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的美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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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自然科学的美范文

一、让学生产生审美心境

情境美是音乐教学情感化的基础和前提，教师依据音乐审美教育的目标和学生的心理特征，自觉地运用审美因素，按照音乐教学的审美规律精心地创设情境，能使学生在情感共振中获得美感体验。

1．创设艺术情境

在音乐教学中，让学生置身于优美的环境中，感受美的气息，能激发学生对艺术的向往，培养学生的审美情操。

如上音乐课时，教室墙壁上挂一些音乐图片，黑板上画一些动漫画，多媒体播放一些优雅画面，就能增强课堂的艺术气氛。组织教学时，教师亲切而真诚的问候，优美轻盈的背景音乐等，都会使学生感到轻松、和谐与愉快。学生在心情愉悦中会渴望学习，乐于表演。教师就可抓住学生的这一心理，将他们带入美的旋律之中。

2．创设奇妙的情境

情境教学贯穿于音乐教学的全过程，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激发学生的审美情愫，创设奇妙的情境用于教学内容中，会使原有的审美要素更加丰富多彩，产生更佳的宜人、感人、化人的审美效应。

如在教学《拾稻穗的小姑娘》一课时，教师精心制作了金黄色的头饰，绘制了金黄色田野里稻浪滚滚的图画，准备了学生们在金黄色田野里拾稻穗的镜头。学生置身于硕果累累的金秋意境中，他们用明亮的音乐，明快的节奏，演唱了《拾稻穗的小姑娘》，脸上也露出了像金灿灿的秋天那么美的笑容。学生在美的意境中，唱出了美的音色，取得了美的效果。

二、让学生参与审美活动

音乐让人赏心悦目，音乐教学的愉悦性，就是要变单调为丰富多彩，变刻板为生动活泼，变机械为愉快灵活。在教学中体现形象性、趣味性、愉悦性等一系列原则，让学生在活泼生动的环境中参与审美活动，就能酝酿出艺术情感，发掘出音乐的自然美、愉悦美。

1．提供良好的情感倾向

对于儿童来说，只要好玩的东西，有趣的活动，就会吸引他们的眼球。因此，在音乐教学中，教师有必要采用愉悦的教学方法，用趣味性的教学手段来吸引学生，让他们喜欢上音乐，让他们的情感倾向于音乐。

比如，在进行听节奏练习，解决歌曲难点的学习时，我设计了“开火车”的游戏：首先，课件出示“火车”及装满了“苹果”的四节车厢和音乐节奏。只有听对了“火车”节奏的学生才能卸下“苹果”。我将每个节奏响俩遍，请学生认真听，看看谁能把“苹果”搬下“车”。这样，学生就可以很快地从趣味游戏中快速而准确地听出节奏。

2．设计有趣的音乐活动

如在低年级的创作教学中，“旋律接龙”是学生最喜欢的教学方式。根据一位学生设计的旋律线“|×× ×××|”，我让学生一个一个地唱出|5 6 5 3 2|，|23 532|，|3 5 1 6 5|，|5 3 5 3 3|，|3 5 6 5 1|等。最后请大家谈谈所唱旋律是表现什么画面的意境的。每一位学生都有自己要赞美的事物，他们用美好的声音，优美的动作恰当地表现了音乐，在音乐活动中提高了对美好事物的表达能力。

三、让学生获得审美体验

情感美是音乐优化审美功效的重要标志，音乐是情感的艺术。在音乐教学中，教师要启发学生用感情去唱歌，在表演中移入情感，从中去感受音乐所表现的意境，体验音乐的美感。

1．运用情景交融

课堂上，设计一些生动活泼的情境，能激起学生的情感，在情景交融中，学生能快速进入角色，感知音乐的审美意境。

教学《过新年》时，我在教室中挂了灯笼、鞭炮，贴了大红门联等。当学生学完锣、鼓、镲后，我播放了《过新年》的音乐。当喜庆、热烈的音乐响起，学生们浮想联翩，有的舞起秧歌，有的敲起锣鼓。这样的情景交融，最生动地说明了情感在音乐审美中的作用。

2．加强律动、表演

音乐教学应建立在情感体验的过程中。音乐美靠表演发挥出来，在美妙的韵律中，学生或唱或舞，就能理解、感受到音乐的自然美。

律动可以提高学生的素质，发展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的个性。音乐课上，我经常鼓励学生根据歌词大意设计动作，让学生边歌边舞，或一个人领唱，其他人伴舞。

如在学唱《雨中》后，我让学生用自己的动作表现雨点儿的飘落。有的学生用旋转的动作表现雨点儿的快速落下；有的学生用小碎步表示毛毛细雨缓缓落下；还有的学生做出了用手捧着雨水的动作。在音乐的律动、表演中，学生们投入情感，释放潜能，同时也享受到了音乐带来的美感、。

第2篇：自然科学的美范文

在中学语文中，我们常遇到大量的描写自然山水，风土人情，表现祖国锦绣河山的如诗如画的美文，蕴含着丰富的自然美。教学时，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自然美来拓宽学生视野，调节学生心绪，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在平时教学中，我是从两个方面来指导学生欣赏自然美的。

（1）指导学生认真领会自然美的内涵和特点。自然美是指存在于自然界的事物的美。“所谓自然事物，也是指自然发生而不依赖于人或社会联系的纯自然的事物。”如雄伟的峨眉山，妩媚的西湖等。中学语文中的自然美具有以下几个特点：①课文中的自然美带有作者的主观色彩的特点。作者对现实中自然美的描写，不是纯客观的描摹，而是对自然物进行选择、想象、加工、创造过的，这些自然物必然带有作者的主观色彩，是人的本质力量在自然界对象化的自然，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产物，人与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②具有整体美的特点。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欣赏自然景物，常常受时空观的限制，难以获得自然美的全貌。而艺术作品中，由于有了艺术家的艰苦劳动，自然美的主要特征得到多方面、多层次的反映。因此，人们通过欣赏艺术作品，能够获得自然的整体美。③课文中的自然景物具有象征美的特点。这类自然景物，由于其外在特征与人的美好品格和精神相似，所以成为审美对象。茅盾的《白杨礼赞》中的白杨，由于有“笔直的干，笔直的枝”，“丫枝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是“虽在北方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因而是北方农民的象征，是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少的朴质、坚强、力求上进的精神的象征。欣赏这类“自然美”，要力求准确地把握作品中自然物的情感表现性，提示其象征意义。

（2）指导学生掌握常用的欣赏自然美的方法。①美读法。“美读”是感知语文教材的主要方式，是获得文章美感的主要途径。它把无声的文字变成有声的语言，入于眼，出于口，闻于耳，记于心。有声有色的美读，能渲染气氛，激感；能变无形为有形，变抽象为具体，变平面为立体。如教《，你在哪里》，本诗选择巍峨高山、辽阔大地、幽深森林、浩瀚海洋等自然景观作为寻找呼唤总理的处所，展现了一个博大、雄浑、壮阔的空间。美读时，要把深沉的哀思、如潮的激情与博大、雄浑、壮阔的空间联系起来，读出亲切深情的呼唤，倾诉出强烈的思念之情，才能领会作者选择这些自然景观的美处。②直观法。利用图片、科教片、插图等直观教具来帮助学生理解，增强学生欣赏自然美的能力。如教《苏州园林》，可利用彩色图片，把苏州园林亭台轩榭的布局、假山池沼的配合、花草树木的映衬、近景远景的层次以及角落的点缀、门窗的雕琢、颜色的调配等展现在学生的面前，增强学生的直观性，从而使学生欣赏到苏州园林的自然美和和谐美。③描绘法。教学时，学生不可能直观地看到教材中涉及的所有美好自然风景。在教学中，就靠教师利用简明生动的语言去描绘课文中的美景，让美景再现在学生的眼前。④想象法。欣赏自然美和欣赏艺术美一样，也要有丰富的想象力。任何欣赏活动，都是一种创造，是创造就少不了想象力的参与。没有想象，或者根本得不到美，或者虽能看到美但也只是有限的。如果想象参与自然美的欣赏，那么，自然物就会呈现出无穷的意味。如姚鼐的《登泰山记》中的“苍山负雪，明烛天南，”作者不言冰雪覆盖山，通过想象，却说青山背负着雪，赋予静态的青山以人的动态，用语新颖、传神。⑤移情法。所谓移情，就是主观情感向客观事物的表象移入，从而达到物我同一。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在这个例子中，艺术家把情感“投射”到被表现的对象中，把原本没有生命的自然现象和事物，幻化为有生命的东西，仿佛它们也有人的感觉、思想、情感、意志和活动，这样它们才感人至深，具有艺术的魅力。

总之，课文中的自然美，因经过作者的审美处理，比现实生活中的自然美更精致、更完美、更细腻、更激动人心，更给人以美感。所以，我们应充分利用自然美的特点和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去欣赏自然美，表现自然美，以期陶冶情操，启迪睿智，造就一代新人。

第3篇：自然科学的美范文

关键词：自然科学；美；课堂

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中物质的性质、变化和规律的一门学科，涵盖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知识点包罗万象，是初中课程中最能拓宽学生视野的一门学科。而现行的科学教育，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教学的价值取向产生了偏离。本文根据科学美的一般范畴，结合初中教材，简述蕴藏于自然科学知识和知识传授中的美。

一、简洁美

科学知识的简洁美，在数学形式表现的科学公式中得到最集中的体现。如爱因斯坦发现的质能方程E=mc2，它反映了物质的质量与能量之间的联系，其数学表达形式简洁无比，但却成为了指导人们进一步认识核反应规律和从核反应中获得巨大能量的基础理论，从这一点讲，它又是深刻的。在教学中，通过从核反应中原子核质量的变化并伴随释放或吸收巨大的能量，而原子核质量的变化与释放或吸收能量之间的关系却由E=mc2这样简洁的关系式所描述，可以使学生感悟到复杂的物理表象背后其关系式却透出无比的简洁美。

再如：门捷列夫发现并创立的元素周期表，其灵感来源简单的扑克。无事时排列扑克牌让他想起元素是否可以按顺序排列，随后他就付之于行动，于是，一项伟大的发现诞生了。排列的元素周期表是如此简单，但这个表格是在他“经过多次更精确的实验完善并维护了周期表的完美性，经历了一个‘真’必须服从‘简’的科学美的原则”之后完成的，是在不断地趋美求真、去繁求简中完善起来的。如此简单的元素周期表，却演绎出化学世界的神奇纷繁、千变万化，成为人类探素自然世界周期发展的金钥匙，从而使令人眼花的化学世界显示出有序而又简洁的本质。

二、对称美

天与地、阴与阳、上与下这些自古以来就有的对称，给人一种和谐、稳定、匀称的美感。科学的对称美源自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作用、运动、形态所具有的对称性。如，自然科学中的运动与静止、引力与斥力、匀速与变速、变力与恒力、反射与折射、溶解与结晶、液化与汽化，数学中的正与负、奇与偶、加与减、实数与虚数，等等，都是自然美的对称性反映。

这种自然界中的对称在教学中对学生的思维启示也有着重要作用。比如：对学生进行电磁波教学时，可以先给学生讲授变化的电场可以产生变化的磁场这一知识，然后提问：“变化的电场可以产生变化的磁场，而大家都知道，电和磁之间可以互相转化，并且电和磁的存在都可以不需要媒介，如果空中有一个变化的电场，那后面的情况会是怎样的呢？”学生通过对称性这一规律可以进行猜想：变化的电场产生变化的磁场，而变化的磁场又会产生变化的电场，这样互相转换，如果这种转换在空间上具有延续性，就会在空中不断地传播下去。这时教师再对电和磁之间的转化做一个简单的讲述，学生学起来就容易多了。

三、统一美

统一，给人以整齐、一致的美感，科学的统一美是物质在自然界中和谐统一的本质体现。在自然界中，各种不同甚至对立的自然事物和现象通过多种渠道联系在一起，呈现出和谐、统一的自然之美。万物归一是科学家探索未知世界过程中梦寐以求的最高目标。爱因思坦的相对论即是他追求统一美的结果。当时，牛顿力学相对性原理与麦克斯韦电磁学原理运用于运动物体时发生不对称的矛盾，爱因斯坦结合相对性原理和洛伦兹变换原理，成功地将两者统一起来，从而将经典力学中分立的时间、空间、物质、运动、时空等概念统一起来，建立了狭义相对论这一著名理论，并最终将经典力学中分立的质量与能量、动量与能量概念也统一了起来。

初中的自然科学知识，相对比较简单、基础，学生自己可能难以悟出知识的统一美，但对于一些知识，可以在教师的引导下让学生领悟这种统一性。如圆（球）形在自然界的普遍存在性必然与其特点相适应，就此，可以设计以下的问题：（1）从数学上讲，圆（球）形具有什么特点？（2）鹅卵石为什么是圆球形的？（3）地球为什么是圆球形的？星球为什么大多是圆球形的？星球的运动轨迹为什么大多也是圆的？（4）航天器材为什么很多都做成圆形的？彩虹为什么是圆弧形的？（5）如果没有重力，水滴会是什么形状，蜡烛燃烧的火焰是什么形状？为什么？（6）如果宇宙有边界的话，可能是什么样的边界？（7）在常见的形体中，什么样的形体最稳定？万物在宇宙之中，都想趋于什么状态？（8）词语“圆滑”一词由何而来？生活中它又有什么现实意义？

第4篇：自然科学的美范文

英文名称：Chinese Journal of Materials Research

主管单位：中国科学院

主办单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辽宁省沈阳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5-3093

国内刊号：21-1328/TG

邮发代号：8-185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7

期刊收录：

CA 化学文摘(美)(2009)

CBST 科学技术文献速报(日)(2009)

EI 工程索引(美)(2009)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2008)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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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荣誉：

中科双效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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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自然科学的美范文

关键词：社会科学方法论；康德；新康德主义；韦伯

自从苏格拉底提出探求真理的“辩证法”方法以来，方法论就一直是哲学认识论的重大问题，不过，近代以前的哲学家大都是方法论上的统一论者，他们认为人类无论研究自然、研究人、还是研究社会，其研究方法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都是方法论上的一元论者，他们无法想象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会有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研究方法。近代以后，一元论受到挑战，这种挑战源自两个背景，一个是科学方面的，另一个则源自哲学。从科学方面说，近代自然科学的崛起和胜利，使得科学方法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同时也出现了对这种科学方法的反弹，特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也日益凸现；从哲学方面看，近代认识论的特有论说，特别是其有关事实与价值的观点从哲学层面催生了社会科学方法论学说的产生。当然，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本文撇开了科学方面，仅从哲学方面作一些粗略的探讨。从哲学方面说，始于莱布尼茨、休谟等人的知识分类说以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区别的观点是为社会科学方法论之源起。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源起

哲学家们很早就对各门科学知识进行过分类，比如，亚里士多德就把各门科学分为理论的、实践的和制造的三大类，但它并未促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诞生，这主要是因为，（1）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知识分类说大都是基于研究对象的；（2）这种分类并未触及价值判断的特殊性问题；（3）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哲学家都是方法论上的一元论者，即都认为各门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宏观上和根本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自莱布尼茨以来，近代哲学家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古代的独特的知识分类说，正是这种知识分类说以及相关的价值判断问题成为了社会科学方法论得以成立的前提。

与古代的知识分类说不同，近代的知识分类说不是基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是基于一种判断、一种知识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不同，莱布尼茨率先提出了这种知识论，他说：“有两种真理：推理的真理和事实的真理。推理的真理是必然的，它们的反面是不可能的，事实的真理是偶然的，它们的反面是可能的。”①莱布尼茨的“两种真理论”意味着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和真理，一种是推理的、必然的知识，这种知识只需要依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即可证明为真，而且必然为真，另一种是事实的、偶然的知识，这种知识则需要借助外在的经验观察才能确定真假，而且这种真只具有或然性。

休谟则提出了与莱布尼茨几乎完全一致的知识分类理论，休谟说，科学知识或者是关于观念关系的知识，如数学和逻辑等形式科学。但与莱布尼茨不同的是，休谟知识分类说的本义是要明确科学知识的定义和范围，以表明什么是科学，什么是非科学，从而把一切非科学的东西从科学领域中清除出去。为此，他更进一步提出了将“是”与“应当”、“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作出严格区分的观点，即人们不可能从“是”推出“应当”来，“是”的判断（事实判断）与“应当”的判断（价值判断）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判断，因此，必须严格区分作为科学研究的事实领域与作为道德研究的价值领域（相当于现在的社会科学）。这样，休谟不仅进一步确定了基于判断之真理性的知识分类说，而且凸现了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一个核心问题——价值问题。

莱布尼茨和休谟的上述观点在康德哲学中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和深化，康德将知识分为先天分析知识、后天综合知识以及康德所独创的先天综合知识三大类，前两种知识分别对应于莱布尼茨和休谟的观念关系的必然知识和事实关系的或然知识，由于康德认识论的原意是如何证成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因此在这三种知识中，康德本人更重视第三种知识即先天综合知识，整部《纯粹理性批判》可以说都是对先天综合知识的论证，然而出乎康德意料的是，他的认识论中的前两种知识，先天分析知识和后天综合知识却得到了后世哲学家更多的认同和研究。

另一方面，康德的认识论有一个与休谟相同的目的，即为科学定性和划界，他是通过对人类理性认识能力的分析来进行论证的，康德一方面论证了科学（康德把它叫做“理论理性”）的价值和意义，在经验的范围内，科学真理（理论理性）具有普遍必然性，但若超出了经验的范围则科学（理论理性）必然陷入二律背反，成为一种先验幻象，这说明科学（理论理性）及科学真理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在科学的范围之外还有一片广阔的领域，这就是价值世界（康德把它叫做“实践理性”），康德与休谟一样，敏锐地触及到了科学的有限性和价值问题，但与休谟排拒价值世界不同，康德认为正是因为科学（理论理性）的有限性使得价值（实践理性）成为必要和可能，此所谓“扬弃知识，以便为信仰留下位置。”②在康德哲学中，在科学（理论理性）的范围之外是广阔的价值（实践理性）的领域，而且与科学（理论理性）的经验性、必然性相对应，人类的价值（实践理性）领域则是超验的、自由的王国，其重要性甚至在科学（理论理性）之上。因之，康德不只是区分了科学和价值，而且从哲学上对这两大领域都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研究，此举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意义极为重大，因为，在康德之前，人们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区别虽然早有认识，但这种区别 “并没有从基础上以哲学的方式建立起来。人们一般认为，一切知识都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由于自然科学的成就，特别是逻辑、数学和物理学知识的确定性，这些科学的规范、原则和哲学基础似乎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切科学知识的准则。就认识论而言，康德并没有超出这样一种观念。但是，康德的伟大之处在于为人的行为的可能性留出了一块自由的畛域。哲学所要证明的，不仅包括人们达到对于自然的普遍必然的认识的可能性，而且还包括人们意志自由的可能性，也就是独立于自然法则的自由法则的可能性。康德的这一观点虽然尚未涉及文化科学的各种具体学科，也未涉及文化科学一般方法论问题，但是为一切主张文化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思想提供了最基本的哲学根据，这就是人的行为的自由本性，人的行为以及由这种行为构成的社会的历史性。”③

综上所述，莱布尼茨以来的认识论有两个重要的观点，1，基于知识的形式特征（与经验有关还是无关）和真理性（必然真理还是或然真理）的近代特有的知识分类说，这种知识分类说将知识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经验无关的、具有必然性的逻辑——数学知识，另一类是与经验有关的、只有或然性的经验知识；2，与这种知识分类说密切相关的“价值论”，休谟和康德都区分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在科学领域之外划出了一片价值的领域，“价值论”特别强调了与逻辑和事实判断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不同，价值判断是主体的和主观的领域。近代认识论的第一个观点将包含了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排除在自然科学之外，不管作出这种分类的哲学家的主观意图如何，它在客观上确认了存在着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研究，导致了社会科学的独立存在。第二个观点以“价值”统摄社会科学，这不仅点出了社会科学的根本特征，而且对“价值判断”的分析讨论日后也成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命题，因此近代认识论的这两个观点事实上构筑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前提。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奠基

康德等人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观点是社会科学方法论得以建立的起点，也是一个获得今日学术界广泛认同的观点，但进一步而言，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事实与价值之分？特别是应该如何看待包含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则又是一个引发了广泛争议的问题，由是而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潮，因而康德之后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思想是沿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路径发展的，一种是主张社会科学科学化的实证主义，另一种是主张社会科学特殊性的历史主义，两种思潮都建基于休谟和康德的理论之上。

广义的实证主义包括圣西门、孔德、密尔、斯宾塞、马赫及逻辑实证主义等一系列人物和思潮，作为一种具有强烈科学主义倾向的哲学思潮，实证主义继承了休谟和康德哲学中有关只有逻辑和经验研究（自然科学）才是科学，价值判断并非科学的著名观点，从这一基本理念出发，实证主义认为，价值判断和社会科学或者根本就不是科学，或者必须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进行整合和分析。而自然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除了研究对象上的原因以外，研究方法上的优越性是一个关键因素，这种优越性使得自然科学的原则、规范和方法应该而且事实上是一切知识的准则，因此，社会科学要成为科学，只有使用统一的自然科学方法来分析和研究，实证主义与古代哲学家一样是方法论上的统一论者，认为只要是真正正确的、科学的方法就既可以认识自然，也可以认识人和社会。实证主义并未承认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社会科学研究有何特殊性，但实证主义仍对社会科学方法论有以下几项贡献：1、实证主义专门探讨了科学研究（包括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2、实证主义强烈主张社会科学应与自然科学一样具有经验性和科学性；3、具备了科学性的社会科学同时也应该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

对社会科学方法论作出了更大贡献的是新康德主义，这主要建基于这样的事实，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自然事实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社会事实之间存在着重大的、甚至是本质上的差异。相对于无目的、无意识的自然事实而言，社会事实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和意向性，因为社会事实都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人类行为的主观性、能动性、选择性和价值性都是客观的自然事实所不具备的。而且由于这种区别，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些最基本的方法，如实验法等实际上也无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加以运用。所以，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除了运用与自然科学相同的一些方法以外，也应该存在不同于自然研究的、社会研究的特定方法，也即有一种所谓“社会科学的逻辑”，新康德主义正是从这里出发，肇始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

首先是狄尔泰，狄尔泰一生的伟大抱负是完成所谓“历史理性批判”，他对历史和历史科学的独到见解开启了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真正建构。他先从存在论的角度区分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狄尔泰看来，以历史事物和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与以自然事物和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有着原则区别，自然科学以外在的物理世界为研究对象，而人文科学则以人的内在生命、人的精神世界为研究对象，自然的物理世界本身没有意义，或者其意义需要人去赋予，而人类生活则是有意义的，由于这种区别，因此，从研究方法上说，“在自然科学中，任何对规律性的认识只有通过可计量的东西才有可能，……在精神科学中，每一抽象原理归根到底都是通过与精神生活的联系获得自己的论证，而这种联系是在体验和理解中获得的。”④这就是说自然科学通过感觉、思维等外在的认识方式来进行，它是用因果关系描述和解释的科学，而人文科学则应通过人的精神活动内在地去领会，它是用将心比心式的心灵交互来体验的理解的科学。“社会事实是被人们从内部理解的。我们可以根据对我们自己状态的观察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它们在我们之中再现。我们理解它们，就可以通过爱和憎，通过我们激情的变换，而使历史世界再现。”⑤

与狄尔泰从存在论角度研究人文科学的特殊性不同，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代表人物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则主要从方法论的角度来探讨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社会科学）的区别。 文德尔班认为，由于自然“规律”是始终存在、反复出现、不断起作用的东西，因而自然科学使用普遍化的方法，目的在于寻找自然界的“规律”、“齐一性”、“共相”、“不变的形式”， 它是“制定规律”的科学。而历史“事件”则只有一次性、个别性和独特性，因而社会历史科学则使用个别化的方法，目的在于把某一过去的事件栩栩如生地再现于当前的观念之中， 它是“描述特征”的科学。

李凯尔特进一步从质料和形式两个方面区分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所谓“质料的分类原则”即从研究对象上来划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李凯尔特认为自然是那些从自身中生长起来的、自生自长的东西的总和。文化则或者是人们按照预定的目的生产出来的。在这里，价值是区分自然和文化的标准，而所谓价值就是独特性，一切自然的东西都是普遍的、重复的，因而没有价值，都不能从价值的观点加以考察。反之，一切文化产物之所以具有价值，在于它们的独特性，它们的一次性发生过程。⑥

与“质料的分类原则”相比，李凯尔特更强调“形式的分类原则”， 即从研究方法上来对科学进行分类。从研究方法上说，自然科学是试图从事物的普遍因素中形成普遍概念，因此，它必须采取“普遍化的方法”。文化科学所面对的是特殊的、一次性的研究对象，因此，它就只能采用“个别化的方法”。当我们从普遍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时，现实就是自然；当我们从个别性和特殊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时，现实就是历史和文化。

新康德主义从康德关于自然领域和自由领域相区别的观念出发，论证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之相互区别在存在论（狄尔泰）和方法论（李凯尔特）上的内在根据，指出了历史事实和文化现象与自然事实相比所具有的诸多特殊性，如价值性、个别性等，第一次明确地从学科类型上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文化科学）区分开来。同时，新康德主义还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比如：狄尔泰对“意义”的分析、对神入型理解的阐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对“价值”的强调、对个别化方法的探讨等等，这些成就一方面正式开启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另一方面，其中的许多观点后来都成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原则。

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确立

如果说新康德主义开启了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的话，那么，20世纪德国最伟大的思想家韦伯则把这种研究向纵深推进，并最终确立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框架和研究原则。

韦伯的方法论思想异常丰富，涉及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几乎所有的关键问题，首先是如何界定社会科学，划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界限，在这一点上，韦伯基本上接受了新康德主义的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应从存在论和方法论两个方面加以界定，社会科学既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更由于有着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而有其独特性。

其次，如何看待价值问题。自休谟、康德以来，“价值”乃是不同于“事实”的另一种判断和另一个领域，是社会科学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新康德主义更是以价值论为中心来建构人文社会科学，无论是韦伯时代还是在现代，价值问题都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问题，韦伯在价值问题上的观点是一方面强调价值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反对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反对用寻找“规律”等来取代社会科学在对象和方法上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反对德国唯心主义，坚持社会科学也是一门客观的经验科学，不赞成用直觉等含混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具体而言，韦伯的基本主张是试图将“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在方法论上统一起来。

韦伯认为社会科学首先是“价值关联”的，这表现为价值是社会科学形成的先决条件，也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别所在，同时，“价值关联”也表明社会科学家必定是在一定的价值观念的背景下去从事研究的，研究课题的选择和目标的确定与研究者的信仰、利益和偏见等密切相关。因此，价值关联既是建立社会科学的前提，又是解释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兴趣的根据，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分析则是价值关联的具体化，它具体地揭示了文化意义之所在，它们是经验分析必不可少的前提，但还不是经验科学本身。

如果说“价值关联”是社会科学得以确立的基本前提的话，那么，“价值中立”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它向社会科学提出了一个客观性的要求，这种要求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要求是一致的。区分事实分析和价值判断，将价值判断从科学认识中剔除出去，这个由休谟率先提出的原则在韦伯手上得到了明确而系统地阐述。

韦伯认为，前述价值关联的有效性只限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确立，它不能代替对实在所作的科学分析。韦伯一方面通过一些具体事例，如对当时流行的工团主义理论和信念的分析阐述了科学与价值的分野，另一方面，在《“价值中立”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意义》和《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等文中进一步从理论上证明“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这种观点是正确的。”⑦因之，“价值中立”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论原则表达了三种规范，（1）必须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区分开来，（2）价值判断无法取代科学认识，（3）科学知识也无法得出有关价值的结论。“价值中立”表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必须追求真理，必须满足客观性要求，学者不是先知，教师不是宣传家，讲台不是布道所，韦伯反复强调的这个原则如今已成为社会科学界大多数人的共识。

韦伯“价值中立”说的另一个意蕴是社会科学的价值论域没有事实领域那样的客观真理，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真理，无法在终极的意义上比较高下，价值论域是“诸神彼此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⑧真、善、美是无法统一的，正所谓“一事物之所以为神圣，不但不因其为不美所妨碍，而且唯其不美，方成其为神圣……一事物之所以为美，不但不因其有不善之处所妨碍，而且唯其有不善之处，方成其为美……一事物之可以为真，不但不因其为不美、不神圣、不善所妨碍，而且唯其为不美、不神圣、不善，方可成其为真……”⑨因此，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和终极信仰都是平等的，哪一个都无权宣称具有绝对的正确性和优先性，禀持不同价值信念的人均应相互理解和宽容。

韦伯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个贡献是提出了“理解”和“理想类型”两个研究范式。韦伯认为，“理解”或是合理性的，即逻辑的或数学的理解；或是神入的，即对他人心理和行为的重新体验。韦伯着重分析了神入性理解。神入性理解的必要性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如价值观念、终极目标、激情行为及所有的非理都很难用逻辑的方法来解释，而只能作神入式的理解。神入性理解的可能性在于在大致相同的环境下，人们会产生大致相同的内心活动，因此人们可以通过分析在被理解者所处的情景中将会出现的内心活动来类推他人的内心活动。当然，由于这种神入性理解不具备合理性理解的逻辑明晰、普遍性和规范性，因而其正确性和有效性始终是有争议的，不过，正如安德列斯基所说，尽管神入性理解有种种局限，但若无神入性理解，社会秩序在几秒钟内就会崩溃，因而它是无法从社会科学中排除出去的。⑩

“理想类型”是韦伯提出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个范式，韦伯认为，由于研究者面对的社会事实纷繁复杂，要做出接近真实的研究颇为不易，因此需要建构一套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概念系统，它是从历史事件中抽取和归纳出来的一种概念构架，是为了透视实在的因果关系而构造的非实在的因果关系，这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理想类型”。韦伯的“理想类型”论以及韦伯在他自己的研究中提出的几种“理想类型”：如新教伦理、科层制、三种统治形式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显示了巨大的力量，成为人们广泛使用的一种研究方法。

因休谟和康德提出事实和价值的分野而肇其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到韦伯时代已完成了初步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已经建立起来，并被广泛地运用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比如，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分离在今天已是学术界的共识，也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分类标准，经济学据此就有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分。又如，根据价值中立的研究原则，现代社会科学家都力求避免用价值判断来代替科学的实证研究，以求得研究结果的客观公正。另外，价值与事实的不同还表现在价值判断并没有事实判断那样的客观性，各种价值具有不可公度性，而社会科学研究又无法回避价值判断，因此在价值问题上，社会科学家要坚决反对和摒弃唯我独尊的沙文主义，坚持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平等对话的原则。

总括本文，从休谟到康德、从新康德主义到韦伯，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由是得以建立。

引文注释

①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M].商务印书馆，1975：488.

② 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M].人民出版社，2001：59.

③ 韩水法.韦伯.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37-38.

④ 转引自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人民出版社，2000：125.

⑤ 转引自韩水法.韦伯[M].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40.

⑥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M].商务印书馆，1986：20.

⑦ 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杨富斌译.华夏出版社，1999：100.

⑧ 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杨富斌译.华夏出版社，1999：28.

⑨ 转引自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255.

第6篇：自然科学的美范文

【关键词】社会科学；传播学；人文学科；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中国传播学作为一支晚生的学科，它来自于域外，速成于中国，其发展速度令人振奋，但是其内虚的体质却让我们担心它发展的持续性和未来成长空间。好在，中国传播学始终没有盲目乐观到失去起码的自省，这种可贵的自省一直伴随着中国传播学短暂的成长历史。这从今年来的关于传播学学科的一系列反思性文章以及讨论中都可以看出。由于中国传播学的特殊成长经历，对中国传播学进行反思，需要上溯到它的上游部位，即从其知识源头出发，对传播学的知识谱系进行整体性的观照。我认为，中国传播学存在的问题，除了受其自身主、客观条件的约束之外，也与传播学的域外处境有很大关系。与那些资深学科比起来，传播学在西方知识界先天不足，后天虚弱，其学科身份一直遭到质疑，其合法性基础比较脆弱。

一、传播学的合法性危机

传播学从其出生那天开始，就一直被身份危机的问题纠缠着。传播学的诞生，从社会需求来说，可谓是生逢其时。但从传播学学科权力的境遇来看，传播学又生不逢时，它出生于现代知识生产特别成熟的西方现代社会。传播学作为后来者，它在日益细化的学科家族中，在一个个历史悠久、知识积累异常丰富、学科规则业已成熟、知识权力巩固、具有相当话语权的强势学科面前，在知识权力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知识场域中，青涩的传播学面临着立足的困难。作为一门边缘和交叉学科，传播学是其他众学科的“余数”，是一个“剩余”的学科。在知识产生和传播过程中，充满着话语权力的争斗，知识权力的争夺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知识场域中的话语权力的博弈异常复杂，十分隐蔽。在西方知识场域中，传播学是一个后来者，它比新闻学还要晚。更何况，新闻学在血统分明，学术政治壁垒森严的西方知识场域中，根本就没有什么话语权可言。在一个个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前，传播学没有显赫的血统，又没有足够强大的知识突破力量，它的学科合法性如何建立起来？传播学要跻身于学科丛林，会面临合法性危机，所遭遇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传播学想要进入其中，并获得一席之地，取得起码的知识权力，首先必须拿出有说服力的知识话语，以赢得先入者的认同。但是，传播学作为其他学科的“余数”，很难在一个个知识理论巨无霸面前拿出足以垫起一个学科的理论。传播学的早期理论多是其他学科的衍生成果。比如，很多的传播学理论是出自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甚至数理学科。既然，传播学的主要家底是人家的，是靠其他学科援助支撑起来的，那么，传播学学科的合法性从何而来？

在传播学面前，耸立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大知识共同体。三大知识王国各有各的话语权力，各有自己一套成熟的话语体系，各有自己的知识生产逻辑和表达语法，也有它们自己的问题域和解释范式，具有相对成熟的知识传统。特别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两大知识共同体，具有悠久的知识谱系以及成熟的知识生产规范。在它们悠久的知识传统中，已经打下了坚固的话语权力基础。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知识生产上各有倚重，有各自不同的定义域和解释逻辑。自然科学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话语体系。对于自然科学而言，“按科学的方法”被看作是指“超然的、客观的、事实主导、方法论严密、文本限定”。在科学的语言游戏中，真正的知识是客观、外在的知识。真正的知识与所研究现象的主观的、变化的、内在不可靠的内心感受泾渭分明。科学作为知识的一种，掩盖和否认其创作者的社会以及其内心体验。[1]科学的积累结构是一个充满了像扭结那样短小连接点的组织结构；而人文学科的学术领域的组织结构却更多地是一种任意的网络，其上的任何一点都好像能与任何其他点连接起来。[2]由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知识生产逻辑的深刻差异，他们之间的战争也一直没有消停过。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以后，自然科学迅速发展，强烈冲击过去以人文传统为主的知识权力格局。人文科学不得不调整知识解释系统，比如实证主义思潮的兴起，与自然科学的强劲冲击有很大关系。不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知识权力上基本上处于均势状态。

后来，社会科学的迅速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知识权力平衡。相对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一个迟到的第三者。社会科学的迅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得自然科学之赐。早期社会学有一种“科学”冲动，希望像自然科学那些来研究社会。社会科学有一股模拟自然科学解释逻辑的冲动。受“科学”主义的蛊惑，社会科学试图要寻找诸如自然界规律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知识生产逻辑的偏爱打破了西方知识场域的权力平衡，引发社会科学自身的身份及合法性危机。本来，社会科学在其知识积累上应居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3]但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解释逻辑的倚重，引发人文科学的强烈质疑，同样也引起了社会科学内部有识之士的批评。

考量传播学的知识家底，不难发现，传播学的知识理论体系对社会科学的倚重是有目共睹的。传播学起家，多靠社会科学的支援。在很多传播学的理论家中，他们原初身份并不是传播学家，他们多出身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社会学科。不同学科的介入带来了传播学知识资源的多元杂陈。这种多元杂陈给传播学带来了诸多活力，同时也给传播学带来了麻烦：传播学学科的内在逻辑和核心语法无法建立起来。在传播学短暂的知识生产历史中，我们很难看到传播学的核心解释逻辑，看不到它的轴心范式。我们多看到一个个理论据点，却看不到各点连线后形成的稳定逻辑。缺乏这些，传播学的学科合法性如何建立？

传播学倚重社会科学，却并不能从社会科学那里获得多少合法性支持，更何况社会科学本身都存在合法性危机问题。处身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夹缝之中，社会科学的合法性根基是比较脆弱的。传播学知识资源和解释逻辑主要取自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本身的合法性都遭到质疑，那么传播学作为社会科学的支流，其合法性危机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对社会学及社会科学的合法性反思

如果没有外援，传播学的知识和理论根基就被掏空。因此，传播学的学科身份以及学科合法性是建立在其他学科之上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西方传播学演化历史来看，传播学知识体系主要来自于社会科学，其中主要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而在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对传播学的援助尤多。可见，传播学与社会学的亲缘关系更密切一些。我们今天反思传播学，不能不对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进行整体性反思。既然社会学是传播学的支柱性理论外援，传播学学科身份以及合法性基础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学。社会学的问题，特别是社会学的身份危机和合法性问题必然会影响传播学。下面我们就着重就社会科学中的重镇社会学谈谈社会学及社会科学所面临的危机。

社会学从其鼻祖孔德开始，就有一个“科学”迷思诱惑着这门学科。在社会学内部，长时间盘踞着一个十分执拗的意愿：社会学要像自然科学研究自然世界那样来研究人类社会。“科学”的迷思把社会学引向了一个很尴尬的境地。社会学的身份危机也多是因其“科学”迷思引起的。自然科学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模式和认知方式，同时还是一种社会进程。从历史上看，自然科学的成功是由众多因素引起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它所推崇的实证精神极大地满足了资本主义发展对于程序、效率的追求。在这种追求过程中，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得到极大张扬，使科学得以战胜文化中的其它力量而上升到主流地位。科学事业与资本主义逻辑相互推波助澜，科学所获得的权力最后归由方法来代言。[4]正因科学在西方现代语境下渐渐演变成日益强势的“主义”，科学就渐渐演变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成为一条捆绑科学精神的绳索。致使社会学深陷在科学主义的牢笼之中本能自拔。毕竟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它们的解释逻辑应该是不同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社会，是充满了主体张力的社会网络。对社会系统的解释，单靠冷冰冰的科学逻辑是难以周恰的。社会学作为准科学整个传统目标，是要达到对社会世界的最终的、共同的解释。社会学家当然不仅是局外观察者，他们也是自己文本创造出的真实中的参与者。整个社会建构起来的真实必然会与其他参与者的真实发生冲突，而且经常是根本性的冲突。[5]社会学家犯了采用科学的统一文本形式的错误。而他们本应该采用文本形式，展示文本的多样性。社会学家应该使用能反映社会生活文本多样性的文本形式。[6]社会学家对科学逻辑的偏爱造成了社会学理论的偏狭。本来，社会学试图把社会学变成一门“社会算术”，借助科学来垫高其合法性根基，通过科学的知识话语权来增强其学科话语权。但是，社会学的这种知识权力扩张策略，遭到了人文科学的质疑，同样也遭到了自然科学界的质疑。

在社会学内部，反对自然科学式方法论的声音也时有发生。 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就反对以自然科学的方式来理解社会学。其理由是：一是我们无法像了解自然世界中的客体或者事物那样了解社会或者“社会事实。”因为社会仅仅存在于人类自身的创造和再创造行为中。在社会理论中，我们不能把人类活动看作由因果关系所决定的事物，就像自然事物那样。只有从我所说的个体与制度逐渐的双重介入（doubleinvolvement）的角度，我们才能把握它们，也就是说，我们在创造社会的同时，社会也创造了我们。社会系统像一座建筑物，但时时刻刻被用来建筑它的每一块墙砖所重构。二是社会学的实践意涵也不能直接等同于科学的技术用途。原子不可能懂得科学家对它所做的解释，也不会根据科学家的知识改变自身行为。但是，人类却会这样。社会学与其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必然不同于自然科学与其对象的关系。[7]因此，有人认为,社会学追求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是徒劳的，甚至这么警告说：“社会学家称之为科学性的东西也是值得质疑的”。那种以科学标榜或者以科学为目标的科学社会学研究模式基本上借用上个实际物理学的研究模式。这种模式是机械论式的，同时也是决定论式的。因为它是按照一种直线性的因果关系，研究对孤立的对象产生影响的规律和规划。这样的审视排除了对象所处的环境，而且对象的环境被认为完全独立于其观察的条件。这样的审视从社会学的领域内排除了一切设想事件参与者、主体、责任、自由的可能性。科学社会学的悲剧在于它无法以实验的方式单独提取研究对象。我们是无法在社会结构中进行实验的。更何况组成社会结构的交互作用和反作用是如此复杂，很难将某个现象作为对象孤立起来。社会科学中的观察者既是个受到干扰的观察者，也是个起着干扰作用的观察者。[8]因此，从自然科学而来的外在的科学方法不足以使社会学成为科学。社会科学实际上是“非决定性科学”，其理论不能成功地预测独一无二的确定性结果。社会科学中正确的解释形式既非化约论的(non－reductionist),同时也非决定论的；这种解释形式所处理的现象不仅是多样性的和不规则的，而且也是有意向的和复杂的。[9]社会学中充满了意识形态的东西。[10]这些观点都在强调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殊性。社会是人的社会，而人是社会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形形的人组合成为内社会人，就很难用自然科学那种研究逻辑来解释，这就造成社会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社会学用化约论和决定论的逻辑来解释人的社会和社会的人，其说服力是值得怀疑的。

三、传播学建构学科合法性的其他途径

社会学是传播学知识理论的柱石。传播学学科合法性在相当程度上得助于社会学。但是，社会学及其社会科学的合法性危机都没有解决，那传播学合法性问题就值得存疑了。这里我们质疑传播学的学科合法性问题，并不是质疑那些具体的传播学理论的理论说服力。学科合法性除了依靠一系列具体的理论支撑之外，还需要有学科理论之间结构性逻辑的支撑，这种结构性逻辑将不同的知识点和理论节连接起来，形成学科话语的语法和范式。对于一个学科而言，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传播学除了从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那里获得合法性支持之外，它还会开掘其他合法性资源。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渠道：

一是从社会的实际应用中获得合法性支持。传播学后来在西方社会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传播学研究在社会上的实际需求。特别是战后西方社会对传播学研究的需求大增，大大刺激了传播学研究。传播学研究获得了大量的政府政策和财力支持，还有很多财团提供充沛的资金支持。大量的传播学研究成果及时转化到政府决策以及社会管理实践，取得了良好的现实效用。传播学研究在政府管理和社会控制中的广泛应用，为传播学赢得了空前的合法性支持。存在即是合理的。传播学既然在现实社会中很有用，这样的研究就应该有大力发展的理由。当然，这种实用主义的合法性解释遭到不少学者的尖锐批评。比如，凯利反对的是以控制论为代表、以社会控制为根本目的、以信息传递为基本观念、以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为基本模式的传播学。他推崇的是以人文价值为动因、以理解人及由人的活动所建构的社会关系并使之升华为目标的传播研究。他反对以社会控制为目的的传播学研究，推崇以人本主义的传播学研究。在美国，他推崇具有浓厚人文传统的芝加哥学派的传播学研究。[11]

二是与新闻学结盟，借助新闻学的合法性打造传播学学科的合法性基础。新闻学进入西方知识界也很晚。新闻业是一门实践性的行业，他是一门与社会打成一片的技艺。它对理论的兴趣比较淡薄。新闻学进入知识共同体，是以大学开设新闻专业为标志。新闻学浑身上下冒着热气，闯入知识殿堂，就遭到其他学科的歧视。新闻无学，不仅是中国知识界对新闻学的偏见。在西方，新闻学同样遭到“无学”论的鄙视。后来，新闻学凭借其社会声誉以及可贵的理论努力，获得了知识界的认可，其学科合法性性也有了初步基础。但总体而言，学科合法性还是不足的。传播学从社会科学中起身，获得“科学”合法性之后，即与新闻学联姻，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对于理论基础相对薄弱的新闻学而言，传播学的加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学理不足的欠缺。传播学从社会科学中搬运了很多理论资源，进入理论基础薄弱的新闻学，就给新闻学输出了很多理论血液。不过，传播学进入新闻学又产生了意料不到的后果。凯利对传播学进入新闻学引起的严重后果表示担忧。他尖锐地批判道：新兴的传播科学，为新闻教育带来了非常不幸的结果：一门控制的学科和以自由为精髓的新闻应当说水火不相容，但实际上它们却成了合作伙伴。殊不知，这门控制的学科并非关于启蒙和公民性的科学，并非是生长于社会之中的科学，并非为清晰我们的视野、扩大我们的选择、模拟我们实际面对的进退维谷、提高我们理解自己的细密而发展的科学，而是一个关于社会的科学，是为控制公民――哪怕是仁慈控制――而设立的科学。新闻已经失去了它作为一项民主的艺术所应有的独立，成为传播的一部分。[12]新闻业本来应该成为自由和民主的守护者，但是传播学进来以后，却让新闻传播学成为研究社会控制的学科。其结果是：传播学不但没有给自己的合法性加分，还给新闻学的合法性增加了麻烦。

三是从人文学科中汲取资源。传播学的知识理论主体来自于社会科学，但它也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借取理论资源。其中，对人文科学的吸纳也不少。比如，传播学中的批判学派理论，就具有很浓厚的人文色彩，吸收了很多人文学科的理论观点和解释框架。这就突破了传播学作为社会控制的学科限制，赋予传播学以启蒙的意义。传播学吸收人文学科理论资源，为其学科拓宽了合法性基础。但是，传播学中的人文资源与社会科学资源毕竟是两套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二者的语法结构悬殊甚大。两股绳子搓在一起，就会经常打架，从而削弱了一个学科话语体系的统一性。

注释：

[1]迈克尔•马尔凯：《科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5、46页。

[2]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43页。

[3]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45、46页。

[4]吴小英：《社会学危机的涵义》，《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

[5]迈克尔•马尔凯：《科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3页

[6]迈克尔•马尔凯：《科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4页

[7]安东尼•吉登斯著， 郭忠华译：《批判的社会学导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年， 第8-9页。

[8]艾德加•莫兰 阎素伟译：《社会学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10页 。

[9][美]詹姆斯•博曼著 李霞等译：《社会科学的新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页。

[10]艾德加•莫兰 阎素伟译：《社会学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2页 。

第7篇：自然科学的美范文

关键词：高职数学；人文素质

一、高职数学教学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的必要性

数学教育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培养，还在于让学生接受文化的传播、人文的熏陶，从而形成健全的技能体系和人格品质。抓住高职数学内容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培养学生良好的个性品质、较高的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具有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崇高的道德情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勇于开拓创新探索的一线高级应用型人才，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数学教育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素质教育

众所周知，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是自然科学最基本的语言。无论自然科学或是社会科学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将数学引入其内，并作为其深入研究的基础。然而，现代数学还有更本质的一面，有着包括美学和哲学等在内的深邃文化内涵。它们的价值已不再局限于社会的应用与功利方面。它对人们的理性思维与思辨能力的培养，智慧的启迪和潜在能动性与创造力的开发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高职数学教学中人文素质教育功能的体现

1.高职数学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教育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着4600多年的数学发展史，在我国的文化宝库里，数学的出现与发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成果卓著，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我国的九章算术中提出的正负数的概念、运算法则，现代数学家华罗庚为数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发起、推广的优选法，被广泛地应用于生产和科学试验，创造了很大的价值。在高职数学教育中，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贯穿这些真实典型的数学史实，激励学生奋发学习，帮助他们确定正确的人生目标，激发青年学生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2.高职数学教学中应体现数学美的教育

数学是一门艺术，因此要懂得欣赏它的美。数学家卡尔·弗雷德里希·高斯说过“数学是科学中的皇后”， 它具有简洁美（抽象美、符号美、统一美等）、和谐美（对称美、形式美等）、奇异美（有限美、神秘美等）。数学美向人们展示了数学极富魅力的一面，它让我们用美学的眼光来看待数学，让我们体会到数学中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高职数学教学只有结合教材内容，充分挖掘数学之美，才能诱发学生的审美情趣，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3.用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对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

高等数学中含有极其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因素，许多概念都是从客观现实中抽象出来的，遵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认识而产生、推导、归纳、概括、推广、发展。如导数的概念是由于研究“变速直线运动的瞬时速度、曲线上一点处切线斜率”等实际问题的需要，经过特殊到一般的分析与综合、具体到抽象而产生的，并且能够客观地刻画经济等众多领域内如边际成本等许多现象的规律，简便地解决了众多领域内大量的实际问题，因此在教学中利用这些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就可使学生从中体验和领会事物的绝对与相对、现象与本质等的辩证关系，对学生施行生动而具体的辩证唯物主义教育。

4.培养学生的数学应用思想，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

从社会职业岗位对未来人才需求的角度来看，未来的劳动者应该是具有一定的数学素养、应用能力、学习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可用型人才，可以胜任社会各方面的工作。高职数学教育不仅仅意味着使学生具有就业需要的数学知识和运算技能，而且还应该包括善于如何运用数学思维方式去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因此高职数学教学不仅要使学生掌握作为“工具”的基础知识和运算技能，而且还要着力加强学生“用数学”的意识，培养他们自觉地运用数学思维活动的观念、经验、方法去处理现实问题的品质，使其能够将之迁移到学习、工作、生活等多个领域中去。例如导数概念的教学，客观地刻画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经济等众多领域内电流强度、线密度、角速度、经济学中的边际成本、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等许多规律。让学生认识数学和人类社会的密切联系，体验到数学应用的人文价值，促进学生全面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第8篇：自然科学的美范文

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所需用的物理知识，不见得比所需的哲学思维多，爱因斯坦头脑中的哲学成分一直是人们的研究课题，因为是他成功地改变了后来者对宇宙时空观的看法。虽然在儿童时期，他的智力发育迟缓，但他那刨根问底的哲学探索精神使他对空间、时间的钻研比别人更深刻。他曾说，他受过斯宾诺莎哲学的影响，倾向于唯理化，但是他又始终注重实验事实，“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哲学理论思维。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根据恩格斯和列宁关于辩证自然观的思想，反对把粒子看做“物质的终极”，站在“物质具有无限层次”这一立场上致力于物质结构研究，l956年他提出了包括奇异粒子的复合模型，认为强子是由原子P、中子n和∧粒子这三种基础粒子组成的，“坂田模型”在解释和预言强子的性质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这是坂田昌一长期坚持自觉学习和运用自然辩证法的结果。

他写道:“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就像珠宝的光芒一样照耀着我四十年的研究生活。”［3］在牛顿时代，研究机械力学，没有辩证法相对来讲还过得去。然而，在今天，辩证法成为自然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方法。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离开了辩证法将寸步难行。现代科学的许多复杂问题不能单靠实验的方法来解决，要借助于想象力和哲学思维。例如，我们无法直接观测电子等许多基本粒子的实际运动状态，只能在一些模型或理论的基础上进行间接观测，而这种模型或理论的建立就需要哲学的帮助。关于几十亿光年以外的天体情况，几十亿年以前的宇宙状况等，都无法直接用实验来验证。各种宇宙学说的建立离不开哲学的指导。辩证法对现代科学的指导作用一天比一天重要。

人类借助于科学实验活动，把我们的认识从已知的此岸引向未知的彼岸，包含了观察、假设、推理、实验、论证、检验等阶段。在每个阶段中，以及从这一阶段转移到另一阶段时，都必须要有充分的依据、合理的原因、严谨的推理、科学的验证。归纳、演绎、类比、分析、综合的过程，就是对感性材料进行整理，通过科学抽象做出哲学概括的过程，这对整个科学实践活动起着一般方法论的作用，是最高层次的科学方法。地壳运动的板块模型的建立是现代地质学的重大发现。这之前经历了大陆漂移假说、海底扩张假说和板块构造学说三个阶段。最先把大陆漂移作为一个假说提出的德国气象学家魏格纳，设想全球的大陆曾经都连在一起，称之为“联合古陆”，并给出联合古陆破裂、漂移过程的图示。

魏格纳认为使大陆漂移的动力是地球自转的离心力及太阳和月亮产生的潮汐力。但是，地球物理学家的计算表明，这个力实在太小，不足以推动大陆的漂移。20世纪60年代，美国地质学家赫斯提出“海洋扩张假说”，他认为，大陆不是作为独立体运动的，而是与海底连在一起在地幔软流圈上移动。60年代末，在海底扩张说的基础上，美国的摩根、法国的勒比雄和英国的麦肯齐共同提出了“地球板块构造模型”，这一学说成为新的地球构造理论。从大陆漂移学说、海底扩张学说到地球板块构造学说，每一个学说的提出，都是从假设开始，在观察或实验方法无法企及的情况下，借助抽象思维的能力，反复分析、推理而概括得出的结论。所以，“概括”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在每一个阶段演进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从20世纪50年代起，带领数学工作者深入生产一线，潜心探索一条让数学更好地为发展国民经济服务的途径。

他在常年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概括为:大统筹、广优选、联运输、精统计、抓质量、理数据、建系统、策发展、抓工具、巧计算、重实践、明真理。凝练的36个字，处处闪烁着哲学思维的光芒，今天这套方法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哲学方法论在自然科学中的典型应用。事实证明，只有那些认真实践而又善于思索的人、善于概括总结的人，才有可能在科学探索中捷足先登，摘取科学之果，也才能成为推广科学成果、促进科学进步的强大力量。从这种探索过程中可以看到，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及其向各个领域的广泛渗透，尤其是数学方法的推广和应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横断学科的发展，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逐步相互渗透，日渐趋向统一。正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所指出的:“在现代科学技术中所用的研究方法也逐渐统一了，不能区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

由于理论思维的工作特点是抽象的理，不需要实验室，而是在头脑中运用科学的逻辑加工感性材料，突出了事物的主要特征，因而使人们更便于发挥科学抽象的作用，使理想形态的研究结果超越现有条件，指明研究的方向，形成对新事物的科学预见。因此，正确的理论思维能够对客观世界做出科学的预见。这些科学预见往往经过科学技术手段的进步，在一系列研究活动中得到证实，从而形成新的科学理论。通过哲学思维所进行的科学预见，在历史上非常之多。恩格斯运用辩证法对当时自然科学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做出了很有见解的分析，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预见，对机械运动中两种量变的争论做出了历史的总结，对原子可分、电子运动的物质基础、放射到太空中去的热能量重新集结，物理学和化学之间边缘科学的发展，人工合成蛋白质的可能，非细胞生命的存在等做了预见。

第9篇：自然科学的美范文

关键词：美学；人文品格；境界

美学，是大学中文本科专业的选修课。相比于中文专业文学史之类的课程，美学具有理论性强的特点。教师讲好美学不容易，需要调动起包括知识积累和人生经验在内的多种储备。关键是要实现美学从单纯的知识传授向人文精神的传释、人文意蕴的开掘等方面的转化。为此，在长期的美学教学中，我们主要作了以下探索。

一、体认美学学科的人文品格

对于美学学科本性的认识，是进入美学世界的一个理论性前提。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和一般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她的人文品格。所谓人文品格，强调的是美学与人的存在的关系。美学不是自然科学，因此不能用自然科学的一般逻辑演绎美学的学科知识。美学也不是一般的社会科学，一般社会科学无力回答人的自由、幸福以及人的生存性价值的问题。美学是从人的立场出发而对于世界的发现与理解，美学因此被划入人文学科。作为人文学科，美学表现为三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人的在场。无论是研究社会现象还是研究自然现象，人始终是美学须臾不可分离的在场。美学学科的旨趣，是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一种人文学的关照。因此，美学不能离开人而侈谈美的本质、美感以及艺术中的审美问题。古人所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也如是”（辛弃疾），“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柳宗元）等，都是具有鲜明的人文美学内涵的命题。第二，评价性。作为人文学科，美学表达的是对于自然事实、社会事实以及人文事实的一种评价性立场，事实陈述虽然也是美学话语的一部分，但构不成美学的核心关切，评价性才是美学应有的精神与气质。“这朵花是红的”与“这朵花是美的”在陈述上有着深刻的分别。前者是表达认知的知识学命题，后者则是表达理解的人文学命题。第三，体验性。同所有的人文学科一样，美学学科的学习和接受不能还原为一般知识的问题，知识的接受只能解决接受者的实在层面上的理性建构，却不能深入内心，转化为生命的养分。体验性，意味着接受者对于对象的知、意、情全身心的投入，是“同情的了解”与“心”的觉解。美学学科学习的成效，以学习者人生经验的丰富和人生境界的提升为检测标尺。因此，美学特别需要看待世界的“别一般智慧”，“另一双慧眼”。

基于上述理解，我们在美学教学别注重美学作为人文学科的意蕴传释，注重以美学的方式讲授美学的学科“知识”，由此带动了美学学科知识的更新和解释方式的转变。主要表现在：第一，以人的存在为逻辑起点构建美学的学科内容。美学作为学科，其赖以存在的根据是人的存在，美学领域的一切现象都应该从人的存在出发给予合理的说明。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美学不是说明世界存在的自然科学，而是关涉生活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的人生哲学。第二，对于美学独有方法的强调。既然美学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而是一门充满人文气息、富有人文精神的人文学科，那么，美学学科的知识传递就必然要采取一种有别于自然科学和一般社会科学的，属于美学自身独有的方法。美学固然可以采用人类研究问题共有的方法，如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思辩与实证、形而上的与形而下的方法等等，但这些方法不是美学学科独有的。我们标举美学学科的体验——解释学的方法。美学强调体验的先在性，体验是生命在场的方式，也是独有的属于美学的特殊的认知方式，在体验的世界里，生活的底蕴澄清起来。但美学又不能止于体验，还应该诗性地言说这体验。解释学作为理解的艺术，强调的正是体验之于理解的先在性，正可以经过批判改造而成为美学独特的方法。体验——解释学的方法，包含着对美学对象特殊性的尊重，也肯定了人的主体性尊严。它并不追求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明晰性和精确性，而只是在主体间性的交流中，推动人类自我生成的能力，创造人文的意义空间。第三，美学对人文精神的张扬。美学的讲堂里，应该飘扬起人文精神的旗帜，弥漫着人文的气息。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对人的存在的关怀，对于人的尊严的捍卫，对于人类命运的忧患，是对人的异化的抗拒，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当下中国正发生着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商业社会的深刻转型，相应地，人们的生活世界也发生着悄无声息的变化。一种平面化、官能化和快餐化的文化消费行为盛行起来，作为对人类精神世界最丰富、最深刻展示的文学艺术，也涌动着理想式微、崇高消隐、诗意淡化的暗潮，而欲望写作，“零度”叙事、“游戏”人生盛行起来。在这种情形下，美学对人文精神的张扬，正显示了积极回应社会文化挑战的昂扬姿态，是值得珍惜和尊重的。

显然，定位于人文学科的美学学科，具有与以往美学完全不同的气质禀赋。以往美学所以不能打动人，正是因为对于美学学科人文内容的不认识。美学疏离人，人也就疏离了美学。

二、转换美学的提问方式

传统美学经常问，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在我们看来，这样的提问是没有意义的。主观、客观，主体、客体都是同一的物质世界分化的结果，并且只有在本体论层面才具有分别的意义。对美的恰当提问不应该是追问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而应该问美是怎样的一种社会性质，美是什么。如果我们在主观、客观的框架里发问，你是用自然科学的、认识论的思维模式讨论美学问题。认识论框架里的美学提问，是传统美学或古典美学的特点，现代美学已经超越了主、客观的对立，而着力从本体论层面思索美学问题。

现代美学认为，美作为人的审美对象，不属于“知识”的范畴，不能像求“知识”那样去求美。自然科学家问水是什么，答曰水就是H2O。把H2O说清楚，水是什么的问题就解决了。如果问美是什么，依照上述路径以为提炼出了美的色素，就找到了美，那就很荒唐。因为，所谓美的色素绝不是说明事物之所以美的根据，不过是借以表现美的材料。材料是僵死的，而美则是灵动的。美不是物理的事实，以知识论的方式求解美学问题，获得的只是承载美的意蕴的物质载体而不是美。认识论，是人类思维发展的一个阶段，至今仍是我们认识事物的方式。但认识论在帮助我们认识事物的同时，也遮蔽了存在。哲学家海德格尔问，一个外在于事物的主体，怎么能够走进事物里去认识事物的性质？中国的佛学也讲，一旦你与世界建立起“分别心”，你看到的世界就改变了颜色。因为你是从一个外在于世界的角度看世界，你对世界喋喋不休，世界本身却缄默不语。海德格尔强调，人在认识世界之前，早就和世界融为一体了。所以，人和世界不分离。人所能认识的，只能是与人打交道的世界。现在科学技术非常发达，但是科学技术把很多东西抑制掉了，许多属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因素因为科技的进步而退化了。例如，钟表发明之前，人们通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方式来劳动、生活，人们和大自然之间关系极其密切，所谓“时辰”是根本不需要讨论的。空调发明之后人们淡化了春夏秋冬四季的概念，也对冷暖失去了知觉。有了汽车、火车和飞机等，距离就不是一个问题，见面就不再是困难的事，就很难再体会到孔子当年所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道理。科学技术进步产生的直接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人对生活、对大自然的感知力越来越弱，情感越来越冷漠。过去生活中有马拉松跑，现在只能在竞技场上才能见到。人没有能力回复到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原初的世界了。现代人的这种生存状态，正是美学家、哲学界痛心疾首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学的功能就显现出来了，它试图通过特殊的言说方式，把人引向一个未经分化的“原初世界”。

《庄子·天地》里有段话：

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

意思是说，黄帝到赤水的北岸游玩，回来时把玄珠（道）遗失了。于是派“知（理智）”、“离朱（感官）”和“喫诟（言辩）”去寻找，都没有找到，最后派“象罔”去找，却找到了。“象罔”中“象”是看得见的存在，“罔”是看不见的存在。“象罔”实际喻“有”与“无”的辩证关系，通过这种方式找到了道。说明道是完整的全息性的存在，不是概念、言辨、感觉经验所能把握的。把握道，需要一种特殊的智慧。老子告诉我们，不要过于推崇人类所掌握的知识，知识对人的解放是有限的，科学技术帮助人类摆脱了蒙昧，却无力回答人生的幸福与快乐。

美的可爱的幼芽是在知识、技术、工具、逻辑无力的地方生长出来的。这是因为美不是事物本然的属性，美是人对对象深情眷顾的意蕴生成，是神与物游，身与物化，是意象。宋代画家郭熙说：“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林泉高致·山水训》）四季山水经由人的关照而生动起来。大山不再是一座孤立的大山，而是经过艺术家审美观照的大山，是意象。所以，我们说，美在意象。意象不属于孤立的物，也不属于孤立的情，而是人与对象相互发现、相互照亮的一种新质。

我们再看梵高的《农鞋》。《农鞋》以意象的方式存储了梵高对人生、对世界的理解，这双鞋不是一个认知的、“有用的”对象，而是一个“有意味的形式”，是一个召唤的结构，是意象。海德格尔这样评价《农鞋》：

从农鞋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劳动者艰辛的步履显现出来。这硬邦邦、沉甸甸的破旧的农鞋里，聚集着她在寒风料峭中迈动在一望无际永远单调的田垄上的步履的坚韧和滞缓。鞋皮上粘着湿润而肥沃的泥土。夜幕降临，这双鞋底在田野小径上踽踽而行。在这农鞋里，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成熟谷物宁静馈赠及其在冬野的休闲荒漠中的无法阐释的冬冥，这器具聚焦着对面包稳固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那再次战胜了贫困的无言的喜悦，隐含着分娩时阵痛的哆嗦和死亡逼近的战栗。这器具归属大地，并在农妇的世界得到保存。[1]

经由海德格尔的解读，《农鞋》的意蕴复活起来。它超越了概念的抽象，克服了知识的僵硬，而向我们展开了一个世界。我们走进这个世界，意象就向我们生成了，这就是美。美在哪里？美就在活生生的意象里。

提问方式的转变，使我们获得了对于美学学科极大的解释空间。

三、将美学与人生问题贯通起来

美学应该有能力回答现实人生问题。因为美学本来就是一种人生哲学。为人生问题肩负起责任，不是外在于美学的要求。但是美学解释人生问题有自己的方式，她不是从实际功用角度解释人生的。从实际功用角度解释人生，人生就成了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回报的利益计较的过程。美学从理想性的高度审视人生，以“应然”的视角“挑剔”人生，以“可能世界”的塑造引领人生，以超越性的追求点亮人生。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认为：“人的生活世界的根本特性就在于，他总是生活在‘理想’的世界，总是向着‘可能性’行进，而不像动物那样只能被动地接受直接给予的‘事实’，从而永远不能超越‘现实性’的规定。”[2]他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即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动物只能对“信号”作出条件反射，人却能把这些“信号”改造成有意义的符号。人与动物虽然生活在同一个物理世界中，但人的生活世界完全不同于动物的自然世界。他引用康德的话说，生活在理想的世界，也就是把不可能的东西当作仿佛是可能的东西那样来处理。这些都是讲人的存在的理想性特点的。

当下人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理想性维度的缺失。人们似乎越来越不屑于讨论理想问题，物质主义和现世情怀作为一种弥散性的力量渗透在人们的观念里，而精神追求和精神生活则被冷落乃至被嘲笑。早在1816年，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就任海德堡大学校长发表的演讲时就曾指出：“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因为精神世界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3]不幸的是，黑格尔200年前的感慨，在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社会里部分被应验了。基于此，张扬人的存在的理想性维度，就是美学面对现实而提出来的一个有针对性的命题。

与人的存在的理想性要求相呼应，美天然具有理想性的品质。美的存在为我们呈现一种完美之境，引导人不断为之趋赴。审美既是审对象，更是审自己。审美判断包含应当如此的价值期盼。在对美的祈望中，我们超越了自我存在的有限性，领悟到那本真的诗性存在。

美学视野里的人生，具有丰富的况味。过一种有滋有味的生活，是美学对于人生特别强调的。囿于单纯的功利目标，人生的方方面面就显得粗糙、呆滞和有限。审美的人生旨在强调人在实现自己目标过程中的对于过程的欣赏，注重的是过程中的发现和发现的愉悦。例如，作为大教育家的孔子，许多人只是知道他的博大的教育思想，却很少注意他的独特的生命意识和审美情调。正是属于孔子的生命意识和审美情调，丰富、提升了孔子的精神境界和生命情怀。孔子虽然毕生守望他的政治理想，困顿之极仍然不改其志。但是孔子并没有因理想的难以实现而失去审美人生的维度 。他高度赞同曾点“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风于舞雩，咏而归”的理想，正说明孔子的世界是异常丰富的，他在“修、齐、治、平”的功利世界里，保持着超越的审美精神。所以，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审美家，正是因为有“吾与点也”的人生智慧，使得孔子思想成为我们可以欣赏并且进入到我们世界里的一种智慧。

再比如，美学对于爱情的解释。爱情是中外古今文学艺术描绘的对象，美学在阐释文学艺术中爱情现象时，就不能停留在对于文本的叙述与还原层面，还应该进一步提出爱情的纯粹性也就是爱情的理想性问题。这看似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实际却是通向人之成人过程中的不可缺少的精神维度。众所周知，现代文学史上金岳霖和林徽音，虽然没有走向“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归宿，多少年来却在丰富着、提升着我们对于爱情的理解。若以世俗的观点来看，金岳霖的爱情无果，不值得效仿，但是恰恰相反，金岳霖的爱情故事提供了一个我们审视爱情的新标准，那就是“爱就是爱”，爱不应有任何功利的计算，能在千万的人海中遇见自己所爱的人，就已经足够。美学的方式看爱情，爱情就不再是交换，不再是索取，而是主动的给予和奉献。这对于现世主义观念甚嚣尘上，“宁肯坐在宝马车上哭，也不愿骑着自行车笑”的沾满铜臭气的爱情观，是有着强烈的批判意义的。美学一旦介入现实人生，其意义就超出美学课程本身，而对于学生未来有长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对于学生而言美学不再是与己无关的枯燥的概念、定义，而是可以落实于生命中的一种态度。当他们遇到包括爱情在内的各种人生问题时，有了眺望未来的方向。

清人王夫之有云：

能兴即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

这是讲审美对于人生的意义的。在王夫之看来，没有审美介入的人生，简直是不值得过的人生。审美使我们摆脱了眼睛只盯着“在场”的局限性，获得了超越患得患失和狭隘功利计较的人生眼光，成为一个有境界、有胸次、有气象的人，世界因此而变得生动起来。显然，将美学与人生问题贯通起来，正可以使美学学科获得崭新的视野与瞩望未来的方向，从而产生“无用之大用”的效能。

参考文献：

[1] [德]海德格尔. 诗·语言·思[M]. 彭富春译.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35.

[2] [德]卡西尔著. 人论中译本序[M]. 甘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4.

[3] [德] 黑格尔著. 哲学史讲演录[M]. 贺麟，王太庆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