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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激发兴趣,开展竞赛
“兴趣是最好的教师。”教师如果想在古诗词教学中提高对古代文化常识的教学效果,就需提高学生学习古代文化常识的兴趣,在教学中可以做到激情引趣。教学时,对作者的介绍是古诗词教学里必不可少的环节,但学生对这一部分内容不太感兴趣,再加上介绍作者的语言缺乏系统性,所以学生的掌握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在教学中,教师首先要对古诗词里的作者进行梳理,这样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在教学中有选择地把常识性知识告知学生。其次就是打破以往的背景介绍模式,采取适合学生年龄特点的形式进行渗透,如情景导入、讲故事等。其三是去掉那些与小学生心理发展、学习领域、兴趣无关的“摘抄”,尽量精简地介绍作者的生平。例如对统编教材三年级上册《望天门山》一诗的作者李白的介绍,教师就可以设计悬念,激情引趣,以李白有着“诗仙”之称,也有“酒仙”的美誉导入,学生的注意力一下子被吸引了过来,对李白被称为“诗仙”“酒仙”的原因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笔者通过简单的介绍道明李白“诗仙”之名的由来,以及与贺知章、杜甫之间的关系,并顺势介绍这两位诗人:四明狂客——贺知章(李白的朋友),少陵野老——杜甫(和李白并称“大李杜”)。同时,笔者还将学生的思路短暂带回到三年级的古诗《望洞庭》《绝句》《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山行》中,因为这几首诗的作者的雅称分别是诗豪(刘禹锡)、诗圣(杜甫)、诗佛(王维)、小李杜(杜牧)。并通过“古代诗人知多少”竞赛的形式,对以前学习过的“古代诗人并称、雅号、雅称”进行巩固复习,学生兴趣盎然、跃跃欲试。短短几分钟,便可让学生积累到古代诗人别称的基本知识。
二、借助多媒体,形象生动
多媒体教学能使课堂生动化、形象化、直观化,化难为易,提高教学效果。在对古代文化常识讲解时,我们可以借助多媒体,将那些远离生活的抽象知识点能够直观形象地呈现在学生面前。在古诗词教学中,对天文知识方面的介绍也可以借助多媒体来进行。在诗词里,关于月亮的别称有很多。如李贺的《马诗》:“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因初月如钩,所以被称为“银钩、玉钩”;白居易的《暮江吟》:“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因弦月如弓,故称“玉弓、弓月”;李白《古朗月行》:“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因满月如盘,故称“银盘、玉盘”。教学时,如果我们单纯通过文字讲解,小学生对“弓、钩、盘”难以产生直观的印象。但如果运用多媒体呈现月亮形状变化的动画图,用视觉的直观感受,代替文字,这降低了教学的难度,提高了教学的效果。
三、主题教学,系统总结
古代文化常识比较琐碎、零散,如果我们想要掌握其中一部分,就需要对其进行全面系统地了解,同时也需要我们在古诗词教学中,采用主题教学的方式。主题教学旨在将学生的学习现状与学习目标相结合,通过知识点主轴的构建,串联起一系列的知识点切片,对学生所学内容和需要掌握的知识进行纵向发掘,整体构建学生的知识体系。这类课堂的教学目标更明确,对问题的挖掘更深入,对知识的总结更系统。但由于课堂时间有限,所以主题教学离不开“学习前置”“问题驱动”。在教材中,我们会碰到不少有关历法的诗词,如王贞白的《白鹿洞》:“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朱熹《偶成》:“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颜真卿《劝学诗》:“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由此,我们可以围绕古代计时法这个主题来展开教学。课前教师向学生提出:“三更、五更是几点钟?为什么古人是用‘寸’来衡量‘光阴’的?古人是用什么方法计算时间的?古代有哪些计时法?”等诸多问题,让学生根据问题先自主学习,然后分小组搜集资料。为了避免学生无从下手,失去学习的积极性,教师应适当提供帮助。课中,教师检查学生的笔记,并小组汇报交流,分享学习收获。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回答对知识进行总结,课后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将古代的十二个时辰和现在时间一一对应,并以表格的形式整理在笔记本上。这样通过“学习前置”“问题驱动”,学生的脑海中就形成了系统的知识体系。值得注意的是,主题教学对教师的知识系统有着更严格的要求。教师对相关知识需有系统全面的了解,是确保课堂有效进行的前提。
人文一词最早见于3000多年前的典籍《易经》: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飞(《易责》)原意是指礼乐教化。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
中国古代文学作为重要的人文学科,包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它既是古代先贤圣哲心灵历程的形象化历史,又是塑造炎黄子孙人生观、价值观的珍贵教科书,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中国古代文学体现了古人关注民生的人本思想。勤政爱民的民本意识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狐民本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认同,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具人文精神的财富。中国古代文学还体现了古人人生不朽的价值追求。早在先秦时期,先贤就已经对人生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了。他们深刻地意识到肉体生命的脆弱和人生的短暂,思考以立德、立功、立言的方式来提高生命的价值,以达到精神的不朽。中国古代文学还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古代文人对大自然无比热爱,甚至达到了物我合一的境界。很多文学作品都体现着作家对天地自然的精微体悟以及天、地、人之间圆融统一的和谐之美。
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就是人文精神的宝藏,如何将其挖掘出来,传播给当代大学生,使他们树立崇高的人生信仰,在文明社会中传递正能量,是古代文学教育工作者应当思考并完成的课题。
二、互动教学在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中的重要作用
(一)变教师主导为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和探讨
目前,在很多高校的古代文学课堂中,教师还是采用单一讲解的方式,照本宣科,缺乏感情和激情,自然无法激起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积极性。事实上,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的价值并不完全局限于文学知识的简单传授,而应视之为流动的人生课堂。教师要合理地设计课堂内容,激发学生的参与兴趣,让他们主动探求文学知识之外的人文精神,如古文的美学律动、古人的心理文化等。学生甚至可以直接点评现代作家的创作和古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应该积极互动,深入研讨教学中的相关问题,还古代文学课堂以温情脉脉和生机勃勃。
(二)变知识灌输为情感体悟和审美,增强学生和古人之间的精神对话与互动
目前,高校古代文学课堂普遍存在注重文学史基本知识的简单讲解,轻视甚至忽视作品的朗读、分析和体悟。戴建业通过对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在内的全国31所高校古代文学课程内容设置情况的统计、分析,认为目前大学中文系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即偏重于文学史线索的梳理和常识的灌输,相对忽视对文学作品的讲习和体悟。这个结论值得古代文学教育工作者深刻反思。
多年来,受高考应试教育的影响,古代文学教学舍本逐末,将原本富有哲理意蕴内容的理解和体悟变成了支离破碎的字词默写、文句简单翻译及层次结构分析。这种做法忽略了古代文学作品中丰富的生命精神和生活哲理,扭曲了学习文学的真正意义,导致的结果就是青年学生兴趣的萎缩、心灵的枯竭和情感的荒芜。我们认为,古代文学教学应摒弃泛泛谈论作品思想内容与艺术特点的讲述模式,而应更多地关注作家的时代背景、生存状况及其思想形成,深刻体悟作家独特的思想意识和人生态度。教师应该引导学生从思想和理论的角度出发,去认识作家、感受作品,通过作品还原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再现一段段形象的历史,接受各种富有认识价值的思想与观念,实现从文学到思想、再到人生的飞跃。
(三)变就事论事为紧密结合现实,古为今用,强化学生理论知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双向循环、互动
当前,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就事论事、割裂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也是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诚然,时代变迁,沧海桑田,今天的情况已经不同于古代,但是,古代文学蕴含的很多人文精神具有普世价值,可以超越时空,照亮当代人们的心灵。这种精神是有一定高度的,不是就事论事式的,它要求通过对某事、某物的认知上升到对社会、人生乃至宇宙的关照。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循循善诱,引导学生在深刻理解作家、作品的基础上,通过联想、想象,体悟这些崇高精神并能够运用其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高校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家庭情况各不相同,贫富也很悬殊。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可以利用孔子与其弟子子贡的一段对话来对学生进行鼓励和教化。在《论语.学而》篇里,孔子委婉地否定了子贡满足于贫而无馅,富而无骄的态度,并提出了贫而乐,富而好礼的人生追求。这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我们无法改变出身,但是,我们能够决定自己对待人生和贫富的态度:贫困病患,不忘安贫乐道;富贵安康,仍能温、良、恭、俭、让。这样,无论遇到怎样的挫折,我们都能不抛弃,不放弃,用平和之心坚定地走向预定的目标。
三、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加强人文精神培育的内涵
古代文学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古代文学教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就是将它们挖掘出来并传授给学生,以优秀的作品提升其人格,以高尚的精神净化其灵魂。
关键词:“兴趣点”;兴趣教学理论;古代文学;教学改革
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在传承民族文化、提高审美能力、陶冶高尚情操、丰富人文底蕴诸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新的时代形势和社会发展要求下,古代文学教学也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古代文学跟现代社会的巨大时代距离,导致学生产生隔膜与疏离感,古代文学根底普遍薄弱。另一方面,由于古代文学课时锐减、要求降低、教学过程流于表面、手段滞后、课堂枯燥乏味等多方面因素使学生兴趣减退。如何摆脱古代文学教学困境,增强古代文学教学的有效性,是当前古代文学教学改革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突破口在哪里?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曾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深刻地指出了兴趣对于学习的重要性。教育的目的除了使学习者获取知识以外,更重要的是培养学习能力,而获取知识、培养能力的强大推动力就是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学习者一旦有了浓厚的兴趣,就会变被动为主动,以学习为乐事,这样既能提高学习的效率,又能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实现学以致用、活学活用。对此,爱因斯坦做出了一个更精辟、更简洁的结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关于兴趣与教学的关系问题,历史上许多著名教育家已经形成了丰富的兴趣教学理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被誉为“教育科学之父”的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他最早对“兴趣”概念进行界定,认为兴趣是“心理上的积极活动”,是“人的意识的内在动力”,兴趣意味着主动性,代表着“智力追求的能量”。赫尔巴特将兴趣视为教学的教育性实现的重要因素,将培养学生的多方面兴趣作为教学的直接目的,特别强调教师必须激发学生各方面的兴趣和感受性。“兴趣说”是赫尔巴特为广大教育者指点迷津的一盏明灯,是帮助教育者理解其教学论的一条红线。
另一位对“兴趣说”给予特别重视的是美国教育家杜威。他将兴趣视为教学的基本原则,视为“儿童成长能力的信号”。他提出:“兴趣是求知的动力,是个体主动认知、探索某种事物的积极心理倾向和主动情绪反应。”教育者首先应该准确把握学习者的学习兴趣,以此激发学习者的好奇心,其次,教材本身也要能引起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教材的编写和选择应符合学习者的身心特点,这样学习才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赫尔巴特和杜威都强调兴趣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差异在于前者主要从教育者的角度出发,强调兴趣教学要以教师为中心;后者主要从受教育者的角度出发,提倡兴趣教学应以学生为中心。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应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理解“兴趣教学”,不仅要关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兴趣,还要发掘教育材料和媒介(课程)的兴趣点。具体到古代文学的教学,要想从当前的教学困境中实现“突围”,“兴趣点教学”不失为一条可取之路。
本文的“兴趣点教学”是相对于“知识点教学”而提出的,长期以来的教学理念无一例外的都是突出知识点的学习。以知识点为主线开展教学,有利于学生形成完整的学科知识框架。如,古代文学的教学就是以朝代顺序为经线,作家作品为纬线,经纬交织形成一个庞大的知识点网络,学生通过知识点的学习能清晰掌握各朝代的文学常识、代表作家、典范作品、文学流派和思潮。但“知识点教学”模式讲究按部就班、环环相扣,以教师讲解为主,学生多是被动地听讲接受,而且由于追求知识点的完整性,课堂教学节奏很快,部分基础一般的学生一旦跟不上教学的节拍就会被落在后面,进而产生排斥感,害怕对知识的学习,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而“兴趣点教学”最大的特点是把培养学生对知识感兴趣作为教学的第一要务,以兴趣为载体,引导学生完成对知识的学习。传授知识是目的,引发兴趣是载体,寻找和把握“兴趣点”是关键。这里的“兴趣点”重点关注三个层面:(1)学生的兴趣点;(2)教师的兴趣点;(3)课程的兴趣点。
所谓教师的兴趣点是指教师对所讲的古代文学课程要有浓厚的兴趣,通过授课获得一种精神的愉悦和乐趣。所谓课程的兴趣点,是指教师在深刻理解教材的基础上,联系实际挖掘古代文学课程最精彩、最吸引人的地方(如古典诗词),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所谓学生的兴趣点,是指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始终保持高度的注意力,而不是被其他无关的因素干扰。三者之间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起引导和组织作用,课程则是联系二者的桥梁。
总之,关注“兴趣点”就是回归教育的原点。在当前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大背景下,进行基于兴趣理论的“兴趣点”教学模式的探索和实践,努力构建教师“乐教”、学生“乐学”的新型教学模式,是一条值得尝试的思路。
参考文献:
[关键词]高师院校 古代文学 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4)04-0119-02
诸多同行专家们针对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改革已经提出了许多建议,有教材方面的,有教法方面的,有教学模式方面的,其中不少建议付诸实践后,广大师生受益良多。笔者深感对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改革进行探讨的必要性,并且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对某些问题进行了思考。
比如,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其中一个弊端就是使用统一的教材,高校普遍使用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和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就是那么几种。从统一的教材出发,科目考试又会有标准答案,这么一来,很明显,学生的思维会受到限制。而老师呢,既然有了合适的教材,上课更加省事,就照着教材上好了,何乐而不为呢?老师的思维也受到了限制。这么做,是用理科的思维来套文学了,理科公式是固定的,但是对文学现象的讨论却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教材的出现是有原因的,学生需要教材,需要参考书,通过对指定书籍的学习他们才有可能考上他们理想的高等学府去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说到底,是功利化的思想驱使的。这种现象是普遍的,也是有它的必然性的,这里不再多谈,只是说出一点浅见而已。
古代文学是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而大多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会从事高中语文教学。本文从培养优秀的高中语文教师师资的目的出发,谈谈高等师范院校古代文学教学在课程设置、教师修养、教学方法三个方面的问题,认为课程设置应该进行改革,从教的教师要加强自身修养,并且不断改进和丰富教学方法,可以采用让学生试教的办法。
一、课程设置
目前国内大多数院校的古代文学课程设置都是相似的,古代文学是必修课程,文学史和文学作品是结合起来上的,一般会按照文学史发展的顺序分成四段或者三段来讲授,时间分配上相应分为四个学期或者三个学期。这些院校当中也包含高师院校。换句话说,高师院校并没有多大的不同。我们应该突出师范院校古代文学课程的特点,应立足于文学本位,重视文学作品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和它的审美价值,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做。
首先,要注重文学作品的讲授。虽然我们强调文学史的讲授应该与作家作品分析结合起来,以文学史为主线,以作品来贯穿,将宏观的审视角度与微观的例子结合起来。但是,在课时量被压缩的情况下,老师们往往是梳理一遍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就占去了大部分的教学时间,作家作品只能是稍稍提及,学生们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记忆还仅仅停留在名家名篇上。因此,笔者认为一定要注重作品,从作品出发,注重作品的解读,让学生掌握鉴赏作品的能力,这一点很重要。那么,教师们要做的是转变教学观念,牢记作品的重要性。
我们也可以通过实际的课程设置来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先作品后文史。广西师范大学国家文科基地班的古代文学教学就是在三段式的文学史讲授课程之前安排为期两个学期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精读课程,教学效果是比较显著的,学生们在有一定文学作品知识的积累之后再来把握文学史的发展历程,就比较容易和轻松了,掌握的知识也更加牢固。
其次,开设选修课程。在古代文学必修课开展正常规范的教学基础之上,开设相关选修课,使必修课与选修课互补融合,形成完整课程体系。当然选修课的教学内容必须具有一定的示范性、启发性,又要具有培养学生能力和兴趣爱好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依然用广西师范大学来做例子。广西师范大学办学历史悠久,尤其是文学院的古代文学专业,教学成果显著而在全国享有良好声誉。
广西师大的古代文学课程一直是以综合性系列选修课来夯实学生的传统文化基础的,其选修课分为五个系列: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欣赏系列(开设课程有:古诗欣赏、戏曲欣赏、书画欣赏、乐舞欣赏)、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系列(开设课程有:儒释道三教与文学、岁时节令与文学、礼俗与文学、民俗与文学)、分体文学研究系列(开设课程有:诗歌研究、宋词研究、散文研究、戏曲研究、小说研究)、作家作品系列(开设课程有:屈原研究、庄子研究、诗经研究、先秦诸子研究、三曹研究、《文选》、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周邦彦、辛弃疾、冯梦龙、《红楼梦》)、其他系列(开设课程有:诗词格律与写作、古代文学文献学基础知识、中学文言文课程教学)。
这五个系列的选修课,有的着重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创新精神和写作水平,有的着重培养学生坚实的国学基础、厚实的传统文化功底和丰富的古代文学知识,有的为将来学生走上讲台后引导中学教学奠定坚实的基础,如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莫道才教授主讲的《中学文言文课程教学》。这一成功的实践经验表明,高师院校开设相关选修课程也是培养优秀中学语文师资的有力措施。
二、加强教师修养
首先,应加强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教师,为人师表,教师的言教和身教都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加强教师职业道德修养至关重要,我们应该弘扬长期以来在师德建设中形成的好传统。在这个方面,我特别强调教师要有爱心。缺乏爱的教育是违背了教育的意义的,教师要爱学生、爱教育事业,这是最基本的一条,是每一位老师都应该牢记的。尤其是古代文学教师,如果自身不能汲取古代文学家、教育家诸如孔子、孟子、韩愈等的优秀品质,又怎么能教好学生呢?
其次,加强专业素养。比如有的老师在讲解诗词的时候,不能告诉学生这首诗好在哪里,不能让学生去理解感受,仅仅是说这首诗好,要么是缺乏对教育规律的认识,要么就是专业修养差。这个现象,也正如戴建业教授在《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现状与反思》中所讲,现在学生对古代文学“读不进去”,其根源在于教师“讲不进去”。因此,加强自身的专业知识,加强自身的学识是很有必要的。
再次,加强教学能力。加强我们的教学基本功,改进教学方法,同时为学生起到好的示范作用,运用先进的教学技术,如当前应用广泛的多媒体教学技术,结合教学内容搜集相关的图片、音频、视频材料,更好地服务教学。
另外,还需加强教育理论素养。作为教师要懂得教育规律,要有一定的教育学理念。要接受和贯彻新的教学观念,把培养学生能力作为重点。
当然,还有一点也是不可忽视的,作为高校教师,我们应该注重教学和科研两方面的结合,二者不可偏废。做好了上述诸条,我们各方面的修养加强了,我们的教学才能做得更好。
三、以学生为本的参与式教学
我们不仅要讲授文学作品和文学史,还应该贯彻引导、传授方法,启发学生,让学生参与教学,尽量做到以学生为本。美国教育学家帕克・帕尔默说:“真正好的教学不能降低至技术层面。”教师不仅是教育者,还应该是引导者和管理者。我们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去实践,从而让学生了解学习的途径,做到“授人以渔”。
笔者认为可以在教学中穿插一些由学生来试教的环节。教学相长是原则,角色互换可作为实践方案。教师讲授作品的解读知识之后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走上讲台去分析和讲解一首诗词。笔者任教的基地班同学在学期初会领到这样的任务,轮流上讲台讲五到十分钟不等。万事开头难,但是只要开了头,后面就容易了,到一学期结束的时候,每个人都胜利完成了任务,他们也觉得收获不少,不仅仅是古代文学知识方面的,还有角色调换之后带来的感受。这样的话,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参与了学生的教学,可以说是教师带领学生超越自我的过程。同时,由于文学作品的解读隐藏着巨大的可能性,一位同学讲解分析的时候,其他同学可以参与讨论,这样在交流中获得理解和进步。
当然也要注意节奏和频率,学生试教只是教学过程中的某些闪光点,并不是教学的主体内容。而且,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试教,并不是说教师可以借此清闲一点儿,恰恰相反,教师事先需要做更多的准备工作,在知识储备、学科理论、教学方法等方面。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引导、传授方法,可以通过学生试教等方法来突出高师院校培养高中语文师资的特点,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述能力,注重解读能力的培养。
[ 参 考 文 献 ]
[1] 戴建业.买椟还珠――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现状与反思[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4).
中国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基础主干课程,“在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专业素养、专业品味、专业特色、专业方法、专业能力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该课程的重要性,不仅仅表现在其总课时以及总学分数量居于各门专业课程之首,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要为现当代文学、文学概论、美学等课程提供文学资源与思想资源,为古代汉语课程提供语言材料,并且成为世界文学课程教学的重要参照系。此外,它还是新闻学、文秘、播音与主持、传播学等相关专业的文化基础课。而中国古代文学又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传统、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等成果的积淀结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教学难度非常之大,这是每位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的老师共同的体会。就目前而言,在现行高校扩招的情况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三本院校。三本学生的基础普遍较差,三本学校的教学质量也令人堪忧。三本院校如何提高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质量?本文就此进行研究。
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
1.内容丰富与课时缩短的矛盾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就是内容丰富。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从先秦到近代,上下纵贯3000年,经典作品浩如烟海,内容庞杂,头绪繁多。课堂上的讲解内容不仅包括对文学史的诠释,作品的分析,还涉及古典文献学、历史、文艺理论、文化学、哲学、美学等多种学科的综合运用。而随着我国大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各门课程的教学课时量一再压缩,新的古代文学教学大纲由原来六个学期每周6学时的教学时间,压缩为现在的四个学期每周3学时,实际教学时数仅为240课时左右。仅就教材而言,就有四大本文学史和六本历代文学作品选。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教学计划所规定的本文由收集整理全部内容,全面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既要让学生系统地掌握中国文学史的基础知识、基本观点、发展脉络,各种文体的产生、发展、流变等情况,各种流派产生的背景、成就以及地位影响等,又要让学生对经典作家、作品有个全面的解读,实在不易。其结果往往造成教师为完成教学任务,在讲授文学史时只能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对于作品的解读更是流于形式,很难深入。
2.难度大与基础差的矛盾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难度大,对于三本的学生来说学习的难度更大。一方面其文本距离我们现代很遥远,留存的作品是千百年前就存在的,其中涉及到古代的一些人物、事件、历史故实、民俗地理等与现代人相差甚远,这些都给学习这门课程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另一方面,三本学生相对于二本和其他重点、名牌高校的学生来说,入校成绩普遍较低,学生的传统文学文化修养总体偏底,自制力相对来说也较差。与一本、二本的学生相比,学生容易产生自卑心理,学习兴趣难以提高。再加上很多三本院校的老师基本都是二本的,很少有自己独立的教师队伍,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二本几乎完全一样,这样就很难根据三本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取得预期的目标和效果。按照专业目标,通过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等课程的学习,中文专业的学生应能够熟读、背诵一定数量的经典作品,能够借助工具书和注释基本读懂一般的古籍,并能对比较浅易的古籍进行校点,能够运用文艺理论独立地对历代文学现象、文学流派等进行正确的批评,对难度适中的古代文学作品进行分析鉴赏。“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为数不少的学生虽然如期拿到了毕业证,但他们甚至对常用文言词汇和句式、常用的典故、一般的文学常识、古代文学的基本发展脉络以及最起码的文化典章制度等都不能很好掌握,至于阅读、校点、分析和鉴赏古籍的能力等,则更是不敢恭维”[2]。
因此,学生在上课前如果不预习,不去读一些代表作家的作品,仅凭上课时教师的讲解,虽然也能对文学史的脉络有个大体的把握,但大多是一知半解。因为教师在课堂上不可能有时间对很多经典的作家、作品一一进行解读,有的只能简单地提一下,学生如果没有读作品的话,基本没有什么印象。其结果往往造成学生对这门课程产生疏离与隔膜,无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3.就业压力与学习无用的困境
随着高校的一再扩招,高校学生的就业普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与难点。即便是重点、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就业都很困难,何况是三本的学生,他们在择业时往往受到歧视。而很多三本的学生在进校时之所以选择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多数是被调剂过来的,他们为了能读一个本科,很无奈地被迫选择了这个专业。因此他们多数对此专业并不感兴趣,语文功底也比较差。很多学生认为:“学习古代文学远不如学习法律、经济管理、财务会计、公关营销等课程实在而更能顺应人才市场的需求导向,多背几首唐诗或宋词也远远不如多熟悉掌握几条计算机命令更能获取就业择业机会。”[3]因此他们更愿意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各种考证与社团、社会实践活动上,这样可以增加他们在就业中的筹码。因此,对很多学生来说,学习古代文学就是钻故纸堆,坐冷板凳,对以后的就业没有任何作用。所以,在市场经济社会下,在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压力下,学生心浮气躁,学习日趋功利化,许多传统学科面临尴尬的处境,而古代文学更甚。当然,要改变这种思想观念,并不能仅仅靠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的教师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与重视。
二、进行的探索与实践
针对上述情况,笔者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时,对课堂教学实践进行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并初步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针对本门课程的特殊性,指导学生如何预习教材,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课堂上激励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参与,提高其兴趣。课后要求学生主动进行延伸学习,加深对课程的理解。
1.课前预习的指导与探索
针对当前古代文学课时量缩短,课程教学内容丰富,三本学生专业基础相对较差等,积极指导学生进行课前有效预习,这是保证课堂教学效率的前提。在每一次课后都布置学生预习下次课的相关内容,包括文学史的通读、作品选的阅读背诵、资料的查找等等。为了克服三本学生的自制力差、不能按时完成预习任务等,积极督促学生的预习,并进行定期的监督检查。如每次课前抽查个别学生背诵经典作品的情况,上课时通过提问、讨论等进行检查预习情况,并把这些作为平时成绩纳入期末综合考核中。实践证明,这样能有效地督促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背诵经典作品,为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打好了基础。
2.课堂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课堂教学最主要、最常见的教学方法就是讲授法,如何讲授才能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值得探讨,笔者近年来主要采用多媒体教学与文献资料辅助法相结合的方式来提高堂教学效率。随着现代信息科技的推广,课堂教学采取多媒体辅助已经很平常。它有许多显而易见的优点,可以借助直观形象的画面、声音、视觉艺术来生动地展现教学内容,还可以创设一定的情境来增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比如古典诗词中的意境比较抽象,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技术展示出来,更好地促进学生去体悟理解。古典文学牵涉的内容广泛,涉及到史书的记载、前人对于作家作品的评价以及一些代表性的作品,这些可以通过ppt展示出来。为了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免去学生忙于记笔记而忽略听课,教师可以把每次上课前所需的文献资料、作品补充、每一章的精读与阅读篇目、思考练习、推荐阅读书目等,提前给学生打印复印,人手一份,这样在课堂上需要引用到某一文献资料或补充作品时就非常方便,也为学生课后预习、复习提供了资料。另外,在课堂教学中要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如研讨式[4]、启发式教学法、情境教学法、演讲辩论法、参与表演法、研究性教学法、分类教学法[5]等,通过互动,让学生积极参与其中,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
3.课外学习的指导与探索
中国传统的文学教育,历代有不同的特点。先秦诸子的学术传授中蕴涵着文学教育的成分。两汉时期,太学的教学中文学教育作为经学教育的附属物而存在。魏晋六朝,文学教育存在于贵族文学团体内部以及家族成员的创作、品赏、评论中,文学的审美教育功能受到重视。唐宋时期,科举制度促进了文学的兴盛,文学教育得以发展。元明清时期,不管是各级官学、书院,还是民间的义学、私塾,文学教育大都服从科举考试的需要。虽然中央与地方、都邑与乡村、庙堂与民间各有不同,地域的发展也具有不均衡性。但是,从总体上看,政治伦理色彩与大的文化教育理念、教学内容上的经学中心与广义的文学观念相关联,是传统文学教育的主要特色。
到了清代,科举制度的弊端越来越凸显。王士祯曾记载进士不读《史记》的怪事:某一前辈老甲科见一孩童读《史记》,问知作者是司马迁,竟问“渠是某科进士”。事或夸大,但是也能说明问题。科举考试讲求以八股文体作文章,文章题目从四书中来,因此文学教育的功利色彩极强,一些读书人甚至缺乏基本的文化常识。清末,从开始,经历运动、第二次、、、、八国联军侵华,可谓内忧外患。面临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识之士进行了、等寻找出路的努力,促成了教育方面的变革。为培养操办实际事务所需要的人才,洋务派开办了新式学堂,特别注重外语、军事和专业技能教育。1862年创办的,主要开设外语、天文、科技等课程。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1898年梁启超草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这一章程初步建立了分科教学的体系。1901年,清政府颁布诏书,鼓励各地设立学堂。1902年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颁布,对学堂的目标、年限、课程设置等制定了规范。1903年,张之洞、上书,提出废除科举制。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等人,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形成《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这一学制得到光绪皇帝批准并在全国推行。随着各地学堂的开办,1905年清政府最终废除了科举制。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转型
(一)古代文学教育地位的变化
癸卯学制对学堂的招生、课程设置、考试等都进行了详尽的规定,将教育分为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三类,又按程度高低将整个教育过程分为三段七级:一是初等教育(含蒙养院、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二是中等教育(中学堂),三是高等教育(高等学堂、分科大学及大学选科、通儒院)。蒙养院教学内容中的“歌谣”一条,初等小学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国文字”,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及高等学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国文学”,均与文学教育有关。高等学堂按照学生日后预备入学的方向,将学科分为三类,中国文学属于三类共有的必修内容。大学堂中,文学科大学分为9门,其中“中国文学门”的主课有理论性质的“文学研究法”,还有“说文学”“音韵学”等专门学问,另有“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相当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课程,还有“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补助课”“四库集部提要”,以及中国及西方的历史、外国科学史、外语等相关内容。“研究文学之要义”共41则,对授课内容作出了细致规定。由于中国古代传统中没有纯文学的观念,文学教育往往附属于经学、史学等,明清时期更成为科举考试的工具。癸卯学制第一次从制度上将“中国文学”与“读经讲经”并列,作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中一门独立的学科,大学文学科还设立了“中国文学门”,这是我国中小学开设“国语”“国文”“语文”课、大学开设“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开端。然而,古代文学教育获得地位并非顺理成章,而是来之不易的。癸卯学制的主要起草者张之洞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本就以提倡实学著称。加上清末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迫切的富国强民愿望弥漫朝野,在这种救亡压倒一切的语境下,出于经世致用的需求,科学被赋予崇高的地位,文学则无容身之处。但是癸卯学制参照日本学制,而日本又是学习西方的,不管西方还是日本,学制中都存在文学这一学科。
也许正是基于此,中国文学终于挤进了新教育体系中。在这种功利主义的倾向下,传统文学教育必须证明自己“有用”,才能被社会接纳。癸卯学制的纲领性文件《学务纲要》中专门有一条指导意见:“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煞费苦心地为中国文辞找出了存在的合理性。首先,中国的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如果不读经书,那么就失去立国之本,“安有富强之望乎?”这样的解释巧妙地将儒家经典与外国的宗教比较,又将读经与民众追求国家富强的诉求联系在一起,赋予了读经令人信服的意义。这样一来,学习中国文辞自然也就有了价值与意义。按照“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的精神,“读经讲经”一科在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的课时设置中,分别占周课时的五分之二、三分之一、四分之三。其次,中国文辞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作用,那就是写奏议、书札等实用文章。与之相应,在各级学堂具体的授课内容中,也一再强调学习中国文辞“以备应世达意之用”“适于实用”。这里并没有提到对科举的作用,应该是废除科举制酝酿已久,因为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就正式下诏实施了。这样古代文学教育实际上陷入了某种尴尬的处境中。文学被正式立为一科,第二年科举制又被废除了,摆脱了桎梏的文学教育本该获得自由。但其赖以论证自身存在合理性的理由,恰恰是对经学的助益。也就是说,古代文学教育以丧失独立性为代价,得到了独立的地位。而废除科举制,固然打碎了文学教育的桎梏,却也部分消除了文学教育存在的依据。实用的文体,虽然是传统文学教育的一部分,但是往往缺乏文学性。一味追求实用,文学教育将走向偏狭。等到十余年后文化精英大力推行言文一致的白话文,连“奏议、公牍、书札、记事”也开始使用现代汉语,慢慢和古代文学脱离了关系。这时候连实用性的理由也变得不能服人了。再后来“人格教育”“美育”等教育思想兴起,由于古代文学被视为旧思想的载体,这些任务自然又落在了白话新文学上了。概言之,中国文学自癸卯学制以来,固然得以被专门列为一门学科,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由于长期受制于实用主义的功利化思想,教育的审美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这一问题一直延续至今。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式的根本变革
培养写作者是传统文学教育训练的主要目的之一,也就是说训练的内容除了阅读,还有实践性创作。授受的双方一般都参与文学的创作,所以文学是动态的,作品是不断累积的,既包括过去的文学,也包括现在的文学。癸卯学制中虽然有写作一项,但是已经不再那么强调了。大学堂的课上也不进行传统的诗赋训练,中小学堂更是有“学堂内万不宜作诗,以免多占时刻”的规定。1905年为保证学堂的发展而废除科举制后,以文言文或古白话为创作语言的传统写作方式失去地位,随着白话文运动兴起,逐渐被现代白话文写作取代。这意味着,古代文学教育不再是从古至今的文学教育,而是“古代的文学”的教育。“现代文学教育”“当代文学教育”等也先后从文学教育中分离出来,成为与古代文学教育并立的门类。古代文学教育的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培养写作者已不再是主要目的,培养学术研究者以及提升普通接受者的文学素养成为最重要的任务。这样一来,授受双方往往缺乏相关的写作经验,并且随着古今语言文字的演变,普通民众与古代文学作品之间的隔阂越来越严重。因此,古代文学研究和教育也面临脱离现实需求、成为少数研究者群体内部的话语游戏的危险。
从内容看,古代文学教育也有重大变化。癸卯学制中大学堂“中国文学门”的“中国文学研究法”称“务当于有关今日实用之文学加意考求”,对“历代文章流别”指出以仿照日本的《中国文学史》,编纂讲义授课。1904年,时任京师大学堂国文教习的林传甲,将为授课需要而编写的讲义以“中国文学史”为题刊行,这是“第一本中国文学史”。林传甲在卷首题记中表示“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又说“查《大学堂章程》中国文学专门科目所列研究文学众义,大端毕备,即取以为讲义目次”。可见,此书一则受国外文学史编写的启发,二则忠实贯彻了癸卯学制的要求。林著文学史分16篇,目次与癸卯学制的“研究文学之要义”的前16条完全一致。此后出现的一系列文学史教材,大抵也都是基于高等学府中的教学需要而编写。这意味着从传统的文学选本到系统的文学史著作,教材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以前强调实践的教学方法不同,新的教学方法似乎更侧重知识的系统传授,这也适合现代学校的课堂教学。虽然初等和高等教育不以系统的文学史为授课内容,而是选择“雅正铿锵”“有益风化”的诗歌等。但是,癸卯学制规定中小学堂教学方法“以讲解为最要”,特别提出对记性太差无法背诵的学生,“若强责背诵,必伤脑力,不可不慎”,又规定中小学堂读古诗歌“遇闲暇放学时,即令其吟诵,以养其性情,且舒其肺气”。这实际上也就规定了课堂教学以讲解为主的方式,明显不同于传统官学和书院“执经叩问”的发问答疑式、私塾的诵读玩味式、家庭教育的互相启发式这些非系统性的教学方式。
三、癸卯学制对古代文学教育的影响
(一)古代文学教育的西化与现代性问题
癸卯学制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中体西用色彩,是中国儒家思想和外国教育制度的结合体。这一学制是学习日本的结果。日本学习西学大有成就,其文化又与中国接近,加上路途不远,往来相对容易,所以考察日本成为当时的潮流。张百熙拟定壬寅学制前曾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前往日本考察,张之洞也在1901年12月派罗振玉等人去日本考察。这些人的调查访问及对日本学制相关资料的编译,为后来癸卯学制的拟定打下了基础。日本学习西方思想的同时能保存自己的思想传统,这一点正符合中体西用的观念,是理想的学习对象。学习的结果是癸卯学制以儒家思想为不可变的根本,其中又特别重视宋儒理学。另外,只设外国文学,不设外国哲学。王国维1906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对此提出批评:“其根本之误何在?曰在缺哲学一科而已。”他主张从哲学意义上而非仅从道德伦理方面研究理学,指出哲学、美学与文学的关联,并且主张开设印度哲学和西洋哲学课程。癸卯学制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对自己本民族文化作何处理的问题。无疑,制定者对于西方思想带有某种疑虑,竭力维护传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但是从学习西方的技术,到学习西方的制度,再到利用西方的思想否定自我的传统,近现代文化史上的这一出戏已经拉开序幕。对于中西文化的争辩及文化认同的问题,余英时在《越过文化认同的危机》中指出,现代西方已经成为“普遍的现代性”的象征,于是现代化往往也就意味着西化。在古代文学教育中,采用的教材、使用的研究理论,乃至教学方法都曾有过西化的倾向。
时至今日,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育中,如何做到既吸纳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又不失落本民族文化传统,仍旧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与中西学术思想冲突问题同时浮现的还有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思想冲突的问题,只不过在癸卯学制颁布之时,还没有发展到后来尖锐对立的程度。所以这一学制规定仅限于“习通行之官话”,练习写作时“愿习散体、骈体,可听其自便”,不过“不宜太数”,诗赋“听学者自为之,学堂勿庸课习”。当然,这里的写作指的是文言文写作。后来,随着白话文运动兴起,中国文学科目中,文言文和现代文的冲突日益激烈。以1906年筹建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即后来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为例,一开始的中国文学课是按照癸卯学制的要求。1915年,校长经亨颐实行改革,推行白话文教育,编写国文课本,收入大量时文,以白话文承载现代社会伦理与经世致用之说,以贯彻他的“人格教育”理论。这种现象是普遍的。文学教育的内部,现在我们称之为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两部分力量的消长,以及古代文学教育内部,传统思维和现代思维之间的冲突,也一直都存在。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
传统的文学教育中,资源的配置相对均衡。特别是科举制度完善以后,从蒙学到太学,讲授的内容是相通的。乡村的社学、义学、私塾起着辅助各级官学的作用。在士大夫家庭内部互相切磋的文学活动中,文学的审美教育得以进行。像《红楼梦》中所写的结诗社的情形,以及香菱学诗的经历,是有现实基础的。这样,各个层次的文学教育形成稳定的结构,缔造了一个延续不断的文学教育传统。癸卯学制的颁布以及继而废科举的举措,打破了这种相对均衡的状态。首先,新式学堂虽然大量涌现,但是这些新式学堂往往在都市,加上学费昂贵,乡村的大批寒门弟子实际上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文学教育在乡村自然也面临着这样的断层,诗书传家的家庭教育传统,以及苦读诗书博取功名的文学教育模式,都在新的历史时期难以为继。其次,癸卯学制对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中的“中国文学”一科的教学,有较明确的分工规定。这开启了后世语言、文学分科的论争,也开启了“工具性”和“人文性”之争。癸卯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教授科目有8种,第三种为“中国文字”。“中国文字”一科的“教育要义”是识字以利于读书,能够用“俗语”表达自己的意思,能够写“日用简短书信”,其最终指向是“供谋生应世之要需”。而高等小学堂的“中国文学”一科内容是“读古文,使以俗话翻文话”“习楷书”“习官话”。对照可知,这其实是“中国文字”科的延续。中学堂虽也有讲授“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的要求,但仅仅是出于作文的需要,重点还在于识字、写字等语言文字的训练。从癸卯学制对中小学堂“中国文学”的学科描述来看,显然是侧重语言知识。
这样一来,语文就变成了实用的工具,其人文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对大学的古代文学教育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大学可以通过语言和文学的分学科教学,使两者各司其责。实际上中学也曾经做过类似的尝试。20世纪50年代,关于语言与文学关系的讨论成为语文教育的热点问题。讨论的结果是模仿苏联教育,实行汉语和文学分科。1956年4月2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将中学、中等师范学校的语文分汉语、文学两科教学,于1957年秋季统一实施。然而仅仅半年后,1958年3月,中央宣传部宣布取消分科教学,将汉语、文学合并,成为语文科。这样一来,语文就必须要面临语言与文学两方面的问题。语言教学侧重于工具性,文学教学侧重于人文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学语文教学界进行了激烈的人文性与工具性之争,其开端其实在于癸卯学制最初的分工,是50年代分科讨论的进一步深化。这一论争的结果是,教育部于2001年出版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规定:“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延续了这一说法。对比1986年版《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的说法,“人文性”显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学习;专业
引言:
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她的每个字,都是一首优美的诗,一幅美丽的画。这个国家就是中国。”他告诉我们中国文学的美好,相对来说,作为高中生的我们,为了自己在汉语言上的深造与前途,将会更加投入并理解到这个专业当中。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难点分析
在这这个专业进行充分的了解与深入后,我发现汉语言文学在学习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难点,根据我个人的了解与经验,我把它分为三部分:第一,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双重学压力。在对中国汉语探索过程中,我们不仅仅要学习现代文学,同样对于古代古典文学也要有充分的了解。汉语文化的学习中具备一定的历史性,根据不同阶段的汉语去理解不同文学时生的事情,因此在这方面学习存在一定的困难。我发现,不仅仅对于我本人,其实对于我周围的同学来说,在古文方面的学习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大的障碍。我们大多数都停留在死记硬背这个困局里面,认为古文只要多背多记,就能够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其实不然,这往往会造成学习更大的压力,因为我们没有深入的去了解中国的文化。对于中国文学来说,古文学习的压力是其一,现代文学也紧跟而后,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所有中文学习的综合化,对学生带来的学业压力可想而知。第二,汉语言文学学习更看重实际能力。虽然我们还是处于高中这个阶段里,但是对于未来专业的选择上,我认为进入大学阶段之后,汉语言文学学习看重的不仅仅是考试,而考试只是其中最小的一个方面。它注重的是实践能力的培养,在这方面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学习上的难点,我们的思考是如何把汉语言文学专业摆在实际的位置上,而非用空谈或者死记硬背去理解它,因为它的学习与我们未来进入社会的工作息息相关,所以这个时候对于专业的了解已经不仅仅是考试,而是未来的就业问题。第三,知识面要不断的扩大。在这之前我深入的看了一下这个专业的主要知识内容,它分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古代文学和文学等多个方面的融合。也就是在以往,我们总是根据课本知识点去构造自己想要的文学常识,但是进入到大学阶段以后,我们所接触的书籍会变多,在专业课本的基础上也会接触到不少外来书籍。
二、汉语言文学的学习要点分析
1.充分的做好基础知识的培养
我们老师曾经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那就是万变不离其宗。我认为对于这个专业的学习要把握这种精神,所以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的第一步,就是要做好基础知识的培养。尤其针对行业这方面来说,无论是词汇、阅读量,还是对古文知识的理解,这些基础知识的把控,都需要我们不断的巩固与学习,并不是一味的要求去死记硬背,而是紧紧把握知识点,再去了解知识点,然后进行充分的归纳、总结和分类,这样才能将自己的基本技能更上一层楼。所以我认为了解好这个专业的学习方向,就是先从基础做起,先做到深入教材、了解教材,然后再去突破教材。
2.理论结合实际、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师范类汉语言文学的学习需要把控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就是理论必须要与实际结合。比如如果进入到这个阶段以后我们一定会接触一些更具有文学代表性的作品与古典文学历史。那么对于这点来说,我们需要学习的不仅是从文学的角度欣赏它,同样也要借鉴于好的内容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学作品。举一个例子,比如写作方面,从古代文学到现代文学,我们接触到许多作家的作品,他们每个人的作品从结构、场景和层次上来讲,都存在不同的特点。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运用我们所学习的知识点和对于作品的欣赏力,去构建出属于我们自己的风格。
3.告别机械化的学习模式
其实我们处于高中阶段的学习时,对于语文来说,存在的压力比较大。但是当充分的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了解后,我觉得如果我们进入到大学阶段后,面临的学习模式要有一定的改变。也就是我们不能让学习机器化,而是进行分层化,分层化学习是我最近学习的一个新的方法,就是根据难易程度将知识点进行分类,从最低点到最高点进行排列,先从基础的知识学习,再逐一地锻炼自己的文学鉴赏能力和文学艺术表达能力。
结语:
为了让自己成为一名汉语言文学的素质人才,而并非一项充满压力的学习任务,我认为应该让大学专业的学习压力变成一种动力,让动力在变成一种才华,从才华这方面出发,进而达到自己想要的标准。
培养学生中医思维大学语文是面向非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基础课程,也是一门素质教育课程,教育部高教司《大学语文教学大纲》中指出:“在全日制高校设置大学语文课程,其根本目的在于: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基础性特点,适应当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高质量人才。”显然,开设大学语文课程旨在通过语文课程的学习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从而推动大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具备中医思维方式是中医院校大学生最重要的素质之一,而中医思维方式的培养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滋养和熏陶。中医院校的大学语文课程应在保证教育部高教司规定的大学语文教学目的的基础上,重点突出对学生中医思维方式的培养。当然,通过大学语文课程来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并不意味着要在大学语文课上讲授中医理论。中医药文化根植于祖国传统文化,而中医思维也源于祖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的独特认识。所以,大学语文课要通过讲授传统文化知识、涵养学生的传统文化精神来达到培养医学生中医思维的目的。实践证明,传统文化素养的深厚程度决定着学生对中医理论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从而决定着学生是否能够真正在头脑中建立中医思维。纵观学校所设立的各种课程,大学语文在培养学生传统文化精神方面责无旁贷。笔者对选修大学语文的194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研,其中79.4%学生选修大学语文的目的是了解传统文化知识、培养良好人文素养,13.4%的学生选修目的是陶冶情操,只有3.6%的学生选修的目的是学习语文常识。52.6%学生认为大学语文对促进医学专业课程的学习有很大的促进作用,45.9%的学生认为有促进作用,只有1.5%学生认为没有作用。通过调查及与学生交流发现,学生选修大学语文的主要目的是提升自己的人文修养,并通过提升人文修养来提升自己对传统中医理论的理解能力。
2中医院校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
突出祖国传统文化目前出版的大学语文教材品种数量丰富,既有教育部规划教材,又有各行业各学校的特色教材。从教材来看,目前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选讲。而讲授的内容主要为作者事迹、代表作品、所选篇目的创作背景、内容赏析等。所选篇目有些与高中重复,而讲授内容或思路与高中相差不大,所以也有人说大学语文是“高四语文”。从对学生的调查结果来看,学生最感兴趣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有66%的同学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最感兴趣,有87.1%的同学认为大学语文课应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华民族独特思维方面的内容。调查结果反映出学生在高中时期打下的传统文化基础不扎实、在大学学习中医药知识时面临困难迫切希望补课的心理。那么,中医院校的大学语文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应是什么呢?首先,古汉语知识不是重点。虽然学生在阅读古代医学书籍时会遇到很多语言上的困难,但这个问题由《医古文》课来解决。第二,在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应突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选讲,其中包括富有文学价值的传统历史作品和哲学作品。尤其是语言优美的传统哲学作品,这些作品中所蕴涵的哲理和思辨精神与中医理论的思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讲授过程中应打破“高四语文”的传统模式,首先要结合中国文化发展史对中国传统文学发展史进行一个简单的概述,让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脉络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样在讲到具体篇目时学生就可以以俯视的眼光对其进行定位,而不被作品所淹没。第三,在讲解具体作品时,要注重挖掘作品内涵的传统文化精神,而不仅仅是其文学价值。大学语文的“文”既可以理解为“文学”,更可以理解为“文化”“人文”,不能仅注重作品的艺术特色、写作技巧、人物形象塑造等文学性内容,更应突出作品所反映的时代精神、文化内涵、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内容。
3中医院校大学语文的教学方式
语文按照字面意思来进行解析即为语言和文学,其正确性较早即已经被大量研究实践所证明,已成为定论,无人会再对此进行置疑。当前,在全球教育领先的国家与地区当中,如欧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都十分重视本国的母语文学教育,并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来进行学习。而在我国中学阶段的教育当中,语文即为语言和文学,作为一种常识性的理念,也同样为社会所普遍接受。培养中学语文教师的师范大学中文系,即为中国语言文学系。
但是,在我国教育界长期以来对于中小学语文的认知方面,并不认可语文即为语言和文学此一常识性认知,并将此认知视为违背传统理念的片面看法,而“什么才是语文”这一常识性问题,竟然成为了困惑了我国教育界50余年的难题。众多的语文教育方面的专家与学者所诠释的“什么才是语文”,大多背离于人们的常识性的认知,并不乏失实之处。
中华民族具有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学传统,但是,由于在历代封建王朝,出于稳固自身统治的需要,将儒学置于社会教育的最高地位,而无一例外的都会对文学进行边缘化,而《诗经》作为自西汉以来至清代末期,一直是我国2000余年的儒学重要教材,《诗经》仅仅是自隋唐“开科取士”以后古代科举的入仕之书、以及进行封建伦理道德教育之书,其自身作为文学作品的知识性与艺术性,大都被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所歪曲。《诗经》之所以被奉为我国长期的儒学教育教材,正是佐证了我国在古代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教育传统。
清朝末年,清政府在发展的影响下,废止“以儒入仕”的科举制度,由“效法西洋教育”的现代学校取代了私塾教育,意味着我国开始了教育现代化的进程。而在当时,源自于西方近现代教育的现代学校教育模式,正是完全学习西方教育的产物。由于传统的封建教育当中,多只是注重于儒学的学习,近现代教育课程当中的化学、美术、生物、音乐等多元化的课程,都是古代封建教育所不具备的。因此由西方引进现代化的教育,从编定教学大纲,学科设置、教材内容,都有着学习西方教育的厚重痕迹,所以在当时能够较快的使得我国教育与世界接轨,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传统儒学教育的核心内容是以封建伦理纲常为核心道德,其目标为科举入仕,所设置的是近似于文科综合课。现今,在“国学”教育兴起的背景下,许多学者提倡以《弟子规》《千字文》等古代“蒙学”知识作为当代语文教育的基础教材。
其次,是基于现实的原因。上个世纪曾进行过两个阶段的语文教学改革:50―70年代初期为第一阶段,其主流的教育理念为,语文应具有宣传教育的使命,是传播思想政治的主阵地之一。因此当时的语文课也异变成为了政治教育课。例如在60―70年代初期的中学语文课程当中有鲁迅的多篇短篇小说,名义上是文学课,但是由于当时的时代特征决定了其实质是政治教育课,《呐喊》当中的人物都被政治化的划分成不同的政治面貌,泛政治化下的文学作品,也异变成政治文章,从而与作为文学作品的《呐喊》的思想意识相去甚远。这是由于在当时“阶级斗争生活化”的特殊的年代所造成的问题。
70年代末期―当代为第二阶段,其主流的教育理念为:确定了语文的工具性作用,当时教育界提出了语文教育的工具论。而在70年代早期及之前更早的时代,将语文泛政治化,其中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其存续了语言教育。当工具论开始发展起来时,由于的开始,工具论被废止。因此在60年代―70年代初,工具论的主流理念地位并未能完全树立起来。直至70年代末,语文教育开始蓬勃发展,才将工具论正式确立为语文教育的主流理念。当时的语文教育专家学者倡导开展“人文性的语文教育”的思想意识发展大讨论,对于语文教育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