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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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范文

从古至今，书籍一直都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拥有上下五千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散发着无与伦比的文化魅力，吸引了无数国外学者和游客来中国一探究竟。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承载着中国文化传播重任的国内图书却没有得到国际市场的重视，令人疑惑不解。对此，有人指出，由于中外语言差异太大，导致许多国内优秀作品无法得到国外的认同，参差不齐的翻译水平也极大影响了作品本身的质量。比如，我们引以为傲的古代诗词歌赋在异国语境下出现水土不服。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莫言也曾表示，他仅以数月时间创作的一部小说，需要他人花费几年时间才能完成外文翻译，其难度可想而知。

语言差异问题固然对中国图书输出造成一定影响，但在笔者看来，这仅是技术层面的原因，真正的关键在于理念的革新。国内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恰恰印证了这一点。中国电影市场开放较早，引进了许多国外大片，经过多年努力，培育出成熟的市场。截至8月底，2013年的全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50亿元，如此庞大的市场自然会引起各方注意。近年来，好莱坞电影频频向中国观众示好，《花木兰》、《功夫熊猫》等带有浓郁中国文化特点的电影都取了不菲的成绩。《狼图腾》、《鬼吹灯》、《盗墓笔记》和《藏地密码》等深受中国读者热捧的当代文学作品，其电影版权也被国外影视公司买下。今年暑期档上映的《环太平洋》中更是将主要场景放在了香港，有中国机甲“赤色风暴”出场战斗，让中国观众热血沸腾，这也使得该片在中国市场赚了个盆钵皆满，成为史上首部内地票房超过北美的好莱坞大片。更让国人高兴的是，在国外大片的刺激和熏陶下，国产电影虚心学习其先进的制作理念和营销方法，开始进军国际市场，赢得了不少赞誉。

正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不仅仅是艺术创作，也包含着传统精神、科技发展、现代生活、价值取向等丰富内涵。当代中国，一方面，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其方方面面必然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另一方面，国内市场的不断开放，让许多投资者趋之若鹜。这些都为中外文化交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像是国际社会放射的一个信号：世界渴望了解中国。

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正是优秀图书走出国门、传播中国文化的良好机遇，也是对国内出版业的一大考验，毕竟有上好的食材并非就能做出好菜。这些年，国内出版机构在版权贸易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但是，优秀原创作品不多、版权交易恶意竞价、输出版权比重小等问题依然突出。另外，数字技术的冲击，更是压缩了传统出版空间，加剧了行业竞争。

面对机遇和挑战，国内出版机构应该积极学习国外先进成熟的版权经营理念，培育成熟的市场环境，激励更多优秀作品的出现，同时，转变传统出版观念，借助数字出版开拓新的国际版权贸易市场，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和平台，向全世界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面貌，将中国精神传播到世界各地，做出一道文化交流的“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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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范文

在国外，欧洲自1983年开始就有“欧洲文化之都”（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的评选活动，用以推广当选城市的文化及发展内容。而英国则是由文化传媒体育部组织策划每四年评选一次“英国文化之都”（UK City of Culture）。又比如，自2011年以来，法国巴黎市政府与法兰西学院合作，每年与一个全球城市联合，在两个城市共同举办一系列跨文化活动以开展交流与对话，这些城市包括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2011）、德国的柏林（2012）和塞内加尔的达喀尔（2013）等。除此之外，巴黎市政府在2015年还特别强调以可持续发展路径重塑巴黎作为欧洲城市与国际合作伙伴城市的关系，尤其是突出通过组织“欧洲日”和“巴黎欧洲”等推广活动来唤起青年巴黎人对欧洲议题的关注。再比如，作为巴黎的友好城市，纽约在2016年启动了“2016巴黎―纽约串联”（2016 ParisNew York Tandem）活动，着力于加强两个城市在艺术、戏剧、音乐及创意方面的交流和相互了解。

在国内，以城市为中心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是各个城市文化、外事及外宣工作中的重要部分。北京市在对外交流中持续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已成功打造“欢乐春节”“北京之夜”等文化活动品牌，其中“欢乐春节”活动已连续14年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上海市则注重从产业出发，鼓励创意企业“引进来、走出去”，以交流带动企业对接，形成了以产业驱动文化交流的模式。

南京市则在2002年提出“文化南京”战略，并坚持把“以人为本”作为实施“文化南京”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2011年起，南京坚持打造“现代化国际性人文绿都”。南京持续开展国际交流的成效不断凸显，在新华社《t望东方周刊》组织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活动”中，南京与成都的国际形象排名并列第三，仅次于上海、北京。

但纵观国内外以城市为中心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我们发现，南京的对外文化交流在策划、实施过程中，总体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主要针对南京近年来开展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探讨文化交流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实施路径，并就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完善提出具体建议。

一、对外文化交流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与阐释

近年来，随着国际经济及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和深入，一个城市的对外文化交流能力已经成为评价城市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各个城市的对外交流已经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非常具有城市特色的运作模式。这些模式各有所长，但总体来看，是否能培养出具有自发性、产业性和社会性的聚合力量，推动并实现对外交流的健康、有序和持续发展，应是考察以城市为基础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切入点。

城市对外文化交流的自发性。主要体现在，对外文化交流的内容必须是从城市内部自发地生长出来，符合本地文化和社特点，同时又能符合国际推广与传播要求，能为国内外大众所理解和接受。不能强制性、自上而下地去推广和建设一些本地不具有的“特色文化”，而对本土文化的特色和需求不加重视。尤其是对于政府职能部门而言，必须从对外文化交流的内容生产上确保议题设置、舆论引导的精准性和面向国外一般受众接受时的普遍性，要在这个平衡点上把握分寸，同时还要确保内容是从本土文化中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符合地区气质，适合本地土壤。

城市对外文化交流的社会性。主要体现在，对外文化交流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支持和凝聚。城市对外文化交流所呈现的对象，是物质的城市，也是抽象的历史、文化，更是无处不在、无所不显现的城市精神。这需要强而有力的政府，富而知礼的群众，更需要无数社会主体的聚力。在当前全球化形势下，对外文化交流已成为一项系统工程，如何激发非政府组织、媒体、智库、民间机构、文化团体、社交平台和公众等社会主体参与到文化交流中来，需要自下而上地动员社会力量，尤其是青年的力量参与推动城市对外文化交流，创造对外文化交流的广阔空间。

城市对外文化交流的产业性。主要体现在，对外文化交流的驱动力在于产业。产业必须要参与到文化生产的过程中来，甚至成为文化交流的主力军和主要方式。文化交流必须依托于具体的项目，并能在项目执行和操作的过程中，固化成文化产品。只有经得起市场检验的文化产品，才可能是有传播效力的文化承载物。仅仅以媒体为载体的展示性、宣传性、走马观花、交流感情型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无法形成文化交流的持续性，同时还会造成文化的“空心化”；灵机一动的选题，临时搭班的组团，匆忙寻觅的伙伴，造成的是不具品牌内涵，更不具国际竞争力的文化游击队，且勿论能产生任何深远、持久的国际影响力和城市美誉度。

二、对外文化交流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原因

对外文化交流对于推动经济发展、促进中外文化理解和提升南京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是一个很有效的抓手，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调研中，我们认为，如何利用已有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创新性的途径和方式，促进城市品牌形象的传播和推广，关键在于要解决对外文化交流中遇到的“名不符实”“路径单一”和“短期效应”三大难题，形成一条涵盖内容生产、参与主体和项目运营的系统化路径，从而推动南京城市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可持续化发展。

（一）“名不符实”问题：对外交流中存在内容生产与受众需求的不适应性，缺乏精准到位的内容策划

对外文化交流的成效从根本意义上讲，取决于内容。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底蕴深厚，但南京留给公众的却是一种特色不浓、个性不突出的城市文化形象。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在对外文化交流时，文化产品开发过程中对文化消费者的重视不够，造成了文化交流中内容生产与受众需求的严重脱节，使得文化交流效果并不显著。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是意义的表达。而意义的表达需要物质符号载体来传达。本土文化是具有排他性的，具有自身所独有的符号系统，文化交流过程中如果没有转换成外界可以接受的符号体系，这种意义的传达就会失败，更不可能产生持续性效果。因此，在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不以受众为导向生产内容、开展交流，就会导致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无法真正地“走进去”，造成对外交流效果的不可持续性。

（二）“路径单一”问题：对外交流中存在政府“包打天下”的主体单一性，缺乏自发主动参与的社会主体

欧洲国家很早就开启了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非政府组织在这些国家的对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法国的“法语联盟”、德国最具实力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英国最大的国际文化交流组织英国文化协会都是各自国家具有强大力量的非政府组织。很多国家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注重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将高校、企业、艺术机构、媒体等社会主体紧密结合。南京市在对外文化交流的很多项目中已经开始探索新模式，注重由“政府主办”向“政府主导”转变：从主要依靠政府力量，转向更加重视发挥民间组织和渠道的作用，着力提高参与度。比如2009年立的“双百”品牌，即百家对外文化交流基地和百家对外文化交流使者评选，通过统筹国内与国外、官方与民间等资源，大力开展公共外交。但需要指出的是，政府是文化发展和管理的主体，而目前政府职能尚未能完全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其他非政府组织或者单位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造成项目进行时资金、人力等资源经常出现匮乏的现象。

（三）“短期效应”问题：项目生命周期短暂，缺乏形成以品牌为目标的系统化运作

继2015 年成功举办米兰世博会“南京周”活动后，南京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十三五”期间，每年选择一个世界知名城市，举办“南京周”系列活动，推动南京文化、创意和南京企业走出去，呈现有品质、有温度的南京故事，提升南京国际知名度和城市美誉度。然而，之前所指出的仅仅以媒体为载体的展示性、宣传性、走马观花、交流感情型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在南京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依然存在。南京市不少文化交流项目在国内外开展时，能在当时引起一定的轰动效应，成为人们一时谈论的重要话题；但是活动结束后，影响力较难持续。这是由于项目运作缺少可持续发展战略，缺少品牌的固化和产业的催化。类似的项目对某个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民众来说，不构成持续的影响力，不足以形成深刻记忆或者品牌效应，交流的长期效果不能保证。

三、对外文化交流可持续发展路径的探索与建议

对外文化交流是参与国际文化竞争，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但是对外文化交流的实效如何，从根本意义上讲，取决于可持续发展能否实现。近年来，南京市委外宣办通过开展朝天宫装置艺术展、国际设计师驻地计划、中意画家交流、中英云锦交流等一系列驻地计划活动，在破解对外文化交流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难题和困境方面进行探索尝试，梳理总结了对外文化交流可持续发展实现路径。

（一）构建“国际化、现代化”的传统文化表达“语境”，将本土文化与全球视野相结合

传统文化的“国际化”表达，就是在对外文化交流中要注意考虑国外受众实际，尽量做到“中餐西做”“中国故事，国际表达”，促使中国传统文化以多样化的话语表达与外国受众无缝连接、全面贴近，使之更好地理解接受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表达，就是创新文化的表现形式，把最新科学技术成果主动融入文化表达中，利用技术手段增强文化感染力，提升文化传播力，充分展示中华文化魅力。

在2016年10月举行的第七届南京历史文化名城博览会前夕，南京市委外宣办邀请国内外设计师驻地中外市长论坛举办地――朝天宫，以实现历史文化的时代表达、中华文化的国际表达为主旨，创作了“浮阁”“宫影”两大艺术装置。“浮阁”将丝绸、榫卯、云锦、金箔等非遗元素通过当代艺术形式重新呈现，装置整体在展示中国传统建筑木结构柔性美丽的同时，与现代建筑极简意味进行了有机融合，金箔门钉方阵则呈现了精美的南京金箔非遗工艺。“宫影”以“窗格”和“万花筒”为灵感，装置选取朝天宫、天妃宫、静海寺等“一带一路”相关的历史建筑细节，以万花筒视角幻化出斑斓视觉效果，由亚克力材质制成大成殿窗格围合形成光影走廊。

从此案例可以看到，要想实现文化交流的可持续发展，本土文化与全球化观念的融合十分重要。对外文化交流还包括将国际元素融入本土文化，在该过程中，许多流入的文化元素经过综合和嵌入过程，在新的本土语境中获得转型。不同文化元素的本土碰撞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生活方式、表现方式，文化的流动并不是单纯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塑造，这种创意性融合为本土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因此，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输出不仅要在物理层面上“走出去”，更要在效果层面上“走出去”。

（二）构建“社会发起、政府跟投”的“精准自动化”活动组织模式，将政府与社会多种力量相结合

在这里，“精准自动化”特指政府与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分工不同的联动模式。“社会发起”是“精准自动化”组织模式的起点，依靠民间、社会力量自主地产生交流动议，拓展对外文化交流的空间。“政府跟投”是“精准自动化”组织模式的支撑，积极参与和支持由社会主体发起的对外文化交流，最大限度地形成政府与社会的合力。

2015年以来，南京市委外宣办支持了由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发起的“跨越边界：中意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以及由贺福传媒公司发起的“苏格兰云锦：中英云锦设计交流活动”，实践了“精准自动化”组织模式。中意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以“政府-高校-艺术机构”三方合作模式开展，市委外宣办负责整合资源，统筹协调；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负责邀请意大利艺术家来宁驻地采风创作，安排与南京本地艺术家、学者、学生及老百姓进行交流互动，以及活动传播推广及后续延展；方山艺术营负责具体承接意大利艺术家驻地。中英云锦设计交流活动则以“政府-传媒公司-文化机构”三方合作模式开展，市委外宣办同样负责整合资源，统筹协调；贺福传媒负责邀请英国设计师来宁驻地创作及在英国定制云锦礼服，并对该活动在中英两地开展的全过程进行跟拍、记录并剪辑制作非遗主题纪录片《苏格兰云锦》，还有传播推广及后续延展；云锦研究所则负责具体承接驻地，组织中外设计师共同创作交流。

从此案例可以看到，对外文化交流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通过建立有效的组织模式，调动社会各方力量的广泛参与就显得极其重要。这也提出了加强规划和顶层设计的迫切任务。基于设置议题、引导舆论的考虑，在政府参与的对外文化交流实践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政府主导”原则。但是坚持“政府主导”原则，并不意味着完全由政府出面怼鞍打天下”，导致过于浓厚的官方色彩，反而容易使文化的对外传播效果大打折扣。因此，我们应进一步淡化官方立场，更多地联合社会主体，采取商业往来、民间友好交往、高校学术交流等形式，协同推进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

（三）构建“交流在前，产业跟进”的“兼容”发展机制，将文化交流与产业发展相结合

对外文化交流的可持续性还要靠具体项目运营过程中统筹文化交流与产业发展的系统路径。文化产业具有文化属性，要进行文化产品生产；文化产业又有经济属性，要进行文化输出获取利润。因而，文化产业一头连着文化产品，一头连着文化输出，可以说，是对外文化交流的动力之源。其实，文化交流与产业发展是互为支撑关系。文化产业为文化交流提供内容和资金支撑，体现在提供大量富有创意的文化产品，以及将所获得利润转换成经费支持；文化交流则主要为文化产业提供信息支撑，包括市场需求信息、创意理念信息和不同民族的审美习惯信息等。

第3篇：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唐代；舞蹈艺术；影响；多元性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4-0254-01

一、对社会风气的影响

唐代舞蹈的兴盛对当时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的影响。首先它使舞蹈融入到了唐代人们日常的生活当中，舞蹈已成为人们主要的娱乐消遣方式。据史料记载，唐初时舞蹈就开始盛行，它先从民间流传过来，经过发展之后，有影响到唐代的统治阶级和王公贵族，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晚唐。初唐和盛唐时期，唐代统治者为了国民社稷，虽然喜好舞蹈，但是仍然不敢过多参与其中，但是到了中晚唐时期，唐代统治者对歌舞的迷恋越来越厉害，皇帝已经不再有所顾虑，大张旗鼓的倡导舞蹈艺术的发展。自初唐起统治阶级对舞蹈艺术的倡导，使国民上下都对舞蹈艺术产生浓厚的兴趣和广泛的热爱，这在另外一方面也促进了舞蹈艺术的高度繁荣和发展。

其次舞蹈也是有效的外交手段。战国时代，外国使节进谏时就已经有进献善舞者的事例，到了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时除了带回丰富的物产外，还带来了西域别样的异域舞蹈艺术，这些为今后中原和西域进行包括舞蹈在内的文化大交流埋下了伏笔。一直到唐代，外国和少数民族使节进谏时，仍然进献胡旋女等代表本民族舞蹈风格的舞蹈者。舞蹈的这个功能对唐代舞蹈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唐代没能和少数民族或者外国进行充分的文化交流，统治阶级不重视外交手段，那么健舞、软舞等这些外来的舞蹈形式将不会被唐代人们所了解。舞蹈作为一种外交手段，使许多优秀的异族舞蹈流传到中原，和中原本土的舞蹈已经进行充分的融合后，形成了独特的舞蹈艺术风格。

最后，舞蹈的兴盛有力促进了唐代民族融合与中外文化的交流。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达使唐代屹立于世界之林，唐代人对自己的国力表现出强烈的自信心，这也造成了唐代统治阶级和普通群众兼收并蓄的特征，唐代具有前所未有的气魄，其对外国先进的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能力也是最强的，这些因素都有力的促进了唐代的民族融合和中外文化的交流。

二、对其他艺术的影响

唐代舞蹈艺术对其他艺术形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为雕刻绘画艺术提供大量的新鲜的素材，唐代的绘画、雕刻等艺术受到舞蹈艺术的影响，内容更加丰富起来，选题上也变的生动多彩，从而造就了中国壁画中敦煌艺术成就的最高峰。

在所有壁画中，飞天伎乐是舞蹈动势美感最强的形象。新疆拜城克孜尔千佛洞、山西大同、河南龙门、甘肃天山麦积水、四川大足等壁画中都有许多飞天形象，尤其是甘肃敦煌莫高窟，被称为石窟之最，也是飞天荟萃之地。其中的飞天形态丰富多彩，千变万化。而其中最飘逸、最富动感的飞天形象就是出现在盛唐，其舞者面型丰腴圆润，体态娴娜多姿。尤其是肩臂上数倍于身的长飘带，使其越发显示出迅疾的速度和强烈的舞蹈动势，栩栩如生的舞蹈形象艺术丰富了壁画的题材，为其插上了无限想象的翅膀。

三、对唐代文学的影响

诗歌与音乐、舞蹈从来密切相关，早在《乐记》中已经明确指出：“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因此，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化，西域音乐舞蹈等传入日多，且与中原文化的交融，舞蹈的兴盛直接影响到唐诗的发展不言而喻。考察这一影响应该从诗人和诗作两个方面来着眼，就诗人方面而言，诗人可借舞蹈来抒情，抒情原是舞蹈的本质，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舞蹈的发达，尤其是与唐人生活的密切联系，自然使诗人多了一条有力的抒情渠道。此外，一些诗人还透过舞蹈兴盛的某些现象表达自己对国事的关切，如《胡旋舞》是从西域传入的，又有急速轻盈旋转的特点，加之安禄山、杨贵妃善舞《胡旋》，诗人便借以抨击玄宗的荒误国。

从诗作方面来说，舞蹈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舞蹈艺术的发展扩大了唐诗的选题和取材，为唐诗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大量的乐舞诗成为唐代诗歌中别具风格的奇葩，其于传统意义上的唐诗有明显的不同。其次，舞蹈艺术的快速发展也是乐舞诗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其中的一些杰作，如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岑参《田使君美人如莲花舞北铤歌》、李端《胡腾儿》、白居易《霓裳羽衣歌》、李贺《公莫舞歌》等与其他题材中的名篇佳作相比毫不逊色，同样是唐诗宝库中熠熠闪光的瑰宝，对繁荣唐诗功不可没。

四、对宗教艺术的影响

唐代的舞蹈跟佛教关系非常密切。当时的人们普遍信仰佛教，因此寺院就是一个日常人员较为集中的场所，自然演变后也成为了民间群众自发组织的娱乐活动的场所。此外，许多僧人也喜好舞蹈艺术，参与到日常的舞蹈表演活动，这更促进了舞蹈艺术和宗教文化的融合。敦煌莫高窟壁画所表现的乐舞中就包括多幅世俗乐舞的图像。

第4篇：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范文

当学生们意识到平时彼此间用英语进行交流的必要性时，一定会积极主动地投身于英语对话练习，并努力坚持练习。尤其当了解了中外文化差异、理解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并形成了进行英语交流的策略之后，学生之间进行英语交流的热情和积极性就会被激发出来，其优势也会凸显。

1. 学生之间的英语交流，有利于了解文化差异。随着新的《英语课程标准》的实施，英语教师在教学中由主角转向了“平等中的首席”，作为学生发展的促进者和引导者，将会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关注英语国家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异同点，让学生不致犯一些容易让外国人误解的错误，或者做出让外国人难以理解的表达。

2. 学生之间英语的交流有利于理解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文化由人类社会的所有共享的产品构成”（Robertson，1981）。文化不仅是指物质的东西，如城市、团体、组织和学校，而且是指非物质的东西，如思想、习俗、家庭形式或语言等。简而言之，文化是指一个群体的整个生活方式，即“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并且在文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一些社会科学家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要旨所在。一方面，没有语言，文化将不可能存在；另一方面，语言受文化影响，它反映着文化。在广义上，语言是一个民族象征性的代表，同时，它包括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生活方式及思维方式。

文化与文化是不相同的。每种文化都是独特的。在外语教学中，文化即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由于文化不同，因而语言也不同。文化存在差异，语言也存在差异。不同文化交流时，困难就产生了。一种文化需要另一种文化的理解，但是理解并不是很简单，它需要彼此间的沟通与交流。

3. 学生之间的英语交流，有利于形成进行英语交流的策略。学好英语不仅指的是掌握发音、单词、习语和语法，而且指的是学习者应该站在将英语作为母语的讲话者的角度，并从那个角度看待这个世界和运用英语，同时运用相应的学习策略，学习持英语为母语者使用英语进行表达其思想、习惯与群体行为的方式，是学习他们“头脑中的语言”。

（1）学习策略的定义。学习策略，即为了有效地学习和发展而采取行动和步骤。

（2）灵活多样的学习策略。学习一种语言，实际上与所学的该种语言的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在学习英语时，需要设置不同的情境、不同的语境，尽量创造较真实的场景，帮助了解外国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生活方式及思维方式，意识到中外文化的异同，拓展视野，从而有效地展开对话，培养垮文化交际的能力。

在点点滴滴的英语对话练习中，应当鼓励学生尽可能多地使用熟悉的词汇。提醒学生不能因为缺乏恰当的词语进行表达而放弃交流。当词汇量不足时，可以通过使用同义词、反义词，或者简单的释义等来帮助表达，让学生相信词汇量是可以在使用的过程中逐渐增多、逐渐累积的。尽可能多地使用英语进行沟通，除了充分利用有限的英语课堂，还可以利用其余的时间，如课间、途中等；还可以利用其余的场合，如通电话、一起购物、共同游玩等。

第5篇：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范文

论文摘要:通过分析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作者阐述了文化交流与英语教学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依据，就扣何在英语教学中实现文化交流的方法及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语言是社会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随民族的发展而发展。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历史、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等，各民族的文化和社会风俗又都在该民族的语言中表现出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随着国际交往的迅速发展，来自不同国家或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着越来越多的思想交流，被称为“跨文化的交流”。在跨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交流双方经常会遇到一些障碍。但在许多情况下，交流受阻或失败不是由语言引起的。“大至人们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小至人们的言谈举止、风俗习惯都是文化背景的重要内容，都会影响跨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原因在于“文化差异影响.误导信息的获得，造成交流障碍。”

英语作为一种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特定的文化背景，这种特定的文化背景给异国语言学习者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并极可能在国际交往中引起误解。在我国，大多数人都是通过学习英语来了解异国文化，这使得英语教学在学习异国文化中占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在过去传统的教与学过程中，英语教学中语言和文化的这种关系一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似乎认为只要进行听，说，读，写的训练，掌握了语音，词汇和语法规贝}1就能理解英语和用英语进行交流。而实际上由干对英美文化中一些非语言形式的文化背景、社会准则了解不够，进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较差，重视语言形式的学习而忽视了语言在实际场合的运用，忽视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结果，在与外国人的交流中常常出现障碍，甚至产生误会。所以，如何在英语教学中通过加强文化教育以达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变的异常重要。

1、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跨文化交流”是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流。在这一过程中，由干交流的双方来自干不同的文化环境，分别受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的影响，各自形成不同的语言习惯，因而人们在交流中总喜欢用自己的说话方式来解释对方的话语，这就可能使他们得出不准确的推论，从而产生冲突和障碍。

长期以来，我们的英语教学侧重于语言教学，一味地传授语音、词汇、语法知识，强调语言的正确性，致使学生不顾场合、时间、交流对象及其他因素的差异，一开口常常是“汉语思维，英语形式”。这容易引起文化冲突，造成双方感情上的不愉快。因此，我们应该抓住不同语言交流产生误解和冲突的焦点，突破文体障碍，把跨文化交流作为英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正确得体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中、英文化的差异范围较广，大至社会阶层、家庭结构、职业活动，小至约会、打电话、饮食起居等。如果忽视了这些差异，人们在交流中就不能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愿而导致交流失败。为此，我们在英语教学中，不应只重视语言教学而忽视语用教学，而应向学生不断渗透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指导他们把握主要的语用差异。

1．1文化意识渗透的内容

文化意识渗透的内容可以说纷繁复杂，包罗万象。但其实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两大类，即知识文化和交流文化。知识文化包括社会组织、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学术思想、民族、宗教、文学、艺术、地理、历史、科技等。交流文化则包括社会习俗、风土人情、生活习惯、日常行为准则等。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在进行语言教学的基础上，针对教材中所涉及的知识文化和交流文化内容，采用适当的方式方法进行强化和渗透。此外对干非语言形式的文化如手势语、体态语、声音声调控制，服饰、环境因素、时间语言等，教师也可在教学过程中进行恰如其分的渗透，以引起学生的注意。

以前，我们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很少强调文化教育，近年来跨文化交流已成为英语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许多高等院校的英语专业，都开设厂跨文化交流的必修课程。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有一些教师已经认识到语言和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教学中也有意识地进行文化知识的传授。这就给英语教学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英语教学中教师应使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浑然一体。要使外语教学从只注重培养语言素质和文学欣赏能力向培养文化素养过渡，使文化规则成为交流能力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教材采用原汁原味的语言素材、语言规范，实用，内容丰富，涉及语言、文化、教育、生物等多方面，其中有很多体现了英美民族文化特点的文章。这样的选材有利于教师结合文化背景、文化蕴iii，通过对比，培养学生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使学生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特点，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很重要的是要了解中西方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审美趣味方面的根本差异。”

英语教学中注重文化差异的传授，会加深学习者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在交流中不至干造成语用失误。每一种语言都在英语教学中，不能只单纯地传授语言知识，应该尽力引导学生去认识文化差异，了解西方国家特别是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学生在理解语言时只注重表层结构，往往忽略语言所反映的深层语义。有时只靠表层结构分析并不能完全正确领会说、写者的真实意图，这时，就需要指导学生依据自己的文化知识对英语语言进行分析、归纳、综合.推论，以正确理解其所要表达的言外之意。

1.2文化教学的重要性

“只注意形式，而不注意语言的内涵是学不好外语的。”学习语言的目的是为了交流。人类的交流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要真正掌握一种语言就必须了解这种语言的特定社会背景，要成功地教授一门外语就必须重视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大学英语教学的最主要任务是培养跨文化交流的人才，其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英语交流能力。美国社会学家海姆斯曾提出过交流能力的四个要素:语法性、可行性、得体性和现实性。其中得体性和现实性直接和文化有关。得体性主要是指在说话的对象、话题、场合、身份等不同的情况下，要使用不同的得体语言，这就涉及到文化背景的问题。现实性主要指要使用真实、地道的英语，这也是只靠语言知识不能解决的问题。文化教学是培养学生交流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差异往往会给语言学习及国际交往带来诸多不便，因而，作为语言学习者，了解目的语与母语之间的文化背景差异极有必要。

1.3文化教育是语言交流的关键

美国社会学家G.R.Tucker和W,ELambet对于外语教学中只教语言不教文化有这样的看法:我们相信，任何这类企图都会使学生失去兴趣，使他们不仅不想学习语言符号本身，而且也不想了解使用这一符号系统的民族。相反，帮助学生在学习语言时提高对文化的敏感性，就可以利用他们发自内心的想了解其他民族的兴趣和动力，从而提供了学习该民族语言的基础。在英语教学中，应树立文化意识，应在传授语言的同时同步传授文化识。这样做的好处是:文化知识加深了学生对语言的了解，语言则因赋予了文化内涵而更易于理解和掌握。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同步可以在传授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时进行。在英语教学中，可以将日常生活交往中的中西文化差异进行总结归纳，这对学生进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高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外国语大学胡文仲教授指出:“只注意形式，而不注意语言的内涵是学不好外语的”。这里的内涵就是指这种语言的文化成分比如英文谚语中有“allroadsleadtoRome."(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一习语，汉语是用最简洁的四个单词“殊途同归”来表达的，意思是“通过不同的途径达到同样的目标”，但英语中这个习语的意思来源于西方人对他们文化根基一古罗马圣地的崇拜。所以要是不了解英语的文化历史，难以真正弄明白这个习语的确切含义。

2、如何在英语教学中实现文化交流

大学英语作为一门语言课程，其本身便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它通过语言的教学，向学生传递着异文化圈中的异文化模式，使学生得以全面了解异域文化，并按照我们民族文化的价值观积极地对之扬弃，从而实现我们民族主流文化的创新，这便是教育的文化传递功能，也是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内涵。

其一，增强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就是通过客观的、非判断性的对比，正确理解本族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差异，在摆脱民族中心论的基础上正确理解另一种文化。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对于表面的、明显的文化特征，人们通常认为新奇而富有异国情调;第二，对于细微而有意义的，与自己的文化迥异的文化特征，人们通常认为难以置信或难以接受;第三，与第二个层次类似，区别只在于通过道理上的分析认为可以接受;第四，能够做到从对方的立场出发来接受其文化。因此，文化导人应通过对比来认识与本族文化不同的文化现象，逐步建立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使这些文化现象不再显得新奇和富有异国情调。

其二，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是实现英语教学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学生对外语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把外语学习当成乐事，是外语教学的最佳境界，也是学生学习进步最快的时候。在以往的教学中，文化知识的缺乏常常成为学生理解语言知识的障碍。而在教学中导人相关文化知识，则会大大促进学生对语言的理解，从而使其对英语学习产生兴趣。这与第一步是相辅相成的。文化导人与英语教学一样，不是教师单方面的介绍，而应要求学生共同参与。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来实现这一文化目标，如角色表演、情景对话、电影及文学作品赏析、专题讲座等等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其三，正确理解文化的差异，帮助学生正确理解中外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让学生明确地意识到，无论我们对英美文化理解得多么宽广，跨文化交流中的误解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但我们可以努力使其减少到最小程度这就要求学生既要掌握文化的共性，同时也要更好地理解自身。这不仅有利于增强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也有利于他们英语综合能力的提高。

3、文化交流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跨文化交流是双向交流过程，交流双方都了解对方的文化特征，并彼此尊重对方的文化习惯，是跨文化交流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中国“人世”以后，随着国际交往的更加频繁，人们将面临如何与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沟通、交流、合作的问题。教师应培养学生利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对比，更深刻地揭示西方文化的一些主要特征，加深学生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分辨、分析能力，从而也加深对中国文化本质特征的了解。训练他们使用英语中介语，宣传中华文明的灿烂文化，使他们不仅能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也成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使他们不仅了解本国的文化，还乐于接触、学习其它文化，这不仅是学习表面的细节，在日常生活、商业交往、国际事务中能真正尊重西方人的文化，也向他们传递中国的文化，在互相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加强往来，才能跨越因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

教师要在教学中遵循以下几个原由:即实用性原则、阶段性原则、适合性原则等。

(1)实用性原则:指文化导人要注重与日常交流的主要方面紧密联系，对于那些干扰交流的文化因素，应该详细讲解，反复操练，做到学以致用;

(2)阶段性原则:要求导人的文化内容应适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注意由浅人深，由现象到本质，逐步扩展其范围;

(3)适合性原则:要求所导人的文化内容应该与教材的内容有关，或者是教材的拓宽。文化导人教学应充分利用教材中的语言材料，尽可能地与语言教学同行。

实践证明，教师在教学中遵循了以上几个原则，通过对东西方文化差异和文化历史背景的循序渐进的介绍，加深了学生对教材中涉及到的文章文化的理解，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3.1文化教学的内容

我国语言学家张占一曾把语言教学中的文化背景知识按功能划分为两种:知识文化和交流文化。知识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教育、宗教、法律、艺术等文化知识;交流文化是指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流时，那些影响信息准确传达的语言和非语言因素，包括问候、致谢、称呼等习语和委婉语、禁忌语等。教师要做到既不放弃知识文化的积累又要加强交流文化的教学。

文化教学应注重知识文化，以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修养为主，了解西方人的价值观及思考问题的方式等。交流文化的传授应该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人手，教师主要向学生讲述英汉常用语在语言形式和风俗礼仪等方面的差异。

第6篇：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范文

1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研究背景及现状

丝绸之路是世界最早开通的连接亚、欧、非3大洲的交通大动脉，也是一条最古老、最辉煌的人类“文化大运河”。但正式命名其为“丝绸之路”则是在19世纪70年代，由德国历史地理学家RICH-THOFENFVR［1］首次提出，他将古代中国从长安经西域到希腊、罗马的陆上交通网络称为“丝绸之路”(即德语“dieSeidenstrasse”)，其著作被译成英文版本后，“丝绸之路”(TheSilkRoad)这一代称被广泛使用。“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最早由国学大师饶宗颐［2］提及。

在汉语中，“丝绸”一词是“由含蚕丝纤维织成的纺织品的总称”，而英文中的“silk”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囊括了“蚕丝纤维”“丝线”“丝绸面料”及最后的“蚕丝面料制成品”。作为商品或者流通货币的“silk”(丝绸纺织品)，在经由海、陆丝绸之路的运输、交换、行销之后，大多会被进一步加工处理，最终成为穿在人身上的服饰，是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人们从物质流通到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广义的“服饰”意指装扮身体所用具体可见物品的总称，包含穿衣服、佩戴饰品、美容化妆等。丝路沿线各国的服饰艺术交流，不仅是简单的物质交换和艺术借鉴，其背后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动因，体现出一定区域族群内的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集中了科技、文化、艺术、经济、政治等诸多因素。将中国服饰文化的发展史置于丝绸之路视域下进行观察，可以清晰发现:正是由于丝路沿线各国在历史上频繁密切的服饰文化交流互动，促使中国服饰文化在传承、发展、演化的过程中能够不断地吸收大量优秀的异质文化因子，使中国服饰在形制、款式、面料、纹样等方面都呈现了不同以往的新面貌。因此，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丝绸之路服饰艺术交流”是丝路研究和中国服装史论研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课题。

由于以往诸多条件的限制，中国服装史多注重对本土服装的断代研究、民族区域性研究和个案分析，普遍缺乏国际化的视野和跨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体系。自“TheSilkRoad”的概念提出以来，世界范围内关于“丝绸之路”的综合研究已成显学，国内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更是方兴未艾。尤其自2013年“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等建设战略构想提出以来，国内外社会对于丝绸之路的关注度直线攀升，学界也迎来了丝路文化艺术研究的新机遇与新热潮。

笔者检索了中国知网有关论文篇目(截至2018年9月10日):共有丝绸之路各类综合研究成果论文信息24781条(1972—2018);丝绸之路文化研究成果2107条(1985—2018);丝绸之路交流研究成果518条;丝绸之路艺术研究成果193条(1981—2018，1981年前未见);丝绸之路纺织研究成果81条(1997—2018);丝绸之路艺术交流研究成果10条(1997—2018);而丝绸之路服饰艺术相关研究成果仅有5条(2011—2018)。尽管以上统计存在一定误差，但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目前关于丝绸之路的各类研究成果虽多，而针对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专门研究尚未引起国内专家学者的广泛重视。

2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相关文献综述

通过梳理丝绸之路相关研究成果中提及“服饰”和“文化艺术交流”的内容可知，自20世纪以来中外学界有关丝绸之路服饰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个两个阶段。1)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研究的铺垫阶段，其又可细分为两个时期:①20世纪60年代以前，这一时期主要是完成对丝绸之路概论性、整体性的研究，其特点是较为全面但深度有限，而以服饰为视角的研究成果鲜有发表;②20世纪60—80年代，这一时期的丝路研究向着纵深方向拓展，出现了更多断代史类研究和专题、案例研究成果，以服饰为视角的研究成果发表量开始持续上升，服饰的国际化交流研究开始被学界注意，比较性研究类的成果开始陆续出现。2)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研究的崛起阶段，其时间为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近30年，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相关基础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迎来了全新的学术契机，研究成果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2．1早期丝路历史研究成果中有关服饰和对外交流的部分

100多年以来，中国、德国、法国、瑞典、日本、俄国、英国、美国、印度等国家的专家学者陆续对丝绸之路进行研究，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切入，共同拓展着丝路研究的国际视野。早期有关丝绸之路或者中外文化交流、文化比较的研究论著中，一些学者对丝绸之路的服饰给予了篇幅不等的关注，为研究丝绸之路中外服饰文化交流进行了铺垫。

自1877年RICHTHOFENFV提出“丝绸之路”以后，西方掀起了一股发掘中亚腹地地理历史的探险热。RICHTHOFENFV的学生、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先对“丝绸之路”沿途诸国，特别是对中国新疆、西藏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并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著作《丝绸之路》。英国籍匈牙利探险家、地理历史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自19世纪末开始，先后在印度、克什米尔、伊朗、叙利亚、阿富汗及中国新疆、甘肃等进行了4次考古探险考察，重点研究了丝绸之路葱岭古道一线，出版的《古代和田》《西域考古图记》等详细记述了他的探险考察研究成果，其中《西域考古图记》［3］第22章翻译了斯坦因发现藏经洞绘画、刺绣、织物等的详细记录;第24章记录了千佛洞的织物。法国的东方学家保罗·伯希和，于1906年开始前往新疆喀什、图木舒克、阿库尔、克孜尔等地对佛寺和石窟进行考古发掘，其间发现了大批健陀罗艺术品及古梵文、龟兹文写本;1908年掠走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珍贵绘画3000多卷，还有大量纺织刺绣艺术品，拍摄了数千卷文献照片。保罗·伯希和一生著作等身，所出版的《马可·波罗行记注》《伯希和考古文献》等，即便是对当下学者开展古丝绸之路服饰文化交流研究仍具有极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1975年，日本学者加藤九祚和前岛信次联合编写了《丝绸之路事典》，是亚洲学术史上较早的丝路研究著作。此后的中国学界也陆续出版了多部丝绸之路古代资料汇编类文献，例如张星烺［4］集中梳理了17世纪中叶(明末)以前中外史籍中涉及中国与欧洲、非洲、亚洲西部、中亚、印度半岛等地往来互动的珍贵文献史料，并对其中部分地名和史实加以详述考释，书里汇集了诸多介绍域外国度服饰风土人情的史料。此外，吴丰培编纂的《丝绸之路资料汇钞》、牟实库主编的《丝绸之路文献叙录》等，均收录了与服饰相关的资料。

早期“丝绸之路与对外交流”的专题研究成果中，也有很多对研究丝路服饰文化交流具有极大参考价值的信息。向达［5］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概述中国与欧洲各国的交通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6］编辑出版的图集有详细的文物介绍，图版质量较好;冯作民［7］对罗马与东方进行纺织服饰贸易交流的详情进行了介绍;日本学者书上诚之助［8］对日本古典服用狩狮纹的丝路源流展开详述考证;沈光耀［9］在著作中介绍了丝绸之路海上与陆地贸易线路的形成及变迁，分析了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贸易国的经贸关系，对于了解丝路贸易历史背景有重要意义;常任侠［10］介绍了香料和装饰艺术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史。此外，周一良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编委会编写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缪良云的《中国历代丝绸纹样》等，均有论述中外服饰交流背景、轨迹及艺术表现的内容。另外，还有许多零星发表的学术论文，如日本学者高桥健自的《古代遗物所见大陆文化的输入》、陈竺同的《汉魏以来异域色料输入考》、李均祥的《中日羽衣传说之比较》等，对体现丝路服饰文化交流的案例进行了论证分析。

1987年以前有关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陆上丝绸之路范畴。1987年为了强调中西相遇时所产生的复杂文化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对“丝绸之路”进行国际性的全面研究，启动了“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整体性研究”项目，激发了全世界对丝绸之路的兴趣，也标志着丝路研究进入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新阶段。国内随即出版了一大批相关研究成果，如彭德清［11］、庄为玑等［12］、姜培玉［13］、吴家诗［14］及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15］、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6］等学者和单位出版的专著，对古代丝绸之路中外服饰交流的海上传播路径及情况展开概述性、整体性的研究。

2．2近30年来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相关研究成果

中国服饰文化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其所体现的文化对外交流、设计创新等都与中国本土文化软实力建设发展有着密切联系。近30年来，以服饰为视角的丝绸之路文化交融研究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特点。

2．2．1通论性研究。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建设推动了中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且无论从内涵还是从外延上都远超其本意。近30年来，学界有许多关于丝绸之路的通论性研究，其中有一些涉及到服饰文化的部分。

《中国丝绸之路交通史》梳理了丝绸之路公路交通网道的历史文献记述，以及各个时期交通与经济的因果、主从关系的变化情况，对研究服饰文化交流的地理路径提供参考［17］。李明伟［18］从丝路贸易史的角度展示了先秦、两汉至明清时期中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向和多向交流的相关史实，为研究丝绸之路的纺织服饰商贸活动以及由参与这些活动的外国商人所带来的异域服饰文明提供了直观素材。

还有一些中外学者在其专著中介绍了部分丝路沿线服饰史料的相关历史记载情况。例如:杨蕤［19］以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为研究对象，统计了中外历史文献所载中国五代、宋、辽时期诸蕃的朝贡情况和朝廷的回赐情况，对唐、五代、宋时期丝路所贡物品及外来物种进行统计及对照分析，其中涉及大量服饰品;薛爱华［20］引据古代汉文典籍，列举了唐代舶来服装及纺织材料、用以制作服饰品的宝石和金属、丝绸染料和化妆颜彩。服饰艺术交流的研究不同于概念假设和逻辑推演的纯理论研究，它是以具体服饰品对象为物质依托，建立在多方、多样、多层次交互的外延之上，从研究方法到学术视域都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学科交叉性与综合性。对此，刘瑜［21］指出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研究宜分作3个层次进行推进:①从服饰的物质性角度出发，考察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及地区具体的服饰款式、造型、设计、工艺等特点;②研究人与服饰共同构成的服饰穿着体系，包括人穿戴、搭配服饰的方式，以及服饰对人体的表现和规训等;③从服饰的社会性角度出发，着重研究各种体现服饰艺术交融的服饰现象与政治、经济、宗教、环境、生产力、艺术审美等社会因素的相关性。

这些通论性的研究成果，向人们展示出丝路沿线的异质服饰文化之间具有相互理解、吸纳、互鉴、衍生及创造发展的可能性。开展丝路服饰文化交流的系统性研究，旨在探求丝绸之路视域下，服饰装扮这一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行为方式，如何通过这条古代世界东西方之间最为重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通道，在不同的地域、民族、宗教等条件下相互交流和影响;及“服饰”这一具体艺术形式在丝绸之路所涉的民族、国家、地域之间的异同和关联。

2．2．2专题性研究。丝绸之路服饰艺术的交流融合具有多向性和流动性。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服饰交流通过款式互仿、纹样互鉴、工艺互促、文化互融，互通有无，生成了一系列缤纷且独特的艺术表达形式。一些学者对体现在服饰上的综合艺术表达形式进行了专题性研究。

丝绸之路敦煌服饰艺术一直是学界持续关注的研究热点，是世界范围内敦煌学研究的分支。笔者在中国知网中检索“敦煌服饰”，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多达405条。西北边陲的敦煌莫高窟，地处中原王朝与西域少数民族政权的中间地带，自古就是丝路上重要的商品贸易和文化集散地，历史上此地居民和往来人员的国别及民族成分十分复杂，敦煌本地服饰艺术与外来文化的交融十分明显。

敦煌莫高窟拥有从北朝至宋元时期的壁画、文书、帛画等文化珍宝，其中包含着丰富而珍贵的服饰图像和文字史料。卢秀文等［22-23］对敦煌壁画中体现文化交流的服饰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郑炳林等［24］从少数民族服饰角度对敦煌地区的少数民族、统治过敦煌的少数民族和在敦煌营建过石窟的少数民族的服饰形象进行了专题研究，所整理的服饰图像及资料主要涉及匈奴、吐蕃、回鹘、鲜卑、党项、蒙古6个少数民族。2016年敦煌研究院出版了总计26卷的《敦煌石窟艺术全集》，其中第23卷“服饰画卷”按照供养人服饰、世俗人服饰、佛国人物服饰3大类，对敦煌石窟的服饰图像进行了整理和研究［25］;同类书籍还有敦煌研究院的樊锦诗、谭禅雪编著的《中世纪服饰》。

7—14世纪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帝国之一。唐朝与海外有官方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70余个，与宋元帝国有交往的国家和地区有140多个，针对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中外服饰文化交融的专题研究热点较多。7—8世纪，是中国唐代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最为兴盛的时期，异域风潮推动了中原服饰审美及款式结构等的变革，引领了当时的服饰风潮。针对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文献主要有:王若诗［26］从《全唐诗》的角度切入，通过研读唐诗中对当时服饰的描述，分析了唐代在丝绸之路影响下发生的诸如胡服盛行、时世装对胡服元素的吸收、异域舞蹈服饰的流行及民间服饰潮流变迁、新服装材料的引入等服饰新变。马勒JG［27］在其著作中较为充分地利用了世界各地发现的具有所谓西方人(胡人)特征的唐代塑像，并结合绘画以及文献记载，对塑像的类型、特征、年代、族属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其中涵盖了大量胡人服饰信息，对于研究唐时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及当时胡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服饰形象有较高参考价值。

10—14世纪，宋元服饰对胡服元素进一步加以改造，建立起中原服饰体系的新样式。张飚雪［28］认为胡服元素在宋代已经逐渐融入了宋人汉族服饰文化之中，部分胡服元素还成为朝廷官服的组成部分或者融入官服服饰设计之中;宋代服饰之中的上领、靴鞋、幞头、銙带均为经过宋人吸收创新之后形成的汉化胡服。李咏［29］针对民族文化交流对宋代服饰演变产生的影响及相关的知识内容进行了分析研究。13—14世纪朝鲜半岛高丽时期与蒙元王朝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金文淑［30］论述了高丽时期服装中的蒙元元素，讨论了这些服装在款式和称谓上对当今韩国常服的影响。位于伏尔加、顿河流域北高加索地区的游牧贵族墓葬中出土了一批13—14世纪中叶的服饰和丝织品，兹维思达纳·道蒂［31］对这一地区出土的服饰品、纺织品进行了组织结构分析，发现所出土的织物运用了中国传统的丝织工艺，认为其代表了蒙古时期较高级的丝织工艺水平。

当某种服饰符号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时，其会逐渐升级成一种社会服饰现象，而每一种服饰现象又可以被分解为具体实物、行为表现。学界对丝路沿线所出现的服饰现象也有很多专题性研究成果，如对希腊化时期丝路服饰流行“希腊风”现象的专题研究。几个世纪以来，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不断受到希腊风格东传的深刻影响，形成了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独特希腊风艺术，并在纺织服饰品、壁画和造像雕像方面都有体现。艺术史家称公元前323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去世到公元前30年罗马征服托勒密王朝为“希腊化时期”，也是马其顿希腊文明的“东方化”时期。这一时期希腊艺术文明沿着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在北非和西亚广泛传播。李京泽［32］指出，“亚历山大的东征开启了‘希腊化’时代，为古波斯与古希腊百年来的缠斗划上句号，但却是东西方文明下一轮更强烈的碰撞与交流的开始”。王蕴锦［33］对阿富汗希伯尔罕“黄金之丘”(Tillyayepe)出土的一系列服饰配件进行了研究，认为其属于希腊化晚期，所出土的日月星辰金垂饰、龙形飞翼双马神守护国王金垂饰、格里芬混合中国狮虎造型的金扣饰等黄金饰品体现了中国、波斯、西亚、中亚草原等的多元艺术要素，显示了当时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技术手段和审美，并反映出深层次的传统民族文化信仰之间的交流。

被希腊化的西亚人给印度西北部一小块边界地区带来了希腊式佛教艺术，在犍陀罗地区许多服饰都留存有模仿希腊罗马式样的痕迹。希腊文化随犍陀罗艺术继续向东传播，最远一直传播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城邦诸国，且在同时期的中国佛教壁画、雕塑中也有体现。早在19世纪末，西方探险家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城就发现了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希腊风格壁画和艺术品。陈晓露［34］、赵艳［35］、满盈盈［36］等对“丝绸之路佛教服饰的希腊化”这一专题展开较为详细的分析论证。

17—18世纪欧洲服饰流行“中国风”的现象，当时的欧洲服饰艺术表达呈现出对于中国文化极大的好奇和向往。修·昂纳［37］针对这一现象考察了从中世纪至18世纪西方艺术家和工匠对东方的认识以及他们的表达方式。王洪斌［38］从全球史视角出发，以东方奢侈品为代表的物质文化“西进”现象为切入点，对东方文明在英国文明转型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王洪斌认为来自东方的丝绸等奢侈品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运输进入英国市场，逐渐为英国人所接受，改变了英国人的服饰观念，由此掀起的“中国热”对英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在纺织和服装制造等行业。IMPEYO［39］认为“中国风产生于欧洲人对东方的幻想，对相关物品的收藏始于好奇心，后来才逐渐转变为对美的关注”。迈克尔·苏利文［40］指出:“对18世纪欧洲艺术品味的研究已经表明，当时欧洲人受到中国艺术的影响比他们自己意识到的要深刻得多。”袁宣萍［41］对这一服饰现象以及体现当时中国风与巴洛克、洛可可服饰纹样设计相融合的典型实例进行了分析，指出欧洲人利用中国元素进行服饰表面装饰以追求异国情调的表达，但缺乏对这些元素的深层研究。

透过对这些专题研究成果的深入考察，能够深切感受到丝路服饰艺术互联互通、和而不同的文化共生精神。

2．2．3案例性研究。除了上述专题性的研究成果外，还有一些研究是从服饰品的物质性角度切入，结合文献记载与新的考古发现，考察并分析某一具体服饰品上所体现的丝路文化互动。

韩香［42］以波斯锦与锁子甲为例，指出这两样物品均产自西亚波斯一带，是随着中西交通丝绸之路的展开，传播并且影响到内地的服饰文化。陈习刚［43］以唐代胡腾舞者“葡萄长带”的服饰装扮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葡萄长带”的丝路源流及与宗教间的关系等。赵胤宰［44］通过高句丽的“鸟羽冠”捕捉其与丝绸之路的交流信息。古代朝鲜半岛国家的冠饰材料在沿着丝绸之路的古代遗迹中多有发现，赵胤宰认为高句丽的“鸟羽冠”为研究服饰史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线索，“鸟羽冠”作为证明当时朝鲜半岛和丝绸之路之间联系的证据，透过它可以了解到丝绸之路沿线各地区和古代朝鲜半岛之间的交流情况。茅惠伟等［45］针对丝路沿线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多次出现的百衲织物进行研究，采用文献结合实物的方法，从形制与类别、材质与技艺、起源与蕴意、流变与兼容4个方面，对丝路沿线考古出土、民间使用、文献记载和博物馆收藏的各种百衲织物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百衲织物很可能是在东西方各自独立的文化体系下产生的，但随着丝绸之路的延伸和文化交流的深入，丝路沿线各文明有了复杂联系，各自独立的百纳织物共同朝着形式美的方向发展，最终成为丝路织物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阿米·海勒［46］通过对拉萨大昭寺藏银瓶上的人物服饰、纹样以及工艺进行探讨，认为其是吐蕃王朝时期(但在松赞干布统治期之后)藏族艺术家融合西亚、中亚及唐朝的多种艺术风格而制作的杰出作品。

这些服饰品案例看似细小琐碎、零星四散、相互独立，但若将其置于丝绸之路文化视域下进行考察，就能够发现其产生、流行与演变都有着内在的关联。这些已发表的案例性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实验性探索，提供了多种可以借鉴的研究路径和论证体例，为进一步研究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打开了新的视野。

3以往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从国内外已发表的服装史论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对于“丝绸之路”上“silk”的关注更多集中在“蚕丝原材料”和“丝绸纺织品”上，而对“丝绸服饰品”的关注度则相对较弱，基础研究呈现出“重纺织、轻服饰”的现象;同时，较之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于陆上丝路服饰艺术交流的研究成果远超海上丝绸之路，系统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与服饰文化交流”的学术成果鲜见，基础研究总体上呈现出“重陆丝、轻海丝”的现象。

如文中第2节所述，目前国内外学界以“服饰”为视角的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研究成果多以论文的形式散点出现，或者穿插在其他学科研究论著的间隙被提及、带过。这些成果为开展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深度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学术基础和理论支持，但迄今为止，尚缺少图文并茂、逻辑严谨、学理性强的丝绸之路服装史论综合研究体例，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这一研究领域中比较系统化的服装史专著暂付阙如。丝路沿线许多国家可以用于服饰研究的出土和传世的服饰实物、雕塑、典籍、古代绘画等珍贵资料还没有被充分的挖掘和利用，许多独具丝路特色的服饰文化交流路径和交融历程等尚且眉目不清，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梳理和完善。

近年来，丝绸之路艺术研究已经上升为中国社科类新一轮的学术研究热点，这一领域未来或将形成新型交叉学科———“丝绸之路艺术学”。而中国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起始和途经国和现代世界范围内“一带一路”框架体系建设的发起国，有望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并开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艺术学研究新领域。

立足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未来学界对以服饰为视角的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研究有往更纵深方向拓展的趋势。例如以图文互鉴的方式重新发现历史信息间的有机联系并对其进行服装学学理阐释，开展以图像、图解和图示的方式补充国内外现有文字和实物资料的图志研究等。通过广泛搜集国内外相关图、文及实物资料，发掘体现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服饰艺术相互交流与相互影响的各类服饰品与服饰现象并对其进行系统整理及剖析，加强国际间相关的学术交流，逐步建立起丝绸之路服饰艺术研究资料数据库，逐步开展按照服饰艺术门类进行的系统化比较研究，逐步勾画出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历史图志。

4结语

第7篇：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范文

论文摘要：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文化的全球化，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文化必然冲击着本民族的文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宗教、文学、历史等方面的差异，会根深蒂固地体现在言语行为上，从而造成跨文化交际的障碍。仅仅掌握一定的语法规则而忽视文化知识，是达不到语言交际目的的。因此，教师若能不失时机地进行知识文化的介绍，让学生在学习实践中跨越学习过程中的文化障碍，便能丰富学生的语言、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使他们熟悉英语语言风格和表达特色，扫除因文化背景知识匾乏所带来的理解障碍，从而培养学生扎实的交际能力，提高学生应对外来文化冲击的能力。

几年前，有幸通过了浦东新区的各项选拔考试，成为浦东赴加拿大学习交流的英语老师中的一分子。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新奇过后，也深深地感受到了“CULTURE SHOCK"(文化冲击)给我带来的震撼!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从飞机上下来，很多老师第一件事情是找厕所。可是找了半天，愣是没找到。因为所有的人都在找:WC或者TOILET。然后，在接团老师的指引下，才恍然大悟，人家的厕所不叫WC或者TOILET，而是WASHROOM。一群英语老师相对着苦笑，个个脸上无光。

在后来两个月的学习交流中，此类事情一件接一件，让我们在一次又一次意外中颇有感触。回国后，我认真思考了一下，觉得在中学英语教学中渗透一定的文化背景，以减少将来可能面对的文化冲击，使所有学习英语者能更好地学有所用是一件非常有实际意义的事。《新英语课程标准》也指出，语言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接触和了解英语国家文化有益于对英语的理解和使用，有益于加深对本国文化的理解与认识，有益于培养世界意识。在教学中，我做了以下尝试:

一、合理的语境教学，积极的引导方式

众所周知，学习语言的最终目的是运用语言顺利完成跨文化交流的任务，作为一名英语教师应尽可能为学生提供运用语言的机会，而不是让学生做机械的语法练习，从而使他们在一定情景中运用所学的语言知识创造性地完成某项任务。好的语境能够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提高他们学习英语的热情。交际法理论的倡导者们认为，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呈现和学习语言，才能培养学生学习语言的能力。英语语境实践教学是指通过模拟真实的语言环境、，创设英语学习的语言氛围，激发学生潜能，倡导学生体验、参与、合作与交流，提高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一种教学形式。这一办法目前在上海几乎所有的学校都进行得有声有色，比较常用的问路、看医生等情境不再一一列举。需要指出的是，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要适当转变教学观念，注重对学生实际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提高教师的自身素质，逐步过渡到教学过程全英语化。教师作为引导者和评价者要善于用全英语化的方式进行组织和鼓励，可以采用分组合作学习的教学形式，并且要注重对学生在该语境中的表现给予合理积极的评价，发挥评价的激励导向功能，使学生在品尝成功中一步步增强信心，产生兴趣。

二、区分中外文化背景的差异，正确使用语言

教师除了教会学生掌握常用的词汇和句型之外，还要让学生了解一些英语国家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背景。文化认识上的差异会引起很多社交场合的误解。

在我们交流中比较普遍的一些情况，如果能在英语教学中及时地告知学生，学生自然而然地便了解了文化的差异，不再按原有的固有思路去交流了。比如:在商场、学校等一些公众地方，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会习惯为走在后面的人挡住自动门，以使后面的人顺利进出。但是当他们招待别人时，却不像我们那样一定会让客人先吃。他们可以自己管自己打开饮料而不去管你，而让你“Make yourself at home."(随意，别客气。)这时候，我们就要人乡随俗了。

文化是语言的一部分，要使学生能够使用得体的语言进行交流，教师就应当给学生讲一些英、美国家的生活习惯，包括谈话的习惯。否则，尽管学生能够在语法方面正确无误地讲英语，但可能造成误会和不愉悦。在具体的英语教学中，教师要懂得取舍，结合一定的语言材料，适当地根据需要点出不同的交流习俗。 三、利用原汁原味的语言材料，获取更多的文化信息

鼓励引导学生多接触英美原版的东西，如报刊、电影等，从中领略英美国家的风土人情、语言行为，体会英美文化与汉语言文化的差异。使学生改变思维方式，思维方式的改变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和减少文化冲击的影响有很大的帮助。

我经常推荐给学生的报纸有《21世纪中学生英语报》、《ShanghaiStudents ’ Post》，《中学生英语辅导报》等。这些报纸都紧跟时代步伐，内容新颖，涉及面广，最主要的是内容难度适宜，深受学生，特别是学有余力的学生的喜爱。

原版的一些经典影片由于其经久不衰的口碑而受到我的大力推荐。其中的一些经典台词也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句子。如:《Gone With The Wind(乱世佳人)》中:After all，tomorrow is another day！(毕竟，明天又是新的一天!);《Kungfu Panda(功夫熊猫)》中:The secret ingredient of my secret ingredient soup is...nothing. To make something special，you just have to believe it’s special.(我私家汤的绝密食材，就是…什么都没有。认为它特别，它就特别了。)-一我常常用这句话鼓励学生:相信自己行，自己真的就行了!

同时，有些地方我也会适当加以指导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如:《Forrest Gump(阿甘正传)》中阿甘一直挂在嘴边的一句:Mama always said life wa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you never know what you are gonna get.(妈妈说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为什么美国人要这么说?原来外国巧克力有不同的包装、口味、形状和颜色。以前没有标志，十二块或二十四块，每个都只能拆开包装，放在嘴里，品尝了之后才知道个中滋味。妈妈其实就是在告诉阿甘人的一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不可预测，结果往往会出人意料。所以阿甘也总是对生活充满了好奇和信心。

第8篇：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能力 对外汉语专业 培养新模式

1.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加强，对外汉语专业已成为高校近年来迅速发展的专业。对外汉语作为跨文化语言学习，承担着语言传播和文化传播的双重使命，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将来所从事的工作与跨文化交际关系密切，肩负着对外文化交流，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使命。因此，如何培养对外汉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当前我国高校教育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本文参考以往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方面的资料，探索并尝试在大学英语课堂上构建对外汉语专业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实验模式，以促进对外汉语专业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2.对外汉语专业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2.1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层次性

Hanvey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分为四个层次（胡文仲，1990）；李映（2002）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分为四个层面：熟悉了解外国文化知识，理解文化中的价值观部分，正确评价中外文化的差异，以及灵活运用语言与文化知识进行跨文化交际等四个不同步骤。文秋芳等人（1999）提出了包括前人提出的交际能力以外的间距交际能力和跨文化能力的跨文化交际模式。许力生（2000）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分为特定文化的交际能力和跨文化的能力培养两个层面。高一虹（2002）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跨越与超越》一文中探讨了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几种重要模式，并对文化的跨越与超越进行了比较。综合借鉴各学者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过程和层次的分析。付天军（2010）在借鉴Patrick（2004）文化教学模式的基础上提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模式：了解，参与，比较与对比，以及调整四个相互关联的过程。

2.2对外汉语专业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目标

对外汉语专业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是文化素质的培养，通过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和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思维能力、行为能力和社会性发展能力，即通过了解、理解、评价和运用四个层次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以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从而培养出合格的跨文化人才。

3.对外汉语专业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新模式：认知、对比、合作、实践

笔者从教学设计、课堂教学、实践教学、教学条件和教学管理五个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并设计了培养模式。

3.1语言文化认知。包括了解掌握本族语言文化和外国语言文化的同时，还要认知两种语言的深层文化，即社会结构，思想意识，政治体制，社会价值取向等，尽量丰富社会文化知识，挖掘文化内涵，以便更好地认识不同文化。

3.2跨文化对比。跨语言跨文化交际要获得成功，就必须注意汉英两种语言在语用方面的文化差异，在学习使用过程中自觉地将两种语言进行语言语用文化对比，积累语用对比方面的知识，熟悉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才能更好地使用两种语言进行跨文化交际。

3.3合作学习。在理论的学习和实际生活及课堂模拟的跨文化交际中运用语言和非语言的知识进行跨文化交流活动，以积极的心态参与，调整认识、情感和行为，以合作的心态达到有效的跨文化交际。

3.4实践运用。创造跨文化交际环境，运用所掌握的语言文化知识，解决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问题，实现有效交际。除了课堂模拟环境，还可以利用网络、外教、留学生等为学生创造“半自然”交际环境，通过与不同文化背景参与者的互动，观察交流与沟通，亲自感受文化差异，得到跨文化交往的熏陶，在反复实践中掌握更多的跨文化交际知识，感受文化的异同，具备一定的文化敏感性。

4.结语

在对外汉语专业的英语教学中进行西方文化的传播和渗透，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是时代的要求。跨文化教学应当贯穿在整个语言教学过程中，并逐渐增强和逐步深入。在英语教学中导入跨文化的内容，有利于学生打开眼界，开拓思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其得到一定的艺术修养和中外文化精髓的熏陶，具备一种新的文化意识；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利用新模式进行跨文化学习，有利于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理解掌握语言文化，学到纯正、地道的英语，并在获得流畅的运用英语进行语言交际的能力的同时，实现由西方文化的学习者到传播者这样一个角色的转变。

参考文献：

[1]付天军，陈凤然.单一文化背景下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式的构建[J].东岳论丛，2010，8.

[2]高永晨.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现状调查和对策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11.

[3]李建萍.合作学习对二语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升的研究[J].外语学刊，2012，3.

[4]李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层次性[J].东岳论丛，2006，3.

第9篇：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范文

【摘要】经济全球化不仅带动了各国企业之间的经济往来，同时也有效促进了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而中国英语作为这一时代的衍生物，在跨文化交际中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通过对中国英语内涵以及重要性的介绍，分析出中国英语在跨文化交际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旨在提高中国英语运用水平，保证中国文化可以在国际舞台中可以继续大方异彩。

【关键词】文化 中国英语 中国式英语 跨文化交际

所谓“跨文化交际”指的就是非本族以及本族语者之间的交流，也可以指任何一种文化以及语言差异之间的交流，即一个人与异国友人进行交际时，可以进行得体交际。在世界文化交流密切的今天，这种交际频率更加频繁。而为了在此过程中，将我国文化与英语语言结合在一起，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化的表达形式，有效提升中西文化交流质量，中国英语这一介于英语与汉语之间的语言应运而生。

一、中国英语内涵、重要性以及特点

（一）内涵

“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有着较大差异。所谓“中国式英语”是指带有汉语表达习惯以及语法等内容的英语。主要是因为英语并非中国母语，学习者在进行英语学习时，难免会受到母语思维习惯影响，而出现一种具有“中国特征”的一种英语；而“中国英语”是建立在规范英语基础之上，能够对中国社会各领域文化进行表述的，带有中国特色的英语单词、语句以及文章。其不会受到汉语思维的过度影响与干扰，能够对中国文化传播起到推动作用，属于一种规范英语的变体，能够被英语使用者所接受。

（二）重要性

因为中西方历史发展以及风俗习惯都有所不同，所以在对中国文化或者资料进行诠释的过程中，一些英语并不能直接对其进行准确表达，而中国英语的出现，正好妥善解决了这一问题，使东方文化在全世界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而且得到了许多英语母语国家的认可，这也突破对于中国文化传播而言无疑是十分受益的，像“long time no see”这一典型的中式英语词组，已经被列入到了国际英语之中。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英语开始加入国际英语之中起，中国英语的贡献已经达到了5%以上，贡献极大。

（三）特点

中国英语与传统英语有所不同，在词汇、句法以及语篇方面都有着较为鲜明的特点。词汇方面。类型英语有着大量汉语词汇，而且一些英语词汇都在汉语语境中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最近20年，汉语数量在英语中的出现频率明显提高，像Confucius（孔夫子）以及Dajie（大街）等词汇，都已经成为了广受认可的英语词汇。而且随着我国在国际影响力度的不断加大，这种带有浓郁中国韵味的词汇也势必会越来越多。句法方面。英语语法与汉语语法有着较大差异，英语属于“形合语言”，大多数词汇都拥有着一种或者多种的语义，只能通过联系上下语句的方式，才能对语句意思进行确认；而汉语属于“意和语言”，很多词汇自身就有着较强的表意功能，并不会出现歧义的状况。中国英语多以汉语逻辑为主，可以使国民直接对句子进行理解，能够为文化交流的质量提供保障。语篇方面。中国英语会受到原有思维模式的直接影响，会因为中国特色文化以及历史发展而受到左右。而在对中国文学进行翻译时，要将中国文化很学内涵也加入到其中，语篇中使用的中国英语语言特色较为浓厚，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诠释。

二、在跨文化交际中，中国英语的积极作用

（一）为中外交流提供了可能

因为中国英语是被标准英语所认可的，所以与主观编造有所不同，是受到国际英语说认可的。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能够对跨文化的理解与产生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同时也是对这种文化的一种约束与规范，使中国英语获得了法律保障，切实提升了其在国际中的认可度，增加了中外交流的可能性，进一步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二）提高中华民族身份认同感

虽然英语这门学科已经在我国施行多年，但却始终存在学习者英语思维不完善以及口Z、听力能力相对较弱的问题，想要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难度相对较大。而且各个国家以及各个区域因为自身母语以及方言的影响，即使长相基本相同，也能够直接分辨出两者之间的区别，像中国人与日本人虽然外形的有所差别，但日本人在发音时会存在浓浓的日式韵味，可以直接对其进行分辨，不过这并不影响跨国文化交流。因此可以明确，英语发音标准并不是文化传播的必须要素，其重点还是在于对本民族文化能够准确进行表达。

就功能层面而言，语言有着对民族进行凝聚的力量。在英语逐渐成为国际语言的今天，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发音，可以将中华民族团结在一起，是利用中国英语寻找自己同胞的方式。而语言与文化两者间的关系极为密切，所以在英语母语国家与中国文化发生接触时，势必会使英语中烙下浓浓的中国韵味，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途径。在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强大的今天，中国形象已经在世界舞台了拥有了不可取代的地位，在这种趋势之下，中国英语的地位也呈现出了逐渐上升的趋势，我们有理由相信，总有一天我们可以自豪使用标准的中国英语，来与世界各地民众进行交流，使“中国声音”可以响彻世界，使更多的国家能够了解中国、热爱中国，有效带动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发展。

（三）展示中国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