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区别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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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区别范文

在1929年到1939年之间所发生的全球性经济大衰退成为大萧条，在此情况下，商业和经济运营普遍衰退。首先农产品价格下降，导致农业衰退，引发了金融行业的恶化，大萧条所引发的经济衰退比以往经济衰退的影响更为深远。经济危机在全球范围引起经济的衰退，进而经济发展缓慢，引起失业增加，工业化国家中资木的短缺引发国内消费和出口的降低政府所采取政策工具之间搭配存在多样性的特点，由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乘数都存在不确定的情况,政府所采取的多样化的政策工具，在乘数不确定的情况下，考虑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选择，最佳的解决办法是采用政策组合的工具。实施多样化政策工具的原因在于，至少有机会使一个乘数的估计误差被其他乘数的误差所抵消。如果效果好的额情况下，制定政策的误差会部分的相互抵消。

二、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中的微调是指存在于宏观调控中，针对现实社会运行的经济中存在的小冲击、小波动、小十扰而做出的相应的小调整。不断地试图稳定经济的政策行为。对财政政策而高，长时间的内部时滞，使得采用相机选择的微调措施在实际的经济调整过程中存在不可能性。尽管社会中存在的自动稳定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经济政策中的微调效果。对于货币政策而高，由于中央银行实施的货币政策是经常运行的，内部存在的时滞较小，微调所起到的效果是你可能的。如果宏观货币政策的实施所起到的影响一直是在应对晓得波动，则微调所起到的效果是恰当的。

相机抉择是政府根据经济市场所发生的情况和各项调节在采取过程中所起到的效果特点，进行需求管理从而机动灵活的采取一种或几种措施，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搭配。政府实行相机抉择的政策的目的在于既保持总需求，又不引起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根据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决策速度，作用速度，预测的可靠程度和中立程度的四个方而的差异，相机抉择一般有三种搭配方式: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单一政策规则是指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政策学派，关于货币供给量每年以固定的的比例增长的政策主张弗里德曼建议的唯一政策是货币供给量每年按固定的比例增长，其中固定的比例等于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加上通货膨胀率，单一政策规则的目的在于是货币供给量不要限制国民收入的自然增长的速度。货币主义者主张的这一政策被称为单一的政策规则。

积极地规则是指对重大的经济冲击做出的具有反周期性质的规则，在讨论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达到的效果时，要把对重大经济冲击做出反应的政策行动与微调加以区别。而对重大经济冲击时，决不能主张不应该积极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_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不同目标，及时采取反周期性质的政策措施在未来政策的确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之间的权衡中国，积极地政策制定者重视政策实施过程所表现出的灵活性，而那些赞成难以变动规则的人则重视中央银行在过去竞技场反错误的政策措施。

三、动态不协调与规则及斟酌使用

第2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8-0126-01

1 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及意义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和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不断密切,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影响。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11月5日我国首次明确提出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随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重申了我国将在一段时间内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反周期调节的作用,以保障货币供应量的合理增长。国家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旨在要在全球金融危机蔓延的背景下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地增长,并在财政政策的配合下,以保证我国顺利渡过金融危机带来经济冲击。

2 正确理解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含义

我国由从紧的货币政策转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标志着国家为了适应国际经济环境的调控方向的重大转变。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的有力保障。具体剖析,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区别于宽松的货币政策。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所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背景不同,前者主要适用经济发展明显减速或者即将进入下降周期的经济环境,政策目的在于继续给经济增长的动力,遏制经济下滑,最终保证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持续性;后者则主要在经济萧条或者发生经济危机时候采用,它作为一种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政策的目的在于减短经济萧条或者经济危机的时间,以拉动经济的复苏。此外,后者主要通过扩张货币供应量来刺激经济复苏,虽然前者也强调通过放松信贷管制来增加货币供应量来促进经济增长,但两者之间的宽松程度存在差异,即主要体现在“适度”一词上。

当前经济背景下,我国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是因为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还未出现流动性枯竭的状况,中央银行不必采取完全宽松的货币政策。只有把握好货币政策的实施力度,审时度势,才能保证经济的稳定。如果采取过激的调整政策,则可能引发许多潜在的问题,例如,信用过度扩张极易导致资产泡沫,进而影响金融安全。虽然我国前一段实施的从紧的货币政策为货币政策的总量性调控预留了很大的空间,但是政府仍需要坚持审慎原则,力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一致,并采取措施提升市场自我调整的能力。

3 有效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路径的探析

有效地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实现其政策目标的实现具有战略意义。面对后金融危机的形势,笔者认为,我国要有效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3.1 强化对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前瞻性

为了保证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宏观当局就必须审时度势,不断地根据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来相应地调整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考虑到货币政策的时滞性,这也就要求国家所推出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必须具备前瞻性,宽松的程度要将政策的时滞考虑在内,准确预测宏观经济未来的变化趋势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虽然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综合考虑了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政策的前瞻性有所增强,保证了经济、金融的稳定发展,但是在特殊的经济形势下,这种政策前瞻性意识尤其需要强化。我们不仅要高度重视对国际经济、金融、资本流动发展状况的实时监测,而且要及时预见、发现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相应地调整货币政策调控方案,有效地保障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

3.2 准确把握宽松货币政策的适度性

我们知道,货币政策强调对宏观经济总量的调节,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实际上货币政策的实施还伴随着一定范围的结构调整。因此,在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过程中,有关当局要把握政策实施的程度。首先,要在审视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基础上,配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大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以满足经济发展对货币的正常需求;其次,加强流动性管理。改善流动性管理要密切关注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变化情况,灵活运用存款准备金等政策工具灵活调整,对于流动性不足的金融机构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以确保整个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

3.3 努力实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有效配合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两大政策工具,任何时候都不是独立,都要寻求一种配合来克服市场的缺陷。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通过适度放松银根,降低融资成本等措施,来为企业提供较为宽松的融资环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之协调配合,着力于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新一轮增长。当前形势下,只有实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有效配合才能最大程度低保证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才能刺激经济逐步得到恢复。

总之,当前形势下,我国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属于明智之举。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我们还应该强化对政策的前瞻意识,审时度势,推动经济的新一轮增长!

第3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欧债危机；欧元区；单一货币政策

1、引子

1999年欧元问世不仅对欧元区内各成员国的国内经济以及国家间的经济联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然而由于单一货币区内部经济趋异、两大宏观经济政策的主体分治、公共财政支出的不可持续以及其他机制上的缺陷，导致欧元区国家债务大规模积累，为后来的欧债危机爆发埋下了隐患。从2009年12月希腊危机开始到现在已是危机的第五个年头，尽管在此期间欧盟、欧元区各国从财力救助、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做出努力来应对危机，但由今年3月塞浦路斯危机可以看出，债务危机的影响仍在发酵。

2、欧债危机的演进过程

2009年10月20日，希腊政府宣布当年财政赤字占GDP比例将超过12%，远高于《稳定与增长公约》允许的3%上限（事实达到15.4%）。2009年12月，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相继下调希腊信用评级，希腊国债遭到大规模抛售，欧债危机由此爆发

随着次年2月5日西班牙股市由于债务危机导致的市场恐慌而暴跌6%，创下15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以及2月10日美国银行业在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的风险敞口达到1760亿美元，希、葡、爱、西和意大利等国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问题开始暴露，债务再融资变得困难，同其他欧盟国家间债券收益价差和信用违约互换价格也逐渐加大，市场信心危机在欧洲范围内蔓延。

2010年4月27日，标准普尔把希腊信用评级从BBB+下调为BB+。而债务危机已不局限于希腊：2010年3 月24日，惠誉将葡萄牙信用评级下调为AA-；4月27日标准普尔把葡萄牙信用评级下调；次日，标准普尔又下调西班牙信用评级，把评级展望前景定为“负面”。6月7日，欧元兑美元汇率一路跌破1比1.19，创下自2006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7月13日，穆迪把葡萄牙的信用评级降至A1。11月21日，爱尔兰继希腊之后向欧盟和IMF请求金融救助，这标志着债务危机开始向程度深化方向发展。同时，欧盟27个成员国中20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占GDP 比例超过3%的上限，包括欧元区第三、第四大经济体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多个欧洲国家都卷入危机。

2011年4月，尽管爱尔兰政府已采取紧急应对措施，但穆迪还是把爱尔兰银行债务调低至垃圾级别。6月13日，标准普尔根据欧盟和IMF双边审计的结果，将希腊债务级别调整到CCC。9月20日，意大利信用评级被标准普尔从A+下调至A，评级展望是“负面”。 11月24日，惠誉将葡萄牙评级由BBB-下调至BB+。2012年1月13日，标普调低了法国的长期信用评级，从最高评级的AAA下调至等级AA+。1月27日，惠誉下调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塞浦路斯和斯洛文尼亚等国的信用评级，评级前景均为“负面”。

2012年以后，欧洲为应对债务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譬如实行“购债计划”、 签署“财政契约”、出台“银行联盟”路线图、由被动应付危机转向反危机与促增长并重、欧洲稳定机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EMS）正式生效、消除希腊脱离欧盟的威胁等等①，但时间转入2013年3月，塞浦路斯的银行因大量持有希腊政府债券而遭受巨额亏损，政府宣布存款人征收银行存款税，导致资金大规模撤离，随即标准普尔把塞浦路斯的信用评级下调为CCC级，促使债务危机爆发，从而引发国际市场对欧元的预期再度下跌。

3、欧债危机的内在成因

3.1、欧元区内部经济趋异

尽管单一货币区建立促进了区域内要素跨国流动、产业国际分工和转移，扩大了产品销售市场和投资空间，但是由于不同的经济水平、资源禀赋以及国际分工，各成员国之间从货币一体化中获得收益和承担风险存在相当的差异，必然呈现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以致出现所谓的“双速欧洲”现象。经济上的双速欧洲是指“欧盟或欧元区内不同国家的经济结构、对外贸易的活力、宏观经济形势、债务负担、劳动生产率、财政赤字，甚至劳动者的勤劳程度都有显著的差别，其结果是南欧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及北欧国家”②

表2的数据表明从1999年单一货币区建立到2010年债务危机全面爆发和升级期间，欧元区成员国间在宏观经济指标方面存在巨大着的差异：经济增长率方面，最高位卢森堡的4%，最低为意大利的0.7%；人均GDP 方面，最高为卢森堡7.9万美元，最低为葡萄牙1.7万美元；失业率方面，最高为西班牙12.4%，最低为荷兰3.8%；通货膨胀率方面，最高为希腊3.3%，最低为德国1.5%；财政收支方面，只有芬兰、卢森堡实现盈余，而表现最差的希腊则有6.9%的赤字；经常收支方面，卢森堡顺差达到9.6%，葡萄牙、希腊的逆差均在9%以上。德国、荷兰、奥地利、卢森堡等北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竞争力明显优于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欧国家。

按照“内生性假定”理论，经济趋异的欧元区各成员国成立单一货币区域后，可以运用单一货币区所具有的自我强化功能加速欧元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从而缩小并消除区域内国家之间的经济差异，使得经济趋同成为单一货币区的运行结果。但在欧元区实际运行过程中，表2呈现的巨大经济差异以及各成员国不经济周期不同、劳动要素价格扭曲、劳动生产率差异、生产要素流动困难、经济全球化等因素的作用之下，使得由欧洲央行统一制定并实施的欧元区货币政策很难对所有成员国的宏观经济状况产生有利影响。

新成员国加入使得原有的经济差异进一步加剧：2007年新加入的斯洛文尼亚当年取代葡萄牙成为欧元区内经济发展程度最低的国家；2008年加入的马耳他和塞浦路斯、2009年加入的斯洛伐克等成员国的在欧元区内的人均GDP都排名末位，使得欧元区内人均实际GDP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倍数从2005年的3.78提高到了欧债危机爆发当年的2009年的6.54，客观上促使欧元区内部经济失衡和经济趋异显著化。③

欧元区成员国间显著的“双速”现象，以及同时欧元区的机制未能使得这一现象得以有效缓解，造成欧洲央行制定并实施的单一货币政策无法有效发挥功能，缺乏货币政策手段的欧元区弱国只能过度依赖财政政策工具调节国内宏观经济，从而助长了债务危机在这些国家发生。

3.2、欧元区内部在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

3.2.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搭配

按照经济理论，只有当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保持一致的产出和物价目标时，两大经济政策工具才可以有效保证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欧元区是由众多国家构成的单一的货币区域，区域内成员国将其货币发行权以及货币政策的调控权让渡给了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ECB）。欧洲央行具备超国家货币的发行权及货币政策工具的制定权和实施权，但在实施政策工具的过程中缺乏财政政策工具与之相匹配；各成员国保留的财政政策工具成为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的主要政策手段，但在实施过程中同样缺乏货币政策与之相匹配。

欧洲央行主要职能包括发行单一货币、制定单一货币区货币政策、管理单一货币区利率和货币储备。欧洲央行观点认为，“一个具有高度公信力的货币政策将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提高居民生活品质；追求过多的政策目标将会增加货币政策的风险负担，最终导致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④确立了以物价稳定为导向的宏观政策目标，以维护欧元区货币与物价的稳定。欧元区作为单一货币的经济区域，其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和国家一样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等内容，但不同目标的往往难以同时兼顾，甚至在特定内外因素作用之下相互呈现一定程度的负相关性和替代性，坚持货币与物价稳定政策目标的欧洲央行与以追求经济发展、增加就业为目标的欧元区成员国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的相互冲突和妨碍。

同时，作为两个政策工具的政策主体的欧洲央行和成员国政府在运用既有经济政策工具以实现自身宏观政策目标的过程当中，都同样面临着政策工具不足与工具组合缺乏的风险。可见财政与货币两大经济政策的政策主体相分离成为欧洲债务积累和危机爆发的制度根源，并且使得危机发生后欧元区内部的自我救助能力大为削弱。

3.2.2、单一货币政策与区内各国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矛盾

由于欧洲17个国家构成的欧元区内部呈现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货币区共同经济政策方向受大国主导的迹象显著。区域内内的主要大国，特别是作为区域内经济力量排名一二及主要政治实体的德国、法国，对于欧洲央行制定及实施欧元区货币政策的意志能够施加比区域内其他国家更大的影响力，导致欧元区在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对主要大国的意愿及宏观经济状况的倾斜。至于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相对较弱的希腊、葡萄牙、爱尔兰等小国，就成为欧洲央行政策制定实施的次要考虑对象，欧元区总体推行的货币政策同这些小国经济运行状态和轨迹的不匹配，甚至相背离，从而对小国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德国中央银行执行董事科茨曾指出：“欧元区经济的现状越来越向货币政策提出了挑战，这主要体现于各成员国在经济增长上的差异、经济结构的不同、金融市场的不对称，以及工资形成过程的区别。”⑤欧元区内实行单一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当国内经济运行出现问题时，欧元区经济弱国不可能像一般国家那样根据国家经济波动采取货币政策进行灵活性、针对性与有效性的经济调节，因此希、葡等区域内小型经济体为对冲欧元区单一货币政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了对国内财政政策工具的依赖，而缺乏与之相匹配的货币政策的组合与支持，这种依赖进一步得到强化，成为竞争性财政支出的根源之一。

3.3、欧元区成员国的负债型财政支出

3.3.1、单一货币体系导致财政机会主义

欧元区成立使得各成员国丧失货币发行权及货币政策工具，只能依赖财政政策对国内经济实施调控。财政政策工具的实施需要财政收入支持，而财政收入的两大主要来源为税收和发行政府债券，但增加税收会减少居民可支配收入，削弱企业扩大再生产和投资能力，从而抑制社会总需求，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增税也容易招致社会成员不满。因此欧元区成员国对通过发行债券维持财政平衡存在偏好。

一方面，欧元区综合经济指标使得欧元成为仅次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在国际信誉和风险方面远优于已退出流通领域的个成员国的货币，与此同时欧元信誉也成为区域内各成员国的公共产品，由于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及不可分割性，所以各成员国都能够“搭便车”，从欧元的信誉中获益，损害欧元信誉的成本则可以转嫁给整个欧元区。另一方面，因为欧元区的成立使得各成员国的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加深，促进了资金流动。以上两个方面导致各国国债市场的利率下降，借贷成本减少的各成员国政府基于自身利益选择财政机会主义的倾向性得以加剧，进而产生竞争性财政支出的动机，造成巨额的财政赤字与债务，大大突破《稳定与增长公约》关于的欧元区各国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水平分别不能超过本国GDP的3%与6%的财政纪律，并导致债务危机的爆发。

3.3.2、代议制政府模式导致财政过度开支

二战后欧洲国家开始推行的“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建设，尽管促进了欧洲国家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障社会稳定，但也导致某些欧洲国家财政开支不断增长、政府债台高筑的局面形成。高福利制度基于经济增长才能保持稳定运行，作为区域内经济强国的德国、法国就可以凭借较强的经济竞争力实现经济增长以维巨额的社会福利开支，但相对于国家竞争力较弱的希腊等国在加入欧元区以后，为取悦民众的政府强行将社会福利推高至与欧元区强国的水平，没有经济增长支撑的高福利制度就向负债运作模式蜕变。尽管欧元区各成员国政府明白以借债维持的高福利迟早会对国家信用和社会经济产生严重后果，但国内普遍实行代议制民主政体，而社会高福利制度是实现民选政府选票利益的最大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表3的数据表明欧元区国家的社会福利开支在2002年—2011年间总体呈上升走势。作为欧债危机重灾区的希腊和西班牙在这段时期内社会福利开支分别提高了39和36个百分点，而经过施罗德改革的德国下降了27个百分点；欧盟和欧元区在危机爆发的2009年社会福利开支占GDP比重分别达到最高点169%和179%，随后略有下降，但未低过16%和17%的水平。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各国的社会福利开支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增长，原因就在于习惯享受高福利的国内民众对削减福利开支的大规模抗议，以及成员国政府官员为取得选票支持而兑现提高福利待遇的选举承诺。

在面临债务规模急剧扩大、储备资产规模因出现国际收支逆差而日益缩小使得财政赤字与债务积累超过现有融资及清偿能力的困境时，欧元区政府为了实现其政治利益最大化，选择降低信用与进行债务违约便成为最优策略，债务危机在这种推动下内生形成。

4、欧元区的治理困境

4.1、欧元区财政改善的困境

正如前文中的分析，欧元区成员国在内部经济趋异削弱单一货币政策效果、单一或货币政策与分散财政政策不匹配、财政机会主义及代议制政府模式导致财政过度开支等等方面共同作用之下，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被助长，因而严格各国的财政纪律、实行财政紧缩政策以限制赤字与债务规模就成为欧元区应对危机的重要措施之一。但从代议制政府模式来看，财政纪律很难得以实施。

在欧元区弱国的经济竞争力远远不如欧元区强国的情况下，欧元区弱国维持与欧元区强国相同的高福利及工资水平的方式只能是扩大赤字和大量举债，反之，降低欧元区弱国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水平的方式就是削减高福利和工资标准。但这一方式意味着欧元区弱国必须接受经济低增长、较低的福利和工资，既不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也不符合执政党派的国内政治利益。譬如2010年5月2日，希腊爆发10万人的全国性罢工，抗议政府紧缩财政计划。⑥

即便欧元区债务发生国为获得财政救助而不得不严格自身财政纪律、推行紧缩计划，这种在财政支出方面的约束也只能是短期行为，一旦欧元区对债务发生国实施救助，过度扩张性财政支出的后果得以被埋单，很可能产生扩大支出的道德风险，限制财政开支的约束立即会转为软约束，刺激危机后区域内各国经济增长动力衰弱、依赖扩大财政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意愿。

4.2、欧元区“最后贷款人”的困境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之际，欧元区并没有一个能够在“危机时刻尽到的融通责任、满足经济区域内对高能货币的需求，以防止由恐慌引起的货币存量的收缩”的最后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

由于以下原因欧洲央行无法在债务危机到来时充当成员国的最后贷款人：一是欧元区单一货币与分散财政的经济体制构架，缺乏紧密有效的经济政府与财政联盟；二是仿效德意志联邦银行建立的欧洲央行具有极强的独立性，以保持物价稳定、防止通货膨胀为的宏观货币政策目标，不能在一级市场购买政府债券，以避免在政治干扰下将危机发生国的债务赤字货币化，而且《马约》中的“不救助条款”也限制欧洲央行向出现问题的成员国提供直接贷款，除非欧元经济危机危及欧元的稳定及存亡时才能对区域内经济状况实施直接干预；三是欧元区经济力量排名第一位和危机后政治经济影响力显著增加的德国基于自身利益和政治选择倾向性强烈反对欧洲央行发挥最后贷款人作用⑦。

欧洲央行作为欧元区的中央银行，在危机到来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作为：在债券市场进行操作、调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降低银行到欧洲央行贷款抵押的门槛、恢复同美元互换及二度联合全球五大央行向欧元区提供美元流动性等等，尽管以上措施对危机蔓延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但依然不能满足债务危机后欧元区内的流动性匮乏。所以2010年12月2日欧洲央行召开的货币政策月度决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主导利率维持在1%的历史最低水平，并向金融机构注入流动性⑧；2011年12月初欧洲央行决定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分两次向欧洲银行业注资，增加欧洲金融机构的流动性。⑨

欧洲央行若迫于危机形势而充当最后贷款人，采取给发生债务危机发生国注入欧元清偿力以缓解危机的救助措施，很可能使得“发生债务危机国不仅能从过去的‘搭便车’中获得好处（征收国际铸币税），还能继续‘免费乘车’。对债务危机的救助将使区内信誉良好国的经济利益受损（被征收铸币税），这些国家由此而改变财政政策”⑩，加剧欧元区各国竞争性财政支出的局面。真正解决这个困境仍在于建立财政联盟与经济政府。

4.3、欧元区内部危机应对机制的困境

为规避欧元区成员国在国内经济运行出现问题时产生道德风险，《马约》明文禁止欧洲央行或成员国中央银行直接向发生经济问题的成员国中央政府、联盟机构贷款以及购买债券的行为，同时其第125款规定：“欧元区各成员国政府必须独立地对其所发行的债务承担责任，严格禁止欧盟或者任何欧元区成员国政府分担某个欧元区成员国所发行的债务”不过以上“不救助”内容未有效抑制成员国扩张性财政支出的偏好，反而在债务危机爆发后限制了危机发生国的及时及时获得救助资金的条件。

尽管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EFSF） 作为应对危机的救助机制在2010年5月9日由欧元区17国共同创立，并在2011年扩大了规模、将上限提高到1万亿欧元，“但受资金筹措和各成员国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该基金在援助发生债务危机的成员国方面仍然行动迟缓且效率低下”。

另外，缺乏紧密高效的财政联盟导致欧元区强国与弱国、大国与小国之间不存在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单一货币区域建立使德国制造业产利用一体化的市场条件创造了巨额的贸易和财政盈余，保持并提高其作为欧元区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在货币一体化中获得收益最多；经济竞争力、产业结构相对薄弱的希腊、葡萄牙等国在欧元区市场内处于不利竞争地位，承担了货币一体化较多的风险及成本。由于没有国家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度来平衡这种收益与风险、成本的不对称性，从而使得在债务危机爆发后成员国之间就财政救助问题引发矛盾和冲突，加大了危机救助的难度。

5、结论

从欧元区的缺陷及困境上的分析可以看得出，尽管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在欧债危机的问题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危机的根源仍在于欧元区自身存在的各种缺陷，但在治理这些缺陷的时候却又面临种种难以克服的困境，比如建立紧密有效的财政联盟以改变两大宏观经济政策分离的现状，促进单一货币政策和单一汇率政策对欧元区各国的政策效果的均等化，危机重灾国争取国内民众支持以促使现有的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改善等等，以上内容不无受到欧元区各国之间以及各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利益团体等内外因素联动的制约，因而加大了债务危机解决的难度，致使直到目前为止危机仍然在持续发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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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区别范文

一、稳健财政政策的实质是协调发展政策

关于什么是稳健性财政政策，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基本上大同小异。

金人庆[1]主要是从宏观调控方面来谈论稳健性财政政策的。他认为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就是经济学上讲的中性财政政策，主要是要服从服务于改革发展大局，服从服务于中央宏观调控大局，宏观上既要防止通货膨胀的苗头继续扩大，又要防止通货紧缩趋势的重新出现；既要坚决控制投资需求膨胀，又要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既要对投资过热的行业从紧，又要着力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政策核心是松紧适度、着力协调、放眼长远。具体来说，要注重把握“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十六字方针。

贾康[2]为，宏观调控政策“中性”的导向，是以总量特征的直观形式给出当前财政政策转型的基本定位与趋向。动态上看，“中性”就是总量上既不扩张也不收缩，其中的基本含义是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变化之后，现阶段还不宜简单采取“全面紧缩”的调控方法，既不能“不转弯”，又不能“急转弯”，而应当是在稳健把握之下着力协调，在调减扩张力度中区别对待，即“有保有控”。按科学发展观实施公共财政职能，既有不少“越位”需要退出，又有许多“缺位”和“不到位”需要填补和加强。这里强调的是总量控制、松紧适度下的结构优化调整，即对有些项目降低支持、放缓支持或者不支持，而对有些项目继续支持。以这种区别对待的方式，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的流向与流量，达到总量中性和结构优化的效果。

高培勇[3]认为，所谓中性财政政策，就其本来含义讲，就是财政收支保持平衡，不对社会总需求产生扩张或紧缩的影响。就当前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任务而言，对中性财政政策的基本要求，就是不给经济带来扩张性的影响。

陈共[4]，提出其观点：按财政原理，稳健财政政策维持赤字规模不变，基本上可以称之为中性。现在命名为稳健性财政政策，这种提法的缺陷，是政策目标不够明确，但它的好处是稳妥，可以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松紧关系，做到松紧适度。并认为，在经济增长和经济调整时期，不可能实行紧缩政策，也不可能实行中性政策。因为第一，既然存在赤字，则说明仍然是松的政策；第二，如果维持赤字的原有规模，而赤字占GDP的比重会出现下降趋势，实际上对财政支出有所紧缩，则以上两点体现了松中有紧；第三，如果再考虑为了支持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而适度控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则是对市场或企业的放松，也是松中有紧。因而认为，保持适度的赤字和国债规模，从政策类型来看，仍然是一种偏松政策，或者是一种松中有紧的政策。

二、实施稳健性财政政策的若干对策措施

1.注重投资政策导向调整

由于当前投资规模仍然偏大、投资增长仍然偏快，投资增长的“软着陆”目标还未达到，国家对投资的控制应当严格些。出现这种状况，部分是由于政策时滞因素的作用未充分显现，还有，房地产和城建投资增长仍然存在相当的盲目性和严重的结构性投资失衡问题。因此，要继续采取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和完善对投资增长的宏观调控。

投资调控政策不仅要在“两个层面”做到“有保有压”，更要采取灵活的措施，一方面要抑制房地产和城市建设投资继续过热增长，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投资增长下滑过多，主要是为民营投资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推进投资的市场化。特别是后者，要在进一步加快投资体制改革上采取更加积极措施，使投资体制或结构尽快实现“两大转变”，即使投资增长真正由政府主导型转变为企业主导型；政府对投资的监管方式由“硬干预”转变为“软干预”。政府需加快从私人物品供给上（投资和生产经营）退出，而公共物品供给在加强监管的条件下，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政府“软干预”则主要依靠法律法规、技术和环保标准、市场化的手段如利率和利率杠杆来调控投资的增长。

今后，政府投资要严格控制用国债资金和预算内资金上新项目，而把重点放在支持在建项目尽快建成，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基础教育和卫生建设、大型生态工程和大型公共设施工程及西部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方面。其中更应加大对农村公共方面的投资、铁路及城市公共交通的投资。

2.注重税收政策的结构性调整

税收政策是财政政策最重要的上具之一。在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下，应当注重税收政策的结构性调整，促进经济内生增长，以实现既定的财政政策目标。

（1）适当调整税制结构，提高资本形成质量。一个良好的税制是兼顾了税收效率与公平的税制。但我国目前的税制结构存在较多不合理的地方，如间接税与直接税的结构不合理，具体税种设置不合理，还有一些税未开征，如社会保障税等。目前，应当将增值税转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并适当降低税率、改进个人所得税、完善消费税、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税费，完善地方税制度等。通过这样的结构性调整，优化我国的经济结构，推动资本有机构成高的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提升产业结构。

（2）调整投资课税政策，提高投资效益。如在增值税方面，首先应加快转型步伐，在增值税税率未变的情况下，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后，由于允许抵扣的进项税款增加，实际上相当于减税。从实践方面看，东北增值税转型试点工作效应已显现，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生产总值和民营经济投资增长率均高于全国平均幅度。可以看出，民间投资对减税的反应是相当积极的。其次，扩大征税范围。将与工业生产和商品流通密切相关的交通运输业、建筑业、业、仓储业等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这个过程要注意和税收征管能力相结合，采取分步推进的方式。

（3）改善人力资本投资的税收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水平的提高，将逐步由物质资本刺激经济增长转向由增加人力" 资本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首先，开征教育税，增加税收收人，为国家教育提供尽可能充裕的财力基础。我国目前已征收的城乡教育费附加及各种名目繁多的教育费，大多已具有准税收性质。应该说，费改税的时机基本成熟。基本思路可以是，实行专税专用，税基由国家统_规定，税率可由省级政府根据需要和可能自主决定。其次，运用税收政策，鼓励社会对人力资本的培育和开发。如对民间办学实行税收优惠，对社会投资办学实行税收鼓励。个人对人力资本进行自我投资。可以考虑在现行个人所得税制中，把教育支出计入费用扣除。

（4）调整税收政策，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目前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的主要目标是启动民间投资，而中小企业是我国民间投资的主体。但从我国目前增值税运行来看，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并没有同等对待，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应及时调整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政策，对建账完整、财务核算健全的小规模纳税人经主管税务机关认定后，可转为一般纳税人，允许其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

开征社会保障税，减少不确定因素，完善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减少预防性储蓄占居民总储蓄的比重，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倾向才会发生重大变化，社会消费需求才会真正扩大，进而刺激企业的投资需求。

完善股票税制，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拓宽投资渠道，增大直接投资的比例，也有利于储蓄转化为投资。

3.注重促进科技进步的财政政策的应用

二是调整科技投入结构，建立和完善全社会、多渠道、多层次的科技投入体系。我们在加大财政对技术投入力度的同时，要调整对科技的投入结构。国家财政投入的重点是那些以满足公共需要为目的的科研活动，如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的技术进步与科技创新活动。要运用经济杠杆和政策手段，特别是要重视发挥税收优惠对科技投入的导向作用，鼓励和引导企业成为技术进步的主体。必须明确的是，我国企业技术进步的资金供求今后主要是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三是加强人力资本（教育与培训）投资，为科技的持续进步奠定坚实的基础。

4.注重构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体系

可持续发展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和环境。

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在实施稳健财政政策中，要建立有利于环保投入稳定增长的预算支出政策措施。

（1）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建立政府环保投入稳定增长机制。一是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清晰界定财政支出范围。在环保领域，财政支出主要介入市场完全失灵的领域（如跨流域大江大河的整治等）、通过市场能够解决但解决不好的事项（如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二是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环境事权，明确各级政府环境事权划分及其投资范围和责任，使中央和地方在环境保护方面权责对等，分职治事。在加强中央对环境保护的宏观调控和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充分调动地方参与生态建设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实现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三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国家环保投入占整体GDP的比重，为环境保护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2）进行预算支出科目改革，为财政履行环境保护职能提供制度保证。在进行预算支出调整时，应将环境保护作为支出的一大类单列，并下设环境监测、污染治理、环境规划等子目。把环保支出作为财政的经常性支出，加强政府财政对环保支出的保障力度，通过公共财政改革为环境保护提供新的资金支持渠道。

（3）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促进财政支出效益最大化。此外，要建立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产业政策体系。

5.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恰当配合

我国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总体目标或着力点是“稳定预期、保持景气、防控通胀”，所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当继续搭配使用，并且应当促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本身微观化，并讲究内部搭配使用。这就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既要有明确的总体性取向，又要在各自本身的内部结构上有松有紧，保持必要的弹性和灵活性。

在财政政策方面，应运用预算支出政策进行短期的需求管理，用调节短期需求量的办法实现短期供求平衡；用税收政策来调节中长期供给量变化，改善供给结构，实现中长期供给稳定和结构优化。税收政策要“有增有减、有松有紧”。预算支出政策应继续保持一定程度的积极姿态，尤其是国债投资政策方面，要将着力点放在中长期供给能力建设、结构改进和供给稳定机制建设方面来。

在货币政策方面，既要保持货币政策必要的连续性和相对的稳定性，以巩固前一阶段宏观调控的成果；又要注意赋予政策一定的灵活性和应变性，相机抉择、斟酌使用。考虑到资金供给已经比较紧张而物价回落有一定的滞后期，下一步不宜出台新的总量性紧缩措施，可根据实际情况适时适度进行微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从“适度从紧”转变为“总体稳健、适度放松，有紧有松、结构优化”，可以适当扩大公开市场货币投放、降低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同时进一步运用差别准备金率调整信贷结构，缓解可能出现的资金紧张局面。

参考文献：

[2]贾康。从积极到稳健——中国财政政策转型与展望[J].财政与税务，2005，（1）。

第5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财政缴存款；影响；对策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8-00-01

财政缴存款的变化与发展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还受到人民银行所履行的要求的影响。在经济不断增长的背景下，金融市场的繁荣发展，商业银行的筹资渠道变得越来越广泛，对人民银行的贷款的需求程度逐渐降低，同时人民银行也缩小了财政缴存款的范围，将原先的机关团体缴存款和进行预结算之后的存款都划归到了一般存款的内容中来，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财政缴存款的总量。

一、货币政策的实施对财政缴存款的主要影响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通过控制货币的供应量来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状况和投资情况施加有效的影响，从而实现预期的经济目的。货币控制的主要手段包括行政手段和市场化手段，前者的特点是直接对货币供应量进行相关的控制，后者是一种间接控制的方式。

财政缴存款是人民银行所掌握的基础的货币形式，货币政策的实施对财政缴存款的数额的变化有着一定的影响，尤其是货币政策的执行力度和财政存缴款的变化情况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相互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财政政策的变化对财政缴存款的总量的大小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财政缴存款的数量在低利率和较低利率货币政策下的波动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因此，人民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过程中，要从宏观上考虑二者的相互影响关系，对财政的流动性实施合理的调控。

其次，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如何，可以通过财政缴存款的余额指标来进行科学合理地量化，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充分了解到货币政策的实施效应和传导过程，进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的经济效益，经济增量，还能判断经济有没有出现过热的现象，由此可见，财政缴存款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体现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与最终效益，这对于及时地扩大目前现行的金融统计指标范围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人民银行可以将财政缴存款列入定期统计指标，同时进行及时的公布与处理。

最后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给予最充分的经济援助。通常情况下，财政收入的状况和财政缴存款的余额具有很大的联系性和相关性，在某种程度上，如果财政的存款的余额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这就说明货币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也要进行相应地提高或者降低。

二、针对财政缴存款问题的有效对策

针对财政缴存款中出现的问题，为了有效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点，中央银行进行常规信贷的资金的主要来源就是财政缴存款，它的正常运作关系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否达到了预期的实施目标，要想保持二者的平衡状态可以对经济产业结构进行相应地调整，另外通过对投资的行业进行再贴现或者进行直接投资的方式，把所有的投资的重点都放在比较关键的行业中来，例如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础行业，以便为国家的宏观经济的调整提供充分的经济支撑。

第二点，人民银行应该建立健全相关的管理制度，充分明确关于金融机构财政缴存款的核算方式和操作规范，同时要加强检查与监督的力度，最大限度地降低财政缴存款的流失额度，在此基础上，可以循序渐进地提高金融机构的手续费，或者实行计付财政缴存款利息，提高金融机构的缴存积极性。将财政缴存款的总体会计项目都进行统一的制定与管理，要对每一笔资金的性质和用途以及需要核算的内容加以更进一步地明确化，根据具体的货币政策的状况来进行适当地调整，放松的或者收紧的货币政策下的财政缴存款的状态是有所区别的，针对不同项目的财政缴存款的情况也有所出入，进行类别化的管理是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率的有效方式。同时要加强对财政缴存款管理的严格监督，及时检查是否存在管理的漏洞，或者是制度本身的问题，及时找出解决的方案。并要明确对迟缴、少缴、有意不缴、故意转移财政性存款等行为的定义，对这些行为作出统一的规定，以方便对这些违规行为作出界定，明确惩处的力度和时限，将过去的行政罚款转变为罚息，在这一过程中，要经由相应的审批程序，通过营业部门直接扣收商业银行在人民银行的存款，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缩短处罚的时间段，以便实现及时惩戒的目的，为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保证。

第三点，不断完善目前条件下的财政缴存款的相关体系与管理结构，逐渐取消金融机构缴存财政性存款业务，可以把财政缴存款全部纳入到一般的存款考核中来。经过这样的改革可以加强宏观调控的力度，并能使缴存基数变得更为准确和科学，保证了金融机构流动资金控制与管理的稳定性，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与此同时还能够彻底解决当前财政性缴存款中存在的迟缴、少缴、漏缴以及转移财政缴存款的不良现象。

总结

综上所述，财政缴存款与货币政策之间联系紧密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对财政缴存款的增收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现实中只有不断地从宏观上整合国家的经济资源与投资资金，建立健全相关的管理制度，才能使二者达到和谐统一的状态。

参考文献：

[1]黄红.基层央行财政缴存款管理思路探析[J].福建金融，2006（12）.

第6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区别范文

2015年的中国经济注定不会走得轻松。

自2011年以来，中国大陆GDP增速不断下滑。2014年前三季度GDP增速分别为7.4%、7.5%、7.3%。尤其第三季度的经济数据公布后，大陆乃至全球各界都在热烈讨论，对数据的解读有很大差别。

一种观点认为，7.3%的增长速度是最近几年的新低，形势恐怕不太乐观。如果增速继续下滑，有可能出现类似1998-2001年东亚金融危机时的通缩风险。大陆政策当局应该预调微调，适度放松货币政策，以防止经济硬着陆。

经济学界对通缩（通货紧缩）尚无统一定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认为，通货紧缩价格和成本正在普遍下降即是通货紧缩。对通缩的判断，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当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连跌三个月，即表示已出现通缩。通缩比通胀更难应对，其会打击消费者的当前需求并抑制企业的投资，从而使经济陷入持续低迷。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指出，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已连续三年出现负增长和实际利率偏高反映出货币政策偏紧，引发了“通缩”忧虑。短期内，央行需要放松货币条件，在“新常态”背景下，及时、适度的逆周期宏观政策同样是必要的。包括房地产政策等都应该及时调整。

又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表示，大陆近两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应在7.5%-7.6%，目前的经济增速低于潜在经济增速，应是货币政策稍紧所致，未来或有通缩风险。本届政府或认为货币增速太快，且大量未进入实体经济，故想通过紧缩银根促使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但大陆有相当资金或流向海外，或因来路不正，未进人流通，完全沉淀。结果，紧缩货币最先挤压到中小民营企业。

2014年11月22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似乎佐证了上述观点，这是继2012年7月以后的首次降息。央行解释：在经济增长有下行压力、结构调整处于爬坡时期、企业经营困难有所加大的情况下，部分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对融资成本的承受能力有所降低。

有市场人士预期，大陆经济或将进入降息通道。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大陆经济增速放缓是增长阶段转换出现的正常现象，符合国际先例，而且增长质量总体稳定且有所改善，不必过分担忧通缩风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便持此种观点。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朱之鑫亦在“2014-2015中国经济年会”强调，支持大陆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条件和外部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导致经济增速近两年有所放缓，但既没有顶破物价的“天花板”，也没有突破就业的“底线”。增速下降不但是正常的，也是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分析指出，近年PPI负增长与CPI正增长并存，重工业部门PPI负增长与轻工业部门PPI零增长并存，这并非资产负债表危机带来的恶性通缩的征兆，而是市场调整上游部门早先过度扩张导致的失衡的表现。“重工业部门PPI负增长本身是坏事，但是就其调整早先的失衡而言，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家吴敬琏亦对《凤凰周刊》表示，大陆经济会否通缩，短期看取决于众多变动因素，比如美国结束量化宽松政策，可能热钱会流出大陆，所以中央人民银行利用多条防线，防止热钱大量流出。

吴敬琏建议，经济工作的重点仍是要把长期问题研究清楚，因为短期问题是非常随机的。“比如美国怎么决定货币政策变化，我们怎么预知呢，只能说是可能性。长期问题弄不清楚的话，短期问题根本不用过多研究。除非是金融界人士，他们比较注意短期政策。”

吴敬琏认为，2015年国内的关键工作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与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精神，继续深化各领域改革，比如解决地方债存量、土地财政替代办法、国企实现从管资产到管资本转变等。

2014年12月9日-1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结构调整阵痛显现，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部分经济风险显现。”强调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要高度关注风险发生发展趋势，按照严控增量、区别对待、分类施策、逐步化解的原则，有序加以化解。”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15年的五大工作任务，第一是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第二是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实际均着眼于“稳增长”。

会议强调要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平衡。“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

财政政策方面，市场普遍解读，除减税外，预计中央财政支出规模和赤字规模都将扩大，赤字率将提升到2.5%甚至更高。

货币政策方面，业内普遍预期，2015年货币政策基调将更为积极，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或将进一步加大宽松力度。亦有专家强调，2015年货币政策不会太松，否则企业会失去调结构动力，并导致杠杆率再度升高。因此总体看，2015年的货币政策将会维持中性，但短期则具有很大灵活性。

第7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区别范文

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风险最小化）的投资者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满足了这种定语限制的经济主体是与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相适应的或者说相容的，反之则反是。这几个看似简单的修饰语，可以作为判断经济主体是否市场化的标准。以此标准来衡量，目前我国各种经济主体尚未实现市场化或者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换言之，目前我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或者说是不完全相容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手段，而宏观调控手段与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计划”手段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种对经济的事前规制，因为它是计划者对被计划者的直接控制，所以它发挥作用不需要市场作为媒介。而前者即宏观调控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导致经济总量非均衡对政府提出的调控经济的内在要求，以减少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时滞所产生的高昂成本。可见宏观调控既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又是提高市场经济效率的必然要求。同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又必须以市场行为人能够对各种市场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为前提。这就是说，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性是基于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完善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的。那么，要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就必须首先改善这种微观基础，具体包括：

1.从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和结构性调整。这需要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退出机制，以全面收缩国有企业的经营战线，使其尽可能地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让位给比它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所有制企业。这既是非国有企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国有企业自身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事实上，国有企业的巨额亏损不仅使中央和地方财政难以承受，也给银行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因为一个充斥着不可持续的信用扩张的经济结构以及一个充斥着大量的不良债权的经济体系都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一个很明显的经验事实是，在传统国有企业经营体制下，由于预算的极度软约束，为了追求控制权的扩大，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无效率的规模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它对贷款利率信号是极不敏感的。国有企业累积的风险可以转嫁给银行，银行最终又转嫁给国家。在这种微观基础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由于缺乏效率）都将无效。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提高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首要前提。而从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指对那些经战略性重组后保留下来的有存续必要的国有企业，按照其行业性质和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分别建立适合他们各自特点的企业制度和企业经营机制。但总的趋势应该是，除极少数企业继续保持国有独资外，对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要进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容的微观运行机制，从而强化它作为市场主体的性质和功能，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或发展壮大，或退出消失。

2.保护非公产权。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不足，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民间投资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为银行对非公企业贷款的歧视性政策，另一则为对非公产权保护的法律框架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非公财产所有者特别是私人财产所有者的不确定因素多，保卫自己财产的交易成本过高。这种不确定使企业家无法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从而导致非公投资者缺乏全力以赴投资的长期行为。这样，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非公企业，就很难发展到其应有的规模、水平和实力。

3.进一步打破垄断，向非公企业开放更多的领城。第一，减少对传统国有垄断部门的准入障碍，即向民间资本（非国有经济）开放这些投资领域，这一方面为竞争格局形成提供基本前提，另一方面达到启动民间投资需求，增强社会对未来经济良好预期之目的。第二，正如国有部门垄断地位形成靠的是国家力量一样，打破这种垄断也必须依靠国家力量，对诸如电信、民航、电力、铁路、教育、金融等传统垄断领域，科技进步及社会发展已为它们成为竞争性领域提供了可能性，国家不仅要允许而且应以优惠政策鼓励新人者，同时对目前居于垄斯地位的企业赋予更多的逆补贴方式，以促使竞争格局的早日形成。

二、完善金融市场。逐步实行利率市场化

1.完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货币政策以及耐政政策传导和发生作用的重要条件，培育和呵护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其本身就是实施有效财政货币政策的前提和内容之一。随着我国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金融市场的发展极为迅速，在这种条件下，原有的市场管理原则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发生这种变化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也会相应发生变化，所以必须对有关方面进行改革。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来看，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逐渐增加同业拆借市场的市场参与者，根据有关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合作金融机构、证券公司以及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参与同业拆借市场，从而扩大同业拆借市场的资金需求，降低银行信贷资金滞留在同业拆借市场的比例。二是发展国债回购市场，建立国债回购的一级交易商制度，这不仅能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而且还能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交易场所与交易对象。三是加快商业信用票据化的步伐。实现企业间资金融通的票据化不仅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的“三角债”问题，而且还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增加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四是发展资本市场，增加企业直接融资的比率，提高企业和居民户资金安排的利率敏感度。五是大力开发金融产品，鼓励和引导各种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创新和有利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创新。

2.采取措施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对资金这种稀缺资源的配置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常被用来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然而在存贷款利率受到严格管制的条件下，利率的这种作用受到极大的限制。市场化的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条件之一，从提高货币政策效应的角度上说，实行利率市场化是有益的。但实行利率市场化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他们至少包括：第一，对利率变化具有较高敏感度的存、贷款主体；第二，完全商业化运作的银行机构，它们既有严格的风险控制机制和能力，又有追求利率最大化的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动力；第三，中央银行具有较高的监管水平。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负增长，总体利率水平较低，商业银行自我约束加强，利率扩张机制受到抑制，是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有利时机。可以在扩大银行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对贷款的直接利率管制，让商业银行根据贷款对象的资信状况和贷款的风险大小，灵活确定贷款利率。此后，对存款利率实行上下限管理，扩大浮动幅度，最终实现存款利率的自由化，让利率真正成为资金的“价格”，居民户可以充分自由地选择金融商品，各类企业可以在利率约束条件下一视同仁地获得贷款，这样必能反过来提高居民户和企业资金需求的利率弹性，从而促进货币政策效应的提高。三、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

在通货紧缩条件下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加强是货币政策有效性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商业银行对央行调控行为的不配合又是货币内生性增强的原因。目前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总额仍占全部存贷款总额的近70%，它们的行如何对货币政策效应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目前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不仅有着一般国有企业的通病，而且还存在大企业病。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四大商业银行普遍缺乏风险控制机制，形成了大量烂帐、坏帐（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危机之后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加强了风险控制。但现在的问题是它们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在强化风险控制的同时没有构建与之相匹配的激励机制，以致出现普遍的消极“借贷”的行为，这种行为加剧了这次的通货紧缩。究其根源，这种消极“借贷”与当初缺乏风险控制一样，都是产权制度的缺陷所致。基于此，目前理论界和银行实际部门都在探索深化国有银行改革的措施，比如，“多级法人制”、“切块上市”等等。尽管在改革的具体措施上有不同争论，但在总体改革方向上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国有商业银行也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实现产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使之成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真正的企业。

四、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投融资体制缺陷是我国重复建设严重、经济结构不合理和财政政策效应低下的重要根源之一。实践表明，缺乏微观指引的扩张性宏观政策往往只能大量增加存货而使资金沉淀，从而不能带来较大的乘数效应。那么如何发挥微观指引作用呢?这就需要深化融资和投资领域的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资金流入有效益的行业和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减少政府在投融资领域的干预，建立符合市场规律和国际标准的投融资体系。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求商业银行提高贷款回报，并从外部“硬化”企业的财务预算。另一方面，则需要建立和发展新型的中介机构，尤其是高水准的专业化投资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以识别高回报的投资项目，进行有选择的融资和投资提高投资的效益水平。不仅如此，这些金融机构可以依托市场对国有企业进行资产和债务重组，从而将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与投融资有机结合起来，造就行为端正的微观经济单位，为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在内的各种宏观政策的实施提供良好的微观基础和机制。

五、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

消费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无论是对财政政策乘数还是对货币政策乘数而言，都是边际消费倾向越大则乘数越大。所以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提高全体居民特别是中、高收入阶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对于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提高农民收入，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第一，增加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努力改善农村的自然条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是提高第一产业相对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物质前提。第二，改革现行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管理方法，研究农民具有固定土地使用权并可进行交换的具体方法，以促进土地的规模化经营。这是改变落后耕作方式，提高相对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制度前提。第三，逐渐取消户籍制，坚决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就业政策，彻底清除限制农民向城市流动的体制障碍，使进入城市并能在城市以合理合法方式生存的农民获得体制内生存，享受公正的体制待遇。这既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前提，也是迅速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的有效途径。第四，实行优惠（至少是公平）政策，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并在政府的规划及其相关政策配合下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乡镇企业向一定的地域适当集中，以产生集聚效应，促进农村城市化进程。农村城市化是农民非农化进而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的最根本途径。

2.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引导居民消费伦理合理转变。居民对未来预期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是居民预防性储蓄的主要动因。居民的这种不确定性越大，预防性储蓄的比率就越高，相应地即期消费也就越少。如果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可以消除或减少居民的不确定性，使消费持久上升。同时应积极发展消费信贷，促进居民消费伦理合理转变。居民在从低收入的生存型消费转变为高收入质量型消费时，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增加，周期变长，若靠居民自己储蓄，则需要很长时间，使消费波动性较大，容易出现消费的“断层”。消费信贷的介入使居民可以“花未来的钱”，从而使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变在支出上得以平缓地实现，降低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避免消费“断层”的出现。如果说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疲软可以通过收入调节来激活的话，高收入阶层的消费疲软则只能通过供给调节来激活。应通过供给主体性质的多元化来增加有效供给，从而消除供给结构“折层”，这对启动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进而提高他们的消费倾向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六、优化经济结构，增加有效供给

无论对于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而言，其效应的形成机理都是通过最初的政策变量的改变进而经过该变量在一定经济结构内与其他变量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如果经济结构不合理，即使是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不能发挥应有的效应。

我国目前经济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第二产业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同一类型的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第一产业现代化程度太低，劳动生产率低下。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社会总供求的结构错位，既抑制了有效需求，使得需求严重不足，又造成了大量的低效供给与无效供给，使供给相对过剩，亦即供给相对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在这种情况下，扩张需求仅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往往难以凑效，而必须通过调整结构改善供求的结构性关系来实现。调整经济结构一是要促进传统部门的产品升级换代；二是要治理低水平重复；三是要促进新兴产业部门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例如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生物工程产业的发展，促进以教育产业化和旅游产业化筹为特征韵精神产品产业的发展，使新的需求得以较快增长：四是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第一产业的现代化水平；五是要减少对第三产业的准入障碍，向民间资本开放第三产业投资领域，形成有效竞争的格局，全面提高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质量水平，以增加第三产业的有效供给。总之，只有在结构调整中，才能在形成新的供给（有效供给）的同时形成新的需求，使供求结构相衔接。这样财政投入和货币政策引致的投资增加才不会以存货的形式沉淀下来，从而为财政货币政策乘数的形成提供必要前提。

七、改革财税体制，提高政策之间的协调性

财税体制从根本上说是关于资源和收入在社会成员与政府部门之间以及在各级政府机构之间进行配置和再配置的制度安排。因为这种制度安排对社会成员的经济行为有着巨大影响，进而也通过这种影响对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形成发生作用。目前我国的税制主要是1994年在治理严重通货膨胀的背景下产生的，现在的宏观经济背景与当年显著不同，故现行税制与经济发晨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税收政策与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目标取向显得极不协调，也因此降低了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比如现行增值税，其模式是生产型的，即是一种对投资征高税的制度，越是高新技术或者机器设备越多的大型企业，不能抵扣的税金就越多，企业税负就越重，这种抑制投资需求的税种阻碍了投资的扩大，不符合加强技术创新、优化经济结构的要求，从而也不利于提高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内部各工具之间（如利率、税率、汇率）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都应围绕宏观调控的总目标彼此协调一致、相互配合，避免相互冲突而使政策效应弱化。

【参考文献】

[1]张舂霖.结构调整的制度基础和判断标准[J].经济研究，2000,(9).

[2]汤在新，吴超林.宏观调控：理论基础与政策分析[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

[3]董辅réng＠①.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的国有企业改革[J].经济研究，1999.(6).

[4]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正视通货紧缩压力.加快微观机制改革[J].经济研究，1999,(7).

第8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区别范文

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透露出调结构的意图时，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许多投资者依然对主题投资意兴盎然，海南、新疆、、重庆，还有很多人在打探东北的重新振兴、长三角的联合振兴等等。

这其实是对外生性增长的留恋。

《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外生性增长已经接近尾声，内生性增长将会是投资的主线。理由如下：

财政政策不一样的“积极”

2010年政府将继续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此积极与彼积极显然差别极大。

2009年财政政策是积极地扩张，是真正的凯恩斯主义，政府对于“铁公鸡（基）”情有独钟。2010年则是积极地为结构调整必然带来的失业增加与人民福利诉求提升买单，为消费品的普及与升级增加支出。此为其一。

其二，与2009年一样，政府依然在积极地增加税收。但今年政府将会动用财税手段积极地推进收入分配体制的变革，这突出表现为对垄断性行业的工资总额进行控制。

其三，积极地提供经济适用住房，并运用税收手段严厉地调控房价。

其四，政府积极地防范潜在财政风险，这显然会抑止地方政府负债扩张的步伐。当地方投融资平台被暂停后，地方政府的投资必将成为重大问题。

货币政策并非适度地宽松

M2增长17%，新增贷款7.5万亿，这显然不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特征。当政府将资产的泡沫视作未来公共风险的来源时，唯有通过严厉的数量控制才能将多余的流动性驱赶到实体经济中来。大家所关心的加息等价格管制将会在数量控制已经取得成效之时、在宽松政策转向正常政策时，方能释放出来。

与之相适应，政府也不会允许人民币升值来影响整体经济的恢复。报告中，总理敦促发达国家放开对高科技产品出口的管制，这其实是告诉我们一个信号：升值是有条件，只要你放开管制，我们肯定买你们的。对此我们也有一个判断：人民币不会轻易升值。

今年“三八”或许是真的

连续几年，政府对通胀与增长的容忍度都是“三八”，投资者基本不把它当一回事。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年的三和八有可能是真的。对于经济增长率的8%来说，这远低于25家市场机构之前预测的今年经济增长9.8%。

当政府将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力，并且坚持以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首要目标时，保持高增长是不现实的。当过剩的流动性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时，3%的通货膨胀率显然是很容易达到的，但同时政府有很强调控能力，我们预测2010年的CPI同比增长3.4%。

保增长、调结构与防通胀真的好复杂

结构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相当的大。当保增长、调结构与防通胀的目标融汇在一起时，宏观调控真的成了一门艺术。理论上，这三者是很难统一的。

在2012年政治周期到来之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目标是有冲突的，这显然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从而加大了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当外生性增长的动力在二季度开始衰退减时，城市化下移带来的收益还无法收获时，春夏之交的中国经济可能会面临着踏空的风险。

从以虚彰补实到以虚补实

第9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区别范文

摘要：本文从如何定义资金流动性过剩、我国资金流动性的规模、过剩的根本原因、过剩利弊分析及对策，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人们的困惑和疑虑，有利于人们正确认识我国目前的资金流动性状况。

关键词：资金流动性过剩；货币政策；财政政策

一、如何定义资金流动性过剩

在近年的中国经济发展中，没有哪个概念比“资金流动性过剩”出现得更为频繁。虽然人们在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上达成一定的共识，但内涵却众说纷纭。第一种定义是指实际货币存量高于均衡水平的情形。在这种定义下，资金流动性过剩的潜在危害是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第二种定义是指货币的供应量大于货币需求量并超过了实体经济对货币的需求。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经济运行中的货币存量超过了经济增长所必需的数量，这些“剩余的流动性”要么转化为暂时不准备投入使用的定期存款，要么投入到股票等非实体经济领域，其潜在危害是可能导致泡沫经济。第三种定义是指金融机构存贷差的持续扩大和存贷比的持续走低。在这种情况下，资金流动性过剩的危害是给商业银行的盈利状况造成很大压力。第四种定义是指银行间市场资金面的宽松情况。银行间的市场利率往往视为流动性是否过剩的关键表征，该利率可看作是判断流动性状况的一个良好指标。第五种定义是指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主要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由于法定存款准备金是强制性的，因而流动性过剩主要表现为超额存款准备金和超储率持续处于高位。第六种定义是指流动性偏好。即由于货币具有使用上的灵活性，人们宁肯以牺牲利息收入而储存不生息的货币来保持财富的心理倾向。这是凯恩斯提出的，具有严格的经济学定义。从某种意义来说，人们对资金流动性过剩的定义有点像盲人摸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资金流动性过剩的定义不一样，人们对资金流动性过剩的判断和采取的措施也有所不同。

二、我国资金流动性的规模

经济学家吴敬琏(2006)在香港表示，中国目前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合8万亿元人民币，而央行只发行了2万亿元央行票据来冲销。这样，在乘数效应下，等于起码有30万亿元的流动性在市场中，中国境内的流动性过剩已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2006)测算，2006年央行到期票据以及新增外汇占款可能释放的流动性在3.6万亿元左右。但也有人认为，我国同时存在资金流动性过剩和资金流动性短缺。目前，我国资金流动性过剩只是一种资源配置不均衡的过剩。一边是社会生产、社会消费有大量的资金需求，另一边是商业银行存在着极大的资金运用压力。很多需要资本流人的领域并没有顺畅的渠道来导入资本，如公共医疗、基础教育等公共部门的投资严重不足，而资本大量聚集在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导致了局部流动性过剩。我国大企业的资金过剩，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却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经济发达地区流动性过剩问题突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普遍面临资金不足问题。城市存在资金流动性过剩的压力，农村却依然资金匮乏。还有人认为，我国明显存在资金流动性不足。从社会保障来看，目前我国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医疗保险。如果要还清社会保障的历史欠账，我国的资金不是过剩，而是短缺。从城乡居民的财富占有以及生活水平的差距来看，国家对农民也有大量的欠账。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2006)预测，“到2020年，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增资金15万亿元至20万亿元”。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的资金不是宽裕，而是囊中羞涩。

三、我国资金流动性过剩的根本原因

观点之一，资金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在于国内储蓄大于消费。我国国内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低消费、高储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养老、看病以及孩子教育的问题。由于财政未能充分承担起其应该承担的职能，即不能解决老百姓的公共医疗、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后顾之优，老百姓不敢消费，只有把钱存入银行，从而导致银行资金流动性过剩。消费能力的欠缺是产生资金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

观点之二，资金流动性过剩的根本原因是外部失衡和内部失衡的共同作用。外部失衡是指中国同时存在着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在我国强制结售汇体制下，贸易顺差的不断增长意味着外汇储备的不断增长，伴随外汇储备增长而不断投放的基础货币，最终演化为实体经济中过剩的流动性。内部失衡主要是指中国经济中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恶化趋势，表现为投资相对于消费的过快增长。国内经济投资与消费的不平衡需要通过外部失衡来平衡，而外部不平衡需要资本的流动来平衡，从而形成流动性过剩的格局。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均能造成流动性过剩。

观点之三，国内资金流动性过剩是典型的银行储蓄与投资不协调的结果。由于银行风险控制能力与吸收储蓄能力不相匹配，吸收的存款太多，虽然经济运行需要大量的信贷资金，但银行不具备控制信贷风险的技术能力，贷不出去，导致银行的存贷比逐年下降。储蓄不能顺利地转化为投资，使大量资金沉淀在银行内部，从而恶化了资金的流动性。

四、我国资金流动性过剩的利弊分析

关于我国资金流动性过剩的利弊分析大致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是，资金流动性过剩已成为威胁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隐患，是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流动性过剩会导致货币供应量过度增加，银行体系资金泛滥，利率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如果不回收过剩的流动性，要么会引发实体经济投资过热与通货膨胀，要么推动楼市、股市等资产价格上涨，并形成泡沫损害整个国民经济。

第二种看法是，中国目前不是资金流动性过剩，而是资金流动性繁荣。资金流动性过剩和资金流动性繁荣在机理上有根本区别。资金流动性过剩是实体经济出现低迷、资本投资回报率下降状态下的结果；资金流动性繁荣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不断改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反映。资金流动性充足是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新动力，可以使中国能够效法西方发达国家，走“财富创造财富”之路。资金充裕也为企业直接融资带来新的契机。

第三种看法是，资金流动性过剩并不可怕。关键是我国要因势利导，巧妙利用当前资金流动性向中国汇集的大好时机，让外资为中国经济向市场机制转型提供资金、技术、管理乃至市场的支持。对于国际游资，没有必要过于恐惧，利用得当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机遇。当前我们既存在挑战，但更面临机遇。五、对策

(一)人民币是否应升值。花旗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2006)认为，解决流动性过剩的有效方法是保持人民币适当的快速升值。目前加快升值已经是大势所趋。但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2006)认为，人民币过快升值不是明智之举。过快的升值速度，非但不能减少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的继续增加，相反只会给热钱的流入释放出更强劲的信号。兴业银行宏观分析师鲁政委(2006)认为，合适的升值方式不应该是单边升值太多，而应是让汇率在较大的区间来回波动，只有双向波动，企业才有危机感，才会主动寻求各种避险措施，才能实现升值的良好效果。从决策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应该升值还是贬值，的确还需要决策者三思而后行。

(二)是否加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研究室主任彭兴韵(2006)认为，加息不仅对控制流动性无太多帮助，而且会制造出新的流动性。加息将导致中美利差缩小，本来就对人民币升值趋之若鹜的海外热钱将由此更大规模地涌入中国，这无异于抱薪救火。也有人认为，改变金融管制下的低利率政策是政府化解流动性过剩的核心。低利率政策不改变，国内流动性过剩就不能缓解。国内流动性过剩也正是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加快的大好时机。二些专家则认为，从提高资金成本、抑制投资过热的角度讲，今年存在进一步加息的空间。但也有专家反对，认为加息很难改变外部失衡问题，无法从源头上抑制投资的过快增长。人民币是加息还是维持不变，经济学家也很难达成一致的共识。

(三)提高超额准备金率是否有效。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2006)认为，资金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在于国内储蓄大于消费，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结构性失衡问题。也有人认为，在对冲流动性方面，存款准备金率政策是一个效果相对剧烈的工具。它一方面直接冻结银行一定数量的流动性，另一方面则影响货币乘数，产生多倍收缩效应。如果大幅度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就会产生明显的效力。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2006)则指出，调整准备金比率是央行目前较为偏好的流动资金管理工具。提高超额准备金率是否有效不仅有一个客观标准，而且还涉及到人的主观判断。调整超额准备金率的效用还有待于经济学家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