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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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范文

一、把“方法与问题相适应”作为教育量化方法研究和应用的基本指导原则

本世纪初，在科学实证主义哲学观、自然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技术的合力作用下，教育量化研究范式得以形成，改变了教育科学史上纯粹哲学思辩式的研究传统，从而提高了教育学的“科学化”程度。正是由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对教育科学发展具有重大贡献，一些研究者不顾一切条件，无限夸大量化方法的作用，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于是，有人把方法专著中列出的量化方法规则当作“灵丹妙药”应用于自己的研究中。这种现象就是“方法中心倾向”，其实质是方法与研究问题相脱离。

具体地讲，“方法中心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教育科研方法专业研究人员工作集中在总结别人的研究方法上，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发明新的方法与技术，或是以某一哲学思想为基础推导演绎教育科研方法。在他们的研究中，往往将方法固定化、形式化，形成一套非常规范的方法体系，这种研究若不紧紧结合教育研究的具体实践，就有可能使研究创造的方法体系成为一具空架子。比如，本世纪初，一批教育科学工作者研究量化方法时，不考虑教育现象的特点，把重心放在数学方法的引进和一些严格实证性控制手段的创新上，结果把方法搞得相当精密，貌似科学。可是，一旦用于研究实践时，缺陷即刻暴露出来。“方法中心倾向”还表现在方法应用者身上，一些研究人员因为认识到方法的重要性以致偏爱某种方法，总是用现有的固定模式化的方法支配自己的研究活动。这样做，且不说所用方法本身可能有缺陷而给研究带来危害，即使所用方法本身合理，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还有一个“适切性”的问题，研究者若不考虑研究对象的特点而盲目遵循方法所规定的程序进行研究，同样会给研究带来不良后果。

总之，单从哲学原理推演方法，不联系研究实践移植创造方法，不结合研究问题应用方法都是错误的。我们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应坚决摈弃这种做法，把“方法与问题相适应”作为方法研究和应用的基本指导原则，要坚持这一原则，必须做到：

首先，不能受某一哲学思潮的严重束缚。以哲学思想为指导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可以深化研究的层次，形成抽象化程度较高的教育理论。这无疑对教育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盲目迷信一种哲学思想、坚守一种特定的哲学观不放，就会束缚研究者的思想，从而按照该种哲学思想支配下的方法、技术和研究程序去从事教育领域内各种问题的研究。在30年代，教育量化研究达到完全机械化的程度，一些方法几乎被研究者当作僵化的教条用于教育科研中。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就是实证主义的影响。当时的研究者固守科学主义的思想，不能理智地结合教育的特点去分析这种思想观点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而是一味地用这种思想统摄教育研究，结果严重违背了教育的真实。事实上，每一种哲学思潮的出现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到了新的时代就会表现出历史局限性和现实制约性，有其合理的因素和不合理的因素。教育科学研究者对历史上出现的每一种哲学思想都应做深入研究、剔除不合时代要求和具体研究对象要求的因素，吸收不同哲学思想的合理成分来指导教育研究实践，这一点在处理哲学与教育研究之间的关系时显得非常重要。爱因斯坦在论述哲学与科学研究的关系时曾说过：“从一个有体系的认识论者看来，他必定象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就他力求描述独立于知觉作用以外的世界而论，他象一个实在论者；就他把概念和理论看成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发明（不能从经验所给的东西中逻辑地推导出来）而论，他象一个唯心主义者；就他认为他的概念和理论只有在它们对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提供出逻辑表示的限度内才能站住脚而论，他象一个实证论者。就他认为逻辑简单性的观点是他的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效工具而论，他甚至还可以象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和毕达哥拉斯主义者。”（注：张来举：《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的哲学家》，《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1期。）这一段关于科学家研究特征的论述同样也适用于教育科学研究者，即不能固守一种哲学观点，而要结合教育研究的具体实践接受不同哲学思想的合理成分。

其次，在研究和应用具体的方法技术时，要做到“随机应变”，不把方法当教条。对方法研究者来说，不论是移植其他学科的方法，还是基于已有教育科研方法进行创新，都要结合“问题”进行，根据研究情景的变化而重新设计方法程序，而不能把创新、移植的方法搞成一套游离于教育问题之外的纯粹形式化的规则；对方法应用者来说，在研究中应从问题出发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并结合问题灵活运用，在应用过程中一旦发现方法与问题不符，应马上放弃该种方法而寻找其他更合适的方法。由于教育现象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在研究中，也可以灵活地将多种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方法组合，使各种方法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可以说，研究者的每一项教育研究不但是一次理论的探索，更是一次方法的再创造。方法的进步正是在无数次教育研究实践中逐步取得的，任何从哲学或其他学科强行输入的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中都不可能站住脚。

二、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

教育量化方法的一般理论与技术，如统计模型、测验理论、实验设计等大都产生于西方各国。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借鉴和应用，且借鉴后的改造工作做得也并不理想，这就阻碍了我国教育量化研究的发展。对于方法本身的研究是方法应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缺乏对方法的研究会影响教育研究和教育科学的进步。我国教育研究实践中量化方法的滥用、误用和教育科学的滞后与方法本身研究的落后有极大的关系。所以，在我国，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尤为重要。

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是定性方法与数学方法的统一。因此，对教育量化方法本身进行研究时，应从“定性方法”和“数学方法”两方面入手，并探索它们的结合点。关于第一方面，二三十年代的实证主义者做得很差。他们没有按照教育的本来面目去定性认识，将人“非人”化，结果在定性把握上走向岐途，从而导致他们建立科学教育学之理想的破灭。而在第二方面，他们做得颇为出色，发明创造了许多高超、精密的方法技术，堪与医学、农学、经济学领域内的数学方法相媲美。但由于第一方面的偏废，使这些数学方法成了孤立的东西。

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中“定性”的研究，应把握“真实性”原则，即创造的方法技术应符合教育现象的“真实”。按此原则去探索不同领域内不同情况下的定性方法才不致于走入岐途。应注意的是不能受某一哲学思潮（科学主义或人本主义等）的影响而偏执一种方法，而应以开放的态度去研究一切适应于教育规律的定性认识方法。如采用隔离观察、自我内省、人种志研究的现场研究法，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甚至现象学的理解法等一系列方法去达到对教育现象的定性认识。定性认识越深刻，量化研究就越顺利。对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中“数学方法”的研究同样也应坚持“真实性”原则。这里的数学方法不再是只研究抽象的形式、数量及其关系的方法，而是与具体的教育现象结合起来的方法，其中每一个数学符号、表达式和推理都具有教育方面的实际意义。“数学方法符合教育现象的真实”是基于对教育现象正确定性认识的基础上的，研究中应用的数学方法应与定性方法有机结合。在研究中，应注意从教育研究的需要出发去选择和创造数学方法，而不能拿着数学方法去寻找应用的对象，将数学方法强行输入到教育量化研究中。三、积极开展对教育量化研究的合理评价

任何一种教育量化方法都带有时代的特征，受时空的限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暴露出各种问题，况且我国现在应用的诸多方法技术多译介于西方。地域之差、国情之别，必然会在我国的教育研究中出现许多的问题。如一些测量量表、统计模型、控制技术都可能会在新的情景中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有一个对其进行改造、创新的过程。而改造的效果如何，就须用评价的手段加以衡量。所以开展评价研究是开展教育量化研究方法理论与技术的重要手段。当前在我国教育研究界有一种心理倾向，认为只要借助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其研究就是科学的，其结论就是正确无误的。于是就出现了对研究对象不加分析就盲目使用教育量化方法的现象。如在一般的调查研究中，本来通过数据描述就能说明问题，却还要再进行一次诸如χ[2]分析的推断分析。这种做法反映出研究者既没有考虑χ[2]分析的条件，又没有把握自己研究的目的和研究对象，只想运用一种推理统计方法提高一下研究的“科学水平”，赶一下时髦而已。当然，有些失误是探索中的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不管哪一种原因造成的失误，要尽量克服改正它。开展评价研究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历史也已证明：不断地进行反思和评价是保证教育量化方法发展和正确应用的重要措施，如30年代，美国和我国对教育测量的反思和批判，都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教育测量；又如正态分布在教育中的应用也是在不断反思中改进和提高的。

开展对教育量化研究的评价，要求评价者抱着对科学负责，对同仁负责的态度，勇敢地指出别人的失误。只要批之有据，评之有理，且态度诚恳，对方定会接受。同时评价者还要坚信：在科学研究中只有真理而没有权威。有了研究者这种内在的精神和信念，再加上当前我国浓厚的学术民主气氛，关于教育量化方法的评价研究一定能很好地开展起来。

四、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应用范围的研究

目前，对教育量化方法的应用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泛化”倾向，即试图将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应用于一切教育现象中去，企图改变整个教育学，使教育科学数学化。我们知道，进行教育量化研究的基础是对教育现象加以量化，转变成量化数据，再进行数学推理以获得结论。而这一研究模式必须依赖于对教育现象深刻的定性认识和数学工具的相应完备，这两个条件，并不是所有教育现象都已具备。因此，对一切教育现象进行量化研究并不现实。从另一方面说，一些教育现象根本不必用量化方法。在教育研究中，有些教育现象只借助于定性的方法，在思维中利用概念、判断和推理即可达到对教育现象的本质的认识。一些教育现象完全可以利用这一途径达到研究的目的。即使在自然科学中也同样存在利用定性方法达到对自然现象本质认识的例子。如在物理学中，弗·培根在了解大量有关热现象实例的基础上，运用定性归纳，得出了关于热的本质是运动这一正确的结论。因此，对教育现象不加考虑而盲目追求定量研究是不可取的。另一种倾向是对教育量化研究的排斥，认为精神现象不可能用定量的方法来研究，即使对某些教育现象勉强使用了量化方法，也只能是过于简化、形式化，而无助于揭示教育现象的本质。这种倾向完全忽视了教育现象中量的存在，且有些教育现象的量还是相当易于描述的。同时这种倾向还完全忽视了教育量化研究发展的历史，对由教育量化研究而带来的科学的进步缺乏基本的评价。以上两种倾向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都没有从教育现象与量化方法的适切性方面去考虑。我们认为，鉴于对教育现象的定性认识和数学发展的现状，在应用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时，应对教育现象进行具体的分类，区别出哪些适合于定量研究，哪些不适合定量研究。

从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存在量的方面。但每种事物的量的“显易”程度不同，有些事物的量“外显”程度大而易于描述，而另一些事物的量不“外显”而不易于描述。量易于描述的事物适合于用量化方法去研究。一般来说，物质现象的量“外显”易于描述，而精神现象的量不“外显”而不易描述。这是社会科学的数学化程度低于自然科学数学化程度的根本原因。在教育领域内，既有物质现象，又有精神现象，既有“物——物”关系、“人——物”关系又有“人——人”关系。在研究时，就应该按以上标准将它们划归某一范围。属于“物质”现象、“物——物”关系和“人——物”关系的如教育投资、教育规模、教材与教学质量的关系等，一般来说可尝试采用教育量化方法进行研究。而属于“精神”现象和“人——人”关系的，如教育的本质、学生的品德发展等，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应慎重。这样，在教育科学中将出现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计量性的，一部分是规范性的，而不是象有人提出的将整个教育科学变成一门“计量教育学”或一门“实验教育学”。

五、积极构建研究人员综合的知识结构

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是数学方法和定性方法综合起来而形成的更高层次的系统方法。不管是研究它，还是应用它，都离不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自觉综合运用这两方面知识的能力和意识。西方教育量化研究的兴起归功于一大批倾向自然科学的科学家和教育研究者，如高尔顿、桑代克等。但也正是由于他们强烈的“科学”取向，使教育量化研究向“科学”一方走过了头，从而不得不冷静下来去审思人文科学方法的有效性。我国三四十年代量化研究运动的兴起，除了社会因素外，与当时研究人员宽泛的知识结构不无关系。因此，构建研究者合理的适合于教育量化研究的知识结构极为重要。

我国由于高中阶段的文理分科造成了大学生知识结构单一化。当前的中青年教育研究者绝大多数是出身文科的本科生或研究生，自然科学和数学知识相对贫乏，甚至有些研究者在观念上排斥自然科学方法，从而把教育研究封闭在狭小的圈子内。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培养单位必须加强跨学科知识的教学，研究者自身也应打破固有封闭心理，主动学习跨学科知识，构建自身综合的知识结构。唯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教育量化研究的要求。

合理的知识结构除了在个体身上反映外，也反映在一个研究群体中。因为一个人所学的知识毕竟有限，不可能要求一个学教育专业的研究者与一个学数学的人有同等的数学水平。反之亦然。因此，在一个研究群体中，应吸收各专业出身的研究人员参与教育研究，建立研究群体的合理知识结构以弥补个体知识结构之不足。在一个群体，各类人员应互取所长，而不能隔行相轻。教育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大系统，是大教育，而教育研究也应是大教育研究，复杂性、综合性是其明显的特征。因此，各类人员共同参与，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互相配合，不懈进取才是教育量化研究发展和教育科学进步的一项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叶佩华、张敏强：《利用现代数学研究教育科学的探索》，《教育研究》1984年第8期。

第2篇：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范文

一、对象量化

量词—变元是现代逻辑系统中的句法学符号，与此相对应的量化理论(quantificationtheory)，则是对量词—变元这些句法符号进行语义解释的理论。在语义解释中，真是一个核心的概念，因此，对于量词而言，量化理论关心的就是包含量词的量化式在什么情况下取真值，什么情况下取假值。弗雷格在发现量词—变元理论的同时，对量词也做出了解释，他关于量词的理论构成了逻辑史上的第一个量化理论。在弗雷格看来，每个量化表达式都有确定的真值，一个句子的真值就是将量词域中的对象带入函数的结果。对于一个全称表达式而言，如果带入的结果总是真的，全称表达式就是真的，而如果代入的结果有假，则全称量化陈述就是假的。特称量词可以通过量词之间的互定义性，由全称量词加否定词得到。根据量词之间的互定义性，对于一个特称表达式而言，如果至少有一个自变元的带入结果为真，则特称量化取真值，如果带入的结果都为假，则特称量化式取假值。这就是弗雷格关于量化的基本的观点。这些观点在很长一段时期一直被弗雷格之后的逻辑学家们所延续使用。而量词所预设的逻辑和哲学问题第一次被意识到并重视，是因为蒯因著名的本体论承诺的口号———“存在就要成为变元的值”。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西方哲学特有的一种形态，它关注的是何物存在这一问题。蒯因认为，传统的本体论在谈论何物存在的时候，存在着一系列的困难，如，用名字表示存在时，无法说明“飞马”这样的有名字而在现实世界没有对应物的“非存在”问题，也会忽略掉那些没有名字而实际存在的事物，等等。蒯因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论古老的本体论问题:我们如何衡量一个理论在承诺什么事物存在，即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断定一个理论预设了某个或某类特定的事物?蒯因提出的方案就是对语言进行语义整编，并用罗素消去摹状词的方法消去个体词，这样一来，一个句子中表达指称的唯一装置就是约束变元，约束变元在这里相当于代词的功能———每一次对代词的代入，都会使得整个量化式产生一个有真值的句子。蒯因认为，无论是什么样的关于本体论的看法和理论，如果这个理论断定了一个事物或者一类事物的存在，那么为了使得这个理论为真，这个事物或这些事物必须处于量词的变元的取值范围之内并且代入后使得整个语句为真。而这个事物或这些事物就是这个理论在本体论上的承诺———“为了使一个理论所作的断定是真的，这个理论的约束变元必须能够指称那些东西，而且只有那些东西才是这个理论所承诺的。”④这样一来，蒯因认为，我们卷入本体论承诺的唯一方式就是使用量词和约束变元:“我们的整个的本体论，不管它可能是什么的本体论，都在‘有个东西’、‘无一东西’、‘一切东西’这些量化变项所涉及的范围之内，当且仅当一个被假定的对象处于我们的变元所涉及范围之内，才能使我们的断定为真，我们才对此作了本体论的承诺。”⑤对于蒯因来说，“存在就要成为一个变元的值(Tobeistobeavalueofavariable)”。这样一来，蒯因认为表达存在的任务应该由存在量词所来承担，“存在就是存在量词所表达的东西”⑥。用变元的取值来衡量一个理论的本体论承诺，蒯因是在运用逻辑的手段和方法来看待和解决古老的本体论问题。变元和变元的值是现代逻辑的核心概念，变元是形式语言的句法组成部分，而变元的值是代入变元的语言表达式所指称的语言之外的东西，量化理论在蒯因的本体论承诺理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蒯因用量化的方法来分析本体论的问题，使得人们认识到逻辑方法在哲学讨论中的重要性，也使得人们认识到哲学问题与语言的使用密切相关，丘奇指出:“蒯因指出在本体论问题中需要首先弄清楚逻辑问题，这是蒯因的重要贡献。”⑦穆尼茨对于蒯因的本体论承诺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穆尼茨看来，本体论承诺标准的规定和运用在蒯因的哲学理论中起了核心的作用。⑧蒯因恢复形而上学的方式绝不是“思辨的”和“超验的”———逻辑经验主义对这样的形而上学充满敌意。蒯因根据现代逻辑的基本原则，运用谓词演算(其核心是量化)在分析语言结构方面的巨大的力量，重新构造了本体论的阐述方式，并把现代逻辑的明晰性和精确性代入到对本体论问题的讨论中。作为一个分析哲学家和逻辑学家，蒯因为克服对形而上学的普遍敌视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蒯因不仅恢复了古老的本体论问题，还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新的办法和标准，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分析哲学提供了本体论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思路。虽然蒯因用逻辑的方式为本体论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贡献，并使得本体论的问题演化为一个语言问题，但蒯因在本体论承诺中所使用的量化理论有其强烈的逻辑倾向并体现了蒯因的关于逻辑的观念。在本体论承诺理论里，蒯因认为，一个量化式中表达指称的唯一装置就是约束变元，约束变元相当于代词的功能———每一次对代词的代入，都会使得整个句子产生一个有真值的谓述。这样一来，为了知道整个量化式的真值，我们必须要知道变元所指称的范围，即量词域，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形如xFx这样一个量化式，如果我们想探寻这个量化式的真，那么首先需要确定x所指称的对象是什么。而蒯因与本体论承诺密切联系的是其本体论认可的标准:“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实体(Noentitywithoutidenti-ty)”，即一个在本体论上的合法的实体或对象必须具有明晰的同一性标准。根据这个标准，表达属性和可能个体等实体都因为不具有明晰的同一性标准而被蒯因予以排斥，只有个体和少量的以物理个体为元素的类和数才是蒯因全部的本体论承诺，而这三类事物就是蒯因所谓的“任一事物”的范围，也即量词域的全部构成。显而易见的是，蒯因在本体论承诺中，坚持的是对个体词的量化，也即一阶量化，即一阶逻辑。这样一来，在一阶量化的基础上，同一、量词域、指称和本体论承诺紧密联系在一起，蒯因的这种量化理论被称之为对象量化或指称量化，正如逻辑学家安格尔所总结的:“在蒯因的理论中，现代逻辑和现代哲学的几个核心概念———指称、谓述、真，同一密切地捆绑在一起并与本体论承诺密切相关，以至于不可能把它们任何一个拿出来单独讨论。”⑨这一点也构成了蒯因对象量化理论的最大特点。正是从一阶量化提供的视角出发，蒯因对模态逻辑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对模态语境进行量化将会导致一系列的理论困难，如指称不明、存在概括规则失效、承诺本质主义等。

二、替换量化

卡尔纳普曾认为蒯因对模态谓词逻辑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如果不能消除这些困难(“指称晦涩”———作者注)，没有任何模态谓词逻辑能建立起来。”⑩而鉴于模态逻辑对于很多新兴逻辑类型的基础性作用，蒯因对模态谓词逻辑的批评也对很多的哲学逻辑分支发起了巨大的挑战，正如逻辑学家所指出的:“蒯因的论证对表达信念、反事实条件句、可能性以及伦理学中的算子，如‘……是必须的’，‘……是允许的’都是适用的，蒯因的这个论证如果是正确的，这些领域都将因此坍塌，其带来的结果将是毁灭性的。”瑏瑡蒯因对模态谓词逻辑的批评促使了模态逻辑的研究从句法系统的研究向语义研究的转向，甚至模态逻辑和高阶逻辑就是在不断回应蒯因挑战的过程中前进的。面对蒯因的质疑，支持模态逻辑的逻辑家们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其中以马库斯和克里普克所倡导的替换量化理论最为著名。马库斯和克里普克摒弃了蒯因将公式中的字母分为模式字母和变元的做法，并进而认为在量化表达式中即便是代入名字也可以不用涉及指称问题。假设A是一个命题函数，其中只包含一个自由变元x。A的一个替换例是指用x的一个值替换掉A中的x所得到的结果。这样一来:(1)全称量化式xA是真的，当且仅当所有A的替换例都是真的;(2)特称量化式xA是真的，当且仅当有A的替换例是真的。在替换量化的解释下，一个存在量化式相当于所有替换例的析取，而一个全称量化式相当于全部替换例的合取。这样，替换量化理论关注的重点是替换例的真假问题，而不再关注或涉及量词域的问题。对于约束变元，马库斯认为只要知道可以替换的语言类就可以，而无需知道这些语言类的指称问题。因为“在这种解释(指替换量化———作者注)下，量化从根本上来说，与开语句，以及真假密切相关……而与对变元的选择只是一种偶然的联系”瑏瑢。可以看出，替换量化在对量词进行解释的时候，我们只需知道约束变元所代表的不同语言类型，如对于量化式(p)p，我们知道能代入p这个位置的是命题这种语言表达式就可以了，而无需假设p背后是否预设了命题这种抽象实体的存在。在替换量化的解释下，“变元的值”不再是对象量化所谓的语言表达式所指称的客观世界的对象，而只是一个又一个语言表达式。替换量化通过取消和解构“变元的值”概念，意图切除量化与指称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量化从本体论承诺中解脱出来。这样一来，谓词和可能个体虽然都不是在命名，但都可以代入到变元的位置，在替换量化的解释下，存在概括规则不再失效，对指称不明的语境也可以进行量化。高阶逻辑和模态逻辑以及各种哲学逻辑因此被“正名”，逻辑的范围由此得到极大的扩展。

三、量化与本体论承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对象量化和替换量化是对量词进行解释的两种不同理论，不同的量化方案将会导致关于对逻辑范围的不同界定和对逻辑性质的不同理解，也会导致人们对真、指称、意义等重要哲学问题的观点和理论不同。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两种方案哪一个是正确的?要评价两种对量词解释的方案，并进而在两种方案中进行选择，我们首先要面对这样三个问题:替换量化是扩大了量词域还是消解了量词域?替换量化是否如他们所声称的那样真正避免了本体论上的承诺?对象量化和替换量化是否都独立地构成一种语义解释理论?这三个问题之所以成为评价两种量化方案的核心所在，是因为以下三点。首先，只有真正知道了替换量化视域下的量词域的本质，知道替换量化是扩大了量词域还是消解了量词域，我们才能真正懂得替换量化的本质，才能对量化与指称的问题做进一步的思考。其次，本体论承诺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指称的问题，替换量化是否真正做到了避免本体论承诺，这个问题关系到量词域、本体论承诺和指称之间的关系。最后，替换量化是否构成了一种独立的语义解释?如果替换量化能够在消除量化与本体论承诺以及指称关系的基础上，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关于量词的语义解释理论的话，那么，替换量化理论确实就构成了一种独立的语义学理论。至于对象量化与替换量化究竟哪一个方案是正确的，这个答案也就建立在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之中。量词域是量化理论的核心概念，也是现代逻辑中量化理论所首先涉及的问题。在用量化理论分析本体论的时候，蒯因所持的量化观点有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在量化式中变元只可以被命名对象的名字所代入。其次，一个量化式为真当且仅当存在对象(object)满足量词后面的开语句，因为量词域是由一系列的对象所组成，而对名字的指派都是指派了量词域中的对象和个体，因此一个量化式xFx是真的当且仅当有某个对象是F。这样的一种量化理论是一种典型的一阶量化，即对个体域的量化。在替换量化的量词域中，时间点、可能个体以及很多内涵实体都可以代入量词域进行替换解释，这样的行为好像是扩大了量词域的范围，而实际上，扩大量词域只是马库斯比较客气的说法，马库斯实际的做法不如说是消解了量词域。在马库斯的替换量化理论中，她有时也会使用变元的值和量词域这两个概念，但她的使用方式是与对象量化截然不同的。“变元的值”对于马库斯而言只是意味着代入变元的语言表达式，而“量词域”则意味着可带入变元的语言表达式的类。总之，“变元的值”和“量词域”在马库斯的替换量化中都是用来表示语言表达式的概念。而在对象量化中，“变元的值”与“量词域”表达的都是语言指称的对象的概念:前者是指可以代入变元的语言表达式的指称对象，后者是指可以代入变元的语言表达式所指称对象的集合。变元与变元的值的区别是对象量化理论的核心，变元相当于一个代词的功能，表示个体词可以代入语句的位置，变元的值就是代入变元的语言表达式所指称的对象。要解释量词的语义，就必须诉诸变元的值，变元的值由此成为对象量化关注的核心概念。而在替换量化中，所谓的“变元的值”都是各种替换类中的语言表达式，如果一定要谈论对象的话，替换量化所涉及的唯一对象是语言的片段。正如逻辑学家林斯基所指出的:“变元与变元的值的区分是对象量化的核心，而替换量化无视这种区分，对于替换量化而言，根本就没有域或者变元的值。”瑏瑣替换量化取消了变元的值这个概念，从根本上消解了对象量化的“量词域”这个概念，消解了量词域。问题是，消解掉“量词域”这个概念，替换量化是否避免了本体论承诺?在对象量化理论中，一个理论的本体论承诺是与变元的值和量词域密切相关的，本体论承诺就是为了使得该理论为真的变元的取值，量词域因此与一个理论的本体论承诺和指称密切联系在一起。在经典逻辑中，存在概括和全称枚举规则之所以能够成立，都是假定了单称词的指称功能，这一点，也被蒯因所承认:“体现在两个运算(存在概括和全称枚举———作者注)中的那个原理是量化式和单称陈述(他们作为实例而与量化式相联系)之间的联结点……它只有在一个词项命名某物并且是指称性出现的的情况下才成立。”瑏瑤而对象量化的这一做法使得可以带入变元位置的只能是单称词，因为单称词是句子中表达指称的装置，只有对单称词的纯指称性出现，我们才可以进行存在概括和全称枚举。替换量化消解了量化与本体论承诺的联系，从根本上想取消量化和指称的关系。替换量化关注的是替换例的真假，而根本不关心代入的语言表达式是否是纯指称性的，甚至不是纯指称性的语言表达式也可以代入，约束变元的位置不再是对象量化所谓的纯指称性的语词即单称词的专属，正如林斯基所指出的那样:“它(指替换量化———作者注)并不区分指称性的表达式和其他表达式。假如我们想关注关于指称的逻辑，那么替换量化就不适用于我们。”瑏瑥替换量化避免本体论承诺的实质就是意图取消量化和指称之间的关系。而通过取消量化和指称之间的关系，替换量化能够建立一种独立的对量词的语义解释吗?要理解一个量化式的语义取决于两点:一是要知道什么是量化域的全体，二是要知道每一次对变元进行代入之后形成的句子的真值是如何决定的。按照这个标准，对象量化确实建立了一种独立的语义理论。而相比之下，替换量化虽然在量化式的层次解决了真值的问题，即一个全称量化式的真值相当于所有替换例的合取，一个存在量化式的真值相当于所有替换例的析取。但是每一个替换例即原子句的真值又是如何决定的呢?对此，替换量化者并没有给出答案。而正是在这个层面，指称问题又回归了，我们要探寻一个原子句的真值，如“苏格拉底是会死的”这个语句的真值，我们需要探知“是会死的”这个谓词是否适用于(trueof)“苏格拉底”所指称的对象。对这个语句真值的说明有赖于对“苏格拉底”这个语词的指称上溯，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的探求真的方式。而对量化式真值的说明则是建立在对“苏格拉底是会死的”这类日常语言表达的分析基础之上，量词域不过是扩大了被考虑对象的范围，但延续了对指称理论的依赖，这一点正如达米特所言:“并不是量化首先需要上溯到指称，而是必须对句子中每一个作为意义的基本单位的语言表达进行指称上溯，我们才能给出这个语言一个语义解释的框架。”瑦瑏对一种语言给出一个语义解释就必须要诉诸指称，而量化理论作为语义理论的一种，也必然通过指称才能给出一种语义解释。替换量化作为一种对量词语义解释的理论，其目的是建立一种独立的对量词解释的理论。而在对量词的语义解释理论中，是否能够定义或说明量词的真之条件，成为衡量一种量化理论的关键。替换量化只是将整个量化式的真假与替换例的真假联系起来，而其关于替换例的真假仍然借助于对象量化对原子句的说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替换量化并没有建立起一种独立的量词语义解释理论，即一种独立的真理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替换量化并不能避免语言表达式的指称问题。而正是在语义理论对指称的依赖，导致了量化理论中本体论承诺问题的回归。替换量化对替换例句子真假的说明仍然要借助于指称理论，而语言表达式的指称和一个理论的本体论承诺密切相关，因此本体论承诺并没有被避免，而仅仅只是被推迟(delay)。其推迟的方式就是将对象量化在量词域层面考虑的问题推迟到一个个的替换例的真值当中。也正是这样的推迟本体论承诺，使得替换量化面对替换例的真值的时候还必须要面对指称的问题，这说明替换量化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独立的语义解释。因此，有哲学家如迈克尔•汉德就认为，对象量化建立了一种独立的语义解释，而替换量化只有相对于对象量化才能被理解，因此，替换量化只是一种语义解释的“策略”。瑧瑏可以看出，替换量化作为一种对量词语义解释的理论，试图通过消解量词域概念来避免本体论承诺的方式，并没有构成一种独立的语义解释，因此作为为模态逻辑辩护的方案，它也不是成功的。好在模态逻辑的创立者马库斯和克里普克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开始承认模态逻辑是一种不同于一阶逻辑的内涵逻辑，区分了严格指示词和非严格的指示词，并认为严格指示词之间的同一是一种必然地同一;他们承认模态逻辑的哲学归宿是本质主义，这种本质主义并不是亚里士多德或者蒯因所认为的古典的强本质主义，而是一种弱本质主义，等等。通过这些努力，模态逻辑的独立的语义理论才发展起来。

四、结语

第3篇：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范文

《探索》一书初步系统地阐发了由作者所创建的广谱哲学的基本框架、主要内容及其模式与方法，展示了这一新学科的基本面貌和诱人的应用前景，为哲学“资源”的开发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广谱哲学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哲学本身的现代化，也就是哲学这样一个纯定性的、思辨的、观念形态的学科在不丧失其原有性质的前提下，如何实现现代科学所具有的那些基本特征——概念的规范化、体系的公理化、原理的模型化和方法的可操作化等等。因此，广谱哲学属于元哲学层次的研究，是哲学研究中一个基础性的新领域。

无需多说的是，既不丧失哲学原有的质——原理的普适性、广泛的应变性，又要具备现代科学形态，这无疑属于哲学研究中最富挑战性、最富冒险性的课题之一，也是人们常识中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样的课题在广谱哲学之前和以后很长时期内都不可能列入任何一级的正规的或法定的科研项目。作者在十几年的探索中，可以说历经艰苦曲折，终于找到了一条成功地解决这一课题的道路，即广谱哲学所称的“四化”（广义公理化、广义模型化、广义数学化和广义程序化）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作者创造性地解决了一批哲学基本理论的现代化问题，内容涉及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价值论、逻辑学等等，从而使哲学现代化的工作实质性地迈出了一大步。

广谱哲学的“四化”工作使哲学这个超出感性直观的、纯粹观念形态的学问初步具有了可观察、可控制、可模拟的形态，这便为解决哲学中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分歧和争论提供了相对明晰的前提条件和理论界限。同时，也由于她的“四化”工作，大大地深化、具体化和推进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例如“一分为多”和“一分为二”之争是哲学界、系统科学界、逻辑学界乃至于数学界经常争论不休的问题，广谱哲学不仅深人地剖析了这种争论的症结所在，而且建立了辩证矛盾概念的结构模型，并进而深人地揭示了系统的“多”（多个元素或多元关系）与辩证法的“二”（辩证矛盾）是属于不同层次的、不容混淆的问题。特别是，广谱哲学还具体地研究了辩证矛盾与形式矛盾（形式逻辑的矛盾概念）在数学模型上的严格区别，深入地揭示了一般事物系统的运动变化与辩证矛盾（所谓“动力阴阳”）转化之间的数理机制，这些成果是传统哲学的思辨方法所无能为力的。

第4篇：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范文

第一部分 易经的数学逻辑---开启符号学背后的宇宙密码

我们这些半吊子来研究易经的数学逻辑，充其量只能是起到敲门砖的作用。易经的数学逻辑非常严密，数学模型非常科学。金庸先生在《射雕英雄传》中瑛姑的房间中对后天八卦的排列进行了介绍，二四为肩。后天八卦是一种乘法尾数的规律，遵守“一数坎来二数坤，三震四巽数中分。五居中宫六乾是，七兑八艮九离门。”事实上，在易经方园图中，遵守的是先天八卦的基本规律，是按先天八卦的乾、兑、离、震、巽、坎、艮、坤的顺序进行的排列，反映了对立统一的两种力量的消长变化，并这种顺序在方圆图的方形中正好形成了从乾到坤的对角线，按二进制的算法，挂序总数之和为280，分别是坤2，艮52，坎29，巽57，震51，离30，兑58，乾1。卦序就是第几卦的意思，比如艮52，就说明艮卦是第52卦。

如果这么进行精细的数学研究的话，许多对易经基础很薄弱的读者可能感到比较复杂，感觉读不懂。因此，我们可以用哲学原理介绍的方法来进行导读。

易经先天八卦的数学模型背后的哲学规律有四个原则：

第一， 对立统一规律。这个规律和哲学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的内容相同。就是万事万物都是相反相成的。没有小偷警察就失业，没有学生老师就失业，相反相成。这个原则对应的方法论或研究方法，主要是比较法。

第二， 量变质变规律。这个规律也和哲学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的内容相同。说明事情的变化都是从量变逐渐开始，最终积累一定程度发生质变。这个原则对应的方法论或研究方法，主要是定性研究法和定量研究法，在台湾叫质化研究法和量化研究法，都是一个意思。

第三， 因果辩证规律。这个规律和佛学的因果论比较接近。主要分析原因和结果的关系，以及原因和结果的变化过程，变化阶段，变化环节等。

第四， 内外量化变化规律。这个规律是易经独到的地方，佛学的数理、哲学的内因外因规律等，都没有达到这个见识的高度。哲学对内因外因的研究，指出了内外因的关系，内因是依据，外因是条件，但没有量化到具体的变化消长环节。在易经数学变化中，方圆图从左下角开始，横向是外因的量化变化，纵向是内因的量化变化，对角线方向是内外因复杂变化的量化变化。比如从第11卦泰卦为基础，两个截然相反的力量，地天泰，开始变化，横向变化先是左向第26卦大畜，再是第5卦需，再是第9卦小畜，然后是第34卦大壮，然后是第35卦大有，然后是第43卦夬，然后是乾卦第1卦。如果内外因同时变化的话，那么对角线方向的变化依次从第11卦泰开始，到第41卦损，到第63卦既济，到第42卦益，到第32卦恒，到第64卦未济，到第31卦咸，到第12卦否，经过了6个阶段的变化，走向了反面。这种变化已经超过了事物物理变化的范畴，达到了化学变化的领域。一个事物的物理变化，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比如铁，加热了还是铁，分割成几块还是铁，这是物理变化，但铁被硫酸反映后形成新的化学变化，或被氧化后形成的新分子，就不再是铁了。二氧化碳不是碳，硫化铁不是硫，发生了化学变化了。

发现了量化变化的规律，和内外因变化的规律，结合案例，就能理解易经的数学逻辑和在管理方面的量化方法运用了。

第二部分 易经的数学逻辑---生活中深入浅处的生动案例

笔者之前在某中德合资RC公司担任总经理的时候有一个切身司机Q先生，今年40岁，东北人，相处一直很好，他本人在上海发展也不错，在莘庄买了房子，也买了20万左右的轿车，并且没有什么贷款，应当说算发展不错了，但他最近有了烦恼，和笔者说自己的女儿马上中考了，总感觉姑娘的数理化学的吃力，自己不知道怎么办，征求笔者建议。

笔者告诉他，其实他家姑娘的压力更大，要中考，有升学压力。做家长的，不能只是发现问题，更要分析问题。分析问题的时候，要有量化分析的方法，然后根据分析，针对性地补课或提高。首先要量化分析，比如说物理不好，那么考试下来，分析试卷，是力学部分不好，还是光学部分不好，还是电学部分不好，还是热力学部分不好，还是流体力学部分不好，要量化分析。比如是电学部分不好，可以针对性地对电学部分进行补课，电学补习好了，整个物理成绩上去了，姑娘自己对物理也有信心了。不能笼统地说“物理不好”，应当量化分析，分模块分析，然后针对性地提高，才是家长应当做的。Q先生听后说，过去自己只知道每天早上六点起来给姑娘弄早餐，然后七点前送姑娘去学校，感觉做父亲做到这一点就可以了，一直对姑娘物理化学成绩差没办法，现在豁然开朗，有时候分析细致、提升了核心弱点后，整个功课成绩上去了，姑娘的信心就上去了（参考：沈宗南、张京宏《行销传播学》，世新大学，2011）。

2011年笔者工作中也处理了一起长达一年的官司纠纷。一起劳资纠纷产生恶性连锁反映，多名员工与公司发生诉讼纠纷，不同程度地进行劳动仲裁和司法诉讼，最终事情以各方面均能接受的结果收场，也化解了可能扩大的集体对抗危机。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分析思维也是使用的数学逻辑和量化分析方法，只不过把方法应用到各方面利益评估上了。比如说在司法诉讼程序中，要考虑到原告和被告的心理情况，法院和法官的利害因素。任何诉讼中，有四个方面的因素力量要考虑：法院和法官，原告，被告，可能影响的对象。对法院和法官来说，上诉率是一个考核的KPI指标，影响法官的奖金和评选先进，因此，从法官的利益和社会矛盾化解的角度出发，调解无疑是优先的。同时，对原告和被告来说，也考虑到诉讼成本，时间成本，连锁反映，社会对抗、矛盾激化与缓和等各种因素的总和评估。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可能被影响的方面，包括员工的思想认知，社会媒体的评价等等。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如果把这四个方面的要素都考虑进去，其实也就是运用了易经的数学逻辑，进行了四个方面的元素分解了，转化成企业管理中的工作方法就是量化评估的方法，分析各种决策和策略背后的利害关系，最终做出的最优决策才可能是方方面面都能接受的方案。

可能有读者说，使用易经的数学逻辑分析问题，真能预测和评估到各个方面的真实想法吗？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能。这种分析还能量化。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对等相反的力量存在，比如在我们分析的易经数学模型内外因变化模型中，第32卦恒卦和第42卦益卦就是对立的错卦，风雷益和雷风恒，就是一个对立的力量发生的变化。益卦的核心思想就是把形而上的动能、思想、智慧、决策力量转化成解决实际问题的决策、方法，以解决实际问题，化解各方面矛盾，形成良好的现实问题解决效果。而相反力量的恒卦则主要强调要循序渐进，从实际出发，不可好高骛远。因此，内因和外因的力量对比不同，决策时候重点是考虑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重点考虑解决问题的步骤循序渐进，考量点和考量尺度就不同了。

益卦的反卦是山泽损，第41卦损卦。这是把内外因翻个过。损卦最本质的思想，其见解的高度也是罕见的，核心思想就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如何使用自己最少的损失付出来获得方方面面总和的最大效益绩效。损卦的特点在企业决策中经常用到。

恒卦的反卦是风山渐卦，第53卦渐卦。渐卦核心思考是，办事是要恒心，是要循序渐进，但关键是方向要对，要渐渐去向该去的正确地方。如果办事情确实也循循渐进，脚踏实际，不好高骛远，但方向不对的话，比如一个鱼把方向定位为山顶而不是大海的话，麻烦就大了。渐卦作为一个相反的力量和声音，始终在提示：循序渐进的方向要正确，目标要对。

而第54卦归妹卦，雷泽归妹，说的就是如果方向不对、并且不循序渐进而想急于求成的严重后果。归妹卦辞说：求鱼须当向水中，树上求之不顺情，受尽爬揭难随意，劳而无功运平平。生活中和日常企业管理中我们经常会急于求成，恨不得一夜建成罗马，这种情况往往事与愿违。归妹卦的意思是说，急于把女儿嫁出去，由于急于求成，女儿被嫁出去没当正妻，当了小妾，这就是急于求成的后果。好比最近的电视剧赵宝刚和王雷导演、孙红雷王璐丹主演的《男人帮》，顾小白失恋后急于求成地和保姆女儿小雪恋爱，结果导致顾小白重新失恋一样。

从文字符号学的角度分析，归妹两个字，甲骨文是两种含义，归是有男人的已婚妇女，主要说的是正妻，妹是没出嫁的闺女。归妹的本意是想把女子出嫁作为正妻，但因急于求成只做了小妾，今天叫小三子。在当时的法律制度和今天的法律制度下，小三是没有财产权的，包括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说白了就是法律上明确规定了小三没有财产权和财产诉求权。几千年了，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是中国人。

而渐卦，渐字在甲骨文中，是装满士兵的兵车。比喻打仗，巡逻等，方向和战略目标要明确，士兵要充足，从实际出发。损卦的损字，甲骨文中是正在煮饭的锅鼎，表示做饭要给周围的人吃，以自己最小的损失分吃饭来换取和避开周围过分饥渴带来的抢劫和杀人放火。

第三部分 易经的数学逻辑---管理中的量化方法应用准则

易经中的数学模型思维，主要是要求管理者在企业管理中处理和决策问题时候，要考虑到方方面面。任何一个方面的度量和尺度考量不准或把握不准，都有可能招来疯狂的报复和反击。决策者思考问题的时候，除了要量化思考正面两方面的力量情况，也要思考旁边影响者的力量因素，并尽量去量化分析和评估。综上，管理中的量化方法应用准则总结为：

第一， 管理决策的因素陈列并量化。影响决策的因素，影响的权重;决策后可能带来的影响和被影响者，因素和权重，以及各方面可能的反映，后果的控制预估。

第二， 管理决策需要考虑的正面反面力量和执行决策的成本。正面反面的力量要进行评估，同时要把执行成本进行准确量化评估。“损”卦的本意和实质，就是付出最小的成本来获得最大的利益，因此和“益”卦是相反相成的。

第三， 管理执行过程的检查和监督。执行过程中有两点应当注意，一是“渐”卦，主要把控执行方向的正确性，二是“恒”卦，在方向正确情况下，不能执行中好高骛远，要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最终达到把决策想法变成解决实际问题效果的“益”卦要求的应用效果，以解决问题，增强绩效。

第四部分 小结

第5篇：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范文

关键词：比较管理；情境化；XCP框架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0-0197-03

一、管理比较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1.管理实证研究的现实局限。理论可以看做是一个由概念或者变量组成的系统，通过命题将概念之间的关系表达出来[1]。其中，“概念”和“变量”是有区别的，概念是对于单个现象或实体的一种表达或指明，它是抽象的、普遍的和不能够直接或间接地被观察到的，而变量是对于概念的一种操作化和转化，使得原来抽象的概念能够被观察到并且可以测量。毫无疑问，实证研究是目前管理学界所使用的主流研究方法，在一个可以实证的理论中，必须将“概念”转化为“变量”，继而将“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假设”来表达，只有经过这样的步骤之后才能进一步的对假设的“检验”。由此可以看到，“概念变量化”是实证研究的关键。

然而，现实管理实践中有些概念很难进行“变量化”操作，例如“文化”就是其中最难操作化的变量之一。沙因认为文化是：（1）一套基本假设；（2）由特定群体发明、发现或发展而来；（3）学习来应付组织外部适应与内部统和问题；（4）传授新进成员；（5）针对上述问题修正其知觉、思考即感觉的方式。《牛津词典》对文化的定义是：人类能力高度发展，借训练与经验而促成的身心发展、锻炼、修养；或人类社会智力发展的证据、文明，如艺术、科学等。可见，文化所包含的“维度”之多。

“文化”这一概念不仅包括众多的维度，更重要的是“文化”还是一个整合性概念，即文化的不同维度之间很难分开。《美国传统词典》对文化的定义是：人类群体或民族世代相传的行为模式、艺术、、群体组织和其他一切人类生产活动、思维活动的本质特征的总和。克拉克洪认为，“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既包括显性式样又包含隐形式样。”霍夫斯泰德则认为文化具有以下五种特性：（1）整体性；（2）历史决定性；（3）人类学概念相关性；（4）社会性；（5）内隐性。

由此可知，“文化”这一概念很难“变量化”，然而，文化又是管理行为的最重要影响因素，这是经典的实证化方法在管理领域中面临的巨大障碍。吕力[2]基于还原论的观点指出，在管理学研究领域，实证研究普遍采用还原论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第一步通常是将一般管理问题还原为可观察、可测量的子问题，这些子问题代表了需要研究的概念的不同维度，而这些维度可以普适地适用于各种情境。但是，对中国文化情境下的“人情”、“面子”等的考察表明，社会实在的复杂性体现在其背后巨大的、不可见的本体论规范结构，这种结构所包含或牵涉到的层面和类型非一般人可用简单的多维度分解来表述。这一局限性的存在使得大多数涉及复杂情境的研究结果十分可疑，但现实管理往往确实处于复杂的情境之中。

2.比较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一般来说，社会科学中的实证研究主要包括基于观察的统计学方法和实验研究方法，上述研究方法都可以经过一定的修正纳入到比较研究的范畴，事实上，无论是比较统计研究还是比较实验研究本质上是一种“不得已的”、“弱化的”实证研究。

毋庸置疑，实证研究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方法。实证科学的基本目的是在混沌的世界里探索规律，找到社会和自然世界中的真理。徐淑英[1]指出，人类有四种办法来获得知识，分别是通过神话、通过权威、通过逻辑和通过实证科学，实证科学的求职途径既包括逻辑的、也包括数据和实证观察，经由此一途径所创造的知识更可信，因此它既有逻辑，又有数据的支持。要得到相对来说普适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通过实证研究方法，舍此别无他途。

然而，包括管理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由于涉及数量巨大的变量，而且很难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人为环境对其进行隔离，从而抽取小部分变量来进行研究，导致了大部分管理学研究很难进行规范的实证操作。尤为重要的，正如本文所指出的那样，是相当多的情况下，管理的影响因素很难“变量化”，导致正统的实证研究根本没有办法进行。

仍以前述管理文化的研究为例，传统跨文化研究中曾提出过若干理论，包括克拉克洪与斯贝乔克的6大价值取向理论；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蔡安迪斯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理论；强皮纳斯的文化架构理论以及舒华兹的10大价值取向，但上述理论无一不受到强烈的质疑。学者们指出这些理论简化了“复杂的文化背景”，导致这些理论在用于解释实际现象时，处处捉襟见肘，顾此失彼。

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中的“变量化和测量”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分别是：定性测量、定序测量、定距测量、定比测量，通常实证研究所采用的变量主要是定序、定距和定比变量，而定性测量的变量在传统实证研究中则要经过特殊的处理，如采用logistic回归或者是哑变量的方法。然而正如哑变量一词所暗示的，这一变量仅仅标识了一个类别，换言之，在定性变量中，我们唯一能够判断的就是两个人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

跨文化研究之所以受到强烈的质疑，就是因为试图将文化这一复杂的影响因素“变量化”，严格地说，是将其视为定序变量、定居变量或定比变量，而是事实上，如果非要将文化这一因素“变量化”，则其至多只能是定性变量。然而将文化作为定性测量变量，那么它在传统实证研究中只能描述为若干不同的类别，这样做的缺点是丝毫不能对文化的内部结构进行研究。基于此，笔者认为，比较研究的精髓就在于对以上两种方法进行这种折衷。既继承实证研究的明显优势，又合理规避实证研究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不足。

设我们要研究的结果变量Y受两个因素A与B的影响，传统的实证研究方法是将A和B分别变量化为XA和XB，然后在回归方程中求得A、B与Y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若影响因素A是一个定性变量，则传统实证研究的处理方法是采用logistic回归或者哑变量的方法进行处理（如图2所示）。这种方法的缺点是A仅仅作为一个类别变量，在研究中不能深入探讨其结构。

比较研究的框架（如图3所示），在比较研究中，原则上不对A进行变量化处理，但是我们可以将A分为若干个类别A1、A2以及A3等，将它们视为不同的环境，在每一个不同的环境如A1下分别进行传统的回归研究，最后对每一不同的回归就其环境、过程和结果（如图中粗实线箭头所示）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得出不同环境之下以及不同环境之间的有关管理规律。

通过图1至图3的比较可以看到，比较研究本质上是一种“不得已的”“弱化的”的实证研究，比较研究并不试图将所有影响因素“变量化”，它的思路是将那些可以“变量化”的因素进行传统意义上的实证研究，而将不能“变量化”的因素留在“比较”的领域中。

二、管理比较研究的特点与XCP框架

1.管理比较研究的特点。由图3可以看出，比较研究实际上是将传统实证研究的单一研究项目根据其中某一“不可变量化”因素的不同情况，将其分成数种情形来进行研究和比较。具体来说，在比较研究中，自变量XB和Y因变量其定义是完全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它们分别处于A1和A2环境下。

实际上，上述比较研究的方法非常接近于实验研究，但与实验研究相比有两点区别：一是实验研究中所有因素都是可测量的变量，而在比较研究中A因素无法变量化，只能用“比较”的方法加以研究；二是在实验研究中因素A可以人为控制，而在比较研究中因素只能通过观察的方法来进行研究。

2.管理研究的实践相关性与管理比较研究的XCP框架。管理研究的实践相关性或切题性是近年来国际管理学术界所倡导的一种研究导向。徐淑英指出，管理研究应该获取有益于提高实践水平的知识，而基于现有方法，大部分成果都是严谨有余，而切题不足[1]。徐淑英指出，管理研究要“切题”的一个重要手段是，追问某一研究是否有助于真正提高企业的绩效。

从上述有关管理研究切题性的要求来看，管理研究比较方法结构天然适用于“研究切题性”的要求，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将图3比较研究框架中因变量Y设置为企业绩效。在这种情况下，比较研究特别适合于回答究竟是哪一类环境因素A的变化导致了企业绩效的变化。

同时，借鉴管理学主流研究方法，我们可以将图3中的自变量XB定义为行为变量。普遍而言，包括管理学在内的各社会科学分支都发展了一整套人类行为的测量手段，因而方便使用；此外，管理行为决定管理绩效，这在逻辑上也是完全成立的。

另外，关于环境因素A的选择则根据所要研究的项目而定。根据SCHOLLHAMMER[3]在《比较管理理论的丛林》中的建议，影响管理绩效而在本文看来又很难“变量化”的因素包括：管理哲学、管理价值观念、管理作为一个体系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等。

综上，管理比较研究可以形成一个XCP框架，其中，P指的是因变量―管理绩效（performance）；C指的是自变量―管理行为（conduct）；X指的是难以变量化的环境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常见的包括文化（culture）、管理哲学（philosophy）、组织结构（structure）等，这样XCP框架在上述情况下分别是CCP、PCP、SCP框架。

三、管理比较研究与情境化研究

情境化研究是著名学者徐淑英倡导的一种管理学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同样建立在对经典实证方法进行修正的基础之上。徐淑英[1]指出，情境化是指将研究置于一定的情境中，其中情境包括组织所处的物理的、政治的和法律的、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经济的环境以及组织环境，情境化在管理研究中越来越重要，它是在中国进行本土研究的关键因素。显然，徐淑英也认识到，包括管理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如果试图效仿纯粹的自然科学，用单一普适的理论来解释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管理现象是不可能的。然而，本文要指出的是，虽然情境化研究认识到社会科学领域中经典实证方法的困难，但其解决策略存在问题。

在徐淑英[1]看来，情境化研究可以分为两类：嵌入式情境研究（context-sensitive research）和特定情境研究（context-specific research）。其中嵌入式情境研究利用国家层面的特征（如文化、政治或经济系统）的差别作为先行变量或调节变量来解释不同国家中的组织或个人现象的方差（如图4所示）。因为嵌入式情境研究要求将A设置为一个调节变量，因此，嵌入式情境研究只能适用于因素可以“变量化”的情况。

对于特定情境研究而言，根据徐淑英的定义，特定情境研究关注在新情境下的现象，这些现象对西方研究者来说是不熟悉的。以上定义可以用图5来表示，假定西方关注的管理因素是A、X和Y，由徐淑英的定义，中国本土管理关注的管理因素则是α、β和γ。与上页图3进行对比，立刻能发现比较管理的优势所在，虽然特定情境研究是可行的，但是比较研究通过一个共同框架的比较来更深入地揭示管理的普适性与可能存在的差异性。

参考文献：

[1] 陈晓萍，徐淑英，樊景立.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第6篇：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范文

一、旅游环境哲学思想研究基础

（一）东方环境哲学思想基础

1.儒家“天人合一”哲学思想

在“天人合一”问题上，儒家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仁者爱人”，其生态思想可概括为“人伦中心”。儒家的“仁者爱人”不是西方的博爱，它是一种有差等的“仁民爱物”态度，并非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一种“人伦中心”倾向。在其“天人合一”思想中，“天”主要是“人”的一种背景，儒家的“仁民爱物”，把自然价值看作是人伦价值的一种延伸。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主要是通过人对自身的修炼来实现。在看待人、社会、自然三者关系问题上，一方面儒家对人的价值比较重视，它将人看作社会与自然万物关系的中介与核心，将人在社会、自然中的纽带性地位突显，另一方面又克制人作用的发挥，主张克己修身，由己推人、由人及物。既要重视人的价值又要克制人的作用，似乎儒家思想在价值观上存在矛盾，但实际上这看似矛盾的思想旨意却正是古人的智慧之所在。

总的来说，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心固有的至善本性，这个至善本性就是天地的生生之德。“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周敦颐：《通书·顺化》）天就内在于人之中，人人都具有天地仁义的德性。人通过反身而诚，把内在的德性开发出来，也就实现了天德，达到了天人合一，就可以廓然大公，体验到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可以做到物来顺应，无所不至，体物不遗，爱物不私，民胞物与。但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天人合一”的人伦化的自我超越特征，也包含着把自然人道化的错误。

2.道家“道法自然”哲学思想

道家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与儒家不同，道家的观点可概括为“道法自然”，它强调人与道的合一，人与自然的合一，人与宇宙生命和宇宙精神的合一。在天人皆来源于道的自然演化的含义上看，天与人本来是依自然之性而产生的，而且原本就处于一种自然而然的本来状态，故它们是合一的，而不是分离的。而且人是由天地和气所生，天地又是由道自身的无为自化所生，故此，要“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就是要通过体验宇宙过程的自然本性，认识到自然之化是生命之本源和宇宙精神的最高体现，从而依循自然而为，去除一切对天地万物和人本身的有意造作和加工，把人的生命融入自然生态的大化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万物平等，即道家所言：“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同时，由于天、地、人具有统一协调的关系，社会秩序亦为天道运行自然形成的一部分，因此人类社会只有依循天道运行的法则才能治理好社会，也才能实现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和谐相处。本文由收集整理

（二）西方环境哲学思想基础

1.“人文主义”哲学思想

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反对一切以神为本的旧观念，宣传人是宇宙的主宰，是万物之本，用“人权”对抗“神权”，向中世纪的教会统治和宗教教义提出英勇的挑战，所以人文主义有时又称作人本主义。从人性论的观点出发，人文主义提出个性解放的要求。人文主义者否定教会宣扬的人一生下来就有罪孽，否定人生的目的是死后的永生的来世思想，猛烈抨击教会鼓吹的禁欲主义。他们肯定现实生活，颂扬尘世欢乐和幸福，赞美爱情是人的最高尚的感情，认为人有追求荣誉和财富的权利。人文主义批判中世纪对科学、文化的摧残，反对蒙昧主义，崇尚理性和智慧，主张探索自然，研究科学，追求知识，接受新事物，全面地、和谐地发展个人才智。为了反对封建压迫，人文主义还宣扬自由意志，提倡人与人之间建立平等、仁爱的关系，否定以人的出身、门第来决定社会地位的等级制度，强调个人的品德、才能决定人的地位。

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使理性获得高度弘扬。人文主义对人性的颂扬，自然主义对认识自然的现实主张，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抽象的主体与客体关系取代。近代认识论的主客二分以及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在观念上树立起人是自然主人的信念。而西方基督教与哲学则成为形成整个西方文化传统核心——人类中心主义的两大因素。在基督教教义中，人高于自然界其他生命形式和存在物，是大自然的主人，自然界一切非人的存在物都是为人的利益而存在。人对自然的统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2.“深层生态学”哲学思想

面对生态环境恶化及西方文化中人类和自然二元对立观念，深层生态学所倡导的中心思想和宗旨对于人类认识自己、认识社会、保护环境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深层生态学聚焦于整体（如生态系统、物种或地球本身）而非生命个体（整体主义），它主张以整体主义思想来看待和处理环境问题，确认人与自然不可分割（人与自然本体同一），强调相互关系，坚持人与自然相统一的一元论有机生态世界观。这种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对于体现“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理念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构建要求具有重大价值。

其次，深层生态学强调自然的固有价值和生命物种平等权利，它认为个体特征与整体特征密不可分，自我与整个大自然密不可分，人的自我利益和生态系统的利益是完全相同的。因此，人类在对待自然界时，应彻底抛弃西方文化中人类和自然二元对立的观念结构，追求自我（self）实现与生态系统的平等，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自然界，使自然界中的万物走向真正的持续发展，即“活着，让他人也活着（liveandletlive）”（指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形式和自然过程）。深层生态学创始人阿伦·奈斯把这一思想定义为“生态智慧”，对人的生物属性和生态存在给予了足够尊重甚至充分张扬，在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现实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

转贴于

再次，深层生态学把生态危机的本质归于传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机制的不合理，要从根本上克服生态危机，应该而且必须确立保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价值观念、消费模式、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

最后，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是要维护所有国家、群体、物种和整个生物圈的利益，追求人类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实现”，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3.“生态”哲学思想

生态认为，由于人类自身生存的需要，也由于人类不满足于自身的生存状态，不断地从自然界攫取更多的财富，不断地提升自己对自然掠夺和改造的能力，在加强对人的剥削的同时，也加强了对自然的剥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破坏生态环境。生态从资产阶级维护其合法性的角度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环境的必然性，指出由于人们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感受到的不是快乐而是痛苦，人们受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把消费作为一种自我满足的手段，把消费当作人生的唯一乐趣，因而对于物质产生永无止境的追求。资本主义为了维护其合法性，以及继续维持高生产和促进高消费，就会借助科技变本加厉地“榨取自然”、“盘剥自然”，生产越来越多的商品，来满足人们对于商品的需求，进而导致资源枯竭和生态公害的频繁发生（唐宏，2007）。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位代表人物h·马尔库塞（1969）在《论解放》一书中更加广泛而深刻地论述了生态危机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压抑人也压抑自然，造成人的异化也造成自然的异化，人不再是“人”，自然也不再是“自然”。

人类急需一种新的整体性生态哲学思想对当代全球问题和人类发展困境进行理论指导，而西方思想在此时正慢慢发展壮大，在对当代全球问题和人类发展困境进行哲学思索的基础上，生态对前述两个流派的理论进行了重大发展和补充。如前所述，对环境问题的探讨，生态认为：生态问题不仅是环境问题，它更是一种更深刻的困局的征兆，其根源不在科学本身，而在于一种意识形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实际是源于人们的异化消费观，后又因科学技术发展而加重，技术虽然造成了资本主义“单向度”（one-dimension）的主要原因，但自动化的科学技术可以消除人类劳动的异化，为人类自身的解放和自由创造条件。因此，要实现自然的解放，我们不仅要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应合理本文由收集整理应用科学技术，将人与自然界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从对科学技术无限制的追求中解放出来。由此，西方的环境哲学走过了一条从二元分立（重视人的作用）—二元分立（强调客观世界的平等权）—实现二元统一的思想发展道路。

（三）东西方环境哲学思想比较

1.基本观点和思维方式

传统西方哲学和科学把世界普遍地理解为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关系，认为世界分为物质和精神两种实体，人是精神性的，自然则是物质性的。在这一认识论下，西方哲学思想分立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流派，一是人类中心主义，二是非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僵化的自然在与人的关系中，只能扮演工具的角色。培根提出，人应主动征服自然，使之服务于人类。洛克更是宣布“听命于自然的土地……只是一片荒原”，只有人的改造才赋予自然以价值，“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人类中心主义实际是一种把人看作宇宙中心的观点，它的核心思想是一切以人为中心，或一切以人为尺度，为人的利益服务，以人的利益出发，主张按照人类的价值观来考察宇宙中的所有事物。由于它关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存在过于极端的观点而被某些学者批评为“鼓励了人对自然的掠夺，是占有性的功利主义、利己主义，是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及环境危机的思想根源”。

与西方环境哲学思想片面强调物种之间的平等和平权所不同的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既不极端地认为只有人有价值，只有人有利益，只有人能获得待遇和权利，也不只推崇对生命的重视，信奉生物平等主义，而使物种和生态系统的道德原则远远高于人的道德权利原则。它将人与自然看作一个整体，强调人和自然生物有共同起源，人性和天道在终极意义上相通。它承认自然界和人一样都具有主体地位。在看待“天地、人”以及二者关系问题上，它既不否认人作为自然有机整体的一部分，是宇宙创造过程辅助者和促进者这一重要价值，也不过分强调人的作用，而是主张人应具备“民胞物与”、“转贴于

仁者爱人”的思想，以“克己修身”的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平衡。

2.基本方法

东西方环境哲学由于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性，导致二者在处理生态环境中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之间、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基本方法又各具特点。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以一种整体性思维看待生态环境，它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告诉我们，人的生存和意义实现，都是在与他人乃至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产生，它以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向我们强调，个体只是整体中的个体。而西方环境哲学思想则注重分析，擅长利用现代科学手段将感性材料进行加工、归纳，从定量的角度把事物之间、系统之间的矛盾量化与分解，然后以数据为佐证，制定针对性建议措施，即在方法上寻求自然科学的支撑。虽然这种方法对于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分解、量化系统矛盾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因其依旧无法摆脱二元论思想影响，从主客二分的角度把事物进行一级一级的抽象归纳，结果越来越远离了事物的本原，导致西方哲学思想史上的千年之蔽——本源性、本真性的存在被遮蔽了。

可见，无论是中国“天人合一”传统哲学思想还是西方生态环境哲学思想，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有其局限性，亟待为认识、解决人与环境之间各种矛盾关系建立一种彻底的生态世界观，它是一种既能承袭“天人合一”思想精髓，又能克服西方生态环境哲学思想中人文精神不足的缺点，它带着生态科学理论和绿色生存技术而来，为了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而生的一种整体生态可持续发展世界观。

二、旅游环境哲学思想研究进路

（一）旅游环境哲学思想研究存在的问题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旅游环境哲学尚存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旅游环境哲学思想本体论构建。西方作为研究现代环境哲学的先行者，诞生很多环境哲学流派（这其中包括环境伦理学、生态、深层生态学、生态女权主义和生态神学5个比较大的派别），且更为偏重通过理性、技术手段实现其理念。但“一分为二”是西方环境哲学非常牢固的思想传统，想要完全推翻这个思想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西方环境哲学受到“斗争哲学”思想很大的影响，存在很多局限性。这方面东方较之西方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有不同于西方的哲学路线，这里最重要的有3点：（1）“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主干；（2）和为贵，“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化的精髓；（3）整体性、系统性思维是中国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但东方环境哲学思想过于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的一面，有忽视人与自然的冲突一面，过于强调价值理性而忽视工具理性，过于强调人的内候内证的精神体验。

第二，旅游环境哲学思想研究体系构建。作为一种新的旅游发展观，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旅游环境哲学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国内外还鲜有专家学者专门针对旅游环境哲学进行系统阐述，零星的一些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环境哲学问题、旅游环境承载力问题、游客容量问题、生态旅游与生态伦理等方面，严格来说这些研究成果远远没有达到旅游环境哲学的层次，更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一个学科要进入范式研究，一是要求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二是要求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三是要求有基本的解释现象的系统理论。而上述需要研究与思考的核心问题（包括旅游环境哲学概念体系、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实现途径）实际上也正是长期困扰旅游学界的重大问题之一。该研究从深层次上触及了旅游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基本问题，触及时空观、规律观、运动观、因果观、思维方式等方方面面，是旅游学基础理论与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领域的重大问题。

（二）旅游环境哲学思想研究进路

1.旅游环境哲学思想研究体系构建

任何一个发展成熟的学科都必须具备自己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旅游环转贴于

境哲学也不例外。理论体系研究一般包括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相关的概念体系。明晰研究对象是一切研究的起点，旅游环境哲学的研究对象简单来说就是旅游业发展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具体到研究内容，则侧重于研究旅游环境这一复杂系统中旅游者与旅游者之间、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之间、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居民之间的伦理，从哲学层面寻找旅游活动背后对旅游复杂系统影响的根本原因、机理，以及从环境哲学的视角来解决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实现人—地和谐发展。在构建了旅游环境哲学的研究对象和具体研究内容之后，就必须寻找其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是取得研究成果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旅游环境哲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应该站在哲学的高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思想，提炼出自己的研究方法。明确旅游环境哲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就可以构建确切的相关概念体系。概念体系是理论研究的基础环节，也是核心环节之一。只有构建了合适的概念体系，明确研究对象所应该涉及的概念，才能构建完善的理论体系。旅游环境哲学是研究旅游环境的哲学方法论，旅游环境不仅仅只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经济环境，是复合环境系统。它是围绕旅游活动而建立起来的多种组合，由旅游环境构成各要素在相互适应的基础上耦合形成既有特定结构与功能，并与外部环境实现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以适应外部环境，实现系统内外平衡的复杂体系。其涉及的概念包括环境伦理学、旅游伦理、旅游环境、旅游环境承载力、旅游可持续发展等概念。

总之，作为旅游环境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进路，构建从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概念体系以及理论基础等的完备的理论体系是其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是旅游环境哲学取得学科进步和跨越的必经进路。

2.旅游环境哲学实践研究体系构建

旅游环境哲学的终极目标是实现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因此，构建旅游环境哲学研究思想框架（包括研究对象、概念、思想体系、研究视角等）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要将该哲学思想运用到旅游业实际开发与规划管理中去，以便更好地服务和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第7篇：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范文

【关键词】教育研究;范式;混合方法研究

引言

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长期以来存在着“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两种研究范式,且研究者因这两种研究范式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不同而各持己见,认为自己的方法更“合理”,更“可信”,更“有效”[1]。作为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科学,其领域内同样存在着“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两种范式之争。究竟哪种研究范式更适合我们的研究呢?我们有必要做一次认真反思,以避免“为方法而方法”的错误倾向。

一 范式及教育研究范式

1 范式

范式的概念是美国著名科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unn)于1962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并首次用这个概念来描述科学发展的模式。随后,“范式”逐渐成为了科学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成为了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基本范畴。在库恩看来,范式是指常规的科学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是一个由基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相关的仪器设备等构成的整体等,它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可模仿的成功先例,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研究纲领,且在一定程度内具有公认性。

由于范式概念是库恩整个科学哲学观的中心,他试图一次来概括和描述多个领域的现实科学,而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对范式概念做了多重的界定和说明,因而导致了人们对库恩极富弹性的解释感到无所适从,引起了人们对范式的广泛争议。西方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Margaret Masterman)对《科学革命的结构》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后发现,库恩对“范式”概念的界定竟达二十一种之多[2]。笔者认可其中的一种解释,即范式是某一科学家团体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是他们的一种共同的研究取向。

2 教育研究范式

二十世纪教育研究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3]:第一阶段是从二十世纪初到三十年代,这一阶段是教育研究定量研究的全盛时期,在此阶段,研究者以实证精神为指导,主张用严格的观察、统计和实验来研究教育;第二阶段是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后期,由于经济危机与战乱,政府对教育投入的经费大幅缩减,使得这段时间成为了教育科学研究的晦暗时期;第三阶段是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后期,在这段时间内研究者开始从技术推动教育变革角度进行教育科学研究,同时某些研究者(龙巴赫和坎贝尔)开始对传统实证主义强调的定量方法提出异议,主张不可忽视其他研究方法(如定性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这些都为教育研究方法的变革都起到了推动作用;第四阶段是从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末,在这一阶段,人们普遍认识到没有一种研究范式能够解决所有存在于教育研究中的问题,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基本出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人们对研究范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逐步开始综合运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发挥各研究范式的长处,弥补单一范式的不足。

从教育研究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中,长期以来就存在着以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为理论基础的量化研究及以现象学、建构主义、解释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质性研究两大范式。在我国,教育学的研究不同于西方的传统,在浓厚的人文背景下,研究者大多选择了人文主义研究取向,致使现在许多研究仅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并没有实际深入到基层进行认真的调查访谈,没能得到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最终也就不能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其实,质与量的研究并非矛盾对立,水火不容,而应是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科学实证主义研究者完全可以采用质性研究去揭示“客观规律”,而人文主义研究者完全可以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去“建构”对研究问题的理解。例如,参与式观察或非正式的访谈也可以像量的研究方法一样被用来检验某一理论或假说;而调查也可以被用来了解被试对某一社会现象的理解与解释。

近年来,研究者也渐渐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原本相互对立的两方研究者之间的矛盾趋于缓和并逐步认识到另一种研究范式的重要性,某些研究者也已在尝试结合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即混合方法研究)进行研究活动。

二 混合方法研究的概念及产生背景

1 混合方法研究的概念

顾名思义混合方法研究是指采用了一种以上的研究方法或整合了不同研究策略的研究[4]。有人撰文把它称为混合研究(mixed research),也有人把它称为整合研究(integrative research),但目前更为流行的称谓是混合方法研究(mixed methods research)。约翰逊和奥屋格普兹(2004)认为,更为确切地说“混和方法研究就是研究者在同一研究中综合调配或混合定量和质性研究的技术、方法、手段、概念或语言的研究类别”。它区别于其它两种研究方法范式的核心在于必须在同一研究中运用一种或一种以上质性研究的方法和定量研究的方法。

2 混合方法研究产生的背景

混合方法研究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从范式的角度看,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的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两种范式之间的激烈斗争。在上世纪60年代前,定量研究范式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60年代之后,随着人类学、人种志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和发展,质性研究方法范式逐渐彰显,一举成为揭示社会现象、人类经验、和客观事实的主要范式。因为量化研究属于演绎性质,倾向于揭示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从事的是中立的观察与测量,避免介入或影响研究对象,最大限度的追求研究的“客观性”。而质性研究却是归纳性质,它相信在人的心理结构中存在着多样的主观事实,强调人在某种特定情景中的意义建构及其联系;相信认识的主体与客体的不可分割性。由于这两种研究范式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程序,及在客观事实的本质、研究逻辑间的不同,导致了质性、量化研究范式之间的争斗日益激烈。

这种单一方法论者非此即彼的争论不但夸大了量化与质性研究两种范式之间的区别,阻碍了它们的沟通与交流,影响了教育研究质量的提高,影响了教育实践问题的解决。为此,一些教育领域中的学者在20世纪晚期就先后提出质性与定量研究可以和谐共处、共同使用的观点。美国教育研究方法学者约翰逊和奥屋格普兹(2004)在《混合方法研究的时代已经来临》一文中把混合方法研究称为继量化与质性研究范式之后的“第三种研究范式”或教育研究运动的“第三次浪潮” [5]。他们希望这第三种研究范式能够架起质性与量化研究范式间的桥梁,为研究方法指导教育实践提供新的更有效的途径。

3 混合方法研究的发展历程

美国教育研究方法论学者约翰逊和奥屋格普兹把混和方法研究称为继量化研究范式和质性研究范式之后的“第三种教育研究范式”,并且明确提出“混合研究方法的时代已经来临”。

在这一时代来临之前,混合方法研究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从19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以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定量研究范式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实证主义在本体论上属于实在论,相信存在着受自然规律所支配的“客观事实”,在认识论上属于客观主义,认为受研究者价值观以及时间、场景影响的研究是可能实现的,认为研究者从事的是中立的观察与测量,避免介入或影响研究对象,最大限度的追求研究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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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末:基于现象学、建构主义及人类学等的研究方法得到较大的应用与发展,以现象学、建构主义、解释主义为哲学基础的质性研究方法范式逐渐发展起来,成为一种与量化研究范式地位相当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相信在人的心理结构中存在着多样的主观事实,强调人在某一特定情景中的意义建构及其联系,强调研究发现是主客体交互作用的结果。在这种研究范式中,研究者的价值观在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3)20世纪末至今:“混合方法研究”的提出,缓和了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两种范式之间的矛盾,同时也给广大研究者开辟了另一片广阔的天地。混合方法研究是一种更加包容的、多元的、交叉的研究方法,它的使用让解决问题的手段显得更加多样化,更具创造性和扩张性。同时它也指出研究方法的选择应随研究问题的不同而做出相应的变动,而不是唯方法至上。

4 混合方法研究的优缺点

混合方法研究现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并得到了广泛的尝试与运用,因为它有诸多优点:

混合方法研究能结合量化与质性研究的优点,克服一些由单一方法带来的问题。具体而言,使用混合方法研究的优势至少有如下十点:第一,研究中使用的文字、图片和表格可以被用来增加其中数字的意义;第二,研究中使用的数字可以被用来增加文字、图片和表格的准确性;第三,可以充分展示量化研究方法和质性研究方法的优点;第四,研究者可能产生和检验一个扎根理论;第五,由于研究者并不局限于一种单一的方法或手段,因而可以回答一个更宽和更全面范围的研究问题;第六,在一个研究中通过使用两种方法,研究者可以利用一种附加方法的优点去克服另一种方法的弱点,形成交叉性优势;第七,通过结果的集中和证实可以为研究结论提供更有力的证据;第八,可以增加仅有单一方法被使用而可能忽略的洞察和理解;第九,可以被用于提升结果的概括化水平;第十,质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在一起使用可以产生沟通理论与实践所需要的更加完全的知识[6]。

虽说混合方法研究有如上诸多优点,但它正处于成长阶段,其理论基础还比较薄弱,其研究成果的信度和效度都有待于进一步的论证;另外,运用混合方法研究对研究者的要求很高,研究者不但要掌握质性研究方法还要掌握量化研究方法,一般来说,研究者想同时掌握好这两类研究方法,是比较困难的;还有,混合方法研究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花费。所以,在实际运用过程中,我们在日常的研究活动中也不能唯方法至上,采用混合方法研究的研究者可以根据他们所研究的问题来选择研究方法和手段,而不是根据一些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形成的关于研究范式的偏见选择研究手段,要从实际出发,对我们的研究活动有利的并为我们熟练掌握了的则用之,否则弃之。

三 混合方法研究的策略

由于混合方法研究综合了质性研究方法和量化研究两种范式,因此在运用混合方法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就面临着如何选择研究策略的问题。

混合方法研究共分两类六种策略,它们分别是顺序性解释策略(量化研究优先)、顺序性探究策略(质性研究优先)和顺序性转换策略与并行三角互证策略、并行嵌套策略和并行转换策略[7]。

顺序性解释策略:此策略简洁明了,定量数据收集在先,定性数据收集在后,在研究的解释阶段对两种数据进行整合。这种策略的目的通常都是用定性的结论来对初步的定量研究结果予以辅的解释和说明。当非预期性结果出现在定量研究中时,此策略就显得非常有用。

顺序性探究策略:此策略与前者相似,也分两个阶段实施,但定性方法收集的数据在前,定量方法收集的数据在后,两个阶段的结果同样是在解释阶段加以整合。此策略的主要目的是探究某种现象,摩根(Morgan,1998)认为,这种策略适合于对定性研究阶段浮现的理论进行检验,也适用于向各种样本推广其定性研究的结果。

顺序性转换策略:在此策略运用过程中,定性数据与定量数据的收集各自独立进行,但要据实际问题确定可以优先进行定性研究也可以优先运用定量研究,与前两种策略不同的是此策略需要一定的思想体系或理论框架来进行指导。这种策略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用哪些最能够服务于研究者理论视角的方法。

并行三角互证策略:此策略中两种数据收集方式同时进行,使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对结果进行验证。使独立的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相互补充,扬长避短。

并行嵌套策略:此策略运用时,在一种研究范式(量化研究或质性研究)的指导下,另外一种研究范式根据不同问题适时插入或嵌套到指导范式中去,定量和定性数据可以同时收集,没有优先顺序。

并行转换策略:此策略运用时,有能体现研究目的或研究问题的理论指导,此策略主要为了推进研究者的观点,数据的整合多在数据分析阶段,它具有并行三角互证和并行嵌套两种策略的优点。

四 混合方法研究应用案例

1混合式研究过程的8个阶段:(如图1所示)[8]

图1 混合式研究的重要步骤

虽然研究步骤均被编号,但研究者仍可以(跳过某个或某些步骤)沿多个方向进行研究(特别是通过第四步直接到第七步)。如果选择了混合式研究这条路线,这就说明了我们愿意以务实的态度来对待研究并且不会武断的只注重某种单一的方法。

在研究过程的开始,我们首先要确定研究的问题是否有必要采用混合方法研究,然后阐述采用混合方法研究的理由并选择合适本研究的方法,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来收集数据,分析数据,解释数据并最终撰写研究报告了。

2 应用案例

本研究是对全国(美国)城乡聋哑学校中47名教师所做的一项混合研究,这是一项关于这些教师如何参与在线训练方案,如何运用在线方案进行教学的研究。这一训练方案的目的是鼓励教师将技术运用到实际的教学中去。在本研究的评价过程中,研究者试图找出影响这一方案成功实施的因素,其所用到的数据一部分来自正式的问卷调查,一部分来自方案本身,还有一部分来自网络留言。在参与研究的教师方面,教师对技术的焦虑及初始技能并没有决定他们的参与资格,但是研究当地相关部门的支持程度却使得有些教师留下而有些则退出。[9]

本研究是一个典型的混合方法研究,具体程序如下:

(1)选取混合方法研究的理由:教师教学行为的变化过程存在多种形式,本研究将侧重于其中两种,一种是教师对教学行为变化的自然抵触心理的研究,另一种是在教学行为变化过程中,反映教师思想转变过程的相关因素的研究。因为单一方法不能满足相关复杂数据的采集及处理,所以研究者采用了一种能够提供多方向和多评价形式的方式来开展此项繁杂的研究。

(2)选取研究对象:参与研究的这47位教师主要来自城市,并且代表着不同的文化种族团体,这些教师年龄介于27和54之间,他们当中只大多数教师听力正常,其余的则存在缺陷或完全失聪;学生参与者则从学前儿童到高中各个层次均有,智力水平则从弱智到较高水平。

(3)数据收集:在数据收集部分,研究者从定量及定性两个角度入手。第一,定量数据的收集:首先,在计算机使用情况这一问题上,因为缺乏相应的仪器来测量和评价教师将计算机整合到课堂教学中的情况,研究者运用了问卷调查的形式来收集与此相关数据;其次,在教师对技术革新问题上,研究者采用了关心程度问卷,他们之所以运用这一方式,是因为关心程度问卷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于测量技术革新问题;另外一个原因是这种研究方法为测量教师对课堂中技术应用的焦虑和抵触情绪提供了一种有效途径。第二,定性数据的收集:研究者将对参与教师的网络讨论进行跟踪,对教师所回答的问题进行记录;对参与教师在课堂上运用计算机进行教学的情况进行记录;观察参与教师运用网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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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分析:研究者将使用奥屋格普兹(Onwuegbuzie)和特德利(Teddlie)七步混合设计分析框架来对本研究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本研究中研究者仅用到了七步中的四步:数据缩减,数据转换,数据合并和数据整合。其中,数据缩减用于处理问卷调查所得定量数据和在线讨论所得的定性数据,然后这两种数据将会被按统一方式转换成“1”和“0”两种形式,最后所有转换成标准形式的数据将会被合并整合到SPSS中等待进一步处理。

(5)得出结论:通过本研究,研究者按教师对计算机的应用水平将他们分为了一下四个层次:新手(Beginner),探索者(Explorer),熟练者(Journalman)和专家(Export)。其中新手和探索者在计算机技术与课堂教学整合过程中看到的更多的是挑战(对技术的焦虑和抵触)而非益处,与之相反,熟练者跟专家则看到的更多的是技术运用带来的好处。研究结果还表明,在学习过程的不同层次技术的整合水平也不尽相同。在初级水平,教师会合理使用基本的软件;在高级水平,教师会像运用日常生活用具一样将计算机合理的运用的课堂教学中去。

(6)研究总结(撰写研究报告):对本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进行总结,并指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本研究是一个典型的混合方法研究的案例,研究者根据研究的目的选取了定量跟定性两种研究范式中的几种研究方法,并在研究过程中将其综合运用与数据收集、分析及解释,研究者还运用三角互证策略,使研究数据相互补充,对研究结论进行相互验证,最终得出更具说服力的结论。

五 结束语

就现实情况而言,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其实是一体的,每项研究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每个有价值的研究都不是只用一种研究范式能够完成的,都需要基本理论来支持,然后在实际应用中去验证,到底本研究有没有给人们带来益处,应用群体最有发言权。而混合方法研究却融合了这两种研究范式,弥补了此两种研究的不足,使研究真正变得有意义,有价值。如同媒体没有优劣之分一样,世界上也不存在哪种研究方法是万能的。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我们要尽可能从多个角度去分析问题,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最合理的选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准确、更客观、更全面的去描述问题,揭示规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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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辰坤. 库恩“范式”理论在社会问题研究中的应用[D].南宁:广西大学,2006.

[3]王木丹.20世纪教育研究范式的类型分析[J].教育科学,2000,(1):28.

[4][5] Viadero, Debra.Mixed Methods’Research Examined Researchers See Pros and Cons of Mixed Methods’Studies. Education Week. 1-26,2005:20.转引自田虎伟.混和方法研究――美国教育研究方法的一种新范式[J].比较教育研究,2007,(1):12.

[6]Johnson R B & Onwuegbuzie A J. Mixed methods research: A research paradigm whose time has come. [J]Educational Researcher, 2004, Vol.33 (7):12-26.

[7]约翰•W•克雷斯威尔著.崔延强译.研究设计与写作指导:定性、定量与混合方法研究的路径[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168-171.

[8] Burke Johnson, Larry Christensen.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ntities, qualitative and mixed approaches [M]. USA:merrill. 2003:422.

[9] Thomas N Kluwin, Martin Noretsky. A Mixed-methods study of teachers of the deaf learning to integrate computers into their teaching. [J].American annals of the deaf volume 2005,(4):150.

The Third Paradigm of Education Research

――Mixed Methods Research

NIE YongWEI Jiu-li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College, Xi’an, Shaanxi, 710062, China)

Abstract: Mixed methods research springs up recent years, and it is called the third paradigm of education research after quantity research and quality research .It integrates the advantages of quantity research and quality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it gives new vigor to education research, but in the process of real research, researchers would consider factors of every aspect, then make rational choice, to complete the research work.

第8篇：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范文

客观不确定性的基本特点是，尽管事态出现的客观概率是已知的，而且相对于不同客观概率的事态的结果也是已知的，但是，在由这些不同的客观概率所决定的所有结果的集合中，我们无法确知到底会出现哪一类结果。比方说，一个人参与正面朝上可获得100美元，否则输掉100美元的投硬币游戏，游戏赢100美元或者输100元，这两个结果是可知的，而且每一种结果出现的概率(都是50%)也是可知的，但是，我们无法知道到底是输还是赢100美元。在此情况下，游戏参与者所面对的就是客观不确定性。客观不确定性的概率基础是传统的频率概率论，频率概率是对一个可重复出现的自然事实的客观描述，经验客观性是它的基本特点，因而又被称为客观概率。频率概率是应对客观不确定性的基本工具，通过频率概率对客观不确定性事态作出的概率判断，我们获得的是一种经验知识。这种获取经验知识的理性活动反映的是一种经验理性观。频率概率和经验理性是主流经济学中适应性预期假说的基础。所谓适应性预期，是指人们凭借过去预测未来的趋势，它是经济决策者把他们的未来预期建立在近期观察到的实际结果基础上的一种假说。根据适应性预期假说，近期或者一些时期实际发生的事件决定了人们的未来预期。例如，过去两三年内实际经历的通货膨胀率就是预期下一年度通胀率的主要决定因素。主流经济学为应对客观不确定性所进行的理论建构是数学期望值理论，作为正统不确定性条件下理性选择理论的一个经典分支，它是建立在频率概率和适应性预期基础之上的。举例来说，假如PA代表一个成功概率(P)很高但奖金数额(A)很低的行动，而P'A'代表一个成功概率(P')很低但奖金数额(A')很高的行动，但二者的数学预期结果是相同的(PA=P'A')。在这个案例中，如果仅仅考虑数学期望值理论，这两种行为是同质的，因为二者按照客观概率和实际收益计算出来的效用数学期望值相等。但是，数学期望值理论借助客观概率应对不确定性的方法，掩盖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不确定性:在某种情况下，“大概率－小奖金”行动与“小概率－大奖金”的行动是不能等同的，其中蕴含着十分复杂的不确定性因素。比如，人的选择活动不但是理性计算的结果，同时也是价值判断的结果，是手段和目的的统一，等等，这样，预期结果的一致性并不能说明决策过程的同质性。人们关于客观不确定性认知逻辑的思想渊源是近代英美经验主义哲学。在近代，英美经验论与大陆唯理论是两个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经验论，又称经验主义，它认为感性经验是一切知识和观念的唯一来源，对以完备理性为基础的人类决策行为持一种怀疑论态度。近代英美经验论的主要代表包括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等。经验论最著名的命题是贝克莱提出的“存在就是被感知”(Tobeistobeperceived)，该命题从反面告诉人们一个深刻的道理:要想认识事物的复杂性和世界的真面目，一方面要承认一切认识对象都是和认识主体相关联的客体，另一方面也要承认一切客体都有独立于人的物质实在性，二者缺一不可。贝克莱这个命题所蕴含的经济学意义是重大的，它告诉我们:在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个如何认识自己的研究对象，即经济事实，以及如何把握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与经济事实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建构的复杂关系的问题。然而，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正统经济学家们的认识出现了偏差。由于深受实证主义哲学影响，他们往往不经思考就把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事实”，与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自然事实”相提并论，认为二者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客观属性。这意味着，就像“自然事实”在科学实验中扮演着“判决性”的角色一样，“经济学事实”在经济学建模、检验和选择理论时，也可以发挥“判决性”作用。①而事实上，便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然事实”也并非是完全确定性的。恩格斯曾说过:“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和消逝着。”①自然界如此，经济世界尤其如此。因此，哈耶克在《经济学中的事实》一文中指出，一般认为经济学中的事实对我们而言是明确给定的，而不是人们在特定背景条件下面对一系列相关事件而进行精心选择的结果，然而，“这样来定义的事实恰恰不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一种幻相”。②事实上，经济学中的事实经常是被经济学家选择、建构和再造的结果，有的时候甚至是经济学家有意干预和扭曲的结果。因此之故，相较于自然科学事实，经济学事实一定会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英美经验论所主张的客观不确定性，对正统经济学所产生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来自于大卫•休谟。众所周知，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大卫•休谟以怀疑论者而著称，他在《人性论》中严格区分了“是什么”与“应当是什么”这两个命题:“是什么”所指称的是确定的事实，“应当是什么”所指称的是价值判断。③在他看来，归纳法的根本矛盾就在于，它无法从“是什么”过渡到“应当是什么”，这是因为，在这个过渡中存在两个无法逾越的逻辑鸿沟:首先，在时间上，它无法从过去和现在跳跃到未来，即从过去和现有的经验获得对未来的准确预测;其次，在空间上，它无法从基于有限论据的“特称判断”跳跃到涉及无穷对象的“全称判断”，即从有限的经验论据中获得大全的结论。④在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大卫•休谟基于这种“是－应当”二分法而阐发的怀疑论命题，遭到经济学家的严重曲解，因而成为其用以论证经济学“去价值判断化”的主要依据。他们认为，按照大卫•休谟的解释逻辑，既然人类的认知能力无法跨越“时间”和“空间”这两个逻辑鸿沟，“学术上的分工就应该让经济学留在此岸世界，摆脱烦人的价值判断，集中精力探索科学的经济规律，而把彼岸世界交给哲学或其他社会科学来研究，以便为人类寻觅一个精神家园。”⑤也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学三分法: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实证经济学、伦理学意义上的规范经济学和作为技术操作工具的经济政策艺术(手段)。⑥这个著名的划分，凸现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分野，以此为据，主张“价值中立”和“伦理无涉”便成为主流经济学家的诉求和坚定信仰。这恰如莱昂内尔•罗宾斯在《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中所言:“经济学涉及的是可以确定的事实;伦理学涉及的是估价与义务。这两个领域风马牛不相及。”⑦这说明，正统经济学对英美经验论哲学采取了“舍取”的办法，它基本上坚持的是早期经验论哲学所主张的朴素经验论，而对于贝克莱和休谟提出的怀疑主义经验论及其向经济学提出的挑战，却视而不见，采取了简单舍弃的做法。这其中，蕴含主流经济学对确定性的坚定寻求和对不确定性的盲目拒斥。

主观不确定性(subjectiveuncertainty)

与客观不确定性相比，主观不确定性最大的不同在于，尽管事态出现的不同结果的概率还是可知的，但是，事态出现的概率是凭主观判断来决定的。一个典型事例是，在对赛马下赌注中，下注者知道，如果对一匹老马下注2美元，一旦该马跑赢，他将会获得25美元，但这种结果出现的可能性只是一种主观判断，其他人未必会这么看。在许多重要的经济活动中，不仅事情发生的概率是凭主观判断得出的，而且对结果出现的范围，决策者也不可能完全了解，这时候市场参与者就不得不面对主观不确定性的挑战。主观不确定性的概率基础是主观概率论，主观概率不是对一个自然事实出现频率的客观描述，而是基于人的一种主观判断。主观概率尽管是一种主观判断，但是，经济学界的主观概率论者大都认为，主观概率是一种可数量化的概率;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人的主观概率世界与客观世界具有先验一致性。换言之，他们先验地规定了“主观概率=客观概率”。主观性是主观概率的基本特点。主观概率是应对主观不确定性的基本工具，通过主观概率对主观不确定性事态作出的概率判断，我们获得的是一种先验知识。这种获取先验知识的理性活动反映的是一种形式理性观，或者逻辑理性观。这种理性观根本不考虑事态的经验内容，类似于形式逻辑或数学。主观概率和形式理性是主流经济学中理性预期理论的基础。理性预期理论认为，经济决策者在形成他们对未来经济事态的预期时会权衡所有的证据，包括现在与未来事态的影响;在理性预期的情况下，人们关于未来预期的形成是以所有可获得的信息为基础的，包括对政策变动以及政策如何影响经济的了解。理性预期的政策含义是:一旦决策者分清了政策模式并根据其预期效应调整自己的决策，任何一种系统的政策都将证明是无效的。这就是理性预期假说描述的“政策无效定理”(policy－inef-fectivenesstheorem)。它是理性预期的一个必然结果，也就是说，这样一种“政策无效定理”实际上已经蕴含在理性预期假说的前提条件之中了。主流经济学为应对主观不确定性而进行的理论建构是预期效用假说，作为现代微观经济学解释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的理性选择行为的一个经典理论分支，它是建立在主观概率和理性预期基础之上的。理性预期必须满足三个条件:Ⅰ．对某一经济变量的预期值必须是该变量的数学预期值;Ⅱ．一个符合理性的人，为了获得自己最大的利益，必须会用最有效的方式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理性预期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形成是以所有过去和现在信息的结合为基础的;Ⅲ．对某一经济变量的理性预期值，必须与预测者根据自己所使用的经济模型或理论推算出来的统一变量的数值相等。举例来说，根据均衡价格理论，均衡价格是由商品市场的供求均衡点决定的，预测者在使用均衡价格理论时，对价格的理性预期值与供求均衡点决定的价格相等，否则就不成其为理性预期价格。这说明，在理性预期模型中，先验地决定了人的主观概率与客观概率的一致性。人们关于主观不确定性认知逻辑的思想渊源是近代大陆唯理论哲学，主要是法国启蒙理性主义哲学。法国启蒙理性主义是与苏格兰启蒙理性主义相对立的哲学派别。前者被认为是一种建构论理性主义，它代表的是一种“伪科学主义”和“伪个人主义”传统;后者则属于进化论理性主义，或者演进理性主义，只有这种理性主义代表的才是一种“真科学主义”和“真个人主义”。①考诸思想史可知，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与英法两种启蒙理性哲学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与此相对应，在从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发展演变的过程中，现代经济学也相继培育出两种不同的经济理性传统:一个是古典经济学的有限经济理性传统，它植根于苏格兰启蒙理性哲学;另一个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备经济理性传统，它植根于法国启蒙理性哲学。正是洞察到了这样的不同，哈耶克才深刻地指出，现代经济学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是分属于两种完全不相容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由此，“古典经济人”和“新古典经济人”的分野和尖锐对立被凸现出来:古典经济人所主张的有限知识和有限理性传统，抱持的是一种成长理性的心态，它注重人的理性的成长性和包容性;新古典经济人所主张的完备知识和完备理性传统，抱持的是一种建构理性的心态，它凸显的是人类理性的狂妄和傲慢。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哈耶克将古典经济人向新古典经济人的嬗变称为“一场知识骚乱”。②新古典理性主义所策动的这场“知识骚乱”，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悄无声息地改变了经济学的前进方向，从此主流经济学通过完备理性和完备知识的假设放逐了对不确定性的研究，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自然科学化的道路，寻求确定性也就成为其始终如一的学科目标。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中，卡尔•波普尔甚至将新古典经济人带给现代经济学的这种巨大变化，称为是经济学“方法论上的牛顿革命”。

真实不确定性(realuncertainty)

真实不确定性是一种无法预测的意外(unfore-seencontingencies)。它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事态结果的不可知性;二是事态出现概率的不可知性。这种事态既不可能用频率概率来量化，也不可能由主观概率来衡量，换言之，真实不确定性事态是一种理性不及的事态。奈特和凯恩斯分别用他们定义的“估计概率”和“非数量化－不可知概率”来描绘真实不确定性。在《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中，奈特将概率类型分为:先验概率、统计概率和估计概率。先验概率相当于主观概率，统计概率即频率概率。奈特指出，先验概率和统计概率都与真正的不确定性没有关系，只有估计概率才与不确定性相关。估计概率主要依据的价值性评估以及个人对评估结果的感觉上的认同，它“取决于‘判断’或‘直觉’，而不是推论。”②它是一种“感觉上的确信程度或置信度”(thedegreeofcertainty)，是对一种“看法本身的好感”(favorableness)，是“对价值的一种直觉意识”(intui-tivesenseofvalue)或者“预测者的主观自信感”(thesubjectivefeelingofconfidence)，即“一种直感或‘预感’”。③奈特的估计概率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与工具理性相对立的价值理性，即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一种主观活动，具有主体间异质性和不确定性。奈特认为，“经济学所忽视的，正是这第三种类型的概率，或称不确定性”。④在1921年出版的《概率论》(TreatiesofProba-bility)一书中，凯恩斯也将概率类型分为三类:可数量化－可知概率(NumericalProbabilities＆known－probabilities)、非数量化－可知概率(Non－Numeri-calProbabilities＆known－probabilities)和非数量化－不可知概率(Non－NumericalProbabilities＆un-known－probabilities)。凯恩斯的第三种概率神似奈特的估计概率，它也代表一种真实不确定性。根据他的“概率类型学”，凯恩斯提出了他的“知识类型学”，⑤它包括:严格知识(properknowledge)、不完全知识(uncompletedknowledge)、模糊知识(vagueknowledge)、记忆知识(rememberedknowledge)和无知状态等。凯恩斯认为，人们的生活除了受各种知识的指导外，还存在着一个“纯粹直觉和非理性领域”，即理性不及的领域，在这里，理性没有用武之地，基于价值评估、动物精神和直觉情感等的非理性行动，则成为人类行为的主导。⑥凯恩斯的“概率类型学”和“知识类型学说”有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高度关注知识的不确定性、不完全性和异质性，这与他在《概率论》中提出的“信念理性”(thetheoryofra-tionalbelief)是内在地相一致的。⑦与人们通常所认识的各种理性形态不同，“信念理性”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对“真实不确定性”的关注。这主要体现在它关于个体知识的三个设定之中:第一，在信念理性中，个体知识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信念理性是以逻辑概率为基础，而逻辑概率在凯恩斯那里是非常复杂的，特别是存在着大量不可数量化、不可知和不可比较的概率类型;这就决定了凯恩斯概率世界是一个不确定性世界，它对各种内生不确定性，如无知、混沌、演化、新奇、异质性、偶然性、多样性等，不是排斥，而是具有充分的包容精神;也因此，以此为基础的信念理性及其个体知识也就被赋予了丰富的内在不确定性。第二，在信念理性中，个体之间的知识具有异质性。由于凯恩斯概率世界中存在着大量无法量化、不可比较的概率关系，在此基础上生成的信念理性和形成的个体知识，往往也是各异的和不可通约的，这使得异质性成为信念理性中个体知识的一个基本特征。①第三，在信念理性中，个体知识具有默会性。凯恩斯的信念理性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个体的默会认知结构，它的生成也伴随着一个默会的心理认知过程，这就赋予了信念理性中的个体知识以“默会性”的特质。按照波兰尼的话来说就是，“在所有的思想层级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思想的意会力量，而非言传的逻辑运作”，“所有人类知识均是由意会的思想机能来塑造和支撑的”。②凯恩斯认为，由于信念理性中的个体知识具有不确定性、异质性和默会性，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个人选择经常服从直觉心理法则，而且人们不仅对现实状态产生偏好，而且还对他们对现实状态的“信念”产生偏好，并且人们通过选择那些能够坚定他们所渴望的信念的信息来源，能够操控他们自身的信念。③对此，Davis曾评价说，在凯恩斯那里，“判断是一个高度交互影响的事物”，④“不确定性在终极意义上是一种社会关系”。⑤由此看来，信念理性强调在不可能获得完备知识的情况下，直觉等非理性因素在人们面对不确定性时的选择行为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将有限知识理论与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选择理论连接起来，开辟了研究不确定性问题的新视野。哈耶克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概率论，但他所表达的真实不确定性思想，与奈特和凯恩斯的上述观点是一致的。他对真实不确定性的描述是通过其默会知识理论和缄默理性观展示出来的。按照哈耶克的解释，默会知识学说“是一种把理性及其产物理解成进化过程的知识理论”，在这种理论看来，默会知识具有高度的个体性、时空性、默会性和易变性。依据这种知识观，经济社会秩序进化的方向是非目的论的，进化的过程是非决定论的，进化的结果是多变的、不确定的和无法预知的。因而，根本不存在什么“进化规律”，或者“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规律”。与默会知识相对应的是一种缄默理性。缄默理性是一种进化论理性主义形态，它与建构论理性主义传统根本对立。关键是要认识到，后者是建立在以下四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之上的:其一，凡是不能得到科学证明或观察验证的事情，就没有理由遵守;其二，凡是没有理解的事情，就没有理由遵守;其三，除非对一事件的目标事先可以获得充分的描述和说明，否则就没有理由参与其中;第四，对于任何一件事情，除非事先能够完全知道它的后果，并能够理性地计算此一后果的利弊，否则就没有理由去从事它。⑥这些假设条件向我们揭示出了建构论理性主义的一个致命缺陷:它对人类理性的性质及其可能表现出来的局限性没有表现出任何自觉;换言之，它没有能力去思考这样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即实际上人类在不确定性条件下进行决策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去找出人类理性自身的局限性或者边界。与之相反，缄默理性是一种谦虚的理性形态，它不允诺确定性，并对上述建构论理性主义确定性知识观的自负，表现出一种反抗的姿态。因而，缄默理性是一种具有亲和力、现实性的理性形态。由此可见，尽管奈特、凯恩斯和哈耶克分属于三个相互对立的经济学流派，他们对经济学和经济世界的看法也存在着诸多的分歧，但是，他们在对“真实不确定性”的认识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他们的深刻洞见，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不确定性对于经济学的重要意义，无疑是打开了一扇新鲜的思想窗户。

不确定性的经济学意义

第9篇：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范文

关键词：质性研究；理论基础；实施方法步骤；设计特点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2）09-0119-01

一、质性研究理论基础

在这个观点上，我认为理论基础是一个人潜移默化的知识，可能不能够用清楚明白的话表达出来，但它却在研究者的头脑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内化成研究者本身的个人素养，在应用领域重点讨论没有太多实质意义，随着学科的发展，自有方法论学者对其加以完善。但是在这一点上必须能够清楚明白地与定量研究区分开来，因为二者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在综合使用两种方法时是要注意好两者的“兼容性”，因此结合两者的异同来理解。

1.对本体论两者有着不同的前提假设

实证主义认为，现实事物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客观存在的，不受主观价值因素的影响。在对客体的认识上，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社会现象可以被经验地感知，一切概念必须还原为直接的经验内容，理论的真理性必须由经验来验证。而以现象学为代表的哲学流派则认为，社会现实的本质并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因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空赋予各不相同的意义。

2.在认识论上的理解不同

实证主义极力推崇经验的作用，认为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一切概念必须还原为直接的经验内容，理论的真理性必须由经验来验证，认为“知识”有其客观的规律，具有可重复性。而以现象学为代表的哲学流派则否认事实与价值是相互独立的客体，他们认为对知识的认识不是唯一不变的，它是对具体社会文化情境的建构，是参与各方面通过互动而达到的一种暂时的共识。

3.在方法论上存在差异

实证主义倾向于夸大科学方法的作用，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逻辑为科学理论合理性的依据，试图将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包括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研究领域。而以现象学为代表的哲学流派则对此提出了猛烈的批评，他们认为人为万物的尺度，因此应关注人生的价值、意义、态度与理解，关注价值世界，注重情感、创造性的智慧和对生命的感受。而这一切是无法用数学的语言用数据的形式来表现的，只能通过描述性、解释性的语言来实现。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心理现象，只会导致对人的肢解和心理活动的僵化。

现象学对社会实在的特殊理解、解释，转变了研究者的兴趣，使他们对研究对象或者研究对象的“性质”的认识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现象学主旨之一是探求“生活世界”中东西的本质，而本质就是现象或者更精确地说是现象中意义的观念。

二、质性研究的实施方法

质的研究关键在于事先很少对研究问题提出具体的假设。在质的研究中，需要提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就是其可能的结果一般并不十分明确和具体，而要围绕这个问题去广泛地收集资料，在对实际资料的描述和解释的过程中逐步认识问题的性质，进而确立一个理论的架构。

1.质的研究方法之观察法

质的研究的观察可分为参与观察和非参与观察。参与观察是研究者将自己融入研究对象的活动之中，在观察对象的活动中充当一个角色。在这里，研究者几乎不是一个被动的观察者，而是与研究对象一起从事某项特定活动的一员。

2.质性研究方法之深入访谈

质的研究的访谈与调查研究中的访谈有所区别。调查研究中的访谈是以结构性访谈为主，由研究者事先设计好问题及可能的答案，访谈中按问题的次序提问，被访者一般是选择设计好的答案之一。这种访谈是按量化的思路设计的，访谈的结果能够比较容易地进行编码和统计。而在质的研究中，结构性访谈并不是访谈的主要形式，常用的两种访谈形式是：1、开放式访谈；2、焦点式访谈。

三、质的研究设计特点

质的研究设计步骤并不像量的研究步骤那样清晰，不同步骤之间的界限也不分明，这些步骤常常有所重叠，甚至几个步骤同时进行。

首先，确定研究问题。在研究开始之前，研究者必须确定自己想要研究的特定现象。但是这里确定的问题是预示性问题，仅仅是给研究者提供一种研究方向或作为一个研究指导，它不会像量的研究中确定的研究问题那样明确和直接。

然后，确定研究的参与者。研究的参与者构成了所要观察（访谈等）的访谈对象样本，即研究的访谈对象。几乎所有质的研究的样本都是目的样本，这有别于量的研究。

再次，产生假设。质的研究中的假设是在研究过程中从数据里面得到的。而且随着数据的不断收集，建立的研究假设也会随之不断得以修正。

接着，数据收集。质的研究中的数据收集存在于整个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不断地对人物、事件和事故等进行观察，通常情况下还要辅以对某些访谈对象的深度访谈，以及对与所感兴趣的现象有关的各种文件和记录进行考查。再者，数据分析。质的研究中的数据分析不可避免地要包括对于信息的综合，研究者将不同来源（如观察、访谈、内容分析）的信息综合在一起，并把自己的观察或发现有条理地描述出来。最后，做出结论。结论是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得到的，而不是在研究最后才得出。

在质的研究中，设计中的每一部分都需要根据其他部分的发展、变化而重新考虑和修改。研究设计是一个自身反复的过程，而这种反复体现于研究的每个过程。

参考文献：

[1]孔德生.《实证哲学教程》（1830～1842）、《实证哲学概论》（1848）、《实证政治体系》（1847～1850）和《主观的综合》（1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