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考古学的认识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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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考古学的认识范文

进入考古学的初步发展期(1867—1919年,自此进入现代考古学的开端),美国人庞皮利(Pempelly,R)等在中亚土耳其斯坦的考察和安努遗址的发掘研究中应用动物考古学方法研究动物骨骼,证明牛、羊、猪尚处于从野生向家养的过渡状态,丰富了早期农业的珍贵考古学资料。[6]近乎同时期,在美洲的分类描述阶段(19世纪40年代—1919年),戴尔(Dall,WH)利用在阿拉斯加贝丘遗址发掘过程中获得的脊椎动物遗存,结合狩猎工具和容器等考古遗存,按经济形态和生态环境的差异进行了科学的地层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年代序列,从而开创了美洲动物考古研究的先河。[7]在考古学的成熟阶段(1919年—20世纪40年代,属于考古学分类与巩固期的前一阶段),文化生态学思想对考古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部分考古学家摆脱了以遗址为中心的文化—历史方法的束缚,与生物学家和环境学家合作,借助生态学方法,通过动物考古和植物考古研究来重建史前环境和分析史前人类的食谱,进而了解古代人类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适应过程。[8]20世纪20年代英国科学家约翰?马歇尔负责对印度河流域青铜时代哈拉帕文明的重要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并利用动物考古研究成果阐述摩亨佐达罗城市文明的经济类型。[9]20世纪30年代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ierreTeilharddeChardin)和我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对安阳殷墟的动物遗存进行了鉴定和统计,分析了夏商时期的气候环境。[10]杨钟健对章丘城子崖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骨骼进行了属种鉴定[11]。

进入考古学的转变期(20世纪40—60年代,属于考古学分类与巩固期的后一阶段),从以层位学和类型学为研究手段的文化历史研究转变为以人类生态学思想指导的、大量结合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进行的古代社会重构的研究。西亚新石器时代农业起源研究就充分利用了动物考古的研究成果。[5]这一阶段在美洲出现了人类行为的文化功能解释的趋势,以环境为背景来复原考古学文化的多学科研究,就充分体现了动物考古学的作用。[12]步入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新考古学出现阶段(20世纪60—80年代),在传统考古学重建文化史(主要是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重建)的基础上,美洲考古学家以复原或重建文化形态(生产力、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为主)、解释文化过程(主要是文化发展的动因,属于过程考古学范畴)这两个更高层次的研究为目标,以进化论、系统论和生态学理论为思想指导,通过物质遗存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的各个方面及其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来更全面、系统地解释文化发展的过程。作为文化生态系统中生物环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资源利用方式和聚落形态研究中有关适应环境的生存战略(包括食物、供给、聚落和维持战略)研究,使动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13]西亚的农业起源有关狩猎到饲养经济发展过程的动态研究也得益于动物考古的微观研究。[14]在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当展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动物考古对于新学派中社会考古学各种社会形态经济基础的研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15]在探究古代人类精神世界的认知考古学有关肖像象征意义的研究中,动物考古知识的应用也获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16]考古学流派将研究重点放在人类的适应性与系统平衡上,提倡生态学、进化论和辩证法相结合,这一过程中美国学者威廉?马夸特对肯塔基西部贝丘遗址采食者的研究就体现出动物遗存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17]在社会学中程理论被引入到考古学后,在将其作为连接经验性考古学材料与高层次文化理论解释的桥梁的过程中,刘易斯?宾福德(LewisBinford)最有代表性的工作之一就是记录了许多影响动物组合特征和条件的自然过程,并将这些过程应用到考古记录的解释中。在这个成功的中程理论应用研究范例中,动物考古的作用功不可没①。[18]综上所述,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中,动物考古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贡献,在提高人类对古代人地关系的认识水平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学发展历程在梳理了动物考古与考古学渊源关系的前提下,根据理论与实践的特征将动物考古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重新审视一下,有利于正确评价亚洲动物考古在整个世界动物考古领域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与考古学发展息息相关,国际上动物考古研究也是以欧美发达国家起步最早,以北美的阶段性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形成阶段、系统化阶段、综合化阶段。第一阶段或开始形成时期(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动物考古工作的贡献主要在第四纪地质及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年代学和地层变化研究方面[19],如揭示人类的古老性,确定早期人类如何生存以及如何获得食物并重建古环境。这些贡献主要建立在应用地质学的地层学和古生物学方法的进化论理论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环境决定论、环境可能论以及历史学方法处于全盛期,而动物材料并未被纳入考古学文化范畴当中。第二阶段或系统化发展时期(20世纪40—50年代),动物考古工作者致力于两个相关的目标,即了解动物的生物学及生态学特征以及认识人类行为的时空变化。这就要将理论及方法植根于如物理及生物等大量学科的系统性引入。大量分析性和人类学研究伴随着如下两个概念的出现而产生:中程理论和用来检验生存对策的经济和生态学模式。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强调方法的重要性。第三阶段或综合化成熟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资源管理的快速发展,在很多方面开展的历史时期动物考古研究以及大量开发出来的模型和预设对考古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化生态学和人类学理论特别注重生态学和环境学议题,在动物考古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研究适应、生存对策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功能性关系。可以这样说,这一时期动物考古充满了所谓新考古学的思考。[20]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逻辑推理方法由归纳转变为演绎。

动物考古的理论与方法及其回答考古学问题的研究层次基于达格拉斯?J.布尔(DouglasJBrewer)在《考古学方法与理论》所做的关于动物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目标的论述,我们可以将各种论题按着研究层次划归到不同的组分中(见表1)。[21]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生物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范畴内的各种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学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大多处于中等 研究层次,只是生物地层学及古生物学探讨的问题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哲学范畴内,除了方法论里数据搜集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之外,绝大多数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处于高等或者极高等研究层次;文化遗产管理范畴的均变论涉及较高等层次的研究;系统论范畴的社会经济生态理论框架下探讨的考古学问题处于极高等研究层次

第2篇：对考古学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学科互涉 美术史学 考古学 关系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文化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在信息化的时代，现代知识体系中的学科交叉和交流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美术史学和考古学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学科互涉”的性质，形成了美术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相比，此学科兼具美术学和考古学两方面的特点，对美术史和古代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研究美术史学与考古学的方法论和结构，探讨二者之间的渗透和交叉关系，对各学科的研究边界进行讨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古物学对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影响

美术史学和考古学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多个方面都有很大的相似性，较为明显的是，二者在发展过程中都受到了古物学的重要影响。无论是在中国古代还是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历史上都有收藏古物的习惯，中国古代存在着“玉府”等收藏古物的专有机构；外国的皇族对于古物的喜好也成了当时古物学发展的动力。

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真正开始交叉渗透的时间是在18世纪中期，温克尔曼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其著作《古代美术史》的研究内容主要是针对美术的发展历史。该学者在编写的过程中，从美术史的角度出发，对促进民族发展的古物和记载美术史的古物文献展开了研究。正是因为该学者将古物学和美术史学、考古学结合起来，才发现总结出美术的发展历程，促使了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成熟，温克尔曼也因此被称为“美术史学之父”和“考古学之父”。无论是温克尔曼的称谓还是其著作的特点，都向我们反映了一个信息：美术史学与考古学之间都受到古物学的影响，二者之间具有很大的联系。

二、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相互渗透和了解

不同学科之间跨越了边界之后就会产生互相渗透，即产生我们所认为的“学科互涉”。许多学者认为这种渗透是必然的，不同学科之间的渗透和交叉主要体现在学科的认知方向和知识体系等方面；学科的指导思想、理论和研究方法；与学科相关的社会和技术问题；与其他学科产生的渗透和交叉性；学科内外的定义等。美术史和考古学学科互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科的认知方向和知识体系

无论是考古学还是美术史学，在对相关的方法和对象进行论述和解释时，都涉及大量的说明和阐释，此特点表明了人文学科的鲜明特点。若根据研究对象来进行划分，美术史学属于美术学的范畴；若根据研究体系来看，美术史学又属于历史学。在美术史学的发展中，人类的审美情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感性色彩较为浓烈，理性认识的实现也需要通过感官来进行。我们可以将美术史学的研究实质归结为：通过分析作品的形式和风格来认识美术家或者是史学家的思想感情，从而探索其中蕴含的发展规律[1]。

与美术史学的不同之处在于，考古学直接强调理性在研究和发展中的作用，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人类的发展，通过分类描述遗留的物品来对古代社会的存在形式进行研究，并研究遗留物品之间的关系，从而确定相关的功能，此外，对遗留物品的发展和改变进行研究和分析，能够了解古代社会发展的文化特色并得到相关发展的具体意义。无论是探索背后的规律还是直接将理性思想运用于分析和调查中，考古学和美术史学的发展和研究都是将探索和研究物质世界作为主要的研究途径和方向来实现目的的。

（二）研究方法和工具产生的交叉

考古学中涉及的主要研究方法为研究地层和器物的类型。20世纪中期的考古学主要局限于单纯的研究和记录，核心的研究思想和内容就是对地层以及器物的类型进行研究和总结。直到1960年之后，丹麦的著名学者克里斯丁在对古典的器物进行研究时，融入了情境，并对器物的装饰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这不仅对考古学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对美术史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之后苏秉琦也利用了美术的图案分类将美术的写实与写意等方法融入了考古学中。

在美术史学中也有考古学的渗透，例如，广泛应用于年代和类型的研究方法同样能够为美术史学的研究提供便利。在对美术的风格进行研究时，法国的夏皮罗采用了层析法进行研究，其中的第一和第二层析分别是对形式的要素和形式之间的关联进行的研究，与考古学的研究方式非常相似。在世界范围内，这种学科互涉的现象都非常普遍，外国学者温克尔曼的作品是最典型的学科互涉。在我国的古代，学科互涉的例子也有很多，常任侠和段文杰等大家都为美术史学与考古学的交叉和融合做出了重要贡献[2]。

（三）研究对象的渗透和交叉

从研究对象来看，美术史学和考古学之间也有一定的交叉和渗透。美术史学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美术的作品以及美术作品的创作者，尤其是在对古代的美术作品进行研究时，涉及的研究对象往往都属于考古学中的古代文物，也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由此可见，考古学和美术史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资料上都具有一致性，例如壁画、雕刻、神殿、石窟以及工艺品等等。对人类古代遗迹进行研究和保存是美术史学和考古学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

（四）学科结构的交叉和衍生

除了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工具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之外，美术史学与考古学在自身的学科结构等方面也有相似之处。

若根据美术史学的学科性质来进行分类，可以分成历史和艺术等方面的课程，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大类：美术基础实践，主要是指对美术的基本技能进行的练习和创作等，目的是加强素描、绘画等基本的美术技能；美术史论，是指对美术的历史和评论等方面的学习，目前出现的课程分类主要包含文物的保护以及鉴定、艺术作品评论、艺术作品鉴赏、文艺理论等方面，其中的文艺理论课程和文物相关的课程都与考古学有着密切的联系。相关数据表明，美国早在20世纪中期就开设了多种美术和艺术史课程，涉及的范围也较广，初步统计已经达到了800种。这些新设立的课程中，有相当一部分课程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并设立的，为学生学习文物的维护和修复提供了一定的美学基础[3]。

从考古学的结构出发，除了对基本的文物展开研究之外，对考古的材料分析也涉及一些美术知识。此外，考古学涉及社会、文学、美学等多个方面，所用的研究方法需要借助于多种其他学科，例如地质学、建筑史学、体质人类学、医学等，对多个学科的发展都有着相互促进的作用，其中的建筑史学就包含在美术史学中。因此，二者在结构上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4]。

三、美术考古学的形成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的发展背景下，学科互涉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就目前而言，考古学家在进行考古研究和分析时，已经涉及了大量的美术史学的资料和方法。同样的，美术史学家在对美术历史进行研究的同时，也使用了考古学中的大量资料，各专家的研究视角越来越广，概念也越来越宽泛。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和实践，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交叉渗透已经促使一个新的学科形成，即美术考古学。该学科是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有效融合，具有更加广泛全面的研究内容、对象以及方法论。

四、结语

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各个学科之间的渗透和交流会越来越频繁，信息化的发展为学科互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今的学者必须利用好各种有利的条件，加深对各个学科边界的研究和理解，才能促进各学科的共同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贾玉平.从“学科互涉”看美术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2（06）：88-95.

[2]侯妍文.浅谈美术考古与环境艺术之联姻[J].美术大观，2013（08）：71.

第3篇：对考古学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考古学；意义；发展历程；计算机应用

考古学是通过古代遗存来研究古人的生活和社会发展。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最密切，其研究方法，比如考古层位学、考古类型学都是自然科学中借鉴而来的。考古学不仅对研究过去的历史有重要作用，而且对现代社会也有指导意义。

一、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

（一）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中国的近代古代学起始于20世纪初。在大量古籍和历史证据的存在下，中国考古学对考古学的发展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但考古学在研究历史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

考古学可重建和复原中国的古代史。历史研究者可以从考古学中获得大量资料，比如出土文献和大量考古实物，它们包含着很多历史信息。通过考古学家对文献和实物的解释，更有利还原当时的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把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

考古学可以证明文献的真伪。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主要通过遗留下的文献，考古学与遗留文献的结合，可以解决很多难辨真伪的历史问题。有的考古发现可与文献相对照，弥补了文献的不足或者从根本上弥补了文献的缺失。

考古学的出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考古学还没有盛行以前，历史学家只是从文献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近代考古学出现后，一些史学家将目光转向考古学，希望从考古中找出历史问题的答案。

（二）考古学促进了历史研究的进步。

现代考古技术的发展和大量应用，考古信息的采集方式更加多样化，这样从考提取的信息也会大量增加，就不断的为历史研究提供新课题。今天来，计算机技术被引入到考古学中，考古材料的管理更加方便和电子化保存考古数据。

考古学家经过多年的努力，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和谱系在多数地区基本完成。考古学家还应该应积极引入外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未来考古更加注重材料的综合理解和解释。

二、考古学的发展。

（一）萌芽期。文艺复兴至19世纪20年代是考古学的萌芽期，其主要特点是搜集和研究古代文物、调查古迹。中国的考古萌芽是从宋代开始的，但只是研究古物，并未涉及古代遗迹的研究。

（二）形成期与初步发展期。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是考古的形成期，是北欧学者西蒙森和汤姆森相继提出的“三期说”，即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在这一时期，考古学者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如对意大利庞培遗址的发掘。

（三）初步发展期。初步发展期大约处于1867年至1918年前后，考古发掘逐渐科学化。此时，出现了“考古类型学”，就是根据遗物的形状和纹饰的不同，对其进行分类研究，研究和发现这些遗物之间内在的关系。考古学理论则是运用与考古相关学科的传播论和进化论。

（四）基本成熟期。20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末是考古学的基本成熟期，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从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其主要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丰富和创新、考古工作范围的扩展，在这一时期，重大的考古发现的增多。后期从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末，其主要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改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由注重研究遗物的形式向将年代学与遗物的功能研究相联系的转变；根据遗迹和遗物研究古人的行为；注重研究文化变化与环境之间关系等。

（五）转变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是考古学的转变期，其最主要的特征是新考古学，即“过程考古学”的兴起。在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由于与外界缺少联系，国外的各种流派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很小。

（六）全面成熟期。

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是考古学的全面成熟期。考古界形成了一些新学派和理论，如社会考古学、认知考古学、中程理论等，它们中的大部分也往往被统称为“后过程考古学”。

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技术手段被用于考古学，如DNA分析、物理探测和化学成分分析等。同时，中国考古学界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增加、交流不断加强。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增多，中国的考古学在国际影响日益扩大。

（七）继续发展期。进入21世纪，考古界各学派之间不再彼此排斥，而是呈现相互包容、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体系也逐步完善，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也越来越多，考古发现层出不穷。

三、计算机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一）对数据的处理。计算机的出现，为考古信息的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还可对发掘的信息进行智能化技术处理，在考古过程中，有些工作仅凭人脑是难以完成的。比如，利用算机缀合卜甲碎片。计算机还可以对各种仪器分析的数据进行综合处理，以及利用信息进行模拟试验等。

（二）对遗址的勘探。有考古工作，考古人员不能实地工作的时候，比如对日军731部队遗址考古时，发现了在被日军自毁的地下建筑遗迹里，有些地下通道和人体细菌实验的罪证物还不知道其用途。勘探人员利用现代地球物理勘测技术进行了先期勘测，然后利用计算机绘图技术对遗址群进行绘图，考古人员则根据勘测数据显示的重点区域进行考古钻探工作。

（三）数字建模处理。在考古遗址发掘中，所有关于遗迹、遗物的一切信息，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在考古过程中，传统的绘图、照相以及文字记录手段限于某种因素，已无法适应现在考古的发展，也无法准确地记录遗迹信息和提供完整的资料。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在考古工作的应用，如GPS、数字相机等一些新技术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考古遗址信息获取的能力。

四、结语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在原有考古经验的基础上，新的科学技术会越来越多的被应用。由于考古学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全世界的考古学家的数量也在迅速地增长，考古讨论会的举行也大量增多。未来的考古学将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和现代化。为实现这些目标，全世界的考古学家要共同努力，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的积极参与和配合，只有这样，考古学才能不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弗雷德・T・普洛格，陈虹.考古学研究中的系统论[J].南方文物，2006（4）.

第4篇：对考古学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人类学；考古；本科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07-0215-02

体质人类学是广义人类学下的分支学科，是研究人类的体质特征和类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和规律的一门学科，它的研究对象分为对现代人的体质调查和对古代遗骨的研究，从而获得更多的人类学信息[1]。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人类古代情况的一门科学，其研究对象是古人类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目的是透物见人，认识当时人类的社会发展状况，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习俗等信息[2]。两个学科之间的研究对象都是以人为主体，前者是直接的以研究人类遗骸为对象，分析其体质特征，了解当时的人类学信息，更多地认识到的是人类的自然属性特征。后者是通过研究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东西，间接地去推测过去的社会情况，人类生存和生活环境，侧重于了解人类的社会属性。中国考古学按纵向划分为若干个分支学科，如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战国秦汉考古、魏晋隋唐考古和宋元考古等。不管哪一个考古学阶段，研究对象的主体都是当时进行社会活动的古代人类。因此，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是贯穿于整个考古学研究的始终的。

体质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大体上可以分为对古人类化石的研究，对古人种的研究和对现代人的研究，以及新兴的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等。不同的体质人类学研究领域在不同的考古学阶段中都有所体现[3]。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出土的人类化石为人类学者们研究人类的起源和现代人的起源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和材料，新石器时代以后的人骨多用于研究古代人种的形成、分布、迁徙和消亡的过程。考古学可以为体质人类学提供研究材料，无论是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还是新石器时代及以后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类学标本均要靠田野考古发掘来提供。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也有助于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古人类化石可以作为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判断底层年代的一种依据：对古代人骨的性别、年龄鉴定有利于人们对当时的社会性质、劳动分工等情况的探讨；对古代居民人种归属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为解决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渊源和族属等问题提供若干参考的佐证[4]。

一、透骨见人

所谓的透骨见人就是通过观察和测量出土的古代人骨材料，分析其体质特征和类型，获取当时人类的人类学信息。具体地讲，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对其性别的鉴定。人类学家们根据骨盆、颅骨的形态观察和分子生物学的方法，准确地判定其性别。其次是对人骨死亡年龄的鉴定，通常专家们根据牙齿的萌出时间、磨耗程度、骨缝愈合情况、耻骨联合面的关系等多项参数，判定人骨的死亡年龄。我们要做到对性别和年龄最为准确的判定，就要结合各项参数，并结合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方法综合分析人骨标本，慎重地给以结果[5]。

另外对人骨身高的推算和病理、死因和食谱的分析也是体质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身高的推算一般借助于股骨矢状径的长度和其他长骨参数相结合的模式，而最近也有学者提出用第二、第三掌骨的矢状径长度的推算身高的方法也能达到近九成的正确率。病理和死因的研究，则主要依据人骨某个部位的变异和缺失情况而判定。通过研究人骨内含微量元素的变化，对一些诸如骨质疏松、氟骨症、营养不良等古代疾病也提供了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通常对死因的判定，主要划分为是因骨伤骨病而早年夭折的，还是属于非骨伤骨病而自然死亡的两大类。

对一定数量的人骨进行食谱分析，可以为了解当地人的经济生业模式提供重要的线索，目前食谱分析方法主要是分析遗留在古人类牙齿上的食物残渣，和对人骨成分的微量元素进行分析，来确定当时人类的主要食性。

二、透人见骨

透人见骨研究对象是现代人群。我们通过对现代人群体质特征的形态观察和测量，按照一定的遗传学特征划分为若干个人种类型。如蒙古人种、欧罗巴人种和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在我国对现代人体质特征的调查多结合民族学材料，探究民族起源、迁徙以及彼此的基因交流等重要课题。但是我过现在的人种学研究方面还有许多空白领域有待填补，现代各民族的体质调查工作还没有全面展开，人种学研究的力量就显得更加薄弱。如果我们将来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两个范围内搞清楚我国各民族人民的人种构成方面的来龙去脉，以后必将会加深人们对我国古今民族的起源、发展、分化和如何问题的了解，进而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统一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三、透骨见骨

透骨见骨是将不同个体或不同群体的人骨标本各项体质特征参数相对比，从而确定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遗传学关系，对判定人群的迁徙、融合、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根据。人骨的体质特征的观察主要集中在对颅型和面型的测量和形态学观察上。在此研究的基础之上划分出一个可以比对的标准。将不同组人群的体质特征进行想必对后，确定其关系的远近以及族群之间的基因交流情况。

四、透人见人

透人见人的研究对象也是现代人群。是以研究人群和人群之间的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人类学研究领域。即我们在各民族的体质调查和古代文化谱系、种族情况的认识基础之上，把某个或某些现代人划入某些已知共有的遗传学特征的地域或民族中来。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根据这个人的形态学特征，可以推测他就是“四川人”等。在此，也需要提一下朱泓老师在1996年提出的将我国古代居民的人种成分划分为几个古老的类型，并解释了其源流过程。我们对现代中国民族的研究，也要认识到其古代人种类型和特征，了解其演变过程，对“透人见人”的认识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对大学本科考古专业学生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弄清楚现代人的人类学结构，不只需要对现代人进行体质调查，也需要对古代材料有一定的把握，知其渊源和变迁，从而才能更好地解释各民族形成的人类需基础。

参考文献：

[1]朱泓.体质人类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92-106.

[2]科林・伦福儒，保_・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M].第6版.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1-21.

[3]邵象清.人体测量手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34-56.

[4]周亚威.论体质人类学研究解决的若干考古学问题[J].江汉考古，2015，（6）.

[5]周亚威.北京延庆西屯墓地人骨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第5篇：对考古学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夜郎文化；夜郎考古；民族考古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6)05-0151-06

Yelang Civilization and Ethnoarchaeology

SONG Xian-shi

(Guizhou Provincial Ixstitute of Historical relic and Archaeology，Guiyang，Guizhou 550004，China)Abstract：In this article，we mainly discuss on different opinion about the yelang Civilization in

the Yelang archaeology research and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the Ethnoarchaeology in the course

of explorations of the Yelang Civilization.

Key words：yelang Civilization；yelangarchae；Ethnoarchaeology

一、关于“夜郎文化”的界定

(一)不同学科对“夜郎文化”的审视

关于“夜郎文化”的探讨，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自彼至今，众多的专家学者纷纷提出各自的研究所得及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把贵州对夜郎文化的讨论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范畴，形成了各自对“夜郎文化”的不同认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上述学科因各自研究的对象、研究的方法及整个研究体系的不同，导致在对同一个被称为“夜郎文化”的考察对象做出界定时，自然而然地从本学科的视角，分别给予了“夜郎文化”这一史载千年却又面貌不清的历史文化现象不同的定义与诠释。

历史学视野中的“夜郎文化”，主要是依据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并结合考古学、民族学的资料，观察分析夜郎国产生、发展、消亡的整个过程。着重点在于夜郎国的国别疆域、政治军事、人文地理、历史文化。因而可视为对夜郎这样一个具有特定地域文化概念的战国秦汉时期地方政权的聚焦。在这一层意义上的“夜郎文化”，按有些学者的观点，可以将其定义为“夜郎国文化”。[1]

民族学关于“夜郎文化”的研究，得益于其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视野并吸纳了考古学、历史学的成果。注重于对创造“夜郎文化”的主体民族即夜郎族的整体研究。从民族史的角度，利用民族志、文献学的资料，深入探讨夜郎文化的民族属性、夜郎民族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特征及社会组织结构等。这一层面上言及的“夜郎文化”，已经超越了局限于夜郎国时空范围的“夜郎国文化”，应视为一定地域范围内以夜郎主体民族为主并包含了“夜郎旁小邑”等有关民族在内的共同体所创造的一种地方民族文化。

而考古学对“夜郎文化”的认定，一直囿于该学科对任一文化命名必须遵循的“三要素”原则，即必须具备共同的文化特征，分布与共同的地区，代表同一个时代。[2]

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有的学者以此为依据反对提出“夜郎文化”；认为贵州目前只有“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而没有“夜郎文化”；[3]而极个别的又认为不仅具备了以上要件，将“夜郎文化”确立为一种考古学文化，甚至还进一步地把这种所谓的“夜郎文化”划分出了几个不同的文化类型，遭到绝大多数学者的否定和反对。[4]考古学界对“夜郎文化”研究工作的各树一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夜郎文化的客观认识，阻碍了夜郎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给整个学术界也造成了不小的困惑，令人无所适从。故此，本人不揣冒昧，提出一点肤浅的认识，以就教于考古界同仁及关心夜郎考古诸贤。

(二)考古学研究中对“夜郎文化”的不同认识，集中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学术观点：

1、“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论

该论点的提出，主要基于两点，(1)“根据文献资料和已发掘的遗址、墓葬、遗物综合研究”认为赫章可乐、威宁中水、普安铜鼓山“均系古夜郎国地望。其境内发现的这批墓葬，埋葬习俗特殊，出土各类器物具有强烈的地方特征。尤其是奇特的‘套头葬’，独具一格的陶器和青铜器，以及无法辨识的陶器刻画符号和青铜钺上的符号，为国内考古资料所罕见或少见，所以我们认为它是一种与汉文化、滇文化和巴蜀文化不同的文化。”(2)同时又认为“第一，这种文化发现的地域性不够广泛，要构成一种文化，尚需发掘更多的同类型遗址和墓葬……第二，这种文化的典型遗址、墓葬和遗物发掘太少，要从考古学上正式命名为一种文化，条件尚不成属。”“因此，我们将其定名为‘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5]

这一概念的提出，给夜郎文化研究罩上了一层迷雾：一方面认定讨论的对象是存在于“古夜郎地区”范围内与古夜郎国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并且具有区别于其它文化特征的自身民族文化特点的一个地方青铜文化。充分论证出土遗迹、遗物的夜郎文化性质，认为“不管上述遗址和墓葬的分布地域、时代、还是葬俗、遗物，均与战国秦汉时期的古夜郎国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它们有可能就是夜郎先民的遗迹。”同时还进一步分析出“夜郎民族社会经济中，渔猎业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夜郎民族的制陶业和纺织业也是社会经济中的组成部分。”“夜郎先民已经开始使用文字”等等。[6]但又从各个方面否认这些夜郎民族的产物属于任何层次上的夜郎文化。因此在此之前早已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7]笔者认为，不管从理论上还是具体内容分析，“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这一命名都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从理论上来讲，既然“要从考古学上正式命名为一种文化，条件尚不成熟”那“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又是根据什么文化理论提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概念下的文化？按原观点，既不是考古学文化，也不是“夜郎文化”，只让人理解成是一种分布于“古夜郎地区”并且与同时代的“汉文化、滇文化和巴蜀文化不同的文化”。殊不知符合此条件的除了关系“极其密切的”古夜郎国之外，还有其它什么文化具备如此特征？

第6篇：对考古学的认识范文

何谓“原史时代”

根据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中对“原史（Protohistory）”的定义，原史的时间段指的是一文化最早的“记录历史”出现的前夕（The study of a culture just before the time of its earliest recorded history）。The Hutchinson Dictionary of World History定义原史时代是“紧接着史前，但是又早于能以书写文件证明的历史（protohistory Period following prehistory but prior to the appearance of history as documented in written records）”[1]。所以，西方将“原史时代”的时间段界定于史前与历史两大阶段的过度阶段。

作为一个主要使用于考古学上的词语，Christopher Hawkes对“原史时代”加以解释认为，原史的概念是相对于文献丰富的历史，这一时期已经有一些文书记录，但是这些记录只是一些片断，涉及社会非常少的方面，这些记录可能表现于一些刻铭、硬币等等，或是其他地区散乱的文本资料。[2] Glyn Daniel则认为“原史时期”一词，以称呼古代文献很少，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过或等于文献材料的时期。[3]在法国《史前大辞典》一书中，认为所谓“原史”或“原始史”的涵义是，“首先具有一种方法论之意义，应用于一些为历史文献所不能确定的文化群体。为了研究它们，人们因而使用了此概念，它可以是指那些自身尚未拥有文字、然而却为同时代的其他人群所记述和提及的人群(例如征服前之高卢人，他们为希腊与拉丁作家所记述)；也可以指那些通过後世的口头传说、记忆或者记载而保存下来其历史的人群。在此两种状况下，其研究可以包括考古学资料及间接的文字记载资料两方面。此时期在年代学体系中只具有一个很短暂的时间范围，而且也不精确。”[4]也曾有人这么总结原史时代的特点：在最初书写文献还很稀少，并且很难读懂，多数最初的记录还没有完全的破译。这历史的最初阶段通常被称之为原史时代。後世的学者也会对这个时代的历史不断的进行文书上的补充。这些文献，在结合考古资料之後，也会成为值得重视的材料。好比说一个传说中的国王的名字被发现在刻铭上，关于这个国王的记载的可靠性也就大大的提高了。[5]

由字面上来看，“proto-”指的是一件事物的较原始的状态，是一种“祖”、“祖型”的概念。例如英语里的“Proto Austronesian”（原南岛语）指的是南岛语的一种祖型，Proto Austronesian表示了其与Austronesian 的差别，也表示了Austronesian存在的最初始状态。同样的，我们将先商称为“Proto Shang”、将先周称为“Proto Zhou”，所表示的都是商、周王朝的先族，周人或是商人在建立王朝之前已经存在，所以我们不会将先商称为“pre-Shang”，也不会将先周称为“pre-Zhou”。因此，在“protohistory”这个阶段里，史学开始萌芽，一些记录开始以各种形式出现，虽有文书记录，但是仍不足以让我们据之复原历史，这一阶段有别于史前，也有别于历史时期，是史前向历史时期发展的一个过度阶段。在对这一阶段进行研究时，也需要不同于史前及历史时期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字学、器物学等等学科综合起来的一种研究。

虽然，作为方法论的“原史”的概念还没有被更深入的定义、讨论，对于其意涵还有不太相同的认识，但是“原史时代”在西方已经是受到普遍承认的了。综上，我们可以根据西方学者对“原史时代”的定义总结出几条基本原则：1.原史时代是介于史前时代与历史时代的；2.原史时代研究的对象应是一些为历史文献所不能确定或认识不够充分的文化群体；3. 由于原史时代当代的文献稀少，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过或等于文献材料；4.原史时代的研究工作需要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字学、器物学等多种学科综合起来。

以下，我们可以根据西方学者对原史时代的定义来检验中国原史时代是否存在。

对“中国原史时代”的界定

过去我们一般将古史分为史前、历史两大阶段或是史前、传说、信史三大阶段。这两种分类都是由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材料出发的。在考古学引入中国之後，史料的范围已经由文字材料扩大到包括文献（当时的、追述的）、文物、考古材料、古文字（而古文字的主要获取方法是考古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对中国先秦史的研究（这里指的是文献记载中的夏商周阶段，下限是秦始皇帝统一中国（221B.C.））。张光直先生即曾说过，“自从二十世纪初期以来，考古学的发现越积越多，越多便出现好些以前从来没有看过、听过、想过的新文化，新民族，和新问题。用考古学建立的历史因此更得随时改变。考古学还发掘出新的文字材料来，加强了古文字学这一门学问。研究商周三代历史又可以使用古文字学；近百年来使用古文字学的结果，是知道了传统的三代古史有许多处被古文字学证实了，但还有更多处被古文字全部改观了。”[6]

战国以前同时期的传世文献材料非常少，即使是当时流传下来的，如尚书、周易、诗经等等的文献材料里，也有许多後人补作或是经传抄而改变的内容。後世对这一时代追述的著作多作于东周及汉代，这其中除了保留部分夏至西周的真实情况外，大多是为了时代需要加以改编、附会而成。所以，我们在面对传世文献以及通过这些文献而认识的古史时，总是要持一些保留的态度。即使是现在基本被考古材料印证的《史记.周本记》，其所能为我们提供的，也只是当时历史发展的一个框架，还须要我们透过其他手段进行复原。

另一方面，中国的人文史学传统肇始于西周王室覆灭「王官之学降于民，知识分子才脱离王室的束缚，逐渐由过去的“巫”史中走出来。晋《乘》、楚《檮杌》、鲁史《春秋》，都成于这个时期。今日我们读到的《左氏春秋》，开创编年记事的体例，是中国历史学发展成熟的标志。至此，可供後世学者研究的确实的文献史料开始丰富，文献材料为学者提供了全方位更为丰富的论证材料，考古学成果成为历史文献的一种参照或是补充，而非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如此才算是进入真正的「历史阶段。

王树民先生指出，现在有些人对于古代史学和史料不加分别，以为根据古代的直接史料，便可以说明当时的史学了，正与把传说当作史实同样是不正确的。如甲骨文是殷代遗物，史料价值很高，在巫史不分的情况下，也可能为史官所作，但原为占卜之用，不是历史记载。钟鼎文多为周代之物，记载了许多重要的史实，但原为纪念性质，也不是历史记载。[7]所以，不论是由史料或是史学史的角度来看，三代时期的研究是有其独特性的，不同于史前及历史时期的研究。

由现存的文献材料来检视中国（中原地区）先秦史，春秋以前（甚至是战国以前）的传世文献里没有比较全面的史学著作，所见可靠的文献材料也多经後人修改。考古发现了大量的文字资料，但是这些文字表现的是历法、卜筮、纪念，或是简单记事文字，只表现了商周王朝片段的历史，虽然已经极具历史性，但仍不足以充分表现当时历史的方方面面。虽然已经有了史官，但是当时的史官是为上层及祭祀占卜服务，其性质仍不同于後世的史职。“史”的概念还在萌芽的阶段，真正为记录历史的历史记录还没出现。这些都与西方对原史时代的定义相符，所以，我们可以将中国的商、西周时期（甚至是春秋时期）作为中国的原史时代。李学勤先生即根据Glyn Daniel对原史时代的定义认为，东周和更早的商和西周不同，已经脱离了这种“原史时期”而跨入真正意义的“历史时期”了[8]。此外，作为历史文献所不能确定或认识不够充分的（但是仍有相当的文献材料及考古线索）夏、先商、先周也应属於中国的原史时代重要的一部分。这牵涉的不仅是时间的概念，更是一种族及考古学文化发展的概念。因而在寻找夏的根源上，我们更应该将着眼点放在晚期龙山文化。至於繁複庞大的传说记载，由於其涉及的时间范围太长，似乎不宜将所有的传说都归入原史时代范围；此外，多数传说内容也很难与考古材料相结合，即使是距离夏代较近的“三皇五帝”传说也很难落实在考古材料上，所以这里不把过去所谓的“传说时代”等同于原史时代，其所涉及的是另一种概念及材料。

中国的原史时代，及其与传统中国上古史的区别在于，传统史学由文献出发，以政治时间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准，所以一般将秦以前划为上古史的范围。在过去所认为无文字的史前时代以及文字发明之後的历史时代之间加入一个“原史时代”所表现的是历史学的一种初兴状态，以及我们对这一阶段的历史进行研究时所面对的史料的多样性（与史前及文献发达时期相较）。这里所指称的“中国原史时代”是，一时代的历史由传说或是不充分的文献记述，必须通过考古材料对这些传说或文献加以检验确定其正确性，并需要由大量的考古资料建立、补充文献所缺乏的各种对当时的研究材料（即使考古材料所表现的也只是当时社会的极小的一个部分）。这一阶段的研究需要由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等等一起建构出当时的历史、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情况。而这种对“原史时代”的研究，也只有在今日考古学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之下才有可能展开。

所以，原史时代概念的提出不论是对历史学研究或是考古学研究都是有所帮助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原史时代的研究对象并不应该被限定在整个现代中国领土的范围，而是着眼于族群之上，被介定为以中原华夏民族的原史时代为中心，其范围是在中原的古文字材料、传世文献、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上，向外辐射至与之相关的各个地区、族群、文化（当然，如果该文化也有文字材料，也需被视为认定其族属、文化以及认定其与中原及其他族群、文化的重要材料），希望能将中国原史时代表现为一个各种活动、族群联系在一起的有机体。而对于现代中国境内曾经有的各个族群、文化的原史时代的研究，则应该将其分别命名（如：匈奴原史时代、女真原史时代等等），成为以其为主体的原史时代，以求与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原史时代区隔开来。

所以，中国的原史时代是：1.时间段在文献所记载的夏至西周晚期（甚至春秋中期）；2.涉及的对象是以中原为中心，兼及在各种方面与原史时代的中原有联繫的各种族群（如羌、鬼方、蜀、淮夷等）、文化；3.主要的研究材料为当代及後世文献，以及原史时代的古文字、考古遗迹遗物、传世文物等等；4.中国原史时代的研究工作需要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字学、器物学等多种学科综合起来。

中国原史考古

中国原史时代的定义已如上述，而作为中国原史研究最重要的一环的中国原史考古，又有其不同於史前或历史考古的特殊性。

首先是文献材料对考古产生的不同影响。史前考古没有当代的文献材料，後世文献材料对史前的描述主要是神话与传说。神话为非客观的记述，本来无法作为有效的根据。传说的核心部分固然为古代实有，与後人因想象而虚构的不同，但是传说有较大的不稳定性，不仅时间、地点、人物易发生错乱，更容易混入神话成分[9]。因此史前考古与文献的相关性很低。而历史时期拥有大量且多方面的文献材料，考古虽然仍能对文献有所增补，但考古研究主要是在文献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以文献材料为主要依归。原史考古与文献之间则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文献为考古提供线索，而考古则检验文献的正确性，并在文献所提供的框架之上进行更深一层的复原。原史考古与历史时期考古的不同在于，考古学材料在许多模糊的历史问题的研究上具有的决定性的影响力。

原史考古所涉及的对象是以中原原史为中心，辐及与之有关的各个族群文化。中原以外的族群没有文字，虽然其族属的确认主要是依据古文字、文献材料，但是在其考古学文化被认识的基础之上，进行文化因素分析，我们不但可以加强认识中原文化与相关族群之间的关系，更可以建构出以某一族群为中心的原史，理清族群之间的复杂关系。

而中原地区的原史考古在考古学以及古文字、文献记载三种材料并重的情下，除了研究与考古学相关的各种课题外，还可以在文字资料的帮助下，建立中国原史的年表，并结合古文字、文献记载的时间、人物、事件、地点，复原出一种将考古学文化与史实相结合的中国原史时代。

参考文献

[1] The Hutchinson Dictionary of World History，1998。

[2] Hawkes， Christopher"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 Some Suggestions from the Old Worl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6:155-168，1954.

[3] Daniel， Glyn， 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olog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1.(此处转引自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

[4] Dictionnaire de la Prehistoire，1988，Directeur de la publication Andre Leroi－Gourham， Press Universitaire de France，Paris.(此处转引自刘文锁：《论史前、原史及历史时期的概念》，《华夏考古》1998年3期，93页)。

[5] 见home.swipnet.se/~w-63448/mespro.htm。

[6] 张光直：《对中国先秦史新结构的一个建议》，《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9月。

[7] 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中华书局，1997年9月。

第7篇：对考古学的认识范文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和影响着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处身于信息时代中的考古工作者所面临和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考古学的未来发展中,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究竟会带来怎样的推动和变化?考古学的学科目标是通过对古代历史信息的辨识、认知和分析、整合来复原古代社会。考古学科的这一特性和需求,也正是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所具有的优势之一,因此我们相信,网络技术与考古学的紧密结合,将会对考古信息的认知和进一步的分析、整合提供强有力的工具,也势必将会对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手段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本文就计算机网络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进行初步的讨论,并对计算机网络技术与考古学的未来发展作出前景展望。

一、计算机网络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考古界目前对计算机的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在考古领域最广泛的应用仍停留于对考古发掘资料的计算机输入和数据库管理等方面。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考古资料信息的数据库管理技术已经在考古文博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应用,而计算机网络技术因其自身也是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因此,在考古工作中还有待引入和普遍应用。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最大优势就在于能够将众多原本分散、孤立的计算机和其他相关的外部设备通过网络互联,从而以最小的成本付出,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优势,达到人们对沟通信息、共享资源的目标要求。网络技术在考古工作领域的引入,其优势之一就在于能够将较昂贵的各类外部设备,如高精度扫描仪、磁带备份机、彩色打印机、光盘刻录机等通过网络进行共享,以充分拓展外部设备的应用范围。近年来,随着各类计算机外部设备的发展,原本较昂贵的硬件设施在性能大幅提高的情况下,其价格却在不断下降,一些原本无条件普遍使用的设备也正在逐步普及,利用网络实现硬件资源共享的这一基本目的随之也就不再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因此,计算机网络技术在考古工作中的应用,其最主要的意义是在于借助于网络架构模式,实现考古信息的网络化管理、共享、传播以及信息的检索和交流。

1.考古信息的网络化管理

考古信息的有序、科学管理是考古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后期研究的实际需求。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对全国文博单位计算机应用状况的调查中,有半数以上的文博单位希望能够将计算机应用于田野工作、资料检索与处理系统及藏品管理系统等方面,由此可见,国内文博界已普遍认识到了传统信息管理模式的种种弊端,并迫切地需要一套现代化、高效率的信息管理模式[1]。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数据库和多媒体技术的日趋成熟,考古部门已能够研制开发出符合考古工作需要的专业信息数据库管理系统。在计算机技术支撑下的新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可以针对自身的学科特点和工作需要,充分利用计算机的多媒体技术、可视化技术和数据库技术,将考古信息以图、文、声、像等多种形式,按考古遗址、地层、单位等分门别类进行输入和归档、管理,并可按照研究者的不同要求快速、准确地对资料进行检索、查询、统计和研究。因而,考古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研制,在国内考古界已成为计算机应用的主要领域之一。

然而,随着计算机数据库信息管理技术在考古工作中应用的不断深入,普通的计算机数据库管理技术的缺陷和不足也日益凸显。最明显的不足是,目前应用于考古工作中的数据库管理软件,其操作方式还大多停留于单机工作状态,这种方式已不能充分满足考古发掘信息的科学有效管理和共享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考古信息在后期分析、归纳和整合等应用方面的效率。这一问题目前已被考古工作者认识到,并着手进行了构架于网络平台管理系统的开发[2]。

通常来说,一个考古部门的田野考古工作不可能长期固定于某一特定区域,因此,普通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及时地补充和更新考古发掘的最新信息,即使在具有便携式计算机等条件下,不具备网络化信息管理系统支持,也只能够做一些必要的基本资料录入,而考古信息的最终归档工作,则只能待一个区域的考古发掘工作告一阶段后,再进行后期的补充输入。这种情况无疑造成了考古资料信息归档工作的滞后和资料输入工作的重复。网络技术在考古信息管理中的应用,可以充分发挥出信息资源共享的优势,使考古信息通过网络实现实时的远程输入、检索、归档和管理。借助构建于网络技术平台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考古工作者通过对网络服务器中专业数据库的远程访问,可以实现对考古信息的网络输入、检索和管理,并及时追加和补充考古发掘的最新信息。这种方式不仅有助于提高信息的输入和检索效率,考古工作者还可结合数据库中同类遗迹、遗物的资料比照,对考古发掘工作中的各类考古遗迹作出对比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提高田野考古发掘研究工作的主动性。

为了保证发掘资料检索、使用的有序和安全,可以根据使用者的不同,在网络管理系统中设置不同的使用权限。如考古机构中的领队人员等,可以通过网络对已归档的各个发掘区域的考古信息进行实时地全面检索和查询,并就已归档的资料加入批注,以有效地实施对田野发掘工作的全面指导;发掘人员根据其不同的工作区域,拥有在特定模块进行检索、输入的权限,以便将最新的发掘资料进行远程追加输入。这种方式,在保证已归档考古信息安全性的同时,提高了考古信息管理的同步、更新效率。

2.考古信息的网络化共享

网络技术应用于考古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考古信息的网络化共享。考古信息的网络化共享,首先是在网络管理系统平台支持下的考古信息共享。构建于网络平台之中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不仅为远程输入和管理考古信息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远程共享考古信息提供了可能。以规范化为基础构建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其基本信息是可以实现相互沟通的。假设在全国考古机构的信息化工作步入一定的阶段后,各级相关的考古机构都拥有了既相对独立又可相互沟通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那么借助于网络技术平台,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考古信息的网络化共享。这种工作方式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相关考古机构的上级主管部门可以借助这一考古信息网络管理平台对考古发掘与研究现状实现有效的实时监督和指导,最大限度地减少因信息滞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另一方面,考古工作者也可借助这一网络平台及时地了解和掌握已公布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信息,并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考古信息的交流。当然,由于考古发掘工作的自身特点和考古信息的相关要求,这一层次的考古信息网络化共享应当严格限制于考古专业人员,并且要遵循考古信息的相关规章制度,以保证考古信息的安全和有序。

实现考古信息网络化共享的另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借助于专业化的考古学信息网站的考古信息来实现的。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的不断深入,目前在互联网上已经出

现了越来越多的考古学专业信息网站,这些专业网站在一定程度上为考古工作提供了获取和共享考古信息的一个窗口。例如说,中国文物信息网(.cn)是《中国文物报》主办的网站,它借助于网络将最新的考古动态和信息进行,考古工作者只须登录该网站就可及时了解到这些信息。此外,一些专业网站还将已发表的考古专题研究资料输入数据库并联入网络,为学者开展相关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信息。 3.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和

借助于网络而实现的考古信息的传播与,其优势首先在于其“无时差”性。通过网络平台,最新的考古信息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实现在网络上的和传播;其次,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与,除了在初始的制作过程中需要投入一定的费用外,后期几乎不需再有什么费用的投入,与传统的传播方式相比较,显然是具有“低成本”的优势,这一特性也就为考古信息的网络传播与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第三,就是考古信息的“可及性”。借助于网络所实现的考古信息的传播与,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只要是有条件接触网络的地方,就可以及时地通过网络了解和掌握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最新信息。这一优势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研究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研究过程中资料收集工作的困难局面;第四,就是由于信息技术的独特优势,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和具有“信息的多样性和交互性”这一显着的特点。传统方式的考古信息的传播和,囿于传播载体的局限,往往只能以文字、图像或者绘图等几种方式来传达考古信息,而信息技术所具备的优势,不仅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类别,比如说在线视频信息等,而且还可以提供诸如三维虚拟遗址地层图、虚拟现实等交互式的信息传播方式,为研究者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资料。如上所述,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与,由于其所具有的这些显着的特点和优势,使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和具有着传统方式所无法比拟的优点。

考古信息网络化传播和的形式,目前主要有考古专业网站的信息,专业电子期刊的信息以及专业网上论坛等多种方式。借助于考古专业网站所实现的考古信息,可为研究者提供丰富和详实的专业信息;专业电子期刊,也是及时传播考古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专业电子期刊,是在传统意义上的专业学术期刊基础上,借助于网络实现的一种形式,它具有着较好的时效性和信息类别的灵活性,是对传统印刷型期刊功能的拓展,其主要类别可分为在线WEB阅读和邮件订阅发送以及电子文档下载等多种方式。电子期刊与传统纸媒体杂志相比,具有许多新的特点和优势,从出版速度上看,即使出版速度最快的传统杂志也无法与网络电子刊物的即时性相比。据统计,世界各地见于着录的重要考古学期刊有950多种,出版者包括学术出版社、大学出版社、科研机构或学术团体以及独立的出版者等几个类别,其中20%拥有自己的网站[3]。这些电子专业期刊的出现,为考古信息的传播和提供了重要的途径。考古信息网络的第三种形式,就是专业网上论坛,这主要包括以公告板(BBS)等形式的田野考古动态、学术会议、热点学术问题的讨论等内容,这种方式因主要为研究者自发性地活动,是上面所述两种主要类别的补充。

4.考古信息的网络检索和实时交流

借助于网络技术所实现的考古专业信息的检索,是对传统信息检索手段的全面革新。考古信息的网络检索,彻底地摆脱了时空的限制,使专业信息的检索工作易如反掌。而且,随着网络考古专业信息的日益丰富,相信未来的信息检索工作将会主要依赖于网络技术进行。

专业考古信息的网络检索主要是指考古及其相关信息网络数据库检索[4]。正如上文所谈到,如果未来的考古信息处理系统能够通过网络实现互联的话,借助于这样一个庞大的考古专业信息的网络检索数据库进行考古专业信息的检索,将会为考古学的未来发展提供现代化的信息工具。目前从技术层面而言,实现这一目标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要建立这样一个全国性质的庞大的考古专业信息网络数据库,最主要的难度在于要建立一整套规范、科学、统一、安全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使用。此外,目前在网络中还存在着不可计数的专题性考古信息网络数据库,这些提供网络检索的专题性质的考古数据库,为我们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研究工具。

除了本学科信息的网络检索工作外,借助于网络平台,我们还可以实现对相关自然科学信息的网络检索。比如说,借助于网络平台,我们可以对考古发掘工地的GIS地理信息和早期航片进行检索,对于我们制订田野考古工作的实施计划有着一定的帮助。

此外,各种数字化的考古资料层出不穷,如《史记》、《汉书》等古代文献已经出现了电子版本,一些专业网站提供了在线式的文献检索服务,为查询、检索古籍提供了高效地现代化手段。我们还可以通过考古机构的专业网站及时地获取国内外相关考古信息。

目前而言,大部分网络用户使用的接入方式还是拨号上网,这种方式由于速率较低,在未来将会逐步为ADSL、光纤接入等宽带网络接入方式所取代。在现有接入方式的限制下,考古信息的实时交流还仅限于诸如网络虚拟论坛,网络实时文字信息交流等简单的方式,而需要更大带宽支持的视频实时交流等方式在现有的条件下还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随着宽带网络的日益普及,通过视频播放、网络虚拟论坛等方式实现的考古信息的网络实时交流,可以预见将会是未来考古网络化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计算机网络技术与考古学未来发展的前景展望

考古学的学科目的,归根到底是通过对古代遗迹、遗物的发掘,来获取各类蕴含的历史信息,以最终复原古代社会,探究古代社会发展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学的学科目的也可视作是对古代历史信息的辨识、认知,并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整合来复原古代社会。考古学科的这一特性和需求,也正是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所具有的优势之一。网络技术与考古学的紧密结合,将会为考古信息的认知和进一步的整合、分析提供 强有力的工具,带给考古学以新的研究方法、手段,也将会对考古学的未来发展产生深 远的影响。超级秘书网

计算机网络技术于考古学中的应用,从表层来说,是为考古学增添了一对信息时代飞翔的翅膀;而从深层次来说,将会对信息时代考古工作的结构重组起到有力地推动和促进。正如上文所述,计算机网络技术之应用于考古工作,不仅有助于我们进行考古信息的网络化管理、共享,而且还为考古信息的传播、以及网络检索和实时的交流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这些不同层次的应用,都将会对考古学的未来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而在未来的发展中,最为令人振奋的当为构建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统一规范的国家考古信息管理系统的建立,以及它所带来的考古工作模式的重组和进一步完善。

第8篇：对考古学的认识范文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研究思路和方法的主要特点是从多学科的角度联合攻关研究。主要是考古学、第四纪环境科学、古气候学等多学科结合。最常见的是在一个考古学研究综合项目下，设立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子课题，根据综合研究课题的目的和任务，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绝大多数考古学课题在设计阶段就将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其课题组成员不仅有考古学家，还有古环境、古气候等方面的专家。也有一种情况就是第四纪古环境研究课题，邀请考古学家参加，通过整理分析已有的考古学材料，进行综合研究。

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主要是结合考古发掘和综合研究项目的进行，采用自然科学方法，对考古遗址本身、遗址周围局域范围内和区域内的古环境信息进行提取和分析，在结合考古学材料进行综合研究。

考古遗址中古环境信息的提取主要是指通过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植物遗骸，分析人类活动的特点和环境状况。

对考古遗址中土壤样品进行孢粉和植硅体等古植物遗存分析，通常能够提供遗址周围局域或者区域植被方面的信息。遗址周围的人类活动总是要直接（农业活动等）或者间接地（放牧，践踏活动增加等）影响植被组合。通过为人类提供食物或者为牲畜提供草料、准备建筑材料和燃料以及进行装饰或者仪式性活动等目的，也可以将植物采集或者搬运到遗址中。因此，孢粉和植硅体分析能够为认识古代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提供证据。在英国Orkney曾经有一个考古调查和发掘项目“Orkney古冢项目”[2]，旨在加强对墓葬遗迹的管理，同时深入探讨青铜时代的丧葬礼仪和墓地的地貌特点。对一处青铜时代墓地的孢粉组合研究结果揭示：在这处墓地形成以前，这里曾经是开阔的草地，可能是作为牧场，还有零星的农作物种植在附近，这可能说明在聚落附近有足够的草场，可以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墓地，同时还反映人们更愿意将死去的人埋葬在聚落附近[3]。

此外，对考古遗址中保存的炭屑进行种属分析，还可以为认识古文化发展的环境背景特别是植被环境提供重要证据。对葡萄牙东部Estremadura地区的BuracaGrande洞穴遗址的炭屑分析，提供了重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植被的资料，结果显示，植被变迁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松属和黄杨属植物的出现，第二阶段这种组合被更喜温的木犀榄属植物代替，考古遗址中木犀榄属植物的减少标志了第三阶段的开始。上述结果证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这里的气候较现在干冷，而全新世阶段的气候则与现今相似[4]。对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炭屑进行树木的种属鉴定，不仅能够为人类文化发展提供环境背景，还为第四纪的古环境重建增加新的资料，这可以说是环境考古研究对第四纪环境科学的重要贡献之一。对法国南部的Abeurador和Font-Juveanal两处洞穴遗址出土炭屑的分析，结果揭示了13000年以来地中海西北地区的植被变迁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植物种类作为建群植物[5]。

考古遗址周围局域古环境重建能够获得人类与环境关系，特别是人类对环境影响的直接证据。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考古遗址附近湖泊类沉积物进行孢粉、植硅体、硅藻等生物指标的分析，重建当时的环境，特别是植被特征，分析其中的人类活动因素。在挪威西南部Jearen地区，靠近史前时代遗址和中石器时代至中世纪遗迹的地区，有两个小湖泊，对其沉积物进行的孢粉等古环境指标分析结果清楚地显示，在大约距今3000年前后（大约公元前2500－2200年），混交林突然转变为石楠属植被。这个突然的变化，正好与学术界普遍认为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二段向晚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转变过程中农牧业经济的引入对应[6]。苏格兰东南部地区一些青铜时代以来的考古遗址周围发育了泥炭沼泽，孢粉分析揭示了晚全新世以来人类活动对植被的影响，有放射性碳测年结果的孢粉谱与考古和历史记录有比较好的对应关系，对比的结果表明，第一次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发生在铁器时代，这是导致这个地区森林几乎被砍伐殆尽的一次重要事件，后来的几次森林变迁也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7]。对芬兰东部的Karelia北部地区一个湖泊（Poettoelampi）沉积物进行的孢粉和炭屑分析，提供了延续1300年的森林火灾的历史记录，在人类影响开始以前，火灾是控制这里的森林变迁的主导因素，但从大约公元1600年开始，由于刀耕火种农业在这个地区的开始，沉积物中的炭屑含量明显增多，而且孢粉和炭屑的分析结果共同证明，在大约公元1720年到20世纪初，是刀耕火种农业迅速发展的阶段，由于农业活动而引起的火灾发生间隔的缩短，引起了这里的森林结构的变化，云杉明显减少，松树成为主要树种[8]。

区域范围内古环境重建，能够为分析人类活动特点、古文化发展与变迁提供环境背景，比如农业起源的环境背景，古代社会复杂化的环境背景等。对第四纪古环境研究结果进行系统分析和总结，能够为研究环境变迁与人类文化发展的关系提供科学可靠的古环境资料。对全球范围内末次盛冰期以来主要植被演化历史的综合研究，为研究不同地区环境与人类关系提供了古植被方面的信息[9]。对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和古环境研究结果进行的对比分析表明，人类文化的发展和衰落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而其中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当明显[10]。对西北欧洲的全新世考古学文化发展及其古环境背景的分析，结果显示，全新世气候变化是古文化发展的一个主要环境因素[11]。西北欧洲的人类文化对环境的影响可以划分为7个阶段：距今5900，5500，4500，3800，3000－2800，1500和1100cal.，将其与根据太阳辐射、冰期活动、湖泊海洋水位、泥炭发育、树轮生长等环境指标重建的气候变化过程进行对比，发现人类影响自然环境/土地利用的过程与气候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尽管由于年代学的结果不尽如人意而使得精确的对比还比较困难，但是，在未来的研究中，随着对湖泊沉积的年层进行分析和高分辨率测年序列的建立，这个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

这里大致介绍了欧洲的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的主要方面，如果仔细检索现有的文献，我们还能找到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由于众多考古学与古环境科学、古气候学联合项目的实施和一些科学研究结果的公布，在欧洲的学术界和公众中，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其主要表现就是这类研究项目能够得到政府和基金会的大力资助，不论是考古学项目还是古环境、古气候研究项目，在项目设计论证的过程中就把多学科合作作为一个重点，从而保证了这类项目的顺利实施并不断取得重要成果。[1]靳桂云，刘东生：《华北北部中全新世降温气候事件与古文化变迁》，《科学通报》，2001年46卷第20期：1725－1730；刘东生，吴文祥：《全新世中期气候转变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的可能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年第3期：29－32；夏正楷，王赞红，赵青春：《我国中原地区3500aBP前后的异常洪水事件及其气候背景》，《中国科学（D辑）》，2003年33卷第9期：881－888。

[2]Downes,J.LingaFiold,Sandwick,Orkney.GlasgowArchaeologyResearchDivisionReport1995.

[3]Buntintg,M.J.,Tipping,R.“Anthropogenic”pollenassemblagesfromaBronzeAgecemeteryatLingaFiold,WestMainland,Orkney.JournalofArchaeologicalScience,2001,28:487-500.

[4]Figueiral,I.Terral,J.-F.LateQuaternaryrefugiaofMediterraneantaxainthePortugeseEstremadura:charcoalbasedpalaeovegetationandclimaticrecostruction,QuaternaryScienceReviews,2002,21:549-558.

[5]Heinz,C.,Thieabault,S.CharacterizationandpalaeoecologicalsignificanceofarchaeologicalcharcoalassemblagesduringLateandPost-GlacialphasesinSouthernFrance,QuaternaryResearch,1998,50:56-68.

[6]Proesch-Danielsen,L.,Sandgren,P.Theuseofpollen,magneticandcarbonanalysesinidentifyingagriculturalactivityandsoilerosionfromtheNeolithictotheIronAge–astudyoftwolakesedimentcoresfromJearen,South-WesternNorway,EnvironmentalArchaeology2003,8:33-50.

[7]Dumanyne-Peaty,L.LateHolocenehumanimpactonthevegetationofsoutheasternScotland:apollendiagramfromDogdenMoss,Berwickshire,ReviewofPalaeobotanyandPalynology1999,105:121-141.

[8]Pitkaenen,A.,Huttunen,P.A1300-yearforest-firehistoryatasiteineasternFinlandbasedoncharcoalandpollenrecordsinlaminatedlakesediment,TheHolocene,1999,9,(3):311-320.

[9]Adams,J.M.,Faure,H.PreliminaryvegetationmapsoftheWorldsincethelastGlacialMaximum:anaidtoarchaeologicalunderstanding,JournalofArchaeologicalScience,1997,24:623-647.

第9篇：对考古学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福柯理论 人的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G7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7－0044－02

主体是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与人本身有着紧密联系。福柯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人的主体性问题，而不是权力问题，或者话语问题。那么主体问题就会与人的所有问题有密切的关系，这些问题包括认识方面的问题，也包含有实践方面的问题。而主体哲学的发展史是一个对主体不断进行修正、改造的过程，同时也是主体被怀疑、否定和“掏空”的历史。许多当代哲学家都对现代性的主体进行了多样否定式的批判和反思。

福柯认为现代文化对主体的迷信是现代所有问题的根源，所以他要对主体进行解构。福柯反对现代主体哲学通过对主体的拔高以赋予人越来越高的位置。他认为，现代主体哲学提倡“人本”，把人看成主体，虽然这对实现人类的解放和自由起到了有效的作用，但福柯还是认为，这种具有绝对拔高性质的观点使人们对主体的认识陷入了迷信的领域，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人类就会失去从世界去理解世界和把握世界的能力，只能从一种片面的、主观的方面来把握世界，从而人类也就会失去对存在和真理的全面的把握。

福柯说“他的目的是要创立一种在人类的文化中把人变为主体的多种方式的历史”。这句话把福柯的所有的认识可以总结为对主体和主体哲学的解构。也就是说，他要揭示主体是如何在现代文化中被建构出来的。通过对福柯著作的深入研究，笔者认为主体性是从各种话语、权力和知识这几个方面进行建构的。

一、话语理论中人的主体性

“话语”一词源于语言学，原意是指“比单个句子更长的一个语言序列，交谈、对话、讲述和论证都被视为话语的形式”。福柯所理解的“话语”主要是探讨各种知识领域的话语。他认为，话语不仅是简单的“说”，还是一系列的事件，这些事件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和环境下，由特定的人对一个或几个特定的问题，围绕自己所要的目的，采取专门的形式、手段和策略向某一或一群对象说或写出的“言谈”或“言语”。可见，福柯注重用话语来体现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认识，是对人的主体性的体现。

根据《知识考古学》中的观点，对象只有被纳入到话语中，才会引起关注。话语的形成或实践是福柯考古学的核心内容，考古学就是一种对话语本身的研究或者说是关于话语的元理论，是一种关于“话语”的话语。这种考古学的目的是要在话语规则的层面上揭示话语所代表的个人的主体地位。

福柯的两性话语包含着身份确定的思想。在两性话语中，作为历史的主体不断被生产出来，这种主体通过对规律和原则的遵循，形成主体对于自我的关系，产生出“道德主体”。从福柯两性话语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主体身份的产生经历了从外到内的两个变化的过程。所谓“外”是说两性关系被延伸到公共领域, 双方的身份并不在两性之间产生，而是受到外在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等因素左右。所谓“内”是说两性关系开始关注自身, 逐渐从外在因素的左右中回归自身,并在同对方的交往中确认自己的身份。主体身份的发展过程是在界限和规格之间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如果能建立这种关系，能够指出所涉及的话语的任何对象是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那么这种话语就确定了一种主体关系。对象在复杂的关系中能够形成自己的话语，也就表明对象有了一定的主体性。福柯认为，主体不决定话语，而是话语决定主体。说话者的身份、说话者的陈述方式的形成，应该被看作是某种话语中一些不同成分关系的建立。当个体在使用某一话语时，不同的表述形式应该归结为不同的身份主体所在的立场。这样，话语就是一个主体的扩散、连同它自身的不连续性在其中可以得到确定的总体。

二、权力理论中人的主体性

人们利益和欲望的满足与权力有着不可磨灭的关系，所以权力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所乐于探讨的焦点。在福柯看来，传统观念关于权力的阐述是将权力看成是主体对不同主体或者说是主体群对其他主体群的控制力或影响力。也可以这样说，它们都将权力理解为一种与肯定相反的力量。那么权力难道仅是具有压制性或否定性的吗，福柯并不这么认为。福柯从后现代主义多主体性或反主体性的立场出发，另辟蹊径，重新思考权力的本质及其运作方式。他认为，权力为在现代实践生活中解构主体提供了方法论基础。这种方法论提供的关于权力的运作方式不是在权力内部和主体方面对权力进行分析，而是在权力外部和主体行动的效果方面分析权力；不是将权力看成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在权力的活动中对权力进行分析；不是从权力的中心观察权力的外扩，而是在权力的边缘处、局部形式中去分析权力；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权力与知识的关系方面，而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福柯运用反主体的微观权力分析法对人的主体性进行了解构，是解构人的主体性的新方法。

当然，福柯研究权力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解释人的主体问题，按他的话说，他就是要说明主体是如何在强调实践的层次上进入真理游戏之中的。福柯是指，无论个体与个体是在语言交往中，还是在有关的制度或经济的关系中，个体总是想方设法操控另一个体的行为，因此，权力从始至终都贯穿其中，它们的这种关系是运动的，可逆的，但是是不稳定的，主体的自由是权力关系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为此，想要巩固一种权力关系，权力双方必须始终要存有某种形式的自由。

福柯所要表达的就是“我们必须首先把权力理解成多样性的力量关系，它们存在于它们运作的领域之中，构成了它们的组织。它们之间永不停止的相互斗争和冲撞改变了它们、增强了它们、颠覆了它们。这些力量关系相互扶持，形成了锁链或系统，或者相反，形成了相互隔离的差别和矛盾”。这种意义上的阐述将权力直接作用于日常的生活，这种生活可以使个体明白其类属，显示其个性，并使生活与其个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福柯也进一步说明，“个体是权力形成的一种结果，而同时这种权力的结果在意义上有这样的传递作用：权力可以通过它自己建构的个体而通行”。这是一种使个体成为主体的权力形式。

三、知识理论中人的主体性

一般来说，说到知识，从科学认识的角度来说，是主观意识对客观事物的表象与反映。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中的知识，就它反映的内容而言，是客观事物的属性与联系的反映，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主观映象。就它的反映活动形式而言，有时表现为主体对事物的感性知觉或表象，属于感性知识，有时表现为关于事物的概念或规律，属于理性知识。就知识的范围来说，主要指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和思维科学知识。而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中，知识的含义却发生了变化，他认为：“由某种言语行为按它所独有的规则构成的，它被认为是某门科学建立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它们并不是一定会产生科学，但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之为知识。”这一认识表明不同的知识有不同的话语主体，不同的话语主体对知识的理解存在差异。

在考古学家们看来，任何知识都是言语的一种。所以，它们认为考古学是从个体的话语角度上进行的知识研究，创造了全新的知识论。福柯对主体观念的建构有不同的认识，他否定了传统思想关于“主体创造知识”的观念，承认“知识创造主体”的观念，他认为主体是随新知识的出现而产生，随知识的消退而消解的。考古学是解构主体的认识论基础，与传统的认识论不同，在考古学看来，主体意识是从历史的连续性上建构的，所以解构主体就要在反历史连续性上进行，但与反科学起源论、反科学真理论一样，反历史连续性最终也会指向反对主体。历史连续性观念之所以存在，之所以能赋予历史以所谓的意义，其原因是基于历史之外的超然主体存在。考古学者认为“历史目的论”是主体的目的，所以，他们要摆脱主体的束缚，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反主体的认识论。

四、新的主体性形式――生存美学

主体化过程就是将各种规范、观念、行动准则等内化到个体的自我意识之中的过程。它使成为主体的标准最终成为了“自我意识”或“自我教育”。福柯所说的主体形式就是伦理主体形式，即“我们所具有的文化中，人的主体化所依靠的不同模式的历史”，“个体也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将个体构成自己行为的道德主体构建成寻找某种道理的道德主体”，也可以这样阐释：“主体在运用这些规则时，是如何将自己与这种规则进行平衡，并将规则赋予自己的生存。”福柯现代生存美学主张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古典文化理论，但不是要照搬照抄古代道德。总的说来，现代生存美学是与现代伦理相对立的一种新的观念。现代生存美学提倡的是反主体、反主体化的道德生活。现代生存美学主张回归到个体与自我的关系上来，他们认为这种关系应该成为道德生活的核心，并指导个体的整个生活。福柯认为，生存美学与以往的观念不同，它更加关注的是个体与自身的关系，这说明个体要获得美好的生活必须要运用一种美学思想来指导，还要成为有自己风格的艺术品。只有合乎美的自由的选择，才能从权力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最终指向一种美的生活状态。

福柯的现代生存美学将希望寄托在现代个体的自我改造或精神力量上，这种希望来自于知识――权力束缚之下的解脱。当代社会行为问题绝不仅仅是个体简单的选择问题，它与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应将其个体性和社会性结合在一起来考虑，而不应该仅仅强调个体的精神力量。因为社会不变革，仅仅依靠个体精神层面的努力，要完全解决现代行为和道德的困境是远远不行的，也是绝对不够的。对于任何一个主体来说，要得到个体发展，都应该重新接纳最新的研究成果，既要承认人的主体性，又要承认人的受动性，从而重构一个与自然、社会和个体自身和谐的主体观念，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L.德赖弗斯,保罗・拉比诺(著).张建超,张静(译).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271-272.

[2]余纪元.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米歇尔・福柯.言论与写作[M].后现代主义哲学演讲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福柯(著),佘碧平(译).性经验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68-69.

[5]福柯(著),钱翰(译).必须保卫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8.

[6]福柯.关心自我(Le Souci de soi)[M].Gallimard,1984:53.

[7]刘永谋,宋薇.主体是如何被建构的―重读福柯[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31卷.

[8]从“知识考古”到“美学解救”――论现代“人”的福柯式解构[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6月,第10卷,第3期.

[9]福柯对人类主体化命运的审视与超越[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2月,第11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