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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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最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财政主导型制度；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自主性货币政策；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

中图分类号：F015；F82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6-0008-06

一、引言

1995年3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法》的颁布和实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货币制度改革。其改革动力源于对中国通货膨胀周期的深刻反思和向国外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学习。当时，研究中国通货膨胀和产出增长周期的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货币创造的变动是通货膨胀周期的直接原因，而货币创造的变动是源于弥补财政赤字的需要（Deng，1994;Leroy，1994;Shahid，1994;World bank,1995）。因此，根据上述理论逻辑，似乎必有如下政策建议：若要保持价格水平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必须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我们认为，尽管理论逻辑没错，但是综观对制度变革前通货膨胀周期的经验研究，我们发现，他们并不是以一个充分体现该逻辑并有着丰富内涵的跨期理论框架――财政主导型制度为基础的。

二、经过修正的财政主导型制度及其检验框架

（一） Brandt等的基本逻辑及局限

Brandt等(2000)认为，非充分的经济分权和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就业增长的承诺之间的矛盾是导致通货膨胀周期的制度根源。他们的理由是：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允许非国有企业进入。但由于没有承诺的硬预算约束下的非国有企业相比有承诺的软预算约束下的国有企业有着明显的效率优势，因此，享有金融分权的国有银行就有激励把贷款贷给非国有企业，从而放大了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产出增长率缺口。这样，为了维持对国有企业就业增长的承诺，中央政府就必须给予国有企业转移支付。但是，由于财政分权导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下降，而金融分权又剥夺了中央政府分配信贷资金给国有企业的权力，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求助于货币创造。正是货币创造直接导致了通货膨胀的增加。另一方面，通货膨胀之所以下降而出现通货膨胀周期，是因为对货币创造存在最大值的考虑和出于对恶性通货膨胀的担忧，中央政府不得不重新收回控制信贷资金配置的权力。货币创造减少，通货膨胀下降。我们认为：这个解释框架的最大局限在于没有意识到中央政府发行国债也是弥补转移支付的一种有效方式，因而也就忽视了中央政府在国债、信贷、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货币创造之间进行跨期选择的可能以及这种选择对通货膨胀周期的含义。另一个不可忽略的局限在于，没有对引起货币创造的因素进行彻底的分析就不能充分地解释通货膨胀周期。因为，除了给国有企业的转移支付会导致财政赤字外，还存在其它导致财政赤字的因素，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导致货币创造。综合以上考虑，我们认为，政府跨期预算方程才是解释通货膨胀周期的最有效工具。

（二）经过修正的财政主导型制度及其检验框架

财政主导型制度首先由Sargent等(1981)提出，他们展示该制度的工具是政府跨期预算方程。经过简单推导，就有了如下有用的等式：政府上期期末的负债实际值等于基本盈余的现值和铸币税的现值之和。 其含义是，给定政府上期期末的负债实际值，跨期预算方程展示了如果基本盈余的现值减少，那么，铸币税的现值就必须增加以保证跨期预算方程成立。或者说，给定基本盈余的现值，如果货币当局试图降低今天的通货膨胀和铸币税，那么未来的通货膨胀和铸币税肯定要上升。但是，在解释中国通货膨胀周期时，为什么还需要对跨期预算方程进行修正呢？理由是前面所讨论的制度背景赋予了银行信贷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一种方式的合理性。经过变换，我们容易得出如下的经过修正的跨期预算方程：政府上期期末的负债实际值等于基本盈余加银行信贷的现值和铸币税的现值之和。 其含义是，给定政府上期期末的负债实际值，如果基本盈余和银行信贷的现值减少，那么，铸币税的现值就必须增加以保证跨期预算方程成立。或者说，给定基本盈余和银行信贷的现值，如果货币当局试图降低今天的通货膨胀和铸币税，那么未来的通货膨胀和铸币税肯定要上升。

从历史上看，通货膨胀是否是赤字的后果？既有文献专注于对赤字对货币增长的影响做经验估计。但是否存在财政主导性，正反两方面的证据都有（沃升，2004）。有一种反对此类实证文献的观点认为，将货币增长对赤字做简单回归，或者使用不加限制的VAR分析来评估格兰杰因果关系（即赤字是否含有对未来货币增长的预测信息），这都忽视了跨期预算平衡所蕴涵的关于税收、债务和铸币税长期行为的信息。跨期预算平衡表明，基本赤字和债务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赤字成分和债务存量之间的这种联系限制了开支、税收和铸币税的时间序列行为，而这表明对这些变量行为的实证建模应当采用向量误差纠正模型（VECM）。一个可借鉴的文献有Bohn(1991)。不过该文献考虑的是政府支出、政府收入（政府税收和铸币税之和）和上期期末实际债务之间而非赤字、铸币税和上期期末实际债务之间的协整关系，因此，就不能直接显示政府赤字和铸币税或通货膨胀的关系。考虑到实际需要，我们认为，只要构造经过银行信贷修正的赤字、铸币税和上期期末实际债务三变量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即VECM，并在此基础上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就可以检验经过修正的财政主导型制度对中国1981―1994年期间通货膨胀周期的解释力。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选择1981年作为考察期的始点，是因为这一年是中央政府恢复发行国债年。

三、FTPL的经验合意性、检验策略及其制度变革的方向

（一）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FTPL）及其相关概念界定

第一种：Leeper意义上的FTPL

Leeper（1991，1993）认为，通货膨胀永远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只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成立，这个条件就是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的组合（简称为AM/PF）。在近期，Davig等（2006a）对Leeper中的政策性质作出了如下具体的定义：积极型货币政策（active monetary policy）是指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系数超过1，否则是被动型货币政策（passive monetary policy）;[JP]积极型财政政策（active fiscal policy）是指税收对债务的反应力度不足以支付实际利息成本，否则为被动型财政政策（passive fiscal policy）。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定义取决于Leeper的模型结构，对于不同的模型，政策性质的具体定义将会有所区别。在上述组合下，财政政策只是起到平衡政府现值预算约束的作用，对价格水平的决定不起任何作用；但是若是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组合（简称为PM/AF），则通货膨胀不完全是一种货币现象。其中财政政策在价格水平的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而货币政策以非传统理论所预期的结果在起作用指紧缩性\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导致的未来高\低通货膨胀现象。这是一种传统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价格之迷”（Price Puzzle）（Davig ，et al，2006b）。，这就是Leeper意义上的FTPL。以上两个组合是在可使一个模型经济获得局部惟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的意义上定义的，又常被称为“政策诱导性均衡”（policyinduced equilibria）（Favero,et al，2005）。或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一定义比下面的第二定义更加适用于政策分析。值得一提的是，还存在一种更为激进的观点，Creel等（2006）认为即使货币政策是积极的，积极型财政政策依然影响着价格水平，只不过是以爆炸性的方式在起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获得一个经过扩展的Leeper意义上的FTPL：只要财政政策是积极的，它都将在价格水平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

第二种：基于政府现值预算约束的定义

若认为政府现值预算约束不是约束，而是均衡条件常被表示成政府债务或政府负债（政府债务加基础货币存量）期初的名义值与价格水平的比值等于政府实际基本盈余加铸币税的现值。，则该理论就是FTPL或被称为非李嘉图制度（Woodford，1995；Canzoneri,et al,2001）。需要指出的是，FTPL成立的一个隐含前提是货币政策必须是自主的。Woodford（1996）认为，所谓自主的货币政策就是不直接对财量作出反应，而是直接对非财量作出反应。否则，货币政策就从属于财政政策，这样，现值预算约束完全可以通过当前或未来的铸币税来平衡，这就意味着通货膨胀依旧是一种货币现象Sargent 等（1981）曾对此情形加以探讨。。因此，沃升（2004）依然把它归为李嘉图制度的范畴即上文中的财政主导型制度和下文中的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都属于李嘉图制度。。基于以上考虑，FTPL所探讨的正是自主性货币政策下的财政政策决定价格水平的机制（Woodford，1996， 2001）。当实际基本盈余外生变动时，政府现值预算约束得以实现的机制有三（Woodford,1996; Davig,et al,2006a）必须指出的是，他们仅在上述Leeper被动型货币政策的意义上给出FTPL的三个机制。我们给出的机制更具一般性。即也可在积极型货币政策意义上来探讨FTPL的三个机制。或许，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第二定义比第一定义更具一般性。更详细的比较参见Woodford (1995)的注脚12和30。：其一，货币政策内生变动货币存量―创造铸币税，以使货币供给等于货币需求尽管在自主性货币政策的隐含假定下，Woodford(1996)量化了每个机制的相对重要性，并发现了第一机制不重要的证据。然而，我们不应试图以比较三个机制的相对重要性来怀疑财政政策在价格水平决定中的重要性，因为第一机制只是内生于由财政扰动所影响的价格水平，而不是相反，这一点受启发于Woodford(1995,2001)。；其二，财政冲击导致的不可预期性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可以减少（或增加）未清偿的政府负债的实际值；其三，政府债务应付实际利息成本的变动。

若认为政府现值预算约束是个必须满足的约束，则价格水平由自主性货币政策决定，而财政政策只是被动地满足这个约束，这种情形常被称为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Woodford，1995；Canzoneri,et al,2001）。

若从Leeper(1991,1993)政策搭配的角度理解，则上述的FTPL或非李嘉图制度可由两类搭配构成，第一类是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第二类是积极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它们将分别实现惟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解和爆炸性理性预期均衡解。同样，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也可由两类搭配构成，第一类是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的搭配，第二类是被动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的搭配。它们将分别实现惟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解和不可决定性理性预期均衡解（Leeper，1991，1993）。

经验上，只要真实世界中出现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和积极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中的一种，则FTPL将被证实，否则被证伪，此时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将被证实。

（二）FTPL的经验合意性

之所以认为FTPL而不是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具有经验合意性，是基于如下事实的逻辑推理：第一，1995―2006年是中央银行实行自主性货币政策时期，而FTPL所探讨的正是自主性货币政策下的财政政策决定价格水平的机制。这是FTPL成立的基本前提（Woodford，1996）。第二，1995―2006年是中央银行执行被动型货币政策时期，而使具有惟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解的FTPL成立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中央银行执行被动型货币政策（Leeper,1993;Woodford,1996）。1995―2006年是中央银行执行被动型货币政策时期的正式依据为：谢平等（2002）和蔡辉明（2005）认为在1992―2001年间中央银行执行的是被动型货币政策；樊明太（2004）给出了1992―2003年间以三大利率工具（银行间拆借利率、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估计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为被动型货币政策。第三，张茵等（2005）通过1985―2000年真实工业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两变量的SVAR发现，总需求的一个正向冲击也生成了通货紧缩现象。这与Kim(2003)识别FTPL的条件完全一致。下面将给出Kim的识别条件。第四，与制度成熟的美国相比，用FTPL解释中国宏观经济现象风险最小。Woodford（2001）、Cochrane（2006）和Davig等（2006a）认为，美国1979年之前的不稳定性通货膨胀，可以不用太阳黑子均衡来解释，建议用FTPL来解释。因为在积极型财政政策和被动型货币政策搭配下，可以实现惟一理性预期均衡解，而不必通过太阳黑子均衡去获取一个自我实现性预期均衡。其中用太阳黑子均衡（被动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搭配的结果）解释那段历史的典型学者是Clarida等(2000)、Lubik等 (2004)。就中国而言，在主要以经济增长速度指标作为考核地方官员业绩的政治激励模式下，中国地方政府行为自然更多地表现为扩张冲动，进而倾向于选择积极型财政政策，而这正好满足Cochrane（2006）、Davig等（2006a）所期望FTPL成立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必要条件。再结合被动型货币政策，可以实现惟一理性预期均衡解，借以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宏观经济现象。但遗憾的是，中国学术界至今还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努力。

若以上基于事实的逻辑推理还不足以令人信服的话，下面基于正式检验策略所给出的正式经验证据，将强化我们的信念。

（三）检验策略与正式经验证据

方红生（2008b）认为局部制度模拟的视角是现有检验策略中最好的一种，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还有Sala(2004)和Kim(2003)。Sala（2004）的识别条件是，若在一个系统中一单位正向税收冲击造成了实际利率的显著正向反应，则该系统所依赖的政策搭配是积极型财政政策和被动型货币政策的搭配， FTPL从而被证实；若为显著负向反应或不显著反应，则该系统所依赖的的政策搭配是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的搭配，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从而被证实。他所采用的实证方法是五变量VAR，其变量分别是实际GDP、实际财政收入、实际政府支出、实际联邦基金利率和实际政府债务；所用样本为美国1960年第1季度―2003年第2季度的季度数据。实证发现FTPL在1960―1979年具有适用性，而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在1990―2003年具有适用性。Kim(2003)的识别条件是，若一单位总需求的正向冲击或一单位总供给的负向冲击造成通货膨胀的逆转现象（reversal）（指先高于稳态然后低于稳态的现象），即先为通货膨胀时期后为通货紧缩时期。则该系统所依赖的政策搭配是积极型财政政策和被动型货币政策的搭配， FTPL从而被证实，否则为以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搭配为基础的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他所采用的实证方法是两变量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其变量分别是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所用样本是美国1947年第1季度―2000年第4季度的季度数据。实证发现是，FTPL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最具有适用性，而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在1960―1982年和1983―2000年两个样本期间最具有适用性。虽然上述两位学者在他们共同的考察期内的发现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他们基本肯定了20世纪90年代是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最可能存在的时期。因此，同时采用以上两种方法是锁定制度类型所在时期最稳健的方法。

基于上述Sala（2004）的五变量VAR和Kim（2003）的两变量SVAR方法，方红生（2008a）发现了以下从不同角度支持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在中国适用的正式经验证据：（1）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实际利率对于一单位的实际税收正向冲击的反应为正；（2）不仅显著存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交替脉冲反应过程，而且还显著存在产出扩张和衰退的交替脉冲反应过程。由于数据限制，我们的考察期间仅为1996年1月至2006年10月。

（四）第二次制度变革的方向

基于以下三点理由，我们认为，中国第二次制度变革方向是基于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搭配的货币主导型李嘉图制度：第一，根据Kim(2003)的研究，在生成惟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解的政策搭配中，只有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才生成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并存的现象；第二，Woodford(2003)通过严密论证后发现，只有货币主导型李嘉图制度指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的搭配。才可实现价格水平稳定；第三，我们在经验上证实，中国现有的政策搭配模式是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认为，经过修正的财政主导型制度和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可以分别对1981―1994年和1995―2006年两个时期的通货膨胀史进行解释，其中前者源于对既有经济学文献的综合分析，后者源于以事实为基础的逻辑推理和最新正式经验研究。本文的一个重要现实政策含义是，要实现价格稳定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中国务必要进行第二次制度变革，其方向是以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搭配为基础的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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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easible Framework to Explain Inflation in China: 1981-2006

FANG Hongsheng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School,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第2篇：最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7月4日到7月11日，国务院总理四次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下半年宏调框架浮出水面：“继续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三者关系，既要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又不使经济增速出现大的波动”。

“有重点，也兼顾其他目标，是本轮调控目标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下半年如何解决调控两难问题，仍然是政策的主要看点。”

记者采访接近决策层的经济学家及分析人士发现，面对诸如控物价与稳增长、促进投资与推进楼市调控等“两难”问题，业界普遍认为，应以保持政策平稳作为主基调，货币政策不能轻易放松。

受访者指出，为了保证投资增长，应对国际市场可能出现的波动，宏调政策应在下半年有针对性地实现微调：以总量控制与结构性政策的搭配来应对，根据不同领域实行货币政策的定向调整，结合产业政策来布局积极的财政政策。

此外，还应防止政策累积效应和市场变化因素可能带来的各种政策之间的叠加与抵消。

经济形势走稳

国家统计局7月13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二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9.5%，增速比一季度小幅放缓0.2个百分点。

“从当前的形势来看，下半年的宏观经济形势将以走稳为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走稳”这一特征，将主要表现为物价上行态势减弱，以及经济增速平稳放缓。

刘世锦表示，6月份CPI提前破六，说明当前通货膨胀的上涨幅度已经超出了上半年的普遍预期。“CPI的高点，预计将维持到7、8月份。”

他同时指出，此后物价水平的同比增速将出现稳步回落，2011年全年的物价走势将呈现“前高后稳”的态势。但预计环比数据可能还将以较快速度上行。“从这个角度看，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理应放在控制通货膨胀的问题上。”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对记者表示，断言经济出现减速趋势为时尚早，目前只是存在减速的苗头。

他指出，造成经济出现减速苗头的原因有三：外需市场疲软，国内房地产、汽车销售减速，市场资金紧张。

消费和投资需求在下半年虽然难以出现振奋人心的反弹，但仍将总体持稳。

上半年消费需求的下滑中，比较引人关注的下降是汽车消费。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期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汽车累计销售932.5万辆，同比增长3.35%。与2010年汽车销量同比增长32%相比，大幅收缩将近30个百分点。

“虽然汽车产销量回落，但中国仍然处于汽车消费需求持续上升和供给能力不断提高的阶段，全年范围来看，产销量仍将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速。”刘世锦预计，全年的汽车销量将保持大约10%的同比增幅。

从投资角度来看，严格的房地产调控措施将在下半年逐渐发挥作用。未来数月，商品房投资将出现扭转。

7月上旬的国务院经济形势座谈会，针对房地产业释放了“有保有压”的政策取向。会议指出，要坚定不移地把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落到实处，继续抑制不合理的住房需求。会议同时强调，要重点抓好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房的建设，落实好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开工建设计划。

“这预示着，市场自发投资将出现回落。”刘元春表示，“但保障性住房的开工，将部分对冲商品房投资萎缩给固定资产投资带来的整体影响。”

基础设施建设可能给下半年的投资增长带来不确定性。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研中心研究员对记者表示，其观测的数据显示，各地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落于历史较低水平，其下行或将给全年的投资带来不少减分因素。“但这究竟是短期的偶然波动，还是中长期趋势，目前尚难以确定。”

农业银行大客户部专员何志成对记者表示，在银根整体紧缩的背景下，部分基建项目的贷款“断顿”，可能是造成上述现象的重要原因。

货币持稳，财政积极

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同时实施较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针对外需市场疲软提前布局外贸政策，将成为下半年宏观调控的关键点。

“总体而言，以稳为主，但应多采取结构性政策，以解决经济中的突出问题，并促进经济转型。”刘世锦表示。

刘元春认为，由于通货膨胀仍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货币政策取向不会调头，其紧缩程度难以在短期内全方位地实现放松。但进一步地推出更强有力的紧缩政策的可能性也不大。

虽然难以出现根本性松动，但是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式将有所改变。记者了解到，未来数月，数量型的调控方式或将暂停，同时价格型工具可能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货币政策保持总量紧缩，意味着未来数月，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任务，将主要落于财政政策的肩上。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速强劲，为下半年较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审计署针对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的报告，显示政府债务好于预期，为中央及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扩大赤字提供了空间。

上述国研中心研究员表示，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输血，成为政策层面保证投资能够平稳增长的一项手段。“这也是启动大规模水利基建项目的一个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有对冲下半年投资下滑的意味。”

而由于保障房开工已下达硬性指标，其资金来源将获得一定程度上的政策倾斜。国家发改委于6月底发文允许地方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用于保障房建设。接下来，相关政策可能还包括中央财政将扩大投入力度，并允许商业银行采取定向的信贷放松措施。

本轮财政政策将在投向上更加凸显结构调整的特征。“部分部委正在强力推动通过积极财政政策促进产业升级的布局，主要体现为建立更大规模的、针对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投资基金。”一位参与国务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政府智囊人士对记者表示。

这一政策早在2009年10月便已在部分地区开始试点，主要做法是，中央财政做原始投入，由国家发改委引导各地财政加大后续的支持力度，并吸引募集社会资本参与其中。

“过去是小范围实施，目前的政策导向倾向于将其推广开来，并加强财政投入力度。”上述人士表示，“鉴于以上措施，下半年财政支出增幅将保持30%以上的高速增长。”

外贸政策观望期

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基调目前已经基本确定，但由于国际市场的波动性因素难以预期，外贸政策目前仍处于观望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外需市场疲软将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长期问题，也是下半年中国经济调控面临的一个重要背景。从目前美国经济恢复的程度来看，外部需求低迷的态势还可能变得更加严峻。

“外贸政策应该提高前瞻性。”刘元春说。虽然面对外需萎缩的根本解决之道是提振国内消费与私人投资，但是从下半年的一个短周期来看，仍然应主动布局外贸政策，防止国际市场波动给中国经济增速带来更多的不利因素。

第3篇：最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2016年接连出现的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等黑天鹅事件，曾经给2017年的世界经济带来了不确定性和悲观情绪。经济学家和金融机构纷纷对英国和美国增长前景发出警告，下调了对2017年的世界经济预期。然而，从最近各国相继公布的宏观数据看，全球经济复苏形势明显好于预期，无论是即将进入特朗普时代的美国经济，还是公投退欧的英国经济；无论是深陷通缩的日本经济和欧元区经济，还是通胀高企的巴西经济和俄罗斯经济，都出现了鲜明的亮色。

2017年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组合分歧将进一步增大。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组合为“松紧搭配”，即宽财政、紧货币。欧元区的政策组合为“双松搭配”，即财政政策小幅扩张、货币政策维持宽松。日本政府的政策组合为“紧松搭配”，即财政政策逐步紧缩、货币政策继续扩张。英国政府将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与中性货币政策的政策组合。

美国经济强劲复苏

经济复苏进程加快，通货膨胀率走高。2016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为3.2%，超过市场预期的3%，创两年以来最高纪录。个人消费支出增长2.8%、核心个人消费支出增长1.7%。个人消费是美国增长的主要支柱，占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个人消费的恢复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2016年11月，美国消费物价指数同比增长1.7%，创两年以来最大升幅，接近 2%的通胀目标。经济学家预测，2016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1.6%、2017年为2.3%，2018年为3%，另一种更乐观的预测是，2017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5%-3%，2018年为3%-3.5%，2019年为4%。

失业率超预期下降。劳动力市场改善，新增就业人数上升，2016年11月，美国失业率大幅降低至4.6%，创造9年以来历史最低，接近充分就业目标。个人收入环比0.6%，高于市场预期的0.4%。平均工资同比增长2.8%，为2009年以来最快增速。

房地产市场和汽车市场回稳。美国房地产市场价格持续上涨，创历史新高。2016年9月，美国平均房价超过2006年7月的峰值，这表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房地产市场最严峻的时刻已经过去。11月美国汽车销量增长大幅上升至5%，2016年美国汽车销量可能突破2015年的创纪录水平。

先行指标走强。2016年11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至107.1，高于市场预期的101.5，创2007年以来新高，恢复到了危机前水平。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终值为54.1，高于市场预期的52.5，这表明美国制造业商业环境和商业信心有所改善。

特朗普政策组合：宽财政、紧货币

在美国大选中，特朗普提出的政策目标是年均经济增长3.5%以上；政策组合是宽财政、紧货币；政策思路是通过大幅减税、放松政府管制和振兴制造业来推动美国经济复苏。

财税政策。特朗普的财政政策主要包括减税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两个方面。关于税收政策：大幅降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一方面，将企业所得税由39%降至15%以下；加快固定资产折旧；允许企业把滞留在海外的利润带回美国，按10%的税率一次性纳税。另一方面，将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从39.6%降低到33%；简化税级，将个人所得税累进档从目前七档简化为三档，分别为12%、25%和33%；对年收入低于2.5万美元的个人和低于5万美元的夫妇实行免税；将个人所得税扣除限额从6300美元提高至15000美元。废除遗产税。关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重建公路、高速公路、铁路、桥梁、隧道、机场、排水系统和电网，并以此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贸易政策。采取更加强硬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重新评估现有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对进行“不公平倾销和补贴”的国家征收处罚性关税，采取更严厉的贸易制裁措施。

产业政策。实行“再工业化”，支持制造业回归，将“流向海外的制造业就业机会重新带回美国本土”。重新审视能源政策，取消对能源行业限制，振兴美国煤炭业，大力发展石油和天然气等传统能源。

货币政策。特朗普多次抨击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他认为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可能造成资产价格泡沫和股市虚假繁荣；长期的货币宽松可能导致通胀压力、增大金融风险。兼顾稳定与增长的考虑，特朗普会选择“紧货币、宽财政”的政策组合。

美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扩大

截至2016年9月30日，美国财政赤字达到5874亿美元，较2015财年的4391亿美元增加了34%。财政赤字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15年的2.5%上升至3.2%，为2009年以来首次扩大。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财政赤字势必大幅攀升。与此同时，美国国债高达19.5万亿美元，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06%、财政收入的6倍。到2016年底，美国国债可能突破20万亿美元。美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扩大，会给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带来潜在风险。

欧元区失业率回落，通缩风险缓解

经济复苏加快、通缩风险缓解。2016年第三季度，欧元区19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6%，接近危机前水平。通胀形势好转，2016年11月，欧元区综合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为0.6%，创2014年以来新高。欧洲中央银行预测，欧元区通胀率或将于2018-2019年接近2%的政策目标。

失业率回落至个位数。2016年10月，欧元区失业率下降至9.8%，为危机以来首次回落至个位数，创2009年以来最低纪录，成为欧元区经济恢复中的亮点。不过，从最新数据看，欧元区19个国家失业率仍呈两极分化态势，捷克和德国的失业率，分别仅为3.8%和4.1%；希腊和西班牙失业率最高，分别为23.4%和19.2%。

先行指标走强。2016年11月，欧元区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终值为53.7，为2014年以来最高。欧元区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连续41个月高于50，这表明欧元区经济整体前景向好。

不确定性仍然存在。欧元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消费和投资带动，考虑到外需不振和银行业坏账增加等问题，经济复苏仍然面临不确定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6年和2017 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 1.7%和 1.5%；消费物价水平将分别为 0.2%和 0.9%。

欧元区政策组合：财政政策小幅扩张，货币政策维持宽松

货币政策维持宽松。近日，欧洲中央银行宣布，将原定实施至2017年3月末的资产购买计划延长至2017年12月。一方面，维护欧洲中央银行三大基准利率水平不变，即主要再融资利率为0%、隔夜贷款利率为0.25%、隔夜存款利率为-0.40%；另一方面，从2017年起，将资产购买计划（APP）中的每月购买资产规模从800亿欧元减少到600亿欧元。欧洲中央银行希望，在量化宽松政策环境中，欧元区各国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结构改革，使欧元区在面对经济冲击时更具韧性。

财政政策小幅扩张。近日，欧盟委员会测算，2015年、2016年和 2017 年欧元区19国的财政扩张力度分别为 0.2%、 0.5%和 0.2%。在此情况下，即使 2017 年欧元区各国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张力度也仅为 2016 年的一半。

建立统一的存款保险体系仍无进展

对于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来说，银行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欧元区大约有70%的信贷来源于银行体系，30%来源于资本市场。美国仅有约30%的信贷来源于银行体系，并且已于20世纪30年代建立了全美统一的存款保险体系。2016年欧洲银行业监管局在解决资本、银行不良贷款和银行重组等问题上行动迟缓，建立统一的欧元区存款保险体系仍未获得实质进展。

公投脱欧后的英国经济好于预期

2016年三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3%，各项宏观指标均超出预期，其中，服务业PMI指数超过行业枯荣线；制造业PMI达到55.4的高位，创2014年以来最高水平；建筑业PMI重回增长区间。英国失业率大幅下降为4.8%，为2005年以来11年历史最低。通胀率升至1.2%，创两年以来最高纪录，预测2017年将接近3%。在英国公投脱欧之后，这一系列超出预期的宏观经济数据使得国际市场重新看好英国经济前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英国经济已经实现了软着陆，2017年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极小。英国政府也表示，尽管不确定性是各方关注焦点，但英国经济依然强劲，市场已经从脱欧的震动中冷静下来，当前宏观经济超出预期表现了英国经济的韧性。2017年，英国将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与中性货币政策的政策组合。

日本经济形势好转

2016年第三季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2%，高于市场预期的1%，连续三个季度呈增长态势。2016年11月，日本失业率大幅降低至3%，为主要发达经济体最低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6年和2017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0.5%和0.6% 。2016年11月，日本消费物价指数同比下跌0.4%，尽管较9月份的0.5%有所收窄，但距离日本中央银行2%的通胀目标尚有较大差距。

日本政策组合：财政政策逐步紧缩，货币政策继续宽松

2016年9月，日本中央银行宣布，将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从调控基础货币改为调控国债收益率曲线（QQE with yield curve control， QQEYCC），设定长期利率目标和短期利率水平，短期利率是对金融机构在日本中央银行的部分超额存款实施-0.1%的利率；长期利率目标是通过购买国债，将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维持在 0附近，国债购买规模将基本维持目前每年80万亿日元，不再设定购债的平均剩余年限。同时，承诺将继续扩大基础货币供应，直至核心通胀率同比涨幅超过 2%。

日本政府强调，将于2020 年实现财政盈余。这意味着在未来5年内，日本将逐步缩减财政赤字，由扩张性财政政策转向紧缩性财政政策。

印度建立全国统一的消费税体系

2016年印度通过宪法修正案，将于2017 年建立全国统一的消费税体系（The Good and Services Tax，GST）。长期以来，印度的税收制度和税务体系纷繁复杂。印度的27个邦，各邦政府对自己辖区的商品和服务实施不同的税率和税收制度。主要税种包括：国家增值税、中央消费税、服务税、过境税、入市税等，有很多是中央和地方重复征收。由于税收体系复杂、国内税制不统一、税收征管权力分散、税收征管水平低下，税务部门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造成税收管理体制低效率和税务腐败。并且间接税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都存在重复征收，税负最终被转嫁给商品和服务的最终购买者，从而加重了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为了统一税制，印度进行了70年的努力。

2016年第三季度，印度经济增长7.3%，是目前全世界增速最快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6年印度经济增长率为7.6%。从2017 年4月开始，印度将建立全国统一的消费税体系，不仅会在短期内增加联邦政府的税收收入，而且将长期利好印度企业和市场，从而促进印度经济发展。

俄罗斯经济重新步入增长轨道

俄罗斯经济开始恢复。2016年前三个季度，俄罗斯外商直接投资为83亿美元，高于2015年的59亿美元。最近俄罗斯中央银行强调，2017年俄罗斯经济将重新走上增长道路。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始于2014年的俄罗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问题，为此，俄罗斯政府正在制定新的国家经济发展计划，以使俄罗斯在未来3至4年内实现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速。 2015年俄罗斯通胀率为12.9%，普京希望2016年能将其控制在5.8%左右，以保证在2017年实现4%的通胀目标。

“俄罗斯并不需要高油价”。俄罗斯经济学家认为，如果较高的石油价格水平能够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将利好俄罗斯经济。如果石油价格大幅上涨，短期内能使俄罗斯受益，但不利于俄罗斯经济长期增长。一方面，高油价可能只是昙花一现，美国页岩技术基本成熟，基础设施投资基本到位，一旦国际油价大幅上涨，页岩产业必将迎来新一轮泡沫，石油价格将再次下跌。因此，由高油价给俄罗斯带来收益注定是短暂的；另一方面，高油价也将成为替代能源技术发展的新动力。未来5年，能源技术可能取得革命性突破，石油价格走高将会加速这一进程。由于缺少在能源科技领域的投资，替代能源使用率仅占俄罗斯能源消费的2%。新能源革命进程加快，将会对俄罗斯经济构成挑战。目前的低油价不仅能够限制美国页岩企业抢夺市场，也能够对替代能源及相关技术发展形成牵制。因此，石油价格在现有低水平上维持的时间越长，对于俄罗斯经济利好越大。

巴西中央银行将大幅降息

巴西经济继续萎缩。2016年第三季度，巴西经济环比萎缩0.8%，同比萎缩2.9%，这是巴西经济连续第七个季度出现负增长。2015年巴西经济同比萎缩3.8%，为1990年以来衰退最严重的一年。经济学家预测，2016年巴西经济将衰退3.43%，2017年将增长0.8%。

第4篇：最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欧元;汇率;希腊债务危机;生存环境

一、前言

2009年12月,以标准普尔(S&P)为代表的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先后宣布将希腊的长期信贷评级下调一档,拉开了希腊债务危机的序幕,欧元汇率自此开始持续下跌。2010年5月10号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通过最高为7500亿欧元的紧急贷款计划,欧元区乃至整个欧盟对7500亿紧急贷款寄予厚望。从资金规模的角度来看,这个数字足以让欧盟区债务问题国家撑上数年,而现实是残酷地,事实与期望相背。自2010年5月10日起,欧元继续下跌,6月7日,其对美元汇率跌至1.19,几乎接近四年来最低点,随后多有措施出台,但是效果不明显,其整体处于低迷状态(如图一)。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由上可以看出,解决欧元持续走低的问题已经不能单纯地从欧元本身或欧元区出发。那欧元为什么会持续走低呢?由希腊等国债务危机引发的这次持续走低为什么在7500亿紧急救助后还是未能止住?这些都是本文将要解决的问题。

二、理论回顾

货币有货币与超货币之分,纵观人类历史长河,到目前为止有且仅有贵金属可称之为超货币,在以国家信用为后盾的“纸币本位制”下,只能说是其货币或者说国家货币,欧元的出现,使人类第一次看到纸币成为超货币的可能。

欧元是在欧洲大部分范围内“纸币本位制”下的超货币。欧元的出现,是人类货币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自其出现之日起,就受到全世界各个国家政府和经济学者的关注,学者们对此也进行了大量研究。一般认为,欧元的理论基础是最优货币区理论(Optimum Currency Areas简称OCA)。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最优货币区是指一种“最优”的地理区域,在这个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是一种单一共同货币,或者是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的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盯住,保持不变;区域内的国家与区域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在最优货币理论方面,蒙代尔(1961年)、麦金龙(1963年)、格鲁博(1979年)、戈登(1972年)、石山(1975年)、威策特(1976年)等著名经济学家作了开创性的研究,他们从区域货币的的经济特质到评估参加一个货币区的收益和成本等作了系统性的分析,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1998年)对该理论曲研究作了总结,并提出了GG-LL模型,主要用于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虽然最优货币区有着强大的理论后盾,蒙代尔等人也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其一系列的存在条件一直是其软肋,首先,其对加入货币区的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性要求高;其次,要求区内各国家经济状况要与货币区的总体经济环境相协调,借贷成本和物价水平保持一致等等,这些前提条件也影响到了其日后的应用。

三、欧元内外生存环境分析

欧元是对传统区域货币的一次大的扩展,在世界货币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掩盖其先天性缺陷,这些缺点几乎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前提条件与假设一一对应:成员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分离。根据欧盟纲领性文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里斯本条约》的相关规定,其要求货币区国家让渡出一些国家,财政统一(欧元国家区财政标准),要素市场统一,欧元的出现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分离,经济和政治分离;但是,由于区内各国劳动要素差异较大,要素单方面流动,货币统一后,在生产力方面未能一体化,货币政策调整乏力。欧元的先天性缺陷或许在一定的条件下并不那么为人所知和注意,但问题一旦显现,后果将不堪设想。希腊等欧元区国家债务危机的持续和加剧,将欧元的缺陷彻底展示在人们面前,致使人们对其预期降低,这或许是其这次汇率的持续低走的根本原因。

从欧元区内部各国来看,存在问题也不少,各国债务比及赤字率远超《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规定(如图二、图三)。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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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最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一、“奖出限进”的贸易政策是导致长期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

虽然我国外贸方针一直表述为“实现进出口基本平衡”，但实际上，我国对外贸易政策服从并服务于“拉动经济增长，减轻就业压力”等内部平衡目标。无论在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层面，均将扩大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因此，我国对外贸易政策，事实上是“奖出限进”、追求盈余的。

（一）汇率水平与汇率制度

开放条件下，汇率构成宏观经济平衡条件的一个关键性政策调节参数。维持一个低于均衡水平的名义汇率，是我国实现“奖出限进”、实现盈余目标最为基础性的要素。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的外汇制度依然属于固定汇率制度，而且采取的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由于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率是浮动的，以及各国价格水平的变化波动，因此，虽然我国的名义汇率是固定的，但实际汇率一直在变化。1998―2001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不断升值（年均5.5%），贸易顺差逐年缩小；2002―2004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出现了贬值的趋势（年均9%），贸易顺差随之不断扩大。外部平衡的变动与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有着更密切的联系。

近年来由于人民币汇率缺乏灵活性或弹性，难以对美元和其他主要储备货币间的汇率变化及其影响做出反应，加之我国的通胀率被控制在相对更低的水平上，结果是名义汇率保持稳定，而实际有效汇率却不断贬值。

在我们以往的宏观经济指导思想中，经济增长是第一位的。因为增长可以缓解和有助于解决一系列问题。因此，我们一直积极肯定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而没有从内外均衡的角度考虑持续超出会破坏内部均衡和增长的基础，更没有从恒等式（S＝CA＋I）的角度考虑――维持低于均衡水平的汇率水平鼓励盈余（CA＞0），本身就意味着“激励储蓄而抑制消费”，意味着“扩大外需而抑制内需”。以致多年来，我们的汇率水平安排，实际上与中央早就提出的“扩大消费”、“扩大内需”的意愿相左，抵消着扩大内需和扩大消费的努力。

（二）出口奖励和进口限制

长期以来，在我国出口管理政策中，出口退税政策一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自1985年开始，我国一直全面实行出口退（免）税政策，目前平均的出口退税率在13%左右。此外，政府还对出口企业给予充分的信贷保证以及利率优惠，通过进出口银行，对资本货物出口提供信贷支持，对出口贸易提供风险担保。

进口限制方面，1994年外汇并轨后，政府实施配额和许可证制度。中美入世谈判中，我们承诺降低控制幅度。估计1999年许可证与配额管理控制占到进口额的20%，目前的控制比例已低于5%。关税方面，1992年以前，我国进口关税税率算术平均水平为43.2%，在2001年加入WTO时，平均税率降到17%（而同期发达国家的加权关税水平在3.8%左右），实行数量限制的产品占进口总额的比重降到了20%。2005年关税税率降到10%。此外，进口限制还体现在外汇结售制度以及用汇审批制度上，企业和居民对进口的需求因此受到抑制。

客观地说，我国出口鼓励和进口限制政策的力度，在入世以来都明显弱化了，但仍不足以抵消人民币名义汇率低估、实际汇率持续走低对CA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我们分析的时期内，无论是汇率水平和汇率制度的安排，还是管理法规的设置，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实际上实行的是“奖出限进”政策，其效果必将使对外贸易倾向于盈余，持续地激励外部需求、抑制内部需求，造成贸易顺差的持续存在和扩大。

二、僵化的汇率制度是妨碍贸易顺差自动调整的关键环节

长期以来，人民币名义汇率水平一直固定不变，从2005年7月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是汇率浮动区间依然很小（0.3%）。央行依然在不断通过收购外汇的办法避免人民币升值过快和波动。

在外部失衡调整方面，由于人民币汇率缺乏灵活性或弹性，难以对美元和其他主要储备货币间的汇率变化及其影响做出反应，结果是人民币名义汇率保持稳定，而实际汇率不断贬值，导致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外部失衡加剧。

三、缺乏兼顾内外平衡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贸易顺差起着助推作用

上世纪90年代初，央行采取了扩张的货币政策，国内基础货币投放迅猛增加，M2快速上升（1993年升到37.3%），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国内需求增加，对外贸易趋向逆差；1994―1997年为治理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由扩张转为收缩，基础货币增速和M2增速逐渐下降（1997年M2增速降到19.6%），通胀率下降，国内需求相对下降，对外贸易转向顺差。这说明1997年以前，外部平衡状况变动主要由内部平衡的变动引起，而后者又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政策，实际汇率不断上升，出口受到影响，为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和物价稳定，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2000年赤字率由1997年的0.8%上升到2.5%），以扩大内需。1998

―2001年贸易顺差逐年缩小。

2001年后人民币实际汇率转向贬值，贸易顺差逐渐扩大，外汇储备不断增加，这导致基础货币的增加，通胀压力逐步增大，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高位运行。迫于这些压力，央行采取了中和措施，且力度不断加大，货币政策逐渐失去主动性。同期财政政策明显收缩，赤字率逐年缩小（2005年降到1.1%）。这些政策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需求的增加，加剧了外部失衡，同时也妨碍了经济自动调节功能的发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制定，缺乏一个内外平衡目标兼顾的思维框架，政策目标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内部平衡目标――“高增长、低通胀”的实现，而忽视了外部平衡。事实上，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是相互影响和依赖的，1997年以前，内部的快速扩张和逐步的收缩，直接影响了外部平衡状况的变动；2001年后外部失衡的加剧，对内部平衡产生了压力，而关注内部平衡目标的调控制政策，又推动着外部失衡的加剧，也妨碍着经济系统本身自动调节功能的发挥。

四、调整政策建议

在我国当前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表象下，实际上存在内外两方面的失衡问题。从内部看，存在着内需不足、消费不足的失衡；投资内部也有对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投资比重高、而对教育和公共卫生等投资不足的失衡。从外部看，贸易顺差过大，国家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内外经济失衡在宏观经济中的突出表现，是货币过量供应和流动性过剩。

（一）转入科学发展轨道，走上和谐发展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怎样评价都不为过。但是我们的增长方式是粗放的、高代价方式的，以致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为了多一些出口拉动，我们通过压低本币币值和出口补贴以提高产品的“国际（价格）竞争力”。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科学、不和谐的。必须转变观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入轨”“上路”。

（二）坚持扩大内需，放弃“奖出限进”的外贸政策

根据上述对外部失衡原因的分析，我国长期实行的“奖出限进”的贸易政策，是导致贸易顺差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应进行全面调整，取消出口退税，逐步降低进口关税水平，取消不利于进口的一些管制措施，为尽快恢复外部均衡创造良好的环境。

（三）加快完善汇率形成制度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着眼长期必须坚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逐步使汇率水平在市场基础上确定，使得经济向均衡状态收敛。

（四）加快法制建设和市场完善

中国最紧迫的发展瓶颈是环境污染的约束，而环境污染的实质是产品价格的不完全。我们必须按照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加强相关法制建设和完善市场机制，最终将会把环境生态成本逐步“内生化”给企业，使其产品价格趋于完整，减少国民福利的损失。而这些合理成本的增加和价格的合理上升，将有利于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增加汇率弹性。

（五）在货币政策方向上，不宜采取过度紧缩措施

其一，在汇率调整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在中美之间继续保持一定的利差；其二，当我们持续地对实际汇率进行调整，随着CA缩小，国民经济有可能出现趋冷变化。

（六）必要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使经济保持平稳增长

第6篇：最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新年伊始，经济疲软像瘟疫一样在很多国家传播，但印度经济一枝独秀地在春天绽放。在这一耀眼增长的背后，外界注意到其财政政策刺激力度加大、财政赤字率走高的新动向。

过去数月，伴随印度经济走强，是外界的各种将信将疑。3月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印度经济“公证”，IMF指出，印度2016/2017财年经济增长率应会提高至7.5%，作为亚洲第三大经济体的印度，在3月31日结束的2015/2016财年，经济增长率可望达到7.3%。IMF驻印度代表托马斯・理查森（Thomas Richardson）表示，总体而言，以国际标准来看，印度经济增长轨迹相当强劲，更不用说与发达经济体相比。

印度高层官员一度为该国需求下降而烦恼，于是想通过提高财政赤字率救驾。曾有提议希望将印度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从3.5%提升至3.7%或3.9%;也有建议希望推迟一年实施“到2017/2018财年将财政赤字控制在3%的目标”。不过在2月29日，印度政府公布2016/2017财年的预算方案，财政预算赤字占GDP比重从2015财年的3.9%下降至3.5%。

在印度已经考虑用3.5%的赤字率支撑7.6%的经济增长之际，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多经济体，则祭出更有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拯救低迷的经济。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近期中国财政部和央行有关人士，亦对提高中国的财政赤字率齐齐发声。

看起来，在全球经济困窘之际，以财政政策来刺激增长又回到决策者视野中，提高赤字率成为一个主要选项。

美国咨询公司蓝水资本顾问（Blue Water Capital Advisors）创始人及CEO 凯文・威尔逊认为，很多经济体的负债率都上涨了很多，而且处在一种不可持续的水平，新兴经济体情况更糟糕，它们的负债率增加了一倍多。威尔逊对《财经》记者说，负债率过高的问题是，债务要从经济增长中做减法;同时，很高的负债率似乎总会与不当投资相关联。目前全球存在的大问题是由不当投资造成的产能过剩，这又要归结到廉价信贷上。

货币政策失灵了吗

2016年一季度全球市场发出的信号混乱而令人不安，经济增长更明显的放缓，已经不再是不切实际的悲观论调。

投资者发现，收益率曲线变平。今年初，全球各大资本市场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糟表现。原油库存过剩的阴云笼罩市场，1月份原油收盘价一度跌破30美元，下探12年以来最低点。虽然近来原油市场不断地忽略不利消息和数据，但基本面预示着油价降至30美元/桶左右也不令人意外。

在经济动荡之际，避险投资品种黄金则迎来30年来最好的开年。COMEX 4月黄金期货涨幅在盘后交易中扩大涨幅至超2%，刷新2015年2月以来高位至1269.30美元/盎司。3月的第一周黄金有望累计上涨3%。美元走软以及疲软的经济数据推动金价创一年多来最高收盘价。

距2007年-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有七八年之久，各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仍然冲在刺激需求的最前沿。但全球经济复苏依然疲软，通胀率依然低迷。全球经济可能卷入新一轮衰退。各经济体避免衰退的对策似乎黔驴技穷。

在通货紧缩的泥潭中苦苦挣扎多年的日本，其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广泛质疑。在2008年一季度至2015年三季度的连续31个季度里，有14个季度日本实际GDP季环比增长年率为负，其中有四次出现了连续两个或以上季度负增长的情况。

情急之下，日本央行寄希望于负利率政策。但在负利率政策实施一个多月以来，通胀迟迟没有起色，日本1月份家庭支出同比下降3.1%，企业利润自2011年四季度以来首次下滑。日本央行进一步实施宽松政策的空间也不大，通胀目标似乎也遥不可及。

欧元区需求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欧元区2月通货膨胀五个月来首次降至负值，欧元区已重返通缩状态。2015年12月，欧央行将关键利率下调至-0.3%的历史低点，并承诺在2017年3月之前继续其每月600亿欧元的债券购买计划，显然，欧央行通过延长空前的货币宽松来重振欧元区经济的最新努力，并未大力提振欧元区经济。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下降，IMF的数据显示，不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在2015年仅勉强取得1.92%的产值增长，比发达世界1.98%的增长率还低。过去，新兴市场强劲的增长支撑油价，油价通过石油美元循环支撑资金流动，相应地，大量的资金流入又支撑了经济增长，如今这一循环已经由良性变成恶性循环。有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由于贬值引发输入型通胀，使其国内货币政策陷入两难。

以中国为例，2016年开局中国就显出实体经济乏力的症候。分析人士预计前两个月工业生产可能有所放缓，虽然通缩压力开始有所缓解，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余永定对《财经》记者说，在通货收缩时期，货币政策的效力有所下降。

即便是在全球经济少有的亮点之一的美国，美联储褐皮书报告对美国经济状况的描述相对黯淡。

2月份最后一周，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增加，有报告显示2月份美国服务业增长速度放缓，且1月份工厂订单的增幅不及经济学家们的预期。指向经济衰退的指示灯开始闪烁。

一个重要而常被忽略的指标是劳动生产率指标。2015年四季度，美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下降2.2%。美国政府上个月报告称，2015年最后三个月内美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化数字下降3%。但修正后的数据表明，这些企业生产和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实际上更多。即便如此，这些生产率的增长最多也只能说是温和的。

过去一年劳动生产率比上年同期仅有0.5%的增长，2015年全年仅微涨了0.7%，2014年的数据是0.8%;自2007年-2008年以来，平均每年劳动生产率大约增长1.2%。

摩根大通一位不愿具名经济学家对《财经》记者说，如果劳动生产率增长只是温和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强劲。同时，尽管就业机会在增长，但就业增长并未进入到制造业领域，而制造业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核心。如果劳动就业的增长进入非制造业领域，资本性支出将保持较低水平，这会使生产率增长缓慢的情况得以强化。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可取代;而面对劳动生产率增长淤滞的问题，货币政策束手无策。

争议3%的赤字法则

在威尔逊看来，由于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一系列的股市泡沫孕育成形，膨胀之后破裂。而近年来，主要经济体的财政部门也把权力让渡给了中央银行，这使得各国债务大量叠加，在全球范围内，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债务增加了57万亿美元。而靠债务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正变得越来越差。 2016年一季度全球市场发出的信号混乱而令人不安，经济增长更明显的放缓，已经不再是不切实际的悲观论调。

如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运行必须同轨的声音正在汇聚。IMF和经合组织都对全球增长停滞发出警告，并敦促各国利用财政支出提振需求。威尔逊指出，很多经济体采取紧缩政策，恰恰积极地抵消了货币刺激的负作用。这些方面的范例国家是冰岛、爱尔兰和印度，这些经济发展得可圈可点的国家的经验表明，非凯恩斯主义的方式似乎在起作用。

在巩固财政后，爱尔兰经济持续复苏的势头非常强劲。虽然同欧元区经济体其他成员一样，受到英国脱欧和欧洲难民危机的影响，但爱尔兰的失业率和赤字都在明显下降，银行情况在好转。冰岛在控制通胀、削减公共债务、降低失业率以及解除资本管制方面都让人侧目。

冰岛统计局曾有一份经济报告显示，预计冰岛2015年经济增长率为4.3%，2016年经济增长3.5%。报告说，由于民众工资提高以及政府推出的减税政策，预计冰岛民众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力将大幅增加和提高。

冰岛、爱尔兰和印度的复苏策略有其不可复制性。在可选的财政工具中，很多国家选择了提高赤字率。环顾全球主要经济体，目前美国赤字率达7%、日本6.2%，俄罗斯2016年财政赤字将会高达4%。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美国年度赤字率已从2009年至2010年的高点10%以上逐年递降。2016年，美国国会预算局发表报告，预计该国2016财年赤字率或升至2.9%，是六年以来首次增加。

报告亦提出，美国政府在2015年8月决定长期执行一系列减税措施，是赤字增加的主要原因。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同一时期的英国也录得9%至10%的高赤字率。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对《财经》记者说，从全球角度来看，赤字率在提升，但赤字扩大可能会有债务风险，提高赤字率的捷径对经济体是否适用、是否有债务风险，还要看具体的宏观经济条件以及债务可持续性指标。

以新兴经济体为例，在经济复苏的路径选择上，多数新兴经济体大幅增加了杠杆。

穆迪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Mark Zandi）对《财经》记者说，在过去十年间，许多新兴经济体杠杆的增加，对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前景施加了很大压力，因为大部分新增债务用于支持制造业和大宗商品生产部门的投资，由于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等影响，已经陷入泥淖。另外，相当大的债务是以美元计价，随着美元升值这也变成了更大的麻烦。新兴国家的企业和政府应着手减缓杠杆的增加，在某些情况下，去杠杆是重要的。

财政稳健的新兴经济体会有更大弹性空间，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瑟夫・加侬（Joseph Gagnon）给《财经》记者举例说，巴西负债率很高，利率也比较高，而且巴西有通胀水平过高的历史趋势。巴西的利率水平已比中国高出很多，利率水平越高，意味着财政赤字的成本也就更高。目前尚不清楚多少经济体的负债率不可持续，也许有少数几个国家是这样。负债率不可能无止境地增加，但是如果这些经济体的利率较低，它们可以适度地增加负债率。

欧元区因整体政策导向，1999年欧元区建立以后未见有年度赤字，直至2009年才开始出现，但都维持在3%左右的安全水平。有观点指出，欧盟各国现在的实际赤字率水平高于3%的标准。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雅各布・柯克加德说，欧盟3%的赤字红线及60%的国债警戒红线被写入欧盟的法律中，所以成员国在法律上有义务尽其最大努力守住这一红线。实际上，一些欧盟成员负债率已不限于60%，有的达到100%甚至还要高，对这些国家来说，运行更大的赤字难度很大。尽管经合组织等一再敦促欧元区展开更多的刺激措施，但欧盟成员国内部的压力使得欧盟成员国遵守3%的赤字率标准。

第7篇：最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策略;资产负债表[CD15]

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之后,全球经济迅速恶化,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推出了很多新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挽救金融市场以及实体经济。危机期间主要发达经济体如欧盟、美国、英国等国家都将基准利率降低到接近零的水平,但是并没有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急剧下降。为了应对危机,美国等发达国家创造了大量的新型货币政策工具,也就是所谓的信贷宽松和数量宽松的非传统货币政策。2009年10月6日,澳大利亚在危机后宣布加息,将基准利率从3%提高到3.25%,上调了0.25个百分点,成为金融危机后首个加息的20国集团成员。此后,又分别于11月3日、12月1日、2010年3月2日和2010年4月6日将基准利率上调到4.25%。澳大利亚、挪威和以色列的加息以及经济的进一步好转,使得何时退出、如何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成为当前的一个热门话题。

一、美国当前的经济指标分析

要判断美联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是否应该退出,必须首先观察反映其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发展状况的一些关键指标。由于货币政策从产生到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之间存在时滞,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反映货币政策的一些短期指标和长期指标来观察货币政策实施状况。[1]

(一)LIBOR-OIS Spreads

指的是伦敦银行同业拆息(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 LIBOR,通常指的是3个月期美元LIBOR)与隔夜指数掉期(Overnight Indexed Swaps, OIS)利率之间的息差。该息差是反映同业拆借市场交易对手风险的指标,息差扩大,表示银行相信其交易对手违约的风险加大,放款的银行要求收取较高的利息以补偿这一风险,因此息差扩大被视为反映银行间拆借的意愿下滑。该息差的扩大还反映出信贷市场运营相对不畅,而这是潜在的经济紧缩的信号。若LIBOR-OIS息差缩小,则表示银行相信其交易对手违约的风险下降,因此放款的银行愿意接受较低的利率。因此息差缩小被视为反映银行间拆借的意愿增强。该息差的缩小还反映出信贷市场运营相对通畅,而这是潜在的经济扩张的信号。从下面的息差图可以看到,在经历了2008年10月份左右的高息差后,当前美国的息差水平已经基本上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而从3个月美元LIBOR利率与隔夜掉期指数的各自数值来看,目前两者的值已经接近零,甚至比危机前的利率水平还要低出好几个百分点,这说明短期金融市场状况大为好转,金融市场的状况已经十分宽松。

(二)VIX Index

VIX指数是由CBOE(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在1993年推出的波动率指数,VIX指数越高,表示市场参与者预期后市波动程度会越加激烈,同时也反映其不安的心理状态;相反,VIX指数越低,则反映市场参与者预期后市波动程度会趋于缓和的心态,因此VIX又被称为投资人恐慌指标(The Investor Fear Gauge)。从VIX的走势可以看到,目前VIX指数与危机严重时期相比已经大幅度下降,但是与危机前相比,仍然要高一些。

(三)收益率曲线

自次贷危机发生以后,美联储为拯救金融市场,于2009年3月份推出了总额为12万亿美元的债券购买计划,包括购买7500亿美元由房利美和房地美担保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最高1000亿美元的机构债券,还包括3000亿美元的长期政府债券,以压低抵押贷款和其他消费者贷款的利率来刺激支出和经济复苏。从图2我们可以看出购买计划推出后,10年期和30年期的政府债券收益率在2009年3月份有明显的下降,然后开始缓慢地反弹,目前利率仍然低于危机之前的水平。这说明随着近期美国经济的好转强化了市场对实体经济复苏的信心,会增加市场对资金的需求,这是导致国债利率上升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从货币市场的一个代表性利率3月商业票据利率来看,自2009年8月份以来一直是低于0.25%的联邦基准利率,说明目前短期货币市场的资金状况非常的宽松,银行对市场的流动性信心比较充足。

(四)货币乘数

货币乘数从下图可以看到,自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后,美国的货币乘数迅速下降,从原来的9左右下跌到目前的4。从这个数据可以发现,银行的大量超额储备就是基础货币,虽然在危机期间大量增加,但是并没有直接创造出大量的货币供应量,M1变化基本不大,而M2只是略微增加,上升的幅度也比较平缓。从当前的货币乘数我们可以粗略地判断当前美国经济依然比较脆弱,宽松货币政策尚不能完全退出。

(五)宏观经济指标

1失业率以及GDP的变化。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失业率不断攀升,从2008年1月份的5%上升到2009年10月的最高点10.1%,到2010年3月份,失业率仍然维持在9.7%。虽然失业率仍然很高,但是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报告,非农就业人数在增长,2009年3月非农就业人数增长162万。而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的GDP环比数据,按照当前美元和2005年不变美元计算,2009年1季度以后都呈现出明显的反弹趋势,到2009年第4季度达到5.6%。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将美国的失业率回归到危机前的充分就业水平并不能一蹴而就,但是情况还是在向好的方面转变。为了进一步降低失业率,量化宽松政策有必要继续保持一段时间。

2通货膨胀的变化。 从以下的月度环比CPI的变化来看,经历了2008年10月份以后接连几个月的暴跌之后,自2009年开始CPI环比开始上涨,虽然期间也有下跌,但是CPI环比波动幅度大幅度减少。利用5年期和10年期国债和相应的通胀指数债券收益率(TIPS)之差所得到的隐含通货膨胀率可以发现,自2009年4月以后不断上升,到2010年3月份5年期隐含通胀率为1.93%,10年期的隐含通胀率为2.22%。10年期的隐含通胀率基本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而5年期的略微低了一些。从图4我们可以发现,目前无论是看CPI环比数据还是隐含通胀率都处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均衡位置,但是隐含通胀率的进一步上升则会代表人们对未来通胀的预期。因此,即使目前这些指标仍然处在合理的区间,但是一定要密切关注。

二、非传统货币政策退出的原因

非传统货币政策在金融危机期间,凭借其对金融市场提供的大量流动性以及向金融机构注资,可以说挽救了一场更深的大衰退的出现。但是这种政策在经济形势步入正轨时就要逐渐退出,因为这种货币政策在稳定金融市场、抵御金融危机的同时,也会带来很大的副作用,从而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2]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一)非传统货币政策会引起通胀或者通缩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首要目标是保持价格的稳定和充分就业。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实施,通过长期保持接近于零的低利率以及向金融机构和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虽然可以稳定金融市场,但是也带来了价格不稳定的隐患,也就是有可能出现通胀或者是通缩,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都会对当前经济的复苏产生很大的反作用。如果货币政策退出得过早,盲目提高利率,就可能会使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情况。[3]当联储发放贷款或者购买债券,资金就会进入银行体系,最终以银行或其他存款机构的储备金形式留在联储的负债方。这些储备余额现在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与危机前相比大幅度增加。当经济复苏,企业和个人贷款需求增加,市场风险下降时,银行就会将其储备贷出,那就会导致广义货币量的大量增加,以及更加宽松的信贷状况,这势必会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为防止未来的高通胀美联储必须想办法收回过多的流动性,也就是要卖出其持有的大量资产。因此,当前既有人担心非传统政策过早退出带来通货紧缩,也有人担心通货膨胀,美联储要稳定价格以及价格预期,就必须审慎考虑当前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退出策略。

(二)美联储的独立性受到威胁

过去几十年,越来越多的中央银行获得了法律上的独立地位。在美国,美联储是高度独立的,美联储主席的货币政策权力非常大。而且由于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美联储一个小小的政策调整都可能会影响到全世界的市场。而美联储主席也因为其可以独立制定货币政策而拥有极高的声望。但是在次贷危机期间,美联储所实行的这些贷款项目就本质来说,更类似于一种准财政政策或者信贷分配政策,而斯坦福大学的教授约翰・泰勒教授更是开创了一个新的词汇“mondustrial policy”,称美联储的政策为“货币行业政策”,即货币和行业两种政策的混合体。因为这些措施不是通过一般的货币政策调控,也不是通常的财政政策,通过税收或者公共债务来进行融资,而是通过美联储的货币创造帮助某些公司或者部门进行融资,其实施没有明确规定是否应该由独立政府机构来负责。美国宪法规定公共资金的使用应该由国会决定,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国会议员要求美联储进行彻底审查的原因。一旦联储执行这些非常规政策,就很难保持其独立货币决策的地位。[4]

(三)对货币市场和信贷工具的价格造成扭曲

在一般的情况下,中央银行会尽力避免货币政策操作影响到某些具体的市场或机构。以救助某些特殊市场为目的的货币政策工具会在市场竞争之间创造不平等,从而使得资源配置不当。在危机期间这种做法带来的收益可能会超过其成本,但是当市场恢复后成本就可能会超过收益。如果银行可以很容易从美联储获得流动性资金,其超额储备存在美联储也可以获得利息,就会使得银行等金融机构没有激励去货币市场筹集基金。中央银行代替货币市场行使职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破坏这些市场的基本结构,并使得银行削减他们自己的基于市场的流动性管理职能。[5]因此,一旦市场恢复正常,美联储就要将这些职能还给市场。

三、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策略的选择

由于存在上面所说的这些负面效应,经济复苏后这些量化宽松政策必须退出,美联储必须重新回到危机前的传统货币政策的操作框架。具体来说就是: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定出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当通货膨胀超过目标就提高利率,反之当经济陷入衰退,出现通缩就要降低利率;保持政策的独立性,将政策的主要目标集中在通货膨胀控制和宏观经济稳定,美联储不通过调整其对某些公司或部门的资产组成来直接分配信贷或者介入财政政策。美联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要退出,需要达到以下三个目标:(1)让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恢复到原来的水平;(2)联邦基准利率要提高;(3)改变联储资产的投资组合。如何才能通过调整某些工具来达到这三个目标,使得货币政策重新回到常规的利率操作框架,就是所谓的退出策略。

(一)退出时机如何选择

关于退出时机的选择,其实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因为美联储所创造的很多短期信贷便利,如PDCF、AMLF、CPFF等已经随着到期日的来临逐渐退出了,因此,本文将退出时机界定为美联储提高基准利率的时机。根据我们对美国宏观经济指标和金融指标的分析来看,大部分金融指标显示金融市场状况出现好转,已经基本上恢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但是从货币乘数和银行贷款来看,货币乘数仍然处于下降的趋势当中,这说明银行的放款意愿仍然比较低,这也会影响企业和个人的融资需求,因此目前银行系统中大量的超额准备金不会立刻转化为市场的流动性。从宏观经济面来看,虽然实际GDP自2009年第2季度开始逐渐上升,目前已经达到6%左右,但是失业率仍然是居高不下,这成为困扰美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综合以上这些喜忧参半的指标,本文认为美国非传统宽松政策退出应该暂缓,必须是等到实体经济和就业率出现明显好转,银行贷款意愿增加,从而货币乘数开始重新增加时才是开始考虑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的时机。

(二)如何改变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

改变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一方面,包括改变其资产以及负债的组成,使其恢复到危机前的状态;另一方面,则是改变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也就是要给资产负债表进行“瘦身”。

1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分析。从资产面来看,自2008年10月份以后,资产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联储持有的美国财政部国债大量增加,从2007年1月的1.2万亿美元猛增到2010年4月的2.2万亿美元。通过大量购买国债,向市场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还创造了很多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这主要就是表现在2008年10月以后中央银行的流动性互换、回购协议、其他贷款、定期信贷拍卖和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的购买。到目前为止,中央银行所持有的资产中的很多短期信贷便利都已经没有了,但是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仍然没有减少的趋势,还有一小部分回购协议。因此,改变美国的资产负债表,最主要的是关注资产方的国债和MBS。从负债表来看,由于负债表的组成相对比较简单,在次贷危机之前,美联储负债表中的主要负债就是流通中的现金,自2008年9月以后,负债表急剧增加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就是金融机构存款和储备余额的大量增加。另外明显增加的还有一小部分逆回购,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银行储备的大量增加,这是造成负债大幅度增加的最大部分。而资产和负债的变化又是紧密相连。[6]美联储直接购买金融机构的债券使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储备大量增加,而银行不把储备贷出,从而表现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的超额储备大量增加。因此,要改变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组成和规模,主要需要做的就是:减少对国债和MBS的持有、减少美联储的超额储备。

2改变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步骤。要改变美联储目前的资产负债表状况,需要结合当前经济状况,灵活运用多种手段。以短期开展逆回购和减少甚至取消流动性便利为主,长期卖出MBS和国债,最终达到资产负债表的组成和规模的变化。

第一,美联储当前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调整。其实在我们热议美联储应该如何退出的时候,美联储已经在开始着手一些政策的微调,主要是以下两点:(1)美联储于2010年3月底彻底终结了对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机构债的长达15个月的购买计划,累计购入规模约为1.25万亿美元的MBS和1720亿美元的机构债。这也传达了危机期间的非常规政策开始出现微调的信号。(2)一些短期的流动性计划大多数已经到期,这些应急贷款计划的自动退出,本身也代表了货币政策的调整。根据美联储2010年3月的最新报告,2010年2月24日,美联储对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财政部债券的购买量比2009年有所增加,但是所持有的定期债券贷款便利为零。另外,主要交易商和其他经纪人信贷、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便利以及中央银行流动性互换的持有为零。其他信贷便利如定期信贷拍卖也大幅度下降。因此,随着经济的好转,危机期间的一些短期流动性便利和信贷便利已经自动退出。[7](3)美联储可以通过回购协议向金融机构出售其持有的部分证券,并承诺在未来某一时点购回,从银行收回一部分超额储备,这种方式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吸收部分超额准备金,缩减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为了更好地发挥正回购协议的作用,联储可以扩大交易对手方的范围,延长正回购协议的期限,增加正回购交易的品种。但是由于正回购时间一般时间较短,因此其对资产负债表的作用是暂时的。[8]

第二,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卖出MBS以及持有的国债。在美国经济持续复苏以后,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银行信贷标准放松,导致货币供给量出现显著增加,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明显上涨,资产价格泡沫出现时,美联储就要开始考虑提高联邦基金利率来遏制通货膨胀抬头,并可以选择合适规模配合以MBS和国债的卖出来回收市场上的过剩流动性。这种做法是最终可以彻底改变资产负债表的有效手段,但是卖出的时机一定要选择好。由于在经济刚刚开始复苏的时候市场仍然比较脆弱,盲目地出售长期国债和债券会造成市场信心的大幅度下降,以及市场利率的提高,不仅使得美联储蒙受损失,而且购买债券的金融机构也会遭到损失,从而使得市场的流动性重新收紧,有可能会对金融市场带来毁灭性打击。所以,卖出国债和MBS的时机应该是选择在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如就业、GDP、消费者信心、工业生产、房屋销售等出现企稳且表现较好,而且国际市场环境也开始改善,市场对未来预期较乐观的情况下,从而保证可以成功地在不损害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情况下实现对资产负债表的改变。[9]

(三)退出过程中与各方进行协调

这种退出政策的协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与各国的货币政策进行协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有重要的溢出效应。举例来说,假如中国提前加息,而美国不加息,就会使得大量的热钱流入中国进行套利,从而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因此,当全世界主要国家都实行宽松货币政策之后,接下来如何退出就需要各国之间进行相互协调。尤其是开放度比较高的大国,其货币政策的改变会给全球经济带来影响。因此,在这个后危机时代,与各个国家协调好退出政策就对一国的经济复苏至关重要。[10](2)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要与该国的财政政策相协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联系,最主要的就是通过利率的升降来影响国债的收益率从而对国家债务成本产生影响。比如,如果中央银行对银行储备的利率提高,银行就会将钱存入央行来获取利息,从而与政府债券形成竞争,提高了政府通过发行国债来融资的成本。

(四)加强与公众的交流

美联储在实施退出策略的时候,一定要注重与公众的充分交流和沟通。这里具体又包括两方面:(1)通过小规模和因影响程度较小的工具操作来测试市场反应。比如,可以逐渐小幅的提高贴现率,并在时机恰当时小幅度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因为这两种利率具有一种信号作用,其利率提高向市场传达了一种紧缩货币政策的信号。(2)在进行债券卖出时,要进行事先的政策宣告,留给市场充分的时间来消化这一消息。通过定期实现的政策宣告与公众进行交流,引导市场对利率的预期,从而可以将卖出债券对市场的潜在影响减少到最小。[11]

主要参考文献:

[1]IMF. 2010,“Existing from monetary crisis intervention measures-background paper" , prepared by the Monetary and Capital Market Department ,

approved by Christopher Towe, January 25 ,2010.

[2]Olivier Blanchard,The crisis: basic mechanisms, and appropriate policies,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ZK)]

[3]胡艳妮,周 峰.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策略[J].银行家,2009-12.

[4]谭小芬.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J].国际金融研究,2010(2).

[5]何 帆,马 锦.美联储能否及时退出“数量宽松"政策[J].中国金融家,2009(7).

[6]苗永旺,王亮亮.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刺激方案的退出策略:历史经验与现实选择[J].国际金融研究,2010(2).

[7]John B. Taylor,An Exit Rule for Monetary Policy.

[8]Peter Stella,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Balance Sheet: What Happened and Why it Matters,IMF Working Paper,May 2009.

[9]Mewael Tesfaselassie,Looking Forward: Exiting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The Crisis and Beyond, Edited by Henning Klodt and Harmen Lehment.,November 2009.

[10]Jürgen von Hagen, The Monetary Face of the Crisis and Implications for Exit Strategies, December 2009.

[11]Federal Reserve System Monthly Report on Credit and Liquidity Programs and the Balance Sheet,March 2010.

Research on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 in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risis

Dai Jinping1 Zhang Huaning2

第8篇：最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综观这一轮经济运行出现的问题，本质上其实是结构、体制和增长方式问题，是结构矛盾和体制缺陷的综合反映。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通过宏观调控使经济结构趋于合理，是调控的最终落脚点。在宏观调控向纵深挺进时，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随时调整完善政策至关重要。

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具有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特点，供给增长能力大大提高，无论最终消费品还是基础产品，增长的潜力都很大。几个一度紧缺的行业中，粮食增产已成事实，钢材、水泥、有色、电力的生产能力也大幅度提高。新一轮经济增长中，经济的周期性繁荣或将结束于生产过剩，而不是以往的由结构性供给不足导致的过热和通货膨胀。

目前最应该担心的不是未来供给不足，而是出现新的过剩。物价继续上涨，需求大于供给时，意味着增长仍然有一定的上升空间；当物价回落，供给开始大于需求时，则是繁荣期结束的标志。当然，由于这一轮增长的消费需求空间巨大，过剩问题始终是周期性，不会很严重，也不会持续时间很长。经济发展的基本约束仍是需求而不是供给。

当前的宏观调控是在市场配置资源的环境下进行的，致力于保护可能的经济上升空间，防止过早地约束需求导致经济增长回落，应该以市场为基础改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稳定需求和控制风险，为保障调控成果及经济的健康发展，目前宏观调控的重点应该转向总量方面，以经济增长、物价、国际收支为核心，减少行政手段，多使用经济和法律手段，通过利益、风险责任之间的联系亦可约束企业行为。

随着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市场竞争的风险，包括生产过剩的风险，将主要由企业、居民等市场主体承担，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特征(周期性的过剩，通过破产失业消化过剩；各种价格对生产和要素流动起主要调节作用等)将逐步明显。因此，宏观调控体系的改革方向应该是：进一步减少直接的行政手段对市场活动的千预；规范和稳定宏观调控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提高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预测水平，通过宏观调控目标的适时调整协调财政货币政策，引导市场主体的活动，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优化经济结构。调节模式应该向市场化、规范化、法制化、透明化方向转变。

当前宏观调控中某些经济手段的作用不够理想，调节措施伴随的风险较大，都与宏观调控的基础不完善有关。例如银行和金融企业的内在机制不完善，权、责、利关系不对称，造成了国家承担大部分的金融风险责任，同时以行政手段(控制不良贷款比例等)约束大多数的金融活动，使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调节措施伴随的风险较大；又如财税体制不完善，财政支出还不够规范和透明、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够一致，税收体制也还存在诸多问题。

这都增加了财政政策的风险，限制了减税措施的实施。应该加快推进投融资体制、金融体制、财税体制改革，促进资本等要素市场发展，尽快完善宏观调控的基础。另外，理顺宏观调控各部门的关系，尤其是计划、金融、财政等部门间的关尽，规范稳定各自的职能，宏观调控才能达到最终效果。

计划的职能今后宜集中在捉出宏观调控的目标；政府支出的安排则宜集中到财政部门。财政职能应该重点强化公共财政职能，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各级财政支出首先应保证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要；基础设施建设必须由财政支出的也应尽可能引导社会资金参与，财政资金不能再投入一般竞争性产业。将所有财政性支出纳入预算范围，完善预算管理制度，实行部门预算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完善预算体系，提高预算编制、执行的透明度，加强预算的责任和监督。

第9篇：最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这与其说是反映了政策层的多变与出其不意，还不如说是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风云突变，迫使决策层不得不在较短的时间内作出拐点式的抉择。从流动性过剩到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从顺差过高到出口减速，从经济过热到增长下滑，我们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由火焰向海水的转变。而在次贷危机第二波之前，很少有人相信当前正在经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

是什么扣动了央行放松货币政策的扳机？可以说是多种因素积累的结果。但笔者判断，更直接的原因在于美国金融危机的急剧升级。央行最新数据显示，8月货币供应量和信贷同步放缓；与此同时，CPI出现了令人欣慰的明显下降；资产价格尤其是楼市的调整明显加快。但在了解所有这些信息的基础上，央行行长周小川不久前仍表示，央行关注的焦点是控制通胀。这似乎打消了市场对货币政策在短期内放松的预期。

只有一个变量在中秋节期间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美国多个大型金融机构在很短时间内陷入深度危机，包括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更大的投行美林也即将被美国银行收购，美国最大的储蓄与贷款银行华盛顿互助银行（Washington Mutual）出现巨亏，以及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已然危机重重。在一系列中小金融机构先后倒闭或被接管之后，一个个航空母舰也在摇摇欲沉。这只有在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时才会出现。

海外危机的升级成了压垮国内从紧货币政策的最后一根稻草。应该注意到，最近货币政策的调整将国际因素放在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美国金融危机的升级从好几个途径作用于国内的货币政策选择：首先，美联储在一定时期内难以进入加息周期。毕竟，在金融动荡面前，一定程度的通胀已变得相对次要，也就是说，中美利差不会向此前预期的那样出现缩小，这为国内主动降息缩小利差提供了激励；其次，海外危机升级加剧了央行对国内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担忧。现在已有更强的信号表明，全球经济正进入一个下降通道，即便中国经济部分实现脱钩，但随着海外市场的积弱不振，终将受其拖累；最后，同行的经验证明，货币政策必须将极端的金融市场调整考虑在内。当前我国的资产价格出现了令人担心的调整，这个调整看上去无法在实质政策真空的条件下，凭借自身调整找到支撑。这些调整固然反映了经济基本面因素，但资产价格过度波动本身也足以构成一场危机。

此次货币政策调整有以下几个匠心蕴含其中，反映了当前经济形势的复杂性：

其一，只降贷款利率，未降存款利率。这体现出货币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意图，企业可以较低成本融资，而银行高达3-4个百分点的存贷利差将再次缩小。这对冲了降息和调整准备金率对银行利润的利好。

其二，区别调整贷款利率。从9月16日起，下调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其他期限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按照短期多调、长期少调的原则作相应调整。显然，期限较短的贷款对防止经济过快下滑的意义更大，而长期信贷所形成的产能将会增加未来宏观经济重新过热的不确定性；并且，区别调整贷款利率也与此前着重对存款利率做结构调整形成对比。

其三，区别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对大型商业银行和邮储银行暂不下调准备金率充分体现了有保有压的原则，重点照顾到了中小企业和灾后重建地区的融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