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财政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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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最近的财政政策范文

市场在担心什么

不少评论说这次的动荡是因为市场对美国国债的信用失去了信心。这其实是对标普下调美国国债信用评级的误读。就像格林斯潘所说，美国具有无限印钞的能力，所以违约的概率为零。你可以质疑这种说法背后的道德依据，但是不可否认这种说法的逻辑。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评级下调后的几天一度跌到2.03％的历史低点，就是市场对此问题的答案。

市场动荡的真实原因是对经济二次衰退的担心。

全球经济长期以来的发展模式可以用中美两国来代表：美国消费带动以中国制造。当然，这是技术进步及全球化的自然结果，对带动发展中国家走出贫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但是这个发展模式在美国遭遇危机后就形成一个障碍。

美国的经济复苏无力，已经无法为全球经济带来需求的动力。尽管各国都在努力调整各自的经济结构，但是可以说，全球经济至今仍未走出这个发展模式。因此，这次经济复苏也就缺乏根本性的增长动力。

这次复苏的两大特点：政府政策刺激及“无就业”复苏，也就是上述发展模式遇到困境的表象。当2008年经济危机来临时，有个说法，“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所有的政府都推出了刺激计划，从财政政策到货币政策。

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国的零利率及数量宽松政策，及中国的4万亿元刺激计划。而股市则应声而起。在去年美联储推出第二轮数量宽松政策后，资产市场更是开始了新一轮的大涨，尤其是大宗商品市场。美国GDP的增长则在2009年三季度转正，并且在当年四季度达到3.7％的高位。中国GDP增长不仅成功“保8”，更是在2009年达到9.1％，2010年达到10.3％。

但是美国的经济从2010年一季度就开始一路回落，更是在今年一季度达到0.4％的低点（二季度略微上升到1.3％）。这背后相应的则是债务危机的出现，包括一直持续不断的欧债危机及最近的美债危机。

债务危机的出现，带来对资本市场的直接冲击，并可能会通过对银行的影响而进一步影响整个金融体系。不过，更为重要的影响或许是对各国政府财政政策的压力。以欧洲为例，欧元区机构对南欧诸国的援助无不包含对政府财政支出的限制。而美国最近关于财政预算的争斗，也是同样的效果。

美联储政策余地不大

回顾历史，政府应对历次经济危机基本就是两大法宝：财政及货币的扩张。在2008年的危机中，各国政府更是将这两项政策用到了极致。但在刺激政策逐渐消退后，经济增长就再次减缓。

面对现在经济发展遇到的新问题，大部分国家已经失去了财政扩张的选择。欧美等主要国家反而要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现在，货币政策就成了再次刺激经济的唯一选择。

就全球经济发展而言，简单来说，我们大致可将其分成四大部分：美国、欧洲、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及以澳洲为代表的资源类国家。这四个地区在政策结构上各有不同。下面以美国和欧洲为重点分析各国政策上的选择。

美联储的政策目标是兼顾经济增长（就业）和通胀。掌管美联储的本・伯南克是经济学家出身，并专于研究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他学到的重要教训就是在危机发生时央行应该迅速注入流动性。他甚至声称，如有必要，中央银行可以用直升机直接投放货币，并因此获得“直升机本”的绰号。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伯南克推行了非常激进的货币政策，不遗余力地利用传统（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及非传统（数量宽松）手段，以影响整个利率曲线。雷曼兄弟公司在2008年9月15日宣布破产，美联储则史无前例地在同年12月将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定为0到0.25％，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零利率。随后美联储又进行了量化宽松政策，并在2010年进行二次量化宽松，即所谓QE2。

数量宽松就是指美联储购买更长期的国债，将美国国债货币化，并进而影响国债利率曲线的上端，即降低远期国债利率。现在有人说美联储的政策“子弹”已经用完。但是单纯从购买资产的角度来看，美联储有无限的“子弹”。

美联储的巨大力量就在于它的资产购买权限并不仅局限于购买美国国债及按揭贷款，理论上它可以购买任何类别的资产。所以担心美联储的政策“子弹”已经用完是没有理论依据的。所谓子弹用完，是指更“常规”的手段，如对联邦资金利率的调节，已经没有余地。另外，美联储还有一系列其他政策手段，比如对商业银行超额储备利息的调节。这些政策手段的余地也已经不大。

欧洲央行的矛盾与纠结

欧元区的情况特殊在其体制的矛盾性：在一个统一货币下面的是17个有着不同经济结构、文化及历史传统的国家，并有各自独立的财政政策。

尽管有条约对各国财政赤字等进行明确规定，但是缺乏有效的约束，以致造成希腊可以欺骗误导的手段“满足”条约约束。在缺乏货币发行权的情况下，希腊等国无法通过发行货币及货币贬值等手段来解决自己的债务问题或促进经济。货币体制与财政体制的矛盾就是造成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

欧洲的央行体系则是由设在法兰克福的欧洲中央银行（ECB）与各国自己的中央银行组成。各国央行本质上就是ECB的，来具体执行ECB的政策目标。

但与美国的联邦体制不同，欧元区没有一个统一的“欧洲国债”。在欧元区存在的是近8000家银行以手中持有的国债为抵押，以回购协议的方式向央行进行的融资。而ECB则通过影响回购协议利率来进一步影响欧元区的流动性。

ECB是以盯住通胀为政策目标的。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ECB同样进行了积极干预，并在2009年4月降息至1％。不过ECB对通胀数据较为敏感。在经济复苏后，尤其在美联储推出二次数量宽松后，迫于通胀压力，欧洲央行于今年进入了加息周期，在4月及7月两次将基准利率上调到1.5％。在这点上，与美国不同，欧洲中央银行还有利率下调的余地。

在欧元区，经济最强大的国家是德国，从政府到国民都严谨勤奋，形成其制造业出口业巨大的竞争力，也是这次复苏中GDP增长最为强劲的国家之一。在政治上，德国是促成欧元区形成的根本力量，并在法国的支持下实现了货币统一的梦想。所以对南欧诸国的救助，就自然地落到德国等少数国家的肩上。

但是，南北欧国家之间在生活方式、国家福利等方面的差异，又造成了在救助过程中的困难，其原因就在于德国国民对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满足希腊等国国民的生活方式感觉不满。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一个救助计划都有附加条件，对被救助国在公职人员工资及退休年龄等方面都加以限制。

对南欧诸国（包括爱尔兰等）具体的救助措施现在正日益落在EFSF，即欧洲金融安全机制的身上。EFSF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欧共体在2010年5月组建，以低利率融资（因为它本身是AAA评级），来为财政上遇到问题的成员国提供贷款，为银行补充资本，以及购买成员国国债。

在本质上，EFSF实际上相当于一个由德国控制的组织，这在最近一次对EFSF功能的加强之后更为明显。EFSF实际上可以提供一个最终形成欧元区统一的财政机构的平台。

欧债危机的解决一直都是各国政府的政治家们博弈的结果，但是随着危机的扩大，又似乎增加了欧元区政府与ECB的博弈。ECB的政策目标是盯住通胀，而且其独立性受欧元区条约的保护，所以理论上ECB的确没有必要参与欧债危机。这是ECB行长特里谢一直努力想表明的态度。

但是ECB在最初的危机中还是设立了一个SMP（Securities Markets Program）项目，以在市场上购买需要援助的成员国国债。这个项目在今年春天被暂时停止，因为ECB认为购买成员国的国债还是应该由欧元区政府协调购买。不过在最近的欧洲危机中，ECB重启了SMP，先是宣布购买爱尔兰和葡萄牙的国债，随后又在8月8日宣布购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国债，以期降低这些国家国债利率。

SMP的冻结与重启，也反映出欧洲央行在与欧元区政府博弈中的矛盾与纠结。但是，不愿意是一回事，而没有能力则是另外一回事。在极端的情况下，在不考虑自身名誉风险的前提下，ECB有充足的能力购买任何数目的任何一个成员国的国债。ECB的SMP同样具有无穷的“子弹”。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以澳洲为代表的资源国的经济受大宗商品如铁矿石等影响较大。澳洲央行兼顾增长与通胀。当经济危机造成全球经济下滑时，澳洲央行将基准利率从2008年3月7.25％的高点迅速降到3％。

随着经济的复苏及流动性泛滥的影响，对大宗商品需求强劲，澳洲开始出现通胀压力，于是也开始加息，直至加到最近的4.75％。因为较早进入加息周期，这些国家有较大余地施行降息政策。

第2篇：最近的财政政策范文

还有其他因素。石油价格的下跌以及市场流动性紧缺、美国能源公司和石油出口经济体能源企业杠杆率上升、石油出口经济体脆弱的等，正在引起人们对信用市场系统性危机的担忧。此外还有没完没了的欧洲隐忧，英国退出欧盟可能性越来越大，而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正在整个欧洲得势。

一些糟糕的中期因素预示着平庸的增长前景，这进一步放大了上述风险。事实上，从产出、经济政策、通胀、重要资产价格和金融市场的行为看，2016年将又是一个新反常态之年。那么，让当今全球经济反常的原因究竟何在？

首先，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潜在增长在下降，原因是私人和公共债务高企、人口迅速老化，以及各种让人们收紧资本支出的不确定性。此外，许多技术创新没有转化为更高的生产率增长，结构改革速度缓慢，漫长的周期性停滞侵蚀着实体资本的技能基础。

其次，实际增长保持萎靡并低于潜在趋势，原因在于痛苦的去杠杆化过程还在继续。

第三，经济政策越来越“不走寻常路”。事实上，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分野变得越来越模糊。十年前，根本没人听说过ZIRP（零利率政策）、QE（量化宽松）、CE（信用宽松）、FG（前瞻指引）、NDR（负存款利率）和UFXInt（无冲销外汇干预）等词汇，因为它们根本不存在。但如今，这些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已经成为最发达经济体的常态。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最近的行动和信号加强了还有更多非常规政策将会实施的感觉。

有人指责这些非常规货币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央行资产负债表膨胀，是法币贬值的一种形式，其结果是通胀失控、长期利率急升、美元价值崩溃、黄金和其他大宗商品暴涨，以及贬值的法币被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取代。

相反――这也是第四个反常现象，尽管央行采取了非常规政策，其资产负债表飞速膨胀，但通胀在发达经济体依然过低并且继续下降。央行的挑战是，提高通胀甚至避免全面通缩。与此同时，长期利率近几年来一直在下降、美元在升值、黄金和大宗商品价格暴跌、比特币沦为2014年-2015年表现最差的货币。

极低利率仍是个问题，其原因在于货币供给和价格之间的传统因果关系已经破裂。之所以如此，一是银行以超额准备金的形式囤积新增货币供给，而不是发放贷款;二是失业率仍然很高，工人根本没有讨价还价能力。许多国家的产品市场仍然存在大量滞销、巨大的产出缺口和企业定价能力低下（被中国过度投资放大的产能过剩问题）。

如今，石油、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崩盘――这可以称之为第五大反常态，其原因是中国减速、能源和工业金属供给激增以及强势美元。

最近的市场动荡开始于QE带来的全球资产泡沫的通缩，尽管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扩张可能助长泡沫。大部分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的实体经济问题严重，但到目前，金融市场仍在央行加码宽松的情况下频创高峰。问题在于华尔街和主街（Main Street）的分歧可以维持多久。

第3篇：最近的财政政策范文

今年年初以来，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的引领下，全球20多家央行放松了货币政策。在欧元区，国需要弱势货币以减少外部赤字、刺激增长。但由量化宽松导致的欧元弱势，进一步刺激了去年GDP已高达8%的德国经常项目盈余。其他欧元区核心国的外部盈余也在上升，这使得欧元区的总体失衡十分庞大且不断增加。

在日本，量化宽松是首相安倍晋三的改革计划――“安倍经济学”的第一支“箭”。这一改革让日元急剧贬值，现在正导致贸易盈余增加。

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采取量化宽松，让美元承受了巨大的升值压力。美元兑其他发达大宗商品出口国（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货币以及许多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汇率也出现走强。对这些国家来说，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引发的货币贬值，有助于抵消出口下降对增长和就业的影响。

美元相对经济和金融十分脆弱的新兴市场货币也在升值。上述经济体存在财政和经常项目双赤字、通胀抬头和增长放缓、巨额存量内外债务以及政治动荡。甚至中国也在去年短暂地允许人民币对美元贬值，而产出增长放缓可以诱使中国政府让人民币进一步对美元贬值。与此同时，贸易盈余再次上升，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在全球市场上抛售钢铁等自身供给过剩的商品。

直到最近，美国决策者对美元强势并不十分担忧，因为美国增长前景比欧洲和日本都要光明。事实上，今年初，人们期望即使美元走强，美国内需足以支持其GDP增长率接近3%。人们当时认为，油价下跌和新增就业将提高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资本支出和住宅投资将随着增长的加速而走强。

但如今，情况已有所不同。美国官员的汇率神经过敏症正日益显露。美元升值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显示，美元升值对净出口、通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比决策者的统计模型所表明的更大、更快。此外，强劲的内需没有成为现实;一季度美国消费增长十分疲软，资本支出和住房投资更是萎靡不振。

有鉴于此，美国实际上已经加入“货币战争”，以阻止美元进一步升值。美联储官员开始直言美元是影响美国净出口、通胀和经济增长的因素。美国当局也日益批评德国和欧元区采取弱化欧元的政策，而不采取临时性财政刺激和加快工资增长等刺激内需的政策。

口头干预之后将是政策动作，因为增长放缓和低通胀将诱使美联储比预期更晚更慢地退出零政策利率。这将逆转美元最近的部分涨幅，阻止增长和通胀的下行风险。

货币摩擦最终可能导致贸易摩擦，而货币战争可能导致贸易战争。而这可能给正在着力达成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美国带来麻烦。一项拟对进行“货币操纵”的国家征收关税的立法提案，增加了奥巴马政府能否在美国国会赢得足够票数批准TPP一事的不确定性。如果这一将贸易和货币政策联系起来的立法被写入TPP，亚洲参与者将拒绝加入。

第4篇：最近的财政政策范文

近来，由美国次级债市场危机所引发的对全球经济的种种猜测，不仅是投资者，一些国家的政府部门也都十分关注。

次级债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但最近的迹象表明，美国房地产、金融机构和消费者信心都面临进一步的下行风险。关于对中国总体经济的影响，我认为不应该过度担心，但对某些行业的影响会比较明显。

金融衍生市场危机

虽然最近欧美中央银行已经向市场释放了相当规模的资金流动性，美国和欧洲的次级债市场带来的影响仍有继续恶化的可能性。

次级债危机是一种新型的金融危机。在过去金融衍生工具不发达的时候，金融危机是通过其他方式表现出来的。但是，MBS(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和CDO(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次级债是其中的被用作抵押的一种资产)在过去6年被大规模采用，成为像银行、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重要投资工具后，这种金融危机的表现和衡量都会更加复杂。

有人用过一个通俗的比喻，很贴近现在的情形：如果一个人看到一只蟑螂，不知道后面还有多少。是10只还是100只。不确定，因为一下子看不见。次级债危机目前的情况就是，首先很多金融机构自己还不能够马上弄清楚自己损失了和可能损失多少资产的价值。

金融资产如果发生损失，将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影响实体经济。第一个是通过金融机构，可能有些金融机构由于无力支付损失，出现倒闭，或者大规模损失。金融机构资产损失会带来流动资金的吃紧，然后这些机构会收紧贷款。同时，一些还没有发现损失但是也预期流动资金紧张的机构，会提前把一些资产变现，提高贷款标准，保持资产高流动性。这些，对实体经济来说，带来的效应就是先抑制对贷款、投资和房地产的资金供给，从而影响整体经济。

第二个在消费层面，很多MBS和CDO资产的损失，通过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等，最终会传递到购买这些资产的消费者身上，从而影响消费者信心。美联储曾经做过统计，测算资产损失对消费者消费的影响。结论是，消费者的金融资产损失100元，消费就下降5元。最后也会反映在经济增长上。

许多金融机构面临的损失，要等几周、甚至一两个月后才有比较明确的估计,所以许多机构还没有调整对美国经济的预期。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要调整，会往下调整。当前，经济学家对美国下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仍然是2％左右，但我估计下调的可能性很大。

在全球的各种基金中，数模基金和对冲基金预计受到的冲击最大。不排除全球有上百家对冲基金会倒闭。

对中国总体影响有限

根据我们的研究，如果美国GDP增长减少1个百分点，中国的增长下降的幅度小于1％。以中国当前高达11％的经济增长局势，即使速度有所放缓是可以接受的。如果美国经济走向衰退(即负增长)，虽然出口会受冲击，但我认为中国仍能保持7～8％以上的增长，因为政府用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能力比几年前要强得多。

在行业层面，我们的分析表明，家具、船运、电子和纺织对出口的依赖度最大，达25～80％。因而这些行业面临美国经济放缓带来的风险相对较大。

关于美国次按危机对中国金融机构的影响，从银行已经公布的数据来看，有些银行所拥有的与次按相关的资产规模小于我们预期，有些则较大。

与台湾、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一些银行相比，大陆的银行所受的影响相对较小。目前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这些资产今后的实际损失率有多大。如果看这些资产最近的价格变化，目前市场似乎预计AAA级次按抵押资产的损失率在6％左右。

由于整体经济受美国经济影响的幅度都有限，中国的经济主要是靠自我运行的。考虑目前的通胀局势，由于主要是食品价格上涨引发的，我认为今年12月能够回到4％以下。这一个分析的另一根据是，去年12月的基数数据较高，比去年11月单月涨了1个多百分点，所以也会减缓今年12月的同比压力。

不过，现在市场的担心是，今年的粮食秋收后，粮价如果大幅上涨，会否影响其它产品，形成结构性通胀。秋收在10、11月份，目前除了农业部可能会有比较好的感觉，其他人都还不好说清楚。我认为，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价格会走向平稳。

资本管制的放松

8月20日，中国外汇管理局称中国居民个人境外买股票将不受每年5万美元的购汇限制，并且香港市场被作为中国内地居民可以自由投资的试点。

这一资本管制放松的政策，加上其它可能继续放松资本管制的举措，比如允许中国内地个人直接投资海外资产、非上市公司，我们预计能够逐步减缓每年中国外汇收支盈余的压力，也即是缓解央行购买美元、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目前在香港股市流通的H股和红筹股的流通总市值在4500亿。根据我们的测算，如果放开港股购买这一政策确实能奏效。可能会引导400亿个人持有的美元流出中国内地。

中国现在年度国际收支盈余有2500亿美元。当前外国对华直接投资FDI没有明显上升的迹象，再加上资本管制陆续放松，中国外汇收支盈余有望在2到3年内降到1000到1500亿美元。这会对缓解人民币升值起到直接作用。如果外汇收支盈余变成零，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就没有了口但是作为一个经济总量比较大的国家，最终保有部分外汇收支盈余是正常的。

中国也需要继续提高人民币汇率价格的灵活性。在世界现存的货币体系中，新加坡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同时政府保持了对价格的干预，并给予汇率1.5到2个百分点的浮动空间。中国似乎在往这个方向走，但是汇率的灵活空间还远远不够。

G7国家的货币。除了日本有过间断的价格干预历史外，基本都是可以自由兑换加上价格随市场自由浮动。而还没有过干预货币价格历史的，就是EU。

第5篇：最近的财政政策范文

第二,有关金融改革。目前,对金融改革的不同学术观点相当多,存在很多争议。金融改革进展到现在,实际上剩下的是三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利率自由化、人民币可兑换。中国金融改革的顺序和其它国家相反,我国是金融改革都改完了,最后利率还没有市场化。别的国家金融改革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利率市场化。从中国整个价格体系来看,所有的价格基本上都放开了,唯独利率价格目前还是管着的。能不能管得住是个问题。

第三,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货币政策效果有多大?这两年来,原来觉得财政政策可以引致出需求来,现在看来也不如想象的那么多,特别是在消费和非国有投资的增加方面,引致出来的总需求也不是那么大。货币政策究竟在中国有多大作用?现在看来,货币政策在中国是困难重重。基础货币增加比较慢,基础货币投放的渠道比较堵塞。利率已经连续7次下降。1年期存款的名义利率已经到了2．25%,名义利率已经基本降到谷底。尽管通货膨胀率是-3%,实际利率是5．5%,但一个国家的名义利率不可能再低。其它政策,如公开市场政策也不行。工农中建现在手中拿的国库券是最好的资产,不可能卖给央行。扩大再贷款,现在大家不要你的再贷款,这也比较困难。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改革。在过去20年中国经济改革和结构变化中,最大的变化是我们发展起了一个很大的非国有部门,它占74%的工业增加值,63%的GDP。但是,我们没有发展非国有的金融机构,这是一个大问题。非国有机构在整个金融资产中所占的比重不到20%,这还算上那些国有股份制企业。自然产生的问题是,创造了不到40%国民总产值的国有部门占有着大多数的金融资产,而创造了70%产值的非国有部门占有着少部分的金融资产。这就产生了双重问题。一方面,国有企业坏债发展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的融资渠道不畅,发展受到融资的限制。1998年中央政府、中央银行积极鼓励银行向中小企业、非国有企业贷款。但是1998年尽管增量有所增加,但非国有经济总的感觉是融资渠道在收缩、在下降。因此,1998年非国有投资第一次出现历史上下降的局面。一方面,国有企业已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也不能发展。因此,当前宏观经济的问题确实直接和金融体制的问题相关。从这个角度来看,要想根本解决问题,金融改革是当务之急。

怎么实现金融体制的改革呢?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经验和教训是,你想改革这个体制,第一步要做的是去发展新的东西,而不是先去改旧的东西。第二,没有新体制的发展,没有竞争的发展,是不会改革的。国有经济现在之所以改革,是因为非国有经济的很大发展,市场竞争的很大发展,逼着它去改革。金融体制也是这样,金融体制现在最缺的是竞争。现在很多人寄希望于开放和外资机构的进入。对外开放了,对内竞争怎么发展。而且对内竞争的发展能够培养对金融市场的管理水平,能更好地应付国外历史悠久的机构进入中国后的管理问题。我认为,现在从金融改革的角度来看,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非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金融应该作为首要的任务来做。这件事情做好了,其它很多事情会跟上,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银行的改革。最近我们作了一些调研。浙江有些信用社是真正私人的信用社,坏帐率为0．06%。地方的中小银行之所以能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是因为它运用了许多地方的信息,它的交易成本可以很低,效率可以很高。因此,第一步是创造竞争性的环境。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货币政策和宏观政策的运用问题。货币政策现在的效果确实有限,其基本原因就是刚才所说的,因为我们现在的通货紧缩、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恰恰是由于金融体制的问题造成的。但是,货币政策效果不大,并不是说不需要货币政策的配合。即使搞财政政策,也需要货币政策的配合。这一点,我们需要有所认识。谢平刚才讲过,财政发债券,银行巴不得拿债券,它可以当好资产,一年就可以不干事了。然后基础货币不能增加,债券就有了挤出效应,政府投资的增加实际上挤掉了一部分私人部门投资的增加,因为政府投资等于把贷款吸过去了,而基础货币并没有增加。如果可以通过其它渠道,比如增加基础货币来发债券。因此,在此提出的问题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问题。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技术操作问题,也是这几年在宏观政策研究和操作方面值得吸取的教训和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宏观司司长李晓西:先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财政政策走来走去,走到了金融改革。大家都知道,财政政策中关系重大的是发国债。发国债这个问题,本来是财政政策,但往前再走一步,就是货币政策,和货币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相关。我们现在的公开市场操作过程中的债券和品种很少,短期的更少。因此,需要丰富的国债品种,这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点。我们现在发国债,都是商业银行接收。商业银行接收后,是在银行间市场上进行交易,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没有沟通起来。因此,国债公开市场操作没有一个统一的资本市场,限制了货币政策调控的能力,也限制了财政政策发国债对经济的作用。一个新的问题是:这两个市场之间能否有一个沟通?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些市场呢?各类资本市场的统一就涉及到如何理顺央行、证监会、保监会的关系。一步一步推下去,就会发现,财政政策确实需要金融体制改革的配合。顺便说一句,两个市场沟通起来,需要利率市场化。第二个例子是,从货币政策往前走一走,也会走到金融体制的改革。货币政策最集中的是货币供给量的问题。人们常说,和上一年相比,M0、M1、M2差不多都增长15%左右,而且货币政策该放宽的都已经放宽。但最近的企业家调查系统调查了3500家企业,反映的第一大困难是资金短缺问题。一方面,资金供给已经放得比较宽;另一方面,企业感到资金还比较紧张。这如何解释?这就涉及到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利率没有市场化。利率没有市场化,判断货币供给的多少,就没有利率这个最准确的标准,而只能是看同比。同比的问题是,和5年、10年的平均数相比,感到比较合理;可是和超常时候相比,感觉到比那个水平要低。但实际上很难说清是否正常。一方面水库里有水,一方面地里的小苗感到干渴,没有水喝。这就说明我们整个金融体制的传导机制发生了困难。首先,中央银行再贷款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宁可去买国债,宁可少担当贷款的风险,自我约束和自我激励是不对称的。同

时,它自己设立的约束机制也非常强,有信贷员终生负责、三级审贷制等等。商业银行从本质上来看,是国家银行,可以到财政部核减亏损指标。它要是不盈利,是不是就不生存?如果真是西方类型的银行,就不能生存了。不赚存贷利差,凭什么生存和发展?因此,要改革商业银行,使商业银行的行为真正商业银行化。货币政策要真想知道供给量的多少,知道钱流到企业中去能否用得起来,就必须要改变金融体制。

三个结论。第一,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的经济已经到了相对过剩的阶段,我们的改革也到了攻坚阶段。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改革统揽全局”。我认为这是改革到目前阶段不能回避的主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没有改革的推进,发展很难持续。第二,小的政策调整、小的改革,也有助于宏观调控。另外,有人认为,宏观调控是短期的,体制改革是中长期的。我认为不完全是这样。有些小的制度调整,短期就见效。比如同行拆借市场,现在允许进来七家证券公司,情况马上和原来有变化。大的根本性的体制改革,当然需要很长时间。就体制改革本身而言,很多小的制度改革,不要忽略。第三,经济体制改革从总体上看是渐进的。但我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和激进相结合的。一个阶段是激进,一个阶段是渐进。对于激进还是渐进的判断,不能仅从速度来看。有些东西的变化是质的变化,质的变化就是激进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副所长、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李扬: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说经济形势好,GDP前三个季度增长率为7．4%,在世界上是很好的指标;净出口在增长;经常项目的盈余在扩大;公布的数字说企业的效益在转好,等等。坏消息也有,物价持续下跌;财政赤字在增加;失业率并没有改善;收入水平看来是在下降。人民银行最近公布存款数据,居民存款在下降,企业存款在增长。对居民存款下降的解释是7次降息加上征收利息税。更基础的原因是收入跟不上。各方面的消息非常混乱。最近得到武汉的一个消息是,尽管7次降息加上加税,武汉的居民储蓄存款仍在巨额增长,据调查,老百姓说存款仍然是储蓄的主要形式。我是倾向认为武汉的居民是对的。目前我们没有几种储蓄形式,实物储蓄没有,股票、债券不能染指,只有存款。消息的混乱,不是一个好现象。从1996年开始,中国经济一直处于极为矛盾的状况。

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深刻的结构调整过程之中。大家都谈结构调整,讲这个词时,大家心里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在中国的经济学词典里,特别是官员讲结构调整,就是长线和短线。长线压一点,短线增一点。现在的结构调整则不是那么回事。首先,它是在全世界进行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其次,是在全世界都在发展市场经济这个大背景下进行的,是在全球经济过剩、通货紧缩的背景下进行的。这几个背景是非常强的背景。从中国的情况看,结构调整很重要的是更新它的科技基础,总体来说要提高经济效益。这样一些事情是非常大的事情,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因此,我们将会有一个长期的中速发展过程。

说得具体一点,现在的有利因素有一些,第一,中国事实上还在完成工业化,工业化是能解放生产力的,从供给方面会有增加,从需求方面也会有贡献。第二,它在进行体制改革。体制改革尽管没有改革初期皆大欢喜的结果,但净的效果还是会促进经济增长。第三,中国政府已经高度重视了这样一些问题。各种各样的措施都从传统的控制通货膨胀为主的基点转向促进需求这样一个基点,这是很大的一个制度性的变化。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大的条件存在,中国经济不会太差。

第6篇：最近的财政政策范文

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格外关注。中国经济增速是否会继续放缓？扩大内需和调结构如何才能落到实处？控物价、惠民生如何让老百姓得到真真正正的实惠？这一系列的政策变化调整的关键点又在哪里？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和把握？专家们对此将作出权威解读。

“稳”与“进”新解

主观点：“要更加立足国内需求，这是我们前进的方向。”

当前，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蔓延和美国经济陷入高失业、高负债的困境，世界经济前景低迷。国内中小企业经营出现困难，经济增速逐季回落。

“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要努力保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良好态势，所以要‘稳’。同时，也要利用环境变化带来的倒逼机制推动结构调整、深化改革，最终让百姓享受到更多发展实惠，这是‘进’。”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分析认为。

针对宏观调控，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樊纲日前指出，预测2012年经济增长将降至8．6%－8．7%，但仍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国家。短期看，货币政策不会出现重大变化。资金供应会恢复正常状态，基本不会再收紧。政策“微调”则更多是针对中小企业资金紧张的状态。

樊纲指出，对于欧美危机的基本前景还没那么悲观，美国由于很强的我修复能力和创新能力，从现在开始再有三年的低迷，也就是1-2%的低增长期。是否会低迷五年，还需要再观察。 欧洲的情况复杂些，至少做好五年低迷的准备，基本在0-1%的增长状态。债务问题迟迟未从根本上解决，有时就得靠时间逐步熬出去，把这些问题在时间熬的过程当中基本消除。

樊纲认为：“中国没有出现大的泡沫，这一点我是相信的，即使房地产市场，它也没有形成大泡沫，中国房地产业未来会是一个软着陆的过程，现在就处在这个当口上。”

“外需变化我们难以左右，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更加立足国内需求，要更加突出结构调整，要更加依靠改革创新，要更加重视改善民生，这是我们前进的方向。”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指出。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表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基调、逻辑没有变，房地产调控会是2012年宏观调控的关键，因为这涉及投资、经济增速和系统性风险，不要指望货币政策放松。他认为，基于中国目前的财政赤字状况，仍然有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余地和空间。

夏斌表示，在主基调不变下的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稳定发展，关键在结构调整，结构能不能调整过来，关键在财政政策，不要指望货币政策放松。财政政策是这轮宏观调控能不能坚持下去的关键，也是结构调整的关键。“基于中国目前的财政赤字状况，仍然有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余地和空间。”他认为，必须加快财政结构支出制度的改革，加快结构性紧缩的步伐，向战略型行业倾斜，特别是小微企业倾斜，向有助于扩大消费型的各种资助体系，包括社保、医疗教育等等。同时，也必须向补贴支出倾斜。因为今后一两年内中国物价上涨压力很大，物价上涨的一个因素是翘尾因素，也有劳动力成本上涨等因素，这决定了物价将趋于温和的上涨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保持低收入群体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下降，政府要补贴到位，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改革往前走，结构调整往前走，而不是简单的采取总量放松的政策。”夏斌说。

“稳增长”应对下行压力

主观点：“必须统筹处理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

在内外因素作用下，中国经济增速已从今年一季度的9.7%回落到三季度的9.1%，外界对中国经济增速“失速”的担忧再起。

这次会议在提出明年经济工作主要任务时，第一条就是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统筹处理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会议指出，稳增长，就是坚持扩大内需、稳定外需，努力克服国内外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及时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2012年最大的风险还是在于房地产，房地产的风险非常非常大。全国各个大中城市空房都非常多，我看上海的空房也不少。空房多就是危险，这些房子并不是真正地被需要，空在那儿了，不住人了，它们是用来投机的。大家知道，投机赚钱是真正财富的创造，但是变成泡沫就不一样了，泡沫不是财富创造，它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的风险。

“中国经济增速在回落，增速适度回落是我们期望的。但要防止经济增速回落过快，引发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所以要稳住经济增长。”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指出。

会议提出，明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大民生领域投入，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货币政策要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

“积极财政政策赋予了新的内涵，更加注重结构性减税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货币政策虽方向不变，但将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中小企业、在建项目等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王一鸣分析认为。

“十八字”“主线”将成明年经济指针

主观点：“维持经济平稳增长，不出现大起大落”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2年中国经济定下“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十八字无疑将成为明年中国经济指针。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双政策组合保持不变。专家表示，货币政策“稳”字不变，但政策侧重点与2011年相比略有所变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表示，如果说2011年的“稳健”重点是为了抑制通胀，那么2012年的稳健可能更多是推动结构调整，维持经济的平稳增长，不出现大起大落。

“因此，在2011年的政策基调里，货币政策中‘稳健’的含义更多强调‘偏紧’；而2012年货币政策‘稳健’的含义可能更多强调的是回到‘常态化’的环境中，以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巴曙松说。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与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表示，宏观经济的稳定是针对目前的走势来讲，不使增长速度大起大落，这是明年的主要工作任务，要稳定经济增长速度，政策就不能有很大变化，所以必须保持政策的基本稳定。

赵锡军指出：“但宏观经济增长的环境不受控制，特别是像2012年，我们可能会碰到更加复杂或难以把握的外部环境。为了应对这些问题，消除外部环境带来的负面作用，这就需要政策有一定的灵活性。所以灵活性是为了消除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干扰，使经济能够保持稳定。”

目前市场对欧债危机恶化的担忧仍存，国内实体经济发展又面临着下滑危险。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特别提到“货币政策要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

有观点表明，明年来讲，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在执行上比今年要更加松一些。从财政政策来讲，积极的要更加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适当偏松一些。货币政策微调主要是在货币供应、信贷投放上，今年以来实际执行的肯定是偏紧的。对于财政政策当然就是结构性减税，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增值税的扩围、个税的调整，因为今年的财政收入情况比较理想，2012年的时候还是有比较大的空间继续保持一定的赤字规模、保持一定的减税的规模和水平。

应对经济困局 稳增长与控物价并重

主观点：“尽管短期物价上涨压力有所缓解，但是明年物价稳定仍然不可掉以轻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宏观调控要把握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与此同时会议强调，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统筹处理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专家表示，为防止价格反弹，财政政策将继续结构性减税，加大民生领域投入，货币政策将注重微调预调。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推动明年经济社会发展，要突出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表示，与去年不同，会议强调了“稳中求进”，因此明年重点主要落在一个“稳”字，包括稳增长与稳物价。

业内人士认为，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影响，非食品价格涨幅小幅下调。近期PPI涨幅出现快速回落，后期还将传导到CPI，同时食品价格涨幅趋缓。初步判断，当前物价不会出现2011年大幅快速上涨，未来或将继续下行。

尽管短期物价上涨的压力有所缓解，但是明年物价稳定仍然不可掉以轻心。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控物价就是继续采取综合措施，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防止价格走势出现反弹。

专家表示，尽管今年会议提法上把“稳增长”放到“控物价”前面，但是稳定物价、巩固房地产调控成果，对于稳定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益，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和重要环境构成。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表示，只有经济增速保持一个合理的区间，就业能够相对稳定，价格能够稳定在一个比较低位的区间，那么宏观经济才会稳定。

目前，我国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宏观调控初步取得成效，物价总水平已经进入涨幅回落的下行通道。

不过，不少专家预测明年的物价形势依然严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与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认为，市场里推动价格上升的因素依然存在，在2012年也还会存在，明年为了保持物价总水平的稳定，仍然要继续实施宏观调控的政策，而稳健的货币政策作为调控的一部分，在明年是不会变化的，物价的总水平应该会得到控制。

祝宝良认为，价格上涨是正常的，目前物价压力不完全是货币的压力。他进一步解释说：“现在通货膨胀的最高点已经过去，输入型通胀也下降了，国内的货币调控也已见效，同时，与农产品价格的周期也有关系。明年物价压力主要来自于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运输成本、环境成本、资源性产品价格，包括美国欧盟如果继续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后，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出现的反复，所以压力主要在这些方面。”他表示，这种价格上涨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但不能让其增长过快，要稳定在一个水平上面。

巴曙松说，2011年的货币政策全年基本贯穿着将“抑制通胀放在首要位置”这个主线，尽管从全年角度看，CPI可能在5.5%左右，高于年初确定的4%左右目标，但最近的CPI月份数据已回到4%左右，“抑制通胀”这个目标基本达到预期的趋势和方向。

“在经济环境没有大的变化情况下，中国明年政策基调与今年相比是比较一致的。同时，由于中国今年财政支出状况较好，能够提供足够的财政资金支持，推动明年“调结构”这样一个政策基调”。巴曙松说

坚持楼市调控不动摇 力促房价合理回归

主观点：“宏观调控是让经济稳定增长，而不是让某个行业出现问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促进房价合理回归，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建设，扩大有效供给，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说：“所谓的房价合理水平要从两点来理解。一是，老百姓应该可以买的起房子，这就算合理；二是，跟相对的价格水平比，房价不应超过CPI过大，应该和CPI差不多，那么这样它就是合理的。”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与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说：“国际上有一些相应的标准，比如与收入水平相差5倍或者6倍，可以作为参考。另外只有到达百姓能够接受的程度，才是一个合理的水平。”他指出，房子问题是民生问题，最根本的是要让百姓住的起房子，通过买或租能够负担的起，这才能算是一个合理的水平。

祝宝良表示，目前房价的相对水平还是高了，所以这个政策是不会放松的，银行业的经营压力不会对明年的调控有太大影响。祝宝良强调，房地产是很重要的支柱行业，不能让房地产行业的投资过快下降，而目前对房地产主要就是限购政策。

“现在限购是针对房价上涨比较快的城市，很多城市的房价并没有限购，所以我们说房地产的政策不变是限购的政策不变，至于银行信贷，就要看货币的调控力度有多大了。我们讲房地产的调控主要是讲房地产的税收政策，房地产的限购政策，这些不会改变。”祝宝良说。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晋斌表示，目前，房地产调控刚刚见到成效，但还不是很明显或是能得以巩固下来，所以房地产的调控还会继续持续下去。他建议，从总需求的角度对商品房建设继续加强宏观调控，另外从供给方面入手，加快保障房的建设工作，从供给方面提供更多的房子，使房地产在规模和结构方面都朝着更加理性、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赵锡军则认为，宏观调控是让经济稳定增长，而不是让某个行业出现很大的问题，如果某个行业受宏观调控影响，并非宏观调控有问题，而是行业本身没有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结果，宏观调控是引导这个行业朝着经济规律的方向发展。所以说只要银行业的发展是规律的，它也就不需要政策来调控。

“我们与美国通过‘危机’的激烈方式调控不同，我们是通过宏观政策来进行主动地调控，这对于相关行业来讲是一个更加有利的方式。”赵锡军说。

明年结构性减税力度更大

主观点：“结构性减税近几年一直在推进，明年力度将进一步增大，主要将偏向中小企业、创新型企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大民生领域投入，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培森指出，积极的财税政策将主要从适当增加财政支出和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两个方面进行。

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财政支出主要向高新企业、资源综合利用行业、科技创新企业倾斜。具体措施可能包括贷款的财政贴息、财政补偿等。张培森表示，结构性减税近几年一直在推进，明年力度将进一步增大。主要将偏向中小企业、创新型企业，以及一些微利但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和国家“十二五”规划鼓励发展方向的产业，如文化企业、现代服务业等。

第7篇：最近的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 通货膨胀；货币政策；财政手段；金融工具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出放缓增长的趋势，特别是自2010年后，我国为缓解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而大量采取一系列激进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弊端性日行显现出来，出现了货币供给过量，市场货币流动出现混乱等情况，加上国内消费者购买水平指数（PMI）上升较快，出现了通货膨胀预期的现象，截止2015年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1.2%。其中，城市上涨1.3%，农村上涨1.0%；食品价格上涨1.6%，非食品价格上涨1.0%；消费品价格上涨0.9%，服务价格上涨2.1%。

一、 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含义

货币政策指中央银行为实现国家经济目标，运用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等手段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起到影响宏观经济的措施的目的。根据对总产出的影响，货币政策可以分为两类：扩张性货币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一般在总需求和经济低迷的时期使用，其功能是通过提高货币增长速度来刺激需求；紧缩性货币政策一般在通胀严重和经济增长过快的时期使用，其功能是通过减少货币增长速度来降低需求。通货膨胀是指总物价或一般物价在一定时期内持续上涨，货币供应畸形增长，出现投资和消费过旺，生产过热等现象。我国一般采用居民消费指数（CPI）作为度量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货币发行量过多。究其深层原因还包括需求拉动、成本推动、结构失调、供给不足、预期不当、体制等因素。

二、 我国通货膨胀的现状

市场上，居民主要生活用品和食品以及非食品价格持续上涨是本次通胀的主要表现。其中，食品中包括大米、猪肉、蔬菜等商品价格上涨最具代表性。

货币流动性过剩是引发本轮全面通胀的根本原因。稳定物价水平、防止经济过热是目前我国经济的主要目标。2010年末至今中国人民银行多次运用加息、上调准备金率、人民币汇率升值等货币政策工具，对调节通胀预期压力、遏制物价进一步持续上涨起到一定松缓作用。

由上述图表数据可知，通胀率衡量指标CPI几乎随着央行货币利率调整而呈正相关上下波动，根据SVAR模型，研究货币供给、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得出结论：货币供给的增长会带来物价的上涨，并且滞后4 个月后达到最大效应。

综上，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现状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以堵为主。其次， CPI 和PPI 仍在高位徘徊， 通胀形势依然较为严峻。

三、我国应对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

综合治理。由于导致通货膨胀既有总需求膨胀的原因，有成本上升推动与结构失调方面的原因，治理通货膨胀既要控制需求，防止收入超分配又要改善供应，调整产业与产品结构，优先发展农业及能源等基础与瓶颈产业，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价格政策等的相互配合，因此，借此其问题的有效办法就是打破该行业背后的利益寡头。

动态监控。由于预期通胀率和实际通胀和利率有很大关系，所以预期通胀对当期实际通胀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央行如能调整货币政策来改变通胀预期，则对控制通胀水平有很大帮助。由统计局数据统计可知，货币政策与导致的利率变化对最近的物价波动的影响较大，所以以利率为主的货币政策应该得到广泛使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第一，适度采取宽松政策，总体以紧缩性货币政策为主。目前流动性过剩问题主要归因于外汇长期占款，如果此时政府过多运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则会造成利率提高，会减少投资，减少消费，导致国民收入的减少，所以政府因为合理利用货币政策，对相关企业降低门槛，环节整体趋势。

第二，放开金融管制。现在民间资本合法化成了国家金融改革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民间信贷最根本的问题是国家金融机构出于资产安全性的考虑，对中小企业的信贷体制不完善。所以国家在近两年应当在政府工作中提出完善民间金融市场的目标，降低金融机构的门槛国有银行为了资产的安全，对中小型企业不能提供支持，所以在2011 年底政府相关部门也提出了要完善民间金融市场，适度降低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增加政府鼓励和支持。

第三，加速产业改革和升级。在我国一二三产业结构当中，还是以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为主，缺乏新兴的可持续型企业和有广阔前景的朝阳行业，这导致了我国的经济质量水平较低，再加上我国上世纪的人口红利已经接近尾声，如果再将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持续下去，会进一步加剧通胀水平，所以政府应引导企业对创新型和高科型企业进行投资。

第四，拓展其他资本市场。由统计数据可知，近年来银行资产大幅扩张，而证券市场资产不断萎缩。长期倒挂的利率水平对证券行业影响巨大，政府应当适合考虑调息，这也是社会各界的广大呼声。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发展证券市场和其他诸如民间信贷等资本市场。

四、结论

笔者认为，要创立和谐稳定、积极向上、统一有序的市场环境，不仅需要从供给和需求两大基本经济因素上考虑，也需要从国家宏观和个体微观上的角度上进行考虑。

在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人民银行将利率作为控制通货膨胀的主要依据，将价格水平稳定在合理的范围内。提高央行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增强人民银行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信任度和影响力。在央行保持独立性的同时也要注重和财政部门的协调配合，努力建立长期有效的协调机制，在经济目标、政府债务和金融监管等方面及时进行沟通协调，充分发挥财政货币政策的协同效力。随着我国财政收支以及国债规模的不断扩大，保持政府的预算平衡依然是十分重要的，只有保证了财政的预算约束，将政府赤字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保证预算公开透明，才能避免影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效果，让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其在调控价格水平中的作用。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

参考文献：

[1] 徐静.我国通货膨胀的特点与成因分析.[J].财会研究，2013（4）.

[2] 王勇.对运用货币政策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思考.[J].改革与战略，2013（5）.

[3] 杨毅.货币政策、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2（16）

第8篇：最近的财政政策范文

在我国做出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决策之后，水利经济的发展便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尤其是在最近的几年中，水利经济建设取得一系列明显的成果，不管是在水利建设的规模上还是在水利设备的研发和使用方面，均有所成就，这些成就是被广大社会群众和相关部门所认可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在水利经济建设中，依然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发现其中主要的问题如下所示：

（一）水利企业数量较多，企业实力不强

很多人知道，国内水利经济的发展速度比较快，水利企业在最近的几年中，其数量得到大幅度提升，但是其发展规模上，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小的，鉴于此，在某些问题的处理以及项目的建设上，不能够有效的针对水利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解决。除此之外，很多水利企业在发展程度上存在明显差别，发展局面呈现混乱的状态，尤其是无序竞争屡禁不止，促使各种社会资源在利用上不合理，这些问题均阻滞了水利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二）水利经济发展资金不足

从本质上分析，水利经济发展属于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内容。因为国家经济发展在政策上存在不合理的地方，促使树立经济发展制度上也存在着缺陷，尤其是国家在水利经济发展上，没有给出有效可行的财政政策支持。除此之外，因为国家在水利经济发展上的政策编制以及相关发展资金下发方面上，与西方国家相比，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因此促使水利经济发展与当下实施的政策不相符合，再加上政府部门给予的发展资金迟迟得不到落实，因此给树立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带来困难。

（三)水利经济管理水平较低且人才缺乏

在国家经济建设中，水利经济属于一项庞杂的工程，该工程在施工流程上，必然存在很多问题，其管理上也困难重重，需要具备一定管理知识的人员来进行监管，保证水利经济项目在建设上得到顺利开展。但是纵观当下某些企业内部，可以发现，水利企业人员在岗位职责上存在明显的混乱，每个部门中的责任和权利得不到落实，在问题上，每个部门无法积极承担责任，促使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解决而进一步扩展。除此之外，当下水利企业部门中的管理人员在思想上得不到更新，其管理模式依然是传统的管理模式，无法与当下的经济发展状态相适应，并且其掌握的管理知识落后，其整体素质比较低下，这成为阻滞水利建设事业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

二、解决措施

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水利建设属于一项重要的任务。为了能够为水利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有效的空间，需要针对当下存在的问题给出相应建议，本文所给出的建议主要如下所示：

（一）政府加强政策支持

因为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其中水利经济发展属于不可或缺的内容，因此国家政府部门应该在水利经济的发展上，给出政策支持。第一，政府部门需要加大对水利经济建设的投资力度，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经济，只要想实现有效的发展，均离不开大量的资金支持，假如发展上得不到有效的资金保障，其水利经济的发展便的不到开展，鉴于此，需要政府在财政方面给予有效的支持，才能够为水利基础建设提供有效空间。第二，政府还需要通过各种渠道来扶持水利企业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针对那些具备一定发展规模的水利企业或者有着一定发展潜力的树立企业，提供政策性支持，比如给予税收方面的优惠等，对于发展规模较小的企业，政府可以通过合并的措施来壮大企业的发展规模。

（二）加强对水利经济专门人才的培养

要想解决水利经济人才方面匮乏的问题，进一步提高水利经济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和管理水平，可以通过两个方式。第一个方式是引进国外优秀管理人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当下的水利经济发展依然存在很多不足，鉴于此需要我们积极引入国外人力资源和其它先进管理技术和管理理念，来为我国的水利经济发展提供支持。第二个方式是加大对国内水利建设人才培养工作的力度。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专业知识培训，来对当下管理人员的知识进行更新，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整体素质，改变其管理理念等。

（三）加强水利企业自身的管理与发展

水利经济的有效发展，从微观层面上分析，离不开企业自身的管理。鉴于此，水利企业需要站在自身的发展角度上，编制出与当下时期相适应的发展战略目标，来指导水土资源的有效开发和使用。除此之外，企业还需要提高在水利管理方面的技术层次，进一步对每个部门中责任和权利予以落实，将责任和权利具体到每个工作人员的身上，构建起企业当代管理制度。

（四）强化水利经济财务管理制度

在灌区管理上，需要建立起更加系统的财务管理制度，进一步提高灌区的财务管理质量。当下，灌区水利经济财务管理制度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统一核算盈亏，统一对外"的理念来实施。以目标管理方式来管理水利单位，定额上交，超收分成。从短期来看，能够有利十统一调度、平衡收支，但是从长远的生产发展大局来看，还有待通过改革来完善财务管理机制。所以，要对(局)处各单位留成的收入部分，让他们自己来规范财务行为，对各单位的有效资金进行严格的监督检查，规范资金的各种使用行为，贯彻党的十对水利建设提出的总体目标。

三、结语

第9篇：最近的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采掘业；外资政策；对外投资

中图分类号：F8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0)02-0020-06 收稿日期：20009-09-01

本世纪以来，随着同际资源价格的上升，许多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纷纷调整其采掘业政策。受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价格一度出现较大的降幅，采掘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有所下降，但随着国际经济的企稳全球资源价格很难再长期保持低位。基于我国长期发展的需要，本轮国际金融危机我同也并没有放松在全球范围内寻求采掘业投资机会的努力。

本文主要对本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采掘业外资政策的发展进行了梳理，概括了各国采掘业政策框架主要构成，考察了采掘行业对外国直接投资准入和开业的管制，以及在确定采掘行业利益分配方面的单边政府行动和国际协定，最后总结了我国采掘业对外直接投资应该注意的制度层面上的问题。

一、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采掘业政策框架

制定适当的政策框架是确保政府从采掘业发展中获得收益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那些以矿产资源为基础的国家来讲，其采掘业政策要能够确保其本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概括来讲，这种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采掘业政策框架一股都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otto，2006)：(1)通过地质调查加强对本国矿产资源的了解。政府对矿产行业以及它们在本国和全球中的重要性了解越多，其对私人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的谈判地位就越强。(2)确立矿产所有权管理矿产资源勘探和开发的法律框架。在大多数国家，国家是矿产的所有者；而在有些国家这一权利附属于土地所有权，还有一些国家矿产的所有权制度根据矿产的不同而不同。(3)矿产资源开采的管理框架。这一框架包括牌照的发放、界定勘探和开采的条件并建立矿权地籍簿。(4)管理工业采矿和私人采矿活动、国有和私有国内企业以及跨国公司的与矿产生产有关的政策。(5)收入管理系统。这一体系关系到矿产开采租金的分享和分配。取决于如何对他们进行管理，这些租金可以对一个国家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6)与工人的卫生和安全、环境保护以及当地社会权利有关的政策。

需要指出的是，在制订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采掘业政策框架上并不存在统一的模式。各国需要将它们的采掘业政策融入到整体发展战略中去考虑，详细说明它们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由于矿产资源总有一天会耗尽，因此要充分考虑当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为此，矿业收入应该有适当的部分用于教育、卫生、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形成以及社会基础设施。为了保证解决方案的公平性，所有利益相关者――政府、民间团体、受影响的社群、丁会、行业和国际组织都应该参与到政策讨论和制定的过程中去。

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降低跨国公司投资当地采掘业的风险来提高它们的谈判地位。如通过提供有关矿产禀赋更详细的信息，政府可以降低跨国公司的勘探成本；通过管理和财政政策，政府可以减少跨国公司的财务风险；通过提供更高的政治稳定性，政府可以减少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此外，获得更多的相关知识和信息，对发展中东道国政府消除他们和跨国公司之间谈判能力不对称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采掘业的准入和开业

长期以来面向采掘业外资参与的政策一直在发生变化，且在不同国家和矿产类别之间差别巨大。对待采掘业准入和开业的态度既有对外国投资的完全禁止也有对跨国公司的完全依赖，其中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以及金属矿业在这方面存在的差别最为显著，且在这两个子行业中价值链的不同环节上对准人和开业的限制也存在很大差别。

(一)石油和天然气：从传统的特许权到合作协议　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全球石油生产都是由少数跨国公司的特许权主导。这种特许权是一种东道国政府和外国公司之间极其不平衡的金融交易，它使得跨国公司以相对较小的成本获得了资源开发、生产和销售的专营权(Omorogbe，1997)。随着殖民统治的解除，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诞生以及20世纪70年生在石油行业的普遍国有化，许多这种特许权协议也随之中止。

如今，在石油和天然气采掘领域的跨国公司活动主要通过各种不同类型的合作协议，这些合作协议的对象通常是发展中东道国的国有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尽管这些不同类型的协议存在类似性，但他们在一些重要的方面还是有所差别。当前最普遍的合约协议是现代特许权、合资、生产分享协议(PSAs)和服务协议。在主要的发展中石油生产国之中，2007年6月所有已知在执行的与跨国公司的合同中一半以上是生产分享协议。合资和特许权占41％，服务协议占2％，其余为其它合约形式。

在特许权、生产分享协议、合资和风险分担协议与纯粹的服务协议之间存在性质上的差别。根据前者，跨国公司依据合同条款和法律承担较大的风险且同时拥有一定的收入份额。根据纯粹的服务合同，东道国政府根据其提供的具体服务向跨国公司支付报酬。对于哪种合约形式对东道周最有利很难一概而论。由于各同资源的质量和国内专业知识水平的不同，在同一个国家之内对不同项目某种合约形式可以相对其它形式更合适。特定合约的影响由其内容来决定，合约的内容则取决于国家(通常由一家国有石油或天然气公司代表)和投资者(或投资者联盟)之间的谈判。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通常是发展中医药家中的同有石油或天然气公司负责这种谈判。

不同国家之间跨国公司参与石油和天然气采掘的程度相差很大(otto，2006)。根据一项估计，2005年来自发达周家的跨国公司只对全球已知石油储备的10％(主要在发达国家)拥有无限制的准人权，另外通过与国有国家石油公司合资对另外7％拥有无限制的准人权。其余的储备基本上是禁止跨国公司进入的。在许多国家包括石油精炼、石油化学产品、运输和经销等下游活动通常对外国投资更为开外。

从最近的政策变化来看，许多石油生产国倾向于进一步限制跨国公司参与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和开采的程度。同时，来自新兴国家的新石油和天然气跨国公司的显著增加意味着那些仍然对跨国公司参与开放的石油和天然气项目面临更大的竞争。

(二)金属矿产：特许权和FDI投资促进　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中的情形相反，在发展中国家特许权是跨国公司参与金属矿产开采的主导形式。矿业公司获得许可证从事矿产资源勘探，从而获得矿产开发的权利。许多国家的矿业法允许跨国公司根据与法律一致的矿业协议从事经营，对大型矿业项目尤其如此。在一些国家，适用矿业的法律由国家层

次和次国家层次的法律共同构成。

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金属矿产行业的管制框架也在不断发生改变。如在非洲，在经历了国家所有占主导地位的一段时间以后，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的过程。整体上来看，作为校正宏观经济不平衡、刺激经济复苏和建立一种更为可持续的增长路径的一种方式，在非洲国家中自由化、放松管制和提高私有化的进程有所加快，这其中也有国际金融机构的推动。FDI投资促进是这种战略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对FDI提供税收激励。在许多发展中同家中推动矿业制度改革的主要因素包括矿业发展不充分、缺乏勘探和投资的兴趣或能力、以及不断上升的外债。在20世纪90年代，为了给投资者提供信心和更好环境颁布了许多新矿业法，或对现有法律进行修改。

作为矿业法律改革的一部分，在大多数国家放松或完全废除了对金属矿产开采活动外资所有权的限制。20世纪90年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大多数国家的矿业法出现了重大变化。在秘鲁，1991～1992年通过新法律改变了国有主导地位，新法律制定了矿业投资促进、以及国有矿业和石油公司的私有化。出于类似理由阿根廷矿业法律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巴西、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菲律宾，允许跨国公司在矿业企业中拥有100％的所有权。智利也对FDI放开，但仍保留了对智利国有铜矿公司的国家所有权。

当前矿业法的共同特点包括土地使用权安全性的提高、历史勘探报告的开放、勘探申请程序的完善和透明化、勘探区域的界定、争端解决条款和土地使用冲突的争端解决方式，许多国家还规定了在金属矿产开采行业与雇用国内或国外雇员有关的条件(Law Business Research，2005)。

此外，为了给投资者提供更多的确定性，许多发展中和转轨国家在向外资开放采掘业之外，进一步通过财政稳定条款来锁定政策的变化并签署国际投资协定(IIAs)。在这方面大多数重要的国际投资协定都是有关促进和保护外国投资的双边投资协定(BITs)。在许多矿产丰富的国家，过去十年内双边投资协定的数量增长迅速(PricewaterhouseCoopers，2006)。

(三)政策发展的趋势　如何正确看待采掘业准入和开业政策上的变化非常重要。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推动矿产行业管制自由化的背景是处于历史低位的矿石价格，以及许多背负大量外债的国家需要吸引外资来增加出口以获得更多外汇。那些以前对矿业实行过国有化的国家为了使外资相信新的投资不会遭遇以前同样的命运不得不提高了他们的承诺水平。从事后角度来看，在资源价格处于历史地位时迫于形势制定的一些矿业法律和谈判达成的一些矿业协议对外国投资还是比较慷慨的。在采掘行业对外资的管制自由化的同时，如何保障发展中东道国的长期发展目标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Campbell，2004)。此外，在发展中东道国谈判能力较弱的阶段，通过稳定化条款锁定税收收入以及在国际投资协定中一次为投资者提供过于强化的保护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作为回应，一些国家最近制定了更为严格的管制框架来管理跨国公司在采掘业的参与。这一方面是对20世纪90年代过度自由化的纠正，另一方面也是随着资源价格上升东道国讨价还价能力上升的反映。早在十年前，一些专家已经预测到这种自由化的趋势可能出现转变。引用一位专家的话说：“当条件发生变化时，有理由假设发展中国家将会再次努力以任何可能的方式维护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而且由于这是他们的二次上阵，他们将获得更大的成功。长期来看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存在但会与民族主义理想相冲突的任何有条件的‘激励’或稳定化措施都可能证明是有问题的”(Omorogbe and Yinka，1997)。大多数国家最近的法律变化看来证实了这一预测的正确性。

三、采掘业的租金分享安排

在采掘业政府和跨国公司租金分享方面，不同东道国的安排各不相同。由于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要在政府和跨国公司租金分享方面取得完全的均衡并不容易。东道国政府在制定采掘业的财政政策时通常会面临两难的困境：如果税收太低，可能导致东道国税收收入流失；如果太高，又可能阻碍行业发展并降低跨国公司投资的动力。根据自身条件的不同，每个国家都在探索适合其自身的政策安排。实践上不同国家和不同行业之间东道国政府所获得的租金份额差别很大。

(一)政策变化：从政府单边行动到国际投资协定　在资源价格的急剧上升时期，许多国家已经采取行动来提高他们在采掘活动利润中的份额，包括在跨国公司参与下的行动，修改财政制度或合同关系。政府对采掘业的外资政策的改变并不是一种新现象，其背后是利益之争和双方讨价还价能力的改变。当然东道国政府的这些做法有时也会引起法律争议并导致由相关方面设置的特别事后仲裁法庭(Muchlinski，2007)。不过在许多案例中，已经进行国有化的东道国拒绝在仲裁法庭出现。专家对再谈判的适当性和合法性以及再谈判是否会促进一国的发展目标也持不同看法。一些专家认为再谈判要求可能违反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此只应该在异常的情况下提出折衷要求。而其它一些专家相信再谈判可能是有道理的，如在玻利维亚，再谈判作为一种“代表该国贫困人民利益的尝试”，以及在该国近期再谈判希望的私有化本身在法律上就是无效的，因为由于它们没有根据法律要求得到该国国会的通过。

国际法的冲突本质上来自于合约稳定性(合约的神圣性)和合约进化(对“环境根本性变化”的反应)这两种相互冲突的需求。包括稳定条款的合同将适用合同的法律凝固在其形成时生效的状态。引入这类条款的目的是确保体现在协议条款中的各方意愿持续适用。沿着这一思路，俄罗斯适用生产分享协议的法律保护投资者免受法律的变化，但指明了政府可以在无需保障投资者利益的情况下改变条件的特定例外。在其它情况各方可能自愿在合同中写入再谈判条款。

与更早期的单边政府行动和国有化浪潮相比，近期再谈判中增加的一个维度是国际投资协定的更广泛使用，其中关系最大的是双边投资协定(见表1)。虽然签署国际投资协定可以潜在增强吸引FDI的机会，但这也意味着政府放弃根据环境变化调整其制度框架的某些自由。能源协定(ECT)也非常重要，由于其目标是通过创造所有参与政府遵守的共同规则来强化法治，能源协定对在东南欧和独联体转轨国家中的投资尤为重要。这是在能源行业，从勘探到终端使用，涉及对投资者和其投资的促进和保护的专门国际法律文件方面的唯一一例。

最近，一些国家中政府单边行动日益增长的背景下双边投资协定和国际投资协定的扩散对各国和投资者的含义是什么?如果一国决心终止一项合约关系，国际投资协定也无法阻止这一行为，但存在

争议的情况下国际投资协定可以授予外国投资者通过国际仲裁要求赔偿的权利。因此国际投资协定提供的保护主要是针对外国投资者的“退出战略”而言的。此外，近期的经验还表明，国际投资协定赋予的保护范围取决于协定表述的方式，以及仲裁法庭对其的解释，这两者并非总是一致。

就政府而言单边行动的结果常常取决于双方的讨价还价能力。对那些拥有已经证实且具有高价值资源的国家，单边行动可能是从采掘活动中获得更多利益的可行方式。但并非所有国家都可以做到这一点。跨国公司对政府单边行动的反应也各不相同：一些公司将接受商定的解决方案，而其它公司可能通过法律措施获得经济补偿来保护他们的利益；还有其它一些公司可能完全退出谈判。

(二)未来的解决方案：累进税　在资源价格上升时期政策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政府认为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以前的政策没有充分考虑它们的利益。据此，有专家认为可以设计一项适当的财政制度，政府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如资源价格的上升)逐步调整他们的份额，这样做可以不扭曲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原则上，累进税提供了引进高风险投资的灵活性，同时还能保证在采掘业利润提高时政府的利润份额也能获得相应的提高。

但是，大量研究表明许多采掘业的财政制度是累退而不是累进的，这意味着随着利润率的提高政府的份额会下降。一种解释与政府与跨国公司进行有效谈判的能力差有关。这部分是由于政府缺乏理解备选财政选择所需的专业技能；或者是在税收管理方面存在弱点。此外，一些政府可能不具有足够的能力来实施更复杂的税收形式。这一点对税收来讲尤其如此，对税收的管理需要稳健的申报和审计，而且还需要防止逃税措施，如低报收入和高报成本。项目的风险状况也可能影响税收选择。

此外，在财政体系中引入累进税并不是整个财政制度累进的充分条件，与财政体系其它部分的相互作用可能抵消累进因素。从政府角度来看，对投资者提供激励也会削弱矿业财政政策的作用，这些激励包括免税期或根据一般投资法向投资者提供符合鼓励行业或出口行业的地位可能。在政府财政政策缺乏一致性的地方，可能导致公司在不同税收计划之间的“摘樱桃”行为。

四、对我国采掘业对外投资的启示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对国外矿产资源的依赖程度也将增加，这是矿产资源分布不平衡和经济规模扩大的必然结果。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矿产资源能够完全自给自足，只是利用国外资源的程度和方式不同而已。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目前只有钨、稀土等少数几种矿能满足国内需求，绝大部分矿产资源相对贫乏，像石油、富铁矿、铜矿、铬铁矿、铝、富锰、钾盐等大宗用量的支柱性矿产则严重短缺。在这种背景下，实施外向型矿产资源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国外矿产资源，是保证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战略选择。截至2007年末，我国采掘业累计对外直接投资150亿美元，约占我国2007年末累计对外直接投资总额1179亿美元的13％。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尽管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全球范围内采掘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所下降，但我国并没有放松在全球范围内寻求采掘业投资机会的努力。

从本世纪以来，那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对利用它们的矿产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越来越重视。为了保证这一目的，除了通过谈判获得最优的收入份额外，东道国政府对采掘业跨国公司在促进关联、应对环境挑战以及解决相关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顺应这一趋势，为提高我国采掘业对外投资的竞争力，我国政府和企业都需要作出相应的努力。

对政府来讲，在积极支持企业海外扩张以获得重大战略性资源的同时，政府应该促进企业海外活动的负责任行为。政府应该积极参与与采掘业有关的国际倡议，特别是EITI，以提高透明度。政府还可以通过提供金融和技术援助等方式来帮助东道国，进而提高本国企业在东道国投资的竞争力。此外，通过参加世界矿业部长论坛以及矿业、矿产、金属和可持续发展政府问论坛的会议，向东道国提供经验和知识，也是增强东道国对本国企业投资信心的一个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