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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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文科学研究方法范文

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是相对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而言的。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十分显著。首先,作为医学研究对象的人,具有自然属性。其次,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内涵。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对自然科学基础学科、技术学科的依赖非常明显。医学在具有显著的自然科学性质的同时,还具有显著的人文科学性质。首先,作为医学研究对象的人,具有人文属性。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存在物,人之为人,就在于其有精神活动、能够能动地改造环境;人以社会的方式存在,人的生存不仅要与外界交换物质,而且要与他人、与社会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人的健康状况与疾病同人的精神活动、与人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医学对健康和疾病的认识也必须建立在对人的精神活动的认识、对人与社会的联系的基础之上。其次,人文科学也是认识人的健康和疾病的重要工具。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依赖于人文科学,包括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在内的许多学科也是医学发展的基础。这些学科已经或正在为医疗卫生活动、医学研究、医学人才培养提供方法和途径,成为医学发展的重要基础。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还突出地表现为,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是以对人的尊重、对人的生命的关爱为基础的,没有对人的尊重和关爱就没有医学,治病救人,提高人的健康水平永远是医学的永恒目标,是医务工作者不懈的追求。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与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共存于医学活动之中,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相互交融,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人的健康和疾病是自然因素、心理、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在与疾病的斗争中逐步认识到健康和疾病的自然性质和人文性质,并积累了含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方法在内的诸多预防、诊治疾病的方法。

2新医学模式的确立与医学人文科学性质的重新发现

综观医学发展的历史,对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主动自觉认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被忽略了。时至今日,仍存在模糊认识,仍有人仅仅看到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将医学限定为自然科学。原因何在?这主要根源于医学的内部,是医学自身发展的结果,确切地说,与医学在近代以后的发展直接相关。在古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医家认识和预防、诊治疾病的具有笼统模糊猜测特征的整体观念中是包含着“自然科学”、“人文科学”(这里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带引号是因为当时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还不是16世纪以后的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观念和方法的。西方医圣希波克拉底强调“医术是一切技术中最美和最高尚的”,医生应具有“利他主义、热心、谦虚”的品质,人的疾病与人的生活方式相关;中国唐代药王孙思邈强调“大医精诚”,都是很好的证明。尽管古代医家的人文观念、他们借助当时的人文知识认识健康和疾病现象与医学的原始形态(尚不独立)相关联,在本质上,是一种被动和无奈,但融自然科学萌芽和人文科学萌芽于一体的古代医学注重整体的观念无疑是正确的。

近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武装了医学,为医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使医学日益成为沿着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思路和方法认识并解决问题的学科,使医学形成了生物医学的观念和模式。与古代医学比较,精确、清晰成为近代医学的特征。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近代医学在注重精确、清晰的同时,不经意地忽略了古代医学的整体观念。其中,包括对社会、心理因素致病作用和预防、诊治疾病的人文科学方法的忽略。用历史的眼光看,这是一种必然,是近代医学发展的代价。因为,当时医学的独立和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发展,激发了医生们的兴趣和热情,占用了他们的精力和时间,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看不到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忽略、甚至远离了人文科学。当然,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被忽略也有医学之外的原因,与人文科学的发展水平低下有关。提出并重视医学人文科学研究是以当代人文科学研究为背景的。应当说,当前的人文科学研究为医学人文科学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终于得到应有的关注。笔者认为,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凸显与医学模式的转换直接相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模式的取代,使人们重新发现了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医学模式转变是在根本的意义上即在关于医学本质的意义上对医学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则、基本结构的反思,对医疗卫生服务的目的、原则、方式的反思。

这一反思既是对现代医学进步和医疗卫生服务的理论层面的总结,更是对医疗卫生服务中存在的过分强调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技术性质,忽略甚至无视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倾向的纠正。医学模式不仅植根于医学活动,而且反作用于医学活动。在近代医学基础上建立的,促进了近、现代医学的发展生物医学模式,由于其显著的片面性最终成为制约医学发展的桎梏。而以20世纪中叶以来自然科学进步、人文科学进步特别是医学自身发展为基础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则为医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医学进入了人文科学的视野,人们重新看到了医学的人文性质。新医学模式的建立揭示了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成为落实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推动力量。但是,正如新医学模式的落实不尽如人意一样,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新医学模式的确立和在实践中的实施是一个过程,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被普遍认同也是一个过程。令人欣慰的是,新医学模式在实践中的实施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成为医学研究和临床工作的重要理念和指导思想;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也在不断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共识。

3当代科技进步、市场经济建设与医学人文科学性质的凸显

对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关注还与当代科技进步和市场经济建设相关。严格地说,是在对医学活动中存在的科学技术至上、市场至上的思潮反思和纠正中,引发了对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关注和认识。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是医学发展的两个重要背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为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提供了层次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宽阔的平台。人类基因组研究、蛋白质组研究、干细胞移植前景喜人,医学影像技术、内窥镜技术、微侵袭手术方式、新的非手术治疗手段广泛运用且效果显著。医学对人体健康、疾病的认识不断深化,预防、诊断、治疗、康复方法与日俱增,都得益于科学技术进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及其迅速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改变了并仍在改变着中国的面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直接间接地促进了医学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市场经济建设的成果为医学研究和医疗卫生工作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竞争机制引入医学研究和医疗卫生工作极大地调动了医院和医学工作者的积极性。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无论是科学技术进步,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医学的作用都不是单向的。科学技术令人震惊的发展和在医学中的应用强化了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和“科学技术万能”;市场经济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宣扬着“市场万能”。在科学技术的视野里,人是静态的“物质”、动态的“生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属性的人;科学技术对人的健康和疾病现象的认识不断微观化、精确化,向基因水平深入,但这种深入并不深刻,因为基因仅仅是健康和疾病的自然基础,基因组和基因组后研究都不能揭示健康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科学技术武装了临床诊断、治疗,不断为疾病的诊治开辟道路,也形成了对科学技术的过分依赖。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导致医疗高新技术应用上的无序甚至滥用,造成医疗卫生资源的浪费。拜金主义、道德滑坡,成为医学发展的障碍。科学技术至上、市场至上的思潮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不能不引发人们对这些错误思潮的批判。但笔者认为,科学技术至上、市场至上思潮之于当代医学的发展还只是外在的东西。医疗活动接受错误思潮的影响,根源于医疗活动自身。在医疗活动中本应给予强调、重视的东西未得到强调和重视,才抵挡不住错误思潮的侵袭。这就涉及到对医学的基本性质的认识。人们终于发觉,已有的关于医学性质的认识是片面、陈旧的。人们对医学的认识其实是个模糊概念,仅仅将医学判定为自然科学是片面的。

4医学人文科学性质的研究与当代医学进步

明确医学同时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种性质事关对医学的基本认识和医学的基础性的理念,意义十分重大。医学既然同时具有自然科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那么,任何一项医学研究、任何一种医疗活动就既要符合自然科学的规律和原则,又要符合人文科学的规律和原则;医学既然同时具有自然科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那么,医学的成果就不仅是自然科学进步,还必然是人文进步;医学既然同时具有自然科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那么,无论从事医学研究还是从事医疗活动都必须具备自然科学精神和人文科学精神;医学既然同时具有自然科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那么,医学家的科学探索使命与其承担的社会责任就必然是合二为一的;医学既然同时具有自然科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那么,医学教育就必须以培养具有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的人才为目标。可见,关于医学的人文评价、关于医学的人文精神的研究、关于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都是建立在医学具有人文科学性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的。

在强调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的同时,发现、发掘、阐释医学自身具有的人文科学性质,至关重要。医学具有人文科学性质提示,要重视人文科学在医学发展中的作用,深入开展医学人文科学研究,实现医学人文科学在当代医学发展中的价值。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自然科学技术进步而发展,医学有了长足的进步。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工程学诸多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对医学发展的促进作用,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医学工作者关注自然科学技术进步,科技工作者关注医学问题,医学工作者与科技工作者密切合作、联合攻关,开展以解决医学问题为目的的应用基础研究,取得了一项又一项成绩。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已经达到基因水平,人们认识了许多以往未全面认识甚至根本未认识的疾病;人们创造了许多诊断治疗疾病的新方法。但医学的进步并不尽如人意。许多疾病病因不清、机理不明;即使未来的基因组后研究、蛋白质组研究能够揭示作为生物体的人的先天遗传特征,也无法说明与人的后天社会、心理状况直接相关的人的健康水平。

第2篇：人文科学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生命；理解；生命解释学；二难困境

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人文科学遭受着自然科学从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肆意侵扰而举步维艰。狄尔泰(W.Dilthey，1833～1911年)，一位深怀历史使命感的德国哲学家，一方面根据康德批判哲学和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启示，努力凭据其研究方法与对象的特殊性来拯救人文科学，尤其从精神生命这一根本性的研究主题方面，充分关注贯穿人文科学研究过程始终的生命倾向；另一方面，经由一种奠基性的哲学研究，他又试图证明人文科学知识也能拥有近似于自然科学知识的那种普遍有效性，以维护人文科学作为“科学”而应有的地位与尊严。

也就是说，狄尔泰既强调人文科学研究所具有的生命倾向以破除自然科学的枷锁从而维护自身的独立性，又在辩护人文科学之地位与尊严的过程中接受了自然科学在认知成果方面的衡定标准。然而，人文科学在其研究主题的生命倾向与其认知目标的科学性要求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弥合的沟壑。我们看纠，狄尔泰有生之年的绝大部分哲学思想都致力于解决这一矛盾，即在充分顾及人文科学研究之生命特性的同时，力图满足其对“科学”身份的要求。1900年以后，他对生命解释学理论的着力探讨正是以上意图的充分体现。令人遗憾的是，生命解释学依然陷入了二难困境：要么充分注重人文科学研究中的生命倾向而放弃其对认知目标的科学性要求，要么接受人文科学对认知目标的科学性要求而抹去其研究过程的生命特性。这一困境不仅揭示了人文科学研究中上述矛盾的尖锐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狄尔泰生命解释学理论建构目标的流产、甚至于其毕生哲学探究努力的最终失败。

狄尔泰生命解释学既是其人文科学思想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西方解释学理论从传统向现代、从方法论向本体论转变中一个必要的过渡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其所面临的理论困境启发了海德格尔对理解活动的本体论阐释，以至于扭转西方解释学的发展方向。因此，本文试图深入剖析狄尔泰生命解释学理论中二难困境的成因，这无论是对于理解其本人的人文科学思想还是对于把握西方解释学的流变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作为一种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以讨论理解活动为基本内容的生命解释学在狄尔泰后期的人文科学研究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分量。从认识论角度分析，理解活动涉及理解的对象、理解的主体以及理解的过程三方面。我们认为，正是对以上三方面的独特阐释使狄尔泰的生命解释学最终陷入二难困境。

一、理解对象的生命意蕴与认知目标的科学要求

“历史哲学之父”，意大利人文科学家维柯(G.Vico，1668～1744年)早在1725年就指出：社会历史世界是人类自己的创造物，所以人类能够认知自己的创造物：相比而言，人类认知历史世界甚至比认识上帝的创造物——自然界——更有优势。维柯的这一观点影响深远。

17世纪以来，西方自然科学的卓越成就展示了人类理性前所未有的认知力量。自然科学的发展对近代人文科学研究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自然科学试图以其特有的思维方式与认知方法主导人文科学的研究；另一方面，如果根据维柯的上述观点，自然科学又反过来给人以启示，即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尚且能成就斐然，那么对社会历史世界的理解与把握就更应该充满信心。对社会历史世界的理解从属于人文科学的研究范围。从历史上看，关于解释的方法与理论自始就与西方的人文科学研究紧密相联。在狄尔泰之前，无论是法学解释学与神学解释学，还是施莱尔马赫(F.D.E.Schleiermacher，1768～1834年)的普遍解释学，它们致力于解决的都是如何对人类自身的创造物——或是权威法典，或是圣经文本，抑或是一般性的文本——做出有效性认知这一问题。狄尔泰沿着先哲的足迹，将解释学的对象范围进一步拓展为整个社会历史世界，“把历史世界理解为某个要解释的文本”。然而，作为理解的对象，历史世界这个广义的文本在其存在上有何特点?其特点对历史理解的目标有何影响?

自18世纪70年代赫尔德(J.G.Herder，1744～1803年)开创德国的历史学派以来，历史主义在德国的信徒队伍日渐壮大，“历史意识”广泛地影响着人们对历史研究的态度与理路。承认历史的流变，强调历史现象的特殊性与唯一性，历史主义的这一特点要求人们在历史研究中对历史语境与历史关联作尽可能全面的把握，尽可能恢复研究对象的历史原貌。正是心怀这种历史意识，施莱尔马赫提出，我们对一般性文本不仅要作语法上的解释，还需要一种心理学上的解释，即通过全面还原作者的创作背景而从心理上进一步理解其原初的创作意图。

注重理解对象的历史关联，无疑这是先哲给狄尔泰心头留下的一道深深烙印。在狄尔泰看来，不论是自己先前考虑的心理事实或心理状态，还是后期偏重的生命表达、乃至于由客观精神构成的整个历史世界，所有这些理解对象无不相似于以下诸点：它们均为一种历史性的实在，都从历史个体的内部心灵被给予出来，因而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某种精神生命。他指出：“人文科学的确比自然科学优越，因为它们的对象不像后者的那样是在感觉中给予的表象，不单纯是在意识中对实在的反映。它们的对象首先和主要是一种内在的实在，一种在内心得以体验的关联。”显然，我们不能、也不应把历史认知的对象简单地等同于那些没有多少内在精神价值的自然对象。各种社会历史实在，当作为理解的对象而被呈现时，我们必须注意其原始的生命关联。这意味着，历史实在不仅是历史个体精神的创造物，而且还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历史对象的理解，我们侧重的是领悟其所体现的内在精神生命，而非如自然科学那样将之演绎式地归附于某种普遍的因果规律之下。只有尽可能充分地挖掘理解对象的生命意蕴与历史关联，我们方能更深刻地理解历史，才能更准确地领悟历史中蕴藏的人类精神生命。

然而，理解对象的生命关联性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就如狄尔泰所作的维柯式断言，“精神能理解的，只是它所创造的”，由于历史实在均由人类自身所创造，所以我们应该能对它们做出准确的认知。另一方面，狄尔泰本人也承认正是理解对象的这种特质给我们带来了困难：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生命关联产物，社会历史实在均都由独特的生命个体根据特殊的思想意图在特定的生命关联中所创造，因而具有特殊性和个别性。但历史理解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把对这些特殊物的认知带入到一种普遍有效的层面?历史理解首先是针对个别物，力图对它们作一种客观有效的把握。理解和解释对于人文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狄尔泰深以为然的是，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确定性完全依赖于对个别物的理解能否被提到普遍有效性(dieAllgeme-ingultigkeit)这一高度。正因如此，人文科学中理解对象的生命关联性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认知的特殊问题：在理解特殊与个别性的历史实在时，我们怎样才能获得一种普遍有效的知识?换言之，我们怎样才能普遍有效地理解他人的生命表达、进而获得关于历史世界的一种普遍有效的知识?归根结底，我们如何确保人文科学知识也能拥有近似于自然科学知识的那种普遍有效性?可以说，理解对象的生命意蕴性特点是造成狄尔泰生命解释学中二难困境的一个首要因素。

二、理解主体的生命本质与认知目标的科学要求

自从赫尔德提出“要沉浸到全部历史中去，要在万物中感同身受”的历史研究要求以来，19世纪的西方人文科学家们在历史认知活动中将集注的目光主要偏向理解的对象，而理解主体作为生命存在的历史性特质却未能吸引更多的眼球。施莱尔马赫在其普遍解释学中主张，为了消除文本与读者在时空上的距离以避免对文本的误解，理解者应尽可能全面地把握文本由之而出的历史语境，尽可能充分地掌握作者原初的创作心境，以实现对文本的“重构式的”理解，甚至达到“比作者本人还更好地理解他自己”的那种理想境界。

然而，真正的历史意识指向的不仅仅是历史理解的对象，其实还有理解的主体。尽管稍后的兰克(R.vonRanke，1795～1886年)已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历史学家不可能在毫无预设的情况下展开工作，但他依然主张历史学家应该忘却自我，并“依照其原样”地、客观地重构历史。19世纪的人文科学家愈益意识到，“依照其原样地”重构过去，这可能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狄尔泰就已较为充分地注意到历史理解主体本身的历史性特质。美国学者巴姆巴克先生就指出，在狄尔泰那里，“历史性”概念不仅指对象而且也指主体，不仅指主体的认知方式，也指主体的存在方式是历史的。

历史理解的主体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个体。早在1883年的《人文科学导论》第一卷中，狄尔泰就严正批判了康德等人对认知主体纯然抽象的构想，认为他们“所设想的认识主体的血管之中并没有流淌着真正的血液，而毋宁说只存在作为某种单纯的思想活动的、经过稀释的理性的汁液。”对此，狄尔泰提出了所谓的“整体性原则”，要求把理解主体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整体看待，人的精神生命不仅具有理性这一基本成分，而且还包括不可或缺的非理性因素，理解主体是知、情、意的有机统一。这意味着，不再可能存在一个清除了情感与意志成分、挤干了真实血液、因而被人为地抹平了各种棱角而无个性差异的抽象主体。理解主体必然在情感与意志等方面存在多种主观差异，必然具有独特的个性。狄尔泰指出，我们每个理解主体都受到自身意识的限制，个人独特的意识将其主观性赋予我们所理解的一切对象。有鉴于此，我们如何可能抹去自身的主观性而客观地去理解对象?

其次，历史理解的主体还是一个具有历史存在性的生命个体。这即是说，一切理解主体总是置身于特定的历史关联中。对历史实在的理解，他既无法摆脱自己的主观偏见和先前假设，也无法脱离当下的风俗习惯和舆论导向，更不可能对当前的时代精神视而不见和听而不闻。

历史个体，无论所作为历史实在的创造者还是理解者，都以自我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封闭世界，展现为诸多相对自足的莱布尼茨式的“单子”。美国学者林格指出，“解释学起源于主体间性的断裂。”生命解释学中对历史实在的理解归根结底就是诸多生命个体相互间的沟通。尽管狄尔泰相信生命个体普遍拥有共同的人性，然而主体对历史实在的理解毕竟是两个相对自足性世界之间的相互沟通。个体怎样才能把那些经由感官而获得的独特的生命表达提升到一种普遍有效的客观理解层次?简言之，具有主观性和历史性的理解主体怎样获得关于历史实在的普遍有效性知识?理解主体与理解对象的生命特性决定了两者间的完全重合可能成为一个永远难解之题。理解者应该“依照其原样”去理解历史，兰克曾经提出的这一要求现在几乎可以被视为一种历史认知中的“乌托邦”。

三、理解活动的生命特性与认知目标的科学要求

社会历史实在是人文科学研究的直接对象。由于历史实在具有内在的生命意蕴并牵涉到某种历史性的关联从而区别于自然科学的对象，所以对历史认知的方式也相应地有所差异。狄尔泰明确指出：“我们说明的是自然，而理解的则是精神牛命。”理解是人文科学中把握历史最重要和最根本的认知方式。对人文科学认知方式本身的规定直接制约着人文科学的认知结果，影响着对人文科学之“科学”身份的认同。

自17世纪西方哲学实现认识论转向以来，人类针对外在世界的主导性认知方式先后遭遇了两次严重的危机。在我们看来，无论是经验论者着力强调的观察实验与经验归纳方法，还是唯理论者极力推崇的理性演绎方法，它们其实仅仅是人类理性的不同方面。随着近代西方哲学的演进，在彻底贯彻经验论原则的前提下，休谟的怀疑论从经验归纳方面表明人类理性能够扩展认识范围但缺乏普遍有效性。与此同时，以莱布尼茨一沃尔夫哲学为代表的唯理论哲学也渐次从理性演绎方面暴露出人类理性的另一局限，即它虽能保证了认识的普遍有效性却不能拓展认知的范围。以上两方面困境首次展现出人类理性这一主导性认知方式的危机：无论凭据经验归纳还是依靠理性演绎，人类理性似乎都无法提供普遍有效的知识。令人振奋的是，康德在其批判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中，通过对先天综合判断的解析与建构，他将人类理性认知能力中经验论与唯理论曾各执一端的两方面有机地整合，最终宣告“人的知性为自然立法”!这表明，康德从先验哲学层面成功地克服了人类主导性认知方式遭遇的首次危机。我们看到，沿着康德先验哲学的思路，德国古典哲学所讨论的人类理性认知能力最终在黑格尔恢弘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得到极度张扬。

然而，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随后的崩溃表明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业已穷途末路。另一方面，由人类理性日渐促成的扭曲的现代社会生活也使人越发意识到理性本身确有其局限。理性并非万能!作为对传统绝对理性主义哲学的反抗，非理性主义哲学在狄尔泰生活的世纪应运而生。以叔本华和尼采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者们认为，不仅是某种非理性之物构成了世界的基础与本质，而且我们也只能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去把握外在世界，理性的认知方式不适合、至少不能深入地而准确把握世界的本质。从认识论角度观之，非理性哲学的兴起可以说给传统以理性为主导的认知方式带来了第二次危机。

如果说，上述第一次危机揭示了人类的主导性认知方式对经验归纳能力与演绎分析能力进行综合的必要性，那么第二危机预示的则是人类的认知方式对自身意识活动中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予以综合的必然趋势。它意味着，要对外在世界、尤其是对已然深深留下了人类精神生命烙印的社会历史世界进行全面而深入地认知，我们必须采取一种更周全、更妥当的认知方式。

施莱尔马赫在建构其普遍解释学过程中曾着力探讨了心理学的解释方法。他认为这一解释方法需要一种心灵上的预期(dieAhnung)或预感行为(cindivinatorischesVerhahen)的参与。正如洪汉鼎先生指出，施莱尔马赫论及的预感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心理转换，一种把自己置于作者的整个创作中的活动，一种通过想象、体验去对作者创作活动的模仿。”显然，某些非理性因素构成了这种预感和心理转化过程的必要成分。而稍早于狄尔泰的德国历史学家德罗伊森(Droysen，1808～1884年)则更明确地指出了理解过程中的非理性方面。在他看来，对于历史世界，“理解可能是适合人类的最完美的一种认知方式。这是一种直接的、突然的过程，它并不需要对那些活跃于其中的逻辑机制有所意识。因此，理解活动就像是一种直接的直观……”德罗伊森和施莱尔马赫的理解观表明，理解活动虽然主要表现为一个理智性的过程，但从根本上说，它毕竟融合了理性与非理性的认知因素。

狄尔泰无疑受到了上述哲学发展理路的影响，从而较为充分地注意了理解活动的生命特性。作为活生生的生命个体，理解主体不仅是一种理性的、还是一种非理性的存在物，主体的精神活动表现为一个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统一体，具体包括了知、情、意三种基本成分。生命个体的一切活动必然带有生命的特性。狄尔泰清楚地意识到，尽管三种成分在生命个体的不同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与身居的地位并非处处都能等量齐观，但它们总是内在地相互关联。故而，理解主体的任何一种活动都同时包含着不同程度的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历史认知活动亦毫不例外。

为了“从生命自身”、在其“原初状态”中把握精神生命，1900年以前，狄尔泰较为重视内省和直接的自我观察等心理学方法的认知性作用。但是，这种认知方法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受到广泛的质疑。1900年在实施解释学转向后，他开始探讨较为理解这一认知方式。具体说来，狄尔泰对理解活动的本质性构想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首先，由于信奉施莱尔马赫关于人类本性同质的浪漫主义思想，狄尔泰在早年就曾保留了前者提出的心理预期这一非理性的认知成分，认为预期有助于文本理解。其次，在后期的《对他人及其生命表达的理解》一文中，狄尔泰指出，要从众多复杂而零散的生命表达中把捉到内在的精神性结构关联，一方面我们必须借助理性的归纳推理，另一方面还必须考虑到生命表达由之而出的那种特定的生命关联，也即是需要考虑特定的环境因素对生命个体从非理性方面对其生命表达活动的影响。只有从理性与非理性两方面着手，我们才能从归纳所得的内在精神关联出发而推断生命个体在未来相似的境遇中的生命活动。狄尔泰明确表示这种推断根本说来并不具有普遍必然性与客观有效性，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预期。最后，狄尔泰在对理解的最高级形式的讨论中进一步发挥了施莱尔马赫重构式的理解观。在他看来，我们需要把在自身中体验到的知情意之间的结构关联移入到对他人的理解中，并据此按照事件之进展顺序在我们心中完成一种重新体验和重新构建。此过程完成的理性根据尽管在于那近似客观的结构性精神关联，然而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一种非理性的想象活动，甚至在那貌似客观的结构性精神关联中，也绝非理智成分的纯然存在，情感和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同样占有一席之地。据此，理解主体试图重新体验与建构的绝不仅仅是他人生命中的理智过程，而是同时关涉理智、情感和意志三方面。显然，狄尔泰吸纳了施莱尔马赫的心理学解释方法，只不过把该方法以一种更具技术性的方式予以了贯彻。也即是说，在狄尔泰的后期思想中，心理学和解释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解释学更直接地先行铺垫了心理学分析道路。正如美国著名学者马克瑞尔先生所言，狄尔泰后期并不是放弃了早年的心理学设想，而是在构建生命解释学的过程中把心理学与认识论和方法论联系起来，重新考虑心理学在人文科学中的地位问题。

以上可见，从理解对象与理解主体的生命意蕴出发，狄尔泰在构想理解这一历史认知方式时，较充分地注意到了其生命特性，从而将理性与非理性的认知成分融于其中。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像传统理性主义者那样完全从绝对理性的角度透视理解性的认知过程，而是在剖析理解活动中理性因素的同时，也辩护了非理性因素的合法地位。但是，根据自然科学的认知模式，认知结果的普遍有效性必须获自于理性对认知过程的绝对监控。以这一标准来看，那介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理解性认知方式怎么能够确保历史认知的普遍有效性?显然，这又从另一个方面造就了狄尔泰生命解释学中认知主题的生命倾向与认知目标的科学性要求之间的二难困境。

第3篇：人文科学研究方法范文

1人文社科的含义

人文社科，顾名思义即人文社会科学，它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合称。人文科学，相比于神学来说是有很大差异的。在以前相当一段时间里被指为与人类的利益息息相关的学问，后来经过时间的洗礼，在狭义上被定义为对拉丁文、希腊文、古典文学的研究，其中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语言学、民族学等等。社会科学，从字面上我们不难理解，它既是以社会现象为对象的科学研究，其中有政治学、经济学、史学、社会学等等。社会科学的最终目的是钻研和写述所有社会现象和其特有的发展规律。

就两者对比而言，从研究对象来看，人文科学是以人类的精神世界及其沉淀的精神文化为对象的科学；而社会科学是一种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从角度上划分，人文科学偏重于研究意识、观念、精神、情感的精神文化生化即主观的，其涵盖的学科有：文、史、哲及其衍生出来的美学、伦理学、文化学、艺术学等等；社会科学则重点在于具体个人及主观世界的客观认识，其涵属的科学主要有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等。总而言之，人文科学就是以精神层面以及其积淀的精神文化为对象的科学，它主要运用于以意义的分析和诠释的方式来证实人类的观念、精神、和价值；社会科学是以社会普遍客观存在的现象的事实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于以科学逻辑的验证方法来证实研究人类社会以及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客观存在的事物，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是它的研究重点。但是，由于“人”与“社会”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也就有了瑞士学者让·皮亚杰所说的，尽管在理论上可以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区别开来，在实际中，“不可能对它们作出任何本质上的分别”，所谓的社会现象，主要“取决于人的一切特征”，而人文科学在这方面或那方面又都是社会性的，因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往往是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讨论的。

2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课程的特色

人文社科类，其实狭义上说它的重点是人。它的一切研究都是围绕着人的。对于精神和观念领域的研究即人文科学研究具有很强烈的自主性、主观性、感受性、丰富多样性，而社会科学则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客观性、事实性、不可变形、单一性。例如说，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这些学科都是客观存在的，不因为个人的改变而改变，它是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是大自然或者是古往今来先辈们约定俗成的客观真理，对于这样的科学而言除非理据够充分，必须得严格去遵守；例如美学、艺术学、伦理学等等这些学科更注重的是个人感受和认识，没有一定的定义和要求，主要是仁者见仁。这样的学科对于个人的感受、感觉、情感和精神要求比较高。不难看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具特点而且占据的特色各有不同，正因为这样的不同特点才构成了人文社科类课程的特点。作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合体，人文社科类课程的最大特点在于融和了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所有的特点，包容万象、海纳百川，从逻辑到精神，从客观到主观，从自然到人文，人文社科包含了宇宙所有，它的最大特点是大。大到没有什么它不包括，不含有，不内括。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人文社科类又因为客观或者主观存在的，所以它的可感受性，可操作性也是很强的。人文科学，可以切实的感受到精神、感觉、情感的变化，社会科学，因为自古以来存在或者被总结，它也是可触摸，可验证，可实践的。所以，人文社科类更多的是可以在实践中感受。在实践中的人文社科类课程能发挥到它的最大效用，人文社科类更注重于个人感受和实践性。在学习美学的时候，个人对于一幅画的感受是最重要的，学习法学的时候，学习者对于法律在社会实际中的运用应该是最重要的。

二PPT多媒体课件教学的特色及缺陷

PPT是Power Point办公软件的缩写形式，它主要用于课件内容的制作和展示。传统的使用方法中基本上都带有文字说明解释的。文字教材与幻灯片也就是PPT文字内容相一致的来进行教学演说。这是电子时代带给人类的便捷。这不仅给教师提供了方便，而且给学生的学习过程带来了新意。作为新时代的产物PPT，字体一致，排版程序化，多彩丰富的内容和图片，原来定格的图片、声音、图形可以灵活的变化在可见之中；多种播放方式的使用，是传统教学中黑板粉笔所代替不了的。因为电脑的发展与普及，现如今的汉字不仅仅局限于笔上。PPT中的文字变化万千，颜色、大小、字体的随意转换，使得课程教学在一定程度上的质量有所提高。图片、声音等在PPT中的应用大大的提高了教学的质量，尤其是在美学教育中可以更直观更便捷的提供直接客观的观察与感受，这样做可以更形象生动。但是，正是因为功能多样化，使得教学与PPT之间存在了喧宾夺主的问题，因为图片的丰富，视频、音频的加入，学生们更加注重这些直观的多彩的内容而忽略了教学本身的一些知识层面的东西。对于一些比较严肃的课题和内容，如果使用PPT多媒体课件教学就会使得它的知识层面的获取率大大降低，内容和理论的传授率降低。

教学的过程重点在于师生的互动，PPT的出现虽然让学生们更直观生动的看到教学的流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少了互动。教师们只是在机器旁边操作着键盘鼠标，而学生们只是在看着大屏幕上显示的五彩缤纷的图文，省去了思考提问的时间。这样的结果背离了教学的目的。师生之间没有了交流，有的只是被人机交流所取代。老师念着课本，学生对一节课的内容印象不深刻，这样的效果使得教学过程的成果微乎甚微。PPT是教师课前准备好的，很少有教师考虑到授课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制约着教学过程的灵活性。如同放电影一般的课件流程，对于一些公式的推进以及运算过程的推导没有了生气，死气沉沉的放在一张张课件中，学生只是在看的过程中理解，课后往往会出现“一看就会，一做就错，一考就砸”的现象。有的教师为了追求把握学生的注意力，而不惜牺牲教学的真正目的，一味的只注重形式上的丰富性，忽略学生的自身情况和本学科应有的风格，使用夸张的不切合实际的甚至虚假的课件，这样的行为做法实在不是教学课件进入教育界的初衷。在教学过程中，因为多媒体课件的加入，教师节省了板书，画图的备课时间，其实在实际中也加大了教师的负担，为了能更全面更具体的让学生了解相关内容，教师准备了大量的课件插件，但是因为课时的限制，不得不加快课程教学的速度，而学生的接受能力差异很大，在短时间内传授如此之多的知识，难免会重蹈“填鸭式”教学的覆辙。

三PPT多媒体课件在人文社科类课程教学中的长处与不足

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于教育行业来说有着空前绝后的影响力。与先前的黑板粉笔式教学相比较，PPT多媒体课件教学节省了一些不必要的课时时间浪费，增加了教学的效率和质量。

人文科学，在意注重个人情感、精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科，在这样的学科教育中注重的是学生们个人的情感、感觉和精神世界的发掘和认识，而这些认识可以基于先哲们给予的指引。没有先哲们的指引，我们现如今不会有如此大的收获。但是先哲们的理论是丰富的大量的，如果仅靠教师的板书和教材是有限的，在这个时候PPT多媒体课件教学过程便提供了这么一个便捷的教学平台，信息包容量大，直观性和形象性大大的缩短了与先哲们的理论的距离感，不仅能在仅有的时间内了解到大量的思想和真理，而且能够更直观和形象，这样声情并茂的教学无疑给了师生们一个愉悦高效的学习氛围，使原来呆板、枯燥的教学变得生动、有趣，让学生有身临其境，充分发展了学生们的思维空间和想象空间。就语言学教学来看，单从教师教学方面来讲，因为环境文化的不相同以及个人的认识差异，添加了课程课件教学，音频视频的播放使得学生更直观的感受的异地文化和口音，有了更强的感官刺激，就能够更加详尽的进行语言的学习。如此这般，师生之间的互动加强，有利于教学过程的进行。有一项调查数据显示，以咸阳师院教学课堂为调查对象，在艺术专业的两个平行班中，对于同一节课程其中一个班采用PPT多媒体教学，另一班则采取传统教学方式，在实验进行7天之后对两个班进行试卷考查结果表明使用多媒体教学比传统教学的班级平均分多了13分，最高分相差5分，最低分相差20分之多。可见在教学中PPT多媒体教学明显优于传统教学方式。

然而，在多媒体教学过程中却或多或少存在不足，甚至阻碍和降低教学质量。强大的信息量可以让学生看到更多的知识，增加知识面。但是，因为信息量的巨大在仅有的课时中，学生们的接受容量有限，往往会出现“走马观花”的现象。教学质量不高，学生们无法记住课时中传授的所有的知识点。就像在看电影一样，做笔记的少之又少，师生之间的交流也越来愈少，没有了情感交流，没有了一问一答。比如说法学，法律的应用应该是最实际的，但是在多媒体教学下，似乎有了一纸空文的意思，学生们了解到了理论层面，对于每一条法律在现实中的利用却没有交流，使得法学的学习脱离了现实，这样的教学没有了它的最终目的。以上面相同的模式去在法学专业学生中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尽管最高分都相同，但是在接受PPT教学的学生的平均分比传统教学模式的班级学生的最低分中相差28分，平均分相差21分，这样的数据差距可见一斑。结果证明没有了互动，不了解讲台下学生的具体情况的教学是不切合实际的，是没有意义的。相当一部分教师把多媒体教学当成了一种教学的重心而不是一种手段，忽略了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便会使教学效率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把老师备课、学生思考学习的积极性降低了。

科技的发展，推动着教育的改革与创新，但是在改革创新的同时不能将教学的本质和重心丢在一边，应该有的放矢把握轻重缓急，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将教学质量不断地提升。

参考文献

[1]蔡创.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应用的优势与不利因素[J].科技创新导报，2007（35）.

第4篇：人文科学研究方法范文

人文艺术是人类心智的伟大积淀，它源于心灵的经验外化与重塑，在心灵危急的时刻，人文艺术带来终极的慰藉，无论人类自身是否意识到它的此种作用，它都在孜孜不倦地推进中改良和陪伴着社会历史进程的节奏，人文艺术的创作终究是人作为主体的精神骄傲。

人文艺术带来生命精神的众多喜悦。纪录片作品《迁徙的鸟》是雅克·贝汉的真诚之作，全片的摄影角度与影像风格的真实诉求，让观者在欣赏过程中时常产生舒畅的心境情怀，仿若化作一只自由飞翔的大鸟，与镜像中的鸟群齐飞翔齐穿越，找寻梦的天堂。这正是艺术带来的心灵自由感，这种审美愉悦的感性与理性的交融，是所有人文艺术的共在价值。

人文艺术带来“审慎的思考”。阿尔莫多瓦的电影《吾栖之肤》展现了极其冷静克制的残暴，虽然没有逃脱大师一贯的自我身份寻找、心灵的焦虑与背叛等主题，但故事讲述的手法惊世骇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源于生命，肌肤栖居之地便是生命传统古老的家，作品实际上是在强调或者寻找一种安全的传统的本真，凸显身体之于心灵的真实意义。这种思考构筑我们的精神强度，尤其对于身处视觉时代的我们，是对身体在哲学层面上失落的一种回归企盼。

人文艺术能拓展生命的理解力。“如果我们可以与艺术家和哲学家融为一体，如果我们可以分享他们的思想、情感、希望、恐惧、美的意识，分享他们的遗憾、勇气，甚至分享他们最狂野的想象，那么我们就不再仅仅是我们自身”，①在艺术创造和人格塑造中，我们只有更好的理解生命的存在意义，完善我们自身的人格架构，才能更幸福的活跃于世。《入殓师》的艺术价值在于人对自我的检阅与心灵重生的可能性。通过整部电影作品的艺术建构，我们更好地理解了情感、生命，理解生命本身应有的意义。

人文艺术不仅仅体现在这些直接的意义层面，它最重要的意涵是让我们独立，产生和发现一种情怀。如果人文艺术是人类对自身的一种精神寻找和生命认知的话，人文的研究则是这种找寻的延续。从此种意义上来看，人文科学方法的研究也就成为膜拜中的膜拜，找寻中的找寻，成为开启和明慧人之为人的主体激励。

人文科学的研究既然是找寻的找寻研究，深入的深入探求，那么方法的不同则路径不同结论也不同，对于人的主体思维的影响与断定也会大为不同，尤其是通过情感、理智、直觉等直接作用于人自身的人文艺术领域。所以，本文从人文科学研究方法中需注意的角度，即主体之间的关系研究角度展开分析，从实例分析上做关键语汇的研究，在人文艺术的研究角度选择与艺术的核心诉求之间双向建构关系，探讨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注意事项与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

二

创作者创作时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语境，必须还原创作情境，才能更好地理解作品的意涵与存在意义。雅克·贝汉的纪录片《迁徙的鸟》历时4年，耗资4000多万美元拍摄完成。创作团队邀请了很多鸟类专家，挑选了近30种迁徙的候鸟，对1000多个鸟类的蛋进行孵化培养。创作团队每日与拍摄对象亲近交流，与鸟类之间产生亲密的友情。这样拍摄出来的作品更能体现一种自然的情感，产生真实的影像效果。从影片的镜头选择与最后的剪辑成果中可以看出片子拍摄的难度，好像无形之眼在带领观者观看各种景别景况，也好像作为观者的我们变成了鸟群中的一只，在观望和参与着同伴们的迁徙遭遇。影片之所以能产生这样强烈的视觉震撼效果，能让摄影机如此亲近的接近这些“鸟演员”，很大程度上在于创作过程中创作者和“鸟演员”之间的关系处理。

从作品来看，作为拍摄主体的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中国哲学中强调大一统，“天、地、人”为一个“大一”，那么鸟类和人实际上是真正的朋友伙伴。这部片子最终呈现了鸟类对人类梦想的践行，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意义表达，正是源于前期创作理念中对自然和鸟类主体的真正尊重和爱护。

尊重和爱护的拍摄主旨，有意识的推进各主体之间关系的和谐，是《迁徙的鸟》能够呈现一种审美大境界的缘由之一。创作者尤其是摄像师让摄像机陪同看护鸟儿成长，当鸟儿对这个庞然大物没有恐惧感和陌生感，并把它当做一个伙伴的时候，摄像机就能拍到鸟儿最自然和最真实的状况，才能使创作者的叙事方法得以展现。观者在鸟类迁徙的各个场景感应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反省着自身的人格品性，获得内心的审美建构与提升。从这一角度来分析和研究该作品审美影像的呈现和叙事结构的展现，可以很好地把握该作品的创作意图与实现路径，从而证明人文艺术对于人的心灵与自由解放的巨大功效。

随着大众全民参与电视时代的来临，不同群体的电视观众参与节目制作成为电视镜像的常态。很多观众不光坐在家中观看电视节目内容，还成为了节目展示的内容，所以这个节目不光对观看节目的观众产生影响，也对作为节目要素内容的个体发生作用，只不过这点目前正是被忽视的。电视创作者不单要考虑节目的品味质量，还要注意协调和建构好与参与者的关系，注意引导参与者作为一个人格个体的内在塑造。很多电视节目往往忽视了对作为节目参与元素或者被节目编导主宰的个体的主体性建构，把参与节目的观众作为无生命的节目要素，来硬生生表现编导的节目意图，忽视作为参与者的个体的内在精神需求。比如在江苏卫视《人间》节目中出名的“凤姐”，通过其语录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对自我没有正确评价和认识的社会异态个体，但她却被很多电视节目设置成议题不断传播。

还原这些节目的创作过程，我们发现，其实节目的创作者作为创作主体事先都是了解凤姐心理状态的，但他们不去考虑节目播出后对社会各阶层伦理价值的影响和自我认知的引导，而是不断追捧，几度传播，不仅拉低了电视节目的文化品味，也使得各类认知有误的异态个体对同类群体的认知更加有偏差，纷纷欲跻身于电视屏幕，所以各类女扮男、男装女、疯癫表演频频现于荧屏。不难看出，这些搞怪求异的个体心理，正是看准了电视大众文化捧起的异类文化，这正是前期节目传播的“培养效果”发生作用的后果。其实绝大部分观众还是有审美判断能力的，电视节目创作者不光低估了观众的基本审美观，同时也严重忽略对个体的主体性建构与传播引导的责任意识。电视节目的艺术创作不能仅仅是一种真实现实的展示，也必须有创作者的主观介入和引导，前期采编与后期剪辑等主观操控，都要有意识的引导参与者内在品味的提升，才能互动建构起节目的品味，才能对整个社会的品味良性建构起到积极的影响。

研究人文艺术类节目与作品，不能忽视其中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更不能忽视作为主体自身的主体性建构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意义上展开分析，才是真正吻合艺术与人的建构之间的互动需求，才能发现更契合艺术使人成为人的理念的创作方法与路径。

三

人文科学的研究是找寻的找寻，如果艺术是使人成为人，那么人文艺术的研究则是这种洞悉与体察的助推器。“人文学意义上的‘人’意味着他必须学会在个体生命实践中通过有限与无限的张弛关系来洞悉生命的本真现实，学会在各种外在现实的罗网之中依然能够坚持探究关于自身和世界的永恒真理”，并且在“所有人都在劫难逃的时代里帮助人发现、滋养、耕犁他的独一性，也就是他的个性，进而让他成为一个人文学意义上的‘人’”，②所以，对这种滋养、发现人独一性的艺术手段的研究，是人文科学包括艺术在内的学科的终极目的。

人文科学方法的研究角度非常多，不单单要注意理解主体之间的关系，还要注意分析主体与自身生活世界的关联等，这些都源于方法研究者和阐释者的心灵意识，能够意识到主体内在的建构，意识到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需要紧密相连，远比分析出个一二三要深刻的多。人文艺术的研究是开放的，它不限于时间与空间的界定，最终能够深入个体心灵的层面获得灵魂的安息。最重要的是这种研究方法对于主体的关照与重视不是流于形式，而是抓住主体的行为特征或者内在状况，在更广阔的空间联系分析和考量，促成艺术使人成为人的创作根本诉求。

研究方法始终是活的，对于一个相对静止的“死去”的作品进行分析，必须使作品在人的心灵中活过来，同时使人在欣赏与进入这个作品的同时能够活成一个独特的自我，完意义上人的“成人”。而这种成人的诉求，又积极推动着人文学方法研究的现实进程与角度拓宽，所以，人文科学方法研究角度的择取与艺术的成人诉求在方向上是一种互动建构的过程。明确这种互动的意义，才能让方法的选择更加柔韧，才能在复杂矛盾的现实世界中突出重围，在找寻的找寻世界中获得意义的深层明鉴。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第5篇：人文科学研究方法范文

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它通过科学实验、数学及系统演化等方法去寻求自然规律，这些方法决定了自然科学的可还原性特征。这种可验证性决定了自然科学在同一问题上只能有唯一答案，这就是自然科学持之以恒追求的真理。

但这个真理性科学建立在未经科学证实的假设基础上，当前自然科学对这些自然规律为什么存在及其为什么这样存在难以回答，对这些问题的搁置显现了自然科学的无力感与学科缺陷。

自然科学编辑的首要职责和任务是甄别自然科学学术成果的前提、方法、程序、结果等的创新性。“首创性、理论性和实验性这三项准则，是相互补充、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首创性体现论文的信息价值，理论性体现论文的学术水平，实验性则体现论文的可靠性。以这三项准则为基础，建立科技编辑的审稿思维和方法，将有助于提高审稿水平，确保审稿质量。”

其次就是判断这些科学成果的合理性，选择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成果刊发，使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成为人类共享的成果。那么，哪些自然科学的成果有利于国计民生？哪些成果能增进人类的福祉？这就涉及社会科学乃至人文科学的价值追求。

如果说针对同一问题，自然科学的答案只有唯一正确答案的话，那么社会科学针对同一问题的答案则是多元的。社会科学广泛地牵涉“应然”、“愿望”等诸多心理动机问题，心理动机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实践者的思想动机。由于能动的人具有自组织、自创造和自发展的能力，个别人物的随机性、模糊经常成为导火索，发展成为改变时代和历史的大事件，研究者很难从偶然因素中推断事件的必然性，这给社会科学进行客观的判断带来了挑战。

同时，社会科学研究者对社会事件（事务）的认知和评价也要受自身主观因素（尤其是情感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如因经济利益形成的微妙关系而导致的“主题先行”等情感（尤其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阶级情感）因素的介入，致使其难以站在中立、客观、理性的立场上观察和研究问题，所研究的社会科学及结论也容易沦为其所偏向的民族情感与阶级利益的片面科学或结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还具有不可逆性和不可复制性，因此许多社会科学的结论在较小空间或较短时间内难以得到验证，也增加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难度。

社会科学编辑首先需要具有与自然科学编辑所涉及的社会生活中“是”的实然问题（亦即“客观是什么”问题）同样的判断能力。正如马克思所说：“科学只有从自然科学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统一的科学……”

其次，社会科学编辑应关注社会生活及科学所涉及的社会“应然”的走向问题（亦即社会“应该是什么”问题）。由于社会科学无法进行实证和重复检验，所以社会科学的“应然性”判断实际上就是人类社会实践方向“最大值”的选择问题。何谓“应然”？如何判定“应然”？何谓人类实践方向的“最大值”？当美国国会每年人权报告评价中国的人权，当伦敦《金融时报》评论中国养老制度是劫贫济富，而我国针锋相对地回击时，社会科学及其学术期刊编辑们该如何判断和选择呢？这就把人类科学进一步深化到人文科学领域。

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对“人”理解的深浅及其做“人”的实践决定了一个人、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各种制度设计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决定了社会科学很多分歧问题的合理解释与最终解决。

人之所以为人是由人的基因所决定的，“是一个人”就决定了其享有天赋的人权。人权的抽象体现就是他享有独立自主的天赋人格，尽管人格此时是抽象的，但由于“人既是高贵的东西同时又是完全低微的东西。他包含着无限的东西和完全有限的东西的统一、一定界限和完全无界限的统一”。它决定了尊重人格的重要性，决定了每一个有人格的人必须始终恪守“人”性的边界并努力向着普遍本质的人回归，这也是人类道德追求的动力，约束内在的任性和，追求普遍性的人。“人格”的内涵使每个人成为人变成人的一种权利、动力乃至道德命令。

第6篇：人文科学研究方法范文

【摘要】 目的 探讨道地药材的属性及研究对策。方法 文献分析加理论探讨。结果 道地药材具有科学和文化的双重属性。结论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结合是道地药材研究的必由之路，与地理标志的接轨有利于揭示道地药材的文化属性，连续变异的理念是揭示道地药材科学内涵的钥匙。

【关键词】 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人文科学；连续变异

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overy the attributes of Chinese geoherbs and find it’s study strategy. Method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theory model structure. Results Both natural science and literae humaniores are attributes of Geoherbs. Conclusions Natural science combined with literae humaniores is the necessary way to study Geoberbs. The concep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was favorable to discovery the literae humaniores properties. The theory about continuous variation was the key to found the scientific properties of Chinese Geoherbs. 　Key words：Chinese Geoherbs；Geographical Indications；literae humaniores；continuous variation

道地药材的理念根植于传统中医药理论，来源于生产实践，它是一项古人评价中药材质量的独特标准。谢氏[1]指出：“道地药材就是指在特定自然条件、生态环境的地域内所产的药材，且生产较为集中，栽培技术、采收加工也都有一定的讲究，以致较同种药材在其他地区所产者品质佳、疗效好、为世所公认而久负盛名者称之。”近年来，不少学者就道地性的表现形式及科学内涵、道地药材的形成机理、道地药材的质量评价及鉴别等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并已取得卓有成效的研究结果[2-9]。

作为中医药的精髓，药材的道地性既有来源于历史和文化的属性，又涉及到遗传、环境及生产实践等方方面面。笔者从药材道地性所蕴含的科学内涵和文化属性相结合的角度，对其研究对策进行探讨。

1 道地药材是自然与人文结合的典范

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道地药材的优良品质，除了中医临床疗效外，还包括药材的外观性状、采收加工和贮藏运输方式，甚至可能也可以包括它的传播方式、市场口碑等能让道地药材增值的任何因素。为此，肖氏[9]根据中药系统演进的三大动力——遗传变异、环境饰变和人文作用(含生产技术、临床选择、文化传播、市场交通、社会政治等)，及其对道地药材形成的贡献大小不一致这一事实，将道地药材形成模式分为生境主导型、种质主导型、技术主导型、传媒主导型以及各种多因子关联决定型。可见，道地药材不是个纯粹的自然科学概念，它除了具有自然科学的属性，还同时具有它的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有学者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比做人类的一双眼睛，指出它们是认识世界的两大工具。承认道地药材具有人文科学的成分，就不能完全套用自然科学的思路和方法研究道地药材。只有尊重道地药材这个客观事实，分清道地药材这一概念所涵盖的自然科学问题和人文科学的问题，并采用相应的手段去研究这些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才能真正认清道地药材的科学本质。

因此，必须要承认道地药材是个已经存在的客观事实，不论其化学组成的特征是什么，目前药理药效学能否证明其良好疗效，也不论其遗传上的特异性是否被揭示，环境对道地药材的影响是什么，它作为一个被广泛称誉的地理产品，其经济价值、市场信誉及产品的号召力都已使它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优质”产品，既道地药材的身份无须怀疑。一个道地药材的产生可能起源于特点产地、特定加工、特定遗传背景、特定文化背景、特定传播方式等诸多原因中的一个或多个原因的共同作用，甚至不排除来源于历史上的一个非常偶然的原因。它成为道地药材的原因可能会被最终揭示，也可能会永远遗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但它作为道地药材的属性却实实在在地留了下来，这个特定的属性就是它产于某个特定的地方，并被广泛承认具有优良的品质，而且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

为此，道地药材的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尊重科学研究规律，不论是使用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手段，都应尊重学科本身的要求和规范，最主要的就是不能用自然科学的结果去揭示和怀疑道地药材的人文科学内涵。总之，只有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进行完美结合，才能更科学更客观地揭示道地药材的本质。

2 与地理标志的接轨有利于揭示道地药材的文化属性

地理标志(Geographical Indications)和原产地命名制度在国外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法国一开始主要利用该制度对其国内生产的香槟酒和其他一些酒类进行保护。WTO成立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明确将地理标志纳入了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地理标志成了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一项知识产权。我国自1999年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制度以来，已对500多个地理标志产品实施保护。2005年7月，国家质检总局新颁布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正式施行。

TRIPs第22条第1款将地理标志明确定义为“地理标志系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成员领域内，或来源于该领域中的某一地区或地方，而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其他特征主要与该地理标志来源相关联的标志”。简单地说，地理标志具有如下特点：①在汉语地理标志通常的结构是“地理名称＋商品名称”，如绍兴黄酒、镇江香醋、(河南)道口烧鸡、(辽宁)盘锦大米等；②结构中的地理名称具有真实性，能够说明所标示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原产地；③地理标志所表示的商品或服务具有独特的品质、声誉或其他特征；④地理标志与其所标示商品、服务的质量、声誉或其他特征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这是地理标志的最本质特征。一个普通的地理产品名称之所以能够发展为地理标志，关键是因为商品的质量、声誉或其他特征与该原产地内的特殊的自然环境以及人为因素有密切关系。这里的自然因素是指该地域所具有的特殊的地理环境、气候、土壤、水质、物种等；这里的人为因素通常是指独特的传统生产工艺、配方、秘诀等。如新疆葡萄、西湖龙井茶等，都是当地独有的地貌、气候、土壤、植物等自然生态环境，加上千百年来独具特色的采制工艺，形成其独特的品质特征。

分析地理标志的特征，有助于我们认识道地药材与地理标志的关系。从形式上看，不少道地药材在药名前多冠以地名，以示其道地产区。如西宁大黄、宁夏枸杞、川贝母、川芍、秦艽、辽五味、关防风、怀地黄、密银花、亳、宣木瓜、杭白芷、浙玄参、江枳壳、苏薄荷、茅苍术、建泽泻、广陈皮、泰和乌鸡、阿胶、代赭石等[1]，这一点与地理标志有异曲同工之妙。更重要的是，地理标志协议强调产品原产于某一地域，且其主要品质、声誉或其他特征与该地理原产地密切相关，这一点与道地药材完全一致。中药道地药材从选种、育苗、栽培、收获到加工成品，无不是当地人民数百年来辛勤的充满智慧的劳动与自然环境的完美结合，因此，其药材优良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天、药、人合一的作品”，即道地药材是自然的恩赐与特定地域人民聪慧大脑完美结合的产物。由此可见，道地药材的内涵里包括地理标志所要求的所有本质特征，即道地药材是一类典型的地理标志产品。

地理标志作为知识产权的一种，是一种无形的财产权，其具有的巨大的经济价值，体现为促成该商品具有某种独特的品质、声誉或其他特征的人的智力成果。与一般产品相比，地理标志产品是具有高质量、高知名度、高附加值的产品。同时，地理标志与其标示的商品或服务的质量密切相关，它具有区别于其他同类产品的功能。可见，将道地药材的概念与被世界广泛理解并接受的地理标志和地理标志产品的概念接轨，不但有利于提醒人们重视道地药材的文化属性，还可以借鉴国际上地理标志产品研究的理论体系及思路方法，来研究和阐述道地药材的科学内涵。同时，利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制度，通过地理标志产品命名及其控制手段，确定道地药材生产条件和生产标准，保证药材的质量和特色，不仅有利于保护中药道地药材的文化精髓，促进道地药材研究和发展，也是道地药材走向国际化的必由之路。近年来，已有不少中药申请了地理标志，长白山人参、长白山的“中国林蛙”油、云南的“文山三七”等，为中药道地药材地理标志的推行积累了经验。

3 连续变异的理念是揭示道地药材科学属性的钥匙

越来越多有关种内变异的研究表明，种内变异对中药材表型性状、遗传变异及质量变异有巨大影响[10-16]。如中药中所含化学成分是道地性的物质基础，但不同产地同种中药材中的同一个化学成分或有或无，或多或少，甚至存在数量级的差别，如甘草、龙胆、乌头、黄芪、大黄、麻黄等[6，17]，有时种内化学成分变异会远远超过种间的变异，如苍术、关苍术[13-16]。对此，黄氏等[2]指出，道地药材包含的遗传变异越多，产生外部形态、组织结构及化学组成差异的基础越厚，其居群间的分化越深，这种分化又会随着居群地理分布范围的加大，表现为“地理宗”的分化，当“地理宗”间出现进一步趋异时就可能导致新种的形成。而道地药材在生物学上就是指某一物种的特定居群，是由一定的土壤、光热及阴湿等生境所决定的，有着比较稳定的边界，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地方居群”(loca1 popu1ation)，是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里生活着的自然的或人为的同种个体群，即道地药材的生物内涵是同种异地。

而作为一个种下的特定居群，道地药材与非道地药材居群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过渡性和模糊性。肖氏等[7]指出，中药的优劣是源于种内居群的连续变异，道地药材与非道地药材间既连续又间断，是量变、渐变。道地药材本身的模糊性与质量评价工作的明晰性、品质变异的复杂多样性与品质评价等级的阶层正是道地药材质量评价产生困惑的根本原因。黄氏[18]进一步分析了道地药材的分子机理和遗传本质，指出“道地性”所表现出来的连续性，如性状特征、次生代谢产物等的连续性是多基因控制的结果，即“道地性”是多基因性状，表现为连续变异。并指出道地药材性状变异、化学成分变异所呈现出连续变异的特点，是其长期进化过程中适应地理环境的连续变异的结果。

转贴于

针对多基因的表达容易受环境影响，以及环境连续变异的特点，道地药材研究中应高度重视尺度效应(包括遗传学尺度、生态学的尺度及由此引起的药材质量变异的尺度)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同时，只有借鉴数量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利用频率、均数、方差等统计学指标，同时，配合适当的多变量分析手段或模糊综合评判手段，对道地药材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并在居群水平上研究遗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才能充分认识道地药材居群内和居群间(组内和和组间)的连续变异，并最终揭示道地药材的品质特征和生物学本质。郭氏等[19]针对苍术种内的连续变异，利用单株取样大量的方法，结合均数分析、方差分析、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等统计方法，揭示了苍术道地药材挥发油组分的特征，即总挥发油含量显著低，其归一化百分含量大于1%的组分数目显著高，苍术酮加苍术素的含量极其显著高，而茅术醇加β-桉叶醇的含量极其显著低，苍术道地性在挥发油组分中的表现主要为苍术酮、茅术醇、β-桉叶醇及苍术素呈现出的一种特定配比关系。作者同时采用居群遗传结构的分析，通过随机扩增多态性(RAPD)方法，证实茅山苍术在长期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已经发生遗传分化。类似研究，为道地药材的居群生物学研究探索了方法。

总之，道地药材的优质性具有连续性、相对性和模糊性，它只是个量的概念，表现为适度的含量，特定的配比等，而非质的差别。连续变异作为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表现形式和必然结果，在某个特定的域值表现为药材的“道地性”，因此，连续变异的研究必将成为揭示道地药材生物学本质的一把金钥匙。

【参考文献】

[1] 谢宗万.论道地药材[J].中医杂志，1990，40(10)：43.

[2] 黄璐琦，张瑞贤.“道地药材”的生物学探讨[J].中国药学杂志，1997， 32(9)：563－566.

[3] 胡世林.中国道地药材原色图说[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8.22－23.

[4] 王 强，徐国钧.道地药材图典[M].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31－32.

[5] 肖小河，陈士林.论道地药材的系统研究[J].四川中草药研究，1991， 5(2-3)：15.

[6] 胡世林.中国道地药材论丛[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7.74.

[7] 肖小河.中药材品质变异的生态生物学探讨[J].中草药，1989，20(8)：42.

[8] 胡世林.中国道地药材[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89－92.

[9] 肖小河，夏文娟，陈善墉.中国道地药材研究概论[J].中国中药杂志， 1995，20(6)：323－328.

[10] 葛 颂，洪德元.泡沙参复合体(桔梗科)的物种生物学研究Ⅰ.表型的可塑性[J].植物分类学报，1994，32(6)：489.

[11] 葛 颂，洪德元.泡沙参复合体(桔梗科)的物种生物学研究Ⅲ.性状的遗传变异及其分类价值[J].植物分类学报，1995，33(5)：433.

[12] 葛 颂，洪德元.濒危物种裂叶沙参及其近缘广布种泡沙参的遗传多样性研究[J].遗传学报，1999，26(4)：410.

[13] Osami Takeda， Eiji Miki， Makoto Morita， et al. Variation of Essential Oil Components of Atractylodes lancea Growing in Mt. Maoshan Area in Jiangsu Province， China[J].Natural Medicines， 1994，48(1)：11.

[14] Osami Takeda， Eiji Miki， Susumu Terabayaslli， et al. Variation of Essential Oil Components of Atractylodes lancea growing in China[J].Natural Medicines，1995，49(1)：18.

[15] Osami Takeda， Eiji Miki， Susumu Terabayaslli， et al. Variation of Essential Oil Components of Atractylodes chinensis growing in China[J].Natural Medicines，1995，49(1)：543.

[16] Osami Takeda， Eiji Miki，Susumu Terabayaslli， et al. Variation of Essential Oil Components of Atractylodes lancea(Thunb) DC. growing in Shanxi and Henan provinces， China[J].Natural Medicines， 1996，50(4)：289.

[17] 胡世林.现代道地论概要[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1995，2(7)：7.

第7篇：人文科学研究方法范文

(一)定位狭窄

高校建设文科实验室主要是为了解决专业实践困难而兴建的，倾向于文科教学服务领域，对其他学科的建设服务较少，服务面偏小。而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不是针对个体，具有全局性，比如建设美术实验室时，普遍观念可能是为美术专业服务，对于未开设美术专业的高校来说，这种实验室基本不存在。所以，这种文科实验室建设受到专业的限制，容易就专业建设而建设，定位比较狭窄。

(二)体制缺失

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我国教育行政部门对实验室建设的投入主要是针对理工科院校。长期以来我国文科实验室建设的发展相对理工科实验室建设来说比较滞后。很多高校还没有专门的文科实验室组织机构，特别是广大的理工科高校。而且仅有的高校文科实验室，管理机构尚简单，管理人员不足，未受到应有的重视。［3］

(三)形式单一

文科实验室涉及多个文、史、哲、经、管、法、教育等多个人文社会学科门类，不可能只有一种模式。如法学的模拟法庭、教育学的心理调查中心、经济学的证券模拟交易中心等，不同学科的实验室，其实验内容指向不同，其模式也不同。而现在很多高校都倾向于建设“机房型”的文科实验室。

(四)协作不够

高校各部门(如教务处、学生处、招生就业处和各二级学院等)统筹协调，共同致力于大学生的培养。同样地，在提升高校大学生人文素质方面，高校各部门都肩负有一定责任，文科实验室建设需要多个方面的协作、协调和协同。然而，在目前，我国高校文科实验室建设中，许多学科所在学院都是自成一体———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二、人文素质教育下建设高校文科实验室的建议

以人文关怀为指导思想，为培养出更具竞争力和适应性更强的人才作贡献，是高校文科实验室建设的必然出路。根据我国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需要，新时期建设高校文科实验室可采取以下措施。

(一)转变观念

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的争论由来已久，而且二者的差异一直存在。不断验证、不断求证是自然学科实验的主要步骤，而人文社会科学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担当着与自然科学截然不同，然而又与之有相互交叉的使命:自然科学的高速发展，必然带动人类文明水平的提高;人类文明水平的提高必然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得以体现。尽管有很多联系存在，然而，人文科学基本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与自然科学研究存在明显的差异，诸如实验方法、对象和需求存在差异。因此，在理科实验室建设中，以硬件投入为主，需购置高精尖设备，满足理科教学和科研的需求;而文科实验室则以软件为主，用于采集数据、建设数据库等来分析结果。理科实验对设备的依赖性较强，而文科实验对材料的依赖性强。所以，在建设文科实验室时，我们应转变观念，不能完全照搬理工科实验室的标准和相关要求，而应从人文科学的实际出发来建设和管理文科实验室。［4］

(二)科学定位

文科实验室是专业知识传授的重要基地，是培养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场所，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的重要摇篮。在建设过程中，要科学规范和制定文科实验室的功能定位。必须结合人文社会学科的特点，以某一学科为核心集中建立具有共性的各专业能共同使用的基础知识和技能训练的实验室。统筹规划、全面提升文科实验室的整体实力。以贵州财经大学为例，学校将文科实验室统一管理，并将资源共享，打破了系部的条块分割和各自为主的局面。学校在新校区实验室的建设过程中，按照学科门类进行实验室的统筹、规划和建设，改变了过去那种数量众多、投资分散、效率不高和水平低下的现象。文科实验室建设要以建设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基地为切入点，要让实验室服务于科研，为文科专业的教师和学生提供实践基地，培养专业综合能力。让实验室服务于全体教师，为教师提供教学和科研的基地，成为其提高专业化发展的平台;让实验室服务于全体学生，提高全体学生的人文素养;让实验室服务于社会，实行对校外开放，将实验教学与社会实践有机结合。这些举措将在很大程度上培养学生宽泛的适应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激情，将创新、创造、创业型人才的培养融入到实验、实践中。

(三)创新模式

第8篇：人文科学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人文精神；科学精神；融合；工科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7-0230-02

现代大学教育理念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即在教育工作中坚持人文精神、科学素养、创新能力的统一，培养通专结合，具备创新能力，既有人文精神又有科学素养的综合型人才。针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高等教育健康发展需要人文精神的引领，但同样离不开科学方法论的指导和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因此，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和科学精神教育是高校素质教育的一项基本要求。人文素质教育和科学精神教育相互渗透融合，在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教育的内涵

1.人文精神教育的内涵及其特点

人文精神是人类通过长期的文化实践活动，在对自身的认识、发展、完善过程中形成的反映人的文化价值观念和主体性的社会意识。人文精神是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的精神，是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其实质是人生意义和人的文化价值属性的肯定。

人文精神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人为尺度，尊重人的精神文化价值，追求人生的价值理想；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注重社会的精神支柱和文化繁荣的重要性；强调主体自我反思、自我抉择和自我负责的自律性和不断创造超越的自由创造性。

人文教育的目的是“人性养成”，其价值追求是培育健全的“人”，是把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内化为学生的人格，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培养出来的学生应具有独立自由理性的人格和创新精神，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有学识、智慧、热情、能力、修养、爱心和胆识。

2.科学精神教育的内涵及其特点

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中形成的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和变革自然活动的信念追求、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的集中体现；是人类认识自然及其认识成果的精神升华，是对科学这一特殊社会存在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应[1]，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

科学精神作为人类文明的崇高精神，它表达的是一种敢于坚持科学思想的勇气和不断探求真理的意识，它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多方面特征。追求认识的真理性，坚持认识的客观性和辩证性，是科学精神的首要特征；崇尚理性思考，敢于批评，是科学精神的突出特点；其内在要求则是以创新为灵魂，以实践为基础。

二、加强工科院校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融合的重要性

现代社会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不仅要求经济的知识化，更重要的是人的知识化，因为知识经济时代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它追求的是包括思想、道德、文化、观念等等在内的社会的全面进步。这里所说的知识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了科学技术知识，还包括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这就要求我们既重视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更要重视人文和科学精神的教育融合统一。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二者是内在统一的。单独提升科学精神，必然会使科学主义泛滥起来，从而导致对人文主义的忽视；反之单独提升人文精神，不用科学精神来限定人文精神的界限，人文精神就会淹没在神秘主义和信仰主义中。只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才能共同推进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

长期以来，中国工科高等教育存在着重科学教育轻人文教育的倾向，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没有把人文教育摆在应有的重要位置。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高校的学科建设、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也影响到在校生的学习与发展，无论是学校还是学生，都表现出明显的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倾向，重理工轻人文，重实用轻修养，从而难以形教育的应有氛围。人文教育的薄弱及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相脱离已经成为严重的现实问题，已引起教育界的警惕和忧虑。针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应然取向。高等教育健康发展需要人文精神的引领，但同样离不开科学方法论的指导和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 因此在高等教育特别是工科高等教育中必须强调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三、加强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融合的途径和措施

1.树立人文和科学相结合的教育理念，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中国高校长期单科性教育形成的重专业知识教育轻人文教育的氛围，从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到决策导向，都体现出与应有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培养观念的距离。要实现大学现代化及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融合， 必须重建现代大学教育理念，强调整体协调性，多学科综合解决问题，以培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思想政治素质、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充分发展、和谐结合的人才为核心。

针对当前工科院校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处于分离缺失状态，必须形成关于工科大学生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培养教育的共识，充分认识加强培养综合素质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2]。加强人文科学研究和教育，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强调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继承与综合，在学科教学的同时注重介绍学科专业中涵合的人文知识和所学理论的社会价值。在教学实践中把专业教学和人文科学教学有机结合起来；把挖掘学生的创造潜能，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判断力、意志力，与学生独立人格的培养结合起来；把人文精神浸润在专业知识中。让学生从传统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想象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2.完善教学体制，优化课程设置，构建人文科学融合的平台。目前众多工科院校的文化素质教育大多停留在知识层面，在教学过程中学校明显忽略了人文精神的培养必须是依靠熏陶。为此高校必须打破原有的教育模式，改革教育体制，科学设置人才培养课程结构，有计划地进行学科整合，拓宽专业口径，扩充专业内涵，在课程设置上注重文理渗透。

在原有人才培养方案中增设文、史、哲、社会学等核心课程。对学生实行通才教育，是学生全面了解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艺术等方面的主流思想。在学籍管理上努力推行弹性学分制，鼓励学生文理交叉学习，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知识和能力，塑造完善人格。

3.注重教师在课程教育中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教师的示范作用。教育者要有人文素质教育的主导意识。现代教育的理念，不仅要关注学生的科学技术素质，而且更要关注学生的思想、生理、心理素质， 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团队合作、终身学习、人际交往、自我认知等方面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从专业中挖掘出丰富的科学与人文教育内容，重视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其独立学习、研究的能力和创新的意识；将传授理性知识、培养理性能力和关注学生非理性精神世界的完整性有机地统一起来。

教师必须准确把握教师岗位和教育职业的时代特征， 塑造新的师德， 不断优化知识结构， 除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之外， 更要拓宽知识面， 广泛涉猎其他相关学科特别是人文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知识， 增强对自身教育教学反省的能力， 不断提高教育教学的整体素质。

4.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人文科学和谐发展的文化氛围[3]。校园文化是高等教育中的隐性课程， 其中蕴涵着价值观、态度、理想、信念等意识形态内容。重视隐性课程的设计与对人才的教育作用。学校要以先进文化为切入点，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教育导向、自我实践和自我完善功能，创造出有利于培养学生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良好环境。

校园文化建设首先要大力加强校风教风学风建设，培养学生的求真、求善、创新精神，在师生中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严谨的治学态度、民主的学术空气，这些都对大学生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培养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其次， 要强化学生主体意识，让学生变被动为主动参与，让学生明白自己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主体和受益的主体。大力开展健康向上、格调高雅、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在举办活动过程中尽可能考虑到学术并进、文理交融。再次要充分发挥舆论的导向宣传教育作用。要注重加强校报、校园网、宣传橱窗、校内广播电视、论坛沙龙等宣传舆论阵地的建设和管理，做到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从而引导学生从中获取丰富的精神价值， 陶冶情操，铸造人格。

总之，高等教育健康发展需要人文精神的引领，但同样离不开科学方法论的指导和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这就要求我们在教育培养学生过程中将提高人文修养和增强科学精神有机融合起来，努力搭建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融汇的教学平台，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树立起可以传承的大学精神。

参考文献：

[1]聂莉娜，周金声.论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互渗教育[J].教育探索，2006，（12）.

第9篇：人文科学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体系音乐学 自然科学 研究方法 逻辑推理 实证

一、体系音乐学的产生、概念

体系音乐学由德国音乐家阿德勒在1885年的《音乐学的范围、方法和目的》一文中首次提出。阿德勒体系是以历时性研究和共时性研究为依据的分类标准，分为历史音乐学和体系音乐学。此后的维奥拉体系将音乐学的各学科分为三大类：音乐史学、体系音乐学、音乐民族学和民俗学。由此，体系音乐学开始以它丰富而个性的内在特征处于音乐学领域。

一般说来，表示研究手段的词放在前面为修饰语，表示研究目的之词则放在后面为中心词。如“民族音乐学”这个词组中，“民族”是修饰语，“音乐学”是中心词，它是采用民族学的方法，对音乐进行研究的一个学科。[1]相对于体系音乐学来说，“体系”为修饰语，“音乐学”为中心词。体系音乐学就是研究音乐学体系方面的文化知识。那体系（system）从词义上讲是一个科学术语，泛指一定范围内或同类的事物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如工业体系、思想体系等。体系音乐学是和自然科学相联系，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音乐学各学科之间的内在关系。

（一）自然科学的定义

科学主要指精确科学（如化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的相关科目可以进行定量定性分析，针对所观察的事物，凭借逻辑推理便可得出可验证性的结论的推理方式和方法。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多数相关科目是不能用这种逻辑推理的方式和可验证性的结果进行研究和评价的①。

（二）自然科学的认识对象

自然科学的认识对象主要是物质自然世界，基本目标是发现自然界的真理，揭示自然界的奥妙。自然科学家通过对个别的、具体的、大量的自然现象进行分析研究，运用实验观察、逻辑归纳和推理分析的方法来构建起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科学体系，再用得出的一些抽象的概念、原理去解释分析具体的自然现象。

（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一种理论与结论要被科学界普遍接受，要成为一种科学真理，一方面在思维理性上必须符合逻辑法规，具有逻辑上的严密性和统一性，经得起逻辑的分析与推导；另一方面，在实践上可以被确证，可以被反复检验。[2]

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可归结为两大类：以逻辑推理为特点的思辨方法；以实践验证为标准的实证方法。

二、体系音乐学的研究范围

体系音乐学是音乐学中的一个大的分支，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有关音乐的自然科学基础和原理的一些学科；第二：有关音乐的精神科学层面的几门学科。[3]

在笔者所参阅的文献资料中，前者包括音乐音响学、律学、乐器学音乐地理学等学科。后者包括音乐心理学、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等学科。

三、体系音乐学的研究方法

体系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是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基础上加以变化。归结起来为两大类：思辨性和实证性。笔者认为，对有关音乐的自然科学基础和原理的一些学科而言，大体可采用实证性原理；辅以思辨性研究方法；对有关音乐的精神科学层面的几门学科来讲，可采用思辨性原理进行研究，辅以实证研究方法。

（一）有关音乐自然科学基础和原理方面学科的研究方法

以音乐律学为例。律学是用数理方法来探讨音程关系以及音高、音准的规定性学科，此方面的研究定要运用物理学和数学的方法，研究者要通过实践计算的方法计量各种音程的大小。我国古代的五度相生律、纯律、三分损益法，直到平均律，律学家们都为了黄钟还原而潜心研究着。

（二）有关音乐精神科学层面的几门学科的研究方法

以音乐美学为例，音乐美学是从美学角度揭示在音乐艺术的创作和欣赏中人类审美活动的最根本的规律，感性、主观的因素多一些。音乐美学的研究方法有三种。一：哲学的方法，探讨音乐美和审美的基本规律就需要采用哲学的方法；二，社会学的方法，将音乐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探讨音乐与社会的关系，比如音乐的社会功能，音乐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等；三，心理学的方法，借助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对音乐美学诸种问题进行生理、心理层面的研究。

俞立森在《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中，提出了“构建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体系的设想”[4]，并将教育科学的研究方法分为三大类：一是求“理”的方法，是指追求用来指导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原理的方法；二是求“问”的方法，即要借助研究客体来作用于研究问题；三是求“学”的方法，即渴求学问的获得。文中提到的研究方法虽没有直接说明是针对体系音乐学的研究方法，但是秉着兼容并蓄的原则，有效地利用这些方法，对研究者来说也会得到颇多的收获。

四、结语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国内音乐学研究工作并没有象史学或文学一样受到广而大的关注，此方面的一些研究文献多数还是从西方国家引入，没有形成我国独有的观点，在这方面需要各界的关注和众多学者的努力。针对学科的理论构架和研究方法，有必要且必须努力地从其他人文科学学科得到借鉴，但借鉴不等于是原样照搬，要针对音乐本身的学科特点、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及目的，对已有的方法加以改造和创新，使之成为益于音乐学研究的新方法。

参考文献：

[1]杜亚雄.音乐学论文写作教程 11页

[2]王耀华,乔建中.音乐学概论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