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基本方法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哲学的基本方法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哲学的基本方法范文

【关键词】高中哲学 语文维度 思考

一、引子

在教学第一线从事高中政治教学已有一段时间，我已深深感到高中政治教学的任务重，难度较大。加之哲学学科特点，教学中教学方法失灵、效果不佳等现象时有发生。闲暇之余，我对中学哲学课程教学的方法有了一点新的思考，正试图从语文维度讲解哲学原理，培养学生和自身良好的哲学、文学素养。

本文立足教学实践，从语文维度对哲学教学谈了自己的看法。从语文的角度分析或诠释哲学道理，亦或是运用语文教学的基本方法完成哲学知识讲授，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语文的基本知识（素养）成为链接学生和教师、知识和能力、现实和哲学科学的桥梁。

二、关于高中哲学教学语文维度的思考

1.我对哲学教学语文维度界定。在本文中，我把哲学教学的语文维度理解为在哲学教学中“从语文的角度即语文的思考方式”或是“通过语文教学的基本方法”、“语文的基础知识”去解析抽象高深的哲学原理以达到教学的目的。把语文作为链接知识的桥梁，以此为实现教师和学生，知识和能力，现实和哲学的统一而努力。哲学教学的语文维度是针对高中哲学教学中学生看不懂教材、抓不住重点、不明白中心含义和教学手段失灵等被动局面提出的不成熟的教学方法，主要是解决教学和学生掌握知识不牢的矛盾，有比较、有层次的区分相近（异）知识，并结合哲学基本范畴达到掌握哲学知识，培养学生良好思维方式的效果。

2.语文维度是一种思维方式。哲学的语文维度是一种思维方法，即运用语文教学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一句话，通常通过结构分析提炼一段话的含义，找出侧重点。如，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使全党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为什么要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全文的重点是什么？学生很快提炼出了“与时俱进”，由此想到了“事物是变化发展的”的观点。我们再回头看看这句话：“为什么要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问题是要回答“原因”的问题，不是其他问题（是什么或怎么样的问题）；主要是解决党要保持这种“精神状态的原因”，不是解决“为什么与时俱进”的问题。学生忙于读（审）题，从第一印象出发，错误地把握了问题的实质，造成了回答问题的方向性错误。所以，在哲学教学中贯彻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培养学生准确把握段落含义的意义。

3.语文维度是一种基本视角。所谓哲学的语文维度就是把单纯的哲学视角转化为多样视角，其中包含语文视角，通过这个基本视角诠释哲学的基本知识。在学生学习和教学中，通过从语文的角度深入分析哲学知识，或是运用诗词、谚语、经典著作、语录等生动形象地诠释哲学知识。如，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说明现象和本质的关系；用恩格斯名言“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来说明由于条件限制，认识是有限性和发展性的。

4.语文维度是一种基本方法。对教学而言，教师在教学中应结合教学基本理念，从哲学教学的学科特点出发，把语文维度作为哲学教学的具体方法，有意识的引导学生从语文的视角，树立语文的思维方式。同时，语文维度也可成为学生基本解题方法，通过这种方法顺利实现掌握基本知识。哲学教学语文维度的三方面不可分，三者具有相互促进，共同影响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三个方面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视角或方法都应成为教师和学生的基本素养，并形成教学和学习的新思维。

三、高中哲学教学语文维度的实施途径

高中哲学具有抽象、理论性强、高度概括的学科性质，化抽象为具体，变复杂为简单是摆在老师面前的重要问题。从这个学科的性质出发，哲学教学语文维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具体的方法，而在实施过程中可以有以下几个途径。

1.树立语文维度的综合观念。作为高中政治教师就要树立综合学科的概念，哲学教材中有大部分实例是物理、化学等理工科知识，还有一部分名人（家）的言论、成长故事等。教师须从多种角度去分析抽象的哲学知识，当然包括语文维度。教师可以通过阅读经典著作、学习语文基本知识、培养文学修养，为迅速提升高中哲学课堂教学质量奠基。从多种角度把握和讲解知识，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哲学知识，更有利于教师的成长。

2.教学活动强化贯穿。教学中时时贯穿是教师实践“语文维度”的平台，在备课和授课过程中要有侧重地把语文维度作为突破方法。如在讲解“不同的价值观对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活动有着不同的导向作用”问题时，要把握到价值观的作用是导向作用，不是决定作用。要紧紧抓住文中的基本意思：一个是价值观对认识世界的导向作用，另一个是改造世界的导向作用。也就是说价值观的导向作用表现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接下来结合哲学的基本知识阐释就可以了。可以看出，在讲解哲学基本问题的时候多从语文维度思考，贯穿这个视角可以摆脱死记硬背、知识不牢、混淆知识的烦恼。

第2篇：哲学的基本方法范文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很少系统地探讨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近年召开的哲学或行政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和已经发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学的有关论著看，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活动”是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事实上，对“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有成效有意义的研究只能属于行政科学研究范围，是理论行政学的研究对象。“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在行政哲学研究中，是终极意义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不可能也不能够取代行政科学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动。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是以行政科学、行政理论为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元行政学。这种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逻辑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学当成了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元行政学），因而存在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名曰行政哲学又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显然就会产生一个学科性质问题。人们必然要产生行政哲学究竟属于哲学学科还是属于行政学科的疑问。虽然行政学家和哲学家是可以而且应该联盟的，但行政学属于社会科学，它与超越科学的哲学在知识性质上有本质的区别，因而行政哲学不可能既是哲学的又是具体科学的。否则，只会产生一种非哲学非科学的怪异知识和学科。目前出现的那种把哲学的概念、术语往现实行政生活贴标签的“研究”，和直接借用哲学的原理、规律构建的种种行政哲学体系的“研究”，无不是受此种观点的影响。其二是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即元行政学，也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学科研究规范。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准确地说应该是“行政学学”或“行政学学理”。行政哲学属于“行政学学”的范畴，但行政哲学不同于“行政学学”，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学学或元行政学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行政科学进行研究，行政哲学则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行政科学的行政学，它可以属于元行政学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个元行政学。因此，行政科学、行政学学（元行政学）和行政哲学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是对行政科学的哲学考察。即，行政哲学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就学科性质而言，行政哲学属于部门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

对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国内一些学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学的论著中也作了一些简略的描述。如王沪宁认为，行政哲学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动和行政关系的性质、行政活动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动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伦理原则等基本理论范畴[1]。薄贵利则将对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政府的责任问题作为行政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2]。颜佳华在《行政哲学论》一书中构建了一个行政哲学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动论（逻辑起点）、行政主客体论、行政认识论、行政实践论、行政方法论、行政价值论[3]；后来，他又在《行政哲学：一个亟等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一文中，将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界定为：行政哲学导论、行政学对象论、行政学结构论、行政学功能论、行政学评价论、行政学发展论等[4]。

仔细分析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界定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称之为“行政哲学”的名称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行政哲学：一种是以行政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一种则是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分别用“行政活动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哲学”）与“行政（科）学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学哲学”）这两个称谓来标示行政哲学研究的上述两种主题、两个方向。这两种行政哲学，一个涉及“实际的行政活动”领域，一个涉及“理论的行政科学”领域。

行政活动的哲学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质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活动的哲学是对“行政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问题”做出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活动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或“行政观”。这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不等同于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础”或“根据”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除了要依据于这些原理之外，还要考虑具体实践过程中诸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包括那些隐而不显的“缄默因素”。

行政学哲学则主要研究行政科学发展的模式、行政科学理论评价、行政科学研究方法及其评价、行政科学研究的价值判断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是对“行政学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学问题”进行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学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或“行政学观”。同样，这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也不等同于各门具体的行政科学的研究规范、方式、方法，而是为后者的研究提供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原理”、“基础”或“根据”。

二

行政哲学的上述两个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逻辑的与历史的联系：

从逻辑上看，对“行政学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对“行政问题”研究的“次一级”的研究，是对实际的“‘行政问题研究’之研究”，具有元研究的性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对任何行政问题的研究总是先在地包含一个方法论，即总是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立场来研究的。这种角度、立场尽管可能不为研究者自己所知道，但却客观地存在着。而且，这种角度、立场本身就制约着对行政问题的认识结果。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出发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要对这些结论的可靠性做出判断，就必须检讨他们的方法论。按照荷兰著名经济学家库普曼（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或者是在社会科学中，任何系统的理论体系均表现为一个“价值观假定＋逻辑推理”的结构[5]。库氏的这一逻辑式提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战。显然，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均是从某种价值观或方法论见解出发的逻辑推理系统，其中的价值观或方法论假定，只能表现为某种行政哲学。因此，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都是以某种行政哲学的逻辑展示的，它不能不内含着某种行政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学哲学”是以“行政哲学”为思想资料的和最终归属的。我们也只有对行政学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哲学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把行政问题的研究提升到一个自觉的、理性的水平和高度。

从历史上说，对行政活动根本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古已有之的事，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都对此做过深入的论述。而对行政学根本问题的研究则不过是近100年来的事。按照时间顺序，对行政活动的研究先后产生了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或行政学、行政科学、行政哲学。其中行政思想是先于行政理论的分散的、不系统的、粗浅的行政理论；行政理论则是后生于行政思想的比较完整、系统、深刻的行政思想；行政学说或行政学往往是较为完整、系统的关于行政的知识体系；而行政科学则是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了的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行政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行政哲学则是对行政理论、行政科学研究活动进行思辩的产物，是行政科学的哲学。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出现了独立的行政科学时才出现的，是行政问题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对行政学活动的哲学思考是人类的行政认识和行政实践从童年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条件。行政学哲学与行政科学研究的问题是显著不同的，各自的任务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行政科学是通过对行政活动的考察——这种考察主要包括历史上的各种行政思想、行政理论和行政方法——概括出行政活动的一般原理，形成理论并给出某种行之有效的合目的的行政方法或模式。也可以说，行政科学主要关注的是为实际的行政活动提供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系统的行政知识、思想、原则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点即在于它的工具性。行政科学为行政学哲学提供思想，行政学哲学则对行政科学起指导作用。任何时代的行政学哲学，除依据各自的一般的哲学观外，都必须吸收以往的以及现时代的行政科学研究成果。反之，行政科学研究要接受行政学哲学的指导，这不仅体现在任何行政科学研究者都要在一定的行政哲学观的指导下从事研究，而且，行政科学体系的构建、其逻辑分析与论证也要符合哲学方法论的要求。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考察的是行政科学的基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便是行政学哲学的研究主题。那么，这个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在正常的或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行政学者以及行政人员较少或不特别考虑的问题。情况也许就是这样，人们通常是在一种没有批判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知识的增长，提出概念、形成理论，获得某种高效的行政方法。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行政活动的目的而进行的，行政学者为的是行政知识的不断增长，而行政人员则是把行政学者的研究成果，诸如理论、方法、模式等，作为正确的东西应用于行政活动之中。他们的问题常常是一种理论或方法对他们的行政活动是否有效，也即如何使用一种理论或方法才能够达到一种活动的预期目的。人们一般并不考虑一种理论或方法的合理性问题，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比如当理论或方法的功用开始减弱或失效的时候。一些人才可能会对已有的关于行政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理论和方法本身进行反思。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们正在进行着对行政中的某些基本问题的哲学思考或批判。而所谓的对行政科学中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就是对关于行政科学元问题的研究。这个元问题就是行政科学中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行政”。行政哲学正是以此作为出发点而展开讨论的，对“行政”这个基本问题的明确和把握，就构成了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行政哲学是对行政本质以及行政科学发展进程进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学。行政哲学能否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景，从根本上为行政科学呈现出实质性的理论进步提供基本性的支持，使实际的行政活动更富有成效和具有合理性。这首先取决于我们对行政哲学本身是否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如果在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么，不要说对行政科学的发展不会起到推动和支持的作用，就是行政哲学本身的发展和存在，都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笔者在本文的讨论中，就是试图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使概念理解得到澄清，消除“行政哲学”这一概念本身及其研究对象上存在的歧义性和含糊性。当然。我们在这里给出的关于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的讨论还只是探索性的和试验性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真正把握住行政哲学的精神实质，研究主题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理论难题了。因为，它将会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得到扩展和进一步的完善。

【参考文献】

[1]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2]薄贵利.中国行政学：问题、挑战与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1998(12).

[3]颜佳华.行政哲学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第3篇：哲学的基本方法范文

一、哲学基本问题争论的回顾与反思

从“全球化”和“当代世界的哲学”或“世界性的一般哲学”的理论视域出发,完成对“何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追思,首先涉及到对“何为哲学问题”的追问,而对“何为哲学问题”的追问,又必然导致对“何为哲学”的追问。然而,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对于“什么是哲学”的问题,却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不管原因何在,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它都是以本原、本体性的思维方式对宇宙人生的终极价值和终极意义的追问和思考。因此,就其本原意义而言,哲学代表的是一种人所特有的对自身生存根基和生命意义的永不停息的反思和探究活动,通过这种反思和探索,不断提升人的自我意识和生存自觉,是哲学的根本使命[2](P5-7)。那么,何为哲学问题?或者说,什么样的问题才是哲学问题?这是我们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从目前的讨论来看,主要有两种大体相近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哲学问题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哲学研究的对象和主题,二是指哲学家用于哲学研究的方式和范式问题。如果说前者是哲学研究必须面对的社会实践问题、生存和发展问题及其价值和意义问题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哲学自身发展的问题[3](P4-9)。一种观点认为,凡是被哲学家以哲学的方式来讨论的问题才能叫哲学问题,或者某些能够被提升到哲学层面加以探讨的问题才叫哲学问题。所谓哲学层面的问题,即以极致性、超越性的方式关注的关于人的终极问题:人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问题,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终极关怀、终极价值问题。如果说极致性与超越性是哲学思维最根本的特性,那么,这种极致性与超越性则无疑是对生活世界中的现实问题的超越。既然哲学问题是对生活世界中的现实问题的超越,就不能离开现实生活世界中的现实问题关注和思考;既然哲学问题的提出是在极致性和超越性的意义上提出和展开的,就不能忽视哲学问题的普遍性和根本性;既然哲学问题表达着人的内在心灵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积极互动,就不能忽视哲学问题的体验性和时代性;既然哲学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对终极价值和意义的追求,那么就不能忽视它的多样性和特殊性[4](P40-44)。

那么,何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众所周知,“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提出的一个具有重大方法论意义的哲学命题和分析工具。他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基本问题“根源于蒙昧时代愚昧无知的观念”,“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的作用”,“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5](P223-224)那么,对此究竟应当作何理解?换句话说,从纷繁复杂、千头万绪的哲学问题中只找出其中的一个问题并把它说成是“基本问题”,这样做的根据充分吗?这个提法的出现是否具有某种偶然性?对此,学术界自有不同的看法,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相互联系的问题的理解上。

第一,何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此而言,主要有三种大同小异的理解和解释:一种观点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那种规定着哲学的研究范围和主题,决定着哲学作为人类精神的最高形式,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客观地存在于哲学史发展的全过程,客观地表现在哲学其它问题的方方面面、与哲学永恒并存的问题;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贯穿于哲学过程的始终,标志着哲学理论的特殊性,表现着哲学这种意识和理论特有的认识方式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每个哲学学说的前提和基础,而是每一哲学学说、每一哲学问题所涉及到的基本关系,是其它哲学问题的最终的指向。哲学基本问题就是“基本的哲学问题”:当我们试图解决在人类的求知活动或评价活动中出现的、对一定的知识体系或价值观念体系得以成立的基本信念前提能否成立及如何成立进行追问而提出有待解决的矛盾、疑难的时候,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即用来解决该矛盾、疑难的解释原则自身能否成立及如何成立的问题。

第二,既然哲学是个体的,哲学问题是特殊的和多样的,那么,究竟有没有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哲学基本问题?换句话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不是具有普遍性的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所说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究竟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所谓“全部哲学”,究竟是指欧洲近代哲学,还是指整个欧洲哲学,抑或是指整个的人类哲学。对此,学术界亦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依然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划分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准。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所说的“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指欧洲近代哲学,至多是指欧州哲学的基本问题,至少它不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此相近的一种观点认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不仅不能囊括整个哲学史,也很难说是哲学史的主要内容。一种观点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否构成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关键要弄清楚“意识”在哲学中所处的“本体论”地位。首先,“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否构成“哲学的基本问题”,取决于该哲学对“意识”的“本体论”地位是否有承诺。只要一种哲学对“意识”的“本体论”地位有承诺,就一定无法回避“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反之,如果一种哲学并不承认“意识”的“本体论”的存在,那么“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不是该“哲学的基本问题”。其次,即便对于“意识”有“本体论”承诺的哲学来说,由于对“意识”的“本体论”承诺不同,“哲学基本问题”不仅在不同的哲学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具有不同的性质。如对于唯心主义哲学和二元论哲学来说,哲学基本问题就是作为实体的高贵精神与作为表象的粗俗之物质之间的关系问题[6](P55-59)。也有观点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但应当包括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亦有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理性和信仰的关系问题。另外,还有观点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应该是人对世界的关系问题,人对世界的态度问题,也就是“在世结构”问题。所谓“在世结构”问题,也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即天人关系问题[7](P37)。

第三,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论域,即适应范围问题。就此而言,大体有四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只反映了哲学上的“知识论”模式,是哲学的一种特殊的类型———知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所谓哲学基本问题不是对应于哲学而言的,而是对应于具体的哲学类型而言的,有一种哲学类型,就有一个基本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类型,而是“全部哲学”。我们在寻求和确定“哲学基本问题”时,必须保持“全部哲学”的视野,而不应当局限于个别类型。既然哲学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同类型,那就应当进一步分析“类型”与“全部哲学”的关系,思考哪一种“类型”的哲学及其“基本问题”更能体现哲学的本真精神,由此进一步确定哪一种“类型”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具有更普遍、更一般也更深刻的意义,从而可能上升为一般“哲学”的“基本问题”。有论者还指出,恩格斯讲哲学基本问题是从西方哲学史中总结出来的,是否也适应于中国哲学史呢?这个问题需要深入地考察。中国古代哲学所用的概念范畴与西方不同,没有人像黑格尔一样采用“思维与存在”这个表达方式,但中国古代哲学确实也有自己的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8](P37)。一种观点认为,思维对存在、主体对客体的关系问题,就其充分明确的形式而言,只是西方近代哲学的问题。如果硬用唯心论与唯物论来套中国传统哲学和希腊哲学以及西方当代哲学的一切思想流派,也是显然不合适的[9](P37)。

第四,关于思维和存在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意义域”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在以往曾被认为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最基本也最主要的任务和方法。这种看法和做法给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和危害。今天,在从这些经历中总结经验教训时,有必要从“意义域”的角度去认识它,以免简单地抛弃它。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只应当应用于对涉及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哲学观点的分析,超出此范围它就失去了原本的科学意义[10](P3-7)。也有观点认为,我们过去一讲到这个问题,毫无疑问地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似乎这是哲学的天经地义。于是我们就得从中国哲学中去莫须有地挖掘“思维”与“存在”是怎样对立,对立以后又怎样统一的那种关系。其实这只是一种误解。我们从哲学发展的全部历史来看,哲学研究的问题很多,哲学的对象在不断变化,哲学主题也在不断转移。我们只能说,哲学思考的问题总是与人、人的生存状态、人的本性追求、人的生活意义等等相关联,至于它以什么为主题,并没有先验性的规定,而是要由人的具体生存条件和历史发展状态决定的。

这是属于哲学这种理论特有的性质,在这点上,哲学与其他所有学科都不同。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就应该从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况和特有的文化形态出发,按照中国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中国的哲学传统,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中国哲学的精神,理解中国哲学理论的特有价值。正是基于上面的简单回顾,我们的看法或结论是:(1)哲学基本问题以现实中的哲学问题为基础,其所遭遇的问题不同、论域不同,其基本问题不同。(2)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定阶段所面临的实践问题不同、哲学问题不同,解决的方式不同,其哲学的基本问题不同。(3)同一历史阶段上的哲学“类型”不同,范式不同,其基本问题不同。(4)一种哲学“类型”或“范式”已经形成,其中所蕴涵的哲学基本问题则具有基本的精神定向作用和相对的稳定性。(5)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每个哲学学说的前提和基础,而是每一哲学学说、每一哲学问题所涉及到的基本关系,是其它哲学问题最终的指向。尽管哲学基本问题不是哲学家必须先在地回答的问题,而是哲学史家事后概括与总结出来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换句话说,哲学基本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每一哲学学说、每一哲学问题所涉及到的基本关系和最终的指向,就是因为任何哲学都是对自己时代问题的回应,其所面对问题的共同性正构成了一些哲学问题的基本性。而这也正是哲学基本问题之所以存在的内在根据。(6)“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但不是所有哲学或“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7)尽管人们对恩格斯关于“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著名论断有各种各样的质疑和理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大家都并不否认“哲学基本问题”的存在及其方法论意义。那么,究竟什么是具有普遍性或普遍适用性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呢?这恰恰也正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和重点研究的问题。

二、哲学基本问题的当代诠释

从“全球化”和“当代世界的哲学”或“世界性的一般哲学”的理论视域来看,我们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首先是因为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以人的生命活动或生命存在为基点,以其对人自身存在的意义的无限追寻为旨归,不仅集中体现了人之为人的生命本性,而且集中反映了哲学之为哲学的反思特性和生命精神。其次,就是因为它不仅涉及到人的存在及其意义问题,而且涉及到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人文、现象性生活与超越性理想的关系问题。其三,就是因为它从根本上实现了对单纯的“本体论哲学”和单纯的“意识哲学”的理性超越,不仅充分体现了人与世界的多重关系,而且充分彰显了哲学作为哲学的价值和功能,因而也是每一哲学都必须直接或间接涉及到的最为基本的哲学问题。

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人,所以,哲学又被称为“人学”。哲学关于人的研究以人的存在的终极价值和终极意义的无限追寻为旨归,所以又被称为“意义”之学、“境界”之学或“智慧”之学。哲学研究的人是作为主体的人。主体是人,但人并不都是主体。人作为主体以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为前提。正是由于人的“自我意识”的存在和觉醒,从而使人不仅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而且能够将自己与周围世界的事物区别来,并与自己周围世界的事物形成一种现实的存在关系、认识关系、价值关系、实践关系、交往关系,等等。人与世界的这种关系表明,人不仅内在于这个世界,而且参与了这个世界的大化流行。也正是在这种“参与”中人不仅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而且使人成为了作为主体的人或真正意义上的人[11](P44-48)。但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才是作为主体的人或真正意义上的人?如何才能使人成为作为主体的人或真正意义上的人?可以说,这既是哲学作为哲学的神圣使命,也是哲学作为哲学的主要功能。

从形而上学的层面看,作为主体的人,既与本然的存在相对,但同时又是存在的特定形态,作为特定的存在形态,人本身属于这个世界。与人内在于这个世界相应,人的创造活动亦参与了这个世界的演化过程。而人对存在的把握则既涉及事物的内在规定,也关联着事物对人所具有的意义;“是什么”指向事实层面的规定,“意味着什么”则以价值关系及属性为内容。存在的以上二重追问,在本体论上以事实与价值的交融为根据。“是什么”的追问要求在事实层面敞开“存在”,“意味着什么”的提问方式则从人与存在的关系上,将价值确认为存在的题中之义,正是二者的统一,赋予存在以具体而真实的品格[11](P44-48)。与“是什么”和“意味着什么”相关联,对存在的追问,同时又涉及到人的“应然”状态和人与世界关系的“应然”状态。历史地看,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建构,即主体、语言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形成,以其对“存在”的追问为起点。而对“存在”的追问以现存秩序“合理性”为基础,不仅涉及到“是什么”和“意味着什么”,而且涉及到“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如果说对“是什么”的追问,旨在“解释世界”,那么,对“应该是什么”的追问则旨在“改造世界”;而无论是“解释世界”还是“改造世界”,其实都是以人的“应然”存在为标准和尺度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存在”作为人之“在”的根据和意义,即人的存在的“应然”状态,从一开始便获得了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性质和意义,于是,对作为本原、本体、意义和境界的存在之存在的无限追思,不仅构成了哲学形而上学的核心内容,而且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和超越性质的“意义世界”或“境界”。

如果说对终极存在的无限追问根源于人所特有的超越本性的话,那么从其对“人性”和人的存在的“应然”状态的理解出发,完成对终极存在或存在之存在的无限追问,则不仅将人的思维引向了形而上学的领域,而且将人的思维引向了本体论的领域。因此,这里不仅涉及到对“人性”的理解问题,而且涉及到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以及作为存在之根据的存在之存在的理解问题;不仅涉及到作为主体的人对终极存在的体认问题,而且涉及到作为主体的人对这种终极存在的语言表达问题。但问题是,语言能否完全表达人对终极存在的体认和感悟?通过语言能否完全把握人对终极存在的体认和感悟?这不仅涉及到人对终极存在的理解问题,而且也涉及到语言的本质、功能和界限的理解问题,并由此形成不同的本体论和语言观、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不同的范式和形态。从一般意义上说,语言既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也是人之所以具有超越性追求的内在根据。通过语言的发明,人不仅把自己与自己以外的事物区别开来,而且建构了一个人化的世界;通过语言的指称,人不仅认识了自己面前的现象世界,而且在现象世界之上建构了一个只属于人的本体世界或意义世界;通过语言的秩序建构,人不仅给思想以秩序,而且给世界以秩序;通过语言的演绎,人不仅建构起了一个属于人的观念世界,而且成就了人成其为人的超越本性;通过语言的表达,人不仅把自己的思想和观念物化为可以被感知的语言和文字,而且使其所承载的意义得以传承和流播。

因此,从形而上学的层面来,语言既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也是人的存在方式。“说”与“在”的内在统一,不仅赋予语言以哲学的中心的地位,而且赋予了语言以本体论的性质。语言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的表达方式,则不仅是联系主体与存在的桥梁和纽带,而且本身就是哲学形而上学之所以可能的充分必要条件。不仅人的思想和存在注定要受到语言的“纠缠”,而且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形而上学也要受到语言的纠缠。而哲学形而上学之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语言的纠缠,就是因为哲学形而上学所追求的“本体”和“意义”必须通过语言的表达和诠释得以澄明;就是因为它不仅直接关系到哲学形而上学的性质、范围,及其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关系问题,而且直接涉及到“可说”和“不可说”的“名言之域”和“非名言之域”及其关系这一哲学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就语言与存在的关系而言,语言既是把握存在的方式,又展现为改变世界的力量;“说”与“在”、解释世界与变革世界本质上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以敞开与变革世界为指向,语言与人的联系呈现于多重方面。作为人把握世界及“在”的方式,语言既以人自身的存在为根据,又内在于人的存在过程。以独语、对话为形式,语言不仅在“个体之维”影响着自我的存在过程及精神世界的形成,而且在“类”的层面上构成了主体间交往和共在、实践过程及生活世界的建构所以可能的前提[11](P44-48)。正因为如此,所以语言作为联系主体和存在的桥梁和纽带所蕴含的“语言问题”或“语言哲学”问题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哲学问题,最早便进入了哲学的论域,不仅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而且甚至获得了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性质和地位。而语言之所以能够最早进入了哲学的论域,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并获得了作为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性质和地位,就是因为:它既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又是人的存在方式;既是广义的存在形态,又是把握存在的形式。正是语言的这种双重品格,使语言从一开始便与人和存在形成了本源性的联系。而无论是古希腊哲学家关于“逻各斯”的讨论,还是先秦哲学关于“道”的言说,其实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论说着一个最基本的哲学问题或哲学的基本问题:主体、语言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包括语言能否把握存在?对世界的描述与规范是否彼此分离?语言与人自身之“在”是否相关?

其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具体展开,上述问题的哲学追思,既涉及认识论、逻辑学、语言学、语用学、语义学、符号学、解释学,也指向了实践论、价值论、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领域。尽管不同的哲学家在对主体、语言和存在及其关系问题的理解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都不能或者无法回避对主体、语言和存在及其关系问题的运用和思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既是哲学形而上学之所以可能的内在根据,也是贯穿哲学形而上学始终的本质性的内在问题。而无论是对存在作何解释,通过什么方法进入其所指示的境界:价值世界或意义世界,都必然涉及到语言的表达和理解问题;而无论是表达或理解则不仅与语言有关,而且与对作为主体的人的本性或本质的理解有关。正是从作为主体的人的本性或本质出发,通过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的内在根据和终极意义的形上追思和语言表达,从而构建出了一个既内在于日常生活世界,又超越于日常生活世界的境界:价值世界或意义世界,从而不仅赋予哲学以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性质,而且赋予哲学形而上学以引导作为主体的人有意义的生活,使人成其为人所特有的价值和功能,而这恰恰也正是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哲学的内在性的本质问题或基本问题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

而依据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或隐或显的回答,我们进而可以将哲学的基本问题归结为主体、语言和存在之间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并具体体现为两个主要的或基本的方面:其一是以三者之间的“同一性”为价值取向、致思趋向、理论和方法的方面;其一是以三者之间的“非同一性”为的价值取向、致思趋向、理论和方法的方面。如果说“同一性”者,是从作为主体的人所特有的本质属性,即“理性”和人类语言(包括名称、概念)所具有的天然的指称功能出发,主张主体、语言和存在之间的“同一性”,而趋向于作为主体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趋向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秩序建构,趋向于科学,并具有本质主义或逻辑中心主义性质的话,那么,“非同一性”者,则是从作为主体的人所特有的本质属性,即“德性”,以及作为存在之存在的最高本体或终极价值的非实体性出发,认为在主体、语言和存在之间并不具有“同一性”,即在承认语言的指称功能的同时,又对语言的这种指称功能做了形而下的限定。后者在肯定作为存在之存在的最高本体和终极价值的存在及其意义的同时,又强调了作为存在之存在的最高本体和终极价值的非实体性,而更趋向于作为主体的人的生命价值的完美和日常生活价值、意义的提升,更趋向于人文、趋向于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的建构,并具有非本质主义和非逻辑中心主义的性质。所以,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的对立又统一,既是哲学作为哲学的内在根据和哲学之所以区别于科学和宗教及其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显著特征,也是我们划分不同的哲学派别、范式和形态的基本依据。

第4篇：哲学的基本方法范文

1.教师个人教学哲学是教师对教学基本问题

的个体性认识首先，教师个人教学哲学是对教学基本问题的回答。这些问题包括：教学是什么？教学应该是什么？教学应追求怎样的价值？什么是知识？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教师的角色应该是怎样的？良好的师生关系应该是怎样的？预设和生成的关系如何？学习知识和发展能力的关系如何？接受学习和发现学习的关系如何？等等。显然，这些问题是教学的“大问题”，它们是“几乎覆盖所有问题的总体性问题或终极问题”。对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直接影响着教师具体的教学观念和教学行为。其次，教师个人教学哲学是教师个体性的认识。与专业的教学哲学和公众的教学哲学相比，教师个人教学哲学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其是教师个体性的教学信念。这种教学信念也会受到专业教学哲学和公众教学哲学的影响，但对教师个人教学哲学产生更多影响的还是教师的教育生活和实践经历。一个教师拥有自己的教学哲学意味着其在教育理论学习尤其是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对以上涉及教学本体论、价值论、知识论、方法论的诸基本问题给出自己的回答。再次，教师个人教学哲学处于动态的发展中。教学的基本问题是形而上的问题，即使在教育科学日益繁荣的今天，这些问题只有不同的认识而没有终极的答案。教师个人教学哲学是在教师对教学基本问题持续追问和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综上所述，教师个人教学哲学是教师对教学基本问题持续追问和反思基础上形成的个人的教学观。

2.教师个人教学哲学的缺失及其表现

这样，我们可以看出，严格来讲，实际上许多教师并没有自己的教学哲学。有的教师拥有自己对教学活动的一些看法，但这些看法是对非基本问题的看法。有的教师有一套对教学基本问题的看法，但是这些看法更多地来自外部，其本人并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长期的追问、反思和实践，说到底，这种教学哲学并不是其自己的教学哲学，至多只是其口头宣称的教学哲学。具体来讲，教师缺乏个人教学哲学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方法的迷恋。教师们普遍认为，自己从事的是具体的教学工作，这些工作如备课、上课、复习、考试等需要的是具体的操作方法，它们离哲学很远。事实上，任何具体的教学行为背后都隐含着一定的哲学观。例如，在课堂教学中，一个具体的课堂管理行为背后可以隐含着教师行为主义的或人本主义的教学哲学。在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教师们的方法迷恋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当教育学者向教师传播课程改革理论的时候，教师们一个普遍本能的反应是：“我不需要那么多高深的理论，告诉我该怎么做”，鲜有教师“对教学方法背后的理论基础深究细察，考察方法所来源的思想源头和理论依据”。对方法的崇拜和对教学哲学的本能的拒斥，使教师成为了被动的课程实施者，而不是课程改革的行动者。许多教师在对课程改革愿景缺乏深入认识的情况下，进行着毫无生命力的教学方式变革。教师们放弃了思想的权力，也阻隔了个人教学哲学的形成。其二，思想的混乱。教师缺乏个人教学哲学的另一表现是教学思想的混乱。当前是一个教育改革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繁荣的时代，我们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专业的教育研究者，也从来没有过如此百花齐放的教育思想。这些教育思想呈现了多元并立乃至冲突的格局。面对着学者们对“有效教学”截然不同的判定标准，面对着专家们对应不应该体罚学生的截然不同的主张，广大的教师往往不知所措。其实，这些不同的主张背后都蕴藏着一定的哲学观，对这些哲学依据认识的缺乏导致了教师判断力的缺失。由于教师缺乏必要的哲学素养和个人教学哲学。教师在宏大背景的教育变革中，面对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教育新思想不知何去何从，甚至对教育变革的主旨存在着诸多的误读。一些小学教师为了体现新课程的新精神，将课堂由原来的“满堂灌”变成了“满堂问”，甚至用发现学习的方法来教授文学。这暴露了许多教师对发现学习的思想源头和理论依据缺乏自主的深入的思考。由于缺乏个人教学哲学，许多教师在盲从和迷乱之后，选择了因袭习惯，回归平常。

二、教师个人教学哲学何以必要

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的方法崇拜、思想混乱等问题的改善，呼唤着教师拥有个人教学哲学。教师个人教学哲学有利于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提升教师的生命质量，也有利于推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1.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在教学实践中，普遍地存在着两种类型的教师：经验型的教师和科学技术与艺术型的教师。经验型的教师依赖于自身和他人的经验，其受惠于经验，也受限于经验。个人的经验是有限的，仅仅依靠经验根本无法驾驭教学中全新的和不确定的境况。处于科学技术与艺术水平的教师突破了个人的经验局限，掌握了教学中的普遍规律，并遵循和利用这些规律，使教学走向科学化和艺术化的道路。然而，教学生活中还存在着诸多根本的哲学性的问题，如教学应追求怎样的价值？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教学中学生的地位？这些问题是教学科学无法解答的，其需要教师的哲学之思。教师的哲学之思将使其拨开形而下的教学纷杂，探究其背后的形而上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和认识，将使教师跃入教师专业发展的另一种层次。在这种层次中，教师突破了技术化和工具化，进入了“思”和“悟”的境界。在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教师的专业发展日益受到重视。许多教师从经验水平提升到了科学技术与艺术水平。教师要想向更高的专业水平迈进，亟需发展个人教学哲学。教育史上著名的教育家自不待言，当代著名的教育家也都拥有自己的教学哲学。拥有独特的教学哲学促进了教师从技术型教师向专家型教师乃至教育家型教师的转变。

2.提升教师的生命质量

排斥停滞、渴望超越是人的本性。只有不断地超越，教师才能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生命质量。重复的、机械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教师在教学生活中的机械重复和模仿，将促生教师的职业倦怠，侵蚀教师的职业幸福。教师怎样才能享受职业幸福、提升生命质量呢？毫无疑问，教师不能日复一日地重演令人倦怠的教学生活，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教学技术的关注和对其他优秀教师的模仿。重复和模仿驱逐了教师的思考，也在根本上摧毁了教师的超越可能。追求教学技术的教师也许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教师，然而，也仅此而已。对形而下的迷恋和对形而上的拒斥，使教师很难实现更高层次的超越。教师需要拥有个人教学哲学。教师对教学基本问题的哲学追问的结果将形成教师的教学信念。教师的教学信念是教师发自内心的信仰。这种信仰是教师教学行动的原动力。有教学信念的教师在教学行动中不会局限于某一个教学细节。他（她）总是能以更宽广的视野来审视自己教学中的具体活动，并因此使自己的教学思想和行动构成一个合逻辑的体系。有自己教学哲学的教师不会甘做教学工业生产线上的操作员。他（她）要为自己的教学理想而工作，教学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生命的实践。当斯霞老师90高龄时，仍然在孩子中间，脸上洋溢着儿童般的微笑，谁还会觉得她是一个奉献者呢？斯霞老师信奉“童心母爱”的哲学，并终身追求。她的教育行为是给予性的，她体验着教育过程的幸福。这是一种自成目的的实践，也是纯粹的幸福境界。一个教师拥有自己的教学哲学并执著地追求自己的信仰，而不为社会上的功利主义、工具主义的价值观所迷惑，必然会焕发生命的活力，享受人生的幸福。

3.推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教师的教学哲学对课程改革来说也是十分必要的。课程与教学的变革意味着教学价值观的变革、知识观的变革、教学方法论的变革等。然而，当前许多教师对课程改革的哲学根据缺乏深刻的认识。由于对课程改革的哲学立场缺乏了解，课程教学的变革只能是表面的繁荣。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虽然当前我国课程改革的整体方向是正确的，但课程改革中所提倡的课程与教学理念也不是绝对的真理。对于变革的指导性理论的合理性不能仅仅从理论本身的逻辑性、启发性来判定，还应将其与我国的教育实际相结合，在变革中对理论进行评价和调试。课程改革的关键在于教师的专业发展。只有更多的教师具有了哲学素养，才能理解、反思、批判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和价值观念，从而建构适合自己教学情境的教学哲学。只有教师成为思想者，教育变革才能深度发生；也只有教师成为思想者，才能点燃学生的思想。否则，因循守旧、被动改变的教师只能培养出缺乏主动和创新精神的学生。因此，课程改革的关键是人的改变，而人的改变之关键又在于教师个人教学哲学的塑造。

三、教师个人教学哲学何以可能

虽然每个教师都有自己对教学的看法，但是，教师对教学基本问题的持续反思和认识的形成并不是容易的事。教师要树立自己的教学哲学，亟需多方面的努力。

1.态度转变

一直以来，教师们都有轻视哲学的“传统”。这主要与其受教育的经验和认识的误区有关。“哲学从本原上说，是同智慧相关涉的。哲学不是现成的知识和结论，而是作为人生修养的智慧与境界。”然而，哲学教学长久以来变成了知识的教学。抽象的概念和宏大的词汇不但没能促进学习者的哲学之思和对智慧的热爱，反而使学习者将哲学与抽象、枯燥等字眼联系在一起。在学生时代经受如此哲学教学折磨的教师，自然对哲学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另外，许多教育理论家将自己传播的理论视为真理，而不是假设，忘却了理论仍需要实践的修正和检验。同时，在教学理论研究日益专业化的背景下，教学理论晦涩、难懂，也是广大教师拒斥教学理论尤其是教学哲学的重要原因。显然，教师们对哲学的误解和排斥是一种遗憾。教师对哲学的排斥关闭了他们通往教育智慧之门，也制约着教师的发展境界。教师要实现教学生活的超越，必须重视哲学之思。哲学在根本上是关涉生活的，教学哲学更是直面教学生活的学问。教师应消除对哲学的误解，重视并追求个人教学哲学。

2.反思批判

有人将教师的理论知识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所倡导的理论，容易说出来，但不对教师的教学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其二是所采用的理论，不容易意识到，但直接对教师的教学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教师对外在和内在教学理论的盲目。教师日复一日地进行着教学工作，很少“停下来”审慎地反思自己所践行的教学理论。由于教师放弃了哲思的权力，其在课程变革中轻易地接受了外在的理论。这种接受同样是盲目的，因为教师们也缺乏对外在理论根基的哲思。反思和批判是教师建构自己教学哲学的关键。教师对自己的教学经验、教学习惯、教学常识进行梳理、总结和反思，分析其长处和不足，对个人教学哲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这种反思的结果将为个人教学哲学的形成奠定认识基础。教师的反思不是玄思，需要有一定的载体和媒介。教师可以通过撰写、反思自己的教学生活史等方式来使自己缄默的教学哲学观念显性化。在另一层面上，教师还需基于自己的教学实践，对外部倡导的教学理论及其背后的教学哲学进行反思和批判。教师要形成自己的反思和批判能力，研读哲学和教育哲学经典，了解各种哲学和教育哲学观点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在于教师形成哲学的思考方式。哲学的思考方式使教师不迷信权威，也不依赖经验，其“解放了教师的想象力，同时又指导着他的理智”。

3.持续构建

第5篇：哲学的基本方法范文

性、文化要素的可分离性与可相容性出发，通过批判与会通、分析与综合、解构与建构，实现文化的综合创新。就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而言，贯彻“综合创新”的方法论原则，就是要站在世界哲学史高度，体会“一本万殊”之理，承认相反之论，从杂多中求统一，从矛盾中求会通，努力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和西方哲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在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解构与重构中，会通古今中西，以求达到综合与创造、继承与创新的统一。这正是通过“综合创新”方法所要实现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目的和理想目标。20世纪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探索也说明了这一点。 

对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冯友兰先生，在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探索中，就已经开启了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综合创新之路。这具体表现在：一是明确地将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和中国哲学的直觉主义相结合，建构了一套哲学方法论与哲学史方法论———“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二是在援引西方哲学 包括实用主义和新实在主义 的观念和方法、哲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来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观念和方法上，在一定的层次上，使得的方法和科学主义的方法、人文主义的方法相结合；而这一结合是在他力图把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哲学打通并适当地结合起来的过程中实现的，他也因此形成了一种综合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历史地看，在跟冯友兰先生同时或稍后的一些中国哲学史家也都在不同的层面上、不同的范围内，探索并尝试融贯、综合各种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以求建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如三四十年代的张氏两兄弟 张申府先生、张岱年先生 就尝试“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以建立“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倡导和运用逻辑解析方法，并将解析法和的唯物辩证法结合，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张岱年先生于30年成的《中国哲学大纲》，既运用了逻辑分析方法又运用了唯物辩证法，奠定了张岱年先生一生坚持以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基础。张岱年先生于80年代初撰写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一书，从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出发，主张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和研究中国哲学史；并认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正确方法，就是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础原理来分析研究中国历史上每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阐明哲学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而应用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要坚持四个基本原则：第一，坚持哲学基本问题的普遍意义，注意考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斗争与相互转化；第二，重视唯物主义的理论价值及其在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对于阶级社会中的哲学思想进行切合实际的阶级分析；第四，坚持发扬实事求是的学风，对于哲学史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于哲学思想的阶级分析方法，哲学思想的理论分析方法，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以及整理史料的方法等等，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精密的分析和论述，基本上确立了以哲学史观和方法论为主导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可以看出，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古今中外不同的方法加以融贯、整合，并在哲学史观和方法论的统帅下达到了“综合创新”。 

事实上，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已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流。如方克立先生曾明确指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已呈现多元化趋势。他主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运用多种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如中国旧有的汉学的方法和宋学的方法，西方现有的解释学方法、发生认识方法、结构主义和后现代解构主义的方法，以及文化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和认知心理学等，以便在各种研究方法的功能互补中，揭示中国哲学史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又如刘文英先生强调今天研究中国哲学史采用的各种方法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主张将中国传统哲学的汉学的方法和宋学的方法，哲学的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以及语义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方法、解释学方法与比较方法等等，加以整合或综合，以实现不同方法的特殊的功能和价值。这可以说是一种理性、开放、公正、平实的态度，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显然，他们所坚持的，已不是以往那种教条主义的，而是经过重新理解和诠释并加以发展了的。这样一种以为主导、综合古今中外各种研究方法论的探索，体现的正是“综合创新”的路向。 

海外华人学者傅伟勋先生自70年代初因探讨老子之“道”所蕴涵的哲理而触发诠释学构想，经过20多年的艰苦探索，基本上建构起了中国哲学 史 方法论———“创造的诠释学”。从傅伟勋先生所建构的“创造的诠释学”方法论看，它实际是中西哲学方法论的融会贯通。诚如傅先生自己所说，“创造的诠释学”的“建构与形成有赖乎现象学、辩证法、实存分析、日常语言分析、新派诠释学理路等等现代西方哲学中较为重要的特殊方法论之一般化过滤，以及其与我国传统以来考据之学与义理之学，乃至大乘佛学涉及方法论的种种教理之间的‘融会贯通’”。所以，他的“创造的诠释学”便具有一种辩证开放的性格。显然，傅伟勋先生在建构中国哲学 史 方法论时，仍然走的是综合古今中西以求创新的道路。 

从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傅伟勋先生的“创造的诠释学”方法论的建构还只是一个开端，仍然需要拓展和深化。事实上，跟傅伟勋先生同时或稍后，成中英先生、黄俊杰先生、汤一介先生等海内外学者，也在探索诠释学与中国传统思想研究的结合，并尝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诠释学体系和诠释学方法。这种“参照西方的哲学解释学，总结中国传统经典诠释学的理论体系和规则范式，建构以汉语言学为特征的当代中国经典诠释学”的探索，已成为海内外学者共同努力的方向，并且愈来愈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而它所体现的依然是“综合创新”的原则和方法。 

第6篇：哲学的基本方法范文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理财哲学虽已有初步探讨，但仍没有引起理论和实务界的充分重视。对于能否建立财务管理哲学表示质疑的人较多，他们提出一系列实际问题，如财务管理的性质是否有必要存在哲学；财务管理哲学是什么；财务管理人员是否有资格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建立财务管理哲学体系是哲学家的事还是财务管理专家的事；财务管理人员是否敢于涉足这样一个与日常理财活动不同的领域，是否能成功。要讨论并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应探讨哲学的本质和财务管理的本质，并研究将哲学的方法、意图和目的应用于财务管理的可能性。财务管理理论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理论工作者和实务工作者也开始对财务管理的目的和本质提出了疑问，并寻求哲学的指导。其他许多学科也已经有了自己的哲学，这些特定的哲学不仅对理解目前所面临的专业问题有帮助，而且对理解整个学科都有着极大的意义。

财务管理哲学主要靠本领域的专家去研究建立，虽然财务管理学尚未达到许多学科已有的高度，但已有可以进行深入反思的程度，特别是对其假设、目标和方法等进行深入探讨。但也并不主张财务管理人员勉强地从哲学角度去研究财务管理。在建立财务管理基本理论体系过程中，如果想出色地开展财务管理哲学研究，并取得成果，就必须按照哲学研究的程序进行。在研究财务管理哲学时，应当充分考虑研究的目的、规则和境界。财务管理哲学必须经得起财务管理专家和哲学专家们的考查与检验。一方面，研究学习的人员需要认识财务管理的本质、目标、方法和职能；另一方面，还需要认识到财务管理哲学既具有批判功能，又具有建设功能的特性。

二、财务管理哲学研究的基本路径

财务管理哲学研究应遵循哲学研究的基本路径。一是要理解财务管理哲学研究财务管理的基本原理，认真研究规范的财务行为和思维背后的合理根据；二是要使财务管理哲学研究能够促进财务管理知识系统化，排除自相矛盾，使其实用性变得更强；三是要使财务管理哲学研究有助于形成和处理财务关系，从而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与发展。

首先，研究财务管理哲学意味着对财务管理整体的理解，而不仅是对其部分的理解。应在财务管理学科中探讨被普遍使用的概念，如财务、资本、时间价值、风险等的一般概念。对这些基本概念进行哲学化研究，可以促进财务管理知识体系的发展。这种研究比单纯认为财务管理即理财或处理财务活动更深刻，因为其合乎实际，且更能反映财务管理的本质。此外，要充分认识到财务管理不仅仅是理财，而是更深层次的人生目标的体现。

其次，研究财务管理哲学意味着要拓展研究财务管理的视野，以抓住其真谛。要求摒弃那些特殊理由，抛弃成见和既得利益，对每一个财务管理问题都应当综合考虑，而不是从单个角度去考虑。轻易得出的财务管理结论往往作用不大，相反还会缺乏更深远的意义。

再次，研究财务管理哲学意味着研究财务管理的深度，旨在竭力发现构成人们理财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基本财务管理假设。财务管理假设是理财研究和实践的前提，但它像其他许多理论前提一样，不会轻易显现出来，故其本性和重要性往往很难被认识。虽然财务界也讨论过财务管理的假设问题，但从哲学高度审视，各种观点都还不完美，即财务管理假设仍未被充分揭示。如果要在财务管理知识领域里避免偏见，剔除不科学的推论，那么，揭示并接受这些财务管理假设作为财务管理理论的基础就显得非常必要。

最后，研究财务管理哲学意味着需要对财务管理进行合理的想象。想象力是揭示财务管理问题实质的一项不可缺少的素质。只有真正摆脱日常财务管理问题的困扰，长期致力于发展财务管理知识的人，才可能提出超越时代，预见未来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三、财务管理哲学研究的方法

第7篇：哲学的基本方法范文

关键词：中国管理哲学；管理实践；整合

中图分类号：C93-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031-03

“管理哲学既囊括管理学知识，又涵盖了哲学知识，是一门交叉性很强的新兴边缘学科。”[1]具体而言，管理哲学是以管理学基础理论为主框架，以相关哲学理论为分支的一门学科。我国管理哲学研究起步较晚，一方面基于我国传统哲学理论为蓝本，构建了中国式的管理哲学；另一方面借鉴国外管理哲学内容，结合我国政治、文化、经济、制度等国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哲学。尽管中国管理哲学是构建在中国企业适宜的土壤之上，但在实际应用中仍然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

一、中国管理哲学解构

哲学实质上是研究世界观与方法观的问题，探讨事物本质及其运行的相关法则。中国哲学产生于春秋战国的轴心时代，是中华民族思想灵魂的基石，早已在人们思想意识里根深蒂固。它制定了人们的行为规范，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框架的基础，构成了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而管理作为维持社会秩序、规范人们行为的基本手段，必须遵循哲学思想。也就是说，哲学所研究的是管理方法与管理原则问题。“故中国管理是从中国哲学中分离出来的。”[2]中国管理研究必须植根于中国哲学的丰腴土壤。

（一）中国管理哲学的演进

研究管理哲学必须植根于基本国情与历史文化，特别是中国这样具有璀璨历史文明的国家，适宜中国的管理哲学必定带有浓郁的中国特色。研究当代中国管理哲学的思想、观点，必先追溯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起源。

我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有的学者也将这一时期命名为我国哲学思想的“轴心时代”[3]。这一时期我国哲学界呈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对后世影响较深远的儒、道、墨三家哲学思想皆出于这个时代。一是“重伦理、施仁政”的管理哲学思想成为后世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基本原理，也奠定了“人情”在我国社会的特殊作用，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哲学现象；二是大行“中庸”之道的管理哲学理念，成为后世标榜的行为准则，其“致中和”“时中”等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管理哲学的发展；三是“无为”管理哲学为中国式管理哲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四是“德政”管理哲学衍化为“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为管理艺术提出了更高境界。

（二）中国管理哲学的使命

中国管理哲学作为时代玉成的智慧结晶，在推动管理哲学学科建设、促进社会发展方面肩负重要使命。

首先，中国管理哲学应作为管理实践工作的思想和灵魂。管理本身应尊重人性和人的尊重，融入哲学理念可使管理更贴近人的思想，突出“人”在管理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另外，管理关系本身是一对矛盾体，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管理者”作为管理活动的发起人和承载者，具有主动性；而“被管理者”作为管理活动的被承载者，缺乏主动性。运用哲学思想来实施管理，可有效消除矛盾，使“管理”与“被管理”之间充满人性化。现代管理已不再是管理技术的革新，更需要管理文化、管理艺术的融入，而这些恰恰是哲学思想的范畴。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管理哲学已承载了管理实践工作的指导职能，是管理实践工作的灵魂。

其次，中国管理哲学促进管理科学建设与发展。纵观历史，管理思想的演进是以管理哲学革新为标志的，凝聚了管理哲学创新的智慧结晶。可以看出，管理哲学不仅仅是管理科学发展的点缀，而是管理科学发展的柱石，管理哲学为管理艺术的发展搭建了桥梁，而管理艺术是提高管理科学与管理实践工作的软实力。所以，中国管理哲学不仅推动了管理学科的建设，更是管理实践方法革新的源动力。

（三）中国管理哲学的内涵

当代中国管理哲学是以哲学为内核来构建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而传统管理哲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石，也将作为当代中国管理哲学的理论积淀。

具有中国特色社会的管理主体是人民群众。也就是说，中国管理哲学研究的主体是“人”，研究客体是“人”“财”“物”“信息”和“技术”等社会元素。中国管理哲学的理念基础是“人性论”，这一点也与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思想中“性善论”与“性恶论”有一定的继承性。

二、中国管理哲学面临困境

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管理的认识越来越强，已从管理科学向管理哲学时代迈进，管理方法中融入哲学思想已成为必然趋势。研究中国管理哲学，一是要解决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冲突问题，二是要解决盲目借鉴、硬性照搬国外先进理论经验的问题，三是解决传统管理哲学的继承与发扬问题。

（一）理论与实践的冲突

任何理论都需实践活动的磨砺来检验，而任何实践活动都需要以理论为指导。因此，理论与实践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管理哲学也不例外。从学科内在因素分析，一方面理论知识往往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以实践经验为依据的，故理论知识多滞后于实践活动；另一方面中国管理哲学是基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性的理论知识，无太多可借鉴之处，故在学科建设上属于“摸着石头过河”，出现理论与实践的冲突在所难免。

从外在环境来看，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社会转型期，传统管理理论受到来自新形势、新环境的挑战。外在大环境正在迫使中国管理哲学发生变化。这是通过实践活动促使理论革新的时代。一些优秀企业的成功经验说明实践已经走在了理论前面，反过来迫使理论发生变革，进而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的冲突。

（二）古为今用的冲突

我国古代璀璨的文化宝库确实值得今人好好继承与发扬。特别是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所形成的年代，正是我国哲学史上著名的“轴心时代”，是后世我国社会思想体系构建的核心。继承传统管理哲学理论的观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怎样继承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前中国式管理中提出了很多传统管理哲学思想，诸多理论被应用于管理实践活动中，但在实践工作中不难发现很多盲目继承、盲目套用的现象。一是“重伦理、施仁政”的管理哲学原则产生于自然经济条件下，与当代市场经济环境具有一定的差异，企业生存的本质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重义轻利”容易导致企业过度重视社会效益，出现所谓“面子工程”现象。二是“人情”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管理哲学思想的典型代表，但在管理实践中过度重视“人情”会弱化管理制度，使管理形成漏洞。三是“中庸”成为中国人行事的行为准则，已渗入骨髓，根深蒂固。但“中庸”思想高深莫测，现代人很难理解琢磨，照猫画虎地有样学样，结果只能是“衍生出很多变味儿的‘中庸’思想、甚至与原著相背离的行为模式”[4]。四是“德政教化”为导向的管理哲学思想，容易滋生执法不严现象。

（三）盲目崇拜国外经验的冲突

在管理哲学学科建设和实践经验方面，我国较国外先进理论和实践经验存在一定的差距。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于模仿借鉴的学习模式。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突发状况的发生，单纯的模仿与借鉴已无法满足我国社会需求，由此产生的理论与实践错位及冲突越来越多。

一方面，社会体制不同形成的冲突。很明显，我国是社会主义体制，尽管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但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明显不同。然而，管理哲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较为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基本上都实行资本主义体制，资本主义的核心是剥削剩余价值，而社会主义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一取一帮，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从我国管理哲学演进过程来看，借鉴国外先进理论与经验是必经之路，但无可避免地出现了盲目崇拜国外经验的现象，由于体制与国情的差距，导致了矛盾冲突的出现。

另一方面，哲学理念不同形成的冲突。哲学是社会思想意识产生之源。每个国家或地区，受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影响，其哲学理念也各不相同。且我国管理哲学理念是以传统管理哲学理论为基础的，这是我国特色，盲目借鉴国外经验，往往会忽视我国自有特色，导致冲突出现。

（四）人本管理未到位

在我国管理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虽然管理者越来越重视人本管理，但其缺失的现象仍然严重。

一是形而上学的人本管理。人本管理具有先进性，但在管理实践中，被很多管理者作为追求政绩的手段，丧失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特性；还有一些管理者片面地将人本管理理解为关心群众或给员工相当大的自由空间，这些做法原本无可厚非，但管理者没有全面理解人本管理的真谛，对员工的要求和管理过于放松，反而使管理形成了一盘散沙，造成懈怠工作等现象。

二是过犹不及的人本管理。有管理失位的现象，也会有管理过度的现象。有些管理者为员工考虑周全，比如密集的培训计划、简单的人本主义、薪酬不等，这些现象已脱离了人本管理的本质，也是一种人本管理不到位现象。

三、中国管理哲学出路探究

中国管理哲学作为新兴学科，面临诸多发展困境是学科建设的必经之路。要探寻当前学科发展困境的出路，先要回归学科建设的初衷，即使之成为提升当代我国管理软实力的指导思想。那么，探寻困境的出路，即要结合我国国情，继承传统管理哲学理论的基础上，坚持马列主义和四项基本原则，以实现“中国梦”作为学科建设的宏观目标，以完善管理方法、提高管理艺术水平为方向，逐一攻破中国管理哲学发展中遭遇的困境。

（一）用哲学观点调节理论与实践的冲突

理论联系实践是哲学的基本原理之一。首先，运用哲学观点来调节中国管理哲学中理论与实践的冲突，其根本目的在于强化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并尽可能地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同步，甚至通过实践经验积累和数据分析，提出具有超前意识的新理论。

其次，之所以运用哲学观点融入中国管理学中，不仅因为我国的国情体制，更重要的是哲学具有先进性，其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可帮助我们甄别实践经验和历史教训中哪些可以汲取、哪些需要摒弃。同时运用哲学观点可保障中国管理哲学在社会主义转型期“走对路”，避免中国管理哲学走向歧路，从而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特色的管理哲学体系。

（二）“去粗取精”，甄别继承

对于中国古代管理哲学理论不能一以概之、全面否定，也不能全面继承。一方面将古代优秀的管理哲学思想，如“天人合一”“德主刑辅”等思想，与当代社会现状和我国基本国情相结合，采取“去粗取精”的方式，有甄别、有批判、有总结地继承和发扬。

另一方面，应当以科学发展观的观念继承古代优秀的管理哲学理念，即真正实现“古为今用”。比如“重义轻利”观念的运用应当适度，企业做到“e矩”之道，用正当竞争的方式获取经济效益是值得鼓励的；再如正确运用“人情”观念，“以人为本”并非放松管理制度，而是以“被管理者”的切身利益、长远发展为管理制度制定的标准；再如在“无为”的基础上，也应“无不为”，管理哲学需因时、因势而变。唯有正确理解、使用古代管理哲学理念，才能避免盲目套用现象。

（三）在共性基础上借鉴国外经验

无论从国家体制、基本国情，还是从管理哲学理念上来看，盲目借鉴国外先进理论与成功经验，照搬复制的方法都是不可取的。一是借鉴社会体制相似或适宜我国社会主义体制的先进理念与经验，比如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借鉴前苏联管理哲学的先进理念与经验，两国同属于社会主义大国，历史文化也存在很多交集，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再如当前西方国家、亚洲发达国家所采取的企业管理哲学，对于我国迅速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融入国际经济具有良好的借鉴作用。

二是寻求相似的哲学理念，对于与中华民族同源或文化背景相似的国家，可借鉴其管理哲学先进理论与实践经验，从文化同源方面来看，这些国家的管理哲学更适宜我国国情。

（四）科学发展观下的人本管理

人本管理并不仅仅是把人管好这么简单，它是管理艺术的体现，是管理者个人能力的体现。人本管理是中国管理哲学中应用最广、却最难完善的体制。做好人本管理的前提，一方面要结合社会制度、政治、文化和历史；另一方面要运用科学发展观的视角看待人本管理。

一是在伦理道德观念的基础上，构建人本管理体制。作为我国这样一个具有丰富历史文化积淀的国家，传统哲学思想早已根深蒂固，承认传统，才能争取更多共识，有了共识是做好人本管理的基础。二是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关键时刻，人们思想活跃是必然现象，运用科学发展观进行人本管理，可充分调动被管理者的主观能动性，也使人本管理与社会发展相结合，将被管理者的价值观与社会发展相结合，使人本管理成为中国管理哲学体系的基础。

总之，在管理哲学研究方面，我国较西方发达国家水平存在一定差距。但我国管理哲学是以哲学为理论指导的，从思想意识的先进性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且我国具有享誉世界的传统哲学思想做底蕴，再结合国外先进的管理哲学理念和经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管理哲学，可谓水到渠成。

参考文献：

[1] 吕霞云. 探析四项基本原则与中国梦的实现[J]. 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06）：106-107.

[2]沈文苑. 人力资源管理中以人为本管理模式的构建方法[J]. 人才资源开发， 2015（08）：37-38.

第8篇：哲学的基本方法范文

【关键词】哲学；管理学；管理哲学

一、管理学的含义

一般来说管理学就像一门经验性科学，是研究管理实践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管理学关注的是与管理实践活动更为直接、更为密切的具有“经验性”和“实证性”的管理活动和管理现象。

管理学也是关于“管理”（现象）的解释体系，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类管理现象、人类管理活动及其经验，试图给出解释。这个解释包括“管理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要管理”“何时要管理”“从何处管理”“和人能管理”“如何管理”等。

比较有代表性的泰罗：管理就是确切地知道你要别人去做什么，并使他们用最好的方法去做。法约尔：管理是所有的人类组织都有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由五项要素组成：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西蒙：管理即制定决策。斯蒂芬・罗宾斯：管理是指同别人一起，通过别人使活动完成得更有效。“过程”是表示管理者发挥的职能或从事的主要活动。这些活动可以概括地称为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所谓“有效”，需要区分“效率”与“效果”。管理观察者与研究者从不同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式、基于不同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背景对“管理”做出了描述。

管理学是关于“管理”的知识支撑，整体而言，“管理”是人之主体性的实现手段之一，广义的“管理”即人们在管理对象中贯彻人的意图、使其按人的意志存在。“管理学”的基本功能，在于研究、提供帮助人实现预定目标的手段与方法。而这种方法、手段，能否更有效、更经济、更道德、更正当，需要“知识”的支撑。

二、哲学的含义

哲学是文化的灵魂，是“爱智慧”之学，它不仅仅指一门独立的科学，而指某一门具体科学中的最高层次的知识。研究事物的本质及其运行的法则，从这点上看，哲学也是其他科学的主导原则与方法论。也可以说哲学是属于超验科学。但是将哲学看作是“智慧之学”并不是准确的，因为人类的智慧并不是有哲学一门科学来概括的，应当按照“爱智”的愿意去思考哲学。哲学同样还是“反思”之学，黑格尔曾提出，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其特殊性就在于它“以思想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冯友兰先生认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所谓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哲学是对于认识的认识。对于认识的认识，就是认识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认识，这就是认识的反思。

三、管理学与哲学的结合

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哲学，管理理论上的许多争论，都涉及到哲学世界观、方法论问题，注意从哲学的高度来回答这些问题，就可以使管理理论取得突破性进展。哲学的贫困与否、危机与否，关键在于对某些具体事物的指导作用，所以哲学的指导作用必须面向实际，深入生活，加强与现实生活的联系的同时高于生活才能对具体事物起到指导作用。

哲学必须对管理活动进行价值的、伦理的、情感的分析，建立一门管理哲学。所谓管理哲学就是管理人世界观的理论化和系统化，管理哲学是管理人的世界观，这是管理哲学的本质属性，管理哲学是哲学与管理学的有机结合。管理哲学是对知识形态的管理思想或基本规律的反思和批判，以及管理实践活动关于人和组织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管理活动的对象是与管理实践活动更为间接、稍微疏远的具有“理论性”和“抽象性”的管理终极问题和管理本源问题。

哲学与管理学的结合，是哲学与管理学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想要更好的发展哲学与管理学，就必须要面向实际，从现实出发，互相吸取精华。管理学通过与哲学的结合来解决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哲学通过与管理学的结合来解决更加实际的现实问题。管理学与哲学的结合，适应了科学发展综合趋势的必然要求，现代科学的发展经过一系列分分合合，开始向高度综合性的在发展。

哲学必须要与管理学的结合也源于哲学的开放性，哲学随着时代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哲学对自身的反思与自指，作为时代的精华，就应该紧随时代的发展才能有更强的生命力。

与哲学的结合同样也是解决管理学发展中的问题，把管理学推向更高的台阶的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管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登上历史的舞台，而且越发在现实生活中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而任何一门具体的科学都是需要哲学的这指导，管理学也不例外是需要哲学的指导，这更加凸显了管理学与哲学结合的必要性。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更高层次理性分析，哲学正是一种更高理论层次、最深远的理论思维，它以最高层次、最一般的范畴体系揭示事物的本质、事物之间的联系和事物的发展过程及规律，以最高的理性境界审视现象。只有哲学才能对管理活动做更深层次的理性分析。

管理学与哲学的结合已经经过了一段里程，可仍是一开始，管理学不仅仅是一项经济活动，它是必须把多种资源在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中恰当地组织起来的理性职能，哲学的发展只能扎根于现实的额土壤中。

作者简介：刘玉婷（1990.4-）女，湖北荆门人，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2012级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第9篇：哲学的基本方法范文

绝大部分讨论者认为,哲学的改革有其时代的必然性,主要论据集中在以下几点:

①从理论上说,哲学是一个开放性体系,从来没有结束真理,而只是为认识真理而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哲学只有跟随时代的变化、论证时代的必然、预测时代的趋势,从而对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进行反思和付诸实施,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

②世界性新技术革命潮流和国际共产主乂运动在现时代的发展状况向哲学提出丁许多迫切痛要解答的问题。如一系列新兴科学、特别是“老三论”、“新三论”等综合科学的创立和应用,使哲学同各门科学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动。再如国际共运内部已经冲破了原来那种单一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模式,进一步走上民族化、多样化的道路,哲学必须对此过程中出现的大量问题作出新的解释。

③哲学的社会作用锐减。粉碎“”以后,哲学理论研究工作曾一度冲锋在前,成为理论战线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先驱。遗憾的是,哲学理论工作没有能运用思想解放的宝贵成果来审视自己,在历史转变的新时期到来之际开始落伍了。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哲学在很长一段时间似乎被抛到了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角落.它不再是时代的弄潮儿,几乎成了不知所措,无足轻重的旁观者。

④我们现有哲学研究现状不能令人满意。表现在:哲学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教条主义严重,极大束缚了广大哲学工作者的聪明才智、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战略保守落后,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哲学理论研究的格局陈旧老化,不能反映实践的新要求;哲学理论队伍知识结构单一,信息吞吐能力差,不能及时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成果进行概括和吸取;哲学理论研究的不同学派寥寥无几,缺少不同学派的自由争鸣和探讨。

正是由于这几方面的原因,这些同志认为哲学研究非改革不行,非进行全面改革不行。

关于哲学改革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哲学既是科学,就只存在着如何将它运用好的问题,而不存在着对它进行改革的问题,不能接受“哲学的改革”的提法,正确的提法应是“哲学工作的改革”。

二、哲学理论研究如何改革

关于哲学理论研究如何改革的问题,分岐较多,而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即体系改革论,内容改革论和总体改革论。

体系改革论者认为:体系问题,乃是哲学自身的“本体》或“主体”问题。如果说每个时代的哲学都是它那个时代社会文明的“灵魂”都是以高度抽象的体系蕴握那个时代,那么,今天的哲学改革自然也应从哲学的体系着眼,从总体形态上思考和开辟哲学的创新和繁荣之路。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还认为:哲学改革或现代化问题缘起的客观根据在于对现存体系之不满。另外,从一般系统理论的基本原理来看,结构体系具有优先的决定性意义,而构成结构体系的诸要素,其意乂和内容完全取决于它在整个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可以说,有没有一个相对完备的体系,是一门科学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

这部分同志还就建构新的哲学体系提出了设想。设想认为:哲学体系的改革应运用现代系统方法建构—种多层次、开放性的主体武哲学体系。它的第一个层次是基础哲学或称a论哲学。这种体系不是块状的,而是彻底一体化的,是真正体现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者相统一的原则的。它以世界整体系统为研究对象,它所揭示的是自然、社会和思维三者共有的一般规律。它的第二层次是中介哲学,如社会哲学、自然哲学和思维哲学,其研究对象是世界的局部系统,这种哲学具有理论哲学和应用哲学的双重性质。它的第三个层次是分支哲学,又叫应用哲学,如历史哲学、经济哲学、教育哲学和管理哲学等等,其研究对象是世界的局部系统中的某个具体系统,亦即研究某门具体学科的规律。

有的同志还针对现有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哲学就其研究对象所及领域而言,它不是横跨自然、社会和思维三大领域而是属于思维领域;就其在世界纵向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范围而言,它不是扩及无限发展、无始无终整个宇宙,而只是限于人类社会的历史范围;就其基本内容而言,它不是整个世界的一般规律,而是基于社会实践的关于人类思维与外部存在的关系,即是以存在与思维关系为基本内容的社会历史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就其实质而言,它是在人类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对存在与思维关系的历史的唯物的解决。因而,现代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顺理推之,非历史的“辩证唯物主义”不是哲学。

哲学改革的第二种代表观点是内容改革论。这部分同志认为:哲学的改革就是内容的改革,只要内容更新和发展了,体系自然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当前哲学体系改革的主要任务,在于从各方面、各层次上加强、丰富和发展哲学的基本内容的工作,在此工作尚未取得较大进展以前,不宜仓促构造种种体系,因为体系是服从于内容的。

blob.png

哲学改革的第三种代表观点是总体改革论。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哲学研究的改革必须从整体上把握,不论是从体系上改,还是从内容上改,如果脱离哲学理论研究整体状况的变化,就难于摆脱步履艰难、事倍功半的局面。因此,哲学理论研究的改革,必须是多层次、全方位,多侧面的总体改革。具体说,这一改革包括八个方面:①改变事实上存在着的把马克思哲学看作是封闭体系的观点。②改变注释性的研究方法,代之以创造性的研究方法。?改变哲学理论研究长期以来以本体论为主的格局,代之以方法论研究为主的新的发展格局。④改变以政治哲学为主的应用哲学研究方向,大力发展经济哲学、法律哲学等各种应用哲学。⑤改变贬低和排斥自然科学新成果的错误态度,代之以积极吸取和总结自然科学新成果的正确态度。⑥改变简单否决西方现代哲学的态度。代之以实事求是的分析批判,并吸取其合理因素的科学态度。⑦改变哲学理论队伍知识结构单一化的状况,建立一支具有多维知识结构的理论大军。⑧改变理论研究中强求一致和进行政治干预的作法,真正贯彻,形成不同学派自由争鸣、共同发展的学术繁荣局面。

三、有关哲学改革的其它问题

这次关于哲学改革的讨论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除上面所述以外,不少同志还就同哲学改革的其它课趄进行了探讨,有不少好的见解。

有的同志认为:哲学家的历史使命就是以其敏锐的思想洞察力,深刻地揭示时代的伟大课题,并力求以理论的形式进行概括和回.答。一种哲学思想是否先进,是否能为广大公众理解和接受,就要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概括和回答当今时代的伟大课题。因此,作为哲学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应是如下这些问题,目卩:人类历史发展进入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个时代具有什么特点?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课题是什么?从而作为哲学研究,就应注重从哲学的角度分析和概括当前转折时代的特点和主要问题。

有的同志还认为: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人的问题是我们哲学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当代哲学发

展的最富有生机的生长点。因此,应当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展人的问题的讨论,增强哲学的主体性。具体地说:应当把人作为认识活动的主体,确立现代辩证唯物主又认识论的主体性原则。应当把人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确立现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主体性原则。应当把人作为社会主义实践活动的主体,通过改革开辟一条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道路。 有的同志指出:哲学的改革面临双重任务。其一要对现时代的社会实践以及对现代科学和哲学发雇的一般趋势,进行全面的认识和深入的研究。其二要对哲学自身进行i_:i思,包括对我们原先哲学的理解和应用的再认识。

有的同志还就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发表了见解,认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要以马克思主叉作指导,因而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叉哲学的中国化。为此需要注意三个问题:首先,哲学中国化,决不是把关闭在国内,而是中西哲学的合流。我们要进一步做马克思主乂哲学屮国化的工作,应当继续近代以来中西哲学合流的趋势,决不能把学习和引进西方哲学和哲学中国化对立起来。其次,需要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缺点作进一步反思,决不能在哲学中国化中,把传统哲学的缺陷当作民族特点吸收进来。再次,必须建立一套既吸取西方哲学概念又继承中国传统哲学概念的哲学语言,即既要对哲学语言进行分析,又要保持民族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