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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中思想政治;有效策略;正能量
课堂教学效率的高低不仅直接关系到教学成绩大小的问题,而且影响到学生素质能否得到全面提高的问题,能否切实将师生从大量的重复练习、机械学习中解放出来,进而提升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是目前高中思想政治教学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教师如何实施有效的教学策略,为高中思想政治教学课堂注入正能量呢?本人结合十几年的高中思想政治教学的实践,简要分析教学策略的有效运用,来达到素质教育的要求,从而打造有效课堂,实现高中思想政治的有效教学,实现师生和谐发展的梦想。有效教学策略的共同点就是把教师引导诱思的过程和学生参与体验的过程有机结合起来,灵活地采用启发诱导式、主体参与式、共同讨论式等教学方式来促使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思考、合作探究、教学互动,实现教学相长,为师生的共同成长注入正能量。
一、启发诱导,激发学习兴趣
启发诱导式教学是一种与传统的“填鸭注入式”教学相对的教学方式,其实质是切实把学生放到教学的主体地位,促使学生自主学习,激发其学习和思考的主动性,启迪学生思维和创新意识。在学案导学中实施启发诱导式教学,就是通过教师的诱导即创设问题情境,引起学生的思考。学生在独立思考中,在生活体验和实践感悟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使社会规范、正确的政治观点和主流价值标准真正得以内化,升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形成良好的思想品质。启发诱导学生思考的方法手段多种多样,可以通过设置生活情景、问题情境启发,可以通过生生讨论、师生讨论启发,还可以通过展现意境启发,也可以通过视频和音频资料启发。例如,在教学《传统文化的继承》这个问题时,通过播放《会动的清明上河图》的视频,就能给学生强大的视觉和听觉刺激,激起他们深入学习这一框题的极大兴趣。
二、主动参与,体验学习
主动参与式教学策略是指学生在教师的引领下,主动而有创造性地介入关键和重要环节的教学活动中,从而获得新知识,提升学习能力,升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学策略。这种教学方式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合作探究的意识,有利于培养学生主动搜集教学资料、自主寻找答案,澄清基本概念、深化理解所学知识的能力。
例如,在教学《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一框题时,我设计了社会调查的活动,具体要求如下:“请同学们利用这个周末开展一次社会调查活动,调查的主要内容有:本地区今年的发展目标是什么?今后五年的发展战略是什么?为什么制订这样的发展目标或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是否符合奎文区的实际情况?你能提出哪些建议?”同学们于是积极行动起来,在主动参与的过程中很清楚地理解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含义、原因以及具体要求,不仅获得了教材知识,并且提高了动手动脑的能力,在参与中体验到了自主学习的乐趣。
三、共同讨论,提升合作能力
共同讨论式教学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为解决某个问题而进行探讨、明辨是非真伪以获取知识的教学方法。它以问题为中心,以课堂上学生间的讨论为主要形式,其实质是在问题情境的触动下,学生各有所谈、各抒己见、互相启发、共寻答案、领会知识。这种教学模式对于调动教与学双方的积极性,启发学生主动地、创造性地探究和获取知识,提高自主学习能力有着重要的意义。教师在运用该策略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问题的提出关系到讨论的成败,所以讨论的问题要有吸引力,同时注意把好讨论的“方向关”以免背离主题,无法收场;重视把握个体差异,及时激励和启发;把握讨论问题的难易度,避免无从谈或启而不发;注意讨论时间,避免讨论未展开就草草收场;注重总结与评价,避免流于问题的表面,造成模糊认识。
在平时教学中把以上策略真正贯彻下来,可以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注入正能量,引导学生形成终身学习能力,通向智慧和文明,成长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心智健康的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让教育回归本真!
参考文献:
[1]李晓文,王莹.教学策略[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105.
[2]钟启泉.教学模式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386.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绩效 政策搭配 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一国经济稳定发展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学界长期论争的焦点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运用各种模型和实证方法,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绩效及其搭配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国外研究情况
经济学文献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定量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一汉森模型)。根据该模型,希克斯和汉森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能够影响产出,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产出都没有影响,它们都是无效的,除了提高价格之外。之后,经济学家在其基础上,将视角延伸到对开放经济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即“米德冲突”。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支出增减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况。而支出转换政策包括汇率、关税等的实质是在总需求结构内部进行结构性调整,使需求结构在国内需求和净出口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从而开创性地提出“两种目标,两种工具”的理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则”。若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政府至少具备n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蒙代尔(mundeb,1960)提出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指出将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给它能发挥最大影响力和具有绝对优势的目标。斯旺(swan,1960)用图形说明了支出增减政策f财政货币政策1和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外平衡的模型。蒙代尔(1963)与弗莱明(1962),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用于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经不断完善而成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fpaul krugmanl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和损害了亚洲各国经济,对我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对内启动内需、对外扩大出口的宏观政策组合,消除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各种连锁反应,积极财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看,这些政策的出台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长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由强调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转变为同样重视社会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国已经进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重视法治和规则,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改善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是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就要求我国的财政体制和收支结构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简单看作是一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它更是一项结构性的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
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界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就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规范济理论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财政政策有效,就必须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合。
(二)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
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宏观经济调节的职能。即反周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用,而且受财政纪律和政策规则的约束。二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是社会公平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来调节地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励和引导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和税制激励调节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从而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
(三)政策的复合性
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
四、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风险
(一)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赤字率和债务率不断增加。我国几年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各项反映财政状况指标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债务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欧盟《马约》确定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标准不是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赤字率和债务率并不是判断财政风险的唯一标准,要结合具体国情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利息支出进行综合考虑。
(三)中国财政短期内风险不大,但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确有财政风险。按照前面的分析,虽然几年来财政支出迅速增长。赤字率和债务率上升较快,但由于同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也较快,目前财政风险并不大。但如果从中长期看。中国财政风险有累计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规模增加税收的条件并不具备,未来财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经济增长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长期内仍需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结构性职能要求财政支出规模不能减少。支出压力较大。
(四)中长期财政风险的限度。在中长期内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考虑财政风险是否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即未来政府能否偿还到期债务。如果随着债务积累。政府既无法利用财政节余偿还债务,也无法通过发行新国债偿还旧国债,政府只剩下两个选择:使国债货币化或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征收了通货膨胀税,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破产。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都意味着财政风险转化成为财政危机。
五、积极财政政策下一步调整的方向
无论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仅仅是一项阶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当其初始目标完成后,就应当考虑它的淡出、转型和调整的问题。
(一)积极财政政策在总量上的投入应逐步由扩张转为适度调整。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财政政策中以反周期为主要目的的扩张功能应当淡出。
(二)积极财政政策应加快向体制性、结构性政策转型。积极财政政策由扩张性转为体制性、结构性政策后,为保证政策调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时间保持一定规模的赤字,来达到加快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攻坚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基础设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积极财政政策在机制上应逐步由应急性决策转向“规则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资机制。自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人们最关注的是财政风险、国债投资效率以及公共财政的功能性改革等问题。要防范财政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在反周期扩张性财政措施淡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一方面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资源引导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应加强财政政策的规则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国债投资进入、退出的标准。保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规范性和公开性,坚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财政资源和国债投资的使用效能。
(四)积极财政政策在投资领域应缩短战线,并按照贯彻“五个统筹”要求调整投向。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扩大内需的主角让位于消费和民间投资,公共投资的范围是不与民争利,在建立公共财政的体制框架的同时,扫除消费和民间投资增长的相关障碍。因此,适度规模的国债投资只可能有限解决目前最紧迫、最根本的发展问题,而把其他的发展问题留给市场和民间投资。
(五)积极财政政策要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职能。社会保障支出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从中长期看,我国社会保障压力是由三个因素组成的:一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社保覆盖面将大大扩展,不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之后应该被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而且社保范围也应该延伸到农村:二是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就业情况不容乐观,社保压力也相应增加;三是我国在人均收入较低,养老保险体系建立时间不长,特别是一部分退休较早的职工没有交纳个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趋势。下一步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之一,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继续提高社会的保障能力。重点完善相应的保障制度。
一、国家审计未来的重点和导向
(一)从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角度出发,进一步提高政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财政保障能力。
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是政府改革中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市场本身具有实现资源配置的能力,是调节经济运行的基础性力量,能够有效引导各个微观经济实体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但是,市场过分的追求经济利益往往会使经济波动幅度超出市场自身的调节自救能力,这时就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加以矫正和扶助,从而保证经济运行的平衡和稳健。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和市场的不确定性,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并不能保证正确的唯一性。因此,对于一些市场本身能够解决的问题和微观经济实体已经作出正确反映的问题,政府应当尽量减少干预的程度,尤其是要控制其通过财政资金参与调节的手段。在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仍在显现、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我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但挑战往往和机遇并存,生存的压力转化为经济实体积极主动寻求突破的强大动力,企业已经从单纯注重开拓市场创收的发展模式向维护市场与挖掘自身潜力节支并重的发展模式转变。中央多年来一直倡导和推动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宏观政策,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企业所认同,并在微观层面得到积极的响应。为了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多数企业对现有设施、工艺条件及生产服务等进行改造提升,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大大提高了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近年来,政府每年都对企业补助了大量的财政资金,这助长了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不利于增加其独立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也减少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财力。比如,各级政府每年都在节能和资源综合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财政资金,而企业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往往有其自身的主动性,政府通过财政资金进行引导和刺激的作用比较有限。
因此,今后国家审计应当从理顺政府和市场的角度出发,结合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当地的财政支出的具体结构和重点进行认真研究,结合对政府的定位和主要职责,分析当地政府的财政支出边界,限制当地政府在市场领域的财政支出冲动,从而推动各级政府逐步减少在其在市场领域的支出规模,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不断提高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财政保障水平。
(二)从促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协调的角度出发,加快推动地方政府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
当前,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日趋协调、完善,共同在反经济周期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更深层次上的协调配合还不是很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调节分工不明确。货币政策长于总量调节,财政政策长于结构调整,但目前我国的两大政策均未发挥出各自优势,导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二是配合关系不规范,缺乏有效的配合机制;三是在经济运行和体制改革的某些重大问题以及在投资领域,都一定程度上存在配合不协调的问题。此外,我国自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一政策在有效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和保持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明显的积极作用,在实现发展稳定、就业稳定和社会稳定方面也功不可没。但是,这一政策的长时期延续也相应地产生了副作用。一是将加剧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的不平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经济基础条件发生了改变。中国经济要像以往一样保持连续高速增长已经不可能,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未来政府的财政收入伴随中国经济的软着陆也将出现增长显著放缓甚至减收的情况,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是以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为前提的,然而地方政府财源有限,如果继续和中央政府一起同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然会导致地方政府财政赤字不断增加。二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递减,由于投资对居民收入特别是对占我国人口绝大部分比重的农村人口的收入不能形成有效的拉动作用,就无法在投资与消费之间建立起有效的传导桥梁,从而也就不能对消费市场的扩大起到有效的刺激作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呈现明显递减趋势。三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长期化还导致了明显的政策依赖性,为了保持经济增长,各级政府选择的主要手段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这种行政性的投资选择机制所造成的层层的行政依附,并且使企业在对市场依赖与政府依赖的选择中,不自觉地向后者倾斜,这又会在客观上放大政府与行政机制对市场和市场机制的遏制作用。
因此,今后国家审计要从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的层面去考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协调的角度出发,推动建立和完善财政、银行的配合机制,适度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重心,优化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两大政策配合的重心要从财政政策协调为主体转向更多地发挥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财政政策依然要在公共投资领域发挥作用,创造社会公平、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另外,还要分析地方财政收入的趋势,审查地方政府预算编制的合理性,推动地方政府逐步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抑制由地方政府推动的某些行业和地区出现的投资热,防范地方财政收支失衡的风险。
(三)从提高财政资金绩效的角度出发,完善建设项目财政补助资金的分配标准和补助方式。
近年来,政府国债资金和预算内基建资金以及带动其他配套资金支持的建设项目和技改项目,效果总体而言是明显的。但根据各级审计部门对建设项目的审计来看,从选项、配套规划、资金使用到工程质量,各个层次上的问题还都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比如:第一,有些建设工程是在原有项目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决定上马的,可行性论证很不充分;第二,有的项目不按基建程序办,在很多前期必备的审批手续尚未办结的情况下,就已大张旗鼓干起来;第三,有的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深度不够,不具备开工条件也硬开工;第四,有的城市规划存在明显欠缺,连供水、排水、污水处理的统一考虑都未做到;第五,个别项目的工程质量出现严重问题,甚至成为“豆腐渣”工程;第六,工程招投标、监理方面的地区、部门保护主义比较严重;第七,一些项目还发生了建设资金被挪用的问题。另外,从政府性资金对建设项目的分配标准来看,财政部门一般都是按照项目总投资的一定比例给予支持,这就造成申请资金的地方政府和企业为了多获取财政资金支持,往往会将项目尽可能 地过度包装,在项目中尽可能包括基建工程,从而将投资总额大幅度增加。
因此,今后国家审计要从提高财政资金绩效的角度出发,推动政府改变以往按投资额一定比例给予财政补助的主要方式,要根据不同类型和不同建设单位采取不同的财政补助方式,对有利于技术升级和优化部门结构的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主导产业可以采取转向主要以税收和财政贴息进行资助的方式,对于社会总体发展需要的公共产品和部分准公共产品中形成瓶颈制约的基础设施项目,如港口、铁路、电力、资源勘探等依靠地方财政难以解决的项目继续提供支持。
二、国家审计未来的发展路径
(一)以政府履行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为抓手,构建政府履职审计的大平台。
国家审计要进一步发挥大格局审计的优点,以政府履行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为抓手,搭建政府履职审计的大平台,将国家审计的财政、金融、企业、资源环境、涉外、经济责任等六大领域全部融入这一大平台。国家审计不仅要在对政府的经济责任审计中有所作为,而且应当在对政府的社会责任审计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我国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有两大项:经济调节职能和市场监管,相应涉及的专业审计有财政审计(含固定资产投资审计)、金融审计、涉外审计、经济责任审计,并结合企业审计反映微观经济实体在政府经济职能履行过程中取得的实际效果。政府的社会职能主要有3项:提供公共服务;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社会管理,相应涉及的专业审计有财政审计(含固定资产投资审计和社会保障资金审计)和资源环境审计。对政府两大职能履行情况的审计涵盖了国家审计的所有领域,所以必须要构建一个交流畅通、协作无间的大平台,使各专业审计既能发挥各自的特长,又能发挥协同审计的综合效果。
(二)以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为重点,强化财政审计与金融审计的对接。
要健全和完善国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要推动建立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长期规划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统筹安排和政策协调机制,包括两大政策目标的协调、财政赤字和金融不良资产的定期跟踪测算、财政金融稳定性的预安排、财政金融政策和操作工具进行互动效率评估和化解金融不良债务安排等。财政政策要从以国债手段为主转向以税收和财政贴息手段为主刺激总需求,更多地发挥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货币政策要更多地运用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等间接手段调节总需求,更多发挥保持币值稳定和经济总量平衡方面作用。从反映当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相互的不衔接,甚至造成国家宏观政策意图和效果相互抵冲的情况切入,使财政审计与金融审计能够更好地相互协作,功能互补和信息共享,进一步提高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2009年工作总结
(一)财政收支完成情况
1、税收收入完成情况
全年完成税收收入约4300万元,占年度任务的101%,比上年同期增长11.6%,其中:地税收入完成3400万元,国税收入完成400万元,契税收入完成500万元。
2、预算支出完成情况
全年累计完成预算支出1596万元,占年初预算的100%,其中:一般预算支出为1452万元,基金预算支出为144万元。
3、本级收入及可用财力情况
预计全年本级收入数约为2300万元,可用财力约为1500万元,比上年增长11%。
(二)涉农补贴资金发放情况
1-12月份共发放涉农补贴资金457.57万元,资金发放项目为17项,发放农户数为3764户,其中:农村五保及抚恤资金为16.23万元,农村困难群众生活救助资金17.79万元,退耕还林工程补助资金71.6万元,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为49.7万元,村干部报酬资金为53.53万元,库区移民扶持资金35.6万元,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资金159.43万元,家电下乡补贴资金27.94万元。
(三)财务核算及管理情况
强化财务人员业务学习与培训,先后两次参加省、市举办的业务培训班,掌握新业务和新技能,财务电算化水平不断提高。能按要求及时进行各项财务核算,及时提供准确会计信息资料和财务报告。强化财务审核与审批工作,规范审核审批手续,严格票据管理,杜绝白条入帐,完善报帐和领款手续。强化合同管理,严格付款时间和比例,杜绝先付后批和多付现象。强化明细帐和台帐的建立,规范帐务处理,政府专门聘请财务顾问对全镇各单位、各企业的财务进行指导和咨询,效果明显。
(四)财政监督与管理情况
加强财政管理与监督,将其贯穿于工作的始终,以制度为保障,不断制定和完善各项财务制度,以督查为手段,不断加强内部控制与检查,做好采购、审计、招标、财务审核等工作,成效显著。据不完全统计,1-12月份通过以上几项工作的有效开展,节约或避免损失浪费资金约200万元。通过加强财政监督与管理,一方面维护了制度的严肃性,预防腐败的产生,另一方面节约了一定的财政资金,提高了资
金的使用效果。在做好财政监督与管理工作的同时,能根据上级有关文件要求和汤口镇工作的实际,适时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努力当好参谋。
(五)对上争取工作情况
2009年对上争取各类资金共计800余万元,比2008年增长350%,资金涉及到13个方面,特别是项目资金比上年有较大增幅。今年对上争取工作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和突破,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领导和部门重视的结果。镇村领导特别是镇主要领导在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扩大内需在背景下,主动跑省、跑市、跑区,主动加强联系和沟通,主动宣传汤口,赢得上级部门和领导的关注和支持。二是积极申报项目。多申报项目,申报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和好的项目;三是汤口镇的发展和两个重镇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关注和肯定,能得到上级部门和领导的帮助和支持。
(六)其他工作开展情况
一是在做好自身业务工作的同时,积极参与镇政府的各项中心工作,做好各项后勤保障与服务工作;二是做好各项协调工作,统筹兼顾,不断创新工作方法,正确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争取各方面对财政工作的支持;三是加强工作的计划性,每周每月做好工作计划,全所人员能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团结合作,互相帮助。
(七)工作中存在主要问题
一是财政调研工作做得不够,要进一步强化税源建设,加强收入征管,做好积极对上争取工作;二是支出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要加强支出管理,加大资金拨付和调度力度,拓展理财渠道;三是财政职能作用有待充分发挥,要进一步加大财政监督力度,注重工作成效,提高管理水平,要在提高资金使用效果上下功夫;四是工作主动性有待加强,要进一步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做到多请示和汇报,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积极进言献策,努力当好党委和政府的参谋。五是工作效能有待提高,要讲究工作计划和工作程序,合理安排好工作,分工明确,各负其责。
二、2010年工作谋划
(一)财政收支方面
1、税收收入规模
根据2009年税收收入完成情况,目前经济发展和项目建设情况以及扩权强镇对税收收入规模的要求,经第四季度财税调度会安排,初步确定2010年税收收入规模为5100万元,比2009年收入任务增长20%。根据2009年可用财力情况,初步确定2010年财政支出规模为1900万元,较2009年支出增长18%。
2、本级收入和可用财力
初步预计2010年本级收入为2600万元,可用财力为1800万元,比2009年增长20%。
(二)财政政策落实方面
要认真落实好各项财政政策,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策执行力,进一步做好涉农补贴资金的发放工作,服务好群众,讲究工作效率,为民办实事、办好事。要注重业务知识的学习,注重同上级部门的联系与沟通,注重工作方法,注重工作效果,注重向领导的工作汇报。
(三)财政管理与监督方面
收入管理方面:要认清形势,注重税源调查与分析,注重税源培植,强化收入征管,注重收入质量和收入结构。
支出管理方面:增强预算意识,优化支出结构,控制非生产性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果,建立和完善支出定期报告分析制度和支出分配研究制度,规范财政资金拨付和使用。
财政监督方面:严格执行已制定的各项财务管理制度,充分履行财政监督职能,发挥人大代表监督作用,做好财务定期公示制度,继续做好政府采购、工程招标和工程审计等方面的工作,要加强对工程审计和工程款支付方面的监督管理,要敢于管理和善于管理,不怕得罪人,同时要管出成效。
1、 突出财源建设。XX年财政总收入计划按16%的幅度递增实现财政总收入3.04亿元。因此要突出抓好财源建设。在财源建设上,我们将突出抓好两条:一是加大对现有财源特别是工业骨干财源的建设力度,坚持在做大做强骨干企业、发展纳税大户上下功夫。二是加大后续财源培育力度。要全力支持黄井、大坂洋开发区、工业集中区的建设,通 过项目培育后续财源;通过招商培育后续财源;通过发展第三产业培育后续财源;着力激活旅游市场和房地产开发市场。
2、突出均衡入库。在强化税收征管的同时,继续实行严格的考核机制。按照“主要领导负责,均衡入库,奖罚分明”的考核机制,实行一月一考核,一月一排队,一月一督查通报,强化各单位均衡入库意识,确保收入按进度及时按月均衡足额入库。
3、突出争资金跑项目力度。一方面在要安排一定数量的专项资金,全力支持县直职能单位争取上级对我县项目资金的支持。另一方面,我们本身要尽最大努力,争取上级财政部门对我县财政资金转移支付的力度,争取其他专项资金,努力增加县级财政可用财力。
4、突出“三保”。财政支出全年预计达62328万元,要按照保工资、保运转、保稳定、促发展的原则,调整支出结构,确保重点资金需要。一是要把工资按月发放作为第一要务。严禁挪用、拖欠工资。二是要确保重点专项支出,加大对社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文教卫、惠民实事等重点支出。三是要通盘考虑财政和基本建设的辩证统一关系,要加大对开发区等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的支持力度,确保重点项目资金调度到位。四是要严格控制一般性财政支出,加大对会议费、接待费、差旅费、办公费等非生产性开支的管理力度,强化预算约束,降低政府运行成本。
5、突出财政改革。一是进一步推进完善乡镇财政体制。二是精心组织,切实抓好教育经费改革管理工作。三是积极推行部门预算改革试点。认真研究和制定部门预算改革政策,积极推行部门预算。四是推进非税收管理改革。努力创新非税收管理模式。五是抓好镇(乡)村两级消赤减债试点工作。
关键词:绿色经济 经济发展方式 财政政策
近年来,绿色经济浪潮席卷世界,我国经济也开始融入绿色经济发展理念,并已将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小康社会目标之一。探索如何运用和发挥财政政策的特有功能,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意义
(一)是我国顺应世界潮流的客观需要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绿色经济浪潮迅速推进,促使工业文明和传统经济向生态文明和绿色经济转型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在绿色经济浪潮的不断冲击下,很多国家都提出以发展低碳能源技术、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资源能源效率、建立绿色经济发展模式为经济战略目标和未来发展方向,并将其作为协调经济发展与保护资源环境之间关系的根本途径。对此,我国必须顺应世界潮流,明确发展绿色经济的战略定位,把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并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和行动计划。
(二)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廉价资源和低成本要素的高强度投入来推动,其结果是在保障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加重了资源浪费、能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致使资源、环境承受着巨大压力。近年来,我国资源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增长,这在全球绿色经济变革的背景下,将使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受到严重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将面临巨大挑战。只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走以低碳经济、循环经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集约发展为支撑和特点的新型现代化道路,才能使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占据有利地位和赢得较强竞争力,从而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三)是我国增强综合竞争力的现实途径
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产业结构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重化工业比重偏大,服务业增长缓慢。这既导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力不强,又造成资源能源过度消耗,加大了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从产业升级来看,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总体上还严重不足,多数企业仍集中在传统加工制造业,产业发展低碳化、绿色化和智能化还缺少重要支撑。从企业自主创新来看,目前我国企业整体表现出明显的创新能力不足与核心技术缺失,企业利润的取得主要靠扩大规模和增加投入,缺乏竞争力,也加剧了资源环境的矛盾。因此,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既是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和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的良好途径,同时也为其提供了难得机遇。
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财政政策选择
(一)支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构建绿色产业体系
调整产业结构、建立绿色产业体系是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战略重点和主要突破口。财政政策应大力支持以低消耗、高效益、高科技为方向的产业结构调整,推进整个产业体系的绿色化。一是有效发挥财税政策的激励和约束功能,加大对传统工业的绿色化改造。通过征收重税、取消财政投入等办法,促使高消耗、高排放、低附加值的传统重化工业逐步淘汰,同时实行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高耗能行业加快绿色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整体素质。二是采取贷款贴息、财政补助、降低税率等方式,鼓励发展金融保险、商务服务、科研开发、信息咨询、 创意设计、产品营销、品牌管理、现代物流等生产业,提高其在三次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抑制重化工业产能扩张过快现象,从源头上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强度。三是通过资本金注入、财政贴息等手段,支持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发展绿色化和智能化。
(二)支持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修复
现有的财税政策在鼓励和引导企业与社会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加强环境保护等方面还存在某些不足,如资源税征收范围过窄、税率过低、征收方式为按产量计征等,为此,应加快资源税税负改革,构建与资源高效开发利用相配套的财税政策。一是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将其覆盖到一切可以计量的不可再生或再生周期长、再生难度大的资源,如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海洋资源、动植物资源、草原资源、地热资源、滩涂资源、河流湖泊资源、地下水资源等,同时将现有的某些资源性收费并入资源税,以约束和限制企业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二是以矿产资源有偿使用为方向,尽快全面实行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完善矿业权价格形成机制。三是改进矿产资源税费的计征方式,将现行从量征税改为从价征税,使税收与资源市场价格直接挂钩,以促进资源开采率、回采率的提高。四是实行资源税税负向上调整的改革,按资源储量或资源回采率和环境修复率及不同矿产资源的级差收益等实行差别税率,逐步提高资源税征收标准,特别要对不可再生、稀缺性的资源实行较高的税收标准,加大资源使用成本,以激励经济主体最大程度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转化为努力研发可替代资源和新技术的动力。
(三)支持改善能源结构,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
优化能源结构是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前提。财政政策应积极支持调整优化能源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加快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一是支持改善能源生产结构。切实加大对风能、水能、光能、核能等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财政支持力度,通过财政直接投入、设立专项基金、发放风险补偿金、给予贷款贴息等,鼓励大力挖掘和发展各种新能源、生物质能源等,逐步提高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生产中的比重。二是支持加快清洁、高效能源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加大财政对节能与提高能效技术、清洁煤技术、太阳能发电技术、二代生物燃料技术、先进核能技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氢能技术等研发创新和产业化的投入力度。三是调整完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价格形成机制,使其准确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等因素,引导消费者合理和节约使用能源,降低单位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强度,同时实施绿色导向激励的税收优惠政策,引导企业自觉运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积极促进能源消费结构优化。
(四)支持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资源节约和高效循环利用及生态文明,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这是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内在要求和核心内容。财政部门应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引导、激励、规范和调节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促使其积极发展循环经济。一是财政部门应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循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技术研发和重大技术改造项目以及循环经济新技术、新产品产业化、规模化推广项目等,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条和低碳、生态经济发展环境。二是对开展循环经济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减轻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成本费用,如:对生产和使用节能、降耗等循环经济设备实行加速折旧;对企业购买循环经济设备而增加的费用允许一次性摊入成本,或实行投资抵免当年新增所得税;对循环经济发展设备的研发费用加大税前抵扣比例等。三是探索设立新的特别税种,如碳税、污染税等,加大二氧化碳和各种污染物减排力度,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五)支持消费和使用绿色经济产品,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广
一是采取财政补贴、税收奖罚等方式,激励企业自愿承诺减排指标,支持企业推广利用各种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生产节能环保型产品,并积极推行产品的碳标识或节能标识。二是利用价格补贴、消费信贷、奖励以旧换新等形式鼓励公众自愿高价购买日常绿色、低碳产品,如绿色家电、新型燃料汽车、环保型建筑、节能灯具等。三是建立健全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积极安排和确定政府采购中绿色产品的法定比例,扩大政府绿色采购产品的范围,规范和完善政府绿色采购的认证标准及实施过程等,从而带动绿色经济产品的市场需求。
参考文献:
①王一鸣. 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趋势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J].宏观经济研究,2010(12)
关键词:财政制度;金融制度;商业金融;资源型经济
中图分类号:F830;F810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体。财政制度是政府行为的代表,也是政府主观意愿的表达,又是政府职能的表现形式,是实现公平的主要途径之一。而金融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来愈明显,由金融业内部个别子系统危机扩散到金融整个系统,进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蔓延至金融系统之外的实体经济,最终引起更大范围经济危机的现实提醒着人类,金融经济化、金融全球化势不可挡。“无效或者低效的经济就是无效或低效的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果,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实际是不合理的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果。” ①金融要素渐渐成为经济效率的提供者和裁判员。资源型经济的转型,不仅需要财政制度提供公平环境,更需要金融资源提供效率因素。
二、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理论与实践
本部分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传统意义上的财政金融协调,是集中于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研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二者具有不同的调控手段和效应,在现实操作中也很难明确区分开来。货币政策是由中央银行指定并且施行的,针对货币运动本身,以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等作为政策目标,进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作用。而财政政策是由政府决策,是政府意志的直接体现,其调控的对象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过程,以改变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数量和结构,财政政策的实施是从政府收支两个方向来实现的,税收、基金、转移支付和补贴政策是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进而对社会财富进行调节和配置的活动。
从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伊始,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对有效性进行了长期的讨论。长期的实践证明,财政政策在抑制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方面比货币政策更能为有效;而对于抑制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货币政策便显现出更大的效果。就像货币主义代表弗里德曼所说:“货币政策是一根绳索,你可以拉它中止通货膨胀,却不能推它以防止衰退。”
从中国的实践来看,计划经济时期,财政一支独大,货币政策只是作为财政的一种信贷安排,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很差,金融制度建设也极其落后,但是不得不说,就算是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下,信贷政策依然是金融发挥效力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至今,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作为独立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的成立,金融市场规则、法律法规逐渐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越来越强。然而,财政虽然逐渐从经济的参与者变成了经济规则的制定者,但是,财政政策的重要性在特定时期仍然是有效的。比如,1997年有效需求不足诱发的经济增长缓慢与失业严重问题,从最初发现货币政策调节的局限性,到及时启动财政政策作为拉动经济的主力,是协调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实践证明。
(二)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运用,是西方经济学政府干预行为的理论支撑,也是近年来世界各国宏观调控的基本依据。正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所说,“技术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作为更为宽泛概念的金融制度资源,是金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之间的协调性,是相对节约交易费用,决定制度效能的关键要素。
财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以税收制度、转移支付制度和财政补贴相联系的制度总和。财政制度的功能,是以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为主,无论是税收制度调节收入分配,还是转移支付制度调节中央与地方、区域之间平衡发展,以及专项基金、财政补贴等,都是用某一种特定手段对现有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过程,是为缩小区域之间、社会民众之间的贫富差距而服务的,财政制度本身并不会直接增加国民收入的总量,也不参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财政直接投资于关系国计民生和基础建设的项目,会创造国民收入,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政府投资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政府逐渐退出市场领域,运用间接手段调节经济,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可见,财政制度的设立,是为社会提供公平环境的,在效率领域,财政的力量就微乎其微了。
金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因素,已经是被大量理论和实践证明了的客观规律。随着金融发展理论的不断完善,以及以其为指导下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印证了金融已然成为经济发展内在动力的事实。根据金融资源理论的界定,金融资源从层次上划分为货币资源、资本资源、制度资源和金融商品资源。金融机构、金融政策、金融法律法规、金融市场和金融文化等,都是金融的制度性资源,也称为功能性金融资源。金融制度资源的开发和配置,是为整个金融体系的效率服务的制度设计。但是,无论是金融机构的建立和重新配置、金融政策法规的制定,或者是金融市场的完善、金融文化的形成等,都是为保障整个金融系统乃至经济系统正常运行提供动力要素的保障。掌握了金融制度资源的配置权,就掌握了整个社会经济增长的引擎,能够获得特殊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也因此,金融制度资源的开发与配置权始终掌握在金融当局或者立法当局的手中。金融制度的建立,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对保证社会公平却无能为力。
人类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不仅需要公平机制,也需要效率因素。公平机制为社会稳定服务,效率因素加速经济增长,二者缺一不可。单条腿走路,或者跛行,都会影响社会经济的正常高效运行。而且,金融制度要实现效率,需要财政制度提供社会公平的环境;财政制度要更好地践行公平,亦需要金融保证经济运行的效率。
三、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效应功能区
任何资源都有相对独立的效应功能区,“作为金融资源系统的动态控制来讲,具有一定的宏观效应,所以它的出台过程或出台后的实施均会对我们的控制对象产生特定的效应,这种政策效应的辐射功能必然将其作用对象以及与该作用对象附有相关性的相关事物,聚于自身功能的作用范围。” ②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也有其独立的效应功能区。
(一)金融与财政协调效应功能区的要素
“效应功能区是指具有社会功能的各种社会资源开发、配置过程和开发、配置结果的效应功能动力学区间。是具有资源属性的社会要素在特定的初始条件下,其动态作用在实现预设目标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正负效应功能区间。这种动态作用的时间和空间系列组成的多维空间就是社会资源的效应功能区。”②效应功能区的划分,由初始条件、宏观调控目标、过程控制和选择对策等组成。
1.初始条件
自然资源的开发配置状态,是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关键要素,也是财政金融协调初始条件的基础要素。而经济系统初始的开发配置状态,是财政金融协调的原始动力,社会系统中政治、文化、科学、技术等的客观配置状态,会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产生重要的影响,也是金融与财政协调配置的重要初始要件。
2.目标设定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配置,首先是制度变迁的客观要求,也是制度本身效率提升的内生动力。无论是财政或是金融,都是经济系统的子系统,因此,无论是子系统自身效率的提升,或是二者协调配置的目标,都不仅仅是为实现自身的微观效率,更为关键的是提升整个经济系统的效率。人类社会活动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一切社会系统要素的合理配置最终体现为人类生存质量和福利水平的整体提高,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也在于此。因此,金融与财政的协调配置,不仅是自身系统效率的要求,更应将社会经济发展作为最终目标。
3.过程控制
从初始条件,到既定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为此,金融与财政制度的协调配置同样需要三个层面的过程控制。首先,是金融制度要素与财政制度要素间的协调控制过程,包括金融制度、财政制度与货币资源、资本资源等之间的协调控制,还包括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本身的协调控制;其次,是二者与经济系统的协调控制过程,其中,一是目标的控制,二是过程的控制;最后,金融与财政制度的协调配置与社会系统资源的开发配置协调控制过程。但是,“依赖于特定初始条件确立的发展目标有时候可能出现‘虚化’现象,真正能够保证实现目标的实在性,在于执行过程的保证程度与保护措施。”②
4.对策选择
对策的优化选择,是实现既定目标的保证。对策的选择依据,依然是客观的社会经济条件:历史的沉淀、横向要素功能传导与逆转等。其中,对策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复杂的初始条件和目标的动态性的认识和把握。突发性的混沌因素,相比人类可预知与可控制的要素,更可能决定和改变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向和变化。因此,对策选择的动态性,是保证目标实现的关键,也是本文动态性原则的具体体现。金融与财政协调的最终效果,也取决于对制度变迁与动态性策略的把握程度。
总之,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是在给定的初始条件,即当前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等现有开发配置与相互作用的动态关联状态下,通过设定具体的社会、经济目标以及自组织系统目标,对制度实施的过程进行严格控制与保护下政策的安排与配置过程。
(二)金融与财政协调效应功能区的传导机制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效应功能区,是以系统科学基本理论、混沌理论为基础,以过程控制为核心,研究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性与社会经济目标之间的动态关联性,这种作用力,表现为横向和纵向的动力学状态。
1.纵向动力学状态
金融与财政制度对直接过程和目标的效应功能传导与逆转的动力学系统,称为线性效应功能区。在此功能区内,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效应功能,首先表现为一个与金融制度、财政制度的既定状态以及增量状态的过程,其次表现为二者直接目标的实现。
2.横向动力学状态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对其他金融系统要素、财政系统要素的影响,以及对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运动过程和目标的效应功能传导与逆转的动力学系统,称为发散性效应功能区。任何制度的开发,都会对其他与之相关的要素甚至其他系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对金融系统内部其他要素的配置、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其他要素的开发与配置等。而这种作用,对线性效应的两种情况产生类似的效果。共同组成了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效应功能的发散性区间。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效应功能区,是以二者的线区为主,发散区为辅,以二者的协调配合为手段,以推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为目标的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效用功能的动态区间。
值得强调的是,制度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同样具有互补或者互斥的状态,即有正效应与负效应之分。正效应的体现,是在既提高自身效用功能的同时,又提升其他相关要素的效用功能,进而最终推动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整体效用功能,达到制度开发与配置的终极目标。负的效用功能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本文的研究,则只针对正的效用功能。
四、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着力点:商业金融
本部分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金融资源的层次
商业金融是与市场经济密切结合的金融系统内在要素,是资金活动的主要媒介与场所,也是直接参与市场经济竞争规则的微观主体。按照金融资源理论的划分,金融资源从纵向上分为货币资源、资本资源、制度资源和金融商品(工具)资源。货币资源是贮存于经济生活和再生产过程的货币总量,是货币化的社会资本,也是最基础的金融资源。“由于以实体的社会财富为基础的货币资源具有量的累积或功能累积的特殊性,所以它对所有层次的金融资源起着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其他金融资源的开发与配置,都必须建立在货币资源量的累积和功能累积的基础之上。”②货币资源形成后,一部分在当期执行着交换媒介的基本职能,作为一般的金融工具被“消费”掉,退出了流通领域。而另外一部分货币资源虽然以货币形态存在,但是却始终以量的积累形式贮存,变成后期开发的基础性金融资源。最后一部分则通过其他方式转化为资本资源。资本资源是以价值形态存在的货币资源,是为满足生产和流通而存在的再生性金融资源,通过与劳动力和劳动资源等的结合,投资于社会经济的某个领域,发挥了创造新价值的功能,这也是资本增值性的本质要求。
金融制度资源也被称为金融功能性资源,是包括金融机构、金融政策、金融法律法规、金融市场和金融文化在内的制度性要素。其中,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等是承载金融货币资源和资本资源的主要载体。金融制度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决定着金融资源整体的效率,金融制度资源的稀缺性,是制度供给本身相关约束条件的结果,如制度决策者的能力、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对科技的驾驭能力、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能,都是金融制度资源开发的约束条件。金融商品(工具)资源,是金融资源开发的“产品”,有传统金融商品与金融衍生品两大类。前者主要包括金融市场交易中体现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各种有价证券,如股票、债券等。后者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的核心,也是推动全球金融体系变化,对国际金融活动与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发明创造。需要指出的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与不断发展,客观上加速了资金的运行速度,但是其虚拟性却也为金融领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风险,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便是极好的佐证。金融商品(工具)资源具有双重属性,“当它们的存在是发挥社会财富的开发、配置功能的时候,是金融资源;当它们的存在只是金融市场的交易对象的时候,只能是一般的金融商品,已经失去了他们原有的资源属性——此时它和一般的消费品没有两样。”②
货币资源是金融资源的基础领域,资本资源是金融资源的延伸领域,金融商品(工具)资源是金融资源的派生领域,而金融制度资源是金融资源的特殊领域。
(二)商业金融的功能定位
本文所讲的商业金融,是以货币资源和资本资源为媒介,以商业金融机构为载体的金融资源的开发与配置。资本资源的开发主体之一便是商业银行,而资本资源开发过度也大多是商业银行派生存款创造功能过度使用的结果。与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的确定一样,商业银行的派生存款功能也一定有某种客观规则,即由特定时期社会经济条件的客观需求所决定。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很难明确区分货币资源与资本资源的界限,二者的特定情况下会相互影响与相互转化,也都与商业银行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资源型经济的转型,货币资源和资本资源的合理开发配置是必要的手段,而这两者最终都要通过商业金融对经济系统产生作用。资本的效率,体现了企业的效率,也体现了经济的效率。商业金融对货币资源与资本资源的合理运用,最终会体现为经济系统的效率要素。无论是利率政策、信贷政策,还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法规,最终必须通过商业金融才能传导于实体经济,提升经济效率。而财政制度与金融制度的协调,必须要有统一的着力点,才能最终使各自作用力形成合力,实现最大的功效,商业金融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财政制度和金融制度的建立都有各自的行为边界,财政通过对商业金融提供奖惩和鼓励机制,利用商业金融内在逐利的本质属性,实现财政对公平机制的需求。金融资源是可以通过自身资源的配置进而配置其他一切资源的特殊资源,通过金融制度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利用商业金融的特殊属性来配置其他如人力、信息、科技等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使得各种资源流向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有利于经济良性发展的轨道上来,最终实现资源型经济的成功转型。
五、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目标:可持续发展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资源型经济转型的路径。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目的,是通过重新构建租金分配体系,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目标不谋而合。
对世界主要国家发展模式的讨论可见,人为再造经济发展模式(以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为例)相比自然演进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例)用了更短的时间实现经济的飞速增长,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政府的干预。金融发展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是政府干预的理论支撑。然而,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发展后期经济危机的频发,归根结底,是社会资源配置不协调所导致的经济发展畸形的后果。
金融资源理论主张政府的适度干预,他认为,政府的适度干预,可以矫正或控制社会资源配置中的效应功能逆转问题,进而实现社会资源效应功能的相互提升。政府干预的方式,有直接的行政指令,也可以利用政策引导方式将政策传导于实体经济,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在这当中,离不开财政制度,更离不开金融制度。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需要各经济要素的协调配合,而运行的效率,取决于各要素配合的协调程度。这里所说的经济要素包括:劳动力(人力资源)、劳动对象(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劳动手段(技术资源)和将三者联系起来的各种制度资源。利用财政制度与金融制度各自的功能优势,实现功能的强化与互补,弱化效用功能的逆转。对财富存量与增量的调节,是财政制度与金融制度的本质属性,而由此形成的租金分配体系,通过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不仅能够降低由产业结构的固化堆积最终演化为经济危机的风险概率,而且可以阻止资源型经济恶化走入“资源诅咒”陷阱的发生,更为重要的是对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能够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速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理念,并不是某种存置的状态。因此,财政金融协调的过程,也必然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开放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时刻围绕可持续发展不同阶段不断发展与创新的过程。“当期发挥良性作用的金融制度是前期金融资源(金融制度)重新开发和配置的延伸结果,只要这一制度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是适应的,它就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次被作为金融资源来重新开发和配置;只有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负面效应的金融制度或它本身的某些变态要素才是需要摒弃后重新开发和配置的内容——这时候的金融制度才可能复归它金融资源的自然属性。”②与此相类似,财政制度的开发与调整,也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二者的开发与配置,要以可持续发展作为终究目标。
注释:
①白钦先.从传统金融观到现代金融观的变迁——百年金融变迁与金融理论创新的探索[D].第三届中国金融论坛论文集,2004.
②崔满红.金融资源理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参考文献:
[1]崔满红.金融资源理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2]白钦先.从传统金融观到现代金融观的变迁——百年金融变迁与金融理论创新的探索[D].第三届中国金融论坛论文集,2004.
[关键词]国债市场公开市场操作
国债是财政弥补赤字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中央银行实施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从80年代开始我国每年都发行数量不等的国债,为财政筹资弥补赤字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为央行提供适宜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方面却一直不尽如人意。1998、1999两年,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我国国债发行规模大幅度增加,但期限都在3年以上,未能缓解央行缺乏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的困境,这不仅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效果,而且也使国债市场的一部分功能闲置,本文试图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角度对完善国债市场的功能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国债市场的功能
(一)筹资功能
为国家财政筹集资金弥补财政赤字是国债市场的一个重要功能,也是国债市场产生的根本性原因。从世界各国国债市场的发展历史看,国债市场的规模与国家财政赤字的发生与扩大具有密切的关系。国家财政弥补赤字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增税。增税会影响民间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的增长,对国家长期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二是增发货币,由国家财政直接向中央银行透支或借款,其后果是易于造成货币贬值,因此许多国家都已放弃使用这种方式。三是发行国债。与前两种方式相比,发行国债具有以下优势:一是国债具有偿还性,虽然在发债期间财政从民间拿走了资金,减少了民间当期投资和消费支出,但是这只是推迟了这部分投资与消费的支出时间,就国债购买者来讲,用于购买国债的这部分支付能力只是一段时间内的让渡而已,其总支付能力并未改变。二是国债的发行没有强制性,它给购买者提供了资产选择的机会,购买多长期限,多少数量的国债完全由购买者根据资金状况自主决定。从增加财政收入的角度看,增税是将纳税人的一部分所得转移给了财政当局,在数量上表现为当期财政收入增加,纳税人所支配的资金减少。发行国债也表现为当期财政收入增加,购买者可支配资金减少。但是税收是强制性的减少纳税人的可支配资金,可能是以纳税人牺牲一部分必要的投资与消费为代价的。发行国债则没有这种强制性,因此它转移的这部分资金基本上是属于购买者的一部分闲置或沉淀的资金,不仅不会影响购买者的必要支出,而且会使整个社会资金得到充分的利用,鉴于以上优势,许多国家都把发行国债作为弥补赤字的重要手段。在现代社会,财政赤字并非意味着仅仅是国家财政消费性开支增长,政府通过扩大赤字扩大财政生产性投资,改善社会投资结构和投资环境,在经济衰退时期,可以有效地刺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成为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方式之一,而国债市场则可以保证财政政策的实施。
(二)调节功能
国债的调节功能是随着国债市场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发展演变而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并且其重要性日渐增强。国债的调节功能表现在两个方面:
1.调节预算年度内财政收支不平衡。这种调节是因财政收支的特点决定的。财政收入主要由税收构成,税收收入在时间上、数量上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财政支出的时间与数量常常与财政收入获得的时间与数量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可以通过发行短期国债来调节,财政根据收支状况确定短期国债发行时间、期限、数量,满足预算年度内的财政支出需要。
2.通过央行公开市场操作,调节货币流通。这种功能是国债市场的一个派生功能,随着央行对货币流通调节方式的改变和调节力度的加强,这种功能的重要性越来越不容忽视。在央行的诸多货币政策工具中,公开市场操作与其他工具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首先公开市场操作的主动权由央行控制,买卖时间和规模完全由央行决定;其次,公开市场操作可以大规模进行也可以是微调;第三,公开市场操作可以连续进行;第四,公开市场操作灵活性强,央行既可买进也可卖出,便于调整;第五,公开市场操作作用迅速。公开市场业务的上述优势使得许多国家中央银行已经把公开市场操作作为一种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而经常使用。央行施行公开市场操作需要一定的条件,其中首先要解决的是要确定以什么证券来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由于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目的是为了调节基础货币量而不是赚取买卖差价,因此在选择买卖对象时就必须要考虑以下因素:首先这种证券必须要有充足的市场存量,以便央行对其所进行的买卖能够起到影响基础货币的作用,同时这种证券要有较强的流动性,使央行操作能够迅速进行,再有就是这种证券的交易价格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样才不致于由于央行的操作而引起价格剧烈波动,引发市场投机活动,加大央行操作的成本。而金融市场上能够较好地满足上述条件的有价证券就是短期国债。因为短期国债的发行量是由财政主动控制的,财政可以根据公开市场操作的需要发行足够的国债,同时,国债是一种零风险债券,偿还期限在一年以内,这使它具有了极高的流动性,而其交易价格又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因此国债也就成为许多国家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首选工具。
二、国债市场的功能与国债市场的基本格局
国债市场具有两大功能,这两大功能的实现需要有与之相配合的市场格局。就筹资功能而言,其主要作用是弥补财政赤字,为财政支出寻求中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就调节功能而言,其主要作用是调节财政国库收支不平衡,为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交易工具,前者要求国债市场具有中长期性和稳定性,而后者则要求市场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不同的需要就要求不同的市场格局与之相配合,否则市场功能就得不到有效地发挥。对国债市场的基本格局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分析:一是从期限上进行分析,二是从国债持有者结构上进行分析。
(一)国债期限对国债市场功能的影响
从期限上看,国债可以分为短期国债和中长期国债两大类。短期国债是指期限在一年以内的国债,主要包括3个月,半年期和一年期等几个品种,短期国债偿还期短,流动性强,许多国家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时的交易工具也主要锁定在短期国债上。中长期国债是指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国债,不同的国家具体期限品种也各不相同,例如美国的中长期国债品种有2年期、3年期、5年期、7年期、10年期及30年期等,我国的中长期国债则主要是2年期、3年期、5年期、7年期、8年期及10年期,中长期国债主要用于筹集弥补财政赤字的长期资金来源。因此可以说短期国债市场主要发挥调节功能,与货币政策相关,而中长期国债市场则主要发挥筹资功能,与财政政策相关。由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同是许多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为此短期国债市场与中长期国债市场的发展就必须协调并重,否则,不是影响财政政策的实施就是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
(二)国债持有量的构成比例对国债市场功能的影响
国债的持有者包括许多部门,但大致可以把它们分为两类:即机构持有者和个人持有者。机构持有者和个人持有者国债持有量的比例对国债市场功能的实现有着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国债既是财政筹集资金的手段,又是一种金融市场工具,对投资者来说,持有国债不仅能够获得利息收入,而且还可以调整资产结构,降低资产风险,保持资产的流动性。
但是国债在不同的投资者手里发挥的功能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对个人持有者而言,国债主要是一种投资或储蓄方式,国债的流动性很低,这主要是因为个人持有量小,国债投机性又小,利用国债二级市场交易获利的收益与成本相比不合算,而且个人在长期内频繁调整资产结构的重要性不大,因此个人持有的国债流动性相对就低,许多国家针对这一点专门发行不能流通的国债来满足个人投资者的需要。对大部分机构投资者来讲,运用国债优化资产结构,进行流动性管理则比仅仅获得国债利息收入更重要,由于上述原因就使得机构持有者持有的国债流动性就强。如果个人持有者所持国债比例较大,则国债市场主要发挥筹资的功能,且国债流动性较小,二级市场交易不活跃。若机构投资者所占比例较大,则国债市场的调节功能就能发挥得更好,国债的流动性就强,二级市场的交易就活跃。
从9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国债市场持有者来看,国债市场的流动性强,更好地发挥了调节功能。在这些国家,个人对国债的持有份额基本上保持在10%左右,而商业银行、共同基金管理机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和商业保险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等机构投资者则成为国债的主要持有者。1996年底,在国债持有结构中金融机构持有的比例,美国为50%,英国为80%,德国为60%。商业银行持有的国债大约占其资产总额的10%左右。①这样的格局不仅便利了国债的发行,而且市场流动性较强,为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三、我国国债市场的基本格局与功能分析
我国从1981年开始恢复国债发行,1988年开始国债的流通转让业务,国债年发行量从1981年的48.66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4015亿元,增长了约80多倍,19年来国债发行量总计达到了17160.23亿元,国债市场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但是我国国债市场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下面从国债期限结构和国债持有结构两个方面分别进行分析。
(一)我国国债的期限结构
我国的国债绝大部分为2-5年的中期国债,期限十分集中,其发行量占整个国债发行量的73.31%,5年期以上的长期国债近3、4年才有大量发行,特别是1998、1999两年增幅巨大,这说明我国国债管理水平有所提高,较好地把握住了1998、1999年银行利率大幅下调的机会增发长期国债,降低了发行成本,也有力地配合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国债期限结构中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是短期国债的发行,在1981—1999年的19年间,只有1994、1995、1996三年发行过短期国债,其发行量占整个国债发行量的比例仅为5.24%,而且考虑到最后一次短期国债的发行是在1996年,那么在我国现有国债存量中短期国债早已不存在了。
(二)我国国债的持有结构
80年代我国国债的发行对象主要是个人、企业、机关事业团体等。从1993年开始,国债的持有者就开始集中在个人,金融机构及社会保障基金等部门。其中个人是国债的主要持有者。从1992年到1998年的有关统计数据上看,个人国债持有量占国债发行量的比例从未低于50%,有些年份高达70%以上,国债第二大持有者是金融机构,其持有的国债量与个人持有量有此消彼长的关系,但从比率上看,从未超过个人的持有比率。当然仅从金融机构国债持有量与个人国债持有量的比例上还不能充分地说明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用另一个指标,即金融机构国债持有量占其总资产的比率,从近几年的数据看,这个比率从未超过3%。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国债市场的特征主要是以中长期国债市场为主,短期国债品种严重缺乏,个人成为国债的主要持有者,金融机构国债持有量偏低,市场总体流动性较低。依据国债市场格局与国债市场功能的相互关系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国债市场的功能偏重于筹资功能,调节功能较差,国债市场的发展很不平衡。
由于国债市场调节功能的大小实际上意味着国债市场能够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什么样的基础条件,因此我国国债市场调节功能的不足实际上表明目前的国债市场还不能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是通过对证券的买卖进行的,它与法定的准备金率及再贴现政策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就是它的连续性,即通过证券的频繁买卖来吞吐基础货币,央行对证券的频繁买卖需要有一个交易活跃的市场来支撑,这就要求市场应该具有充分的流动性。但是我国国债市场上国债期限较长,机构持有国债量比例较低,直接制约了国债交易的活跃程度,我国中央银行是从1996年4月开始正式启动本币公开市场业务的,但是由于国债市场的原因,这项业务的实施受到了很大的制约,主要问题:短期国债发行量过小,且没有形成连续滚动发行,二级市场交易量小,公开市场操作基础太弱,为此,中央银行不得不选用政策性金融债券和中央银行融资券做为交易工具,以弥补国债工具的不足。但是政策性金融债券和中央银行融资券的期限都在3-5年间,仍然没有改变债券市场上短期债券缺乏的状况,现券交易很难进行,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频率和辐射面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四、完善国债市场充分发挥调节功能
筹资功能与调节功能同是国债市场的重要功能,一个健全的、高效率的国债市场必然是能够充分发挥这两大功能的市场,如果国债市场的筹资功能发挥得好,但却发挥不了调节功能,或调节功能很弱,那就表明国债市场的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国债市场的效率很低,至少不能算得上是高效率的。特别是在当今世界金融发展越来越迅速,货币政策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的环境下,国债市场的调节功能更是不容忽视。
从80年代初到现代,我国国债市场在筹集资金,支持我国重点大型基础建设项目,改善经济结构,保持适度的经济发展速度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1997年以后国债已成为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治理经济衰退的重要支撑。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我国国债市场在调节功能的发展上是相当滞后的,这将严重影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效能。众所周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两个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虽然这两大手段各自具有独立性,可以进行独立的操作,但是两个手段之间协调配合进行调控与两个手段各自为政的调控方式相比其效率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国债市场则是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一个重要的结合点,因此必须重视国债市场的功能完善。现阶段完善国债市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两大部分应加强协调配合,这是完善国债市场充分发挥其调节功能的前提条件,两大部门之间若不能协调配合,政策配合就无从谈起。在我国国债发行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国债发行不久银行利率就下调的事,而财政当局由于没有得到这个信息,没有相应调整发行时间和利率,使国债发行成本过高,加重了财政还本付息的负担。当然目前两大部门在这方面的配合已经相当成熟了,但是在国债其他方面仍需有较大的改进。仅就国债市场的调节功能而言,两大部门需要在国债发行规模,发行期限,发行品种上进行协商,使国债的发行既有利于实现财政政策的目的同时又能兼顾货币政策操作的需要。
(二)丰富国债品种,增加短期国债发行量,增强市场流动性。目前我国国债品种中短期国债十分缺乏。今年财政已发行了二期记帐式国债共480亿元,但期限均为7—10年的长期国债,然而最适于作为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的乃是短期国债。由于缺乏短期国债,中央银行只能用政策性金融债券与中央银行融资券替代,这虽然暂时解决了问题,但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从性质上讲政策性金融债券与国债没有太大区别,因为政策性银行目前的投资项目都是国家重点支持的项目,政策性金融债券的还本付息最终由财政作担保,但是从货币政策操作的角度看,政策性金融债券与国债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主要的问题是政策性金融债券都是3—5年的中长期债券,而公开市场操作是一种日常性操作,灵活性,频繁性和连续性是其特点,要求交易工具流动性强,交易价格相对稳定,但是政策性金融债流动性不如短期国债,同时其隐含的利率风险大于短期国债,不利于货币当局控制操作成本。中央银行融资券的发行对象不如国债宽泛,也会影响政策操作效果。同时由于我国货币市场不发达,短期信用工具少,也找不到比短期国债更适宜于作为公开市场操作交易工具的替代品,最佳的选择仍是短期国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