而这一点在图中不能直接推导出来;第(3)问实际是考查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未能推动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原因,注意题目要求“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材料中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层面,依据所学知识补充思想领域未能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因素。

答案:(1)丙组:明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不是禁绝,而是严格限制对外贸易。(2分)

(2)甲组可以从材料中直接推导出来。

明朝的内阁和清朝的军机处都是中枢机构,但内阁首辅与军机大臣都无决策权,进一步加强了君主****统治。

乙组不能从材料中直接推导出来。

第4篇：秦汉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

论文摘要:消费问题是我国商品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史学家司马迁不仅在历史学方面成为了那个时代无人比拟的大家，而且在消费经济思想方面也实现了 ＂成一家之言＂的目标.他的人性自利论学说与斯密学说不谋而合且似乎存在着渊源联系的影子，基于此所形成的＂因导＂消费思想更是形成了其经济思想独特的理论体系，这种与传统贵义贱利论和黜奢崇俭论格格不入的消费思想也为后世提供了极具参考意义的理论来源.

“历史一不一定是线性的一是人类对那些稍纵即逝事物的意义化回应”(保罗-利科)。司马迁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正是这位被誉为“史学之父”的汉代良师，不但在历史学中“究天人之际，通占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且他在经济思想方面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的论证说明也是经济思想发展史中容忽视的篇章和系统的经济学说，其中他的消费思想可以说是其思想理沦中的特色之说。

一、司马迁消费思想的产生背景

司马迁1O岁诵古文经书，20岁南游长江、淮水，北渡汶水、泗水，访会稽、游齐鲁，经彭城、梁、楚而归。少时师从孔安国、董仲舒，出仕为郎中，后继父职为太史令。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虽遭李陵之祸，但终忍辱完成其不朽之作《太史公集》。就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而言，主要体现在《平准书》和《货殖列传》这两篇文章中。其中所体现出的关于人性自利学说及由此形成的“因导”消费思想可以说是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精要之处。

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正值西汉政权建立六七十年，汉皇朝已达鼎盛时期，但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他却以自己独特的敏锐目光看到汉武帝时代因军费、封禅而形成的挥霍，看到盐铁专卖、均输平准中的与民争利。正是因为当时蓬勃向上发展的社会商品经济，促使司马迁凭借一种进步的历史观来抒发自己反对与民争利的豪气，来抒发自己对社会经济活动发展规律的认识，从而形成了自己具有鲜明特色的经济理论。

一、司马迁的基本思想是自然主义。

他宗法孔孟，掺之以道家学说并企图用黄老之学融合各家。崇信：“春夏[人]死，秋冬旺相，非能为之也；日朝出而暮人，非求之也，天道自然。”这种动态的自然观体现在经济思想中，就是一种经济自由主义。司马迁的自由经济崽想，是基于他的法自然思想，既要尽物之性，还要尽人之性。而基本的人性是以自利为基础的，正所谓“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这种基于自利思想的经济自由主义体现在消费观，也就必然会带有某些与传统的黜奢崇俭思想格格不入的理论特征。

二、司马迁的自利观与斯密的人性学说

司马迁认为人的性情是求财益富，追求功利，“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卜，无所不入”。人的本性就是满足自己的欲望，自占及今无有例外。《史记·货殖列传》对此曾有过精彩的描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沦，终不能化。”自古以来，人们的耳朵和服睛都总是尽量享受最美妙的声音和色彩，嘴里都总是想尝遍牛羊猪狗等各种美味，身体安于舒适快乐，而心里则夸耀自己的权势本领，引以为荣，这种习俗对人民的浸染已经很久了，即使用最美妙的言辞逐户去劝说，最终也是无济于事的。司马迁告诉人们，关于人的自利自荣说决不是一己之见，上古的典籍记载充分地体现出这一事实。人的本质是一样的，但各有专长，人们为满足自己的欲望，各扬所长，以为互补，并制约着经济活动的不良现象，使各行业健康的发展下去而不必人为的指令或号召。“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为证明此观点，司马迁还分别列数了1O种有着不同自利动机的社会现象。总之，人们无不为谋一己之利而奔波，即所谓“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全力而让财矣”。

司马迁的认识集管子、韩非之大成是有一定现实基础的，虽然也有其偏颇之处，但这种肯定谋利是人的本性，势必会要求人的谋利行为应当得到尊重，在经济政策上也就必然要求经济的自由主义，这种要求的提出在传统社会几千年的集权统治思想中是难能可贵的。司马迁的思想是宣扬自利合理和经商致富光荣的经济思想，自汉代以来，国家政权在法律上对商贾…直是打击或抑制的，在士大夫的心目中始终是不齿的群体。所以司马迁的这种与时政对立的反潮流作法，在当时足具有重大开创意义的。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表明：“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自出之。”这种自利的观点和亚当·斯密的理论有类似之处，斯密在《国富论》中说：“我们并不从屠户、酿酒家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从他们对他们自己利益的关心中，期望我们的饮食。我们不诉诸于他们的利他心，而诉诸于他们的利己心。……每一个人，只要他不触犯司法规章，便可完全自由自主追逐他自己的利益，把他的勤劳和资本，来同他人或其他阶层的勤劳和资本相竞争。”亚当·斯密的社会观是人性论。他研究经济现象的出发点是自然秩序的思想，而这种自然秩序是建立在人的本性的基础之上的。在斯密看来，人的本性是利己主义即个人主义，追求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惟一动力，而交换就是由于“人类本性”所决定的，人类的利己心促使他们相互交换。他说：“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们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的多了。……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

因此，斯密认为，每个人虽然追求的是个人利益，不会顾及到社会的利益，但是他为了个人利益的活动，其结果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利益。在“一切都听其自由”的社会里，人们就是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达到一个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虽然亚当·斯密和司马迁的自利观点受着不同的历史条件的影响，但二者的结论却是极为相似的，只不过司马迁比斯密要早约2000年认识到人性自利的一面。正如歌德所说，“在审美标准上，当欧洲人还在丛林中奔跑时，中国人已有优美的传奇故事了”。

同时，司马迁还认为求利致富的欲望人人都有，并且人人都想通过各种手段得到满足，但他赞许的是那种有着较高道德标准的求利行为。这一点要比斯密似乎更有向上的人生意义。他认为，“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故制礼义以分之。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持而长。”然而，从根本上说，思想的形成总是要受到人们有限理性的限制而不可避免的沾染上那个历史时期某些正统道德的气息，司马迁也不例外，他在揭示人类各种自利行为的同时，也不忘用礼义：道德的约束来规整人民的各类欲求，以不致损害政治上的统治。但是，总体来说，司马迁的人性自利学说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确是一股新鲜的气息，这种承认自利、重视消费的思想与传统的贵义贱利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说到司马迁与斯密的渊源问题，目前理论学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其中杨格认为足司马迁最先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等价隐喻，人们逐利的行为就像水自然流淌一样无需刻意地把握，这种人类的经济活动是“道之所符”、“自然之验”。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中心思想很可能就是来源于中国，其依据是在《国富论》出版前的1O年，斯密曾经到巴黎访问了著名的重农主义学派创始人杜尔阁，而此时正值杜尔阁接待两位来自中国的学者高丽殊与杨德旺。那么斯密很有可能直接从这两位中国学者或者杜尔阁那里了解到司马迁的思想从而受到启发，这一点从二者的理论观点和自然哲学态度的不谋而合似乎可以窥见其中渊源联系的影子。当然，对这一观点持反对意见的学者也不在少数，然而不论其渊源一说是否属实，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距斯密理论的几千年的东方世界里，司马迁已经开始关注人性自然、循势因导的经济活动了。

三、司马迁基于自利论的“因导”消费思想

消费思想是指人们对待可支配财富的观念和态度，是对消费活动过程的消费对象、消费方式和消费趋势的认识评价和价值判断。而黜奢祟俭思想在中国的古代一直作为正统的消费理论存在，这一点西方也不例外，西方人直到十七八世纪还在强调黜奢崇俭，把奢侈看作“难以制服的野兽”和“最大的灾祸”。但是，司马迁在对人性自利行为的精彩论述过后，基于这种自利论的思想，他又提出了一种与封建正统黜奢崇俭思想格格不入的消费观即“因导”消费思想。由此，秦汉社会一直以来的“尚俭”思想逐渐产生了向“崇奢”思想演变的趋势。

所谓“因导”消费思想得名于他对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指导方针：“故善者凶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也就是说最好的调控经济的方法就是顺应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是教育劝说、约束管理，最下策才是与民争利。基于这种理论基础，建立于此之上的消费思想也同样带有浓厚的“因导”色彩。

《史记·礼书》中曾经生动精彩地写到：“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司马迁认为消费者一般都是具有奢侈攀比风气心理的，但这种放纵消费在集权王朝是不适于平民百姓的，而具有此种消费心理且具备此种消费能力的人是上层政治阶级和富有的商贾阶层。而等级消费制只确保了王权统治阶级较高的消费标准，却限制了商贾阶层的消费要求，这是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司马迁列举当时各地名品特产认为此皆中国人民所喜好，他认为农虞工商是消费资料的总源泉，EffJ越发达，消费品供给越充裕，社会经济也就会越繁荣。在这里他虽然模糊了必需品和奢侈品的界限，但是这种将消费的基础由农业生产扩大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思想，完全摆脱传统重农唯农主义的偏见，向传统黜奢崇俭思想发起了挑战。但由于司马迁的这种“因导”消费思想并没有意识到在当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工商业的优先过度发展也许会有害于作为当时经济基础的小农经济的稳步发展。所以，他的这种超现实思想并未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和支持。然而，司马迁的“因导”消费思想毕竟是传统消费经济发展中的一种逆思潮，他的思想为后世商品经济要求商人资本独屯发展的消费意识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司马迁的“因导”消费思想明确地表达了当时商人阶层的消费意识，这个阶层具备足够的消费能力，却受到爵禄等级消费制的约束和封建特权阶级的不齿。而只有在消费政策上实施“因导”消费思想，统治阶级和商贾阶层的适时消费才会有政治依据。他认为这种消费思想于已于国都是有利的，尤其是依靠制作、出售奢侈品为业的富商臣贾可以使自己的经济活动师出有名，并以此尽可能多的分割封地主的地租和赋税收入，对于国家而言“因导”消费思想会由于鼓励消费活跃经济使得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普遍提高，仁义道德才会因此而广泛渗入人们的心中。做到“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

司马迁消费思想的属性决定了它的反传统特点。他认为正是在财货的种类较少而人的物质欲望受到限制的时代，才会形成“小国寡民论”和否定商业的论调。但是，一旦消费生活的水准提高和习惯于富裕生活之后，要想人为的限制和压抑人的欲望就非常困难了。所以不如通过使农业、林业、手工业等行业的产品符合消费者的欲望并满足他们，最终使国家和人民走向富裕之路。

司马迁肯定消费生活中的人的本能欲求，并以满足这种欲望作为经济生活的目标。这种消费观存舌定传统贵义贱利论和黜奢崇俭论的同时，也肯定了人的欲求重视消费活动对社会经济的重大影响作用，指出了致富途径的“富无经业”，表达了要求提高商业社会地位和要求经济自由运行的超时代的思想，为后世留下了从欲求以及消费角度“得以观择”的理论参照。

四、结语

人类的求利动机是一种天性，这种“天性很可能以这种方式来欺骗我们。正是这种蒙骗不断地唤起和保持人类劳动的动机。正是这种蒙骗最初促使人类耕种土地，建筑房屋，创立城市和国家，在所有的科学和艺术领域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这些科学和艺术，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使之更加丰富多彩；完全改变了世界面貌，使自然界的原始森林变成适于耕种的平原，把沉睡荒凉的海洋变成新的粮库，变成通达大陆上各个国家的行车大道。”经济是一种文明，更是一种文化、一种思想，它不仅仅是只包有物质的内容，同时它还包含着浓厚的精神层面的意义。司马迁的人性自利论学说以及基于此产生的“因导”消费观思想作为我国经济思想长河中的一份珍贵遗产，正是这样的一种思想和文明。

参考文献

[1]唐任伍．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2]桑田幸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1990．

[3]蔡尚思．中国思想研究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4]亚当·斯密，蒋自强等译．道德情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5]亚当·斯密，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6]亨利-威廉·斯皮格尔，刘宇飞等译经济思想的成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7]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第5篇：秦汉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方法论；学术刨见

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

在进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胡老经过不断的探索，寻找出了一套颇具个人学术特色而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大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坚持以为指导

胡老一直坚信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意义，并将这一理念贯穿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整个研究过程之中。例如，胡老在5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时，最初只考虑到是搞一门专史，对历史分期问题采取了一种被历史学界较多接受的观点一一秦汉封建制说。但随着胡老对经济思想分析的深入，却碰到了一系列按照政治经济学无法解释的问题。于是他依据的基本原理，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重新进行了审视，果断地放弃了前说而采用了西周封建论，肯定西周是较典型的封建领主制经济，结果困难即迎刃而解。①

胡老在长期的研究中敏锐地发现，单纯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会碰到许多不易正确解释的问题。他从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得到启发，认为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并列为社会基本矛盾，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历史分析是一个很有力的指导理论。由此，胡老提出，在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封建经济的研究中“还须充分运用同志的社会基本矛盾理沦作为分析的武器”，认为“掌握了这一理论武器，会帮助我们解决单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时所不能很好解决的问题。”②由此他开创了运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先河，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有效的的科学方法。正是在基本原理，尤其是在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指导下，胡老准确清晰地把握住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并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对此，胡老曾深有体会地指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作者深深地体会到，如果不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正确地运用思想，许多的历史事件就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③

胡老还以此为理论基础构建起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坚实大厦。他发现，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经济思想史也相应地呈现出不同阶段的时代特征，“一个国家的经济思想史，是与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有密切关联的，所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这里，就应该特别予以考虑”。④基于这种认识，胡老将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作为肇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大厦的理论基石，在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变动的基础上探讨经济思想的变迁，并将其作为贯穿历史上各种纷繁经济观点的一根红线，从而首次完整地建造起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系统框架。所以，胡老始终强调，“一部完整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必须以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为指南去整理和分析”，⑤“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体系，是在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⑥

胡老一再指出：“有不少关于历史经济问题的分歧意见或观点，都是由于没有很好地或全面地掌握理论才产生的，根本不是什么分歧”，因此在研究中“更重要的仍在于更熟稔地运用经济诸范畴”，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⑦

2．主张以近代习用经济范畴为基础构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系

许多学者认为，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时应该有和它相适应的独特体系，而不能按财富、生产、流通、分配、财政、金融等经济范畴为体系的方式叙述，否则就是以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框框来套中国经济思想史。由于这一观点涉及到应否借用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某些“框框”的问题．所以是一种方法沦的问题．对此，胡老发表了自己独特的看法。⑧

胡老指出：“任何一种思想史必然有一些它自己的特殊的理论范畴，只有在阐述其特殊理论范畴的发展过程条件下，才能显示它本身的特色”。⑨他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则必须以各种经济范畴如生产、分配、财富等为基础。因为“这样做有几个好处：(1)易于理解某一思想家或时代的经济思想的面貌及其所反映的阶级关系和经济条件；(2)可能把不同时代的或同一时代的各个思想家的经济观进行比较分析；(3)易于探索许多重要经济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赖以产生的阶级关系或经济条件的变化”；(4)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专业的经济思想家，传统经济思想大都混杂在哲学、政治等论述之中，将各个经济观点按照经济范畴分别加以表述，易于和哲学、政治等观点严恪地区分开来；(5)经济思想史区别于其他思想史之处即在于它以论述代表一定阶级或集团的经济概念、理论及其发展过程为任务，而只有以一定历史时期或人物所接触到的经济范畴为表述内容，才能实现这一任务，更充分地体现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特点。⑩

同时，这种表述体系并非是资产阶级学说史的“框框”，其实经典著作就是采用财富、利息、生产等范畴来考察、论述经济学说史的。故以各种经济范畴如生产、分配、财富等叙述一定历史人物、学派或阶级的经济思想，非但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学体系应该且必须采用的，即便“将来从事于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思想史的编写也必须使用这些范畴。”⑾胡老进一步指出，由于旧有的古代经济思想与近代经济思想在逻辑思维和名词术语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完全以旧有经济思想的范畴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的基础，而“必须以近代经济范畴为基础并：兼顾旧有特点的体系来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⑿这样才能更好地运用观点对旧有的经济思想遗产进行整理，才能使人们易于理解。因此，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以近代习用的经济范畴为基础，“不仅无可非议并是势所必然。”⒀

3．倡导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

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胡老一向重视并极力主张运用比较分析的万法。他指出：“所谓对比分析，以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来说，就是把各种经济观点在可能范围内进行古今对比、中外对比并加以分析批判．”⒁针对一些学者反对进行古今或中西对比的观点，胡老坚定地认为：“进行对比分析，不仅可以这样做，有时甚至必须这样做。”⒂

一方面，各类经济范畴有进行对比的可能和必要。首先，任何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范畴如劳动、消费等，其本身就具备相对比的可能性，且只有通过对比才能体现出各社会形态经济范畴所反映的经济思想和客观经济条件的特点。其次，一定社会形态所特有的经济范畴，只有通过对比才可能发现其在同一社会形态下的中西方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具体差别，且只有把同一社会形态下中西方特有经济范畴进行一番全面对照之后，才能发现中国经济思想的某些特有范畴。最后，几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范畴，如货币、商品等，“是古代社会和近代社会所共通的”，故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既可以把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它的半殖民地时代的经济思想相对比，也可以与西方从奴隶制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思想相对比。”⒃且只有通过对比才易于发现一定经济范畴的演变过程，并找出它在各个生产方式或不同国家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别点。另一方面，对比分析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必然要求．首先，胡老指出，19世纪后半期西方经济学说即开始输入中国，并成为人们谈论经济问题的惯用模式，而之后传人的的经济范畴在名词术语上仍是沿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范畴．由此他认为，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任何一个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者，无论他是以为指导或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都必须选择使用人们所熟习的经济范畴才能为人们所理解，而“这样做，已经是在进行一种对比分析”。⒄其次，一部完整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既然必须以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为指南去整理和分析旧有的经济思想和解放前曾一度流行过的由西方传人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这就要求必须进行对比分析。只有通过对比研究，才能知道19世纪中叶前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存废变迁情况，理清其发展演化的历史线索。最后，只有把我国旧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古代和近代的经济思想进行对比分析，才能使我们知道我们祖先曾经为经济学说作出过哪些贡献，及其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中占据怎样的地位，才能真正发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所以，胡老坚持认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进行对比分析，是可能且“十分必要的”。

4．力主“古人思想现代化”

如何准确而恰当地解释、分析和评价古人的经济思想，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探讨中一个颇受重视的热点。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曾发起了一场关于该问题的讨论，即“古人思想现代化”之争．胡老旗帜鲜明地主张“古人思想现代化”。

胡老指出，所谓“古人思想现代化”，至少应该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不遵守列宁所说的“严格的历史性”，把某些古人在他的历史地位上不可能做和不可能想的当代的东西，无中生有、牵强附会地强加到古人身上；第二种情况是遵守严格的历史性，运用现代科学观点、概念、术语和语言论述古人在他的历史地位上应有的思想和行动。⒅胡老坚决反对前者而肯定后者，他指出：“第一种情况的现代化显然是错误的，几近于无中生有的造谣，这已不完全属于把古人思想现代化范围”，而“第二种的现代化是正确而必不可少的步骤，也是所有反对把古人思想现代化的同志们所认为应该坚持的正确研究态度”。⒆

胡老一再强调，要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去分析、评论古人的思想和用现代的科学概念与术语去解释古人的思想，进行“古人思想现代化”是十分必要的，他指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和现代科学成就去整理祖国文化遗产，尽管我们遵守严格的历史性，把古人及其思想放在他应有的历史地位上，仍然有不少必须把古人思想现代化的过程．”⒇

胡老认为，真正正确而恰当地将“古人思想现代化”至少要经过三个必须的过程：一是“转译”把古人习用的语言，“现代化”为我们今天通用的语言，即将古汉语译成现代汉语；二是“对口径”，即为古代的概念术语找到现代习用的相应替代概念术语；三是“加工”，即把古人尚无确定术语概括的思想用现代习用的概念术语表达出来，从而更易于理解、分析和批判．此外，这些概念、术语和语言，由于历史的差别，古代与现代必然在内容上有简单与复杂之别，认识上有深浅之别，以及反应客观事物的正确程度之不同，这些也都需要在分析批判中进一步加以指出。胡老指出：“从某种意义来说，对口径、加工和转译等才是真正而正确的把古人思想现代化。”[21]

对于“古人思想现代化”，胡老是一贯坚持的。20世纪80年代已年届80多岁的胡老仍著文指出：“将古人思想及其有关文献予以现代化成为任何古代中国学术史者所必须闯过的第一关”。而“无论今译、对口径或加工均是治我国任何古代学术思想史者(包括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和艰巨的任务，其目标正是使古人思想现代化，并无可非议之处”。[22]

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创见

胡寄窗先生作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大师、专家，他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卓越学术成就，集中体现在他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系统总结和独到评析上。

1．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

从整体上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进行系统的贯通性总结和研究，是由胡老开创的。胡老的三卷本《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以为指导写出的第一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通史专著，在该书中胡老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主要有以下几大方面：

(1)《管子》经济思想的精辟剖析。胡老首次对《管子》经济思想作出了系统整理和分析。颇值一提的是对《管子》轻重理论的研究。他不但力排众议，认定该理论成于战国中后期，而且对该理论的内容从研究对象、轻重规律及其运用等方面作了明白晓畅的分析，同时独树一帜地指出，轻重理论实质是封建王权与商业精神的混合物。又如以往中国学者大多认为《管子》的消费观念是其思想中最矛盾、最不易处理的一部分，因为《管子》既主张崇俭却又鼓励侈靡．胡老则认为，这二者并不矛盾，崇俭是一般情况下都适用的原则，而侈靡是在特殊情况下为了达到一定目的所采用的手段．胡老对于《管子》的其他经济思想如货币数量说、自利观念、财政上扩大经济收入和价格；既念等等，亦都有独到精辟的论述。

(2)古代经济循环论的首次发现和系统阐述．中国古代经济循环论后人始终未真正理解其根本内涵，更没人作出明确系统的论述。胡老全面考察后指出，史书所载“木饥”系“木康”之误，后世辗转传抄，迄今未被发觉，这样就不但纠正了一个史料的谬误，而且首次对这一中国古代经济循：不论作出了系统合理的阐述，认为该学说说明当时人们已察觉到社会经济生活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客观规律，是世界上最早说明社会经济变动规律的经济循环论．

(3)古代人物经济思想的重新审视。胡老对古人经济思想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例如，对于王莽的经济思想，学术界几乎全盘否定，认为其代表了汉代大地主阶级最腐朽集团的既得利益．胡老则对王莽的经济思想给予了较为肯定的评价，指出王莽对当时社会经济的一些问题已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如认识到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商品化是土地兼并的前提条件；非生产性的家庭奴婢人数的增加会导致农村劳动力的缺乏；具有垄断性的生产事业由政府严加管制的必要性；尤其是他对标准价格的设计和对生产成本的重视以及对利息来源于利润的认识，更是十分深刻和独到的。所以尽管王莽经济改革措施存在不少错误之处且以失败告终，但失败了的经济政策并不一定都是错误的政策，他仍不愧是对经济问题有一定观察力的知识分子，能对以前的思想家在这方面的成就加以综合利用，并在某些方面有较深刻的或独到的认识．

(4)古代土地思想、货币理论、财政思想、“重本轻末”思想、分配思想等的系统研究。

1)土地思想．胡老深刻地指出：在封建社会前期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是土地思想的主流，由此思想家们设计了各种以小土地平均分配为指导原则的各种土地方案，从而形成了井田思想、限田思想、王田思想、占田思想、均田思想等等；而从唐中期开始，土地思想则从解决土地问题本身更多地转向赋役问题，特别是从宋代起，思想家多将土地兼并看成是积重难返不易改变的客观事实，并对以前的土地思想如井田思想进行了分析批判，主张定经界和清丈土地成为土地思想的主要内容，一些新的土地思想如“耕者有其田”思想的雏形开始萌生。

2)货币理论。胡老指出，“子母相权”论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货币理论，而《管子》的货币思想则标志古代货币理论的最高峰，这二者支配了整个封建时期，成为封建地主经济时期经常被引证的货币理论依据；封建地主经济前期虽出现了一些新的货币观点，但经常是点滴的发现或论述，少有人对这些观点作综合的系统研究，且绝大多数均系重复前人的观点；宋以后，由于纸币的出现和流行，给货币理论增添了一个崭新的内容，纸币问题成为争论最多的议题，而从明末开始白银则不时成为货币议论的中心问题。

3)财政思想。中国古代财政思想是甚为丰富的。胡老对其发展演变的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指出在先秦时期许多基本的财政观点包括量人为出、开源节流、培养税源、平均负担、轻徭薄赋等均已产生，西汉思想家则将其具体化为财政措施，在许多方面都具有首创意义，对此后的封建王朝财政起了极大的指导作用，但就其理论来说并未有所突破；隋唐开始发生了重大财政改革，出现了一些新的财政观点，如量出为人、以贫富为差征税等等；宋代起则更多地是对传统财政思想教条的批判、深化和改进。

4)“重本轻末”思想。胡老指出，中国古代“重本轻末”思想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轻末”思想的演变上，具体说来：春秋及以前普遍重商，至战国开始出现轻末思想，汉代则成为一个传统的：经济教条，但汉末即有人对其提出了异议，封建地主经济后期这一趋势更加显明，明清之际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论对传统的轻末抑末作了根本否定，魏源则以新的时代精神宣扬富国，给轻末观点敲响了丧钟。这种对轻末观点的怀疑或公开批判，体现了顺应商品经济发展客观条件的进步要求，特别是明中叶以后的反轻末思想更是预示未来新兴剥削阶级的要求。

5)分配思想。胡老认为，中国古代分配思想在封建社会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战国中期以前的思想家大都主张缓和贫富对立现象，两汉战国末年的分配思想则变为肯定贫富不均现象的合理性，两汉起却又掀起了激烈抨击贫富对立的思潮，而从宋代开始，则较多地宣扬富民思想，反对打击富民的思想日益流传，维护富民利益成为主流思想，愈接近封建地主经济的末期愈是如此。胡老指出，剥削阶级思想家所谓“均贫富”只是用温和的方法以适当缩短悬殊的贫富差距，劳动人民的“均贫富”要求则是以革命的暴力剥夺方式达到财富的绝对平均。

此外，胡老对于古代价值与价格概念、消费观点、干涉与放任等也都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独到论断，不一一列举。正因如此，学界称誉胡老：“他在未探索的航程领域中开辟出一条路径，和他对许多空白的填补以及对大量未见分晓的问题的澄清，则胡氏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上树立了一块里程碑。”[23]

2。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

胡老在其另一部代表性著作《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亦作出了许多深刻独到的分析和评价。例如，对于近代官督商办，当时学界大多倾向于指责其对的遏制作用。胡老指出，不能认为官督商办形式本身也是错误的。当时民营工商业的幼弱、国际资本主义的强大竞争压力，以及外在融资条件的欠缺，决定了官府参与工商业的必要性，如不存在官督商办企业，则民营工商业将拖延到若干年后才能缓慢出现，所以官督商办企业开风气之先的创始意义是不能否定的。由此，胡老认为，近代思想家倡行官督商办之说，亦自有客观基础，不应受到责难。又如，举借洋债主张在当时学术界一直受到较多的批评．胡老认为，举外债以兴办近代工业是任何一个经济落后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的正常途径，不应当将其同一些由于经办官僚的无知而接受的苛刻借债条件搅混在一起。当时马建忠因倡议举外债以修铁路而备受非议，胡老则认为马建忠所说的外债是指在资本市场上发行铁路股票以筹集资本，是资本主义世界创办工商业的习惯方式，其倡议举洋债以兴办各种工商事业之论的本身，从理论上讲是不能非议的。

在对近代历史人物经济思想评价上，胡老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例如称魏源“在经济思想领域，他可算是典型的中国式经济思想的最后一位足值称述的思想家，同时也是向西方文明学习的这一巨大历史潮流的发轫者，所以，魏源的经济思想标志着我国传统经济思想之历史变革的转折点”。[24]魏源以后，许多学者大量接触了西方经济学，并以此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因此胡老提出对这些学者的经济思想应以近代经济学的尺度去衡量，如康有为在以前的经济思想学界多给予较高评价，胡老在肯定其进步作用的同时又指出“只是把一些向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习的先行者的意见加以综合，虽在个别问题上有所发展，仍谈不上增加了中国经济思想的什么新内容”；[25]严复是真正传播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惟一学者，但“不能算是一位近代意义的资产阶级经：齐学家，因为他只有对许多经济学说或问题的片面见解，缺乏对任何一个经济理论范畴的较完整的表述”。[26]等等，不一而足。

注释：

①胡寄窗：《对古代史分期问题的一点意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6期。

②⑦胡寄窗：《关于研究中国封建地主经济的若干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③④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第l页．

⑤⑩⒁⒂⒄⒅⒆⒇[21]胡寄窗：《关于目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4年第1期。

⑥谈敏：《回忆我的恩师一一胡寄窗先生》，《财经研究》1994年第4期．

⑧⑨⑾⑿⒀⒃[22]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学术学刊》1986年第3期．

⑦张立容：《评述胡寄窗著<中国经济思想史>》，《美国政治经济学季刊》1987年第3期。

[24][25][26]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页、第209页、第235页.

参考文献：

[1]胡寄窗．关于目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学术月刊，19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