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思想发展史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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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哲学思想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思想政治 素质教育 学生

新世纪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学会学习、学会生存，还要学会做人。思想政治课，作为中学的一门重要学科，它在素质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而在现实生活中，思想政治课教学模式并不容乐观。教师讲的时间太长，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太短，以至学生无法自学，也没有自学、思考的时间。笔者认为，思想政治课教学应克服单纯的书本教学和片面追求升学的旧观念，应深入钻研教材，把握教材，灵活地运用教材，要注重强化素质训练，只有这样，才能把学生培养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人才。下面浅谈自己在这方面的见解。

一、亲其师而信其道，让师爱深入每个学生心中

教育学生不能只是靠言传，更主要的是靠教师身教、潜移默化。要想真正搞好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教师本身必须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忘我工作精神，这样才能给学生以极强的示范作用和影响，从而转化为特殊的感召力。因此，在日常工作中，我要求自己忠于职守，尽心尽职。越是在特殊的日子，越是艰巨的任务，自己更要以身示范，坚持到底。比如，今年，我校相继有实验室教学、信息技术、市级规范化学校复评三个大型市级检查，不管有多苦多累，我始终坚持与学生在一起，直到三项检查合格验收。在这五天的时间里，学生自然而然地受到了感染和熏陶。

走进学生，和每一个学生成为朋友，让他们尊重我，喜欢我，理解我。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我努力做到真心爱护我的学生，早起晚走，利用课余时间深入学生之中，和学生谈心，和学生一起沟通思想，了解情况，关心学生的冷暖。特别是军训的时候，孩子们不适应，想家。于是，我就常常到宿舍里陪他们聊天，一起游戏，谈笑。这样，一方面，得到了学生的理解

和信任，密切了师生关系；另一方面，对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充分利用多种教育渠道，提升学生的品德修养

教师的责任是教书育人，在教好书的同时，我们必须育好人。我充分利用思品课、班会课，不断对学生进行文明礼貌教育、安全记录教育、法制教育等。经常组织学生开展读好书、唱好歌、看优秀影片、讲故事和收集名言警句等活动，通过这一系列活动，丰富了学生的课外实知识，更重要的是陶冶了学生的情操，净化了学生的心灵。特别是通过观看“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让学生学会了感恩，学会了回报，学会了承担责任，学生品质得到了升华。更重要的是，要求学生要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以此来培养学生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的意识。例如，为了孝敬父母，我们组织了“为父母洗一次脚”的活动，深刻理解父母对子女的爱是世界上最无私最伟大的爱。此外，我们还举办了跳绳比赛、下棋比赛、大合唱等，这些活动给班级带来了活力，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锻炼了思想品德。

三、克服单纯的书本教学和片面追求升学的旧观念

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的目的，在于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学生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型人才。要实现这一目的，关键在教师，特别是教师自身教育思想教学观念的变革。过去，思想政治课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影响下，许多教育工作者基本上是围绕升学指挥棒转动。甚至以此作为评定职称和发奖金的依据。这种错误的导向，造成政治教师把思想政治课教学的重点，放在应付考试和拿高分上，而不是放在培养四有新人，特别是提高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这一根本任务上。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看到这种情况，有的学生政治课的理论条文虽然背得很熟，考试成绩也很好，但他的思想素质、道德修养并不高。这就要求我们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首先确立素质教育的观念、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的观念，把教学的重点放在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上。只有克服了片面的升学教育观，确立了全面育人的素质教育观，我们才能真正地进行教学内容、形式、方法以及考试等方面的改革，才能完成中学阶段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政治课的素质教育任务。

四、深入钻研教材，把握教材，灵活地运用教学方法

第2篇：哲学思想发展史范文

摘要：物理学作为一门最基础的自然学科，在产生形成发展的过程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文化。为了充分挖掘自然科学中的哲学思想，加强科学文化与哲学文化之间的联系，文章从唯物辩证法、美学、科学道德3个方面剖析了物理学中的哲学思想。

关键词：物理学；哲学思想

物理学是一门最基本的自然学科，它是探讨物质结构和物质基本运动规律的学科，所以人们往往认为物理学只是包含一些枯燥的理论公式，而忽视了物理学中包含的人文因素诸如人文哲学思想、美学等方面。实际上，物理学在产生、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不是为了物理学而研究物理学，而是为了有助于人类、社会以及个体人的发展而研究物理学，所有这些都涉及到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些关系中都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

1物理学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物理学在古代被称为自然哲学，物理学作为一门精密的学科进行研究是从1687年牛顿发表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开始的。随着学科的发展与不断完善，物理学才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形成独立的学科，但物理文化中蕴含的哲学思想是不会被分离的。

1.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物理学是实验科学，物理实验既是建立物理理论的基础又是检验物理理论真理性的方法。杨振宁教授说“物理学是以实验为本的学科”，物理学上很多理论都是通过实验检验论证的结果，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观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2物质是普遍联系的

物理发展史上，很多地方体现了物质是普遍联系的观点。比如人们曾经把电和磁孤立起来，物理学家奥斯特接受自然力统一的哲学思想。坚信电和磁之间存在某种潜在联系，经过多年研究，终于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并由此开创了电磁学的新纪元。把电和磁联系了起来，这正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特征――物质是普遍联系的。

1.3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否定之否定”规律

人们对物理现象及其本质的认识是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每一种理论的建立过程都体现了“实验(事实)――理论假设――实验(新的事实)――修正理论”，遵循着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比如在整个光学的发展史中对光本质这个问题的认识，先是牛顿的微粒说；再是惠更斯的弹性波动说；接着麦克斯韦提出电磁波动说；到20世纪爱因斯坦提出光量子说。最终人们认识到光具有波粒二象性，人类对光本性的认识就正是遵循着“否定之否定”认识规律的反映。

1.4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辩证关系

物理学中为了方便研究问题，经常抓住物体的主要特征，忽略物体的次要特征，而抽想出一些理想模型。如“质点”这个理想模型保留了实际物体的质量和存在的位置，而忽略了物体本身的大小形状，体现出辩证唯物主义中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

1.5运动的相对性和时空的相对性

近代物理学的一大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涉及的哲学问题很多。最突出的就是相对运动和相对的时空观念。相对论指出：相对性原理的本质在于运动的相对性这一事实，而不存在绝对运动。相对论否定了绝对运动的存在，就否定了绝对时空的概念。它通过不变的光速把时间和空间联合为一个整体，由洛伦兹变换建立起各个惯性系之间的时空关系。

可见，不论是物理文化知识本身，还是物理文化形成、发展的过程都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维方法，对人类的自然观和哲学思想有重大的影响。

2物理学中的美学文化

2.1物理理论的美学特征

2.1.1简单深刻美

在一个艺术家眼里简单是一种美。自然现象错综复杂，物理学则力求用简单的方程或定律去概括自然规律，但其反映的内在规律确是非常深刻的。如能量的转化和守恒定律反映了各种不同形式的能量的转化，牛顿的三大定律更是概括了宏观低速条件下各种机械运动的规律，麦克斯韦电磁方程组将复杂的电磁现象统一其中，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基本原理简单凝练，但其中内涵确是丰富而深刻的。

2.1.2对称守恒美

对称是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也是人们很乐于接受的一种美学形式，物理学在对自然的表述中处处显现出了这种对称的美：引力和斥力，“电生磁”与“磁生电”，粒子与反粒子，物质与反物质、圆孔或单缝衍射图样的对称、无限长直导线周围磁场的轴对称等等。物理定律对某种规范变换的不变性、守恒性更是贯穿于整个物理学的一种对称形式，物理学中有许多守恒定律如：动量守恒、机械能守恒等等。实际上，对称性已经成为当代物理学家研究物理理论的一种方法。

2.1.3统一和谐美

第3篇：哲学思想发展史范文

中国近代科技落后原因儒家思想传统哲学思想封建官本位思想

一、中国科技发展昨日之辉煌

中国，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都为推进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科学技术上取得的成就更是令世人倾倒，曾被誉为世界科技发展史上的一颗灿烂明星。

金属冶炼领域，中国的灌钢技术要比欧洲领先一千多年，其铣铁冶炼技术要比欧洲早两千多年。古罗马学者普林尼对中国钢铁质量赞赏有佳，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一种钢铁能与秦地（中国）钢铁相媲美。

天文历法领域，中国也曾领先于世界，早在中国公元140年左右，《淮南子》中就有对太阳黑子的记录，这是被世界上所公认的人类最早的太阳黑子记录。在《汉书・五行志》中对二十八年内出现的太阳黑子做了更为详细的记录。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已经制定了自己的历法――夏历。

数学方面，中国是最早采用十进制的国家，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曾指出：“如果没有十进制发明应用，就几乎不能够出现这个统一化的世界了”此外，比如分数、负数、开平方等概念也是最早出现在中国的。南北朝时代祖冲之对圆周率的计算相比欧洲要早一千余年，其计算的精确度也非常高。

农业技术以及机械领域，中国是最早生产水稻的国家，养蚕和丝织技术也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瓷器、茶叶也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机械上，独轮车、吊桥、闸门、船舵等也是中国最早发明和使用的。

二、制约近代科技发展的思想因素

然而到了明代中叶以后，中国的科技发展陷入了停滞不前的怪圈。1840年爆发，英国人的坚船利炮狠狠地将中国大门打破，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泱泱华夏从此沦为了半殖民地。一度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从此也暗淡无光，这种现状使我们不得不从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源头上去挖掘原因。

（一）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自汉代而起，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将儒家思想树立为国家的正统，其思想观念也日趋深入人们思想之中，甚至在国民心中达到了根深蒂固的程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等。当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未能够逃脱它的束缚与制约。

从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萌芽，“三教、九流”的儒家传统思想便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国民的思维。再到后期，儒家思想从诸子百家之中脱颖而出，最终被统治者尊为正统思想，为统治阶级所推崇与服务，其在政治上的地位得到大大地提高。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儒家思想的权力地位也因统治者的推崇而得到提升。“教化民众，定国安邦，君臣等级，内圣外王”这些儒家所主张的思想也正是统治者治国安邦所需要的。为此统治阶级自然会利用其手中的权力将儒家思想钦定为正统与真理，将其尊为做人为官的必修之术。

到了清代，诸位皇帝更是将其放置于经典的尊贵地位，唯恐其不能流传于世，于是便开始了规模宏大的图书整理工作，可谓是将儒家思想推崇到了极致的地位。统治者实行的科举制度，也是将儒家经典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知识分子要想获得国家重用必须要精心于儒家知识的学习，为此诸多的知识分子将自己飞黄腾达的赌注押在了对儒家知识的苦心钻研之上，对于探究自然科技呢，却很少有人问津。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

（二）中国特有的传统哲学思想对科技发展的影响

人们所持有的哲学思想对科技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对中西方的哲学思想进行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很多观念对科技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

1.从对世界的本体观念来看，持有的本体论观点不一，从而也会导致科学结构及理论的不同。中国传统的哲学本体观念主要有三种即：天、理和气。其中，“天”神化哲学思想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需要，但对中国天文、物理、药学等的发展，却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例如，到西汉时期，董仲舒编造了一套“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指出人类、自然界以及人体本身都是“天”的复制品等，这些传统的哲学思想制约了人们对自然现象及自然科学的求知与探索。

2.重内遗外、追求真理的哲学思想

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念，往往是将至善与真理等同，并且将求善作为追求真理的主要途径和目标。无论是道家的老庄还是儒家的孔孟，其都将思想的重点放置在对内在修养以及人格的追求上。老子所主张的是“绝学弃智”以及“致虚守静”的蒙昧主义修身之道，反对细心观察外在世界，认为“不出门户，便可知晓天下，洞见天道。”庄子更是将其思想推到了极致，提出了“坐忘论”以及“浑混说”。道家的这种虚无蒙昧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具体科学体系的建设与发展。

（三）传统官本位思想对近代科技的影响

几千年封建统治中，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伴随着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的发展而逐渐成熟并强化，对人们的思想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科举制度萌芽于汉代，始建于隋代，正式确立在唐代。在隋朝以后正式地建立了分科取士的科举制度。其科考的内容主要放在传统经典之上，将自然科学根本置之度外。这就严重地限制和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视野。

官本位的思想，导致大批的知识分子放下一切专心考取科举，再加上统治者的推崇，更是将“官本位”的思想推波助澜。到宋代后，出现了官僚机构庞杂臃肿的弊端，国家要维持臃肿庞杂的官僚机构开支，必须要有大量的金钱支持，从而对工、农业各方面实行更为苛刻的税收制度，这样不仅影响了我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甚至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

腐朽的官本位思想严重地扼杀了人们的科学创新精神，抑制了我国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众多周知，科学技术的发展源于对未知事物的求知与探索。然而，在我国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人们都被“升官发财”所迷惑心智。一切以求官为宗旨，知识分子的这种思想观念指导着其具体的行动与学术追求，这样就严重地扼杀了知识分子对自然科学的探索创新精神。

参考文献：

[1]王.严复集[ M].北京：中华书局，1986.

第4篇：哲学思想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中国文学；柏格森；生命哲学；直觉；绵延

亨利·柏格森是20世纪上半叶法国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西方现代美学史上著名的美学家之一，是现代法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而他的影响也超出了哲学范畴，影响到文学、艺术、宗教等各个方面。他的生命哲学理论在五四文学革命的背景下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学的理论和创作的现代转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思想

纵观哲学的发展史，20世纪上半叶法国生命哲学代表柏格森是诸多生命哲学研究者中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学理论以生命哲学为基，并在“生命冲动”的观点下相继提出了直觉和绵延理论。他的生命哲学观具有一定的主观主义色彩，探索世界的本源的同时提出了认识和把握世界本源的方法。他认为世界的本源和基础是“生命冲动”，它是一种不受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所制约的“创造意志”，是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永动不息而又不知疲倦的“生命之流”。在生命冲动的观点下，柏格森还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生命冲动所激发。他深受达尔文一般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认为生命是不断进化的，但进化不是生命发展变化过程中的简单叠加，亦不是旧的生命为适应环境的需要而向新生命的转化：“生命”是不断创造变化发展着的。生物在自然社会中进行着残酷的生存竞争，在生命冲动推动下不断改变自身适应环境需要。这正好说明了内在“生命冲动”造成了各种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和变化。他还认为，生命是一种“心理的”东西，是主观的，像意识一样具有无限的创造力，它不仅创造了有意识的生命形式，而且也创造了无意识的物质。有意识的生命冲动推动着万物进化，促使万物不断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不断进化。它既是有目的性的，也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创新过程。虽然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但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完全赞成。他认为生命进化不是一条朝着同一方向的线性轨迹，而是向四周飞散，不断运动和变化着。因此，生命的创造具有不可预测性。(一)直觉直觉是人类的一种意识活动，在科学认识中占有重要地位。柏格森认为，直觉是突然顿悟而来，是主观的。对理智进行批判，宣扬直觉的重要性是柏格森哲学的重要内容。他认为事物的变化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只靠理智不能完全认识它，依靠直觉才能进一步把握它。在柏格森看来，直觉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一种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预知，是人的主观的行为。人靠理智而生，而没有理智的动物则依靠本能。直觉的对象是人的深层自我和世间万物。因此，直觉不是不变的，固定的概念，是一种灵活的形式。所以，柏格森把他倡导的直觉哲学归结为：“这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问题，一方面把注意力从根据实际的观点看使我们感兴趣的那部分宇宙转移开，另一方面使注意力转回到不适用于任何实际目的东西。注意力的这种转换当会成为哲学本身”。他的直觉主要是一种认识人自身存在主观形式，而要达到直觉，首要的是“心灵必须违背自身，必须平常在思想时所习惯的地方，必须不断修正它所有的范畴”，“进行哲学思维，就是逆转思维活动的习惯方向”。（二）绵延除直觉理论外，在提出生命冲动的过程中，他还认为人的生命就是一种意识的“绵延”，不能分割的整体；“绵延”是一种心理过程，不仅创造意识，也创造生命的形式，因此生物的进化过程也就是意识的创造过程。他最初是从时间方面给绵延下定义的。柏格森认为，哲学上的大多数错误的根源在于“一种错觉”，即“把陆续出现与同时发生，把绵延与广度，把性质与数量，混淆在一起。只有消除这种错觉，把抽象的时间与具体的绵延分开，才能解决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等问题。柏格森认为，真正能够用来表示人的生命的时间是一种心理的时间。这种时间不能用过去，现在和未来衡量，在这种时间里，不同的刹那汇集在一起，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世界不断绵延的原因就在于过去通过回忆的方式不断地进入现实世界，每一时刻不断更新，产生新的事物，这样每个时刻世界都是完全崭新的。过去，现在，未来相互渗透，不断融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连绵不断的流，而这就是绵延。因此，宇宙万物都就具有绵延的性质。他说：“人的心灵是一种毫不间断的，永不停息的意识的川流”。

二.对中国近代文学理论进化的影响

在“五四”文化开放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柏格森哲学曾吸引了不少的知识分子。1913年到1922年的十年间，它较为系统地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柏格森哲学传入中国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首先，一战后，西方哲学家开始对当时的物质文明引起高度的反思，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理性的对比，使知识分子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一战给人类文明极大的毁灭，战争带来巨大的灾难，引起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思，他们认为，以“直觉”代替理性才能拯救西方文明的弊病，于是柏格森哲学产生了。随着西方文明的涌入，中国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率先介绍了非理性主义的柏格森哲学，它在中国的传入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必然，但更为重要的是其生长的土壤。20世纪初的中国，几乎西方各种思潮都在中国得到介绍，然而有些思潮因与传统文化的结构相距甚远，或因与中国人的接受心理不合而昙花一现。柏格森哲学虽然来源于西方，但柏格森哲学与传统儒学又有相近的地方，它的传入不但不会破坏儒学基本内容，相反还能增强儒学的生命力。也正是如此。中国学者梁漱溟利用柏格森哲学创立“新儒学哲学”。张君励利用柏格森哲学创立“人生观”体系。正是由于文化的相近性，柏格森哲学易于在中国传播。五四时期中国杂志发表了很多论文，充分地表明中国思想界在有意识地学习柏格森哲学思想。如译作《如合力》有重点地介绍了柏格森的思想。传播柏格森哲学最突出的学者是李石岑和张东荪。李石岑把柏格森哲学与罗素哲学、杜威哲学进行了对比研究，发表《柏格森哲学与实用主义之异点》等文章，他在担任《民铎》主编时，把《民铎》作为宣传柏格森哲学思想的主要阵地。1921年12月出版的《民铎》杂志第3卷第1号，李石岑把它编成“柏格森号”，共刊出18篇文章。他还把介绍和研究柏格森的学者团结在《民铎》杂志的周围，使他们成为宣传柏格森哲学思想的中坚人物，在推动柏格森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张东荪也是一位传播柏格森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通过翻译柏格森的哲学原著来向中国读者介绍柏格森哲学，对后来柏格森著作的翻译和研究产生过很大影响。在柏格森哲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几位知识分子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16年，早期思想家梁漱溟，他运用柏格森的哲学理论来重新佐证传统的儒学思想，建立了新儒学。杜威在中国宣传自己学说时也涉及到柏格森哲学，提高了人们对柏格森理论的兴趣。杜威介绍道：“柏格森是1859年生的，现在还在巴黎当教授，这一年正值达尔文的《物种由来》出版的一年。他一生的哲学，就是发挥进化论哲学的一部分意义。杜威在中国的讲演，使更多的青年学生了解到柏格森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柏格森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比较全面地介绍柏格森思想体系的，是19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近代思想史》一书。其中，柏格森哲学作了详细的介绍。由于商务印书馆在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声誉和影响，这本书的出版无疑加速了柏格森哲学在中国传入的步伐。“五四”时期新创办的一些杂志刊物，也发表了不少宣传柏格森哲学的文章。具代表性的有：《新潮》、《民铎》、《哲学杂志》、《改造》等。这些杂志充当了传播柏格森哲学的媒介，成为宣传柏格森哲学的阵地。著名学者冯友兰在《新潮》第3卷1期发表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在附记中说：“此文前段有论智识主义的一段，似乎可以对于国内研究柏格森的人，多少有点贡献。”综上所述，对柏格森哲学在中国传入后，文学开始由人的外部世界的简单描绘到人的主观感情的书写，开始了真正意义上对人的发现。

三.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对中国近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第5篇：哲学思想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洪堡特，语言创造性，语言与精神;

 

1.引言

在语言学发展史上，威廉·冯·洪堡特是一个伟大的语言理论家，普通语言学的奠基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语言学、美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多个领域都颇有建树且成果丰硕。他具有不同于其他学者的研究角度和学术眼光，以及深刻而富有哲学意味的语言理论，洪堡特常常被称为语言哲学家，其深邃的思想也极富创新意识。对洪堡特本人及其语言著作的研究的文章更是颇为丰富。

关于洪堡特语言与精神关系问题上，不同的学者也是观点不一。徐志民在他的《欧美语言学简史》中说：“他（洪堡特）最终得出‘语言决定思维，语言构成世界’的观点是显然站不住脚的”。这说明徐志民认为洪堡特的观点是语言决定思维。而姚小平说，事实上，洪堡特认为，语言与思维是相互作用的。[6](p133) 但笔者认为：纵观洪堡特的语言著作，洪堡特的语言哲学思想是建立在以精神为本原的哲学前提下的。精神是统领洪堡特语言学思想的纲领，也是解读其理论的钥匙。[4]

2. “精神”贯穿于洪堡特的语言哲学

洪堡特对康德的赞赏，对席勒、歌德的推崇，和对赫尔德、等人的好感提醒我们首先应该到那个时代的德意志观念世界中去发现他的思想根源。[6](p175)而德意志观念世界最基本的特征是：唯精神说。从歌德、席勒到洪堡特，德国的哲学家、思想家无不强调精神的至上作用，企图从到精神中寻找世界存在的最终解释。黑格尔将这一理念发挥到了极致，提出了“绝对精神”-----思维与存在的统一。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洪堡特的理念。黑格尔声称：“精神是最高贵的概念，是新时代及其宗教的概念。惟有精神的东西才是现实的；精神的东西是自在而存在着的东西……”这也是整个德意志观念世界的心声。[6](p176)

这体现在洪堡特的语言哲学思想就是“精神至上”的原则，他认为“语言是精神的生动创造 ”，在语言和“精神”的关系上他主张“语言是从精神出发，并反作用于精神。”可见，从根本上说洪堡特的语言学思想是建立在以“精神”为本原的哲学前提下的。在洪堡特的多数语言学著作的各个章节中，大量出现了“精神”、“精神力量”、“民族精神”等字眼，他的诸多理论都是以“精神”为出发点的。

从“精神力量”出发，洪堡特展开对语言与精神和民族的讨论。洪堡特说：“民族精神和民族语言怎样产生在我们认识所不可企及的同一个源泉，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无法破释的谜。不过虽然我们不想去断定上述二者中哪一方占据主导地位，却有必要把民族的精神看作真实的解释原则，看作决定着语言差异的实际原因。”可见，他认为精神力量具有不可知的某些特性，但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并指出它是真实的解释原因。

因此，可以说“精神”是统领洪堡特整个语言学思想的一个指导性的纲领，理解了精神，也就更容易理解洪堡特整个语言学系统的精髓。

3. 语言创造性

语言创造性源于精神力量的创造性，语言在洪堡特看来是精神的产物，因而精神所“生成”的语言，必然也具有创造性的特质。

洪堡特对语言有一个基本的规定：语言是一种精神创造活动。这个规定有两层涵义：首先，语言是人类精神的体现，精神是语言的本原、内核和动力，“精神在语言中扎下了根，并把生命赋予了语言，就好像把灵魂赋予了它们所造就的肉体”。[2](p101)第二个含义：语言是一种创造活动。“语言绝不是产品，而是一种创造活动”。这是洪堡特的名言。他所说的“活动”，就是精神创造的活动。他说：“语言实际上是精神不断重复的活动” [6](p175) “语言不是活动的产物，而是精神不由自主的流射”。[6](p175)他认为语言的生动本质，只能存在于活语言的真实图景之中。“这种精神特性的特点尤其在于，它的产品不仅只是人们赖以进一步构建的基础，而且蕴含着能够创造出产品本身的生命力。”

他认为语言是民族精神力量的产品，语言的完善程度决定于民族精神力量的作用。民族精神力量越是全面协调地发展起来，语言就越完善，反之，民族精神力量的发展一旦比例失调，则会导致语言某个方面的缺陷。所以，语言的创造性首先意味着精神力量的创造性。

4. 语言与精神的关系

在语言与精神的关系问题上，洪堡特从未否认语言与精神是相互作用的。但他的基本观点是语言是精神的外部表现，精神是语言的动力和内核，二者之间，精神起主导和决定性作用。“语言如何从精神出发，再反作用于精神，这是我要考查的全部过程。”语言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必须经过人的精神活动的塑造，语言的构造和运用是对事物的主观知觉的体现。“词正是从这种知觉行为中产生的。词不是事物本身的模印，而是事物在心灵中造成的图像的反映。”他在论述语言的起源、语言的发生发展的动力、语言的特性与差异等所有语言问题是，都是从精神出发，处处体现精神的根本决定作用。

精神的主导作用和决定作用还表现在语言作为认知手段和表达工具,必须满足精神活动的需要，语言的发展隶属于思维的发展，它应该步步紧随思想，建立起与思维形式相一致的语言形式。精神不仅创造出每一种语言形式，而且也规定了语言形式可能的变异范围，人类各民族的思维规律是严格同一的，“一个民族不可能超越已经深深扎根于语言之中的内在规约”，依赖于思维规律的民族语言形式是千变万化的，但仍然不会超出这一范围。而如果语言要适合于思维的需要，那它就必须在构造上尽可能地对应于思维的有机体。

语言与精神关系的另一面，是语言对精神的影响。他并不否认语言是对客观对象的反映，但他认为仅仅这样看待语言“是不可能穷尽语言深刻和全面的内容的”。洪堡特认为：“尽管语言完全是内在的，但他同时又具有独立的、外在的实存，它对人本身施予强大的控制”。[2](p101)就是说，虽然语言在本质上来自内在的精神创造活动，但是它一旦成为一个具有存在形态的表达系统，就成为一个与精神相对的“外在的客体”、“独特的实存”，从而在外部影响着精神。洪堡特精辟地论述了语言与人类精神的相互关系:“心灵必须更多地把词当作其内在活动的依据，而不是将自己禁锢在词的界域之内。不过，心灵却会把它如此获取并保存下来的东西再添加到词里，于是，在心灵的这种持续不断的、正向和反向的努力过程中，语言便通过精神力量适当的积极活动而日益完善起来；语言的精神内容逐渐变得丰富，而精神内容的丰富则又提高了对语言的要求，即要求它更好地满足精神力量的需要。”从这里可以看出，洪堡特将语言的发展归结为精神的发展，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精神起着决定性作用。

6．结语

洪堡特对语言的特性、本质、作用、它的可变性和它的发展都进行了思考，他认为语言源于“精神”----这个深藏在语言之后、具有决定性力量的存在。[4]洪堡特将“精神”作为同语言和民族关系之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具有终极解释意义和决定意义的因素。洪堡特独特的研究角度和他独特的思想使得他的理论独树一帜，虽然在当时没有为人们充分认识，却历久弥新。

洪堡特的语言哲学思想是一股生命力极强的潜流，和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乔姆斯基的理论都有微妙的关系，乔姆斯基曾明确声称，他主要得益于两位前人---笛卡尔和洪堡特。不可否认洪堡特的语言哲学思想对很多语言学家都产生了启迪作用，这也是我们今天研究洪堡特语言哲学思想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班立华.威廉·冯·洪堡特的语言思想与中文研究[J].世界汉学，2005，(1):38-48

[2] 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 [德]威廉·冯·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M].姚小平.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4] 李智勇.洪堡特语言哲学思想的精神和他的民族情节[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7﹙2﹚.

[5] 徐志民.《欧美语言学简史》.学林出版社，2005.

[6] 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第6篇：哲学思想发展史范文

欧阳教授认为“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最大特点和基点是在‘正心诚意’基础之上的‘修身’，而儒家政治哲学理论正是在这样一个原点上从各个层面释放出了令人敬仰的闪光思想”。（参见第6页）通览全书，我们发现他对出土简帛思想文献的分析正是贯穿这一观点。与此相应，作者在《引言》中指出，全书主要从八个方面阐述了出土简帛的政治哲学思想，包括“修身”理论所包涵的平等思想及“一阴一阳之谓道”与孝道、妇女观的联系等八个方面。这也就是说，欧阳教授的大作紧紧扣住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发展的内在线索，对从国家政治的合法性到政治哲学的宗教属性，从美政到美俗，从人的本质到政治的本质，从国家权力的界限性到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从政治理想追求到政治理论的建构等多方面的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除此之外，我们认为该书有以下五个特点，值得读者注意：

第一、作者始终致力于打通新近出土简帛文献与传世文献，力求找到相互印证的若干环节，并努力揭示出先秦儒家一以贯之而又不断发展的政治思想的系统。作者在阐发相关简帛文献的政治哲学思想及与之相关的其他思想内容和探讨相关政治哲学问题时。一般都会通过简帛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的相互参证、比照，探求二者在思想内容上的共通一致性。力求打通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找到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思想系统。如作者在第一章第二节中讨论《容成氏》的思想倾向时，就通过《容成氏》与《尚书》、《论语》、《孟子》等传世文本的相互比照，从文本的风格、文章的结构及思想内涵等方面揭示出其与这些儒家文献的内在一致性，从而就文献内在的思想性质指出，《容成氏》从原始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吸取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与儒家的政治哲学具有深刻的联系。而作者在第二章第二节中探讨《三德》中的儒学思想时，也是通过比较《三德》与《黄帝书》的差异性，并致力于发掘《三德》与《尚书》中思想的内在一致性，从而揭示出《三德》的儒家思想倾向。诸如此类，在该书的许多章节中都有体现。

第二、作者阐发郭店简与上博简中的政治哲学思想，往往将其置于先秦儒学发展史甚至整个先秦学术史当中来加以考察和把握。立足于一个思想史、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去解读文本、讨论问题和阐发思想。如作者在第六章第三节“从‘反古复始’到‘反善复始”’中，就是从先秦儒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人手，依据中国哲学史发展的规律，来探究《性自命出》中“反善复始”观念的内涵和价值。作者指出，“从‘反古复始’到‘反善复始’，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它却代表了儒学发展的两个时代”。（参见第321页）而“‘反善复始’的‘善’字，完全扭转了这种以宗法祭祀为内核的理论导向，而走向了人的内心德性，它的侧重点在于德性的内在超升，是人自我最原初本体的体认”。（参见第322页）并且作者还指出。“‘反善复始’的首要贡献就在于它给予人自身以丰富的内涵和主体性的地位”。（参见第322页）从而认识到“反善复始”的观念原来是对“反古复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如此将《性自命出》中的“反善复始”观念置于先秦儒学发展的脉络中加以考察，从而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反善复始”的内涵及其价值。另如该书第四章之第二节与第四节、第五章之第四节、第六章之第二节和第七章之第五节等的内容皆可体现出作者重视从整个学术史、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发展脉络中来把握和评定文本及其思想的特点。

第三、该书在写作方法论上，广泛地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作者将比较研究的方法不仅运用于传世文献之间，且运用于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以及出土文献之间。往往通过比较以探明不同文本思想之特质及其思想之间的关联性。作者不仅注重考察不同文本思想内容上的差异性，且致力于发掘其思想之共通性，尤其注重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的相互参照、印证，着力于整合先秦学术思想，揭示出先秦儒学发展的脉络以及先秦儒家思想一以贯之而又不断发展的系统。如作者在第三章第二节中就直接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礼记·缁衣》与郭店简《缁衣》思想之异同。通过分析作者得出结论，认为二者在文章结构、文字表述和思想内容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并指出“从郭店简《缁衣》到《礼记·缁衣》的变化，正体现了先秦儒学在血脉上的走向，更反映了先秦时期儒学与初汉时期儒学的重大差距”。（参见第138页）又如作者在第四章第一节中合论《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六德》、《尊德性》的思想时，则通过比较发现这四篇简文形制相同、字体相近且内容相关，推断出这四篇文字的学术视野以及所面临和探讨的问题也是相同的。于是作者打破它们各个独立的篇章的局限，把它们在思想上整合起来，揭示出这四篇文章共同的思想主题：“使民相亲”，即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关系，打造诚信社会。从而较好地把握住了这一组文章共有的思想内涵。比较研究的方法在该书诸多章节中大量运用，又如第五章第四节和第五节、第六章第二节和第三节的内容皆可显出此写作特点。

第四、作者往往将文本及思想观念置于时代背景、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中加以具体地历史地考察，力求客观、准确地把握相关文本的思想内涵和评定其思想的优缺利弊得失。如作者在第一章第一节论禅让制的兴起与衰亡当中，对禅让制兴衰之缘由的分析，便是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中加以进行的。作者依据王夫子历史哲学中有关“理”、“势”关系的论说，并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来探究禅让制之所以兴衰的原因。他指出，“晚年孔子及七十子的某些人物在春秋战国各国诸侯巧取豪夺的硝烟战火之中已经看到了各国政治权力父传子受模式的严重危害，所以就极富针对性地提出了禅让制的政治理想。禅让制所提出的政治哲学理念确实是对当时政权更替形式的一种特殊的批判”，（参见第27页）“也就是直接面对中国先秦诸侯国‘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现实所开出的救世良方”。（参见第15页）而同时作者又指出，“但在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的宗法血亲制面前，禅让制的兴起，简直是以卵击石”，（参见第28页）设身处地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纷乱局面，“禅让制”完全没有现实的土壤可以落到生活实处，最终只成为高玄的政治理想而存在。另如该书第一章第四节对先秦儒家的君权合法性的论证、第二章第三节讨论孔子的宗教思想、第二章第四节探讨《仲弓》的思想史意义、第七章第五节从《司马法》、《曹沫之阵》到《孟子》的发展看孟子战争思想的得失和该章第六节论述《孟子》的战争思想等都尤为注重具体地历史地分析文本和思想并评定其价值与不足。

第五、作者在讨论简帛中的儒家政治哲学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十分注重先秦原始儒家政治哲学的当代价值，即对现代政治理论建设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作者在该书《引言》中即指出：“先秦原始儒家政治理论由于是从中华民族原始母体中流淌出来的政治智慧，具有任何一种现代西方政治理论并不具备的肥沃土壤，因此，只要我们善于吸取千百年来的儒学发展过程中取得的各种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努力根据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以及国民性和民族性，创造出一种既不失原始儒家政治理论的精神，又广泛吸纳世界各国政治理论的精髓，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建立一套现代化、新时代的儒家政治理论体系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参见第4页）他尤其希望儒家政治理论既不丧失先秦原始儒家政治哲学自身的根本精神，而又能够海纳百川。广泛吸纳世界上各种先进的理论以丰富完善自身，从而有效实现现代性的转变。具体而言，如其在该书第一章中探讨禅让制，其用意便在于通过对禅让制的思想发掘，一探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最高境界，进而寻求中国先哲们在政治哲学上的理想追求以及这种理想追求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理论建设的借鉴意义。又如作者在第一章第四节中关于先秦儒家君权合法性的论证、分析亦颇为注重现实效应。而同样在其他各个方面，作者都是带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去探究问题和阐发思想的。从先秦原始儒家的政治哲学思想到当代政治理论的建构，作者著书立说之出发点即为当代政治理论建设的现实服务。

第7篇：哲学思想发展史范文

儒家哲学并不局限于学术研究。相反，它被应用于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当代企业管理，儒家哲学是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导。儒家哲学独有的特质，使其在经历了两千余年风雨后，仍然屹立于东方，占据我国哲学体系的核心地位。这是由于儒家哲学思想适应中国国情，已深埋于中国人的思想道德观念之中，更适应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

一、儒家哲学思想特质

“儒家哲学以‘仁’为核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历经两千余年的历史洗礼，仍然对现代中国社会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准则产生深远的影响。”[1]甚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也深深烙下了儒家思想的烙印。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儒家哲学思想具有广博的文化底蕴，其动态演进、层次分明、多维构建等特质，使之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一）动态演进

“以时间维度为标准，那么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不断运动的；以空间维度为标准，则同一个事物上一秒与下秒所处的空间也不尽相同。”[2]儒家哲学思想贯穿历史两千余年，历经战乱、思想变革无数，其完好保存至今，并对当代社会仍然产生深远的影响，足以证明其内在的动态性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演进。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产生于百家争鸣的春秋末期，盛行独尊儒术的两汉，成熟于文化恢宏的唐宋，变化于西学涌入的明清。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又重新得到社会关注与重视。从发展脉络来窥探其自身特质，无疑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其兼容并蓄的特质决定了它顺应历史潮流和社会形势的发展轨迹。在封建社会，以“仁政、仁人、齐礼”等伦理道德思想来为政教清明服务，以“修、齐、治平”的思想来管理、约束个人；如今在经济社会，又以“内圣外王”“修己安人”“性善论与性恶论”丰富了中国现代企业管理哲学人性化与规范化的内涵。

但纵观儒家思想的演进史，无论其学说如何形成分支，如何变化，始终如一的就是“仁”的核心思想。这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也是其洗练历史沧桑，仍然俘获人心的根源。故儒家管理哲学在保持“仁”的思想核心前提下，不断融合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趋势的动态演进特质，是保障其不断传承下去的关键因素。

（二）层次分明

儒家思想是逻辑性强的哲学体系，“具有跨文化、跨时代、跨层次的特点”[3]。其跨时代性，在动态演进特质中已体现出来。其多层次性则是由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决定的，可从四个层次解读。

最内层为核心层，即指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仁爱。这是对人类本性的深刻解读。“仁爱”思想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原始状态，并通过“恭敬礼让”“宽以待人”“诚信”“敬忠”等理念展现出来。这些理念应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中仍然奏效。如上下级或同事间提倡“恭敬礼让”，对待客户提倡“宽以待人”，企业合作提倡“诚信为本”，员工职业素养提倡“敬忠职守”，等等。

第二层为社会伦理价值观，关乎人性立足之本，讲求“天人合一”和“修己安人”的关系。“天人合一”讲求个体与外在环境的统一，对现代企业而言，与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才能使企业维持稳定发展的格局。“修己安人”则强调个体修为提升，通过个人能力影响周边人和事，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具备“修己安人”能力的人才是企业不可或缺的管理者，是铸就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第三层为教育伦理价值观，关乎“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在儒家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培养德才兼备人才的思想观念。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来讲，人力资源管理是重中之重的环节，有关系到企业发展的命脉，而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教育。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融入企业人才培养中，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这一方面，日本、香港和台湾已经走在了前列。

最外层为处世价值观，强调中庸、和谐、“人无信而不立”等处世哲学思想。诚信可谓企业生存之本，而中庸思想则是企业适应时展、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理念之源，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三）多维构建

儒家管理哲学具有完善的价值体系，也拥有多维度的建构视野。其涵盖政治、思想、文化、经济、教育等多个领域。

在政治方面，儒家学说强调“为政以德”“爱人贵民”“知人善任”和“见利思义”等管理思想，将“人”在管理伦理中的作用视为首要的；在教育方面，强调“安人”“治人”等管理思想，增加了管理者的自我修养意识；在教育方面，强调“仁政”“爱民”“富民”等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重视人才发展战略的观念如出一辙；在教育方面还提到“修身”与“教化”的观念，儒家哲学认为“人具有无限可塑性”，只要重视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培养，就能够发挥出无限潜力，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上行下效”“正己正人”等管理理念盛行，也体现了儒家哲学的“?e矩”之道；在管理方面，儒家哲学强调“内圣外王”之道，提倡管理者的个人魅力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在行为规范方面，儒家哲学更是细化精化，从个人修为到国家制度执行，都具有详细的论述，使人各行其道，又具有统一的道德标准。

二、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

（一）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异质关系

首当其冲的是“义利观”价值取向异质。儒家管理哲学以“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伦理道德基础；在经营管理方面，“重义轻利”是其基本思想。但在经济社会时代，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生存的必要目标，故二者对于“义”“利”的偏重择取存在价值取向差异。其次是“中和”思想与“竞争”意识的冲突。儒家讲求“致中和”，追求人要气质内敛，“知天性”“率性而为”即可；而在企业管理中，人才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是无可避免的，这是经济社会的必然产物，故二者对于人才何以自处、何以生存问题，存在价值观认同的偏差。第三是“重道轻器”与“真才实干”的冲突。儒家管理哲学注重精神世界的锻造，强调人的思想意识；而现代经济社会中，企业可持续发展不能仅依靠精神食粮，需要“真才实干”才能“兴邦”，才能使企业维持正常的生产运行，二者在追求“形”与“质”的落脚点上存在差异。第四是“德治”与“法治”的冲突。儒家追求道德修养，以“仁”为思想核心，注重“人治”，提倡伦理道德作为管理工具；而现代企业管理是以制度为核心的，强调“法治”，提倡管理的规范与标准，二者在情与法的取舍上存在差异。

（二）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同构关系

首先，儒家管理哲学用“礼法”规范人的行为与社会秩序，强调“德法并重”，即“治之经，礼与刑”，儒家哲学不仅用道德来约束人，也用刑罚来惩戒人；而现代企业强调“秩序”，用制度来约束人的行为和企业经营秩序，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诚信”二字使二者的管理理念合归一处，儒家管理哲学尤为看重人的“诚信”，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君子贵以诚”；那么现代企业管理中也强调“诚信经营”和“信用”，拥有这两样法宝，才能使企业达到“有口皆碑”的程度。再次，儒家管理哲学中“仁爱”“推己及人”等思想是人际关系的高级原则，尽管现代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唯有将客户利益放在首位，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能使产品适应大众需求，使企业获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第四，团队协作精神是二者一致注重的思想。儒家思想的“仁爱”“德政”等理念体现了群体价值的重要性，表现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即为团队合作意识。第五，儒家管理哲学强调“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注重“温、良、恭、谨、让”的五德修为，注重勤俭节约，成为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在企业管理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树立企业目标等思想，与之如出一辙。

（三）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互补关系

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任何事物都存在正反两个方面的可能。儒家管理哲学也不例外，尽管其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诸多异质，但异质因素并非一成不变、不能转化，只要善加运用，补充阻碍企业管理消极因素的不足之处，将其转化为促进企业管理的因素，从而形成二者的互补关系。

一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化，这是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必然阶段，也是推进企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物化有关系的结果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淡漠，反而阻碍了企业可持续发展。儒家思想提倡“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理念，可有效缓解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倾向，放大人的主体地位，修正人与物的主次关系，维持社会发展的稳定和谐。

二是现代企业进入法制化管理时代，依法办事固然是维护企业制度的有力武器，但也未免使企业失去了“人情味儿”。虽然法制可以约束人的行为，但维持人类关系的却是情感。儒家管理哲学强调“礼法”观念，先“礼”后“法”，先以伦理道德约束人的行为，再以法制规范人的行为，既不逾越法律法规，又使人际关系充满了“人情味”，有助于企业文化的建立，为企业聚拢人才，统一员工思想，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现代企业运行机制也是围绕经济效益建立的，这使得企业在执行既定经营目标时，过于投入，导致重利轻义思想蔓延，不正当竞争手段、歪风邪气滋长，最终走入企业形象毁坏的困局。儒家哲学则恰恰相反，其“重义轻利”的思想可有效遏制企业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脚步，帮助企业在战略决策、经营管理中平衡“义”与“利”的关系，发挥调节剂的作用。

四是企业追求经济利益往往使其陷入过度关注自身，忽略整个行业乃至社会经济环境的境地，容易导致企业走上唯利是图、损人利己之路，包括屡禁不绝的假冒伪劣现象，都是企业过度关注自身利益的结果。儒家哲学追求“公义胜私欲”的群体利益，漠视个人利益，也存在压抑个性发展的不足，但与现代企业管理相结合，可平衡企业对个体和整体的关注度，使企业在考虑自身得失的同时，掌握行业趋势，了解社会经济环境，为企业之间的合作互利奠定基础。

五是社会资源越来越少，而企业对资源的需求却越来越多，导致一些企业铤而走险，运用不正当竞争手段以谋取暴利。儒家哲学追求中庸思想，即“致中和”观念。其追求和谐共赢，追求公平竞争的理念，用之现代企业管理，可通过伦理管理提高企业员工素质，强化企业的经营秩序理念，引导企业走上公平竞争之路。

六是企业在生存发展压力下，在资本积累阶段，往往疯狂掠夺自然资源，即以资源换生存。这种经营理念不仅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也使得企业过度依赖于自然资源，而弱化的经营战略、营销策略等核心竞争力，使得企业抵抗市场经营风险的能力逐渐减弱。儒家哲学不仅强调“不违农时”思想，更以“天人合一”作为核心生态伦理思想。这一哲学理念可有效遏制企业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提高企业适应自然环境、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同时培养企业的创新能力，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

三、儒家管理哲学的局限与改造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我国哲学发展史的奠基学说。虽然其历经两千余年的文化洗礼，仍然历久弥新，但要融入当代经济社会，也不能全盘接收，而是以当前国情为基础，有策略、有侧重地继承、融合和发扬。一方面，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汲取儒家思想精华；另一方面，遏制儒家哲学中的消极思想，完善不足，使之成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其一，粹取精华，完善不足。正如上述分析所言，儒家哲学思想诞生于自然经济条件下，成长、成熟于封建经济条件下，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要以科学发展观来继承，而并非照本宣科、机械性地全部运用。用辩证思维来看，儒家哲学思想应一分为二地看待，其积极、进步的一面，固然对企业管理和经济发展起到推进作用；但其消极、腐化的一面，也对经济发展形成了桎梏，对企业管理也同样起到消极作用。故对待儒家管理哲学，应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

第8篇：哲学思想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高三地理；第一轮复习；哲学

对于高中学生来讲，寒窗苦读十二年，只为高考一搏，高考是人生的分水岭，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而对于高中学生而言，要想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就必须在高三的时候做好各门学科的复习。复习是一个总结、提炼、升华的过程。对于复习之法，每个教师都有深入的研究和成功的经验。近年来，一些教师开始尝试运用哲学思想指导具体某门学科的复习，收到了理想的效果。哲学是一个非常广博的体系，在这个体系里面，门派众多，意见不一，而哲学思想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生的根本指南，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可以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包括教学在内。

哲学是在继承和发展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的主要理论来源是辩证法和唯物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的两大组成部分，实践概念是它的基础。近年来，作为一名高中地理教师，我一直在尝试如何利用哲学指导高三地理第一轮复习，具体做法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实事求是，了解学生情况

实事求是是哲学思想的精髓，也是哲学中国化的精髓，中国近百年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稳步发展。在高三地理复习中，教师和学生同样要发扬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一方面，教师要客观地了解整个班级学生的地理学习情况，要有一个最真实的把握，不能做出过高或过低的评价，只有在了解学生学习情况的基础上，才能制定最切合实际、快慢适中的复习计划，才能把握准复习的重点。在复习前，我会向学生下发问卷，征集知识难点，进行汇总，比如，在调查问卷中，笔者发现学生对于“气压带、风带对气候的影响”把握不准，因此在复习时就进行了重点的讲解，帮助学生解决了知识难点。

2把握内因，激发学生热情

在哲学思想里，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而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只是事物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教学中，也是如此。对于地理学习来讲，学生的学习态度是内因，教师的教学是外因，这并不是推卸教师的责任，新课标曾明确指出，在教学的过程中，学生是主体，教师更多的扮演的是一个引导的角色。在高三地理复习期间，我发现很多学生复习效果不好，就怪老师讲得不好，怪时间太紧，怪知识点太多等等，而从没想过从自身找原因。因此，在复习时，我会主动引导学生树立“我的学习我负责”的思想，引导学生向优等生看齐，找不足、找差距，并请学习好的学生当众介绍复习经验，通过对照，很多学生发现了自身在复习中的不良习惯，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比如有的学生复习没有重点，眉毛胡子一把抓，有的学生复习太过草率，走马观花等等，从而引导他们从自身作出改变，激发复习热情，提升复习效果。如何活跃课堂氛围，提高课堂效率，笔者认为关键要在课堂教学中融入新的元素，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将学生的注意力和兴趣集中到课堂上来。小组合作学习的开展，正是迎合了新课改的内容，若要真正实现这一改革，我们不仅要从理论高度，更要从创新的角度开展实践研究。

3由量变到质变，引导学生练习

在哲学思想里，量变和质变代表事物发展的两种基本形式或状态，量变是事物数量的变化，质变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当量变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引起事物的质变，学习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尤其是对于高中学生来讲，要掌握的知识点非常多，谁也不可能一口气全部记牢，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高三地理第一轮复习中，也是如此，要想提高地理成绩，必须按部就班的进行复习，一点一滴的积累知识，只有当所有知识点记入脑中，融会贯通的时候，地理学习才会取得质的飞跃。在复习时，我曾经专门向学生说过这样一段话：“同学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我们看到我们周边有一些同学地理学得非常好，很w慕，可是在那一个个高分的背后，他们付出的汗水你们可看的到？没有大量的练习，又怎会有优秀的成绩呢？水滴石穿，老师希望你们能够做这穿石的水滴。”通过这些鼓励的话语，引导学生认识到积累的重要性，从而主动加强练习，推动了地理复习按部就班的开展。

4创新发展，进行灵活复习

哲学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在永不停息地变化发展之中，而创新是发展的一种形式。对于高三地理复习而言，也应该在复习方式上，不断地创新与发展。只有创新发展复习方式，才能丰富复习课堂，吸引学生兴趣，提高复习效果。在进行复习课期间，我曾经在复习方式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一方面在复习课上引入多媒体，通过多媒体动画，演示整个高中地理的架构，此外，我还通过多媒体演示自然界水循环的动画，以及“板块构造学说”，在多媒体演示中，不仅可以吸引学生的兴趣，而且通过更加形象化的演示，加深了学生对相关知识的记忆和理解；另一方面，我在复习期间，在每个单元结束时，都会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考试，当众公布考试成绩，并鼓励成绩落后的小组，要迎头赶上，在下一次考试中实现逆转。通过这种方式，激发了学生的集体意识和比拼意识。此外，我还尝试在班级内部实行“结对复习”、“互评复习”等方式，让地理复习课堂更加生动活跃。

5亲身实验，巩固知识要点

实践是哲学的基础，实践也是检验知识的唯一标准，任何知识只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才会记得更牢、更准。对于高三地理复习而言，由于学科的内容，以及精力和时间的限制，让学生通过实践去验证知识、巩固知识有一定难度。但是，作为教师，应该培养学生的实践意识，为学生提实验平台，让学生通过亲身实验，感知各种地理知识。如在地理复习时，我曾专门针对“季风成因”和“大气温室效应”等地理知识要点，进行了模拟实验，让学生亲自登台，进行实验，我在旁给予指导。通过实验，学生明白了“高低气压的季节转换，产生了季风”，清楚了“温室效应的产生原理”，加深了对这两个知识点的理解。高中地理还有很多的实验题材，作为教师，应该给学生创造亲身实验的机会，让他们在实践中获得真知。

以上是我利用哲学指导高三地理复习的一些尝试。哲学来源于具体学科，又指导具体学科。作为哲学中的翘楚，哲学对于具体学科的教学同样有着意义非凡的指导作用。作为高中地理教师，应该主动学习哲学，并与具体的地理复习教学相挂钩，相融合，探究出一套高效的地理复习之法。

参考文献：

[1]汪海明.高效复习课的实践与思考[J].中学教学参考.2010年35期

第9篇：哲学思想发展史范文

    一、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诠释方法

    (一)概念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诠释方法对中国哲学典籍的正确解读,是翻译的第一步。首先要求我们对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整体脉络有较为清晰的认识,特别是要认识到中国哲学典籍正是在对元典的持续性的阐释过程中不断产生的经典文本。因此,从哲学概念和诠释者的历时性上考察经典文本,把握元典文本的“客观原义”以及在其后历代诠释者的“诠释意义”。要把经典还原到相应的历史背景中把握其含义,即采用“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9](P20)。所谓“概念史的研究方法”,以儒家经典为例,是指紧扣儒学史中的重要概念或术语,一方面潜回元典对这些术语进行音读、训诂以及名物的考辨与疏通,理解其基本的概念意义,即是中国传统的考据之学,另一方面观察同一概念或术语在儒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的诠释意义,及其同其他哲学派别之间的差异。“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是把对经典的诠释,放置在诠释者所处的历史脉络中加以分析,“从而将经典诠释者身处的时空情境,及其诠释言论的历史背景与具体含义加以解明。”[9](P15)下面就以如何理解朱熹的着作为例,用概念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方法,具体探讨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诠释方法。(二)对朱熹理学的“概念史”诠释朱熹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功不可没,他通过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元典的重新诠释,才有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四书》,并且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概念的哲学体系,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朱熹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明确提出解经方法的哲学家,他不仅注重义理的发掘,同时也没有摒弃对章句的训诂,潘德荣[10](P57)认为朱熹把“意义整体的圆融和谐确立为对经典的理解之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朱熹的哲学着作包括《四书章句集注》《近思录》《朱子语类》等,都是在对元典文本的深入阐释的过程中,发展出的新的哲学理念,因此,诠释朱熹的哲学思想,必须要潜回到相应的历史背景,把握儒学动态的发展过程。作为典籍英译者,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典籍的诠释者,特别是经典的跨文化诠释者,但我们的任务不是像朱熹那样的哲学家,要去发展或建立新的哲学体系,而是要努力做到如何忠实地再现不同历史阶段的哲学典籍的内涵,并且要立足当下,使中国哲学典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参与世界哲学之间的对话,使中国文化的精神在异域发扬光大。朱熹把理学的主要概念:理、气、心、性、天理等都全部融入对《四书》的注解之中。如《论语·为政》中,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朱子的解释是:“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11](P56)此处朱子以“理”解释天命。又如朱子对《中庸》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一句的注解是“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形成,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意味建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11]其中,朱子以“理”来解释性,从而树立了一个由理主宰的形而上学的世界。对朱熹所说的“理”这一基本概念的理解一定要放在整个哲学发展史的背景下进行,这就是黄俊杰先生所说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四书章句集注》中出现了高达364个“理”字。而“理”字并未在《论语》中出现,直到战国中后期,孟子才将“理”“义”并举,“心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木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Whatisitthenofwhichtheysimilarlyapprove?Itis,Isay,theprinciplesofournature,andthedeterminationsofrighteous-ness.”[12](P478~479)可见,孟子将“理”与“义”并举,同时作为道德的准则来理解。荀子也讲“Proprie-tyisunchangeablePrinciple.”肯定物之理是可知的。《庄子·内篇》中庖丁解牛的故事,有“依乎天理”的说法,所谓天理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但是荀子和庄子并没有提出对“理”的解释。《韩非子》的《解老》篇对“理”做出了解释:“理者,成物之文也。”又云:“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13](P40)所以,韩非子对“理”的解释是物体的外表形式的区别所在,这可以理解为“理”的基本含义,与《庄子》中的“天理”不同。魏晋玄学家郭象则认为“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物物有理,事事有宜”[13](P41),郭象认为每一个事物都是独立存在的,此物是此物,彼物是彼物,都是必然的,这个必然性就是理。在宋代儒学家那里,“理”变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范畴。张载认为“气”的聚散攻取中“顺而不妄”者就是“理”,阴阳之气的相互作用和推移就是“理”。可见张载以“气”为根本,“理”是气化过程的产物而已。二程则认为“理”为世界的最高本原。所谓“天者理也”。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观点,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有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14](卷一),同时,朱子又说:“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同上)“理”此时又有了自然规律的意义,又说,“理则为仁义礼智。”(同上)可见,朱子的“理”又有道德标准的意义。郭尚兴先生在《汉英中国哲学辞典》中对“理”的翻译如下:“理:Principle,Logic,Truth[15](P561)理学:Neo-Confucianism[15](P563)程朱理学:TheSchoolofPrin-ciplerepresentedbyChengYiandZhuXi[15](P563~564)。”作为当代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者,我们一方面先要回归元典,从中找到核心概念的训诂学意义,其次要从典籍中的核心概念的演变发展史中把握其丰富的内涵,这也是黄俊杰教授所说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除此之外,还要注意经典诠释者是在哪一种具体的历史脉络或情景脉络中解读元典的,这对经典的理解大有裨益。(三)对朱熹理学的“思想史”诠释朱熹所处的南宋时期,经过了唐末的藩镇割据,君臣父子的篡夺残杀,儒家的伦理纲常早就受到了极大的摧毁。加之,宋朝之前佛道两家的本体论思想皆有阐述,而儒家思想却恰恰缺少某种本体论思想的提炼和系统阐述,在汉唐时期主要停留在训诂、注疏的层面,很难与佛老思想从本体论上抗衡,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十分被动,时代呼唤有人担当此重任,为儒学的发展披荆斩棘。朱熹的“天理”论正是在新的形势下,通过对《大学》《中庸》《孟子》《论语》《周易》等儒家经典的注释,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建构了一个以“无极”“太极”“天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大大丰富了中国儒学的本体论思想。可以说,朱熹对经典的阐释是当时时代的要求,是带着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问题而质询于经典,是用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观念来理解、复述经典中的思想文化观念。他把《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篇单列出来,并与《论语》《孟子》合并,称《四书》,虽然也遭到许多学者的批判,但无法否认的是《四书》经过朱子之阐释,已经成为儒家乃至整个中国哲学文化的核心经典文本。究其原因,朱子对儒学经典文本的重新选择和编排,正是应时代之要求,对儒学之新发展。与汉儒以《五经》为核心经典的儒学体系不同,《四书》的主要内容涵盖了更为广泛的政治、伦理、教育等方方面面,囊括了天道、纲常、心性等概念,而朱熹就是根据时代的要求,对这些理念进行了更加系统化和哲理化的阐释,构建了一个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思想体系。“理”既是作为整体的“理”,抑或是“太极”,所谓“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同时,理又存在于借助于“气”而派生的每一具体事物里,所谓“本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14](卷37)朱熹的理学无疑是应时代的要求对经典的合“理”化阐释,体现了对经典的继承性及其自身鲜明的时代特征。朱熹因诠释《四书》而建构的理学思想,体现了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主干的儒家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复兴的时代要求,同时也实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综合创新,使儒家学说上升到一个更高思想理论层次的社会需求。[4](P79)

    二、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转换方法

    (一)回顾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方法理解之后,就是表达,即如何把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典籍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精神转换成以英语语言为载体的哲学文本,这是中国哲学进入当代世界哲学体系的时代诉求,同时也是弘扬民族文化,稳固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身份的重要步骤。回顾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主要方法,受到英译者本身文化身份的局限(20世纪之前大多由传教士和汉学家完成),他们的翻译方法从带有传教目的的某种“儒耶杂糅”的方法,再到学术性的研究方法,20世纪50年代之后,更多的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根据安乐哲的总结,中国哲学典籍,早期是以“天主教化”和“基督教化”的形象被西方读者所熟知的,后来又被“东方化”,到现在又套进了某种“诗化、神秘化的框架里。”“TheChinesephilosophythatWesternreadersarefamiliarwithatthebeginningwas‘Christianized’,andtheninmorerecenttimesithasbeen‘Orientalized’,butevenmoresoithasbeenpoeticized,mystified,andinfusedwithmysteriousperspectives.”[16](P81)迄今为止,西方哲学研究视野中关于中国哲学的探讨,“往往是将中国哲学置入与其自身毫不相干的西方哲学范畴和问题框架中加以讨论。”[17](前言P5)作者也认为:把中国哲学典籍视为一种西方哲学传统的附属物,就完全遮蔽了中国哲学的特质。因此,我们要探讨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方法,首先要从认识论上避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负面影响,强调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我们的哲学典籍不能只局限于自身文化内部的发展,更要参与到当代哲学的对话中,既要找到对话的共同背景,也要对差异性保持敏感。作者注意到安乐哲和郝大维提出的比较哲学的翻译方法正符合这种认识论。进而观之,比较哲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体现了一种哲学的诠释方式:一方面通过对元典的解读,构建《论语》的哲学语境,再在该语境中进行文本的诠释和翻译。这种翻译并不是传统的从文本诠释到文本翻译的线性过程,而是先从文本出发构建出理论体系,再返回文本结合已构建的体系进行诠释和翻译。[18](P135)朱熹在对经典的阐释过程中构建了一个以“天理”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他从元典文本出发构建理论体系,再在该语境中返回元典,结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