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目的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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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目的范文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财政风险

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深层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和损害了亚洲各国经济，对我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对内启动内需、对外扩大出口的宏观政策组合，消除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各种连锁反应，积极财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看，这些政策的出台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长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由强调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转变为同样重视社会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国已经进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重视法治和规则，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改善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是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就要求我国的财政体制和收支结构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简单看作是一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它更是一项结构性的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

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界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就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规范济理论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财政政策有效，就必须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合。

(二)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

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宏观经济调节的职能。即反周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用，而且受财政纪律和政策规则的约束。二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是社会公平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来调节地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励和引导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和税制激励调节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从而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

(三)政策的复合性

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

四、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风险

(一)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赤字率和债务率不断增加。我国几年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各项反映财政状况指标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债务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欧盟《马约》确定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标准不是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赤字率和债务率并不是判断财政风险的唯一标准，要结合具体国情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利息支出进行综合考虑。

(三)中国财政短期内风险不大，但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确有财政风险。按照前面的分析，虽然几年来财政支出迅速增长。赤字率和债务率上升较快，但由于同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也较快，目前财政风险并不大。但如果从中长期看。中国财政风险有累计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规模增加税收的条件并不具备，未来财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经济增长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长期内仍需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结构性职能要求财政支出规模不能减少。支出压力较大。

(四)中长期财政风险的限度。在中长期内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考虑财政风险是否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即未来政府能否偿还到期债务。如果随着债务积累。政府既无法利用财政节余偿还债务，也无法通过发行新国债偿还旧国债，政府只剩下两个选择：使国债货币化或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征收了通货膨胀税，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破产。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都意味着财政风险转化成为财政危机。

五、积极财政政策下一步调整的方向

无论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仅仅是一项阶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当其初始目标完成后，就应当考虑它的淡出、转型和调整的问题。

(一)积极财政政策在总量上的投入应逐步由扩张转为适度调整。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财政政策中以反周期为主要目的的扩张功能应当淡出。

(二)积极财政政策应加快向体制性、结构性政策转型。积极财政政策由扩张性转为体制性、结构性政策后，为保证政策调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时间保持一定规模的赤字，来达到加快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攻坚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基础设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积极财政政策在机制上应逐步由应急性决策转向“规则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资机制。自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人们最关注的是财政风险、国债投资效率以及公共财政的功能性改革等问题。要防范财政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在反周期扩张性财政措施淡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一方面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资源引导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应加强财政政策的规则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国债投资进入、退出的标准。保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规范性和公开性，坚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财政资源和国债投资的使用效能。

(四)积极财政政策在投资领域应缩短战线，并按照贯彻“五个统筹”要求调整投向。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扩大内需的主角让位于消费和民间投资，公共投资的范围是不与民争利，在建立公共财政的体制框架的同时，扫除消费和民间投资增长的相关障碍。因此，适度规模的国债投资只可能有限解决目前最紧迫、最根本的发展问题，而把其他的发展问题留给市场和民间投资。

(五)积极财政政策要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职能。社会保障支出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从中长期看，我国社会保障压力是由三个因素组成的：一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社保覆盖面将大大扩展，不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之后应该被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而且社保范围也应该延伸到农村：二是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就业情况不容乐观，社保压力也相应增加；三是我国在人均收入较低，养老保险体系建立时间不长，特别是一部分退休较早的职工没有交纳个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趋势。下一步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之一，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继续提高社会的保障能力。重点完善相应的保障制度。

第2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目的范文

【关键词】京津冀 教育 互联互通 财政政策

京津冀教育问题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近年来教育界瞩目的焦点。通过诸多研究证明，互联互通是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改变京津冀三地区的教育财政政策加速实现京津冀地区教育互联互通，改善京津冀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一、通过财政政策手段加速实现互联互通

在互联互通下，政府通过实施合理的财政政策，通过提高经济基础使三地得到发展，用经济发展对教育的需求促使教育资源的转移，使北京天津对教育资源的“虹吸效应”得到缓解，从而使更多的教育资源流向河北省。使三地教育发展不平衡现象得到缓解，符合协同发展要求。

二、加速实现互联互通的财政政策建议

（1）提高收入水平。京津冀三地收入差距较大，通过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与扩张性货币政策可以在保证利率不变的情况下提高整体居民收入。如图所示，因为三地对利率的敏感性不同，所以IS与LM曲线的斜率也不同。通过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使三地的IS曲线统一向右移动，导致利率上升，收入增多，但是由于存在挤出效应，会导致私人消费与投资减少，因此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使LM曲线向右移动，令利率下降回原来的水平。因此通过同时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与扩张性货币政策使利率在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使收入整体提高。同时由于三地原有收入存在差距，因此可以通过调整各个地区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幅度达到减少收入差距的效果。北京天津的收入较高，IS曲线与LM曲线斜率绝对值较小，因此小幅移动IS曲线与LM曲线，就可以较大幅度的提高收入；河北省IS曲线与LM曲线斜率绝对值较大，因此可以同过采取交大幅度的移动IS曲线与LM曲线以达到提高收入的要求，通过三地收入的同时提高可以缩小三地的收入差距。

（2）扩大财政性教育支出。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根据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与财政支出增长关系时的理论，我国正属于该理论中的经济发展中期阶段。从2001年到2010年我国财政总支出迅速增加，平均每年增长19%。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GDP的增长速度较快，2001年至2010年从100000多亿元增至390000多亿元。但在教育支出方面，我国的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成下降趋势，占GDP的比重较低，增长十分缓慢，不时有下降趋势，只2009年到2010年增长才达到3%以上，与其他发达国家财政教育支出存在较大的差距。近年来，虽然教育的投入也在不断大量增加，从2001年的3057亿元增长至2010年的12450亿元，但是由于财政教育支出结构的不平衡，导致城乡分配不均匀，使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缓慢。尽管我国对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比例不断加大，然而在教育方面，教育性支出占总支出比例仍然过小，仅为4.6%。我国教育发展缓慢，与财政支出所占比例过小有很大关系。近几年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经费支出占GDP比例也呈现出持续下滑的趋势或在低位徘徊的态势。通过近三年京津冀三地区财政教育支出情况发现，京津冀三地从财政支出总量看河北省最多，天津最少，但是由于河北省人口基数较大，所以人均教育经费要低于全国水平，北京人均教育经费将近是河北省人均教育经费的3.5倍。因此，需要扩大河北地区财政对教育的支出比例。

（3）增加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教育性支出的同时也要兼顾财政收入。第一，加大“营改增”力度，扩大试点范围。虽然“营改增”短期会导致地方财政收入紧缩，容易进一步加大中央与地方在财权与事权之间的不对等性，财政收入提高速度放缓等不利影响，但长远来看，随着“营改增”的实施力度的不断加大，伴随着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税率为11%的增值税可以比原来税率为3%-5%的营业税为财政带来更多的收入，并且随着中央与地方财政税收分享比例的不断优化，最终可以同时为中央与地方财政带来更多的收入。第二，针对教育事业适当增发政府债券。针对财政增加教育性支出，可以通过适当增发以用于教育事业为目的的国债来缓解财政压力。京津冀三地财政也可以适当增发地方性政府债券来达到加大财政教育性支出的目的，同时也能缓解因为教育性支出增加所带来的地方财政压力。

参考文献：

第3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目的范文

    关键词:宏观调控,财经政策,体制转型  

    转型期财政政策应是一个多目标的政策体系:转型期财政政策必须推动体制转型的进程;必须推动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同时必须维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体制转型对财政政策选择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推动体制转型是转型时期财政政策的目标之一;另一方面转型中的经济体制构成了影响财政政策作用发挥的持续变化的体制约束。  

    一、转型期调节经济稳定的财政政策选择  

    体制转型的顺利展开需要稳定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我国转型时期宏观经济波动的成因是复杂的,不能仅由成熟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周期性波动解释。转型时期的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及其进程有关,并且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关,呈现出阶段性。因此,我国转型时期宏观调控财政政策的选择也更为复杂。  

    一般而言,转型初期的经济波动,主要是经济衰退,与体制转变的进程有密切的联系。对激进转型而言,转型初期的经济大幅衰退几乎不可避免,这种大幅衰退是由经济体制的真空造成的。由于激进转型是经济体制(甚至包括政治体制)在短期内完全彻底重建,因此在利益结构和经济关系不确定的情况下,个体参与社会分工和资源分配的活动处于停滞状态。财政政策对此无能为力,因为财政关系本身也处在重建过程中。对于渐进转型而言,转型衰退或者可以避免,或者其程度有限,并且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有效调节以恢复增长。针对这种衰退,财政政策应着眼于消除利益冲突,加速推进体制转变进程。在经历了转型初期的经济波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在进一步发展转变的情况下,因经济周期性波动而产生的经济衰退或经济过热开始成为财政政策作用的重点。在此情况下财政政策的调控目标是为体制转型的进一步推进以及经济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  

    (一)经济发展水平及体制转型进程对财政政策的制约  

    中国面临双重转型,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转型进程同时对财政政策形成制约。以扩张性财政政策抑制经济衰退为例进行分析。总的来说,转型过程中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受到制约;在中长期,推进体制转型的财政政策比直接以经济总量为调控对象的财政政策在抑制衰退或过热方面可以发挥更为显着的作用。  

    1、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调控政策的制约。扩张财政政策抑制经济衰退的机制在于以政府支出调动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但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企业和个人缺少实现扩张投资和消费必要的剩余资源(储蓄)的情况下,扩张财政只会引起近乎完全的挤出,不能达到扩张总需求的目的。同时,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间结构失衡和城乡结构失衡造成对扩张财政抑制衰退作用的另一重限制。在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开放投资引进外资的政策比扩张财政在抑制衰退方面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调控政策的制约使宏观经济波动和调控政策作用的发挥体现出阶段性这一分析也适用于国家内部的各个地方政府,部分解释了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地方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的原因。  

    2、体制转型进程对财政调控政策的制约。扩张财政对国民经济整体的扩张效应还取决于消费倾向。体制转型进程可能在两方面抑制消费倾向从而制约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第一,在所得财产税收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备的情况下,社会整体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且个体预期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开支规模较大,从而在社会整体以及个体两个层次上抑制了消费。第二,地区间和城乡间体制转型进程不均衡,发达地区和城市因体制转型先进而获得较大的体制收益,落后地区和农村因体制转型不充分而经济效率低下、收入水平低,形成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另一种结构化差异,从而也降低了社会整体的消费倾向。因此推进制度化公平分配和减轻体制转型失衡的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推进转型进程来增强扩张财政的调控作用。  

    (二)转型期抑制经济衰退的财政政策选择  

    转型期抑制经济衰退财政政策的作用重点是:发挥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有效带动作用,实现内部推动式经济增长。财政政策对消费的调控和对投资的调控都应该是结构性的;政策除了在短期内实现总量调控的目标之外,客观上在长期可以实现国民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结构性调整。  

    1、财政政策对消费的调控。总体看,我国国民经济总需求结构不均衡,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不足,扩大消费是财政调控在长期内必须坚持的目标。扩大消费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提高社会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二是扩大边际消费向较高阶层的可支配收入。我国社会较高的储蓄倾向是由较大规模的预期保障性支出以及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所决定的,因此提高消费倾向的最主要措施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收入再分配体制,包括在制度上消除城乡、地区间收入差距。  

    2、财政政策对投资的调控。按照体制转型进一步发展方向的要求,应相对压缩财政投资规模并调整投资结构,以经济总量为调控目标的财政支出扩张应当尽可能通过市场机制对企业、个人的投资和消费进行诱导,而不应该再以财政收支增量的直接经济增长效应为主要目标。  

    财政政策对企业投资的诱导作用取决于财政投资的领域及配套政策。从总体上讲,政府对成熟市场或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所引致的企业投资规模非常有限,并且很可能造成显着的挤出效应。政府应当以潜在高成长产业的初始投资或者以潜在高成长地区的基础设施为主要投资领域,并配套以税收优惠、贴息、政府采购等产业或地区支持政策,带动企业资本跟随财政资金进行大规模投资。潜在高成长产业或地区存在投资门槛较高、市场难以预测或者技术风险较大等显着风险,其高成长性仅仅是企业投资获得的风险溢价,导致企业自发投资规模较小、在该产业或地区的资源配置不足。所以政府的初始投资实际是对企业投资的风险补贴,能够使企业在高成长产业或地区的投资获得超额回报,从而政府投资可以形成显着的诱导效应。  

    (三)转型期控制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选择  

    转型期我国面临的通胀压力主要有两种成因:一是经济过热、投资需求过剩引起的通胀压力;二是原材料、能源价格上涨引起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在货币政策之外,必须非常重视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构化财政政策以达到控制通胀压力的目标。  

    投资需求过剩来自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投资过剩由地方政府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内资企业的过剩投资造成,其显着特征是低水平重复建设,投资效率低下。外部投资过剩在近期主要由我国资本市场繁荣、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因素引起热钱流入导致流动性过剩引起。对于后者目前主要由货币政策加以调控,对于前者则必须区别投资主体采取不同的财政调控政策。近期地方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的相关收支可以概括为土地财政,必须通过公共财政体制的规范完善加以约束,包括在预算管理体制方面将土地财政纳入地方预算管理,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则,规范土地出让金支出范围,同时提高各级财政公共服务的支出强度,压缩经济建设支出。针对内资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过剩投资行为,则应当以政府投资、税收优惠、贴息以及财政补贴等手段分产业进行结构性引导,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培育新兴支柱产业部门。  

    高能耗和高资源消耗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在全球能源和资源短缺、价格持续上升的背景下,我国面临持续的成本推进的通胀压力。同时由于长期的石油价格补贴,使原油和成品油价格倒挂,成品油价格没有充分反映能源的稀缺性,从而成品油价没有形成对高能耗产业的抑制,也没有形成对节能及新能源技术开发和应用的有力推动。在近期全球市场高油价和矿产资源价格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必须进一步推动国内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市场化定价以抑制高能耗、高资源消耗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以结构化政策推动产业升级来降低能源和资源消耗水平,减轻成本推进型通胀压力。  

    三、推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   

    我国体制转型的复杂性在于同时对经济发展目标的追求,即在体制转型和经济总量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转变,在全球化分工体系中占据稳固而有竞争力的地位,实现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   

    (一)财政政策应以推进根本性经济结构转变为重点   

    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实现若干根本性的经济结构转变,而这也决定了财政政策的重点。首先,必须转变经济增长的供给结构;必须增强科技创新、生产率提高以及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提高全社会科技研发投入的总量和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的比重,并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其次,必须实现产业结构的现代化;使金融、技术等现代服务业以及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成为支柱产业,并在全球产业链中稳固地占据高端环节。再次,必须调整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使国内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为均衡;在现有基础上必须显着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第四,必须促成不同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经济更为均衡地发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和显着的地区差异。第五,必须保证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后,必须在效率基础上,通过制度化的再分配调节,实现收入财富分配的相对公正,使社会公众共享经济发展的福利。   

第4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目的范文

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以社会上存在着一定数量的闲置资源为前提。也就是说，这部分闲置资源依靠市场力量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运用国债的形式，才能得以有效的利用。但是经济资源的总量毕竟是有限的，伴随着经济不断扩张，资源的瓶颈约束迟早是会到来的。如果累计的财政赤字和累积的发债规模已经很大，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受惯性影响又收缩不下来，财政从金融市场筹集过量资金，就有可能导致经济过热，引发通货膨胀。因此，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积极财政政策不可能长期实行下去，换句话说，从长期看，我们仍然必须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况且，从理论上说，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积极财政政策本来的定位是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短期性的总量失衡进行反周期调节，调控的对象主要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但从1998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5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短时间内仍无法淡出，这个时间跨度显然已经超出“短期”的范围。

连续5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其实施的目标主要放在刺激投资需求上，也可以这样说，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筹集来的国债资金，其政策导向是积极地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国民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由于我国投资增长主要依赖于政府增发国债和由国债投资而带动的贷款所拉动，社会投资增长则相对缓慢。这种性质的投资，主要是靠政府政策性投资行为的推动，市场机制的内在驱动因素较少。它一方面说明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增长格局仍未有根本改变，另一方面也反映经济增长对政府政策性投资的依赖过大，社会投资明显不足。由于政府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这将部分抵消财政政策所产生的“乘数效应”。与此同时，财政投资主要是面向基建投资，技改投资明显减少，且银行配套资金的贷款部分，也是以中长期贷款为主，因而造成流动资金的明显不足，即长期资金“挤出”短期资金。同时由于国内大多数企业面临“相对过剩”的市场环境，且它们的创新能力较低，在“低物价、高成本”的双重约束下，绝大部分行业的利润很低。这是当前难以启动民间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无论从防范财政风险，还是提高投资效率来说，我们都不能再走政府主导型的投资路子，而是应当在稳定市场的同时，促进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有机结合，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使企业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实现有生命力项目的融资投资。所以，持续扩大投资需求的根本途径，是以增加政府投资来带动和扩大信贷投资，以增加基础产业投资来带动和扩大其他方面投资，最终形成全社会“投资乘数效应”。

伴随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已经成为扩大内需的主要因素，使得连续多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GDP的增长速度，使得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近40%的水平。与此相对称，消费占GDP比重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连续多年我国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GDP的增长速度，这也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从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特点看，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拉动作用是很明显的。但从社会再生产角度看，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的持久的拉动力量。消费启动是以家庭为支柱的消费性需求，投资启动则是以扩大企业投资为支柱的生产性需求。虽然在全部投资中会有一定份额形成居民收入，但这并不会改变投资启动的基本属性，即投资启动主要是着眼于扩大生产性需求。消费需求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又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投资需求归根到底是由消费需求派生出来的，在消费需求没有明显回升的情况下，投资需求的大幅度回升，只能是行政力量的推动。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持，不能将行政启动转变为市场启动，这种投资增长与经济回升是不会持久的。

2002年1月至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比2001年同期增幅回落4.4、0.1、1.2和1.5个百分点。从市场发展趋势看，国内消费增幅确实出现令人不安的下滑迹象，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2002年4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8.7%，增速同比提高10.1个百分点。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8.2%，投入和供给资源的增长明显大于国内消费的增长。2002年4月末，城乡居民储蓄额高达近8万亿元，同比增长15%，其增速远远超出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反映出城乡居民投资和消费倾向降低。2002年4月，全国消费品价格水平同比下降1.3%，是自2001年11月份以来连续5个月同比出现下降。2002年4月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继续下降，同比下降2.1%，是自2001年6月份开始连续11个月出现同比下降。流通环节的生产资料价格下降4.4%，是自2001年5月份以来连续12个月出现下降。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3.8%，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的购进价格下降4.5%，降价幅度继续扩大。所有这些都反映近两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通货紧缩的趋势不仅没有得到缓解，而且还进一步加深。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5年来，宏观经济运行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市场驱动力明显不足，使得投资增长缺乏市场机制的内在推动力。怎样才能使投资需求旺盛起来呢？关键在于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持，不能将行政启动转变为市场启动，这种投资增长和经济回升都是不会持久的。从中长期看，只有把投资建立在消费的有效需求上，共同拉动经济增长，才能有效扩大内需。消费的拉动历来在我国GDP增长中占居主导地位，消费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可拉动GDP增长0.6个百分点。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与淡出

自1998年起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及调整税收政策，更直接、更有效地刺激经济增长，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它是针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的熨平经济周期的调节措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多久，不能以具体时间界限来确定，只能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和国民经济的运行状态来确定。由于积极财政政策是一种以需求管理为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它是以国民经济中存在闲置资源为前提，以扩大政府财政赤字和增加债务为代价，不仅受到社会闲置资源有限性的制约，还受到财政承受能力的制约。因而不可能一直实行下去。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必须具备如下几方面的条件：

（一）通货紧缩趋势得到扭转，物价实现一定幅度的正增长，并保持一定的稳定性。2002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双双走低。到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已连续7个月出现同比下降，商品零售价格连续13个月同比下降，生产资料价格连续13个月同比下降，这种现象值得人们高度关注。

（二）国内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增强，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稳定增长，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对政府财政投资依赖减弱。统计数据显示，1996年以前我国民间投资一直保持较快增速，1991-1996年年平均增速在20%以上，增速明显放慢是从1997年开始的，当年仅8.4%，增速比1996年的16%减缓近一半，此后的几年间也基本上在10%左右的低位徘徊。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资增长比较快，而投资增长主要又是靠发行国债，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连续搞了5年，很多人都提出，这种积极财政政策应该淡出，财政部长项怀诚也在2002年4月份的国务院新闻会上表示，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要淡出。但淡出后如没有其他投资来顶上，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会掉下来。谁来顶上呢？最关键是靠民营经济。虽然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经济效益差，所有制结构不合理。仅仅依靠国有经济的效益来支撑经济的长期发展是不可能的。

第5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目的范文

在1998年第1季度后，经济发展的宏观统计数据一出来，政府遂决定增加投资，扩大内需。在货币政策效应不理想的情况下，考虑更多运用财政政策实施扩张。1998—2003年期间，财政政策以增加财政支出为主进行宏观调控，以带动民间投资、促进社会消费和扩大出口潜力，以此实现拉动社会总需求，达到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通过增发长期国债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调整税收政策来扩大出口，吸引外资，减轻企业负担。与此同时，增加社会保障、救灾和科教领域的重点支出，并作出了支持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部署。第二轮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仍然以扩大内需为主要目的，4万亿主要用于投资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灾后恢复重建等项目上。后经过两次调整，基建项目和生态环境工程建设项目方面投资比重有所下降，用于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事业和农村民生工程建设项目资金所占比重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

2政策效果分析

两轮积极财政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保持平稳发展态势作用明显。从1998年到2004年的7年间，GDP增长率分别为7．8％，7．6％，8．4％，8．3％，9．1％，10％，10．1％；有效扩大了对外出口和消费需求，实现了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1999－2003年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由6．8％上升到25％；出口商品增长率也处于6．1％～34．7％之间，说明虽面临通货紧缩状况，积极财政政策给我国乃至亚洲经济都带来了正面的影响。第二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将处于低迷期的经济拉回到平稳较快增长轨道，2009年GDP增长率达到9．2％，2010年为10．3％，2011年达到9．3％，2012年也保持了7．7％的增长率，居民消费需求也呈现逐渐扩张态势，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的情况看，2009年以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保持了14％以上的增长速度，特别是2010年增速达到了23．3％。政政策实施期间，固定资产年投资额与递增率均呈现上升趋势。拉动经济增长，集中力量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推动西部大开发迈出实质性的步伐；特别是2008年后，4万亿元投资计划的付诸实施，使得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2008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25％，2009年则达到了30．1％，为199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3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问题分析

3．1赤字问题

赤字财政政策是在经济运行低谷期使用的一项短期政策，在短期内，社会若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闲散资源并未充分利用时，财政赤字可扩大总需求，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刺激经济回升。但财政赤字也可能增加政府债务负担，引发财政危机。从1998年的第一轮财政政策实施以来，财政赤字问题一直存在。1998年至2002年连续5年财政赤字年年递增，2002年更是达到了3149．51亿元。2008年以来的第二轮财政政策实施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从1998年到2012年的15年间，只有2007年财政是盈余的。这反映出以中央财政投资性支出为引导，地方投资性支出为配套的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直接导致了财政赤字规模的扩大。另外，赤字财政政策还可能诱发通货膨胀，进而引起社会动荡。

3．2经济结构失衡问题

可发现我国两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的GDP与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关系特征：首先，第一产业比重在下降，而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在上升；其次，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增长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第三，我国目前产业结构中第一、第二产业比重偏高，第三产业偏低，且内部结构不合理、效率偏低。而2005年美国的三大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20．4％和78．6％。自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部分是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在2012年更是达到了70．23％。国家发改委的资料证明，2008年以来的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资金投入安排中，用于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电网改造的资金安排占总资金的比重达到了37．5％，而用于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的资金比重只占3．75％，这样一种偏向于基础建设和重工业的投资方式，强化了产业结构失衡与经济发展方式粗放问题。

4对策及建议

4．1国外经验借鉴

4．1．1美国奥巴马经济振兴计划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出现了银行倒闭风潮，并且危机到了实体经济。国内生产总值下滑，失业率持续上升，自2008年8月以后，CPI和PPI变化率皆表现为紧缩状态。鉴于经济快速下滑，奥巴马政府于2008年12月提出了经济振兴计划的初步方案。主要包括：大规模改造联邦政府办公楼、大力投资公路和桥梁建设、大规模改造学校硬件设施、安装节能系统、在美国各地推广宽带网络应用、改善医院等设施等5个方面。另外，奥巴马政府在2013年年初调整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确保经济平稳运行。

4．1．2欧盟联合应对策略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盟采取了许多措施进行应对。财政政策方面，采取了直接作用于欧盟经济、扩大内需的财政相关政策措施，另一方面则注重协调各成员国财政政策，尽量将各国政策措施纳入统一框架，以整合全欧盟资源共同应对金融危机。从2008年至今，欧盟的财政相关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8年至2009年末金融危机发生并不断恶化，欧盟在这一阶段将政策重心放在大规模经济刺激上；第二个阶段是2009年末希腊发生债务危机及随后出现的欧债危机，欧盟将政策重心放在救援债务危机国家和建立安全网；第三个阶段是2012年至今，欧盟将政策重心放在强化财政纪律上。

4．1．3俄罗斯稳健财政政策俄罗斯普京政府实行中性稳健的财政政策，利用减税来促进经济增长、财政收支平衡、稳定财政。并设立财政稳定基金，将政府在资源丰沛期获得的一部分“超额”收入存储起来，以备资源枯竭时使用，以便化解财政收支不可持续性带来的财政风险，保持政府预算长期稳定。出于这一目的，俄罗斯于2004年开设稳定基金。短短几年内，国际原油价格的持续攀升为俄罗斯稳定基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全球蔓延、世界经济全面下行的情况下，储备充沛的俄罗斯稳定基金有效发挥了抑制经济波动、减缓经济衰退、加速经济复苏、保障国家预算平衡、防范财政金融危机发生的积极功效。

4．2几点建议

第一，慎用赤字财政政策，特别是连续使用。政府采用可持续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国债扩大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但从中长期来看，正向的政策效用不一定大于逆向效用，也不会总是可持续积极的。因为赤字财政政策以国民经济中存在闲置资源为前提，但闲置资源毕竟有限，长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超过经济承受能力，会导致经济过热，引起通货膨胀。故而，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必须审时度势，谨慎而行，政策调整要留有余地和空间。第二，权衡短期与中长期发展，调整财政收支结构，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考虑，调整财政政策，努力改变我国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投资、出口、内需三驾马车共同拉动的局面，带动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系统规划，进行全面绩效管理。增加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的支出，实质上扩大内需，以解决民众的后顾之忧，从而带动消费拉动内需，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内需不足的问题。第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财政政策运行营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要完善金融市场体系，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等，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为可持续积极财政政策的运行营造一个良好的体制环境。

5结束语

第6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目的范文

积极财政政策的体制风险是指政策的运用存在的影响市场经济体制正常运行的可能性。市场经济理论与发展的实践均表明，与经济的市场化相对应的必然是财政的公共化。公共财政的活动是充分尊重市场力量，只对市场起补充作用而不干预和损害市场运行的规则。就此而论，积极财政政策的体制风险的含义还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对公共财政运行的干扰和不利影响。这就是说，如果积极财政政策是在公共财政的框架内运行的，则有利于市场体制的建设与发展，不存在体制风险；反之，存在体制风险。

毫无疑问，政府采用积极财政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弥补市场在宏观经济运行上的失灵，熨平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增长。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政府的政策运用，并非总是在公共财政的框架约束下进行，其结果，政府并不能做到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护市场体制两重目标的兼顾，而是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可能对市场本身的运行规则和效率产生损害。因此，可以说，积极财政政策的体制风险实质上是政府失灵的一种表现。在实行积极（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由其政策内容和特点所决定，容易使财政分配活动偏离公共财政的原则，存在着较大的体制风险。

首先，财政活动规模扩大从而偏离政府与市场间资源配置的均衡规模。由于社会资源是稀缺的，社会需求包括对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需求都很难得到最大满足。而且，一般情况下，由于我们不能说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哪一个更重要，因而社会资源在两种物品间并没有一个孰先孰后的配置顺序。为使资源配置的效率最大化，资源在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配置应达到二者社会边际效率相等的那一点，实现“庇古均衡”。而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大总需求效应是以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为前提的，从而可能使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占有的资源过多，偏离“庇古均衡”，导致效率损失。

其次，财政活动范围的扩大从而混淆政府和市场活动的分工边界。按照公共财政原则，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市场提供私人物品，混合物品则由政府与市场共同提供。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情况下，政府为在短期内实现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有可能在混合物品供应领域占据太多的份额，并且介入私人物品的供应。

第三，财政决策可能偏离民主财政的原则，导致财政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公共财政理论认为，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即公众向政府交税，政府受托提供公共物品。提供公共物品的数量和种类，则应由公众民主投票决定，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整个过程应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因此，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财政是公共财政，而公共财政的本质则是民主财政。然而，通向民主财政的道路并不平坦，撇开技术性的障碍如循环投票等不论，现实中的民众由其社会和经济利益所决定往往从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或群体，而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往往是不均衡的，最终的决策结果可能较多地考虑强势集团的偏好，偏离全体民众的真正意愿，从而偏离民主财政的轨道。为增加市场需求而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以减税和增加财政支出为主要内容的，如果我们可以把减税和得到财政支出的好处看成是一种“租金”的话，那么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可以看成是政府“设租”活动，强势集团往往会通过寻租得到主要的减税份额和成为主要的支出受益者。这不仅有悖于市场公平，而且，寻租所导致的大量资源浪费也严重降低了市场的效率。另外，按照公共选择理论，政治家也是经济人。在财政扩张过程中，他们也可以打着扩张需求的旗号，对财政资源做有利于强势集团的安排，以换取强势集团的支持，获取政治利益。总之，扩张性财政政策更有可能使财政活动偏离民主财政的轨道。

需要说明的是，积极财政政策也就是扩张性财政政策。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体制风险显然不只是在我国才存在，市场经济国家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都面临同样的威胁。为什么倌奉和崇尚市场机制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坚决地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扩张政策？显然，不能说他们仍和斯密时代的经济学家一样天真地认为市场是完美无缺的，不需要政府的干预，从主要的方面来说，他们可能正是担心政府职能的扩大和财政的扩张会损害市场体制。总之，财政扩张政策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凯恩斯主义看到的是其对宏观经济波动有利影响的一面，而新自由主义则正相反，更多地注意到了其对市场经济的威胁。

转型国家的市场机制本来就不完善。一个不完善的市场存在的缺陷比那些发达国家就更多、也更复杂。因此，我们承认在我们这里政府的作用要多一些，同时，更应认识到市场体制建设的任务也更重，因而在利用政府纠正市场缺陷的过程中更应提防其对市场体制的危害和影响。

二、积极财政政策体制风险的现实分析

1.财政规模的迅速扩张及其非市场化的扩张方式

综合考虑财政汲取资源的各种途径来审视政府占有资源规模的变化，我们认为积极财政政策无疑存在着一种（计划）体制复归效应。而为扩张财政规模采取的那些非市场化的形式，以及下述政府财力运用上的非公共化问题，更会使我们感受到计划体制的影响和体制风险的存在。

2.国有经济偏向与财政支出结构的非公共化

市场经济要求财政应向不同企业提供大致相同的公共服务，而不论其在所有制性质上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然而，近年来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表明，政策支持的重点过分倾向于国有经济体系，而对非国有经济的需求则比较冷漠（孙健夫，2002）。从1999年增发的国债除了继续进行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外，还以财政贴息的方式，有选择地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等提供支持。当然，国有企业并不一定生产和提供私人物品，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公共物品的提供电是通过建立国有企业来实现的。在我国，很多国有企业实际上在提供准公共物品甚至公共物品。如果财政对这些国有企业提供投资支持，那是正常的，也是公共财政的职责。问题在于，我们注意到有关部门在选择对那些国有企业提供技改支持时，所依据的原则基本没有考虑公共财政的要求，而是从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银行资信、综合实力、管理水平以及企业的地理位置、对拉动内需和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等因素来确定重点支持对象的。这些国有企业主要处于冶金、纺织、石化、机械、汽车等行业，显然不是公共物品（甚至混合物品）的生产者，当然也就不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无疑，财政的支持的确使这些企业焕发了生机，也有效地带动了社会和银行的投资，提高了竞争力，拉动了内需。但非国有企业却得不到这样的财政优惠，难道对非国有企业的支持就不能“四两拨千斤”，拉动内需吗？显然，技改贴息政策的运作带有明显的国有经济偏向。这种政策安排的负面影响是，一方面财政投资结构非公共化，另一方面则是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软化和对政府的重新依赖。

3.城市偏向与收入分配政策的公平及效率偏差

财政的收入分配政策属于再分配范畴，其目标主要是缩小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财政收入分配政策的效率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前者是指财政的收入再分配要尽可能尊重市场分配的结果从而不伤害市场分配的效率；后者是指财政的收入再分配要有助于弥补市场在宏观经济运行上的缺陷，消除宏观经济波动，提高宏观经济运行的效率。

财政的收入分配政策能否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目标，在技术上取决于多种因素，但最终取决于这种公共政策的产生过程是否兼顾了社会各方的偏好和利益，这种非市场性决策过程能否贯彻市场经济的精神，是否在民主程序内进行。已如前述，经济理论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已经表明，政府失灵是一个普遍现象。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也是如此。帕累托最优在现实中受到太多因素的制约并不能实现，政府财政决策的目标在于尽可能创造条件追求帕累托改进。

从通货紧缩的经济背景来看，增加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应该是近几年收入分配政策设计的直接和主要目标。相比较而言，政策的侧重点可能在分配的宏观效率。然而，以效率标准来审视1999年以来的收入分配政策，政策效果也并不明显。不否认增加下岗职工生活费，增加的收入可以增加消费。因为，大量的下岗职工生活比较贫困，对增加的收入他们不会存起来不花。主要问题在于对公职人员的加薪政策。我们知道，经济学上有一个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收入越低，边际消费倾向越高。因此，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增加消费需求应贯彻低收入阶层优先的原则。在我国的低收入阶层，除了城市的下岗职工外，更多的是农民。要增加消费需求，最应该增加收入的是农民。九亿农民收入水平过低是国内消费需求的“瓶颈”，占总人口70%的农村居民消费份额不到40%，人均消费不及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而公务员既不是低收入阶层，也不是增加收入后最能扩大需求的群体，而他们却成为收入分配政策调整的最大受益者。收入分配政策的效率偏差是显而易见的。

收入分配政策之所以存在公平与效率上的偏差，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政府在认识分配财政资源方面有失偏颇，因而未能给社会不同阶层以平等的财政待遇，而出现了明显的城市偏向。按照公共选择理论，政府的财政行为，无论是提供公共物品还是进行收入再分配，应反映全体纳税人的偏好（尽管现实中不同人群向政府提供的税金不可能相同），政府的财政决策应是公共选择的产物。然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经常发生的情况却是社会强势集团对决策的左右以从中谋取在真正民主选择中不能得到的财政利益，和政府对强势集团的偏向以换取后者对其政治上的支持而谋取政治利益。毫无疑问，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为政府和强势集团的上述活动提供了机会和舞台。在我国，城市公民特别是公务员最靠近权力中心，是明显的强势群体。收入分配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不论决策者主观上是否意识到，客观上则确实迎合了强势集团的偏好，从而也就偏离了公共财政的原则和市场经济的要求。

三、几点理论见解

其一，一般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启用以政府规模和作用的扩张为主要手段，总有可能对市场活动范围和规模产生排挤效应以及对市场活动的规则产生伤害，总是存在着一定的体制风险，这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和正在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但在那些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市场经济的观念和传统经过几百年的积累和沉淀已经根深蒂固，社会往往存在一种自发的力量形成对政府和财政扩张的牵制（如西方国家存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及其与政府干预主义的不懈的斗争），这有助于减轻财政扩张政策的体制风险，使政府在偏离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上不至于走得过远，保障市场经济体制的安全。中国作为转型国家，受计划经济惯性的影响和没有市场经济的思维沉淀，在政府政策手段选择上更容易偏离市场经济，不仅存在比其他国家更大的体制风险，也更容易忽视这种体制风险。

其二，建立在公共财政基点上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一定是最能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特别是对于中国" 目前的转轨经济。这意味着财政政策要有效拉动经济增长，有可能偏离公共财政的基点，需要付出体制代价。1998年以来的通货紧缩，不仅仅是经济总量上的问题（总需求不足），更主要的是深层次的结构问题（供给结构不协调）。没有不合理的需求，只有不合理的供给。需求的不足实际上是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脱节引致的。因此，解决需求不足问题，促进经济增长，还需要在调整供给结构上做文章。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结构的协调主要是依靠市场自发调节来直接实现的，政府一般不介入结构调节过程，从而公共财政的调控职能主要在于协调经济总量；政府和市场在经济调节方面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共同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协调。政府和市场在经济调节方面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分工，前提条件是市场机制的健全和有效运作。显然，中国转轨经济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市场机制的不健全使其难以独立承担结构调整的任务，政府只能延续计划经济的做法，继续承担结构调节的使命。如前所述的财政贴息政策，实际上就具有调节供给结构的性质。而且，在今后一个时期，财政在这一领域还会继续发挥作用。

其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运用财政扩张政策过程中，政府需要审慎处理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矛盾关系，其中，关键是要权衡经济增长的社会贡献和体制风险（代价）以及经济增长对财政政策的依赖程度。上述分析已经表明，在转轨经济中，为促进经济增长，政府财政政策偏离公共化的轨道和经济市场化的轨道有时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这样，基于增长与改革的矛盾关系，政府实际上有时会被推上一个两难的境地：是保改革，还是保增长？或者，是改革优先还是增长优先？我们认为，在处理这个问题从而决定财政扩张政策的取舍时，一味地强调经济增长或一味地强调改革可能都是不可取的，而应因时而异，即确定哪一个方面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就当前来讲，没有经济增长，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都难以解决，并会危及社会的稳定。而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可以解决、至少可以缓解很多社会矛盾。经济增长的巨大社会贡献决定了其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政府启用一些体制风险较小的经济增长手段（如货币手段）又不见效。这又表明，目前的经济增长对财政扩张政策已经存在很高的依赖度。在这种情况下，付出一定的体制代价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也是值得的。在我们看来，体制风险并不等于体制危机，也就是说，采取某些非市场的手段来实现经济增长并不等于对市场体制的否定，更不意味回归计划经济体制，只是改革的进程暂缓而已。但这样做，是对经济增长的社会贡献及其体制风险权衡的结果，而不可以理解为可以忽视这种体制风险，更不意味着为追求经济的高增长可以随意付出体制代价。没有一个健全的体制基础，这种经济高增长是注定不能持久的。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因时而异和对体制风险的客观评价，特别是一个度的把握。

其四，能有效带动民间经济的财政扩张政策是最具经济增长效力的政策，也是体制风险最小的政策。因此，应把带动民间投资和消费增长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之所以存在较大的体制风险，与财政政策运用过程中民间经济未能如期跟进有关。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初期，有关部门曾声称增发的国债资金“一分钱也不用于加工项目”，因为加工项目属于私人物品的生产活动，属于市场调节的范围。政府原本希望通过政府投资的扩张效应带动民间投资，以此来带动整体经济的增长。但实际情况是，政府的国债投资政策在1998年第四季度使经济出现好转迹象后，1999年一季度开始出现效力递减从而导致经济增速回落，GDP增幅由1998四季度的9.6%下降到1999年一季度的8.3%、第二季度的7.1%和第三季度的7%.政府不得已于1999年下半年又增发600亿元国债，并将其中的153亿元用于国有企业的技改贴息，迄今为止，积极财政政策已运行四年有余，民间投资和消费一直处于萎靡不振状态，经济的增长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政府的“独木撑天”和财政的“孤军奋战”。政府的扩张政策如果不能唤起民间经济的响应，则必然会导致财政扩张政策的长期化和范围的扩大化，由此带来的后果便是各种负面影响，包括体制风险的加深和积累。无疑，民间投资不响应，有民间经济自身内在的原因，同时也不可否认与政策的操作不当有关。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讨论。总之，如何把财政政策建立在拉动民间经济的基点上，我们还需要积累经验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技术。这是提高政策的调控效果和防范体制风险的共同需要。

参考文献

[1]高培勇。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N].人民日报，1997-05-10.

[2]高培勇。“量入为出”与“以支定收”——关于当前财政收入增长态势的讨论[J].财贸经济，2001，（3）。

第7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目的范文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049-01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基本内容

财政政策是指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运用各种财政调节手段，调整财政收支规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它贯穿于财政工作的全过程，体现在收入、支出、预算平衡和国家债务等方面，是由税收政策、支出政策、预算平衡政策等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它对市场经济下财政功能的正常发挥具有重要作用。

货币政策是指国家制定的关于货币供应量和货币组织流通管理的政策，由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外汇政策构成，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其核心是政府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以保持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平衡的一种经济政策。货币政策的工具主要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类型及政策效应

财政政策通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投资支出两条渠道，对国民收入产生影响，而货币政策则要通过利率和物价水平的变动，引起投资的变化来影响国民收入。从逻辑上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不外有四种配合模式：

（一）以增加供给为宗旨的“双松”组合模式

将宏观经济调控的方位单纯选择在供给方，一般需要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与扩张的货币政策相配合的，即所谓的“双松”政策模式。这样的政策选择，旨在拔低就高，通过财政和信用的同时扩张来扩大社会购买力，刺激经济增长以求增加供给、实现经济均衡。

（二）以压缩需求为目的的“双紧”组合模式

将宏观经济调整的方位选择在需求方，一般需要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与紧缩的货币政策相配合的，即所谓的“双紧”政策模式。这样的政策选择，旨在压高就低、通过财政和信用的同时紧缩来压缩社会购买力，降低社会总需求以实现经济均衡。

（三）调整消费需求偏旺而投资需求不足的“松货币，紧财政”的组合模式

松的货币政策能够鼓励投资，而紧的财政政策能够限制公共和个人消费。财政以减少支出或提高税收实施其紧缩政策，其结果是使国民收入维持在原有水平上，必须依靠货币政策使利率下降，以刺激投资。

（四）调整投资需求偏旺而消费需求不足的“松财政，紧货币”的组合模式

当经济运行中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时，抑制通货膨胀就成为政府调节的主要目标。这时应采取“紧货币，松财政”的政策配合模式，紧的货币政策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为了不造成经济的进一步衰退，需要财政实施减税和增加财政支出等扩张性政策，缓解滞胀现象的产生。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存在的问题

根据改革开放后历年来实施的政策组合工具实践来看，两种政策组合运用后拥有了更多的优势，但在深层次的配合和高水平的运用上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

第一，我国在两大政策运用之前，政府在两大政策的区分和界定上并未给出明晰和准确的标准，导致两种政策在调控时在调控重点及调控方式上出现了模糊不清、相混干扰的现象，造成宏观经济运行秩序紊乱，宏观调控失效。

第二，我国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分工上并不明确，财政投资融资的体制不完善，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功能界定不清，分工不明确致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均未起到调节经济结构的作用，导致我国的产业调整过于缓慢，致使最终宏观调控失效。

第三，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不能充分的发挥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节效力，社会资金总量和资金规模极速增大的同时，资金结构严重失衡，资金盲目流动，致使整个资金结构失衡。

四、强化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的政策建议

（一）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应使财政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

财政政策在我国具有特殊的地位，国家财政规模GDP占比较大，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常常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但长期以来，我国财政政策发挥的作用相对不足，结构失衡问题突出，在结构调整方面，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具有更强的调节功能，所以应该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结构调节功能。

（二）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进行适当的分工

在政策分工上，财政政策一般侧重于经济“过冷”的情况，而货币政策则一半适用于经济“过热”的情况。在控制通胀方面，货币政策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只要货币总量被控制住了，就可以大体控制物价上涨的速度了。但当经济处于萧条的时期，货币政策作用效果就不太明显了，货币政策侧重于对通货膨胀的控制，应该以价格的稳定为主，而财政政策则应该以控制实际经济目标为主。

第8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目的范文

    从理论上说，当总需求不足时，一般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运用可以从收入和支出入手，通过二者的共同作用有效地影响消费、投资，扩大总需求，以达到供求平衡。可见，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调节是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两方面来实现的。收入方面对投资总量的调节主要是减税和税收优惠。通过减税和税收优惠可以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利润，增强了他们的投资能力，扩大其投资需求，从而增加投资总量。支出方面对投资总量的影响首先表现为财政自身的投资支出，这项支出规模占总投资比重的大小决定了对投资总量的影响程度；其次财政投资的带动效应，通过财政投资带动其他投资主体的介入，进而引起其他经济主体的投资扩张来影响投资总量。可见，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作用过程如下： 政投资支出增加 财政支出带动社会投资增加财政政策的运用投资总量的扩大减税和税收优惠社会投资能力增强，投资增加当然，确保财政政策能够有效地影响投资总量需要满足一系列的约束条件，一是启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大规模的财政投资要有充裕的财力作保障且只能在短期内使用，不能指望长期通过无节制发债、大规模减税、扩大赤字规模来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和国际经验一再表明，持续较大规模的财政赤字是引发通货膨胀和造成本币币值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我们应从中吸取教训。二是在国家财力有限、财政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如果财政投资带动社会投资效应不明显，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影响效果必定大打折扣。当今各国财政支出主要集中于公共品的供给，财政直接投资的份额在全社会总投资的比重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财政的直接投资关键在于带动社会投资，进而扩大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三是财政投资扩张要避免对其他社会投资主体投资的“挤出效应”。

    二、积极财政政策在影响投资总量中存在的问题

    从1998年下半年我国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确保了近两年经济增长速度不至于大幅下滑。但与此同时，财政投资扩张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1.受国家财力约束，财政投资支出在总投资的比重过低，对投资总量影响作用甚微。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困境日益加重，满足了行政、科教等支出以后，直接用于建设的比重日益降低。近几年来，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在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在10％左右徘徊，基本建设支出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只接近％。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分别为3.7%、3.9%、3.9%、4.0%？。1998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增发的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也只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3.5％。可见，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很低，即使在短期内可以通过增发国债、增收节支，增加一部分基建投资，但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不会很大。

    2.财政投资扩张未能有效调动非国有投资的积极性。1998年增发1000亿元国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本不想财政包打天下，而是以此带动其他投资主体的介入，通过其他投资主体的扩张最终拉动经济增长。令人遗憾的是，财政投资扩张只带动了国有部门投资大幅增长，民间投资未作相应跟进。1998年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9.6％，而城乡居民个人投资仅为6.1%，集体经济下降了3.5% ？ .从过去几年的状况看，在经济处于低谷时，国家启动经济，国有投资率先增长，非国有投资随后跟进，二者共同的投资扩张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比如1989年、1989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4.1％、3.8％，经济的低速增长迫使国家1991年下半年重新启动经济，国有投资率先增长，非国有投资随后跟进，1991年国有和非国有投资分别为14.8％、13.4％，1992年分别为32.8%、21.9%，1993年分别为17.5%、72.8%？。可见国有投资起着经济启动的先导作用，随后非国有投资大规模扩张，二者共同的合力作用推动那时的经济高速增长。反观1998年国家扩大财政投资启动经济时，只带动国有投资大幅增长，非国有投资没有明显跟进，在当前非国有投资占近“半壁江山”的格局中，单靠国有投资投资的增加来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不现实的，也正说明了财政投资率先扩张未能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从而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作用有限。

    3.乘数效应递减导致利用投资扩张刺激经济的作用不明显。乘数效应说明了投资增加刺激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当投资增加时，经济扩张，国民收入增量大于投资增量，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倍数等于投资乘数；在投资减少时，经济收缩，国民收入减少量大于投资的减少量，投资减少导致经济收缩的倍数也等于乘数。具体表达式为：k＝1/（1-mpc）=1/mps式中k表示乘数，mpc表示边际消费倾向，mps表示边际储蓄倾向。乘数公式表明，投资乘数的大小与边际消费倾向或边际储蓄倾向有关。

    从表1可以看出，90年代以来，投资乘数一直很低，最高的1996年也仅为1.70。也就是说，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1000亿元投资，最高只能形成1700亿元需求，说明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因此，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依靠扩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远远答不到人们原来乐观的设想。

    表1 90年代以来我国投资乘数的

    单位：亿元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gdp 21617.8 26638.1 34634.4 46759.4 58478.1 68593.8 74772.0 79553.0 gdp增量 8245.7 5020.3 7996.3 12125.0 11718.7 10115.7 6278.2 4781.0 城乡居民消费品总额   9704.8 12462.1 16364.7 20620.0 24774.1 27198.9 29152.9 城乡居民消费额增量   1459.1 2757.3 3902.6 4255.3 4154.1 2424.8 1954.0 边际消费倾向   0.29 0.34 0.32 0.36 0.41 0.38 0.40 投资乘数   1.41 1.52 1.47 1.56 1.70 1.61 1.67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摘要》（1999）有关资料计算。

    4.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影响不可忽视。根据经济学中的“挤出效应”，如果政府靠借款支付公共投资，就会推动金融市场利率上升，通过发行债券形式筹集资金也会造成债券价格下跌，从而引起利率上升，进而使私人融资成本上升，导致私人投资萎缩。这样，公共投资扩张结果却引起整个社会投资支出的缩减。目前，我国公共投资扩张排挤私人投资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政府庞大的投资计划需要银行信贷的支持，在银行资金有限、风险约束增强的情况下，银行“惜贷”势必压缩其他企业或私人投资信贷，部分企业或私人只能寻求较高利息的资金来源，从而增加资本成本，降低盈利能力和再投资能力，还有相当部分企业则由于项目收益水平较低既无缘在银行内也不可能在银行外获得融资；另一方面还表现在政府部门及其下属机构把某一产业领域作为本单位的势力范围和领地，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其他投资主体的进入，即使进入也对其业务进行严格的限制。这种行政性垄断排挤了其他投资者的投资介入，减少了其他投资者的投资。同时，非国有经济原来准备对某一项目进行投资，后来因国家投资同样的项目，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被“挤出”，这在中央加大公共交通建设和基础投资之后，地方项目准备不足，但又不愿意放弃中央的无偿投资，便把原来与外资和私人投资合作的项目改为中央投资项目。这时，财政投资只是取代了原有的非国有投资，形成“挤出效应“。近一年多来，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降、货币供应量一直增加，银行的贷款能力应该说大副增强，但企业实际投资并未同步前进，从中可以看出财政投资”挤出“了私人投资。

      三、我国实施的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作用有限的因素分析

    1. 财力不足、财政风险加剧制约了财政投资的全面扩张。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较高，财政分配是国民收入分配的主渠道和投资的主要来源。如今情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1％左右，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明显偏低，在安排了“吃饭”之后，能够用于经济建设的投资极其有限。在目前“两个比重”仍没有改观的背景下，无论是通过减税还是增发国债都面临着国家财政承受能力的制约。其一是扩大国债规模进行财政投资面临着当前财政债务依存率和国债偿债率都偏高即国家财政的债务承担能力不足的影响。国债的财政承受能力主要通过债务依存度和国债偿债率来反映。由于在中国国债的发行和偿还有中央政府承担，所以，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更能准确地反映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从我国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来看，自1994年以来均超过50％，1997年高达57.77％，这意味着中央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是靠举债来维持的。同时，国债偿债率也相当高，1997年财政债务的还本付息的支出高达1959亿元，国债偿债率达23.3％？ ，换句话说，当年财政收入近1/4要用来偿债。由于国债与税收在性质上有根本的不同，即国债的有偿性，到期必须偿还，因此目前过量增加国债的发行规模会加大财政运行风险。

    2.全面减税的空间有限。减税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刺激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从宏观税负国际间比较看，目前发达国家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基本上都在30％以上，有的高达50％。发展中国家一般也在20％－25％之间。相对宽裕的税收收入为其实施减税政策提供了财力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减税让利的路子，“两个比重”不断下降。近年来，工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仅维持在11%左右，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明显偏低。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这样正在向工业化国家迈进、亟需资金积累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减税来刺激经济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是不现实的。

    3.去年税收增收1000亿对企业增加投资的抑制作用不能忽视。通常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增税是实行财政紧缩的重要措施之一，因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即使不能减税，至少也不应增税，从这个意义上说，1998年税收收入增加1000亿是与当前背景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意向背离的。虽然这些年来我国税收负担不是重而是轻的实证分析不时见诸报端，就现行税制规定的税负的确不重，但如果把各种税外收费纳入总体税负的计算范围，我国目前的总体税负约占25％（杨斌，1998年），这个比例与中等税负国家的基本水平持平，以致于企业负担过重的呼声不绝于耳。况且税收增收1000亿主要来自于效益较好的企业，在当前物价

    连续下跌、经济景气预期看淡的情况下，这对效益好的企业无疑增加了额外负担。过重的企业负担意味着企业需求的萎缩，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意愿，尤其对硬预算约束的非国有企业更是如此。

    4.“不安全预期”增强了居民的储蓄倾向，造成了投资乘数的下降，弱化了政府投资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各种投资主体在投资方面的责任意识明显增强，投资需求有原来的政府扩张机制逐步转变为市场调节机制，由于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较为严峻，因此除政府外的其他投资主体的投资意愿均减弱，从而导致投资乘数下降。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逐步推进、人员分流和国有企业改革下岗人员的增加，迅速改变了广大消费者的收入预期；而住房、医疗、教育等体制改革又大大改变了广大消费者的支出预期。因此，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的增强，形成了当前的“不安全预期”，造成居民储蓄倾向增强和消费预期降低，引起投资乘数偏低，政府投资扩张效应难以充分显现。

    5.政府投资于产业链条较短的基础设施，引导社会投资的效果不明显。政府投资支出的增加，不仅会因投资拉动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而形成乘数效应，还有可能因投资于某一产业而引起关联投资，即投资的波及效应。投资的波及效应大小取决于产业链的长短。投资于产业链长的项目，虽然形成有效供给的时间跨度大，但在一定时序内，由投资波及效应所激发的投资需求乘数也相应较大，对于国民经济增长也相应较大。而投资于产业链条短的项目，则波及效应相对较小，就不可能激发更大的投资乘数。1998年和1999年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投资，主要用于水利工程设施、粮食仓库建设、公路交通等基础设施。这些投资的产业链条短、关联度小，所需要的投资品主要是钢材、木材、水泥，投入使用需要的相关零部件、配套件极其有限，只带动了相关部门和行业的投资。因此，它就不可能引起像前几年在发展轻纺工业、家电工业、汽车摩托车工业时所出现的波及效应。

    四、当前我国的财政政策选择

    为了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积极调节作用，缓解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同时确保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建议当前财政政策实施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财政支出政策的选择应遵循支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促进产业升级为原则，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需求的同时，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基础。我们知道，总量和结构问题是经济生活中两个最基本的方面，经济增长表现为总量问题，但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经济结构合理和协调的基础上，否则，增长就失去了坚实的基础，经济的大起大落难以避免，我国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实践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当前的总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不简单地表现为总量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多年来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引起的供给不能有效地满足需求的结果。因此，财政投资的扩张如果不遵循优化产业结构的原则，很可能把本已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复制并放大出来，反而加剧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财政投资最能体现国家意志，它不仅可以直接集中社会资金进行重点配置来解决经济结构问题，而且能间接起到示范作用。199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不是简单地缓解需求不足的制约，国家更注重了结构优化这一原则，加大了对农业、能源、交通、水利设施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这对缓解我国多年来的基础设施“瓶颈”大有裨益。同时国家还应加大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企业、先进技术企业投入，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促进产品的升级换代，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加快费改税步伐，增强国家财力，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发挥企业的投资潜力。我国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和企业实际负担并不轻并存局面的出现，其中主要原因是当前政府收支不规范、税外收费现象严重。因此，加快费改税步伐，将某些行政性收费和基金纳入规范的税收轨道，坚决取缔一些不合理的收费。这样既可以保证我国国家财政收入有所提高，强化财政投资的财力保障，另一方面又可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的投资能力。

&bsp;   3.在全面减税不具备的情况下，可以尝试结构性减税和税制的完善来刺激企业的直接投资。虽说我国现阶段大规模减税既不可能，又不现实，但是，我们可以采取有选择的局部性减税措施。豁免中小企业的旧欠税款，采取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给高新企业减税的方式，以刺激企业直接投资，刺激经济增长。我们可以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现增值税的转型，完善我国增值税制度；降低或取消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确保税制不应成为企业投资的障碍。

第9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目的范文

关于通货膨胀问题，西方经济学界研究它已有着较长的历史，但对通货膨胀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则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由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西方国家普遍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并以此来消除经济危机（或衰退）、或加速经济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结果，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的推行，在对西方国家的经济起到一定作用的同时，却也使得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的西方国家长期遭受通货膨胀的困扰，由此也就引起西方经济学家们纷纷致力于深入研究通货膨胀问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世界各国又普遍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现在，美国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试图通过二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通货膨胀作用于经济而解救失业；而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后，经济快速复苏的同时也遭受了通货膨胀的侵扰，促使其积极治理通货膨胀。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两国政府对待通货膨胀的不同态度，不仅会关系到全球经济的复苏状况，还将使世界各国面对更加复杂的经济形势。因此，有必要对通货膨胀进行再研究，尤其是对其中的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再研究。

一、西方的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略论

要研究通货膨胀问题，首先就应该搞清楚何谓通货膨胀，这就必然需要经济学界确立一个能够被经济学家们普遍接受的通货膨胀定义。而在西方经济学界研究通货膨胀问题时，由于西方经济学家们对通货膨胀的成因有着不同的解释，因而西方经济学家们对于通货膨胀定义的表述也就各不相同。但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们从价格着眼定义通货膨胀，还是以货币主义的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从货币着眼定义通货膨胀，其实他们都是将物价上涨（即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定义为通货膨胀。西方经济学家们将物价上涨定义为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也就成为了物价上涨的代名词。现在世界各国都在走市场经济道路，西方经济学也就成为了世界各国经济实践的指导理论。那么，西方经济学中的通货膨胀理论，也就自然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治理通货膨胀所决策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

而所谓通货膨胀，其原意是指货币供应量过度增加，即流通中的货币量太多了。造成流通中的货币量太多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财政赤字和银行信用的过度膨胀等，其结果使流通中太多的货币追求相对较少的商品（包括劳务），导致了商品的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而拉动物价上涨。西方经济学家们将此种物价上涨称之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而主要由工资、利润和进口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迫使政府（或中央银行）为了维持经济增长率而增加货币供应量，造成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结果导致物价上涨。西方经济学家们将此种物价上涨称之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可见，通货膨胀有主动性和被动性之分。而且西方经济学家们在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具体分析出其它类型的通货膨胀，如结构型通货膨胀、混合型通货膨胀等。

当然，季节性、自然灾害等的短期性、偶然性的物价上涨，西方经济学家们并不认为此种物价上涨是通货膨胀。因为此种物价上涨并非是由通货膨胀造成的，通过变动货币供应量对物价的上涨并不能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但是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西方经济学家们则认为其必定是由货币供应量过度增加所致，因而它是一种通货膨胀现象。因此，虽然西方经济学家们在对通货膨胀定义的表述上不尽相同，而且有的西方经济学家还希望明晰的区分通货膨胀的概念和物价上涨概念，但是西方经济学家们对通货膨胀的看法却是一致的，即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其结果就必然是物价上涨。这样，在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的关系上，西方经济学家们就是将通货膨胀以各种形式表现在物价上涨上。

但是，在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的关系上，仅对通货膨胀的成因进行分析，并将通货膨胀以各种形式表现在物价上涨上显然是不够的。例如，当经济发生危机时，政府必然需要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而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时，就又必定需要增大货币供应量。但货币供应量的增大，导致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致使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作用于经济危机时，就将伴随着物价上涨。由此，这就可以通过对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再研究，揭示通货膨胀在引起物价上涨的过程中，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于消除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所产生的作用。

二、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的再研究

由于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是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所致，而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则又是政府（或中央银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使然。而且即使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其政府赤字的扩大不能为相应的货币紧缩所平衡和抵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最终也是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实现的。但是，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货币供应量发生过度的增加，却既可以由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引起的，也可以由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造成的，而且还可以由两者所致。因此，通过对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进行再研究，就可以深入分析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在引发物价上涨的过程中，对消除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会产生怎样的作用。由此，所做的这一分析结果，也就能够对各国政府在对待通货膨胀问题和正确决策经济政策上，起到一点可供参考价值的作用。

（一）政府扩张性货币政策下的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波动，这就有了经济收缩与经济扩张之分。当经济出现收缩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以使市场总需求有效扩大，促使经济的扩张，就可以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和失业。但在经济出现收缩时，为了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和失业，政府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于扩大市场需求的作用过程和产生的效果则是不同的。在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是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来促进大量的投资，使市场总需求得以有效扩大，以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产生的经济危机。

为了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危机，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所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如果导致了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就会引发物价上涨。而物价的上涨，也就表明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增加的货币供应量，是一种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即发生了通货膨胀。这样，政府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增加的货币供应量，是否是一种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即是否发生了通货膨胀，就可以由物价上涨来显示出来。因而，政府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直至物价上涨，从而显示出通货膨胀，是需要一定时间过程的。这就使得无论是经济处在收缩阶段需要避免或消除经济危机，还是经济处在扩张阶段需要继续加速经济增长，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都应该考虑到货币供应量的增加，直至通货膨胀的显现所存在的时滞效应。

由于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增加货币供应量，直至由物价上涨来显示出通货膨胀是需要一定时间过程的。因此，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直至由物价上涨来显示出通货膨胀所需要时间的长短，也就取决于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是否能够促进大量的投资，进而导致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所需时间的长短。然而在经济发生危机后，是否会出现市场总需求不足，无法有一个可获利的预期利润率，使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无法起到促进投资的作用，从而也就会因为不可能有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进而也就不会存在由物价上涨来显示通货膨胀呢？

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在经济发生危机后，利率降到了极低的水平，人们就宁愿手持现金而不愿进行投资。在此种情况下，政府所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无论增加多少货币供给，就都会被人们所持有，而不会去进行投资。那么，按照凯恩斯的这种观点，在此时也就不可能有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这也就不会存在由物价上涨来显示通货膨胀（即不会发生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显然，凯恩斯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在经济发生危机后，市场总需求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却并不意味着各单个市场的需求也是不足的。这也就是说，在市场总需求不足时，如果某单个（或个别）市场的需求却并非是不足的，或某单个市场需求有着较好的预期（如农产品市场、或能源市场、或房地产市场、以及资本市场等），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大幅度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就能够促进大量的投资（包括投机），并进入到该单个市场；那么，由此导致该单个市场的需求超过供给而引起其价格上涨，进而又能够由其带动或推动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即物价上涨），这就能够由物价上涨来显示通货膨胀（即会发生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

由此可见，在经济发生危机后，即使利率降到了极低的水平，大幅度的货币供给，会被人们所持有而不去进行投资，这也只能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因为，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大幅度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时，只要是市场总需求不足，却某单个（或个别）市场的需求则并非是不足的，或某单个市场需求有着较好的预期，货币逐利的本性，就能够使大幅度的货币供给，会被用于投资该单个市场；那么，由此导致该单个市场的需求超过供给而引起其价格上涨，进而又能够由其带动或推动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通货膨胀就能够被物价上涨显示出来。因此，当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直至物价上涨而显示通货膨胀的传导路径发生变动后，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导致流通中的货币量过度增加，使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即使是不能由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来引起物价上涨，也会由单个市场的需求超过供给的价格上涨，进而来带动或推动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即物价上涨）。

在经济发生危机后，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使流通中的货币供应过度增加，即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即使是不能由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来引发物价上涨，也会由单个市场的需求超过供给的价格上涨来带动物价总水平上升（即物价上涨）。但是，由于这种物价上涨的同时，并不伴随着市场总需求的有效扩大，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也就无法起到促进经济快速回升的作用，从而也就无法消除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失业。如果在此时为了尽快消除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失业，政府继续增大货币供应量，这就会进一步促使大量的投资和投机进入到该单个市场，进而又会带动或推动物价总水平继续上升，而市场总需求则仍然会无法有效扩大，从而就将使经济陷入到滞胀中去。当然，如果存在着那些能够带动市场总需求有效扩大的单个市场，政府扩张性货币政策作用于该单个市场，那么该单个市场则另当别论。因为，该单个市场已经成为了经济增长点。

（二）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下的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

在经济发生危机时，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无法使市场总需求有效扩大，若要使经济及时而快速地回升，这就必定需要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能够使市场总需求有效地扩大，就能促使企业进行投资和恢复生产，经济前景被看好，消费需求也就随之扩大，从而使经济快速回升。但政府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则会导致财政赤字的增长和加剧，而为了弥补庞大的财政赤字就只能依靠增加国债。这就会间接地或者增加货币的发行量，或者引起信用的膨胀，使得流通中的货币供应过度增加，即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在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作用下，市场总需求的有效扩大，促使企业进行大量投资，以及消费需求的扩大（当然现实中还会有出口的回升和扩大），这就会使在消除经济危机、并使经济快速回升的同时，伴随着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物价上涨。

虽然在经济发生危机时，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使在消除经济危机、并快速回升经济的同时，会伴随着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物价上涨。但只要由此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在消除经济危机、并快速回升经济的同时，并没有使这种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超过社会承受力，在此时的通货膨胀（或物价上涨）对经济的增长和就业就并没有危害性。因而在此时的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就成了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在消除经济危机、并快速回升经济时的伴生物。然而，由于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到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毕竟是需要一定时间过程的，即财政政策存在着时滞效应。如果政府为了更快速消除经济危机和回升经济时，对于财政政策的时滞效应不加以考虑或被忽视了，采取力度过大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且到时又不能及时调整经济政策，这就势必会造成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超过社会承受力而危害经济的增长和就业。

政府为了更快速的消除经济危机和回升经济，采取力度越大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越有利于达到更快速的消除经济危机和回升经济的目的，但同时也会造成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超过社会承受力而危害经济的增长和就业。而且在经济能够更快速的回升时，商品流通速度也会加快，随之货币流通速度也就会加快，因为货币流通的速度是由商品流通的速度决定的。而在此时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就会继续推升物价的上涨。因此，面对超过社会承受力的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包括预期），政府必定需要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尤其是紧缩银根（因为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是一种货币现象）。可见政府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要控制住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其实并非是一件困难的事，困难就在于能够控制住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后，又能够保持住必要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这就必然需要使流通中的货币量与实际需要量相符合，才能做到既控制住通货膨胀，又有必要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能够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

然而，由于货币有逐利的本性，货币既可以投资来逐利，也可以投机来逐利（当然现实中两者常会混为一体）。而要使货币在投资中进行逐利，就需要有可获利的投资市场，这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而言，除了要有必要的国际市场外，就是要有足够的可获利的国内投资市场。由于当前的中国经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单靠市场调节难以有效地扩大国内市场，这就有必要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是可以创造出可获利的投资市场的，但以货币融资来弥补财政赤字却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以债务融资来弥补财政赤字则要考虑对内需扩大的影响，以及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这就决定了以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创造可获利的投资市场只能是适度的。所以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还须对目前作为经济增长点的产业进行干预，如对房地产业的房价进行干预，以控制好房价来获取足够的可获利的投资市场。另外，政府还应积极支持企业进行创新，以及打破垄断市场等，来获取足够的可获利的投资市场。这就又需对制约消费市场有效扩大的各种因素进行干预。这样才能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

而且，与此同时，要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能够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政府还需对那些可以进行逐利投机的已发生非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的单个市场进行干预，在必要时则需采取非经济手段。因为，当投机的逐利市场高于投资的逐利市场时，就不仅无法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而且还会发生资金短缺与推升物价上涨的并存现象。因此，政府在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控时，就须对经济中的各种制约因素进行全方位的考虑。这就要在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时，政府就应该考虑到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条件的限制（包括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资源条件的限制），以及环境保护的要求，会对既要控制住通货膨胀又要有必要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的制约。这样，政府的调控经济政策，在控制住通货膨胀的同时，所要做到的必要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就应该是一种合理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