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财政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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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最新的财政政策范文

财政政策的趋紧

历史上美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时同向，有时则背驰，其接轨之处是美国实体经济的表现。

自美国次贷危机和雷曼破产引发的金融海啸爆发以来，为救市、救经济，美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同走上极度宽松之路。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在2009和2010财政年度分别达到相当于GDP的9.8%和8.7%，这是至少4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联邦政府总负债在2012年也升上相当于GDP 102.7%的水平。美联储继2008年12月把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减至零以后，进行了三轮购买债券的量化宽松，第三轮更是开放式的量宽。在这样进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下，美国经济今天才能恢复约2.0%的实质增长，失业率也从10.0%的高位回落至7.2%的水平。

但时至今日，美国的财政政策已经走到尽头。尽管关于美国政府债务上限的分歧有共和和民主两党理财哲学之争的成分，但无可否认美国政府财政的恶化已经到了不能不治理的地步。在内部，美国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体制令其自1917年开始便有关于联邦政府债务上限的立法，对美国财政部可以举债的规模从立法上进行制约。目前，全球发达工业国当中仅有美国和丹麦仍保留有这样的制度。考虑到美元大半个世纪以来的首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以及美债的全球重要性，这样的限制有胜于无。在外部，过去五年美国政府债务已经膨胀到高危水平。根据IMF的统计，美国政府总债务和净债务相当于GDP的比率在2012年分别升至102.7%和84.1%，而在2008年，其水平才是73.3%和52.4%。过去几年深受欧洲债务危机困扰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政府总债务及净债务相当于GDP的比率在2012年时分别为127.0%和106.1%以及85.9%和73.5%。这就是说若非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政府恐怕早已爆发债务危机。正是在内外双重制衡下，未来美国的财政政策必然趋于收紧。

自今年初开始激活的自动削赤为一项永久性措施，而预算、政府部分关闭以及暂时搁置债务上限等就为临时性措施。在这些措施之下，加上美国经济持续温和复苏，美国政府财政赤字显著收缩。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对于2013和2014财政年度美国政府财赤的基本预测是相当于GDP的4.0%和3.4%，而IMF的有关预测则是5.8%和4.6%。如能实现，较2009年和2010年的记录赤字无论是绝对金额还是相对比率均显著下降。至于CBO及IMF关于美国政府总负债相当于GDP的比率，在2013年和2014年则分别预测为100.0%和100.0%，以及106.0%和107.3%，也从前几年急升开始稳定下来。这些都显示美国的财政政策从极度宽松开始回归中性。

货币政策的支持

目前美国经济仅增长约2.0%左右，恐怕难以承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同时收紧。结合轻重缓急的考虑，美国货币政策在需要立即调整的压力相对较小的情况下尚有继续保持宽松的空间，因此预料未来一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仍将维持极度宽松的状态，其退市将押后。

未来数月美国的财政角力无非有三种可能结果﹕一是新一年预算顺利通过、债务上限也得到调升的最佳结果，但在目前两党争持不下、明年底将进行中期选举的背景下，这一结果出现的可能性偏低。二是债务上限得不到调升、美国出现短暂技术性违约的最坏结果，但鉴于其经济乃至政治杀伤力巨大，美国历史上党派之争从未敢犯此险，故出现这一结果的可能性也偏低。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给问题提供临时性解决方案，共和和民主两党各有让步，联邦政府还是有可能再次短暂部分关闭，至于债务上限则在新的死线之前做有限度调升，在中期选举过后不久又将再次交锋。

这样一来，财政政策及其对美国经济及金融市场的影响便十分不确定，既然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要服务于最大限度的就业及物价稳定的双重目标，而且其政策还会向前者倾斜，那么市场原来以为明年年中会停止买债的决定就可能会推迟至2014年年底，而利率正常化的激活或将从最早于2015年上半年展开推迟至2015年下半年，而且其退市的失业率和通胀预期门槛相信还会进一步提高。

货币政策的可持续性

美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之所以仍然有维持不变的空间主要由于在美国内部，其失业率降至7.2%，非农业职位也持续增长，只是增长质量却仍然不佳，失业率的下降相当程度上来自失业者退出寻找工作的行列，而职位的增长也主要集中在低收入职位之上。加上最新的CPI仅升1.5%，因此最大限度的就业及物价稳定两大目标都没能施加货币政策实时要收紧的压力。而在外部，对美联储维持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的异议在美元并没有出现持续和大幅贬值的情况下也有所减轻。事实上，可供出售的美国国债逾半为外国投资者所持有，在美联储5月放出退市风声之后，美国10年期国债收息率从1.39厘的谷底一度回升一倍，目前仍高居于2.52厘，这是美国国债的持有者所不愿意看到的，故美联储延后退市在短期而言反而是利好美国国债投资者的。

第2篇：最新的财政政策范文

■ 中国货币政策动态微调的含义

中国货币政策动态性微调的含义,依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年第二季度)》的解释,是在继续坚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微调,从“合理”向“适度”过渡。因此,当前中国货币政策微调的动因,恐怕需要从“合理”和“适度”上来理解“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微弱变化。由此可见,微调后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其核心是真正意义上的“适度”,不同于前期的扩张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因此,当下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动态性微调,既不能理解为中国现行货币政策导向将要发生根本性变化,也不能简单地视为中国现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延续将一成不变。

自去年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执行以来,政策的力度不断加大,效果也日渐明显,货币政策“惯性”的后续效果将进一步显现出来。但另一方面,“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执行力度的不断加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逐步演变成“扩张”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真正意义上的“适度”成分明显减弱,导致今年前7个月货币投放量屡创新高。据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去年9月以来新增人民币贷款总额一次又一次被改写,到今年3月份创下历史天量,达到1.89万亿人民币,2009年前7个月接近8万亿人民币。显然,在前期“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驱动下,已然导致中国信贷增长规模不断扩张,货币流动性持续宽裕在中国股市和楼市表现得尤其突出,甚至可以视为极度宽裕,股市和楼市“体验”更多的是扩张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并非“适度”。而在实体经济则完全不同。据近期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宏观经济数据表明,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和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均为负数,并同比创出新低,与此同时7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放缓。从这一组数据看,CPI和PPI的持续负增长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放缓,一方面表明目前中国整体经济复苏仍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特别是实体经济的状况不容乐观;另一方面,7月份CPI和PPI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与中国股市和楼市的火爆形成巨大的反差。显然,前期“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面“倾向”了中国的股市和楼市,并未对实体经济带来更多的“实惠”,资本市场的扩张与实体经济的收缩形成的鲜明对比,意味着资本市场泡沫正在不断聚集,而实体经济则不尽人意。因此,中国在资本市场流动性宽裕和实体经济状况不佳的情况下,“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否延续下去,还是改弦更张,需要进行认真的论证和谨慎的选择,货币政策的取向就成为中国货币当局适时考虑的问题。

■ 中国货币政策微调的背景

依据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与金融形势,在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适度宽松”依然是支撑“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可或缺的配套货币政策,需要延续“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经济与金融形势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然而,在美元贬值,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反弹,通胀预期抬头,以及大量信贷资金不断涌入股市和楼市的背景下,不得不引起中国货币当局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从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与金融形势看,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随着“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如果美国等有关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特别是美元和欧元作为国际支付的主要货币,并且各国的外汇储备都以其为主。在美欧“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下,一旦新一轮危机降临又对本国货币缺乏信心时,其他国家必然要使用外汇储备来注资救市,这可能导致外汇“泡沫”被进一步放大。外汇“泡沫”放大的同时,金融危机在全球的影响也会增大,世界经济将有可能被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和主要货币波动的恶性循环所困扰,各种危机爆发的频率也会进一步提高。而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将对我国产生更大的影响,其中更多地体现在国际储备资产价值、国际结算和能源等大宗资源类商品上涨层面上的风险。外汇储备的基本功能主要是各国用于国际收支结算和防范金融风险。如果外汇储备风险加大,外汇储备自身安全得不到保证,在国际收支结算中的损失难以估量,同时本国金融安全性也相应降低。

■ 需要适时调整政策力度

由于世界上主要货币已经进入“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时期,受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的影响,无疑中国现行的货币政策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方面是经济尚未全面复苏,全球性金融危机仍未见底,尚存诸多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是潜在的通胀已有所抬头。由此,“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落实既要有一定阶段的连续性,也不可对已经出现的通胀苗头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因此。优先考虑可支撑经济持续复苏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自然是最根本的选择。当然,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增加货币的投放量和放宽信贷是刺激经济复苏的必要措施,这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前期“合理”的一面。但未来全球经济复苏过程将极有可能与全球性通胀风险同时出现,政策导向需要与形势的发展相适应,而不是“滞后”,并加强市场追踪监测,把握调控的力度,这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现阶段“适度”的一面。为此,近期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进行动态微调的表态,防范潜在通胀风险的意图十分明确。在继续坚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微调,力图把握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力度和节奏,从“合理”过度到“适度”。这意味着,中国现行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在中国国内货币市场发挥作用,在目前中国国内市场货币供应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以及自身潜在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

第3篇：最新的财政政策范文

2011年距离08年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三年，全球经济在快速复苏后并没有进入稳定增长的阶段，而是进入了“新的危险阶段”.从2011年8月份希腊债务危机开始，欧美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特别是进入9月中旬，由于联合国、IMF、经合组织再次下调全球经济预期，标准普尔指数下调意大利评级，美国国债危机事件的发生等对世界经济的复苏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欧洲债务危机的蔓延和发酵已演变为一场信心危机，导致全球市场动荡.在全球市场悲观情绪笼罩中，9月26日，美国期金跌至1581美元/盎司，三个交易日内暴跌200多美元，堪比2008年金融危机.由于对经济的忧虑在全球蔓延，各国股市表现糟糕，道琼斯指数创下单日下跌近400点的最新记录，欧洲股市连续三周重挫跌至26个月最低位，日经指数收挫至两年半最低位.从2011年1至8月各主要经济体的CPI数据上看全球通胀局势依然不容乐观.对经济的忧虑并没有缓解已经高企的通胀局势，美国CPI依然处于3.6的历史高位，欧洲主要国家通胀均为历史高点.亚洲国家通胀局势也日益严峻，其中越南今年6月CPI已攀升至22，印度接近9的高点，韩国、新加坡均已超过5，远高于政府预期[2].在全球经济进一步放缓的背景下，高通胀引发世界各国对经济“滞涨”的担忧.

2世界经济危机的蔓延

2.1国际金融危机

由美国次贷危机的发展而演化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此次金融危机，一般认为始于2007年下半年，因为美国次级房屋信贷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开始对按揭证券的价值失去信心，引发流动性危机，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1].到2008年后，政府接管了许多大中型金融机构以此来挽救金融业的衰败，振兴投资者对银行业的信心.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又演化成全球性的实体经济危机.2008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实体经济却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高开放度的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外贸依存度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而美国则是我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发达国家，全球金融危机直接导致外贸出口的减少，中国内地企业投资额也间接受到影响，消费额有所下降，市场受到外部波动[2].中国是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国家，进口的减少与出口增长速度的大幅度降幅严重影响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与稳定，企业规模或者增幅日益下降.

2.2美国债务危机

2011年5月16日，美国国债终于触及国会所允许的14.29万亿美元上限.金融危机使美国的财政赤字额大幅度增长，国债记录不断刷新.截至2010年9月30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余额为13.58万亿美元，GDP占比约为94%，同年年底一举突破14万亿美元.2011年2月22日，在可供发债余额仅剩2180亿美元的时候，美国国会未就提高上限达成一致.终于，在2011年5月，美国国债触顶，开创了14.29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中心的位置，自1917年以来固若金汤的美国信用破天荒地被全球市场动摇后，引发全球股市暴跌,原油及大宗商品价格连续走低，美元汇率大幅波动.美债危机的危害，除了降低美元地位，动摇世界对美国的信心外，也使得全球市场变得更加不明朗与不确定.它将对当前脆弱的全球金融造成沉重的打击，甚至有引发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可能[3].美国债务危机将给国际市场增加不确定性及风险，将冲击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对外投资决策与现有经济政策.因为美国债务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可能导致美欧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4].为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我国可能不得不重新评估国际经济形势，相应地调整政策.美债危机是一个时间特征点，标志着西方社会经济复苏的努力再次失败.

2.3欧洲债务危机及欧元危机

欧洲债务危机最先开始于希腊的债务危机，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于2009年下调希腊评级，希腊债务危机严重，政府面临破产，欧盟是经济一体化的组织，经济关联度高，自2010年起欧盟各成员国在出现不同程度的经济危机，整个欧盟都受到此次债务危机的影响，出现经济衰退，失业人数增加的现状.以德国为主的欧元区的各大国已经感受到债务危机的严重性，欧元不仅大幅下跌，直接导致欧洲股市跌停，欧盟在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面临着“体系的崩溃与联盟的解体”.希腊财政部长称，鉴于此次危机的严重性，希腊需要约90亿欧元资金才能勉强度过危机[5].但是欧洲各国在援助希腊问题迟迟达不成一致意见，4月27日标普将希腊评级降至“垃圾级”，危机进一步升级.欧洲是世界高端设备制造业大区，欧债危机引发的经济动荡降低了欧洲对于大宗资源商品的需求，导致资源品价格下跌.国际资本回流美国本土与资源品需求下降导致资源品价格下跌有利于缓解中国的输入型通胀压力与降低海外热钱推高中国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欧盟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欧债危机导致欧元持续贬值，直接降低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为了缓解债务危机，欧洲各国不得不收缩其财政政策，降低赤字占GDP比重，缩小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减少对于中国产品的需求.

2.4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地位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家（美国、中国），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美国、欧盟、中国），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在美国和欧盟都存在经济危机的隐患时中国的经济运行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能否成为一个好的全球“经济消防员”，不仅是应对外部局势，还是如何保持国内经济的良性运转，作为一个开放经济大国，国内经济运行形势会通过一系列的对外经济交往，经过传导效应传输给世界.

3蒙代尔经济政策的搭配与斯旺政策搭配理论

3.1蒙代尔经济政策的搭配

蒙代尔（1962）在《适当运用财政货币政策以实现内外稳定》报告中，提出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实现内外部均衡的政策搭配学说.他强调：“政策工具应该指派给其最具直接影响力的政策目标，如把财政政策指派给内部均衡目标，把货币政策指派给外部均衡目标[6]”，这就是蒙代尔的“政策指派法则”.在固定汇率制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假定条件下，蒙代尔的“政策指派法则”.蒙代尔经济政策的搭配的具体形式如下：

3.2斯旺政策搭配理论

4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

4.1中国目前的经济政策选择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于国际需求方面，当然也会影响中国的国际收支，美国债务危机主要影响在中国的国际收支方面，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以及由此应引致的贸易问题，具体在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7].欧债危机直接影响在中国的国际收支和由此导致的中国国际需求减少问题.虽然中国受到诸多金融危机的威胁但是中国的劳动力优势使得国的产品在世界市场竞争力非常强劲，中国即使在并2008年危机时依然保持者双顺差，2009年，中国进出口总额22072.2亿美元，下降13.9%.其中出口总额12016.6亿美元，下降16.0%；进口总额10055.6亿美元，下降11.2%，贸易平衡状况进一步改善，资本项目顺差1,808亿美元，比上年（463亿美元）增加1345亿美元，贸易无论是从相对量还是绝对量在危机的时候都是增加的，所以中国目前还是处在蒙代尔指派中的第III区间斯旺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第IV区间（如图中A点），那么中国的政策选择是：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货币政策.但是实际情况还要复杂的多，所以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适合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

4.2中国实施宽松财政政策的必要性

4.2.1从国内均衡来看

从需求角度上来看：中国目前国内通胀压力比较大，国内的通货膨胀主要类型是结构型通货膨胀，结构型通胀的主要特征是：在没有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的情况下，只是由于经济结构因素的变动，也会出现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涨，而物价上涨是在总需求并不过多的情况下，而对某些部门的产品需求过多，造成部分产品的价格上涨的现象,如钢铁，猪肉，楼市，食用油等.所以中国的通货膨胀并不是中国国内投资过热导致的，所以紧缩的财政政策会加重国内的投资不足问题，致使国内的供给进一步减少，需求的不到满足，反而会使通货膨胀会更加严重.

4.2.2从供给的角度来讲

紧缩性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在支出增减政策上会减少国家对经济建设的支出，抑制经济投资，社会总供应不足，继续会影响以后额经济增速.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有稳定的经济环境，紧缩的财长政策会使得中国国内经济形势急转而下，打击国内外的投资热情，外资抽逃或者选择其他的更为理想投资地，中国的物资短缺进一步严重，经济增长缓慢，也不符合国家长期发展计划.

4.2.3从国际的角度来考虑

紧缩的财政政策会使得国内通货膨胀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支出转换政策上本币继续贬值，外汇汇率上什，出口有增加的趋势，但是国内的投资比较少，国外的需求会导致新的通胀压力，并且，通过外汇的贬值来促进贸易的增加会恶化贸易条件，有可能产生贫困化增长效应.外汇的贬值也会导致我国的外汇储备非人为地增加，国际收支逆差继续增加，肯能会导致贸易相关国的“贸易战”和“汇率战”.

4.3中国需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扩张性货币政策指政府通过扩大货币供给量，从而降低利率水平，提高经济增长水平，促使均衡的国民收入增长.在经济衰退期采用扩展性的货币政策可以促进经济的复苏，通过降低利率，使消费和投资得到增长；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物价水平，从而避免通货紧缩的出现[8].2010年底中国提出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取代持续了两年之久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使用由此进入到一个相对频繁的时期.在去年四季度，央行进行了一次加息和三次准备金率上调操作.中国目前的主要目的还是国内的结构性通胀治理的问题，扩张的货币政策会是利率下降，国外游资进入中国，进一步加大中国的国际收支差额，国际收支差额的增多意味着机会成本的增加，过高的机会成本对于一个亟须经济持续发展的国家来说不是资金的有效利用方式.此外，外资的进入会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增加，在现行的经济政策下，人民币升值会带来一些列更多的经济问题比如说：对外出口减少、国内失业增加等.

第4篇：最新的财政政策范文

一、全球经济虽然在缓慢复苏，但下行压力较大。

今年4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前夕，2016年第二次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于4月14日至15日在华盛顿举行。此前，4月12日，IMF再次下调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这是过去这几个月以来，IMF连续下调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曾由3.6%下调到3.4%，再于4月12日，进一步下调到3.2%。2016年刚刚过去3个多月，IMF就对全年经济做出3.2%的增长预期，这已经非常接近于2015年全球经济3.1%的实际增长率，而且还有进一步下调的空间，值得警惕。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二、贸易增长更为低迷，提高国货质量至关重要。

在IMF下调全球经济增长率的同时，世界贸易组织（WTO）把2016年度全球贸易增长率下调到2.8%，与2015年全球贸易增长率持平。这是全球贸易增长率连续3年低于已经低迷的全球经济增长率。而且全球贸易2.8%的增长率也大幅度低于过去20年间全球贸易年均5.2%的增长率。

更具挑战的是，2015年是多年来发展中国家贸易增长率首次低于发达国家贸易增长率。由于发展中国家往往是通过贸易促进本国经济以较快速度发展，所以全球贸易的这一新的特点值得高度警惕。

中国要在对外贸易上做更大努力，包括推动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转型。在发展实体经济方面，一定要保持住当前的发展势头，保持住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所占份额。2016年，要通过企业等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保持全球第一大贸易国的地位；要通过供结侧的结构性改革来提高“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提高“中国制造”在世界市场上的信用，用质量来保障全球市场中份额的进一步扩大。

客观地说，这个任务非常艰巨。因为现在包括美国、欧盟等在内的西方主要经济体，已从过去“支持经济全球化”的政策立场上表现出倒退到一种相对孤立主义的倾向。无论是在美国大选，还是在西方其他国家的大选中，孤立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苗头和倾向都表现得很明显，值得高度警惕。

所以维护多边贸易体制，通过提升产品质量以扩大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就非常重要。

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改革政策协同发力，以稳定市场预期，增进投资者信心。

今年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结构性改革。G20首次提出，要在单个国家和G20集体层面，运用结构性改革政策，不能只单纯依赖货币政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宣示。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走出危机主要靠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利率降为零时，发达国家通过进一步印发钞票来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市场流通性以促进经济复苏。

但是近七年以来，这一政策走到尽头。单纯依靠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把利率降成负利率也解决不了经济结构中存在的根本问题。所以，各国要运用结构性改革政策，而且一些财政政策有空间的国家，要适度增加财政赤字，提高财政政策的效率。这就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政策的协同发力。

今年，中国将发挥G20主席国的领导力，在国内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是客观而言，改革本身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所以在调整的过程当中确实遇到一些难题，需要克服。

现在货币政策方面面临“两难”局面：一方面靠进一步宽松的货币政策，降成负利率肯定走不通；另一方面，美联储已启动利率正常化进程，就会保持这一势头，那么美联储利率正常化带来的流动性紧缩又对全球市场产生直接的影响，包括对美元、欧元、日元和人民币等货币的汇率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近期，有迹象显示美联储有可能在6月份再次提高利率，虽然提息幅度很小，是0.25个百分点，但国际资本市场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波动。目前，市场非常敏感，发达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如何调整，对市场信心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正是由于目前市场高度的敏感性，市场波动程度往往超过经济基本面的表现，或者说市场波动不能完全反映经济基本面。一些国家经济基本状况总体可以，但是相关市场的波动往往与其基本面脱节。所以，稳定预期、增强投资者信心，也成为G20促进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考虑。

在这个过程中，“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就变得至关重要。这也是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最终公报的形成也是G20所有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四、新兴经济体面临较大困难。

今年，新兴经济体面临着较大困难，尽管中国和印度保持着良好的经济增长势头。在4月12日的报告中，主要经济体里面，IMF仅上调了中国的2016年度经济增长预期，印度的增长预期维持不变，西方主要经济体的增长预期全部都被下调了。俄罗斯和巴西两个主要的新兴市场，经济增长预期均被下调，两国现在面临着比较大的困难。

在IMF的最新预测中，俄罗斯2016年经济增长预期被下调了0.8个百分点，由此前的-1%进一步下调到-1.8%。巴西经济在国内政治和自身经济结构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下，连续衰退，2016年度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的-3.5%进一步下调至-3.8%。

俄罗斯和巴西是金砖国家中的两个重要国家，而且是全球的重要原材料生产国和供应国。所面临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自身经济结构方面的不合理。所以，结构性改革对这些国家同样非常重要。近期，原油和铁矿石的价格不断下降，现在虽然有所稳定但未来情况仍很难预测。所以，单一的经济结构，只靠原油出口、矿石出口，不利于一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即使是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在国际经济的大框架下，有关产品价格一旦出现大的波动，其经济就将面临巨大压力。所以，在西方发达经济体面临挑战的同时，一些新兴国家经济体也面临着挑战。

五、地缘政治风险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在进一步显现。

第5篇：最新的财政政策范文

中国的出口目前应该主要受全球贸易的影响，政策的作用空间比较小。波罗地海指数2012年以来在低位有两次反弹，目前再次向下，由此预测未来一年的全球贸易前景是难以乐观的，因此中国的出口在未来一年也是难以乐观的。我们必须依靠内需。

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长幅度一直比较稳定，货币总量的增长和贷款的增加也在低位徘徊，货币政策的态势没有本质的变化，CPI环比的小幅度回升与食品价格的增长有一定联系，而主要不是受到消费需求的影响和货币因素的影响。

2012年5月后，政府主要使用增加投资的刺激政策有一定成效，主要体现在工业增长的回升和工业品出厂价格的回升。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环比数据看，2012年11月份的环比增长速度是2012年4月份以来最低的，从5月份到11月份形成一个向上的周期波动。考虑到政府的刺激政策大约在2012年5月份开始实施，以增加投资为主要手段，这应该是过去几个月数据改善的主要因素。未来几个月投资的环比增长趋势是判断2013年经济增长的重要依据。现在看，再次形成向上周期波动的可能性并不大。这一轮投资增长回升的幅度正在减弱。如果上述逻辑成立，则上述工业增长的回升和工业品出厂价格的回升也会减弱。

近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2013年的宏观政策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虽未公布2013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但从各方面的消息和新一届政府关于经济增长的提法，估计2013年GDP增长的目标是7.5%，CPI目标是3.5%。有消息说，2013年新增信贷有望在9万亿元左右，较今年增加5000亿元至8000亿元，债券等直接融资工具在明年有望发挥更大的作用，债券发行量预计达2.1万亿元。从去年中国经济的形势来看，今年7.5%的年度经济增长目标未必很容易达到，而新增贷款和债券发行的目标也不是很容易达到，主要原因在于目前企业债务的积累，银行不良贷款率的上升和其他信用风险的积聚。如果过于勉强追求这样的融资目标，则可能导致债务积累更加恶性的发展，隐藏更大的债务问题和信用风险。

2013年财政资金将会投入更多。国内光伏产业的债务问题恶性爆发已有一段时间，曾经听到很多地方政府试图救助的消息，最终看到的是中央政府的“出手”。比较关键的政策是与财政有关的三项：1.对分布式光伏发电实行按照电量补贴的政策；2.完善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光伏发展的机制；3.光伏电站项目执行与风电相同的增值税优惠政策。显然这些政策都是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出钱或减少税收的政策。同样在2012年，中央财政实际投入了600亿元用于支持铁路建设。按照规划，2013年的铁路建设投资不会低于2012年，而铁路部门银行贷款与发债的能力正在受到越来越大的约束，因此铁路部门也在呼吁更多的中央财政资金的投入。其他许多方面都可能要求更多的财政资金的投入，如养老金等。

2009年的“4万亿”后，中国金融体系的信用风险已开始逐渐暴露。例如上述光伏产业的问题和在信托产业不断出现的信用事件都预示着随着债务的不断积累，信用风险在各个方面也逐步体现出来。根据银监会《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情况表》显示，截止到2012年三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连续四季度上行。其中股份制银行2011年四季度至2012年三季度不良贷款率分别为0.6%、0.63%、0.65%、0.7%。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2012年10月19日《2012年第三次经济金融形势通报会上的讲话》指出，近期不良贷款暴露呈现加速扩散的势头，要求重点关注船舶、电力、光伏、钢铁及钢贸等行业以及沿海地区的风险暴露。

除了信用风险外，操作风险的问题也在发展。有银监会人士透露，在最新季度经济金融形势通报会上，银监会主席尚福林透露了对目前银行业操作风险的担忧，他指出，“今年以来，银行业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都呈现上升趋势。”这已是他本人连续三个季度强调金融机构的操作风险了。来自监管部门的资料显示，2012年上半年，涉资千万元和亿元以上的案件数量与涉案金额同比均显著增长，信贷领域案件较为突出，外部骗贷手段呈现多样化，票据领域爆发重大恶性案件，银行员工参与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引发的案件频发。随着实体经济，尤其是部分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大额授信企业负责人失踪、跑路或被刑拘等引发的案件风险持续爆发，前期民间借贷活跃的浙江、内蒙古等地，因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风险还在向银行业传递。部分银行管理人员出于眼前利益，在企业已经面临违约的情况下，内外部勾结，寄希望于通过借新还旧的方式，帮助企业掩盖风险，最终加剧了银行损失的程度。

以上所罗列的这些问题所导致的损失当然需要银行来消化，但也有相当的部分未来需要通过财政资金来解决（例如铁路投资所导致的巨额债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未来的状况可能是缓解债务积累问题，保持一定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要因素。在以前一些年，经济增长比较快，政府财政状况也比较好，因此财政有一定的盈余可以用于未来，这是非常必要的，这些钱将必然在未来用于以上所述的各种用途。由于未来无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都不可能恢复到以前的好时光，所以中央财政未来逐渐增加发债是必然的，而地方政府发债的情况还要取决于法律的调整，增加地方债的发行也是有必要的，但如何偿还则是大问题，包括以前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如何偿还，也在逐步提上日程。

第6篇：最新的财政政策范文

正如国务院总理在部分省（区）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所言“二季度我们的经济开始稳中向好”，最新的宏观经济半年报用一系列企稳回升的数据印证了这一点。

7月15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召开了2015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会。数据显示，一、二季度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均为7.0%，从而令上半年的GDP增速得以在内外承压的局面下，守住了保7的增速关口。

多迹象企稳

多项数据为经济企稳背书。

上半年政策发力最猛的领域――商品房市场销售开始显现效果：销售面积由负转正，上半年全国同比增长3.9%，其中6月份增长速度尤其快，达到 16%。销售额方面，一季度还是同比下降9.3%，二季度就出现了2014年以来的首次正增长，且增幅高达10%。

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带动家居类消费的增长。家具、建筑装潢材料、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的消费比去年同期高出1.6?2.8个百分点。

此外，进出口数据均于6月出现见底回升，尤其是进口，虽然仍在下滑，但降幅结束了连续5个月的两位数下降，足以说明国内需求正在逐步抬头。

正是有了这些企稳因素，在经济下行的大趋势下，就业稳住了：上半年全国新增就业718万人，半年已完成全年目标的71.8%。

4大信号显新常态

对比半年报中的细分数据可以发现，经济质量的一些内在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一是三大产业的结构调整已开始显现成效。上半年第三产业增长8.4%，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为49.5%，比上年同期提高2.1个百分点，上升到历史新高。

细分产业上看，新兴产业的发展很“给力”。例如“互联网+”，上半年全国网上零售额的增速，超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个百分点。像智能电视、铁路机车等产量更为迅猛，二者在1?5月份产值的增幅分别达到59.9%和90.8%。

二是非公经济的活力更为强劲。上半年，非公经济的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比整体数据要快1.8个百分点。企业利润更是差距明显，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滑0.8%的情况下，私营企业的利润则实现了6.2%的逆势增长。

三是居民收入增速继续跑赢GDP，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9.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6%，明显高于GDP增速。

四是GDP能耗正在加速下降。今年上半年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5.9%，超出去年同期的下降幅度1.7个百分点。

投资动力堪忧

增速企稳，质量向好，这样的局面能维持多久？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乏力暗示着未来一段时间经济改善的内生动力不足。

1-6月固定资产投资增11.4%，比去年同期下降5.9个百分点，降幅不可谓不大。

其中，房地产投资震荡最剧烈，由于大部分城市仍在消化库存之中，销售的回升并没有带动起房地产的投资，其投资增速比去年同期大幅减缓了约10个百分点。

制造业投资同样一直处于下滑通道，从去年同期14.8%的增幅逐季降至目前的9.7%。

6月的基建投资出现些许亮点，比1?5月份环比提高了1个百分点。但这一点增长是在“40号文”保在建工程、监管部门允许借新还旧、企业债不许违约表态和PPP加速签约等一系列政策“拉扯”下才取得的。后续政策如何维持这种强心剂效力，要打一个问号。

财政支出后劲何在

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目前，宏观经济的自身动力尚不足以将企稳态势维持下去，稳增长“药不能停”。然而，上半年的宏观调控路数可能面临弹药不足，稳增长需要调整思路。

财政政策方面，伴随着财政支出增加，财政存款正在不断减少。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我国财政存款比上月减少了2552亿元。

此外，虽然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正在加大批复地方项目的力度，但截至5月底，基建方面中央预算内投资已下达了全年目标的 90.8%。这些都预示着未来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力度要明显减弱。

在这种局面下，财政政策在下半年怎么稳增长？有两条路可走。

一是通过建立合理的投资回报和保障机制、降低准入门槛并拓宽民间投资和行业范围等措施，推动PPP项目落地。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估算，目前各地PPP项目的签约率可能只有10%左右。而6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仍在呈下滑态势，盘活民间资本还有很大空间。如果能够让大部分PPP项目真实落地，基建投资将不再是难题。

二是解决地方政府融资问题，从而拉动地方项目的启动，这主要靠万亿元地方债务置换。上半年屡屡曝出的地方过低利率水平是不可持续的，因此财政部门应尽快出台规范性文件，纠正这种非理性现象。

货币政策还有多少空间

2014年1月以来，央行先后4次降息、2次降准，期间还有定向降准。力度虽大，但效果有限。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新增社会融资8.81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减少1.46万亿元。

况且，存贷款利率已经降至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下半年继续靠“双降”来刺激经济增长的空间和效果已经不大。

那么，货币政策何以发力？多数分析人士认为应转为更加精准、更加直接有效的方式，弥补财政不足，同时避免过度放水带来副作用，例如正在酝酿的2000 亿元贷款支持融资平台计划。

农业银行战略规划部报告认为，央行还应进一步加大定向再贷款，增加PSL、MLF等工具的使用，引导商业银行降低对三农、小微、保障房、国家重点投资项目的贷款利率。

全年保7可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认为，伴随着财政与货币政策能够持续发挥效力，下半年稳投资的效果就会更加明显，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将在下半年表现出更加趋稳并略有回暖的态势。

第7篇：最新的财政政策范文

摘要：构建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框架已成为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核心议题，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实施涉及多方面的利害关系，因此急需解决金融业监管的协调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自2007年以来国际和国内金融监管趋势的变化，并阐释了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内涵及框架；其次分析了国内金融业协调监管的现状和不足，进一步说明了金融业协调监管机制的必要性；最后分别从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结合、宏观审慎监管与宏观政策的协调配合以及宏观审慎监管的国际间合作三个方面提出了解决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的协调监管问题的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协调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4004905

在后危机时代，注重防范和应对系统性风险的积累和爆发，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已成为全球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关键环节。“十二五”规划也已明确提出，我国要构建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评估体系和处置机制，这充分表明了我国金融监管方向和理念的重大变革。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目标就是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它既不等同于宏观的货币、财政政策，也不同于对微观层面金融机构的监管，因此，它不仅需要一系列对单个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同样也需要与汇率政策、利率政策、行业政策以及一些逆周期政策在内的调控和监管政策的配合。宏观审慎监管具体政策的实施涉及多方面的利害关系，因此如何解决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金融业监管的协调问题，对于保证各政策层面宏观审慎监管目标的一致性、监管工具的有效性，以及监管政策的最终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金融监管趋势的变化：从微观审慎到宏观审慎

金融监管之中的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概念的区分由来已久，国际清算银行总裁 Andrew早在2000年就曾明确提出将“金融稳定划分为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两个维度”[1]。微观审慎监管关注个体金融机构经营的安全边际，它的目标是降低个体金融机构破产的风险；而宏观审慎监管更关注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它的目标是降低整个经济体系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成为国际金融监管趋势变化的转折点。危机发生前，多数国家主流的监管理念来源于巴塞尔协议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监管思路，然而随着次贷危机的爆发，并迅速蔓延至全球，人们普遍意识到仅仅关注单一机构稳健性运营存在重大的缺陷，各国的金融监管由微观审慎转向了宏观审慎的监管理念。

1 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和内涵

“宏观审慎监管”概念的提出，最早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1979年6月，库克委员会（Cooke Committee）在一份工作文件中首次提及了“宏观审慎”（Macro-Prudential）这一概念，当时主要针对的是国际银行业快速发展所面临的风险管理问题，强调与宏观经济方向有关的调控与监管。80 年代中期，国际清算银行（BIS）也同样将这一概念运用在国际银行业，在公开文件中又正式提出了“宏观审慎监管”一词，主张维护整个金融系统安全稳定，降低整体的系统性风险[2]。但由于当时全球金融、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系统性风险主要集中在银行，国际上普遍认为针对银行业的微观审慎监管足以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所以，宏观审慎监管仍不被人们所关注。直到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暴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在1998年的一份报告中明确提出，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是实现银行持续、有效监管的两种途径。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国际社会重新反思传统金融监管方法的内在缺陷，并更加关注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宏观审慎监管”一词开始广泛出现在金融文献中，并成为各国金融监管的重要议题。2009 年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一份有关货币政策的报告中首次提及“要将宏观审慎管理制度纳入宏观调控政策框架”。 随后，央行多次强调我国应建立宏观审慎管理制度，降低并防范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2012年3月，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的建设正式列入了“十二五”规划纲要。

虽然实践中各国都在强调宏观审慎监管，但其具体定义并没有一致意见。国际清算银行认为“宏观审慎监管是微观审慎监管的有益补充，其监管对象应为整个金融系统”[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报告认为，宏观审慎监管是指必须关注宏观经济走势对金融体系稳健的影响，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性运营。2011年11月，针对目前对宏观审慎政策的内涵认识模糊、界定不清等问题，金融稳定理事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联合了 《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和框架》报告并提交给20国集团戛纳峰会。该报告对宏观审慎政策进行了明晰的界定，即“宏观审慎政策是指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目标，以运用审慎工具为手段，而且以必要的治理架构为支撑的相关政策。”[4]

2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框架

（1）宏观审慎监管的主体

在有关宏观审慎监管主体的研究中，普遍认为一国的中央银行应该作为核心主体负责宏观审慎监管的职能。一方面是因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应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而中央银行是一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主体；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宏观体系的现状和动态的了解更为迅速且掌握更多的信息，监管政策的制定更具针对性，政策的实施更具有效性。

为了更有效地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欧美等发达国家成立了专门的宏观审慎监管机构。美国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委员会主要由美联储、财政部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成员组成，主要任务是识别系统性风险、强化市场纪律，应对和解决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风险隐患；欧洲央行和欧盟各国央行成立了欧盟系统风险委员会，它不仅是欧盟宏观审慎监管的最高级别决策机构，也是相关监管法律和规则制定主体。

（2）宏观审慎监管的工具

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并不具备专属性，各国应结合各自国情和金融体系的特点进行设计和选择。2009 年底，针对各国宏观审慎监管工具运用情况，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对 33 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进行了调查。调查表明，各国央行已开始积极使用多种宏观审慎监管的工具，这些政策工具均具有普遍的逆周期性，即当信贷扩、经济位于上升通道时，监管工具的实施更为严苛 ；当信贷萎缩、经济低迷时，适度放松监管标准。

“目前可以将各国监管机构运用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分为三大类：一是主要以降低金融体系内在关联性和负外部性为目的的监管工具，这主要是指解决金融机构共同风险暴露问题的一系列监管措施；二是以降低杠杆和期限错配放大效应为目的的政策工具，具体如外币贷款限额和期限错配比例限制等；三是抑制信贷过度扩张和资产价格泡沫的政策工具，如对特定行业的监管资本要求、贷款成数和债务收入比例进行逆周期调整”[5]。

（3）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安排

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安排主要考虑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国际上目前的金融监管体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美国、法国等为代表的多头监管体制；另一类主要以英国、日本等国为代表的统一监管体制。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一行三会”的多头监管体制，在多头监管体制下，各个监管主体往往只关注各自职责范围内的局部金融风险，容易忽视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从而造成金融体系的风险积累。在新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下，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有助于更好地将整个金融市场纳入监管体系。

第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决策和实施应采用相机抉择的方式。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往往具有偶然性和突发性，因此在宏观审慎监管在具体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不仅需要按照已有的政策和规则进行操作，还需要根据危机的进展和未来的趋势对政策干预的力度和时机进行灵活地选择，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造成的成本。

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监管协调的必要性分析

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的协调机制最早可以追朔到“2000 年9 月，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联合建立了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并确定其主要职责是研究银行、证券和保险监管中的有关重大问题；协调银行、证券、保险业务创新及其监管问题；协调银行、证券、保险对外开放及监管政策；交流有关监管信息等”[6]。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框架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是针对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而制定的法律制度，通过法律做出原则性的要求，明确协调监管的框架和制度；另一方面体现在协调监管的组织形式上， 即“金融监管联席会议”。通过相关协议的签订，对协调监管的具体事宜，如权责的分配、信息采集、交流机制等做出明确的安排和规定。

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刚刚起步，并未制定针对宏观审慎监管专门的协调机制，同时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金融监管协调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组织架构不合理，监管部门间缺乏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等问题。但同时，政府和央行等金融监管部门已意识到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协调力度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从宏观审慎监管相关理论的发展和各国对此的实践经验不难看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构建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政府、央行、金融机构等众多的监管主体和监管对象，还要考虑各个层面政策工具的制定和实施。因此这必然需要各个部门、各项政策的共同协作和协调配合。而金融协调监管是就为了更有效地实现各个层面监管的目标。在监管主体方面，通过协调机制促进监管当局之间信息交流与合作，避免监管决策和行动出现矛盾；在政策制定方面，完备的协调机制能够提高宏观审慎政策制定的准确性，拓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制定者的视野，降低系统性风险；在监管工具实施方面，建立国内、国际层面监管的协调机制，能够抑制整个金融体系风险的积累，减少由于宏观审慎的政策差异可能导致的监管套利机会，提高宏观审慎监管的效率。总之，在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建的初级阶段，建立健全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尤为紧迫。

三、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的金融业协调监管机制

1 实现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结合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已充分说明，仅仅关注个体金融机构经营的安全边际和运营风险难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单一个体金融机构的经济行为即使是理性的，但整体金融机构决策的结果却并不是最优的，甚至会隐藏和积累风险，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从而陷入博弈的困境，即个体理性并不代表集体的理性。不难看出，一方面，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对维护整体金融体系稳定的无力根本上在于缺少宏观的视野，不能以降低整体金融体系风险的角度进行决策，这就必然需要宏观的政策工具与之相匹配；另一方面，宏观审慎监管的基础是从系统的、宏观的视野进行审慎分析，识别并评估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而这不可避免对微观层面的金融机构进行信息和数据的采集，在对个体金融机构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做出宏观层面的判断，因此需要在微观和宏观监管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协调机制，实现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结合。

（1）实现监管指标的有效结合

建立宏观审慎的监管指标体系，调整已有的微观审慎监管指标。个体金融机构的监管指标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当经济处于上升周期时监管指标更容易收到正面的反馈，无法及时反映隐藏和积累的的风险；在经济处于下降周期时，又容易放大风险的负面效果，造成监管政策的过分保守。因此引入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指标体系，在经济上行时期提高监管指标的要求，衰退时期则采取更为宽松的监管指标，以抵消经济的波动；同时调整以往的微观审慎监管指标，指标的设定应顺应宏观审慎的要求，注重考察考察各监管机构的联动性指标，降低风险跨机构传播的可能性。

（2）建立微观监管机构之间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

各个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忽略系统风险积累的根源在于各监管主体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和过高的信息采集成本。因此，建立顺畅的、低成本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政府应建立信息交换与共享平台，并做出明确的制度安排。首先，加大对信息共享平台运作的技术支持，提升平台的信息化和科技化水准；其次，明确政府部门和金融监管机构间信息共享的具体方法和路径；最后，尽快建立金融监管信息相关的数据库。对宏观经济层面和各类金融机构所反馈和采集的信息进行动态的识别、采集和整理，并进行统一的标准化，提高数据的时效性和适用性。

（3）建立跨部门的协调监管机构，明确各监管主体的职责

改变我国目前“一行三会”分业监管的格局，成立跨部门的协调监管机构，进行统一的协调监管。在已有的“金融监管联席会议”的基础上，赋予该机构更明确的权力和职责，并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和制度安排；建立协调监管机构完善的组织架构和人员安排，划分与其他监管部门监管权责界限，提高协调监管机构的执行效率。

2 实现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都是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都以实现经济平稳运行为目标。但是二者存在明显的区别：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来源于不同的政策框架和范畴。宏观审慎监管是属于金融监管范畴的概念，是为更好地实现金融监管而提出的，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政策，本质上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但两者的调控对象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交互影响。那么在二者实施过程中如何实现最佳的协调配合，发挥最大的效应，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1）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货币政策主要的政策目标是抑制通胀、实现经济增长和完全就业，货币政策的实施主体是以控制货币供给、调控利率等措施而实现其政策目标。因此，货币政策的实施与制定，既需要考虑货币供给的平衡，也应重视金融体系的稳定。但很多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与金融稳定的相关程度很低，货币政策当局往往更重视前两者政策目标的实现，而忽视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成功的宏观审慎监管可以降低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保障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通畅。同时，货币政策也可以通过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因此，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可以通过有效的协调配合，互相促进和补充，发挥更大的政策效果。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程度是影响二者协调配合的关键因素之一。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以及信贷变动情况不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程度也将变化，从而二者之间协调配合方式也有所不同。在货币政策较稳健、信贷总量变动程度较小的情况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联度下降，二者的政策目标、实施工具等相互的影响程度降低，但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灵活性将更高，对潜在风险的敏感程度更高。此时，央行及监管协调机构在货币政策稳定的前提下应更多地使用宏观审慎的监管方式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在经济失衡，货币政策过度紧缩或宽松的情况下，宏观审慎的监管政策将很难奏效。因此二者的协调合作应在审慎的货币政策的基础上的，同时货币政策的变动也应以宏观审慎监管的效果作为风向标，以避免相互冲突，抵消彼此的政策效果。

（2）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

财政政策通过政府支出、税收等手段调节社会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更偏好于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目标，它更容易忽略宏观系统的稳定性和金融风险的积累。因此财政政策的实施更需要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相配套。一方面，借助宏观审慎监管，可以及时识别和评估财政政策工具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完善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也保证了财政政策调整的空间和运行环境的稳定性。

实现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更好协调配合，首先，应保证政策实施主体间顺畅、良好的合作交流机制。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当局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时应充分了解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动态和监管反馈的最新信息，保证未来的财政政策适应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平稳运行。宏观审慎监管的主体也应科学地评估未来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平稳性的影响程度，适时调整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抵消财政政策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因此必须建立政策实施主体间的合作交流机制，明确彼此的权责，制定统一的解决方案。其次，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保持一定的稳健性。政府在应对突发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时，为了重建信心，防止经济体系崩溃，往往过度使用财政政策，这将限制未来宏观审慎监管政策调整的余地，甚至造成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瓦解。

3 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运用应实现最有效的国际合作

鉴于宏观审慎监管国际合作的不足，一些国际性的组织和金融机构开始积极地呼吁、指导各国宏观审慎监管的协调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和金融稳定论坛（FSF ）早在2008年便就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达成协议，建立彼此的信息共享和沟通的机制，同时双方的合作框架还对宏观审慎监管方法、金额监管指标、资本金监管规则、跨境监管以及各国央行的宏观审慎监管等内容做出明确的安排和规定。我国在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方面也取得显著的成果，在开拓并巩固了与多个国家、地区金融监管机构的国际合作的同时，逐渐在国际领域的协调监管合作中由规则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规则的“制定者”。而目前，在宏观审慎监管方面，我国尚未进行相关的国际合作。未来我国应积极倡导、参与建立的宏观审慎监管的国际标准，并努力成为规则的主动制定者，最大限度减少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成本；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上的金融协调机构，共同治理和防范全球经济体系的风险；与贸易、金融往来密切的国家和地区共同建立信息共享和交流的平台，完善相应的制度建设，从而更有效地运用宏观审慎监管工具保持国内和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参考文献：

[1] Andrew， CMarrying the Micro-and Macro-Prudential Dimensions of Financial Stability[Z]Basel，Switzerland，2000

[2] BIS The Term “Macroprudential： Origins and Evolution”[J] BIS Quarterly Review，2010，（3）

[3] BISCycles and the Financial System [R] 71st Annual Report，2001 123-141

[4] IMF-BIS-FSBMacroprudential Policy Tools and Frameworks [R]Progress Report to Gzo，2011

[5] 钟震宏观审慎监管相关研究综述[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7）：49-55

[6] 贺聪，洪吴，王紫徽，等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反思与构建设想[J]浙江金融，2012，（4）：13-16

[7] Borio，C Towards a Macroprudential Framework for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 [R] BIS Working Paper，No 128，2003

[8] Perotti，E ，Suarez，J Liquidity Risk Charges as a Macroprudential Tool[J]Mimeo University of amster-dam，2009，（10）

[9] Hanson，S ，Kashyap，A ，Stein，J A Macroprudential Approach to Financial Regulation[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10，（1）

[10] Borio，C，Drehmann，M Towards an Opeational Framework for Financial Stability：“Fuzzy”Measurement and Its Consequences[R]BIS Working Papers，No 284，2009

第8篇：最新的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地方政府；财政；激活；旅游资源；财政支持

一、引言

旅游产业以其附加值高，经济环保、产业链长、辐射面广等优势，逐渐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极。我国旅游产业已发展近30年，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影响上都取得了让人瞩目的成绩。区域经济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发好全域旅游产业，不仅可以创造环境友好型社会，还百姓绿水青山，更是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来源。因此，地方政府应该加大对旅游事业的财政投入力度，发挥财政的杠杆作用，做大做强区域旅游产业。

二、全域旅游产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分析

1.区域旅游尚未找准品牌定位

地方政府在发展旅游产业前未进行充分调研，只靠主管领导的主观愿望对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建设，缺少科学系统的规划。有些地区领导跟风上项目，做表面功夫，只求政绩而忽略百姓利益，有的地方政府过度利用资源进行开发，盲目实施项目，不仅破坏优美自然环境，而且使部分不可再生资源受到破坏，有些地方片面追求高、洋、奇等现象。在品牌形象树立上，地方政府很难因地制宜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形象标志和口号，或者过度简洁粗糙，或者笼统难记，一味求全求大，缺乏个性，很难在旅游市场上立足品质品牌，提升品牌知名度，形成品牌竞争力。

2.追求短期利益，破坏旅游资源

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在开发旅游资源过程中，不顾及环境的可承受范围，看见收益大的项目便盲目开发，一拥而上，不仅导致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更是使旅游资源遭受严重破坏，也许短期内可以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带来可观收入；或随意招商引资，引进的企业占着优质旅游资源，不按合约的规划进行投资开发建设或应付性的搞点小搭盖，就收门票，使得优质的旅游资源和形象遭到损坏，负面效应明显，积累起来的旅游品牌形象变成一块“鸡肋”。

3.专业人员数量短缺，服务水平有待提高

我国旅游业发展近30年时间，大部分旅游区集中在大中旅游城市，辐射度不够，全域旅游发展时间不长，积累的经验也不丰富，加之地方从事旅游产业的人才流失严重，特别是旅游专业管理人才、市场推广人才和导游人才；此外，从事旅游服务的一线员工缺乏专业能力和职业态度，不能提供给游客周到的服务。这样的资源配置无法带动地方旅游走出低水平发展状态，很难实现旅游产业的大发展和快发展。

三、全域旅游产业发展对于财政扶持的必要性

区域旅游资源的保护需要资金的支持，旅游景区开发同样需要政府财政提供扶持，由于两者在旅游产业中起到基础作用，仅靠市场调节效果不佳，因此财政扶持就显得尤为必要。

1.财政政策是做好旅游资源开发的基础

长期以来，区域旅游产业主要依靠自然资源，一是因为区域经济财力有限尚不能大规模进行旅游资源的人力开发。二是依靠一些景区门票费用还不能支持旅游景区的日常开支。近年来，地方政府给与了相应的财政支持，区域旅游产业便开始大力发展，但由于历年累积投入的财政刀罱仙偾曳稚⑼蹲剩区域旅游产业发展确实需要财政支持，力争各地旅游产业能百家争鸣。

2.旅游资源开发的不确定性要求财政政策的扶持

由于地方政府将有限的财政资金投向旅游基础设施，对景区开发更多侧重市场调节机制，采取招商引资的办法经营。对旅游景区的开发来说，投资大、时间长、回报慢，很难得到投资商的欢迎，久而久之导致开发景区积极性不高，信心不足，即使政府也出台了优惠的投资政策，也未必能像其他产业那样收到预期的回报。只有加大各级地方政府财政对全域旅游产业各环节的投入，确保为旅游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3.旅游资源区域合作需要地方政府财政扶持

我国的旅游资源主要分布在沿海、山区、湖泊等旅游带，由于缺乏统一的城乡规划及配套的财政扶持，这些区域存在低质量的重复开发，新壶装旧酒的问题普遍存在，这样的发展模式导致各地方景区之间恶性竞争，之后演变为“地方保护”，曾经完整的旅游产业链，被迫分割成几块旅游区域，没有了整体规划配合，可能会导致建设成本增加，投资收益下降。从全局来看，这样各自为战的情况造成政府的财力、人力的极大浪费。

4.走旅游“精品”路线需要财政政策扶持

目前，区域旅游除了已经具备规模和知名度的景区外，打造新的精品旅游项目，就需要大量资金做支持。各地方政府或企业依靠自筹资金组织“小打小闹”形式的开发，这样在本区域内也许会有一定影响，但很难开发成省内外一流的旅游产品，更难以打造成知名的精品旅游路线。要打造精品，应坚持政府主导统一编制旅游规划，树立地区“一盘棋”的开发思想，明确本区域内的功能分区，落实地方政府旅游规划，通过地方政府财政支持，逐步打造上规模、讲档次的旅游精品。

四、激活全域旅游业的对策

1.加大对目的地旅游服务产业的财政支持力度

地方政府财政对全域旅游产业的支持力度直接关系到全域旅游产业发展水平。从道路桥梁等交通设施的改善到目的地旅游景点公共服务设施的改善，涉及到的内容方方面面。地方政府财政部门应加大对旅游产业支持的力度，会同相关部门制订一整套地方旅游发展纲要，聘请专业机构编制旅游规划，制定一套的扶持当地旅游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按照规划根据财力有计划建设好景点并逐步完善旅游相关配套服务设施。同时，也要注意区域间的协同发展，开发当地特色旅游，调整旅游产业结构，从而塑造本地区对外的形象。此外，地方政府应该协调相关部门把旅游产业同文明创建、脱贫攻坚等民生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全方位多角度发展本区域的旅游产业。

2.加大对目的地广告宣传的财政支持

不同地区都拥有着各自独特的旅游资源，发展潜力巨大。地方政府要重视对旅游产品市场调查和分析，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并开展相关宣传工作。首先明确创立的旅游品牌，并着力建设好该品牌，作为对外的窗口，旅游部门可以利用互联网和移动终端进行网络推广，最新的旅游信息，并可以同相临近地区建立区域旅游联盟，共享旅游信息资源，扩大网络宣传的规模，提高本地区旅游品牌的知名度。

3.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增强旅游人才教育培训力度

地方政府应该重视本地区中高等院校旅游专业的建设和旅游人才培养，特别是对发展当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旅游专业的财力投入。地方政府可以出台扶持旅游产业发展吸引旅游人才的优惠政策，对获得全国、省级优秀导游员的个人进行表彰，并在境内从事旅游服务工作满两年以上的，对获得全国外语导游员资格的个人分别给予奖励。对在境内从事旅游行业，并在全国、省级旅游部门组织的技能竞赛中获奖的企业和个人（公职人员除外），地方政府政给予一次性奖励。对获得全国导游资格证书，并在本地从事导游工作满两年以上的导游员，高级导游员、中级导游员、普通导游员分别给予的奖励。另外，定期对旅游行业相关服务人员采取岗位培训继续教育工作，使从业人员了解自身工作的影响力和重要性，不断提高旅游服务人员和专业导游素养和能力。

4.通过招商引资倒逼地方政府加强财政投入，发展地区旅游产业

一个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好，直接会给该地区增加印象分，提高该区域形象，打响地区品牌，这对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大有裨益。旅游业发展的好，说明该区域活跃度高，带动娱乐业、批发业、餐饮业等服务行业发展。从近些年招商引资的工作经验来看，要想顺利进行招商，就必须要有良好的城市形象，让投资商对该区域产生兴趣，进而对发展有信心。可以说，政府重视旅游产业，就是重视招商引资工作，旅游业发展的好，招商引资工作便事半功倍。

参考文献：

[1]郑颖莉.内蒙古生态旅游资源开发模式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1.

[2]工娟.辽宁省加快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则政政策研究[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4. （1）.

第9篇：最新的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外贸；双重效应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衰退。为提振实体经济，应对通货紧缩以及降低失业率，美联储先后实施了三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分别购买了1.725万亿美元资产和6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向金融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

由于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特殊地位，美国先后实施的多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外贸出口产生重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为尽量减轻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冲击波”，研究与分析我国外贸收到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概念界定及实施背景

所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指一国货币当局（或中央银行）通过大量印钞，购买国债或企业债券等方式，向市场注入超额资金，旨在降低市场利率，增加流动性，刺激经济增长。该政策通常是在常规货币政策对经济刺激无效的情况下才被货币当局采用，即存在“流动性陷阱”的情况下实施的非常规货币政策。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最先采用的国家是日本。2001年3月，由于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和长期的通货紧缩，日本央行实施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种政策是在“零利率政策”的基础上，将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准备金作为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市场的流动性，以谋求金融市场的稳定。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陷入严重的衰退。为应对经济衰退，各国央行均实际上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的增长。在此期间，美联储先后实施多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量购买国债和企业债券，向金融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此外，面临债务危机的欧洲，欧洲央行也不甘示弱，持续采取了非常规性的宽松货币政策，以缓解债务危机形成的市场流动性不足的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为“报复”欧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防止国际“热钱”大量涌入，也实质上采取了“中国版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据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人民币广义货币M2供应量达103万亿，GDP/M2之比达1.8，远高于美国的0.6，日本、韩国的1倍左右。在全球普遍处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下，研究美国“以邻为壑” 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外贸的影响，能够提高我国在外贸发展过程中趋利避害，重振我国我国外贸发展的信心。

二、美国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原因透视

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18年间，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应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就是利率工具，通过利率的调整来控制经济的运行。次贷危机发生前，美联储使用的货币政策主要是利率政策，试图通过下调利率促使美国经济复苏。数据显示，2007年第三季度次贷危机爆发前，联邦基金利率一直高位运行，直到2007年7月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仍高达5.26%。然而，随后的次贷危机好和金融危机显著地改变了联邦基金利率的走势，从2007年9月开始美联储持续下调联邦基金利率，到2008年5月联邦基金利率下调到2%以下。2008年12月17日，美国联邦公开委员会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至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从1%下调到0-0.25%的“目标区间”，标志着美国有史以来实施实际上的零利率政策。由于利率已经没有继续下调的空间，美联储迫于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和就业压力，决定推出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是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最主要原因。

在宏观经济运行的过程中，政府主要通过打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组合拳”来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次贷危机后，为应对持续恶化的经济形势，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减少税收，扩大公共部门的投资，刺激本国的消费需求。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从2008年10月到2009年6月财政赤字规模达到1.086万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倍多。同时，许多州政府也普遍存在从财政困难问题。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使美国政府债台高筑，埋下了财政危机的隐患。如果继续使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那么爆发财政危机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鉴于此，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就首当其冲，成为继传统货币政策无效情况下的最好选择。这也是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的次要原因。

三、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推动美国经济走出危机上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与预期目标有很大的差距。对中国来说，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它的实施使美元相对贬值，人民币被逼升值，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产品的出口，扩大了我国的进口。因此，对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外贸的影响，我们应该看清其双重效应。

1.正面效应

（1）增强了人民币购买力，利于国外先进设备技术的引入利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促使美元相对贬值，人民币被逼升值，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民币的购买力，资金充裕的企业完全可以利用此时机，大量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促使企业产品线全线升级换代，以绝境逢生的勇气，逆境而上，抢占市场先机，以全新的姿态、更强的竞争力来面对国内外市场。

（2）改善了贸易环境，缓解了贸易摩擦。美国学者认为，中国政府有操纵汇率之嫌，人民币长期盯住美元，且被严重低估，汇率不能反映人民币的真实价值，其结果是：为中国的出口产品创造了一种特殊的补贴，从而增强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致使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严重，美国工人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于是，美国的相关利益集团的代表在参、众议院不断提出针对中国人民币汇率的法案，加剧了中美贸易关系的紧张和摩擦。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美国337调查涉华案件达历史新高，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共发起58起337调查，其中有19起调查被诉方涉及中国企业，占调查总数的1/3。因此，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方式设置对华贸易壁垒，限制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以保护美国本土企业。而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美元相对贬值，人民币相对升值，中国对外贸易近年来出现剧烈下滑，贸易顺差有所下降。这在一定程度生改善了中美贸易环境，有利于缓解贸易摩擦。

（3）促进了企业国内区域间转移，利于资源合理有效配置。由于东南沿海中小企业正面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只有加快产品的升级改造，才能在今后更好的迎接挑战。大量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迁移，利用中西部人力资源低等比较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内产业的重新合理布局，利用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合理有效的配置资源，促进我国经济新的质的飞跃。

（4）刺激企业注重科研和创新，推动外贸增长方式的转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美元相对贬值，人民币被逼升值，低附加值的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很难立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中国企业更加注重科研和自主创新，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以更高的标准、更高的追求来开拓和巩固美国市场，同时，也有利于推动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转轨。

2.负面效应

（1）提高了出口商品价格，削弱了中国商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且损害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会使中国对美出口减少，但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仍将存在，因为人民币升值的结果将使美国原本由中国进口的产品从其他国家进口。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不仅没有损害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是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为美国经济的良好运行做出贡献。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人民币相对升值，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的价格，降低了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造成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额的下滑。这对严重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GDP增长率大幅度下滑。

（2）提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压缩中国企业利润空间。由于美国推行的多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元供给量大量增加，必然会导致美元利率的下降和贬值，为保值增值财富，美元资本大量外逃。而大量外逃的美元资本在国际市场上主要追逐全球大宗商品，引发石油、黄金、金属、粮食等价格的上涨。同时，大量美元“热钱”涌入，给我国带来输入型通货膨胀。在全球物价上涨的形势下，我国企业生产所需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加之产品严重海外滞销，大大压缩了中国企业的利润空间。

（3）导致了我国中小企业大量破产倒闭，加大了国内就业压力。据统计，截止2009年9月末，中小企业达1023.1万户，超过企业总户数的90%，其创造的最终产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缴税额为国家税收总额的50%，提供了80%的城镇就业岗位。然而，美国实施的“以邻为壑”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各主要国家竞相效仿，造成全球量化宽松环境，全球通货膨胀预期严重，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挤压了企业的利润空间。许多企业因产品滞销，资金链断裂而破产倒闭，特别是我国江浙地区、广东珠三角地区的许多中小企业大量破产倒闭，开工严重不足，许多地方出现“返工潮”，国内就业形势严峻。

四、应对策略

1.企业应转变发展理念，着重扩大国内市场，减少对外贸出口易依赖。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引发了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抑制了国内产品的出口和国内企业的投资发展。在此形势下，企业应当转变发展理念，将着重点由国内市场转移到国外市场，减少对外贸出口的依赖。我国人口众多，消费市场潜力巨大，随着政府决心促进农民增收的利好消息，未来我国市场完全有能力容纳中国企业的发展需求。趁此时机，中国企业应利用先天优势抢占发展先机，积蓄自身实力，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奠定坚实的基础。

2.企业应调整出口战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培养企业核心竞争优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破产倒闭的企业不不在少数，这一问题值得深思。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企业为“中国经济奇迹”贡献了巨大力量，但中国出口企业一般都是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出口的产品多为低附加值的低端产品，在全球产业链处于最底端，利润空间极低。因此，新形势下中国企业完全可以利用改革开发30多年学来的技术和积累的经验，来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这就需要我国企业调整出口战略，提高技术创新动力，培养核心竞争优势，增强国际竞争力。

3.政府应制定相关的贸易政策，为外贸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鉴于美国推行的“以邻为壑”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外贸出口的沉重打击，中国政府应积极有所作为，对我国企业进行引导和扶持，引导企业走内涵式发展道路，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实现产品的升级换代和优化整合。

参考文献：

[1]高乐咏 王孝松：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深层原因探讨[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

[2]何燃燃：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报），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