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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自己跟自己比,成绩非常显著,但是横向比较,东部和中%26#65380;西部地区的差距却是越拉越大了,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方面,还体现在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目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但是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26#65380;行政割裂和政绩考核的不科学%26#65380;以及财税体制的弊病,还会面临很多的矛盾和问题。东%26#65380;中%26#65380;西部优势互补%26#65380;良性互动的机制亟待建立,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建设还任重而道远。我国“十一·五规划”中曾明确指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是重点工作,如何扭转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经济%26#65380;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如何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大课题。
笔者希望从货币政策的角度入手,探讨一下区域经济差异的现状和产生的原因。
一%26#65380;统一的货币政策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经济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与货币政策最为相关,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与货币政策最不相关。
改革开放以前,受前苏联发展思路的影响,我国主要走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道路。在全国“小而全%26#65380;大而全”的指导思想下,尤其在“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在中西部地区进行了很多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使东中西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有一定的缩小。
2011年12月,CPI以15个月新低收尾。但今年伊始由于春节因素导致CPI再度反弹,结束连续5个月下降的趋势,超过市场普遍预期值。食品价格成为CPI上涨的主要推手,同比上涨10.5%,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约3.29个百分点。其中,粮食价格上涨6.1%,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约0.17个百分点;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18.7%,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约1.28个百分点。
春节因素过后物价应该继续呈现走低趋势。然而,国内外多种因素决定了未来物价走势不容盲目乐观,助长物价继续走高的因素仍然不可忽视。从国际上来看,大宗商品价格已经开始呈现新一轮上涨,国际油价攀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自1月10日开始,LME铜价实现六连阳,期货市场上橡胶、黄金、乙烯等其他大宗商品都有不同程度的走高,输入型通胀不可忽视。此外欧债危机尚未消除,美国可能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多种因素叠加起来,或在全球范围内造成流动性泛滥,会再度推高物价形成新的通胀。
从国内因素看,经济增速连续数个季度下降,要求货币政策放松呼声此起彼伏,1月份信贷投放总量突破8000亿元,货币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助推作用并没有根本消除。能源资源价格改革诉求强烈,今年以来油价已上调一次,基础性商品价格走高对物价冲击不可轻视。与居民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猪肉、蔬菜价格上涨趋势没有明显回头迹象。
同时,我们在观察CPI数据的走势时,还必须明白一个基本的道理,这个数据研究的是同比的情况,即它是以一年前的情况作为统计基点的,因此,去年年底出现的大幅回落,是在去年同期相当高的基础上实现的。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数据是,2012年1月,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0.7%,创下自2009年12月以来26个月新低。与此同时,当月全社会用电量出现罕见负增长。往年临近春节的时节,工业生产活动不活跃,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均会下降,但出现负增长是近年来少有的情况。用电量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用电量直线下降,而今再次罕见负增长,说明工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存在不景气的迹象。
CPI和PPI,前者反弹,后者创新低,说明我国经济存在的通胀还未根本消除而经济不景气又加剧的两个极端现象,也就是说通胀和经济下滑的两难经济现象没有根本缓解。应对两难现象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压力不小,这是需要保持格外清醒的头脑和高度警惕的。因此,在当前流动性过剩的局面还没有完全改变,中长期物价上涨的因素还比较多的背景下,货币政策仍要保持相对偏紧。
一、货币政策背景 “新经济”
(一)新经济的特点
我们认为,“新经济”就是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通过创新技术,借助高效率的资本市场,结合有力的宏观调控,在知识经济的转型中实现的一种高经济增长速度、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的经济运行形态。纵观其全过程,我们认为美国“新经济”有以下特点。
首先,经济实现了持续的增长、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并存。90年代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2%、-0.4、2.7%、2.3%、3.5%、2.0%、2.8%、3.8%、4.5%、5.7%。此时美国不仅走出了经济低迷,而且经济增长率上还超过了德国、日本。其次,美国此时的失业率也随着经济增长而稳步下降,从1993年开始,美国就业状况开始改善,失业率稳步下降,1998年12月降到了4.3%,这是美国30年来的最低水平。而更为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此时美国的物价水平增长幅度保持在低水平,而没有因为促进了经济增长而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90年代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5.4%、6.9%、6.5%、2.7%、2.7%、2.5%、2.3%、1.7%、2.1%、2.5%。
其次,美国政府财政状况大为改善。由于美国政府此时施行了以增加经济增长潜力与削弱非生产性支出同时并举为特征的结构性财政政策。一方面减少非生产性的开支,特别是削减国防经费,而另一方面则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鼓励技术型的投资,推动经济的转型。此外,在税收政策上,美国政府有的放矢,对富人增收附加税,全面提高能源税,另一方面对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减税,并在税收上鼓励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到90年代末期,美国不仅消除了财政赤字,而且每年还有超过1200亿美元的盈余,使得美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游刃有余。
再次,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成为经济中新的活力,从而带动了整个美国经济的增长。“新经济”是重视技术、重视知识、重视创新的经济。高新技术产业把知识转化为产品,同时有效利用风险投资,最终使信息技术产业成为美国的支柱产业。
(二)对“新经济”的简要评价
无疑,美国“新经济”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亮点,一个是实现了稳定增长、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并存,另一个是高新技术、知识经济的发展。
传统经济学认为,在市场经济下,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是一组相互矛盾,此消彼长的宏观经济指标。但在“新经济”中,这对指标之间的矛盾关系似乎被打破了。应该认识到,市场经济下,经济周期是不可以被完全消除的,“新经济”的成功并不代表这个矛盾不存在,也并不代表经济波动被完全抚平。我们始终认为,“新经济”的成功有赖于全球化的机遇,有赖于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也有赖于美国政府、美联储推行的一系列经济调控措施。因此,对于“新经济”的成功,重要的不是去怀疑当前的经济理论,毕竟它仅在美国的一个国度里实现了,但也不能忽视这种造就特殊情况的原因,因为,这讲是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借鉴。
二、“新经济”背景下美国的货币政策
(一)“新经济”下美国货币政策的特点
首先,实行中性的货币政策。所谓中性货币政策,就是指利率保持中性,对经济既不起刺激作用,也不起抑制作用,让经济自身潜在的增长率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持续地增长。美联储预测美国自身潜在的增长率为2.5%,于是通过调整利率,使增长率保持在2.5%的水平上。
其次,以实际利率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相机选择调整时机,在一定的时间内同方向连续微调短期利率。依据“泰勒规则”的理论基础,鉴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由于金融创新导致的货币供应量越来越难控制的情况下,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由原来的货币供应量转为实际利率,其政策最终目标是保证稳定增长,同时毫不手软地预防通货膨胀和抑制经济过热。在此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美联储调整利率始终把握以下几个原则,第一个是保持谨慎,采用小幅度的调整,一般是每次调整0.25个百分点;第二是保证灵活性,在目标极为明确的前提下,鉴于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及时调整,使货币政策能发挥其短期内迅速作用经济的特点;第三是保证货币政策的透明性,美联储通过公开政策信息,让投资者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有一个稳定的预期,从而保证了市场的稳定。
再次,保证美联储在制定及实施货币政策的过程中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在“新经济”之下,美联储可以根据形势变化,高效率地做出决策而不受政府干预。
最后,注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互配合。财政政策通过税收和投资调整了产业结构,拉动了高新技术产业,从而为美国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注入活力,而货币政策则更着眼与经济增长的“稳定”二字,通过及时的利率微调和公开市场业务,预防了经济过热,抑制了通货膨胀。
(二)对“新经济”下美国货币政策的简要评价
首先应该看到,美联储该时期的货币政策总体来说是成功的,反映在经济运行的主要指标上。一方面货币政策目标明确,另一方面调控手段得当,的确值得世界各国的货币当局借鉴。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美国该时期的经济成就是由多方面因素影响形成,而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也体现出来局限性。比如,美联储持续调低短期利率时,并没有使长期利率有很大幅度的下降,这将不利于促进投资的增长。再比如由于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连续的降息,美元的价值反而上升,从而无法实现刺激出口的作用。(三)“新经济”下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首先,从长期发展来看,中性的货币政策应该是我国货币政策发展的趋势。中性的货币政策意味着稳定经济增长的政策,而从我国目前的现实来看,由于对经济发展的要求较高,货币政策还是被用作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
其次,应继续推动利率向完全市场化的改革,从而充分发挥利率调控工具的作用。目前我国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企业和个人对利率的敏感性都相对较低,因此目前我国主要是以货币供应量为主要中间目标。
再次,应该提高央行的独立性,同时加强政策的透明度。由于我国权力体制的特殊,央行的独立性相对较弱,同时,央行的货币政策往往不够透明,常成为市场炒作的题材之一,不利于市场的稳定以及投资者的预期。
最后,应重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互配合。应该看到财政政策在调整经济结构上的优势,而货币政策有短期有效的优势,在相机选择的前提下,实现社会供需总量平衡。
参考文献
[1]李国疆 《从美国“新经济”看货币政策的变化和发展》 云南财贸学院学报 2001年10月
[2]唐世超 《90年代以来美国的货币政策的特点》 消费导刊 2008年7月
关键词:货币政策资本市场传导渠道信贷体系传导渠道
货币政策是否有效,取决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是否畅通。根据西方货币理论,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可以通过利率、信贷、金融资产价格和汇率等途径来实施,但这些传导途径又各有不同的特点,在各国发挥作用的可能性、相对重要性与该国的经济环境及微观主体对货币政策变量的反应程度有关。因此,上述四个途径可以归为两个渠道:资本市场传导渠道和银行信贷传导渠道。利率、金融资产价格与汇率主要在资本市场发挥作用,而信贷传导主要通过银行信贷市场影响实体经济。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现状
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效率较低,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及其效率问题越来越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王振山,王志强(2000)利用1990至1997年间的数据,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法,得出货币供应量对GDP的作用效果存在着时滞的结论;王召(2001)的研究表明,我国的实际利率对经济的左右能力较弱,从而制约着货币政策的传导;马瑞华(2002)从利率弹性角度分析认为,在我国,利率缺乏弹性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梗阻的决定性因素。黄昌利(2004)等人利用1996年到2003年的数据研究发现M1对GDP增长的传导效应不明显。
上述研究由于分析方法和样本选取的不同,结果大相径庭,而且这些研究大都是以某一中间变量为分析对象,无法透彻地剖析实际问题。本文从经济环境出发,通过分析我国资本市场和银行信贷市场中货币的运行状况,解释货币政策低效的原因,并用1990-2004年间广义和狭义的货币供应量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做实证检验。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阻滞分析
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通过银行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将货币供给传导给实体经济环节,转化为扩大投资、刺激消费和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但2000年前后,扩张性货币政策形成的货币供给增量在银行渠道与资本市场渠道中发生了“吸附”与“沉淀”,导致政策效果达不到预期水平。
银行信贷渠道中的传导阻滞
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是指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和减少会影响到银行的资产变化,使银行的贷款供给增加或减少,从而影响到实际的经济水平。由于银行体系承担着组织资金融通的任务,所以在货币政策传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国经济增长依赖投资推动,以银行贷款为主的信贷传导渠道发挥着关键作用。但是,由于“货币幻觉”和谨慎储蓄动机,公众对利率不敏感;经济领域存在垄断现象和政府干预对市场的扭曲,企业成本约束较小;银行体系,特别是占绝对优势的国有商业银行没有完全商业化,存贷行为缺乏理性——要么过于保守(惜贷),要么过于冒险(深度参与房地产),货币政策无法通过信贷渠道准确地传递到公众和企业,发挥对经济的调节作用。
资本市场传导渠道中的货币“沉淀”
货币政策的资本市场传导渠道由两个环节构成:首先,货币政策作用于资本市场,引起金融资产价格的调整;其次,资本市场通过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影响企业与社会公众的消费和投资行为。
成熟的资本市场一般都具有较高的优化资源配置机制和严格的退出机制,它能迅速将央行的货币政策传递到实际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中去。然而,由于市场发育和投资者行为不成熟,市场投机气氛浓厚,我国资本市场将货币资金转化为实际投资与消费的效率低,大量新增货币供给在资本市场中长期“沉淀”,从而形成并加剧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阻滞。大量资金在一级市场聚集,认购新股;上市公司募集到的资金没有全部投入到生产领域,有相当一部分向股市回流;大量资金沉淀在股市,在二级市场上进行炒做。股市失去了把社会资金转化为产业投资的融资功能,政府货币政策的传递渠道失效。
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阻滞的实证检验
实证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有很多种方法,由于在银行信贷渠道和资本市场渠道中,货币供应量都是最主要的中介变量,所以我们分别以广义货币M2和狭义货币M1与代表实体经济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之间的关系来分析传导渠道的阻滞程度。本文采取的方法是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用以考察货币供应量与国民生产总值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本文选取的数据来自于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样本区间为1990-2004年的年度数据。根据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及价格指数(以1978年为基期)计算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用名义货币供应量M1和M2除以价格指数(同上)得实际的货币供应量。然后对实际GDP与实际货币供应量M1、M2取对数以消除异方差。
由于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绝大多数的经济时序变量都是非平稳的,直接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容易产生伪回归问题。所以先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看其是否平稳,然后再做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分别就每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的水平和一阶差分形式进行检验。
由表1可以看出,在5%的置信水平上,LnGDP、LnM1、LnM2都不能拒绝单位根,是非平稳过程。差分一次后,确定前两个变量在5%置信水平上通过检验,后一个变量在1%置信水平上小于临界值,说明三者在差分一次后都变得平稳,均为I(1)过程。
协整检验
由ADF检验知,虽然LnGDP、LnM1、LnM2都是非平稳的,但三者都在差分一次后变得平稳,则LnM1、LnM2与LnGDP之间可能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在估计其关系式之前,我们先用Johansen最大似然比法分别检验广义和狭义货币供应量与实际GDP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结果如下:
由表2可看出,8.44<15.41,9.38<15.41,这说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两者均接受原假设,即无论是广义货币供应量还是狭义货币供应量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都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也就是说货币供应量增加通过银行信贷和资本市场传导对实体经济的增长效果不显著。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为了进一步确定上述结论,再采用基于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对其进行考察。
由表3可以看出,M1的变化与GDP变化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原假设成立;而“M2不是GDP变化的原因”这一假设却没有通过检验:0.047<0.05,即在5%的检验水平上,实际M2与实际GDP是有因果关系的,也就是说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会被传导给实体经济的。
结论与建议
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知,我国货币政策在市场传导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阻滞,要保证其传导畅通,充分发挥政策的有效性,就要完善资本市场和银行信贷市场的传导作用,使货币政策的效果更多地进入实体经济领域,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本文的政策建议如下:
采取积极政策扩大实际消费和投资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仍然处在转轨时期,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还不完善,因此,政府在致力于加快经济发展和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应该尽快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体系相配套的保障和服务体系,特别是要建立起覆盖全社会的以医疗、养老、失业等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公众对未来的担忧和焦虑。这样,公众才会有信心把手中的货币转化为实际的消费和投资,从而疏通货币政策渠道。
完善银行信贷体系改革
现阶段我国绝大多数企业融资手段主要依靠银行,货币政策贯彻主要由银行渠道来实施的局面短期内不可能改变。为此,如何优化我国金融结构,完善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对于我们有效实施货币政策显得更具现实性和紧迫性。银行信贷体系改革应主要从推进、深化商业银行市场化、发展民营中小银行、完善银行内部管理体制和提高银行抗风险能力、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等方面出发。
提高资本市场的运作效率
我国的资本市场发育比较迟,成熟度较低,如股市行情还不能成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股票价格也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价值。为增强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作用,必须改善股市监管,完善市场功能,活跃股票及债券市场的交易,使股票价格反映企业的实际价值,引导资金流向实际的产出部门,从而提高资本市场的运作效率,同时,为货币政策的有效运作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巴曙松.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方先明等.中国货币利率传导机制有效性的实证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05
3.黄昌利,任若恩.我国(1996-2003年)货币政策低效性及原因分析[J].中国管理科学,2004
4.马瑞华.从利率弹性看货币政策的扩张功能[J].经济纵横,2002
5.王振山,王志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途径的实证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00
6.王召.对中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探讨[J].经济科学,2001
一、影响货币政策在农村经济中有效实施的原因
造成货币政策在农村传导机制受阻而不能有效实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水平很低,自身就远比城市复杂,因此,货币政策在农村的实施会遇到比在城市更多和更复杂的问题。
1.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不健全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不畅?
目前,在农村起主导作用的金融机构是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但由于农业发展银行职能和业务范围的限制,其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非常有限,如北京市农业发展银行的年贷款余额仅有六、七十亿元,。而农业银行在商业化改革中基层网点大量撤并,贷款权限上收,农业贷款的比重不断下降,也无法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支持,如1999年—2001年北京市农业银行涉农贷款在各项贷款余额中的比重分别为46.63%、38.42%、29.03%。大部分农户和小企业的信贷需求只能依靠农村信用社,但农村信用社由于自身能力的限制也远远满足不了巨大的农村金融市场的需求。据抽样调查显示,2000年至2003年,农民每人每年从银行和信用社借入资金65元,而通过民间借贷借入达190元。因此,目前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不健全,金融主体弱化不仅满足不了多样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需求,也导致了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不畅。
2.传导工具的缺乏导致货币政策的传导力度减弱
在货币政策的实际操作中,基层央行仅有名义上的再贷款、再贴现和窗口指导等调控手段,但是再贷款的调控作用仅限于支农再贷款、紧急性再贷款和经营性再贷款,而且都需要经过上级银行的严格审批,再贴现指标被控制得较紧,也很难发挥作用。因此,窗口指导成为基层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主体。过多依靠窗口指导和道义劝说的办法,缺少其它必要的辅助手段加以保证,对商业银行贯彻执行货币信贷政策的激励和约束作用都不强,货币政策操作手段的匮乏客观上制约了央行货币政策职能的发挥。同时,商业银行进一步强化一级法人管理体制,基层商业银行在执行政策时,会以其上级行的政策取向作为执行标准,央行的指导意见显得苍白无力。传导工具的缺乏直接影响了货币政策在农村经济中的有效性。
3.商业银行经营策略的调整直接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由于实施“大城市、大企业”的战略目标,其在农村的经营状况开始收缩,大量的农村资金被吸收上存。例如农业银行在信贷管理权限上大多采取上收一级的管理办法,县级以下机构基本上仅有发放5万元以下本行存单质押贷款权。目前市级国有商业信贷审批自被削弱,组织资金30%左右上存,而县级支行的主要任务则是组织存款,除小额质押贷款外,基本上没有放款权。
同时欠发达地区受到经济结构调整迟缓、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就使得其社会有效信贷需求相对不足,信贷失去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欠发达地区的分支机构基本上成为总行派出的专门负责吸收存款的大储蓄所。资金的过度集中背离了正常的经济运行规律,农村经济中自然也就失去了货币政策传导的渠道与资金基础。4.农村社会信用环境的欠佳导致货币政策难以发挥传导实效
由于农民信用意识淡薄,再加上农村金融法律法规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金融机构尤其是农信社贷款的收回。近几年,虽然各级政府加大了信用环境治理力度,但金融维权难,农户、村组拖欠银行信用社贷款等问题对金融部门服务新农村建设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了支农贷款难以持续快速增长的后果,而且影响了农村金融机构对“三农”投入的积极性。
而大量不良贷款的形成使逐步市场化的利率机制失去效应,过高的负债成本逼迫各基层行贷款利率的刚性上浮,使央行的最高浮动利率演变为实际执行利率;与此同时,由于缺少必要的中介机构,贷款抵押难、抵押物资处置难、担保难的问题,严重制约着信贷资金正常运行。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需要一个良好地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欠佳不仅导致货币政策难以有效传导,而且也直接影响到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二、加强新农村建设中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对策与建议
1.建立多层次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
金融机构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因此必须稳步推进农村金融机构体制改革,形成多层次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以适应农村多层次金融需求。首先,创新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转变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发展模式。将原来按机构划定业务为主的模式转变为按机构划定业务与业务招投标并存的发展模式,可以考虑将原来按机构划定业务为主的模式转变为按机构划定业务与业务招投标并存的发展模式,以改善政策性金融的运作方式和效率。其次,农村信用社要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要办成商业上可持续、主要服务于乡(镇)、村和农民的金融机构。第三,农业银行要结合股份制改革工作,通过机制和体制的转换,充分发挥农业银行作为大型商业银行的系统优势,切实提高对农业产业化、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城镇化建设的信贷支持质量和效益。第四,积极推进邮政储蓄改革。目前,国务院已批准成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还应尽快组建县级邮政储蓄银行,以改变县级邮政储蓄机构只存不贷,资金外流的现状,应充分发挥邮政储蓄机构农村网点多的优势,为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血液”。最后,要引导和扶持民间金融组织的发展。随着农业产业化的不断发展和深化,农村经济已经呈现出对金融服务和产品的多层次、多元化需求,民间金融恰恰可以满足这样的要求,因此注定要成为农村金融主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从法律、制度、政策上规范民间金融的行为,既要肯定扶持,又要改造规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依靠准备金率和资本充足率及实行风险责任自负,引导和鼓励民营小额信贷银行、合作银行、私人银行等多种形式的农村民间金融健康持续地发展,纳入到农村金融体系中加以监管,增加农村金融供给的灵活性,从而更加有效地实现货币政策的既定目标。2.适当增加农村货币供应量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普遍落后,尚且存在极大的发展空间,在政策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农村货币供应量增加幅度可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金融机构吸收的存款可以按照一定比例留在地方作为支农贷款资金;其他金融机构在农村吸收的存款可以按照合理比例以央行再贷款的形式返还给农村金融机构使用。还可以适当降低农村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农村金融机构的存贷款比例和备付金比例,增加可用资金规模。
3.人民银行应加强“窗口指导”,用活支农再贷款
应积极引导金融部门加大对“三农”和特色农业的信贷投入,支持农业产业化。适时向农村信用社发放支农再贷款,以缓解农村信用社支农资金紧张的矛盾,同时,人民银行应修改支农再贷款管理办法,延长贷款上限,以尽量满足农户对资金不同档次的需要。4.合理运用再贴现以及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
大力发展农村票据市场,改进和完善再贴现业务管理,在再贴现利率政策上对农村信用社以一定程度的倾斜,调动农村信用社办理票据贴现业务的积极性,对涉农已贴现票据优先办理再贴现,通过票据市场扩大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来源和总量。利率是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如果将利率杠杆运用好,可以以单倍的投入创造出多倍的产出。我国各地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且普遍滞后,制定与利率相关的货币政策时必须有所差别,应当考虑到政策在各地的操作和效果。虽然央行对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设定了一定的浮动区间,但农信社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并没有区别对待,导致在经济金融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信用社在利率执行中“就高不就低”,这就使得相当一部分贫困落后地区的农民和企业无法承受贷款利息负担。因此央行应根据实际情况,按照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制定不同的贷款利率上限;农村金融机构也应按照不同贷款者的实际情况,对其实行不同的贷款利率政策。
5.创新适应农村经济融资要求的金融产品体系
目前在我国,农民享受到的金融服务非常缺乏,绝大多数农民与金融机构的接触仅仅限于存款、汇款而已,金融产品的匮乏直接导致了货币政策传导受阻。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要求下,各金融机构应根据农村经济的特点,积极开发新产品,形成特色化、差别化、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同时,加大中间业务产品创新与开拓,除了对现有的中间业务品种进行认真整合外,还应加大对高附加值中间业务产品的创新与营销,特别是加强银行承兑汇票敞口业务、信用证、贷款承诺业务、信息咨询、财务顾问、保险、金融机构委托等业务的创新与营销,通过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在满足新农村建设资金需求的同时提高货币供给的效率。
6.注重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
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则表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是引导和配置经济资源的“原动力”。两大政策的均衡配置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反之则制约经济发展。因而,新农村建设离不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套安排和联动。财政政策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发挥能动作用:(1)继续为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财政支持,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为农业发展提供广泛的资金支持。(2)为偏远地区农村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提供资金支持,适当剥离一部分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减轻农村金融机构的财务负担。(3)制定税收、利息补贴等优惠政策来鼓励金融机构为农村提供贷款。
7.推进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离开信用,任何新的经济模式都无从谈起,所以加强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当务之急,也是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一个有效途径。一是建立农村诚信获益失信受损机制和农民个人信用记录数据库,加大对逃废债的制裁力度;二是加强对农村企业和农民的诚信教育,提升农民诚信意识,不断改善农村社会信用状况;三是加强与农村政府部门、工商行政管理、税务、农民行业协会等部门联合,形成完善的诚信体系;四是各级人民银行应积极取得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引导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将各自的信贷政策、诉讼结案率和执行率与农村信用建设挂钩;五是对农村企业和借款人按信用等级分别给予不同的贷款优先、利率优惠、期限放宽等优惠政策。
参考文献:
[1]于丽红.解决“三农”问题的金融创新思路[J].北方经济,2006,1:59-60.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金融系统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国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也日益加深。美国作为经济大国,其货币政策调整所带来的国际影响越来越明显。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受到其他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也更加显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洋经济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发展条件日趋完善,在沿海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海洋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发展海洋产业,把发展海洋产业列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内容。因此,探讨中国海洋经济在发展转变中面临的国际冲击十分必要。Kim和Soyoung(2001)对1974年—1996年间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美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他国经济的发展有正向的影响[1]。Mackomiak(2007)研究了美国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可以解释新兴市场经济体宏观经济波动的3%到6%[2]。贾俊雪,郭庆旺(2006)利用1992年—2005年的季度数据实证分析了美国经济冲击对中国经济稳定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经济波动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是显著的[3]。李星(2009)研究了美国经济周期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影响,她认为美国经济周期波动主要是通过金融与贸易渠道对中国经济进行传导,其中包括直接的传导,如进出口需求波动,也包括间接的传导,如世界利率对中国的冲击[4]。庄佳(2009)对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产出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美国货币政策的冲击通过政策渠道、贸易渠道和资产价格渠道对中国产出造成影响[5]。本文基于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一般原理,运用理论和实证分析方法,综合考察和评估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海洋经济的影响,以期为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提供有益借鉴。
1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对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从汇率的角度分析,美国增加货币供应量将导致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一方面引起中国海洋经济出口市场需求量的萎缩,不利于中国海洋出口企业的成长。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减弱了海洋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利于出口市场的扩张。另外,由于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引起国际资本流入中国,会造成国内通货膨胀,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给企业成长带来诸多压力。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进出口贸易的不断扩大,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滨海旅游发展迅速。美国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引起的国际资本流动、通货膨胀预期、人民币升值等现象,会对中国海洋产业造成较大冲击,进而引起海洋经济周期的波动。2010年中国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15531亿元,比2009年增长13.1%①。2009年—2010年中国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如图1所示。从上图可以看出,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滨海旅游业在海洋经济增长中占较大比重。近年来海洋油气业得到快速发展,其对中国海洋经济的贡献也越发明显。四个产业在2009年和2010年占海洋经济的总比例分别为82.2%和87.5%[6]。
1.1对中国海洋渔业的影响
美国增加货币供应量对中国海洋渔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美国货币宽松政策使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使水产品出口企业的财务成本增加,影响出口企业的利润;二是人民币相对升值使得中国水产品的外部需求下降,从而影响企业的生产及盈利;三是中国海洋渔业产业海外融资的困难加大,影响中国海洋渔业的长期增长态势。
1.2对中国海洋交通运输业的影响
海洋交通运输业涉及了港口设备器材、运输业、交通运输船舶、港口物流产业、相关保险产业等40多个产业。美国货币供应量增加一方面导致了能源资源价格的上涨,另一方面国内流动性的增加导致了出口企业用工成本的增加,这些因素导致了港口业务量增速放缓、出口货量下降的趋势。航运业是资金密集型、具有明显周期性的高风险行业,在全球航运能力过剩、需求萎缩的情况下,中国航运周期呈现拐点。
1.3对中国滨海旅游业的影响
美国增加货币供应量对滨海旅游业的影响表现在:一是中国入境客源主要来自欧美国家,美国宽松货币政策使得美元贬值,外国消费者出游意愿降低;二是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使得中国入境旅游的价格优势降低,周边国家的滨海旅游具有了相对竞争优势;三是美国增发货币导致国内流动性增加,预期的通货膨胀降低了国内游客的旅游意愿。这些都对中国滨海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挑战。
1.4对中国海洋油气业的影响
油气能源关系到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对海洋油气的需求越来越大,海洋油气业面临快速发展的机遇。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导致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促进中国海洋油气装备的进口,降低海洋油气开发的成本。美国增发货币导致世界流动性泛滥从而推动资源、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增加了海洋油气资源出口的收益。从上述分析来看,美国增加货币供应量对中国海洋油气业发展具有正向影响。
2数据来源及处理
为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海洋经济周期的影响,本文选取美国的货币供应量M2的同比增长率和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作为影响因素,分别用am2和huilv表示。对于海洋经济周期的定量描述,通过选取代表性指标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合成海洋经济状态综合指数,用该综合指数描述海洋经济周期的波动,并利用hp滤波法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海洋经济状态指数(zs,见表1)来反映海洋经济周期波动趋势,样本数据选择从1996年到2009年②。变量am2和变量huilv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公布的世界发展指标。
3实证研究
3.1数据平稳性检验与协整分析
3.1.1数据平稳性检验
在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时,需要先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变量zs、am2、huilv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不平稳的。D(zs)、D(am2)、D(huilv)表示相应的一阶差分值,D(zs)、D(huilv)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而D(am2)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都是非平稳的。综上所述,变量zs和huilv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可以进一步做协整检验进行分析。
3.1.2协整检验
如果经济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就意味着经济系统不存在破坏均衡的内在机制。如果变量在某时期受到干扰后偏离其长期均衡点,则均衡机制将会在下一期进行调整以使其恢复到均衡状态。zs与huilv的协整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运用两种协整检验方法,得到一致的检验结果,即在5%显著水平下,变量间至少存在着两个协整方程,说明海洋经济周期波动和美元对人民币汇率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
3.1.3格兰杰因果关系
两变量间具有协整关系并不能说明它们具有因果关系,需要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确定两者在时间上的先导—滞后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由检验结果中P统计量值可以看出,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是海洋经济指数的格兰杰原因,中国海洋经济指数不是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格兰杰原因。在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主要海洋产业的影响分析中我们指出:一方面汇率通过影响进出口商品的价格会对中国海洋涉外企业造成冲击;另一方面,汇率的变动会影响外资对中国海洋产业的投资力度,这进一步对中国海洋产业的周期性波动产生了影响。
3.2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3.2.1VAR模型从式(1)可以看出中国海洋经济指数自身的滞后项和美国货币供应量以及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的滞后项对海洋经济周期的影响程度:除自身滞后项的影响比较大外,相对于美国货币供应量,海洋经济周期受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程度较大,并且滞后两阶的影响大于滞后一阶。滞后一阶的美元货币供应量及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对海洋经济周期是正向影响,而滞后二阶的美国货币供应量和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负向影响。
3.2.2脉冲响应分析
对zs,huilv两个变量的协整检验说明它们之间存在的长期均衡关系,受到随机干扰项的影响短期可能偏离均衡值。基于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来进一步说明变量受到某种冲击对系统的动态影响。图2反映了10期内海洋经济hp滤波指数对美国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率和汇率变动冲击的脉冲响应。zs受am2的冲击在第2期到第4期产生的是负响应,第5期到第7期产生的是正响应,第8期到第10期又转为负响应。zs之所以在正响应和负相应之间出现这么多的反复变化,是因为美国货币供给量增加对中国海洋经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一方面会导致中国海洋产业获得的投资增加,海洋产出增加;另一方面会带动中国海洋产业的原料价格、消耗的能源价格、员工工资等上涨,不利于海洋产业发展。zs的响应值出现的波动是这两种力量较量的结果,但从整体来看,zs的累积响应值为-0.4,说明美国增加货币供应量,不利于中国海洋产业的发展。zs对huilv冲击的响应值在第7期开始显现,一直到第10期均为负向响应,波动不大。zs对huilv的累积响应值为负,说明从整体来看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中国海洋产业的发展。经观察可以发现,短期内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对海洋经济周期的影响不明显,是因为现实经济中存在价格黏性以及厂商的生产调整需要时间。但是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一方面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资投入中国,增加海洋产业的投资和基础设施的兴建;另一方面,使中国进口国外的大型设备变得成本更低,有利于海洋产业更新生产设备,扩大海洋产业生产能力。所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有利于中国海洋产业发展。
3.2.3方差分解
对zs进行方差分解,分析huilv对zs的贡献率,以更清楚地解释zs的波动原因。由表5可以看出,zs的波动除受自身影响外,还受到am2和huilv变动的影响。第一期zs波动只来自于自身的标准误差,所以为100%,往后逐期自身的贡献下降,在第10期出现回升。zs受到am2和huilv冲击的影响在第二期才充分体现出来,am2的冲击效应在第6期达到最大,以后有所回落;huilv的冲击效应比较平均,最大时22%,最小时为15.9%。可以看出,huilv的冲击对zs的解释能力高于am2的冲击对zs变化的解释能力,且每期huilv对zs的方差贡献率小于来自于zs自身的贡献率,说明zs增长主要来自于自身的因素。
4政策建议
一国货币政策尤其是经济大国的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是普遍存在的。中国海洋经济发展关系到中国经济转型及结构调整的大局。结合前文分析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期为中国海洋经济发展能较好应对美国货币政策冲击提供决策参考。
4.1积极利用外汇市场投资工具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很大程度通过汇率的传导来影响中国海洋经济。海洋出口企业应积极利用各种外汇市场投资工具,避免出口产品的结售汇受到汇率变动较大程度的影响。同时,出口占比较大的海洋产业可针对自己行业的特点开发适合自己的外汇衍生产品。
4.2促进海洋产业出口产品市场多元化通过拓宽出口产品的市场,降低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在拓展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同时,应加快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开拓,形成多元化的出口市场,提高抵抗外部冲击的能力。
而本文重在探求新经济中货币政策是否还象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学家解释的那么有效,进而探询如何运用货币政策能起到应有的效果,而不是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并从美国的经验中探寻中国货币政策改革的方向。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究竟什么是所谓的"新经济",新经济一词是从美国泊来的,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但又实实在在地在美国出现,而且迅速席卷世界。归纳起来,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以数字化信息技术和因特网为标志的技术变革在全球化拓展;
知识创新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个人信誉基础上的风险投资制度已经成熟,被投资者所认可;
互联网的普及速度超过了以往过去的任何发明,它以其开发性、可扩展性和互动性,迅速成为了客户需求的新平台,成为了一个新标准;
服务业替代制造业主宰产业发展;
全球化的各种规则开始建立,降低了要素流动的摩擦;
资本市场是这一创新时代的最重要的引擎,是结构调整最有效的工具,而工业社会中集中控制资源进行结构调整的方式已经过时;
在新经济中,公司正在走上收益递增的轨道。这些新经济的趋势性特征涉及到技术、商业模式、客户标准、产业、规则和金融工具,它们综合贡献给了经济增长,构成经济增长的新要素,这些新要素正在改变着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从而构成了所谓的“新经济”。
而从传统经济学来看,经济的发展是有周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周期是主体随即错误的结果,所以政府在货币政策上不宜干预过多。而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经济周期是外部冲击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所以货币政策对于克服危机,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是大有裨益的。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周期的发展是政治压力的结果,所以在货币政策上趋向于比新凯恩斯主义更自由的方式。
那么,作为具体的运行,我觉得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的趋向不是明显的偏向于一种派别的,而是一种综合各种观点杂糅的体系。在强有力的实现对经济的预期良性运行的控制的同时,尽量采取比较含蓄的,市场化方式。这种理念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而就在最近(12月5日),格林斯潘正式表示,对经济部分失去发展表示忧虑。并认为美国经济发展步伐放缓是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使企业能源成本上升近40%,而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无法使企业的损失在市场中得到弥补。而应该警惕可能出现的由金融资产缩水导致的家庭和企业的支出疲软。广大投资者一直以来担心美国经济趋向硬着陆,格氏此番抚藉言语正中他们的下怀。美国经济减缓的速度出乎意料,去年的技术股泡沫显然已破灭。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对近期任何经济数据都不应该大惊小怪,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正是必要的。几年来,需求一直超过供应。美联储为了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形势,防止通胀上升,1999年中期来已将利率提至6.5%,累计加息幅度达1.75%。格林斯潘似乎认为随着股价下降,金融市场趋紧抑制了消费者支出,经济正走上软着陆的轨道。一段并不清晰的话语刚出,萎靡的纳指马上大涨274点,创下近三十年的单日最大涨幅。
而且我们也曾经看到,格林斯潘在过去的美国所谓的新经济的高速列车行进中不时的用针尖刺破将要被吹涨的气球——通货膨胀的虚假繁荣。而我觉得他的行为正好暗合了萨缪尔森的用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原理与加速度原理对经济周期的假设——萨氏以为在边际消费趋向和加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总是上下波动。那么,一旦边际消费发生改变,经济的良性轨迹就极可能被改变。所以格林斯潘一直采取防微杜渐的方式警告人们,什么时候有通胀的危险。而他又不肯明示,是担心"软着陆"变成"硬着陆"。我个人认为仅凭这一点格林斯潘便称得上是金融监管的超一流人才。何以见得?君不见八十年代的日本虽然经济正是如日中天,但是日本政府也意识到虚假繁荣背后的通货膨胀的威胁将在未来严重的侵害日本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可是就在日本煞费苦心的挤干了泡沫以后,再施行零利率也无法拉升经济的起飞。而我们中国在经历了八十年代末期的高速增长中"通胀猛于虎"的通苦以后,在九十年代初,经济的过热中,施行了紧缩银根的政策,其后虽然成功的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但是现今的通货紧缩中,货币政策实行却收效甚微。今天的解释也各不相同,但我觉得与那时的过紧是有联系的。
而在今年,繁荣了十年的美国新经济也遇到了极大的危机。我们观察美国经济的视角一般有三个:一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金融政策;二是明年的消费趋势;三是明年的投资趋势。而美联储在12月19日宣布维持现有利率不变。而很多经济学都认为利率下调是在所难免的,为什么联储没有行动呢?央行不愿意改变多年来谨慎的多看少动原则,他们要观察多年的高投入,生产率增长及股市走强是否发生了逆向转变并形成恶性循环。不过美联储也承认新经济的威胁已经由通胀变为疲软。而消费趋势离不开收入的预期,我们知道在宏观经济学中有带动消费的财富效应。从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每年因股票和房产升值而使家庭财富平均每年上升2.26万亿美圆。而储蓄率在99年降至可支配收入的2.2%,大大低于长期的7%左右的水平。而在2000年,美国国民的股票收入几乎为零或负增长,而今年初对于股市的高预期造成家庭贷款消费的上升,预期的不理性将使明年的消费减少。还有就是投资,自96年以来,信息技术与通信行业吸纳了大量的资金也使劳动生产率上升。新经济的低通胀高增长也要主要归功于资金支持——特别是在风险投资制度下的融资途径下的电信与高科技行业的快速发展。而从目前来看,这些行业投资已经近于饱和。
所以,新经济毕竟没有超越过去的工业革命,电气时代中所固有的经济周期的制约。高利率,利润下降,消费需求的收缩都是周期性的,少一点震荡,快一点复苏就是货币政策大有可为的地方了。经济减速的迹象撒下如此之多的阴影,这一事实仅仅提高了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也已有人担心格林斯潘讲话可能导致以下一种循环:由于投资者认为明年初会减息,导致股价上扬。但必须指出的是,降息的前提是消费者支出的下降。问题在于,如果股市反弹过高,消费支出仍将强劲,如此,就不会降息,甚至可能得加息。这样今天的货币政策到明天就完全相反了。
尽管美联储可能调控美国经济,使之软着陆,投资者同时也明白美联储任务的难度之大。历史经验显示,事实上央行是鲜难做到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处于增长减缓中的经济比繁荣强劲的经济更不堪经受外部冲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济增长减速会使各种经济、金融失衡状况暴露无疑。随着增长减速,原先那种以为利润会永远增长、股价会一直上升,因此可以入不敷出的消费将显然是极不明智的。同时,悲观情绪也可能过度。今后的风险在于,美国的实际高投入、大幅提高生产率、企业利润增长、股市走强等一系列良性循环会变为恶性循环。出现这种情况,美联储就需要采取减息措施,但不是在此之前采取措施。
但是面对新经济的新,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没有什么可以认为是肯定行之有效的方式。连格林斯潘也在10月上旬美国银行家协会成立125周年的纪念大会发表的演讲中认为,技术进步的飞速发展已经导致美国现有的许多银行监管条例显得十分陈旧和过时。
同时,他呼吁发达国家应该紧密合作,修订各国现存的银行监管条例以适应在新经济中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的各项金融交易活动。但是,格林斯潘也没有提出如何修订银行法规的建议。他只是强调,目前的银行监管部门在实行监管行动时更多地依靠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自律性,运用条规开展监管活动效果大不如前。
尽管如此,格林斯潘仍指出,“从银行业发展的历史角度看,加强对银行的监督管理应该始终作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这是银行发展历史过程中,我们获得的一条千真万确的关键的经验和教训。”格林斯潘对去年出台的银行业监管改革法案大加赞美,并指出这是“通向未来变化道路上的一面开路旗帜而已”。他还认为,全球所有的银行监管部门都会发现现有规定条例的改革势在必行。根据格林斯潘的估计,将来监管部门会将注意力从考虑银行的债务比例转向发现银行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格林斯潘认为,目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之中,要求监管部门能够不断调整以适应新变化。同时,随着新经济浪潮的席卷全球,金融系统变化的日新月异,要求监管部门必须在第一时间作出相当准确的反应和行动,否则经济形势将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演变。正是这种情况,要求银行监管条例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进行必要的改革而不至于落伍。
在看了美国新经济的"剪不断,理还乱"后,再想想咋们亚洲和中国,其实发展水平还低了许多,如何借鉴美国的经验,吸取教训,将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
当年,就在美国新经济快速成长的时期,亚洲却出现了经济危机,这意味着东亚的以产量为目标的“集中干预型”资源配置方式的失灵,传统产能大规模过剩。中国则在工业化还未完成的时候,又赶上了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政府还有很多集中配置资源的要求,如西部大开发。在这方面,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力,从货币政策来看,既有贷款的优惠,也有大量的特别国债;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知识时代提出的创新问题。在这种局势下,中国的调整必须与国际调整的趋势相一致。中国的各种产业从汽车到住房,实际上连基础设施都有产能过剩问题,而现在中国政府除了集中配置基础设施外,已经没有其他可集中配置的方向,因此集中资源突破产业瓶颈的老办法在现时条件下已无处着力,是改变配置资源方式的时候了——应把核心放在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高层次功能,大力刺激民间创新的动力上,比如减免知识型创新企业所得税等类的措施更是不可少。政府的作用还要在有利于新经济成长的软环境建设方面加强,以求有更多的知识创新企业在本地区成长,带动经济从旧到新的转变。
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推动技术变革和产业重组的最重要的引擎,中国一方面要实现工业化,承接生产力的转移;另一方面要面向新的技术创新时代,积极改变国内集中配置资源的方式,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中国1999和2000年初资本市场中股市的两次快速攀升都与大规模的资源重新配置有关,资本市场对互联网做出了最积极的反映,这也体现了中国资本市场开始在调整着中国的产业结构。当然,这也与借鉴美国新经济中的明显的财富效应的政府行为有关系。但是,由于没有二板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创新空间非常有限;由于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利用投行进行并购调整结构的手段也就不足,如无法在资本市场上迫使一些低效率企业退出产能等,从而使得结构调整缓慢。
新经济的概念是与网络化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新经济将带来更先进的交易设备和交易手段,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金融产业在这个大趋势下必须要面对新的挑战。一方面,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必须给金融产业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新经济大大增加了金融产业的风险,进行风险管理又要求我们中国政府加强对金融产业的监管。事实上,在这两个目标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矛盾的。我觉得这对于我国来说尚有一定的优势——集计划与市场于一体的货币政策或许会比较有效。
货币政策冲击、经济非平衡
发展及应对政策研究收稿日期:2012-01-15
基金项目:2011年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编号2011C010;2011年福建省教育厅项目编号JB11036S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丰(1983-),福建福州人,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货币政策。
陈丰
(福建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福建 福州350007)
摘要:在金融加速器理论中,货币政策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过度冲击,甚至会造成经济的非平衡发展,主要表现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会对小企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引发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从金融加速器作用机理的角度探讨当前中国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可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使之符合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
关键词:货币政策;金融加速器;非平衡发展;微观银行信贷
Study on the Monetary Policy, Economic Disequilibrium Develop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CHEN Feng
(School of Economic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In the financial accelerator theory, monetary policy will overaffect real economy, even lead to economic disequilibrium development. Tight monetary policy has profound impacts on small enterprises and causes financing difficulty, which is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nancial accelerator principles in the paper. It advances countermeasures to satisfy realistic situation of Chinese economy.
Key words:Monetary policy; financial accelerator; disequilibrium development; micro bankcredit
一、引言
为了控制中国国内物价过度上涨的势头,从201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就把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从2010年12月到2011年4月,人民银行先后4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共20个百分点,2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共05个百分点,严格从总量上控制人民币贷款的规模。总体上看,稳健货币政策促进货币信贷增长向常态回归,但是却产生了经济的非平衡发展,具体表现在大企业受货币信贷控制影响较轻,甚至部分大企业出现流动性过剩的局面,而中小企业受信贷控制影响较严重,大量中小企业因为资金链断裂而破产倒闭。那么,同样的货币政策对于不同规模的经济体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反应呢?Bernanke和Gertler(1989)提出了金融加速器理论,认为企业外部融资成本高于内部融资,存在着外部融资的升水,外部融资升水的高低与企业资本金的数量呈反比关系,因此,在面临紧缩性货币政策时,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更容易出现外部融资约束,投资支出、存货、短期债务减少的速度比大企业要快。他们为此得出了在金融加速器机制作用下,冲击对于经济产出的影响依赖于信贷市场所处的状态呈现非对称性,体现为相对于“放松”信贷市场状态,“紧缩”信贷市场状态下的冲击对于产出的影响更大的结论。金融加速器理论多是从宏观经济面的角度探讨冲击对经济产出的非对称性,很少从微观角度来考察不同经济体对冲击的不同忍耐度。但是,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路,就是同样紧缩的货币政策对不同规模企业的影响的非对称性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对金融加速器理论进行修改,尤其是加入其对不同微观经济体的不同加速作用,从而使之符合中国的实情。本文从货币政策作用下不同类型银行微观信贷行为演变的角度下来分析金融加速器对实体经济的非平衡作用。
二、文献综述
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往往从宏观总量角度对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进行研究,主要偏重于数量和时滞问题,从而忽视了在统一货币政策框架下对微观主体影响的研究。随着Mundell(1961)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最优货币区的范围既可以超越国界,也可以在一国国界之内。因此,在许多大国内部,由于自然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差异,必然存在着货币政策在区域和行业上的差别。Taylor(1995),Dornbusch,Favero和Giavazzi(1998)研究了欧元区各成员国在货币政策上的差异,但忽视了各成员国国内可能也存在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国内对于货币政策对不同微观经济体的不对称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分析(于则,2006;宋旺,钟正生,2006),强调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有明显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各地经济结构和发达程度不同、供需状况不同、消费能力和需求特点不同、信贷投资环境不同和地域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距,降低了统一性货币政策的效果。针对货币政策的产业非对称性, Dedola和Lippi(2000)从公司规模、融资能力、财务费用负担等角度解释利率政策对不同行业的不同效果。国内学者对于此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曹永琴(2010)提出由于各产业的市场结构差异、产业内企业的规模和性质不同使得各产业所面临的金融摩擦存在较大差异,使得货币政策出现非对称性。
无论是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还是行业效应,都是从静态的角度来研究货币政策对不同微观主体的效应。但是,统一的货币政策往往是根据经济周期的不同趋势而确定的,在动态变化的货币政策框架下,不同微观主体可能出现程度不同的不对称性。Peersman和Smets(2005)提出在整个经济周期内,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程度的差异主要与金融结构和公司规模的不同有关,短期债务占长期债务的比例越高、金融杠杆率越高以及公司规模越小,微观经济对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就越强。曹永琴(2010)提出在金融加速器作用下,货币政策对产业非对称影响会被进一步放大从而在产业层面上表现出显著的非对称性。可见,在经济周期中,不同时期的货币政策往往加剧了产业效应和区域效应。这些研究多从静态的角度来分析货币政策对不同区域、产业的影响,并没有考虑在经济周期中,统一的货币政策对不同微观主体的综合影响。而金融加速器理论强调的是在经济周期动态发展的视角下,外生冲击通过金融加速器对实体经济的非对称反应。
金融加速器模型多应用于国外发达国家,如美国。但是,中国和美国的金融体系有很大的不同,相对于美国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中国则表现为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中国企业的资金大多数来自银行信贷,而在金融加速器模型中,企业家的净资产N与外源融资升水s之间相互推动是其产生原因(Bernanke,Gertler,1989),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企业外部融资超过净资产的比例越大,信贷的风险越大,金融市场就要求更高的利率,因此,企业外部融资升水。在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假设,就是利率市场化,能正常的反应金融市场的资金供求,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来说,无论是经济运行模式还是市场机制都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别,尤其在银行信贷方面都无法摆脱政府干预的特征,不能简单的以外部融资价格机制来衡量银行的借贷行为。另外,中国大中型企业多为国有企业,有国家信誉作为保障,因此,在金融危机中,银行更愿意选择大中型企业作为借贷对象,而放弃小企业,因此,中国银行借贷有明显的“偏向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倾向,这是外部融资价格机制所无法解释的。因此,本文结合金融加速器理论,从银行信贷供给的角度说明在经济周期中,宏观动态的货币政策对不同规模企业的不同影响。
三、计量模型和变量选取
Bacon和Watts(1971)首次引入了“平滑转变”概念,揭示了一个局部的线性方程如何从一个极端状态连续平滑地过渡到另一个极端状态。
关于yt和xt的开关回归模型设定为:
yt=α1{1-D(zt)}+α2D(zt)+{β1(1-D(zt))+β2D(zt)}xt+{1-D(zt)}u1t+D(zt)u2t(1)
其中,uit∶nid(0,σ2i),i=1,2;分别是两种政策下的误差项,zt是开关变量,并且有海维赛德(Heaviside)函数
D(zt)=1,zt≥c
0,zt
目前,STR模型已成为经济学家进行政策行为分析的得力工具,被广泛应用于紧缩性货币政策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果比较。用于论证紧缩性货币政策与扩张性货币政策在效果上的非对称效果。而本文将该模型进行修改用于证明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不同规模企业的非对称性。正如前所述,当货币政策较为宽松时,国有大中型企业和小企业的银行信贷可能并没有较大差别,都比较充裕。而当货币政策从紧时,国有大中型企业在银行信贷上受到影响就相对于小企业小得多。因此,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小企业可能有的紧缩效应,也就是说在货币政策不对称性效应上,相对于国有大中型企业而言,小企业有更大的不对称性。
1.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存在分析。
我们沿用门限向量回归模型(Hansen,1996),以货币供应量作为阀值变量,分析货币政策冲击通过金融加速器对不同规模企业的非对称影响。
由于详细的客户贷款需求和银行供给的具体数据的不可得性,我们尝试通过间接检验的方法。正如林毅夫(2001)指出的,与大型金融机构的经营取向不同,中小金融机构比较愿意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事实上相当多的中国中小金融机构主要是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的,所以,我们仅以中小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量近似的代表中国中小企业的实际贷款额C2,t,而以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量近似的代表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实际贷款额C1,t。由于我国大型国有企业往往集中在重工业中,我们仅以重工业的比去年同期的月增长率近似表示大型国有企业的增长率y1,t,而以轻工业的比去年同期的月增长率近似表示小企业的增长率y2,t。以货币供应量变化率ln M2表示货币政策的变化趋势。我们定义阀值变量货币供应量变化率ln M2,阀值为r,d表示滞后期。
I(mt-d)=1,mt-d >r
0,mt-d≤r(3)
由于估计方法中包含有回归变量平稳性条件,因此,需要进行平稳化处理,我们将模型中yt,M2,Ct 取对数,并一阶差分,得到如下模型:
Δlnyt=(c0+∑pi=11,iΔlnyt-i+∑qi=0β1,iΔlnCt-i+∑si=0δ1,iΔlnmt-i)+(c1+∑pi=12,iΔlnyt-i+∑qi=0β2,iΔlnCt-i+∑si=0δ2,iΔlnmt-i)I(mt-d)+εt(4)
我们对该模型lny1,t,ln y2,t,ln M2,ln C1,t ,ln C2,t 序列进行平稳性条件考察,并确定其滞后阶数,得到下表:
表1ADF检验结果
变量滞后阶数ADF统计量临界值变量滞后阶数ADF统计量临界值lny1,t1-6093786-3565430***ln C1,t0-5068442-3562669***ln y2,t1-8756836-3565430***ln C2,t0-6995587-3562669***ln M20-6276352-3562669***从表1可以看出,各变量均为平稳序列,重工业的比去年同期的月增长率近似表示大型国有企业的增长率y1,t和以轻工业的比去年同期的月增长率近似表示小企业的增长率y2,t的一阶差分均为一阶滞后。 门限回归的关键在于求γ^,Hansen(1999)认为将门限变量mt的每一数值作为门限值,直接对(4)式进行最小二乘估计,获取其残差平方和为:S1(γ)=e^′t(γ)e^t(γ),那么门限估计值应为:γ^=argminS1(γ),即对应的残差平方和S1(γ)最小的γ^为估计得到的门限值,相应的残差方差为:σ^2 = T-1e^t ′(γ^)e^t (γ^) = T-1S1 (γ^)。我们采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NLS对其进行检验,使用Logit模型:
lny1,t = b0 + b1/{1 + exp[-b2*(m2 - γ^)]}*(b3*ln y1,t-1+b4ln C1,t )(5)
得到阀值γ^为00352756时残差平方和最小。由以下系数可以得到该模型可表述为:
lny1,t = -00227034 + 02055276/(1 + exp(-1955293*(m2 00352756))) *(-0208774ln y1,t-1 +0862297ln C1,t)
表2门限模型下各项系数、标准差和显著性
系数值标准差常数值-0022703400267461(0400)b10205527601102769(0068)b219552936575959(0767)b30862297012001(718522)b4-0208774009896(-210965)R-squared=01139残差值=17163775注:括号内数值为5%的显著性水平。
这时我们需要检验其门限效应是否显著。Hansen(1999)建议使用Bootstrap方法获取近似分布的临界值,进而得到基于似然比(Likelihood Ratio, LR)检验的F值。原假设:H0:β1=β2;而备择假设是H0 :β1≠β2;检验统计量为:F1=S0-S1(γ^)σ^2,其中,S0是在原假设H0 下得到的残差平方和。如果F统计量大于给定的显示性水平下对应的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表示模型存在门限效应。经检验,我们可以得到上述模型的F值为355579,大于显示性水平对应的临界值,因此,模型存在门限效应。
同理,我们以货币供应量mt为门限值,对中小企业的增长率和中小企业的贷款量进行考察,可以判断其也存在门限效应。无论大型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对货币政策都存在非对称性。以门限值为分界,定义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而门限前后不同的货币政策对所有企业都存在非对称效应。
2货币政策对不同规模企业的冲击程度分析
为了进一步证明不同规模银行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贷款影响,我们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 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由于第一、二行的P值都很小,因此,货币供应量可以引起大型银行和小型银行的贷款变化,同时,第三行大银行贷款变化不能引起大企业增长变化的P值较大,可以看出,大银行贷款变化对大企业增长变化的影响不明显,也就是说,无论货币政策如何影响货币供给,进而影响企业贷款,其对大企业增长的影响都不是非常显著的,也就是说,大企业对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程度小于小企业。这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大企业本身资金较为充裕,因此,对信贷需求相对于小企业而言较小;第二,即使银行信贷受货币供给量变化的影响,银行信贷在危机时刻也更愿意贷款给大企业,因为大企业的风险较小,因此,大企业接受的贷款受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小。而从第四行可以验证,小企业的增长受小银行信贷变化的影响较大。
表3各相关变量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F统计量P值货币供给量变化不能引起大银行贷款变化46635600143货币供给量变化不能引起小银行贷款变化28537500679大银行贷款变化不能引起大企业增长变化14876702372小银行贷款变化不能引起小企业增长变化58226700056我们分别对货币供应量的误差项给予冲击,分析其对该系统的不同规模企业信贷数额的动态影响,我们采用脉冲响应函数方法(IRF)进行模拟。图1、2分别表示货币供应量冲击下不同规模企业信贷数额变化。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单位:月),纵轴表示响应指标的变化,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比较图1和图2可以看出,图2比图1的波动幅度更大,这说明货币供应量对大型国有企业信贷数额变化程度小于小企业信贷数额变动程度,同时,从图1还可以看出,对于货币供应量的正向冲击,大型国有企业信贷数额的增加明显大于小企业,这说明,中国银行借贷有明显的“偏向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倾向。
图1货币供应量变化对大型国有企业信贷数额变化的脉冲效应图2货币供应量变化对小企业信贷数额变化的脉冲效应图3、4分别表示银行信贷余额结构冲击下企业的增长率。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单位:月),纵轴表示响应指标的变化,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从图3可以看出,给大型国有银行信贷一个负向的冲击,其对大型企业经济增长是阻碍作用的,到6个月后,该冲击效应逐渐消失。从图4可以看出,给小型银行信贷一个负向的冲击,其对小企业经济增长也是阻碍作用的,而且比较图3和图4,可以看出,图4比图3的波动幅度更大,这说明小企业信贷数额变动对小企业的影响大于大型企业。
图3大型国有企业信贷数额变化对大型企业经济增长的脉冲效应图4小企业信贷数额变化对小企业经济增长的脉冲效应从上述模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无论大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面对扩张和紧缩的货币政策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非对称性。即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企业的促进效果小于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企业的收缩效果。
2.相对于大型企业而言,小型企业的非对称性更大。原因在于两点:第一,货币政策变化对小型企业的贷款冲击相对大型企业更大。第二,小型企业对信贷数额变化相对大型企业更加敏感,因此,波动幅度更大。
四、政策建议
在微观主体市场化动机日益明显的今天,中国货币政策在对经济中货币的总量控制的基础上,其对微观经济体的作用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如统一的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供给进行调控的同时,可能会恶化信贷资源配置效率,这样不仅可能弱化货币当局的政策意图,而且还可能加剧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造成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影响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我们在进行货币政策总量操作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其结构性调整,使其更注重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多渠道扶持中小企业的更快发展。
1改变国有商业银行主要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指导思想,畅通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渠道。由于大型国有企业信誉好,有国家保证,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偏好于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服务,中小企业很难得到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而国家70%以上的资金集中于国有商业银行,因此,应该首要转变国有商业银行观念,设计一套制度使其增加对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的信贷投入,积极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结算、信息服务,引导中小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重点支持科技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和有市场潜力的中小企业发展,鼓励中小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充分发挥城市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社的作用,为民营中小企业提供更多服务。
2拓宽多种融资渠道,大力发展银行间债券市场,完善中小企业短期融资券、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一系列债券融资工具。集合票据是指 2 个到10 个之间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以统一产品设计、统一券种冠名、统一信用增进、统一发行注册方式共同发行的,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债务融资工具。 截至 2010 年 11 月已有 16 只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在银行间市场发行,这是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牵头推出的面向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工具。由于我国商业银行贷款多为审批制,商业银行要直接贷款给中小企业要准备很多材料, 经过较长时间才能得到批准。相比之下,购买集合票据更为直接、方便。集合融资、统一信用增级的机制提高了投资者对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的认可度,相比传统的中小企业信贷产品更有吸引力。同时,集合票据可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打破了原来的地方限制。
3.促进中小金融机构健康可持续发展,确保中小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机制。实践证明,中小金融机构是服务于小企业的主力军,因此,要促进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截至2011 年6 月末,全国共组建包括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在内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615 家;新设立小额贷款公司3366 家,贷款余额2875 亿元。加快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建设,加大对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完善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要建立特色贷款服务业务,实行差异化发展,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需求,量身定制信贷产品;要改变中小企业小额信贷抵押方式,要从过去单一的固定资产抵押转变到包括个人消费信用贷款抵押、多户联保、大宗货物等多种方式抵押突破,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更广阔的途径。积极鼓励和督促金融机构加强信贷结构调整,注重以技术为基础的创新,提高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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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经济近期形势
(一)增长逐步提速,就业状况改善,通胀低位运行
2010年美国经济前低后高,增长逐步提速。一、二季度,受企业存货投资下降和欧债危机影响,美国经济明显减速,按年率计算增长率从2009年四季度的5.0%下降至3.7%和1.7%。此后,受消费、企业非住宅类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增长影响,经济逐步提速,三、四季度增长率分别达2.6%和3.1%,全年增长率为2.9%。
美国私人部门就业自2010年3月起逐月增长,全年新增就业110万人,是2006年以来私人部门就业年增长的最高点。今年1、2月,私人部门非农就业人数环比分别增加6.8万和22.2万,长期失业(27周以上)人数环比分别下降23.1万和21.7万,失业率从2010年12月的9.4%下降至9.0%和8.9%。
美国通货膨胀保持低位运行。2010年7月至今年1月,美国城市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月度增速一直保持在0.5%以下,去年全年仅上升1.6%。
(二)经济增长动力发生一定变化
2010年消费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步上升。其中,耐用消费品消费增长最快,对经济拉动作用最明显。一至四季度,耐用消费品消费按年率计算分别增长8.8%、6.8%、7.6%和21.1%,远高于私人消费支出1.9%、2.2%、2.4%和4.0%的增速。这反映居民对经济前景较为乐观,也反映消费信贷状况改善。2010年一至三季度,美国消费信贷环比降幅逐季收窄,四季度实现2.1%的正增长。
2010年投资拉动美国经济增长1.87个百分点,作用超过消费。1970年以来,这种情况为第三次出现。前三季度,住宅类投资和非住宅类建筑物投资持续下降,四季度实现温和增长。这反映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对企业投资信心影响严重。设备和软件投资一直保持正增长,2010年一至四季度按年率计算分别增长20.4%、24.8%、15.4%和7.7%,成为投资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受全球经济复苏和美元贬值影响,2010年美国出口增长11.7%,为1998年以来的历史最高点。其中,货物出口增长14.7%,服务出口增长5.8%。不过,受美国国内经济复苏带动,美国进口增长更快。2010年进口增长12.6%,其中货物进口增长14.8%。2010年美国贸易逆差为4218亿美元,较2009年3630亿美元的逆差有所扩大,但仍处于2000年以来的历史低点。净出口导致经济下降0.49个百分点。
2010年美国政府消费和投资支出拉动经济增长0.21个百分点。受财政状况恶化影响,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减少雇员、压缩支出,2010年支出下降1.4%。财政风险将是长期困扰美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之一。
(三)复苏基础仍较脆弱,下行风险依然存在
美国就业状况虽有改善,但形势依然严峻。2010年美国新增就业人数虽为2006年来历史最高,但仅够吸纳新增劳动力,远不足以弥补2008年1月至2010年2月875万非农就业岗位的损失。改善就业仍是美国经济的第一要务,也是支持美国继续实施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最重要依据。
美国房地产市场继续疲软。2010年下半年,美国权威房价指标CoreLogic指数持续走低,从6月的146.86下降至12月的137.27,创下自2006年4月最高值以来除2009年5月外的历史新低。房价不振主要原因是住房按揭贷款违约导致金融机构持有的住房资产激增,加大了住房市场供给。
美国财政状况堪忧。2010年美国联邦赤字率为8.9%,虽较2009年有所下降,但仍远高于危机前水平。美国联邦债务负担率已达94.3%,远超60%的国际警戒线。美国州和地方政府情况更为严重,许多州已面临财政危机。
二、美联储继续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的原因及影响
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今年1月25―26日的会议纪要中明确宣布,将继续保持宽松货币政策,联邦基金利率调控目标继续维持在0―0.25%之间,继续执行2010年11月公布的第二轮量化宽松计划(QE2),到2011年6月底购买6000亿美元的财政部长期国债,使美联储持有的国内债券规模达到2.6万亿美元。而且,美联储将继续把出售美国各政府部门债券和抵押支持证券所得的本金用于对财政部长期国债的再投资。
在2010年四季度美国经济增长好于预期的情况下,美联储的保守态度受到不少批评和质疑,然而,从目前美国经济形势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中可看出,美联储之所以保持宽松货币政策,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至2010年底,美国经济虽已连续六个季度保持正增长,但高企的失业率说明经济复苏并不稳固。
第二,较低的通胀水平和较稳定的通胀预期为美联储保持宽松货币政策提供了较大空间。通胀预期稳定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美国资源闲置严重,2011年1月整体产能利用率为76.1%,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为73.7%,明显低于1972―2010年80.5%和79.1%的平均水平。资源闲置为美国在不触发明显通货膨胀的同时加快经济增长提供了坚实基础。二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虽给美国通胀造成上行压力,但因劳动力成本是美国生产成本的主体,约占60%左右,原材料成本在生产投入中占比较低,因此大宗商品价格到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传导率较低。三是美国劳动生产率不断上升加上失业率高企,压低了单位劳动成本。2009和2010年,美国单位劳动成本分别下降1.6和1.5个百分点。
第三,美联储有能力在合适的时候实现货币政策的及时转向。美联储对联邦基金利率的影响力早已为市场公认;美联储有能力灵活调节银行法定准备金存量,从而影响货币投放量;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纪要中明确声明,委员会将继续定期评估购买财政部长期国债的速度和债券持有规模,根据经济状况的变化调整公开市场操作方向。因此,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并不会形成惯性依赖,美联储有能力在合适的时候及时转向。
美联储继续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有助于美国经济加快复苏步伐。二是有助于缓解美国财政政策困境。三是可能助推国际短期资本向新兴市场流动。
三、美国经济近期走势及对我国的影响
(一)美国刺激性政策将持续发挥作用,投资、消费和出口增长驱动力强化
1、今年美国私人投资预计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首先,企业家对近期经济形势比较乐观。权威机构Conference Board关于美国CEO信心的调查显示,2010年四季度美国CEO信心指数由三季度的50上升至62,56%的人认为美国经济形势较6个月前明显改善,未来6个月将继续改善。
其次,2010年美国企业盈利状况良好,企业现金充裕,有能力进行扩张性投资。2010年美国企业税后利润达1.37万亿美元,较2009年增长29.4%,为200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利润丰厚使企业现金流充裕。2010年末,美国非农业非金融类企业拥有的现金和支票存款为3543亿美元,分别是2007、2008和2009年的2.5、10.83和1.92倍。
第三,银行对工商业投资贷款意愿上升。美联储今年1月的调查报告显示,无论对大中型企业,还是小企业,银行进行工商业贷款的意愿都有所上升,贷款标准降低。
第四,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改善了企业的投资环境,扩大了税前抵扣力度,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有利于刺激企业的投资积极性。不过,房地产市场近期出现明显复苏的可能性不大,银行对房地产类的贷款意愿也没有明显改善。美国投资预计继续集中在设备和软件领域,住宅类投资和非住宅类建筑物投资可能继续疲软。
2、消费预计将保持增长
首先,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助于居民收入稳定和增长。目前,美国政府支付的工资和社会保障支出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0%左右。2010年底奥巴马总统签署法案,在扩大减税规模的同时,将失业保险等社会福利政策展期,这将有助于居民收入的稳定和增长。
其次,银行对消费者贷款意愿上升,有助于减少居民预防性储蓄,增加居民当期消费。2010年下半年,美国居民储蓄率持续走低,从2010年6月的6.3%下降至12月的5.4%。
第三,消费者对未来预期乐观。Conference Board调查结果显示,今年以来,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不断上升,1月为64.8,2月为70.4,对未来6个月持乐观预期的消费者明显增多。
今年推动美国出口增长的内外因素仍将继续发挥作用。从内部看,美国农业补贴政策持续发挥作用,美国改革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体系、放宽高技术产品出口,这将推动美国两大优势产品――农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增长;从世界环境来看,一方面世界经济整体仍将保持正增长,而我国作为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实施扩大内需和进口战略,将为美国出口创造强劲的需求,另一方面,美国出口促进内阁正在加强与新兴市场国家的谈判,要求加大进口、保护知识产权力度。
中东北非局势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石油价格的影响上。如果沙特阿拉伯、伊朗等核心产油国能够保持稳定,石油供给不出现大幅波动,那么中东北非局势对美国经济的影响预计比较有限。日本大地震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尚不明朗,不过就目前看,由于日本并非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对美国经济整体走势的影响预计不会太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升至2.8%,通货膨胀率为1.1%;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预测今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3.1%,通货膨胀率为1.4%;美联储预测比较乐观,认为今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将达到3.4―3.9%,通货膨胀率为1.3―1.7%;费城储备银行对经济学家观点的调查报告预测今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3.2%,通货膨胀率为1.3%。
(二)美国就业状况将缓慢改善,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
美国就业增长将滞后于经济增长。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调查显示,虽然企业对经济复苏普遍乐观,但相当多企业近期投资的目的是提升生产率而非扩大就业。预计今年美国失业率较2010年的9.6%会略有下降,但仍将在高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预测2011年美国失业率为9.3%,美联储预测为8.8―9.0%,费城联储调查报告预测为9.1%,高盛公司预测为9.0%。
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导致美国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2010年,美国赤字率预计进一步上升,从2010年的8.9%上升至10.9%,达到二战以来的历史最高点。
(三)美国近期经济走势对我国的影响
首先,为我国稳定外需创造有利条件。美国是我国仅次于欧盟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占我国出口的20%左右。模型测算表明,美国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会带动我国出口增长1.71个百分点。
其次,我国扩大进口和人民币升值压力会加大。2010年的经济表现将坚定美国通过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信心。今年美国很可能继续要求我国扩大市场开放,增加从美国的农产品进口,保护知识产权,推动人民币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