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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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 波动 信用风险 影响

重新审视宏观经济波动与信用风险之间关系

重新审视宏观经济波动与信用风险之间的关系，还需以以往的宏观经济波动为研究的基础。拉美国家、日本、亚洲等国纷纷经历了一个经济急速增长，资产快速升值、涌入，信用与杠杆化快速扩张，而后外部经济撤出，自身金融体系遭遇严重衰退的宏观经济波动。现在已经有人意识到很多经济体在经济扩张的时候都会为之后的系统性危机留下种子。在经济乐观时，信用风险看起来很小，而此时银行对于前景过于乐观，会更倾向加快资金的流转速度，不稳定因素也会在此时悄然产生，如果金融体系不稳定，那么在经济扩张之后，经济在顶部区间或衰退的时候，这种不稳定就会释放出来，宏观经济将会遭到重创。而商业银行天然具有这种性质，会让经济周期产生更大的振幅，在宏观经济好的时候，信贷质量会很好，而在宏观经济下行的时候，信贷违约就会显著增加。

根据人们以往对宏观经济的看法，通常都有增长期、繁荣期、下降期、萧条期四个周期，而信用风险在第一阶段事实上非常小，因为增速普遍大于成本及银行的利率，在第二阶段信用风险开始来临，但此时人们会更加疯狂的增加自己的信贷额度，而第三第四阶段就是泡沫的破灭，大量利用泡沫和炒作形成的虚假繁荣相继破灭，给本来已经摇摇欲坠的实体经济最后一击。而由于大量的信贷危机产生的复合效应，拉美国家、日本、亚洲等进入萧条期之后至今无法重现当年的盛况。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信用风险的蔓延，再加上上述的情况严重损害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在不可控的宏观经济波动中，发展中国家的信用风险问题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宏观经济波动对于信用风险的影响

拉美国家：上世纪40年代中期，阿根廷经济学家提出发展主义理论，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由两部分组成：中心和。而造成他们不同的原因就是技术进步和应用均衡的原因，中心国家科技进步快，应用普及，国家技术进步慢，应用不普及，一些稍稍先进的技术则要依赖进口，而且只生产中心国家需要材料的廉价部分。中心国家贸易条件优于国家，原材料出口便宜，成熟工业商品进口价格高。拉美国家要摆脱现有处境就要改变当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提出进口替论，把国家战略定位内向的工业发展，发展民族经济，面向国内市场，扶持民族工业，这个政策持续的三十年时间，拉美国家每年的经济增速都达到5%。而在1973年之后，欧美经济停滞，通胀并发，大量资金融入拉美，为保住经济增速，拉美一些国家提出债务发展模式，通过外债来实现国内的现代化，该模式主要内容是借钱来扩大再生产，增加出口，增加收入，然后还债并进行资本输出，上世纪70年代，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都走上了这一模式 。

而后，阿根廷等国家实现了全面私有化，大量的美欧资金一波一波的进入阿根廷，他们廉价收购了阿根廷所有战略行业及廉价出卖的产业，然后推高本地股市，让阿根廷本地投资者疯狂追捧，把并购来的企业在资本市场进行兑现，当他们把财富掠夺的差不多的时候，这些资金带着丰厚利润大规模撤离，导致了阿根廷的金融危机。从其中，我们不难看到宏观经济波动对信用风险的影响，宏观经济波动越大，可能带来的信用风险就越大。

日本：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迎来了新一轮的增长，实际GDP增长达到5%以上，而个人住房投资和随之而来的家电消费也迎来了一个繁荣的新时代。而且，当时的物价水平并没有跟随货币供应量而迅猛的上升，一直处于较低的状态，这点有些像今天的中国，高增长、宽货币、低通胀。但是不能掩饰的是，当时日本的经济爆发引发了西方市场的恐惧，于是通过操纵汇率，使日元进行升值，以此让热钱涌入日本，炒高日本本土房价股价。

而后，资产价格上升无法支撑实体经济，一些投机者失去了投机的热情，土地和股票的价格下降，导致账面资本亏损，由于很多企业和投机者将上升的账面资本考虑在内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融资和投资，从而带来大量的信贷问题，随着金融缓和政策的结束，日本国内资产已不可能维持原价。而大幅度衰退的可怕之处在于各种投资标的都存在大量的信贷问题，从房屋、土地到股市、融资都有人或公司大量破产，之后产生的恐慌心理使得消费和投资紧缩的加乘效应，不只毁掉泡沫成分也砍伤了实体经济，且由于土地与股市的套牢金额通常极大，一般都超过一个人一生才能积累的财富，导致许多家庭发生悲剧，而多数的高价买房的一般家庭则成为背债者，对以后长达一代人的日本社会消费萎缩经济不振种下了因子。

我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GDP每年的增速平均达到了8%以上，而近年来，人民币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实现更集中的货币政策，也表达了政府已经关注到了信用风险。根据我国目前的信用风险形式我有以下看法，国有银行主导的政府债和国企债可能会产生较大的逾期风险。我国的银行将贷款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级，而其中大量的本应该是次级可疑甚至是损失级的贷款被分为正常和关注中，银行这么做毫无疑问会让账面的信息更好看，但是其中借给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很难在预期时间还上。于是银行就会把债务整体出售给信托公司，然后由信托公司把债务分割为理财产品在银行等地销售，而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庞氏骗局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信托类的理财产品通常周期很短，并且很多都是非保本类型的，而信托公司的资产是持有一些银行的股份等标的，有些信托公司会把手中某些股份作为质押标的质押多次，而信托类理财产品也沦为地方债务和地方融资平台，也就是我国证监会主席肖钢所说的理财产品就是庞氏骗局。

另一方面：按揭房贷也在国内占据了很大比重。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对房地产市场一直实行放松的经济政策，长时间的政策惯性助长了房地产投机商的高回报预期，致使房价一张再涨，而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假按揭造成了银行的不良资产，而早期的宽松制度更让一些投机客用一套房子的贷款再买一套以此来推及更多房源来推高房价，而这种由于信贷扩张所推动的畸形房价上涨也在近年来问题凸显，去年各地政府分别限制第二套房首付比例提高就是政府的应对之策，而在房价上升时这种高杠杆比例的信贷暂时不会有问题，但房价一旦停止上行，就会由于高利息等产生更多的信贷违约问题，信用风险凸显，会对整个宏观经济造成大的冲击。

2014年3月4日是中国债券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天，*ST超日当晚公告称，公司因资金原因无法按时支付债券的到期利息，中国债券市场首次实质性违约宣告诞生。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代表着我国债市的刚性兑付就此终结，政府不再兜底，其中的信用风险会得到释放，而信托募集量将会下降，导致民企债券价格下降，这会进一步地增加企业债券的兑付风险。很多人对我国的债务有一种乐观的估计，而这种乐观的估计是建立在虚幻的资产价格基础之上的，如果资产价格发生下挫，利润下降甚至亏损，则必然导致系统性风险。2014年2月，我国罕见的出现了贸易逆差，这预示着更多的出口企业将会面临较大的风险，而其中的债务风险将会逐步得到释放。国企与地方政府债务则由于2014年国内部分城市将会面临的土地价格下降而出现兑付风险。2014年，美国政府会逐渐退出量化宽松，其下一步必然是更加紧缩的货币政策，例如加息，一旦加息资金会加速回流美国，国内债务成本上升，企业个人实际债务上升，消费者不敢消费，进一步增加经济困境，这会引发更大的宏观经济波动。

宏观经济波动影响整体信用风险的因素

（一） 政府宏观调控因素

为减少在宏观经济波动中整体市场经济受到的打击，国家会基于自身的国情通过宏观调控的方式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危害程度降低到最小。与此同时，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信用风险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无论是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还是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是与宏观经济波动相辅相成的，并且随着宏观经济发展不断调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的大幅度调整对于信用风险来说也是一种负担和挑战。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直接影响到银行的决策，如若在根源上就不合理，那么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银行处于一个不可知的经济环境中，任何风险值都在上升，信用风险也不例外。宏观经济波动带动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波动，同时，不理性的政府宏观调控会加剧信用风险。

（二） 主体因素

宏观经济波动会影响信用风险的主体因素在于商业银行应对不同时期的宏观经济波动做出的信贷政策不同，它体现出一种亲周期的态势，带来的后果是信用风险增加，并容易陷入信贷紧缩时不良贷款增长的窘境中。如若商业银行没有掌握住整体的宏观经济波动的规律，就很难制定出正确的信贷政策，同时也很难调整资质较好的放贷对象，这些不确定性已经增加了信用风险。在经济过热时期，实际上增加了风险的指数，相比较下，经济紧缩时期，受宏观经济波动较大影响的周期性行业的信用风险剧增，又由于部分的中小企业的自身抗风险能力较弱，使得银行层面的信用风险暴露出很多问题，而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整体的信用风险提升。

（三）客体因素

宏观经济波动会影响信用风险的客体因素在于借款人在不同时期的宏观经济波动下偿还能力与借款数量的不平衡，如在经济上行的周期内，随着经济的上行信用风险呈现逐渐增大的态势，而一旦宏观经济停滞上行或有所减缓，那么由于借款者对于之后宏观经济盲目乐观所造成的大量信用风险堆积就会成为压垮借款者的稻草，从而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而且借款者们普遍存在互相担保的情况，如果有一部分借款者违约，那么就会对整个信用风险体系产生"蝴蝶效应"般的系统性风险。

研究总结

（一）不同经济阶段违约距离或违约概率不同

通过实证性的发现，随着时间的变化，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违约距离随之变动，并且总的来说违约距离表现出一种继续拉大的态势，这表明信用风险存在着持续下降的可能。而此种现象与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周期在大体上保持了一致。分析宏观经济的运行，首先从违约距离与它相关的关系进行分析。因为GDP 对宏观经济与违约距离的关系有重要影响，所以对其分析：信用风险与GDP总量呈现出负相关，也就是说违约距离与其存在正相关；信用风险与GDP增长速度呈现出负相关，进一步解释说违约距离与其呈现负相关。

（二）不同信用等级受经济周期影响不同

实证研究表明，不同信用等级受经济周期的影响不同。信用等级越高，对宏观经济变化的反应越不敏感。 与此同时，不同信用等级的借款人的违约概率受到宏观经济波动影响的程度也有所不同。

依据上文对于宏观经济波动与信用风险之间关系的分析，又深入探析了宏观经济波动下影响信用风险的各个因素，从宏观角度入手得出在日益波动的宏观经济下，要掌握好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使得国家经济的大方向是与宏观经济波动相匹配的，反之会严重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对信用风险造成巨大危害，从而需重视国家的政府宏观调控；再者，影响信用风险的主体和客体因素也应引起注意，调节好之间的关系，加强防范信用风险的意识和措施。

参考文献：

1.贾文学.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与宏观经济周期关系研究[J].浙江金融，2007（7）

2.李悦.经济周期对信用风险的影响[J].浙江金融，2006（8）

3.王欣昱，张浩博.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与信用变化比的相关性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2013 年第 1 期

4.窦玉进.陈国华.宏观经济波动对信用风险的影响[J].当代经济，2009年12月（下）

第2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

一、我国经济增长中外部需求因素的冲击

近期从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冲击因素看，主要是外需的不确定因素。其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来自于金融危机后几大经济体去杠杆化的行动，去杠杆化将会使得经济增长低于过去的平均水平。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元量化宽松的政策，推动了石油等国际能源价格上涨，进而对美国和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此外，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还未完全清理干净，美国和欧洲等国经济的潜在风险还在加大。此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进行过估计，金融危机所导致的贷款损失在500亿～1000亿美元之间，一些经济学家业通过测算得出结论，如果全部损失由美国来承担的话，将会拖累其经济下滑1％左右。如果经济损失由美国、欧洲和日本来分担的话，则会使世界经济增长降低0.4％。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外需的支撑，如果美欧日这些中国注意的贸易合作伙伴陷入衰退，则中国经济的进程将受到极大的阻力。虽然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和日本等国迅速采取了救市措施，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市场预期，保持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基本稳定。但是应该注意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正在从金融部门向实体部门扩散深化之中。如美国出现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跌和失业率增加的现象，由此产生的财富效应正在影响美国消费的增长，美国经济出现明显好转的势头并不显著。反观欧元区和日本，相同的问题同样存在，尤其是日本的核辐射和地震等问题将拖累日本经济进入一个较长的缓和期。此外，在美元贬值预期的驱动下，以石油和大宗商品为代表的国际能源和重要原材料价格接连飞涨，近期国际原油价格已屡次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美国经济可能在高油价的影响下在趋于减速，并进而波及欧洲和日本，世界经济面临下行的危险。另外，全球经济发展失衡的问题依然存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等问题也威胁世界经济的发展。总的来说，在世界经济增长不容乐观，我国经济增长所受到的外部冲击将大大增加。

在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和经济发展中不确定性因素上升的大环境下，这必然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由于中国金融开放的程度有限，如资本账户仍然受到管制等，全球金融危机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影响并不大，金融机构直接的风险暴露较低，投资人并未出现美国那样严重的金融恐慌现象。但普遍存在的对未来中经济放缓和企业盈利降低的预期，影响了中国内地股票市场投资者的心理和情绪，这从我国2010年初即显现的股市震荡格局可窥一斑。2010年我国经济仍然保持了10％的增长，但当年A股市场的涨幅却位居全球倒数第三位，两者严重不匹配。大规模经济刺激的政策效应已经逐步消退，而作为一个出口依赖型经济体，我国出口依存度约为36％，其中40％以上的出口面向欧洲和美国，这导致世界经济的放缓势必将使我国进出口受到这些国家经济减速的影响。如2011年2月份我国进出口出现了罕见的逆差现象，表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对我国的影响正在逐步显现出来。同时，出口很大程度上还将受到可能的汇率加速升值、国内人力等生产成本增加以及其他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的影响，尽管这些影响可能会被不断加速提升的生产率所抵消。例如企业盈利主要取决于经济状况的制造业部门，美欧日等国经济增速的减缓，加之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前景，可能会降低社会对制造业等出口部门的投资的意愿，再传递到整个宏观经济层面。

总的来说，中国未来可能面临相对严峻的外部经济环境。可以预料，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一波三折，受到美国经济不确定性、欧元区经济明显减速、日本经济低迷等因素的叠加，将使中国出口受到的负面影响在未来快速放大。近期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由于成本上升压力和人民币升值加速，出口增速已经开始出现下降。而尽管受到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因素的影响，进口额却仍然表现为增速，并超过出口。出口的大幅减速以及进口的增速，使我国从2011年1月份的贸易顺差显著下滑，直接进展到2月末的贸易逆差，未来经济陷入低迷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这无疑敲响了警钟。总的来说，如果中国经济发展不解决增长模式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国内的内需在中期不承担经济增长稳定器的作用，则外部需求的减少将使得经济发展通过依赖于出口拉动的模式难以持续，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的势头将难以抑制。

二、正确应对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风险

2010年以来，国内通货膨胀和通涨预期呈加剧趋势，CPI指数节节上升，全年上升的速度超过了此前政府设定的3％目标。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1月份CPI同比上涨4.9％，2月份CPI同比上涨4.9％，3月份同比涨5.4％，物价全面上涨的势头已经显现出来。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的环比上升，以及由于央行未能充分提高利率所导致的负利率局面的持续，带来了通胀预期的强化这资产价格的泡沫，通常而言，通胀持续时间越长，居民的通胀预期就会越强，通胀的治理难度也会越大。应该注意到，通货膨胀预期的增强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我国出现较高的通胀率已有一年时间，目前居民的通胀预期不但比较高，而且比较稳固，宏观经济已经出现了螺旋式通胀的某些迹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不采取主动措施，指望短期内通胀白行回落不切实际。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经济在没有大规模的产出缺口和失业率高企的情况下，过长时间维持负利率和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将带来宏观经济系统性风险的繁衍，导致资源错配和资产泡沫。这不仅对政府稳定物价和抑制房地产价格的目标不利，将来对整个经济和金融系统的危害更是难以估量，必须积极应对。

造成此轮通涨的原因各方都有不同看法，如货币型、输入型、结构型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是汇率改革不到位和货币发行过量所致，在通涨的表现形式上，政府部门则强调是短期和结构性通涨，为了找到解决的方案，有必要厘清这一问题。对于结构性通胀的说法，有观点认为，鉴于自2010年以来CPI的上涨主要由于食品价格加速上涨所致，可以认为本轮通胀是结构性通胀。但事实上通胀本身指的是价格持续而全面的上涨，部分价格的上涨并不能称为通胀，如若只有食品价格的上涨，那么还不能称为是通胀已经发生。因为食品价格的上涨，将使居民增大对其消费的同时减少其他物品的消费，从而对别的商品价格产生下行压力。结构性通胀指的是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不同而导致物价持续攀升的压力，而不是指部分产品的价格上涨，因而这种解释从学理上讲不通。而输入型通胀认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传导到国内，造成了通胀。但实际上，国际原材料、能源和资源产品价格上涨内生于中国国内需求，因为中国对于精炼铜、

原铝、石油铁矿石的消费量在全球总量中占据一个较大的比重。由于我国对资源和其它初级产品的需求占国际市场总需求的比重较高，中国对资源和初级产品的需求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世界总需求，对国际价格的影响非常明显。这实际上意味着，我国的需求对国际产品价格产生上行压力，而不是被动接受国际产品价格。一个直观的表达是，我国产品价格的变化规律与香港那样的小型经济体完全不同，不能套用输入型通胀的说法。本文认为，成本推动是造成我国通货膨胀压力的最重要原因，现行通涨是基于成本推动型的通涨。引起成本推动的原因是多重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各类要素成本将会上升，这是很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历的一个过程。

从整个宏观面来讲，我国正在进入一个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成本推动的压力趋于加大。我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特别是人均GDP超3000美元以后，多种生产要素价格走势都出现了拐点，价格的提升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比如土地价格、能源、资源包括水资源价格都在大幅上升，但最典型的还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人均GDP提高后将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会有相应的上升，特别是现行《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中国人力成本的上升将成为一个难以扭转的趋势。其他要素成本也存在同样的趋势。其次，我国部分生产要素价格体系离市场化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由于政府管制造成的价格扭曲的状况还普遍存在。比如近年来国际原油价格一直在上涨，目前已经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但由于价格管制，国内成品油价格远低于国际成品油价格，导致炼油环节出现亏损，政府只好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保持炼油企业的积极性。为了控制物价涨幅，我国对粮食、成品油、电力、天然气、公共交通等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实施严格管制，实际上，由于广泛存在的价格管制，目前的通胀数据并没有完全反映市场中实际的物价上涨要求。可以想象，一旦价格放开，这一局面将发生重大转变，这必将最终引起企业的成本加大，并进一步传导到物价上来。此外，随着中国、印度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对全球初级产品的需求量不断上升，导致初级产品进入一个成本上升的周期，粮食、原油、铁矿石等价格已经进入周期性的上升阶段。目前在我国对外开放度已经较高，初级产品对外依赖性加大的背景下，全球初级产品价格的上升必然导致国内初级产品价格的上升。总的来说，我国未来将在较长时期内面临着要素成本持续上升的压力，这是推动我国目前通货膨胀最重要的也是最难对付的因素。

当然，也应注意到，国内货币环境的过度宽松，目前过多的货币存最和央行超发的大量货币是通货膨胀的重要推手，要控制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必须消除背后的货币基础。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各地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高涨，土地财政的观念还未淡化，通胀预期的强化可能引来资本流入的增加，我国面临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问题将日趋严重，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措施解决这一问题，以便防止在未来中国经济的硬着陆。

三、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内外两大挑战：一是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高企导致的压力，二是中国经济进行结构转型的压力。两大挑战的重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都蕴含着积极的结构性变迁。目前在以防通涨成为宏观经济主要政策目标的形势下，从货币政策来看，中央银行数度上调法定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但目前看来，宏观经济政策面临一些问题。首先，从紧货币政策在控制通货膨胀上效果有限。面对当前货币存量过多，以农产品价格上涨和要素价格上升为主要触发点导致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实施的空间和有效性。虽然从金融风险管理的角度看，根据目前的经济形势，从紧货币政策仍然是必须采取的措施，事实上央行也数度上调了存款准备金政策，并借助于中央银行票据等数最型货币政策工具回收市场流动性，但价格型政策手段的相对缺失，仍然使货币政策的效果暂时没有体现出来。其次，现行宏观经济政策中对于财政政策的运用并不到位。实际上财政政策可在控制通货膨胀中进行反向操作，宽松的财政政策可以降低通货膨胀导致的社会成本。一方面，通过减税措施可以通过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降低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对公众生活水平的冲击。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具有增加供给和调整结构两大功效，可以为今后的经济竞争力奠定基础，符合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目标。尤其是面对汇率升值可能导致的产业竞争力下降问题，通过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实施结构调整已是不得不为的政策抉择。

从目前世界经济形势着眼，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当前实际情况人手，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考虑一些新的问题，并在政策手段上注入一些新的元素。如面对通货膨胀问题，有效遏制通胀所应采取的措施，政策选项有人民币升值、加息、提高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行政性价格管制等。但在当前我国经济工作已经以防范通胀预期进一步强化为主要目标的局面下，消除物价上涨的货币基础，控制住货币供应量增长应是当务之急。这需要多种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而其中的权衡取舍则是对货币政策制定者智慧的考验。鉴于短期内物价上涨压力仍然较大，货币当局应合理发挥从紧货币政策的作用，立即采取价格型工具在内的政策措施，稳定未来的通货膨胀预期，防止前期通胀的传递和扩散效应加剧未来的价格快速上涨。考虑到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的前期货币超发基础，必须尽早回收过多的流动性，并在适当的时候进行价格的管制。如果能管住货币，价格将有升有降，但如果在调整价格的同时不管住货币，则可能引发全面通涨。目前，由于世界金融形势动荡，美元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导致中国人民银行利用利率杠杆调节国内总需求的空间受到压制，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上侧重于数量型工具。实际上自2010年以来央行多次使用准备金、央票等数量工具，而利率这一价格工具使用较少，正是对中美利率倒挂局面倒逼国内货币政策操作受限的合理反应和权衡结果。

第3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在近一段时间，“改革”显然被认为是接下来一段时期的关键词。

但稳增长依然是各级政府的重任，对地方政府来说尤其如此。临近年末，河南掀起“稳增长调结构百日攻坚战”；湖南、陕西等地方政府通过下发文件或者召开会议，要求“全力以赴稳增长守底线”。利用财政结余资金加大投资、上项目仍然是主要手段。

地方政府很看中“经济增长底线”概念。一般认为，衡量“底线”有两个关键数据指标，一是经济增长率，一是就业水平。

按“十二五”规划、中央政府工作报告等官方文件及分析人士的普遍看法，全国目前能承受的经济增长底线在7%至7.5%之间。第三季度统计数据显示，GDP（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8%，继第二季度回落后又重新上升。10月份，官方PMI（采购经理人指数）也较为乐观，连续4个月回升至51.4%，创18个月以来的新高。

虽然GDP进入中速增长区间，失业率却并未明显上升。人社部数据显示，第三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4%，是连续三年保持在4.1%后的第一次下降。

国家统计局认为，单位GDP 创造的增量与前几年相比明显提高，服务业比重提升从而增加了就业岗位，中国15-60岁劳动力资源绝对量从2012年起开始步入下行区间，是经济增速下降而失业率没有大幅度变化的主要原因。

整体无忧，但就业率中的结构性问题仍不容忽视。比如，相比之下，大中专毕业生调查失业率比较高。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经济结构的失衡，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日后更长的时间里，就业的稳定性可能将从依托于总量增速，逐步转变为依托于结构改革的进程，这也更加反映了改革的紧迫性。

对于未来的经济政策将如何安排，国家统计局一位人士对记者表示，当前的宏观政策导向，比以往的预期更加明确，“有宏观政策调控区间和相应的政策储备”。

多位专家表示，目前，有一些对短期增长与长期改革都不利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应该成为经济政策的发力重点。

首先，是资金配置扭曲。大量的信贷等资金配置到房地产、政府隐性担保的基础设施领域，导致资金价格不断攀升，挤出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

其次是房地产市场出现分化。三四线城市现在供给大于需求，同时土地供给宽松，过度炒作的城市房价已经开始下降，一些地方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迹象开始出现。

第三是产能过剩持续严重。记者了解到，国家统计局最近做了一个41万家的企业调查，其中25万家是大中型企业，调查发现，目前市场仍处在去库存化过程中。

这一态势也得到了数据的印证。在10月份的PMI分项指标中，原材料库存指数为48.6%，产成品库存指数比上月下降1.8个百分点至45.6%，都位于临界点以下。因此，在GDP与PMI数据整体向好的情况下，依然有一些政府人士与专家对未来经济增长表示不同程度的忧虑。

在“底线思维”下，未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预期将保持稳定。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中国一直都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目前经济在相对比较低的水平波动，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会使经济增长掉到底线之下；货币政策仍为稳健或者说中性，央行调控的初衷似乎是有所收紧，但实际的结果是达到中性。

第4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济衰退预期信心

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金融市场动荡、交易规模下滑、失业率上升,原本写在书本上的景象正呈现在我们面前,衰退背后是人们对于经济前景的悲观和无奈。走向复苏需要信心,但信心无疑是今天市场上最稀缺的东西,历史上有关危机过后经济萧条的描述让悲观预期成为此时行事的基础,因为人们相信这种判断是理性的。然而单单基于过去预测未来属于适应性预期,只有最大限度利用所得到的信息做出行动才是理性预期。本文置身充斥消极情绪的环境,分析经济周期自身属性与中国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以期提升市场信心,实现中国经济的尽早回暖。

一、市场悲观预期蔓延加剧全球经济衰退

过去一年多来,全球经济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挑战,自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以来,美国次贷危机逐渐完成由虚拟经济领域到实体经济领域、由发达经济体到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蜕变,演化为一场世纪性的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市场参与者对市场环境、市场概况以及面临风险的看法,严重挫伤了人们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乐观态度。悲观预期,令经济效率源泉的自由市场运行的流畅程度大大降低,从另一个角度看,当前全球经济快速恶化正是交易伙伴间信任关系的断裂,市场体系内部信用崩溃的表现。

1.悲观预期促使金融机构纷纷“去杠杆化”

全球金融危机让金融机构脆弱性暴露无遗,此前已有一些机构由于过高的财务杠杆比率付出惨重代价,为了降低财务风险,金融机构纷纷降低杠杆率,防止陷入破产的绝境。随着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归入商业银行体系,投资银行传统的约30-35倍的杠杆比率将逐渐向商业银行十几倍的杠杆比率转化。与此同时,对冲机构破产与大幅度削减杠杆比率也将导致金融市场的杠杆率大幅降低。金融机构“去杠杆化”的行为不仅造成金融市场混乱,资产价格大幅下跌,流动性高度紧张,预计全球股票、债券和金融衍生品等金融资产累计损失将超过50万亿美元。同时“去杠杆化”行为会导致信贷萎缩,影响投资和消费,波及实体经济,在更大“去杠杆化”规模发生之前,金融市场难以恢复正常,实体经济稳定和复苏遥不可及。

2.信心不足引发投入要素价格大幅跳水

受预期需求和产出下行的影响,国际能源、金属矿石、农产品等初级产品价格经历剧烈波动。国际原油价格大幅跳水,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从2008年初90美元/桶攀升至年中147美元/桶,年末又大幅降至44.6美元/桶。农产品、黄金、矿产资源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也经历了相似的调整。次贷危机显现之后,各经济体也纷纷下调了其国内利率水平。为了强化宏观经济政策的干预力度,美联储多次降息,联邦基金率自去年年初的4.25%降至0%-0.25%,降至历史新低。为了应对经济衰退,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纷纷采取协调行动,推动数轮大幅联合降息。与此同时,劳动力价格水平也呈现出下滑趋势。由于预期消费水平降低,企业主正在压缩产出、裁员或降薪,在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的时候,企业首先考虑的是谨慎行事。

3.市场悲观态度弱化了政府干预的效果

市场信心与政府干预存在微妙的关系,此前美国政府对贝尔斯登的救助曾一度使危机趋于平缓,但此后拒绝援助雷曼兄弟的战略性失误,令危机全面升级,此前暂时重建的信心最终随雷曼兄弟的烟消云散。丢失信心的市场呼唤政府的介入。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出台了规模庞大、层次多样的救市计划,减息、注资、推出扩张性财政刺激计划等等。政策效果地释放离不开市场主体的积极配合,但在悲观预期的环境中,市场对于刺激政策的冷漠会弱化干预效果。例如,之前美国政府向银行系统注资来迫使银行解除拆借限制,但是银行本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仅仅遵循自身利益行事,银行间融资压力并没有得到缓解。又如,美国政府希望建立公私合营投资基金购买问题贷款和证券的计划很可能也是一厢情愿,毕竟当前“现金为王”的投资理念很难激发私人资金介入这一领域。

二、客观审视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经济走出困境的过程,伴随着市场信心的重建,如果在经济衰退时一味强调不利因素,无视经济运行中的有利因素,就会让悲观预期拖延经济复苏的时间。日益融入国际经济秩序的中国没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经济增长放缓已经定局。正因如此,中国更加需要客观审视此次金融危机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为市场主体重建信心奠定基础。

1.经济周期具有不可避免性和内在合理性

当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正处在经济周期的衰退期,尽管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但是不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治愈衰退,衰退总会在一轮繁荣过后不期而至。立足经济周期视角,当前经济衰退与8年前美国互联网泡沫危机有极为深远的联系,在互联网泡沫破裂以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激活了美国国内的房地产市场,令经济很快复苏并趋于繁荣,但是这种繁荣景象的背后并非经济自我调整后健康机体,从本质上看仍然是一个泡沫,并且比此前的互联网泡沫更大。2007年,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造成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乃至全球不可避免的陷入衰退,事实上,今日的严重衰退正是一场姗姗来迟的衰退。

2.外部与内部原因致使中国经济增速下降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经济增长趋于放缓。自2008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10.6%,此后四个季度渐次回落,至2009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速度降至6.1%。全球金融危机首先冲击了深度参与美国金融市场的经济体,随后波及了高度负债和依赖外部融资的经济体,最后影响了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国家。由于存在资本项目管制并拥有巨额外汇储备,中国经济受到冲击的程度远远低于欧盟、韩国、冰岛等经济体,但是随着危机向实体经济转化,中国由于较高的对外依存度而成为危机损失的被转嫁方之一。与此同时,在危机来临前的一年多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一直趋于紧缩,为了医治久久不能平抑的经济过热,多次提高利率、调高准备金率、加速货币升值甚至直接控制信贷规模和流向,也给经济增长不小的内在压力,但是随着政府转向扩张性政策的出台,来自政策方面的压力转变为增长的动力。

三、保持中国经济发展信心的力量源泉

温总理指出,在经济困难便面,信心与合作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信心是战胜危机的力量源泉。从现在的情况看,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来自于国内经济增速快于发达经济体和同类型国家的事实以及中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有力实施。

1.中国经济增速快于发达经济体和金砖四国另外三个国家

外部冲击和此前紧缩性的政策冷却了一度过热的中国经济,但是和全球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自2008年第三季度,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相继陷入衰退,纷纷出现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的情况;金砖四国的另外三个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在2008年前三季度实现了6%-7%的增长速度,而中国同期增长速度达到9.9%。从投资和消费情况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略有提高。2009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8%,比上年同期加快4.2个百分点。消费增速趋于平稳,2009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0%,未来,消费依然是GDP中相对稳定的因素。

2.中国政府具备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信心和能力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出手快、出拳重的特点充分显示了我国政府捍卫经济增长的决心与信心。去年11月份,国务院宣布高达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其中政府筹措1.2万亿,其余来自配套贷款和自筹资金。投资方向集中于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中国政府家底厚,国有经济部门资产规模大、质量优的特点保证了中国政府有能力落实刺激计划:第一,2008年,中国外汇储备增至19460亿美元,过去的5年时间中,财政收入一直保持了较为快速的增长,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只有30%左右,银行和社保基金的隐性债务大幅降低。第二,国有经济部门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43%左右,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总量增至中国商业银行总资产的近60%,且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降至7%左右。随着各项刺激政策的逐步落实,刺激计划已初见效果,自2008年12份至今,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连续四个月回升,并与2009年3月一举突破标志着经济扩张和收缩分界点的50点关口,达到52.4。

参考文献:

[1]吉尔•福斯乐.2009:全球经济预测与展望.国际金融研究,2009.2.

[2]黄益平.美国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国际金融研究,2009.1.

第5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

针对货币信贷结构调整，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与2008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委员会仅用一句话的简单表述不同，此次，中国人民银行在谈及信贷向就业倾斜时特别阐述道，“将加大对带动就业多且特别困难行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支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引导金融机构为小企业提供合适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增加对小企业的资金支持”。

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就曾明确表示，货币政策虽然在结构上有所考虑，但主要是偏重总量，涉及具体行业的问题需要和其他政策联动。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年中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着重提出，继续加强和改善金融宏观调控，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着力解决经济金融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要正确处理好总量调控与结构优化的关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要支持和促进中小企业和对外经济平稳发展；要继续加强异常外汇资金流动监管，有效防范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

相关学者也指出，中国人民银行将对货币政策进行微调，但这显然并不代表会大规模放松货币政策。

第6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

2008年的9月中旬,是全球经济最黑暗的时刻。打开媒体,不管是报纸,还是电视,几乎没有哪怕一条鼓舞人心的好消息。整整一年过去了,全球经济形势有什么变化?变化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全球经济复苏形势已经明朗了。

一年之内如此大的变化,原因在于去年金融危机最严峻的时刻,全球央行总动员一起向市场开闸放水。无论是就业率的改善,还是美元贬值或者股市的走强,目前都指向一个事实:全球经济复苏。

但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不断向好的背景下,此轮超级扩张政策是否应该退出、怎样退出等问题浮出水面。如何平稳退出宽松货币政策,让全球经济避免再次陷入一个新泡沫当中,将是各国政府的一个大难题,也将考验他们的经济智慧和政治勇气。

在这个敏感时刻,针对宏观政策的博弈已经开始了。一个迹象是,最近围绕通胀的争论再度激烈。由于对通胀的判断直接关系到未来宏观政策的调整,关系到货币政策的张弛,关系到企业金融环境的松紧,关系到资本市场的涨跌,因而成为各方博弈的焦点。

近日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对此话题的讨论,也就让人高度关注。单看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在9月5日会后发表的公报声明,似乎G20已经就继续推进经济刺激计划达成了一致,暂时还不会实施退出。

但这种“一致性”很可能只是表面上的,在笔者看来,此次G20会议透露出的一个重要信息是,欧美国家背地里已经开始着手退出战略的准备工作了,继续刺激经济政策的“保鲜期”可能并不会太长。

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日前在北京表示,中国当前不会出现通货膨胀,此时中国“收回”经济刺激措施还为时过早。可是既然欧美国家已经将退出战略提上了日程,为何佐利克会如此表态呢?显然他的看法代表了发达国家的期望:中国不能在全球拯救经济危机的协作中率先撤退。

中国政府显然需要重视这个问题了,不能在战略上一点准备都没有。虽然现在通胀部署上升不到决策层面,但并不妨碍中国政府对退出战略做好提前应对的准备,这实际上考验着决策层的预见性和判断力,因为要准确判断宽松政策退出的时机和力度是十分困难的,如果不预先作出战略思考,只怕到真正退出时就有点唐突了。

第7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典型相关分析；保险业；政府财政

保险业的发展与政府财政的互动关系一直是保险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经过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从宏观政策影响角度已经取得较为一致的基本看法。财政政策与保险政策的关系是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经济政策的关系,二者相互影响、互相作用。但是上述结论缺乏定量的实证分析结论,很难揭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作为双方政策体现的财政收支结构与保险业发展水平间的相关强度大小,以及内部指标间的作用方向。

本文通过研究我国不同地区保险业发展与政府财政收支状况的指标组截面数据,利用典型相关分析法对两组变量进行相关分析,以揭示财政收支与保险产业发展的动态统计关系,并对二者协调发展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1 理论模型方法

典型相关分析(can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于1936年首先由hotelling提出,是从整体出发来研究两组随机向量间相关关系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基本思想是首先在每组变量中找出变量间的线性组合,使其具有最大相关性,然后再在每组变量中找出第二对线性组合,使其分别与第一对线性组合不相关,而第二对线性组合本身具有最大的相关性,继续该进程,直到两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被提取完毕为止。问题就转化为研究这些线性组合的最大相关性,从而减少研究变量的个数,对多元数据信息做到整体认读与分析。

2 变量的选取与符号约定

对保险业发展与政府财政关系的典型相关分析研究需要考察两组变量,一组是保险业发展测度指标组,具体包括保险费收入变量、赔付支出变量、保险强度变量、保险深度变量,其中保费收入与支出变量是反映保险业区域规模的基础性指标,而由保险密度=[sx(]保险费收入[]人口总数[sx)]与保险深度=[sx(]保险费收入[]国内生产总值[sx)]的定义式可知,上述两个指标分别度量了保险业发展的相对强度与广度指标。由选取数据的代表性和可获得性,具体选取数据指标如下：各地区原保险费收入x1、赔付支出额x2、保险密度x3、保险深度x4。

对于政府财政结构的分析,选取代表宏观财政的收支总量以及收支的主要具体项目,政府财政收入来源按照是否属于税收收入分类,而政府支出则按照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支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投入、医疗卫生环护与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与交通运输工商及金融等事务支出等。

第8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

一、“奥肯定律”的作用机理和适用条件

“奥肯定律”实际上是一个拇指规则，即仅仅反映在经济增长率变化与失业率变化之间的一种相关关系，而在经验检验时，通常并不考虑影响经济增长率变化或失业率变化的其他因素。因此，对于这一经验关系的表述通常有两种方式，从而人们也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该定律。一是表达失业率变动对产出增长率的影响，即Y=c-α×U；一是表达产出增长率对失业率变化的影响，即U=c-β×Y。其中，Y为产出增长率的变动，U为失业率的变动，c是常数项，α和β为经验系数。在奥肯的最初研究中，这个定律揭示了失业率下降与经济增长率提高之间的关系，而更准确地说，是指实际失业率偏离自然失业率的百分点所引起的实际增长率对潜在增长率的偏离百分点(Okun，1962)。奥肯根据美国的经验发现，1个百分点的失业率下降与3个百分点的额外产出增长率相联系。而目前美国的这种关系则被改写为1个百分点的失业率下降与2个百分点的额外产出增长率相联系(Altig et al．，1997)。

正如一个典型的生产函数所表达的，产出的变化可以归结于生产投入和生产率的变化，而生产投入主要包括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内，生产率和资本存量的变动相对小，而劳动投入量的变动却可以较大，因此，劳动投入的变动就会影响产出的变动。既然失业率高低直接决定了在生产过程中劳动投入量的大小，在失业率与产出增长率两者的变化就形成了奥肯所观察并表述的关系。

在现实的经济增长中，影响产出增长率的因素是众多的。如果控制了其他各种变量的影响，失业率变化通过劳动投入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何以在美国经济产生1：3或1：2这样显著且大幅度的影响效果呢?一种解释是，失业率的变动通常与其他影响产出增长率变动的因素是一致的，即当失业率上升或下降时，诸如每个工人的工作时间、劳动参与率等改变劳动力供给的因素都发生相同效果的变动。而所有这些因素对劳动力供给共同产生的效果，直观地表现为一个微小的失业率变动导致大幅度的产出增长率变动(Altig et al．，1997)。也就是说，在美国宏观经济层面上发生以失业率变化为表征的劳动力需求变化时，一系列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因素都以自身的变化做出响应，从而放大单纯失业率变化可能产生的效果。

例如，大量研究表明，劳动参与率是劳动力市场周期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Flaim，1984)。根据Sum-mers(1990，p．113)，劳动参与、失业和就业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列恒等式表示：(E／N)i＝(E／L)i(L／N)i，其中E表示就业人数，N表示人口数，L表示劳动力数，i代表不同的人口组。这个恒等式表达的关系是：就业比(就业人口占全部人口或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是劳动参与率(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与就业率(1-失业率)的乘积。因此，就业比的波动可以被分解为失业率的变动和劳动参与率的变动两个组成部分。由于“沮丧的工人效应”，即劳动力市场偏紧在使得一部分人群希望工作却找不到工作的同时，也使得另一部分人群对劳动力市场失去信心而退出劳动力队伍，导致劳动参与率通常与失业率之间呈现方向相反却效果一致的同步变化。

关于对“奥肯定律”的理解，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失业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率变化的影响，是从失业率反映劳动实际投入，并且在失业率之外的其他影响劳动投入的因素与失业率发生同等效果变化的条件下而存在的。也就是说，在这里发挥作用的失业率，主要是指反映宏观经济周期性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与摩擦性和结构性因素相关的自然失业率。例如，正如奥肯本人清楚地指出的，在他所发现的经验关系中，失业率变动是指实际失业率对自然失业率的偏离，而按照定义，失业率是由相对稳定的自然失业率和随宏观经济变化的周期性失业率组成的。

“奥肯定律”经验关系中的另一个变量即经济增长率，也因其特殊规定性成为该定律有效的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使存在着宏观经济政策的抑制或刺激，经济增长仍然是企业因投资成本变化而改变投资意愿所促成的，即企业按照相对稳定的生产要素稀缺性，从而相对价格信号进行投资，汇合成宏观经济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因此，在这种经济增长中，通常不会发生系统地违背比较优势的扭曲现象，因而不会产生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关系的大幅度偏离。

可见，“奥肯定律”的存在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通常是以相对完善的市场环境和市场机制为前提。因此，从理论上讨论和经验上验证“奥肯定律”在中国的适用性，应该从中国市场发育水平，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完善的程度出发，着眼于考察上述条件是否存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存在。

二、中国经济增长与失业关系的经验观察

中国大规模的失业现象开始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并且从那以后，失业率出现了实质性的升高并且表现出随时间的波动性，从而成为反映宏观经济状况的一个变量。与此同时，经济学家着手进行了一些关于“奥肯定律”是否在中国存在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存在着某些理论解释的不足，或者数据使用上的缺陷，从而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以致在很多场合，无论是明确地引证“奥肯定律”还是将其作为潜台词，人们往往没有考虑到该定律的适用性，因而可能造成某种程度的误导。

首先，中国失业率升高的最初起因，虽然有宏观经济周期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作用，但是，在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一个与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截然不同的因素，即由于旨在“减员增效”的企业劳动制度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职工大规模下岗和失业之前，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冗员问题，据当时的调查，冗员率一般在1／3到2／5之间。

而这种情况在市场经济国家，在企业完全独立自主地做出雇用和解雇决定的条件下，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如果说，在没有普遍的冗员现象的情况下，一旦发生以劳动力需求减少为结果的失业率提高，通常会伴随着减少劳动使用的其他变化的话，从严重的冗员现象出发的失业率提高，反而会提高留在工作岗位上的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不仅如此，如果减员增效的改革的确奏效的话，劳动生产率也会提高。而这些因素都产生与失业率减少劳动投入相反的效果。这样，单一且间接的失业率提高这个因素，就不能明显地被转化为产出增长率的提高。

诚然，在改革期间造成中国失业率上升的因素中，也存在着宏观经济周期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刚刚从短缺经济进入到结构性过剩阶段，加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需求的制约导致企业开工不足从而对劳动力需求减少，也是失业率提高的诱因。但是，作为一段时期持续发生的现象，中国的高失业率主要是由结构变化和劳动力市场功能不健全造成的长期自然失业现象，同时在这一时期失业率上升的因素中，自然失业率的贡献也很突出(蔡、都阳、高文书，2004)。因此，我们预期在中国，“奥肯定律”的作用受到限制，即在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变化之间不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其次，在面临宏观经济低迷以及严重的失业困境的情况下，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将其作为政府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的一项措施。但是，在这个时期有三个因素不利于经济增长率带动就业的扩大。第一，决策者和许多学者都主张不能以比较优势战略作为基本的战略模式，认为实行静态比较优势战略而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将阻碍动态比较优势的转换(郭克莎，2004)。第二，由于储蓄增加与贷款意愿不足的矛盾，利率长期处于低水平，周期性宏观经济现象演化成持续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的信号，从而资本作为稀缺的生产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第三，作为政府推行重工业化战略的载体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容易获得贷款，融资成本降低，而更反映比较优势的中小企业正好相反。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投资方向不利于那些吸收较多就业的产业，造成就业促进效果不明显的经济增长。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就出现了工业增长中技术选择偏向于资本密集型的趋势(刘学军、蔡，2004)。

最后，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数字只是登记失业率，而这个指标与市场经济国家使用的失业率反映了不尽相同的内容，因而许多经验研究的结论并不可靠(如姜巍等，2005)。在中国，登记失业率这个指标常常不能确切地反映就业形势的好坏。例如，国有企业下岗和失业最严重的1998―2000年期间，这个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3．1％。而当就业形势开始好转时，这个指标却大幅度提高了，从2001年3．6％，2002年4％，到2003年的4．3％和2004年的4．2％。原因是，凡是具有下岗身份即领取下岗基本生活费的，不管是否有工作，都不再进行失业登记。这样，第一是这个指标没有包括那些下岗后没有工作的人，因而低估了失业率；第二是随着从下岗向公开失业的并轨，下岗人数减少而登记失业增加，而这个增加可能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状况变得更糟。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推荐的方法和定义进行调查并估计的城镇调查失业率，被认为比较好地反映真实的失业状况，并且具有国际可比性。因此，只有使用这个失业率指标，才可以进行具有可比性的经验研究。根据已经公开发表的统计数据，我们估算出1978年以来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Cai，2004)，并用之进行“奥肯定律”的经验检验，即观察在1979―2004年期间，中国是否存在实际GDP增长率与失业率变动之间的显著负相关关系。

我们以失业率变动为因变量，以实际GDP年增长率为自变量做回归，得出的经验关系式为：U=0．28-0．027Y，该式回归系数的t值为-0．65，非常不显著；而决定系数R2为0．0102，几乎没有解释力。如果我们以实际GDP年增长率为因变量，以失业率变动为自变量做回归，得出的经验关系式为：Y=9．66-0．377U。同样的，该式回归系数的t值为0．61，决定系数R2也是0．0102。上述经验检验表明，虽然回归结果的符号是与预期相同的，但是，显著性检验表明，在中国的实际GDP增长率和失业率变动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为了更清楚地观察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给出了两个变量的散点图(图1)。散点图更加直观地告诉我们，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可见，研究结论表明在中国并不存在“奥肯定律”所揭示的经验现象。

三、经济增长不会自动带来就业扩大

在中国，公开引用“奥肯定律”或将其作为潜台词，通常用于两种目的。在第一种情形下，引用降低失业率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这种关系，着眼点是强调治理失业的重要性。其实，这种用意是良好的。毕竟，劳动力更加充分的使用无异于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自然应该具有提高经济增长率的效果。但是，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两者之间关系的不显著，一方面说明中国目前的失业率构成中，最主要的成分是由于摩擦性和结构性因素造成的自然失业率，另一方面说明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微小的周期性失业因素所能反映出的促进经济增长效果，在统计上并不能充分显示出来。在诸如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过观察失业率的变化来做出货币政策方向的决策，是因为“奥肯定律”有效。但是，在这一经验关系不存在的条件下，仅仅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节经济增长速度，并不能取得治理失业的效果。因此，我们经验结论的政策含义就是，治理失业的更重要领域在于发育劳动力市场，完善其功能，提高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匹配程度，缩短劳动者陷入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状态的时间。

在第二种情形下，引用加快经济增长可以降低失业率这种关系，作为经济增长可以自动降低失业率、扩大就业的学理依据。的确，经济增长是就业的必要条件，就是说，没有经济增长，就业的扩大就成为无源之水、无米之炊。然而，经济增长却不是就业扩大的充分条件，即失业的治理和就业的扩大，并不能仅仅依靠经济增长得到解决，也并非什么样的经济增长都具有同等的效果。即使利用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扩张性的财政和／或货币政策)治理周期性失业，如果推动经济增长的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也不能达到扩大就业的效果。在现行投融资体制下，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过于依赖大企业和大项目，而这并不能带来等比例的就业增长。同样的道理，当实施宏观经济软着陆时，如果采取一刀切措施，往往又会使中小企业和能够带动就业的项目首当其冲。

本文所得出的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变化之间没有显著关系的经验结果表明，第一，在经济增长率之

外，还有至少同等重要的因素影响失业率的变化或就业效果。例如，在自然失业率构成了整个失业率2／3以上的情况下，与造成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有关的劳动力市场功能，以及政府和社会提供就业信息、就业培训等服务的能力，对于治理失业具有更加直接的作用。第二，由于“奥肯定律”所反映的经验关系只存在于经济增长率与周期性失业率之间，因此，在自然失业率构成失业率主要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并不能预见到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能够直接表现出治理失业的效果。第三，经济增长本身既可以是就业友好型的，也可能是排斥就业型的，因而对于失业的治理，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是万应灵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增长，而这种类型的增长并不能同步地带动就业的扩大。

可见，治理失业和扩大就业，首先必须成为政府经济政策的一个独立目标，而不能被淹没在经济增长目标之中。进而，它又应该成为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一个优先目标，排在政策优先序的首位。相应地，对各级政府业绩的考核和政策效果的评价，都应该把就业问题的解决放在优先位置。这也有利于克服过度追求GDP目标的政府动机。这方面的政策手段包括，实行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即国家制定的经济增长和产业调整的战略性决策，应以创造就业岗位和扩大就业机会为中心；实施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通过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跨部门协调，为就业提供良好的服务，以实现最大化就业的目标。我们高度强调就业的重要性，并倡导树立就业优先原则，并不意味着把就业置放于经济增长目标之上。实际上，树立就业优先原则，本身就包含着把经济增长置于政策优先序的重要位置，以及作为扩大就业的前提和必要条件的意思。无论就中国目前所处的历史时期，还是从其所要达到的发展目标来说，经济增长目标绝不可以放弃。但是，理论和发展经验都表明，把就业放在第一位，反而可以保证增长目标，相反则不然。

参考文献

①Altig, D. Fitzgerald, T. and Rupert, P. (1997), “Okun'sLaw Revisited: Should We Worry about Low Unemployment?”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leveland Economic Commentary，May 15.

②Cai, Fang (2004), “The Consistency of China's Statis-tics on Employment: Stylized Facts and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Policies”, The Chinese Economy, Vol.37, No.5 (September-October), pp. 74-89.

③Flaim, Paul (1984), “Discouraged Workers: How StrongAre Their Links to the Job Market?”Monthly Labor Review,107, pp.8-11.

④Okun, A. (1962), “Potential GNP: Its Measurement andSignificanc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Proceedings ofBusiness and Economics Section, pp.98-103.

⑤Summers, Lawrence H.(1990), “De mographic Differences in Cyclical Employment Variation”，in Lawrence H．Summers．UnderstandingUnemployment，Cambridge，MassachusettsoLondon，England：The MIT Press．

⑥蔡、都阳、高文书：“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

⑦郭克莎：“中国工业发展战略及政策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⑧姜巍、刘石成：“奥肯定律与中国实证”，《统计与决策》2005年第24期。

第9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 人民币汇率 国际协调 利益

自2003年在西方七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上，日本挑起人民币升值的争端，从此引起了国际上对人民币汇率的关注。长期以来，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争议持续不断，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不绝于耳。在2010年，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了国际上最为常见的讨论话题，尤其是中美两国之间的汇率博弈最为频繁，也最为激烈。进入2011年，人民币持续升值，人民币汇率突破了6.6关口，创汇改以来新高。然而，国际上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并未结束。美国财政部于2月4日公布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中指出，人民币价值仍被大幅度低估，人民币应加快升值步伐。数天后，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在出访巴西时也呼吁，美巴两国应该联手敦促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汇率的协调成为国际经济协调的焦点。

通过协调的方式解决人民币问题，是和平解决争议国家之间经济摩擦的最好途径，是参与国在平等的平台上表述自身观点，在共赢的前提下形成合作意向。然而，通过这几年的协调结果来看，人民币汇率协调一直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果的。这是人民币汇率问题国际协调的最大难题。

一、人民币汇率国际协调低效的原因

人民币汇率之所以成为协调的焦点，其根本是国家间的利益之争。

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美国强烈需要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扭转对外贸易逆差的现状，解决就业率较低的问题，稀释国家债务，转移国内视线，渡过经济危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进口国，长期保持对美贸易顺差，因此成为美国选择的对象。国家之间的贸易部平衡常常引发国际汇率政策的调整，人民币汇率问题由此成为美国的关注焦点。美国要求中国调整人民币汇率，以人民币升值来缓解中美贸易失衡，更多地分担美国经济调整的成本和美元贬值的成本。

而经济危机后，美国采取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致使美元疲软，许多非美货币承受了较大的升值压力。日元、澳元、泰铢、新加坡元等兑美元汇率都触及高位。为了增加本国竞争力，刺激经济复苏或增长，增加就业，欧美及对中国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都希望人民币升值。这实际上是欧美等其他国家在美元走弱的背景下向中国转嫁自身货币升值带来的风险。于是出现了欧洲等国家跟风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现象。

然而，短期内的人民币快速、大幅度升值对中国而言，是弊大于利。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经济背景、金融市场均无法承担人民币快速、大幅度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即使可以像1985年的广场协议一样给日本带来产业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长期健康发展的好处，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沉重的。同时，根据对美国经济的研究，中国认为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解决美国巨大的国际贸易逆差和就业问题。剔除经济原因，中国政府也担心人民币汇率的争议的背后是美国特殊的政治目的或保持谈判筹码的战略选择。因此，中国政府反对人民币的快速、大幅度升值。

正是出于本国经济利益的考虑，而同时协调并不是完全的利他主义，所以国家之间存在的利益之争无法顺利平息，人民币汇率问题迟迟无法解决。

二、人民币汇率国际协调的对策

汇率的国际协调的目的在于通过汇率协调机制，做好汇率合作，在协调国家均衡接受的前提下，调节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解决国家利益矛盾，实现协调国家整体利益趋于最大化。

1.进一步加强国家之间的信息沟通

作为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成员，中国担负着维护全球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重大责任。不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7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国都以大国风范为全球经济复苏做出了贡献，并没有趁机“以邻为壑”。然而，对中国国情的不了解，对中国经济运行情况的有限认知，致使其他国家对中国产生了片面的看法，对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十分不利。

因此，中国应当不断完善和他国之间的关系，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沟通，保持信息的透明化，增进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建立战略信任，不断提升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水平，从而为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奠定一个良好的协调基础。

2.进一步夯实国内经济基础

从人民币汇率的历史发展来看，人民币处于持续升值的状态。人民币的升值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收缩作用，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完全抵制人民币升值。面对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升值预期，我国必须调整国家经济发展结构，优化国内市场环境，进一步夯实国内经济基础，增加我国抵抗汇率风险的能力，最终为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提供配套的市场环境。

这就要求我国把经济增长的动力从出口转化到拉动内需上来；加快我国经济实体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转化，由简单加工转向深加工和精加工；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使得人民币汇率回归市场；深化国内企业体制改革，发展自主产权，改变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模式；稳步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有利于形成更加灵活的汇率机制。

3.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进程

人民币汇率回归市场，将更具有弹性和灵活性，不仅有利于调整国家经济结构体系，有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有利于改善贸易条件，缓解对外贸易失衡。这也是我国人民币汇率改革的目标。

我国现在执行的是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通过结合主要参考贸易伙伴货币，调整一篮子货币构成和比例，制定合理的汇率波动区间，减少中央银行的干预频率和干预强度，进一步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

在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进程中，伴随着利率的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有利于逐步增强利率与汇率之间的联动效应，推动汇率的市场化改革。我国目前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并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将来要继续金融机构的改革，不断扩大金融机构的利率定价自，推动利率的市场化，进而促进汇率市场化的形成机制。

4.将利益分配转变为利益增长

泰罗在科学管理理论中提出“大饼原理”，其中“饼”指的就是利益。大饼原理说明，利益分配是此消彼长，但是如果通过合作增加了利益总量，则每个人分配到的利益都会增长。而人民币汇率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利益分配存在争议。根据大饼原理，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不应当只从利益分配的角度考虑，更佳的渠道是通过国际合作，共同将利益这个“饼”做大，从而使得各国利益都得到提高。

要实现国际经济合作的“大饼原理”，就要求国家必须进一步对外开放，调整国家进出口的结构，调整国际经济合作的模式，同时减少或者消灭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正如美国如果放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等要求，导致中国对美的进口增加，将有利于解决美国巨额贸易逆差，有利于降低人民币升值压力，有效化解中美之间的国际贸易摩擦。通过两国的经贸合作，两国的经济也将得到长足发展。

协调意味着不能够完全按照自己国家的意愿选择最优经济政策，其中必然存在经济的让渡，因此在人民币汇率国际协调过程中，要处理好经济让渡与人民币汇率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保障我国人民币汇率协调中的独立性的基础上，在不损害我国长远经济利益的前提下，通过与他国之间的协调配合，实现经济的共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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