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作用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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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国家干预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 启示
所谓国家干预主义是强调市场失灵，认为市场机制的缺陷必须通过国家干预来弥补市场不足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而经济自由主义是强调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反对国家干预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分析和研究这两种经济主义的演进以及每个阶段所采取的政策主张，对我国建立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重商主义与古典政治经济学
重商主义起源于中世纪高度的国家主义思想的产生，其历史背景是始于15世纪西欧地区新型民族国家的兴起，即用专制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取代中世纪封建地方割据的诸侯小国。重商主义强调国家的作用，把中央集权的国家干预经济看作是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的有力保障。早期重商主义者要求禁止金银的出口，增加金银的进口，以积累本国的金银货币。而到了晚期，重商主义者则要求国家鼓励出口，让金银货币投入贸易，保持贸易顺差，吸引更多的金银货币流入本国。
重商主义的学说和政策后来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因而受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古典政治经济学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们反对封建贵族的特权，要求取消一切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措施和政策。他们提出了“自由放任”的口号，推崇“自然秩序”的思想，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对重商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他于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之中。亚当·斯密提出的自由放任的思想，主张让“看不见得手”调节经济，被视为现代经济学的真正开端。
二、凯恩斯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金融危机爆发前，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和政策方面都是支配着统治阶级和学术界的经济思想。
然而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猛烈的冲击了新古典经济学否认危机和失业的理论。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大量的失业现实，使古典经济学家处于很尴尬的境地。凯恩斯经济学就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中建立起来的。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此来批判古典经济学的学说。
与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相反，凯恩斯提出的新观点的核心在于反对自由放任主义，强调国家干预。凯恩斯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取决于有效需求是否充分，而有效需求不足的最终原因在于人们的心理预期，经济机制对此无能为力。因此，调节有效需求需要通过国家的干预。他强调，实行国家干预既是使现代经济避免全盘毁灭的唯一可行方法，也是使个人才能得以成功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
新古典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被凯恩斯经济学所取代，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经济学，并成为西方国家的政府经济学。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论战中，以国家干预主义的胜利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失败而告终。此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主张国家干预主义的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独领，经济自由主义退居非主流的次要地位。
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滞涨”，即增长率消失、失业率高涨和通货膨胀加剧，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因为以往的现象通常是：失业率高的时候，通货膨胀率一般比较低；反之，通货膨胀率较高的时候，失业率比较低。凯恩斯主义对付高失业率的措施是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付高通货膨胀率的措施是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滞涨却是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同时出现。面对凯恩斯主义的无策，经济自由主义的浪潮又一次掀起。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西方经济学发生巨大的变化。凯恩斯主义独领的历史结束，代替它的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对峙和论战的新局面。
20世纪60———80年代，在思想领域以及政策层面上，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此消彼长。一方面，随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兴起，以其为指导的经济政策日益被采用；另一方面，以国家干预为特点的凯恩斯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虽然其发挥受到很大限制，但并没有沉沦。
四、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融合
进入90年代以来，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此消彼长，从而出现融合的趋势。倡导国家干预主义的新凯恩斯主义逐渐吸收了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些观点，使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体系发展到一个新的层面。另一方面也吸收了理性预期、自然失业率等观点，在运用大量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为了消除市场失灵，政府应该对经济进行适度的干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实践表明，在经济思想领域和经济政策层面上，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融合不断深化。单一的干预政策或自由放任的政策都无法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家干预和经济自由的冲突日益淡化，融合是大势所趋。
五、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演进的启示
1.不应该单纯的评价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是非功过，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阶段去评断它们的成败得失。只有把特定的学说和主张放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来考察，才能准确的评定它们特定的历史地位。
2.无论采取哪种方式的经济政策，都应该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应该根据一国自身的发展情况和国情出发。
参考文献：
［1］吴易风.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论争的历史考察[J].当代思潮，2002（2）.
［2］刘灿.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基于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回顾[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12）.
第2篇：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作用范文
近几年来，国内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大量研究，集中在经济危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及其所处的阶段、资本主义的历史走向等重要方面,取得了新的理论进展,加深了人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
一、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一方面让人们认识到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这一论断的正确性，进一步说明了马克思经济理论对现实世界解释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暴露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些新现象,如全球化的发展、虚拟经济的膨胀、金融衍生品的发展，等等,从而使人们认识到有必要进一步深化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从而客观科学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如何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解释新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和机理,成为近几年来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第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危机是由新自由主义政策引起的。这种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球的泛滥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更加尖锐化。新自由主义政策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现阶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生产的无限扩大和广大人民群众购买力相对狭小、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更加尖锐;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还出现了新的矛盾，主要表现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严重失衡以及全球经济结构的失衡。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形成的一系列矛盾和后果,只能通过危机的强制性来解决。因而,新的金融经济危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的失败,解决危机首先必须清除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第二种观点认为新的金融经济危机实质上仍然是一种生产过剩危机,但这种生产过剩不仅仅表现为物质产品的生产过剩,还表现为虚拟经济的过剩即金融衍生品的泛滥,是一种隐蔽的生产过剩。这种观点认为,从现象上看,这次由美国引发的金融经济危机,不是直接表现为传统的由消费不足而导致生产过剩,而是消费需求过度、贷款消费导致信用链条断裂,进而引发金融危机。危机不像过去从实体经济波及金融系统，而是相反。然而这次金融危机仍然是由实体经济本身存在的危机所引起的。具体而言,实体经济中存在的生产过剩特别是房地产的过剩，通过信用方式得到暂时的缓解，但是信用经济的发展导致了金融衍生品的泛滥,造成了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脱节,同时虚拟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巨大虚假需求,更进一步使实体经济盲目扩张,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这种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互相推动与刺激，发展到一定的时点，危机不可避免地。
第三种观点主要是通过运用马克思关于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的理论来揭示本次金融经济危机发生的机理。这种观点认为,本次危机是由于利润率下降导致的结果。有学者指出,从实证角度来看,1975-2008年间，美国的实体经济并未得到有效恢复，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进行了重组，并在这之后出现了“弹性化”，非生产性工人比重上升导致利润份额下降，利润率出现了长期停滞的现象,于是，美国形成了依靠金融活动进行资本积累的新模式和依靠信用的膨胀来维持经济增长的局面,同时，由于美元的特殊地位更进一步刺激了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结果导致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下降和金融市场的恶性膨胀，最终引发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利润率下降规律支配了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和实现条件的矛盾、生产扩大和价值增殖的矛盾，资本过剩与人口过剩的矛盾等等，都是利润率下降的结果。
第四种观点认为2008年的经济危机是经济金融化的结果。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货币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由黄金发展为以美元为代表的各种世界纸币,从而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不通过国民收人的合理分配来扩大市场，而是采取扩充信贷的方式来刺激市场的扩大，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正常进行的这种方式,在扩大市场的同时也为金融垄断资本利用货币、金融手段赚取高额收益提供了机会和刺激,从而形成了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金融的全球化现象，这体现了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开辟新的空间来突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对资本主义发展构成的限制的规律。而本次经济危机则是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发展空间开发殆尽的结果。有学者认为，正是由于在全球化、自由化推动下,发达国家资本积累模式的转变体现为资本积累的金融化，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因过度扩张和积累而引起整个国民经济高度金融化，并最终引发危机。
第五种观点从长波的角度考察了本次金融危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根据长波理论,认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很可能是新一轮长波的下降期的到来，而这也意味着金融危机要持续10年或更长时间的萧条期。这种观点认为，战后50-60年代的“黄金增长期”不过是长波中出现的短暂繁荣，90年代的美国“新经济”也不过是长波中暂时繁荣的表现。此次金融危机预示着长波下降趋势的开始。有的学者还指出长波后期往往会出现金融化的现象，而本次经济危机由金融领域引起正是出现了金融高度金融化的现象，契合长波的特征。
二、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特征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陷人了严重的“滞胀”危机，为了应对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进行了调整，同时通过各种国际性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向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而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新全球化浪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在全球占据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对于1970年代以来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特征，国内外学者从以下各个不同的侧面进行了概括和分析。
生产自动化和管理信息化。新的技术革命即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革命是1970年代以来的一个重要现象，并对社会生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融合的基础上,实现了生产的自动化和网络化控制,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并加快了商品的流转速度，并且使劳务的远程及时利用成为可能，极大地扩展了生产要素的配置空间,新的国际分工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资本社会化程度空前提高。一方面是随着20世纪后期年金基金和共同基金的扩大，以及法人资本和机构投资者的兴起，促进了股份制的发展和股票持有人的普遍化，使资本的终极所有权高度分散化;但是另一方面，股权的高度分散化和社会化,不仅强化了少数大公司和大机构的控股权，而且也强化了掌握着资本经营管理权的高级管理阶层的权利。
收人分配两级分化日益加深。随着1980年代中期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推行,发达国家的劳动者在社会总财富所在比重不断缩小,财富分配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在美国,近三十年,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从40:1扩大到357:1。普通劳动者家庭的收人没有明显增加，而占人口0.1%的富有者的收人却增长了四倍，占人口0.01%的最富阶层的财富更是增加了七倍。
经济全球化和高度金融化。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经济关系得以重组,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所提供的机会,加紧对外投资,一方面消化过剩产能,另一方面获取比国内更高的利润率。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金融业获得迅速发展,金融资本总量迅速赶超产业资本并占据优势和支配地位。发达国家经济在结构上表现出明显的去工业化和高度金融化特征。与此相联系，资本积累模式也体现为资本积累的金融化。世界经济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信息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动了以资本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形成了新的世界市场，同时，在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新的全球经济规则和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全球化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又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一是进一步强化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从而有助于美国获取铸币税以及转嫁国内危机;二是发达国家在强调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却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采取严格管制,使全球化成为一种不对称的、片面的全球化;三是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以及战略性资源处于垄断和支配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依附地位;四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不平衡性进一步加深，形成了“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等。
三、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问题
资本主义从诞生起就处于不断的发展中，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最初出现的是商业资本主义，然后是产业资本占主导地位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19一20世纪之交出现了以私人垄断为特征的垄断资本主义,20世纪30~^0年代进一步出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20世纪70年初英美等发达国家发生了长达10多年之久的滞胀现象，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英美等发达国家相继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从而重组了资本主义世界国家与资本、资本与劳动、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发生了深刻的新变化。进人新世纪之交,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去产业化、全球化等特征越来越明显,这些现象表明当代资本主义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理论界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究竟处于何种阶段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
1.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了金融资本在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金融资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搜取各国财富、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但金融资本又几乎被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几家大型金融机构和组织所垄断。正是由于上述现象的出现，有些学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处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如蔡万焕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垄断的发展过程、资本的社会化程度、劳动和资本之间所反映的阶级关系、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所出现的变化等四个方面,指出20世纪70年代后金融资本已经控制了发达国家经济命脉，并且通过经济全球化、对外扩张将其垄断势力扩张到世界范围，因而当前阶段资本主义的实质是金融资本的统治,也就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有的学者则指出推动发达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过度的三个力量分别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明和广泛运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及以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资本流动及资本运作的“自由化”和美元霸权为主要内容的当代国际金融货币体系。而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就是以“华盛顿共识”为其完成形态的新自由主义。"
2.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高峰认为应当从和资本结构变化相联系的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演变的特征角度来划分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阶段，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性制度特征首先具有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因为具有垄断性质的巨型企业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产业中仍占支配地位;其次又具有全球化的特征，因为垄断资本已经在生产要素空前自由的国际流动基础上进行全球化的自由配置，并通过跨国投资与并购来争夺、瓜分和控制世界市场;最后垄断资本还具有金融化的特征,不仅金融业资本及其交易已发展到在资本总量中占有压倒优势，而且非金融企业也大量从事金融交易，金融业和非金融业的垄断资本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起支配作用的资本力量和获取高额金融利润的主体。因而,可以把当前的资本主义归结为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
3.新自由主义。20世纪70年代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应对“滞胀”危机,开始放弃长期坚持的以国家管制经济为内容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代之以“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并且向全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理念成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理论基础。在很多学者看来，正是新自由主义才导致了经济危机,因而可以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之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国外学者如大卫?科茨杰拉德?杜梅尼尔和多米尼克?列维等都持有这种观点。国内也有些学者认同此观点，如刘盾等指出英美国家依照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理论方法,对经济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且导致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因而可以称之为新自由主义阶段。有学者还据此进一步分析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后果,即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波动性以及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
4.新帝国主义。经典作家如卢森堡、希法亭、列宁等人都对帝国主义进行过深刻的论述。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处于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阶段,只是新时代下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并以“新帝国主义”来称谓当代资本主义。如杨承训等通过分析二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认为战后资本主义处于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突出表现是美国拥有的超级金融垄断地位,实质是一种新帝国主义。赵常庆则指出当代新帝国主义除具有传统帝国主义的扩张和掠夺本性外,还具有一些新特点:如倚仗军事和科技实力在全球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通过跨国公司，以科技成果和金融产品获取垄断利润,延续老牌帝国主义损人肥己的贪婪本性;改变过去侵略扩张的殖民统治方式,代之以抢夺和控制石油等战略性资源作为控制世界和巩固霸权的手段;美国操纵世界金融货币体系,滥用美元发行权,剥削发展中国家,左右世界经济;充分利用其软实力,向全球推行其价值观,从意识形态领域控制发展中国家。而蒯正明印则指出与传统的殖民掠夺方式不同,新帝国主义构筑了一套更加灵活的资本积累和剥夺体系,新帝国主义实质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对世界经济和政治进行渗透和控制，这套体系涉及的范围更大、运行更灵活、成本更低。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以金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信息化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等不同的概念来概括当代资本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
四、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向问题
新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伊始,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曾经乐观地预言危机很快就会过去,美欧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复苏。然而,事实证明资本主义世界陷人了持续的动荡,经济持久萧条低迷，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一波持续一波,而经济危机更引起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社会危机,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英法等国发生的社会骚乱、中东北非地区的政治动荡,等等。经济停滞和社会的动荡局面不仅构成了对“发达国家经济很快就会复苏”这类预言的有力回击，更引起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反思。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已经陷人了死胡同,未来资本主义制度将发生重大调整。但是，资本主义未来的发展趋势究竟是什么？对此，学界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1.资本主义制度衰落论。一些学者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由盛转衰的标志,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危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从技术、所有制、资本形态、资本运动空间、调节方式等各个方面探讨了当代资本主义日益走向衰落的原因。具体来说，技术方面:信息化导致资本主义出现产业空心化和无就业增长；所有制方面:资本社会化程度的加深意味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合法性的丧失;资本形态方面:金融资本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资本运动方式进人了最高阶段和最后阶段;空间上: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使得资本运动的空间巳经达到了极限;最后，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包括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所有手段,仍然无法解决危机,各种干预政策都失去效力。因此，这些迹象表明，资本主义可能陷人长期的停滞状态，资本主义正走向历史性衰落。有的学者指出无论是从资本主义国内的阶级矛盾、同世界人民的矛盾还是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都表明资本主义矛盾在不断深化,资本主义正走向衰变。有的学者则认为资本主义巳经进人了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所主导的新阶段,因而寄生性、腐朽性更强，更接近于垂死的资本主义。
2.制度调整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虽然金融危机是对资本主义的一次沉重打击,但是并不构成全面性、总体性危机,也没有撼动资本主义的根基，特别是现在英美发达国家的执政党仍然是属于中右翼政党,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仍然具有较大影响力,而工人阶级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仍然弱小,因此,资本主义为了尽快走出危机会采取一定的措施调整现在的发展模式，但都是基于资本主义制度前提下的调整，而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另外,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因而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在自身调整中走向复苏。至于调整的方向,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是瑞典模式,该模式的核心是注重社会平等、充分就业和完善福利,重视阶级合作，突出强调劳动者的权利和社会地位以及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经济的社会功能;129157有的学者则认为可能是“新莱茵模式”，是一种基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基础上的改进,包括积极的社会福利政策、投资社会化、注重企业的技术创新和长期发展以及让社会各阶层分享发展成果、注重各国以合作方式进行全球治理等内容。
3.对外转嫁危机论。有的学者指出，资本主义危机史表明走出危机的有效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放任危机从而销毁相对过剩资本，缓和积累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为新一轮资本积累创造空间;另一种就是通过贸易冲突、军事手段等打垮竞争对手，为国内资本积累创造外部空间，特别是军事战争还能够带动国内需求。由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金融、政治、科技、军事实力，因而向世界分X体系的外围国家转嫁矛盾、输出危机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解决危机的不可避免的选择。而根据现在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外转嫁危机的手段包括在经济上通过金融战争来遏制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政治上加快对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和平演变”步伐,为金融垄断资本的扩张提供政治保障;军事上有可能进一步加强军事遏制甚至发动局部战争。的学者更指出除非发动帝国主义的战争,否则资本主义将会进人长期停滞的局面。
4.社会主义前景说。一些学者认为,当前的金融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已成为制约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而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经济依然增长强劲，同时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采取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改革取得不错的成绩，这些都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而，无论是从人类的发展趋势还是从现实世界发展情况来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都是必然的。
五、简短的小结
进人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加人WTO,中国已经融人世界经济体系,并成为世界经济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联系不断加深。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深受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发展又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全世界都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对当代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并据此制定科学的对外经济政策。从当前我国经济学界对当达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特征、所处历史阶段和发展趋势等各方面的研究来看，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新进展，但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首先，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经济危机理论是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在某一部著作或著作的某个篇章中完整地阐发自己的经济危机理论,从而使马克思之后的学者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经济危机理论，如生产过剩理论、消费不足理论、利润率下降理论，等等。在对新的国际金融资本经济危机的讨论中,经济学者大多数分别沿用上述几种不同的理论进行分析,因而,从总体上来看，理论创新的力度明显不足。在金融资本占据统治和主导地位的现实背景下,如何构建一个系统的金融经济危机理论，仍然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重大理论课题。
第3篇：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凯恩斯；《通论》；滞涨
一、引言
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由于使用不同的经济术语和解释体系，会得出相异的结论，并会导致完全不同的政治诉求和政策主张。事实上，经济学家们在微观和实证方面的分歧要少得多。即使是大家认为争论最激烈的宏观经济学领域，对长期问题的看法也基本一致。弗里德曼曾说，“经济学家对实现‘稳定’这一目标并没有分歧，争论在于对各种问题的解释，以及相应的政策主张上。”经济学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其理论主线一直围绕着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进行讨论。
二、经济自由主义
在《通论》出版之前，经济学中占主流地位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来自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其经济自由的哲学观，它提倡自由市场机制、反对政府干预，认为是自由价格的作用调节着受利益驱动的经济活动者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的行为，在无意中促成整个社会福利和经济的增长。方法上，新古典运用了边际分析，构建了一般均衡的市场模型，其集大成者就是马歇尔，即20世纪微观经济学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否认了市场经济会发生以生产剩余和失业为特征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只要市场机制正常发生作用，供求就会自发平衡，充分就业也就得以实现。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市场经济是一部自发运行的机器，无需大量政府干预，否则扰乱内在的作用机制会引发无法预见或解决的问题。
三、国家干预主义
20世纪30年代，那一场经济危机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神话，引起人们对自由放任经济和自由主义哲学观的重新审视。退回一战前的生产水平、25%的劳动力失业使传统的古典经济学束手无策，既无法解释现实问题，亦无法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这时凯恩斯发表了《通论》，不但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学体系，同时提出了国家干预主义学说以及相适应的财政、货币政策。当然，《通论》并不完全是大萧条的产物。早在20世纪初，大英帝国就陷入了长期停滞，凯恩斯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早已反映在了他其他一些著作中，而大萧条只是《通论》的催生剂而已。可以说，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在这里产生了一个分水岭。
凯恩斯的《通论》是一种思想创新，它抛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同时回答了当时最迫切的问题，解开了人们久久无法摆脱的困惑。根据凯恩斯的理论，无为而治的结果是失业的存在；因此必须用政府的支出来弥补私人的有效需求不足，即对经济实行国家干预。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中最重要的是财政政策，尤其是用赤字财政支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这种政策的出台标志着自由放任时代的结束。
长期以来，凯恩斯提出的国家干预主义学说和相匹配的财政、货币政策，成为了欧美国家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参照，并使得欧美国家实质性的走出了经济衰退的阴影，并引领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凯恩斯革命的意义在于，它对古典学派以来奉为神明的完全竞争、市场机制和自由放任等思想提出了挑战。20世纪30年代以前，整个西方经济学界几乎都一直信奉着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自由市场”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思潮，任何超出“保护性国家”职能范围的政府干预措施都被认为是多余的，以至于任何偏离国家干预主义的自由言论和观点都会遭到攻击和排挤。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而后的大萧条，使得那些长期恪守“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开始怀疑市场调节的有效性，凯恩斯的理论使人们开始放弃了“市场万能”的信条而接受了国家干预的思想，即市场经济中，国家应作为宏观经济积极干预者和管理者，在财政、货币和分配等诸多方面发挥矫正市场失灵的作用。
四、新自由主义
大萧条之后，人们将凯恩斯的理论奉为神明。但此时，这样的信条又要经受现实的考验。一旦某种理论完全变成了宗教，它就失去了生命力。20世纪70年代以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开始无法解释英美发达国家的“滞涨（Stagflation）”现象，即通货膨胀、失业和生产停滞并存，因此遭受到了越来越激烈的攻击。而在这个背景下，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几乎同时上台执政，他们的经济政策都体现出这样一些理念：限制工资增长，减轻税负，令商人赚的更多的利润，再将这些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创造就业，从而刺激经济发展，也让低收入人群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
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各种学派应运而生，它们都力图恢复经济自由主义在经济学理论中的正统和主流地位，打破凯恩斯理论的垄断。从学术思想渊源看，它们都来自于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及其哲学观。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在1970年以后几乎恢复了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哲学的地位，并提出了使资本主义回到自由竞争体系的政策主张。弗里德曼对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了与凯恩斯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大萧条不是一个必然事件，联邦储备体系对此负主要责任，货币量前所未有的急剧下降是货币当局未能提供足够的流动性以使那些濒临破产的银行及时偿还债务的结果。他批判了凯恩斯的“货币无用论”，认为货币至关重要，货币政策在萧条时期是根本没有运用；并且发现，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联邦储备体系曾经从事公开市场操作或者以任何卓有成效的方式向银行提供流动性。
五、结语
今天，无论我们怎样评价凯恩斯，都无法否定他在现代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美国《时代》杂志曾提到，不了解凯恩斯就无法了解当代。经济学中的各种流派，无论是继承和发展凯恩斯主义的，还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其出发点都是凯恩斯。可以说在现代经济学中，没有一个人的影响超过凯恩斯，没有一本书像《通论》一样广为人知。
参考文献：
[1]刘灿.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一个基于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回顾[J]. 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12）.
[2]梁小民.读经济学书[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第4篇：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经济法、凯恩斯主义、干预主义、协调主义
经济法的本质和法的本质一样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种就是经济法和其他所有的法律部门一样，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另一种含义是经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质的规定性，也就是经济法的法律属性。传统法律部门是以调整对象和调整方式来划分的。这种划分方式，受到了来自经济法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挑战。因为包括经济法在内的许多法律部门都可以调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社会关系。本文是在第二种含义上讨论经济法的本质，对法律部门的划分采用的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观点：任何一个法律部门的形成，都有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客观方面是由社会环境造就出的具有某种特殊性的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领域，主观方面要由法学家来解释和总结。对于从与其他法律部门相区别的角度来理解经济法的本质，经济法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干预主义和协调主义。
一、干预主义
1.干预主义的内涵。持干预主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或者简而言之，经济法是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实际上，国家干预和政府干预是没有本质的区别的。因为国家干预是通过政府或者说主要是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实现的。干预主义的经济学基础是凯恩斯主义。1926年，现代经济学最有影响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开始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命理。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在《通论》中，凯恩斯否定传统经济学中建立在萨伊定理上的充分就业观点，论证一国短期的均衡收入和就业水平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商品总供给与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而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动，因而就业水平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或有效需求。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存在萧条和失业，是因为“消费倾向”、“对资本的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性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所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资本主义不存在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因此，他主张国家干预经济，通过政府的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
凯恩斯主义从产生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一直以其为理论基础，制定了大量的以国家干预主义为基础的经济政策，并且将许多政策都上升为法律。1946年英国制定了《就业法》，首次把凯恩斯的“充分就业”思想应用于立法实践。二战之后，英、法、德、日都制定了反垄断法，在经济法思想比较发达的日本制定了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大量的经济法。这一时期对经济法本质的认识也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把经济法定为国家干预之法。人们将凯恩斯称作战后“繁荣之父”。
2.干预主义的破产。70年代初，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经济现象：滞涨，即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同时并存。滞胀的现实对占统治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给予了有力地批判。因为，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失业率高时，通货膨胀率下降；失业率低时，通货膨胀率上升。于是，西方学者开始怀疑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向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制度“复归”；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货币主义、以拉夫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华莱士为代表的产权学派、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西方经济学中逐渐代替了凯恩斯主义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主张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仍然是正确的；资源的有效配置只能由市场来执行，任何市场以外的力量都不能代替市场的作用，而只会起破坏作用；即使市场本身具有难以克服的缺点，但克服与纠正市场缺点的唯一办法在于通过产权明晰等措施来予以完善，决不能依赖市场以外的政府干预。以往之所以会出现市场失灵，正是由于政府干预的结果，而不是市场本身的原因，政府本身也有不可克服的致命缺陷。因此，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取得了主流地位。多数西方国家都加速私有化，减少政府的干预，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80年代，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解释现实问题上依然乏力，一批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学家在继承原凯恩斯主义基本信条的基础上，引入一些新的经济分析方法对原凯恩斯主义进一步修正，提出国家的经济政策还是有积极作用的，这批经济学家的主张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西方不停地论战，以建立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但从经济生活的发展历史中可以看出，这两种经济学的主张将长期并存，任何一方都不能绝对地取代另一方。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现代社会对经济生活的调整，是综合运用“市场之手”和“国家之手”的结果，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二、经济法本质：协调主义及其经济学基础
从人类发展史看，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个体（组织和个人）利益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支配着人类社会的始终。这一矛盾又表现为国与民、国家和企业、宏观和微观、统和分、管理和自主、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纵向关系和横向关系、计划与市场、国家调节和市场调节、秩序和自由、公平与效率，以及公法与私法等等。在以上矛盾中，最重要的是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即要处理国家的意志、行为和利益与企业的意志、行为和利益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关系协调、利益兼顾，使各方都处于应有的合理位置和最佳的联结状态。经济法是社会协调说，是社会经济法。“经济立法和执法要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调整具体经济关系，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引导或强制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的统一。转
协调主义的经济学基础是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对立统一的经济学。一般地认为，市场缺陷有三类：第一类是市场本身缺陷：一是自由竞争的结果是必然导致垄断，而垄断必然增加社会成本。二是市场不能很好地解决某些外部经济问题。“只要一个人或一家厂商实施某种直接影响其他人的行为，而且对此既不用赔偿，也不用得到赔偿的时候，就出现了外部性。”（注：［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外部性分为正的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负的外部性一般来讲对社会是有害的，比如污染使一方受到损害却得不到赔偿。三是市场机制不能解决宏观经济均衡，经济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时或效用最大化行为恰使每一市场的供求相等，均衡价格把秩序强加在可能发生的混乱上，这时政府或国家的干预是有用的。四是市场经济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失灵。五是市场机制无法解决公共物品的生产。六是市场无法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自由竞争所导致的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分化，只有通过国家广泛控制社会资源的制度，从而使中央有计划地分配工业品成为可能，这样才能找到有效的补救办法。第二类市场缺陷是由于市场本身发育不完善而出现的功能。市场缺陷的存在要求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但国家干预也不是万能的。国家即政府在干预经济时，也存在国家失灵或曰政府失灵（虽然政府失灵和国家失灵在政治学上有一定的区别，但从对经济生活干预的角度上来说，国家失灵和政府失灵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下文中提到政府失灵也是指国家失灵）。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对那些提议对市场失灵和收入分配不平等采取政府干预的人们，经济学家提醒他们也不要忘记政府同私人市场一样有缺陷”。（注：［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2—503页。）“当政府政策或集体行动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经济效率或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时，政府失灵便产生了。”（注：［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得豪斯：《经济学》（下），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1189页。）受现在流行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经济学家又把政府失灵称为公共失灵。（注：公共选择理论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它运用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分析了现实生活中与我们密切相关的政治个体（选民与政治家）的行为特征以及由此引出的政治团体，特别是政府行为的特征。公共失灵即政府失灵是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公共失灵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政府所获得的经济信息受政府本身的信息传递机制和政府本身的判断能力的限制，这些限制会使政府的决策失误。二是政府机构的低效率。即政府机构本身缺乏竞争导致低效率；没有机制能降低成本；监督信息不完备。三是政府的干预容易导致寻租（rentseek）。寻租是指“为了寻求对自己有利的政府政策而采取的活动”。（注：［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6页。）政府是一个特殊的组织，它拥有一般组织所没有的权力。政府制定的政策有时会对一些人有利，而对另外一些人不利，这时，某些企业或个人就会设法使政府制定对他们有利的政策，导致政府的政策不一定对社会的资源配置有利。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在任何社会都存在。在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忽视政府或国家的作用，市场失灵就更加明显。在国家干预主义盛行的年代，忽视市场的作用，政府失灵更加明显。“市场机制的缺陷和有时失灵为政府干预留下了作用的空间，其存在和发生作用的价值需要经济法加以确认。而政府干预的缺陷和有时失灵也不容忽视，它需要经济法予以纠正、限制乃至禁止。这样，就产生了我们认识经济法本质的基础。”（注：王保树：《论经济法的本质》，载马俊驹主编《清华法律评论》（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因此从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逻辑中，我们可以看出，强调任何一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隐患。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强调经济法的本质是协调。
三、把协调主义作为经济法的本质有重要的法学意义
第一，有助于正确指导我国经济立法的实践。法学理论对实践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对立法活动的指导。强调经济法的本质是协调主义就要求在制定经济法时，既要规定政府的权利，也要规定政府的义务和责任；既要规定市场主体的义务，也要规定市场主体的权利。忽视任何一方的权利和任何一方的义务和责任，都会导致法律的失误。特别是对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我国，既要肃清国家干预过多遗留的问题，又要防止片面强调市场调节的作用，认为市场调节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不切实际的做法。
第二，强调经济法的协调主义符合法律的发展趋势。其实，强调公正的法学家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论述了协调思想。美国社会法学的创始人庞得把法律看成是一种在通过政治组织的社会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安排而满足人们的需要或实现人们的要求的情形下，能以最小代价为条件而尽可能地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制度。庞得对法律秩序所应保护的利益进行了分类。他把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最后一类利益中，除了其他内容以外，他还把一般安全利益、个人生活方面的利益、保护道德的利益、保护社会资源（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利益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进步方面的利益包括在内。庞得也认识到了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提出在一个时期可能应该优先考虑一些利益，而在另一时期则该优先考虑其他一些利益。但是庞得认为“法学家所必须做的就是认识这个问题，并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向他提出的，即尽可能保护所有的社会利益，并维持这些利益之间的、与保护所有这些利益相一致的某种平衡或协调。”（注：庞得：ASurveyofSocialInterests，57HarvardLawReview1（1943），pp.1—2，转载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第148页。）虽然庞得是从法学家的任务提出的，但是他的各种利益的平衡协调的思想是与经济法本质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也是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思想在协调主义方面的耦合。事实上，要求所有的法律部门都兼顾各种利益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种法律部门总要优先考虑某一方面的利益。比如民法始终不能也不必冲破“自由的财产流转法”的藩蓠，否则民法不就是民法了。而作为社会化生产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管理的社会化与国家介入经济生活、“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即两只手的协同并用、纵向经济关系与横向经济关系的平衡结合、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的对立统一之经济法，比其他法律部门更应当强调协调主义。
第5篇：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作用范文
【论文摘要】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都曾经采取过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为主的经济政策，都取得过成功也都出现过问题，实践证明单一的任何一种经济政策都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所有问题，本文回顾了这两种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证明了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是促进经济发展需要采取的合理经济政策。
自英国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76年3月9日完成了他的经济学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之后，“自由主义经济”就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奉为经济运行的金科玉律。他们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发地调节供需之间的平衡，市场就是万能的上帝，而政府的角色只应是资本主义的“守夜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经济法则之下，经济迅速发展，物质财富急剧增加。马克思当年曾经这样感叹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之上的，放任自由的经济必然会因其个体生产者的短视而盲目无限制地扩大生产规模。因此在资本主义早期经济蓬勃发展之时，放任自由的经济发展自身所具有的缺陷也就不时的暴露出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就是这种缺陷的真实写照。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危机就像一个幽灵一样困扰着资本主义世界，不仅表现在危机爆发的周期越来越短，而且所产生的破坏性也越来越大。每当经济危机到来之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停顿，经济滑坡，工人失业，各种矛盾极端尖锐，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处在一片风雨飘摇之中。
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中，1929～1933年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危机。工业生产下降的幅度是之前历次危机所从未有过的，而且，其延续时间也异常持久。以美国为例，由危机时的最低点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所需的时间，煤、生铁、钢等都长达四十多个月。因此，1929-1933年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世界经济危机。此外这次危机还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信用，货币制度的崩溃。到1933年，美国银行共倒闭11730家，企业倒闭252000家。这场空前剧烈的经济危机，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失灵。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从此受到了冷落，市场万能论的声音日渐式微。于是，提出通过加强“国家干预”来刺激经济和保持“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1936年12月凯恩斯了发表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本书中他说道，政府不应只是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而应该在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他提出了国家应该积极的干预经济，主张政府应通过调节需求来达到充分就业。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大政府开支，增加货币供应，实行赤字预算来刺激国民经济活动，以增加国民收入，实现充分就业。应该说，这种主张基本上是符合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实际情况的，1933年。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正是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经济生活中加大了国家干预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才逐渐克服了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使生产得以逐渐恢复。战后，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对经济进行了国家干预，还通过建立普遍的社会福利制度，缓解了日益紧张的劳资冲突，并且降低了失业率，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以前困扰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也没有再次爆发，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以美国为例，战后美国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50年代为4.0％， 60年代为5.0％。 1970年与1950年相比，工业生产增加了1.24倍，其增长速度明显地高于美国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速度。国民生产总值也从1945的3552亿美元增加到1960年的5037亿美元，人均收入达1883美元。60年代美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渡过了“繁荣的十年”，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9741亿美元，人均收入增长了37.5％，达到了2579美元。
在度过了20年的平稳发展之后，国家干预的弊端也逐渐显露了出来。1973年12月至1975年4月，美国再次发生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这次危机中，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3.8％，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7.8％，全国失业人口达850万。1975年上半年危机渡过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出现了相对停滞的趋势，但同时又出现了通货膨胀的情况。西方经济学界把这种现象称为“滞胀”。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滞胀”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根本原因在于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干预的情况下，不断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大多数国家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另外，国家不断推行反危机的政策和措施，结果使得经济危机不能充分展开，过剩的生产力和过时的机器设备不能够被有效淘汰，所以生产的潜力不能被充分释放。另外，国家的干预也使得企业自主性降低，企业的生产动能不足，组织和管理效率低下。而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对当时的“滞涨”是无能无力的，因为根据凯恩斯理论，失业和通货膨胀是不能并存的，但当时的情况却是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一起发生，凯恩斯主义理论陷入了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又重新抬头，曾经一度被忽视的市场作用又被重新提起。不过西方经济学家也认识到，单纯靠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是绝对不可能处理好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必须要将国家干预的宏观调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微观调节有机的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长期平稳地运行。因此，一种试图糅合这两种经济思想优点的经济理论——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开始被后来的美国总统所采用，并作为指导国家经济运行的主要经济政策，逐渐使美国经济从“滞涨”的泥潭中摆脱出来，并在20世纪的90年代步入高速发展的阶段，自1991～2001年，创造了经济连续增长10年，年增长率达3.5%的世界上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周期的记录。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可见，市场不是万能的，但缺失了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又是不行的。国家干预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完全靠国家干预的弊端也是十分严重的。当前，我国正在致力于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市场已经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并不表明有效的国家干预就该在经济领域中完全撤出，必须要将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既要发挥我们国家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又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微观调节作用。并且广泛吸取国外优秀的经济研究理论成果，走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之路，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我国经济产生大的波动，保持经济的持续平稳快速运行，创造出惠及全国人民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最终实现我们目前正致力于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美好蓝图。
参考文献
第6篇：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次级贷款自由主义
2008年9月集中爆发了被称为“华尔街风暴”的金融危机，其影响之大、范围之广，使得人们将之与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相提并论。
9月7日，曾占据美国房贷市场半壁江山的房利美和房地美被美国政府接管；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第三大投行美林被美国银行收购；9月21日，美国第一大投行高盛和第二大投行摩根士丹利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加上今年3月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至此，美国前五大投行已“全军覆没”。其它的金融巨头也未能幸免：9月16日，世界最大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告急；9月25日，美国最大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被美国联邦监管机构接管；9月29日，美联银行被花旗银行收购……金融机构纷纷倒闭不仅意味着“华尔街模式”的覆灭，而且引发了人们对于金融市场的深刻反思。
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10月23日表示，信贷危机“与我所能想象的任何情形相比，涉及面都要大得多”。在回答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沃克斯曼(HenryWaxman)的问题时，美联储前主席表示，他从自己的思路中“发现了一个缺陷”。格林斯潘说：“当时我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假定各机构(具体来讲就是银行和其它企业)的自我利益决定了，它们是保护自己股东利益的最佳方面。”[1]
格林斯潘曾经是神话般的人物，他1987年8月开始担任美联储主席，并且史无前例的四次连任，历经四位总统。他导引下的美国经济经历过两次衰退、一次股市泡沫和一次历史上最长的增长期，在克林顿时代创造出了“零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奇迹。美国媒体曾经毫不掩饰的宣称：“谁当总统都无所谓，只要让艾伦当联储主席就行。”
由于格林斯潘对美国经济政策的影响力，人们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清算”到他头上也不奇怪，那么格林斯潘错在何处？他的错误对今天的危机应当负多大的责任？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理解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投机与扩张--华尔街模式的本质
长久以来，以大摩和高盛为代表的一批从事证券买卖、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同时比从事储蓄和贷款业务的传统银行受到更少监管的独立投行，一直是华尔街的“形象代言人”。他们以少量资金投入，通过杠杆作用，对各种衍生证券进行炒作，以小博大，极短时间内实现牟取暴利。在这样的模式下，风险也随着一次次交易进行而累计、扩大，最终爆发出来。
金融衍生产品主要的积极作用是“对冲”投资损失，或者说规避风险，但并不是消除风险，只不过把一部分人的风险转移到另一部分人头上。比如商业银行为居民提供住房贷款，就面临着居民违约的风险；为了转移风险，商业银行将这些贷款合同卖给房地美、房利美和投资银行等机构；投资银行当然不能成为最终的风险承担者，它一方面将贷款处理成债务抵押债券CDO（CollateralizedDebtObligation），卖给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金、对冲基金等在内的全球投资者，让债券持有者来分担房贷的风险；另一方面，投行创造出“信用违约保险”CDS（CreditDefaultSwap），让保险公司如AIG等为这种次债提供担保。
金融衍生产品的另一个作用是投机和套利，炒家除了会投机升跌，还会投机波幅。在1995年时，衍生金融工具投机得到臭名远播。尼克·李森，巴林银行的一名交易员，造成13亿美元的损失，导致这家有数百年历史的金融机构破产。
“次级抵押贷款”是指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无法还贷的风险很高。随着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次贷购房者的还贷负担不断加重，同时美国房价下跌，使次贷购房者难以通过出售或抵押住房来获得融资，这样，越来越多的次贷购房者无力还贷。于是，房贷机构（商业银行）形成了大量的次贷坏账；“两房”、投资银行、全球各类投资者手中的大批次债由于失去偿付来源而大幅贬值，金融危机从此汹涌袭来。
“把钱借给能还钱的人。”是人类第一间银行大门柱上刻的唯一一句话。可是今天这些世界顶尖的银行家们竟集体把钱借给低收入者，投资银行给把贷款做成债券并且给予很高的等级，保险公司甚至为这种债券担保，为什么？
追逐利益固然是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则可以用心理学的一个规律解释：群体在做同一件事情时，个体容易丧失自我。于是人们相信：只要美国地位不变，全世界的人就都想去美国定居，美国的土地有限，那么房子价格总是要上升的，只要住房还在，我的贷款就不会收不回来。
次贷危机之所以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金融衍生市场的高杠杆性。衍生产品的交易采用保证金制度(margin)，即交易所需的最低资金只需满足基础资产价值的某个百分比。以雷曼兄弟为例，从2004年到2007年，雷曼炒作的资产负债表高达3000亿美元，主要是通过购买住宅和商业房地产贷款证券作支撑的后盾。而同一期间，雷曼只增加了60亿美元的股本--相对3000亿，可说微乎其微。所以，雷曼的资产从极高位的24倍资本，增加到了更高位的31倍。反过来，如果投资总价值下降3%，那股东的权益便完全被销除一空。[2]
二、新自由主义--格林斯潘拒绝监管衍生金融市场
既然认识到了衍生金融市场本身的高风险，以及银行家及投资精英可能利用专业知识和影响对其他投资者作出不当引导，那么首先想到遏制危机的重要办法就是加强市场监管。然而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强调减少政府对金融、劳动力市场的干预，从而埋下了危机的祸根。
20世纪90年代，有些人声称，衍生品市场已变得如此庞大，并且难以理解。为了金融系统的整体安全，他们要求联邦政府介入，加强衍生品监管。无论是会见政府官员、出席国会听证会，还是在听众云集的场合发表演讲，格林斯潘一直坚决反对限制衍生品交易。他希望这一问题由华尔街自行解决。[3]格林斯潘一方面信奉市场的力量，相信华尔街金融市场的参与者行为是可靠的，因为他们都应该是自己机构利益的最佳代表；另一方面，他认为与个人私利相比，政府的干预会是“邪恶的”。1998年，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因衍生品投资而陷入破产境地，
引起一场金融风暴。但在格林斯潘施压下，美国国会仍然宣布冻结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6个月监管权力。
格林斯潘对华尔街的信任并非毫无理由--经济学基本假设之一就是“理性人”：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知道什么是有利的，什么是不利的，并且总是趋利避害。所以华尔街精英们应该珍惜自己的声誉，把握好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然而，他低估了市场扩张的力量，一个人冒险固然不是明智之举，拉上其他人一起“摊薄”风险之后，人们的行为就要大胆得多。正是有投行的分析、金融创新作为支撑，商业银行才一再扩大次贷业务；而投行有了保险公司、商业银行以及其他投资者作为客户，金融创新之举也越来越多。当经济不再增长，资金链断裂，自然是一损俱损。
在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的政策下，政府放弃了对市场的有效监管，金融市场的高风险性也无法得到有效控制。高度自由最终导致金融风险爆发，对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三、政策导向的变化--金融危机的影响
金融危机的影响不仅仅是大量金融机构的倒闭、危及实体经济，还将改变经济政策导向。从格林斯潘“认错”来看，金融危机将促使人们重视金融监管，背离自由导向的市场原则。
自现代经济学产生的三百年间，西方国家一直强调自由市场的力量，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曾频频指责其他国家比如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市场的优点非常明显，能够促进效率，而它的缺点也非常明显，以自我为中心的盲目扩张容易导致危机。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是一例，这次金融危机也是。
理论在现实面前总是虚弱的，尽管美国一再推销“让金融体系自己寻找平衡点”的自由主义金融政策，但是自由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拉美债务危机；美国储蓄和贷款危机；斯堪的纳维亚银行业危机；美国房地产危机；日本房地产泡沫和随后的金融危机；墨西哥龙舌兰危机；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CapitalManagement)破产；“网络泡沫”；以及现在的“次贷危机”。金融自由化的好处明显：让很多人变得格外富有，但坏处也是明显的：危机频繁并且代价高昂。
于是在金融危机面前，白宫毫不犹豫的举起了干预大旗：10月14日，美国政府宣布向银行注资2500亿美元，同时为银行新债提供担保；10月21日，美联储表示，将动用多至5400亿美元，用于向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购买短期债务，以扶持美国金融体系的一大关键支柱；推行从陷于困境的金融企业买入问题资产的7000亿美元计划；[4]等等。
美国政府这次市场干预的政策力度堪称历史之最，对我们也有重要启示。首先，市场自由是相对的，比信奉自由主义更重要的是把握好国家在经济中的职责，那就是维持经济稳定，尤其注重行业监管的力度，预防危机的发生--多数人相信，如果美国政府重视金融市场的风险，对金融衍生品加以管制，那么次贷危机不会扩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第二，金融危机的关键是如何恢复信用，政府注资私人银行最主要的作用不在于提供资金，而在于给出一个信号：政府将对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美元本位制给中国资本市场带来的困扰乃至灾难的风险急剧增加，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传递效应，这已是关系到我国金融战略和中国整体发展战略的问题。尤其是我国正处于金融市场改革的重要时期，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制订政策、如何对待衍生金融市场，都需要更加谨慎的考虑。
参考文献
[1]引自《格林斯潘“认错”》，FT中文网，2008-10-24
[2]引自《希望，华尔街模式的消失》，扬子正如
第7篇：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国有企业改制；内需不足
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
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由于其在理论、和政策这三个方面都提出了不同于西方传统经济学的观点和主张，被称为“凯恩斯革命”，并标志西方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创立。在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成了正统，并指导西方国家进入了从1950-60年代期间经济繁荣和失业率不高的“凯恩斯”。尽管，19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出现了经济史上从未有过的“滞胀”局面（按照凯恩斯理论，有效需求不足引起失业，过度需求则引起通货膨胀。所以，失业和通货膨胀这两者不可能成同方向发生。）曾一度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了严重挑战。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宾(1990)所指出的，“70年代滞胀之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如同30年代大萧条之于古典派正统观念一样”。新自由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哈耶克甚至把1970年代的“滞胀”完全归咎于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的错误论断和错误处方的后果。在凯恩斯的《通论》发表50周年之际，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曾经断言:“凯恩斯主义已经死亡。”然而，现在看来，不是凯恩斯主义已经死亡，而是新自由主义越来越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到1980年代末凯恩斯主义不仅在西方国家“官方经济学”中逐渐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基调，而且在与新自由主义的论战中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微观基础和总供给—总需求的框架，这与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愈来愈走进自由放任死胡同的新自由主义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吴先明，1997）。1990年代，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以后，采取了积极推行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加强宏观调控，将减税改为增税，调整发展战略，增加对民用与开发的投资，其实质是凯恩斯主义（克林顿总统自称走的是介于凯恩斯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综观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主要内涵及政策主张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对于失业，凯恩斯认为除传统理论所说的“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外，还有“不自愿失业”，若不加救治，这类失业将引发自下而上的革命。因此，他改变了传统经济学强调物价稳定的战略目标，而主张把保证“充分就业”、消除经济危机和实现经济增长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其二，对于经济危机及失业根源问题，凯恩斯归结为由“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三大“心理”和货币所决定的“有效需求”不足，而一国的就业水平恰恰取决于“有效需求”。他认为总需求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之总和，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不足将导致总需求或“有效需求”不足。其三，对于如何实现就业均衡的问题，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存在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在自由放任的状态下，资本主义总是存在“有效需求”不足，不能达到充分就业。为此，就需要扩大政府机能，对经济进行干预。
可见，凯恩斯经济学的基础和核心就是“有效需求原理”。凯恩斯反复强调，“消费乃是一切经济活动之唯一目的，唯一对象。就业机会必受总需求量之限制”[1，P91]，这是凯恩斯就业理论的出发点。鉴于在自由放任的社会状态下，“非自愿失业”是长期存在的，而且单凭自发的供给和需求，或自发的储蓄和投资的均衡所决定的“有效需求”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通过政府的决策来刺激消费、增加投资，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把增加和稳定就业的希望寄于增加和稳定投资上，但他不同意把投资完全委托私人资本家，而是主张实行“投资社会化”，由国家、政府来总揽。“仅仅依赖银行政策对利率的似乎还不足以达到最适度的投资量。故我觉得，要达到离充分就业不远的境界，其唯一办法，乃是投资这件事情，由社会来综揽” [1，p325一326]。
对国家总揽投资所需要的大量资金来源问题，凯恩斯提出以“举债支出”，即推行赤字财政政策来解决。与此相适应，他抛弃了传统自由经营论的货币数量论和物价稳定的理论，设计出一个“半通货膨胀”理论:在就业不足的前提下，增加货币数量可以扩大社会支付能力、压低利率，从而刺激消费、诱发投资，促使“有效需求”增加、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在保持货币工资不变的条件下，用提高物价的办法还可以消弥或缓解政府的债务压力。
自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实行的以增发长期建设国债（从1998年到2003年共计8000亿元，今年又发行1100亿元）、增加赤字、扩大公共投资为主要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实质也是凯恩斯主义，目的是针对当时的有效需求不足。当时推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原因之一，是基于实行的多项货币政策措施效果不显著、中国经济落入了“凯恩斯陷阱”之中的判断，实行赤字政策可以将经济拉出陷阱，然后再丢掉赤字“拐杖”（黄飞鸣，2003）。对此政策效果包括本人在内的许多学者曾做出过评价，详情请参阅黄飞鸣（2003）、刘尚希和赵全厚（2002）、马拴友（2002）以及刘国光（2002）和王美涵（2002）等。这里笔者不再赘述，而对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想从国有企业改革或改制的角度加以分析。二、国有改革（改制）的思想导向及评析
从扩大自主权和利润留成算起，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走过了近20 年的。如何评价这项改革的成效？中国学家的主流观点是，十几年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或者说是失败的。对中国经济学家来说，这种不成功可以说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人所共知的事实，并被绝大多数政府官员、企业经理、以及普通民众所分享（张维迎，1997）。
罗先初(2004)认为从1990年代初开始，为优化和调整国有企业的产权体制，国家就积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兼并、联合、重组、破产、承包、租赁、经理人和职工持股等，推进国有企业改制。但从国有企业改制的效果来看，因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在企业建立产权制度的，所以国有企业改制的目标还远没有实现。
这里我们应注意：国有企业“改革”与“改制”只差一个字，涵义却相反了。按照中央的方针，国企改革的本意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完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将国企搞活、搞好。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本来应当是形成足够有力的国有财产保值增值机制，在这个前提下以一系列的制度建设来保障职工权益，减缓改革对原国有企业职工福利的冲击。
而“国企改制”，是指我国对国有企业从产权制度入手进行的改革，是要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产权制度，将国企搞死，乃至消灭。请看近20年来的流行思潮的关注点：就是单纯强调其它所有制成分的企业，企图以此逐步缩小公有制企业的比重而使其消亡。对国有企业本身，它先是鼓吹“放权让利” ，后是大力推进“产权交易”、不同所有制混合经营，最近几年则以“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和“改制”为旗号，公然将国有企业逐出中国经济活动的舞台，实行少数人掠夺全国人民财富的权贵私有化。
最初的所谓“放权让利”，将企业的一切大权都让给厂长或经理一个人，不对其资金运作进行任何监督。结果是方便了国有企业的少数经理人员大肆进行在职消费，任意挥霍企业资金，甚至侵吞公有财产，不但造成了先于收入两极分化的消费两极分化，为上的财产两极分化提供了土壤，而且使国有企业的财务运作陷入混乱，经营状况越来越坏。许多暴富者由此而掘到所谓的“第一桶金”，而大批的国有企业则因此而衰败。
由于至今为止我国没有形成有效的国有财产保值增值机制，1990年代以来兴起的国有企业办“混合所有制企业”和“产权交易”的浪潮，实际上就变成了少数特权人物转移资金以侵吞国有资本的手段。此后掀起了两场运动：“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等于不准国有企业继续经营，“改制”则更是明目张胆地实行私有化，而且基本上是以向少数特权人物白送国有财产的方式实行权贵私有化，让少数人放手掠夺全国人民的财产。张维迎（1997）认为经过十几年的改革，中国国有企业事实上在相当程度上已被个人以各种形式所“占有”。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把这种事实上的占有变成上的“所有”。就是十多年来这两个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不仅将许多国有企业送上了绝路，而且在一极喂养出了一个有惊人财富的暴富阶层，在另一极断送了大部分国有企业职工的生路，使他们坠入了贫困的深渊。
这里笔者无意于更多的评判国有企业“改革”或改制的是与非，仅想谈谈由此所造成的有效需求的不足问题。
三、国企改制与内需不足
有效需求的不足包括投资需求不足和消费需求不足两个方面。
（一）国企改制造成的投资需求的不足。根据凯恩斯，总需求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之总和，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不足将导致总需求或“有效需求”不足。因此，主张政府干预经济，通过政府的决策来刺激消费、增加投资，实现充分就业。国有企业改制政策之一是其“退出竞争性行业”。诚如这一政策主张者所言，国有企业几十年来一直使用着投资资金的最大部分，且常常带来投资过度和经济过热。但是正因为如此，国有企业就一直构成了投资需求的主要源泉。非国有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当然也热衷于通过银行贷款而造成投资需求，但是由于它们自有资金极为有限，商业化经营后的银行害怕坏账风险而不敢多贷款，因而从资金上限制了它们的投资需求。在这样的环境下推行“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的政策，等于强行下了一道“不要向国有企业投资”的禁令，只能导致投资需求大幅度减少，造成投资需求不足。
在当代经济自由主义的时髦理论中，本来就不承认“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的差别。这意味着几乎所有的行业都是“竞争性行业”，而“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就等于国有企业从一切行业退出，等于消灭国有企业。在这样一片“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的鼓噪声中，许多地方政府一刀切地强行要“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甚至本来生存得不错的国有企业也强迫其“退出”（这有历以宁“靓女先嫁”理论的作支持）。由于对这些还能经营的企业不能通过关闭来强制其“退出”，地方官员们就强迫其“改制”即私有化。这不仅造成了极大的分配不公平，而且造成了许多混乱和职工失业，也妨碍了资金的融通和投资需求的扩大。
在主流的理论思潮里，由于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清晰，认为其必然亏损，进而认为向国有企业投资会增加国家的风险，因此而主张不向国有企业投资。不说这种论调在理论上是否站得住，就是在实践经验上也并非一定如此。在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20年过程中，许多国有企业有良好的业绩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就是在这20多年中完全新建的国有企业，有许多也经营得极其成功。范例之一就是宝山钢铁公司和大连的华录录像机生产公司。它们的经营成功表明，只要有足够的投资规模和严格而的管理，向国有企业的大规模投资是可以有利可图的。在当前投资资金过剩（从2003年银行存差额近5万亿元人民币，城乡居民存款11万亿元人民币反映出来）而投资机会不足的环境下，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宝钢等国有企业的成功经验，加大国家对竞争性行业的投资，解决投资需求不足和下岗就业问题。
（二）国企改制引起的消费需求不足
近十几年的国有企业改制，使企业的管理层与一般员工之间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进一步加剧，造成两极分化。一方面是，企业管理层少数人掠夺全国人民财富的权贵私有化、国有资产流入私人腰包；另一方面是由于国企的几千万员工剥离（1998—2002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达2700多万人，见2003年政府工作报告）。这种“剥离”，不仅意味着原国有企业的员工因失去工作和收入而“下岗”，也不仅意味着他们按西方国家的定义陷入失业境地，更主要的是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任何社会保障，落入了被国家和社会完全抛弃的地位——他们往往被迫以几万元甚至几千元就“买断”了工龄，从此政府就摆脱了向他们提供养老金的义务，这在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社会保障资金严重不足，使这些被“剥离”的原国有企业员工在将来可能得不到养老保障。
笔者认为造成我国社会保障资金严重不足也是起因于国有企业改制。十多年来“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和“改制”两个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不仅将许多国有企业送上了不归路，而且在一极喂养出了一个有惊人财富的暴富阶层，在另一极断送了大部分国有企业职工的生路，使他们坠入了贫困的深渊。国企改革20多年来，国有企业职工的人数一直没有增加，最近几年还大幅度地减少国有企业职工，使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越来越多，这不能不增加每个在职职工负担的领取养老金人数；又由于每个国有企业职工创造的增加值相对于社会平均水平增加缓慢，而他们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只能来自于这个增加值扣除工资以后的余额，这就使每个国有企业职工能够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相对于社会平均水平越来越低；再加上1990年代某些部门和企业大幅度提高了退休人员的养老费，在当前实行现收现付制的社会保障体制下，造成社会保障资金缺口越来越大。
20多年来的国企“改革”方案都想尽量减少有权享受社会保障的职工人数，而无权享受社会保障的职工也没有义务缴纳社会保障费，这使我们面临社会保障资金来源越来越少的尴尬。因为至今为止社会保障资金的主要来源还是国有企业。那些消灭国有企业的政策更是会使我们马上面临得不到社会保障资金的困境。以“改制”的名义廉价“出售”国有企业，在“出售”的招牌下白送国有财产给少数个人。这样造成的国有财产流失不仅加剧了分配的不平等，而且减少了未来可以出售以弥补社会保障基金不足的国有财产。
根据乘数原理，积极财政政策政府投资的作用效果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相关，只有增加就业、增加居民收入、稳定居民对未来收支增长的预期，使边际消费倾向增大和稳定，才能发挥财政投资支出的乘数效应。然而，国企改制人员剥离，不但没有扩大就业规模，相反失业率逐年提高，城镇登记失业率2001年3.6%，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2002年为4%，2003年为4.5%，加上隐蔽性的失业，中国失业率已经相当高。根据奥肯定律，失业率的上升会导致实际GDP的下降，美国的经验数据是失业率每上升1%实际GDP下降2%。此外，就业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制度以及粮棉流通体制等各项改革，加大了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增长不确定的预期，根据袁志刚等（1999）的，对未来收支的不确定性是居民增加储蓄、减少消费的主要原因，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严重下降，财政投资的乘数效应微乎其微，扩大消费需求的目标难以实现。而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的权重最大（约占60％左右），经济增长根本驱动力是最终消费。从中国目前经济状况，是需求总量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边际消费倾向低，消费量增长慢，致使投资乘数变小，加速系数也变小，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发挥不出来，这也使经济增长的目标也难以实现。
四、简短结语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及其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在1950、60年代的西方国家曾独领近30年，“滞胀”的出现也曾使其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挤出了西方国家“官方经济学”的舞台。但吸收融合了自由主义的成果并建立了微观基础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崛起、又使凯恩斯主义在近十几年来得以复兴，重新占领了西方国家主流经济的宝座，也成了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理论基石。中国自1998年以来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发行特别建设国债，搞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即所谓的赤字财政策来扩大国内需求、带动经济增长，就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中国近些年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因素引起的。笔者从国有企业改制的角度来分析，认为十多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推行的国有企业名为改革实为“改制”是中国内需不足的根源，国企改制直接带来投资需求的减少，造成投资需求不足；国企改制大量原国企人员下岗失业，收入锐减，保障降低，又导致居民储蓄增加、消费减少，造成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因此笔者建议国有企业改制应慎重，国有企业改革应调整方向，回到使国有财产保值增值，并保障处于弱势的广大职工权益的轨道上来。
这样论述，笔者无意于否决国有企业改革或是阻碍国企改革的进程（当然也阻碍不了），但对国企改革的方向应须做出调整，基于产权改革的所谓国企“改制”必须调整，应关注工人阶级的利益，保障职工权益，减少改革对原国有企业职工福利的冲击。：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商务印书馆，1997，第91、325一326页.
[2]托宾.宏观学的当前争论:四个流派[J].哈佛大学校友会通讯，1990.p7.
[3]吴先明.论凯恩斯主义的复兴[M].经济学动态，1997（10）：57-60.
[4]黄飞鸣.积极财政政策投资效应评析与政策展望[J].河南大学学报(版)，2003，(2):93-96.
[5]刘尚希，赵全厚.政府债务:风险状况的初步[J].管理世界，2002，(5):22-32.
[6]马拴友.积极财政政策评价与展望[J].管理世界，2002.(5):8-21.
[7]刘国光.对几个宏观经济的看法[J].改革，2002，(2):5-9.
[8]王美涵.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与对策[J].浙江社会科学，2002，(2):183-188.
[9]张维迎. 从公司治理结构看国有改革的成效、问题与出路[J]. 社会科学战线，1997，（02）.
第8篇：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经济法；国家干预
社会经济不断发展造成市场经济分为：其中一种是国家进行调节、弥补市场缺陷的干预主义经济观，一种是重视市场自我调节而反对国家调节的自由主义经济观。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开放，自由主义经济观念已不能很好地解决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因而导致国家干预观念的产生应用。
一、现代经济法的产生
在人类社会生产与交换中产生了市场。市场的产生意味着各种经济关系的出现，19世纪末20世紀初，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相继出现垄断组织，损害消费者利益、破坏市场秩序，于是在1929年，全球市场经济出现崩溃，市场出现严重失灵，社会动荡不安。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少经济学者进行反思，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调节作用是否已经跟不上经济飞速发展的步伐，那么是否应该由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来缓解市场失灵的经济危机。于是，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逐步成为现代经济法的核心观点。
二、经济法角度下的国家干预观
（一）国家干预的形式是法律干预
现代经济的经济法的历史使命往往在于对市场失灵的救济，对市场机制运行过程中的经济关系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调整。事实上，经济法也就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之法，除了市场失灵需要法律法规调整外，国家干预超过了一定限度也会发生政府失灵的现象，此时，经济法也是调整政府失灵的重要保障。经济法是国家干预市场的手段，有两方面法律关系的主体，一方主体是国家，也就是管理者、干预者；另一方主体则是市场经济主体，他们是被管理者、预者，这两方面的主体都受到经济法的约束，是经济法本质的体现。
经济法对市场的干预是法律的干预而非政府权力的干预，尽管经济法在性质上有一定的强制性，但绝不是国家或政府为干预经济而颁布的“实质上的行政法”。经济法所调整的国家与市场经济主体间是一个相对平等的关系，国家干预经济过度的情况下发生政府失灵。由此可见，权力归结于政府往往会导致政府权力膨胀、政府滥用权力等，这些反而形成了影响经济运行的新障碍。
确定以法律的形式干预市场经济，要建立完善的经济法律制度，经济法律制度要全面的覆盖市场经济的范围，在市场机制无法调节的关键时刻，政府充分利用经济法律制度的武器解决难以协调的经济关系。
（二）市场需求是国家干预的生成动因
经济法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由于市场自身的自目性、自发性而引发市场机制不可协调的经济矛盾，这时，则需要国家采取不同于传统民商法中的相关规定，以防止市场失灵和保障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的新的政策，该新的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也就是经济法的生成。因此，经济法的生成动机就是市场需求。
有些学者认为，经济法的生成来自于国家主动干预经济的主观意图，事实上，国家干预经济是通过经济法的形式进行，尽管表面上来看，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国家进行及时有效的干预可以缓解危害结果，但本质上来讲，国家干预还是以法律干预的形式进行。也就是说，先有了得以调整经济关系的经济法，才有国家干预的情形，经济法的生成还是来于市场需求。
三、对国家干预经济的哲学思考
（一）消除我国市场失灵的手段探索
经济法调整的是由于市场竞争中形成的盲目性、垄断性的社会关系，由于市场的盲目性，则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使得市场经济可以有序发展；由于市场的自发性容易形成垄断性组织，则需要政府进行市场调节，加强市场的自由竞争。于是，经济法主要划分了两个部分：市场竞争法与宏观调控法。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主体都希望可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会不断地压缩成本甚至不惜牺牲社会公共利益来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市场失灵主要是源于各个经济主体间利益的失衡，对于这样的市场失灵现象要通过市场竞争法的正确指导，改变各个经济主体间的偏好结构，对各经济利益主体进行协调。经济法借助公权力，直接对市场经济主体的私权利进行控制，使资源配置更为合理，确立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
（二）对克服我国政府失灵的方法思考
经济法是规范市场经济的强制性法制，是对经济自由的限制，也是对经济发展的保障。但由于干预的强制性，如果国家干预超过了警戒线，就会导致更为严重的结果-政府失灵。一旦政府失灵，经济法所体现的立法宗旨也会变成一纸空谈。
这就要求我们，在引入国家干预弥补市场失灵时，要把握好政府行使权力的程度，干预是否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起到促进作用，干预的程度会不会引发市场新的问题。事实上，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能够恰好地使市场机制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并且能够确立良好有效的竞争秩序，这对市场经济来说则是适当的干预。另外，国家干预经济最好的手段是法律，特别是作为经济自由实现保障的经济法。市场自身的自发性、盲目性是市场失灵的根源，这就需要公权力的干预，而公权力过度又会导致政府失灵。所以，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处理好对国家干预程度把握的问题。因此，国家干预必须保持与市场需求一致。
四、结语
总之，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一种法律形式，不仅要达到弥补以及矫正市场失灵的现象，同时也要缓解政府权力的失灵现象。在经济活动中，它不仅约束市场主体也约束政府行为，为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基础保障作用。
作者：刘静
第9篇：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作用范文
经济学思想在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演进历程中起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经济自由主义只能产生警察行政法观，国家干预主义可以产生福利行政法观。而当代行政法是实质的服务行政法，服务与合作是其人文精神，增进社会福利，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全面提高人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其价值追求。
「关键词行政法治理论行政权力政府干预市场机制
西方国家的文化是多元的，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思想基础也是多元的。时代的发展、行政法的演变需要我们以更广博的视角来审视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发展历程。我们在关注其哲学基础、法理学基础的同时，亦不能忽视经济学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事实上，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是行政法学和宏观经济学所共同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经验表明，尽管“市场失灵”和对公平的关注提供了政府干预的经济学基础，并由此诞生了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和福利经济学，但市场的不完全和信息的不对称等同样导致“政府失灵”，而试图以政府替代市场的做法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市场失灵置换了市场万能的观念，政府失效拒斥了国家的神话。可见，没有一个有效的法治政府，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促使我们再次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政府的作用是什么，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及如何更好地去做这些事情。因此，如何在尊重市场逻辑的前提下建设一个有效的法治政府已成为全世界重新关注的焦点。本文拟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阐释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发展历程，洞察其历史脉络及深层次的发展规律，并窥探其发展趋势。这对于政府角色的重塑，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以及新世纪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和完善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经济自由主义与警察行政法观
17～19世纪是资产阶级夺取并巩固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尚未摆脱封建统治阴影的笼罩，深感丧失自由和财产的恐惧。因而，他们要求取消一切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措施和政策，论证并且实现经济自由，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深信“最好的政府，最少的管理”。这使得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各国无不围绕“行政权力”构建本国的行政法律制度。在素有“行政法母国”之称的法国，19世纪70年代以前，行政法治理论基本上是以拉菲利埃（E.Laferriere）提出的“公共权力说”为主流。按照“公共权力说”，行政行为被区分“权力行为”和“管理行为”，前者是行政机关在立法机关的授权下执行国家意志的一种行为，受行政法约束，并接受行政审判权的监督；而后者则是行政机关作为社会生活的参与者和组织者而为的一种行为，属于私法范畴，接受司法审判权的监督。通过这种区分，行政法的主要任务被确定为划分公共权力与私人失误之间的界限，并对超过这一界限的“越权行为”予以制裁。这样，行政权的作用便被局限于国防、外交、警察和税收等以“权力行政”为特征的狭小范围。“公共权力说”确立后，影响到整个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理论。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的行政法治理论称为“警察行政法观”。
这种行政法治理论不仅是当时生产关系状况的反映，而且也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新古典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相一致。以亚当。斯密（AdamSmith）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将整个经济系统分为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国际贸易、政府预算、居民收支等紧密相联的组成部分。“看不见的手”并不是简单地调节其中某一个市场，使其实现供求平衡，而是通过价格信号同时对整个系统发生作用。任何一个外来冲击，如某种商品的价格或数量的变化，某项政府政策的变化，都会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系统的每一部分。如果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的话，这就是“一般均衡”（GeneralEquilibrium）。如果外来的冲击破坏了初始的均衡状态，那么，“看不见的手”将通过价格调整，使其转向另一个均衡。
新古典学派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他们认为，政府的干预很可能会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给经济系统带来扭曲，从而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有了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不需要政府干预了。但是，新古典学派并不完全排斥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他们主张建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把政府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即政府应当保证发展生产、公平贸易和积累财富的外部环境，并且向社会提供那些私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publicgoods）。①于是，政府甘居幕后，扮演“警察”的角色，担当起社会“守夜人”，行政职能集中于“秩序行政”，即保障国家的安定、社会安宁，维护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
二、国家干预主义与福利行政法观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断发展壮大的资本主义创造出了比以往任何社会都要丰富的物质财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由自由竞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周期性经济危机开始频繁爆发。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社会关系更趋复杂，社会形势的变化更趋迅速，但个人的生存能力却受到社会的严重制约，就业、教育、卫生、交通以及环境等都已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解释经济危机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经济学家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对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新古典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受到挑战。在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L.Walras）的均衡理论和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下，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K.G.Myrdal）和林达尔（E.R.Lindahl）提出了动态均衡理论，以德国经济学家施穆勒（G.V.Schmoller）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和以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T.B.Veblen）为代表的制度学派也相继产生。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上述理论与经济自由主义截然不同，它们主张政府应对经济进行干预，强调政府在调节和管理经济中的作用。在政治方面，它们宣扬阶段利益调和，迎和了资产阶级加强统治的需要，因而对当时西方各国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②于是，在西方国家，行政权的作用范围开始拓展。政府在实施有限的间接调控的同时，也开始少量地直接投资，从事教育、卫生、交通以及公共事业等方面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典型的“权力”特征已经很微弱。但这些活动又是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不同于私人行为，因而不受民法规则支配而适用行政法规则。在这种形势下，法国行政法上传统的“公共权力说”开始动摇，以狄骥（L.Duguit）为代表的波尔多学派提出了“公务说”。“公务说”认为，“行政法是公共服务的法”，行政行为也是“以公共服务为目的的个别。”③按照这一标准，行政主体直接以满足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活动都是公务行为；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服务与合作的信任关系；政府的服务是一种通过执行法律为公众提供的服务即公务，因而服务与合作关系就是一种公务关系；公务构成了行政法的基础，行政法将随着公务的需要而变化。“公务说”产生后，对大陆法系国家以及一些其他国家的行政法都产生了影响。从此，发生了西方行政法治理论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
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于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给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带来了致命的冲击。这次经济危机的时间之长、程度之深都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期。按照传统的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无论经济繁荣或衰退，政府都不应当积极干预经济活动，“看不见的手”会自动把经济导向稳定状态。可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并没有把资本主义国家从经济危机中拯救出来。面对严峻的挑战，政府显得软弱无力。资产阶级理论家们认识到，对这种社会形势，除了政府之外，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或个人能够应付，政府的角色有必要重新塑造。
时代呼唤出来一个全新的经济理论———政府干预主义。凯恩斯（J.Keynes）在1931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凯恩斯认为，完全的市场机制是“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关于完全市场机制的假设往往并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经济行为的外部效应以及交通运输约束等情况的存在，使得市场机制失灵（marketfailure）。凯恩斯认为，周期性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他用“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偏好”三大心理规律来解释这一命题，并指出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中必然会产生有效需求的不足。按照凯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原理”，在小于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只要存在着一定量的总需求，就会产生相应数量的总供给。既然“看不见的手”不能有效地对市场进行调节，那么就应当让政府担当起调节供求关系的责任。据此，凯恩斯认为应当放弃主张自由放任、无为而治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国家应当积极地干预经济，扩大政府职能，刺激投资和消费。同时，他认为政府直接投资不仅可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以维持国民收入的应有水平，而且政府每增加一笔净投资，还可以通过乘数效应带动私人投资和消费，使国民收入量比最初的净投资额有成倍的增长。因此，凯恩斯“希望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之责”。④总之，政府的责任就在于运用各种政策以纠正市场失灵，保证资源优化配置，抚平经济周期波动的创伤，促进经济发展。只有政府为社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才能使公共利益最大化。
后来，这一理论发展为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经济学”。于是，行政权力开始大举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资本主义由一般垄断阶段过渡到国家垄断阶段以及各国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发展，行政权也日益膨胀，行政立法大规模出现。在社会生活中，行政权的作用已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以促进公共福利为目的行政服务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面对新形势，“福利国家论”应运而生。尽管随着“福利国家”等现象的出现，“公务说”已不能全面界定行政法的外延，出现了行政法理论基础多元论的局面，但行政法理论中服务与合作的基本精神并未改变，即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给相对人以“生存照顾”是行政主体的职责；享受服务、得到“福利”是相对人的权利。在这一时期，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的主体范围不断拓展。同时，因分享公共利益而形成的关系以及因行政事实行为引起的关系也都被纳入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的范围。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甚至开始将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的触角伸向了传统的民法领域。总之，这一时期行政法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只有不断地缩小市场机制作用的领域，扩大行政权力作用的范围，才能为相对人提供更为广泛的服务，公共福利才能实现最大化。因而，我们可以称之为“福利行政法观”。
三、政府干预主义的困惑、修正及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重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风光了几十年。一直到70年代初，普遍奉行政府干预主义的西方各个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稳定增长，并没有遭遇到较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7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的经济却遇到了麻烦———“滞胀”现象，即高失业与高通货膨胀并存。尽管各国政府按照凯恩斯的主张采取了各种药方，但是经济衰退仍越来越严重。对此，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既不能在理论上给以解释，又不能提出有效对策。特别是70年代“雪上加霜”的两次石油危机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更是动摇了政府干预主义的基础。于是，主张经济自由、减少政府干预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学者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展开了尖锐的批评。西方各国也相继放弃政府干预主义，而选择经济自由主义为制定政策的指导原则。到80年代末期，过度的放任自由导致西方国家的经济又一次出现衰退，国家干预主义重新得势。
看起来，似乎新古典学派主张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凯恩斯学派主张的政府干预主义在经济学舞台上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无论是新古典学派还是凯恩斯学派，都在不断地汲取对方的长处，修正自己的观点。例如，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Samnelson）把自己的学说称为“新古典综合学派”或“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1985年以后又改称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又如，克林顿政府强调政府干预，不过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并不是片面地强调增加需求，而是采取既强调需求方面，又强调供给方面的两手政策。克林顿也认为，自己的经济政策既不是新经济自由主义，也不是政府干预主义，而是一条结合两者长处的新道路。⑤总之，两大学派的融合反映了西方宏观经济学正在加深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探寻政府权力作用的最佳范围，整个资本主义也“几乎在不知不觉中，演变成保持公私两个方面主动性和控制权的混合经济。”⑥面对宏观经济理论各派林立，争论不休，国家政策频繁变动的新情况，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西方行政法治理论也表现出了应有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行政权作用范围的有限缩小。学者们认为，在现代社会，政府并不是唯一的“公共体”：“公共产品”除了可由行政主体提供外，还可以由其他公共体———社会自治组织提供。这是因为，非政府的社会公共体行使公共权力，可以避免或减少行政国家异化的许多弊端，如腐败、低效率、滥用权力等。而且由于它更贴近公众，公众可更直接地参与其运作和更直接对之进行监督。除此之外，学者们也认为，过分强调为公众提供全方位的“生存照顾”会使人的生存能力和创造能力退化；行政权的过度延伸不仅不会使公共利益进一步扩大，而且还会对其产生抵销作用；应该重新重视市场机制激励作用，“只有在个人无力获得幸福时，才由国家提供服务。”⑦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纷纷对行政权重新估价，放松政府管制而加大市场调节的力度。政府也将一些政府垄断项目转到市场竞争领域，或者引入市场机制到公共领域适用。于是，国家行政、社会公共行政的结合和对私人力量的利用便构成了维护、分配和发展公共利益的多元力量结构。⑧第二，行政强制的弱化。西方学者认为，行政行为既然是一种服务，在相对人能自觉合作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公共利益能够实现的情况下，也可以不运用强制性的行政行为，而运用一些非正式、非强制的行政行为来服务。并且，传统上以“公权”和“强制”为特征的行政行为的性质及形式，都需要重新界定和概括。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在行政法上便反映为：一些新的行政行为形式或者原来在行政法领域中不甚重要的行政行为形式，如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规划、行政给付和行政私法等，已经或者将在行政中发挥新的或者更重要的作用。行政合同和行政规划在法国，行政指导在日本以及行政给付在瑞典等都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行政法制度。这些行政行为形式中既包含了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又体现了相对人的意志，既有行政权力的因素，又有市场自由的精神。它们所具有的应急性、简便性、温和性和实效性等特点，也正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第三，行政程序法治理念的增强。学者们普遍认为，新时期行政法治不仅应重视服务的结果或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而且还应强调行政程序，即服务与合作的过程。通过行政程序，扩大行政民主，调动相对人对服务的合作或参与，增进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信任，使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融合相对人的意志，使行政行为具有公正性、效率性、准确性和可接受性，以避免行政权在其作用领域中的滥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因对抗而致使公共利益遭受损失。而行政强制的弱化，行政程序法治观念的增强，必然会促使行政效率的提高，公共利益的实现。为此，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行政程序法典化浪潮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仍然方兴未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