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污染概述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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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海洋污染概述范文

关键词：辽宁；直排口；现状；对策

1 概述

辽宁省海岸带东起鸭绿江，西至山海关老龙头，海域面积2.1万平方公里，近海水域面积6.8万平方公里[1]。近年来，随着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在促进全省经济加快发展同时，也给海洋环境带来一定影响[2]，尤其是对近岸海域的影响。近岸海域环境的污染主要是由陆源入海排污引起的[3]，目前各沿海城市大大小小的排污口正是海洋污染的主要来源。本文以辽宁省主要入海直排口为研究对象，统计分析各排污口污染物入海情况，对入海排污口水质进行评价，并对存在问题提出建议。

2 研究对象及评价方法

研究对象为辽宁省主要的入海直排口，包括工业直排口、综合直排口和市政直排口，每季度监测一次，监测指标包括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氮和总磷等。采用单因子评价法评价入海直排口中各污染因子，根据结果进行超标率评价，通过加权计算的方式，实现将不同来源、不同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进行比较，从而确定环境监控的重点目标。

3 结果与讨论

3.1 超标率评价

辽宁省主要入海直排口出现超标的污染物有化学需氧量、总磷、总氮、氨氮、生化需氧量等，其超标频次比率为20%、19.7%、19.2%、17.7%、16.9%（图1）。由此可见，辽宁直排海排污口面临着富营养化指标超标的问题。

3.2 入海量分析

直排口入海污染物中工I排污口占污水排放总量的41.8%，其次是综合排放口为38.5%，而污染物中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悬浮物、石油类、氨氮和总磷均是生活排放口占污水排放总量的最大比例，总氮主要来自于综合排放口（图2）。

3.3 主要污染物及污染源

采用等标污染负荷法分析辽宁省直排入海主要污染物为氨氮、总磷和化学需氧量，主要污染源为分布在大连湾的市政排污口D13、D36、D43、D51，主要是因为部分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海造成的。

4 对策

针对辽宁省主要入海直排口污染现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是对超标的污染物和污染源应加大监测频次；二是加大对重点直排源的环境监察力度，超标排放污染物的企业进行严厉处罚；三是对重点污染源安装在线监控设备，实现实时监控；四是对近岸海域直排口进行拉网式清查，打好基础对上游企业严格监管；五是制定和完善流域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和规划，降低直排海污染源污染排放强度。

参考文献

[1]严登华，何岩，王浩，等.辽宁近岸海域水质演化及对近海陆域生态水文格局的响应[J].海洋通报，2004，23（3）：54-60.

[2]王修林，.渤海主要化学污染物海洋环境容量[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45-47.

第2篇：海洋污染概述范文

关键词：公海；管辖权；问题；对策

公海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不属于任何国家的管辖范围内，这是公海区别于其他领海的本质特征。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推进，公海目前仍面临着海洋环境污染、海盗活动猖獗、走私、恐怖活动等国际犯罪行为，各国间海岛争端、海底资源开发矛盾等问题，因此，加强对公海的管辖势在必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公海管辖权主要包括普遍管辖权、属人管辖权和保护性管辖权。但是，当前公海管辖权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和思考。

1 公海概述

1.1人类对公海的认识

人类对公海的认识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由于古代人类的生产劳动能力低下，对海洋的开发能力十分低下，认为“天圆地方”，大地的四周都是海洋。古罗马出台了《优士丁尼法典》，其中规定了“海洋是公有之物”，认为所有的海洋都是公海。第二阶段，随着人类的生产力逐步提高，人类逐步认识到海上贸易的重要性，海洋日益成为人类重要的生存空间，人类开始进入领海时代，将海洋划分为沿海国范围没的领海部分和公海部分，确立了“领海之外即公海”的原则，公海的范围逐渐缩小。第三A段，在世界各国的齐力推动下，召开了国际海洋会议，制定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公海的范围作了明确界定，明确了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等新问题，形成了较为完整了国际上的海洋制度，公海面积大大缩小。

1.2公海的基本概念

根据1982年联合国制定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指出，公海不属于任何国家的管辖和支配，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对所有国家开放，任何国家都享有自由权利。除了各国领海、大陆架、专属经济区、毗连区等区域之外，其他区域均属于公海范围，“公海自由”是基本准则，任何国家可以在公海范围内进行自由活动，包括航行自由、铺设管道自由等等。

2 公海管辖权概述

一般情况而言，国家具有普遍管辖权、属人管辖权、保护性管辖权和属地管辖权。由于公海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属地，所以世界各国无法在公海范围内行驶属地管辖权，因此，公海管辖权一般泛指普遍管辖权、属人管辖权和保护性管辖权。

2.1普遍管辖权

各国在公海上行使普遍管辖权，主要是针对国际普遍承认的犯罪行为，主要包括贩卖、贩卖努力、海盗活动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所有国家应该一起合作，制止任何地方的海盗行为”，规定各国一起通力合作、制止海盗的义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还规定，“各国应采取措施，防止和惩罚准予悬挂该国旗帜的传播贩卖奴隶”，重点打击奴隶贩卖和贩卖的问题。世界各国主要通过登临权来实施普遍管辖权。如果认为某国的飞机、军舰、船舶等交通工作没有按要求悬挂国旗，可以通过登临权进行临检。

2.2属人管辖权

公海范围内进行属人管辖权的主要表现为“船旗国管辖”，主要对该国籍的船舶、人、事等进行管辖。对于悬挂一国国旗的船舶，应受到该国的管辖，对于悬挂两国及以上国旗的船舶，应视为无国籍船舶，任何国家都可以实行登临权检查。公海自由的核心在于“属人管辖权”，船旗国对于悬挂其国旗的船舶具有专属的管辖权。

2.3保护性管辖

保护性管辖权是针对公海水域污染情况而设置的，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远洋航海事业的不断发展，海洋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原来一般情况下，污染事故发生后，主要由船旗国进行管辖，由于船旗国考虑到自身利益，不免托推责任。保护性管辖权是指当发生水域污染后，由沿海国行使管辖权的一种方式，相对公平。

3 目前公海管辖权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3.1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利

公海管辖权中，普遍管辖权的原则从表面上看来较为平等，任何国家可以行使，但实际上只是海洋大国的“专属管辖权”。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海洋开发能力弱，无法远航到公海海域，勿论行使“普遍管辖权”；同时对于属人管辖权，虽然任何国家都可以行使登临权，扣押涉嫌犯罪行为的船舶，但是如果造成误判，要进行相应赔偿，许多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不高，不愿行使登临权，不愿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3.2管辖盲区

对于保护性管辖，当发生水域污染后，由沿海国行使管辖权，在实际行动中，一般是由船旗国、港口国和沿海国三者进行协调管辖，但是三者之间会存在一些交叉和盲区，造成管理的混乱，如“威望号”事件，大面积环境污染后，各国间相互推诿责任，造成相应责任主体缺失。

3.3公海管辖权存在问题的对策

正因为公海目前存在的问题，现有的公海管辖制度已经无法完全控制或者解决这些问题，对很多当前发展中国家是非常不利的现状，并不能够实现对多数国的保护意义，更不能够为整个世界的公海具有名副其实的保护意义。所以，改善现有的公海管辖制度，终结公海现有制度的量变，制定相对普适性的新制度，实现跨越达到制度的质变将是努力的方向。

因此，尽快建立普遍适合于全球各国利益的国际专门的公海管理机构非常必要。通过公海管理机构，更加系统、综合、完善地对公海上的违法行为，包括生态资源的破坏、渔业的肆意打捞、或奴隶贩卖等违法走私交易进行约束，并且，公海上的航行、运输等合法行为均需授权认证并登记备案。

国际公海组织机构的建立是必然需求，也是公海被统一管辖的必然发展趋势。建立科学权威强势的公海管辖组织能够有效抑制个别国家出于私利损害而危害国际社会利益的行为，保护公海公共生物资源，保护公海正常活动的有序进行，是全球人类利益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手段，为平衡本国利益与全球利益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焦传凯.试论公海管辖权面临的问题[J].南方论刊，2007，05：57-58.

[2]王宏斌.清代内外洋划分及其管辖问题研究――兼与西方领海观念比较[J].近代史研究，2015，03：67-89+161.

第3篇：海洋污染概述范文

关键词：环境工程；管理体系；现状；对策

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环境问题作为一种客观事实就开始存在。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提高，环境问题日益复杂与严重，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噪音污染、光污染、海洋污染等各种类型的环境污染问题层出不穷。环境工程管理体系属于环境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它本身就是为了应对环境污染问题而建立的，是人类与环境污染作斗争、捍卫我们的生存家园的重要体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环境工程管理体系建设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亟需解决。

一、环境工程的概述

环境工程就是指从事研究相关的环境污染问题和提高环境质量的一系列科学技术。因为环境工程在目前来说还是一门新兴学科，加之我国的环境工程研究起步较晚，所以我国的环境工程管理体系相对还很不完善，学科的研究领域还正在不断地开拓当中，关于学科的性质还存在着很多不同的声音，但是我们比较明确的是环境工程管理体系的核心就是环境污染问题的治理，研究的重点就是相关的防治技术。

二、环境工程管理体系的实施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重大环境因素评估不充分

建立重大环境因素的评估体系是一个环境工程项目进行实施的前提工作，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我国在建立环境因素的评价体系时还没有达成统一的评估标准，具体的评估指标不够全面，也缺乏一定的科学性与系统性，为接下来项目实施中的资金、方法、监控手段等埋下一定的不稳定因素，影响项目的顺利实施。

（二）缺乏优秀的环境工程管理人才

优秀的环境工程专业人才才是推动研究管理工作实现质的发展的真正动力，就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我国国民的环保意识还比较薄弱，对于环境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很初级的阶段，环境工程这个专业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还是一个十分陌生的领域，许多人并不会选择这种比较冷门的专业，各大高校在关于环境工程的院系设置上还比较少，所以我国十分缺乏优秀的环境工程管理人才。

（三）环境工程管理体系不完善

环境工程管理体系是一个独立科学的运行系统，从目标的设立、指标的确定评估、防治技术的研究、监测技术以及环境影响的评价都需要十分严谨的体系管理。而与之相对的是我国的环境工程管理体系还很不完善，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容易出现资金、方法、职责以及监测手段之间的不配合。

（四）缺乏相应的市场管理

环境工程作为一个新兴专业，相关的市场管理还很不完善，环境工程市场的准入规则还相对较低，政府、企业以及客户作为市场中的三大主体，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及相关的职能部门没有发挥宏观管理的作用，对于规范市场秩序、加强对环境工程市场的监督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对于有些企业或生产商来说，普遍存在着环保产品质量欠佳的问题。

（五）缺乏高效的监督机制

环境工程管理工作是一项十分复杂庞大的运行系统，要想获得良性运行与平稳发展必须建立相关的监督管理机制。环境工程管理的有序性、高效性与科学性都依赖于合理的监督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保障项目运行的高效运行。目前关于环境工程的监理制度、招投标制度以及验收制度等都没有完备的监督制度。

三、加强环境工程管理的对策

（一）重视环境因素的识别与评估工作

环境因素是活动进行生产、产品的生产与服务过程中作用在环境中的因素，它是环境工程管理体系的核心，也是我们对于重要环境因素进行识别的基础和前提。当前，对于环境因素进行识别的主要方式主要包括对环境因素来源进行识别以及对于环境因素性质进行识别等两种途径。

（二）完善环境工程管理体系建设

完善环境工程管理体系需要社会各方的积极参与，首先环保部门必须给予环境管理工作足够的政策支持，其次在进行与环境相关的任何重要的决策之前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试点工作。在资金方面，建立多方支持的多投资渠道，为环境工程项目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三）重视环境工程研究人才的培养

环境工程是一门新兴学科，随着我国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我们必须尽快加强对于环境工程的研究工作。对于各大高校来说，应该发挥积极的正功能，为环境工程研究输送大量的优秀的专业型人才，鼓励越来越多的人才走向我国环境工程建设的第一线。

（四）提高环境行业的市场准入门槛

我国的环境工程行业的市场管理一直以来都比较混乱，为了整顿环境市场，我们应当首先提高市场准入门槛，整合全部的环境工程资源，为环境工程市场制定更加规范合理的市场秩序。同时，我们还要建立环境工程管理体系的监督机制，加强监理、验收、影响评价等多种监督方式，实现环境工程管理的有效性

四、小结

环境问题已经上升为十分严峻的全球性问题，我们中国作为大国，更有责任与义务去积极进行环境污染防治工作。当前我们还处于环境工程管理研究的初始阶段，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本文通过相关研究与论述，提出可从环境因素识别、完善环境工程管理体系、人才培养、规范市场等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参考文献：

[1]周根华,张瑛,唐永贵.关于环境工程管理体系的研究.价值工程,2010,29（27）:57-57

第4篇：海洋污染概述范文

【关键词】水利工程；文明施工；环境保护

在整个水利工程的施工过程中，将在业主的领导下，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文明、环保施工的标准，全力以赴地搞好施工的文明和环保建设，创建一个文明整洁、科学有序的文明工地。

0 概述

1）基本原则与目标

始终坚持生产和环境保护的原则同步实施，还必须掌握抓生产环境，所有员工必须始终注重环保。预防污染，节能降耗，清洁生产，土建施工。

创建“安全文明型，健康环保型”施工现场，并实现了“美化，绿化，清洁，照明，硬化。”

为此，该项目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消除施工造成任何环境污染，使这个项目的范围，所有的建设必须保持环境质量，满足环境保护法及有关规定和要求。

2）管理组织机构

建立环境领导小组。由项目经理，副警力，各部门。在安全和环境保护部设办事处，安全和环境保护署负责的日常业务。

领导班子认真落实环境政策，法律和法规、批准的环境保护规划，提高各部门的环境管理责任制，定期研究解决环保问题的环保负责。组织和举办比赛环境检查活动，总结了环保和推广先进经验，实行对负责人的奖励、处罚意见和改进措施。

1 文明施工保证措施

水利工程施工现场文明施工保证措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成立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制定文明施工规定，分片包干进行现场文明施工管理，责任到人。加强文明建设宣传力度，民用建筑施工人员的教育，创造团结，进步，友爱的工作环境。每月组织文明施工检查，严格执行“文明建设奖励制度”。充分进行教育培训的施工队，以防止与当地居民发生纠纷。流动人员进入现场劳动，先登记，由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的人口管理。

（2）加强对赌博，迷信，打架，盗窃等违法违规行为的预防和管理，如果发现有必要，可以通过治安管理机关处置。

（3）现场参加劳动的人员，根据其不同的类型，不同岗位工作发放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如头盔，手套等，高温季节提供茶水，并准备防暑药。

（4）严格按照经业主批准的建设施工组织设计平面图，提高整体现场施工平面控制与调度管理，以确保现场的水，电，道路通畅，建筑原材料，成品，半成品，机械设备整齐。未经批准的其他领域面积不得堆放材料，设备，或任何侵占道路，场场容量分片包干，及时运送建筑垃圾。

（5）施工现场按规定设置六牌二图。其中，建筑标志应符合当地法规建设委员会文件，说明项目名称，项目负责人和竣工日期，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施工标志字迹要整齐，智能，挂在显眼的地方在施工现场入口处，并设立防雨篷。

（6）临时建设基地方位，布局合理，坚实牢固，临时生产区有明确的界限辅助标志，保持清洁，并定期考核。基地周围彩钢板连续设置的临时建筑墙体，项目设计门金属材料，大门两侧要有施工单位标志。

（7）施工现场场地平整，排水畅通，无泥，入口通畅，建设污水排放前经过沉淀；栅栏或铁丝网按“三个一”标准设置临时道路坚实平整，道路是高于自然地面为200mm。场时间清洗道路，干燥，多风的天气要及时浇水。严格按照批准的施工方案组织施工，根据施工进度，提高劳动，建筑设备和物料平衡，安全和有序建设。坚决贯彻执行工艺纪律，严格遵守施工过程中，加强各类工作的协调，组织衔接和交叉施工。

（8）材料进入现场，必须仔细放置，标志准确。特殊的材料和设备，应采取分别根据需要防晒，防潮，防冻，防腐蚀及其他措施。特殊材质材料颜色清除。预制构件存放整齐地堆放场，醒目的标志。

（9）安全消防设施全，施工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安全和消防法规，坚决杜绝违章指挥，违章操作，违章建筑，安全标志明显。施工的现场要随时根据完工情况，清理现场。项目完成后，及时清理现场所有临时设施和垃圾，交还场地。

（10）项目具有完整的质量保证体系和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严格按照施工图纸及说明书，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做好成品和半成品的保护。严格履行合同期间，精心组织，如期建设，真正做到各种施工记录，做到工程实体、交工资料、结算文件三同

。

2 环境保护措施

2.1 采取环境保护措施，以防止施工污水污染

（1）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可能污染周围环境。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油。机械和设备以及车辆沉箱领域所产生的泥浆和生活和办公垃圾。

（2）施工过程中使用的废油回收罐，准备施工机械和设备回收产生的废油。废水在基地的建设和预制混凝土施工现场安置良好的排水下水道和废水储存池的布局和建设，建设污水收集存储，集中处理。同样，办公室产生的生活污水，污水回收池的建设，集中无害化处理。

（3）在施工中严格执行下列规定：执行国家“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坚决防止任意排乱放污水，油和各种废物，禁止利用渗坑，渗井，裂隙排放，倾倒污水，建筑污水集中处理且必须符合环保要求之前流出，以防止污染附近水域；禁止排放入海垃圾，废物，废机油，酸和碱液体和其他有毒废物，禁止在水清洗设备或其他有毒污染物超过油容器；禁止排放或倾倒入海的任何过量的放射性废物和废水；抛石等水上施工作业，采取保护措施，以防止水的污染。所有船舶所产生的污水，以满足减排目标，并外排，并禁止海洋垃圾和废物，防止海洋污染。

2.2 采取空气污染保护措施，以防止灰尘

（1）土方施工粉尘污染主要是由于运输和装卸。山区可能发生的石粉尘污染负荷的限制石的石材供应商，含泥量控制。回填石产生的粉尘定期浇水通道，石覆盖着帆布运输和其他措施来控制它。

（2）工程主要工程机械燃料排放的空气污染排放造成的。施工机械和设备的燃料气体通过定期维修和保养，保持机械设备始终处于良好状态得到控制。

（3）在施工中严格执行下列规定：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气，粉尘必须注明“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的排放标准；禁止焚烧会产生有毒或恶臭气体；施工材料堆放和混凝土搅拌站，采取防尘，抑尘措施，以控制粉尘，随时浇水，以减少粉尘污染水平，为防止散装材料运输过程中的灰尘，用帆布遮盖，洒水应堆放覆盖，确保使用过程中不会漂浮在空气中到处飞扬。

2.3 采取环境保护措施，以防止噪音污染

（1）施工噪声主要来自大型机械及设备，如粘土压实机，搅拌桩和大型辅助施工设备的建设。

（2）在施工中严格执行下列规定：限制施工噪声排放标准，并严格执行项目相关的时间限制的位置；尽量减少施工机械造成的噪音污染，嘈杂的施工建设，需要对设备进行设置隔音罩隔音屏障，限制噪音的传播；途径城市建设应避免车辆按喇叭鸣号，尤其是在夜间，确保给附近居民提供一个安静的生活环境。

环境噪声对沿线敏感点的通行证，并沿着人口稠密地区，控制强噪声施工机械夜间的工作时间，以减少办公室，学校，居民区的影响。

2.4 采取环境保护措施，防止生态污染

施工应采取措施，以保护河流生态系统，禁止沿河排放废水保护饮用水源。禁止施工产生的弃土、垃圾和生活垃圾倾倒入河，工程机械油禁令，禁止排入水体河道内清洗车辆，工程机械和储存石油和其他污染物的容器，尽可能减少对河流的影响。混凝土搅拌站应设置在一个较低的长期主导风向，远离居民区等环境敏感区500米外的混合厂区应硬化，并保持湿润，搅拌设备应配备防尘设施。

第5篇：海洋污染概述范文

关键词：国际船舶登记制度；航运经济；正效应

国际船舶登记制度是以船舶为组织内的对象，以围绕船舶产生的各种法律关系的个体为客体，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一种船舶登记制度，是综合了传统严格型的船舶登记制度与开放型船舶登记制度的优点、摒弃双方的缺点，具有了很完整、无特大弊端的制度优势，就是这种优势使得该制度对于航运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正效应，而这种效应的发生最早被挪威等西方国家进行了准确的实践验证，证明了国际船舶登记制度能够对航运经济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并且也会对我国的航运经济起到促进作用。本文旨在对于这种正效应进行原因分析、初步论证的简单剖析。

一、国际船舶登记制度对航运经济产生正效应的原因分析

首先，国际船舶登记制度与严格型船舶登记制度对比来说，不仅保留了船旗国对国轮的必要控制权，还有很多制度优势，在登记条件上，国际船舶登记制度相对来说比较宽松，增强了船舶登记的号召力，简化了繁琐的登记手续更使得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使得登记流程很方便快捷，有利于船东及时的获得航行权；在雇佣人员上，国际船舶登记制度允许船东雇佣在一定比例协调下的低工资外国船员，降低了人员成本，同时又实行多项税费减免政策，都能很大程度上使船东降低运营费用，提高航运经济的竞争力和经济效益。

其次，国际船舶登记制度不但具有灵活性的特点，同时也不放松船旗国对船舶的有效管理和控制，进而实现船旗国与船舶之间的联系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有利于提高船旗国船队的技术水平，很大程度的减少了船舶登记过程的安全隐患，进而实现了登记制度的等级提升，促进航运经济的稳定健康的发展，并且对于航运安全和海洋环境保护的任务更为突出，能更好的维护国际航运的秩序。

二、国际船舶登记制度对航运经济产生正效应的实证案例论析

以航运经济较发展比较早的典型国家――挪威为例。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挪威日益僵化的严格型船舶登记制度及方便旗船队逐渐崩塌，导致挪威的国轮出现了大量移向海外的现象，致使挪威的国轮总吨位骤降了4000多万吨，因此挪威国家的航运经济受到重创。因此自上世界80年代后期开始，挪威为了恢复本国航运事业的复兴，积极推行船舶登记制度的改革。后来于1987年6月通过了《挪威船舶登记法》，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与实施国际船舶登记制度的国家，由此挪威成为了世界海运史上国轮载重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促进了航运事业快速发展，大大提高挪威的航运经济，推动了挪威GDP总量的大幅增加。

三、国际船舶登记制度对我国航运经济正效应的分析

1.有利于我国解决国轮移向海外的问题，避免航运税源大量流失

建立国际船舶登记制度对我国发展航运事业很有重要意义，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国轮大量外移到海外的情况，为我国的船舶行业提供更多的优惠，税收幅度大大调低，在促进我国航运收入增加的同时，使航运经济不断积累，进一步增加了我国的航运运力和航运模式，实现我国航运事业的发展与壮大。

2.有利于我国航运部门对国家资产及相关人员权益的保护更加有效

在建立国际船舶登记制度后，原先流失的国有船舶重新回归我国境内进行登记注册，实施严格的有效安全监管，大大消除了安全隐患，有效减少和避免海上事故和海洋污染等问题。并且。在对于船员的劳动权益上来说，不仅改善了工作环境，更提高了安全保障和法律保护，促使我国的航运劳资关系和谐。

3.有利于我国提高船舶制造检验的技术水平，改善整体技术情况

在建立了国际船舶登记制度能吸引大量高科技水平的船舶到我国进行登记和建造，有助于我国造船技术水平的提高，也促进了我国船舶检验的水平，使我国船舶制造和维修事业与国际水平接轨，投入到良心发展的循环中去。

4.有利于增强我国航运经济在世界的综合竞争力

该制度的建立一方面起到巨大的辐射作用，带动和推进我国船舶能够有秩序的进行登记、融资、买卖和管理等活动；另一方面促进我国积极的采取措施，强化对应服务，优化船舶业的配套设施建设，整体提高我国航运事业的发展水平。

四、结论

国际船舶登记制度是以规范船舶登记为目的、兼具了严格性与灵活性的法律法规形成的新型船舶国际登记制度，对于航运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正效应，这种效应的发生促进了世界范围内航运经济的发展，对于我国的航运经济起到促进作用，因此我国在2011年6月正式颁布了《天津北方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功能区建设方案》，授权天津的保税港作为我国建立国际船舶登记制度的首个试点。我国要牢牢把握这个契机，实现我国航运的飞跃发展，促进我国大国地位的巩固不败，提升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形象。

参考文献：

[1]杨海涛，黄靖辉.国际船舶登记制度对航运经济的正效应论析[J].中国商贸，2012，35：174-175.

第6篇：海洋污染概述范文

[关键词]后现代空间；荒野；黑暗生态学；台湾夜市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1-0068-09

[作者简介]黄逸民（1953—），男，台湾嘉义人，淡江大学英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美国原住民文学、生态文学与批评研究。（台湾新北 25137）

[译者简介]倪志升（1983—），男，台湾基隆人，淡江大学英文系博士生、讲师，主要从事城市空间研究。（台湾新北 25137）

Title： Wilderness in the Postmodern Space

Author： Huang Yiming

Abstract： In “Postmodernism and Space” by Julian Murphet， the global production and commodification of space is described a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an abstract representation of space [on the one hand] and an intensifying differentiation [of space] on the other”. This description， which is central to the ecocritical concerns of this paper， is analogous to the postmodern space of the OrganInc Compound and its complement， the pleeblands， in Canadian novelist Margaret Atwood’s novel Oryx and Crake. It evokes， also， the postmodern space of a recent exhibition space in Taiwan， the 2010 Taipei Flora Exposition， and the opposite and complement to this space， the “dark ecological” and “uncanny” place of the Taiwan night market. In critiquing the phenomenon of produc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the postmodern space and in defending the phenomenon of the night marke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urphet’s essay and ecocritic Timothy Morton’s book The Ecological Thought.

Key words： postmodern space； wildness； dark ecological； Taiwan night market

莫菲特（Julian Murphet）于《后现代主义与空间》一文中，将后现代空间视为持续增加“规范并控制人类身体为消费者”的空间；该空间的全球化生产和商品化的结果，被视为是空间的抽象化再现与强化差异性两者之间的矛盾①。莫菲特所言的后现代空间特性，为本文生态批评所关怀的核心，也与加拿大小说家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s）的小说《末世男女》（Oryx and Crake）中的奥根农场园区（OrganInc Compound），以及与园区相辅的杂市（pleedblands）所呈现的后现代空间紧密连结。此外，莫菲特的概念亦可解释2010年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的矛盾冲突，并释例台湾夜市所蕴含的“暗黑生态学”（dark ecology）与“诡异”（uncanny）之间的关连性。莫菲特运用后现代空间的理论，去评论那些受到严密控制的、受规范的和光彩夺目的种种带有“后现代”特色的空间，以及地方环境的“黑暗生态”。本文援用莫顿（Timothy Morton）的《生态思维》（The Ecological Thought）一书中的有关观点，批评后现代空间中生产与全球化的现象。②本文亦讨论海瑟（Ursula Heise）的“生态全球主义”（eco-cosmopolitanism），并分析《地方感知与全球感知》（Sense of Place and Sense of Planet）中的空间全球化，以及布依尔（Lawrence Buell）于《环境批评的未来》（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一书中所提出的地方与空间的二元并存概念。

阿特伍德的后现代小说《末世男女》，描绘体现出莫菲特所认知的后现代空间的生产，即“空间的抽象化再现”和“深化差异性”。小说所描述的奥根农场，呼应了莫菲特所提出的极度私有化的后现代空间：此世界中，仅有顶层与中间阶层的人民有权进入，包含小说主角吉米和克雷科。吉米的父亲告诉他，以前“城堡将你和弟兄们安全圈于其内，将其它人等排除其外”。吉米回问父亲：“所以我们是国王们与公爵们吗？”吉米的父亲笑着回答他：“没错。”③位于奥根农场园区的城市空间即为杂市，就物质面与象征性而言，相对于农场园区。奥根农场和杂市的空间分隔具现了莫菲特所称的“都会建设”，此建设仰赖“私人投资”且需要“切割所有其它‘不干净的’空间”。④阿特伍德如此描述杂市：“无尽的灰蒙蒙街道、无数的各类车辆，有些后面排出阵阵黑烟；数以千计的人们，匆忙着、欢笑着、鼓噪着……更不用提日渐荒唐的改变—药瘾者、盗匪、贫民与发疯的人。”

《末世男女》所描绘的奥根农场，亦体现了莫菲特所言的后现代空间特色，其中包含严密控制的环境和单一同质的空间。若以莫菲特的概念来看，奥根农场的空间是“干净的、抽象的、平淡的……被监控的”，它受到严密的规范，以更精密的形式控制着，例如“高科技监控”和“私人保全”。奥根农场也蕴含着鲍德里亚所定义的后现代性，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将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定义为“表象的胜利以及全然物品化胜过深层欲望”⑤。鲍德里亚以迪斯尼乐园为例，将其视为具备高度包容性（至少近年来而言）、极度商品化，且人为建构的空间。在《末世男女》中，犹如鲍德里亚形容迪斯尼乐园一般，吉米的妈妈将奥根农场园区描述为缺乏过往历史的“商品”和“主题游乐园”，也是个“过去永远回不来”的地方。

布依尔于《环境批评的未来》（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中，以较简洁的词汇“空间”定义莫菲特所称的后现代空间，并将“空间”一词对比“地方”。于生态批评范畴内，布依尔提倡推广“地方”，将其与“空间”并存。他认为“地方”对于环境保护者（环境人文主义者）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概念”。“地方”是深具价值的词汇，需要“重新定义并推广提倡”，倘若无法正视地方的“脆弱性”，则无法适当地（严谨地）建立地方的理论。①尽管地方的概念指向一个“在环境批评理论中丰富且纠结的场域”，有三个主要的面向能够切入或脉络化地方的概念：一是环境物质性面向，二是社会观感或社会建构面向，三是处理个人情感或连结的面向。布依尔在概述第二种面向时，确信地方概念“需要更进一步积极思考地方为实体环境的面向，不论是人造或是自然，皆同时由主体观点与制度化社会组织所构成”。布依尔引用生态女性哲学家普兰伍德（Val Plumwood）的论点，强调地方的文化/自然的同时并存——“地方敏锐性（place sensitivity）需要同时以情感与批判两种方式理解地方”——布依尔反对以忽略“地方概念所隐含文化/自然的矛盾”的方式来理解地方之概念。②

在布依尔的“空间/地方”讨论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地方物质性、居民对于地方的认同感，以及连结居民与地方的感受性因素，这三者已经渐渐被“跨在地性（translocal）、全球化的力量”消磨殆尽。他将此改变归咎于现今工业化资本主义。引用列菲伏尔（Henri Lefebvre）的理论，布依尔认为数世纪以来的现代化，“促使与地方的情感连结失去价值，最终被遗弃”。更甚者，现代化积极以“抽象空间”取代“地方”，例如发展“合宜的、雷同的人造景观郊区与都市空间”。③这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包括远离家乡的人数增加、传统空间逐渐去疆域化、依照“便利殖民与帝国管理方式”重新规划传统空间，并以“非地方”（non-place）取代并占据“地方”。布依尔的“非地方”概念出自欧杰（Marc Auge），欧杰认为“非地方”是“现今社会的特色”。④

布依尔坦言“我们”（享特权的西方人）深深受益于后现代工业化下的“非地方”。享特权的个体与各社会和政治阶层的人，皆在“非地方”出生与死亡，像是医院的“诊所场景”和私人与半私人的老年赡养机构。“居于其中”，个体与各阶层的人“穿梭于办公室、购物中心、俱乐部与交通设施之间，这些皆被设计成无害友善、且相互通用的空间”。布依尔引用欧杰提出之国际商务旅者的例子，认为这位旅者所感受到的舒适和幸福感，与“机场和飞机之间‘非地方’的适时交会”紧密相连。尽管如此，他认为这位国际商务旅者，是许多生态批评学者和他自己的缩影。他和这些人应该加强留意地方与其可能贡献的“抗拒政治”——相对于欧杰的“非地方”、鲍德里亚的迪斯尼乐园，和莫菲特的后现代空间——这个地方能抵抗“过剩的现代主义”（modernism’s excess）衍生出的空间殖民，包含消弭地方（place-unmaking）和建造空间（space-making）。同时，不为只强调地方为自然的旧时定义辩护，布依尔点出当代生态批评趋向以文化和自然交迭为定义地方的基础，进而建造地方。根据后者的观点，建造地方于现今世界扮演极重要的角色，因现存所谓自然空间往往无法独立于、远伫于或早于某民族或文化。文化渗入地方的比重，不亚于自然建造地方。

相较布依尔对于“地方”的拥护，身为生态批评学者与文化理论家的海瑟（Ursula Heise），则为“空间”辩护。海瑟的著作《地方感知与全球感知》（Sense of Place and Sense of Planet）详尽地研究全球化的现象。她提出生态世界主义（eco-cosmopolitanism），亦或是她所称的“全球环境公民身份”（environmental world citizenship），“试图于文化理论的领域中，恢复世界主义的阐释”。因此，她以正向的态度理解空间全球化，批判“对于在地过多的投资”。海瑟不否认地方确实于环境竞争中扮演要角，但她从文化理论“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概念，鼓励生态批评学者们与其它学者，将全球化空间视为提供人与人、社会与社会之间的连结。海瑟并鼓励生态批评学者和其它人正视全球去疆域化的挑战，并认清它所带来的“可能性”，以及可能伴随而来的“文化新激荡与眼界的拓展”。由此，她点出社会环境正义，不应仅“注重与地方的连结”，而是必须拥抱全球化，如此一来更能蒙其利而非受其害。只有从伦理、政治、负责任的角度面对全球化与去疆域化议题，才能进而理解疆域和体制相互间连结，与地球合而为一。①海瑟援用汤马修（Mitchell Thomashow）于《将生态圈带回家：学习了解全球环境变迁》（Bringing the Biosphere Home： Learning to Perceive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一书中的“全球生态学”（global ecology）概念，指出现今所谓的迁徙（migration）已经相当普遍而广泛，以致于不再将根源地方（rootedness in one place）的概念认为是“连系地方最自然的方式”。人们透过媒体，例如电视与网际网络，建立分享全球的信息网络。如此一来，一群人热切参与在地自然历史的情况就能够与他人分享，他人甚至能够拓展甚至传播这个经验。将“在地感修辞”（The sense-of-place rhetoric）视为无法传播亦无法复制的老式想法，已经成为“空洞的环境主义”，最糟可能招致一败涂地。汤马修提出“以地方为根基的流动”（place-based transience）和“离散的居住”（diasporic residency）这两个看似自相矛盾的词汇，藉以反应后现代现实。②

海瑟亦援用风险理论（risk theory）为后现代全球化空间辩护。于此，海瑟提醒我们勿对后现代空间轻篾讪笑，因为现今我们已深受后现代空间中的全球化与生产的影响。她认为当前最需要的并不是退而归返，亦非回归地方，而是向前迈进。藉由分享与输出在地知识，平衡后现代空间中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限制。她特别指出“跨地方性的风险感受”（translocal risk perception），认为它透露出世界主义的“黑暗面”，并且重新塑造“环境主义和其它面向的全球想象”。它们“一方面即阻碍环境主义运动，同时激发此运动”。它们确实激起广大的回响，也引起了诸类问题的知识开发，例如非原生物种入侵现有的在地生态系统、全球市场对于在地自然资源和农业经营方式的影响，以及海洋污染、酸雨、辐射微尘和全球暖化的影响。海瑟认为这些影响将可“预视新的社会运动与社会结构”，并且预先铺陈“以共同分担风险为基础的世界意识与居住型态”。以此，海瑟为“跨国家社群与政治”的空间全球化辩护。③

进一步援用风险理论，海瑟讨论环境文学中最受欢迎的文类，或称为叙事模版，意即“末日危机叙述”（apocalyptic narrative），认为此文类为“现代环境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风险沟通形式”。然而，海瑟认为，全球整体社群所面对的问题，需要更进一步的分析“权力分化与文化冲突”，而这是末日危机叙述所无法提供的。她认为“风险情境”（risk scenarios）能更有效的响应并参与环境问题。此外，标准的风险评估无法避免将受到“偏见、特定的利益及潜藏的价值结构”所影响；更有甚者，有些风险理论家只接受“不同程度的客观性”，而有些风险理论家则批判客观性为神话，将其视为“优越的知识科学”，但海瑟仍认为风险理论在处理环境问题上很有帮助。①海瑟主张，“客观风险实无道理可言”，任何攸关风险的决议“基本上皆属政治”。“风险之不可接受性”（unacceptability of acceptable risk）对海瑟而言毫无道理且充满政治性。再者，“‘无’选择—零受难、零偿还”的立场，绝无法进入“全然封闭的风险评估世界”②。除了提醒我们末日危机叙述的盲点之外，海瑟也警告由生态批评学者与环境主义学者（还有跟里根纳一样的物理学家）所提倡的“预警原则”。对于提倡此原则的人而言，风险理论与风险评估所使用的语言，只会模糊后现代空间所带来的危害，包括须以化学物质控制维持工业环境的一致性。海瑟虽然同意“预警原则的应用”应该被广泛使用，但她也指出此原则无法“通用延伸至所有生态与科技的风险情境”。

海瑟将末日危机叙述与其情境，以及风险叙述与其情境相互比较，置入后现代环境的框架中，处于紧密监控环境风险的后现代空间之中。海瑟评论风险叙述时提到：“在末日危机观点之下，彻底的毁灭就在前方，但却能由另一个未来的社会所取代；由风险观点来看，早已危机四伏。”海瑟指出，末日危机叙述的问题在于“未来替代社会”已无法被“预见”。相反地，风险理论督促我们“去了解风险情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并把它当作是现代社会和科技内含的面向”③。此类的情境早已跨越国界。海瑟引用风险理论家贝克（Ulrich Beck）的名言“贫穷是阶级的，而烟雾是民主的”，强调现今世界是个“风险社会。”④

海瑟不仅替空间全球化辩护，并进一步援用风险理论支持她的论证，她“不追随潮流但却追根究底”的辩护，响应了环境保护主义者与生态批评家们“过度聚焦颂扬”地方与在地居民。面于环境问题时，她警惕我们末日危机式的言语或“前景悲观”不愿尝试解决问题的态度。布依尔为地方辩护的方法，是为主流环境运动的看法。就此，本人认为该辩护方式代表地球上绝大多数人发言，所以我们不可以屏除略过之。必须了解的是，许多人仍然无法进入或被阻挡于后现代空间之外。阿特伍德《末世男女》以虚构的方式，描写世界上许多于生产、分层，并维护后现代空间过程中所受到剥削的人们及地方。克雷科与吉米离开属于奥根农场园区的后现代空间，进入宛如“巨大的培养皿，到处布满泥状物与具感染性血浆”的杂市冒险之前，他们都接种了疫苗。这趟旅行是为了测试新发明的节育药品。吉米询问克雷科：“从哪找到这些对象？……给临床实验？”克雷科笑答：“从贫穷的国家找来的。付他们几块钱，他们也搞不清洁自己吃下什么药。”不可否认，杂市充斥着疏离（alienation）、贫穷、剥削和不平等，部份起因于奥根农场园区的积极拓建。例如，吉米看到许多“穿着花枝招展的尼龙衣，或穿着短裤—身材健美的，还露出结实的大腿—还有的骑摩托车，穿梭于车流中。有各种肤色，各种身材都有”。尽管如此，（姑且不论阿特伍德以化和东方化的方式描写杂市，令人不禁联想到亚洲高密度拥挤的城市）这些地方有着后现代空间建立后已消失的特色。杂市与奥根农场园区有显着的差异——“有好多可以看的—有这么多东西在叫卖、兜售。”⑤杂市里的在地人彼此接触，在人与人、行动与行动、生命力之间——“彼此好接近，行走着、交谈着、忙着去某处”——与奥根农场的后现代空间有惊人的对比。

多数居住于杂市的人们仰赖地方的在地知识建构。海瑟于《地方感知与全球感知》（Sense of Place， Sense of Planet）一书中，提到在地知识或“居民所获得任何关于某地方的知识”，就“他们的而言是最琐细不重要的”；更有甚者，海瑟清楚定义在地知识为“大多数人视为嗜好的东西，也许有用且获得过程颇具娱乐性，但人们不需依靠其生存。”①以上概括描述海瑟所持论点，总括来说，她认为分享与输出在地知识，对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性问题相当重要。然而，此论点传达给读者的是，地方与制造地方在后现代情境中是多余且不合时宜的。相对于海瑟拥护空间全球化的立场，布依尔和莫菲特两者对地方的分析研究，较能代表表达那些被阻挡或无法进入后现代空间人们的利益。

莫菲特和布依尔皆再次肯定地方价值的主张，可借用来了解现今台北市政府“更新”台北夜市的计划之诸多问题。王干任于《公权力整顿毁了夜市文化》一文中写到：

难道新北市政府真的认为，一个完全没有流动摊贩，没有杂乱的观光夜市，才是台湾人乃至外国游客想要的吗？肮脏固然不好，某种程度的允许其存在却也是活力的象征。夜市本来就是市井小夜晚休闲活动的去处，本是一种下里巴人的粗俗文化，就是要有点吵、有点脏（只要不严重危害居民生活就好）才亲切可爱。被新北市政府强力整顿后的兴南夜市。趣味性尽失，人潮散尽，这难道就是想要的结果吗？

王干任所描述的台湾夜市不仅相当于阿特伍德的杂市，也等同于墨菲所论及的以自由资本主义为特征的后现代空间，亦可解读为一种“强化同构型、标准化、抹灭过去，并且摧残集体认同”的社会形式。全球化空间的生产与扩散，以及空间的同构型，在在深化了日常生活的纪律，而非带来解放。一如阿特伍德于《末世男女》中所描述的杂市，台湾的夜市同时吸引了当地游客和外来游客，不仅差异甚大，且相当混杂，这样的状况不时转换、形塑着地方场域。因此，这些地方在具备差异和杂揉的特性之时亦充满变化移动性，成为一种具有“神秘性”、“矛盾性”以及“昏暗性”的地方场域。②许多台湾夜市位处庙宇的邻近地区，他们的历史和存在紧系着当地的庙宇，关乎宗教仪式、节庆和当地的文化活动，而这些都是由当地居民所捐献发起的。倘若将夜市拆除，无可避免地将抹杀当地的历史、文化和认同。它们的保存将会发展为莫顿于《生态思维》中所陈述的“非固定的、奇异的、突变的、阴郁的，以及不可理解的生活形式”。在夜市里，“此处也具有彼处之特色”，深具“差异感”，并且有“异客和鬼魂”般的感觉。③

另一个可运用于此的概念正是莫顿所提及的“黑暗思维”亦或“黑暗生态”。为了回应莫顿早期的著作如《无自然的生态》（Ecology Without Nature）和2004年的论文《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ism），克拉克（Timothy Clark）认为，莫顿抛弃“自然”并非“是全面声称自然只是一种社会建构”，而是指“某种离奇的和难以预料的”事物（经常也是“令人仓皇失措的机械论”）。④台湾夜市可模拟为莫顿的“黑暗生态中的新生态美学”。这样的思维使我们不仅注意“环境意识中乐观的、肯定的修辞”，同时也不忘那些异于旧时生态观念中的自然，那些“反讽差异的阴郁世界”中的地方场域。夜市的价值正是踰越熟悉感与陌生感的边际，跨越美与丑、洁净与污秽的藩篱。“消极与反讽，以及丑陋与恐怖”，逼迫“我们具有同情心的存在，进而越过屈尊的怜悯”。⑤

莫珍特（Carolyn Merchant）以购物商场做为空间全球化和同质化的例子值得注意。她将商场视为等同于现代与后现代的花园，认为这样的后现代空间“不仅示例了人类所掌控的非人类空间，并且将自然再造成为一种犹如伊甸园的空间”。就像是一种“花园伦理”——实践与持有的空间，或是经过修剪的花园——“拒绝不受欢迎的自然物―野草、害虫和尘芥”，这座商场“剔除不受社会欢迎的”。①源自于美国的现象，“商场化”已然成为全球的现象。商场的空间和体系可定义为：

消毒后的环境、中央监视系统、限制噪音，并且有严格的行为规范来管束那些不受欢迎的、无家可归的，还有犯罪的社会份子，同时使年经人和老年人社会化，以便接受21新世纪的消费文化。②

莫珍特所描述的后现代商场空间，若与自相矛盾的后现代私有化展示场域，如2010年台北花卉博览会相提并论，则有诸多共同之处。这类的后现代空间于开放大众参观的期间，极尽广告之能事，自我宣传为一种仿若完美的伊甸花园。无视建造所需的巨额花费，以及环境保护团体的反对，该展览于2010年11月6日开幕，至2011年4月25日结束。它占据了好几英亩的旧有公地，过去的这片公地上曾经耸立了数以千计的原生树木和植物，是一个相对兴盛开放的自然原野空间。而今却为了兴建展览馆而惨遭根除，彻底消失。有关单位与厂商，由国外引进千百种花卉植物，以凸显展览场地的多样性。近乎九百万的访客购买门票进场，为的就是能够一览这座半私有化的空间。展期正式结束之后，大部分的进口花卉皆被铲除，展场则重新命名为台北展示公园，并保留部分的建筑。曾经被用来展示的千百种花草树木，已不复存在。无论是这座展示公园，亦或是先前的展览场，皆犹如莫珍特的购物商场，代表的是人类过度地“操控着非人类自然”。见过2012台北花博会之后，台湾诗人向明写了一首诗，名为《花博归来》：

一下子，这小小的灵魂

堆聚起如许多的品种改良

仿真的接枝

自体供营养

会想问，我那小小生存空间

能否也栽几株垂柳

未挡视线

一下子，这小小的自我

走进那么多花砌的琼楼玉宇

如婆娑世界

像人间天堂

仍存疑，我们这贫瘠的世间

有必要且这么奢华

铺张梦想

包德乐（Dean Brink）引用台湾诗人焦桐，认为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入侵往往披着理性和客观自主的外衣，假借进步文明之名，隐含背后之操控者。③此诗令人想起叶芝（W. B. Yeats）的《航向拜占庭》（Sailing to Byzantium）。诗末，叙述者似乎想被引导至一个全然人造的世界，一个由人造艺术所建构的世界，没有疾病、年老或死亡：“一但蜕去自然我便不再/由自然色相塑造自我形体/唯有希腊金匠锤炼而成/璀璨的镀金珐琅/才能唤醒欲眠的帝王。”此外，叙述者似乎了解这个工艺的世界并非生命，亦非免于死亡；反之，他不过是一种展现脱离世俗的欲望，试图摆脱无法全然理解以生命存在的意义。叶芝的叙述者恳求：“请将我心销损枯竭；欲念已病重/且束缚于垂死的兽身/不明自我；聚身/投入那永恒的工艺”。2012台北博览会中“由百花筑起的人造宫殿”，与叶芝的拜占庭或鲍德里亚的迪斯尼并无二致，犹如布依尔的非地方（non-place），或是莫珍特的购物中心。它也可比拟为史密斯（Mick Smith）所认为的后现代空间，是一个“普及的空间”，没有盘错的连结通往特定的地方和历史。①在成为伊甸园空间、新兴非地方，或后现代空间之前，这座公共的公园地并非井然有序，而是带有絮乱不羁，甚至是散乱荒废的韵味。它甚至是一个“污秽”之地。然而，它曾经是一个深系台北古早历史与过往记忆的地方，许多的人与当地的树木和动物，偕同城市形成了一股强劲的连结。

史密斯于《地方的伦理》（An Ethics of Place）中批判后现代主义者的环境主张与立场，认为理论丝毫摆脱不去现代主义和男性中心的沾染。因此，史密斯认为，后现代环境主义“提倡与当今理论霸权分道扬镳，并回归脉络化和较不抽象的思维模式及行动”②。史密斯并非否定理论“整体”，而是藉由讨论社会学者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提出的论点，认为布尔迪厄也许“过度乐观的相信理论能够完全掌握差异性”，史密斯认为，我们应当“再脉络化”理论。史密斯也认为我们已无法回到无理论或神秘的过去。因此，他认为理论及语言应激起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而非阻碍：“理论应唤醒且编织魔力并产生新的洞悉力，得以窥探这个魔法世界的真正价值。”③此外，他强调“情境性”的重要，他因此警告“现代性之全球化”，主张我们应避免“归纳异质差异，将所有的地方并置于单一同构型”。他认为“激进生态学”挑战了“所有自然空间已近乎被社会空间所取代”的看法，并进一步的将自然视为“一个积极参与自我生产、社会生产，以及道德价值生产的参与者”。④

史密斯所称呼的“激进生态学”，其中一个面向可能被认为是“后现代田园”。海瑟除了对该词语提出疑问之外，亦认为田园概念不足以作为生态学的典范，亦不可取代后现代空间。她提出“有系统的了解全球生态”，应是超越“以田园概念理解生态学”的方法。然而，如吉佛德（Terry Gifford）等著名生态批评家则认为，田园的概念远比字面上来得复杂许多，观点上的运用也非全然不合时宜。如吉佛德于《论田园》（Pastoral）一书所主张的“田园概念兴起回返的冲动”，在后现代世界而言，并非为过时或毫不重要的。⑤哈根（Graham Huggan）与迖芬（Helen Tiffin）皆同意这样的看法，他们引用吉佛德与咯勒德（Greg Garrard）的作品，强调田园概念的可行性与多功能性。对于哈根和迖芬而言，田园的概念在后殖民议题的脉络上，显得特别重要。虽然它的“激进潜能”时常受到“忽视”，它的理想化也常常被“嘲讽”，它依然是强而有力的“意识形态工具，应诺了多重的观点”。⑥坚持以田园作为“政治性功用”（political instrumentality），以及“后殖民田园”（postcolonial pastoral）的概念，它反映且实践了“人类根源的自然”议题，“调合了地方与无地方的可能，并且发现或想象了一处人类能够回应自然、重新形塑自然关系的居所”。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