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方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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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考古学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 古代西方科学 思辨性 博物学

毋庸置疑，古代西方科学的发展处于一种相对停滞的状态，在这种状况下，科学并不是以一种独立的面目出现，而是散乱的分布于哲学、博物学以及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但尽管如此，对古代西方科学的知识存在形式及其发展进行分析，无疑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

一、思辨的科学与科学的思辨性

科学是什么，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科学是现实的还是非现实的，对这样一些问题，并非要做出立场清晰的选择才意味着正确，事实上，这些不同争论恰恰反应和描述了科学的不同特质和侧面。而在其中，理性尤其是思辨是科学所绝对不可避免的方面，然后即使是面对理性本身，仍然面临着一些争论。这些争论会将思考更加引向深入。

现在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在中世纪结束之前，科学是从属于哲学或者神学的一部分，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并不能概括出同时期科学的全部特性。或许从知识的角度来说，这一时期的科学仅仅就表现为一种知识，还没有出现其它方面科学的特性。

既然如此，对于中世纪之前科学的分析，我们首先还是基于作为一种知识的判断，这样，对于科学的存在我们就可以大体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作为哲学的科学，这一部分科学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以及在后来的中世纪神学中，是从属于哲学或者神学的一部分。这主要是由于西方思辨理性的主客二分思想所形成，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思维视角主要是面向自然而非主要是人本身，这就必然包含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解释而非纯粹的先天的结论。与此同时，这种包含在哲学中的科学已经形成或者被主流哲学所认可，并非高枕无忧，在哲学体系中，仍然会受到思辨本身的检验或者其他哲学流派的否定和排斥。

也就是说，中世纪结束之前包含在哲学中的科学会受到思辨的考验，但应该予以确认的是，这种考验与检验只是出于形而上的思辨领域，并非是这些科学知识是否正确或者其现实作用如何。因为形而上的哲学在现实面前是超验的，当然包含在哲学中的科学也具有如此的特征。因此，哲学形态的科学所面临的考验就只能是哲学自洽和自身发展的考验。因为古代西方的科学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的，而理性自身是不断发展的，由此也带动西方哲学的发展。这样形而上的思辨哲学本来引起形而上的特性而具有相对封闭的性质，但思辨理性的演化发展却总在超验的哲学中不断推动思维及哲学本身的发展，因此，从历史上看，哲学思想总会因时代的不同而在不断变化，哲学语言与片段也总处于不断的分化组合中。这样作为哲学一部分的科学或者哲学形态的科学也处于不断的选择之中。

在相当程度上，中世纪之前的哲学的发展并不导致科学的相应发展，当然之所以科学得不到发展并不能完全归结于哲学或者神学束缚的原因，人们的认识能力水平限制，社会需求不足，科学与现实的互动关联缺乏是主要原因。当然，除了在知识体系上哲学对科学的束缚之外，另外最为主要的表现是哲学体系，尤其是中世纪神学对社会思想的控制和由此形成的强大的社会治理有关。不过中世纪仍然会被认为是精神与人文发展的时代，科学与人文是人类知识财富不可缺少的两部分，犹如鸟之双翼。而在今天，这两方面似乎在某些方面有所缺失和存在着矛盾的方面。

二、博物学的发展与古代科学

对于古代自然科学的存在，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存在于博物学中。博物学是一门非常古老的学科，几乎与哲学一样同时期产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博物学与哲学，同时也与后来的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了极其复杂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博物学与后来的近代自然科学有着完全不同的研究传统，近现代自然科学是建立在实证与实验的传统之上，科学知识有着严密的逻辑联系，是系统的理性论证的结果。近代自然科学是理性的产物，而这种理性可以称之为工具理性。博物学则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理性，它是基于对大自然宏观观察和分类的结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博物学也是对大自然的一种认识，是采用叙述的语言，对大自然的植物、动物和矿物的种类、分布、形成和生态进行系统描述。

如此，博物学研究传统同思辨理性和近代自然科学所具有的数理研究传统是不同的。相对于近代自然科学，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内容更加广泛，更加丰富，更加感性具体，而近代自然科学更加理性，更加深刻，更加抽象；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与人的主体观察，与人的存在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近代自然科学则主要基于人的理性思索，随着科学的发展，又主要同日益巨大的科学研究团体，同巨大的、精密的实验装置联系在一起；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和谐，把人也纳入到了整个自然系统之中，体现的是一种生态的、系统论、整体论的思想，而近代自然科学则体现为一种对自然的征服和改变，所以与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相比，近代自然科学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一种充满霸权意识的科学，它具有与社会统治体系相结合的倾向。所以从上述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是属于人的科学，而近代自然科学，则是人属于科学。因为高度理性化的近代自然科学，由于其严密的逻辑论证，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不是有人能够左右，相反由于近代自然科学对于自然物性的激发，出现了科技异化的现象，近代自然科学是由人创造的，却反过来又称为奴役人、统治人的一种异己的力量。

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一方面受到了思辨理性的指引，因为博物学是对自然界万事万物的整体观察与概括，离不开一定的整体思想和分类思想，所以博物学在一定程度上接住了思辨理性的一些结论，自身同哲学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同时博物学有在相当大程度上游离于哲学之外，在一定层面构成了哲学的边缘知识，甚至脱离哲学，成为形而下的社会现实与世俗知识，这样，这种系统的知识就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某种实用性和工具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人类生活的发展与进步。

关于博物学，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古代也具有较为显著的博物学传统，这一传统到魏晋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博物学家，如陆玑、张华、郭璞等人，经过他们的整理研究，形成了较为系统和完整的名物学、本草学、地志学、农学等等，这些知识具有非常强的知识累积的特征和实用性、志异性特点，对后世影响较大。而博物学之所以在中国能够有较大的发展，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感性直观，轻逻辑理性思维是密不可分的。

而在西方，建立在理性思维和严密的逻辑基础上的近代自然科学兴起以后，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在近代初期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但随着近代自然科学迅速发展和在社会体制及社会意识领域话语霸权的建立，博物学这种与现代自然科学研究传统完全不同的知识形态很快就衰落了，甚至在科学发展视野中几近完全消失。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今天的科学知识中，天文学、生物学、地质地理学、气象学甚至人类学等等学科的相当部分基础知识仍然具有博物学传统，其基础知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早期的博物学知识。

三、古代技术中的科学及其内在发展

在古代西方科学知识的存在形式中，非常重要的还包括古代技术中的科学，这事实上代表了科学发展的另外一种传统――工匠传统。当然在科学发展过程中所谓的学院传统和工匠传统，事实上，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两者几乎是完全割裂的，直到近代自然科学兴起以后，科学与技术才逐渐形成密切的联系，而科学研究的学院传统与工匠传统才呈现出越来越密切的联系。

科学甚至也包括技术本身隐含在工匠的技艺和经验中，以各类产品的方式体现出来，这是一种自然状态的科学，之所以以“自然”标注这种科学形式，这是因为，潜含在工匠经验与生产过程中的这种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以系统化的知识形态以显性的方式存在，而是以默会知识的形式存在，这样这种科学知识也包括技术本身因为这种原因的存在，就不可能以自觉和自我发展的形式存在，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知识不具有记忆性和自我积累性，因而，仅仅靠师徒之间的口耳相传和生产者个人的领悟能力及实践，这是很难在知识上具有累积性，同时由于生产者知识程度往往较低，所以也很难在生产中不断反思，并且使知识不断系统化和显性化。

对于工匠传统所形成的这种知识，东西方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差别，但就水平来说，从历史总体上看，东方显然在某些方面由于西方，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容否认，生产经验从总体上看是在不断进步的，但这种进展极为缓慢，其所包含的科学水平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可以进行的历史纵向比较。而就生产的工艺水平来说，在很多局部和方面，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每一个时代都似乎能达到自己的高峰，但并不完全具有历史上的更新，甚至几千年以前的工艺水平对于现时代的人来看仍然可能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

在近代自然科学出现并起起以前，不同时代的工艺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流传遗失和文化选择等等方面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具有前后之间的继承性和启示性，但依据近现代自然科学的视野，我们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执着于寻找历史进步的依据，如所谓工艺水平的提高，材料的选择与更新，以及现存历史工具与事物的内在分析，得出一个结论证明科学在进步，在这里我们无可否认的是历史在进步，但此种意义上的科学进步显然具有较强的辉格解释学色彩。当然在这里最不容否认的是工匠技艺和生产本身的服务于社会生产与生活的目的和功用，有助于人们战胜自然、战胜各种灾害和疾病，使人类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下去，这是生产技艺最值得肯定的地方，这些知识也进入到了现代科学的范畴之内。

参考文献：

第2篇：考古学的方法范文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植根于考古学，是运用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手段得来的。它只是数量、品种众多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一小部分。以此为前提，我们可以通过对已有定论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析，逐渐剥离出非艺术性的物质产品，较为合理地勾画出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面貌。作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其首要条件必须是人类运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创造的产物，这样就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排除了与古代人类活动有关的“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如“各种农作物、家畜、及渔猎或采集所获得的动植物的遗存等”；同样，从艺术品所具有的审美和情感性出发，考古学研究对象中的灰坑、窖藏、矿井、水渠、壕沟等遗迹，虽然都是人工创造物，但仅具实用功能，或服务于生产生活，或用于战争的防御，很难激起人的审美感受，因此，也不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至于古代人类以艺术手法加工制作的陶瓷器、玉器、青铜器、漆器、金银器和各类装饰品等工艺美术品，以及岩画、壁画、画像石、画像砖、雕塑等艺术作品，无疑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然而，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种生产工具、日用器具，以及石刻、封泥、墓志、买地券，甲骨、简牍、纺织品、钱币、度量衡器等，都具有了作为艺术品的首要条件，即人工创造性的特征，但这些物品却决非都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一、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

由于艺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是一门在艺术学和考古学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交叉科学，其研究对象既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艺术学科研究古代艺术产生、发展、演变规律的重要资料，因此，对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要以考古学的分类方法为主线，同时参照艺术分类法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是古代人类劳动创造的物质性遗存，一般分成遗物和遗迹两大类。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则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遗存，同样也可以分为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两大类。

艺术遗迹是指经过古代劳动人民艺术性创造的历史遗留，是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遗迹主要是古代的建筑遗存，在中国可以分成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两大类。中国古代的地上建筑大多利用各种木料，以斗拱、榫卯结构建造。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种种因素的毁坏，保存在地面上的早期（唐代以前）木结构建筑物几乎绝迹，仅存部分建筑物的残缺构件，唐代以后的古建筑遗迹也只有寺观、塔、石阙、石窟寺、桥梁等几类。中国古代的地下建筑是皇室贵族建造的坟墓，以砖、石为材料，大多模拟当时地上建筑的风貌，但趋于简率。相比较而言，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有关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实物资料并不丰富，但作为建筑附属装饰的壁画和雕塑却独树一帜，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艺术遗迹的分类便以壁画和雕塑为主。

艺术遗物主要是指那些经过艺术加工创造的绘画、雕塑、碑刻书法作品以及实用和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其中工艺美术品无论在数量、种类，还是在艺术题材和艺术成就上都远远超过前者。艺术遗物中的绘画艺术品，主要有帛画与绢画、木版画与木简画、卷轴画等几类。艺术遗物中的雕塑艺术品，主要有墓葬和遗址出土的陶塑、瓷塑、木雕等几类。书法是文字的书写艺术，从最初刻划在陶器上的符号到商周的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的货币文字、印章文字、石刻文字、封泥文字、瓦当文字、铜镜文字、简帛文字等，都是成熟的书法艺术出现的基础和源泉。中国古代的工艺美术品，按质地和装饰手法可以细分为陶器艺术品、玉器艺术品、铜器艺术品、漆器艺术品、瓷器艺术品、丝织艺术品、金银艺术品和骨雕、牙雕艺术品等。中国古代艺术品的种类纷繁复杂，除了上述绘画、雕塑、碑刻书法和工艺美术品之外，还包括音乐、舞蹈、乐舞百戏、瓦当、剪纸、面塑等其它艺术品。

二、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艺术考古学是一门建立在考古学和艺术学基础上的新兴的交叉或边缘学科，因此，凡是考古学和艺术学的研究方法都能在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中得到运用和借鉴。目前，对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尚未衍生出一套科学的方法论体系，但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却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艺术品的日益增多而逐渐露出端倪。一般来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对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等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的借鉴，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

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是研究资料重要的分类排比方法。正像历史学家从一页页古代文献记录中寻找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一样，考古学家也正是从这一层层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文化堆积层中，艰难地复原古代社会的面貌，使它们成为科学的研究资料。考古地层学给古代艺术品贴上了时代的标签，恢复了历史的真实。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研究中整理分析资料的一个重要方法。考古类型学在艺术考古学上的应用，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通过对古代艺术品形态和装饰题材的分析研究解决年代学的问题，从而使考古资料有更严密的科学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排比后，归纳出古代艺术品的内容题材和装饰手法的种类，整理出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研究资料。

文化人类学是解决原始艺术问题的一把钥匙。如何尽可能准确地解释史前艺术品，就需要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史前原始艺术、有史时期野蛮民族和现存少数民族艺术创造的研究成果，又有与古代艺术创造有密切关系的人类生活状况、伦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等物质文化和人类意识形态方面研究的成就。

参考文献：

第3篇：考古学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辩证唯物主义；高校；考古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264-02

高校考古教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受到广泛关注的热门学科。但目前考古学专业教学存在很多弊端，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如何改革高校考古教学以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需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任。本文认为高校考古教学改革要以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形成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教学理论和方法三位一体的改革体系。

一、用“求是”的理论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高校考古专业的首要目标就是建立科学的人才培养制度。21世纪中国高等院校培养考古人才的标准是懂得文物考古法规、多学科基础知识扎实、学术思想进步、具有娴熟的田野技术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综合人才。然而，当代考古学人才的培养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一方面高校内部考古学科的资源仍相对匮乏。“考古学本身是一门基础的人文学科，但其研究理念和方法技术却具有文理交叉的性质，在对古代遗存进行分析研究的过程中，不但需要多种仪器设备，也需要具有多种知识背景的人员”[1]。如果高校过于看重招生数量和规模，依据招生盗颗渲醚Э谱试础⑷范ㄊψ时嘀疲或者简单地将考古学作为人文社会学科进行资源配置，就会严重地限制考古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另外，考古专业的课程设置也不甚合理，专业分割过细，知识结构单一，多学科融合层面相对薄弱。此外，在硕士研究生培养层面上，面临着本科非考古专业的人数较多、生源基础差的问题。很多考古专业本科生放弃了本专业的学习深造机会，改行从事其他专业的工作；大量的非本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却带着对考古学的误解步入考古专业攻读硕士学位。这些学生的考古学专业基础相对较差，在硕士阶段首先面临的就是考古学专业基础和专业实践的补课问题，更高层次研究能力的培养无疑会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博士研究生由于种种因素限制，与研究课题相结合的田野工作难以开展，因而导致依托田野发掘和第一手资料开展的博士学位学术成果数量不多。要改变这一现状，关键是要实事求是，立足于人才培养现状深化改革。总的说来有两个原则：一是高校的改革与发展必须与现实社会的发展需要相适应，成为向社会培养输出优秀人才，促进社会发展进步；二是必须尊重自身的发展规律。考古人才培养改革必须在保持专业特色的基础上，实现专业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和课程体系改革的全面发展。总之，在考古学的人才培养方面要实事求是，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该怎样根据人才培养目标设置学科内容都要从实际出发，不可人云亦云，照搬照抄。

二、根据运动理论促进学科建设

学科建设要依托于人才培养目标，而人才培养目标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变化的，培养什么样的考古学人才不同的历史时期要求也有所不同。因此，学科建设也要不断改革和完善，用运动的原理改革学科建设才是正确的方向。

首先，用运动的观点构建史前史。史前史占据人类历史的很大一部分，不能忽视，特别是人类、农业和文明三大起源问题。将这些考古学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及时补充到学科中，可以拓宽学生的视野，启发他们从世界历史体系角度来审视中国古史，弥补了文献古史的不足和局限。

其次，用运动的原理建设考古学学科体系。“考古学的研究打破了中原中心论的错误与偏执，将中原之外的灿烂文化揭示出来。这一方面的内容在学科体系构建时需要重点关注，比如商时期的四川盆地出现了不低于中原文明的三星堆文明，北方草原也有极富游牧文化特色的青铜文明。通过与文献的对比，有助于学生摒除中原文化优于其他地区文化的错误史观，对于学生树立以考古学学科新知识体系为基础的正确历史观有重要作用”[2]。

再次，用运动的原理丰富历史学学科资料。教学中要适当增加史料比例，将不同历史时期的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讲授，引导学生对史料进行辨析、解读，将历史文化的背景与考古资料对照分析，增强学生的证据意识和逻辑思维能力。比如，礼制在中国古代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政治、思想和民俗上都有诸多表现，文献记载相当普遍，而其物化表现形式也在考古资料中大量存在，在教学内容设计中应将这些内容突出。

第四，地方史的研究往往是地方院校历史专业的重要内容。我院考古专业根据考古新发现及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加红山文化等特色考古学文化内容，使学科建设随着考古发现不断推进。这有助于增强学生对地方历史文化的认识，并有助于学生地方文化情结和文化遗产保护观念的形成。

总之，考古教学很多领域都有扩展的空间，考古学的学科建设要与时俱进，教学改革也应永远处于运动中。

三、根据实践理论更新教学理念

考古实践既是培养考古专业研究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因此，考古教学改革一定要遵循实践的原则。

首先，考古学是文理交叉学科，实践环节在其中居于重要地位，因此考古学专业应该加大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实践的力度，进一步完善教学体系。目前，学界以及教育界己经认识考古实践在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比如，开创了田野学校这一培养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新途径，期望能从根本上解决课堂讲授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

其次，考古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为了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国家各项事业对人才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要求，研究生阶段的田野实践应被纳入考古学科研究生专业的培养计划中，以便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理念，达到高校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和能力之培养目标。

再次，考古学是一门综合的学科，其发展既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受到历史、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又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田野调查虽然也受以上因素制约，但仍然不可或缺。同时，田野实践在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根据当前对考古学人才的要求：即着重培养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过硬的基本技能和创新能力，我们认为田野实践的开展和推行对我国高等院校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

“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是高校研究生教育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落实科研、理论、实验交叉融合的保障。基于这一指导思想，在注重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基础训练的同时，应着重培养研究生的动手能力、学术创新能力”[3]。在教学改革中，除了要强调进行考古学的基础训练，即要求研究生熟练掌握国内外考古领域的基本理念、调查方法和资料分析方法，同时更要注重培养研究生的动手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和进行学术创新的能力。

四、用发展的观点促进教学方法改革

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古代的遗迹和遗物，考古专业的学生需要熟悉各时期遗迹、遗物的特征和演变规律，因此教学中直观的内容占有较大比例。而传统的考古教学一般是课堂灌输，缺少考古调查、发掘和遗物等直观、动态化演示，因此，必须用发展的观点审视课堂传统教学模式改革。在课堂教学中要采用大量r活的图片和视频资料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和研讨兴趣，因为考古学本身就是直观的、动态的，学生学习方法也在不断在调整变化中，所以考古教学方法也要不断变化。近年来，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多媒体技术在考古学教学中的应用更加广泛。在教学当中，多媒体教学法的高效、规范、声像结合，大大优化了考古学教学，并被学生所接受。在考古教学中采用这种教学手段，可将抽象内容具体化，将复杂事物简单化，将微观事物宏观化，并能多角度地向学生传递教学信息，大大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另外，通过多媒体教学，又可以节省时间，来进行其他的课堂教学，如组织和本节课相关的课堂讨论、学生主题发言、读书报告会等辅教学活动”[4]。更重要的是它能使教学思想、教学方式、教学内容及课堂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对于拓展学生的知识结构、开拓学生学术视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运用多媒体教学可以给学生创造一个丰富、轻松的学习环境。多媒体技术，使教学内容形声化、表现手法多样化，对学生的感官进行多路刺激，使学生处于一种轻松愉快的环境中。这就从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学生听课造成的疲劳和紧张，充分调动学生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从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除了采用多媒体技术外，还要综合分析各个门类考古的学科特点，用“发展”的理论调整教学方法。因为考古学是一门涉及面很广的学科，它和历史学、古文字学、语言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植物学、动物学、体质人类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提供各个门类相关的考古学信息，培养专业性强、学识精深的各门类考古学人才。时代在不断发展进步，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因此，教学方法的改革要根据教学内容的不断更新而调整。

总之，高校考古教学改革要立足于时代需要，实事求是，要不断完善学科建设，遵循考古学的实践性原则，不断改革创新，更新教学方法。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指导高校考古教学改革，有利于充分合理地利用高等教育资源和人力资源，也必将取得很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韩国河.关于考古学人才培养的思考[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6）：137―138.

〔2〕彭长林.历史专业考古学教学改革探讨[J].凯里学院学报，2015，（01）：164.

第4篇：考古学的方法范文

1、考古与媒体

1)考古和媒体的合作历程。

考古和媒体合作的历史很久,莫蒂墨?惠勒爵士作为将考古和媒体联系到一起的创始人,揭开了考古和媒体的新历程,并为此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苏秉琦作为中国着名的考古学家也首次主张应建立考古学的公众传媒意识。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和媒体对考古的关注度日益加深,公众考古和媒体和合作逐渐键入确立阶段。

2)公众考古传播存在的问题及应对。

在考古传播中,公众对考古学科知识的了解日益加深,但与实际的考古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考古学具有严谨、理性的学科特点,而传播学具有感性、通俗的学科特点,两者存在冲突;?考古学和媒体界存在不一样的职业特性,考古学更注重条理、学术,而媒体更注重趣味和时效;?考古界和媒体界在价值需求方面存在差异,考古界注重对过去的研究,而代表大众的媒体在考古上的铸就更强调对知识的了解和对传统文化的感知。

3)公众获取考古信息的主要途径。

通过调查研究,目前大众对于考古知识的了解是比较客观的,但仍然与考古有一定的距离感。公众主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体来获取考古信息,并且在考古学者和传媒的冲击下,对遗产和文物有了更深刻的意识。因此作为考古工作者更要有传播考古学的责任感,并通过与媒体的互动与合作,向公众传播考古知识,满足公众需求。

2、考古学大众传播的类型

根据不同的传播介质,将考古学大众传播分为四种类型:平面印刷媒体,例如杂志、图书、报纸等;广播媒体,例如电台、电视等;数字媒体,手机、互联网等;娱乐媒体,包括以上各种以及电子游戏、唱片等。在我国,考古学主要依靠平面印刷媒体和广播媒体等进行传播,数字媒体和娱乐媒体也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它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刚兴起的新媒介,在大众中有极高的关注度而且传播速度迅速,因此要在前两种传播方式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后两种传播方式。

二、考古学大众传播下的媒介伦理

1、考古学的学科特征与职业规范

考古学的学科特征比较复杂,它是介于文科和理科之间的学科,主要是对古代遗物和文化以及人类的生活状态进行研究。现在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发展,考古研究也应用了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现在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发展,考古研究也应用了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考古学带有自然科学的特征,所以我们在研究公众考古学传播目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认识考古学的学科特征,然后具体分析传播目的和手段。考古公众传播的重要性和可行性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且出现了多媒介、多角度研究公众考古工作的行为,但是我国还没有专门从事公众考古传播研究的人员,所以需要组织和培养一批专职公众考古人员。为了保障公众考古从业人员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制定相应的职业规范,比如《文物保护法》、《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等;另外一方面,还需要一些区别于一般性的考古规范,要满足:第一,专业性,就是要求公众考古从业者是受到考古文博类专业教育的人员;第二,传播性,公众考古人员应该认识到自身工作的大众传播性;第三,实践性,能够积极实践多种传播模式。

2、媒介伦理

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来分析,媒体工作者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责任,所以需要制定相关法律来约束媒体行为,并从道德角度分析媒介的伦理问题,加强媒体从业人员的责任感。道德是针对个人自主和自愿行为的,也为实践者提供了道德借鉴,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道德范本和理论依据,作为公众考古传播的媒体合作者,更应该强调绝对伦理,采纳义务论伦理,在行动中遵循一定规则。媒体应该具备将考古信息提升为公众利益和社会责任的高度,遵循媒体职业道德,突出媒体的公益性和公共性,为公众提供真实的考古信息,也提升媒体自身的社会公信力。

3、考古与媒体的信息交流

对于媒体从业者如何深入了解考古学,本文认为媒体从业者应该首先重视考古学学科的特质,尊重考古学的实证性、考古工作的学术性、漫长性,将自己对考古信息的价值诉求集中于考古研究中,这样就能够获得考古工作者的信赖,实现双方的有效沟通。另外,媒体从业者应该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明确考古信息的客观价值,并给予真实报道,虽然一些虚假报道会吸引更多关注,但是会误导公众,甚至影响媒体自身的公信力,后果不堪设想。

三、考古——传媒人才培养

1、考古——传媒人才培养的目的及意义

根据传播考古学的理念,媒体应该是其中的研究重点,所以完善考古界和媒体界之间的交流机制,加强双方的合作互动,特别是培养专业公众考古传播人才,成为其中的必备工作。本文认为公众考古传播人才培养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与媒体交流的公众考古人员,第二部分是具备一定考古知识的媒体从业人员。二者都是选拔培养考古——传媒复合型人才。传媒人才是在大众传媒中以创造性劳动为社会和人类传播事业做贡献的一群人,所以公众考古传播人才的培养就可以认为是创造性探索公众考古传播模式的途径,从而为完善公众考古传播机制提供基础,所以需要考古和传媒两个方面的共同努力。

第5篇：考古学的方法范文

在科技考古这个名称尚未出现以前,这方面的研究一般称之为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或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有时还称之为实验室考古。20世纪80年代末期提出科技考古这个词,20多年来科技考古这个词已经基本上被学术界所接受(1)。今天,大家都明确地意识到,科技考古包含了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全部内容。但是,这个研究必须以考古学研究的目的为指导,必须带着考古学的问题开展研究,对研究结果的认识必须结合考古出土背景进行分析,即考古学研究的意识必须贯穿于整个科技考古研究的过程之中。在当今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中,科技考古正在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科技考古研究历程的角度回顾夏鼐先生当年凭借大科学家的学术敏锐和渊博的知识,努力推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历历往事,同样由衷地感受到这位学术泰斗的伟大之处。本文试图依据重读《夏鼐文集》里收录的有关涉及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经典文章及其他资料,首先介绍夏鼐先生对中国科技考古研究的倡导作用及亲身实践,认识他发挥的无与伦比的作用。其次阐述自己对于如何沿着夏鼐先生规划的宏图,加倍努力,建设好中国科技考古学科的思考。

一、夏鼐先生建设中国科技考古学科

的丰功伟绩

夏鼐先生建设中国科技考古学科的丰功伟绩大致可以分为作为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规划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学科布局;作为中国考古学的领军人物,从理论上论述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把握研究的核心问题;作为大学问家,亲自从事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及科技史研究等几个方面。

(一)规划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学科布局

夏鼐先生多年来一直以中国考古学领军人物的地位及能力,倡导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推动多个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领域的建设。

比如,他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年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建立碳十四年代测定实验室。早在1955年,夏鼐先生就在《考古通讯》上介绍20世纪50年代初,由美国科学家W. F. 利比(Libby)发明的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的方法,指出它的重要性,并建议在国内建立实验室进行测定工作(2)。这篇文章距离利比发明这个方法的时间只有5年,距离介绍这种测定方法的著作的出版只有3年。除了及时撰文介绍国际考古学研究中应用碳十四断代这个最新成果以外,20世纪50年代末,夏鼐先生经杨承宗先生介绍,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引进仇士华和蔡莲珍两位先生到考古研究所工作,积极组织实施在考古研究所筹建碳十四断代实验室。到1965年5月,碳十四断代实验室开始测定出第一批标本的年代数据。到1972年《考古》复刊后的第1期,公布了第一批测定年代数据(3)。

除了建立碳十四测定年代实验室以外,夏鼐先生对于在考古研究所建设其他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领域也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不断吸引多个领域的专门人才到考古研究所工作。在夏鼐先生的直接领导下,考古研究所于1959年开始筹建常量化学分析实验室,1961年开始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工作,后来建立了体质人类学研究组。1963年开始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工作,后来建立了动物考古研究组。1975年筹建热释光年代测定实验室。1978年成立实验化验室。1978年在实验化验室开始发射光谱分析工作。1980年在实验化验室开始金相分析工作。1984年在实验化验室筹建穆斯鲍尔谱分析工作等等。

在夏鼐先生的大力推动下,当时考古研究所的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范围已经涉及到碳十四年代测定、热释光测定年代等年代学的研究,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动物考古学的研究,陶器、青铜器等器物的物质结构和化学成分分析等等,初步构建起一支具有多个领域的研究团队,在当时全国考古学界起到了很好的领军作用,发挥了重要的研究作用。

夏鼐先生除了在考古研究所内大力推动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以外,还努力加强与所外多个科研和教学机构的专家们的合作,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如石兴邦先生曾经提到夏鼐先生很重视考古发掘中古动物与古植物的研究,并鼓励大家尽量以最好的方法,采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各种标本,以便更确切地鉴定人类生存的年代及古地理、古气候状况,以及古地理、古气候对古人类文化的影响(4)。

何天相先生曾经提到夏鼐先生采集了甘肃敦煌西汉时期的简牍残片、棺木接榫、甘肃武威唐朝时期的马鞍,并把这些珍贵的木质材料送给他进行树种鉴定研究(5)。这属于植物考古研究的范围。

夏鼐先生与北京科技大学(原名为北京钢铁学院)的柯俊院士交往甚密。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向柯俊院士领导的“中国冶金史编写组”提供过不少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土的青铜器标本和铁器标本,请他们进行金相和成分方面的鉴定和研究,这些研究成果都及时发表在《考古学报》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与柯俊院士合作,对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出土的商代铜柄铁钺进行研究,证明这件铁器是用陨铁制成,这项研究成果在当时的国内外学术界都引起极大的反响(6)。

夏鼐先生还十分关注古陶瓷方面的研究,他专门邀请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周仁所长对考古发掘出土的陶片和瓷片进行科学分析,提供科学性的技术鉴定。并在《考古学报》上发表周仁先生的研究文章(7)。当周仁先生等撰写的《景德镇瓷器的研究》一书出版后,夏鼐先生专门为此写了书评,详细介绍此书涉及的清初瓷器胎、釉的研究;景德镇制瓷原料胎、釉的研究;景德镇瓷器质量的改进和中间工场生产试验;钴土矿的捡炼和青花色料的配制等等。强调此书对于考古人员研究古代陶瓷的启发作用(8)。

(二)从理论上论述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把握研究的核心问题

夏鼐先生在与王仲殊先生合作撰写的“考古学”里,专门强调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都与考古学相关,比如在自然科学方面,自然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和生态学等,主要是协助研究遗址所在地区的地史和天然资源,从各个方面复原当时的自然环境。生物学(动物学和植物学)和体质人类学,主要是用以鉴定发掘出土的植物遗存、动物和人类的骨骸,并判定它们的年代。物理学和化学则应用于对遗址的勘探,对遗物成分和性质的分析,并测定它们的年代。在工程技术科学方面,建筑学和土木工程学应用于对遗址的发掘、测量、制图,对发掘出来的遗迹进行复原或在现场加以保存等。采矿冶金学、陶瓷学和染织学应用于对工场址、矿址、窑址等遗迹的考察,对铜器、铁器、陶瓷器、玻璃器、纺织品等遗物的分析和研究,造船学则专门应用于对发掘出来的造船工场遗址和船舶的遗物进行考察和研究。他们还以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和体质人类学为例,用较大的篇幅详细讨论这些学科的原理、在考古学中应用的具体方面及其学术价值。他们还围绕方法进行介绍,如在测定考古资料的绝对年代时可以应用的多种自然科学方法;在判别各种器物原料的成分及其产地,并究明器物的制造方法和用途时,除普通化学分析之外,还有多种利用自然科学仪器设备进行测试的方法等(9)。

今天我们怀着敬仰之心重新阅读夏鼐先生当年的论述,仍然对其包含的科学性、前瞻性、现实性而肃然起敬,这些论述涉及到我们今天科技考古学科形成的基础。比如,对比科技考古研究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研究,他们都使用同样的仪器设备,依据同样的分析原理,运用同样的技术手段,研究对象是同样的生物种属或由同样的物质结构和化学元素组成。他们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科技考古研究的对象是考古遗址发掘出土的资料或属于古代的资料,而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研究的对象除古代的以外,更多的是现代的资料。另外,前者的最终目的是如何解释古代人类的行为,探讨当时的历史,而后者是认识物种的特征及物质的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

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分属于不同的学科,分别有自己的研究目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这就意味着学科之间的结合不是简单地合并到一起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学科之间的有机结合需要把握好核心问题,需要各个学科的研究人员一起探讨和共同努力。

以如何认识碳十四年代测定为例,夏鼐先生在1977年就撰文提醒考古研究人员在涉及有关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时要注意三点。第一,有两个计算碳十四年代的半衰期值,利用不同半衰期值计算的年代数据不能够互相比较,如果要比较,必须先换算成使用同一个半衰期值计算的年代。由于不同年代的碳十四浓度是有变化的,对碳十四年代的数据需要作树轮校正。第二,碳十四断代实验室给出的碳十四年代后面的加减号和数字是统计学上的标准偏差,无论是一个标准偏差还是两个标准偏差,实际年代有可能在这个偏差范围之外。第三,除统计学偏差以外,由于污染、标本本身的特殊性质等多种原因都可能引起年代误差。所以只有一系列的基本一致的碳十四年代才是有价值的,而一两个孤零零的数据是没有多大意义的(10)。

这三点认识涉及到如何科学地、客观地、全面地认识和应用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也涉及到在考古现场采样时就要防止标本的污染以及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由于多种原因可能引起的误差。到30多年后的今天,夏鼐先生当年提到的这些认识仍然是我们考古研究人员要时刻注意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除了详尽地论述在具体的碳十四年代测定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外,夏鼐先生还就整个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结合的问题提出总体思路。他认为考古学中有些问题是考古工作者自己没有能力解决的,只能提供资料请科技史专家或科技专家帮助我们进行鉴定和研究。但是考古工作者要明确提出想解决什么问题,以便别人能够配合我们进行研究。我们提供实物标本时首先要搞清楚出土的情况。如果科技专家科学分析的结果,产生难以解答的新问题,对提供的资料产生疑问,我们考古工作者便应重新核查自己采集标本时是否有疏忽,是否有些情况没有搞清楚,或者不够确切,最好我们能自己加以改正(11)。

夏鼐先生强调了考古研究人员在提供样品时要有考古学的思考,这样才能把握好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专家进行合作研究的方向,努力做到有的放矢。用考古学的思考来主导样品采集、测试的目的,这是当今科技考古的精髓。夏鼐先生还强调了考古出土状况如何决定了材料的科学价值如何,因此对于考古出土背景的把握必须慎之又慎。要充分重视考古材料出土状况的科学性,这是最终提出科学结论的基础。夏鼐先生曾经几次提到有些所谓重大发现,实际上来自被污染的样品或有特殊背景的样品,这样的教训永远应该引以为戒。夏鼐先生的这些认识可谓是从宏观上把握住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结合的核心问题。

(三)亲自从事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及科技史研究

夏鼐先生经常强调一点,要做好考古学研究,一定要对许多关系密切的学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例如科技史、狭义的历史学(包括文献学和考据学)、民族学、地质学、体质人类学、生物学、化学等等(12)。从现在的思考而言,这里面就涉及到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内容。尤其值得敬佩的是夏鼐先生不仅是这个方面的提倡者,更是一位身体力行者,他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及科技史研究方面涉及到多个领域,有些方面的论述至今尚无人望其项背。

比如在碳十四测定年代研究领域,夏鼐先生在第四批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发表以后,发表了著名的《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他在文章中充分肯定了碳十四测定年代方法的作用,认为从前对于有文字记载以前各种文化的绝对年代是没有办法作正确的断定,史前的年代学几乎是完全建立在主观臆测和推论上,由于利用碳十四测定年代法,全世界的史前考古学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他还在文章中借用其他学者的话,把放射性碳素断代法称之为20世纪史前考古学中的大革命(13)。后来,他自己也进一步提出,由于碳十四测定年代方法的采用,使不同地区的各种新石器文化有了时间关系的框架,使中国的新石器考古学有了确切的年代序列而进入一个新时代(14)。夏鼐先生利用已经测定的、经过审核的、公元前1000年以前的94个数据,全面整理了几个旧石器时代遗址及中原地区、黄河上游甘青地区、黄河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测年数据,另外还整理了华南、西南和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文化的遗址,基本上把当时所知的中国史前各个文化的年代序列作了一个阶段性的清理。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观点,否定了原来起源于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然后向四周传播的旧说(15)。

在天文学领域,夏鼐先生依据自己的渊博知识,对河南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12幅星象图及河北宣化辽墓的星图进行解读,详细阐述了中国二十八宿的由来及特征,指出尽管依据文献记载,二十八宿体系在中国创立的年代最早是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但可以根据天文现象推算到公元前8至6世纪。同时,也介绍了起源于巴比伦、完成于希腊的黄道十二宫的特征,并探讨了其传入中国的年代可能早至隋代。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是和天文学中其他成果一样,最初起源于生产实践。中国和西方的劳动人民累积生产实践的长期经验,分别创立这两种体系来划分天球,以便于观测日、月、星辰等运行的位置,从而规定季节岁时,以便利于季节性的生产活动(16)。

在冶金考古领域,夏鼐先生围绕湖北黄石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进行研究,确定古矿井大多集中在大理岩和火成岩(花岗闪长斑岩)的接触带上,依据各种遗迹现象认识古代人为挖取矿石而开拓巷道时,专门制作了木质的不同形制的矿井支架,构建相当完整的排水系统,依靠井口高低不同产生的气压差所形成的自然风流确保矿坑下的氧气供给,使用辘轳提升矿石等等。依据热释光测年,将几座古炉的年代定为春秋时期。当时冶铜的原料是孔雀石和自然铜等含铜品位很高的矿石。通过炼铜模拟实验,对实验结果进行化验,与出土遗物的化验结果进行比较,对当时正常的冶铜生产需要具备的条件、古炼炉的性能、春秋时代的冶铜业达到的水平等等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大致复原了当时的整个冶炼过程(17)。通过请相关研究人员对江苏宜兴西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进行重新鉴定,应用密度测定、光谱分析、X射线物相分析和电子探针等技术开展研究,确定它们都是银制品,而不是以前所说的铝,纠正了 “晋代已经存在金属铝”的错误说法。另外,还依据此墓曾经被盗掘的事实,认为以前检测发现的碎铝片,很可能是后世混入的(18)。

在古代的纺织技术研究领域,夏鼐先生通过对新疆尼雅遗址和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绮、锦和刺绣开展研究,从经纬线各自的数量、经线起花、锁绣法等织造技术的分析入手,探讨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发展史以及古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19)。他依据对考古资料的判断、对养蚕技术及蚕丝的物质结构的认识、对古文字资料的理解、对文献资料的解读、对纺织技术的把握等等,再现了汉代和汉代以前中国丝绸生产技术的一般状况,为认识中国丝绸在世界的影响及古代横贯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奠定了很好的基础(20)。

夏鼐先生通过对宋代的杰出科学家沈括的研究,用《沈括与考古学》为名撰文介绍,从这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到他一直强调的具备多学科的知识开展考古学研究的用心。如他在文章中指出,沈括用冶金学原理解释古剑,用光学来解释古镜,用几何学来解释弩机上“望山”的用法,用民族学材料来比较汉画像石上的古衣冠和祭器,用度量衡学来研究汉代及秦汉以前的长度和容量等。甚至谈到沈括注意到古代地形和气候的变化,其研究方向已接近于现代的所谓“环境考古学”(21)。

夏鼐先生还依据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种遗迹和遗物,相当全面地阐述了古代人民创造的天文和历法、数学和度量衡、地学、水利工程和交通工具、纺织、陶瓷和冶金、医学和药物学、农业科学等等,强调了中国古代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以及对于世界科技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22)。

(四) 小 结

由于自己孤陋寡闻,才疏学浅,在介绍夏鼐先生当年建设中国科技考古学科的丰功伟绩时,肯定还有遗漏之处,尚祈前辈学者及同行们多多补充,我在此先感激不尽。我个人深深体会到,夏鼐先生在世的年代,中国考古学研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构建全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填补多个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空白。当时的考古研究人员全力以赴,在许多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通过认识发掘出土的各个遗址中房址、墓葬、石器、陶器的形态特征,归纳出由一群遗址组成的一个文化或类型的房址、墓葬、石器、陶器的形态特征,依据这些遗迹、遗物的形态特征总结出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的各种文化之间的异同,从中寻找各种物质文化成分在历史进程中变化的线索。夏鼐先生当时为领导这方面的研究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和精力。但是即便在那样的学术背景下,夏鼐先生已经高瞻远瞩,看到了日后考古学发展的方向,在考古研究所设置多个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应用于考古学研究的领域,推动全国有条件的研究或教学机构开展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应用于考古学的研究;从理论上阐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重要性,帮助考古研究人员不但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并且身体力行,用考古学家的思路,凝练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成果。他的这些所作所为,为后来中国科技考古的大发展做好了思想准备、人才准备、资料准备和实验室准备等等。大科学家的大思考、大决策、大举措、大手笔在此可见一斑。

二、 沿着夏鼐先生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行

考古学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其研究内容已经由原来通过发掘出土的遗迹、遗物的形态特征确定一个遗址、一个类型或一个文化的年代早晚、文化特征,建立完整的古代物质文化谱系,进一步扩大到全面探讨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任何一个区域、任何一个遗址的考古学调查和发掘,都是为了全面或部分地展现处在特定时间跨度和空间范围内的自然环境状况,人类社会的生存活动、生活方式、制作工艺、社会组织、礼仪制度、丧葬习俗、祭祀特征、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如果说当年通过对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形态特征进行研究可以形象地再现其当时的原貌,从时空框架上把握各个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那么现在通过考古勘探、年代测定、环境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同位素分析和古DNA分析、物质元素和结构分析等研究则可以科学地再现当时的自然环境状况与演变及人类与之相适应的互动关系,考古学文化的绝对年代,居住在不同地区的人群的体质特征和风俗习惯,古代人类采集、狩猎、种植、饲养等一系列获取食物资源方式的演变过程,各个时期的人的食物种类和数量比例,不同时期和不同等级的人是否存在食物差异,不同时期的人进行随葬和祭祀活动时所使用的各种动植物种类和特征,古代人类制作各种器物的原料、技术与方法及发展过程,文化与文化之间一些特殊因素的交流等,同时,还能提高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科学性。夏鼐先生当年开始筹划构建的科技考古学科已经在两个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个方面是对遗迹和遗物进行鉴定、测试和分析,开拓了传统考古学所不能涉及的多个研究领域。另一个方面是确认遗址、遗迹的位置、面积、布局,对各类考古资料进行定量统计和分析,极大地提高了考古学研究的效率与精确度。在考古学中强调科技考古是时代向考古学提出的要求,也是考古学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

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决定把原来的实验化验室、体质人类学研究组、动物考古研究组、绘图室、修复室、照相室等部门合并到一起,成立科技考古中心(原名为考古科学技术实验研究中心,曾改名为考古科技中心),科技考古中心是运用自然科学方法与技术从事考古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机构。15年来,科技考古中心先后被确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扶持学科、重点学科和6个重点研究室之一。现在的科技考古中心具备多个实验室,拥有一批活跃在国内外学术前沿的专家学者,主持完成过多项省部级以上课题,出版了多本具有开创或完善学科建设价值的专著,用中文、英文、日文在国内外的核心期刊上发表过数百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和研究报告,多个实验室建成了系统规范的标本库、资料库和数据库,获得了多项省部级以上奖励。科技考古中心以其整体实力在亚洲地区的科技考古研究中名列前茅。

从更大的范围看,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形成一个建设、完善科技考古研究机构的,拉开了中国科技考古大发展的序幕。这具体表现在多家国家级的科研和教学单位中专门成立了包括多个科技考古研究领域的机构,不少省级文物考古单位里都有专人从事科技考古不同领域的研究。一些科研和教学单位中都开始培养专门从事科技考古的博士生和硕士生。科技考古研究已经大致可以分为考古勘探、年代测定、环境考古、人骨研究、动物考古、植物考古、DNA分析、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微量元素分析、锶同位素分析、物质元素和结构分析、计算机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等多个领域。基本上每隔2年举办一次的全国性科技考古学术研讨会已经连续召开了十次会议。一批科技考古的专著得以出版。科技考古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认可,支持科技考古、依靠科技考古、发展科技考古与强化科技考古已经成为整个考古学界的共识。

今天,能否在考古学研究中做好科技考古工作,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考古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尺。我个人认为,对照夏鼐先生当年的谆谆教导及身体力行,要做好今后的科技考古研究,尚需要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一)科技考古要努力加强与考古学的有机结合

夏鼐先生曾经说过,考古学是利用古代留传下来的实物来研究古代人类的社会、经济、日常生活等各方面情况和它们的演化过程。考古学研究的遗迹、遗物等实物资料多埋没在地下,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才能被系统地、完整地揭示和收集。考古学上的有些问题是需要请科技史专家或科技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的(23)。我们要做好当前的考古学研究,就要强调科技考古全面、系统地参与到每项考古调查、发掘中去。即在考古调查和发掘以前,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员要共同参与设计和规划,在考古研究人员的主导下,结合不同的考古实际状况制定各种切实可行的技术路线,同时要一起开展野外工作,如考古勘探工作要结合探铲钻探,大致搞清楚遗址内的布局,为合理地布方、有计划地开展发掘提供思路。在考古发掘过程中要有计划地采集碳十四系列样品,保证碳十四年代测定的科学性。要对古代遗址形成及废弃过程中的自然环境状况进行研究,认识当时人的各种行为的自然环境背景。要采集出土的人骨和动植物遗存,开展形态学、DNA分析和食性分析,科学地把握当时人的体形特征、基因特征及包括病理现象在内的各种信息;认识当时人的食物资源的种类、比例及获取方式,了解当时人利用动植物进行祭祀、随葬及战争的行为。要对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石器、玉器、容器内的残留物及特定环境里的土壤进行各种物理和化学分析,认识有关古代人类生产工艺、原材料来源及当时人的一些行为特征等内容。上述的各项认识都应该输入地理信息系统,再结合考古学发掘、研究的内容,进行各种分类或综合分析。最后,以考古学研究为主线,把包括科技考古在内的多学科研究的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全面认识古代社会。

(二)从事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员要成为复合型人才

夏鼐先生曾经指出,要做好考古学研究,一定要对许多关系密切的学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24)。夏鼐先生对考古研究人员提出的要求中包括要了解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知识。其实,从本质而言,这个要求也适用于那些对考古研究感兴趣的自然科学研究人员。他们也需要对考古学研究的目的、方法和内容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考古研究人员和自然科学研究人员分别属于不同的学科,这些不同的学科都有各自的研究目的和方法。因此,要把科技考古研究推向前进,考古研究人员和自然科学研究人员互相都有一个学习对方的过程。考古研究人员要认真了解自然科学研究人员探讨物质世界的各种方法和原理,开拓研究思路,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而自然科学研究人员则要注重认识考古研究人员是如何去解释古代社会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充分利用多种仪器设备的性能,开发各种考古资料的价值。研究人员只有通过这样一个知识结构更新的过程,才能把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方法全面、有效地运用在勘探、考察、鉴定、测试、分析各种与考古相关的资料中,而这样的研究结果才能与考古学的目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充分展现出科技考古研究的学术价值。现在一些科研和教学机构已经培养或正在培养科技考古方向的研究生,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今后,有条件的大学还要加强对本科生的教学工作,开设科技考古的课程,系统地培养复合型人才,引导他们以新的思维在今后的田野考古中开展工作,为在全国范围的考古实践中广泛开展科技考古研究打好基础。

(三)以考古学文化的观点为指导开展研究

夏鼐先生曾经指出,研究考古学文化必须要注意三点,第一点是一种“文化”必须有一群的特征;第二点是共同伴出的一群类型,最好是发现不止一处;第三点是我们必须对于这一文化的内容有相当充分的认识(25)。这些研究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对于指导我们做好科技考古研究也是具有指导意义的,可以帮助我们把对特定遗址的某个科技考古研究领域的具体看法,放到这个遗址所属的由多个遗址组成的考古学文化层面上去认识。如果属于同一个文化的其他多个遗址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那么我们要把新认识和从其他多个遗址里已经得出的认识进行比较,把握他们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以求更加客观、更加全面地提出自己的认识。如果其他遗址还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或者所做的遗址数量不多,我们则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在属于同一文化的其他遗址开展工作。从考古学文化层面上提出的科技考古的研究结果,必须建立在对一定数量的遗址进行全面、扎实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上。另外,在系统总结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某个科技考古领域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文化与文化间的同一领域的比较研究,从中归纳他们之间是否存在连续性、关联性、变异性、差异性等,以求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认识这一领域的研究结果。同样,如果其他考古学文化还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或者做的力度和深度还不够,我们则要努力去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从全国的范围内、在大跨度的时间框架里提出科技考古某个领域的研究结果,同样要建立在对多个文化内的同类遗存进行全面、扎实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上。

(四)推动考古学研究方法的创新

夏鼐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要借用多种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技术开展考古学研究(26),这已经涉及到考古学方法创新的问题。通过总结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和考古年代学等方法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这些方法的形成首先都是依据考古学实践的需要,借鉴别的学科的方法,然后在考古实践中不断完善、充实这些方法,使之逐步适应考古学的研究,成为考古学自己的方法。重温这些方法的形成过程对我们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启示。我们通过借鉴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球科学和数学的研究方法,逐步建立起考古勘探、年代测定、环境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食性分析、DNA分析、成分和结构分析等诸多研究领域,获得了一系列有学术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再一次证明科技考古的应用价值,科技考古对深入开展考古学研究是一个极大地促进,科技考古的实践过程正在带动考古学方法的进一步多样化,我们要以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和考古年代学的形成及发展过程为鉴,努力做好科技考古研究,有意识地补充和完善科技考古的各种研究方法,逐步做到科技考古各个研究领域里分别包括的野外调查、采样、鉴定、测量、实验、化验等多种研究方法的规范化,积极推进考古学方法多样化的创新过程。

三、 结 语

今天,中国科技考古学科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这得益于国家的大力支持,得益于夏鼐先生的英明决策和身体力行,得益于前辈学者们的大力开创,得益于广大科技考古研究人员的刻苦钻研,得益于学习科技考古的青年学子们的勤奋努力,也得益于全国广大考古研究人员的积极参与。相信只要坚持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我们获取的信息资料就会越来越丰富,我们涉及的研究领域就会越来越广阔,我们得到的研究成果就会越来越精彩,考古学的明天就一定会更加灿烂辉煌。

注释:

(1) a.王昌燧:《前言》,王昌燧主编:《科技考古论丛(第二辑)》,第-页,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0年。b. 赵丛苍主编:《科技科考古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c. 杨晶、吴家安:《科技考古》,文物出版社,2008年。d. 陈铁梅:《科技考古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e. 袁靖:《科技考古》,刘庆柱主编:《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第425~466页,人民出版社,2010年。

(2) 夏鼐:《放射性同位素在考古上的应用》,《考古通讯》1955年第4期。

(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考古》1972年第1期。

(4) 石兴邦:《论古文化与古环境》,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第5页,科学出版社,1991年。

(5) 何天相:《中国之古木(二)》,《中国考古学报》1951年第五册,第217~293页。

(6)、(7)、(11)、(12)、(24) 夏鼐:《中国考古学和中国科技史》,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299~30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8) 夏鼐:《评周仁等著〈景德镇瓷器的研究〉》,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504~50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9)、(26) 夏鼐:《考古学》,夏鼐著:《夏鼐文集(上)》,第3~2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0)、(13)、(15) 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夏鼐著:《夏鼐文集(上)》,第375~40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4)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夏鼐著:《夏鼐文集(上)》,第402~41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6) a. 夏鼐:《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77~39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b. 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91~41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7) 夏鼐:《湖北铜绿山古铜矿》,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434~44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8) 夏鼐:《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的重新鉴定》,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448~45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9) 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盒刺绣》,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05~33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0) 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38~36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1) 夏鼐:《沈括与考古学》,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465~48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2) 夏鼐:《考古学和科技史》,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283~28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第6篇：考古学的方法范文

刘庆柱

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历史学部主任、学部委员、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考古学报》《考古学集刊》《中国考古学》（英文版）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考古学学科评审组专家。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古都学会名誉会长、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

研究领域主要为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古代帝王陵墓考古学和秦汉考古学。

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澳大利亚拉楚布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韩国首尔大学、德国考古研究院、瑞典东方博物馆、意大利波罗尼亚大学、法国远东学院、墨西哥国立人类学研究所、秘鲁国立历史博物馆、埃及开罗大学、印度国立博物馆、巴基斯坦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越南考古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等海外著名大学、学术机构进行学术讲演、访问研究。

曾先后参加并主持秦都咸阳遗址、西汉十一陵、关中唐十八陵、秦汉栎阳城遗址、西汉杜陵陵园遗址、汉长安城遗址、秦阿房宫遗址等考古勘探、发掘。已出版考古学专刊、专著、论文集十余部，二百五十多篇。

专业介绍

考古学（本科）

门类：历史学

学制：4年

授予学位：历史学学士

简介：考古学就是根据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实物，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科学。按照考古学研究的年代范围、具体对象、所用手段和方法的不同，考古学可具体划分为史前考古学、历史考古学、田野考古学及各种特殊考古学等分支。本专业培养具备考古学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有进一步培养潜能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和能在考古、文物、博物馆等事业单位及国家机关从事研究、教学、管理等实际工作的考古学高级专门人才。学习内容包括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与技能，考古学多学科交叉发展趋势和世界考古学发展概况，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史、研究现状；接受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博物馆学、文物学理论、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古代汉语、史料学、地理学、第四纪环境学、古人类学等方面的基本训练。根据阳光高考网的统计数据显示，该专业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性别比例：男47%：女53%；近几年全国就业率区间：2010（85%～90%），2011（80%～85%）；该专业全国报考硕士较集中的专业：考古学及博物馆学、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科学技术史等。

打开电脑，输入“刘庆柱”进行搜索，关于刘老个人经历的介绍性文字不多，更多的是他那一长串的研究成果。9月初的一天下午，记者带着众多读者对考古专业的好奇，敲开了刘老的办公室。“请进。”随着一声底气十足的回应，刘老起身，笑容满面地招呼我们进门，桌上早就备好了茶叶、水杯。

刘老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很多，面色红润，腰板挺直，精神矍铄，言谈间思维非常敏捷。两个小时的谈话，刘老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古代的大门，让我们体验了一次跨越时空的穿越，考古，原来如此神奇！

大学招生指南：您认为考古学是一门怎样的科学？

刘庆柱：考古学是研究时间的科学。考古学所研究的时间，跟物理学研究的时间有差异。物理学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从物质结构角度来研究时间，而考古学则是以时间为轴，研究以人为对象以及和人相关的环境的科学，是一个更大的时空人文概念。因此说考古学也是人学，研究人的科学。人类通过考古了解自己从过去几百万年，几十万年一直到现在，历经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由何种因素引起的。比如现在的各种疾病，以前就有吗？还是以前没有，现在变异了？找出发展变化的因素，就能为现在各种疾病的治疗提供有力的参考。

19世纪中期，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门大学科结合的基础上产生了考古学，因此考古学也是一门综合性科学。它的很多方法论都是来自于自然科学，研究的问题却不单单局限于物品本身，而是透物见人，通过所发掘的物品，推断当时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机构、主流的思想文化，等等。

大学招生指南：我们该怎样理解考古学所研究的范围？

刘庆柱：如果划定一条时间分界线，分出古代和现代，分界线一侧的古代时空范围都是考古学所要研究的内容。人类的历史大约是200万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按中国来说才4000多年，不到整个人类长河的百分之零点几。因此要想弄清楚历史，必须要通过考古学，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几的问题都要考古学来解决。

我总说我这一辈子越干越觉得有点失望，失望在哪儿呢，好多东西越弄越不清楚了，越干越没头绪了。我总对我的学生说，你们年轻赶紧写，别到了像我这个年纪，前怕狼后怕虎总感觉没说透，下笔总有犹豫。但后来我也考虑，对于没有完全说透的东西也要辩证看，要是所有东西都说透了，那就没有科学了，科学就结束了。我能把科学做到头吗？不用说科学，就是科学的一个方面我也做不到头，因为它是滚动式的，发展的。什么是发展？发展就是否定之否定。真理都是阶段性的，没有永恒的，都是相对的，相对于这个时空阶段的认识论，认识基础，你只能看到这一步，而人的一生相对于你所要研究的东西来说，时间太短。所以考古学是永远奋斗不完的，既有魅力，也有挑战力，还有想象力。在这里你不能停步，也停不了步。

大学招生指南：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考古学呢？

刘庆柱：我初中那会儿就对历史、文学感兴趣。到高中时开始对哲学、世界史比较感兴趣。因为当时我家离图书馆很近，看书很方便，就去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但后来我就觉得关于好多事情的评论反反复复的，反而弄不清楚了。比如历史，这中间还不是简单的好与不太好的说法区别，有可能是是与非、红与黑的差异，那么历史到底是什么样子？怎样弄清楚历史的本来面目？有没有更科学、更先进的办法去验证？不能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后来我就接触到了考古学，这是拿物说话的，这些被挖出来的东西，它本身不会带有立场、观点。但是写东西的人就有立场，有观点，尤其写作者是跟当时的历史、当时的政治、当时的经济、当时的文化有关的人。比如，不会说自己的民族不好，相信自己的信仰是最优越的，等等。但世界上没有“最”字号的，你要是最优越的，难道别人都是二等的！其实，世间万物没有绝对，恰恰是人类把许多东西说成了绝对。因此，想弄清楚事物的真实面貌，就得找些更客观的，更科学的手段去验证，才不容易被某些人为的资料所左右。

大学招生指南：您实际接触到考古后，感觉它跟您想象的一样吗？

刘庆柱：好像没差距。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的关注点不在其他方面，就想着能够发现些什么东西，解决些什么问题；另一方面那个时代跟现在不一样，生活条件的反差没那么大，现在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70年代冬天都是用煤球炉子，里头外头一样冷，夏天里头外头一样热。可能有时候在地里头感觉还比家里要舒服点，但也不好受，像五六月的时候，钻到玉米地里去考古，那时候，地里玉米都长高了，人站在空地上都觉得热，钻到玉米地里头闷得很，钻探又不能穿长袖衣服，玉米叶子拉得身上一道一道的口子，很难受。但如果发现了重要遗迹现象，什么难受都全被抛之脑后。如果兴趣点不在考古的人去那样的地方，奔着钱去的，却找不到钱，那他才难受呢。

80年代考古的时候，生活条件有了一定改善，有一阵子我们租住的是农民搁放农具的房子，房子分两层，上头放粮食，下头住人，因为放粮食的房子得保持通风，到了冬天，不刮风还好，一刮风四面透风，睡觉的时候煤球炉子一封，屋里放一盆水，不一会儿就结冰了。半夜里，老鼠在头顶上噔噔噔地跑，跑着跑着，“吧唧”就有一只小老鼠掉下来。但那时候我天一亮去做发掘，晚上回来写东西，总觉得有干不完的事儿，也就不觉得苦了。所以说，人必须得有个奋斗目标，有奔头，有了奋斗目标，有了奔头，其他无关的东西也就淡化了。

大学招生指南：您对考古学如此着迷，考古学的意义具体都表现在那些方面？

刘庆柱：只要你认为关于人的有趣的问题，考古学都能给你解答，风水问题、疾病问题、算卦问题……考古学都能给你一个科学的解答。比如，古代的皇帝迷信吗？为什么外国的中心建筑是教堂，中国故宫里头核心建筑是太和殿？看似普通的建筑，它传达出的是一种政治理念，是谁服从谁。皇宫里头唯一有的庙是太庙，太庙不是供奉释迦摩尼的，是供奉皇帝的列祖列宗的，以此证明皇帝身份的合法性，是对自我的一种证明。这就说明了国家的性质是政教合一还是国家至上。清朝的皇宫跟唐朝的皇宫有什么区别吗？没有，这就是对国家核心文化的认同。什么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多民族共同体，同类项体现在哪儿？中华民族普适的文化价值在哪儿？等等，这些都是考古学家探究的物质文化要表明的东西。

考古学就是通过研究过去掌握对现在仍起作用的规律，或是通过研究过去，解决用现在的办法解决不了的难题。比如90年代论证三峡大坝的可行性，大坝多高的蓄水水位合适？虽然考古学无法解决诸如大坝可以承载多高的水位，引起怎样的生物变化这样的问题，但通过考古学可以找出历史上这个地方的水位最高达到过哪儿。当然，仅仅凭借考古学找出历史水位高度，不表示最大承载量能到这里，还需要去找物理学家做计算，找地质学家看岩石的性质能不能承受得了。

比如现在研究气候，考古也研究气候。说现在气候变暖了，你怎么知道气候变暖了，得有对比才成。2000年前的气候怎样，1000年前的气候怎样，得形成一条曲线图，从历史的长链条来看才能够找出规律。考验真理最主要的根据就是时间，真理都应该放到时间这个长链条里头去考察，在时间隧道中就可以得到证实。比如对全球变暖原因的探讨，主要原因是什么？是空气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吗？三千年前北京地区气候温暖还有象呢，后来变冷了，到2000多年前又变暖了，这是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首先得弄清楚导致全球变暖的因素有哪些，然后各占权重多少得说清楚。不能为目的性而一味地夸大某些原因，这其实是人为地将学科割裂，都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考虑分析问题，难免得出片面的结论。

考古学是研究人的科学，应该说是未知数很大的科学，很具有挑战性的科学，既属于人文科学范畴也属于自然科学范畴，最先进的自然科学方法可以被考古学采纳为己所用，那些考古学要去研究解决的很古老的问题，同时也可以是很先进的问题，挑战性也就在这，光解决古老的问题就失去了趣味，古今结合才会有用。所谓：“有为才有位，有位得有为。”因此考古学得有所作为，对历史的研究其目的在于古为今用，如果纯粹是为古而古，那是没有意义的。

大学招生指南：谈到学科之间的联系，您对当前的学科教育有什么看法？

刘庆柱：学科是人分的，所有的学科都有优点也都有局限，认识到这个，就要注意多学科结合，注意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然而我们当今的时代，不像柏拉图那个时代，不像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时代。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积累的知识越来越多，因此作为个人，必须有一个切入点。爱好自然科学，可以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去展开，爱好人文科学可以从哲学、历史、文学等切入，得选一科，不能一把抓。

教育有教育的规律，从小到大，由浅入深，分学科是必然的。学习真像盖房子，先要打好地基，先专后博，不断联系学习，一点点地积累。但头脑中始终得有用联系观点看问题的弦儿，比如搞学术研究都需要有个学科带头人，他虽然不做某些方面的具体研究，但知道相关的联系，知道什么是重要的，需要研究的。

大学招生指南：您对要选择考古专业的学生有什么建议？

第7篇：考古学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美术考古；社会文化；学习兴趣

一、课程基本情况

该课程重点是中国美术考古范畴，对西方美术考古有部分涉及。自2010年起我院开设美术考古学院选修课已6学期，每学期2个班各20学时，每班近40名学生。从选课人数和开课情况来看，学生对其还是很感兴趣的（按院规定选课人数不足不开班）。通过与学生交流，他们选择这门课大致有3个方面原因：考古学有神秘感，很好奇；对考古故事和传奇感兴趣；受网络小说（《鬼吹灯》《盗墓笔记》等）影响。根据高职学生特点，教学中需减少枯燥理论，增加课程知识面和趣味性，调动学生兴趣。

二、课程建设思路

根据学生现有的认知和兴趣点组织课程，让学生在课上带着兴趣开阔视野、学有所获、完善知识体系是该课程的基本思路。

学生对美术考古更多是带着好奇心理，希望了解考古是什么。实际上真正系统地学习美术考古内容对于学生而言是枯燥的，需要掌握大量知识。而教学中不能简单按照美术考古的内容讲知识和理论，需要调动学生积极思考。课程重点应从文化的层面来展开，在对美术遗物和美术遗迹理解的同时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让学生根据材料表达自己的观点。

对学生要进行科学引导。比如要让学生弄懂盗墓和考古的差别，了解正确的考古方法。同时应全面介绍美术考古的范畴。从交叉学科的角度，分别介绍来自于美术和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田野考古工作流程，如：踏查、钻探、探方、整理、报告撰写等。同时可借助视频资料增强直观性，近来纪录片如《考古中国》《敦煌》《故宫》等都是很好的学习资料。给学生继续探究的方向是必要的，应列出参考书，指出学科的发展趋势和方法等。

三、课程组成及内容选取

课程教学设计应遵循降低难度，提高学习兴趣的原则，搭建美术考古学知识框架，为学生进一步探究打基础。课程内容组织为以下的结构：

1.基础理论

（1）美术考古学知识框架。

美术考古学基本概念；

文化：军事、饮食、服饰、家居、丧葬；

观念：萨满、佛教、道教、生死观；

制度：等级制、文官制度、礼乐制度、昭穆制度。

（2）美术考古学研究对象。

美术遗迹：壁画、雕塑；

美术遗物：绘画、雕塑、碑刻、工艺美术、其他。

（3）美术考古学方法：类型学、地层学、图像学、文献研究、科技考古、考古学文化、田野考古工作流程。

2.分类研究

（1）中国古代青铜器：青铜时代、冶铸工艺、装饰工艺、装饰纹样。

（2）中国古代墓葬艺术：概念、分期、陵寝选址原则。

（3）礼仪美术。画像石：二桃杀三士、要离、孔子见老子、秋胡妻、孟轲母、泗水捞鼎、荆轲刺秦王。

（4）中国古代典籍。

3.拓展学习

考古发掘简报解读。在内容的选取和组织方面尽量通俗易懂，减少过于艰深和枯燥的概念，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动脑思考。

四、课程评价

课程评价原则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在学习知识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引导其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研究意识。可布置三项作业内容：美术考古个案分析、青铜器型图、课堂笔记。通过这些项目加深学生印象，培养良好学习习惯，为今后进一步学习作好铺垫。

参考文献：

第8篇：考古学的方法范文

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实验室，看看考古学家在室内都做些什么吧！

考古学家在实验室内通过对文化遗物的研究解决哪些问题呢？文化遗物能为我们提供哪些信息？考古学家能获得什么样的新发现呢？

一般来说，野外发掘的人类遗物都需要经过考古学家复杂而细致的整理之后再深入研究。其整理和研究一般包括室内清洗、加固保护，以及修复、加标签、分类（分组与排序）等工作。有些物品需要制作卡片进行详细的描述，然后进行其他科学分析。这些工作虽然是基础性的，但都是必须进行的工作，而且非常耗时。这些工作听起来非常简单，但在实际操作中，每一项都必须由拥有专业技术的考古学家才能处理。

就说文物清洗吧，做这项工作，就要像妈妈洗衣服_样，必须分类进行，否则清洗溶剂会破坏文物的内在结构，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而在修复工作中，最有意思、也是花费时间最长的就是拼合研究。虽然听起来很专业，但这项工作却与我们经常玩的拼图游戏非常相似。如果你足够细心，就会在博物馆中的一些陶器上发现裂纹或者白色的石膏，这就说明这一陶器是由考古学家用碎片重新拼合起来的古器物。（哈哈，现在多玩玩恐龙拼图游戏，说不定将来能帮助你顺利完成恐龙化石的拼装呢！）

做完这些基础工作以后，考古学家就要动用高科技的仪器，比如X射线分析仪、光谱分析仪、全自动粒度分析仪等做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啦！考古学家需要解决文化遗物中可能存在的哪些问题呢？

首先是年代问题。在考古学诞生以后，考古学家们非常注重遗存的年代问题，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年代分析方法。随着20世纪50年代放射性碳十四（14

其次，考古学家就要对遗物、遗迹展开研究，解答更多我们关注的问题。

“古人”使用了哪些技术？

考古学家通过对人工遗物的研究发现古人类运用过的技术，如石器打制和磨制技术，陶器的轮制技术，青铜器熔铸技术和锻铸技术，铁器技术，以及房屋建筑（杆栏式、地面式、半地穴式等）、修河、筑城（版筑、夯筑）等技术。

“古人”吃什么？

这个问题一般通过自然遗物的研究来解答。自然遗物一般包括植物、动物等，其形态并不是人类行为直接造成的，更多的是人类生计的残留物。对于考古学家来讲，古食谱及其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是重新认识古代社会和进化过程的关键。对植物遗存和动物遗存的研究可以挖掘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互动及人类对自然过程的干预等信息，为研究和了解农业的起源等提供更多帮助。食谱研究分析是目前考古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其主要资料有植物遗存、动物遗存及人体遗骸等。

“古人”住在哪里，如何居住？

古人的聚落一般位于靠近河流的地方，如旧石器时代的人们一般选择在现今河流的三级阶地及更早的阶地，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一般选择二级阶地，而夏商时期一般选择河流的一级阶地。而如何居住则包括古人如何建造他们的房屋以及安排房屋之间的空间关系，如南方早在距今8000年前的史前时期就形成了木构杆栏式建筑，而北方地区则形成半地穴和地面方形或圆形的建筑结构。

“古人”来自哪里？

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们的先哲屈原，当然也一直困扰着我们现代的很多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女娲造人”的传说，西方创造了“上帝造人”的神话。这是真的吗？当然不是。据分子考古学研究，我们和非洲黑猩猩的基因相似程度达到98%，所以它是我们理所当然的“近亲”。

开始准备吧！

体验了考古学家的发现过去之旅，是不是觉得考古研究特别有趣且特别有意义呢？如果你想成为一名考古学家，现在就开始准备吧！

1.熟悉考古学的一个好办法就是准备好记事本和照相机。在你去博物馆、陈列馆、遗址、考古现场参观时，把感兴趣的内容记画在本子上，并附上照片。你也可以搜集报纸、杂志上有关考古新发现的报道。在赏析和品鉴文化的同时，也能学到很多的知识。

2.拥有强烈的好奇心和坚定不移的信念。涉足人类及其文明的探索往往是好奇心驱使的，但有些人浅尝辄止，常与新发现失之交臂。考古学的探索是鲜艳的，是激动人心的，但过程也是漫长的，我们必须拥有坚定不移的信念才能走得更远，看得更广，取得更大的成绩。

第9篇：考古学的方法范文

【摘 要 题】比较研究

【关 键 词】李济/苏秉琦/邹衡/考古类型学

【正 文】

在近八十年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考古类型学研究，这些各具特色的类型学研究不仅记录了重要的考古资料，而且反映了学科方法论的发展历程。从社会学的视角看这些类型学研究在认识和实践方面存在的差别，一方面和研究者所处的学术环境以及考古学科发展状况有关，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是研究者本人的学习经历和知识体系结构。本文拟选择三位在中国考古学史上产生影响但学习经历不同的考古学家及其代表作，试图从个体社会化差异方面探讨造成学术研究方面差别的原因。

这三位考古学家及其代表作是：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注：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集选》，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苏秉琦《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注：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 及《瓦鬲的研究》（注：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注：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 及《天马——曲村（1980—1989）》[5]。

一

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是对小屯10座墓葬中出土的76件青铜容器所作的类型学研究。他研究青铜容器形态时，像处理人头骨数据一样，把每个容器视为由若干部分即形态元素组成的复合体，为了便于研究他对容器的各部位进行了划分，并列表给出各部位的名称，参见表1。

表1 所指容器 所用名称

的部位

全部 体

重要部分 口(或)口部 身(或)身部 底(或) 足(或)足部

各部分段 唇 纯缘 颈(或)脰 肩 腹 底部 上部 中部 下部

周壁

在此基础之上再进行容器型式的划分，起到了明显的规范作用。至于青铜容器的形式划分，作者仍沿用《殷墟陶器图录》提出的容器的分类标准，有以下四条：

（1）以最下部作为第一数的标准：圜底000—099、平底器100—199、圈足器200—299、三足器300—399、四足器400—499，……

（2）每目内再按照上部的形态，定0—99的秩序，大致依口径与体高相比的大小容器的浅深为准；口大的，身浅的在前；口小的，身深的在后；中间又以周壁与底部的角度，唇缘的结构等作更详细的划分准则：向外撇的居前，向内拱的居后。

（3）他种形式上的变化，如周壁的曲线，最大截面所在；耳、把、鼻、柄、嘴、流等，附着品的有无，往往构成该件器物的个性；这些变化并无秩序可循，只能随着具有这些附着品的器物一般的形制排列；序数后加罗马字，分辨型别，表示它们的个性。

（4）在形制上可以独立的器物，即构成一“式”，照所列秩序，予一数字，以为标本，名为“序数”；每一式内再分若干“型”，用罗马字标明，以类别形制相近而有小异的标本。

李先生的分类，首先将容器整体分解成上部“容量部分”和下部“底或足”，也就是非容量部分；器物下部为分类的第一标准，根据形态特征分为五类，即五“目”，器物上部的几何轮廓由倒梯形—宽扁长方形—正方形—高扁长方形—正梯形的顺序用01至99加以区分。首先，每种器物外轮廓的基本形态以三位代码的形式标记识别，编码打破了整体器形的限制，如在三足目中305、313、325、368都是鼎形器，中间的310却是爵形器，这种编码的实质是对器物形态分类的一种管理手段，而不是对器形整体演进的排序。其次，同一序数标记的器物，以更细致的外形要素的特征，特别是通过测量和计算得出的数据作为区分型别的指标。如248式觚形器，用腹径比体高的百分数得到高宽指数，数据区间为10.4至30.48，每进五点即设一个新型，由此得到P、Q、R、S、T由粗矮至细长五个型别。这种用数据的区间范围划分型别进行分类的方法，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分类方法颇为类似，比如按光波的波长由长到短分为红外线、可见光和紫外线三类。李济称：“这样分目排列的办法只具有一个极简单的目的：便于检查。至于这个排列的秩序是否可以看出形态上的关系出来，却是另外的问题”。举个例子，如M388出土的觚形器标记为248Q，其中第一位数字（2）和第二、三区位的数字（48）均为序数，第四位罗马字（Q）为型别。

依据这样的分类方法，他将76件青铜容器进行了分类，分类系统见上页表。

表2 目 序数区间 个数比例％ 序数 器形 型

圜底目 000—099 1.31 092 斗型器

平底目 100—199 2.62 102 锅形器

192 罍形器

203 盘形器 G

242 尊形器

248 觚形器 P Q R S T

250 方彝形器

圈足目 200—299 44.74 256 甂形器

273 觯形器

277 卣形器 R F

279 壶形器

283 矮体圆肩瓿形器

290 高体方肩瓿形器

305 圆底圆锥状实足，鼎形器

310 爵形器 A B C D E G H J

313 圆底圆柱状实足鼎形器

318 圆底圆锥状实足鼎形器

325 分裆曲底原顶状实足鼎形器

368 圆底圆锥状空足鼎形器

三足目 300—399 47.38 342 圆底，双鼻，圆柱状实足，盉

形器

375 空心透底，扭角羚角尖状

足，斝形器

376 不透底，扭角羚角尖状足，

斝形器 F H G

386 甗形器

410 似三足目爵形器结构

四足目 400—499 3.95 476 似三足目斝形器结构

苏秉琦《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是以北平研究院1934年和1935年第一、二次发掘所得的瓦鬲以及同时期在陕西采集购买的瓦鬲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其中的第二章“斗鸡台墓地所出瓦鬲的研究”是斗鸡台40座墓葬出土以及当地民间收集的59件瓦鬲的类型学研究。

该文对于墓地出土的瓦鬲，首先根据南北向仰身葬和东西向屈身葬将瓦鬲分为两组；与此同时依瓦鬲的领、足等等外形特征，纹饰特征， 制作所需的工艺手段分为三种类型：南北向仰身葬的墓中出土的瓦鬲，包括三种类型，分别用字母A、B、C表示；而东西向屈身葬的墓中只出土一种类型，用a表示，与前一组的A类型相比虽然造型风格不同但制法基本相同，因此作者认为二者属于同类型的不同支派。墓葬依瓦鬲的分类分为四组。

在此三个类型的分类基础上，作者加入斗鸡台村征集的一件瓦鬲，另辟一类，共四个类型的瓦鬲，与瓦鬲分类与墓葬分组相互对应关系如表3所示。在类型之下，作者又对部分类型进一步分组。

表3 瓦鬲类型 符号 墓地分组 葬俗

第一类型 A 第一组 南北仰身

a 第四组 东西屈身

第二类型 X - -

第三类型 B 第二组 南北仰身

第四类型 C 第三组 南北仰身

表4 器物命名 《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 《瓦鬲的研究》

得瓦鬲的研究》类型符号 类型符号

袋足鬲 A A

联裆鬲 X B

折足鬲 B C

矮脚鬲 C D

第一类型A种鬲，根据有无附件、附饰，分为A[，1]、A[，2]、A[，3]三组。

第三类型B种鬲，根据高阔比例和高低顺序，分为B[，1]、B[，2]、B[，3]三组，以表明B种鬲“主要变化倾向的连续性与阶段性”。

第四类型C种鬲，根据袋足占通高的比例由大到小分为C[，1]、C[，2]、C[，3]三组，用以区分制作年代的差别。

苏先生首先从全器的结构和腹足的形式即基本形制特征研究如何分类，继而提出从产生原型去探讨不同形制陶鬲谱系的问题。后来他在《瓦鬲的研究》一文中又对这四个类型鬲的相互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前后两篇文章使用的类型符号及其指代的陶鬲的命名对照见下表。

表5

《瓦鬲的研究》用单个大写英文字母表示型，与之对应的小写字母表示亚型，两个大写英文字母表示中间型，大写字母加阿拉伯数字表示组别。作者有着鲜明的追求历史过程的研究取向，以进化论的思想按发生学的原则论述了瓦鬲由产生而经历从A演进至B，从B演进至C，进而演进至D并最终衰亡的过程。《瓦鬲的研究》一文“结论”里提出的陶鬲发生、发展及其谱系关系，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于陶鬲的分类系统的认识。本文根据《瓦鬲的研究》一文“结论”的文字和附图制成表5，结合这个表阅读有关瓦鬲的论述就不难发现，作者先拟定出一条陶鬲进化的链条，每一类型下的组排列成具有演进关系的小链条，各个类型之间在通过中间型连接成更长的、较完整的链条。因此在陶鬲类型学研究中，作者排序的逻辑思维十分突出而分类的逻辑思维却不很清晰，《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提出的分组标准，既含有排序又含有分类，推测作者原本打算先把标本区分开，待找到确切的证据后再将其排序，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到。

图一

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的类型学研究对象，是殷墟各地点的发掘报告中对于作者而言有分期意义的陶器和铜器。该文首创的表述器物型式的语言范式，已为当今中国考古学界普遍使用，即用汉字标示“类”，大写英文字母标示“型”，小写英文字母标示“亚型”，大写罗马数字标示“式”。例如陶器的型式有三种情况，最多见的是划分型、亚型、式三个层次，其次是划分型、式两个层次，最少见的是只用式别来区分。按照作者对17种陶器研究的先后顺序，归纳出陶器的类型学研究的体系结构，这一体系结构如左图一所示。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类型学研究体系包括分型和分式两部分核心内容，即分类和排序，换言之，分型就是分类，分式就是排序（注：陈畅：《试论考古类型学的逻辑和原则》，华夏考古，待刊。）。体系中的型式符号突出体现了标本之间的形态逻辑关系，但却不能由型式符号得出标本的具体形态，也就是说，这种型式符号所代表的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关系。

如果要说《天马—曲村》一书和《试论殷墟文化分期》一文在类型学研究方面的区别的话，前者是田野考古报告，首要的问题是准确真实地发表好资料，因此在这个前提下，报告编写者着重考虑的是器物类型规范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器物标本编码体系和器物标本形态特征之间关系的探索，并以青铜容器和戈、圭、璋三种非容器作了实验。

报告将青铜容器分为“底或裆”、“足”、“领、口或沿”、“肩”、“腹”五部分，分别将各部分的形态特征分类列表，并给予每类特征一个指定代码，参见表6。所有青铜容器都按照以上五部分的顺序用符号表示，形成该器物的型别编码，这样，一件青铜容器标本的整体基本形制特征的“标准化”通过其各个组成部分特征的“标准化”得以实现。例如：RFB02″型鬲，其中的R代表人字裆，F代表柱足，B代表侈领，0代表无肩，2″代表下胀圜腹，因每一编码都有一定形态的含义，所以当见到RFB02″型鬲时，就可以得知这鬲是人字裆、柱足、侈领、无肩、下胀圜腹鬲，器型编码传递了器物形态的信息。

表6 底或裆 足 领、口或沿 肩 腹

A凸圜底 A直领 1圆肩 1直腹

A′凹圜底 1′溜圆肩 1′下收直腹

B平底 B侈(或折)领 1″广圆肩 1″下胀直腹

B′凹平底 B’内折领 2方(或折)肩 1[]内斜直腹

C尖底 B″高侈(或折)领 2′窄方(或折)肩 2圜(或鼓)腹

C撇领 3圜凸(或耸)肩 2′下收圜腹

C′高撇领 3′方凸(或耸)肩 2″下胀圜腹

D袋足 D卷领 3圜凸腹

D′高卷领 3′方凸腹

E圜涡下陷底 E锥足 E束领 4折腹

F柱足 4′下收折腹

F′锥柱足 4″下胀折腹

F″扁足 5内凹腹

G外凹沿 6曲腹

G′内凹沿

H弧裆 H环足 H敛口

H′圜敛口

H″方(或折)敛口

J角足

L流口

M马口裆 M圈足

M′高圈足

N假圈足

Q曲裆

R人字裆

S兽足 S榫口

S′蹄足

T凸裆 T独足或柄纽

Y圈足+兽足

Z圈足+弥垂耳

0无 0无 0无 0无 0无

X未定 X未定 X未定 X未定 X未定

如果将《天马—曲村》与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的类型学研究相比较，就会发现二者均以便于发表资料和研究为目的，按器物形态组成要素的特征进行分类，用大写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为代码标示。邹衡将器物的组成部位大致按照非容器部分和容器部分分开，先列出底、裆、足的特征代码，之后再由从上至下的顺序列出领、口、肩、腹的特征代码，似乎也是受了李济的影响，但又有别于李济的划分方式，如《天马—曲村》中铜甗M6069:2，型别为HFC01′，这件甗为弧裆、柱足，显然“裆”是一种特殊的“底”，和“足”不能混淆，不同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将甗归入“三足目”的做法。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天马—曲村》的分类系统采用面分类的方法，《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则基本采用了线分类的方法，即分类模式的差别（注：关于面分类方法和线分类方法，陈畅：《试论考古类型学的逻辑和原则》，华夏考古，待刊。）。

二

考古类型学研究是研究者的思维能力尤其是抽象思维能力和方法的体现。而抽象思维能力是个人接受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条件，抽象思维能力的形成与提高是和学校的教育与培养分不开的。从三位考古学家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和学术成长过程的学科背景中可以领悟出他们各自的研究风格背后传递的学术思想。

李济在清华学堂毕业后，先后在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后转入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来”（注：张光直：《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李光谟编《李济与清华》，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后来他对器物形态的研究深受量人脑袋的启发，特别注重器物形态元素的组合方式，而其研究目的则深受美国人类学学科人本主义精神的感染，试图通过器物分析探究社会文化而非考古学文化的变迁，即意在研究人。例如，他认为小屯出土的原始土质爵形器的器形脱胎于龙山文化，这一点符合文化传承，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口部结构的演变则是工匠长期实践不断改进提高器物的实用功能的结果。李济按器物形态元素特征分类的类型学体系，为早期的中国考古学的器物研究打下一个新基础，并且一直影响到今天。

苏秉琦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由于学习中国史学的经历和史学传统的学术背景，致使他认为“近代考古学的目标就是修国史”（注：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香港）1997年出版。）。他的考古类型学研究大都采取史学的研究方法，十分注重事件的因果关系及过程；而发轫于生物界的进化论理论，又恰好满足了他以物的发展过程序列为研究目的的研究方式，于是进化过程和历史因果关系，构成了他的研究特色。这种特色在《陕西省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1983年《补序》（注：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 里表现得最为充分。“系统的类型学理论，是瑞典人蒙德留斯（Oscar Montelius）在1903 年出版的《东方和欧洲古代文化诸时期》第一卷《方法论》中开始建立起来的。在我国，至三十年代，蒙氏的书有了两种中文译本；四十年代以后，苏秉琦先生则在大量实际分析、综合考古新材料的工作中，从中国考古的具体研究出发，为正确运用和发展这种方法论，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注：俞伟超、张忠培：《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

邹衡最先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两年后转入史学系，之后又学习考古学并取得硕士学位。他的类型学研究强调层位依据，即客观证据，型式的逻辑严谨、结构清晰，很明显同他最先学习法律有关系。从他的《我和夏商周考古学》（注：邹衡：《我和夏商周考古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中了解到，他学习考古学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史学问题，因此依然带有强调因果过程研究的史学特征。他最先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铜器，进而延伸到商文化的分期。他的类型学研究体系清晰地表现了分类和排序两种思维模式，在以类型学研究为基础的年代学研究中，他把考古学文化理解为由各种遗迹、遗物为元素组成的结构，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元素以及元素不同的结合方式，元素及其结合方式发生了变化，文化也随之变化，这种以器物组合变化为依据进行文化分期的方法和李济的类型学研究法反映了不同研究层次的同种思维模式。

二十世纪的一个时期里，中国大陆学术界对李济大都回避甚至批判。但是现实中许多考古工作者的类型学研究，又往往不自觉地袭用李济式的类型学模式，称为“某式某型”，将李济的“序号”和“类型”混同苏秉琦的“顺序”和“类型”，这样一来，在一个适用于器物形态元素的分类系统里，导入器形演进的思维方式，其结果必然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内类型学思想和概念的混乱。虽然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发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才将分类思想和排序思想协调起来，并逐渐规范了类型学的研究模式和语言范式，但是至今还没能彻底摆脱类型学研究中强调历时过程和因果关系的史学影响，而李济那种人本主义精神的考古学研究依然很难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