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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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范文

对于这些大而化之的说法，如果不做认真的分析和鉴别，往往很容易混淆思维，误导判断，极有可能让我们长期沉迷于“驼鸟式”的政策思维惯性而不愿面对真正的现实。

一个多月前，一位经济部门负责人约我谈话。他问：“现在大家都说中国经济‘宏观好微观不好’，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我答：“‘宏观好微观不好’之说根本不能成立。现在中国经济应该是‘微观不好，宏观也不好’。”

很简单的道理，如果微观个体经济情况不好，企业经营困难、盈利能力下降，个人和家庭长期收入增长缓慢，消费增长乏力，宏观数据怎么可能好？就好比一个人，如果身体的细胞肌体和各个子系统都不大健康，患有各种各样疾病，这个人整体怎么可能健康呢？

一季度经济数据的许多指标低于市场多数人士的预期，也证明了“微观不好宏观好”是谬论。但仍有许多官方和市场人士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基本面没有改变”的思维惯性遂导致如下一些老生常谈的政策建议。譬如有人重提：必须将稳增长放到更加重要的地位，稳增长就要稳投资，稳投资就必须上项目，上项目就必须增加贷款，增加贷款就必须放松货币和增加赤字。

于是立刻就有人预测央行可能会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呼吁降息、降准、增加赤字开支。以前始终强调的调结构和保民生似乎已经不再是宏观政策的优先目标了。据说宏观政策“九字真言”已经从“调结构，保民生，稳增长”转变为“稳增长，防风险，控通胀”了。若果真如此，将是错上加错。

看看今年第一季度的各项宏观政策指标。所有货币金融指标增幅均大幅度超过实体经济指标的增幅，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我国货币政策相当宽松，并非如一些市场人士所说的已经收紧；二是货币政策刺激实体经济的效果或边际效果已经大幅度下降。

宏观政策效果显著下降的背景下，再度启动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怎么能够达到预期效果呢？

事实上，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已经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这个判断已经不再成立了。

第2篇：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范文

关键词：过度投资；货币政策；产权性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5-0178-03

引言

公司投资行为是公司未来成长的主要动力，它将直接影响公司的融资决策和股利分配政策，从而影响公司的经营风险、盈利水平，因此，投资决策在企业的财务决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研究企业的投资决策也是现代企业金融财务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内外许多学者就对企业的过度投资现象进行了研究，但大多数的研究都从微观角度出发，集中于过度投资产生的根源、影响因素及其产生的影响方面的研究。而对宏观货币政策的研究也大都集中在宏观方面，1999年以后以Benanke、Gertler、Kashyap and Stein等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学家才开始研究货币政策是如何对微观企业发挥作用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货币政策传递的信贷传导（Credit transmission）理论、利率传导理论等。本文以货币政策波动为切入点研究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解释我国货币政策的微观效应，为我国制定适当的货币政策提供参考依据，以提高国家政策的实施效果，同时为企业提高投资效率提供依据。

一、企业投资效率研究文献综述

企业投资理论一直是全世界财务学家和经济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对它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微观层面的过度投资研究主要基于信息不对称和冲突的投资理论进行研究。委托理论的研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如下几个假说。

（一）帝国建造假说

早在1911年，熊彼特就指出经理是帝国建造者。由于企业规模的大小决定了经理所追求的地位、权力、薪酬以及特权的大小，企业规模越大经理所拥有的特权也就越多，所以经理人具有建造个人帝国的偏好，因此管理者倾向于过度投资以扩大企业的规模。1986年，Jensen在他的研究中指出，由于经理人存在建造个人帝国的偏好，当公司拥有较多的自由现金流时，他们不会将自由现金流支付给股东来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而是将资金用于投资到一些不能为股东创造财富而对他有利的项目上，从而造成投资过度。经理的这种只追求投资规模但不考虑投资效益的特征被称之为“经理帝国主义”（ Jensen，1986）。Richardson（2006）通过构建基于会计指标的资本投资模型，考察了自由现金流量对过度投资的影响，也支持了上述假说。

（二）经理声誉关心假说

经理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往往会对更多地考虑其声誉与职业安全。Bebchuk和Stole（1993）指出，管理者基于个人的短期利益会选择偏离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项目进行投资，并且投资偏离的方向由市场对信息认知能力及对信息的内容的偏好决定。Bertrand和Munainathan（2003）指出，经理偏好“安逸的生活”，在遇到棘手的决策时，经理人倾向于过度惰性。Narayanan（1988）认为，当企业的外部投资者与内部经营者之间在企业投资项目的价值方面存在信息不对称时，企业可能实施NPV小于零的项目，发生投资过度现象。

二、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研究的文献综述

国内对货币政策微观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宋旺、钟正生（2006）、孙明华（2004）运用协整检验等计量技术研究表明，我国货币政策的利率渠道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有效的。周英章、蒋振声（2002）用基本同样方法研究表明，中国的货币政策是通过信用渠道和利率渠道的共同传导发挥作用的，相比之下信用渠道占主导地位。彭方平、王少平（2007）以新古典投资模型为分析框架，实证检验了我国利率政策的微观有效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通过改变政策利率以及影响国债到期收益率等，影响资本使用成本，从而影响公司的投资行为，说明了我国利率政策的微观有效性。

祝继高、陆正飞（2009）利用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指数”，研究了货币政策与企业现金持有的关系。他们发现，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会随着货币政策紧缩程度的变化而变化。当货币政策趋于从紧时，外部融资约束增强，企业会提高现金持有水平；当货币政策趋于宽松时，企业会降低现金持有水平。在银根紧缩期间，为了缓解外部融资约束，满足未来投资需求，高成长企业会增加更多的现金。他们还发现，高成长企业和低成长企业在增加现金持有的融资方式上存在很大的差异。

三、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理论分析

（一）货币政策的微观传导机制分析

当货币政策发生变化时，企业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也会发生改变，从而改变企业、债权人和股东的行为，因此，货币政策存在着相对明确的微观传导机制。Mishkin的研究中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归纳为三大渠道：利率传导渠道、非货币资产传导渠道和信用传导渠道（Mishkin，2003）。

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渠道是指货币政策的制定将影响或直接改变利率水平等来改变资本使用成本，进而影响公司的投资需求。非货币资产渠道则是货币政策通过改变股票、期权等非货币资产的价格而间接的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以上两个渠道的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影响货币的价格来改变企业使用资金的成本来进一步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

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渠道则是从货币供给数量的角度来分析其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信用渠道强调的是货币政策通过影响中介信贷供给，特别是影响银行可贷资金的总量，从而影响货币供给总量，进而对公司投资产生影响。当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利用调节准备金率来操作银行的可贷资金时，银行如果不能发行无准备负债或者调整有价证券持有量来抵消准备金的减少，则银行就不得不削减贷款。这样将导致贷款依赖型的借款者的银行贷款可获得量减少，加上这些企业又缺乏与贷款资金相近的融资渠道，就将导致其不得不降低其支出水平，同时也相应地减少其总需求。这就会促使银行融资依赖型的特定企业和部门缩减其投资和支出。

（二）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大量的研究论证了企业之所以会产生过度投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委托问题和信息不对称。

理论认为，投资对企业来说既是价值创造的重要源泉，也是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因此，当委托人与人因为利益不一致导致冲突时，企业投资决策就会因为冲突而产生影响，其直接表现就是非效率投资。委托理论指出，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的冲突、股东和经理人的冲突都会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这两方面的冲突都可能会引起企业的过度投资。非对称信息流派的大致思想脉络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企业的外源融资成本与内源融资成本存在着差异，当企业内部资本有限而又必须为投资项目寻求资金时，高昂的外部资金成本可能导致净现值大于0的投资项目被放弃，从而导致投资不足。

（三）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分析

综上所述，货币政策在微观层面上，一方面可以通过利率渠道来改变货币的使用成本从而改变企业对货币资金的需求进而改变企业的投资需求。具体来说，当货币政策趋于紧缩阶段时，利率上升，货币的使用成本上升，企业的投资成本也会相应的增加，从而促使企业减少其投资需求；反之则反。另一方面，货币政策通过信用渠道来改变货币的供给量从而改变企业可得的资金，进而改变企业的投资行为。具体来说，当货币政策趋于紧缩阶段时，央行将提高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减少银行的可贷金额，这样就导致了银行对企业贷款的供给减少，降低企业从银行融资的能力，从而促使企业减少其投资需求，反之则反。

因此，微观层面上货币政策对企业的投资行为的影响是有效的。王振山、王志强（2000）采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途径进行分析，结论是，无论20世纪80年代还是90年代，信贷渠道都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渠道。基于委托理论分析可知，在微观层面上企业持有的自由现金流量及企业的负债水平均会对企业的投资决策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过度投资状况。而且我国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就是银行贷款，因此企业对银行的依赖性很强，银行贷款也成为了我国间接融资的最主要形式。

另外，出于对目前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考虑，本文认为产权性质作为企业重要的特征之一，对企业的融资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国有企业相对于民营企业更容易得到银行的贷款。大量学者对这一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在很多文献已实证检验了我国金融机构存在对非国有的信贷歧视（Allen etal，2005；江伟和李斌，2006），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在政策和财务上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Qian，1994）。我国由于国有银行占据银行信贷市场主要份额，国有银行对非国有企业存在信贷歧视。因此，本文认为，由于产权性质对企业融资有重要的影响，企业产权性质和企业的规模一样能对企业的过度投资产生影响。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宏观政策的视角来研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研究货币政策如何发挥其微观效应来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货币政策存在着微观效应，能够有效影响微观企业的投资效率。具体而言，货币政策首先可以通过改变利率的大小来改变企业使用资金的成本大小来影响其投资的需求，其次通过改变银行等储蓄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来改变金融机构提供给企业可用资金的供给，进一步改变企业的投资行为。因此，宏观货币政策对企业的过度投资会产生影响，企业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会增加投资量从而导致企业的过度投资也相应的增加，企业在货币政策从紧时会减少投资量从而导致企业的过度投资也相应的减少。另外，基于我国特殊的产权性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在国家政策支持上具有更多的优势，再加上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上国有银行占据主导地位，而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之间本身就具有利益关系，因此，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更容易产生过度投资现象。

（二）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不仅会受到自身发展特征及公司内部治理特征因素，比如企业的上市年龄、企业所面临的投资机会、企业的大股东占款等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宏观层面上国家货币政策制定的影响，因此，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研究不仅要考虑微观层面上企业自身的特征，还要考虑宏观层面上各项制度安排的影响。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第一，从微观层面上看，企业产生过度投资将导致企业的投资效率低下，资金的有效利用率降低，严重时还会导致企业产生财务危机，对企业的长久良好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企业应该尽量避免产生过度投资。从本文的研究结果要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除了要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增加对经理人的激励之外，企业资金的提供者特别是银行，应该要对企业的负债水平加以考察，在将资金给企业的使用过程中应该加大对企业使用资金用途的监督，以保证资金的正确使用，防止企业将资金用于高风险的项目而导致过度投资。另外，银行在发放贷款时，不应该只从产权性质的角度出发，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差别对待，而应该从资金需求者的发展能力出发来衡量是否给予贷款。应该鼓励银行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接受贷款的公司治理过程中去，加强银行对上市公司的经营情况了解监督。

第二，从宏观层面上看，宏观政策的制定是为了调节经济，使经济更好的发展。但是，宏观政策最终的调节对象是微观主体企业，因此，宏观政策制定的有效性最终由其对企业的调节是否发挥效应决定。如果企业产生过度投资导致投资效率低下，最终也会产生宏观层面上的货币资金发放的无效性。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货币政策的制定将会影响到企业的投资效率，其主要是通过利率水平及银行可贷资金两方面产生影响的，因此对于货币政策制定者来说，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寻找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视角，为制定更为有效的货币政策提供了基础。

参考文献：

[1] 辛清泉，林斌，王彦超.政府控制、经理薪酬与资本投资[J].经济研究，2007，（8）：110-122.

[2] 童盼，陆正飞.负债融资、负债来源与企业投资行为[J].经济研究，2005，（5）：75-84.

[3] 李万福，林斌，杨德明，孙烨.内控信息披露、企业过度投资与财务危机[J].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10，（4）：43-61.

第3篇：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范文

宏观经济走向和经济增长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是中国需要很长时间来完成“弯道”转折――从外贸主导型增长模式向内需主导型增长模式的转变。外贸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世界经济格局的不平衡,其增长潜力也势必在某个时点走到尽头,从而发生大幅调整,金融危机只不过加速了这个调整期的到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也是机会,让中国可以提早调整,从而避免一场“即将到来的崩溃”。

遗憾的是,在这个千载难逢的调整期内,我国不够细致而且操之过急的经济刺激计划和宏观经济政策使得这个调整变得仓促和短暂,公共资本的大量投放刺激了公共部门和企业的消费,但由于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居民消费依然低迷不振,而宽松的信贷政策让本该调整的房地产和其他相关产业在短期内迅速反弹,且资产价格大幅飙升,对居民的持续性日常消费形成了严重的“挤出效应”。这种扭曲的消费结构最终无法形成有规模的、可持续性的需求,短期见到的强劲复苏很可能成为昙花一现,正如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所担忧的那样,中国经济结构内部的失衡比外部需求的下降更为可怕,这种失衡将导致宏观政策效果的扭曲和长期失效。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产生如此奇怪的效果?宏观经济问题的归根结底还是出在微观市场的效率低下和企业缺乏活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是迫使中国经济又一次回到了高投资、高出口、高增长的套路中,并没有触发内生经济增长的机制。

从市场结构来看,在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如通讯、电力等很多基础性行业的垄断程度不但没有下降,反而越来越高,民营资本和民营企业很难进入这些行业;服务行业的开放程度也不高,使得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无法得到根本改善。

第4篇：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范文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本周末召开,为日月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定调。在时间点上,这次会议有三点特殊:(1)“十二五”开局;(2)后金融海啸下的全球经济,远未复苏,且纷乱不已;(3)中国持续崛起,气势上“中长美消”,在“后・后冷战”形势下,中美“G2”大博弈的展开。

2011年宏观中国,可以从(1)形势,(2)问题,(3)对策三个角度加以观察评析。

先谈形势。又可从内、外两方面来看。外在方面,“逆全球化”方兴未艾。不仅是“9・11”之后,全球范围内的人与货的移动进出变得非常麻烦;更糟的是,金融海啸之后,债务危机引发全球金融震荡,各国进行财政改革,纷纷紧缩财政,均导致全球购买力的萎缩;美国则自持拥有独占性的印钞权,一再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元成为全球过剩流动性,到处乱窜,使各国都面对本币升值压力,从而引发汇率战、贸易战、资源战、货币战……20世纪促进全球化的布列敦森林体制正在面对“逆全球化”的严峻考验。――外需形势不容乐观。

所幸,内在方面,中国得天独厚,拥有一个全球最具潜力的巨大内需市场。这个市场,过去由于(1)市场尚未成熟,(2)中国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政策也尚未娴熟,因此,市场潜力远远尚未开发。现在,这两方面的条件均在改善之中,一个内容包括了城镇化、民营化、民生化(食、衣、住、行、育、乐、医、安)、节能减排化等等的庞大内需,正蓄势待发。――内需形势令人期待。

次谈问题。问题不少,几乎涉及到宏观经济所包括的稳定、增长、分配、素质及对外稳定的所有五个方面。(1)稳定方面,通货膨胀压力日增,而且是内忧(流动性过多)与外患(美国量宽政策释放的流动性)兼具;(2)增长方面,社会富余劳动力仍然需要一个偏高的经济增长率来加以持续吸收,但需求动力有所不足;(3)分配方面,收入分配差距明显过大,不但影响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还制约了内需与经济增长;(4)素质方面,节能减排虽初见绩效,但距理想目标仍远;(5)对外方面,国际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未尝稍减。

面对着这样的内、外发展形势与众多发展问题,该怎么办?基本的原则可以有两条:(1)稳定中求增长;(2)增长中调结构。稳定、增长、调结构三者必须兼顾,惟又以稳定最为迫切。在稳定获得确保下,力求增长;同时在追求增长中,必须推动结构的调整。

根据这样的原则,我认为现阶段的中国经济的宏观、中观与微观对策的思维可以是:

(一)宏观政策:

――货币政策,稳健,比过去略为从紧;

――财政政策,积极,但基本建设要重视品质;

――中央对地方的调控,应通过对“政绩评价机制”的调整,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以节制地方政府的GDP冲动,严格地说,这即是“调结构”的核心。

(二)中观政策:

第5篇：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范文

那末症结在哪里？我以为，虽然中国的经济改革已过26年，宏观调控的概念自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上提出至今也近20年，但是我们还未完全认清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分别，进而还未有效地区分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这两种非常不同的职能。

去年5月，当代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来访中国，正值政府的各项宏观调控措施出台。他在北京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对此作了一句话的评论：中国出台了这么多措施，没有一项是宏观政策，全部都是微观政策。此言一针见血。

在现代经济学中，宏观经济指的是总量，如政府的总支出和总收入、货币的总供给、GDP的增长率、劳动就业率和失业率，以及影响整体市场的价格参数如利率、汇率等等。不仅仅企业属于微观范畴，而且某一行业（比如汽车、房地产）、单个市场（比如钢材、电）都属于微观范畴。这一概念上的区分直接引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职能的分野：宏观调控指的是政府有关财政、货币、汇率等调整总量的政策；而市场监管指的是政府对企业、行业或单个市场的规制。当卢卡斯听到政府旨在对原材料、房地产、银行贷款方向等的限制措施后，由此评论自然不足为奇。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的手段是不同的。市场监管，比如对银行的监管、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对电信业的监管、对土地的监管等等，涉及某个企业，某个行业，某个市场这样的微观层面，因此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这三种手段都是适用的。而宏观调控则不同。

不少人认为改善宏观调控就是少用行政手段，多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我觉得这种提法不妥。首先，宏观调控是不能用法律手段的。虽然我一直主张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但那是在微观层面。事实上，我不知道有哪个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是用法律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其次，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之分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宏观调控政策当然是由政府的行政部门制定和执行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行政手段。但是政府应该是对宏观经济总量做调节（价格的或是数量的），而不是对微观经济活动做干预。

目前，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是对投资项目的控制。在市场经济中，单个项目投资是微观问题，是企业、银行的事。投资项目审批既不属于宏观调控，也不属于市场监管，它不是政府的事。政府的宏观调控应该管的是投资总量，手段是财政、货币政策。在计划体制中，政府直接管投资项目的审批。既然管了上项目，就也要管下项目；既然让地方政府管了上项目，就也要迫使它下项目。通过控制投资项目来实现宏观调控，造成“自我辩解”的恶性循环。如果宏观调控不再通过对投资项目审批的控制来实现，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就走向成熟了。

宏观调控中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不能“一刀切”。这话似是而非。首先，宏观调控是政府对经济总量的调节，对总量当然是“一刀切”的，无论是在数量上（财政收支、货币供给），还是在价格上（利率、汇率），都是如此。其次，市场经济的精髓就是同一商品（比如同等风险的贷款）的价格（比如利率）要一律，因为它反映的是同一稀缺资源在全社会内的机会成本。根据这一“一刀切”的价格，企业和银行自己作出不是“一刀切”的数量决定――上不上项目，贷不贷款。这是使资源达到有效配置的机制。如果由政府去决定不“一刀切”的数量，虽然立即见效，但是不可能有效率。

宏观与微观不分、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不分来源于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下，政府对经济无所不管。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政府职能必须做相应转变。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与市场监管职能通常由不同的政府部门实施，前者通常是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后者则是其他部门。政府职能转变归根到底是政府治理结构改革的问题。政府治理不仅仅涉及到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涉及到政府内部的组织结构。

第6篇：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范文

画家描绘春天，歌手颂扬春天，诗人吟咏春天，因为春天充满生机，春天充满希望，春天充满愉悦。春天是色彩的总汇，春天是旋律的交响，春天是美丽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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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索》刊发金融领域的前沿力作，突出理论创新，强调学术突破，挖掘研究深度，彰显文章的学术品位和科研价值。

《金融改革》反映专家学者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跟踪宏观政策走势，揭示金融改革本质，昭示金融改革方向，突出权威性。

《金融观察》发表探索金融改革与实践中的焦点问题、理论研究中的敏感问题、金融现象中的争议问题等方面的文章，突出挑战性、争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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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范文

[关键词] 绿色电力 发展障碍 策略分析

一、绿色电力市场概念

绿色电力是指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电力。绿色电力在生产过程中不需要消耗煤、石油、天然气等燃料，因而不会产生或很少产生对环境有害的排放物。生产绿色电力须利用特定的发电设备，把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的能源转化成电能。绿色电力有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地热发电、生物质能汽化发电和小水电等。

二、中国绿色电力发展的障碍分析

1.缺乏平等竞争机制与规模效益，价格偏高。目前,绿色电力价格偏高的主要原因有:一是缺乏平等竞争机制。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绿色电力与煤电的比价仍不合理，煤电实际享受的优惠待遇更多;二是绿色电力开发刚刚起步,缺乏规模效益。

2.可再生能源资源地区分布不均，市场需求与开发能力不足。我国绿色电力资源丰富，但这些资源的80%～90%均分布在经济落后、交通与通信不便的西部省份或自治区，而这些省份或者地区往往缺乏有经济实力的开发商和供应商，限制了绿色电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3.相对统一的绿色电力市场尚未形成，行政分割依然存在。由于绿色电力资源地区分布不平衡,较贫困、落后地区生产的绿色电力产品很难在本地市场完全消化,这就需要建立跨省交易的、相对统一的绿色电力市场。但是,当前这一市场尚未形成。

4.缺乏有力的法律支撑。一些已经出台的相关政策和条例在实施中缺少刚性，未能发挥出巨大的推动作用。

5.缺乏相应的市场运行机制。我国绿色电力价格高和规模小的情况导致在现有的管理体制和价格形成机制下，开发商与电网之间难以就电力的供应达成协议，抑制了绿色电力的发展。

6.缺少达到政策目标的配套制度。中国曾出台了一些鼓励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如税收优惠政策、财政贴息政策、研究开发政策等,但政策执行效果并不理想。

7.缺乏强大的制造业作绿色电力产业发展的支撑。中国大部分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产品的生产厂家由于长期投入不足,无专业化的制造厂,生产规模小,集约化程度低,工艺落后,从而严重阻碍了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制造的本地化和商业化进程。

8.缺乏借助外力、盘活资金的勇气。中国目前在能源技术上相对落后,新兴产业发展缓慢,并很大程度受制于体制性约束,这些情况都需要国家一定程度上的扶持,尤其在相关法律的细化、产业政策、税收优惠方面都应该有实际的配套措施出台。

三、中国绿色电力的发展策略分析

1.强化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绿色电力意识。通过各种媒体介绍绿色电力对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及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使社会上更多的人支持绿色电力的发展，积极使用这种清洁无污染可持续利用的能源。

2.鼓励电力公司向用户提供绿色电力产品，对绿色电力高出普通电力部分的价格给予电力公司一定的定价权，这部分的价格反映的是绿色电力的环境效益。

3.提供优质绿色服务。通过提供绿色服务，在增加绿色电力销售的同时，还可以引导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努力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改善生存环境。

4.注重宏观与微观政策的配套，加强政策的可操作性。微观政策作为宏观政策的必要补充，既保证了宏观政策的持续性、系统性和规范性，又增加了可操作性。应该既有宏观性的论述，又有与之结合的具体政策规定。

5.鼓励电网根据用户的需求以招标的方式选择绿色电力供应商，并制定相应的招标规则，以保证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用户获得最大效用。

6.综合采取强制性收费和补贴政策,对绿色电力产业进行调控。按照消费者使用的电量征收系统收益费形成可再生资源基金,对绿色电力的开发、使用、生产、建设进行补贴,鼓励人们致力于绿色能源的开发与使用。

7.根据绿色电力市场发展的情况，可逐步考虑建立绿色证书交易系统，以促进跨省区的绿色电力交易。

8.加大研究和开发投入力度，占领绿色电力技术的制高点。绿色电力的发展与R&D活动密切相关。成功的R&D活动不仅有助于降低成本，增强绿色电力市场竞争力，而且还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并创造出不菲的市场价值。

9.配合《可再生能源法》条款,制定和完具体的规定和措施,形成一套完整的可操作的政策体系,加强与之配套的政策体系的建设,出台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政策和措施。

10.不断缩小绿色电力差价。目前，风电投资成本高是制约绿色电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加快风电设备国产化生产的进展，降低单位发电投资。

11.加大对绿电行业的上游制造业的科研投入。通过技术创新降低各种设备的制造成本，进一步加快绿色发电设备的国产化，以降低绿电发电成本，提高绿电与常规电力的竞争力。

12.政府推动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建立绿色电力认购销售的长效机制，完善法制建设，强化技术支撑，加强政策引导。广泛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对绿色电力的认知度和参与度，营造全社会关心绿色电力发展的氛围，从而扩大绿色电力规模，形成绿色电力的良性循环。

13.拓宽绿色电力资金渠道。积极筹措资金，鼓励私人投资，建立绿色电力发展基金，用于中国绿色电力的投资或补贴，实施绿色电力建设项目招投标机制。

14.实施绿色电力配额。强调发展绿色电力人人有责，体现公平、合理负担的原则，通过全社会力量逐渐消化绿色电力差价，拓展绿色电力认购渠道。

15.降低绿电行业的进入门槛。继续通过减免进口关税、减免所得税、增殖税优惠、贴息贷款、财政补贴等多种办法，鼓励企业和个人向绿色电力产业的投资，降低进入绿电行业的门坎，鼓励潜在进入者的进入绿电行业，扩大绿电行业的市场容量，形成规模效应。

16.建立激励机制。将绿色电力的环境效益逐步转化为经济效益，出台配套政策；对认购绿色电力指标的单位和个人，在授予荣誉证书和发放绿色电力标识的基础上，实施其他的激励措施；通过建立“绿色电力证书”和“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制度”，促进绿色电力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第8篇：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范文

2015年，央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金融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实现新的突破。继续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完善金融调控机制。扎实做好存款保险制度出台的各项准备和组织实施工作。继续深化金融企业改革，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研究扩大中国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深化改革试点范围；落实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改革方案，加快形成与商业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良性发展的格局。稳步推进区域金融改革，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改革，稳妥推广成熟经验，稳步推进天津、广东、福建自贸园（港）区试点的相关工作。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防范和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未来，央行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和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的总体思路，更加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重要位置，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松紧适度，适时适度预调微调，为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促进经济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改革创新，寓改革于调控之中，把货币政策调控与深化改革紧密结合起来，更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针对金融深化和创新发展，进一步完善调控模式，疏通传导机制，着力解决突出问题，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一是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和改善宏观审慎管理，优化政策组合，保持适度流动性，实现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2015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预期增长12%左右。

二是盘活存量、优化增量，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三是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完善金融调控机制。

四是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切实发挥好金融市场在稳定经济增长、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深化改革开放和防范金融风险方面的作用。

第9篇：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范文

【关键词】宏观政策 结构 风险 预调微调

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整体呈放缓态势，季度GDP增速持续回落。由于去库存压力和企业利润下滑，工业增加值增速也下滑，与经济增速高度相关的工业增加值和全社会用电量增速也保持持续下滑趋势。从公布的二季度宏观经济数据来看，当季GDP增速因疲弱的外需和内外，延续了一季度以来的下滑走势，创下了三年来我国GDP季度增速最低值。上半年我国GDP增长7.8%，从对GDP 拉动看，上半年投资、消费、净出口对经济拉动分别为3.9、4.5、-0.6个百分点。

一、上半年宏观政策回顾

上半年，我国经济在宏观政策主动调整和国际经济形势环境的影响下，经济增速延续2011年以来的趋势。为保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我国政府通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降息等货币政策，加强市场流动性，促进投资、消费的增长，同时通过出台相关政策，如节能减排政策、扩大基础投资政策和放开民资进入垄断行业等，从不同程度推动经济的发展。具体措施有：

（一）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银行贷款利息，释放流动性

中央人民银行于2月份和5月份各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按当期月末存款余额粗略计算，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累计释放约8000亿元资金，扩大市场流动性。此外，央行于6月份和7月份，在时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两次下调银行贷款利息，表明政府对经济下行的担心，另一方面也表明当局对“稳增长”的决心，坚决贯彻落实国务院的“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位置”。

（二）出台节能补贴政策，促进绿色家电消费

5月份，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研究确定促进空调、平板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和热水器等节能家电产品消费的政策措施，推广期限暂定一年。会议决定安排财政363亿元补贴政策，包括推广符合节能标准的空调、电冰箱、洗衣机和节能灯等家电，以及支持推广部分节能汽车高效电机。此外，财政部日前宣布，今年中央财政将投入1700亿元推进节能减排，扩大节能环保产品消费和国内光伏发电规模化应用，尤其是要加快培育发展新能源汽车。

（三）加快项目审批速度，推进基础设施投资建设

政府决定加快重大项目的审批和启动，尤其加快铁路、节能环保、农村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教育、卫生、信息化等领域项目的前期工作进度。其中，优先推进“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实施，并且继续资金支持在建续建项目。5月份，国家发改委项目审批进度明显加快，仅5月前两周就审批225个项目，与4月份审批总量相当，审批项目达2200多亿元，大大推进了基础建设投资进程。

（四）打破行业垄断地位，鼓励支持发展民营经济

政府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铁路、市政、能源、电信等领域建设。政府将会进一步扩大营改增的试点范围以减轻服务行业税负，并对中小微企业进行减税；通过产业调整的指导作用，对重点支持行业进行信贷倾斜；打破行业垄断壁垒，引导和鼓励民营经济进入垄断行业。

二、上半年政策效果分析

各项相关政策的出台着眼于短期内稳定经济增长的目标与中长期结构调整的任务相结合，增强经济增长的长期稳定性。当前政策措施不仅有助于阻止当前国内经济持续下行的风险，更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增强经济内生动力等，以实现“稳中求进”的总体目标。

（一）短期效应而言，有效减缓了经济下行的冲击

在外需疲弱情形下，已出台政策重点在于鼓励投资和消费两大内需增长。特别是支持投资加快的有关政策，将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对于拉动社会需求增长起到积极作用。例如，加大对在建续建重大项目的资金支持，增加对保障性住房的信贷供给等，不仅有利于钢铁、建筑材料、水泥等产能过剩行业的“去库存化”，也有利于银行信贷需求增长，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发展。在提升消费方面，直接采用消费补贴政策，有利于在短期内增强居民消费预期和消费能力，对消费保持平稳增长将起到重要作用。相关政策的出台将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减轻我国经济下行风险，避免经济大幅回落。

（二）中长期来看，相关政策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

新出台政策不仅着眼于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坚持了结构调整的长期目标。投资方面，相关政策虽然鼓励加快投资和重大项目建设，但并非单纯扩大投资和产能规模。例如，发改委新核准的广西防城港、广东湛江、首钢迁钢三大钢铁项目，以压缩钢铁产能为前提，推进钢铁产业结构调整。消费方面，国家财政补贴的重点是节能环保领域产品，预计节能消费和新能源汽车将成为此轮扩内需和促消费的重点。产业方面，国务院最新通过的《“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以及新能源汽车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并提出了20项工程。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成为未来新一轮投资主题。因此，相关政策在发挥稳增长作用的同时，也为产业结构的优化起到了导向作用。