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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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范文

一、限制开发区的内涵及特征

主体功能区是指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等，按区域分工和协调发展的原则划定的具有某种特定主体功能定位的空间单元。具体分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四类。其中，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所占国土面积最为广阔，而且多为偏远农村山区、各类自然保护区等。这类地区人口稀少，经济规模小，交通不便，不适合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其特征如表1所示。（表1）

二、区域政策工具分类

区域政策工具也称区域政策措施，是指为实现区域政策目标而运用的，针对区域问题的具体方法与措施。或者说，区域政策工具是奖励与区域政策目标相符的区域经济行为和控制与区域政策目标相违背的区域经济行为的方法和措施的总和。

传统方法将区域政策工具区分为微观政策工具、宏观政策工具和协调政策工具。微观政策工具是影响劳动力与资本在产业间和区域间分配的措施，或者说是影响家庭与企业的区位决策的措施。宏观政策工具是改变区域收入与支出水平的措施。其中，微观政策工具包括劳动力再布局政策和资本再布局政策，宏观政策工具包括贸易、财政与货币政策向区域下放，以及中央宏观政策向区域的倾斜。除了微观与宏观政策工具以外，还有一类重要的政策工具，即协调政策工具。协调政策工具是为避免政策资源浪费而慎重组合各种工具、协调政府政策的措施，协调政策工具可以分为辖区内协调工具与辖区间协调工具两种。

区域政策工具功能性质分类是一种根据在解决区域问题中所体现的具体功能而对区域政策工具进行的分类方法， 它将区域政策工具分为奖励工具与限制工具两种。无论区域政策的具体工具有多少或有多复杂，都可依据功能性质归纳为两类：一是奖励政府欢迎的特定空间经济行为；二是控制政府不希望的特定空间经济行为。

奖励工具分为直接援助和间接援助，直接援助主要包括拨款、优惠贷款和减免税收等；间接援助主要包括发展基础设施和创建工业与科技园区等。其中，拨款、优惠贷款和税收减免等三种直接援助主要是针对企业微观经济主体，都是针对目标区域内经济行为的直接奖励，但由于问题区域固有的劣势，直接援助难以解决企业所面临的主要困难。而间接援助则侧重于通过在问题区域内创造良好的投资与经营环境而间接地援助问题区域内的企业。

控制工具分为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直接控制主要是禁止，即明文禁止在特定区域从事特定活动，间接控制主要包括两种：一是对在问题区域内的某些经济课以重税；二是运用各种许可证限制在特定区域或地区的经济活动。

传统区域政策工具分类比较全面地对政策工具进行了划分，特别是考虑到了政策协调工具，但也存在明显缺陷：第一，传统的分类方法从形式上看套用了一般经济政策分类，只不过是在一般经济政策分类前加上了“区域”两个字；第二，将一些不属于区域政策的一般政策工具纳入区域政策工具之中，使区域政策工具给人以无所不包之感，因而不能突出区域政策工具的重点；第三，区域倾斜的财政政策一般是通过微观区域政策工具来体现的，这种划分有部分是重叠或交叉的。

相反，区域政策工具功能性质分类克服了传统分类的上述缺陷，其优点在于：第一，依据功能性质不同进行分类，可对工具的主要功能和性质一目了然；第二，这种分类基本上包括了主要的财政、金融、行政手段，而且强调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建立工业与科技园区这几种具有区域经济特点的工具，从而突出了区域政策工具的重点与特色，但这一方法的最大缺点是忽视了政策协调工具。因此，在选择区域政策工具时，要结合传统分类与功能性质分类的优点，并以区域基金工具作为政策协调工具。

三、限制开发区区域政策及工具选择

限制开发区有其特殊的区域政策，主要集中在财政、投资、产业、土地、人口等方面。第一，财政政策。主要是增加对限制开发区用于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补偿的转移支付，使当地人民享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包括建立主体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对限制开发区域进行补助，在限制开发区域的标准支出中，增设“生态环保支出项目”和成本系数，设置更为综合的生态修复转移支付并制度化，建立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稳定增长机制，提高自然保护区单位面积管护经费标准等。第二，投资政策。主要是支持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第三，产业政策。主要是发展特色产业，限制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产业扩张。第四，土地政策。主要是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严禁水面、湿地、林地、生态用地改变用途。第五，人口政策。主要是降低人口密度，鼓励生态型移民。

第2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范文

（一）聚敛功能

由于资源和资金分配的不均衡，在任何时刻都存在着资金的盈余方和资金的短缺方，资金的盈余方有很强的投资需求，资金的短缺方有很强的筹资需求，金融市场多样化的金融工具以及其灵活多样的交易形式，高效的运作机制满足了不同的投资者和筹资者的需求，金融市场强大的吸引力使众多的闲散资金闻风而来，经过金融市场的运作以后，投资者的资金转化成了筹资者的资本，小规模的闲散资金转变成了大规模的生产资金，金融市场的聚敛功能使资金在时间和空间上重新进行分配，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节约了交易成本。

（二）配置功能

中国有句俗话说的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里的水可以看成是资金，资金的逐利性使资金总是寻找价值洼地，以便获得高额利润。所以说资金总是“流向”那些最有发展潜力，最能为投资者带来最大利益的产业和行业。以货币资金为交易对象的金融市场在利率机制的引导下，在交易者的互相竞争中很好的放大了资金的这一特点，金融市场的配置功能使有限的资金在利益的驱使下被最大限度的合理利用。大家都知道美国的硅谷已成为世界各国高科技聚集区的代名词，很多年轻有为的创业者们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身影，但是如果没有美国的风险投资者们对于这些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仅仅靠着创业者的一腔热血与热情，是缔造不了硅谷神话的，正是由于风险投资者们大胆的对于未来的投资才换回了一个又一个创业奇迹。中国百度的创始人李彦宏就是在风险投资的帮助下才得以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2005年8月百度已经成功在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上市。

（三）调节功能

调节功能。首先，金融市场具有直接调节作用。在金融市场大量的交易中，投资者为了确保获得高额的回报，在进行交易之前，一定会利用一切信息对投资对象进行客观的分析，从而做出投资决策，只有符合市场需要、效益高的投资对象，才能获得投资者的青睐。而且，投资对象在获得资本后，只有保持较高的经济效益和较好的发展势头，才能继续生存并进一步扩张。否则，它的证券价格就会下跌，继续在金融市场上筹资就会面临困难，发展就会受到后续资本供应的抑制。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总是能够通过证券价格的上升与下跌准确反映出企业的盈亏状况，进一步引导投资者的资金流向效益好、有增长潜力的微观经济部门，因此，金融市场通过其特有的引导资本形成及合理配置资源的机制首先对微观经济主体产生影响，进而形成一种对宏观经济的自发调节机制。例如，2011年，中国的双汇集团因为“瘦肉精”事件一度成为关注的焦点，其违背社会道德的做法，也在金融市场上得到了体现，其股票价格连续两天跌停，使双汇集团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也逼迫双汇集团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进行挽救。其次，金融市场的存在及发展，为各国政府实施对本国宏观经济的间接调控提供了条件。当一国经济出现过热或者过冷的现象时，中央银行就要通过实施货币政策来对本国经济的发展进行影响，主要依靠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和利率等政策工具进行宏观经济调控。这些政策都必须要借助于金融市场才能发挥效果，只有通过金融市场的传导才能对各微观利益主体产生影响。此外，财政政策的实施也越来越离不开金融市场，政府通过国债的发行及运用等方式对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加以引导和调节，并提供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手段，也对宏观经济活动产生着巨大影响。

（四）反映功能

第3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范文

本文认为，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文章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通过比较内生安排与外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绩效，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从理论上揭示了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问题。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第4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范文

关键词：金融体系；地方融资平台；资产负债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3）01-0075-02

一、中国金融体系的概况

中国金融体系和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日本的有很大区别。从狭义来说，金融体系是金融机构及其相互交易关系。但是在中国，金融体系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高度受控、甚至是依附于政府。例如，中国的央行对各商业银行有金融组织上的调控关系，还存在行政上的直接管理关系。又比如，在西方财政和货币政策是相互独立的，在中国财政政策却常常要求银行的“配套措施”，实质上也有货币政策的效果。最后也是非常核心的一点是中国几乎不存在由市场来自主定价的利率。当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都包含政府的因素。不过在中国，政府的因素格外活跃，可以说扮演着一个核心的角色。考察中国的金融体系，从广义来说，就不能局限于金融机构，而必须看到政府的作用。

二、中国金融体系可采取的措施分析

中国的金融机构并没有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太大冲击。原因正是中国通过政府对利率、汇率等主要金融变量的严格控制，通过对资金跨境流动的严格管制，人为地挡住金融海啸。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自身实际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例如，中国的国家财政在过去若干年中多次向银行体系注资，剥离不良资产。如果没有上述注资，这次金融危机下中国的银行绝不　会那么轻松脱身。又例如，为了控制跨境资金流动，中国政府一直采取严格的售结汇制度，使得外汇过分向政府手中集中，累积高达两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45％的巨额外汇储备。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些钱掌握在政府而不是私人手中，基本没有投入到国际金融市场的炒作，是中国此次避免了在金融危机中遭到巨大的直接损失的主因。但是，从消极方面来说，如此巨量的资金掌握在一个决策中心即政府手中，投向渠道极为单一（其中7000多亿美元是持有美国国债），由于闲置、浪费、汇率波动和投资失败而已经造成的损失，绝不是个小数字。比较中国和美国在维护金融体系方面的不同做法，可以看出，两国的政策手段各有千秋，也各有弊端。美国是让金融体系尽可能独立于政府，市场化运作，但是出了大问题之后，政府还是不得不出来收拾残局，最终政府花的钱也不少。如上所述，中国政府一直是金融体系的稳定锚，是担负无限责任的买单者，这样固然可以大大提高金融体系抵抗冲击的能力，但也有一个巨大的隐患，假若中国这种体系出了问题，那就连个收拾残局的人都没有了。

三、中国金融体系和财政体系的关联度

中国的金融问题和财政问题是直接紧密关联的。只要中国的财政稳定下去，金融体系就一定能稳住。反过来说，假若发生中国式金融危机，就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表现为“纯粹金融”的危机，而会表现为财政和金融体系互相拖累的一种恶性困境。据银监会的统计，截至2010年6月末，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达7.66万亿元；另外，据债券市场的统计，截至6月末，城投债（含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余额为4882.5亿元，再加上财政部的地方政府债券2670亿元，截至2010年6月末，地方政府公开的可计算的总债务已超8.42万亿元。根据审计署前期对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本级的审计，其中有7个省、10个市和14个县本级债务率超过100%，最高的达364.77%。

四、中国地方融资平台及其债务分析

中国地方融资平台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治理结构的不完善，主要表现在城司法定代表人或管理人员大部分由地方政府官员兼任，造成了“政企不分”的局面。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是由于城司都是由地方政府相关部门通过货币资金、土地使用权、国有股权以及国有资产等方式出资设立的，为促使城司更好地为地方政府服务，地方政府往往委派相关政府官员到城司担任要职。虽然这导致了城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但却也密切了与地方政府关系，有利于获取政策支持和优势资源。

地方融资平台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经营性质不明确，经营性资产缺乏，经营收入少。中国地方融资平台大多数既承担了融资功能又承担投资、经营功能，而又以融资和投资功能为主，一些地方政府为增强地方融资平台融资能力，将大量道路、桥梁以及公园等公益性资产注入地方融资平台，由于这些资产无法产生收入，因此往往导致地方融资平台缺乏经营收入，部分区级和县级地方融资平台甚至完全没有经营收入，利润完全来源于财政补贴。

当前，监管部门正着手对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分类管理，这有利于规范现有债务，能够起到缓解债务风险的压力。另外，这种加强监管的举措还有利于抑制地方政府无度举债的行为。首先，根据规定，只承担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且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偿还债务的地方融资平台将不得再从事融资业务，地方政府融资主体将受到限制；其次，规定不得将公益性资产作为资本注入地方融资平台，地方融资平台资产规模将受到较大的限制，融资能力将下降；第三，不允许地方财政担保融资，也将降低地方融资平台融资能力。总体来看，这些规范性要求的出台既有利于规范地方政府现有债务，又有利于控制未来债务的无度扩张，能够较好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合理把握调控力度，防止短期内冲击力度过大而没有提供相应的资金化解渠道，可能导致部分地方在建工程后续投资的“断链”，出现半拉子工程。

虽然近两年地方债务增长迅猛，导致目前中国有少量市、县本级债务率偏高，但从全国水平来看，2009年末地方政府债务率约为130%，仍处于较合理水平，地方政府债务整体风险不大，全面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很小。目前正在进行的地方债务规范监管，更有利于防范这种全面的地方债务风险。

此外，从全国债务情况来看，截至2009年末，中国政府总负债为15.7万亿元，约占2009年GDP的48%，日本2010年2月该比例达到229%，2009年末欧元区16国平均水平也达到78.7%，由此可知，根据国际标准比较，中国政府债务风险较小。

也有不少金融机构担心，一旦个别地区出现地方债务危机，以中国现有财政制度，会如何处理？从统计数据比较分析，当前虽然中国少数地方政府在经过快速的债务扩张之后可能财政较为困难，但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良好，2009年全年中央财政收入达到3.59万亿元，是全国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1.1倍。如果少数地区发生债务危机，中央政府应当有能力通过财政拨款或转移支付等方式对这些地区进行支援。

五、中国资产负债分析

中国资产负债表近期的风险点主要体现在房地产信贷与地方债务上，中长期风险则更多集中在对外资产负债表、企业债务与社保资金欠账上，这些风险大都是或有负债风险，且与过去的发展方式密切相关。2010年，企业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已逾100%，在银行主导、信贷资产构成我国金融资产主体的金融背景下，这种状况蕴含较大的系统性风险，国际发达经济体的危机将呈长期化趋势，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将长期面临恶劣的外部环境。

需要指出的是，要化解我国的资产负债表风险，关键是要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和促进发展方式转型，包括应逐步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和干预，降低或有负债风险；重塑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创新城市化融资机制；切实发展资本市场，推动融资结构从债务性融资为主向股权性融资为主转变，以降低全社会的杠杆率，缓解企业的资本结构错配风险；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深化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应对社保基金缺口的风险。

国家资产负债表在西方部分发达国家多年前已有。作为一种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主要功能是用精心设计的理论框架、一系列定义清晰的概念和一整套处理数据的方法，表列整个国家的“家底”，揭示主要经济活动之间的对应关系，提示未来改革的方向。

第5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范文

一、财政法的概念

“财政”概念常常被人们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使用,因而被赋予多种意义。首先,财政可以是指一种行为,即国家为了满足公共需要而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活动,包括财政收入、财政管理和财政支出等;其次,财政可以是指一种制度,即财政活动据以运行的机构和规则体系。它既可能是法律规定的显性制度,也可能是财政活动中自发形成的、有待法律确认的隐性制度;最后,财政还可以指一种社会关系,它既可能是指从过程来看的国家机关之间以及它们与财政行政相对人之间,在财政活动过程中发生的相互制约的或管理性质的社会关系,即财政行政关系,也可能是指从财政分配结果来看的各种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即财政经济关系,还可能两者兼而有之。

从形式层面看,财政法就是调整财政关系之法。按传统的部门法划分标准,这种界定方式因为凸现了财政法独特的调整对象,所以可以使财政法与其他部门法相区分。由于这种定义方式颇具中性色彩,既不涉及到意识形态之争,也不涉及到法律的价值追求,因此它可以适应各个历史阶段不同国家的所有情况。无论是奴隶社会时期,还是封建社会时期;无论是资本主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时期,财政法的形式共性都可以从其调整财政关系这一点找到。也正是基于这个共性,财政法学才可能将自己的研究视角延伸到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政治经济背景的国家,从而形成财政法制史或比较财政法等研究分支。

然而,概念的广泛适用性必定是以高度抽象作为前提的。当事物的共性被作为唯一的追求对象时,其诸多的特性就不得不被舍弃。对于身处特定历史阶段特定国家的个人或团体来说,抽象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种与自身发展密切关系的特殊性同样不可忽视。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事物的特殊性在决定其发展方向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自从国家产生、法律创制以来,人类共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四种不同的历史类型,不同历史时期财政法的职能定位和价值追求也是不一样的。一般情况下,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的财政法都是建立在君主专制的基础上,君王或皇帝是国家权力的源泉和中心,财政权力只是君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理论上财政权力并非来自于人民,相反,它们是压制人民权利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法仅仅是利用法律形式推行财政政策的一个工具而已,缺乏独立的与民众利益声气相求的价值取向。财政法的主要功能在于保障财政收入的征收和管理,而财政支出方面则仅仅停留在技术性层面,满足于统治阶级内部从上到下的管理和监督。

封建社会末期,新兴资产阶级与君权的矛盾集中体现在财政问题上。封建君主的横征暴敛激起了资产阶级和普通民众的强烈不满,市民革命由此爆发。如英国的历次革命均因国王滥施税负而起,最终为人民通过议会争得“课税同意权”;美国的革命则发端于北美十三州殖民地人民抗缴茶叶税,最终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了独立的新国家。资产阶级国家建立之后,至少在形式上开始确认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各项制度的设计和建设。基于这个前提,财政法的宗旨和原则都较以前发生了质的变化。首先,财政被定义为一种服务于大众的公共物品,它源自于人民的公共需要,因此必须受到人民的制约;其次,财政权力不再是一种单纯用于统治的工具和手段,它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同时也在此范围内受人民的监督;再次,财政的民主基础备受重视,人民通过议会行使对财政的决定和控制权成为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最后,财政法的功能开始转向保障财政的民主统制,财政权力的失范成为关注的重点,人民的基本权利开始凸现。因此,这一历史时期的财政法明显不同于君主专制时期的财政法,尽管它们都符合在调整对象方面的共性。

社会主义革命在部分国家胜利后,尽管消灭了私有制,在最根本的程度上为人民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传统和认识方面的原因,公有制的实施并没有为人民如何授权、如何规范和监督的权利提供太多的机会。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国家被定性为人民的利益当然代表。由于缺乏民主和法治,权力在造福于人民的同时,也曾因为不受限制和监督而酿成大错。财政法虽然理论上代表着人民的意志,但在现实生活中仍旧会变成保障国家行使权力的工具。具体的表现是,大量的财政法规由政府执法部门制定,财政的民主统制被视为毫无必要的妄谈;财政法的核心主要不在于规范财政权力,而更多地在于推行国家政策;人民不仅难以实现对财政的决定和控制,在具体的财政执法中也难以得到程序的保障。这种理论和实践的背离使得财政法未能走出权力的阴影,其先进性自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所以,就财政法而言,揭示出其调整财政关系的形式共性当然必要,因为这有助于界定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同时通过对调整对象的解构,可以构建财政法的活动范围与内部体系,但是,对于二十一世纪的财政法学来说,仅仅满足于此是十分不够的,因为它无法揭示出财政法更深层次的内涵,对我国目前的财政法治建设也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故此,财政法的概念还有待于从时代特性方面进行深入挖掘。

从实质的层面出发,我们认为,现代财政法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以增进全民福利和社会发展为目标、调整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具体内涵包括:

(1)民主是财政法的制度基础。财政法的民主性体现为,财政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可以通过选举组成代议制机构,也可以直接通过全民公决行使财政权力,决定和监督重大财政事项。财政法与的关系表现为,财政法涉及到公权力的分配,因此必须在宪法的框架下运行。宪法所规定的国家结构形式、政权组织形式、公民的基本权利等都是财政法有效施行的前提。由于财政法与宪法的关系如此密切,因此,各国宪法大都花费较多的篇幅规定基本财政事项。就此而言,财政法其实就是宪法在财政领域的具体化。

(2)财政法的目标在于增进全民福利,促进社会发展。尽管广义的财政法包括税法、费用征收法等可能导致公民向国家让渡财产的领域,但从整体上看,财政法应该是以维护和保障基本人权,促进人权保护水平不断提高为基本宗旨的。无论是财政收入法还是财政管理或运营法,其除了保证行政过程的公开、公正、公平,防范行政权力侵犯人民基本权利外,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在于通过规范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效益,增进全民福利,促进经济发展。即便是财政收入法,其合法性依据除了相关法律规定外,还在于通过调整资源分配、收入差距、景气周期以及保证合理财政支出等职能消除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公平现象,并最大可能地促进经济总量的增长。因此,财政法的目标不仅在于体现宪法基本权利的质的规定性,同时也在于从量上扩大权利的覆盖范围及实现程度。

(3)财政法以财政关系为调整对象。财政关系其实只是一种学理上的拟制,它指的是财政行为未经法律调整以前所引发的经济关系。通过对财政关系的分析,可以划定财政法的内部体系框架,理清财政法与其他相关部门法的关系,从而确定财政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二、财政法的调整对象

通常情况下,财政法的调整对象既可以表述为一种财政行为,也可以表述为一种财政制度,还可以表述为一种财政关系。财政行为着眼于财政主体的动态过程,财政制度着眼于财政运转的外在环境,财政关系则着眼于财政现象的内在联系。动态过程受制于外在环境,但也是外在环境的创造力量,而内在联系则是对动态过程和外在环境更高层次的概括,其内容更为丰富和兼容,因此,在表述财政法的调整对象时以财政关系为最优。

在历史上,由于人们对财政职能的理解不同,财政关系的范围也随着变化。自然经济条件下财政的主要职能是替君王筹集行政管理、国防安全与扩张以及皇室开支的经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财政也仅限于筹集收入满足国家日常经费开支的需要,很少通过再分配的形式调节社会收入不公平,也不需要干预资源配置。 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省略

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以后,因为市场失灵所带来的种种恶果集中爆发。为了应对危机,财政的职能开始不断扩展。首先,财政应当在市场和国家之间有效配置资源,然后保证财政内部资源的合理分配。如界定财政活动范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安排财政投融资的规模、结构,并通过税收、补贴等方式,引导社会投资方向等。其次,财政开始通过自身活动进行社会范围内的收入再分配,以缓和两极分化现象,实现社会分配的相对公平。如个人所得税累进征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实施社会保障等。最后,为解决市场自发运行中所产生的经济周期问题,“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开始实施,如在经济过热中提高财政收入水平、压缩财政支出,而在经济萧条时则通过减税等方式培育消费和投资能力,同时加大财政支出以增加社会需求,以此刺激经济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的主要职能是进行以国家为主体的、对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内的一切社会资源的分配。由于生产和生活都通过财政进行控制,不会出现收入分配不公或生产周期波动,因此财政资源配置职能也就将收入分配和经济调节完全包容在内。另外,由于财政活动无所不包的禀性,财政与企业财务、财政与金融都呈现难舍难分的关系。如,国家从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中不仅可以取走企业扩大再生产所需的积累,而且还包括折旧基金等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物质资料,企业职工的工资标准和工资款的拨付也都是通过财政直接进行的。这样,企业财务的独立性就会完全丧失,从而依附于国家财政。又如,银行不能自主从事贷款业务,却必须按照财政的意图为相关项目提供建设资金,银行存款成为财政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银行也被称为“第二财政”。

跟计划经济时期相比,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对财政职能的探索已经出现了显着的进步。第一,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被视为独立经营的商业主体,其财务关系与财政关系完全分开,财政只是在投资和利润分配时才与企业发生联系。第二,财政与金融的关系也已经理顺,财政可以通过经济杠杆引导银行发放贷款,但是不能进行强迫。财政关系的范围至少将商业性货币资金关系排除在外。第三,在向市场经济推进的过程中,由于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现象日益明显,财政的收入分配调节职能开始显现,开征个人所得税、实施社会保障等都是其中之例。第四,受市场失灵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也开始出现周期性波动。为保持经济的稳定性,财政开始主动寻找反周期的对策。如为了消除经济疲软,我国近几年一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其核心内容就在于通过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最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我国在财政改革实践中开始接受公共财政的观念,财政的活动范围及未来发展方向都据此作了大幅度调整。例如,对设计院、工程局等完全能够进入市场的单位,财政不再对其提供资金;对高等院校、文化艺术团体等介于市场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单位,财政不再全额承担其费用,差额部分由其通过收费加以解决;对于社会保障等关系到人民生命健康权的领域则不断增加投入,社会保障的范围从城镇下岗失业人员扩展到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人员,现在又在逐渐向农村推进;在财政投资方面,对于竞争性产业,财政不再作重点投入,财政资金开始明显地向基础产业、幼稚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倾斜。是否具有公共性以及公共性的大小已经成为中国财政活动范围的一条准则,公共财政已经成为中国财政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

第6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范文

二十年来，世界经济的态势和基本格局发生了跨跃性的变化，经济一体化、自由化、市场化和更加开放是这个时期世界经济的主流特点；鼓励竞争、消除壁垒、放松管制以及本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是这个时期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前沿的在各生产领域的运用和嫁接，革命性地改变了世界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经济的内涵，同时加速催化了一体化和自由化的进程。在世界经济的这种背景下，对金融组织框架，金融制度安排、金融风险特征、金融对宏观经济的和作用都产生了巨大冲击或变化。为了适应世界经济变化的特点和走向，西方一些高度市场化国家从维护具有本国特点的金融体系安全和促进金融发展进行了不同层次的金融制度变迁和体制改革，同时，为防范和抑制金融风险，为金融改革和创新创造了一些基础性的条件。深入分析和西方一些国家将“两项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去的所具有的特定环境和内部条件，可进一步丰富和明晰我国中央银行职能定位的思路。

（一）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对中央银行“两项职能”分离的影响

八十年代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浪潮，在西方国家此起彼伏，西方各国金融机构间竞争激烈，金融工具金融交易手段不断创新，金融品种交叉运用。银行传统的资产、负债业务的主导地位受到动摇，具有一定风险的中间业务品种，如信用证、金融期货期权交易、信托、融资、担保见证、债券回购等品种和投资银行、金融机构并购等业务不断衍生。由于金融环境变化后金融体制改革的制度安排相对滞后，致使在九十年代末期一些国家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纵观这一阶段西方国家金融特点是：①政府的放松管制使许多实行银行分业经营的国家纷纷摆脱政府的管制和的限制，实行混业经营；②将金融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去，如英国政府在巴林银行倒闭事件发生以后，为迎接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挑战，1997年英国工党上台后专门成立了金融监管服务局，英格兰银行审慎监管银行业的职责被剥离，同时期还有如日本、韩国等；③主要导致危机的风险形态发生变化，由于新的创新品种和工具运用带来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利率风险所造成的危害远远大于传统业务的操作风险。

（二）完善的金融微观基础是分离中央银行“两项职能”的重要条件

从国外的实践看，主要表现在金融业运行机制良好、利益约束较强、一般都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这些国家金融市场的成熟度较高，市场调节较为灵敏。在这样的金融微观运行机制和金融市场基础的前提下，中央银行贯彻实施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市场信号的调节和引导，中央银行把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密切联系的政策意图和调控重点可以通过协商机制取得共识，中央银行就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制订和实施货币政策上，而金融监管机构在为中央银行提供服务的同时负责对银行业的监管。

（三）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调控层次和的变化有利于“两项职能”的分离

发达国家货币政策体系的变化，九十年代以来产生新的特征，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中介目标和操作手段都随着金融管制的放松、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而变化。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发达国家已经开始摆脱传统的简单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正向直接地调控宏观经济的观念，发达的金融市场使货币政策更多地表现为传导政府或货币当局信息的途径、对经济预期和信心的调节，这种调节不仅使货币政策注入新的调节内容，而且是更高层面上的调节。

（四）雄厚的财政基础和存款保证制度为“两项职能”分离后出现的金融风险提供重要的保障

西方大部分国家具有由财政资金化解金融危机的实力，而且大多国家建立了存款保险体系，使监管机构相对独立于中央银行成为可能。西方主要国家几乎都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只是在具体的组织形式上有所不同，有的是建立基金，有的是建立独立的公司。以欧盟为例，欧盟在1994年通过《存款保险计划指导原则》，要求所有欧盟国家在1995年7月之前建立存款保险计划，并就保险金额、范围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在处理金融机构出现的金融危机方面，主要由存款保险公司和政府等几家联合拯救，中央银行基本上不对出现危机的金融单独承担救的资金支持。如：在1995年Goodhard和Schoon maker在研究中发现，在所有国家的104起银行业危机安全中，银行真正陷入流动性困难的案例有三分之一，其他案例中的银行都是通过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存款保险计划以及政府联合提供的资金得到挽救，只有2起是中央银行单独拯救困难银行。

五、我国中央银行“两项职能”的结合；经济特征、金融生态环境、微观基础和货币政策的特殊性所决定

一国央行建立何种有效的银行业监管体系，不能简单的追求某一模式或体系框架，它与本国的经济形态、阶段性经济目标和任务、金融环境、银行业的经营体制和风险特点、金融微观基础的成熟度，货币政策的任务和传导特殊性是密不可分的。从监管来看，一个重要的目标是保证有效地实施货币政策，如果在对监管体制设计的因素和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去追求某一体制模式，不仅降低了监管的效率和防范风险的能力以及浪费了监管的资源，而且影响了货币政策的调节宏观经济能力和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

（一）我国货币政策的特殊内涵和主要任务

从九十年代以后，我国货币政策的内涵和任务受经济的运行态势的变化影响很大，货币政策在适应这种经济态势的变化为保持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化解金融风险等目标中不断进行调整，在多个取向的约束中寻求平衡，这就是我国货币政策变化最主要的特点。现阶段的货币政策着力点又更多地放在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方面，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其内涵依然是“三防一保”，即防止通货紧缩和膨胀，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继续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扩大有效需求，保证支持经济增长。其主要任务：一是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和信贷政策的引导，优先按照产业政策的指向使银行资金的流向引进重点扶持和优先发展“瓶颈”产业，以调整经济结构提升产业质量。二是协调其它经济杠杆，综合运用利率等杠杆，降低企业负担，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经济基础的主体。三是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促使投资和消费的增长，以拉动有效需求。四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实施以刺激需求，由于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已达到四分之三，实际上财政增加投资的国债资金是银行资金的转移。五是增加货币供给，救助高风险的金融机构，化解支付风险。上述多重目标、多重任务组合的货币政策在西方高度市场化的国家是罕见的，同时也印证了中央银行内在“两项职能”的相关性和在一个主体内实施的必要性。

（二）货币政策工具非完全市场化运作和调控层次

现阶段我国中央银行承担的任务特点使其在选择货币政策工具和市场化运作没有更大的空间，其主要工具有信贷政策、信贷指导计划、存款准备金率、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中央银行贷款、政策性贷款、利率等，这些政策工具的运用不仅说明我国目前的市场化程度不高，调控工具与工业化国家经济转轨时期有很大的相似性，金融机构对中央银行有较大的依赖性，同时也说明目前货币政策的特点是调控范围广、工具运用直接、调控层次低。与发达国家货币政策主要通过政策工具调控市场，传递当局的信号和经济预期等进行比较，中央银行承担银行业风险任务和责任的相关性更强。

（三）我国目前制订和实施货币政策的过程很大的程度上也是监管的过程，而金融监管过程也是影响货币政策的重要因素

从现阶段我国银行业的资金环境分析，总体上建设资金短缺，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发展变量的正相关性强；资本市场筹资功能对大部分企业来说受到限制，间接融资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占主导地位；银行业的突出风险特点是不良资产占比居高不下，盘活不良资产主要还需依靠金融手段，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到货币供应量。而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体系则仍然是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在金融市场不发达、市场信号难以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保持合理的货币供应量往往通过监管的手段实现的。如为处置金融风险、保持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中央银行通过大量再贷款，撤消、重组、关闭、破产了一批如城市商业银行。信托公司、租赁公司、城乡信用社、合作基金会等中小金融机构。因此，我国的金融监管活动对货币政策影响更大、更直接。如果分离了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不仅难以避免有关金融活动对货币政策的实施造成不良影响，而且直接降低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作用。

（四）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体系构造基本与银行业体质格局相衔接

我国银行业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处于银行业垄断地位，国有银行占有了银行体系三分之二的信贷资产。在国有商业银行未市场化经营之前，承担了相当部分的国家宏观调控的任务；我国的政策性银行受国家保护，其业务经营主要依赖于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信用社虽是合作组织，但其资产的配置方向和资金供给受中央银行一定程度的调控；其他类的银行机构占的比重不大。目前的银行业体制格局说明我国目前虽然正进行着体制转轨，但微观基础和金融市场都还没有解决，金融机构特别是作为货币政策传导主体的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机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利益约束，金融市场不成熟，市场信号对金融活动和宏观的不明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银行还肩负着推动整个金融体制改革的任务，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的监管，以及整个金融体制的改革，在相当一段时期紧密联系，货币政策体系的构造是同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金融市场的培育一起变化的。很难想象中央银行在目前的条件下可以不考虑金融监管、金融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

（五）金融体系安全与货币政策特有的作用

一般来说，国际上的金融动荡或金融危机有五类，即货币危机、国际债务危机、国内支付危机、股票市场危机以及资本外逃危机。由于我国实行的利率基本上还处于管制，传统的金融业务量和业务品种操作在银行业处于主导地位；金融市场总体上还没有开放，金融新产品和金融衍生工具运用的数量和力度均受到各种边界条件的约束，因此，中国现阶段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上述五种金融动荡或危机中的货币危机、国际债务危机、资本外逃危机，而支付危机和股票市场危机以及相关性风险是威胁中国今后金融安全最主要的风险因素。由于银行业间接融资量大，中国股市的流通市值远不能与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量相比，而且直接融资的资本风险由微观经济主体吸纳一部分，所以中国股票市场风险因素要比支付风险因素小得多。实际上中国目前所蕴含的支付性风险程度大大超过一般国际通行的支付风险度量标准。中国银行业以大量的不良资产为代价，解决了城市三分之二人口就业的国有占有了全四分之三的信贷资源，实质上是银行的不良资产，由其它产业或企业转移形成，但对金融业本身来说，这就是中国金融业安全体系中威胁最大也就是最集中的板块。即所以中国潜在支付风险因素没有转化为现实的支付风险，其最主要的几个变数是：①资本项目实行管制以抵御外国资本的冲击；②也是最重要的条件即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和银行的流动性保持一个相对均衡状态，即使出现较大比例的坏账、较大数额的亏损，中国银行业也能在相当一段时期保持正常运营局面。中央银行的主权信用手段给银行提供便利支持，虽然这种手段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金融的内在脆弱性，但如果把这唯一的化解风险支撑手段与其风险管理职能相分离，即便没有切断货币供给渠道，但由于“分离”有修于两者关联的运作机理，导致不仅不能使中央银行通过对银行流动性供给创造利润以逐步消蚀潜在的风险性，而且把有可能在远期发生或局部性支付风险酿成即期或大面积支付风险。

（六）中国处置银行支付风险主体缺位现实与中央银行实施监管的必要性

已分离中央银行“两项职能”的发达或化国家还存在着一个重要风险保障制度，就是这些国家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存款保险体系。这是保障本国金融体系安全的一个根本条件。该组织具有两大主要功能：一是对银行机构出现支付风险提供救助，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二是正因为它们为银行提供救助，所以必须有权对银行进行监管。而我国目前金融改革尚未进入到建立存款保险体系的进程中，社会保障体系也不具备建立存款保险的基本条件。因此，本应由存款保险体系对存款人承保的功能转嫁到中央银行身上。从我国中央银行变相代行外国存款保险公司的职能来说，也应当对支付风险提供救助的对象实施监管。否则不仅在逻辑上和运行机理上存在非对称性的矛盾，而且因此对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扩张和回偿将产生巨大的冲击。这说明我国中央银行“两项职能”分开与发达国家相比缺乏重要的基础性条件。

国家财政资金是中央银行“两项职能”分离的西方发达国家救助银行支付风险的又一主渠道。从本质上说，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支付性风险提供政府救助是重要的财政职能，而不是中央银行的职能。而我国目前把履行这种财政职能所需的资金转嫁到中央银行，这就需要中央银行强化对商业银行的金融监管。我国近年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通过增发国债，加大投资以刺激有效需求的资金绝大部分是以银行资金的直接或间接替代为代价的。由于国家财政能力较低，财政对债务的依存度高，加大发行国债的空间有限，财政预算安排结构再生能力差，再加上企业债转股形成的国家债务、地方政府越权担保和借贷的债务，未纳入预算的国家政策性指令性贷款都形成了我国财政的“或有债务”，而这些“或有债务”对财政安全具有较大的风险。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财政主要任务是化解自身潜在的风险而无能力顾及银行的风险，这又给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增加沉重的负荷，这证明，我国财政能力不断弱化是制约分离中央银行监管职能的重要因素，也证明了我国和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中央银行职能分离缺少重要环境基础和分离条件。

六、中央银行“两项职能”：内在联动运作机理和金融效率考察

第7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范文

本规划纲要的主要任务是：分析我市服务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面临机遇，明确全市今后5 年服务业发展的总体要求、发展目标以及主要任务，提出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保障措施。本规划纲要的基准年为20__ 年，期限为20__ 一20__ 年。一、发展现状

（一）发展现状。经过近年来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市服务业的各个方面都有了较大进展，为下步进一步加快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

1 、服务业规模不断扩大。20__ 年，全市实现服务业增加值141 亿元，比20__ 年增长70 . 3 % ，年均增长19 . 4 % ，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市gdp 的比重达33 . 5 % ；全市服务业实现税收收入15 . 7 亿元，比20__ 年增长80 . 1 % ，占地方财政收入的32 . 5 ％。服务业已成为__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2 、传统服务业优势明显。20__ 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4 . 7 亿元，市场成交额达412 . 8 亿元，分别比20__ 年增长60 . 9 ％和83 ％。全市传统服务业实现增加值62 . 54 亿元，占服务业增加值的44 . 4 % ，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

零售贸易及住宿餐饮业、房地产业分别实现增加值11 . 77 亿元、34 . 63 亿元、16 . 14 亿元，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8 . 4 ％、24 . 6 ％和11 . 4 ％。

3 、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金融保险业快速成长，20__ 年，全市共有银行业金融机构18 家，保险企业35 家，分别比20__ 年增加了8 家和23 家，金融保险业实现增加值26 . 67 亿元。会展经济发展迅猛，20__ 年全市共举办各类展会8 个，实现交易额54 亿元，比20__ 年增长94 . 2 ％。现代物流、电子商务方兴未艾，芦城物流、舜发物流等一批物流企业迅速发展壮大，塑料城网上交易市场自20__ 年创办至20__ 年底成交额超过1200 亿元，“中塑价格指数”已成为全国塑料行情的风向标。休闲旅游业日益兴旺，至20__ 年底，市内共有国内旅行社20 家，大小景区23 个；20__ 年全市共接待国内外游客310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25 亿元，分别比20__ 年增长96 . 8 ％和108 . 3 ％。

4 、服务业载体不断完善。全市商贸服务业发展框架基本形成，以华联商厦为代表的百货业和华联超市为代表的连锁业初具规模，形成了__西路餐饮休闲街、南进路服饰街、丰大路汽车销售街等一批商业特色街区，同时建成了一批乡镇、村连锁超市和便利店，城乡商贸服务网络不断完善。专业市场建设步伐加快，中国玩具城、中国科技城、江南水暖城等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毛皮城、华东灯具城等建成投运。各类展会活动频繁，中国塑料博览会、中国__节、四明旅游节等节庆会展影响度不断扩大。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建设不断深化，良渚文化、钱江名人文化以及革命红色文化等人文资源以及四明山自然生态资源得到不断挖掘利用。

（二）存在问题。尽管近几年来我市服务业发展迅速，成效显著，但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1 、服务业发展层次有待提升。我市服务业业态尚处于较低层次，低附加值的商业批零、餐饮等传统服务业所占比重较大，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等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总量较小。同时服务业企业单体规模普遍较小，缺乏一批有实力的生产企业和有影响的服务品牌，服务业企业在经营理念、管理方法、技术应用、专业人才等与先进地区相比有明显差距。

2 、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建设相对滞后。虽然我市传统服务业相对集聚发展的趋势比较明显，但微型cbd 、生产业集聚区、物流园区、总部基地、科创中心等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发展相对滞后，规模集聚效应还没有形成。

3 、服务业布局有待进一步优化。我市服务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在城市边缘、各乡镇、社区和农村的发展则相对迟缓。随着城市框架的拉开，服务业的设施、布局与城市化推进步伐不相协调的矛盾日益显现。

二、发展趋势

（一）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着服务业进入加速发展期。当前我市已进入人均gdp5000 一10000 美元的发展阶段。国内外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经验表明，在这一阶段，城市化、工业化步伐进一步加快，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将加速转变，经济发展将逐步形成“消费主导＋服务业推动”发展模式。城市化以及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促进消费业需求总量扩张和层次提升；工业化步伐加快促使产业分工进一步深化，工业经济逐步转型并重点向研发和营销两端延伸，服务外包步伐不断加快，生产

业发展将迎来越来越大的需求空间。

（二）自然享赋及产业基础为服务业加速发

展创造了良好条件。随着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成通车，我市的区位优势日益凸现，加上我市十分丰富的山水资源和底蕴深厚的人文资源，为建设和谐宜居城市、发展休闲旅游业提供了良好条件。经过多年的持续发展，我市在农业、工业领域已基本形成一批产业基础扎实、特色优势明显的优势产业、块状经济（产业集群），并培育了一批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产业、龙头企业；传统商贸服务业以及中国塑料城等专业市场在周边区域已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辐射力，同时，物流会展、信息服务、社区服务等服务业发展方兴未艾。这些都为今后我市服务业加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三）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变化为服务业加速发展带来诸多机遇。今后几年我市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等瓶颈制约越来越突出，而服务业对物质资源的需求以及能耗和污染物排放相对较少，且现代服务业能促进三次产业的协调互动，加快发展服务业，既能缓解资源环境约束带来的制约，又能促进全市经济的转型升级、持续平稳发展。随着我市城市化和和谐宜居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消费服务业需求容量将不断放大，而且中心城区“退二进三”进程也将进一步加快，这为服务业发展既提供了发展需求，又提供了发展空间。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以及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服务业国际资本、人才流动将转向经济相对稳定的中国的趋势更为明显，这为我市承接国际服务业资本、人才转移，提升我市服务业发展水平带来难得的机遇。

当前，我市服务业内在发展机制正在逐步形成，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是我市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顺应发展趋势，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转型升级，推进和谐宜居城市建设的必然选择。

三、总体要求和发展目标

（一）总体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建设区域业高地为目标，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为导向，将加快发展服务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进一步优化结构、扩大规模、增强功能，努力形成“附加值高、带动力强、就业容量大”的服务业经济体系，并使之成为我市新一轮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二）基本原则。

1 、市场导向，改革推动。发展服务业必须以市场需求变化为导向，因势利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市场环境，促进供需互动。同时，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把创新制度供给、公平市场准入、扩大开放合作，努力优化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体制环境和开放环境。

2 、发挥优势，塑造特色。发展服务业必须立足__实际，充分利用杭州湾跨海大桥开通和宁波港口经济大发展带来的大好机遇，紧紧围绕丰富的山水、人文资源以及具有明显特色的产业集聚优势，实施错位发展战略，大力发展能体现__特色的服务业。

3 、突出重点，创新驱动。按照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要，大力发展物流会展、科技信息、中介服务等生产业，以生产快速发展来加快推进工业经济的转型升级；继续抓好商贸、旅游、房地产以及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消费业，在持续

扩大服务业发展规模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同时，积极引导服务业企业不断进行理念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业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在创新中不断培育服务业发展新亮，点。

4 、产业互动，城乡联动。坚持三次产业共生互动，引导服务业与制造业及农业间的互促、互动和融合发展，利用一、二产业基础发展生产业，发展好生产业促进一、二产业更好发展。同时，坚持以城带乡，在继续强化中心城区综合服务功能建设的基础上，扶持农村服务业发展，大力推进城乡服务均等化，实现服务业的城乡合理布局。

（三）发展目标。今后五年，我市服务业发展要顺应服务业加速发展态势，努力在扩大总量、优化结构、创新体制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使服务业成为我市经济转型升级、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坚强保障。

1 、总量进一步扩大。积极推进服务业加快发展，进一步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规划期内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幅高于地区生产总值增幅2 个百分点以上；到20__ 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54 亿元以上，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38 ％左右。

2 、结构进一步优化。积极推进物流会展、科技信息、电子商务等生产业加快发展，进一步壮大传统商贸、休闲旅游、专业市场等特色优势产业，努力培育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服务业企业集团。积极推进服务业向中心城区、产业集聚区集聚，促进服务业由城镇向农村延伸。

3 、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着力深化服务业管理体制改革，

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加快形成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融资、用水、用地、税费等政策体系，不断扩大服务业开放水平，进一步营造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浓烈氛围。建立健全统分结合的服务业工作机制，加强和完善服务业统计制度，努力形成科学合理的服务业发展考核评价机制。

__市服务业发展主要指标

四、重点工作任务

（一）商贸流通业。

1 、发展目标：通过推行现代流通方式，调整商贸流通业的布局结构和业态结构，全面形成深购远销、高效畅通的批发经营网络和布局合理、业态先进的零售商业格局。到20__ 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到250 亿元。

2 、发展重点：

( 1 ）不断健全城乡商贸服务业网络体系。围绕中心城区商业中心的培育建设，突出引导现代商贸服务业聚集发展，积极推进商品、建筑和人文特色鲜明的商业街区建设，合理配置餐饮、娱乐、休闲等配套服务功能，全面提升新建路、阳明路、南雷路、四明路等市级商业街区的功能。积极推进区域商业中心建设，引进和配置一批大中型超市、各类专业店、专卖店，不断增强区域商贸服务功能和辐射能力。全面推进社区商贸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增加服务门类和网点数量，积极打造方便、快捷的社区居民10 分钟消费圈。加快镇级商贸中心建设，按照“一条街、一个卖场、一个标准化菜场”的要求，进一步优化城乡商贸网络布局，促进城市商贸服务业向农村延伸，大力实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和农村菜市场改造工程，不断完善农村商贸流通网络。

( 2 ）加速提升商贸服务业能级。大力发展连锁经营，推动连锁经营向传统业态及多个领域渗透，推进传统商店向连锁超市或便利店转型。加快发展商贸物流配送，推进传统批发交易市场的调整改造和提升，逐步推广现代商品交易方式，强化展览展示、商品信息服务、购销等多种交易服务功能。结合中心城区重大区块改造，加快引进一批精品百货店、专业店、品牌折扣店等

新型零售业态，加快建设大型购物广场，积极培育高端商贸服务集聚区；积极推进“退二进三”步伐，加快塑料城中央商务大楼、阳明商业广场等一批商务办公楼建设，着力发展楼宇经济、总部经济。加快深化流通体制改革，推进优势企业开展跨行业、跨地区的资本和业务重组，培育大型连锁龙头企业和流通企业集团。( 3 ）提升发展餐饮住宿业。大力推进特色餐饮街区建设，积极发展大众餐饮，开展便民、利民服务，不断提高群众生活质量。坚持“量质并重、质为优先”策略，积极培育国家特级酒店等餐饮品牌企业和餐饮特色街，努力推进特色菜品创新和文化挖掘，促进餐饮经营内涵式、特色化发展；推进住宿业快速发展，优化结构，合理布局，积极发展经济型酒店，规范发展各类大众化旅馆。在餐饮和住宿业全面推进标准化服务和现代化管理，全面提高餐饮住宿业的经营管理和服务水

平。加强规划引导和市场管理，推进全市餐饮和住宿业健康发展。

( 4 ）加快推进专业市场建设。紧紧依托新建北路生产资料市场集聚的先发优势，加快中国塑料城、中国有色金属材料城、模具城二期的规划整合和项目建设，努力把城北生产业集聚区建设成为“长三角国际工业原料采购中心”、“杭州湾南翼物流枢纽节点”、“长三角南翼国际特色工业会展基地”、“区域性知识型商务服务中心”。加强专业市场培育与特色市场新建的战略研究，加快传统市场信息化改造提升，积极培育发展中国裘皮城、浙江塑料城网上交易市场、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梁弄灯具城。以现代流通理念、流通技术和经营方式改造提升专业市场，推进有条件的市场由传统市场向现代市场转型。

（二）进出口贸易业。1 、发展目标：依托宁波港口和我市产业集聚优势，搭建平台，创新服务，稳定发展对外出口，全面强化生产资料和重要资源产品的进口，确保全市对外贸易持续发展。到20__ 年，全市自营出口达到60 亿美元，自营进口16 亿美元。

2 、发展重点：

( 1 ）加快引进和培育各类进出口贸易主体。采取适当的财政政策，支持外贸流通企业发展壮大，努力培植一批综合性外贸龙头企业。重点引进一批国内外著名品牌销售总部和大型企业采购配送中心以及资本雄厚的批发商、商等境内外的进出口贸易机构，逐步建立比较完善的进出口贸易体系，到20__ 年，外贸流通企业力争发展到200 家以上。

( 2 ）鼓励发展进口贸易。依照现代流通方式和新型业态发展趋势，以发达的制造业为依托，着力引进机电、小家电、模具等相关产业的研发、工艺设计、销售、采购、物流配送、咨询和创意中心、教育培训、进出口等服务业机构，为提升出口制造业提供配套服务。充分利用当前发展进口贸易的有利形势和良好环境，积极拓展进口贸易，扩大进口规模，引导企业扩大新设备、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进口。

( 3 ）突破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结合产业特点，主动承接跨国公司的离岸服务外包，建设以市科创中心、裘皮服装城、塑料城、模具城为重点的服务外包示范园区，大力发展能提升我市产品、产业结构的嵌入式软件、第三和四方物流、工业设计、信息技术以及家电、塑料模具等重点行业的行业解决方案设计等离岸外包业务，引进一批国内外重点服务外包企业，培育一批有承接离岸外包业务能力的市级服务外包骨干企业。

（三）休闲旅游业。

1 、发展目标：深入挖掘“一山一水一古城”为核心的优势资源，开发观光、文化、生态、休闲、度假等旅游产品体系，加强旅游市场营销，完善旅游服务功能，将__建设成为长三角地区文化旅游休闲胜地和新兴的旅游目的地。到20__ 年，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力争达到580 万人次，其中海外游客10 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50 亿元。

2 、发展重点：

( 1 ）丰富旅游产品体系。全面整合旅游资源，构建以“一山一水一古城’，为核心，以独具地方特色的精品项目为支撑的多元化旅游产品体系。提升发展多元化、组合型的观光旅游，扶持发展高端休闲度假旅游设施，推进文化旅游产品的升级换代，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和农事节庆旅游，规范发展农家乐乡村旅游，着力培育和发展体育健身旅游、自助旅游、探险旅游等专项旅游产品和服务体系。

( 2 ）加强旅游市场营销。认真细分目标客源市场，有针对性地开拓国内外旅游市场。实施对接世博会的专题计划，加强与周边县市及长三角地区各中心城市的区域合作，构建苏南、上海及除浙东以外其他区域的营销网络。创新营销方式，用足用好各类宣传促销平台，精心策划并定期举办各类旅游主题活动及农事节庆旅游，打造提升__旅游品牌。

( 3 ）完善旅游服务功能。推进浒溪线拓宽改造升级，加快连接鹑鸽岩、四季山庄、阳明山庄、东岗山等景区的主干道路建设。完善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建设，形成__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乡镇旅游咨询服务分中心、重点旅游企业旅游咨询点三级服务网

络。构建游客支付便利体系，制定旅游信息化发展规划和信息化标准，提高行业信息化管理水平。积极组建国际旅行社，加快建设旅游演艺和旅游购物等场所，完善旅游接待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具有地方特色旅游商品的设计、开发和生产，不断增强旅游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

（四）金融服务业。

1 、发展目标：金融发展层次进一步提升，服务功能更加强大；金融助推经济发展和城市功能的核心作用进一步突出，更为完善的金融组织体系初步形成，金融业在现代服务业中先导产业属性更加突出。到20__ 年，全市存款余额上千亿，贷款余额比20__ 年翻一番；银行业金融机构力争达到23 家，上市公司达到10 家，金融保险中介机构达到60 家。

2 、发展重点：

( 1 ）构筑功能完善的金融组织体系。加大金融机构引进力度，加强与相关金融机构的联系，吸引和支持其金融机构在__设立分支机构。推动金融服务改革创新，建立健全融资担保服务体系，实现金融服务的专业化、特色化和多样化；积极开展金融工具创新，规范发展票据融资业务。积极培育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支持农村合作银行做大做强，推进村镇银行试点，引导有实力的大企业参股、控股或出资组建小额贷款公司；引导规范民间投融资，鼓励支持金融机构做大做强。

( 2 ）加快资本市场发展。大力发展证券市场，鼓励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保险机构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和证券投资基金，积极探索银行信贷业务、中间业务与创业投资多种形式的结合，完善创业投资服务体系。加强对企业上市

的统筹、规划，进一步挖掘上市资源，增加上市公司数量，优化上市公司结构。

( 3 ）加快保险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进一步发挥保险业在社会管理、经济补偿和资金融通等方面的功能，不断做大企业财产保险、货物运输保险、机动车辆保险、出口信用保险、农业保险等传统险种。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注重发展保障型保险品种，大力发展养老保险、健康保险、意外

伤害保险，促进失地农民养老、医疗保险发展，不断扩大商业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的覆盖面。加大责任保险开发力度，争取在医疗卫生、交通运输、部分高危行业和公众聚集场所建立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发展企业年金业务和城镇职工补充医疗保险，大力发展适应民营企业需要的保险产品，为高新技术企业风险投资提供保险服务。

（五）运输物流业。

1 、发展目标：加快现代综合物流园区建设，加速现代物流企业培育和引进、加强物流信息网络、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形成以都市配送型物流、园区基地型物流和枢纽转运型物流为主要形式的区域性现代物流基地。

2 、发展重点：

( 1 ）推进交通集疏运网络建设。协调发展铁路、公路、运河等运输网络，积极推进余慈客运交通枢纽中心、交通干线、轨道交通和东港区码头、西港区码头等交通设施建设，加快现有国道、省道、县道以及农村网络公路改造建设步伐，基本实现“十纵二连”的干线骨架网和铁、公、水互相依存、多种运输方式联合的新格局。切实加强对外连接的交通设施规划与建设，充分发挥宁波等周边地区交通网络功能，不断拓展区域运输通道，塑造区域交通运输优势。

( 2 ）加快物流信息平台建设。积极构筑和完善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大力发展电子商务，促进物流企业从传统货运模式向现代物流升级。深化发展中塑在线、浙江塑料城网上交易市场，做到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的优势互补、有机结合，不断提高现代物流业发展水平。积极推进物流企业的信息化改造步伐，鼓励物流企业建立健全交易平台、信息平台和管理平台，加快推进第三方物流、第四方物流发展。

( 3 ）加大物流企业培育力度。扶持舜发物流、芦城物流、东方物流等企业进一步做强做大，引导中小物流企业通过联合、兼并等方式开展战略重组，加快推进舜发物流运输中心、一拖物流建设，积极培育一批上规模、有品牌的现代物流企业。依托专业市场、产业集群以及开发区等资源，着力引进一批国内外知名物流品牌企业，不断发展物流产业。鼓励制造业企业、流通企业以及农产品加工企业实行主辅分离和流程改造，合理选择物流业务外包，促进物流市场的培育壮大。

（六）科技信息服务业。

1 、发展目标：以信息化改造传统工业和服务业，推动科技和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积极构筑与创新型城市相适应的科技信息服务体系。到20__ 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 & d ）经费支出占gdp 的比重达到1 . 5 ％以上。

2 、发展重点：

( 1 ）不断完善科技信息服务平台。大力发展研发、设计、检测等知识型生产业，为制造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科技研发、技术推广、成果转化、人才服务和信息化支持。积极培育

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研发与自主创新体系，推动本地企业加快建设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合作的科技信息平台。以产业集群为依托，鼓励建立标准检测、检验等市场化生产服务企业和公共性生产服务平台。充分发挥科创中心的载体作用，吸引国内知名软件企业入驻，建设高水平的软件开发基地、软件服务外包基地和高级人才培养基地，加快建立嵌入式软件、集成电路设计等主要面向本地特色优势行业的关键技术服务平台。加大政府信息资源的公开和政府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加快创新创业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积极构建全面的信息网络服务公共体系。

( 2 ）鼓励信息网络技术应用。推进信息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加快推广信息网络技术在商贸、物流、金融、旅游、中介咨询、会展等领域的应用，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提升服务业现代化水平。建设服务业信息网络，广泛应用数据流通标准化、商品销售信息化等技术，大力发展以电子商务平台、物流平台等为切入点的网络增值服务业。着力培育商贸服务电子商务应用示范企业，支持面向中小企业的第三方电子商务服务平台的建设和发展。

( 3 ）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积极构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政策体系，改革和完善创意产业的投融资体系，引导银行加大对文化产业的信贷投入，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资本进入文化建设领域。培育市民文化消费观念，激发文化消费需求，不断挖掘新的文化题材，打造新的文化品牌，促进创意产品的消费和销售。以实施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为抓手，积极推进__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田螺山遗址、文化艺术中心、体育休闲中心等文化产业基地和标志性设施建设。充分利用和发挥我市文化资源丰富、

文化需求旺盛的态势，培育和发展广播影视、文化娱乐、研发设计、广告、艺术品交易等产业，努力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主导产业和具有__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体系。

（七）会展服务业。

1 、发展目标：通过5 年左右的培育，使得会展业的基本要素更加完备，体制机制更加健全，并形成以塑博会为龙头，以2 一3 个国内有一定影响的品牌专业会展为支撑，若干个具有区域代表性的展览、会议和节庆活动为主体的会展业格局。2 、发展重点：

( 1 ）完善会展服务配套功能。进一步完善塑料城展馆及相关配套设施，加快推进塑料城商务中心建设，强化展馆周边设施配套，不断优化会展环境。坚持引进国内外知名展览公司与培育本土展览公司相结合，积极发展会务公司、会展中介机构，大力推进会展服务专业化、市场化。建立会展服务的协调机制，实现展馆、酒店、餐饮、娱乐、交通、旅游等相互配套联动，放大展会效应，延长会展服务产业链。

( 2 ）注重举办特色展会。把会展业发展与我市优势产业和资源特色结合起来，与农事、旅游节庆等活动结合起来，精心举办好中国塑料博览会、中国裘皮服装节、中国杨梅节、四明山旅游节等各类展会、节庆活动，以及河姆渡文化节等体现__文化特色的节庆活动，更多地注入__产业和资源元素，着力提高展会质量与档次。

( 3 ）加大引会办会力度。吸引一批国际国内重要会议和投资、贸易、洽谈、年度订货等大型商务会议来姚举办，通过举办各类展会，构筑对外交流与合作平台，促进贸易洽谈和招商选资，

充分发挥展会媒介功能。继续开发和举办房地产、汽车、美食、年货等展示展销活动，不断提升和扩大城乡及周边地区的消费需求。

（八）房地产业。

1 、发展目标：通过适度管理，加强监督和引导，到20__ 年基本实现房地产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进一步优化，住房供应体系和住房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房地产业集约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

2 、发展重点：

( 1 ）完善房地产市场。完善房地产用地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城市规划，有效控制土地需求。加强对房地产一级市场管理，建立健全公开透明的土地出让、转让招投标制度，盘活城市存量土地。进一步完善配套政策，发展规范房地产二级市场。发展房地产价格评估、房地产交易以及公开拍卖等中介服务，规范转让、租赁、抵押行为。培育房屋租赁业，促进租赁市场与交易市场的协调发展。

发挥金融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作用，加快房地产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强化社会信用监督。加强行业监管，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市场，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持续发展。

( 2 ）健全住房保障体系。继续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住房供应体系。调整优化住房供应结构，扩大普通商品住房建设规模。探索各种有效途径和方式，加快建立以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住房公积金为主要内容的住房保障体系，努力改善中低收入家庭，特别是困难群众的居住条件，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特困家庭构建居住方面的最后保障线。

( 3 ）推动房地产业集约化发展。积极推动房地产业的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通过住宅生产全过程的开发、设计、施工、管理和服务等环节构成完整产业系统，以提高住宅质量，提高劳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努力实现住宅生产、供给、销售和服务一体的标准化、工业化、商品化的生产组织形式，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强强联合，引进和培育一批上规模、管理规范的物业管理企业，着力打造一批品牌房地产企业和物业管理企业。以节能、节电、节水、节材、环保和生态、智能为重点，着力提高住宅小区建设和管理标准，打造一批环保节能型的示范精品住宅小区，不断提高我市住宅建设水平。

（九）社区服务业。

1 、发展目标：逐步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覆盖社区全体成员、服务主体多元、服务功能完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较高的社区服务体系。到20__ 年，在全市形成2 一3 个全国商业示范社区等有知名度的社区服务品牌。

2 、发展重点：

( 1 ）大力推进商业示范社区建设。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社会”的宗旨，以“便民、利民、为民”为出发点，鼓励企业开展经营性社区服务业务，依法简化审批手续，落实各项优惠政策，鼓励骨干企业整合分散的社区商业资源，实现社区居民购物、餐饮、维修、休闲娱乐、美容美发、药店、照相冲印、家政服务等基本生活需求，积极创建全国、宁波级社区商业示范社区。通过开展社区商业示范社区和“放心早点示范店”创建活动，运用规划引导、示范推动，使我市社区商业基础设施更为改善，服务功能更加完善。

( 2 ）大力推进社区功能多样化。进一步加强市社区学院、

街道（乡镇）社区教育中心和市民学校三级网络建设，为社区居民提供优质的继续教育服务。坚持以人为本，以健康为中心，大力发展城乡社区卫生服务，完善服务网络和服务功能，逐步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发展社区慈善事业，街道、乡镇和社区建立社区捐助接收点、慈善超市等，为困难群众提供基本生活帮助。加快老年公共服务设施和服务网络建设，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业，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健全养老网络和经费保障机制。( 3 ）大力推进社区服务组织多元化。加强城乡社区居（村）委会建设，支持居（村）委会根据居民需求组织社区成员开展自助和互助服务。加强社区居（村）委会发展社区服务的能力建设，实现城市社区工作者的专业化、职业化。大力培育社区服务组织，支持和鼓励社会组织开展各类社区服务活动。壮大社区志愿者队伍，推行社区志愿者注册制度，提高服务水平。引导和支持社区内或周边单位的文体、科教和生活后勤保障设施对社区居民开放，鼓励企业开展经营性社区服务业务。

（十）中介服务业。

1 、发展目标：以市场化、专业化为导向，完善中介服务体系，促进中介服务业规范发展。到20__ 年，初步形成与城市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市特点、市场配置要求相适应的中介服务体系。

2 、发展重点：

( 1 ）制定分类发展措施。加强对类、经纪类、鉴证类、协调类中介服务的调研，摸清现状及发展趋势，理清发展思路、制定分类发展措施，完善全市中介服务业发展规划。根据提高档

次、提升质量的原则，对各类中介服务业制定分类发展措施，进一步提升传统中介行业，加快发展知识性和技术性的现代中介服务业。明确在城区发展中介机构和农村重点发展经纪人的发展重点，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规范中介机构有序发展。

( 2 ）优化中介服务业发展环境。积极推动各类中介机构与挂靠的政府部门脱钩，逐步推进承担行政职能的中介机构、科技服务机构等改制，发展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实行“非禁即入”，引导民间力量发展各类中介机构，积极引进国内外知名中介服务企业来姚拓展业务，大力培育广告服务、会计、税务、律师、管理咨询、专利商标、技术检测和进出口等中介服务机构。

( 3 ）培育中介服务优势企业。引导、鼓励中介服务机构增强品牌意识，鼓励本地知名中介服务企业通过自身拓展、兼并重组等多种方式，实现规模化、规范化发展，搞好知名中介服务机构的跟踪服务，有针对性地予以扶持指导，提升品牌知名度。五、重点功能区块

根据我市“北工、中城、南闲”的总体布局，以及打造先进特色制造业基地、生态旅游休闲胜地、现代和谐宜居城市的功能定位，在规划期内我市服务业总体上要突出四大功能区：中心城区商贸综合功能区、片区商贸集聚区、生产业集聚区、休闲旅游功能区。

（一）中心城区商贸综合功能区。

1 、中央商务区（微型cbd ）。高铁站为中心及周边区域约9 平方公里。该区域以余慈中心城为主要服务对象，利用杭雨高速铁路带来的交通优势，以高铁站为中心，与塑料城片区

联动发展，建设成为集商务办公、物流管理、信息咨询、会议、公司总部、商务洽谈、文化娱乐等相关服务功能于一体的中央商务区（微型cbd ) ，并以此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成为余慈地区商务、物流、信息的核心区。

2 、中心商业区（核心商圈）。以桐江桥中心商业区和姚北商业副中心为核心，形成立足城区、辐射周边的集聚效应，使之成为余慈地区的商业龙头。中心商业区以提升华联为代表的大型商场经营的档次为重点，积极引进国际著名品牌和先进业态，使之成为余慈品牌商业的集聚地。推进河姆渡国际广场建设，搭建高端品牌商业引进平台，进一步

提升中心商业区的功能。3 、特色商业街（区）。继续提升和改造我市7 条特色商业街：新建路一南雷路综合商业街、阳明西路餐饮特色街、府前路历史文化休闲特色街、丰山路汽车特色街、胜山西路餐饮特色街、东旱门路餐饮特色街、保庆路电脑特色街，重点开发四明西路综合商业街，把商业特色街区建设作为打造我市“高端商业之城”的重要突破口。

（二）片区商贸集聚区。

加快泅门、丈亭、马诸、梁弄镇商业中心区建设步伐，完善商贸服务功能，优化网点布局，提高商贸流通业的信息化水平，努力形成开放、畅通、高效的商贸流通新格局，使其在滨海、姚东、姚西及姚南片区的商业体系中发挥重要支撑点的作用，成为各片区的商贸集散中心。

泅门镇。通过加大对重点项目的投入，改造完善旧城商业区，加快培育创建专业特色街。进一步提升和完善专业批发市场。积极建设大卖场、连锁超市、仓储式超市等其他商业业态。形成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城市商业新格局。丈亭镇。通过对老区商业环境的整治及新区商业氛围的营造，带动丈亭商业网点建设的全面发展，构建“一主一副”的商业格局，形成集商贸物流、休闲旅游、人居服务三大特色于一体的商业体系。

马诸镇。依托老镇区的商业基础带动周边人气，加强服务功能，以较丰富的商业业态、休闲文化和餐饮设施为支柱，高标准、高要求，设置商业服务设施和相关配套设施，挖掘城镇特点，把诸山文化融入城镇建设中。

梁弄镇。以现有的镇中路商业轴带为中心，并逐步向梁弄大溪西侧跨河发展。老镇区以传统风格的正蒙街、上街、下街、晓岭街为中心，保护性改造建设具有历史传统特色的文化景点和商业设施。

（三）生产业集聚区。

1 、城北生产业集聚区。该区以新建北路为轴心，西起经八路、东至城东路、南至萧雨铁路、北至余慈公路，总占地面积9 . 73 平方公里。根据该区现有的生产业发展基础，通过加强规划引导、政策扶持、集聚发展，经过5 一10 年的培育和发展，努力把城北生产业集聚区建设成为“长三角国际工业原料采购中心”、“杭州湾南翼物流枢纽节点”、“长三角南冀国际特色工业会展基地”和“区域性知识型商务服务中心”。2 、姚西北生产业集聚区。依托泅门及周边乡镇工农业经济较为发达的基础，利用滨海产业园开发建设的后发优势和杭州湾跨海大桥开通的交通区位优势，积极推进一拖物流等物流企业以及与生产相配套的专业市场和服务企业建设。

3 、姚北生产业集聚区。顺应余慈统筹发展以及姚周新城建设，积极推进__工业园区内生产企业的开发建设，努力形成服务于姚周新城和__工业园区的生产业集聚区。

4 、杭雨运河物流园区。加快推进杭雨运河东港区码头、西港区码头建设，结合杭雨铁路货运站资源，加快建立一个以大宗货物仓储、中转、配送为主要功能的物流园区。

（四）休闲旅游功能区。

1 、龙泉山历史文化旅游区。涵盖龙泉山所在区域以及周边地块。充分发挥城区尤其是龙泉山为__文脉与地脉之所在，文化积淀深厚的优势，按照“适度保护、合理开发、先易后难、分步实施”的原则，实施包括龙泉山名人文化旅游资源在内的城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开发项目。重点开发好东麓逊逮路片区、西麓博物馆片区等名人文化旅游项目，把龙泉山打造成为__历史文化的集中展示区。重点规划和保护好武胜门、县东街、胜归山等历史文化片区。

2 、四明山休闲度假基地。涵盖了梁弄镇、大岚镇、四明山镇、梨洲街道南部山区等区域的景区和景点。继续发挥山水资源优势，加快四明湖度假村、丹山赤水景区、四明山国家森林公园等老景区的品质提升步伐，打造四明云顶、仰天湖和东岗山的养生休闲、梁弄镇的红色旅游、大岚的运动健身等各类旅游休闲度假基地，成为“长三角地区新兴的旅游目的地”的核心支撑区块。3 、环牟山湖区域乡村旅游圈。涵盖__市西部环牟山湖区域，主要包括牟山湖、四季山庄、姜山村、诸山、马家堰、泰夫昌农庄等景点。围绕打造乡村风情的定位，重点依托牟山湖和姜

山村对整个区块进行整合开发，进一步完善水上人家等垂钓俱乐部；促进泰夫昌农庄和四季山庄的建设和提升；有效整合姜山村等古村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招商引资开发杏山湖江南水乡景区，使环牟山湖区块形成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乡村旅游区。4 、姚江旅游文化带。涵盖姚江沿岸__市区至宁波三江口地段所在区域。逐步整合两岸可利用的相关资源，依托__和宁波两个城市，采取“组团＋节点”的模式来开发旅游产品。重点开发好姚江旅游文化带__段的旅游项目，加大对河姆渡区块、天下玉苑区块的深度开发，开发三江口、车厩、丈亭、蜀山等新的重要旅游节点和亮点，同时美化沿岸村庄及建筑，注重净化水体和营造江面灵动空间，绿化两岸，丰富四季景观，构筑百里滨水画廊形象。

六、项目支撑

在规划期内，按照以规划促项目，以项目带发展的思路，通过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等多元方式，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实施一批带动性强、辐射面广、效益高、前景好的建设项目，拉动服务业加快发展。规划期内重点推进城市综合体、商贸流通、商务办公、现代物流、专业市场、旅游服务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

（一）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成立市服务业发展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发展改革局，并建立市服务业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以加强对全市服务业发展的组织领导、统筹协调和政策制定。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也要设立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理顺工作关系，明确职责分工，以加强对本地服务业发展工作的指导和协调。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支持开展服务业研究、咨询、培训等方面工作，完善行业自律机制。健全服务业发展考核评价制度，以强化对部门和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的服务业工作绩效及发展状况的考核评价。加强服务业统计分析工作，整合服务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的统计资源，完善服务业统计调查办法和指标体系，建立和完善重点行业的统计分析体系，健全服务业信息制度，为监测分析和考核评价提供基本依据，提高服务业统计的全面性、准确性和及时性。

（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研究现代服务业发展趋向，积极构建全面有效的政策促进体系，不断调整完善现有服务业扶持政策，重点加强对适合__发展的新兴现代服务业的培育，巩固提高传统服务业的发展水平、鼓励工业企业主辅分离。进一步完善年度服务业企业和个人评选办法。根据服务业发展需要和财力可能，逐步增加推进服务业发展的专项资金规模，主要支持鼓励发展的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项目，有效引导社会资金加大对

服务业的投入。按照现行税法要求，切实抓好现行服务业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加快推进对服务企业收费项目的清理工作，对不符合服务业发展要求的政策和行政性收费要及时废除或修改。

（三）努力提供各种要素保障。引导鼓励金融机构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服务企业给予信贷支持，鼓励金融业加快开发适应服务业需要的金融产品，推进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服务体系建设，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服务企业进入境内外资本市场融资。鼓励设立和引入风险投资基金，鼓励创业风险投资机构和信用担保机构对服务企业开展业务，逐步形成以企业投入为主体、民间资本和境外投资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投融资体制。合理调整城乡用地结构，逐步增加服务业用地比例，对鼓励发展的服务业建设项目，在供地上给予优先支持。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工作，与高校院所加强合作，支持其与有条件的服务企业建立实训基地，重视服务业技能型人才的培训与再教育，完善和规范职业资格和职称制度，健全服务业职业资格标准体系，加快培养服务业紧缺人才。重视引进职业管理、信息技术、现代物流管理、旅游服务、会展策划与管理等高素质服务业管理人才，在住房、配偶就业、子女上学等方面提供相应政策支持，建立服务人才多元化分配激励机制，促进以技术等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四）着力强化品牌培育和引进。建立健全服务业品牌发展规划，重视对服务业各级商标、名牌等的创建和保护，有序引导服务业企业加快服务类商标、名牌、商号、老字号的申请、推荐、认定和复检工作，加强服务业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