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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我们以狭义的概念来理解和论述创业。创业指的是“从零开始创办一家新企业”;创业企业指的是“新创建的企业即新创企业”。由于当代的创业大多发生在高科技领域,如信息、生物基因工程、新材料、新能源、先进环保技术等,因此,本文中确当代创业企业,特指“新创立确当代科技创新型企业”,其创业者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者。
一、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异质性
创业企业的诞生始发于创业者的创业劳动,创业劳动实际上是科技创新劳动的拓展和延续,科技创新劳动是创业劳动的“源”和“核”。探寻当代创业企业的经济性质,其出发点和关键就在于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性质的理解。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是一种有机融合科学和技术内在禀性的高智力劳动。从劳动形式上分析,这种高智力劳动是一种高度复杂劳动,不同于一般的复杂劳动和智力劳动,更完全不同于简单劳动或体力劳动,呈现出自身所特有的异质性。(注:这里的“异质性”是从具体劳动的层面上所作出的分析,而不是抽象劳动的层面。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凝聚在商品中的人类的抽象劳动是无差异的。)
1.劳动内容的高度专业化和劳动形态的高度专用性
和产业经济时代的机器发明、机械制造、工艺设计等行为中的创新劳动相比较,由于市场深化和细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专业化水平更高。在科技产品日新月异、市场竞争更趋激烈、消费需求更趋个性化确当代经济生活中,科技创新活动要取得成功,必然要确定极其明确的目标,瞄准极其清楚的制高点和攻关领域,专注于特定的活动对象和活动空间。这集中体现为当代科技创新劳动内容的高度专业化。它要求接受更为专门化的教育和练习,要求培育更有创造性的思维能力,要求把握更为精、尖、新的知识和拥有更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实验能力。
和高度专业化相适应的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形态的高度专用性。高度专业化的学习、探究、创造和实践,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积淀后,往往形成为一种特定的思维能力和劳动品质而表现为劳动形态的高度专用性。这种高度专用性的劳动形态,一旦移作他用,往往成为“沉没”资产,其内在的价值就大大受损。
2.劳动物化产品的高度创造性
(1)体现为产品市场需求的先导性和创造性。奔腾式确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物化产品具有优质的消费属性(包括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一个成功的高科技产品(包括有形的商品和无形的服务)的开发和问世,往往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市场,适应了市场需求者的消费趋向,强有力地引导着市场消费的方向,强劲地改善着人们的消费结构,提升了人类的生活质量。当代科技创新活动的蓬勃兴起和所获得的巨大成功,赋予了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以新的内涵。
(2)体现为产品效用的高度创造性。当代高科技产品是一种高知识密集型产品,从而富有高效用。也就是说,单位产品具有更大的有用性,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某一种或几种需要。①当代科技创新是对自然物质属性和自然能力的深度开发和利用,区别于传统产业机器生产在性质上仅仅是对自然物质的一般加工和表层属性的自然能力的利用(刘诗白,2001)。因此,较之传统产业生产,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能够带来劳动生产力的几何级数式的进步,从而创造出巨大的生产能力。同时,高科技生产手段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所耗费的非核心技术或产品的其他物质资源的本钱极低,高科技产品在批量生产下边际物质本钱几乎为零。②高知识密集型产品更具“人性化”特征。高科技消费品更适合消费者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符合消费者个体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更为内在、真实的需求,能迎合消费者对单元产品的高质量多功能提供的要求。高知识含量的消费品由于更能满足现代人的文明消费和审美情趣,从而富有高效用。
(3)体现为产品价值的高度创造性。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作为一种比马克思笔下的工程师一类的“高级工人”的所谓一般“复杂劳动”更高层次的“高度复杂劳动”,是一般复杂劳动的倍加。这种高度复杂劳动,比起一般复杂劳动,具有以下两个更为突出的特征:①劳动力再生产的用度更高。当代科技创新活动,劳动的专业化特征表现得极为明显,它需要更为扎实的科学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积累,需要更为丰富的实践和实验经验。因此,科技劳动力的形成,需要投进更高的学习教育用度;当代科技创新活动具有更高的劳动强度,是一种高强度的劳动力耗费,需要有较高的劳动力的补偿用度。另外,由于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高度社会化(即是高度社会结合和社会协助的劳动),创新者的劳动能力实际形成用度中还必须包含间接参和科技创新的社会劳动能力的再生产用度(刘诗白,2001)。因此,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者而言,其劳动力再生产的用度应该高于一般复杂劳动。②劳动力使用创造的价值增值更大。高品质的科技创新产品的成功问世,在一定时期内往往占据了一定的市场垄断地位,由此获得了可观的“逾额利润”。综合以上两点,我们以为,和一般劳动产品相比,在高科技产品中,其所耗费的物质资源C部分可能下降,但是劳动力价值V部分和价值增值M部分却以更大比例上升。这样,在同一单位时间内,C V M在整体上是大大进步了。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作为一种高度复杂劳动,同样能够换算为“自乘的”“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较一般复杂劳动能形成更高的价值。
3.价值创造的高度风险性
一方面,某种创意、想法、灵感要转化为现实的物化产品,需要“苦思冥想”、持续探索、高度关注,需要反复试错、重复实验,终极仍有可能失败。这期间不仅要投进大量的、凡人难以想像的精力,还往往需要投进一定的物质资源。失败的结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当事人要承担着极大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资风险。另一方面,即使研发取得了现实的物质载体,由于当代科技创新的快节奏和当代市场演变的高速度,同样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当代科技产品周期极短,产品更新速度极快,市场竞争又日趋激烈,这使得在高科技产业中,某一项技术往往只有NO.1是成功者,NO.2以下大都难以得到能够赖以生存的市场份额,从而成为市场竞争的失败者。硅谷中均匀大约九成的风险投资是不成功的,就充分表明了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高度风险性。
4.效应产生的高度非线性
一般性的生产性劳动或简单劳动,其效应的产生往往是直接而明显的、即期而平稳的,劳动的付出和其所产生的效应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恒比例关系即线性关系。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作为一种高度复杂劳动则和此不同,其效应的产生往往不是直接和即期的,更多的是具有潜伏性、时间性、动态性以及跳跃性。科技劳动者价值的创造并不完全是一时的,
而是长期的;并不完全是当期就能表现出来的,有的要经过一段时期才能体现出来;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动态变化的;并不完全是连续的,而是阶段性的。用数学语言来表达,就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付出和其所产生的效应或价值创造之间不是一种恒定的比例关系即线性关系,而往往呈现出一种倍增或倍减的非恒定关系即非线性关系。
5.集聚社会资源的高度粘吸性
科技创新劳动,作为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关键性资源,具有强大的集聚社会资源的功能。产业经济时代的物质资本往往是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发动机和粘合剂,处于资源组合的核心地位。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作为一种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形态的人力资本,已经独立地走向社会经济生活的舞台中心。科技创新劳动物化产品的高度创造性功能及其特征,强有力地吸引着其他的社会经济资源和之结合,并相互耦合、相互渗透,呈现为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所特有的集聚社会资源的“高粘性”。正是由于这种特性,才出现了当代的“创业革命”即创业职能的职业化现象和趋向。 在当代创业企业中,出资者不仅和经营治理者实现了分离,而且和创业者也实现了分离。事实上,当代计算机、因特网、通讯信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过程,同时也是科技创新工作者在风险资本支撑下转变为企业家的过程。像康柏电脑、美国在线、E-Bay、雅虎等这些享誉全球的明星企业,正是创业革命进程的产物和见证。原为斯坦福大学计算机教授的非吉米·克拉克先生就是这一进程中的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代表人物。克拉克先后成功创立了3家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着名高科技企业,却没有在其中任何一家公司中担任经营层职务。他不仅不参与企业成立后的营运治理,甚至对技术开发本身,也是只讲创意而不问实施。这样,克拉克成了一个纯粹的创业者。他的职能是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他的上风,即在于对技术发展方向作出敏锐的判定及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的创意。
知识是商品,是具有价值的,可以用于交换,最终体现其使用价值;生产资料在新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仅作为一种工具起作用,不创造价值,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提出人力资本概念是两者在今天实践中相互作用的产物。
关键词:知识经济 商品 价值 生产要素 人力资本 劳动力资本 物质资本
劳动价值论
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首先就会接触到“商品”与“价值”的概念。由“商品”这个逻辑起点出发,马克思揭示、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而构建了其庞大的资本理论体系。根据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商品成为此理论体系中最抽象,最一般,也最简单的经济范畴。 “价值”成为“商品”有利的补充,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商品及由此构建的整个理论体系。涉足经济学领域,在理解了这些基本概念后,进一步地学习和探讨,会发现随着时代的变迁,《资本论》旧说中的一些问题不仅仍为大家继续探讨的对象,而且还赋予了新事物以新说。
知识价值新论
当今社会,不知何时“知识经济”这一名词悄然兴起。何为“知识经济”?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表了《1996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声望》的报告,指出“知识经济”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已向经济渗透,成为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那么,“知识”可否“经济”?我们可以用马克思的观点去剖析知识,进而探讨其在现实社会中的角色。
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现象:中关村IT行业的研究人员,月收入可以与国内一些地区居民的年收入相抵;工程师、教授们的自家用车也加入了浩浩荡荡的汽车大军,可以说,这是社会发展对知识的一种新认知。在不存在生产及交换的原始时期、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农业经济时期,经济的概念从无到有,知识可以说是一个荒谬的存在,既不能满足人们衣食的要求,也不能带来更高一层次的享受。社会进入了工业经济时期,知识的重要性慢慢地被人们所认知,但仍是一个依靠原始的劳动力从自然界提取初级资源的过程。直到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也就是被称为后工业时期的阶段原本在生产中只能扮演辅助品和革新中的媒介物的知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心。人们意识到不仅直接参与产品生产的劳动是劳动,新的发明、创造也是劳动的存在形式。正是知识具有无差异的劳动的属性,而且在交换中实现了其创造者的目的,因而也具有了商品性。知识的生产者与使用者与知识的关系,越来越具有商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与商品的形式,即价值形式。人们将为了使用知识,而购买知识,并且对知识定价,按照市场规则,得到其使用权。知识将会为了出售而被生产,消费者为了使其在新的生产中增值,而去购买并使用。
知识具备了商品的所有属性。知识由劳动创造出来,知识的生产是为了参与交换,能够带来收益,给人们的需求带来不同程度上的满足,而且还是存在一定成本的。知识的成本如何衡量?这不仅包括在知识产品生产中劳动者投入的生产要素——如机械,仪器等价值的转移,还包括劳动者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精力等等。由此可以肯定:知识是一种商品,可以像其他商品一样自由买卖,存在供需,存在市场。
知识定位为是商品,知识的价值就是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凝结在其中的人类劳动,由社会劳动量的多少决定,会因社会劳动生产过程中投入劳动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并且,知识的价值也是在交换中得到实现的。需要指出的一点就是,国外有学者认为知识就是价值,价值就是知识,这是对知识的价值不完全的表述。混淆知识的价值与知识的使用价值,就是我们经常接触到的错误之一。知识的价值应说是知识本身内在的,而知识使用过程中体现的经济价值,仅是知识被消费的一种表现,是知识产品投入生产后,知识价值实现转移,使新产品增值过程中的一种形式。再者,知识的学术价值,也是知识使用的形式之一,表现了其在一定领域中的使用性、创作性。
在这个生产力发展,经济腾飞的时代,知识成为时代的主流,一个崭新的知识文明时代即将来临。在这个时代,知识不仅将会成为最有价值的商品,也将如一些学者所说,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知识产业,形成拥有知识的知识阶级,并在生产中实现知识资本的投入,以进行最优的生产活动。
评析生产要素价值论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认为,产品的价值是由三个因素共同创造的,即劳动力、资本以及土地。三者互相协作创造价值,并参与了利润的分配。这便有了这样一种观点,生产资料也创造价值。以马克思理论的角度分析萨伊的观点就是表明,生产资料是商品,是具有价值的,是能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通俗点说,一辆汽车的价值就是生产汽车所需要素的活劳动价值(V+M)的总和。果真如此吗?让我们再从最基本,最简单的概念看起。首先,商品是一个外界的物,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求的物,也可以说是一个最终产物。这种物与人们的需求直接联系,以带给人们不同的效用来实现自身的使用价值。那么,生产资料满足人的这种需求吗?不!满足人的这种需求的是人们通过生产资料借助生产资料的一切功能创造出的另一实物,生产资料在这一实物的生产过程中,仅是一个能够简化人类劳动的工具、手段而已。有劳动者借助于生产资料的劳动在其中,这种物才是商品。再者,商品生产的目的是用于交换的,生产资料参与交换吗?答案还是否定的。如上,生产资料并没有具备作为商品所需的最基本的特点,因此便不能称之为商品。
生产资料创造价值论违背了劳动创造价值论,认为除了劳动之外,生产资料仍为价值的源泉。那么生产资料创造“价值”与“剩余价值”误解,又将如何解释呢?不要把眼光只放在产生价值的现象本身,用其逻辑推导、总结,这并不是很难理解的。首先,由生产资料的参与得到的新产品价值的增值是生产资料价值转移的一种表现。价值增值越多,转移的价值就越多,决非生产资料在创造价值。再者,生产资料是在通过简化人类劳动,带动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这就增加了产品的相对剩余价值。这种作用在生产活动主要依靠原始劳动的社会,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也就是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生产资料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的今天,随着剩余价值量的大幅度增加,人们才更多的意识到使最终产品增值的这一重要因素。
分析生产资料创造价值论,可以得出:一方面,他们扩大了创造价值的劳动的概念。生产资料作为生产资料部门的产品时,是用于交换的商品,是经过了人的劳动的。但作为生产其他商品的工具时,创造价值的劳动并没有投在生产资料上,而是完全体现在新创商品的价值上。生产资料创造价值论扩大了创造价值的劳动的范围。另一方面,它不了解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作为劳动过程的要素,仅仅是起到了创造新的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中,物质因素的作用。鉴于生产资料创造价值论在以上问题的判断,于是便有了不仅人的劳动能够创造价值,而且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也能够创造价值的结论。这种说法不是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发展。物之所以有价值,因为它们是人的劳动的表现,而不是因为它是物本身,商品之所以有价值,是由于其中包含了人类无差别的劳动,而且不仅满足人的某种需要,还要参与交换。其中,生产资料的作用表现为简化人们的劳动,加快人们劳动的速度,提高劳动生产力,作为一个工具或者载体。在每一轮新的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机器设备、动物等生产资料,都是过去劳动的产物,然而不能够由此认为它们能够进行劳动、创造价值,从而把劳动创造价值说成是生产资料创造价值。
以上,我们讨论了知识的性质,否定了生产资料创造价值论。可以看出,这都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客观运用。
人力资本
——劳动价值论的回归
随着知识文明的来临,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知识的重要性,各国纷纷采取了一种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政策。在经济领域,知识成为一种重要的要素,投入到了生产过程,并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无可限量的贡献。知识与生产要素结合,提出一个崭新的概念——人力资本,这是一种“劳动价值论”回归。
关键词:离岸外包;职住外移;工作外包;国际产业调整
美国高科技咨询机构——forresterresearch的报告称:“美国服务经济领域在经过了3o多年的持续扩张后,离岸外包将成为美国从追求发展速度向追求效率转变的一种催化剂。”
2004年6月10日,联邦劳工部宣布,2004年第一季度,美国因业务外包而损失的就业机会比例为2.5%。约有2/3的职位流动源自制造业,在第一季度的失业者中,制造业工人占1/4。这是该部门首次对外包所导致的就业机会损失量做出评估。
外包近来在美国引起的争议还远不止这些,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美国政府、民众和媒体对外包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应呢?本文尝试从外包概念的兴起,其近年来在美国的发展特点和趋势,来分析它对美国就业市场乃至整个经济的影响。
一、外包概念的兴起与离岸外包的发展
企业总是根据市场需求、竞争环境的变化来调整其组织的构造和边界。在上个世纪30年代,由福特汽车公司所倡导的“垂直一体化”战略所带来的所有权优势、规模效应、对供应链和市场的控制力,随着科技和通讯技术的发展、顾客需求的多样化和市场竞争的白热化而逐渐黯淡。由c.k.prahalad和garyhamel于1990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第一次提出的“外包”(outsourcing)概念在过去的l5年间一跃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企业经营趋势。
所谓“外包”,指的是在内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企业专注于其核心业务,并借助企业外部的专业机构的资源完成企业内部非核心的、次要的或辅的功能或业务,以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种经营方式。其实质在于强调企业必须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有助于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业务上,而把那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业务交给外部专业的服务供应商,获得成本和效率优势。
作为一种经营手段,外包的历史可追溯到200年前,但它在80年代开始才得以广泛应用,并从无价值增值的辅功能(如清洁、保安、餐饮供应),发展到关键的支持和增值性功能(如人力资源管理、审计it技术、制造、营销、物流),甚至延伸至研究与开发等领域。
伴随着更经济的运输方式的出现,信息科技的高速发展和通讯技术的变革,企业信息传递的成本降低,效率和质量得以显著提高,外部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在此之上建立的企业组织形式可以更加灵活地在市场和企业自身,在网络和一体化组织之间进行选择,从而使跨国界的离岸外包成为可能。
二、美国外包业务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就规模而言,外包从一种企业控制成本的手段,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业务模式只不过经历了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邓百氏公司在(《1998年全球业务外包研究报告中称:相比1997年23%的升幅,l998年全球年营业额5000万美元以上的公司中,业务外包的支出上升了27%,1998年全球业务外包的总支出增加至2350亿美元。米切尔·f·卡伯特联合有限公司于2002年6月发表的《2002年全球外包市场》的调查报告中指出,2001年全球企业对14.8%的日常运营业务进行了外包;全球外包业务正在以每年l9.6%的速度增长,美国占到了全球外包市场的2/3,其特点和趋势表现为:
1.大公司首当其冲。中小企业紧随其后从主体而言,外包已经成为众多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取得竞争优势、配合全球化资源配置而采取的经营战略。外包市场的2/3由大公司消费构成,1996年,美国年销售额5000万美元以上的大公司中有25%选择了外包。2000年,年销售额l000~5000万美元的中小企业也很快加入到外包行列,选择外包的中小企业数量与1999年相比增长了约25%。外包不是企业能力弱的标志,相反,它为中小企业创造机遇,使其得以利用外包商在某一方面的专业化优势和规模效应,配合发挥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位于美国中西部的it企业就早大公司一步,率先将部分业务外包至印度。
2.离岸外包服务的领域不断拓展从外包活动实施的地域而言,当今的信息技术环境最大限度地拓展了企业寻求最佳外部资源的可能性,外包突破国界、地域的限制从本土扩展到海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据美国葛特纳机构的估计,2004年,有超过80%的美国企业考虑离岸外包美国的it工作,其中40%的美国企业将完成某些类型的外包,或者从非美国本土的服务供应商那里获得it服务。
在制造业,离岸外包已经从单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手工制品、纺织品、轻工和化工产品),发展到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如汽车、飞机的重要零部件)。
离岸外包逐渐向价值链的上、下游拓展。为了节约研发成本,规避研发风险,处于价值链前端的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技术离岸外包逐渐兴起。据美国eiu(theeconomicintelligenceunit)1993年对50多家世界级大企业的调查报告显示:大多数企业承认,它们在90年代,接近或超过一半的技术竞争力来源于企业外部。外包的技术也从企业的非核心技术、容易购买的成熟技术、标准化技术转变为决定企业未来技术竞争优势的研发项目外包。另外,欧美很多企业将客户服务中心或售后服务的电话支持系统转移到了印度,又创造了售后服务外包的可能性,如at&t就将电话交换中心搬到了印度。
三、离岸外包对美国就业市场的效应分析
在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沃尔夫和另外两位经济学家合作的《减员在美国:现实、起源和后果》中归纳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就业市场:减员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新创造的职位数目长期而言远远高于失去的旧职位数目。据统计,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创造的职位达到2400万个,同期失去的旧职位只有800万个。外包所引发的美国就业机会流失,特别是近来由高技术和服务为主的外包所导致的情况与90年代相比存在显著的差异。
首先,虽然长期而言新创造的职位仍将远远超过失去的旧职位,然而短期来看,外包在过去几年新创造的职位并不比失去的旧职位多多少。按照美国经济研究机构的估算,2001年l1月,美国经济应开始由低谷回升,而到2003年底,就业机会却减少了大约70多万个,形成了与90年代高增长、高就业率相对应的“失业型复苏”。而且,由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失去岗位的员工为了适应新的工作所需要的技能和知识更为复杂,其间所经历的过渡期必然更为困难。
其次,外包为美国创造了新的工作机会。必须指出的是,即便是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员工也从外包中获得了利益。制造电器和电子产品的德国西门子公司在美国雇佣了6.5万名员工。仅在新泽西州,索尼公司就雇佣了2000人。全球主要图像公司之一、比利时的agfagevaert集团也在美国雇佣了5000人。西班牙terralycos公司也在美国雇佣了4l8人,这仅仅是一些例子。拥有微软、ibm等美国it大厂会员的美国信息技术协会在最新的报告中指出,公司业务外包可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因此能创造出更多的工作机会。报告说,去年美国净增加了9万份工作。报告预测,到2008年,公司通过业务外包将在美国创造出317000份新的工作机会。
第三,白领工作蓝领化,美国知识型服务岗位向具有智力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国家转移已成定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最近的调查表明,占全美白领工作l1%的大约140万个工作机会,面临“外包”的威胁。那些无需与客户进行面对面交流且与信息密切相关的工作首当其冲,像电脑编程、软件开发、医嘱转录、会计和税务、技术、建筑绘图、初级法律和投资研究、保险索赔处理等。同样的工作,一个中国工程师每月工资大约为500美,印度为700美元,美国则是4000美元。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劳动力素质的结合,使得美国外包至发展中国家的工作机会,从制造业向技术含量提高的软件设计和售后服务发展。虽然劳动力成本同美国达到同一水平的时间可能比预期的要短,但外包使美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国际人力资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第四,外包带来的岗位流失,从本质上必须依靠自身优势,通过创新制造出新的就业机会来解决。forresterresearch最近的报告预言,在外国设有分公司的美国高科技企业雇用的外国工作人员将从目前的40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330万人。而在未来的12年中,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将把300多万个工作迁移到其他国家去,其中包括中国、印度和菲律宾。另一家咨询机构加特纳资讯科技服务公司的资料表明,300万个工作机会占全美工作机会的2%。分析人士指出,这些工作机会一旦被外包到国外,几乎再也不可能回到美国国内。多余劳动力转向相应的高增长行业的难度也增加了。因此,通过再培训等方式的继续教育,帮助失业人员再就业的同时,必须利用美国企业的优势制造新的就业机会。70年代制造业大举向国外转移引发的反对声浪,就是通过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带来的新的就业机会化解的。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补偿现在在高端制造业和软件开发业务上流失的工作机会。需要指出的是,据美国商务部门统计,目前美国信息技术人才短缺34.6万名,到2008年,缺口还会扩大到130万名。尽管美国大学毕业生逐年增加,但每年毕业的有充分劳动技能的工人还是不足,应当引起美国教育系统的反思。
内容摘要:本文针对金融危机下中国制造业的困境,应用全球价值链以及产业升级为理论依据,对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推动我国制造业进行产业升级的方向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从做强自身产业、创造需求、经营人力以及开发新领域等几方面的思路。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 制造业 产业升级
我国制造业的困境分析
(一)内部困境
劳动力成本提升。20世纪90年代,许多外国企业看中了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低这一优势,对我国各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进行直接投资、产业转移或外包等,使得我国一大部分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劳动力成本也相应地需要提升。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较以前有所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使得制造业企业的利润空间更显狭窄。
价值增值较低。随着全球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我国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加工工厂”,但要成为全球的“世界工厂”,还有一段距离。我国制造业大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利润和价值增值都较低的环节中,其产品大部分以中低档的贴牌生产为主。技术含量低下、品牌缺失、价值增值较低,这些都是我国制造业的弊端以及困境所在。如何实现技术水平的提升、建立品牌实力是我国制造业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资源约束。我国制造业的高速发展是以能源的过度消耗以及环境的污染为代价的。我国制造业所需的许多资源都受制于国外的供应商,例如铁矿石的进口等。同时,环境治理的成本以及保护环境的要求也对制造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外部困境
需求减弱。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金融危机使全球范围内的企业都受到影响。由于我国制造业大部分都是依赖于国外市场上的订单,金融危机削弱了国外企业的市场需求能力,进而影响到我国制造业的业务收入及销售利润等。我国月度出口增长率从2007年2月的51.6%下降至12月的21.7%。我国加工贸易的出口额在2008年7月为617.4亿美元,到2009年2月时下降为345.9亿美元,如图1所示。许多中小企业都在金融危机中面临倒闭的困境。市场需求减弱等问题又给我国制造业带来了更多的压力。
质量问题。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贸易纠纷以及在国外遭遇的诉讼事件越来越多,究其原因,就是产品质量问题。因此,如何在保持成本的前提下提高质量是我国制造业需要仔细研究的问题。
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近来,国际市场上对人民币汇率走高的呼声很高。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已从2008年1月1日的7.29升值为2011年1月1日的6.5768。但人民币的升值会给我国制造业带来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会降低我国制造业在国际贸易中的价格优势和竞争力。人民币升值后,我国制造业商品的出口价格就会上升,许多国际市场的需求者可能会转而寻找其他价格更低的供应商。另一方面,出口的减少会使我国制造业转向国内市场,而人民币的升值会使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制造业企业的利润空间可能会更小,国内市场上制造业的竞争会更加激烈。
在当前的形势下,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求生存、谋发展、实现产业升级已经是我国制造业迫切需要探索的问题。而全球价值链和产业升级的理论则有助于我国制造业找到突破的方向。
全球价值链与产业升级
(一)全球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起源于价值链理论。波特(Porter,1985)将企业内部的运作过程分解为许多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这些活动构成了一个动态的价值创造的过程,即为价值链。在此基础上,格里芬(Gereffi,1999)和一些学者将价值链的概念拓展到企业之间,并与产业的全球化联系起来,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的理论。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被定义为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从概念设计到使用直到报废的全生命周期中所有创造价值的活动范围,包括对产品的设计、生产、营销、分销以及对最终用户的支持与服务等。组成价值链的各项活动可以包括在一个企业之内,也可以分散于各个企业之间;可以集聚于某个特定的地理范围之内,也可以散布于全球各地。
全球价值链包括三大环节,分别是技术环节、生产环节和营销环节。每个环节所产生的附加价值都不同。技术环节包括研发、设计等;生产环节包括生产、加工组装、质量检验和库存管理等;营销环节包括销售、品牌及售后服务等。这些环节所产生的附加价值以及在全球价值链所处的位置可以由图2表示。
从图2中可以看出,技术环节与营销环节分别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上游和下游的位置,但都占据较高的附加价值水平,而生产环节处于两者之间,而且处于全球价值链中较低的附加价值水平。
(二)全球价值链下的产业升级
产业经济学一般认为,产业升级是指产业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转换过程,它不仅包括产业产出总量的增长,而且包括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具体来说,就是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状态向高新技术、高附加值状态的演变过程。
基于全球价值链中明确的价值分布,许多学者从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对产业升级进行了探索。他们指出产业升级是指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为上游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或下游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以实现价值增值的过程。
Humphrey 和Schmitz(2000)在此基础上从微观的角度提出了产业升级的四种模式,即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跨产业升级,如表1所示。普遍认为产业升级一般都依循从工艺流程升级到产品升级再到产业功能升级最后到跨产业升级的路径。
毛蕴诗,吴瑶(2009)指出,企业进行升级的路径可以分为三种。一是通过持续的学习和创新形成自身的核心技术和研发能力,在此基础上培育自主的全球品牌,实现从OEM到到ODM再到OBM的升级。二是通过技术创新实现OEM到ODM的技术升级;或通过营销能力的提升实现OEM到OBM的品牌升级;或是通过经营方式创新,进行OEM多元化。三是混合路径的方式,即同时向ODM及OBM进行转型和升级。张剑等(2007)从全球价值链出发,将产业升级的路径划分为市场升级、技术升级和组合升级。
我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
从全球价值链和产业升级理论的总结中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对于产业升级的方式主要集中在从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升级,也就是按照微笑曲线由生产环节向上游的技术环节或向下游的营销环节升级,以获得更多的附加价值。但就我国制造业的现状来看,并非所有的制造业企业都有实力进行价值增值的产业升级。我国制造业中大多是低附加值、低技术壁垒的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缺乏竞争优势。如果仅仅追求价值增值而不考虑现状以及资源约束等,就会很容易出现“产业空心化”的现象。首先,技术环节和营销环节需要大量的研发人才与销售精英,我国制造业缺乏人力保障,盲目升级必然导致失败。其次,研发及品牌建设都需要长期的积累,从低端的加工组装一蹴而就升级为高端环节是不可能的。第三,精益的制造是研发的保障也是销售的支持。因此,我国制造业要想提升竞争能力,实现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升级,应从以下几点考虑:
(一)循序渐进,做强做精自身产业
全球价值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并非现阶段,我国制造业的关键应该是提升品质,做强做精。“强”体现为制造业的生产效率、生产成本以及适应性。“精”则体现为产品的品质、文化等。制造业进行产业升级首先应在自身条件的基础上,通过工艺流程的优化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或通过引进柔性制造系统来增强自身的适应性,为制造业提升品质、积累文化做准备,从而更有助于提升制造业产业的竞争力。当制造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时,全球价值链曲线中游的生产环节的价值增值也会随之增加,制造业向上游的技术环节或下游的营销环节发展时才更具优势。
(二)重视创新,提高创造需求的能力
需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对于制造业来说,如何激发欲望、创造需求也是推动制造业升级的一个重要动力。而创造需求又需要以技术的创新为依托,因此,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应该是通过逐步提升技术创新的能力,用新创造的需求来代替旧的需求,从而实现制造业本身附加值的提高,使全球价值链曲线中我国制造业所处的中游环节的弧度降低,整个曲线呈现逐渐平缓的趋势,实现制造业的产业升级。
(三)经营人力资本,提高劳动效率
产业升级需要大量的高技术人才以及高素质劳动力。在我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中,高素质劳动力将成为一个关键因素。在全球价值链中,我国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正逐渐减弱,如何将这种比较优势转化为新的竞争优势也是产业升级的方向。因此,实现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必须加大对人力资本的培养,从提高劳动者素质与劳动生产率这两方面着手。我国应提高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而就制造业来说,可以提供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机会,帮助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水平以及技术水平,从而提高劳动效率,为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升级提供人力支撑。
(四)保护环境,开发新领域
我国发展经济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我国制造业应思考从降低能耗、开发新领域的角度实现产业升级。在新领域方面,国外并没有技术优势,因而我国可以从开发新能源、新材料的角度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实现制造业的产业升级。
实现从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到高附加值环节的转变是我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方向。但我国制造业在进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应本着循序渐进的态度,从做强做精自身产业开始,将生产环节作为制造业向上下游拓展的支撑。同时,制造业应不断创新,通过创造需求、经营人力资本、向新领域拓展等方式,促进产业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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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我们以狭义的概念来理解和论述创业。创业指的是“从零开始创办一家新企业”;创业企业指的是“新创建的企业即新创企业”。由于当代的创业大多发生在高科技领域,如信息、生物基因工程、新材料、新能源、先进环保技术等,因此,本文中的当代创业企业,特指“新创立的当代科技创新型企业”,其创业者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者。
一、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异质性
创业企业的诞生始发于创业者的创业劳动,创业劳动实际上是科技创新劳动的拓展与延续,科技创新劳动是创业劳动的“源”与“核”。探寻当代创业企业的经济性质,其出发点和关键就在于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性质的理解。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是一种有机融合科学与技术内在禀性的高智力劳动。从劳动形式上分析,这种高智力劳动是一种高度复杂劳动,不同于一般的复杂劳动和智力劳动,更完全不同于简单劳动或体力劳动,呈现出自身所特有的异质性。(注:这里的“异质性”是从具体劳动的层面上所作出的分析,而不是抽象劳动的层面。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的抽象劳动是无差异的。)
1.劳动内容的高度专业化与劳动形态的高度专用性
与工业经济时代的机器发明、机械制造、工艺设计等行为中的创新劳动相比较,由于市场深化与细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专业化水平更高。在科技产品日新月异、市场竞争更趋激烈、消费需求更趋个性化的当代经济生活中,科技创新活动要取得成功,必然要确定极其明确的目标,瞄准极其清晰的制高点和攻关领域,专注于特定的活动对象与活动空间。这集中体现为当代科技创新劳动内容的高度专业化。它要求接受更为专门化的教育与训练,要求培育更有创造性的思维能力,要求掌握更为精、尖、新的知识与拥有更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实验能力。
与高度专业化相适应的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形态的高度专用性。高度专业化的学习、研究、创造与实践,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积淀后,往往形成为一种特定的思维能力与劳动品质而表现为劳动形态的高度专用性。这种高度专用性的劳动形态,一旦移作他用,往往成为“沉没”资产,其内在的价值就大大受损。
2.劳动物化产品的高度创造性
(1)体现为产品市场需求的先导性与创造性。飞跃式的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物化产品具有优质的消费属性(包括生活消费与生产消费)。一个成功的高科技产品(包括有形的商品与无形的服务)的开发与问世,往往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市场,适应了市场需求者的消费趋势,强有力地引导着市场消费的方向,强劲地改善着人们的消费结构,提升了人类的生活质量。当代科技创新活动的蓬勃兴起和所获得的巨大成功,赋予了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以新的内涵。
(2)体现为产品效用的高度创造性。当代高科技产品是一种高知识密集型产品,从而富有高效用。也就是说,单位产品具有更大的有用性,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某一种或几种需要。①当代科技创新是对自然物质属性和自然能力的深度开发和利用,区别于传统工业机器生产在性质上仅仅是对自然物质的一般加工和表层属性的自然能力的利用(刘诗白,2001)。因此,较之传统工业生产,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能够带来劳动生产力的几何级数式的提高,从而创造出巨大的生产能力。同时,高科技生产手段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所耗费的非核心技术或产品的其他物质资源的成本极低,高科技产品在批量生产下边际物质成本几乎为零。②高知识密集型产品更具“人性化”特征。高科技消费品更适合消费者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符合消费者个体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更为内在、真实的需求,能迎合消费者对单元产品的高质量多功能提供的要求。高知识含量的消费品由于更能满足现代人的文明消费和审美情趣,从而富有高效用。
(3)体现为产品价值的高度创造性。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作为一种比马克思笔下的工程师一类的“高级工人”的所谓一般“复杂劳动”更高层次的“高度复杂劳动”,是一般复杂劳动的倍加。这种高度复杂劳动,比起一般复杂劳动,具有以下两个更为突出的特点:①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更高。当代科技创新活动,劳动的专业化特征表现得极为明显,它需要更为扎实的科学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的积累,需要更为丰富的实践与实验经验。因此,科技劳动力的形成,需要投入更高的学习教育费用;当代科技创新活动具有更高的劳动强度,是一种高强度的劳动力耗费,需要有较高的劳动力的补偿费用。另外,由于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高度社会化(即是高度社会结合和社会协助的劳动),创新者的劳动能力实际形成费用中还必须包含间接参与科技创新的社会劳动能力的再生产费用(刘诗白,2001)。因此,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者而言,其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应该高于一般复杂劳动。②劳动力使用创造的价值增值更大。高品质的科技创新产品的成功问世,在一定时期内往往占据了一定的市场垄断地位,由此获得了可观的“超额利润”。综合以上两点,我们认为,与一般劳动产品相比,在高科技产品中,其所耗费的物质资源C部分可能下降,但是劳动力价值V部分与价值增值M部分却以更大比例上升。这样,在同一单位时间内,C+V+M在整体上是大大提高了。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作为一种高度复杂劳动,同样能够换算为“自乘的”“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较一般复杂劳动能形成更高的价值。
3.价值创造的高度风险性
一方面,某种创意、想法、灵感要转化为现实的物化产品,需要“苦思冥想”、持续探索、高度关注,需要反复试错、重复实验,最终仍有可能失败。这期间不仅要投入大量的、常人难以想像的精力,还往往需要投入一定的物质资源。失败的结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当事人要承担着极大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投资风险。另一方面,即使研发取得了现实的物质载体,由于当代科技创新的快节奏和当代市场演变的高速度,同样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当代科技产品周期极短,产品更新速度极快,市场竞争又日趋激烈,这使得在高科技产业中,某一项技术往往只有NO.1是成功者,NO.2以下大都难以得到能够赖以生存的市场份额,从而成为市场竞争的失败者。硅谷中平均大约九成的风险投资是不成功的,就充分表明了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高度风险性。
4.效应产生的高度非线性
一般性的生产性劳动或简单劳动,其效应的产生往往是直接而明显的、即期而平稳的,劳动的付出与其所产生的效应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显著的恒比例关系即线性关系。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作为一种高度复杂劳动则与此不同,其效应的产生往往不是直接和即期的,更多的是具有潜在性、时间性、动态性以及跳跃性。科技劳动者价值的创造并不完全是一时的,而是长期的;并不完全是当期就能表现出来的,有的要经过一段时期才能体现出来;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动态变化的;并不完全是连续的,而是阶段性的。用数学语言来表达,就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付出与其所产生的效应或价值创造之间不是一种恒定的比例关系即线性关系,而往往呈现出一种倍增或倍减的非恒定关系即非线性关系。
5.集聚社会资源的高度粘吸性
科技创新劳动,作为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关键性资源,具有强大的集聚社会资源的功能。工业经济时代的物质资本往往是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发动机和粘合剂,处于资源组合的核心地位。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作为一种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形态的人力资本,已经独立地走向社会经济生活的舞台中心。科技创新劳动物化产品的高度创造及其特征,强有力地吸引着其他的社会经济资源与之结合,并相互耦合、相互渗透,呈现为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所特有的集聚社会资源的“高粘性”。正是由于这种特性,才出现了当代的“创业革命”即创业职能的职业化现象与趋势。
在当代创业企业中,出资者不仅与经营管理者实现了分离,而且与创业者也实现了分离。事实上,当代计算机、因特网、通信信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过程,同时也是科技创新工作者在风险资本支撑下转变为企业家的过程。像康柏电脑、美国在线、E-Bay、雅虎等这些享誉全球的明星企业,正是创业革命进程的产物与见证。原为斯坦福大学计算机教授的非吉米·克拉克先生就是这一进程中的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代表人物。克拉克先后成功创立了3家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知名高科技企业,却没有在其中任何一家公司中担任经营层职务。他不仅不介入企业成立后的营运管理,甚至对技术开发本身,也是只讲创意而不问实施。这样,克拉克成了一个纯粹的创业者。他的职能是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他的优势,即在于对技术发展方向作出敏锐的判断及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的创意。
二、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计量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与一般的生产性劳动最大的区别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异质性决定了该劳动报酬形式的多元化和多层次性。从构成上看,科技创新劳动报酬(Y)应该包括和体现为以下几种收入形式:①工资性收入A。这是一种再生产劳动力费用,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的初级或低级形式。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者的收入更主要地是体现在其他的非工资性收入形式上。②风险收入B。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高度专用性以及价值创造的高风险性特征,使得科技劳动者承担着极大的市场风险、生产风险与财务风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承担者应该获得相应的风险收入。③超额收入C。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物化产品的高度创造性带来了巨大的超额利润,超额利润的源泉是科技创新劳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超额利润的创造者应该获得相应的超额收入。④非线性收入D。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效应的产生和价值创造的高度不确定性即非线性使得企业利润的实现也呈现出潜在性、时间性、动态性、跳跃性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润实现的非线性特征带来了一种特殊的收入报酬形式即非线性收入。⑤创业收入E。当代科技创新劳动集聚社会资源的高粘吸性带来了社会资源的重新整合,实现了资源配置状态和经济组织状态的创新,从而产生了创业利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业者应该获得创业收入。
当代科技创新者的劳动报酬是由以上几个部分共同组成的,即Y=A+B+C+D+E。(注:严格地讲,B、C、D、E各种形式的收入之间存在着交叉或部分重叠的可能性。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在本文中暂且不考虑这种情况,这并不影响问题的探讨与结论。)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都难以全面地反映出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异质性。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式中的B、C、D、E等非工资性收入形式都是由科技创新劳动的自身属性带来的,是特殊的劳动报酬形式,不能把它们完全归类于非劳动属性的收入,这是一种根植于科技创新劳动基础上的市场化收入。
由多层次、多元化的收入形式构成的报酬结构特征充分体现了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计量的特殊性、复杂性与艰巨性:①由于风险是不可计量的,与其相应的风险收入就是难以直接测算的。②超额利润是个事后变量,而且是极不确定的。通过科技劳动力市场上的直接交易,以固定合约的工资形式给付,根本无法真实体现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高价值形成功能。超额收入是无法事先计量的。③创造价值的潜在性、时间性、动态性、跳跃性特点决定了一次性计量和当期计量的非科学性,人为计量或计划计量也必然是失真的。非线性收入是难以进行一次性计量或当期计量的。④创业收入是集合了多种要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一种“组织租金”,这种“组织租金”只能以某种特殊的“剩余索取权”的形式表现出来。总而言之,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是无法直接地、一次性地、事前地给予定价的。很显然,无论是采用单一的固定合约的工资形式,还是采用传统的年薪制、奖金制或业绩提成制等一般性的剩余索取的形式,都是无法真实、全面反映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市场价值的。科技创新者的风险收入、超额收入、非线性收入、创业收入是高度不确定的,多层次、多元化、以不确定性收入为主的报酬结构充分体现了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计量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三、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市场性综合定价机制
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异质性决定了对这种劳动报酬的计量只能采取间接的、重复的、持续的、适合于不确定性状态的定价机制。我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定价机制实质上就是市场中的企业定价机制。由科技创新者自身创办企业,拥有创业企业的所有权,就是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进行计量的一种较好的市场性综合定价机制。
1.企业的生产机制提供了对科技创新劳动进行间接定价的基础
多元化的科技创新劳动的报酬结构首先表明了市场无法对它进行直接定价,只能采取间接定价的迂回方式,即先是通过市场对“劳动的实体”的交易进行直接定价后再来间接反映科技创新劳动报酬。在科技劳动力市场上的直接交易仅仅反映科技劳动者的一般工资性收入部分,而其他形式的劳动报酬都只能通过“劳动的实体”的交易来体现和获取。这里所谓的“劳动的实体”是指劳动的物化产品(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或劳动者劳动持久性投入的组织载体。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个“劳动的实体”就是企业本身或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产品源于企业的生产机制,离开了企业最基本的生产,与现代生产力相适应的产品的提供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样,离开了企业的生产机制(提供服务性商品的企业也具有生产),企业在市场上的交易就失去了根基。因此,企业内在的生产机制提供了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进行间接定价的基础。要实现对科技创新劳动的间接定价,只能采取企业组织的迂回计量方式。
2.企业的交易机制提供了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进行多次重复地间接计量的平台
我们知道,现代企业理论尤其是其中的企业契约理论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体,是某个“中心签约人”与一系列市场上的经济主体相互交易的产物(阿尔钦、德姆塞茨,1972;詹森、麦克林,1976;巴泽尔,1989)。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企业的交易机制的内涵。企业的交易机制提供了一个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进行多次重复地间接计量的平台。从最基本的意义上分析,企业的交易机制体现为企业主与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上的各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交易。各种市场主体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对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进行着计量,科技创新劳动报酬就是在这样的相互交易过程中实现的。下面我们对此分别作简要分析。
(1)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对科技创新劳动的计量。①风险资本市场上风险资本家的计量。一般来说,风险投资家是按照某创业者预期会创造出最高价值的标准,从每个研发项目中选定一个进行阶段性融资以使项目得以完成。风险资本家与创业者之间存在着阶段性博弈,他们之间是进行着一场锦标赛,只有那些能产生最高的预期价值的创业者才能得到在第三阶段完成项目所必要的资本。这种“锦标赛式”的治理机制(青木昌彦,2000)最显著的功能是风险资本家在一群创业者的试错过程中能够把确实具有创业才能且能带来最高预期价值的创业者甄别出来。实际上,这种特殊的锦标赛式的治理机制也是风险资本家对科技创新劳动的定价机制。科技创新劳动所内含的的真实价值就是在这样的阶段性锦标赛式的治理过程中一步步反映出来的。这种灵活的治理机制有效地反映了科技创新劳动的高风险性与非线性。②股票市场上社会投资者的计量。人们借助于股票或由其派生的股票期权等种种金融工具,通过股票市场上的价格信号,巧妙地实现了对科技创新劳动的多次重复地间接定价。在股票市场上,各种各样复杂的内生力量相互运动、博弈和共同作用而自发生成的股价信号内在地包含了科技创新劳动的种种特性。投资者是通过股票市场上的买或卖来判断和决定创业企业的无形资产价值,也是通过股票市场上提供的价格信号来预期某种高科技产品的内在价值,更是通过股票市场上的股票价格生成机制来对不可捉摸的充满高风险性的科技创新劳动进行他们各自心目中的“理想”定价。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对科技创新劳动“出价”并最终形成了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这样,借助于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行为,实现了科技劳动力市场上无法直接计量的定价机制的转移,实现了企业内部进行计量的艰巨性到企业外部的资本市场的转移。
(2)产品市场上消费者和供应商对科技创新劳动的计量。消费者日常的“货币选择”行为表面上看是对科技消费产品的购买,实际上是在进行着对凝结在科技产品身上的科技创新劳动的市场化计量,这一点无需多言。我们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创业企业与众多的供应商之间的产品交易过程,也体现了供应商对科技创新劳动的计量意义。供应商对购销合约的履行状况、供应商的资产专用性投资的热情度大小,创业企业外部网络化中各相关协作经济体的经济行为,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反映了他们对科技创新劳动形成价值功能的判断与预期,直接或间接体现了他们对科技创新劳动效应发挥的现状或未来潜力的许可或质疑。这些都是供应商对科技创新劳动进行计量的表现。
(3)劳动力市场上非科技创新劳动者对科技创新劳动的计量。科技创新者的创业收入、超额收入等非合约性收入的获得,是建立在企业内其他非科技创新劳动者之间相互协作产生的“集体力”基础上的。劳动者对各自雇佣合约的执行态度、劳动力的流动势态,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个“集体力”的形成。劳动力市场上供给方的“出价”行为以及从业者对他们所工作的企业的认同感,不仅体现了劳动者对自身能力的评价,也是劳动者对创业者的价值创造功能的评价。
以上的分析表明,作为一种异质性的科技创新劳动的报酬计量,本来应在科技劳动力市场上由供需双方来解决或应在企业内部由创业者与其他要素所有者各方来解决但又难以合理解决的问题,却在多元的市场交易中由千千万万的“局外人”解决了。在这多元的市场上,无数的经济主体以各自的方式相互作用、综合交织,共同计量着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在市场经济中,具备这样的通过多元化的市场交易重复多次地间接地进行的综合定价机制,除了企业组织外别无他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是个多元市场性的综合定价机制。
3.企业的产权机制适应了以不确定性收入为主的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报酬结构特征
所谓企业的产权机制,这里是指由各种要素产权的让渡而形成的企业所有权尤其是剩余索取权的安排机制,其核心功能在于对企业剩余的高效率配置。让最为关键性的要素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获取剩余,是一个有效率的企业产权机制的应有之意。科技创新劳动是一种高度稀缺性资源,是当代企业发展的关键性要素。科技创新者通过创办企业,必然要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因此其报酬收入主要是以索取剩余的方式体现出来的。这样的获取收入的方式,恰恰最大程度地适应了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特征,符合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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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就业能力,大学生,高校
高校毕业生面对激烈的就业竞争,具备良好的个人就业能力是其能否成功就业的关键。高校对培养毕业生个人就业能力有着深远影响。
一、高校对培养毕业生就业能力发挥着重要作用
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是指大学生将高校所提供的高等教育服务转化为自身人力资本存量,并在寻找工作时实现其人力资本价值的综合能力。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由两方面构成,一是高校学生将高校提供的高等教育服务转化为自身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存量的能力;二是高校毕业生实现其人力资本价值的能力,即高校毕业生抓住就业机会,在生产劳动中将人力资本存量转换为价值,得到用人单位认可,实现就业。高校是大学生的培养主体和大学生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主体。大学生能否将高等教育服务成功转化为自身人力资本存量,与高校所提供的教育服务数量、质量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贵州某高校毕业生就业现状
贵州某高校现有全日制在校学生达6万余人,以研究生、普通本专科生等多层次为培养对象,是贵州省属教学研究型综合大学,在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方面成效显著,得到学生“毕业能就业”的好评;2009年被评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本文根据该校提供的资料,从毕业生就业结构分析该校普通本科毕业生就业状况。
2009-2011年应届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分别为66%、74%、78%。该校80%以上毕业生分布于省内各行各业,为全省综合竞争力的提升贡献力量。2011年就业流向统计分析中, 4477人到民营企业、中小型企业、三资企业,占就业人数的45.12%; 2350人进入国企工作,占就业人数的23.68%。结合该校办学定位,毕业生就业去向在地域、行业及层次上的分布较为合理。
三、贵州某高校对毕业生就业能力培养的影响因素分析
贵州某高校从招生、人才培养模式、教师队伍建设、就业指导工作着手,培养大学生就业能力,提升高等教育服务的数量、质量,增强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市场适应度。
(一)招生工作。专业是大学生形成专有人力资本的决定性因素,对大学生职业发展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和指向性,是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的培养基础。该校根据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及毕业生就业情况,特别把毕业生就业率作为教学改革、学科专业调整的重要依据,积极推进大类招生改革,新增、调整学科专业和招生计划,使得毕业生就业率逐年提高。
(二)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模式是高校增加大学生人力资本存量的体现,将影响到大学生的知识、能力结构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市场适应度。为适应贵州省“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要求,学校将“培养基础理论厚实、专业口径宽、适应面广、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强的高级专门人才”作为办学定位和培养目标,积极探索“能吃苦、能适应、能创造、能奉献”的“四能”人才培养模式。 学校出台了加强本科实践教学的相关制度,构建了第一、第二课堂相结合的实践教学体系;在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建立了218个大学生实习实训基地,提升学生实践能力,使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动手能力强、适应能力强、解决问题能力强”的好评。
(三)教师队伍建设。高校教师是培养高素质后备人才的工程师。该校有丰富教师资源,专任教师2530人;博士381人,硕士1083人;教授383人、副教授854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长江学者1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7人,百千万人才工程专家5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人,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8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科技人才10人,贵州省核心专家6人,贵州省省管专家56人,贵州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54人,贵州教学名师25人。
(四)就业指导工作。该校为培养大学生展现和实现自身人力资本价值的能力及毕业生求职技巧,从就业指导工作资源投入、体系和机制方面着手,积极进行就业指导,向学生提供数量充足、优质的服务,提升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能力和适应能力。学校逐年加大经费投入,完善硬件设施,建成约3800m2的贵州省首家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分市场;投入资金建立毕业生实习实训基地,现已涵盖所有专业;在十二五规划中将建设毕业生就业市场、学生创业孵化等基地;推行“领导主抓、部门统筹、学院为主、全员参与”的就业工作机制和奖惩机制,确定 “立足贵州,面向基层,辐射西部,走向全国”的就业市场开发战略;举办“大学生基层建功立业”等活动,加强思想教育和宣传,引导毕业生转变观念,鼓励面向毕业生基层就业;举办讲座学校每年邀请知名专家等来校做就业创业讲座,建立“职业发展与创新创业咨询室”,加强对学生一对一咨询辅导,向毕业生大力宣传大学生创业优惠政策,与贵阳市小额贷款中心等单位联系,为学生寻找创业项目,帮助学生创办的企业到贵阳高新创业园区“落户”;在全省率先开发使用和推广就业管理信息系统,实时查询、统计毕业生就业状况,及时向省高校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学校和学院汇报毕业生就业进展情况,突破时间、地域限制,动态管理毕业生就业工作,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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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出口;效应;产业结构升级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5)03-0002-05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迅速而强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我国大量农民工进城市打工,农民工为制造业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性价比极高的劳动力供应,正是源于这些劳动力低报酬高付出的特点造就了我国人口红利的优势,制造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出口前景也一片良好。然而,从 2007 年开始,我国东南沿海劳动力需求旺盛的地区竟然出现了招工困难的问题,即所谓的“民工荒”现象,招不到工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在巨大的压力下被迫破产倒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提出了自己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根据现在经济学家的公认观点,我国已经达到了刘易斯拐点,即表明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的过程中。再加上近年来我国劳动力人口数量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都呈现出下降趋势,政府对在职员工的离职政策、保险政策、最低工资政策等方面的保护力度也在加大,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趋势变得愈加明显。
制造业是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所在,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水平的提升影响效应是不容小觑的,继而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本文通过对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研究做出正面和反面两个方向的研究,继而揭示出其对我国经济综合发展以及各项经济指标的影响,规范分析的同时也兼具了实证分析的结果展示,结论是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和意义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法律法规完善以及具体的宏观措施制定都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国外学者们关于劳动力的专门性研究起源于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体系。但早期大多是关于劳动力对产出水平影响的研究,诸如威廉.配第、亚当.斯密、李嘉图、马歇尔、凯恩斯等的研究。后来,库兹涅茨通过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了实证分析,他搜集了大量的美国历年的国民产出数据,最终结果表明:除了劳动力和资本两个因素之外,还存在着其它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再后来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之后一直延续这个思路,直至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派提出了将人力资本引入到新的经济增长模型里面,而且是以独立的内生变量的身份引入。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15年第3期2015年第3期(总第195期)贾小玫: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正负效应分析
盖尔・福斯勒在2007年的研究中指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快速上升,但是他认为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也在以更高的速度提升,因此他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的增长不会明显的对中国的经济产生负面效应[1];国外研究学者贡献比较突出的还有Gollin,他在其2002年的研究中支出:一个国家的整体劳动力水平可以由该国家的劳动收入所占的比重来反映出来,进而该国家的综合行业竞争力也将显现出来。[2]
从以上国外文献的研究可以看出来,国外对于劳动力市场的研究更加深入,包含了劳动力市场的各个方面的因素,与此同时,国外文献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尤为突出,既有内含的全面诠释又有外延的分析拓展。美中不足的是,国外研究学者将劳动力成本与制造业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文献还不充足,而且也欠缺对中国这一特殊劳动力市场状况下的针对性研究。
目前国内的研究普遍认为虽然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但我国依然具有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蔡P在2007年的文献中表示,如果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供给的不充足的话,那么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将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其竞争力水平也不会由此而减弱[3]。在2007年的研究中,蔡P还提出了应对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现状的措施,其中包括:改善就业、再就业环境,挖掘劳动力供给的制度潜力,发展教育和培训来减少劳动力成本带来的冲击[4]。学者们的大一统观点认为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现状是不可避免的。2009年的研究中,都阳和曲h在其文献中指出:劳动力成本优势具体应该指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相对关系,他们两人通过相关数据的计算与分析得出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没有减弱的结论[5]。即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即使是呈现上升趋势的,但我国制造业的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是低于发达国家的,与此同时,我国制造业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也比其他国家快很多。综上所述,我国研究学者基本认为我国目前是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
由此可见,国内的研究缺乏关于劳动力市场理论的系统论述,并且都是随着近几年劳动力雇佣过程中出现的现实性问题进行的研究分析,但我国大环境下的经济发展状况与劳动力市场理论相结合的研究分析较为欠缺。
二、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1.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平均工资的变动及趋势分析
随着年份的演变,我国制造业平均工资的变化也是很明显的,1978年的数值仅仅是597元,这个工资水平在20世纪的社会背景下已是平均都市水准,当时的人可以依靠597元过着令很多人羡慕的生活。到1990年,平均工资已经达到2073元,在短短的十二年间整整提高了3.47倍之多。十年之后的2000年,平均工资水平达到了8750元,相比十年之前,增加了超过4倍的幅度。直至 《中国统计年鉴》的最新数据,2012年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水平为41650元。据此可以看出,我国制造业的平均工资从1978年至2012年,提升了20倍之多[6]。
1978―2012年我国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变动情况:从1978年开始,刚开始的增长速度是趋于缓慢步调的,但随着时间的进一步演进,我国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增长速度越来越快,数值的增长幅度也在逐步扩大,渐而达到了很陡的增长坡度。
2.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因分析
首先,源于劳动力自身生活教育成本及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针对劳动力的专门研究可以溯及到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认为劳动力的价值是由工人为维持其自身及其家属的正常生存生活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所决定的[7]。通俗来说,工资即劳动力的价值,包含能够供养其自身及其家人的衣食住行、教育学习、生产培训等费用。但根据表1所展示的1978―2012年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情况以及表2所展示的各级各类非学历学生教育情况可以看出,随着年序的递增,我国物价水平及居民消费水平上涨的也很明显,尤其是近年来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日常用品以及教育医疗等的费用在不断提升。新古典经济学派提出的边际生产力工资理论是指:工人创造的边际收益即劳动者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决定了该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即随着劳动者边际生产率的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即劳动力成本自然而然也是上升的。纵观我国平均劳动生产率数据的统计分析可知,我国劳动生产率是在逐渐攀升的,尤其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到来,高新科技的应用与创新不仅使生产所用的器具大幅度地提升了效率,再加上劳动者自身利用先进器械以及创新的生产流程与生产方案,其劳动生产率自然上升很多。综上所述,随着年序的演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也带来劳动力成本即工资的不断攀升。
其次,源于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决定性作用。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在融合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等理论的前提下成功提出了均衡价格工资论,继而从劳动力的供给及需求两方面阐明了工资水平的决定,开创了工资理论的又一大创新。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发展越是迅猛,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必定将愈来愈多。尤其是沿海地区制造业的空前繁荣以及其出口状况的迅猛发展态势,都可以体现出来其对劳动力用工的需求只会有增无减,用工需求目前仍然得不到满足。我国劳动力供给水平的下降可以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以及农村剩余劳动数量的下降等两个方面来体现。《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版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的数量是93727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 21%。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数据)。更有甚者,许多经济学家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会呈现出稳步下降的趋势,至少在近十几年里面会是如此。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人均耕地面积小,而且农村工业的起步很晚,城市化水平比较低,这个特殊国情导致我国农村劳动力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8]。据统计,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在20世纪90年代数值为1.5亿多,2000年底达到了1.8亿人,2010年则达到了2.5亿以上。但随着近年来农村人口转移为城镇人口的速度来看,农村人口的数量有下降的可能性。再加上目前我国体制转型的改进,城乡二元化格局逐渐被打破,城市反哺农业的效应将会更加明显。不难得出结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是呈下降趋势的,这种下降趋势也将会导致劳动力供应量的减少,那么,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是必然的结果。
最后是政府政策方面的因素。自2004年我国正式颁布《最低工资法》以后,各个地区的最低工资都在逐年进行更高层次的调整。三十多个省市在2010年调高了最低工资水准,其平均增幅在20%以上[9]。其次,我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消退是必然的,即农民将享受到越来越仅次于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2020年我国的目标是实现每个公民都能享有基本社会保障,那么社会福利水平及保障性的提升将在接下来的年限里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继而劳动力成本也将随之提高。此外,根据我国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严格规定,劳动者无论是在职期间的保险问题还是解约后的补偿问题、正常休假时的工资保障等方面都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福利享受。
三、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负面效应
1.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与进出口额及物价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与进出口额及物价的实证分析来探究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与进出口额及物价的相关关系。本文用1998―2012年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平均成本来反映制造业劳动力成本,通过1998~2012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集进口额来反映我国进出口情况,通过1998~2012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及商品零售业价格指数来反映物价水平。
接下来建立模型来研究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与进出口额及物价的相关关系。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模型将进出口总额 (TIE)、进口总额(T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CRP)作为自变量,将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平均成本(Y)作为因变量,从而利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来得出相关关系的结论。
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Y=C+β1TIE+β2TI+β3CPI+β4CRP
在Eviews上计算后得出如图1所示结果,可知各个变量的概率值都小于0.9,且R的平方值为0.980006,F=122.5396时P值为0.000000,由此可见,进出口总额、进口额、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以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各个变量整体上对工资有显著地相关关系。设定模型显著性水平为5%,则模型具体结果如下:
Y=136973.9-0.099794TIE+0.583213TI-
(4.302707)(-1.044197)
412.6795CPI-947.7164CRP
(2.889440)(-1.990713)(-3.682252)
R2=0.985161F=165.9732DW=1.742357
从表7可以看出,该回归拟合优度为0.985161,F值为165.9732,且对应的P值为零,符合条件,但是从表6可以看出进出口总额及商品零售价格指数T检验的P值大于0.05,即这两个自变量与因变量社会劳动力平均成本无显著相关性,故将进出口总额以及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去除,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去掉价格指数后的结果如下:
由表8和9可知,各个变量T检验的的概率值都小于0.05,通过T检验,R的平方值为0.976254,拟合优度良好,F=246.6778,, P值为0.000000,通过F检验。由此可见,去掉进出口总额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之后,进口额、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这两个变量整体上对工资有显著地相关关系。
综合以上分析结果可以得出结论,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一个基础性影响变量,可以引发一系列参量的变动,尤其是当劳动者工资提高的同时,拉动了国民消费水平,从而拉动内需增长。进口额以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这两个指标与平均工资的相关性是最为突出的,呈现出显著地相关关系。
2. 对外商投资的影响
我国长期以来,吸引外资的最主要因素还是劳动力成本较低,从而使得企业投入回报率高,这也就是我国所谓的人口红利优势,但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有不少外国投资企业向印度、马来西亚等的方进行了转移,即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这种外商投资流失的现象还是存在的。
但随着社会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在选择地区时还是不会仅仅考虑劳动力成本这一个因素的,其他方面诸如法律环境、经济发展状况及当地居民消费潜力等等也都是外商考虑的关键因素,综合起来的选择效应才是最终决定因素。实际情况是,我国内部经济发展状况的良好程度是不言而喻的,整体投资环境得到了良好的改观,外商投资企业法中制定的种种针对外商的优惠政策、投资鼓励政策都是前所未有的。大多数外商投资进入中国看中的是中国国内市场庞大的消费潜力。虽然我国劳动力成本的趋势属于不断攀升的,但是,我国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的增加速度更快,超过了劳动力成本本身的增长,继而,总体的劳动投入产出回报率却是很高的,超过了其他亚洲地区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
由此可见,虽然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外商投资的影响是有的,但由于国内综合投资环境的改善以及我国劳动力劳动生产率的更大程度的提高,都使得外商选择中国进行投资的动机更加强烈。
3.对就业水平的影响
我国长期以来都面临着就业水平有待提升的困境,尤其是随着毕业的大学生数量的逐年攀升以及进城农民工的与日俱增,就业水平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也更加具有重要性。按照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劳动力成本一旦上升,会迫使很多企业尤其是实力不足够强的企业降低劳动力的雇佣,转而在生产设备等方面进行更多投资,这种情况的预测是合乎理论逻辑的。然而,现实情况却不尽如此,我国劳动力需求即使有略微缩小的现象,但现有的劳动力规模依然不能满足现有的劳动力需求,失业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以北京为例,根据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可知2005年失业率为2.1%,2010年为1.4%,2012年降至1.3%。
四、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正面效应
(一)对内需水平的影响
工资的提升即收入的增加自然而然将会引起消费欲望的增长以及消费额度的提升。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一个有利因素就在于能够引起劳动者消费水平的提升,这是扩大内需的一个显性通道,也是一个明显的因果联系。
在之前文中所展示的表3 中我们已经看到了1978―2012年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情况,明显可以看出随着年序的变化其数值也在不断攀升,并且进入21世纪以来其增长速度也变得越来越快,下面用我国居民消费水平走势图来更加清晰的展示出这一变化。
图11978~2012年我国居民消费水平走势图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78-2012)]
(二)对劳动力素质水平的影响
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即劳动者收入的提高达成之后,劳动者除了对自身物质生活的改善以外,也很注重对自身教育文化以及生产技能进行提升,有了更高的收入,自然也会对自身进行更加系统有力的素质改造,以期能在今后的工作中自我表现可以更突出,自我才能可以更发挥作用,利用自身更高的文化水平以及技能水平,可以取得更高的收入以及获取自我价值满足感。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版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学生情况相比历年来的一个教育情况而言,可谓是形式良好,教育人员数量以及毕业数量都比之前有了很大的提高。由此可见,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也是有其有利的一面的,劳动力在增加自我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投入的同时,劳动力素质水平自然也得到提升。
五、应对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对策建议
我们知道,制造业是偏向于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其受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后果是不可忽视的,要积极应对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除了国家政策的调整以外,最重要的是行业和企业对自身发展模式的改进,以适应并良好应对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现实状况。
1 .国家宏观层面应对策略
首先,应加快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威尔斯和赫西哲验证出了针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梯度转移理论,其根源是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和工业区位论,这些理论对我国目前制造业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解决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5]。工业区位论就是指企业最佳的生产地区应该是企业生产成本最低的地方,企业应该向企业生产成本低的地方转移生产力。按照此理论我国制造业的梯度分布为:东南沿海地区是高梯度区,而中西部则属于低梯度区。但随着近几年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已经在逐渐消退中,向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力量得转移是必须的。同样的道理,我国的制造业发展面临较重的成本负担的前提下可以向中国周边国家比如东南亚国家甚至是非洲国家的区转移我国行业生产力量。
其次,应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前文已指出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一大阻力便是我国劳动力供给数量的欠缺,而城市化可以释放更多的农村劳动力,继而增加劳动力从业人员数量。我国城市化的规划已经形成,城市化的加快与进展将是对劳动力供给状况的改善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应当注重推动我国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着重鼓励乡镇企业做大做强,在政策上以及资金上面都应该给予优惠支持。除此之外,国家应保证农村人口在基本社会福利达成的前提下,加大对农村教育师资力量得投资,加大对农村劳动力人口的技术技能培训,从而提高劳动力素质水平。
最后,应建立鼓励企业创新的政策法规。在企业进行自我革新的过程中,国家对企业政策的出台是至关重要的。迄今为止,国家对企业创新升级的鼓励与优惠指导政策目前来说是欠缺的,我国应加大对企业创新转型的政策出台力度,利用强而有效的政策方案或者法律法规,在约束企业正当经营的同时,指导企业走向创新发展的道路。例如建立产业研究基地、技术型大专院校、生产研究开发中心等科研与生产基地,与此同时,在鼓励企业自主研发自主创新方面,国家可以大力推进先进技术奖励、企业自主研发奖励、降税免税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2. 行业应对策略
我国制造业整体仍趋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类型,那么产业自身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应该如何应对呢?显然,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依然存在,制造业就应当先将此优势充分利用起来,使得劳动力成本优势充分发挥其作用。首先,制造业产业的加工程度以及产业链条长度都应当得到加大。因为,产业链长度的增加将使行业的成本控制能力加大,从而也能缩小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带来的压力。与此同时,制造业产业的加工程度也是很关键的一个影响因素,随着加工程度的加深,制造业产品的附加价值将更加高,利润也将加大。其次,应当偏向于产品差异化的生产思路。在物欲横流的当下时代,追求个性的思想观念变得愈加强烈。产品差异化,除了更能排除异己,在竞争中能够树立起自己的品牌与口碑,从而可以获得与之俱来的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最后,应当加大技术含量高的制造业产品的投资与生产。技术含量程度越高,产品的投入回报率自然是更高的,而且可以避免劳动力成本继续攀升所带来的威胁。我国不能再一味的停留在低端制造的定位,而应该将高新技术普及开来,将制造业的技术含量提高起来,从而可以大大提高产品自身除劳动力以外的附加值,那么,制造业产品的利润也将更加客观。
3 .企业应对策略
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前提下,作为微观要素的企业应当从自身角度出发积极应对,正如前文所说提升自身高新技术研发能力与创新能力的提升。其次,企业应当尽力做到满足现有员工的工作期望回报,从而吸引优秀人才。与此同时,应当提高员工的生产能力以及教育水平等综合素质,比如,企业可以自行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课程及相关考核体制,与大专类院校合作进行在职员工校园授课的教育,支持员工进行相关证书的考试并予以报销等鼓励,以奖金的方式支持员工对技术的创新与改造。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更要着重依赖于产业集聚区的规划与整体效应来提升自我的发展。例如西安的高新区即为高新技术开发聚集区,中小企业可以借鉴大企业的创新创造能力,跟着研发新的生产技术或者新的生产工序,继而提高自身的效率与利润率。企业的融资与上市等都形成了规模性的牵连体制,相互依托又相互帮衬。从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力度相对来说将会减弱,企业自身的创造力与品牌力量得到提升的同时,其实力与竞争力也将得到很大的提高。
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的现状是不可避免的,也将是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保存下去,因此,制造业等行业要想适应此环境并仍能保持优势,首先就要先利用好我国依然存在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以及我国卓越的劳动力劳动生产率提升迅速的优势。即使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造成了对进出口总额、物价水平、我国吸引外资水平以及我国就业从业率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但这些并不妨碍我国制造业自身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产业聚集效应来用技术与资本来替代劳动力的效应从而减弱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力度。
无论在国家层面、产业层面还是企业层面上,都应该一起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只有各个层面的应对策略齐头并进,相互协调整合,才能充分发挥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正面效应,又可以协调的避免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负面效应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力,如此一来,即使在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下,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也将会迈上新的增长模式,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也将步入一个崭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盖尔福斯勒.关注中国[N].环球时报,2007.
[2]Gollin D. Getting Income Shares Right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2,110(02): 458-474.
[3]蔡P.劳动力成本提高条件下如何保持竞争力[J]. 开放导报,2007(1)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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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 [M],1776,郭大力,王亚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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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管理型人力资本;技术型人力资本;现代企业;C―D模型;博弈合作条件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公司价值创造的关键驱动要素已经从有形资本转向无形资本。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合理配置和有效营运资源,最大化股东财富仍是其目标。然而现实中常会出现:一些财务报告资源十分有限的上市公司,能够创造数倍乃至数十倍于资源的产出;一些资不抵债(即属于股东的财务资源为负值)的上市公司依然可以在资本市场上出售。这些表明衡量公司的价值时,不单需要衡量物质资本,还需要考虑人力资本,二者共同决定公司价值。目前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行业分布比例过于集中,IT、电子信息、制造业占据了80%以上,很多行业高科技上市公司数量仍然为零,行业风险抵抗能力较弱。而高科技产品的特点决定高科技上市公司技术优势和技术专利虽然使得竞争中的市场偏向于领先者,但受到替代品和替代技术的威胁也更大,使得高科技上市公司的研发成本在其总成本中必然占据较大比例,再加上多数高科技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不高的现状,使得公司抵抗市场风险和行业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因此,同为高科技上市公司价值创造源泉的管理型人力资本如何妥善选择技术性型人力资本,避免技术型人力资本流动性威胁,成为高科技上市公司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高科技上市公司管理型人力资本和技术型人力资本的内涵
人力资本作为公司价值创造的根本性、能动的活资源,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体力、知识、技能,其效率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公司效益。而依据人力资本的非同质性,可以将人力资本划分为:管理型人力资本和技术性型人力资本,两者同为创造企业价值的根本性资源。本文的管理型人力资本指市场上处于稀缺状态,且具有不可替代的高级管理人员的管理才能。其价值体现为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在经营管理方面提供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创造性劳动。技术性型人力资本指特定的群体拥有的技术、专业技能、专业经验,具有着创新性、营利性、价值波动性、流动性和团队性的特点。其价值体现为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在劳动过程中体现出的创新能力。
对于高科技公司上市来说因其产品的特点使得较其他上市公司而言,高科技上市公司研发成本在其总成本占据较大比例,次等产品获得领先优势的可能性将威胁既得利益者的领先优势。高科技上市公司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对于公司价值的评估不应过分看重目前的盈利状况,而应注重行业发展前景、以及由技术创新能力决定的成为行业领先者的潜力。在不考虑外部因素的情况下,技术创新能力便成为了企业价值评估的关键。因此对于高科技上市公司来说,相比较管理型人力资本,技术型人力资本对于企业价值成倍增长或快速下降起到更为重要的影响,即相比较管理型人力资本,技术型人力资本是企业价值创造的核心。
因此,考虑到技术型人力资本的流动性特性,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为了公司的持续发展,必然会依托于所处公司管理体系中的较高层次,依据自身能力和职位权利选择的他们认为适合的技术型人力资本,即两者之间存在博弈分析。
二、管理型人力资本选择技术型人力资本的博弈分析
现代企业是指在既定的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环境下,由物质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三方经过动态博弈签订一份特殊的市场契约而形成的一个具有有机整体性、生产性与交易性的法人组织。高科技上市公司作为现代企业中的一部分,因其技术型人力资本是企业价值创造核心的特殊性,使得研究现代企业范畴下的人力资本成为了关键。
根据马克斯、恩格斯的剩余价值理论,人力资本即劳动力价值等于必要的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之合。其中,必要的劳动价值作为补偿劳动力消耗的部分,体现为人力资源的投入成本;而剩余价值部分则体现为人力资源所创造的新增的价值部分,是企业新创造的价值。因此企业的新增价值是以物质资本所有者提供的资源为基础,由人力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运用自身的体力、知识、技能共同创造所得。再根据人力资本的进一步划分:管理型人力资本和技术型人力资本,则企业价值的创造者应扩展为: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专业性型人力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
依据管理型人力资本的定义,知道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创造性劳动是以其管理地位和才能为基础。而创造性劳动的实现需要消耗一定的生产和生活资源。对于高科技上市公来说,管理型人力资本在实现其功能的过程中消耗的这些资源来一部分来自于物质资本所有者提供的物质资本;另一部分来自于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创造的价值,目的是为公司创造新的价值。因此为实现最大化股东财富,无论是物质资本所有者提供的物质资本,还是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创造的价值,在职权范围内这些资源都将为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持续拥有。并且管理型人力资本以上述资源为基础选择技术性人力资本所有者。因此,本文认为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持续拥有的、可以作为选择技术性人力资本所有者依据的资源为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的物质资本M1,其创造性劳动为人力资本K1。同理,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持续拥有的、可以作为选择管理性人力资本所有者依据的资源为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的物质资本M2,其创新能力劳动为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力资本K2
假定上市公司的生产函数为:
F=f(N,S)(M,K,L)=A(N,S,L)×Mα×Kβ=A×Mα×Kβ
式中,F表示总收益;f(N,S)表示在既定的自然资本N和社会资本S下的函数结构;M表示物质资本;K表示人力资本且经过适当调整使得一单位的人力资本等于一单位的物质资本;L表示劳动力;A(N,S,L)表示在劳动力固定的前提下,具体的C-D生产函数的系数函数,且为常数A,并且0≤α≤1,0≤β≤1。从而,C-D生产函数可简化为F=A×Mα×Kβ。
综上所述,假定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具有的物质资本M1和人力资本K1,专业性型人力资本所有者具有物质资本M2和人力资本K2。根据人力资本的达尔文性:现代企业的金字塔结决定了下级员工必须在上级员工的授权范围内进行活动。因此对于高科上市公司来说:管理型人力资本因为所处的层次较高,其所有拥有的物质资本必然大于专业性型人力资本;而作为价值创造核心的专业性型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的人力资本必然大于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的人力资本:M1>M2,K2>K1,即K1∪K2=K2。从而,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单独收益为FMK=A×M1α×K1β,专业性型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单独收益为FPK=A×M2α×K2,两者合作收益为FMP=A×(M1+M2)α×(K1∪K2)β=A×(M1+M2)α×K2β。按要素公平分配可得: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获得收益FMP×(M1+K1)/(M1+M2+K2),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获得收益FMP×(M2+K2)/(M1+M2+K2)。根据博弈公平的收益分配方式:合作双方各自的单干收益就是各自的博弈力量,双方按照博弈力量的比例相对公平地进行合作收益分配,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获得收益FMP×FMK/(FMK+FPK)。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获得收益为FMP×FPK/(FMK+FPK)。
因此,管理型人力资本(MK)选择专业性型人力资本(PK)并且能为专业性型人力资本所接受的条件是合作收益大于双方单独收益之和,即FMP>FMK+FPK,显然合作方式亦要满足两个分配条件:FMP×FMK/(FMK+FPK)>FMK,FMP×FPK/(FMK+FPK)>FPK。
为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此时假定专业性型人力资本所有者的物质资本M2=0,即高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在被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选择前不具有物质资本,此时他的人力资本价值因为没有资源而无法利用,只能寻找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合作。并合理地规定α=β=1,FPK=K2,有FMP=A×(M1+M2)α×K2β=A×M1×K2,双方合作的基本条件变为:A×M1×K2>A×M1×K1+K2K2>A×M1×K1/(A×M1-1)。
由双方合作条件为K2>A×M1×K1/(A×M1-1),求导得:dK2/dK1>A×M1/(A×M1-1)>0。此时,K2为K1的严格单调递增函数。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确定的生产函数和按照博弈公平分配收益的前提下,高科技上市公司的技术性型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力资本K2不但要大于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力资本K1,还必须有一定的人力资本差额,且应随着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力资本增加而严格增加。在满足合作的条件下,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会选择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而具有较少物质资本的专业性型人力资本会乐意接受选择;反之,上述情况则不会发生。
因此,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为减少企业风险,在选择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时,会先对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进行评估,判断其人力资本是否大于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力资本。同时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也会对物质资本经行评估,寻找最能发挥自己人力资本的职位。现实中,物质资本的大小较为容易判断,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力资本因为其价值――创新能力需要在劳动过程中才能体现,无法在前期准确判断。因此本文引入依据其他信号指标对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力资本评估。
三、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力资本的评估依据
本文以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人力资本的六大信号为基础,结合管理型人力资本和技术型人力资本特点认为选择选择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时,应考虑以下六点:
1.物质资本。对于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而言,无论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的物质资本是他过去所创造,还是今后能持续拥有这些物质资本,都说明其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
2.文凭培训等相关证书。相关证书直接显示技术型人力
资本所有者在既有的天份下,正式接受教育培训或自学实践等劳动投资的成果,可以作为判断其拥有人力资本的重要标志。因为,虽然具有人力资本不等于能够使其人力资本大于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的人力资本。但依据平均概率,选择较高劳动投资成果的风险低于较低劳动投资成果。
3.过去的成绩。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在过去时间内取得的成绩,只要与现今的高科技上市上市公司所处的环境没有太大变化,且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在生理与心理上也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过去的业绩显然证明其人力资本的价值。
4.生态位人力资本,指个人位于社会经济系统中的位置与功能,以及由此导出的在经济方面的影响力。由于现实社会的信息不对称性,首先进入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搜索范围的人选,必然是与他具有直接强关系的候选人。其次才可能是间接的弱关系的候选人,最后才是没有关系的人。显然,具有较高的生态位人力资本会成为影响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正确判断的影响因素。
5.道德水平。本文认为道德水平高的人相比较而言是负责任的人。如果个人不符合公司要求,没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出于道德束缚不会接受选择。
6.风险偏好。分享上市公司剩余收益领取薪金的情况下,风险规避型的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如果没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可能不会接受选择。
六点指标中前三点比较直观为显性指标,后三点较为隐秘为隐性指标。因此判断时,应有所侧重。综上所述,高科技上市公司的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在选择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时,应该在博弈合作的基础上,依据六点指标有所侧重的对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进行正确评估。
四、结语
本文依据高科技上市公司的特点,论述了管理型人力资本和技术型人力资本的价值特征。同时依据现代企业概念以C―D函数为基础,论证了管理型人力资本选择专业性型力资本的博弈合作条件,并提出了评估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六大指标,为高科技上市公司减少企业风险提供了建议。但是本文也有不足之处,比如在进行博弈合作条件的分析时,没有考虑到技术型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自我实现需求,同时也没有对六大指标进行进一步的量化等。对此,今后将进一步研究。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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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创新;创业;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10-006-02
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培养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战略性问题,全面开展切实有效地创新创业教育,进一步加强对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培养,越来越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
一、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必要性
1、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是缓解不断扩大的社会就业压力的需要
进入21世纪的第一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只有107万。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99万人,比2012年增加19万人,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深化教育领域改革研讨暨《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4)》新闻会”在北京举行。会正式了2014年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4)》。《教育蓝皮书》指出,2013年“史上最难就业年”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71.9%。
面对日趋严峻的就业形势,在大学生中开展创业教育,对于大学生参与社会竞争,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高校毕业生大多在20~25岁之间,这个年龄的人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他们要求独立地、有主见地处理自己的事情,依赖父母的心理逐渐消失,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明显增强,同时又处在人生的重大转折和突变时期,有很大的可塑性。
2、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乡产业结构将依据市场的不断变化进行相应调整,从而带来劳动力的转移和职业岗位的转换,而且还应该具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实施以及新产品的开发和创造能力。也就是要求未来的劳动者不仅要具备从业能力,还必须具备创新创业能力。因此,不断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正是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才培养方面的诸多要求,同时也能促进高等教育自身的改革与发展。
二、大学生创业能力存在的问题
大学生在创业的知识以及相关能力存在有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1、大学生对创业的了解程度及看法方面了解不深入
多数学生虽然对创业的信息或多或少的了解一些,但并未真正的了解到创业所要求的专业知识,对政府所实施的大学生创业优惠政策也是了解不够深入,不少学生对于自主创业,只是处于想想而已,如果让其选择,多数同学还是会选择找一份工作,不管这份工作是否有发展前途。
2、大学生对自身创业能力的认知不足
自主创业要求学生自身具备特定的素质和能力,但是多数学生认为自己缺乏创业能力,表现出不自信的态度。每个人自身的特质不同,并不是要求人人都可以成为企业家,因为成为合格的企业家需要具备开拓魄力、冒险精神、遇到困难百折不挠的毅力等多方面的素养。虽然我们不能每个人都尽善尽美,但是教育却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努力,培养学生的能力,使学生具备自主与适应社会的能力、出色的团队合作的能力、较好的专业知识与优秀的管理经验、创新与创造思维的能力、有效地沟通与表达的能力、坦然应对压力与挫折能力等能力。使学生具备相关能力也就是将每个人塑造成美玉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对学生自身人格、能力、素养从新塑造的过程。
3、大学生在对自身优劣势认知不足
学生普遍认为,自己的劣势主要表现在缺乏社会经验、创业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和资金上。缺乏相关经验与资金这是每个初创业者都面临的困境,但是学生自有其他创业者所不具备的优势:年轻有拼搏精神、有创新精神与创造能力、具备专业技能,这些都是大学生在开展创业时所拥有的优势,但是仅凭热情与活力还远远不够,深入认清创业的运行机制才是学生初创业时所首先面对的。
三、高校在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途径
1、加强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创新创业品质
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成果价值最终都取决于教师。具有较高创造性思维修养和创造精神的教师,才能培养。具有质疑精神、思考能力的学生,学生才敢于冒险、敢于探索,才会突破常规,进行创造性的研究性学习。没有一定数量的创造性教师队伍。就不可能培养具有创新创业品质的学生。学校可以聘请社会上成功的创业人士或校友为客座教授,为学生开展专题讲座,传授创业技能知识,使学生获得实际经验。
一批优秀的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可以对大学生的团队精神与协作意识等创业品质给予强化。创业往往不是一个人单枪匹马所能实现或完成的。它需要组建起自己的团队。一个精诚团结、各方面能起互补作用的团队,才能实现1+1>2的效果,才能保证创业的成功。通过教师队伍的指导,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分析自我,确定正确的人生目标,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培养合作意识。将为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形成产生深刻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