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经济文化交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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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促进经济文化交流范文

一、两岸文化交流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1、加强两岸文化融合，增进两岸民众文化认同，消除“文化”的影响。

从1895年台湾被割让后，两岸隔绝近一个世纪，两岸文化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同时两岸民众被隔离，相互缺乏交流和了解，产生了疏离感或误解。就台湾而言，在日据五十年中，日本殖民者试图消灭中华文化，推行皇民化运动，对台湾民众的文化认同产生了巨大冲击，甚至培养了一批以李登辉为代表的认同日本文化的“皇民”。统治台湾后，特别是1949年以来，虽然重建了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大力消除了日本文化的影响，但与此同时极力培养台湾民众、反大陆的情结。在两岸隔绝，同时处于军事、政治对峙的背景下，台湾民众对大陆的误解和隔阂进一步加深。近二十年来，虽然两岸不再隔绝，各项交流逐步展开，但李登辉和当局利用执政权，大肆推行“”政策，落实“”理念，两岸交流受到人为的阻扰，文化交流困难重重。台湾民众无从了解大陆，甚至受“文化”思潮的影响，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也出现了混乱。如在李登辉时期，以乡土意识和地方意识为幌子，推行“文化”，编写《认以台湾》历史教材等活动，试图将台湾文化从中华文化切割出来，使台湾民众的文化认同从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独立出来。在执政时期，则全面推动“去中国化”，岛内“文化”大行其道。李登辉和大肆操弄“文化”意识，经过近二十年时间的灌输，对台湾民众的文化认同产生了根本性和长远性的伤害。2008年重新上台后，停止了推动的“法理”和文化教育领域的“去中国化”活动，并加强两岸在文化领域的交流。当局一定程度上重视两岸文化交流，多次在重大场合强调要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和融合，宣称要从中华文化的基础上找到解决两岸争议的出路。在两岸交流前所未有的机遇面前，作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化交流更应该大力推动，改变相对滞后的局面，发挥其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独特作用。因此，两岸进行全面、深入的文化交流有迫切的必要性。通过两岸的文化交流，可以加强两岸民众的了解和相互理解，消除“文化”的负面影响，同时增进台湾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为两岸文化的融合消除障碍。

2、扩大两岸交流的内容和基础，巩固两岸经贸交流的成果。

三十年来，两岸由隔绝到交流，并不断得到深化和发展，两岸民众往来和各项交流越来越频繁和密切。无论台湾当局或岛内“”势力如何反对还是不情愿，在两岸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下，两岸交流已成为两岸不可阻挡的潮流。但三十年来的两岸交流，主要局限于经贸交流，根据岛内民调，大多数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中大陆的定位是生意伙伴，而非大陆对台湾的定位是亲人。显然在两岸经贸往来密切的基础上，必须同时开展文化交流，才能带来两岸民众情感上和精神上的趋同。尤其在当前两岸政治对话难以展开的背景下，更有赖于文化交流的展开，文化交流能突破和超越政治的障碍，促进两岸的文化认同，而文化认同又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前提和基础。此外，如前所述，上台后，虽然对政治对话消极回避，但积极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逐步走上了正轨。因此，在两岸经贸交流大开放的同时，文化交流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从而改变之前仅是民间性、偶发性的零散状况，真正成为两岸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其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功能和作用。

文化交流和经贸交流都是两岸交流与合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文化交流扩大了两岸交流的内容和基础，同时能够促进两岸经济合作和繁荣，巩固两岸经贸交流的成果，消除两岸经贸交流“物质化”、“功利化”倾向。

3、对两岸关系发展有重要意义。

文化交流促进了两岸交流的深化和发展，也必然对两岸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如前文述及，两岸隔绝百年，开展交流不过二、三十年，在这二、三十年中，由于岛内“”势力的阻挠和破坏，两岸交流过程曲折，发展不平衡，发展方向不尽如人意，同时两岸关系波折不断。在这一背景下，文化交流的进行，对于促进两岸关系的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当前两岸关系处于和平发展机遇期，两岸文化交流成为两岸交流的重要内容和重点领域。伴随文化交流的深入进行，将有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有助于台湾民众形成中华文化认同，两岸的相互理解也进一步加深，这样岛内“”势力利用两岸由于长期隔绝而产生的敌意、疏离、对抗等不正常的意识而操弄两岸关系的空间缩小，两岸在相互理解中将逐步消除对抗和敌意，并建立密切的互动关系。第二，虽然当前两岸关系的核心问题是政治分歧，两岸关系的发展因政治上的分歧而遇到很大的阻碍，但当局只愿意进行经济交流与合作，不愿展开两岸政治对话，导致两岸关系难以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在如此背景下，两岸开展文化交流既能巩固经济交流成果，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治对话的缺失，文化交流可消除岛内“”势力的干扰，创造两岸更多的共同话题，为两岸政治对话和化解政治分歧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

二、两岸文化交流的前景和存在的问题

1、探讨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在的同时，化异为同，强化台湾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纽带。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涵，虽然百年来台湾文化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对中华文化有重要的贡献，中华文化在两岸均得到不同的传承和进步，两岸通过文化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使中华文化在传承和发展中进一步升华。当前两岸文化交流出现了积极发展的势头，在这一情况下，文化交流应将中华文化的发展和创新作为重要方向，在两岸文化融合、进步的基础上，达到中华文化的创新和两岸文化认同的趋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探索和寻求两岸文化的相吸之处，同时尊重两岸文化的差异性，达到化异为同。就具体内容而言，两岸可开展戏曲、艺术、宗教、旅游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可加强对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的挖掘和交流，这些领域和内容是两岸文化中相同性很高的部分，通过交流达到融合与创新；在不同之处。由于两岸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文化观念、意识形态等领域存在巨大差异，导致两岸民众在有的地方产生了巨大隔阂和误解，对此，两岸在文化交流中必须包容，相互尊重和理解，化异为同。

当前岛内“”势力虽然不能以执政权

推行“文化”，但是“文化”对台湾民众的文化认同的影响仍在继续， “”势力也未停止对“文化”的推动。如何对抗“文化”，消除“文化”对中华文化的伤害，显然是大力弘扬中华文化，这不仅是为了中华文化的进步和繁荣，也是对“文化”的反击。在过去近二十年中，中华文化受到“”势力的歪曲和打压， “”势力在文化教育领域肆意篡改中华文化的内涵，攻击中华文化，削弱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因此，在两岸文化交流中要大力弘扬中华文化，打击“文化”。

2、推进两岸文化产业合作，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伴随经济与科技的快速进步，为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便利的条件，文化与经济的结合越来越密切，二者相互促进，合为一体，文化产业应运而生。当今世界文化产业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产业，被称为21世纪的黄金产业。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背景下，两岸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大发展、大合作之际，开展两岸文化产业合作，应当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向和内容。两岸的文化产业是一个方兴未艾的产业，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两岸的文化产业各具特色、各有优势，两岸文化产业合作是一个互补的结构，两岸开展文化产业合作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台湾的文化产业起步较早。在创意、人才、研发、营销等方面具有优势，而大陆文化产业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文化资源、广阔的市场、稳定的政策等优势。两岸可以通过文化交流，开展文化产业合作，整合两岸文化资源，推动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实现优势互补。两岸文化产业合作不仅要开拓两岸文化市场，也可通过文化交流，共同构建一套以中华文化为基础的价值观，共同开发以中华文化为内容的国际华文市场。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在全球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华文化越来越被世界所关注，两岸开展在国际上的文化产业合作将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增强中国的软实力。这个市场包括语言学习、华文教材、出版品、音乐、电影等，国际华文市场应作为两岸文化产业合作共同发展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文化交流，广泛发掘中华文化资源，在衣食住行、休闲娱乐、旅游观光等领域，两岸共同打造一批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向世界展示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从而有助于世界了解中华文化，改善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形象。

两岸开展文化产业合作的意义有三，第一加强两岸经济合作，促进了两岸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两岸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第二，促进了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文化产业合作发挥了两岸文化的经济功能，实现了文化交流与经济交流的结合，因而文化产业合作是两岸经济关系的增强，也是文化交流层次的提升和向纵深发展的表现。文化产业合作的过程需要两岸文化认识的趋同，达到，化异为同，文化产业合作促进了两岸文化的融合和两岸民众的文化认同，因此文化产业合作推动了两岸经济合作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消除了两岸经贸交流的“物质化”、“功利化”影响，使文化与经济成为两岸关系良性互动的基础；第三，通过文化产业合作，打造了以中华文化为核心内容的文化产品，随着这些文化产品的推广、传播，不仅两岸民众在享受这些文化产品时，潜移默化，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和影响，而且也在世界上展示了中华文化的风采和神韵，中华文化在两岸也在国际社会得到大力弘扬。总之，开展文化产业合作，使两岸经济达到互利双赢，中华文化得到弘扬，两岸关系健康良性发展。

在两岸文化产业合作中应注意的问题是，第一，两岸文化产业合作涉及两岸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个地域和各个民族，需要方方面面的动员、配合、支持与参与，通过文化参与合作，两岸共同做大做强中华民族文化产业，形成两岸携手在两岸和世界上弘扬中华文化的局面；第二，优化配置两岸文化资源和布局结构，优势互补，共同打造产业链，形成产业群，建立两岸文化产业合作机制，以市场化引导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第三，在合作中，化异为同，尊重两岸文化的差异性，取长补短，相互包容，共同打造优秀的文化产品。同时积极培养文化产业人才，扩大产业队伍，培养一批领军人才等。

3、加强两岸教育交流与合作，协商签订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协议，建立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机制。

从广义上而言，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应该包括两岸教育交流合作。教育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人类通过教育确立起自身的世界观、核心价值观以及文化观念等，文化在教育过程中得到传承、创新和弘扬，文化与教育密不可分。当前两岸文化交流过程中教育是重点领域。与此同时，教育也是岛内“”势力散播“”理念，搞“文化”的一个重要领域。如修改教科书、将“”内容列入考试范围等。因此教育领域也是统“独”斗争尖锐的领域，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对于文化与教育的重要性和相互关系，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2009年的两岸经贸论坛上有精辟的阐述：“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孕育着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文化与教育相伴而生、相随而长，文化给教育以社会价值，教育给文化以生机活力，纵观古今中外，文化的光大昌明，莫不始于交流、基于教育。”贾庆林主席还强调了两岸文化与教育交流的重要意义，“两岸文化事业的进步需要交流，两岸关系发展需要来自文教交流的动力，更需要强有力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支撑，开展两岸文化教育事业交流合作，对推动两岸关系具有基础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大陆对两岸教育交流与合作十分积极，出台了多项政策促进两岸教育界的交流与合作。如1985年就开放台湾学生报考大陆高校，2006年开放采认台湾学历，2007年开放台湾高校来大陆招生等。相比之下，台湾当局对两岸教育交流合作的推动消极滞后。在主政时期没置障碍，阻挠两岸的教育交流合作，2008年上台后，相关政策有所放松，但对大陆学历采认、陆生赴台就读等教育合作重要政策，采取“三限六不”政策严格控制。因此两岸教育合作实际上仅处于单向交流阶段。事实上，两岸文教交流与合作在大多数领域远未实现常态化、制度化。在全球化时代，教育是一个高度竞争的领域，教育日益走向专业化、国际化和自由化。两岸教育界要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两岸教育资源相互开放、相互共享，为两岸教育交流合作创造条件，拓宽道路，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两岸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滞后，使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效果大打折扣。

当前两岸文教交流与合作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即机制化问题。虽然两岸文教交流日益频繁，但没有建立任何可以运作的机制，使两岸文教交流合作缺乏制度保障，两岸文教交流合作可以签订文教交流协议，建立文教交流合作机制。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之际，两岸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建立两岸文化交流的制度化是必要的。两岸文化交流制度化，将推动两岸文化交流更密切和正常化、长期化，保障两岸文化交流的可持续发展，克服两岸文化交流的浅层化和随意性，使两岸文教交流有明确规划目标和内容，逐步走向包括科技、教育、体育、医疗、卫生等领域全方位互动。签订两岸文教协议，建立两岸文教交流合作机制，也是推动两岸关系不断发展的客观需要，台湾当局应当突破设置的障碍，适时开展签订协议，建立机制的工作。

第2篇：促进经济文化交流范文

论文关键词： 中国　韩国　文化交流

论文摘 要：本文在分析中韩文化交流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基础之上，试图在政府、企业以及民间交往等不同层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进一步推动中韩文化交流的深入开展。

一、中韩文化交流现状

中韩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双方都有古老的文明和丰富的文化遗产，通过相互间的频繁的交流而取得许多优秀的成果。在历史上，两国属于一个文化圈，具有相近的价值观、伦理观和文化理念，这正是长期文化交流的结果，我们要加以珍惜。

近些年来，“韩流”在中国、“汉风”在韩国盛行，对两国人民的生活影响很大，原因之一可能是历史上形成的思想文化的某种同质性为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提供了有利条件。现在中韩两国文化交流在大众文化的普及方面取得很大成效，特别是电视、电影、音乐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比之下，在精英文化、学术研究领域内的交流则做得不够，需要大力加强，因为只有深入了解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中的深层因素之后，才能真正理解这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使人民间的相互理解达到更高的水平。

二、加强中韩文化交流对策和建议

(一)中韩两国交往的历史之久，其间由于政治原因，两国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相互敌视和隔绝状态，尽管 1992 年中韩再次实现关系正常化，但由于恢复交往时间不长，两国民众之间还缺乏相互了解，在历史、文化、领土、政治、经济利益等问题上存在误解和分歧是不可避免的。

1.对于这些误解和分歧，两国政府必须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确定正确的政策基调。对于近年来韩国国内学术界以及部分网民、民间团体等关于高句丽历史问题和所谓的间岛领土问题等种种争端，韩国政府基本保持尊重事实的态度和立场，有效避免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再度升级。随着中韩两国交流的不断深入，难免还会出现新的问题和矛盾。双方应继续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互信互利，实现合作共赢。

2.为了消除中韩两国间的种种误解，不仅要协调好中韩两国政治关系，加强经济合作，还要积极利用文化的力量，大力开展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中韩两国应加强对对方国情、文化、习俗等方面的研究和成果普及工作，对民间交流进行指导，努力办好2012 韩国访问年”。

3.两国政府应加强沟通和交流，使韩国政府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而且也对韩国经济发展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近年来，韩国事实上已成为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最大受益者。在文化交流领域，韩国政府应进一步推动文化多元化，适当开放国内市场，引进中国一些现实题材的优秀作品，加深韩国民众对于中国现实生活的了解。

（二) 推动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深化中韩文化交流

中韩文化贸易发展不均衡的现状，导致中韩两国文化交流的不对等，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韩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也反映出发展中国文化产业的紧迫性。

1.向韩国学习文化产业发展经验。目前，韩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已走在中国前面。中韩两国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也有相通之处，研究、学习和借鉴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经验，无疑有利于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而且向韩国学习文化产业发展经验的过程本身就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

2.必须在思想意识上改变对传统文化以及文化商品化的态度。长期以来中国对于传统文化重视不够，中国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之后，各种外国文化蜂拥而入，占领中国文化市场。在中国人的意识当中，文化与生意是两个领域的问题，没有认识到文化商品化的重要性，中国必须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并融合其他先进文化，加强自身品牌建设，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品打入韩国市场。

3.加大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政府应提供优惠的税收、补贴政策，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在韩国建立文化产业基地，鼓励中小文化企业与韩国企业合作出口，推动不同层次的文化企业走出去，发展壮大我国的文化产业。政府还应利用金融危机背景下海外人才回流的有利时机，吸引了解国际文化市场运作的专业人才，推广中国的文化产品。同时，设置高层次教育机构，培养优秀文化艺术人才，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储备力量。

( 三) 推动中韩民间文化交流，减少误解和分歧

中韩两国建交初期，双方交流以政府为主导，官民并举。在两国文化主管部门通力合作下，双方的交流由官方主导扩大到民间，中韩两国应从下述方面着手，不断提高文化交流水平和质量。

1.加强中韩学术界和媒体间的交流与合作，避免学术问题政治化和媒体歪曲、误导的倾向。中韩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边界等问题上不存在严重的分歧，但在学术领域还存在有意无意的学术分歧政治化的倾向。中韩两国媒体间的交流也十分必要，应通过交流增加对彼此的了解，尽可能按照事实及早纠正毫无依据的虚假新闻和因相互了解不够而出现歪曲报道，特别需要通过韩国媒体让韩国民众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和良好的发展形势，减少不必要的误解，消除敌对情绪。

2.重视青少年间的交流，加强双方理解和信任。中韩两国民众间的敌对情绪，很大一部分是通过网络，在年轻人当中传播的。双方应根据年轻人的特点共同组织丰富多彩的联谊活动，建立多种多样的沟通和联系方式，以加强两国青少年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相互派遣留学生也是加强沟通和交流的一个重要而有效地途径。

3.推动中韩旅游事业合作发展，增加普通民众相互了解的机会。中韩两国地理位置相邻，文化源远流长。近年来随着两国文化交流的增多，受“韩流”与“汉风”的影响，双方出境旅游人数逐年增加。中国的长白山、山东的儒家文化发祥地是初到中国的韩国旅游观光者必访之地。两国政府应进一步采取促进中韩旅游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组织观光交流会，宣传旅游产品，积极创造条件开拓双方旅游市场，增进中韩两国普通民众之间的互访和交流。

总之，近年来尽管中韩两国关系受到历史问题、政治、经济、民间民族主义情绪蔓延等问题的困扰，但本着“尊重独特性，扩大共同性”的原则，两国文化交流总体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今年是“中国访问年”和上海世博会举办之年，2012 年是“韩国访问年”和丽水世博会举办之年。中韩两国将以此为契机，加强文化交流与务实合作，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必将得到加深和巩固。

参考文献

［1］建交10年来全面迅速发展——从流行语解读中韩关系[Z].新华网，2002-08-27.

［2］沈定昌: 《中韩文化交流的快速升温及其原因》，《当代韩国》2004 年春季号。

［3］王东生: 《在华韩国企业的文化本土化战略》，《当代亚太》2003 年第 8 期。

［4］汝信: 《关于中韩文化交流》，《当代韩国》2006 年春季号。

第3篇：促进经济文化交流范文

关键词：高职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课程模式

高职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介于高等教育和中职教育之间的教育形式，对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高职教育为社会培养不同的职业岗位人才，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众多行业专业人才对于外语的使用逐渐成为走向世界的重要内容；例如，涉外旅游、电子商务、国际贸易等行业，不仅要对于语言的掌握，而且更加需要对于外国文化的精通和理解；在经济、科技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加强高职学生的日常英语能力，培养高职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对于学生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培养高职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容和意义

在我国经济发展逐渐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过程中，高职教育培养的应用型人才逐渐在对外技术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高职教育作为一种高等教育的辅教育模式，为了适应经济发展，需要注重对外文化的培养；对于对外文培养而言，本文主要从英语课程教育和对外文化教育的意义两个角度出发进行阐述和分析。

（一）高职英语课程的教育

高职教育不论对于培养优秀的技术型人才还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目前我国大多数高职院校学生的国外语言学习具有很大缺陷，特别是对于英语教育而言，高职教育的外语水平现状岌岌可危，根据英语等级考试通过率的相关调查显示，高职学校的英语等级通过率出现严重问题，为了能够促进高职对外文化交际发展，如何突破英语教育瓶颈问题成为当前高职教育跨文化能力培养的重要内容；与普通高等院校相比，高职学院的生源英语水平较差，生源素质水平也是参差不齐，课堂教学效果更是不尽人意；因此，加强高职跨文化教育改革成为促进高职教学发展重要内容。

（二）跨文化交际对于高职学生的重要意义

英语作为一种国际通用语言，承担着学生语言基础能力训练的重要任务，对于学生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大学英语和国外文化课程教学应该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加强学生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习俗和人情习惯的能力，从而为促进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我国一直奉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文化交流政策，本着“温厚、智慧、交流”的原则进行对外交流，因此，要成功的实现跨文化交流和沟通，要求学生在具备一定的外语能力的基础上，还要对国外的文化和风情具有敏锐的感觉和容忍，这样的要求对于高职教育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课程模式

目前，很多高职院校对于非英语专业学生的教学只采取基础性教学模式，很多高职院校没有对《跨文化交际学》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课程计划，这样的单一的教学模式对于中国很多学生而言缺乏情景训练，不能够培养学生对外交际和交流的能力，面对这样的教学窘境，如何让学生在外语课程学习的过程中，提高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的能力，培养学生跨文化交流的意识和能力成为高职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

（一）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促进母语和非母语的综合性学习

跨文化交际不仅是指不同的语言交流，而且是在语言交流的基础上进行文化的交流和分享；高职英语课程教育从教学模式上存在弊端，因此，加强高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要从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入手，将母语和英语进行有机的结合，将我国优秀文化和国外的优秀文化进行相互的研究和探索，从而提高国际文化的交流；此外，教师要在不同的教学课程中对学生进行语言引导和影视介绍，通过适当的方法培养学生对于外国文化的兴趣和爱好，提高学生对于外国文化的了解。

（二）创设情境模式，提高学生跨文化交语言能力

交际的重要方式是语言的沟通，因此高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课程改革要从课程形式上进行创新，加强语境教学的重视程度；高职老师要积极通过影视、幻灯片等形式创建形象、真实的语言交际情境，为学生提供国外文化的教学氛围，从而提高学生的对外文化交际能力；高职学校要积极利用多媒体网络技术和外语学习平台，为学生创造一个形象化、现场化、生活化的教学模式。

（三）充分利用网络教学，提高对外文化交流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很多高职院校逐渐的建立了网络教学的平台，能够进行语言类教学的交流，英语教学课程要充分利用这些网络教学的优势，加强学生对于外国语言和文化的理解，提高综合能力，与此同时，高职院校还要积极开展文化交流的活动，积极促进中外交流的机会，为促进对外文化的交际改革做出贡献。高职对外文化交际教学模式的改革，要从英语教学和国外文化教学两个方面进行，为了促进高职院校的文化教学模式，要积极开展“基础认知＋创新技能培训”等模式改革，从课堂教学氛围出发，激发学生的外语学习兴趣和对国外文化的理解，帮助学生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开拓学生的视野，提高高职学生的文化感知能力，全面发展文化素养和交际能力，为以后频繁的国际文化交流做好准备。

【参考文献】

［1］曹洋，冯琦琳．基于高职学生职业核心能力培养的项目化课程设计及实施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14，35．

［2］颜静兰．外语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缺口”与“补漏”［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3．

第4篇：促进经济文化交流范文

[关键词]跨文化交流；跨文化交流障碍；英语教学；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3-0159-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6.03.073 [本刊网址]http：∥

一、我国英语教学现状

目前我国学生的普及外语为英语，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制订了大学英语教育教学大纲，并据此统编了教材，1987年，四、六级考试开始在我国实施，这一系列工作对我国英语教学具有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几十年以来我国不断普及和推进英语教学，形形的英语教学方法和教材及各类参考资料在我国风靡，“英语经济”应运而生。作为与世界交流的工具，我们这几十年来的英语吸收是有效的：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敢于走出国门进行进一步的学习、深造，提升自我价值；我国顺利加入WTO，奥运会申请成功，世博会的圆满结束。这一切说明了我们对英语的传播和吸收是成功的，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我国积极推行英语教学进程是分不开的。由此可见，我国的英语教学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国际化进程的推进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也随之深化，这对毕业生的英语运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调查研究表明，当前的英语教学远远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和经济的发展，很多毕业生在面对面与人交流时往往会出现交际失败、交际不妥等情况。通过这些情况我们不难觉察我国的英语教学方法仍然有一些问题。长期以来在我国的英语教学中存在一套固有模式，他们没有理解与英语相适应的文化，故无法用英语有效地交流，甚至还会因为文化错误导致跨文化交流的失败即所谓的跨文化交流障碍。因此，我们的英语教学改革还任重而道远。

二、我国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流教育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传统教学模式已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其教学水平影响着对我国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和社会的发展。我国的英语教学模式中“重知识，轻能力”的思想根深蒂固，教学的重点在于词汇识记、语法结构讲解、句式背诵等，旨在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及应试水平。然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国际化程度不断加强，与世界的交流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希望出国深造、留学。因此，我国对英语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面的交流即口语学习成为人们的急切需求，而传统的照本宣科、不注重语言背景及环境的应试教育已经无法满足中国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要求。

（二）学生缺乏跨文化理解力

我国学生学习英语的流程大致相似，从音标识记、单词识记、句子理解、语法结构练习再到写作，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传统的“听、说、读、写”四会观念深入人心，在这四会观念的引导下，我国学生的英语学习上普遍表现出以教科书、教辅资料为主的特点。学生们大多认为，只要学好了听、说、读、写其他的根据常识判断就可以了。

然而常识不具有统一性的，常识是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上的，中国的本土文化与英美文化的天壤之别必然会体现在两国语言习惯、思维方式上有所体现。因此，我们在维持原有教学模式的情况下，一味要求学生提高英语水平，有时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因此，语言的学习应该关注语言背后的文化背景，在了解了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学语言，只有这样，我们的所学的英语才能成为地道的英语，才能扫除跨文化交流障碍。

（三）教师的跨文化交流教育水平低

目前，我国大多数英语教师不能从固有的教育模式中解放出来，跨文化交流教育能力差，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1.英语教师应试教育的思想根深蒂固。由于我国教育模式的固有缺陷，我国的英语教师大多被应试作为教学目标，认为语言教育就是语言本身，片面强调语言能力的培养，忽视或根本无法发现语言的文化背景对语言教学的重要意义。

2.英语教师自身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缺乏。目前，我国大多数英语教师还没有掌握或没有系统的掌握语言跨文化交流的相关知识，对英语的文化背景知之甚少，缺乏跨文化理解力，自身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差。当然也就无法把英语的文化背景融入到教学中去，更谈不上提高学生的跨文化理解力，促进学生将语言和文化有机的结合起来，形成跨文化交流能力。

三、跨文化交流障碍出现的原因剖析

跨文化交流障碍的存在是我国学生无法有效的进行跨文化交流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想通过英语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提高学生的跨文化理解能力，使得学生能够克服跨文化交流障碍、更好的使用英语，深入剖析跨文化交流障碍出现的原因就十分必要。那么导致跨文化交流障碍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价值观的不同和思维方式的差异，这些原因对我们的英语教学十分重要。

第5篇：促进经济文化交流范文

在国外，欧洲自1983年开始就有“欧洲文化之都”（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的评选活动，用以推广当选城市的文化及发展内容。而英国则是由文化传媒体育部组织策划每四年评选一次“英国文化之都”（UK City of Culture）。又比如，自2011年以来，法国巴黎市政府与法兰西学院合作，每年与一个全球城市联合，在两个城市共同举办一系列跨文化活动以开展交流与对话，这些城市包括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2011）、德国的柏林（2012）和塞内加尔的达喀尔（2013）等。除此之外，巴黎市政府在2015年还特别强调以可持续发展路径重塑巴黎作为欧洲城市与国际合作伙伴城市的关系，尤其是突出通过组织“欧洲日”和“巴黎欧洲”等推广活动来唤起青年巴黎人对欧洲议题的关注。再比如，作为巴黎的友好城市，纽约在2016年启动了“2016巴黎―纽约串联”（2016 ParisNew York Tandem）活动，着力于加强两个城市在艺术、戏剧、音乐及创意方面的交流和相互了解。

在国内，以城市为中心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是各个城市文化、外事及外宣工作中的重要部分。北京市在对外交流中持续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已成功打造“欢乐春节”“北京之夜”等文化活动品牌，其中“欢乐春节”活动已连续14年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上海市则注重从产业出发，鼓励创意企业“引进来、走出去”，以交流带动企业对接，形成了以产业驱动文化交流的模式。

南京市则在2002年提出“文化南京”战略，并坚持把“以人为本”作为实施“文化南京”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2011年起，南京坚持打造“现代化国际性人文绿都”。南京持续开展国际交流的成效不断凸显，在新华社《t望东方周刊》组织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活动”中，南京与成都的国际形象排名并列第三，仅次于上海、北京。

但纵观国内外以城市为中心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我们发现，南京的对外文化交流在策划、实施过程中，总体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主要针对南京近年来开展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探讨文化交流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实施路径，并就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完善提出具体建议。

一、对外文化交流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与阐释

近年来，随着国际经济及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和深入，一个城市的对外文化交流能力已经成为评价城市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各个城市的对外交流已经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非常具有城市特色的运作模式。这些模式各有所长，但总体来看，是否能培养出具有自发性、产业性和社会性的聚合力量，推动并实现对外交流的健康、有序和持续发展，应是考察以城市为基础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切入点。

城市对外文化交流的自发性。主要体现在，对外文化交流的内容必须是从城市内部自发地生长出来，符合本地文化和社特点，同时又能符合国际推广与传播要求，能为国内外大众所理解和接受。不能强制性、自上而下地去推广和建设一些本地不具有的“特色文化”，而对本土文化的特色和需求不加重视。尤其是对于政府职能部门而言，必须从对外文化交流的内容生产上确保议题设置、舆论引导的精准性和面向国外一般受众接受时的普遍性，要在这个平衡点上把握分寸，同时还要确保内容是从本土文化中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符合地区气质，适合本地土壤。

城市对外文化交流的社会性。主要体现在，对外文化交流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支持和凝聚。城市对外文化交流所呈现的对象，是物质的城市，也是抽象的历史、文化，更是无处不在、无所不显现的城市精神。这需要强而有力的政府，富而知礼的群众，更需要无数社会主体的聚力。在当前全球化形势下，对外文化交流已成为一项系统工程，如何激发非政府组织、媒体、智库、民间机构、文化团体、社交平台和公众等社会主体参与到文化交流中来，需要自下而上地动员社会力量，尤其是青年的力量参与推动城市对外文化交流，创造对外文化交流的广阔空间。

城市对外文化交流的产业性。主要体现在，对外文化交流的驱动力在于产业。产业必须要参与到文化生产的过程中来，甚至成为文化交流的主力军和主要方式。文化交流必须依托于具体的项目，并能在项目执行和操作的过程中，固化成文化产品。只有经得起市场检验的文化产品，才可能是有传播效力的文化承载物。仅仅以媒体为载体的展示性、宣传性、走马观花、交流感情型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无法形成文化交流的持续性，同时还会造成文化的“空心化”；灵机一动的选题，临时搭班的组团，匆忙寻觅的伙伴，造成的是不具品牌内涵，更不具国际竞争力的文化游击队，且勿论能产生任何深远、持久的国际影响力和城市美誉度。

二、对外文化交流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原因

对外文化交流对于推动经济发展、促进中外文化理解和提升南京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是一个很有效的抓手，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调研中，我们认为，如何利用已有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创新性的途径和方式，促进城市品牌形象的传播和推广，关键在于要解决对外文化交流中遇到的“名不符实”“路径单一”和“短期效应”三大难题，形成一条涵盖内容生产、参与主体和项目运营的系统化路径，从而推动南京城市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可持续化发展。

（一）“名不符实”问题：对外交流中存在内容生产与受众需求的不适应性，缺乏精准到位的内容策划

对外文化交流的成效从根本意义上讲，取决于内容。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底蕴深厚，但南京留给公众的却是一种特色不浓、个性不突出的城市文化形象。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在对外文化交流时，文化产品开发过程中对文化消费者的重视不够，造成了文化交流中内容生产与受众需求的严重脱节，使得文化交流效果并不显著。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是意义的表达。而意义的表达需要物质符号载体来传达。本土文化是具有排他性的，具有自身所独有的符号系统，文化交流过程中如果没有转换成外界可以接受的符号体系，这种意义的传达就会失败，更不可能产生持续性效果。因此，在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不以受众为导向生产内容、开展交流，就会导致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无法真正地“走进去”，造成对外交流效果的不可持续性。

（二）“路径单一”问题：对外交流中存在政府“包打天下”的主体单一性，缺乏自发主动参与的社会主体

欧洲国家很早就开启了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非政府组织在这些国家的对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法国的“法语联盟”、德国最具实力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英国最大的国际文化交流组织英国文化协会都是各自国家具有强大力量的非政府组织。很多国家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注重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将高校、企业、艺术机构、媒体等社会主体紧密结合。南京市在对外文化交流的很多项目中已经开始探索新模式，注重由“政府主办”向“政府主导”转变：从主要依靠政府力量，转向更加重视发挥民间组织和渠道的作用，着力提高参与度。比如2009年立的“双百”品牌，即百家对外文化交流基地和百家对外文化交流使者评选，通过统筹国内与国外、官方与民间等资源，大力开展公共外交。但需要指出的是，政府是文化发展和管理的主体，而目前政府职能尚未能完全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其他非政府组织或者单位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造成项目进行时资金、人力等资源经常出现匮乏的现象。

（三）“短期效应”问题：项目生命周期短暂，缺乏形成以品牌为目标的系统化运作

继2015 年成功举办米兰世博会“南京周”活动后，南京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十三五”期间，每年选择一个世界知名城市，举办“南京周”系列活动，推动南京文化、创意和南京企业走出去，呈现有品质、有温度的南京故事，提升南京国际知名度和城市美誉度。然而，之前所指出的仅仅以媒体为载体的展示性、宣传性、走马观花、交流感情型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在南京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依然存在。南京市不少文化交流项目在国内外开展时，能在当时引起一定的轰动效应，成为人们一时谈论的重要话题；但是活动结束后，影响力较难持续。这是由于项目运作缺少可持续发展战略，缺少品牌的固化和产业的催化。类似的项目对某个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民众来说，不构成持续的影响力，不足以形成深刻记忆或者品牌效应，交流的长期效果不能保证。

三、对外文化交流可持续发展路径的探索与建议

对外文化交流是参与国际文化竞争，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但是对外文化交流的实效如何，从根本意义上讲，取决于可持续发展能否实现。近年来，南京市委外宣办通过开展朝天宫装置艺术展、国际设计师驻地计划、中意画家交流、中英云锦交流等一系列驻地计划活动，在破解对外文化交流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难题和困境方面进行探索尝试，梳理总结了对外文化交流可持续发展实现路径。

（一）构建“国际化、现代化”的传统文化表达“语境”，将本土文化与全球视野相结合

传统文化的“国际化”表达，就是在对外文化交流中要注意考虑国外受众实际，尽量做到“中餐西做”“中国故事，国际表达”，促使中国传统文化以多样化的话语表达与外国受众无缝连接、全面贴近，使之更好地理解接受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表达，就是创新文化的表现形式，把最新科学技术成果主动融入文化表达中，利用技术手段增强文化感染力，提升文化传播力，充分展示中华文化魅力。

在2016年10月举行的第七届南京历史文化名城博览会前夕，南京市委外宣办邀请国内外设计师驻地中外市长论坛举办地――朝天宫，以实现历史文化的时代表达、中华文化的国际表达为主旨，创作了“浮阁”“宫影”两大艺术装置。“浮阁”将丝绸、榫卯、云锦、金箔等非遗元素通过当代艺术形式重新呈现，装置整体在展示中国传统建筑木结构柔性美丽的同时，与现代建筑极简意味进行了有机融合，金箔门钉方阵则呈现了精美的南京金箔非遗工艺。“宫影”以“窗格”和“万花筒”为灵感，装置选取朝天宫、天妃宫、静海寺等“一带一路”相关的历史建筑细节，以万花筒视角幻化出斑斓视觉效果，由亚克力材质制成大成殿窗格围合形成光影走廊。

从此案例可以看到，要想实现文化交流的可持续发展，本土文化与全球化观念的融合十分重要。对外文化交流还包括将国际元素融入本土文化，在该过程中，许多流入的文化元素经过综合和嵌入过程，在新的本土语境中获得转型。不同文化元素的本土碰撞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生活方式、表现方式，文化的流动并不是单纯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塑造，这种创意性融合为本土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因此，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输出不仅要在物理层面上“走出去”，更要在效果层面上“走出去”。

（二）构建“社会发起、政府跟投”的“精准自动化”活动组织模式，将政府与社会多种力量相结合

在这里，“精准自动化”特指政府与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分工不同的联动模式。“社会发起”是“精准自动化”组织模式的起点，依靠民间、社会力量自主地产生交流动议，拓展对外文化交流的空间。“政府跟投”是“精准自动化”组织模式的支撑，积极参与和支持由社会主体发起的对外文化交流，最大限度地形成政府与社会的合力。

2015年以来，南京市委外宣办支持了由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发起的“跨越边界：中意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以及由贺福传媒公司发起的“苏格兰云锦：中英云锦设计交流活动”，实践了“精准自动化”组织模式。中意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以“政府-高校-艺术机构”三方合作模式开展，市委外宣办负责整合资源，统筹协调；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负责邀请意大利艺术家来宁驻地采风创作，安排与南京本地艺术家、学者、学生及老百姓进行交流互动，以及活动传播推广及后续延展；方山艺术营负责具体承接意大利艺术家驻地。中英云锦设计交流活动则以“政府-传媒公司-文化机构”三方合作模式开展，市委外宣办同样负责整合资源，统筹协调；贺福传媒负责邀请英国设计师来宁驻地创作及在英国定制云锦礼服，并对该活动在中英两地开展的全过程进行跟拍、记录并剪辑制作非遗主题纪录片《苏格兰云锦》，还有传播推广及后续延展；云锦研究所则负责具体承接驻地，组织中外设计师共同创作交流。

从此案例可以看到，对外文化交流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通过建立有效的组织模式，调动社会各方力量的广泛参与就显得极其重要。这也提出了加强规划和顶层设计的迫切任务。基于设置议题、引导舆论的考虑，在政府参与的对外文化交流实践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政府主导”原则。但是坚持“政府主导”原则，并不意味着完全由政府出面怼鞍打天下”，导致过于浓厚的官方色彩，反而容易使文化的对外传播效果大打折扣。因此，我们应进一步淡化官方立场，更多地联合社会主体，采取商业往来、民间友好交往、高校学术交流等形式，协同推进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

（三）构建“交流在前，产业跟进”的“兼容”发展机制，将文化交流与产业发展相结合

对外文化交流的可持续性还要靠具体项目运营过程中统筹文化交流与产业发展的系统路径。文化产业具有文化属性，要进行文化产品生产；文化产业又有经济属性，要进行文化输出获取利润。因而，文化产业一头连着文化产品，一头连着文化输出，可以说，是对外文化交流的动力之源。其实，文化交流与产业发展是互为支撑关系。文化产业为文化交流提供内容和资金支撑，体现在提供大量富有创意的文化产品，以及将所获得利润转换成经费支持；文化交流则主要为文化产业提供信息支撑，包括市场需求信息、创意理念信息和不同民族的审美习惯信息等。

第6篇：促进经济文化交流范文

一、ECFA后签署两岸文化合作协议的议题已提上日程

主政3年多来，两岸关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大突破大发展，昔日剑拔弩张的台海紧张气氛已为今日热络的“大三通”所取代，初步步上和平发展的轨道。随着ECFA的签署并于今年1月1日正式生效，两岸经贸关系实现了质的飞跃，进入了机制化发展的新阶段。

后ECFA时期，人们不约而同地将两岸关系下一个发展重点指向了文教交流与合作。这一是因为ECFA确立了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大框架，虽然后续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有许多阻力有待克服，但毕竟已迈出关键步伐，翻开新的篇章。二是因为两岸政治谈判问题受制于岛内政局、国际因素及大陆内部因素等，一时尚难以提上议事日程。故相比较而言，文化议题的争议性不大，可深可浅、可大可小，是可以着力的领域。更为重要的是，文化交流扮演着连接情感、沟通思想、凝聚认同、弥合分歧、重建共同记忆的基础性作用，“经贸与文化是连接两岸的两大桥梁，缺一不可”，在全球金融风暴下的此刻，当重新审视两岸关系的未来时，“我们意识到两岸关系是否能持续且长远地发展，是否能在不远的未来产生实质性的更大突破，文化平台上的沟通、往来与融合是问题解答的一个关键所在。”

台方最早提出商签文化交流协议的事，得到大陆的积极回应，但后来台方又缩了回去，对商签文化协议一事踩了急刹车。2010年9月，台“中华文化总会”会长刘兆玄表示：“两岸间文化合作还需要时间讨论，需要积累经验，因为文化范畴比经济更广泛，谈出架构协议不容易”。2011年1月台“文建会主委”盛治仁声称，目前不需要签署两岸文化交流协议，“倾向于从个别议题人手，自然形成交流机制”。台“教育部长”杨朝祥建议两岸签署教育ECFA。今年6月1日，刘兆玄再次表示应先搞交流，“由易而难，累积经验，发觉问题，再坐下来谈，有需要时再签，这样比较有完整性”。由此可见，两岸均认为应加强文化交流，但对于是否应开始商签文化合作协议缺少共识，时机尚不成熟。

不论签或不签，两岸对于总书记所说的“推动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迈上范围更广、层次更高的新台阶”，和孙亚夫副主任提出的“不断为商签两岸文教协议积累共识、创造条件”的建议，应无异议。

二、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协议可粗可细

两岸文化协议之所以难签，除了时机条件因素外，可能与文化议题“范畴比经济更广泛”、更为庞杂、也因而更难签有关。如果说经济层面的交流主要是为了实现两岸经济资源最佳配置、创造最大的互惠利基、满足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那么，文化交流则兼有沟通观念、密切情感、增进共同认同、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多重作用，是一个细水长流的工程，重要但不急切。

广义的文化形态似乎可以分为三个面向，即观念的、行业的和产业的。观念形态的文化特指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体现为各种各样的理论、学说、主张及根据这些观念设立的制度规范等，它是人们的社会存在暨生产生活方式在观念及法制上的反映，对人们的社会存在具有指导作用。行业形态的文化指的是从事精神文明活动、服务于精神文明建设或与文化事业有关的社会职能部门，例如教育、科技、文艺、宗教、体育、卫生、出版、传媒等界别。产业形态的文化就是文化的产业化，泛指通过设计制造销售文化产品来赢利的国民经济部门。

文化的庞杂性决定了它不太容易谈成一个一揽子的综合文化协议，特别是在两岸政治和意识形态存在较大差距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例如：人们很难签订一个规范观念交流的文化协议，因为观念是附着于人的头脑之中的，无处不在，只要有人的接触交往，有事的交流合作，就会有观念的自然沟通、碰撞与相互影响，不需要也没必要用一纸协议来规范观念的交流。再如文化行业和文化产业也是千头万绪，短期内难以理出思路来。

但这并不是说两岸不能也不需要签文化交流合作协议。毕竟协议可以是宏观抽象的原则，也可以是微观具体的规定；可以提纲挈领，也可以像实施细则一样面面俱到；ECFA就是关于两岸经济合作的框架协议(台方称为“经济合作架构协议”)。两岸文化合作协议不是能不能签，而是愿不愿签及何时签的问题。台方认为目前商签时机不成熟，两岸先就具体的文化行业和文化产业商签交流合作协议也无不可，例如有关方面提出的商签教育EC―FA、影视ECFA、出版传媒ECFA等。

三、从具体议题入手加强文化交流合作

事实上，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一直秉持“先易后难、先个别后一般”的规律在推进。例如：早在执政时召开的国共第三届经贸文化论坛，即提出了“积极促进两岸教育交流与合作”的7项建议。2009年执政后召开的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提出6大类29项“共同建议”中，促进两岸文教、文创产业和新闻交流等的内容就占了5大类26项。两岸签署ECFA后召开的第六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提出的22项“共同建议”中有10项涉及两岸文教交流合作的内容，均为具体议题。

这些议题包括：促进两岸合作编纂中华语文工具书；鼓励和支持两岸青少年参加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加快推动两岸学历学位互认、两岸学生互至对岸学习研修，促进建立两岸高院相互招生的联系与协调机制，建立两岸学历学位证件查验及作业平台；促进两岸体育交流合作，加强两岸奥委会、单项协会和各类体育组织及专业人员的交流；建立出版物交流合作规范，扩大出版物贸易和版权贸易；尽快实现两岸媒体互设常驻机构，支持制定促进新闻交流与媒体合作的政策；完善两岸广播、影视、出版等业界沟通对话机制，加强两岸文创、数字内容、音乐产业的交流合作，支持制定规划及相关政策；推动落实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等。

几年来特别是重新执政后，经过努力，上述建议内容有许多已取得积极进展。例如：两岸文学艺术类的交流更加活跃，两岸教育交流取得突破(大陆宣布给台生以等同于陆生的平等待遇，台方承认41所大陆大学学历并开放陆生入台就学)，两岸体育健儿共同参加一些大型比赛，两岸故宫达成合作协议，共同举办文物展览、合拍影视剧、合作出版图书音像作品，启动合作编纂中华语文工具书，共同推动商签智慧财产权保护协议等。

目前，两岸应重点就双方都有共识且都感需要的教育、新闻传媒和文创产业的交流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文化与教育相伴而生，相随而长，文化给教育以社会价值，教育给文化以生机活力。两岸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需要交流，两岸关系发展需要来自文教交流的动力，更需要强有力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支撑。开展两岸文教交

流合作，对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具有基础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重要作用。目前两岸教育交流距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需要还差得很远，因此，推进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必须继续在教育交流合作上下大功夫。

新闻传媒扮演着沟通两岸信息、传递两岸民意、增进两岸理解的重要角色，在两岸文化交流中发挥先头部队和铺路搭桥的作用，不可或缺。重新执政以来，两岸交流取得极大进展，但在新闻传媒部分却进展有限，或“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表现在两岸的报刊、电视、网络、记者驻点等仍被限制，“影响所及，主观，偏颇，甚至预设立场的新闻报导不但局限了两岸人民之间的信赖与解，严重推迟了两岸‘终极和解’的时间表，也给了根本就不希望两岸和解的‘有心人士’可乘之机。”

除外，两岸文创产业发展各有长短，大陆有深厚丰富的文化资源、功底扎实的艺术专业人才、广阔的市场及强有力的政府支持，但文化产品的质量、文化服务的多样性和完善程度还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还较弱，在创意设计、技术研发、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而台湾文化产业起步较早，在创意、研发、营销及品牌经营方面具备相当的优势和基础，但在人财物特别是市场方面不如大陆。因此，两岸在文创产业方面的合作完全具有优势互补、互惠双赢的可能。

四、正视两岸在观念文化形态上的差异

毋庸置疑，两岸文化形态系出同门，均具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的特色。例如：两岸人民都以汉族为主体，两岸语言文字相同，饮食服饰、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观念等也大体相同。尤须指出的是，台湾自1945年光复后，在政治上居统治地位的主要是从大陆去的中国及其政权，教育上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民间仍然保持着浓厚的中华民族习俗，上世纪60年代末推动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对中华文化的整理保护与宣传做出很大贡献。这些不仅使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叶茂，也使之内涵得到极大丰富和发展。

正因为如此，两岸均认同：“中华民族能历五千年而不坠，端赖优秀文化的维系。”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骄傲和精神支柱”和“两岸交流的基础”，也是“两岸真正的最大公约数”。

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由于地理环境场所、历史经历等有所不同，中华文化在台湾已形成融海岛文化、移民文化、外来文化和西方文化于一体的自身特色。例如：崇尚自由开放，接受外来事物较快；尊重多元、包容不同、勇于创新，重视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重友情讲义气，信奉“爱拼才会赢”；政治上效法欧美的政党政治、三权分立与普选制；经济上实行外向型的市场导向的自由竞争机制；社会治理向西方看齐，“公民”文化、志工文化及大众消费文化较为发达等。两岸在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尤需指出的是，两岸关系近百年的疏离和60多年的政治敌对以及受国际冷战格局的影响，近代分别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深深影响了两岸民众的民族情感，甚至造成了政治、身份认同的对立与统“独”对立，不仅给两岸关系的深入发展造成阻力，也成为影响两岸建立政治互信的深层次原因。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两岸交流最艰难的障碍也在于文化”凹，签署文化协议、深化两岸的文化交流合作确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

还需指出的是，决定一种文化形态本质特征的是民族和人，而不是其它。因为文化与民族不可分，文化“孕育着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两岸中华文化的不同特色并非两岸文化的本质区别，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中华各民族融合、继承传统、不断演化、自行发展并与外来文化相互影响下的结晶。

五、对待文化差异应从大处着眼、换位思考

由上述可知，两岸文化均属于中华文化体质、大同小异，需要探讨的是：两岸究应如何对待彼此的文化差异?经验表明，文化相同有助于两岸走近，文化差异又提醒两岸保持距离，其结果造成一种不远不近、若即若离、欲近还离的混沌关系，不利于两岸关系的持久和平发展。

台湾因为自身的局限性，希望在经济上拥抱大陆，借助大陆求发展，但在文化上则自视“优越”，自认“唯有台湾，最有条件成为中华文化的领航者”，“台湾经验应可作为中国大陆未来发展的借镜”。大陆政策的实质，就是要以台湾模式引领大陆发展，促使大陆和平演变，在此之前维持两岸“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

大陆的既定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本世纪中叶挤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为此，希望先从经济文化入手进行自身的建设与两岸的交流融合，最终实现大中华的政治整合。因此，大陆对于台湾利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搞政经分离和文化渗透的做法颇为敏感，对台湾追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来对付中国大陆感觉不爽并保持一定的警惕。

笔者认为，目前双方立场之形成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均有可理解之处。台湾自视文化发展优越于大陆有其依据，两岸政治对立亦与制度观念形态的文化差异直接关联。大陆因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情况复杂、家底薄、发展不平衡等，不可能照搬台湾经验和西方发展模式亦很正常。要整合双方的立场，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能够良性循环，关键在于端正态度、换位思考和明确共同的奋斗目标。假设双方都能以民族复兴为重，以民本(不是民粹)为宗，从实际出发，相互理解，，取长补短，许多问题就不难解决或者可逐步解决。

从大陆方面来说，应该“以大事小以仁”，率先展示祖国大陆的博襟与中华民族延续五千年文明的自信，以海纳百川的姿态尊重包容台湾同胞的所思所想所为，承认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先行者，视台湾发展经验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虚心学习台湾的先进之处，通过交流合作逐步化解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的误解和敌视，努力寻求重建两岸共同的民族文化认同。

从台湾方面来说，则应看到自身在自然条件、发展品质上存在着不足，看到台湾的发展离不开大陆、两岸关系唇齿相依、休戚与共；应理解大陆“大有大的难处”，近代史上同样经历内忧外患的“悲情”，走过发展的弯路，付出沉痛的代价，渴望民族振兴、国强民富、再造中华文明的盛世辉煌，必须走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应明确两岸人民只有同心协力才能完成振兴中华的神圣使命，台湾的持久和平发展繁荣只有在中华振兴的大背景中才能实现和确保。

六、两岸观念文化的交流应尝试“相向而行”

香港《大公报》的社评认为，两岸关系的根本改善，千头万绪，离不开消除大陆与台湾之间50多年的隔阂与不信任，离不开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和谐相处。这就需要中华文化春风化雨的滋润和滴水穿石的工夫。以中华文化丰富的内涵和深邃的智慧，完全可以成为两岸和平发展事业的动力和重要支撑。这

方面的交流合作，不仅有良好扎实的基础，有民意民心的支持，也有宽和的政策环境，这些都将为两岸和平发展软实力的培育和壮大提供可行性，创造有利条件。笔者非常认同这种看法。

所谓“相向而行”就字面意义理解，是说对立的两造应互以对方为目标向中行进靠拢。两岸在价值观上只有“相向而行”，才有可能最终实现互利互惠和合，才可能使两岸关系永久走在和平发展、良性循环的轨道上。

首先，两岸观念文化交流“相向而行”应建立“三个明确”的共识，即：明确两岸的历史、地理、血缘、文化密不可分，两岸人民都是炎黄子孙、中华儿女，台湾与大陆都是两岸同胞共有的家园，两岸命运与共，谁也离不开谁；明确两岸都属于中华文化的范畴，两岸都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权利与义务；明确文化交流应秉持以人为本，以同胞为怀，以振兴中华、再造中华文明盛世为宗旨。

其次，“相向而行”应确立循序渐进的低中高级目标。

――低级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寻找并建立两岸在观念文化上的公约数，寻找并拓展共同话语，如以民为本、保护人权、完善民主、加强法治、惩恶扬善、平等相待、互利互惠、共创双赢等。

――中级目标是求同化异，即在交流的基础上增进了解和理解，进行换位思考，尝试尊重、包容、借鉴乃至欣赏与自己不同的价值观与思想行为方式，逐步缩小彼此在观念和情感认同上的差距，化解并解决争议。

――高级目标是追求和谐，即各种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平共处，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自然选择，进而在更高层次上达到两岸文化的融合与再造，重现中华文明的辉煌盛世，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与文明进步，树立新典范，作出新贡献。

最后，应把握“五不”原则。即：1、不做伤害或有损于两岸政治互信、伤害或有损于两岸人民共同利益的事情；2、不搞两岸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乃至所谓的“核心利益”的对抗；3、不操之过急、拔苗助长；4、不惟已独尊、固步自封、盲目否定和排斥一切与自己不同的文化形态；5、不在交流中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换言之，在文化交流中应努力做到以诚相待、理性务实、互相尊重、、自然选择。

七、结语

两岸关系在经历了近60年的冷战对峙之后，终于在2008年迎来了和平发展的曙光，并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取得了诸多历史性的大突破。在实现“大三通”、签署ECFA之后，进一步加强两岸文教交流与合作的议题已被提上议事日程，成为现阶段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必然选择。

如果说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两岸交流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交流”，“文化的交流要比其它任何领域的交流都更为深刻，更为长久”，那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长治久安、良性循环，就必须让文化交流与经济交流并重，让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并重，将文化交流建设融合贯穿于和平发展的全过程，与振兴中华同步。

第7篇：促进经济文化交流范文

关键词：蒙汉翻译 文化交流 作用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5）10（c）-0210-02

语言与文化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民族发展，因此，在各民族交往过程中，对语言的理解将成为推动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伴随着国家间经济、政治等活动的日趋频繁，不同民族与国家的文化渗透与交流得益于翻译。翻译作为不同语言相互转换的重要手段，在民族交往与国家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文化背景以及用语习惯的不同，要求翻译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因此，在翻译中，对于文化差异的正确理解和认知将决定翻译的水准。蒙汉翻译同样需要尊重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因此，两种语言的相互转换实现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

1 蒙汉翻译的民族文化特色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民俗，民风以及民情，构成了一个特有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被和建立，在未形成稳固的生活区域之前，与历史演变相携。伴随着民族与国家的发展，民族文化的日趋完善，为了互通有无，形成了贸易往来，在此过程中，语言的不通促使翻译的出现。在跨文化翻译中，注重民族文化特点，深入挖掘其内在的文化底蕴，对于文化交流以及经济、政治等社会活动往来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我国的成语故事《掩耳盗铃》，故事讲述了一个偷盗的人看中了一家人门上的铃铛，想将它偷取过来，可铃铛在碰触下会发出声音，容易被人发现，于是，这个偷盗的人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掩住自己的耳朵，就不会听到声音了，可想而知，偷盗的人很快就被人抓住了。这个故事的告知，不要做愚蠢而自欺欺人的人。如果对历史文化了解不够深入，那么，很难得出故事背后深刻的寓意。在蒙汉翻译中，译者对于两个不同民族的历史典故、朝代更迭、生活习惯等的了解，将决定着译文的欣赏性和研究价值。

2 蒙汉跨文化翻译的意义

蒙汉跨文化翻译在解决语言障碍的同时，也促使了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在人类语言形成之初，语言就与文化相互依存，这意味着语言的流通也将促使文化的交流。对于不同语言的翻译，在增进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使得不同文化间产生的碰撞，这种碰撞容易激发人们对不同文化的深入研究，由此引发文化交流的日渐频繁。在蒙汉文化交流中，翻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文化交流的意义上看，翻译对不同语言的构成以及使用条件有了一个全面的阐述，在思维层次上向人们揭示了文化的差异性，同时内在的文化信息又向人们阐释了一个民族的发展历史以及深远的民族文化，从而实现了文化的互通。

在蒙汉翻译中，对于语义的表述以及语法构成的研究，将决定译文的表述是否符合限定的文化背景[1]。例如：对于语法，从宏观的角度出发，译者要从主语和主题两个方面考虑译文的组合。汉语对于动作的发出者或实施者赋予了决定的权利，所以，具有强烈的主导作用，因此，在蒙汉翻译中，确定主语或主题，对于有效完成译文翻译具有重要的作用。

对于翻译的文化意义，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考虑。宏观可从文化层次上进行分析，而微观则是通过句子的构成来探究。在对语言的微观意义研究上，可从通过四种方式表现，即象形、映射、折射和暗示。我国对文字的运用手法极为丰富，人们在抒感、描写事物以及阐述观点的过程中，为了达到写作的目的，通常会借助修辞手法加强表现效果，因此，在蒙汉翻译中，对语言修辞手法的解读将加强翻译的感染力，从而使译文更为生动。

3 蒙汉翻译的文化传播功能

在各民族与国家交往中，语言上的交流让人们了解了彼此的生活习惯，文化背景以及风俗习惯等，从而使不同民族的文化得到了交流，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促进了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蒙汉两个民族很久以来就建立了友好的往来，在蒙汉交流的过程中，两个民族语言上的互通对于社会活动的友好进行创造了条件。蒙古广阔的草原赋予了那里的人们不畏艰难、积极进取、生态伦理的思想和民族精神，而汉族则以农耕为主，他们在耕作中收获希望和幸福，对赋予他们生命的土地极其热爱。在汉耕文化中，大儒思想让人们懂得了顺应农节耕作，才能有所收获，这也体现出了顺应自然发展规律的思想。在蒙汉翻译的过程中，两种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促使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等发生了改变，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民族间的交流更为顺畅，为建立良好的民族关系创造了条件[2]。蒙汉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上的交流，同时也是两个不同民族文化上的交流，对于文化差异的认知，将决定翻译的好坏，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坚持“文化传真”的原则，以构建良好的文化传播桥梁，使蒙汉文化能够相互影响，共同为民族发展贡献力量。

3.1 文化的凝聚功能

在不同的文化领域，文化的凝聚功能使得不同的文化具有了相同的文化传播主旨，通过对文化的凝聚使得民族间形成了和谐的发展氛围，对维护民族稳定以及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民族间文化的传播，使得文化不断吸纳新的事物，实现了文化的创新和丰富，在这一过程中，翻译作为重要的交流工具，将推动文化传播向着更为深远的方向发展。从某种角度上看，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相互转换，更是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传真”，所以说，翻译也是文化翻译，也只有这样，翻译才算完成了真正的使命。

蒙汉两个不同民族在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的过程中，建立了良好的民族关系，在社会活动交往过程中，翻译有效地避免了两民族文化差异造成的审美以及理解上的误区，进而突破了交流的瓶颈，使社会活动更为活跃。蒙汉翻译将文化交流变得顺畅，实现了不同民族在某以方面思想上的共通，所以，翻译的凝聚功能对民族核心文化的交流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3.2 文化教化功能

文化传播的受众者在对文化的感知中逐渐理解并接受不同文化的核心内容，从而自觉遵守该文化的要求，这就是文化教化功能的作用[3]。在跨文化交流中，翻译的目的不仅是让人们理解彼此的语言表述，同时也要让人们对彼此的文化能够认同，进而能够自觉地将该文化带入到自己的生活范围中影响他人，从而使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播，这也是翻译要达到的最高目标。在蒙汉文化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关注受众者的感知情况，并尽量让其接受文化熏陶，从而达到影响的目的。一般来说，译者要有强烈的文化意识，重视文化差异，才能发挥出蒙汉两种文化的教化功能。

4 结语

蒙汉翻译作为两个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在翻译的过程中需要对文化差异有足够的认知，这不仅能使翻译完成基本的作用，同时也能促使两个不同文化相互渗透和影响，从而使接受者能够受其影响并能够自觉接受这一文化的熏陶，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以推动不同的相互交流，为实现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促进贡献力量。蒙汉翻译是凝聚蒙汉两个民族的重要纽带，为促进民族间的友好发展，文化的相互交流有着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乌恩巴雅尔.浅谈蒙汉翻译工作[J].青年文学家，2015（20）：140.

第8篇：促进经济文化交流范文

摘要：公元七世纪到十三世纪中阿两大文明处于世界文明的顶端，在长达数百年间，中阿双方在文化经济领域的频繁交往，不仅促进了两大文明的繁荣和发展，而且加强了双方经济上的沟通与交流。唐宋时期中阿文明早期交往在人类文明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又有显著的特征。而之所以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主要得益于唐宋时期中国政府对阿拉伯地区的贸易优惠政策。在本篇文章中，我想浅谈一下唐宋时期采取了怎样的贸易优惠政策，为什么能够采取这样的正常以及采取这样政策带来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唐宋 中国政府 阿拉伯地区 贸易优惠政策

有句中国民谚说：基督教是洋人用枪子打进来的，佛典是印度大象驮进来的，伊斯兰教是阿拉伯商船和骆驼运进来的。这样的民谚既可以反映出唐宋时期中阿贸易交流的频繁及重要的作用。唐宋时期，由于东来的穆斯林的纳税是政府的重要收入，所以中国政府对其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国际贸易的优惠政策，其主要内容：（一）经济方面，唐代在经济上对穆斯林客商给予体恤照顾，而宋代则鼓励其扩大业务，多纳赋税。（二）政治方面，对穆斯林给予进身的机会和礼遇。唐宣宗（847—857）开始允许色目人参加科举，并规定了最低限度的录取名额，另外敕封积极进贡的蕃客，并对其因俗而制，树其蕃。长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三）社会生活方面：尊重蕃客的信仰习俗，认为这样有利于互市，在海外产生良好的影响。

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唐朝的开放经济与社会气氛及强大的综合国力，招徕了大量的穆斯林客商，而唐宋时期中国政府对阿拉伯地区之所以会采取贸易优惠政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1.政治方面

唐代开疆拓土，建立了东临日本，西至大东亚的大帝国。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国家的统一与政治上的稳定为贸易上的交往提供了基本的前提与保障。同时政府采取的开明的胸怀以及多样化的怀柔政策，使周边少数民族归附，同时灵活开放的对外政策，为中外经济交流打下坚实基础。政府以接纳的态度对待迥异于传统的唐代文化。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阿拉伯第二任哈里发奥斯曼派遣使者来到长安，此后阿拉伯帝国多次遣使来唐，从永徽二年到负元十四年（798年）的148年中，阿拉伯遣使来唐的次数多达39次。北太宗雍熙四年（987年）曾专派内侍八人分四批各网南海诸藩国做宣传，以吸引外商来华，继续执行对外开放政策。

2.经济方面

唐宋时期的农业手工业的进步，商品经济也适应交换的需要进一步发展起来。同时也加强了对外联系，促进中外经济交流。经济的繁荣为国际贸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长安洛阳扬州是当时最大的城市，国内外商人云集于此，兴贩贸易。尤其国际贸易给宋朝政府带来了巨额的财政收入使宋政府更加重视。宋代在广州，明州（宁波），杭州，泉州等地设立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市舶司的职责是管理舶商，征收舶税，收买舶货。官方专营“榷货”接待外商。由于来华的商贸频繁，他们通过海路与陆路把中国的瓷器，丝绸贩运到阿拉伯帝国，又运香料珠宝来华，从而形成了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这两条商路为大量的商品贸易提供了切实的条件与保障。这个横跨欧亚非的文化通道与贸易走廊，使中国与遥远的西方之间冲破地域的束缚，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文化交流，极大的丰富了经济社会生活。

3.社会生活方面

唐宋时期采取文化上的包容政策，以宽容接纳的态度对待伊斯兰文化，并不是其为异端。正是因为接收了与唐代传统文化迥异的外来文化，才能进而与其进行政治与经济上的交流，才能开展更加深入的经济活动。作为唐朝国都的长安，各国使者游客商贾云集；中亚西亚南亚的立法，语文，音乐，美术，舞蹈，医术，建筑艺术及各种宗教涌入，使长安成为各种域外文化汇聚中心。有人形容当时的长安为“胡化盛极一时”。同时唐宋时期政府对来华的商人予以妥善的招待，唐代开始对因商务而留下来的商人提供住处，称为“蕃坊”，其中设立蕃长，具有行政司法商务外交方面的职权，并允许一些特殊的政策，如进行宗教活动。蕃坊同时盛行于宋朝，这些都能反映出中阿友好交往的实况，更能说明唐宋时期对异域文明的尊重与宽容，及阿拉伯人民对华夏文明的向往与追求。

那么这样多方面深层次的国际贸易优惠政策在促进中阿贸易长远发展的方面产生了怎样重大的历史意义？

首先维护了当时世界的稳定与发展。唐宋王朝控制的疆域东临太平洋，西到葱岭的广阔土地，阿巴斯王朝东起葱岭，西临太平洋，形成横跨欧亚非的大国。公元7—13世纪是中阿文明的极盛时期。事实上，中阿双方的和平友好不但促进双方自身的繁荣与兴盛。而且有利于整个东方及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其次，在促进双方经济的繁荣，唐宋时期正值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时期，双方的经济交流使当时广州扬州泉州成为繁荣的港口城市，这些城市的市舶税收在财政收入中占很大比例，另一方面阿拉伯的巴格达，巴士拉也成为重要的港口，他们之间的经济往来是双赢互利的，增强了双方的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

而且，充实并丰富了中阿双方的文化。阿拉伯相对先进的天文医学建筑传入中国，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丰富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同时伊斯兰教的传入给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带来了新的文化价值观，直至后来影响中国十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在阿拉伯文化东传中国的同时，中国文化也西渐于阿拉伯地区，以四大发明为主要发展对象的丝绸之路传入阿拉伯地区，而后传入欧洲，为欧洲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提供了条件。可见唐宋时期中阿交往丰富了双方的文化，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从而也丰富了自己的文化。

回顾历史，中阿经济交流为经济交流为人类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特别是唐宋时期的中阿经济文化交流。这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中国政府采取的对阿拉伯地区的贸易优惠政策。因此，展望未来，在新的形势下的中阿双方应以和平的方式经济文化交流，共同促进双方经济文化交流，以史为鉴，进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喇敏学.阿拉伯文化基础教程[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第9篇：促进经济文化交流范文

关键词：张骞；西域；中外陶瓷；文化交流；贡献

中图分类号：J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3-0092-02

张骞通西域，乃中华民族的壮举之一。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他是中国历史上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是打开国门、从外国引进大量物种的科学家，也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艺术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各个方面都是有着巨大的贡献的。其中陶瓷文化交流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就称之为张骞在崇山峻中开辟出一条“陶瓷之路”！

一、张骞出使西域开通的“陶瓷之路”

今天，如果我们乘飞机西行，无论是去西亚、印度，还是欧洲，十分便利。然而，在遥远的古代，我们的先民们在西行时，不论是走陆路，还是走海路，都要花费不知多少倍的时间，也不知要克服多少艰难险阻。与外界交流的需要，促使我们的祖先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开通了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陆上通道及海上通道，这就是除著名的“丝绸之路”之外的“陶瓷之路”。

张骞出使西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和几个随从一路上经过了几个中亚国家，听到了张骞的描述，这些国家的国王们被东方的地大物博所吸引，更为东方的丝绸、瓷器等手工艺品所倾倒。他们都表示很乐意与汉朝通商。

张骞出使西域前，“丝绸之路”已经出现，中外商人不怕长途跋涉和艰难险阻，“丝绸之路”就是这样形成和改善的。“陶瓷之路”是个形象而且贴切的名字。在那个时代的世界，只有中国能够用陶瓷这种独特艺术文化在历史的舞台上演绎的国家。近年中国各地的考古发现表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陶瓷的生产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中国的陶瓷迄今仍是中国奉献给世界人民的最重要产品之一，它流传广远，涵盖了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种种贡献。因此，多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想给这条道路起了一个名字——　“陶瓷之路”。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中国船舶可到马来半岛、印度、斯里兰卡。“陶瓷之路”的基本走向是随同丝绸之路形成于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它东面的起点是西汉的首都长安（今西安），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汉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两道的分岔点就在楼兰。另外一条道路是，从皮山西南行，越悬渡（今巴基斯坦达丽尔），经罽宾（今阿富汗喀布尔）、乌弋山离（今锡斯坦），西南行至条支（在今波斯湾头）。如果从罽宾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转海路也可以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

这是自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以后形成的陶瓷之路的基本干道。除了陆上陶瓷之路外，从汉代开始，中国人就开通了从广东到印度去的航道。人们把这些海上贸易往来的各条航线，通称之为“海上陶瓷之路”。

在世界各地出土和保存的中国陶瓷器，主要有唐代越窑、长沙窑、青瓷、三彩陶器；宋代江西、福建、浙江、广东的青白瓷、青瓷、黑釉瓷；明清时期的青花瓷和彩瓷等。这些新资料，充分反映了“陶瓷之路”四通八达和陶瓷的贸易与文化交流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是汉人第一次到达中亚各国，打通了汉朝直接通往中亚的道路。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促进了汉朝和中亚各国的直接联系，双方使者往来不断，中国和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从此进入一个新时期。

二、张骞所在的汉代陶瓷艺术风格及陶瓷发展情况

秦汉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各地发现的秦汉时期的陶俑，如西安的兵马俑，以完美的艺术形式，生动逼真的神态，深刻地揭示了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体现了我国雕塑艺术现实主义传统久远和雕塑艺术的高度发展。陶制建筑材料的生产，无论是制品质量和花色品种，还是生产规模和烧造技术，都比战国时期有了显著的进步和扩大，在当时的陶业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低温铅陶釉的发明，是汉代陶瓷工艺的又一重大成就，它的应用和推广，为后来各种不同色调低温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在这个时期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商业的发达和城市的繁盛，更由于两汉近四百年的政治统一和文化的积累，制陶手工业表现了卓越的创造性。终于在东汉中、晚期，原始瓷发展为瓷器，取得了我国陶瓷生产史上划时代的伟大成就．完成了陶瓷工艺的一大飞跃。

西汉早期陶俑，塑造技艺高超，风格多彩多姿。汉出陶俑的塑造，在继承秦俑传统的同时，又吸收了战国以来楚地木俑的制作方法。汉代陶瓷雕塑，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

西汉中后期，陶塑艺术出现了新的风貌。塑造人物注重总的精神，整体感强，取大势，去繁缛，用高度概括的手法来表现。

三、张骞出使西域对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影响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虽然都没有达到最初预定的目的，但其意义和影响却远远超出他的直接使命。张骞出使西域，沟通了经过我国新疆地区到达西亚的交通要道，加强了汉朝与西域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功绩，将永载史册。

张骞通西域的意义，不仅丰富了中国人民的地理知识、扩大了人民的地理视野，而且直接促进了中国同西方物质文化交流，中国精美的手工艺品，特别是丝绸、玉器、陶瓷等传入西方，而西域的物产如葡萄、胡桃、石榴、大蒜等以及各种毛织品、毛皮、良马、鸵鸟等相继传入中国，西域的音乐、舞蹈、绘画、杂技也传入中国，对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张骞出使西域对当时各方面之影响：

1.　经济方面：中过之丝绸、漆器、铁器等大量远销西方；西域之马匹、宝石、香料、胡爪、葡萄等亦输入中国，令中西贸易得以拓展。

2.　艺术方面：罗马、波斯、印度及西域等地之音乐、睢刻、建筑、绘画等艺术相继东传，影响中国艺术的发展。

3.　宗教方面：佛教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东汉时，西域僧人等相继东来，翻译佛经，加速佛教的传播。

4.　交通方面：中交使节和商队络绎不绝。开辟了西域道。

5.　政治方面：奠定汉经营西域基础，汉朝印綬。

我在此主要阐述一下张骞出使西域对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影响。所谓的影响更重要的就是，他的贡献对后来中国陶瓷文化对周边国家以及其他国家、地区产生的重要影响以及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相互影响。如：对朝韩、日本、东南亚、西亚北非和欧洲陶瓷生产的影响，而国外的独特工艺也使得中国陶瓷得到进一步发展，使陶瓷文化走向世界。

《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这本书中反映了古代中国以陶瓷这种中国特有的商品向周边国家地区和西亚北非输出的概貌，并论述了这种贸易对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影响；作者最后还得出了古代中国曾经在经济和文化上对西域产生的巨大影响的结论。

中国陶瓷对世界文化艺术有着促进作用。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世界各国人民保持不同的风俗习惯，精美的中国陶瓷是巫术上的高级供品，东南亚居民认为漂亮的陶瓷可以媚神，清脆的声音可以通神，中国的陶瓷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陶瓷艺术创造了适应人类美好生活的各种需要品，具有工艺美术独立、完整的文化特质，方便、美化人类的生活。从历史的时间跨度和分布的地域跨度来看，陶瓷艺术的历史较之其他工艺美术就显得更为久远、丰厚。因此，陶瓷产品也更容易受到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多样化的陶瓷艺术风格。中国是陶瓷之国，“行于九域，施及外洋”，对世界的陶瓷文化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陶瓷对世界陶瓷的生产有着推动作用。中国越窑、龙泉窑青瓷，刑窑、定窑、德化白瓷，景德镇窑青白瓷、青花瓷、彩瓷，建阳、吉州窑黑瓷，对朝鲜、日本、越南、泰国、伊朗、土耳其、埃及、意大利、荷兰、法国、德国、英国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的陶瓷被视为神秘的工艺品，引起了海外诸国的共同探索和效仿。由东亚到西亚，由阿拉伯传入欧洲，又经欧洲传入美洲，在世界各国开花结果。

随着中国陶瓷销往世界各地，各国文化相互影响，陶瓷本身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不仅仅是中国陶瓷文化传入国外，同样我国也从国外引进了很多相关的艺术文化，其中国外颜料和工艺对中国陶瓷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及国外宗教与中国陶瓷之间产生的相互影响等等，这些在詹嘉所著的《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中都作了详细的介绍。

此外，我还认为，研究中外陶瓷文化交流必须从其时代、地域、民族、宗教和生活习尚诸方面去全面考察、分析陶瓷历史，研究陶瓷的证据，不只是陶瓷本身，证据来自不同的类型和途径，关键在人的勤奋博学与合作精神——理解陶瓷历史。只有通过现在才能正确地重构早已逝去的历史。并对古代工艺技术作出真正的科学评价——接近陶瓷的真正历史。我国古代，陶瓷曾通过著名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走向世界。当代，世界陶瓷技术的发展水平早已把我们抛在后边。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振兴，中国陶瓷正在重新走向世界，有信心重振陶瓷的历史雄风。

本文试图从张骞出使西域的贡献中对“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产生的影响”　出发，作一阐述。因为本人理论水平有限，容后再对这一点作更详细、更深层次阐释吧。文中有不当之处请专家指正。

参考文献：

[1]詹嘉著.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2][日]三上次男著.胡德芬译.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

[3]周世荣，魏止戈著．海外珍瓷与海底瓷都.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